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五

译这显示出他们父子行为不合正道，是父亲在世时儿子代替父亲出仕的言辞；程子传注说：“古代授予官职，是根据人的才能和德行，所以士人没有世代承袭的官职。周朝衰微后，用人依据世袭，所以卿大夫的儿子代替父亲担任职务。仍叔接受使命前来聘问，却派他的儿子代替自己执行任务。”

译仍叔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何氏说：说“氏”是起于父亲，说“在”是起于儿子。我按：《诗·云汉》的序言提到仍叔，赞美宣王，那么仍叔是世袭的大夫就可以知道了。】这是讥讽世袭官职不是公正选拔。帝王不因为私人的偏爱而损害公正的选拔，所以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而不世代担任官职【《孟子》：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王制》：大夫不世袭爵位，任用依据德行，封爵依据功劳。】任用他不依据他的贤能，差遣他不依据他的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而被差遣【《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父亲老了，儿子代替从政。程子则说：父亲接受命令而让儿子代行。我按：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也不敢让儿子代替出使。】这就不是公正选拔，政事因此败坏了。上古时代，有从耕种田野、垂钓渭水被提拔担任辅相的【去声。《孟子》：伊尹在有莘之野耕种，辅佐商汤称王天下。《史记》：吕尚以渔钓的方式接近周西伯，西伯将要出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载着他一起回去，立他为师。】人们没有不认为合适的。伊陟效法先贤再次辅佐太戊【扶又反。《尚书·小序》：伊陟辅佐太戊。注：伊陟是伊尹的儿子。《微子之命》：效法贤人。蔡传认为他的后代子孙中有效法先圣王贤德的人。】丁公世代继承美德进入朝廷掌管兵权【《顾命》：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一百名虎贲武士迎接子钊。注：伋，是大公子丁公。《左传》：世代继承其美德。】不因为世袭的缘故而怀疑他们。崇伯鲧被杀，禹担任司空【《国语》：鲧是崇伯。《史记》：鲧治水九年而功效不成，舜巡视视察鲧治水没有成效，于是把他杀死在羽山，于是推举禹让他继续鲧的事业。《舜典》：伯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蔡仲担任卿士【《蔡仲之命》：周公位居冢宰，众叔父散布流言，把蔡叔囚禁在郭邻。蔡仲能够奉行纯一的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也不因为他们的父亲而废弃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掌握政权，把朝廷的官爵视为自己的私产，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施及到孩童，贤能的人退居到柴门【《左传》：襄公十年瑕禽说：我能没有柴门圭窦吗？】年老终身不被任用，公道不能施行，然后外患侵凌，国家倾覆，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春秋》记载武氏仍叔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武氏子，见隐公元年三年。】警戒后世君主顺从大臣的私意而任用他们弱小的子弟【杜氏说：本于父亲的字，是年幼弱小的说法。】占据公正选拔的职位。从而败坏扰乱他们的国家，想要让他们深深反省。【范氏说：君主在上昏暗懦弱，臣子在下苟且进用，大概是对两者都加以讥讽。家氏说：大臣沉溺宠幸固守职位，惟恐失去，想要趁自己还在世时看到子孙显贵。记载“仍叔之子”，讥讽他因为父亲而涉及儿子。去年宰纠出使有名，所以贬低他。现在“仍叔子”出使没有名，也是贬低他。尊贵的人以有名为贬低，年少且卑贱的人以没有名为贬低。桓公背负大恶，周王不能讨伐，因为一次出使不够，又再次出使。所以《春秋》对尊贵的人就记载名字，对卑贱的人就隐微不显，以深切表达其意。高氏说：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想要谋划联姻而诸侯不听从。桓公因为篡位而立，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要自己结交周王，所以借纪国的事为周王谋划。所以桓王三次派遣使者来聘问。《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示桓公借纪国的婚姻与周王结好，以掩盖大恶。说“派遣仍叔的儿子”，显示王纲不振，让大夫的儿子参与国事，不称“氏”，是因为世袭的权位不重于尹武。我按：汉朝以曹操的儿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魏国以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为中抚军副相国，于是转移了国运。宋朝任用王安石、蔡京父子，于是导致国家灭亡，这都是顺从大臣私意而任用他们子弟的祸患，能不畏惧吗？八年传下聘问弑逆之人而不加贬低的，既然在前面已经写了〇宰的名字，其余就没有责备的了，这是相同则重复记载的原则。】

安葬陈桓公【临川吴氏说：不记载月份，是史官遗漏了，大概是陈佗篡位而立却安葬了他。】○修筑祝丘的城墙【杜氏说：齐国和郑国将要袭击纪国，所以陆氏说：讥讽不合时宜，高氏说：根据文姜在祝丘宴请齐侯，那么祝丘是齐鲁两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袭击纪国，鲁公想要帮助纪国而畏惧齐国，所以不合时宜地修筑此城以作防备，王氏说：祝丘是鲁国的土地，汉代的即丘县，现在沂州临沂东南，与纪国相邻，我按：沂州现在属于益都路。】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从，读音如字。《公羊传》：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是什么意思？跟随周王是正当的。《谷梁传》：郑国是同姓的国家，在冀州，在这时不服从，成为天子的祸患了。程子传：周王夺取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朝见周王，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在繻葛交战，周王的军队大败。周王的军队对诸侯不记载“败”，诸侯不可以敌对周王。对外域不记载“战”，外域不能抗拒周王。这是常理。他们的敌对，他们的抗拒，是王道的丧失。】

按照《左传》，周王夺取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朝见，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在繻葛交战，周王的军队大败【祝聃射中周王的肩膀。】《春秋》记载周王，必定称天的，所彰显的是天命，所使用的是天讨。周王夺取郑伯的政权，而愤怒他不朝见，率领诸侯讨伐他，这不是天讨【《通防》：天子只讨伐不征伐，桓王讨伐郑国，不是天子的事，所以不说“讨”。】

译所以不称“天”【同上，锡桓公命、伐郑，以及〇葬成风，都是三纲由此衰灭的原因，所以只书“王”而已，这也不是真正的王了，如果不书写就无从体现，所以去掉“天”字以示贬斥，书写“王”只是保留名号罢了】。鄱阳万氏说：桓王讨伐郑国，不是天的讨伐；庄王赐给桓公命令，襄王〇葬成风，不是天的命令，所以都不书写“天”】。有人问：郑伯不来朝见，怎么能说是无罪呢？回答说：桓公弑君自立，宋督弑君掌权，这是天下的大恶，是人理所不容的，却派遣使者来聘问而没有人讨伐【前年宰纠来聘，今年仍叔之子来聘】。郑伯不来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孟子》说：一次不来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为什么要愤怒，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他呢【薛氏说：九伐的法度，没有天子亲自征伐诸侯的制度，天子亲自从事军事，是危险的做法，为什么不书写“王师”呢？因为王地位尊贵】。如果把这支军队用来讨伐宋国和鲁国，谁能说这不是天的讨伐呢【张氏说：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来，王室未曾兴兵讨伐诸侯，如今天子突然率领大军出发而诸侯跟随，如果天的讨伐加于宋督和鲁桓，那么所谓仁不凭借勇力，义不凭借强力，就真能大大使天下人心信服了。现在桓王因为小的忿怒剥夺郑伯的政事，又率领诸侯讨伐他，而那些巨大的奸恶、违背天常的乱臣贼子却屡次来聘问，他失去天下共主的道义，不是小过错，于是导致郑伯敢于抗拒，祝聃违逆节义，箭射中王身，而王的威灵至此穷尽了】。《春秋》是天子的事，阐述天理并适时施行。既然讥讽天王以端正根本了，三国用军队在防地讨伐，那么说跟随天王的人，又用来明确君臣的道义。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正道【啖氏说：不说“防”以及臣子跟随君主的言辞。孙氏说：不说“以蔡人、卫人、陈人伐郑”，是不让天子首开兵端。桓王亲自讨伐下国，是最大的恶，为什么不让他首开兵端？天子无敌，不是郑国可以对抗的，所以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天王讨伐郑国以尊崇他。陆氏说：陈陀杀太子而立王，不能讨伐，又允许他带兵，跟随天王失政，也可以知道了】。在繻葛交战而不书写“战”，王军大败而不书写“败”，又用来保存天下的防限【陈氏说：曾经交战了却不写“战”，曾经大败了却不写“败”，是避讳。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天王讨伐郑国，是尊崇王。《春秋》的法度，有天子在，那么诸侯称“人”。王亲自讨伐郑国，讨伐郑国而攻克，这是仲康的军队。《春秋》可以不作而交战。王军大败，所以讨伐郑国不服，而后王的命令不能行于天下。安定胡氏说：不书写“王师败绩于郑”，因为王者无敌于天下。书写“战”则王者可被敌对，书写“败”则诸侯得以抵御，所以说“伐”而不说“败”。茅戎书写“败”，是因为既不是声教所及，王者不讨伐。王师不是王亲自出兵讨伐，所以败了才书写】。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圣人把军政寄托于《春秋》而笔法如此，都是出自圣人的裁断，不是国史所能参与的【蜀杜氏说：苗民不服从舜的命令，禹出征讨伐，大概用兵的事，天子不亲自做，因为至尊不可屈辱。郑国虽然不来朝见，桓王以三国军队讨伐郑国，是失正的。永嘉吕氏说：王讨伐郑国而跟随的只有三国，为什么呢？蔡、卫、陈与郑国的仇怨很久了。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四年宋、陈、蔡、卫讨伐郑国，十年宋、卫进入郑国，又与蔡人讨伐楚国，而郑国又讨伐夺取三国军队。桓公二年陈与郑虽然在稷地会盟，蔡与郑虽然在邓地会盟，没有成功。卫国的嫌隙没有解除。王计划讨伐郑国，而三国跟随，是借公义来成全私忿罢了。我按传文说王以诸侯讨伐郑国，而经文书写三国跟随王，实际上是变文来彰显君臣的大分。然而成公十三年传文说：公及诸侯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在防地讨伐秦国，而经文不书写诸侯跟随刘子、成子，是因为王臣不是至尊相比，如同尹子、单子讨伐郑国，只以列国会盟为文。襄公十四年传文说：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讨伐秦国，而经文不书写大夫跟随晋侯，是因为诸侯没有王命，不应当擅自兴起列国的军队，大概齐桓、晋文的侵伐，只以列国会盟为文。文定认为桓王讨伐郑国不是天的讨伐，是端木澄源的意思。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远近无不统一于正道，不是说郑庄无罪，只是诸侯的罪恶有比郑庄更严重的，桓王舍弃大的而问小的，遵循私意而不出于公理，所以不能称为天的讨伐，而郑国也不服从。有人却说祭足率领军队夺取畿甸的麦禾，这是举兵侵犯王的疆界，王讨伐他是有不容已的。却不知道王偏向虢国，祭足夺取麦与禾，是隐公三年，过了三年郑伯朝见王，桓王不礼遇他。这是夺取麦禾的罪过固然应当问罪，但不应当等他朝见而不礼遇。又过两年，桓王于是以虢公忌父为卿士。这时郑公子忽在王所，郑伯以齐人朝见王。又过三年郑伯以虢国军队讨伐宋国，不仅郑国没有背叛王，也没有深深怨恨虢国。等到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蔿、防的田地，而给郑国人苏忿生的田地，于是郑国开始怨恨王。至此王又断绝他，而郑庄

译于是郑庄公不再朝见周天子。追溯其缘由，郑庄公虽然是小人中的豪杰，但如果周桓王处理得当，也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当初郑国窃取周王室的麦子与禾苗，当时没有讨伐，如今郑国不来朝见，难道不是桓王自身德行尚有缺失，却忍不住一时的愤怒，委屈万乘之尊，去冒犯积怨已久的强臣，这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吗？《春秋》深刻阐明其用意，从尊重君主开始。不称“天王”而称“王”，以端正根本；记载三国跟随，以彰显人臣服从君主的道义；战败不记载，以保全天子无敌的体面；记载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以人臣的身份导致天子亲自征伐，那么郑国的罪责也就无法掩盖了。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是《春秋》中独特的笔法，轻重的权衡，君臣的名分，无不充分显现，难道不是深切而显著吗？○刘氏说：《谷梁传》认为这是列举跟随者的措辞。为什么要列举跟随者的措辞呢？是为了替周天子隐瞒讨伐郑国之事吗？不是的。直接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文意通顺事理明白，又何必妄说这是列举跟随者的措辞呢？况且哪里看得出有隐瞒讨伐郑国之义呢？

译大雩【这是记载大雩的开始。《左传》说：“凡是祭祀，惊蛰时祭郊，龙星出现时祭雩，开始肃杀时祭尝，蛰虫闭藏时祭烝。”《公羊传》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因为说了雩，旱灾就显现了；说了旱灾，雩祭就不显现了。为什么史书要记载灾异呢？”《谷梁传》定公元年的传文说：“雩祭得到雨叫雩，得不到雨叫旱。雩，是每月雩祭的正统。秋天举行大雩，是不合正统的。冬天举行大雩，也是不合正统的。秋天大雩之所以不合正统，为什么呢？因为草木还没有枯萎，人力还没有用尽，不可以举行雩祭。每月雩祭之所以是正统，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节已穷尽，人力已用尽，然后才举行雩祭，这才是雩祭的正统。为什么说那时节穷尽、人力用尽呢？因为如果这个月不下雨就来不及了，这一年不收割就没有粮食吃了，这就叫时节穷尽、人力用尽。雩祭一定要等到时节穷尽、人力用尽才举行，为什么呢？雩祭，是为了旱灾而祈求。祈求，就是请求。古人重视请求，请求啊，请求于应上公。古时的神人有应上公，他通晓阴阳，国君亲自率领众大夫引导他来进行请求。那请求，不是可以委托别人去做的，必须亲自去做，所以重视它。”程子的传文说：“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允许鲁国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只能在境内的山川求雨。成王赐给鲁国，鲁公接受，都违背了正道。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之道衰微了。’大雩，是每年的常祭，不能都记载，所以因为它不合时令才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令地举行雩祭，记载它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祭和禘祭也是因为发生事情才记载】

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月令》说：仲夏之月，命令官吏为百姓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使用盛乐。注解说：雩，是呼号叹息求雨的祭祀。雩帝，在南郊旁边筑坛，祭祀五方上帝，配以先帝，从鼗、鞞到柷、敔都演奏，叫做盛乐。其他的雩祭只用歌舞而已。正统的雩祭在四月，因为五月不下雨，修习雩祭，所以记载在五月。程子说：古时一年之中，祭天很多，春天因为播种而祈求谷物，夏天因为害怕干旱而大雩。张氏说：建巳之月，常祭不记载，到了非常祀的月份，或者遇到干旱，就因旱而举行。《春秋》记载它，以显示灾异。临川吴氏说：鲁国的雩祭，僭越了天子的礼仪，特别记载为大雩，以表明它是天子祭祀上帝的雩祭，而不是诸侯祭祀山川的雩祭。左氏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过了时令就记载。龙星出现，是孟夏建巳之月，经文没有记载六月雩祭的，大概是因为合乎礼制就不记载。七月、八月、九月都是过了时令，所以记载。记载冬天，是建酉之月，谷物已经成熟，尤其是不合时令。鲁国有舞雩坛，大概是在坛上祭祀上帝，像郊祭一样，而在坛上使用盛乐歌舞，所以称这个坛为舞雩，而且日期也像郊祭一样使用辛日】诸侯只能在境内的山川求雨【山川百源，是能兴起云雨的地方。《月令》注解说：诸侯雩祭上公】鲁国是诸侯，却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如果全部写在简策上，就写不完【平声】，所以雩祭就因旱灾而记载，并且特别称为大【孙氏说：称为大，是厌恶它僭用天子的雩祭。不称为大，那么鲁国僭越天子的罪恶就无法显现了。家氏说：郊祭和禘祭也是僭越但不记载，大郊祭和大禘祭各只有一次。至于雩祭，则天子与诸侯的礼仪不同，所以记载大以斥责其僭越】郊祭和禘祭也因为发生事情而记载，其意义自然显现【音现】。记载郊祭，或者是因为渎卜，或者是因为牛灾，或者是因为过了时令；记载禘祭，或者是因为紊乱防制，或者是因为尊崇妾母，都是失礼之中，又失礼的行为】这些国史都不能参与【音预】，君子认为这是关乎性命的大义，是正确的【邵氏说：人们说《春秋》不是性命之书，这是不对的，等等，难道不是由性命而发言吗？所以说这是圣人尽性的书】诸侯不得祭祀天地，大夫不得祭祀山川，士和庶人不敢用他人的祖先祭祀于自己的寝宫，这是礼制【《曲礼》说：天子祭祀天地，祭祀四方，祭祀山川，祭祀五祀，每年遍祭；诸侯方祀，祭祀山川，祭祀五祀，每年遍祭。大夫祭祀五祀，每年遍祭。士祭祀其祖先。《王制》说：诸侯祭祀在其地内的名山大川】所以季氏到泰山去祭祀，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朱子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国内山川，只因为那些地方属于我，所以能祭祀它们。如果不属于我，气就不能与之交感，怎么能祭祀呢？程允夫问：孔子说‘八佾舞于庭’，到‘季氏旅泰山’，这五章都是圣人挽救即将灭绝的天理，所以他的哀痛与《春秋》的意图相同。回答说：是的。我按：鲁国是诸侯却祭祀天地及境外山川，就像季氏作为大夫却祭祀泰山一样】明白了《春秋》所记载郊祭、禘祭、大雩的意义，就知道圣人治国如同指掌般容易的说法了【朱子说：天地阴阳昼夜鬼神，只是一个理。如果明白了祭祀鬼神的道理，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超出这个的吗？我按：礼，是天理的节文。所以郊祭、禘祭、大雩，只有天子可以使用，而诸侯不能使用，这是因为天理本来如此。天下国家万物万事，没有不各有当然的法则的，幽明一理，显微无间。如果知道了圣人所记载郊祭、禘祭、大雩的意义，那么其他事物的道理，又有什么难知的呢

译啊？○刘氏说：《左传》记载“不合时宜”，这是不对的。龙星出现而举行祈雨祭，是常规之事。遇到干旱而举行祈雨祭，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事应当记载，记载是因为干旱而举行，不是因为过时举行。我按：经文中记载祈雨祭共二十一次，《左氏》在这年说“记载不合时宜”，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都说“干旱”。昭公二十五年两次祈雨，就说“干旱严重”，其余年份没有传文。开头说“不合时宜”，后面都说“干旱”，其意是用互文见义的方法，都是因干旱而都不合时宜。然而《春秋》记载祈雨祭，实际上是因为干旱而记载，并彰显其僭越。○刘氏说：解说的人都说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这是不对的。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庙之礼，天子派史角前往，后来在鲁国实际上开始形成墨翟的学说。临川吴氏说：刘氏的这种说法，大概是想要为成王解脱过失之举的指责，实际上并非如此，应当遵从程子的说法。所引用的惠公派宰让之事，现在记载在《外纪》中，其言论荒诞无稽。假如天子的礼仪，诸侯可以请求，那么春秋时强横僭越的国家凭借势力援引成例请求的就多了，为什么鲁惠公能请求而其他诸侯国不敢请求呢？陵阳李氏说：《外纪》所依据的，是姓氏类的杂书，其出处又在《戴记》之后，不足以作为证据】

译螽（《公羊传》记载这是灾异。《谷梁传》说是虫灾。杜预说：蚣蝑这类害虫成灾，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刘敞说：上文记载求雨，螽这种生物，通常因旱灾而生。程颐说：螽就是蝗虫。既遭旱灾又生蝗虫，饥荒就不必再记载了。朱熹说：螽是蝗虫一类，身体长而青色，长角，长腿，一生能产九十九个卵。我按：《春秋》记载螽灾共十次，桓公、僖公、文公、襄公时期各出现一次，只有宣公、哀公时期各出现三次。何休说：这是烦扰的感应。刘歆说：贪婪暴虐剥削百姓，就会发生螽灾）

○冬，州公前往曹国（《公羊传》《谷梁传》说：外国君主互相访问，不记载是因为没有经过我国。程颐传：州公曾经担任周王室的三公，所以称公，他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离开前往曹国，最终没有回国。杜预说：曹国在今济阴定陶县。张洽说：唐代为曹州，今兴仁府济阴县。我按：现在属于东昌路曹州定陶县）

按《左传》记载：淳于公前往曹国，揣度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最终没有回国（张洽说：州称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必定是京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县。《左传》却说淳于公，杜预注：城阳淳于县，是州国的都城。昭元年传说：筑淳于城，后来又说因为州公不回国，被杞国吞并，于是以淳于为都城，不知哪个说法正确）

天子的三公称公（如周公、召公之类）

周王后裔称公（如宋公之类）

州公，作为诸侯却称公，是因为从前毕高以父师的身份治理东土（《毕命》：命令毕公治理东郊，王说：唉，父师。注：毕公名高）

卫武公以列国国君的身份入朝担任周王室的宰相（《诗经·淇澳》小序：赞美武公的德行，等等，所以能入朝担任周王室的宰相）

大概与后世内外官员劳逸均等的用意相同（唐玄宗开元二年规定内外官使的出入常均，永远作为定式）

这就是他称公的原因。外国君主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将有后来的结果，所以先记录其起因（本，范氏注。临川吴氏说：这是国君失去国家的情况，与纪侯大去其国相同，只是州公离开国家有所去处，纪侯离开国家无所去处罢了。凡是国君前往他国都是朝见，大概是因为他的国家危亡，将要寄托于曹国，借朝见的礼节而行，实际上是出奔）

【乙桓王十亥四年】六年【齐僖公二十五年，晋小子三年，卫宣公十三年，蔡桓公九年，郑庄公三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一年，陈厉公跃元年，杞武公四十五年，宋庄公四年，秦宁公十年，楚武王三十五年】

春正月，寔来（寔，时力反。《公羊传》说：犹曰“是人来”，指的是州公。《谷梁传》说：是来，什么叫是来？指的是州公。程颐传：五年冬前往曹国，还算是君主，所以以诸侯的身份记载。现在不能回国，就是平民，所以称其名。来，来到鲁国。忽称郑忽，是明确其正统地位。寔不称州，是因为失去了国家）

按《左传》，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不再回国的意思（杜预说：不说州公，承接上文五年冬经文中“如曹”，中间没有别的事，省略文字从可知。说奔则来，是行朝见之礼；说朝则留而不归，所以说“寔来”。陈氏说：只说“州公来”，就会与祭伯混淆，所以记载为“州公如曹”，春正月“寔来”，这是不再回国的措辞）

“寔”是州公的名字（永嘉吕氏说：“寔”就是州公的名字）

《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称名，失去土地、灭掉同姓诸侯则称名。正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名正而天下就安定了。有人说：诸侯失去国家，然后寄托于其他诸侯，孟子认为这是合乎礼的（陈氏说：古代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大宰取走群庙的牌位跟随他寄托于其他诸侯，称为寓公。《郊特牲》：诸侯不把寓公当作臣下）

现在州公来朝见，要用诸侯的礼节接待他吗？那么《春秋》却记载他的名字；要用平民的卑贱对待他吗？孟子却说寄托国家是合乎礼的，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世道衰微，诸侯放纵，强欺凌弱，众暴虐寡，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治理。那些疆域狭小，迫于大国之间而失去国家的，是不幸，不是他们的罪过，那么用诸侯的礼节接待他们是合适的。

至于谭子在莒，〇子在黄，温子在卫，虽然失去国家出奔，但《春秋》不称其名，由此可见（见庄十年灭谭〇）

至于不能修明道德以端正国家，或者弃贤用佞（如曹阳用公孙彊，潞婴儿用酆舒之类）

或者骄奢淫逸（如邾益无道，蔡献舞止息嬀而不礼之类）

或者用兵暴乱（如胡豹尽俘楚邑之类）

自取灭亡，如蔡献舞，邾益，曹阳，州寔之徒（许斯，胡豹，顿牂，沈嘉，潞婴儿皆称名）

都是自取的结果。那么用对待初犯者的礼节对待他们（《公羊传》“贵者无后”，用对待初犯者的礼节对待他们）

就是礼的过错了。观察《春秋》称名与不称名，就知道如何处置寓公的礼节，以及如何劝诫强为善、自暴自弃的人了（家氏说：作为外诸侯入朝，充任王室的大臣，外侮侵凌，不能自存，应当请求于王，思考图存的计策，势穷理极，死是可以的。现在奔往曹国又来到鲁国，离开自己的封地，寄托身于诸侯之国，《春秋》书“公”，书“如曹”，书“寔来”，

译这都是用来责备州公的。○刘氏说：《公羊传》说“称‘寔来’，是轻慢他”。】不对，君子应当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别人即使无礼，我难道可以不行礼吗？○张氏说：“记载礼仪的人说：‘天子称’，不是其他伯父‘寔来’。《成二年传》说：‘巩伯寔来’，书写‘州公曰’：‘寔来’，是简略的写法】

译夏四月，鲁庄公在郕地防备纪侯。郕，公左作成。程子传：谋划应对齐国的祸难。杜氏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来谋划这件事。成，是鲁国的地方，在泰山钜平县东南。我按：现在属于济宁路钜野县。路氏说：这与二年记载纪侯来朝见、三年记载在郕地防备，用意相同。家氏说：前年齐国、郑国以偷袭的军队袭击纪国而没有成功，因此开启争端，并且将要大举发兵攻打纪国。纪国与鲁国和睦，跨越国境来谋划，庄公前往防备，这是道义上不能不做的，所以《春秋》不加讥讽。到了冬天又再来，那就不能没有讥讽了。高氏说：凭借纪国的微弱而抵御齐国的强大，长达十七年，这也是纪侯忧虑畏惧、咨询谋划的功效吧。

秋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公羊传》：检阅车兵和步兵。《谷梁传》：检阅兵车。在太平时期修习军事，不合正道。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崇尚武力，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左传》：北戎攻打齐国、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大败戎军，于是诸侯的大夫戍守齐国，齐人馈赠他们活牲口，让鲁国排在郑国后面。郑忽因为自己有功，感到愤怒。秋天举行大阅兵，检阅车马。程子传：治理国家的方法，武备不可废弃，必须在农闲时节讲习演练，这是保民安国的道理。无事而为之，是妄动。有警报而为之，如果平时不教导，怎么能保卫国家呢？盛夏举行大阅兵，妨碍百姓、伤害人民，是失政的严重表现，不记载“公”字，大概是担心郑国畏惧齐国，为国家讲习武备，不是庄公的私欲。

大阅兵就是检阅车马。范氏说：阅就是简练。杜氏说：简选操练。周代的制度，大司马在仲冬举行大阅兵，教导众人修习战法，唯独在三个季节详细记载的原因，是因为农闲的缘故。《周礼·大司马》规定：仲春教导振旅，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同战阵，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用来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仲夏教导茇舍，仲秋教导治兵，都如同振旅的阵势；仲冬教导大阅兵，前期群吏告诫众人修习战法。虞人清理将要田猎的原野作为标记，每百步设一个标记，设三个标记，又五十步设一个标记。田猎那天，司马在后方的标记中间树立旗帜，群吏用旗帜、鼓、铎、铙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天亮时放下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陈列车兵和步兵如同战阵，都坐下。群吏在阵前听誓，杀牲口在左右巡视阵前说：“不听从命令的斩首。”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振铎，群吏举起旗帜，车旗也都举起，击鼓行进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记就停止。击鼓三次振铎，群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又击鼓三次振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来，击鼓前进鸣镯，车马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记就停止。坐起如前，于是击鼓车马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记就停止。击鼓警戒三次，车马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退却鸣铙且后退，到达标记就停止。坐起如前。

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的。孙氏愚按：夏历的仲冬是建子之月，周历的八月是建未之月，盛夏烦热，是农民耘田除草的时候，却驱赶农田的百姓以检阅车马、搜求步兵为事，有人心的人岂会这样做呢？用鼓则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用旗则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用杀则周王下大绥，诸侯下小绥。其礼仪本来也不同。记载“大阅”是不合礼制的。孙氏说：大雩、大阅、大搜之类都讥讽其僭越天子。孔子修《春秋》不直接斥责，所以通过事情来体现意思。先王将军政寓于四时的田猎，训练民众抵御暴乱，这是防备预备。担心郑忽畏惧齐人，不趁着田猎而检阅兵车。范氏说：礼制趁着四时田猎来习用军事，是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的道理。现在不趁着田猎无事而修习。杜氏说：郑忽控诉齐国，鲁国人畏惧他，所以不合时宜地检阅车马。损害农业、丧失政事太严重了，怎么能保卫国家呢？《春秋》不仅因为不合时宜、不合礼制而记载，而是天未阴雨，剥取那桑树皮，修缮门窗的意思。何氏说：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每年检阅步兵叫做搜，每三年检阅车马叫做阅，每五年大检阅车马和步兵叫做大搜。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临川吴氏说：先王的时候，兵可以不用，但不忘记武备。四时的田猎，都在农闲时习武事。四时所教，其法都略，只有仲冬教大阅，其坐起进退击刺，真如战阵，是天子的礼仪，不是诸侯所能做的，因为僭越礼制，所以趁着失时而记载，以彰显其僭越。王氏说：僭越礼制妨碍百姓，所以圣人谨慎地记载了日期。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兵戎是外事，所以大阅以壬午治兵，以甲午为吉日。赞美宣王田猎而说吉日维戊，吉日庚午。陆氏说：《公羊传》大概是认为罕见才记载，按说因为非常所以记载，不是因为少。《谷梁传》大概是认为观看妇女，按经文没有异文，传文自己穿凿。刘氏说：所谓罕见，是说自从进入《春秋》以来现在才第一次阅兵吗？还是说桓公现在才第一次阅兵吗？文意不通，难以强行吻合。

蔡国人杀了陈佗。佗，大阿反。《公羊传》《谷梁传》：“陈佗是谁？是陈国的国君。为什么不记载在蔡地？”《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是蔡女所生。”所以

译蔡国人杀死了五父，并立他为君。程子传曰：“陈佗杀害太子免而窃取君位，不能保有国家，所以史书称他为‘陈佗’。陈佗是天下的大恶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蔡侯杀他，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但史书却称‘蔡人’，这与讨伐贼人的体例相同，表明讨伐贼人是众人的公义。”

译蔡人杀陈佗，是因为陈佗杀害太子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朱熹说：陈佗弑君的事不见于经文，是因为鲁国的史官没有记载罢了。）到了这时，虽然陈佗在位超过一年，但不能算是合法的君主，所以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来处置他。（啖助说：陈佗是逾年之君，不称“陈侯”，是因为以贼人的身份被诛杀。）《春秋》记载“蔡人”，是为了褒扬蔡国；记载“陈佗”，是为了褒扬陈国。褒扬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人；（张氏说：春秋初期，先王的恩泽尚未消失，人心中的正理仍然存在，所以蔡国人因为人心不承认陈佗为君而杀了他。）褒扬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承认陈佗为君；（《诗经·墓门》讽刺陈佗，诗中说：“那个人品行不良，国人皆知。”那么陈国人不承认陈佗为君就可想而知了。）知道他是贼人，所以称“人”，称“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陆氏说：臣子弑君，凡在官者杀之无赦。蔡国虽然是别国，但依义杀之，也是变通中的正道，所以记载为“蔡人”。）不承认他为君，所以称名，称名是应当讨伐的贼人；（临川吴氏说：陈国不能讨伐而蔡国能讨伐，所以将讨伐贼人的道义归于蔡国。篡弑的贼人，人人得而诛之。陈佗篡位，既然已经安葬了桓公，在位也已超过一年，然而篡贼不可称君，所以称名而不称爵。凡是篡贼而称君的，是因为本国的臣子和邻国的君臣都不能讨伐，从而让他成了君主。如果有一人能明辨讨贼的道义而杀了他，那么《春秋》就将讨贼的道义归于他了。卫国杀州吁、齐国杀无知、蔡国杀陈佗，就是这样的例子。家氏说：此前陈人为卫国讨伐州吁，现在蔡人为陈国杀陈佗，这是邻国之间的两次讨伐，是《春秋》所深深赞许的。治理邻国的贼人有褒奖，那么勾结邻国贼人的就在诛杀之列了。）鲁桓公弑君而郑伯与他结盟，宋督弑君而四国接受他的贿赂，那么就不认为他们是贼人了。齐国的商人弑君，等到他被杀时，称其爵位；蔡国的般弑父，等到他被杀时，称其爵位，这是齐国和蔡国的国人都认为他们是君主了。圣人在这里褒贬取舍，遏制横流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体现在行事上，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篡弑的贼人，对外各国都想要讨伐而不赦免，对内国人也不认为他是君主而不与他合作，谁还敢鼓励作恶呢？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先师说：王政不周密，天子不能讨伐贼人，而圣人阐明《春秋》的道义来讨伐，这难道不是天子的事吗？他如何讨伐呢？回答说：像杀贼一样记载“人”就是了。唉！讨伐贼人，是天子的职责。圣人不仅自己承担，而且寄托于人人，是僭越吗？是不得已吗？所以说：“了解我、怪罪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我按：弑君而被杀的人，有十三个，只有四个人以讨伐贼人的名义记载。州吁、无知，由卫人、齐人自行讨伐；陈佗、夏徵舒，等待蔡人、楚人讨伐。臣子不能讨伐其罪，是很明显的。晋惠公因为里克弑君而得到国家，卫献公因为宁喜弑君而恢复国家，利其所为，让他们重新担任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国杀大夫”的措辞。楚弃疾诱使公子比，为了做君的便利，让他承担大恶的名声，后来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这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公子相杀”的措辞。陈人虽然杀了宋万，但与贼人同党，等待宋人的贿赂后才杀他；齐国的庆封诱骗崔杼而致其死，都不是天讨，所以不以讨伐贼人记载。宋督死于南宫万之手，记载的话就是捍卫君难，所以不见于经文。齐国的商人、蔡国的般，既然被国人拥戴为君，历经多年，借盗贼蛮夷之手讨伐他们，《春秋》虽然想剥夺他们的爵位，把他们等同于贼人，也是做不到的了。○赵氏说：陈佗是杀太子的贼人，《公羊传》《谷梁传》不懂这个意思，胡乱说“在蔡国淫乱”、“在蔡国淫猎”，不合人情。）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左传》：“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接待他，用大牢之礼迎接，占卜土地背负他，士的妻子喂养他，桓公和文姜以及宗妇为他命名，向申繻询问名字，命名为同。”《公羊传》：“喜悦有正统继承人。”《程子传》：“记载‘公子同出生’，是圣人用来端正根本而防止僭越混乱的。公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在他刚出生时就记载，他的地位就已经确定了。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

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在简策上，是确立继承人的法则。（啖助说：君主的嫡子出生，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接待他，那么史官就记载他。赵氏说：礼仪完备于嫡子，是重视宗庙，记载他是为了彰显其正统，从而明确其非正统者。蜀地杜氏说：记载同的出生，是端正鲁国的传嗣而遏制篡逆。张氏说：大概嫡夫人的长子备用了太子之礼，所以史官记载在简策上。《春秋》在这里明确确立继承人的法则在于端正开始，明确名分，那么私爱就不能施行，宠妾孽子就不能干扰，所以能安定国家根本，消除混乱的根源。）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世袭，《春秋》兼有帝王之道，贤能可以禅让，就把天下看作公有的而不拘泥于世袭的礼仪；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看作私有的而不必遵循让国的道义。（《礼运》：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选拔贤能的人；大道隐退之后，天下是私有的，大人世袭作为礼仪。）这是万世的通行道理。推崇贤能的人，贵在得人；确立儿子的人，定在立嫡。传位给嫡子，是天下的普遍礼仪。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仪。（《曾子问》：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跟随摄政者，面向北站在西阶南边，大祝戴着禆冕，拿着束帛，从西阶登上，走完台阶但不升堂，命令母亲哭，祝声三次，报告说：“某的儿子出生，敢报告。”大宰命令祝史用名字遍告五祀山川。）安置遗腹，早晨穿着旧裘，而天下不乱，（《前贾谊传》孟康注：委裘像容衣，太子在丧期未坐朝事，穿着先帝的裘衣。）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而民心安定。

译《易经》说：“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尊卑，安定民众的心志。”经书中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确立继承人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出现庶子夺取嫡子正位的事情，其垂示训诫的意义非常重大。《通防》说：“嫡长子出生是重大事件。《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端正国家根本。晋献公杀了申生，立奚齐，导致国家混乱数代；汉高祖废黜赵王，却使国祚延续四百年，传世三十一代，其效果可见一斑。有人问：出姜的儿子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出生？回答说：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确立继承人的法则。《春秋》兼有帝王之道，有时以天下为公而传位给贤人，有时以世袭为礼而传位给儿子。传位给贤人贵在得到人才，所以季札让国导致国家混乱，孔子不予采纳；传位给儿子则确定于立嫡，所以文姜刚嫁入鲁国，《春秋》就记载了。按照《左传》所说，这就是太子的礼仪。记载在史册上，名分一旦确定，那么从出生到受誓成为世子，其器物采色的等级差别本来就很悬殊了，庶子夺取嫡子正位的事情，就无从产生，这就是《春秋》确立继承人的法则。文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子赤被杀，出姜回到齐国，他的出生没有见于经文，大概是孔子删削了。郑忽、卫蒯聩出奔，宋痤、晋申生被杀，王猛兄弟被刘单所杀，都是他们的君父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蒙受首恶的罪名，不也很可悲吗？”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杜氏说：“不称太子，是因为记载的是刚出生。”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受誓之后，才成为世子。《周礼·典命》说：“诸侯的世子向天子受誓。”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这是有感于隐公、桓公的祸患，所以用喜悦的语气记载，这不是太浅近了吗？《谷梁传》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如果圣人怀疑，谁还会不怀疑呢？《齐诗》说：‘展我甥兮。’‘展’是信的意思。诗人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孔子反而怀疑他的先君是齐侯的儿子呢？朱熹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桓公才和夫人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永嘉吕氏说：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这一条记载‘子同生’，解说者寻求其义理而不得。有人说惠公没有嫡子，于是开启了篡弑的祸端，所以用喜悦的语气记载；有人说庄公、文公、成公、襄公都是嫡嗣，这里单独记载是为了端正周公的后代，决断后世的疑惑；有人说这是为庄公去齐国纳币做铺垫。总之这些都不对。国家的主器，没有比嫡嗣更重要的了，嫡嗣不正，那么祸乱就会产生。所以古代嫡子出生，一定要用礼仪来宣告，以此来端正国家根本，维系人心期望，而断绝庶孽觊觎之心。如果国君受制于文姜，一定要娶齐国女子，以至于失时越礼，那么也可以由此来考察了。”

译冬天，纪侯来朝见。程子说：纪国畏惧齐国而来朝见，是为了寻求援助。不能向天子申诉，却就近前往诸侯那里，安抚辑睦其百姓，效死守国，而想要向鲁桓公求援，这难道是治国的正道吗？它不能保有国家，最终导致国家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左传》的说法，纪侯在郕地会盟，是咨询谋划应对齐国灾难的事宜。冬天来朝见，是请求天子之命，以便与齐国达成和解。鲁桓公告知他不能这样做。杜氏说：纪国微弱，不能自己通达于天子，想借由鲁桓公来请求天子之命，但鲁桓公在周天子那里没有宠信，所以告知他不能办到。

孟子说：观察近臣，要看他所辅佐的人；观察远臣，要看他所依附的人。朱子注：君子和小人各自跟随其同类，所以观察他所辅佐的人，以及他所依附的人，这个人的品行就可以知道了。所辅佐或依附的人，是成败的关键，荣辱的根本。

鲁昭公抛弃晋国，依附齐国，以至于客死他乡。昭公二十五年，昭公逃到齐国，齐国不能接纳他。二十八年，昭公前往晋国，晋国人说：“上天降祸于鲁国，国君淹留忧患在外，也不派一个使者屈驾来到寡人这里，却安心地待在甥舅之国。”三十二年，昭公死在干侯。

郑伯逃离齐国，依附楚国，最终以乞求结盟告终。僖公五年，在首止会盟，是为了保护周太子郑，谋划安定周王室。郑伯逃归，没有结盟。孔叔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亲近者，失去亲近者祸患必然到来，生病时乞求结盟，所防备的事情就多了。”八年，在洮地结盟，郑伯乞求结盟，表示臣服。

观察他们所依附的人，荣辱成败就显现出来了。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是人人共同厌恶的，任何人都可以讨伐他，而纪侯却依附他来求援，他能使国家安定吗？

那么为什么免于被贬斥呢？因为纪侯的志向不在于朝见鲁桓公。蜀杜氏说：桓公篡位，是王法所不容的，诸侯不能讨伐他反而朝见聘问，《春秋》不予认可，这是道义上不可以朝见桓公的。现在纪侯前来复朝，保留其正式的爵位，是因为他畏惧齐国的灾难，以及与他亲近的人谋划的缘故，所以宽恕了他。沙随程氏说：溺水的人临近死亡，哪有空闲去议论救援者的贤与不贤呢？我按：桓公篡位，得罪了君父兄长，惶恐不安不能自保，而结交大国以求自安，即位之初，就向郑国求盟，三年向齐国求婚，不久次于郑国之后而招致齐国的愤怒，于是非时大阅兵，以防备不测，这是他忧虑恐惧、信心收缩，确实系于齐人的喜怒之间，又怎么足以与他谋划纪国的灾难呢？《易经》说：比附于非人，不也是悲伤吗？说的就是纪侯。然而《春秋》之所以愤怒于纪侯却不贬斥他，就像有人在国门之外遇到强盗，如果有过错的人，急忙抓住他的衣襟而诉苦，来不及问这个人的善恶。纪国以微小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想向上告于天子则不能，想向下告于方伯连率则无非是齐国的盟友，所以他奔波朝见鲁国，在郕地会盟，也只是说纪国与鲁国，以及鲁国与齐国，都是比邻婚姻之国，或许可以借助他们的援助罢了。圣人大概是因此而宽恕他吧？比较事情来观察，纪国不能在政治上自强，苟且依人以求生存。鲁桓公不能忧虑别人的忧虑，急迫别人的急迫，坐受朝礼而没有人拯救。齐国以强大，肆意吞噬弱小，他们的罪过都不待贬斥而自然显现了。

【丙桓王十子五年】七年【齐僖公二十六年，晋小子四，卫宣公十四年，蔡桓公十年，郑庄公三十九年，曹桓公五十二年，陈厉公二年，杞武公四十六年，宋庄公五年，秦宁公十一年，楚武王三十六年】

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程子传：古代昆虫蛰伏后才用火田，清除茂密草木以追逐禽兽，不是竭尽山林而焚烧它。咸丘，地名。焚烧咸丘，如同尽焚其地，可见其范围之广。杜氏说：焚，是用火田猎。咸丘，鲁地。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高氏说：咸丘是鲁地靠近齐国的地方，所以孟子以咸丘蒙为齐东野人。我按：巨野今属济宁路。

咸丘，是地名。《易经》称“王用三驱”。程子传：“如同天子不合围，合三面而开一路，使之可以离去，不忍尽杀万物，是好生的仁德。”在礼制中，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王制》：“田猎不依礼，叫暴殄天物。”等等，“昆虫未蛰，不用火田。”注：“合围掩群是尽杀万物。”

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宿鸟。朱子注：“尽取万物，出其不意，圣人不这样做。”这都是爱护万物的意思。推此心以及于万物，至于鸟兽和草木都能顺从。《舜典》：“谁能使我上下草木鸟兽顺从。”《汤诰》：“草木繁盛顺从。”《伊训》：“鸟兽鱼鳖都顺从。”就没有淫猎的过错了。刘氏说：“焚烧咸丘，是淫猎的过错。古代诛杀不追逐奔逃者，追击不越过边界。”

记载“焚咸丘”，就是所谓的焚林而田猎。定元年魏献子在大陆田猎，放火焚烧。李氏瑾说：“火田只是焚烧一丛一聚，岂能焚烧一片沼泽？讥讽尽杀万物，所以记载它。”临川吴氏说：“周历二月，夏历十二月，昆虫未出，所以可以用火。这不是田猎的月份而用火田，又咸丘不是田猎之地，所以讥讽。”○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咸丘是邾娄的邑，其君主在那里，所以不系属国家。焚烧它是用火攻。按《公羊传》凡是内取邑不系属国家，都归于邾娄。如果真是火攻人君，应记载为‘伐

译咸丘被焚烧’。现在只说‘焚烧咸丘’而没有兵戈征战的意味，怎么知道不是用火来驱赶野兽以助狩猎呢？”谷梁传中不提及邾国的咸丘，是痛恨其使用火攻，这与公羊说的观点相近】

译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程子传：臣子弑杀君主，天理就灭绝了，这应当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然而天子屡次聘问他们，诸侯相继前来朝见，违背扰乱了天道，一年的功业无法完成，所以不记载秋、冬两季，与桓公四年相同。有人问：那么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为什么记载了秋、冬？回答说：桓公四年和这一年的记载已经明确了其中的义理。这三个国家的朝见，是另外确立的义理。杜氏说：谷国在南乡宜阳县北。张氏说：现在的襄阳府谷城县，邓国即现在的邓州，都距离鲁国极其遥远。我按：襄阳就是现在的襄阳路。范氏说：分别记载‘朝’，是同时来，但没有一起到达。】《春秋》的法则，诸侯不记载名字。【见《曲礼》】谷伯、邓侯为什么记载名字？齐桓公是天下的大恶人。逮捕他没有禁令，杀死他没有罪责。谷伯、邓侯跨越国境，相继前来朝见，就是大恶人的党羽，所以特别贬斥而记载他们的名字，与丧失土地、灭绝同姓的人相提并论。《春秋》对于朝见桓公的人，有的贬低爵位【桓公二年滕子】，有的记载名字【这一年谷伯、邓侯】，有的称‘人’【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以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拨乱反正的法度非常严厉。如果诛杀只限于本人，而结党的人没有罪责，那么人类不互相残杀沦为禽兽，也就相差无几了。【服虔说：谷、邓靠近楚国，不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来自我巩固，反而远道朝见弑君的贼人，所以贬低而记载他们的名字。孙氏说：桓公是大恶之人，诸侯都可以杀死他，两位君主反而拱手前来朝见，所以记载他们的名字。陈氏说：古代邻国世代互相朝见，鲁国在泰山之下，谷、邓在方城之外，两国君主的情谊不相及，却频繁朝见桓公，有朝见桓公的人，必定像谷、邓这样才记载名字，是记载其中罪过最严重的。张氏说：桓公是弑逆之人，而谷、邓远道前来朝见，所以特别记载这两国君主的名字，与背弃正道侍奉仇敌、灭绝同姓以断绝根本的罪行，没有区别。这一年不记载秋、冬，因为诸侯相继朝见桓公，违背扰乱天道，一年的功业无法完成，所以不具载四时。】四时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所以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记载首季。现在这里唯独缺了秋、冬，为什么呢？确立天道的原则叫做阴、阳，阳气居于春、夏，以养育为事务，用来生成万物。王者继承天意而成为天的儿子，就有赏赐。【《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在朝廷赏赐公卿大夫，命令宰相布施德政、调和政令，施行庆贺、施予恩惠，下及百姓，庆贺赏赐顺利施行，没有不恰当的。孟夏之月，天子施行赏赐，分封诸侯，庆贺赏赐顺利施行，无不欢欣喜悦。】阴气居于秋、冬，以肃杀为事务，用来成就万物。王者继承天意而成为天的儿子，就有刑罚。【《月令》：孟秋之月，天子命令将帅选拔士兵、磨砺兵器，责问诛杀暴虐傲慢的人，以表明好恶；命令有关官员修明法制，修缮监狱，禁止奸邪、谨慎对待罪过，务必捕捉执行、杀戮有罪之人，严厉断决刑罚。孟冬之月，考察结党营私的人，那么罪过就没有掩盖，功绩有不恰当的，必定执行其罪责，以穷究其情实。】赏赐用来劝勉善行，不是私下的给予，所以五等爵位、五种章服，称为天命；刑罚用来惩治恶行，不是私下的愤怒，所以五种刑罚、五种用法，称为天讨。古代在春、夏施行赏赐，在秋、冬施行刑罚，【《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说……】是效法天道。【周敦颐说：天用阳气生成万物，用阴气成就万物；生成是仁，成就是义。所以圣人在上位，用仁德养育万物，用义理端正万民。】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而天讨没有施加，这是只有阳而没有阴，一年的功业无法完成了。所以特别去掉秋、冬两季，以记录当时刑罚的缺失。唯独在桓公四年、七年缺载呢？为什么呢？按照周朝制度，大司马对于诸侯中有贼杀其亲人的，就纠正他；放逐弑杀其君主的，就残害他。桓公弑杀隐公而立，大司马九伐的法度虽然没有施行，还有期望。等到派冢宰下聘，恩礼施加于他，那么天下的期望就断绝了。所以桓公四年宰纠记载名字，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现天王不再能够施行刑罚。陈恒弑杀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因为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桓公弑杀隐公而立，虽然方伯、连帅环顾四周却没有忧虑，还有期望。等到谷、邓两国从远方前来朝见，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可以期望的人了。所以桓公七年谷伯、邓侯各记载他们的名字，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现诸侯不再能够修明他们的职责。那么通过行事来显现，不也是深切显著明白吗？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恐惧。”【《通鉴问》：桓公四年、七年因为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谷伯、邓侯来朝，所以不记载秋、冬。那么桓公二年滕子来朝，纪侯来朝；五年天王派仍叔之子来聘，以至六年、九年、十五年都有诸侯来朝，为什么记载秋、冬？回答说：桓公弑君而立，滕侯首先朝见，贬低爵位为子，不列入诸侯之列了。天王的刑罚是由此发出的，既然不能讨伐，又因为他即位而聘问，所以不记载秋、冬。弑君的贼人，人人都有权讨伐，难道天下之大，诸侯之众，没有能举起义旗的人吗？等到谷、邓无故，相继从远方前来朝见，然后才知道天下诸侯没有可以期望的，人欲横流，没有禁止的人了。所以不记载秋、冬。至于纪侯来朝，是为自己谋划国家事务罢了，不是为了桓公即位。天王派仍叔之子来聘，失刑的义理已经在前文确立了，这里又有别的……

译这是义理所在。大抵圣人笔端蕴含的造化之妙、神明之理深不可测，难道只拘泥于一种解释而已吗？○赵氏说：《左传》记载“谷侯、邓伯是被轻视而称名的”，这种说法不明确，所以不采纳《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观点。并说：“失国的君主假如真的逃奔到鲁国，而鲁公以朝见之礼接待他，就应当记载为‘谷伯、邓侯来奔’，某日朝见鲁公，不应该违背体例直呼其名而掩盖他们来奔的事实。”陈氏折衷说：“失地的君主不称为‘来朝’，如果有出奔的，如卫侯朔逃奔齐国、谭子逃奔莒国就是这样；如果有来奔的，如郕伯来奔、州公实来就是这样。”陈氏说：“查考《左传》没有记载失国的事迹，庄公十六年楚国才开始灭亡邓国。”○我按：有人因为缺少秋冬两季的记载而认为是史官遗漏了文字，然而昭公十年没有冬季记载却有月份而遗漏了季节，定公十四年没有冬季记载却有事件而遗漏了季节和月份，这可以说是遗漏文字。哪有桓公二年秋冬两季有事件记载，却两个季节都不书写首月的呢？况且《公羊传》桓公十七年遗漏夏季，但仍然书写了五月；庄公二十六年遗漏春季，但仍然在年份下书写了事件。只有成公十年遗漏冬季不书写事件，而《左传》《谷梁传》都书写了冬十月。如果说桓公四年、七年不是圣人删削的，不可能三部传都遗漏，大概是因为三部传的传授各自不同，而经文都删削了秋冬，必定有深意。程子的说法，大概符合圣人防范的深意】

译【鲁桓公六年】八年【齐僖公二十七年，晋侯缗元年，卫宣公十五年，蔡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四十年，曹桓公五十三年，陈厉公三年，杞武公四十七年，宋庄公六年，秦宁公十二年，楚武公三十七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公羊传》说：“烝，是冬季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过于频繁。频繁就会轻慢，轻慢就是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轻慢。”《程子传》说：“冬季烝祭并非过失，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五月又举行烝祭是极不合理的。”】

按照《周礼·大司马》的规定，烝祭在仲冬举行。【何氏说：“烝，是众多、盛大的样子。冬季万事完成，所进献的祭品众多，芬芳齐备，所以叫烝。”】现在鲁国在春季正月举行烝祭，为什么不同呢？《逸周书》中有《周月》篇来记载政令，其中说：“夏历顺应天道，是百代君王共同遵循的。至于商、周革命，改正历法，以示不相沿袭。但在敬授民时、巡狩、烝祭等方面，仍然沿用夏历。”【我按：文定公依据《逸周书》认为十一月冬至日短至极，周朝以子月为岁首，不改变月数。我私下考证，《逸周书》文体完全像《吕刑》，其中所说的“八枳”之类与古书大不相同，或许是后人假托之书。况且六经中只有《诗经》以寅月起算，那是民俗歌谣之词，所以随旧俗称呼。书中说“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二月，则是用亥月。孟冬烝祭，也未尝不是合乎礼制的。如果《汲冢纪年》用夏正，而说舜流放尧、文王杀王季，那就不可信了，大概是像刘歆伪造《鲁史》之类的事情。】那么，《周礼》中司马在仲冬教导大阅，献禽以享烝祭，【《周礼》注说：“献所猎获的禽兽以祭祀宗庙。”】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春季正月，可见《春秋》用周历记载鲁国事务。【赵氏说：“四时之祭都用夏时，顺应物宜。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时，本月以行四时之祭。这正月烝祭，就是夏历的仲冬。”】而《谷梁传》却说：“烝是冬季的事，在春季举行，是记载不合时宜。”因此认为在闭蛰之月举行烝祭才是对的。【杜氏说：“建亥之月，昆虫闭户，烝祭宗庙。”】这与周制不同。《春秋》并非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而是因为再次举行烝祭，显示轻慢而记载。【杜氏说：“这是夏历的仲冬，并非过失而记载，是因为下文五月又举行烝祭，显示轻慢。啖氏说：“这里记载是为了彰显下文，并非讥讽。”赵氏说：“《周礼》记载四时祭名，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诗经》说‘礿祠烝尝’，用于公先王。而《春秋》没有记载礿、祠，大概是因为《春秋》中两次记载烝，一次记载尝，两次记载禘，都是失礼，以及有变故才记载。至于祠、礿二祭没有其他变故，所以不记载。”我按：四时常祀，只有桓公的经文记载烝和尝，大概是因为再烝的轻慢，以及未遇灾变而尝的怠慢，都是失礼的重大者。况且冬季烝祭而在夏五月举行，秋季尝祭而在未月举行，或太过或不及，都是严重失时的，所以笔之于经以示贬斥。或许有人说是桓公有大恶，不可以祭祀先君，所以圣人因其失礼而特书，以加重其恶，这种说法过于穿凿。闵公、僖公的禘祭，文公的大祫祭，也可以说是有大恶而不可以祭祀先君吗？○赵氏说：“《谷梁传》说：‘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时。《公羊传》说：‘讥亟也。’经文因为五月又烝，所以记载此以明一岁再烝，若不记载，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刘氏说：“犹将书壬午，犹绎，不得不先书有事于大庙。”】

天王【周桓王】派家父来聘问。【程子说：“桓公弑君自立，未曾朝觐天王，不讨伐而屡次派使者聘问，失道之甚。”杜氏说：“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向下聘问弑逆之人而不加贬斥，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已经命名冢宰，其余就没有责任了。这是同则书重的意义。【《谷梁传》宣公二年：“志同则书重”；《公羊传》庄公四年：“择其重者而讥焉，其余从同”。】由此可见《春秋》任用宰相的专一，而对其要求完备。虞史认为人主和大臣为一体，《春秋》认为天王和宰相为一心。认为是一体，所以帝庸作歌说：“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臯陶赓歌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先言臣而后言君，臯陶先言君而后言臣，可见其君臣交相尊荣而互相责勉之意。】而垂、益等九官之人不参与。认为是一心，所以归赗仲子【隐公元年】、防葬成风【文公五年】，则宰咺书名于前，而王不称天于后。来聘桓公【桓公四年】、锡桓公命【庄公元年】，则宰纠书名以正其始，王不称天以正其终，而荣叔、家父等人不参与。所以人主的职责，在于论相而已。【《荀子·王霸篇》：“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人主之职也。”我按：家父乃周之世臣，《诗经》记载家父刺幽王之昏乱与尹氏之不平，而不惮激怒于君相，盖竭忠于王室者也。桓公的经文两次记载家父，也是家氏之子或孙。一次聘问所不当聘，一次请求所不当求，都徇于王命而依阿苟且以从于非义，其视《节南山》之诵，能无愧乎？比事以观，不待贬絶，而恶自见矣。】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公羊传》：讥讽

译急迫啊。《谷梁传》说：这是亵渎祭祀。表明内心不恭敬。程子传解释：正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如果不是在正当时节又再次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认为之前的烝祭不够完备，这种亵渎混乱的行为太过分了。

译《春秋》的文辞，有的是一句话包含多种意义，有的是两次记载而只表达一种贬斥。像“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这类【隐公七年】，是一句话包含多种意义；“春季正月己卯日行烝祭，夏季五月丁丑日又行烝祭”，是两次记载而只表达一种贬斥【临川吴氏说：建子之月已经行过烝祭了，建辰之月又再次行烝祭，在春季举行冬季的祭祀，不合时宜，不合礼制。宋氏说：“武氏子来求取助丧的财物”，一是责备天王求取助丧财物，二是责备鲁国不恭敬，一次贬斥而涉及两件事。这两次记载烝祭，是两件事而一次贬斥。我认为：僖公二年、三年记载冬季不下雨，春季不下雨，夏季不下雨，屡次记载而表达一种褒扬的意义，与此相同】

秋季攻打邾国【仪父陈氏说：只说“伐邾”，为什么？因为桓公的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都不称大夫。孙氏说：桓公是大恶诸侯，应当讨伐他而让他安守其位，反而用兵攻打别人的国家，所以直接称“伐邾”。高氏说：纪国、滕国、邓国、谷国、郕国、杞国，有的来朝见有的来会盟，邾国不修好旧日的友好关系，所以攻打它。说“伐”，必定有理由。邾国不能奉行理由来讨伐桓公，难怪反而被攻打】

冬季十月降下雪【“雨”读作“于付反”。《公羊传》说记载这是异常现象。为什么异常？因为不合时宜。杜氏说：如今八月记载合时宜，失掉了程子传所说建酉之月未降霜却下雪，记载为异常。王氏说：阴阳之气正当中而寒气先至，这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象征】

祭公前来，于是去纪国迎娶王后【“祭”读作“侧界反”。记载“遂”字始于此处。《公羊传》：祭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三公。大夫没有擅自行事的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成全我的使命。为什么成全我的使命？让我做媒人，如果可行就借此前往迎娶。女子在其本国称“女”，这里称“王后”，为什么？因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其辞令表示事情已成。《谷梁传》：“遂”是承接前事的辞令。说“遂逆王后”，是简略的说法。程子传：祭公受命迎娶王后而到鲁国，先行了私人的礼仪，所以记载“来”而将迎娶王后作为“遂”事，责备他不防备王命而轻视天下之母】

刘敞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使”？是不赞成天子派遣祭公。师傅之官，坐着讨论治国大道，责任重大。如今他来到鲁国，却是命令鲁侯处理婚姻之事。如果是这样，派大夫就可以了，何必派三公？责任重大，使命却轻贱，所以祭公借此义理得以专断命令而不回报，于是前往纪国。而天子以轻贱的使命为过错，祭公以擅自行动为罪责。这个说法是对的。制定礼仪的人，应当派卿前往迎娶，国君监督，这样才符合礼制【刘氏说：制定礼仪的人，天子应当派大夫命令鲁侯说：“我一人不能独自承担天地宗庙的事务，没有内主。我一人将在纪国姜氏中占卜，委托给伯父。伯父请以我恭敬地遵循先王的礼制。”鲁侯叩头回答说：“天子有命令，怎敢不恭敬。”使者用这些话回报天子。鲁国派大夫向纪国请求说：“天子派某人来命令我们寡君说：‘我一人不能独自承担天地宗庙的事务，没有内主。我一人将在纪国姜氏中占卜，派某人来告知主人，应当坚决推辞。坚决推辞而未获允许，主人说：‘某也坚决推辞而未获允许，怎敢不恭敬地遵循先公的遗女若干人，夫妇所生的女儿若干人。然后天子命令以吉日，派上大夫用王后的礼仪迎娶回去。’这难道是臣子应当在境外擅自做的事吗】如果派祭公命令鲁国主持婚姻之事，就会说：“不行，派卿前往而国君监督，怎么可以呢？”命令鲁国太轻贱，派卿前往国君监督则太重。官师从单靖公在齐国迎娶王后【襄公十五年杜氏说：官师刘夏不是卿。《礼记》说官师是中士下士】刘夏不是卿却记载，靖公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所以先儒认为派卿迎娶，国君监督是礼制【杜氏说：天子不亲自迎亲，派上卿迎娶而国君监督，是通例。有人说：天子必定亲自迎亲，可信吗？最高无上无敌于天下，即使是诸父兄弟没有不臣服的，到四方诸侯没有敢拥有其室的。如果委屈万乘之尊而远行亲自迎亲的礼仪，那还有什么无敌于天下的说法？有人说：王后是与天子共同侍奉天地宗庙，继承万世重任的人，其礼仪应当如何？派同姓诸侯主持辞令，命令卿前往迎娶，国君监督。父母之国，诸卿都送到京师，住宿停止，然后天子亲自迎亲以完成纳王后的礼仪吗？赵氏说：“遂逆”，是讥讽不亲自去。白于王孙氏说：桓王在纪国娶后，命令鲁国主持，所以祭公前来谋划迎娶王后的日期。日期既已谋划，就应当回报天子。天子命令迎娶，就迎娶，不可以专断。祭公不回报天子，专断在纪国迎娶王后，所以说“遂”。张氏说：天子虽然没有亲自迎亲的礼仪，但祭公在鲁国谋划，就应当回报天子，然后在宗庙派遣，以表明迎娶王后的重大。如今让鲁国做媒，而借此前往迎娶，轻慢亵渎王配，这样怎么显示正始的意义呢？所以记载“如同祭公的私行，而以迎娶王后为遂事”，以深深讥讽。陈氏说：记载“遂”始于此处，凡是“遂”都是讥讽，没有比迎娶王后更严重的。后妃是天下母亲的表率，而以“遂”专断，是祭公的罪过也是鲁国的罪过。宋氏说：万乘之君，派弑逆之人主持婚礼，可以吗？○我认为：僖公三十年传云：“大夫出使境外，有以两件事出使的，有以一件事出使而专断承接他事的，其记载都说‘遂’。”

译祭公从鲁国迎娶王后，这就是所说的因两件事而出行的情况。由此推论，祭公大概是接受了周王的命令，在鲁国谋划婚事，并前往纪国迎娶王后。迎娶王后是大事，怎敢没有周王的命令就擅自做主呢？只是天子的婚礼，应当派遣大夫去同姓诸侯国谋划婚事，等他们回报使命后，再派遣上卿前往迎娶，而由国君监督。所以周王派遣三公去谋划婚事，就认为派遣轻臣是过失；祭公不向周王回报使命，就直接去纪国迎娶王后，就认为以“遂”字记载的行为是罪过，从而互相指责。考察“遂”字有两个含义：《谷梁传》所说的继事，是指因两件事而出行；《公羊传》所说的生事，是指因一件事出行而擅自接着做另一件事。《春秋》记载“遂”字共十九次：像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也是因两件事而出行；公子结送陈国女子出嫁，接着与齐国、宋国结盟；季孙宿救援台地，接着攻入郓地，都是擅自接着做事的情况。如果成公因讨伐秦国而出行，却趁机前往京师，于是记载为“从京师接着防备讨伐秦国”，这是圣人尊崇君主、压制臣下的意图，使得看起来像是接着防备讨伐秦国罢了。考察这些事的是非得失，就清楚了。○赵氏说：《左传》说：“这是合乎礼的。”如果合乎礼，那么平常的事就不记载，说“来”说“遂”足以表明讥讽了。《谷梁传》说：“它不说‘使’，是不认为周王把宗庙的大事，立即委托给我们。”如果真的讥讽周王，说“使”不是更明显吗？现在不说“使”，就把罪责全归于祭公。

译【戊桓王十寅七年】九年【齐僖公二十八年，晋缗公二年，卫宣公十六年，蔡桓公十二年，郑庄公四十一年，曹桓公五十四年，陈厉公四年，杞靖公元年，宋庄公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王三十八年】春天，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公羊传》说：为什么称她为“纪季姜”？是从鲁国的角度而言，对于父母来说，即使女儿成为天子的王后，仍然称她为“我的季姜”。京师是什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意思？大。师是什么意思？众。天子的居所，一定要用“众大”来称呼。《谷梁传》说：替她主持婚礼的，就是归嫁的意思。《程子传》说：记载王室的事情，不能使用没有天王的月份，所以只记载季节罢了。有人说：假如正月发生日食，该怎么办？记载为“春日食”，那么其含义就尤其明白了。王后归嫁，天下应当有相应的礼仪，诸侯都没有到来，这是不能做天下母亲的表现，所以只记载“纪女归嫁”罢了。杜氏说：季姜是桓王的王后，“季”是她的字，姜是她的姓氏。】

前去迎娶时称她为王后，既然已经归嫁，为什么又记载为季姜？从迎娶者（天子）的角度而言，应当尊崇她的配偶地位，让她主持六宫的政令【《昏义》：天子立后，设立六宫】，使妃妾不得以上僭越，所以顺从天王的任命而称她为王后，向天下展示母亲的仪范【唐来济传：王者立后以继承宗庙，做天下的母亲；张氏说：季姜在纪国被称为王后，是因为王命确立了她，所以区别于列国，用以显示王命的重要，而在开始时就保存了母仪天下的体制】。从归嫁者（纪国）的角度而言，应当像弯曲的树木一样谦卑地对待下属【《诗·樛木》小序：樛木，后妃能恩及下属，言能恩及下属而没有嫉妒之心；注：树木向下弯曲叫樛，言后妃的心像树木向下弯曲一样】，使夫人、嫔妇都能进见侍奉君主【《周礼》九嫔：注：凡是群妃侍奉见面的法度，九嫔以下九九八十一人侍奉于王所，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轮遍】，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顺从父母所生的称呼而称她为季姜，用妇道来教化天下【《诗·葛覃》小序】。其言辞的抑扬、上下、进退、先后各有所宜而不相违背【刘氏说：迎娶也称王后，归嫁也称季姜，这是说礼制的上下取予、进退先后各有所宜而不相违背；公卿谋划，诸侯主持，占卜选择吉日，天子任命，这就是王后了；然而还没有见到宗庙，没有见到君子，没有见到群臣，就不敢居其位，其言辞顺从而听从，这正是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临川吴氏说：迎娶称王后，是就王朝而言；归嫁称季姜，是就纪国而言；陈氏说：诸侯迎娶称女，到了称夫人，是尊崇夫人；天子迎娶称后，归嫁称季姜，是尊崇王】。这都是正始之道，王化的基础【《诗·关雎》小序】，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京师，是众大的称呼【《诗·公刘》：京师之野；董氏说：所谓京师，起于此后世，因此把所都之地称为京师；高氏说：古代后夫人必定娶嫡女，所以天子向诸侯求后，诸侯回答说夫妇所生有几人，如果是姑姊妹则说先君遗留的女儿有几人，对于诸侯则说不丰厚的先君的嫡女，因此伯姬嫁给纪国则叔姬为妇，现在说季姜，那就不是嫡女了，不可以做天下的母亲，所以《春秋》严格其名。陈氏说：“后归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详细记载纪国的事。后妃母仪天下，作为天地社稷宗庙的主宰，不久宗国灭亡了，这是不可以不详细记载的。”通说王后归嫁京师，经过我国则记载，来告则记载。永嘉吕氏说：“经书记载迎娶王后的有两处，只有纪季姜记载归于京师，而刘夏迎娶不记载归。大概祭公迎娶以鲁国为主，所以记载归；刘夏迎娶因为经过鲁国而鲁国不为主，所以不记载归。”○孙氏说：“《左传》说：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那么刘夏迎娶王后而不记载，齐姜归于京师，为什么呢？”】

夏天四月。○秋天七月。○冬天，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射音亦。《左传》：曹太子来朝，用对待上卿的礼节接待他。《公羊传》：诸侯来叫朝，这是世子，为什么说朝？《春秋》有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的，那么不知道是在齐国还是在曹国？《谷梁传》：朝不称使，称使是不正常的。派世子承受诸侯的礼节来朝见，曹伯失去正道了。诸侯相见叫朝，用对待人父的道，对待人之子，在内就失去正道了。在内失去正道，曹伯失去正道，世子可以停止了。这就是违抗命令。《尸子》说：“已经多乎道。”程子说：“曹伯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派他的世子来朝见。《春秋》之时，君主有病而派世子外出，是采取危乱之道。”】

按《周官》典命，凡是诸侯的嫡子向天子宣誓而代理其君，则降低其君一等礼节；未宣誓，则用皮帛继子男【《周礼》注：誓犹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为之嗣，树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来朝，行国君之礼，

译是这样的。公的儿子如果身份相当于侯、伯，就手持圭；侯、伯的儿子如果身份相当于子、男，就手持璧；子、男的子孙以及尚未受命誓约的人，都排在小国国君之后，手持皮帛去朝见防同之会。蜀地杜氏说：这是诸侯朝见天子、参加防同之会时所行的礼仪。郑康成以此作为注解，大概没有明白《春秋》的微言大义。

世子本来就有外出参加防同、朝聘的礼仪，然而代替其君主、继承子男之位的人，是指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或有病的君主让世子代替自己处理事务以面见天子，这是为了急切地陈述职守。杨士勋说：世子代替其君主，是指防同之会急切地趋向王命。如今曹伯有病，虽然缺席了朝见鲁国，并不是急切的事情。薛氏说：代替君主朝见京师，是合乎礼的；朝见诸侯，是不合乎礼的。

诸侯在王事闲暇时，就互相朝见，这种礼仪本来没有固定的时间。《左传》说：成就十二世治理的原因，是诸侯在王事闲暇时就互相朝见。杜氏说：王事闲暇缺漏，就修习私下的友好关系。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而让世子代替呢？以上都依据刘氏《权衡》。临川吴氏说：大的朝觐、大的防同，诸侯都前往而已，只有生病才不得已而命令世子代替出行。如今曹国朝见鲁国，不是非常急迫的事务，也不是不可缺少的礼仪。

大的位置，是奸邪之人窥视的目标；危险的疾病，是邪僻之人伺机而动的时候。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君主生病而储君外出，会开启窥伺之心，这是危险的做法。在享礼时射姑叹息，《左传》说：在享礼中接待曹太子，初次进献时音乐奏响而叹息。施父说：曹太子大概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过了一个月而终生去世，他确实有病是明显的，却让世子前来，这是终生的过错。

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是违背命令了。说：孝子是用尽道义来侍奉父母的，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称为孝，又怎么能称为孝呢？《荀子》说：遵从道义而不遵从父亲。所以尸子（名佼，晋国人）说：如果停止于道义之上，范氏说：已，是停止的意思。停止曹伯让世子朝见的命令，那么曹伯就不会陷入不义的过失，世子就没有苟且顺从的罪责，鲁国就没有失去正道的讥讽。这三者都正当，就符合道义很多了。张氏说：《春秋》在桓公时期正以诛杀乱贼之事，期望诸侯。如今曹伯派遣世子，世子顺从父亲的命令，衡量于道义，没有一处是可以的。《春秋》之所以直书而深深贬斥，大概是因为经文中有所谓“从同”的例子，射姑的朝见，应当以滕子、谷绥、邓吾、离的例子来推演，就知道他们父子违背人伦，而且忘记了国家的大计。我按：滕、谷、邓、邾、牟、葛的朝见，桓公都加以贬斥，而射姑不加以贬斥，大概是因为世子不应当代替君主朝见诸侯，隐没其名则罪责不明显，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别立义。经文中记载世子朝见防同的有十二次：曹射姑来朝，鄫巫如晋，宋成同盟戚，齐先盟鸡泽防戚，防柤救陈，四伐郑，宋佐防申，就是这些。

夫世子，是秦地宗庙社稷的祭品，早晚侍奉君主的膳食，君主出行就留守，有留守就跟随代替君主在诸侯间行朝礼，以及和诸侯防同结盟、救伐，都不是世子所适宜的。宋成排在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排在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差不多没有失去位次了。齐光逐渐进升而排在薛伯、杞伯之上，那么他的僭越已经极点了。鄫巫仅次于鲁国大夫，那么屈辱尤其严重。比较事情考察，道义自然显现。

译【周桓王十八年】十年【齐僖公二十九年，晋缗公三年，卫宣公十七年，蔡桓公十三年，郑庄公四十二年，曹桓公五十五年去世，陈厉公五年，杞靖公二年，宋庄公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王三十九年】春季，周历正月。

桓公时期不书写“王”字【依据三年以后不记载“王”字的惯例】，如今又【扶又反】记载“王”字，为什么呢？十是满数【《左传》庄公十六年记载“使以十月入就盈数焉”，注解说“数满于十”】。天道运行，十年则一个周期也结束了【《通防》说甲乙纪历而数穷于十，《国语》说十年是数的终结，注解说“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始”】。人事变迁，十年则也有变化了【《通防》说礼称人从出生到老迈，十年而一变；《国语》记载人从三十而立到从心所欲，十年而一进；《左传》僖公十三年说“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襄公二十八年说“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所以《易经》称坚守正道的人，十年后必然回归【《屯卦》六二爻辞：“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传说“十年乃字，反常也”】。传论说远离邪恶的人，十年后必然被抛弃【《左传》昭公四年说“不十年侈，其恶不远；远恶而后弃”】。桓公到此时，这满数已经盈满，应当受到天人的诛讨了。十年记载“王”字，是记述常理【何氏说：“十年有王者，是数的终结。”刘氏说：“桓公篡位，天子没有讨伐，诸侯没有非议，所以在其罪恶极盛诡异之时记载‘王’字，好像是说给桓公听：您不能侍奉天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再不悔改，将不可救药了；您如果悔改，这正是时候。”】有学习《谷梁子》而没有得到其真传的人【《谷梁传》有“谷梁子曰”，则不是谷梁子自己写的】，看到二年记载“王”字，认为是正与夷之卒，这一年记载“王”字而曹伯恰好去世，于是附会增益，认为是正终生之卒，这是错误的【啖氏说：“三传原本都没有错误，后人不明白而用滥说附会其中。”】如果真的正诸侯之卒不因为篡弑【范氏说：“与夷被弑，恐怕正卒不明，所以再次明确。”】陈侯鲍在五年之正月，为什么不记载“王”字来正其卒呢【本孙氏总论赵氏说：“十一月郑伯卒，十三年卫侯晋卒，为什么不正他们呢？”】

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桓公也在位五十五年，世子射姑继位，这就是庄公】。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秋季，鲁桓公在桃丘与卫侯【宣公】约定会见，没有遇到【杜氏说：“桃丘，是卫地；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愚按：东阿现在属于东平路】。

“弗”是迁缓之词【《韵书》：“弗者，违也”】，厌恶【乌故反，下同】失信。卫侯起初约定与鲁桓公在桃丘会见【防者，外为主】，到了中途改变主意而跟随齐、郑【杜氏说：“卫侯与鲁公约定会见日期，中途背弃鲁公，转而与齐、郑交往，所以鲁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于是就有了郎地的战事。在郎地作战，直接记载说：“来盟于恶曹。”都剥夺了他们的爵位，那么桃丘没有相遇的事也就清楚了。大概是因为厌恶卫侯失信。桃丘，是卫地【赵氏说：“记载‘弗遇’，是显示诸侯失信。张氏说：“下文记载三国来战，卫也参与其中，那么背信在卫，只是没有告知鲁国，误了桓公到桃丘罢了。”愚按：这一年防桃丘弗遇，成十六年防沙随不见公，昭十三年同盟平丘，公不与盟，都不是鲁国的罪过，所以圣人都直书不讳。只有文十六年，季孙行父防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鲁国不应当以大夫防诸侯，然而齐侯责求贿赂，最终与仲遂在郪丘结盟，那么罪过在齐，又可见了○赵氏说：《谷梁传》说：“不遇者，志不相得。”按经文意思，只是讥讽其无信罢了，哪里论其相得不相得呢？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公不见要，不对。《公羊传》本来解释“遇”为一君出，一君要之，所以认为这是公要卫侯，推究其文而不可为说。要曰：“遇者，相遇云尔。”何用纷纷乎】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僖公】、卫侯【宣公】、郑伯【庄公】来在郎地作战【《左传》：“我有辞也。起初，北戎危害齐国，诸侯救援齐国，郑公子忽有功。齐人馈赠诸侯，让鲁国排在后面，鲁国以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郑人愤怒，向齐国请求军队，齐人用卫军协助，所以不称侵伐。”《公羊传》：“郎者何？吾近邑也。为什么不说是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谷梁传》：“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程子传：《左氏》记载其事说：我有辞也。我则有礼，彼悖道纵欲而以兴戎，所以特曰来战，以三国为主，甚其恶也】

春秋时期加兵于鲁国的很多，没有记载“来战”的，这里不称侵伐而用“来战”为文，为什么呢【常山刘氏说：“春秋之中，诸侯加兵于鲁者不为少矣，而未有书来战者，此不言侵伐而以来战为文，则彼曲我直，其义坦然”】。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前鼂错传云云】，圣人所重视的，诛暴禁乱，敌人加于己身，大概有不得已而应【去声】之者了，没有悖道纵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刘氏说：“战者仁人之所恶也，有不得已而应者矣，未甞有得已而先之者也”】。鲁桓公弑君自立，是天下大恶，人人之所得讨也，郑伯则首盟于越以定其位

译齐侯便与防在稷地会盟以助长其奸恶，竟然不能履行方伯的职责，驻扎军队在边境，声讨罪过进行征伐，伸张天下的大义。如今却只因为私人的愤恨和小的怨恨，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边境作战，这还能算是懂得事理轻重吗？这是《春秋》所必定诛讨而不加宽恕的。所以以三国为主角，记载他们来鲁国郎地作战。郑人主持军事而将齐国列在前面，就像卫国州吁主持军事而将宋国列在前面一样。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六

元代 汪克宽 撰

桓公下

【庚，桓王十年，辰，九年】十一年【齐僖公三十年，晋缗公四年，卫宣公十八年，蔡桓公十四年，郑庄公四十三年卒，曹庄公射姑元年，陈厉公六年，杞靖公三年，宋庄公九年，秦出公三年，楚武王四十年】春季，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盟会和会防都是君臣之间的礼仪，所以地位卑微者的盟会和会防不记载于《春秋》。凡是《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国君或尊贵的大夫参与其中【鹿上的盟会，三国都称“人”；齐的盟会，清丘的同盟，四国都称“人”；翟泉的盟会，七国都称“人”；蜀地的盟会，十一个国家都称“人”；澶渊的会防，十二个国家都称“人”。未必都是地位卑微者，如果都是地位卑微者，那么就不会记载于经文了】恶曹的盟会，就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既然不依正道兴师，为了郎地的战斗，又结怨固结党羽，为了恶曹的盟会。所以前面记载他们的爵位而用“来战”来彰显罪过，后面记载这次盟会而用剥夺爵位来表示贬斥【陈氏说：这是郎地诸侯的事，为什么战斗称“君”，盟会称“人”？凡是同一事件前后再次出现的，只是省略称呼为“人”罢了。郑国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齐国灭了鲁桓公母亲的家，卫国也拥立公子突以自立，他们无视周天子到了极点。自从有参与盟会以来，没有比恶曹更严重的了，所以省略称呼。我按：前面记载齐国人讨伐山戎，后面记载齐侯来进献戎服，就知道讨伐戎狄的是齐侯；上面记载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下面记载与楚国人盟会于蜀地，就知道在蜀地盟会的是楚国公子婴齐；十二月记载齐侯、卫侯、郑伯在郎地作战，正月记载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盟会。用比较事件的方法推求，就知道这三个国家被贬称为“人”是显而易见的】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即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左传》记载：起初，祭地的封人仲足受庄公宠信，庄公赐给他卿的职位，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了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了他】

郑庄公立志杀害他的弟弟，让他的嘴糊在四方，自以为保全国家的计策得逞了。然而他死后不久，正统的嫡子出逃，庶出的孽子夺取正位，公子们五次争位，战争不止【见《诗经·出其东门》小序，孔颖达认为这一年忽逃往卫国，突回到郑国，这是第一次争位；十五年突出逃到蔡国，忽又回来，这是第二次争位；十七年忽杀子亹自立，这是第三次争位；十八年齐国人杀了子亹，立子仪，这是第四次争位；庄公十四年传贬杀子仪，迎立厉公，这是第五次争位】忽、仪、亹、突之间，他们的祸患深重啊。祸乱初起时，源于一念之恶，后世则效法模仿。以至于兄弟相残，国内大乱，百姓想保全自己的家室，却不得不遭受酷害吗？有国家的人之所以必须遵循天理，而不可以用私欲去灭掉它。庄公的事，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了【高氏说：昭公不能善终在位，五代战争不止，从进入春秋时期考察庄公的心，预料到他积累错误，必定会有灾殃。陈氏说：春秋初期，罪过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间的祸患，也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这五个国家，可以作为不臣服者的警戒了】

秋季七月，〇郑庄公【高氏说：郑忽已经即位，没等五个月就〇他的父亲，这是产生祸乱的阶梯】九月，宋国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祭，音侧界。这是记载拘捕他的开始。《左传》：宋国的雍氏女子嫁给郑庄公，叫雍姞，生了厉公。雍氏宗族受宋庄公宠信，所以诱骗祭仲并拘捕他，说：“不立突，就死。”也拘捕了厉公并向他索取贿赂。祭仲与宋国人盟誓，把厉公送回去并拥立他。《公羊传》：祭仲是什么人？郑国的相国。《谷梁传》：宋人，就是宋公。为什么称“人”呢？是贬斥他。祭仲为君主赴难，是臣子的道义。现在拥立恶人而废黜正统，是厌恶祭仲】祭仲，是郑国的相国【去声】，被宋国人拘捕，让他废黜他的君主而立不正统的人，罪过明显了，为什么不称名？因为他是受命的大夫【陆氏说：各国的大夫，周天子赐给他们畿内的城邑作为称号，命令他们回国任职的，都书写族氏、书写字，等同于王室的大夫。郑国的祭仲、鲁国的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这样的】受命的大夫而称字，不是认为他贤德，而是尊重天子的命令，看重正卿，夸大祭仲的罪过，以深深责备他【通义：祭仲因为是受命的大夫而称字，是深深责备他。有人认为仲是名字，这是错误的。按郑国的诗讽刺庄公不听祭仲的劝谏，而它的词句说：“将仲子兮”，又说：“仲可怀也。”写这首诗的人，难道会斥责他们国家相国的名字吗？由此知道仲是字无疑了。陈氏说：祭仲因为是受命的大夫，专断废立君主，为什么不按通常称呼而不称名？春秋的褒贬，名号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就体现在措辞上。经文说：“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它的措辞很详细了】它的意思好像是说：以天子任命的大夫作为诸侯的相国，掌握政权的柄权，事务权重了，本来应该下庇护自身，而上使他的君主保全富贵尊荣的地位。现在竟然到了被拘捕而废黜他的君主，而立他不该立的人，不也太过分了吗？责任重大的人，责备就深，祭仲无处逃避他的罪过了。春秋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