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六

译恶不嫌同辞，突之书名，则本非有国，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则以世嫡之正，至于见逐，不能立乎其位，贵贱之分亡矣。凡此类抑其词，皆仲尼亲笔，非国史所能与，而先儒或以从赴告而书者，殊误矣。或曰：孔父贤而书名，则曰礼之大节也。今此则名其君于下，而字其臣于上，何以异乎？曰：春秋者，轻重之权衡也。变而不失其正之谓权，常而不过于中之谓正。宋殇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语其变。惟可与权者，其知之矣。

译突回到郑国。《谷梁传》说：这是贬低突。说“归”，是轻缓的措辞。程子传：突不称公子，是因为他不配拥有国家。

突不称公子，是断绝他（与正统的关系）。小白进入齐国，就称“齐小白”；突回到郑国，为什么不称“郑突”呢？因为把小白系属于齐国，是为了表明桓公适宜拥有齐国；不把突系属于郑国，是为了纠正厉公不应当被立为君。突不应当被立，为什么记载他“归”于郑国呢？《春秋》记载“归”有两个含义：一是轻缓的措辞（这一年突归，庄公二十四年赤归曹，僖公二十八年、三十年卫郑归，成公十六年曹伯归，昭公十三年楚比归）；二是顺应的措辞（僖公二十八年曹伯归，襄公二十六年卫侯归，昭公十三年蔡侯庐、陈侯吴归，哀公八年邾子益归）。记载“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艰难的措辞（桓公十五年许叔，庄公九年齐小白，襄公二十五年卫侯，昭公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二是逆乱的措辞（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庄公六年卫侯朔，哀公六年齐阳生）。突以庶子身份夺取正位，本来就是不顺的。然而在国内，权臣许他即位；在国外，大国为他提供援助；而世子忽的才能不足以稳固自己的地位，那么他的回归就没有困难。所以《谷梁传》说：“归”是轻缓的措辞。高邮孙氏说：“归”是轻缓的措辞，如果把“归”看作善行，那么郑突、楚比果真善吗？如果把“入”看作恶行，那么许叔称字果真恶吗？刘氏说：突在内依靠强臣的力量，赤在外借助戎狄的军队，以此夺取嫡长之位而祸害宗族，都有不仁之心、奸诈凶暴的才能，是《春秋》所厌恶的。如果只惩治突，那么祭仲的罪责就不明显；如果只惩治赤，那么戎狄的罪责就不显现。所以提起他们的上级而改变下级的称谓，他们的罪行一并施加，这是为了断绝祸乱的根源、禁止首恶。陈氏说：小白、阳生称齐，去疾、展舆称莒，都是争夺国家。突不系属于郑，赤不系属于曹，就是篡位的措辞。《通防或问》：祭足立厉公，尹氏立子朝，经文记载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祭仲书字，显示他任事责任重大；尹氏书世，显示他掌权时间长久。王与侯的儿子各不相同。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说“归”？是顺应祭仲。不对。如果祭仲所做的事，《春秋》视其为乱臣，怎么能顺应他呢？我按：《公羊传》认为“归”是出入都没有恶行，“入”是出入都有恶行；“复归”是出时无恶归时无恶，“复入”是出时无恶入时有恶。然而突归郑、赤归曹，不能说没有恶行；许叔入许、天王入成周，不能说出入都有恶行；郑忽、曹襄出时无恶。鱼石、栾盈出入都有恶行，那么这种说法就不通了。难易逆顺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郑忽出逃到卫国。这是记载“奔”的开始。《谷梁传》说世子忽，他的名字表示失去国家。程子传：忽以国氏为正统，不能保有他的位置，所以不称爵位。忽以国氏为正统，出奔而只称名，是因为他不能做君主。张氏说：忽不能保有他的位置，受制于权臣，他的即位和出奔都不由自己，所以不称爵位。赵氏说：郑忽、曹羁没有过一年就出奔，只书名不书爵，是因为不能继承先君。莒展虽然过了一年也不书爵，是因为他的罪过大。考察《诗经》，《有女同车》讽刺没有大国的援助；《山有扶苏》所赞美的并非真正美好；《萚兮》表现君弱臣强，不唱而和；《狡童》表现不能与贤臣谋划事务，权臣专断命令。用“狡童”来指称他的君主，圣人仍然收录这首诗，是为了表明忽的失国，也是他自己招致的，不完全是祭仲的罪过。有人说：诗人讽刺忽不娶齐女，以至于被驱逐，想要巩固他的位置，一定要等待大国的援助吗？回答说：这只是针对郑忽而言。像忽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大国的援助，就不能立足。刘氏说：假如忽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与贤者谋划事务，那么他本来就是个好人。宋国虽然无道，有什么可害怕的？祭仲虽然强大，有什么可担忧的？陈氏说：郑忽身为嫡长子，而废立由权臣决定，不能称为“子”了。所以记载“奔”从这里开始。州公去曹国，纪侯大大离开他的国家，还不能称为“奔”，一定要像忽这样才可以称为“奔”。至于志士仁人，卓然有自立能力的人，进退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郑国自五霸之后，日益被侵削，后来子产辅佐他，言辞犀利、坚持礼制，以应对晋楚，以至于毁坏诸侯的馆舍墙壁，面对晋楚的强大，最终没能使他们屈服，这也是等待大国的援助吗？那么祭仲受到胁迫，忽出奔，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春秋》的书法如此，是希望人自强于为善。我按：《春秋》之初，只有郑国最强，与齐国结为党羽，假借王命讨伐宋国，诈战而夺取三军，进入郕国，进入许国，战胜攻取。即使是天子之尊，率领诸侯的军队，到达城下，也丢弃铠甲、拖着兵器，

译不敢与敌对。而桓王且亲自把箭射在他的肩上。为何他去世不久，作为世袭嫡子的重任，却被邻国驱逐了呢？这就像齐桓公称霸，号令天下，几乎改变了世道，但灵柩尚在殡殓之中，四方邻国就谋划动摇他的国家。郑忽昏庸，狂妄固执，势力孤立，外援稀少，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权谋不足以驾驭臣下，威严不足以震慑邻国。这又哪里值得深加责备呢？○陆氏说：《公羊传》问郑忽为何称名？《春秋》中伯、子、男爵位是一样的，措辞没有贬低。查考前后的体例，伯、子、男都有特殊的称呼，并非完全一样。况且郑国是伯爵，如果称“子”又是为何？是关乎爵位吗？刘氏说：杜预说：郑国人轻视他，所以以名赴告。然而《春秋》的褒贬，孔子大概曾自谦说“丘有罪焉”，难道只是专门依据赴告来定论吗？

译鲁大夫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折”读作“设”，又音“舌”。】大夫参与诸侯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杜氏说：“柔是鲁国大夫，没有赐姓，这是通例。蔡叔是诸侯的兄弟，所以称字。”陈氏说：“柔是什么人？因为大夫参与诸侯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贬斥他。到了公子结就不再贬斥了。”永嘉吕氏说：“大夫与诸侯结盟，这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能自己显现出来。所以鲁国内部大夫率领军队，从无骇开始；鲁国内部大夫与诸侯结盟，从柔开始。从无骇率领军队之后，就有翚、公子庆父、公子友、公孙兹、公孙敖、公子遂、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更甚者，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位卿相都率领军队了。从柔参与结盟之后，就有公子结、公孙敖、季孙行父、公子遂、臧孙许、仲孙蔑、仲孙貜、仲孙何忌与诸侯结盟；更甚者，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两位卿与邾子在句绎结盟了。”家氏说：“大夫与诸侯结盟，强国这样做就是傲慢，弱国这样做就是僭越，末世的弊病，大夫因此与强国交往，用来胁迫控制他们的君主，这就是其开端。”我按：翚开始率领军队防备并讨伐郑国，不称公子，现在柔开始参与诸侯结盟，用谷梁子溺防备并讨伐卫国的例子来类比，又怎么知道这不是贬斥呢？礼乐征伐出自大夫，这难道不是世道变迁的大事吗？鲁桓公在夫钟与宋公相会。【“夫”音“扶”，《公羊传》中“钟”字作“童”。】杜氏说：“夫钟就是郕国。”【“郕”音“成”。】冬季十二月，鲁桓公在阚地与宋公相会。【“阚”音“口暂反”，杜氏说：阚是鲁国地，在东平须昌县东南。我按：现在东平路寿张县有古阚城。】臣与宋公在折地结盟，君与宋公在夫钟、在阚、在虚【“虚”音“去鱼反”】、在〇地相会，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言辞如此费事？回答说：“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而屡次结盟以助长混乱。【《诗经·小雅·巧言》说：‘君子屡次结盟，乱世用长。’】相会，是诸侯所不应该多次进行的，多次相会以加深猜疑，圣人都保留而不删削，以此来显示屡次结盟而最终背叛，多次相会而最终背离，这件事可以说非常显明了。所以《春秋》的志向，在于天下为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认为相会结盟是可以依赖的。【家氏说：‘两年之间，两次结盟四次相会，都是为了宋国的缘故，《春秋》一经记载盟会，没有像这样频繁的。’髙氏说：‘桓公舍弃宗庙社稷和人民而六次出访与宋公相会，大概是怨恨郑忽而想要安定郑突，所以不怕屈辱，极力为郑国请求。宋国也多次与桓公相会，都不是为了国家人民，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

【辛桓王二年己十年】十二年【齐僖公三十一年，晋缗公五年，卫宣公十九年卒，蔡桓公十五年，郑厉公突元年，曹荘公二年，陈厉公七年卒，杞靖公四年，宋荘公十年，秦出子四年，楚武王四十一年】春季，正月。○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公羊传》中杞公作纪，曲池作敺蛇。《左传》平定纪、莒。杜氏说：曲池，是鲁国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我按：现在属于东平路汶上县。程子说杞侯都应当作纪，隐公二年纪、莒在宻地结盟，当时纪国谋划应对齐国的危难，所以鲁桓公与纪、莒结盟，来援助他们罢了。】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燕”音“烟”，后同。杜氏说：燕人，是南燕的大夫。谷丘，是宋国地。张氏说：南燕是姞姓国，汉代属于束郡，现在滑州胙城县。谷丘在现在应天府谷熟县。我按：现在属于河南府路归徳府临川。吴氏说：《左传》认为鲁国想要平定宋郑，然而这次结盟必定是鲁宋燕三国另有其他事情相约定，不是为了郑国贿赂的事情结盟。因此通过结盟与宋公相见而为郑国致请罢了。】○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是厉公，在位七年，儿子完没有继承，弟弟林即位是为荘公。杜氏说：不书“○”，鲁国没有参加吊唁。】○鲁桓公在虚地与宋公相会。【“虚”音“去鱼反”，《公羊传》中作郯。】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与宋公相会。【《左传》：桓公想要平定宋郑，秋季，桓公与宋公在句渎之责结盟，宋国是否和好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地相会，冬季又在〇地相会。杜氏说：虚、〇都是宋国地。张氏说：宋国接纳突进入郑国，索取贿赂后才让他进入，等到突进入国家之后不能要求他偿还诺言，于是形成嫌隙。桓公想要平定宋国的急难，委屈自己往来宋地与之相会，不知道人心不亲近，不是屡次结盟多次相会所能挽回的，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讥讽他。髙氏说：可见宋国更加疏远桓公，而桓公强行跟随他不停止，只是自取其辱罢了。我按：桓公屡次到宋地，强行让宋公跟随而不停止，固然是一种屈辱，然而两次结盟四次相会都以防备宋国为借口，那么宋公有志于相会结盟了。大概宋国之所以防备鲁国，是为了向郑国索取贿赂，而鲁国之所以防备宋国，是为了替郑国免除贿赂，所以最终不能降心相从。鲁桓公怨恨郑忽在郎之战中的行为，庆幸郑荘公去世，想要与厉公交好，而用恩惠结交他。厉公篡夺忽的位子特别想要反对忽所做的，而寻求与鲁国交好作为援助罢了。】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左传》：宋公推辞平定，所以与郑伯在武父结盟。杜氏说：武父，是郑国地。陈留济阳县】

译东北有武父城。我按：现在属于济南路。张氏说：鲁桓公从〇地回来，就防备郑伯并谋划讨伐他。与人交往的道理，忠诚信实诚恳，发自内心就有不期望契合却自然契合的，没有这种心意那么他们的交往不过是因利益而结合，一旦争夺小利就互相看待忽然像仇敌一样。桓公被宋国背弃而与郑国结盟，他们的离合正是这样。《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用来显示王政不能施行，诸侯放纵肆意。鲁桓公、宋庄公、郑厉公都因篡夺君位而立，交往政治盟约防备纷纷离合，只看重利益，频繁结盟败坏信用，只是助长祸乱，这是王法必定诛讨的。襄陵许氏说：王者的踪迹已经熄灭，霸主的统绪尚未兴起，诸侯各自专断，没有听从命令的对象。看隐公十年见到兵革的混乱，桓公十一年、十二年见到盟约防备的混乱。霸主的统绪兴起而诸侯有所畏惧，不再有这种混乱了。所以君子不得已而与桓公、文公（合作）。永嘉吕氏说：郑突篡位而记载爵位，是因为他的大臣以他为君，他的国人以他为君，诸侯也与他防备结盟。《春秋》顺从而以他为君，是顺从实际情况。○丙戌日，卫侯晋去世【就是宣公，在位十九年，儿子朔继承，就是惠公。《谷梁传》再次称说：确定日期，是合乎义理的。陈氏说：再次记载日期，是因为卫侯晋去世】○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左传》：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交战。宋国没有信用。君子说：如果信用不能延续，结盟没有益处。《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增长，是没有信用。《公羊传》：交战不记载讨伐，这里记载讨伐？什么？嫌与郑国人交战。为什么不记载军队大败？国内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是大败了】

译既然记载了讨伐宋国，又记载了在宋国作战，这是因为宋国向郑国勒索贿赂而不知满足【杜氏说：宋国因为拥立了厉公，向郑国大量勒索贿赂，郑国人无法忍受】，并且多次与鲁国结盟却没有信用，这都是宋国的过错。两国声讨宋国的罪状以进行征讨，所以记载为“伐”。宋人的罪过，本来是可以讨伐的。然而，接受贿赂以拥立公子督的，是鲁桓公；资助其力量以篡夺国家的，是郑突【王氏笺义：桓公弑杀隐公，冯弑杀殇公，郑突篡夺忽位，桓公接受宋国的贿赂，宋国向郑国勒索贿赂，这些恶行相同而罪责相当】。没有这些过错在自己身上，然后才可以指责别人。《春秋》的原则，是用贤能治理不肖之人，不用混乱去替代混乱【《谷梁传》昭公四年：《春秋》的原则，是用尊贵治理卑贱，用贤能治理不肖之人，不用混乱去治理混乱】。所以又记载为“战于宋”。主动来战，罪责在对方，就像“战于郎”那样；前往作战，罪责在己方，就像“战于宋”那样【孙氏说：这是鲁公和郑伯讨伐宋国，不称“公”，是避讳。地点说宋，那么宋国参与作战可知，不写“公及郑伯伐宋”，所以以鲁郑自己作战来行文。高氏说：国内隐去公而称“及郑”，不称爵位而称“师”，是均分罪责。陈氏说：前面称公，后面称及；前面称郑伯，后面称师，是省略。当时想要平息宋郑的争端，一年之间，在折、夫钟、阚、谷丘、虚、〇等地会盟，但宋国拒绝讲和，于是舍弃宋国而联合郑军讨伐宋国，发生战斗。作战不称“伐”，如果不参与作战则称“伐”，如僖公十八年宋、曹、卫、邾讨伐齐国而宋国与齐国在甗地作战那样。从未有不参与作战却也称“伐”的，那是严重讨伐。说“战于宋”，是轻视宋国的罪过。张氏说：兵法说：因小故争执，不忍愤怒，叫做愤兵。愤兵必败，鲁桓公和郑突这次战役就是这样。临川吴氏说：宋庄公贪图郑国贿赂太多而不答应鲁桓公的请求，郑突于是忘记宋国拥立自己的恩情，与鲁国结党进行讨伐作战。鲁桓公抛弃多次会盟结好的情谊，竟然与旧怨的郑国兴兵去仇视旧好的宋国，交道的反复无常，在普通人尚且不可，何况国君呢？我按：桓公平息宋郑争端不成而至于讨伐作战，宣公平息郯莒争端不成而至于讨伐夺取，都是不能反省自身而寻求根本。○啖氏说：《谷梁传》说：不说与郑国作战，是耻于不和。不知道省文的意义，所以这样说。按此后鲁国常与郑国和好，《公羊传》的意义是对的。刘氏说：《公羊传》说：国内不说作战，说作战就是失败了。不对。如果说国内不说失败，说作战就是失败了，可以】

【壬桓王二午十一年】十三年【齐僖公三十二年，晋缗公六年，卫惠公朔元年，蔡桓公十六年，郑厉公二年，曹庄公三年，陈庄公林元年，杞靖公五年，宋庄公十一年，秦出子五年，楚武王四十二年】春，二月，鲁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谷梁传》：说“及”，是由内方发起的；说“战”，是由外方而言的。作战称人，败绩称师，重视众军。不记载地点在纪。】《左传》：大崩溃叫做败绩。杜氏说：军队溃败，如同河岸崩塌山岳倾覆，毁坏其功绩】

左氏认为郑国与宋国作战【《左传》：宋国向郑国大量勒索贿赂，郑国无法承受命令，所以纪、鲁以及齐国与宋、卫、燕作战】，公羊认为宋国与鲁国作战【《公羊传》：不记载地点是因为靠近，靠近就像包围一样。何氏说：鲁国亲自作战，龙门兵攻城池】，谷梁认为纪国与齐国作战。赵匡考证依据经文，国内军队则以纪国为主而排在郑国之前，国外军队则以齐国为主而排在宋国之前，唯独采纳谷梁的说法【赵氏说：依据经文，国内军队以纪国为主，国外军队以齐国为主，如果实际上是宋郑作战，为什么以齐纪为主呢？大概是齐国率领三国军队讨伐纪国想要灭掉它，鲁公和郑国救援纪国而获胜。不然的话，纪国害怕灭亡还来不及，怎么敢主导军队而帮助郑国呢】。大概齐纪是世仇【《公羊传》庄公四年：齐哀公在周享祭，纪侯在襄公面前进谗言，已经九世了】。齐人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郑救援纪国而与齐国作战【临川吴氏说：从前郑庄公帮助齐国谋划对付纪国，鲁桓公多次为郑国会盟，宋国接着又同郑国讨伐宋国，郑厉公感激鲁国，所以帮助鲁国救援纪国而改变其父辈的做法】。作战而不记载地点在纪国，不然的话，纪国害怕灭亡还来不及，怎么敢带兵越国帮助鲁郑以增加怨恨呢？齐国无道，恃强凌弱，这以纪国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对方无道，加兵于己，必有引咎责躬之事，礼义辨喻之文，犹不得免焉，则亦固其封〇，效死以守【本《孟子》】，上诉诸天子，下告诸方伯连率与邻国之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愤然与战，岂已乱之道乎？力同度【待洛反】德，动则相【去声】时【《左传》隐公十一年：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小国仇视大国而侥幸获胜，是祸患的开始。息国讨伐郑国而灭亡【同上：息侯讨伐郑国，郑伯与他在边境作战，息师大败而还。君子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了。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郑国战胜蔡国而恐惧【《襄公》八年：郑子国、子耳侵犯蔡国，俘获蔡公子爕，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不顺从，说：小国没有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蔡国大败【必迈反】楚国而灭亡【《定公》四年：蔡侯、吴子、唐侯讨伐楚国，在柏举作战，楚师大败。《哀公》元年：楚子包围蔡国，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现在纪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征词，轻

译与齐国交战而为之援助的，是弑君篡国的贼人。不能保全其国家，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春秋》以纪国为主，省略了“德相时自治”的意思。【永嘉吕氏说：纪国作为一个即将灭亡的国家却获得了战胜的功劳，这是可喜的。齐国凭借大国的威势而怀有必定报复的怨恨，这是非常可惧的。桓公为纪国谋划，既没有保全纪国的办法，却只挟持郑国去作战，侥幸战胜了齐国，他们就会认为可以稳固纪国了，却不知道促使纪国灭亡的正是这一战役。等到纪国害怕灭亡都来不及，然后举行黄地的盟会，谋求安定纪国，也太晚了。○赵氏说：《左传》说：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而且索取贿赂是小事，只应当两国自行不和，没有理由让诸侯为此作战。《公羊传》说：为什么把日期写在后面？是依靠外力啊，得到了纪侯、郑伯然后才能确定日期。按先有防地而后有日期，完成了防地的约定而后作战，依靠外力有什么道理呢？又说：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靠近啊。大概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纪国的都城，没有其他含义。刘氏说：《左传》所说的不记载作战地点是因为后来才发生。如果是宋国和郑国互相怨恨导致这场战争，郑国应当排在纪国之上，宋国应当排在齐国之上，为什么反而颠倒了呢？鲁公虽然没有赶上防地的盟会日期，但赶上了作战的日期，自然应当举出作战地点，为什么反而隐去作战地点呢？《公羊传》说：因为靠近所以不记载地点，那么郎之战难道不是因为靠近吗，却说郎还可以记载地点，这不是欺骗吗】

译三月，卫宣公。

这是从内部记载的。既然已经与卫国人交战，为什么还称他为“宣公”呢？因为怨恨不能抛弃道义，愤怒不能废除礼制。由此可知古人把礼制看得很重。按照礼制，国君在殡期间，孤子不应处理外事。卫宣公尚未下葬，朔就出兵作战，这已经是失礼了，又不称他为“子”，而是以吉服从事军事行动，他的罪恶就太大了。凡是这类情况，都据事直书，年月都记录在案，罪恶自然显现。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鲁公与郑伯在曹地会盟。

无冰。

查考《豳风·七月》，这是周公陈述王业之事的诗，其中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周官》中凌人的职责是在夏天分发冰块。冰的储藏，是在阴寒凝结之时取冰；冰的取出，是在宾客饮食、祭祀之时使用。储藏周全，使用普遍，这也是调节阴阳天地之事。如今在仲冬之月，温暖而没有冰，这是政治纵弛、善恶不明所导致的。所以记录在策简上。春秋所载，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而笔法如此，其对四时寒暑变化的观察，真是详细啊。

译未能及时，因此四季没有差错，阳气潜伏、阴气寒冷，风疾雨急，所以储藏冰块和取出冰块，是调和阴阳的一件事情。《春秋》的记载中，没有冰块就不举行狝祭，这是为了记录常年温暖的异常现象，同时也表明防备暑热却没有相应的准备。有人问，既然开冰时记载“无冰”，难道会在建寅之月（正月）就开冰吗？《春秋》所记载的螽斯、蝝虫、李梅结果、降霜等事，都是根据眼前的灾异来记录的，难道一定要等到开冰之后才记载“无冰”吗？又有人援引“大无麦禾”的例子，说年终统计后才记载“大无麦禾”，就像开冰后才记载“无冰”一样。他们不知道，“大无麦禾”与记载“大有年”属于同一类，是说年终统计后才知道的，开冰这件事，也可以与年终统计的事相提并论吗？我按：这一年正月记载“无冰”，成公元年二月记载“无冰”，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无冰”，由此可知是因为阳气旺盛、气候温暖而随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因为开冰才知道无冰，那就应该常在二月而不在正月了。如果说有时是藏冰时没有冰而记载“无冰”，有时是开冰时没有冰而记载“无冰”，那记录事情岂不是很错乱吗？

译夏五，这是传抄存疑的情况。遇到存疑而不随意增补，体现了圣人的谨慎。所以孔子自己说：“我还能够见到史官对于缺失的文字予以保留。”他对别人说：“多听，对存疑的地方保留，谨慎地谈论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过错。”然而世上有人凭私意改易古书的，何不以此为鉴呢？那么《春秋》为什么说它是“作”呢？回答说：它的义理则出自圣人的内心，或笔或削，彰显圣人的大用。它的事迹则依据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的情况。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来结盟称“使”，说明是事先约定好的盟约。不称“使”，像楚国的屈完、齐国的高子那样，则权柄在二人手中，盟与不盟，只是尚未确定。诸侯的兄弟，惯例以字相称，而这里称名，是责备他有受宠爱的私情，不符合友爱兄弟的道义。

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门观发生火灾，如果是新建的则记载。御廪是储藏祭祀用的谷物的地方。它一定是新建的，为什么不记载？营造宫室以宗庙为先，这是重视根本。御廪发生火灾如果是新建的就不记载，这是常事。把它当作常事而不记载，垂示教化的意味深远。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然后才知道治理国家的急务，施政的先后次序，即使勤于工程建筑而百姓不怨恨劳苦，与胡乱兴修土木，耗尽民力来奉养自己的人不同了。

乙亥举行尝祭。尝祭是时节的常事，那么为什么记载呢？是为了记下不合时宜与不恭敬。《春秋》记事使用周历，而在八月举行尝祭，就是不合时宜。御廪在壬申日发生火灾，而在乙亥日举行尝祭，这是没有重新占卜而供奉尚未更换的受灾后的谷物，就是不恭敬。礼以时为大，施行于事务上就不合时宜；礼以敬为本，发自内心就不恭敬。所以记载。

译“尝”是秋季的祭祀。周历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不在应祭的时节举行尝祭，以及在遭遇灾祸之后举行尝祭，都是极其不恭敬的行为。张氏说：发生了御廪火灾的变故，应当以先王端正自身事务的诚心来应对，必定要在遭遇灾祸时心存畏惧，不可以匆忙在祖庙举行祭祀。况且周历的八月并非按时祭祀的时节，为什么在短短四天之内，就匆忙举行尝祭呢？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责备其草率简略，供奉宗庙既不真诚又不恭敬。王氏说：秋季尝祭的意义在于万物成熟而进献新谷，夏历六月时万物尚未成熟，不可以举行尝祭。《周官》规定按时祭祀，要提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吉日并宣告警戒。现在壬申日与乙亥日相距只有四天，既不占卜也不警戒，不仅没有对天象变异保持警惕，而且亵渎轻慢祖先也是显而易见的。圣人明确记载这两个日期，难道没有深意吗？赵氏说：《左传》说：记载此事是因为没有妨害祭祀。我认为八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又是在灾祸之后祭祀，这是讥讽不恭敬，并不是因为不妨害祭祀才记载的。《公羊传》说：不如不举行尝祭罢了。我认为遭遇灾祸应当警戒恐惧，整顿修饬并重新占卜，怎么能因此就废缺对先君的祭祀呢？又说：《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重大的祭祀，郊祭、社祭、禘祭、尝祭就是这些。我认为郊祭和禘祭是天子的礼仪；社祭和尝祭是诸侯本来就有的。撰写礼书的人看到《春秋》记载了尝祭和社祭，认为郊祭、禘祭与之相同，于是胡乱议论罢了。又说：《王制》说：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烝祭，举行烝祭就不举行礿祭。这是因为看到《春秋》经文中前后祭祀只有烝、尝、禘三种，所以才这样说。我认为：郊祭和禘祭，是诸侯不应当祭祀的，所以孔子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尝祭和社祭，是诸侯的常规祭祀，所以《春秋》记载尝祭，是讥讽用灾余的米粮作为祭品。四次记载社祭，都是因为日食、大水、击鼓用牲等不合礼制而记录。不记载祭社，是因为那是常事。汉代儒者因为《中庸》将郊、社、禘、尝并列提及，又看到《春秋》记载了郊、社、禘、尝，所以傅防认为这些都是僭越礼制。然而《春秋》记载烝祭、记载尝祭，难道是因为尝祭单独是重大祭祀，而烝祭就不是重大祭祀吗？如果说尝祭是重大祭祀，《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大”字呢？《纂例》对此的辨析，是恰当的。

译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儿子诸儿继承君位，这就是襄公】○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公羊传》记载，蔡人在卫人之下，因为一国动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左传》说：宋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宋国之前被郑国攻打的事。宋军焚烧渠门进入郑国都城，到达大逵，攻打东郊，夺取牛首，把郑国太庙的椽子运回，用作宋国卢门的椽子。《公羊传》说：‘以’是什么意思？是实行自己的意愿。《谷梁传》说：‘以’，是不应该用的意思。民众是君主的根本。让人用自己的生命去作战，是不正当的。程子的《传》说：凡是诸侯国家的军队都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才敢私自使用，或者私自为人所用，去攻打别人的国家，这是导致大乱的根源。其他史书说‘以某师’，都是仿照这种写法】

军队而说‘以’，是因为能够左右【都读原字】它，来实行自己的意愿【《左传》说凡是军队能够左右它的叫‘以’。杜氏说：意思是进退由自己决定。何氏说：‘以’是跟随别人，‘行’是说四个国家实行宋国的意愿。这四个国家本来没有起兵，应当分别看待，所以加上‘以’字。通防说：齐桓公、晋文公战胜天下，威服诸侯，固然能够左右诸侯的军队，不是借弱附强，所以不说‘以’】宋国怨恨郑突背叛【蒲昧反】自己，所以率领四个国家攻打郑国；鲁国怨恨齐人侵犯自己，所以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僖公二十六年】；蔡国怨恨囊瓦拘禁自己，所以率领吴子攻打楚国【定公四年】。蔡国弱于吴国，鲁国弱于楚国，宋国凭借蔡、卫、陈来对抗，却弱于齐国【永嘉吕氏说：‘以’的意思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被人所利用的称呼。四个国家本来没有攻打郑国的意思，是宋国利用他们；楚国本来没有攻打齐国的意思，是鲁国利用他们；吴子本来没有攻打楚国的意思，而攻打楚国，是蔡侯利用他们。《春秋》记载擅自征伐都厌恶它，何况利用别人的军队攻打别人的国家呢】于是利用他们的军队来实行自己的意愿，所以特别记载为‘以’。列国的军队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却敢私自使用，或者私自为人所用，去攻打别人的国家，这是导致大乱的根源【薛氏说：四个国家不遵守王法而甘愿为宋国所用，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所以谷梁子说：“‘以’，是不应该用的意思【范氏说：本来不是所能控制的，现在却得以控制它。陈氏说：攻打没有说‘以’的，说‘以’是什么意思？动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束迁之后，诸侯虽然互相征伐，不是一国的意志，那么征伐者只是按爵位排列罢了。即使是天子的军队，而小国排列在大国之上，也不是一国的意志。一国动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有一国动用诸侯的军队，这是霸主兴起的原因。霸主的命令行于天下，从此就没有记载‘以’的了。记载‘以’的，一定是中原国家使用外域军队。张氏说：郑突依靠宋国的力量得以回国篡夺君位，回国后不肯履行贿赂，宋人因此与他结仇。鲁桓公调停，宋人不听从，郑国于是与鲁国攻打宋国，发生丁未之战。宋国因为郑突回国利用宠信而背叛自己，而且遭到攻打，积累愤怒，向齐、蔡、陈、卫乞求军队。大概军队虽然是四个国家的赋税，但左右生死只听宋人的命令，与平时诸侯各自率领军队攻打别人不同，所以记载‘以’。宋国不反省自己的党羽，庶孽贪求贿赂的过失，却擅自使用列国的军队来发泄私愤，四个国家轻易把军队借给别人，让他们逞志，他们的罪过都不可胜数。刘氏说：‘记载“宋人”率领齐人，就足以知道宋人是宋公；记载“晋人及姜戎”，就足以知道晋人是晋侯。宋公残害别人的国家而毁坏其宗庙，晋侯违背父亲的殡礼而覆灭别人的军队，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王氏说：‘宋公因私愤而使用四个国家的军队，四个国家结党而只听宋公的调遣，诸侯的军队听命于一国，从这时开始，所以五个国家的君主都被贬称为‘人’。’王氏笺义：‘进入别人的国家，毁坏别人的祖庙，不道义到了极点，所以都厌恶而贬低他们。进入而记载攻打郑国，也有罪，是招致攻打罢了。’永嘉吕氏说：齐国刚有防备，就进行征伐，是厌恶得很厉害的了。’○我按：有人说‘以’的意思是使用别人的军队作战，但不交锋，大概是拘泥于《左传》记载柏举之战都是吴楚自己作战，所以这样说。大概蔡军防备薄弱，所以没有详细记录。如果自己不交锋，那就不是能够左右它的意思了。何况传中说宋国把太庙的椽子运回用作卢门的椽子，经书说鲁国夺取谷地，那么不是不交锋的证据】

【甲桓王二十三年崩】十五年【齐襄公诸儿元年，晋缗八年，卫惠公三年，蔡桓公十八年，郑厉公四年，曹荘公五年，陈荘公三年，杞靖公七年，宋荘公十三年，秦武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春季二月，天王派遣家父来索取车辆【《左传》说：不合礼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服，天子不私下索取财物。《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王者无所求，索取车辆不合礼制。《谷梁传》说：古代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以其国家所有的东西，所以有辞让而没有征求，索取车辆不合礼制。索取非常过分】

派遣使者索取，叫做‘求’【《说文》：求，就是索取】王畿千里租税的收入，足以供给费用【芳未反】不至于有所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何氏说：王者畿内千里租税足以供给费用，四方各自以其职贡来进献，足以尊荣，应当以至廉无为，率先天下，不应当索取

译如果因为丧事而索取财物，已经是不应该的，何况是车马和服饰呢？《春秋》在记载索取助丧财物（隐公元年）、索取车马（隐公三年）、索取金钱（文公九年）时，都书写了“求”字，这是为了垂示后世的警戒。愚按：助丧财物是因为丧事而索取，且本是诸侯应当归附的。车马则不是诸侯应当归附的，但终究是服御之物。金钱则是直接为了贪图利益罢了。世道愈是衰落，过失就愈是严重，顷王时期的周朝，已经不是桓王时期的周朝了。

在上位者有所喜好，在下位者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王者有所索取，下面的人观察并效仿，诸侯必定会索取以利于其国家，大夫必定会索取以利于其家族，士人和庶民必定会索取以利于自身，惶惶不安，唯恐不足，如果没有达到篡位、弑君、掠夺的地步，是不会满足的（本于《孟子》）。

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必定彰显节俭的德行，以此来照耀百官，尊卑升降，各有法度（《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说等等），显示等级威严，明确贵贱之分，民众的心志安定之后（《礼记》：辨别上下，安定民众的心志），都安守本分而没有非分之想，战争和刑罚也就平息了。等到奢侈之心一动，没有人加以防范控制，必定会发展到极度而不中节（《昭公二十二年》：没有极度而不中节的），官员失去德行，廉耻之道消亡，恩宠和贿赂日益明显，沦落到危亡的地步才停止。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就能看见王室衰败混乱的原因，从而知晓关于兴衰和拨乱反正的学说。

张氏说：古代诸侯有功，就用车马服饰来奖赏，大王的五路车马，从同姓诸侯以下，使用都有等级差别，不是诸侯所能私自占有的，何况可以用天子的尊贵身份向下向列国索取呢？天子京畿内的租税收入足以接待诸侯，诸侯的九种贡品也没有用车马供给王室使用的。上位者超越礼制去索取，下位者违法去供给，这就向天下展示了贪婪的风气，向邦国开启了贿赂的道路，其过失从上面开始，并非小事。所以特别书写以示讥讽，家父作为大夫而不能匡正补救，奉命出使诸侯国，自取辱命的罪责就显现了。

临川吴氏说：车马，是重要的器物。天子可以把它赐给下面的人，诸侯不可以把它供给上面的人。即使是应当进贡的物品，诸侯不供给，而天子缺乏用度，尚且不应当派遣使者私下索取，何况是诸侯不应当进贡的物品却可以去索取呢？

家氏说：“‘求’这个词，是下面的人向上面的人索取。不足的人向有余的人索取。上位者对下位者，不应当用‘求’这个词。现在以万乘之尊，征需竟然涉及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诸侯，开始索取助丧财物，还说是诸侯不助丧，天子索取以广博恩德；接着索取车马，接着索取金钱，不应当索取却去索取。可见成周的号令在当时不行，用谦逊的言辞去有所求，不仅是责备天子，更是深深责备诸侯没有把天子当君主。”

髙氏说：“桓王没有君主的威仪，难道只有桓王承受贬斥？天王的罪恶也很大了！弑逆之人不诛杀，又多次聘问他们，又命令大夫向不尊奉王命的诸侯索取，太过分了！”

译三月乙未日，周天子驾崩【这是桓王，他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佗继承王位，这就是庄王。庄王三年才开始记载〇。赵氏说：此后庄王、僖王不记载驾崩，表明王室没有向鲁国通报，显示出诸侯的不臣之心】○夏季四月己巳日，〇齐僖公【王氏说：桓王背负着巨大的恶名，周王不仅不讨伐他，而且在八年之间三次派遣使者来聘问，恩惠和礼遇非常深厚。如今周王驾崩前来通报，鲁国没有奔丧、防备〇的事情。齐僖公在干戈岁卒的时候，则防备〇合乎礼制。通过比较事情来观察，不贬低而恶行自然显现】○五月，郑伯突逃跑出奔到蔡国【《公羊传》、《谷梁传》说：突为什么称名？因为他夺取了正统地位。程子传：躲避祭仲而出逃，不是国人驱逐他】

按照左氏的说法，《祭【侧界反】仲专权，郑伯对此感到忧虑，派他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雍姬知道了这件事并告诉了祭仲，祭仲杀了雍纠，郑伯出逃到蔡国。这是祭仲驱逐了他，去世时不记载，这是什么意思呢？陆淳说【微防】驱逐国君的臣子，他的罪行容易【去声】知道；国君被驱逐，他的恶行就更严重了。圣人的教化在于端正根本、清除源头，所以凡是诸侯出逃都不记载驱逐他们的臣子，而以自行为名【名微防作文】，以此来警戒人君，这个说法是对的【杜氏说：诸侯逃亡是因为被迫驱逐而苟且免祸，并非自愿出逃。《春秋》以自行为文，责备他们不能自我巩固。啖氏说：有人说臣子驱逐国君而他的罪行不彰显，岂不是掩盖奸恶吗？回答说：驱逐国君的罪行，史官是知道的。《春秋》举出王纲，端正君臣准则，治理之道就兴起了。陈氏说：《春秋》的法度，如果其道足以导致失国，即使有权臣，也以自致之文来记载。因此郑国祭仲杀雍纠而突出逃，卫国孙林父杀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逃，燕国大夫杀外嬖而欵出逃，只记载出逃罢了】。国君确实拥有国家却被臣子驱逐，这是他自己招致的。根本端正，天下的事理就清楚了【张氏说：圣人的大宝叫做位，大概天子是最尊贵的，诸侯次之。圣贤贵在得位，因为他们足以弘扬〇此道，润泽百姓，所以称之为宝。其次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能够节制谨慎，任用贤人，爱护百姓，自足以守住社稷，何至于位居南面之尊，掌握一国之权，却被臣民驱逐呢？所以凡是作为国君而失位出逃的，都以自出为名来记载，以此来罪责他们自失。记载爵位不称名的，是因为罪过轻、恶行浅，其位尚未断绝。突以庶孽身份夺取嫡位，起初与权臣勾结而篡位，又与其亲戚谋杀，这是反复盗贼的计谋，自取灭亡，所以称名以示断绝。髙氏说：前年蔡国跟随宋国攻打郑国，突为什么出逃到蔡国？回答说：宋人用蔡国攻打郑国，而蔡国听从命令，蔡国对于突实际上没有怨恨○愚按：《春秋》记载国君出逃的有十二次，郑突、卫朔、燕欵、蔡朱、莒展舆、邾益都称名，啖氏所说的国君出逃例称名，是说他们失去土地，不再是诸侯了。郑忽、曹羁、莒展舆不称爵位，是因为忽、羁未成为国君，展舆虽然超过一年但以弑君立位，不可称爵位。卫郑不称名，是因为以叔父称呼而位未断绝。卫衎位已断绝而不称名，是为了表明衎的立位是正当的，不同于突、朔，而剽的篡位实在逆乱，不像忽、黔牟可以两君并论。郕、朱儒不称名，是因为小国记录简略】

郑世子忽返回郑国【《公羊〇》说：称世子返回，是正当的；《谷梁〇》说：是恢复正道；程子〇说：称世子，是本来应当立位的人不能保住他的位置，所以不称爵位。郑人称他为狡童，又称狂童，恣意行其不肖可知】

忽曾经继承君位统治国家，返回却只称世子【杜氏说：忽曾经居于君位，所以如今回来以恢复其位的例子来行文，称世子是因为父亲去世而不能自我君临，郑人也不把他当国君。刘氏说：忽的出逃没有郑人的原因，而又不能称子，那么忽可以统治国家的时间就不多了。《春秋》辨别嫌疑，明辨是非，认为忽虽然不能统治国家，但曾经是君主的世子。世子是必须由天子册命的，如果偏庶因混乱而被驱逐并夺取，那么天下的奸臣就会放纵了。所以正其名，子之继世，深恶乱臣贼子的意思。薛氏说：突记载为郑伯，已成国君；忽记载为世子，表明突不应当得位。项氏说：突虽然不正，但国人把他当国君；忽虽然正嫡，但国人不把他当国君。陈氏折衷，称世子以正忽的反正，以反突的不正】，那么失去君位就明白了。称复归，是说既断绝而又返回【陆氏说：复归的正当者莫过于郑忽。髙氏说：不称复归，就无法知道他曾经拥有国家。复归又不同于一般的归，复入又难于一般的入】。然而诸侯失国出逃，返回而称复是可以的【愚按：复是还反其旧的意思。国家本是其所有，不幸失国而去，现在得以恢复其国而返回，所以郑忽、曹襄、卫郑、卫衎都称复归。卫郑的再归与曹负刍的归不称复，是因为卫郑戕害本祓而不悔改，负刍篡夺冢嫡而幸免，他们的复都不是义举】。大夫失位出逃，返回而称复则不可以。古时候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大夫不世代为官【刘氏说：复归有君臣的区别，因为他们是世袭的，所以可以说复。可以说复而不得说复的，是夺取其国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是世袭的，所以不可以说复。不可以说复而说复的，是效仿其窃取位的意思】。有人说复是厌词【张氏说：忽从十一年五月庄公去世而立位，到九月出逃到卫国，五年在外，才得以复归。不跟随卫侯朔、衎的例子称爵位，而称世子，是因为忽之所以得归，是因为他曾经是世子。不称郑伯，是因为他不能君临。愚按：先前先记载突归而继记载忽奔，是因为忽的出逃由于突的进入。这里先记载突奔而继记载忽归，是为了表明忽的归由于突的出逃。忽与突之强

译郑突回国的事已经看到了，他不依靠国家，却忽然称世子，嫡庶的名分就分辨清楚了。○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复归’是指出去时没有恶行，回来时也没有恶行，像郑忽的出奔，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又有什么恶行呢？又说‘归’是指出入都没有恶行，郑突篡夺国家，为什么出入都没有恶行呢？”

译许叔进入许国。《谷梁传》说：许叔是许国最尊贵的人，没有比许叔更合适的人选。为什么用“入”字呢？因为他回归的方式不符合回归的正道。许国是大岳的后裔。杜预说：大岳是神农的后代，即尧时的四岳。先王建立许国，因受到齐国和郑国的逼迫，无法奉守其社稷。《隐公十一年》，鲁国联合齐国、郑国攻入许国，许庄公逃往卫国。郑国完全占有许国的土地，却让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以奉守祭祀。这一年郑国发生动乱，许叔估计郑国的力量不能与自己争夺，所以自己进入许国并君临该国。许国未曾听闻有可被灭亡的罪过，那么应当伸张大义，用正直的言辞，向上报告周天子，向下告知方伯，请求恢复其国家，清扫宗庙。谁能与他争夺呢？如今却趁着动乱窃取进入，这就不是复国的正义，所以史书用“入于许”。范氏说：许国之中，没有比许叔更尊贵的人。许叔适宜继位，也没有其他争议。但他进无王命，退非父授，所以不写“归”。“入”这个字，是表示难以名状的词。刘氏说：称“入”有什么难处呢？有什么难处？是因为郑国动乱后才进入。陆氏说：本来没有爵位就称“入”。陈氏说：许叔称字，是因为他适宜“入”。因此，凡是书写字的，即使是公子，也不称为公子。这里称“许叔”，是因为他有别的罪过。高氏说：许叔无罪，如果只写名字，那么“入”和篡夺者就无法分辨。家氏说：许叔的“入”，是“入”中好的；卫朔的“入”，郑突的“入”，是“入”中坏的。

鲁桓公在艾地会见齐侯。艾，公羊传作鄗；谷梁传作蒿。《左传》说是为了谋划安定许国。张氏说：攻入许国的战役，郑庄公因为土地相接，想要兼并许国，所以纠合齐国、鲁国的力量一同讨伐。攻入之后，齐国、鲁国谦让而不接受，于是给了郑国。现在郑国不能容纳齐国、鲁国，又为他们谋划以安定许叔的地位。这就是许国得以再次存在的原因。高氏说：鲁国曾经因为齐国断绝了襄公的婚事，新君即位后又恢复友好关系，从此与文姜有了禽兽般的行为，而彭生的祸患就在此时萌发了。所以以齐侯为主。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杜预说：牟国在泰山牟县，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张氏说：牟国在今登州牟平县，葛是古葛伯国，在今拱州宁陵县。我按：牟平县今属益都路宁海州，宁陵县今属河南府路归德府。

《公羊传》说：为什么都称“人”？是把他们当作夷狄。何休说：桓公行为恶劣，而这三个人都来朝见侍奉他，三个人算是众多，众多足以责备，所以一并贬低他们。孙氏说：都是诸侯国的君主，轻视他们互相朝见弑逆之人，所以贬低他们。朱氏说：朝见不是微贱者的礼节。为什么把他们当作夷狄呢？因为周天子驾崩，他们不去奔丧，反而互相率领来朝见弑君的贼人。堇子曰：因为周天子驾崩而互相朝见，所以贬低。刘氏说：滕国、薛国的旅见，与邾、牟、葛不同。滕、薛的贬低较轻，而邾、牟、葛的贬低较重。为什么呢？周天子驾崩，鲁国与这三个国家未曾去奔问吊唁，尽臣子的职责，反而安然地以朝见的礼节自处，这在道义上是上僭越，所以责备他们较重。陈氏说：朝见没有书写“人”的，旅见不是邦交旧例，从三个以上就严重了。凡是朝见不胜讥讽，没有比三个以上更严重的，所以贬低称“人”。张氏说：朝见桓公的很多，《春秋》唯独对滕国贬低。子谷、邓称名，邾、牟、葛称“人”。大概滕子先于各国朝见，谷、邓从远方而来，邾、牟、葛以诸侯的尊贵，旅见于恶人的朝见，用侍奉天子的礼节，侍奉乱臣贼子，所以特别贬低这三者以示法度，其余的从同。杜预说：圣人不参与诸侯的朝见，桓公独自来，就损害他的爵位；两个国家就贬低而称名；三个国家就称“人”而轻视他们。大概三个国家依次朝见，所以称“人”。杜元凯认为他们是附庸国的世子，哪有三个国家同时派遣世子呢？刘氏说：世子不应当称君朝见，凡是书写世子朝见的都是贬低，不应该抹去他们的名字。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左传》：郑伯因为栎人杀了檀伯，于是居住在栎地。《公羊传》：栎是什么？郑国的邑。为什么不说是“入于郑”？因为最后才说。为什么不说是忽的出奔，而说是忽为君之防？程子传：突不是正统，忽既然恣意妄为，所以国人拥戴突，诸侯帮助他。书写爵位，是为了成全居正位者；如果已经不能保全，那么别人就会夺取。书写“入”，以显示道义不容许。杜预说：栎，是郑国的别都，在河南阳翟县。张氏说：今属颍昌府。我按：今汴梁路钧州阳翟县。

经文对于厉公复国，删削而不书写，唯独书写“入于栎”，为什么呢？高氏说：以前说“归”，是倚仗宋国和公子雍；现在说“入”，是因为宋国愤怒而公子雍不接纳，也显示其道义不容许。至于制邑的死亡，虢君；共城的叛乱，太叔；都是庄公所亲自告诫的，现在又修筑栎城并安置子元在那里，使得昭公不能即位。《国语》：栎人实际上使得郑子不能得到他的位置。这是多么误国的谋划啊！卫国因为有蒲、戚而驱逐了献公。杜预说：蒲是宁殖的邑，戚是孙林父的邑。《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告诫孙文子、宁惠子，吃饭时间晚了不召见，二子愤怒，公使子蟜、

译子伯、子皮与孙子结盟，孙子杀了他们，鲁昭公出逃到齐国。楚国拥有陈、蔡、不羹等重镇，最终导致弃疾势力过大而必然折断，这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孔子对季孙说：“古代大夫之家不私藏铠甲，城邑没有周长三百丈的城墙。”于是拆毁三座城池以增强公室的权力。在郑厉公复国这件事上，《春秋》只记载他进入栎地而不记载他进入国都，意思是说既然已经进入栎地，那么他的国家就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体驱使手臂的道理，作为天下和后世的一面镜子。治理国家的人能不谨慎地对待礼制吗？《春秋》的这一义理，都是小康之世的事，衰微之世的用意。

译冬季十一个月，鲁桓公在袲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共同讨伐郑国。【宋公是上公。有齐侯参与，袲音昌氏反。公字本作侈。杜氏说：“袲是宋国的地方，在沛国相县西南。”郑氏说：“在亳州。”我按：现在属于河南府路。】

《左传》说：这是为了拥立郑厉公，未能成功就回来了。【永嘉吕氏说：有人怀疑宋国既然向郑突索取贿赂，又讨伐郑国是不恰当的，后来又拥立郑突，于是认为这是讨伐郑突、救援郑忽。然而鲁桓公正与郑突一起讨伐宋国，也不应当防备宋国讨伐郑突。郑忽逃到卫国，所以在袲地防备，卫国也参与了。郑突逃到蔡国，所以在曹地防备，蔡国也参与了。如果说卫国不应当讨伐郑忽来拥立郑突，那么蔡国也不应当讨伐郑突来救援郑忽。春秋时期诸侯的联合与分离变化无常，哪里能分辨得尽呢！但根据经文“伐郑”二字，郑突在栎地，郑忽在郑国都城，可知是讨伐郑忽无疑。】《谷梁传》说：先写地点再写讨伐，是表示怀疑的措辞，并非【责备】这种怀疑，这样昭公与郑突的是非邪正也就明白了。【刘氏说：春秋乱世，以不正讨伐正、以不义讨伐义的情况很多，所以把不该拥立的人夺取名分，用来区分黑白。】然而昭公虽然名分正当，但他的才能不足以统治一国之人，回到郑国后，一天天变得衰弱。厉公虽然篡位，但他的智慧足以联合四邻的援助，进入栎地后，一天天变得强盛。诸侯不顾是非，只计算强弱，起初犹豫是否辅助正道，最终改变立场而附和邪道。《谷梁传》所说的“非其疑者”，不是怀疑行义，而是果断行不义，互相联合兴兵动众，拥立篡位国家的公子。【张氏说：鲁桓公、宋庄公、卫朔都是靠不正当手段得到国家，他们为郑突谋划，就像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一样自然。只有陈侯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少数敌不过多数，所以虽然怀疑最终还是联合了。王氏说：郑突尚未出逃时，宋国想向他索取贿赂，所以曾经讨伐他。郑突已经出逃后，宋国害怕无所得，所以谋求拥立他。起初宋国不和，鲁公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等到郑突已经出逃，鲁公又与宋国一起讨伐郑国。过去矛盾极深，现在却结合牢固，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以正道继承正道，是礼的常理，诸侯无所求。以混乱取代混乱，是国家的祸患，诸侯有所求，所以利用其混乱，庆幸其危难，贪图其贿赂，偏袒其邪道。自从郑突进入栎地，鲁公与宋公三次在边境防备，诸侯两次讨伐郑国，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贿赂的缘故。】所以详细记载防备的地点，然后说讨伐，以此来讥讽他们。【杜氏说：先举行防备的礼仪，然后讨伐。王氏说：四国在宋国的袲地防备，那么宋国就是主兵者了。宋庄公与郑突起初有恩又有仇，现在又主兵拥立他，这能算是以常德立武吗？陈氏说：防伐、防盟、防救、防侵，都是事先约定的措辞。如果没有事先约定，就写在某地防备，然后讨伐；在某地防备，然后结盟；在某地防备，然后救援；在某地防备，然后入侵。像棐林、重丘、牡丘、召陵就是这样。事先约定，是周王室的意愿；没有事先约定，是临时行事。我按：在袲地讨伐郑国，《谷梁传》认为是“非其疑”；在棐林讨伐郑国，《谷梁传》认为是彰显其美。因为在袲地是为了拥立以庶孽夺取正位的人，而在棐林是为了讨伐跟随楚国入侵宋国的罪过，所以不同。这里记载“鲁公防备三国之君，在袲地修习防备礼仪，然后讨伐郑国”，显示他们先犹豫后决断。宣公元年记载“四国之君在棐林防备晋军，讨伐郑国”，显示诸侯都跟随晋军讨伐有罪者。文字相似但实质不同。召陵入侵楚国，虽然不是表示怀疑的措辞，然而《左传》称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说明是不协调而谋划的。经文记载“在召陵防备，入侵楚国”，是讥讽他们。至于襄公五年“在城棣防备，救援陈国”，不写“在城棣防备”；十八年“在鲁济防备，共同讨伐齐国”，不写“在鲁济防备”；二十五年“在夷仪防备，讨伐齐国”，不写“讨伐齐国”。大概是因为救援陈国、围困齐国，赞美他们有体恤患难、讨伐罪过的实质，所以都不写“在夷仪防备”。接受贿赂而放纵大恶，所以不写讨伐。】

【乙年，楚庄王酉元年】十六年【齐襄公二年，晋缗公九年，卫惠公四年，蔡桓公十九年，郑厉公五年，郑昭公忽元年，曹庄公六年，陈庄公四年，杞靖公八年，宋庄公十四年，秦武公二年，楚武王四十五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防备宋公、蔡侯、卫侯。【《左传》：谋划讨伐郑国。孙氏说：未能拥立郑突，所以再次防备。张氏说：在这里又拉拢蔡国，势力更加壮大。】夏季四月，鲁桓公防备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程子传：郑突善于结交诸侯，所以大家都为他尽力，屡次讨伐郑国。】

春季正月，在曹地防备，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夏季四月，讨伐郑国，卫国排在蔡国前面。《王制》中诸侯的爵位，排列先后，本来是有次序的。【《王制》：王者制定的禄爵制度，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在《周官》中，大司马设立仪仗辨别位次，以区分邦国的等级。【《周礼》注：等就是等差，辨别，区分尊卑之位。大宗伯用九种仪礼的命令来端正邦国的位次。】这就像天建地设一样，不可扰乱。到了春秋时期，礼制已经消亡，霸主凭自己的意向决定升降。【《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春秋是信史，其排序则依据齐桓公、晋文公。】各国凭势力的强弱互相上下。【《左传》成公三年：卫国在晋国，不能算作次国。注：春秋时以强弱定大小，所以卫国虽然是侯爵，也算小国。通论诸侯朝见防备的序列，按爵位的尊卑则名正，按国家的大小则实际混乱。】蔡国曾经排在卫国前面，现在排在陈国后面，先儒认为是后来到的缘故。【杜氏

译有人说：蔡国常在卫国之上，如今却排在陈国之下，大概是后来到达的缘故？如果因为到达的先后次序来改变排列顺序，这是率意引导人们而不遵循礼仪吗？这难道是安定民心的做法吗？后世有人用丰厚的奖赏诱导人们趋事赴功，用严酷的刑罚阻止人们奉公守正，用意也是如此，这是大乱产生的根源。那么，仪礼位次作为等级阶梯，依据《易大传》和《春秋》防微杜渐的原则，杜渐尤其严格于名分，考察《春秋》所记载的内容，其用意自然显现出来了。

家氏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夏天，三次记载诸侯会盟，两次记载讨伐郑国，中间没有夹杂其他事情，是为了诛讨宋国、鲁国辅助篡位而干扰正统的行为。高氏说：春天与曹国谋划而曹国人没有听从，现在又与陈国一同讨伐，大概是郑突善于结交诸侯的缘故。宋国起初讨伐郑突，只期望使郑突屈服，并不期望郑忽回国。郑突逃跑而郑忽回国，这对宋国不利，所以宋国又连年讨伐郑忽而接纳郑突。郑国的动乱，宋国实际上是罪魁祸首，所以把宋国列为首恶。张氏说：自从郑突进入郑国之后，就亲近鲁国而仇视宋国，等到他出奔，却能使鲁国和宋国从冬天到夏天齐心协力讨伐郑国，这就是所谓的善于结交。卫朔与母亲勾结兄长，奸恶之极，因为同恶相济而欺凌蔡国并位居其上，王政不行，霸主未起，小人恃强凌弱，众寡强弱如此，直到齐桓公、晋文公兴起，才稍微抑制。马吕氏说：“防曹、蔡在卫国之前讨伐郑国，卫国在蔡国之前。大概是当时诸侯都以一时的强弱和眼前的利害为先后，不再使用周朝的班序了。”我按：蔡国、卫国都是姬姓侯爵，而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的，大抵是凭私意决定进退。因此这一年防曹在卫国之前讨伐郑国，先祭祀而盟誓于践土；防宋、防召陵侵楚，蔡国又在卫国之前；防虢，卫国又在蔡国之前，纷乱变更不一。所以防鄄、盟幽、侵蔡、防首止、图新城、防咸、盟牡丘、防淮、盟新城、防棐林、盟蜀。襄公五年，防戚、防鄬则陈国在卫国之前，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防于袲。这一年讨伐郑国，防宋、防虢、防召陵，则卫国在陈国之前。这一年讨伐郑国，讨伐卫国、接纳卫朔、驻扎郎地、防北杏、盟齐、防盂、围宋、盟翟泉、防虢，则以陈国在蔡国之前，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防温。襄公二十四年，讨伐郑国、防宋、防申、再次讨伐吴国、防召陵、败鸡父，则又以蔡国在陈国之前。这些都是先后没有常例，无非是霸主以心意的向背来决定升降。更加严重的是，许国是男爵却排在曹伯之前，淮地的会盟又排在邢国之前；侯爵、莒国、邾国是子爵却排在薛伯、杞伯之前。齐桓公是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说是因为他是盟主。晋国称霸之后的会盟，也是以侯爵排在宋公之前，也是说是因为他是盟主。然而自从晋国称霸之后，齐国也是以侯爵排在宋公之前。齐国世子光在鸡泽会盟，直到防柤，都排在小邾子之下，世子没有用皮帛盟誓，继在子男之后，这是对的。然而讨伐郑国戍守虎牢的战役，却排在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比萧鱼的战役，却排在莒国、邾国之上。既然世子向天子盟誓而代理国君，就降低国君一等礼仪，也应该排在薛伯、杞伯之下，何况齐光没有向天子盟誓呢？根据《左传》在戍守虎牢的战役中，说齐太子光先到达军中，所以排在滕国之上；亳北的战役，说齐太子光、宋向戌先到达郑国东门，那么也是因为到达的先后次序来改变排列顺序罢了。唉！春秋时期，王政不纲，典礼废坏，诸侯放纵，只看力量，不再以爵位的贵贱计算尊卑，而专门以国家的强弱决定上下。因此隐公时期，滕国、薛国朝见鲁国而争长，这还都是侯爵。桓公时期，鲁国以周朝班序排在郑国之后，而郑国有郎之战，就已经不计爵位次序了。逐渐导致春秋末期，宋国、虢国与鲁国、楚国以蛮夷身份相争，晋国最先插入《春秋》的结尾，吴国甚至在黄池争长，而主持会盟。虽然如此，《春秋》对于诸侯爵位次序的紊乱，顺从主持会盟者的做法而不革除，是为了彰显他们的过失。宋国、虢国排在晋国之前，黄池以两位霸主并称，是为了抑制他们的强势。宋国、虢国、黄池等待贬绝，以显示罪恶，其余顺从主持会盟者的做法，不贬绝以显示罪恶。

译秋季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回国。这是记载他出征归来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举行饮至礼的缘故，《谷梁传》问为什么要记载归来？是因为感到危险。程子的传文说，这不仅是因为向宗庙报告，还因为要在郑突面前炫耀功劳。

讨伐郑国就要记载归来以表示谴责吗？为什么要谴责他？是因为他帮助郑突回国。诸侯失去国家，其他诸侯帮助他恢复君位，这是正当的。但讨伐郑国来帮助郑突回国，就不正当了。所以记载“至”，用来谴责鲁桓公上面没有王法，肆意做不义之事而没有人禁止。范氏说：桓公两次帮助篡位者进行讨伐，正道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他庆幸自己能够安全归来，所以记载此事。高邮孙氏说：重视他两次讨伐正当的君主而接纳篡位者，所以感到危险。临川吴氏说：公归来，本是常事，记载下来都是含有讥讽之意。家氏说：从去年十一月在防地会师讨伐，军队还没有休息，今年正月又在防地会师，四月又讨伐，历经三个季节之久才归来，军队在外一年，为了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桓公的罪恶也成熟了。

冬季，在向阳筑城。“向”读作“亮”。《左传》记载这是为了顺应时节。啖氏说：下文有十一月，那么这应该是十月。即使是同一个月，也是现在的九月，农事尚未结束，不可以兴修劳役。我认为：凡是记载筑城，没有连带月份记载的，大概是因为筑城之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然而周朝的十月、十一月都是农事收获的时候，大概是在此时开始戒慎行事，而在春季正月完工，这样就不会妨碍农事了。杜预认为闰六月水星可以在十一月出现，这是为了迎合《左传》的文字而附会的。

十一月，卫国国君朔出逃到齐国。《左传》说：起初，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下了急子，把他托付给右公子，并为他娶了齐国的女子。因为女子貌美，宣公自己娶了她，生下了寿和朔，把寿托付给左公子。夷姜上吊自杀，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宣公派急子去齐国，派盗贼在莘地等候，准备杀他。寿子告诉了他，让他逃走，急子不肯，说：“抛弃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儿子呢？除非是没有父亲的国家才可以这样做。”于是出发了。寿子给他斟酒，寿子带着他的旗帜走在前面，盗贼杀了寿子。急子到了，说：“这是我寻求的，这有什么罪？”盗贼又杀了他。两位公子怨恨，拥立公子黔牟，惠公出逃到齐国。《公羊传》说：朔为什么称名？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谷梁传》说：朔称名是表示厌恶，天子召见他不前往。陈氏说：卫国人拥立黔牟之后他才出逃，那么只记载出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是自己失去国家的。《春秋》的法则是，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导致失去国家，即使是篡位的公子，也当作是自己招致的，所以只记载出逃。因此蔡国人拥立东国而朱出逃，郕国人拥立君主而朱儒出逃，都只记载出逃。张氏说：朔已经即位五年，两位公子驱逐他，一定是因为他凌蔑天子，周王室想要讨伐他，然后才能实行他们的志向，所以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公羊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承。我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卫朔得罪了天子。现在考察《左传》，卫朔重新回国，把黔牟放逐到周王室，那么黔牟的即位，天子是有力量的。不然的话，两位公子怨恨朔，为什么要等到五年才驱逐他呢？

【丙庄王戌二年】十七年【齐襄公三年，晋缗公十年，卫惠公五年，黔牟元年，蔡桓公二十年去世，郑厉公六年，昭公二年，曹庄公七年，陈庄公五年，杞靖公九年，宋庄公十五年，秦武公三年，楚武公四十六年】春季，正月丙辰，鲁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左传》说：为了平复齐国和纪国的关系，并且谋划卫国的缘故。杜氏说：黄，是齐国的土地。张氏说：桓公十三年在黄地会师击败齐国，增加了齐国的怨恨，现在却与他们结盟，难道足以消除怨恨吗？又想接纳朔，一动而失去两样。王氏说：黄，是纪国的土地，后来归属齐国。我认为：现在登州黄县，纪国是鲁国的姻亲之国，而卫朔在齐国，所以齐国想接纳朔，而鲁国想平复与纪国的关系。然而两年之后，齐国就迁徙了纪国的三个邑；六年之后，鲁国最终与齐国一起接纳朔，那么不是纪国削弱，盟约不足以依靠，而齐鲁的强弱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月丙午，鲁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结盟。“防”，《公羊传》和《谷梁传》作“及”。“趡”，音“翠轨”。《左传》说：这是防蔑之盟。杜氏说：趡，是鲁国的土地。临川吴氏说：隐公元年与邾国在蔑地结盟，七年之后隐公违背盟约讨伐邾国；桓公八年又讨伐邾国，鲁国和邾国不通好十多年，到桓公十五年邾国同牟、葛一起朝见鲁国，朝见之后，两国想重温蔑地的盟约而平复再次讨伐的怨恨，所以邾国来到鲁国土地接受盟约，而桓公与他们结盟。高氏说：趡，是我的土地，他们来而我与他们结盟，与蔑地的盟约相同。我认为：下文记载讨伐邾国，那么趡地的盟约不需要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隐公、桓公都与邾国结盟而违背盟约，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以国君的重任，而内心没有主见，还值得尊重吗？

夏季，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公羊传》缺“夏”字，“奚”《谷梁传》作“郎”。这是齐鲁交兵的开端。《左传》说：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边境官吏来报告，桓公说：“边境的事情，谨慎地守住自己的职责，防备意外之事，事情来了就作战，又何必报告呢？”《谷梁传》说：国内忌讳失败，举出可以称道的，不说“及”是为了国内忌讳。杜氏说：奚，是鲁国的土地。临川吴氏说：这是齐国军队来侵犯鲁国边境，而鲁国与他们交战。在黄地结盟不久，齐国就来侵犯边境，平复纪国的信用哪里可以依靠呢？王氏笺义：不说“及”，是因为主名是边境官吏得到桓公的命令与齐军作战，地位卑微所以不记载。高氏说：不记载失败，大概是因为鲁国失败了。我认为：有人说这是桓公作战的忌讳，不说“公”，我私下考察明年桓公在乐地与齐侯会师，那么齐鲁的怨恨不深，显然不是桓公亲自作战，所以知道在奚地作战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而在宋地、干时、井陉作战则是桓公亲自作战而忌讳。也如同在宿地结盟，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而在幽地、齐地、翟泉、处父结盟，则忌讳桓公。笔削的奥妙，应当连同上下文以及前后事迹一起观看，拘泥于一个例子就狭隘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他是桓侯，在位二十年，弟弟

译献舞站立，这就是哀公。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左传》说：蔡人在陈国为蔡季举行命名仪式，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对此表示嘉许。《谷梁传》说：蔡季是蔡国的贵族，从陈国回来，是因为陈国对他有奉养之意。

译季是蔡侯的弟弟，这里称他的字。【啖助说：蔡侯的弟弟归来符合道义，所以称他的字。我按：诸侯的兄弟按惯例称字，蔡叔、许叔、蔡季、纪季都是这样。许叔畏惧郑国，纪季被齐国逼迫，所以因危难而记载他们回国。这里则是蔡国人召他回来，顺理且容易，所以说“归”。然而他们都没有罪过，所以称字。蔡叔作为国君的弟弟参与盟会，没有讥讽贬斥，所以也称字。卫叔武因为代理国君，所以不称字，而称“卫子”。】“归”是顺从的词。【高邮孙氏说：可以回去而回去，那么“归”就是善行。】蔡季离开，是依循正道而离开；他回来，是依循礼制而回来。公子不离开国家，蔡季为什么离开呢？既然回来了，为什么没有拥有国家？因为献舞已经即位了。【何休说：蔡侯封人没有儿子，蔡季按次序应当即位。封人想立献舞，而厌恶蔡季，蔡季避让他。陈国的封人最终反悔，回来投奔防邑，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像蔡季这样的人，就是刘敞所说的智慧足以参与权变而不混乱，力量足以得到国家而不占据，远离而不背离，亲近而不逼迫的人，因此被《春秋》所推崇。【刘敞说：蔡季离开他的国家，与秦伯的弟弟鍼没有不同。鍼因为富有而畏惧被杀，蔡季因为贤能而被怀疑，两人都不能安身，但蔡季更为显赫。永嘉吕氏说：突回到郑国，就称名；赤回到曹国，就称名，因为他们争夺君位。蔡季回到蔡国，就不称名，因为他不争夺君位，说明他最终不做国君。张氏说：在危疑之际返回国家，考察《春秋》的书法，只有蔡季做得好，因为他洁身自好而离开，毫无争心，心心念念宗国，听到召唤就回来，能在祸患未发生前远离它，不愤愤不平以显示清高，他的去留合乎宜，所以《春秋》推崇他。家氏说：蔡季的归来，与闵公元年季子来归的意义相同，都称字并记载“归”，这是褒奖。献舞是失去国家的国君，蔡季是辞让国家的贤人，《春秋》对两人的贤与不贤，都体现在书法中。而解说《左传》的人却说蔡季和献舞是同一人，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啖助说：蔡桓为什么称侯？大概是蔡季贤德，知道向周王请求谥号。【《周礼》职方氏掌管诸侯的丧祭，宣告他们的称号。注解说：称号指谥号。啖氏说：五等诸侯，本国的臣子都称他们为公。既然没有请求周王的命令，因而私自谥为公，并随之记载，以显示不合礼制。只有蔡桓称侯，大概是蔡季告知周王请求谥号，周王的策书上就写谥号为某侯，所以特别记载它，以表明合乎礼制。陆氏说：按照《左传》、《史记》、《世本》，蔡国的各位国君都谥为侯，经文中都称公，是因为他们的私谥与僭越相同。只有桓侯请求谥号，周王的策书上就写谥号为某侯，史官因而记录它，所以《春秋》特别记载它。高氏说：《春秋》通过褒奖来显示贬斥，举出一个正确的例子，那么众多错误就可知了。】人们也大多爱戴他们的国君，但没有人能依循礼制来爱戴国君，而蔡季能做到，这就是贤者与众人的不同之处。【刘敞说：诸侯中没有谁能端正死生之礼的，桓侯的贤德又未曾在《春秋》中闻名，那么桓侯不贤而蔡季为他请求谥号就可知了。等等。】有人说：安葬没有不称公的，称侯是传文的失误。【杜预说：称侯大概是错误。】臣子对于国君极其尊重而称他，是礼制。【徐邈说：安葬是臣子的事，都用公来搭配谥号，这里称侯，大概是蔡国臣子的失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厌恶子路让门人做家臣，说：“没有家臣而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朱子注：子路的本意确实是尊崇圣人，但不知道如何尊崇。】曾子病重时换掉竹席说：“我能端正地死去，这就够了。”【《檀弓》：曾子卧病在床，乐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边，童子坐在角落拿着蜡烛。童子说：“华丽而光滑，这是大夫的竹席吗？”子春说：“别说了。”曾子听到后，惊觉地说：“啊！华丽而光滑，这是大夫的竹席吗？”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赐给我的，我没能换掉它。”曾元起身换掉竹席。曾元说：“老师的病重了，不可以变动，幸好等到天亮，请恭敬地换掉它。”曾子说：“你们对我的爱，不如那个童子。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能端正地死去，这就够了。”于是扶起他换掉竹席，回到席上还没安稳就去世了。】所以最终一定要安于正道。人子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父亲身上，这就是孝；人臣不把不该得到的加在国君身上，这就是忠。极其尊重而称他，是不正的大者，怎么能算是礼呢？【《论语》：活着侍奉他依循礼制，死后安葬他依循礼制，祭祀他依循礼制。朱子注：“人想要孝顺父母，心虽然无穷，但本分则有限。该做而不做，与不该做而做，都是不孝。所谓依循礼制，就是做他该做的事罢了。”】有人说：“鲁君活着时称公，也不是礼制吗？”回答说：“活着时称公，是虚位，是礼制的形式。死后加上谥号，是定名，是礼制的实质。《春秋》中的诸侯，即使是伯、子、男安葬，都称公，是记载他们失礼的实质，作为后世的警戒，希望他们以正道告终。这种垂训的意义，很大啊。”【陆氏说：“侯、伯、子、男的国家，称他们的国君为公，是臣子的言辞。谥号不能说公，因为谥号是周王赐予的。”刘敞说：“称他们的本爵位，是向天子诔祭的。”我按：近世在朝做官的人，他的亲友仆从，都以他未得的官爵来称呼他，等到他死了，铭旌墓志，只称他所得的官爵。这就是所说的活着时称的是虚位，死后称的是定名。】

等到宋国人、卫国人攻打邾国。【《左传》：这是宋国的意图。杜预说：邾国、宋国争夺强权，鲁国顺从宋国的意图，违背了趡地的盟约。襄陵许氏说：】

译正月与齐国在黄地结盟，到了五月却与之交战；二月与邾国在趡地结盟，到了八月却去讨伐它。张氏说：桓公春天与齐国、邾国结盟，不久便发生战争，讨伐邾国的事也发生在同一年之中，回想从前杀牲祭神、昭告神明的情景，如今却像丢弃破鞋一样毫不珍惜，亵渎信义且极不仁德。王氏说：隐公元年盟于蔑，七年讨伐邾国，《春秋》已经谴责其失信；如今春天与邾国结盟，秋天又与宋国、卫国兴兵作战，失信更为严重。何况桓公的情况与隐公相比又如何呢？○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谷梁传》：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朔日。高氏说：无王十五年期间日食两次，大概是象征有始有终。○赵氏说：《左传》认为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史官失误，这是不对的。史官难道不知道朔日以及每月的干支吗？何必等待日官和日御来告知呢】

译【丁庄王亥三年】十八年【齐襄公四年，晋缗公十一年，卫惠公六年，黔牟二年，蔡哀侯献舞元年，郑厉公七年，子亹元年，曹庄公八年，陈庄公六年，杞靖公十年，宋庄公十六年，秦武公四年，楚武公四十七年】春，周王正月。

这一年桓公已经去世，再次书写“王”字（“复”读作扶，以下同），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放纵恣意，弑君篡国的人已经列于防制之中，就不再加以讨伐。所以鲁宣公杀死恶及视以夺取国家，贿赂齐国请求防制，而说防制在平州，以安定公位【宣公元年】；曹伯负刍杀死太子自立【成公十三年】，被晋国拘捕【成公十五年】，而曹国人请求说：“如果是有罪，那么君主已经列于防制了”【成公十六年】。孔子为此感到恐惧，作《春秋》。在十八年再次书写“王”字，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身体已经死亡，但王法不得赦免【范氏说：这一年书写“王”，是用王法最终惩治桓公的罪】。又根据桓公十五年天王去世，到这时新君继位，三年的防制期结束了。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在前朝，但古今的罪恶是一样的。那么篡弑的人不容于天地之间，身体无论存亡，时间无论古今，都可以讨伐而不赦免。圣人的法度严厉啊。已经列于防制而不加以讨伐，可以吗？所以说“《春秋》完成而乱臣贼子恐惧”【高邮孙氏说：正月有王，是桓公的终结。弑君的贼人没有可赦免的道理，不在当时被诛杀，应当在岁月里被诛杀；不在其生前被诛杀，应当在其死后被诛杀；不在终身被诛杀，应当在万世被诛杀。王氏说：桓公在位十八年，而传位易世，并非不久。王朝的讨伐不加，三次派遣使者下聘，而追赐命令，难道只是桓公无王，而周朝也不能自王了吗？所以圣人始终用王法治之。我按：这一年正月书写“王”，是诛桓公的终结，身体无王。明年赐命，王不称天，讥讽天王终于不王。杀君的贼人，身体无论存亡，时间无论古今，都可以讨伐而不赦免。所以汉代的王莽杀平帝，魏代的司马昭弑高贵乡公，唐代的韦后弑中宗之类，前代史书都隐去其迹，而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必正其大恶之名，使其罪行暴露于万世，难道不是窃取《春秋》之义吗？】

公在泺地会见齐侯【“泺”读作庐笃，又音洛。杜氏说：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流入齐国。我按：现在属于济南路】。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公没有“与”字。左氏说：公将有出行，于是与姜氏前往齐国。申繻说：女有家，男有室，不相渎，叫做有礼。改变这个必定失败。公在泺地会见齐侯，于是与文姜前往齐国。谷梁传说：泺地的会见不说“及”夫人，为什么呢？因为夫人的地位相当，不称数。程子说：人虽然不能没有欲望，但应当有制约。没有制约而只顺从欲望，那么人道就废弛而进入禽兽了】。“与”是许可的词语【杨氏辨析：要与之为言，许也】。说“与”是因为罪在公【范氏说：实际上骄横而不制约，所以不说“及”。陆氏说：妇人从夫，为什么夫人的地位相当？公失去了为夫之道。刘氏说：不说“及”而说“与”，就像匹夫匹妇的相与一样】。按《齐诗》厌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文姜，使她淫乱，成为两国的祸患【《蔽笱》小序】，而其词说：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后如水。说公对于齐姜委曲顺从，像水随地势无所不可【笱是取鱼的器具，齐人用敝笱不能制约大鱼，比喻桓公不能防范文姜】。所以作乱的是文姜，而《春秋》罪责桓公，治理其根本。《易》说：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人》彖辞】。夫不夫则妇不妇了【永嘉吕氏说：古人制礼，尺寸不敢逾越，毫厘不敢越出，难道是为了强行违背人的情性而以繁文末节为尚吗？是为了经国家、定祸乱而杜绝未然。《泉水》载卫女思归而不可得，《载驰》许穆夫人欲归唁其兄而义不可。妇人出嫁其国，父母在则有归宁，既终则大夫行聘问而已。古人的制礼严厉啊。违背这个的没有不败的。公与夫人前往齐国，是夫而不能夫。夫是以知帅人者，知不足以帅人而可谓之夫吗？】乾是夫道，以乘御为才【《小畜》下卦乾九三，夫象，乾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坤是妇道，以顺乘为事【坤文言曰：妻道也。又坤彖传：以顺承天】。《易》著于乾坤，述其理，《春秋》施于桓公，见其用【孙氏说：泺地的会见，夫人在这里。不说公及夫人会见，夫人的行为太甚了，不可说“及”。不可说“及”，公不能制约。王氏说：说“遂如齐”，见夫人由泺而往。薛氏说：不说“及”而说“与”，为什么呢？公不能制约内，而遂与之前往齐国？说“与”是抗。齐侯是虎狼，实际等同鸟兽的行为，齐鲁之间非一日了。以礼相见犹不保其无变，况亲与为非礼，而又私狎之也。张氏说：泺地的会见不说夫人，夫人不与行会见礼。前往齐国不说“及”而说“与”，夫人抗。以见夫不夫妇不妇，进退制于夫人。凡事之异于常者，祸之所从起。观公与夫人如齐之书，则见其违男女之常经，而祸乱之所从生。圣人谨礼于微，虑患于早之意，不可不察也。临

译川地吴氏说：这次出行是鲁桓公前往阳谷会见齐侯，夫人想一同前往，桓公无法制止。在泺水边会见齐侯的礼仪结束后，夫人又想跟随齐侯到齐国去，既然夫妇已经一同出访，桓公不能独自返回鲁国，所以便和夫人一起到了齐国。我按：这里的“与”字，是表示党羽、匹敌的意思，而不是表示从属关系的词语。所以由尊及卑称为“及”，由此及彼称为“及”，都是“及”字的一方为主。僖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用“公及夫人”，是因为夫人不敢专断行事。《左传》记载：周王剥夺了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又说：陈公子完和颛孙逃奔齐国。用“与”字则表示地位匹敌，没有彼此尊卑的区别。桓公和夫人姜氏到齐国，这就好像是说夫人专断行事而桓公跟随她一样。《易经》说：君子制定道义，顺从妇人就是昏庸。桓公不能制定道义而顺从文姜前往齐国，他的罪过可想而知了。《春秋》用文字来褒贬善恶，难道不是可信的吗？○赵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写“及夫人”？因为夫人是外姓。夫人是外姓是什么意思？这是内部的措辞。其实夫人是外姓，桓公才是内人。我按：圣人设立教化，不应该如此繁琐细碎。我按：《公羊传》经文脱漏了“与”字，所以言辞才显得冗费。

译夏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回到鲁国。

《左传》记载：鲁桓公和文姜前往齐国，齐侯与文姜私通。鲁桓公责备文姜，文姜将此事告诉了齐侯。齐侯设宴招待鲁桓公，让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上。鲁国人告诉齐国人说：“我们的国君畏惧贵君的威严，不敢安居，前来重修旧好，礼仪完成却未能返回，无处归咎，在诸侯中蒙受恶名，请杀掉彭生以消除怨恨。”齐国人杀掉了彭生。

《公羊传》记载：夫人进谗言中伤鲁桓公，齐侯发怒，在鲁桓公离开时与他饮酒吃饭，让公子彭生送鲁桓公上车，彭生按住车干杀死了他。

《谷梁传》记载：在外国去世，称“公”是举出上位者。

鲁国国君被弑杀而称“薨”的，通常不记载地点，以显示其被弑杀的事实（如隐公、闵公）。现在记载桓公在齐国去世，难道不是掩盖了事实吗？前面记载鲁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后面记载夫人逃回齐国，去掉了她的姓氏，而鲁庄公不记载即位，那么事实也就明白了。

赵氏说：在外国去世，不论有无变故，都应当记载地点。朱子说：孔子直书其事，大义就在其中。他说：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鲁桓公在齐国去世，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回来，夫人逃回齐国，这些显然在目，即使没有传文也可以明白。张氏说：《春秋》记载鲁君被弑杀的体例有两种，在国内则不记载地点，以保存其被弑杀的事实；在外国则不能不记载地点，而通过上下文的特殊之处来显示。这里先记载鲁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第二年记载夫人逃回齐国，那么桓公不得善终就昭然若揭了。石氏说：这是用“防”字来表达痛惜之意。蜀杜氏说：仁是国家的根本，三纲五常由此产生；礼是人伦的根本，君臣上下由此端正。隐公将要传位给桓公却被弑杀，是不仁；到邻国去却带着夫人同行，是不礼。开始以不仁而立国，最终因非礼而灭亡，《春秋》认为这是极大的罪恶。

《通义》问：桓公弑君篡位，凡是鲁国人都不应与他断绝关系。齐国人厌恶他，是适宜的。《春秋》为什么要避讳呢？回答说：记载“公薨于齐”，又说“葬我君桓公”。这与称他为幽王、厉王一样，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这与孟子断定桀、纣为匹夫的意思不同。回答说：《春秋》对隐公不记载葬礼，对桓公不记载王年，诸侯来朝见而贬低他们的爵位，冢宰来聘问而记载他们的名字，像这类事情对桓公的治罪已经很严厉了，难道仅仅是称他为幽厉、指为匹夫所能比拟的吗？齐国人出于私愤杀死桓公，并不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记载“葬我君桓公”，又可以看出天王、方伯、鲁国臣子的罪责。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这样的史书？

髙氏说：桓公弑君篡位，难免被人杀死，天理也没有错乱。《春秋》不记载讨伐贼人，是因为齐襄公杀他，并不是讨伐他弑杀隐公的罪行，不把他当作贼人来讨伐，是为了杜绝无休止的动乱。泺地会见不记载夫人出发，通过“遂如齐”来显示；灵柩回来不记载夫人进入，通过“孙于齐”来显示。不认可她的出发，不认可她的进入，圣人的用意微妙啊。

秋七月。

冬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赵氏说：葬礼称呼“我君”，然后举出谥号，这是臣子的敬辞。否则恐怕会涉及他国的国君，而近乎不敬了。

《公羊传》说：贼人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葬礼？因为仇敌在外国。

《谷梁传》说：仇敌在外国，不责备越国去讨伐，因此可以安葬。

范氏说：当时齐国强大，不是臣子所能讨伐的。陆氏说：贼人在异国，所以可以安葬。陈氏说：在他国被杀，即使仇敌没有讨伐，也可以安葬。

桓公的仇敌在齐国，是在外国；隐公的仇敌在鲁国，是在国内。在外国不责备越国讨伐，本来有负责的人（上有天子，下有方伯连帅，讨伐贼人的责任不在鲁国）；在国内则应当在这里讨伐，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十八年记载王年，而桓公记载安葬，只有能够权衡变通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

《通义》：桓公在齐国去世，贼人没有讨伐却记载安葬，为什么呢？桓公是弑君的贼人，讨伐他是适宜的。然而齐国人出于自己的私愤杀死他，并不是讨伐他弑君的罪行。又因为圣人对鲁国的事有君臣之义，难以明确彰显他的罪行。只记载安葬，桓公的罪过就显现了。就像蔡般是弑杀君父的贼人，楚灵王诱杀他，两人都被记载名字，也是这个意思。

家氏说：桓公是篡国的贼人，鲁国臣子不能为隐公报仇，现在死在邻国，死于艳妻之手，从他自身来说，固然不幸；从天的讨伐来说，与州吁死在陈国、陈佗死在蔡国，几乎没有不同。《春秋》诛讨姜氏和桓公，表明桓公的死与隐公不同。

我按：《春秋》中君被弑杀而记载“○”的有九次：卫桓、齐襄、陈灵，是贼人已经讨伐的；郑僖、齐悼，是经文没有记载弑杀的。蔡景的“○”，是遍刺天下的诸侯；也许悼的“○”，是不让他仅仅作为弑父者。蔡灵的仇敌在外国，也是弑逆的贼人，与鲁桓相同；楚灵王死在比干，也如同齐诸儿死在无知。蔡昭的仇敌在国内，贼人已经讨伐，但贼人微小不记载，而且因为蔡昭背叛楚国欺骗吴国，应当死于盗贼之手。圣人的书法，如同造化生物，其笔削无不适宜于天理的当然。

有人竟然说桓公的安葬，鲁国人只把杀彭生当作贼人已讨伐，贼人不讨伐而不安葬，是孔子删削的，并不是说鲁人不安葬。如果说臣子安葬就记载于经文，那么晋国栾书安葬厉公于翼东门之外，齐国

译崔杼将庄公安葬在士孙之里，为什么史书不记载“葬”字呢？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七

元 汪克宽 撰

庄公上【庄公名同，是桓公的儿子，母亲是文姜，夫人是哀姜，十四岁即位，在位三十二年】

【戊庄王子四年】元年【齐襄公五年，晋缗公十二年，卫惠公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侯二年，郑厉公八年，子仪元年，曹庄公九年，陈庄公七年去世，杞靖公十一年，宋庄公十七年，秦武公五年，楚武王四十八年】春，周历正月。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命令，也没有向周天子请命。有人说：庄公是嫡长子【“嫡”读作展，下文同】，他作为储君的身份是很明确的。虽然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命令，也没有向周天子请命，难道不可以凭借继承国家而记载即位吗？回答说：诸侯的嫡子，必须在周天子那里受命【《典命》注：誓就是命的意思】。庄公虽然是嫡长子，但没有受命，怎么能成为国家的储君呢？副称世子。作为世子，必须在周天子那里受命；作为诸侯，难道可以因为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命令，不向周天子请命，就擅自拥有国家、登上诸侯之位吗？《春秋》贬斥而不记载即位，父子君臣的大伦常就端正了【《通防问》：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推举他，这是在国内有所承受了。不记载即位，为什么呢？回答说：同虽然是嫡子，但未曾被天子任命。桓公又死在他国，来不及有托付的命令。他在国内没有承受，是很明显的。高氏说：庄公向上不接受天子的任命，而父亲以弑逆的方式得到君位，又不以正道结束，因为没有承受的缘故，不记载即位，是不端正他的开始。张氏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桓公在齐国被杀害，固然来不及有立太子的命令。况且继承之初，创伤巨大、痛苦深沉，不同于其他国君，不仅应当向周天子请命即位，而且父亲的仇敌尚未讨伐，也应当向天王报告，把国事委托给冢宰，而专心以讨伐贼人为事。现在安然居住，竟然不把父亲无辜在邻国被杀放在心上，所以削去他的即位记载。大概以人子之心处在庄公的时候，应当知道庄公没有志向，又不同于隐公、闵公、僖公。○啖氏说：《左传》认为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况且三月文姜才出奔，怎么妨碍正月即位呢？刘氏说：推究传文的这个意思，应当是因为文姜没有到达，所以说罢了。不知道夫人行为不正的，至死都不记载。况且庄公不忍心即位，文姜感动于他而回来，那么庄公已经忘记文姜弑杀他的父亲了，为什么文姜又出奔到齐国呢？王氏说：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因为继承的缘故，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然而庄公娶王姬，闵公在落姑结盟，僖公在柽地会盟，都在即位之年，并不是不忍心】

三月，夫人出奔到齐国【“孙”音逊，下文同。《左传》不称姜氏，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看待。《公羊传》国内忌讳说奔，称为孙夫人，不称姜氏，是贬斥她参与弑君。《谷梁传》孙的意思是，如同孙让，忌讳说奔，不说姓氏，是贬斥她】

夫人是文姜，桓公被弑杀，姜氏参与了【“与”音预，下文同】。作为鲁国的臣子和儿子，道义上不能与她同戴一天之下了。嗣君是夫人所生的，恩情如何呢？顺从私情就损害天下的大义，举用法度就伤害母子之间的至深恩情。这是国论【去声，议论】难以决断【丁乱反】的事情。经文记载夫人出奔到齐国，而恩情与道义的轻重就审察清楚了【刘氏说：母子至亲而不得不断绝的，是道义。《春秋》对于人们不明于道义而偏私亲人有所不忍，所以展示断绝的文字】。梁国有继母杀了她丈夫的人，而她的儿子杀了继母。官吏想要以谋反大逆定罪。孔季彦【孔子十九世孙】说：文姜参与弑杀鲁桓公，《春秋》去掉【上声】她的姜氏，传文【去声】说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看待。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就是普通人罢了。比照古义，应当以不是司法官而擅自杀人定罪，不能以谋反大逆论处。人们认为恰当【《连丛子》：梁国人娶后妻，后妻杀了丈夫，她的儿子又杀了她。季彦路过梁国，梁相说：这个儿子应当以谋反大逆论处。礼制，继母如同母亲，这是杀母。季彦说：说如同母亲，那么与亲生母亲没有区别，是想用道义督促他。从前文姜参与弑杀鲁桓公，《春秋》去掉她的姜氏，传文说：不称姜氏，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看待。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就是普通人。况且亲手杀人重于知情，知情尚且不能当作亲人，那么下手的时候母名就断绝了。比照古义，这个儿子应当以不是司法官而擅自杀人定罪，不能以杀母论处而以谋反大逆定罪。梁相听从了他】。所以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了。孙，是顺让的辞令，使得好像不是被儿子驱逐，以保全恩情【杜氏说：夫人是庄公的母亲，鲁国人责备她所以出奔。国内忌讳说奔，称为孙，如同孙让而离开。临川吴氏说：鲁国人认为桓公被弑杀实际上是因为夫人，众怒群责，夫人内心惭愧不安，所以出奔到齐国】。哀姜离开而不返回，文姜就回到鲁国，都按照孙的体例记载，为什么呢？参与弑杀桓公的罪过已经极重，如果离开而不返回，是深深地断绝关系【范氏说：文姜有杀夫的罪过重，所以去掉姜氏；哀姜有杀子的罪过轻，所以贬称为夫人。姓氏的丧失，这是轻重的差别】。那么恩情轻而道义重了。《河广》这首诗，它的词句有什么可取之处，而圣人收录在《国风》里，是为了阐明宋襄公重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