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二

译公子、公孙，大概是因为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怎么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古时候，公族成员被处以死刑尚且不用丧服，何况是弑杀君主呢？大义在起初就已经明确了，后来那些弑君自立的人，就都按照亲属关系来称呼。有的看到他们因为亲属关系而受到过度的宠爱，被赋予过重的权力以至于导致祸乱；有的看到他们本是天然的亲属却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的标准各不相同。《春秋》大致上记载的事情，如果事情相同，用词就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这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义理，不能拘泥于“例”。《说文解字》说：“臣下杀害君主叫做‘弑’。”何休说：“君父被称为‘弑’，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名称。”

译这是卫国的公子州吁，之所以削去他的宗族属籍，特意以国氏称之，是因为庄公没有用对待公子的礼道来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通防认为，《春秋》断绝州吁的属籍，是为了彰显公室宗族中受宠爱的人不可参与政事、主持国政和掌握兵权的意旨。督、万、无知也是公族大夫，断绝他们的属籍，其义理与此相同。有人问：如果真像这样说法，《春秋》的法度岂不是不合礼法了？周公、康叔不是懿亲参与政事吗？回答说：尊崇贤人然后才能亲近亲人，急于亲近贤人是尧舜之道，那么亲近的贤人必定先于疏远的贤人，不偏私宠爱亲属，而没有尊崇贤人的等级。经文记载“季子来归”不称公子，兼顾了亲贤之道，其法度可以说是通达的】如果用公子的礼道对待州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不让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那么桓公的君位就安定了，祸乱从何而起？州吁受宠，喜好军事而庄公不禁止，石碏竭尽言辞极力劝谏而庄公不听从【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儿子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骄奢淫逸是邪路的来源。这四种恶习的到来，是因为宠禄过度。如果要立州吁，就确定下来；如果还没有确定，那就是祸乱的阶梯。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谦下，谦下而不怨恨，怨恨而能谨慎的人，很少啊。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加大，淫乱破坏道义，这叫做六逆。君主行义，臣子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叫做六顺。舍弃顺理而效仿逆理，所以会招致祸患。做君主的人应当致力于去除祸患，却反而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这就是没有用公子的礼道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春秋》的防微杜渐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根本端正则末端不偏斜，源头清澈则水流不浑浊】用卫国的《绿衣》等诗篇来考察，所谓前面有谗言而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的人【董仲舒的话】就是庄公【《诗经》朱子传：“《绿衣》是庄姜贤德却失位，讽刺庄公惑于嬖妾。《燕燕》是庄公的妾，桓公的母亲戴妫大归于陈，庄姜送她而作。《日月》是庄姜不被庄公理睬，所以呼日月而诉苦。《终风》是庄公暴慢无常，庄姜正静自守，所以忤逆他的心意而伤己的诗。”张氏说：“卫国的祸乱始于庄公宠爱州吁，放纵他喜好军事而不禁止。庄公在位时，妾室僭越，夫人失位，这在卫诗中有体现，那么祸乱的根源早已萌发，滋长蔓延，最终无法图谋，以致篡弑得逞。”在桓公即位之后，《春秋》记事，直书其事，也是想让读者推究祸败的起因，而严加履霜之戒。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一旦失去正道，就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卫庄公溺爱，致使内宠僭越嫡妻，嬖子危害正统，石碏的劝谏足以让人醒悟。刚愎自用而不图谋，辨别不早，遗祸后代，可谓惨痛】他不称公子而以国氏称之，是为了给后世为人君父的人留下警戒。所以传文说：“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董仲舒的话，见太史公自序。陈氏说：“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的贼人都直呼其名。”愚按：州吁不称公子，程子认为州吁身为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所以不得称为先君的子孙。文定认为庄公没有用公子的礼道对待他，导致他犯下大恶，所以以国氏称之。现在考察这两种义理，互相发明。州吁弑杀桓公而自立，罪行兼具篡位和弑君，与阎职、邴歜之徒怀着忿恨挟怨而轻举妄动犯下大恶的人，又有天壤之别。《春秋》首先断绝他的族属，直呼其名以弑，等到他被诛杀，也只直呼其名。旧史必定都称他为公子，圣人削去，以显示天讨的刑罚。纵观整部《春秋》，弑君者有二十五人，称世子弑君的有三：楚商臣、蔡般、许止。公族而削去其属与氏的有四：卫州吁、齐无知、宋督、万。称公子的有三：齐商人、郑归生、楚比。大夫而称氏称名的有六：晋里克、赵盾、陈夏徵舒、齐崔杼、陈乞、卫宁喜。称人的有三，称国的有四，称阍、称盗的各有一。世子有父亲的亲情，有君主的尊贵地位，他本来固有，国家是他应当君临的，却对君父推刃，穷凶极恶，不待贬绝而自见。然而考察他导致这样的缘故，那么作为君父的人，必定失其道，才导致如此，那么首恶的名声，难道不是天下万世的大戒吗？公族而不书其属与氏的，两方面都加以贬斥，或者有以公子书写的，程子所说的见其以天属之亲，反而成为寇仇，而其君宠之太过，任之太重，以至于乱，其罪亦不可掩矣。称人以弑的，是说多行无道，肆于民上，为国人之所欲弑，故称国、称人，以明君虽无道，通国之人皆欲弑之。而三纲人道之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特蔽罪于国人，则操刀为大恶者可末减尔。称国以弑不书其人，则着当国执政大臣之罪，而其所以为当国大臣之所弑，则必有由矣。称阍以弑，而不称君，则见阍寺之贱，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于不克保身者，君之

译这是错误的。如果称为“盗”，那么即使是平民百姓的防范，也视同路人，这又与守门人的职责不同，所以史书并不记载为“弑”。那些犯下弑君逆乱罪行的贼人，本来就不被天地所容，即使历经千万代，他们的罪行也不会被赦免。然而，君主未能及早明辨，以致酿成如此大恶，这难道不是古今的一面镜子吗？刘氏说：“《谷梁传》认为，用国氏来称呼，是因为有嫌疑，是弑君并取而代之。督万，难道可以说他是弑君并取而代之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弑君并取而代之吗？”

译夏，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这是史书记载“遇”的开始。《左传》说，鲁公与宋公约定会盟，打算重温宿地的盟约，但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派人来报告国内发生动乱，于是夏天在清地相遇。《公羊传》问：“遇”是什么意思？是指没有预先约定。《谷梁传》八年传称，没有预先约定而相见叫做“遇”。程子传称，诸侯相见而不履行朝见会盟的礼仪，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遇一样，所以史书称“遇”，这不符合周礼。冬天相见才称为“遇”。杜氏说，清是卫国的城邑，济北东阿县有清亭。我按：现在东昌路濮州临清县。所谓“遇”，是指草率仓促的约定。杜氏说，“遇”是指草率仓促的约定，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就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逢一样。朱子说，语言草率，不成礼仪。古代有“遇”的礼仪，没有预先约定而相见，以表明造访之意，也有恭敬严肃的心意。《春秋》记载“遇”，是因为私下订立约定，自比于没有预先约定而相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赵氏说，简化礼仪而相见叫做“遇”。啖氏说，“遇”礼忽然有邂逅相遇，简略而行，所以与会盟的礼仪不同。虽然不是真正的相遇，而是从简易以“遇”礼相见，通说古代诸侯有时互相朝见，有时遵从王命，没有期约而恰好在路上遇到，必定有两位国君相见的仪式。近处的一方为主，远处的一方为客，称颂先君以相接，所以推崇礼让，杜绝轻慢。因此称为“遇”。周朝衰微，诸侯放纵，出入没有法度，而私下订立邂逅的约定，好像恰好遇到在路上一样，也称为“遇”，这是不对的。我按：通说本于何氏注。简化礼仪，轻慢容易，没有国君的礼仪，就没有合适的主人了。所以记载鲁国参与的“遇”有四次，都写“及”。这一年遇于清，庄公二十三年遇于谷，三十年遇于鲁，僖公十四年遇于防。好像说以此及彼一样。记载外国参与的“遇”有三次，都按爵位排列。八年宋卫遇于垂，庄公四年齐陈郑遇于垂，三十二年宋齐遇于梁丘。好像说以尊及卑一样。其意认为没有合适的主人与古代没有预先约定而相见不同。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厌恶他们没有国君相见的礼仪。高氏说，国君出行必定有卿大夫、车马、步兵跟随，有旗帜作为标识，使人望而生畏，岂能随便呢？各自逞私欲，奔走于道路之间，像普通人一样，这不是先王的法度。张氏说，《春秋》因事而书，以讥讽他们不是为王事而出境，没有国君的礼仪。襄陵许氏说，隐公、庄公之间共六次记载“遇”，自闵公以后只有会盟没有“遇”。我按：“遇”是偶然，偶然相见，素无期约，如伊尹遇汝鸠、汝方，孟子遇宋牼于石丘，就是这样。《公羊》《谷梁》解释名义，都说不预先约定为“遇”。《左传》这一年的传与《礼记》的记载，则以未到约定日期为“遇”。《左传》遇于垂、梁丘的传则都说事先有约定。大概不预先约定而相见，是古代的礼仪。未到约定日期，或私下订立约定而以简礼相见，是春秋诸侯的礼仪。看昭公时公孙齐，而《公羊》记载他以“遇”礼相见，就知道不是不预先约定的“遇”了。然而桓公十年，公防卫侯于桃丘，没有遇到，则是预先约定而没有到的人。古代诸侯因王事不预先约定而相遇，仓促之间，也有礼仪。春秋之时，不是王事而出行，有期约以相见，却行古代不预先约定的礼仪，这是自欺欺人。怠惰轻慢，逐渐导致预先约定而没有到，欺诈就更严重了。世道越来越下，风俗越来越偷薄，实在可叹。○啖氏说：《谷梁》说“遇者志相得也”，为桓公十年传云“不遇者志不相得”，于是这样说。《公羊》又说“一君出，一君要之”，假如真是这样，忽然以会盟礼仪相见，岂能书“遇”呢？刘氏说：《谷梁》说“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如果内心有意，又志相得，就不是不预先约定了。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这是诸侯联合讨伐的开始，也是东方诸侯分党的开始。《左传》说，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先君的仇怨，而向诸侯求宠，以安抚其民，派使者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带着赋税与陈、蔡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其东门五天而返回。程子传：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与诸侯攻打他。挟持诸侯以攻打郑国，本来就是罪过。而卫国弑杀其君，是天下应当诛讨的，却与郑国修好而同攻他人，其恶更甚。张氏说，陈在陈州宛丘县，蔡在蔡州上蔡县。我按：宛丘属今汴梁路，上蔡属汴梁路汝宁州。

《春秋》的法度，诛杀首恶。发起这次战役的，首谋在卫国，而以宋国为主帅，为什么呢？前面记载州吁弑君，其罪已极，到这里阻挠兵力修怨，不论如何都可以。而邻境的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可以就这样罢了么？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到那三位大夫那里报告，他们说不可以，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

译不敢不报告啊【此事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朱熹说：臣子弑杀君主，是人伦中最大的变故，天理所不容许，人人都可以诛杀他，何况是邻国呢？所以孔子虽然已经告老退休，仍然请求鲁哀公讨伐他。先师说：孔子作《春秋》来声讨乱臣贼子，这一年《春秋》已经停笔，却仍然请求讨伐陈恒。作《春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孔子，运用《春秋》大义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孔子】那么邻国有弑君叛逆之事，宣布罪行前往讨伐，即使先行动后报告，也是可以的【《汉书》：先行动后报告，符合通例。晋朝益州刺史皇甫晏被牙将张宏杀害，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王濬说：“应当立即前往讨伐。”王濬想先请示朝廷，李毅制止他说：“贼人罪恶极大，应当不拘泥于常规制度，有什么可请示的呢？”随即出兵追击张宏，而晋朝没有以擅自兴兵的罪名治王濬的罪，这是符合《春秋》大义的】宋殇公不顾卫国发生弑君的灾难【乃旦反：乃，于是；旦，早晨；反，返】想要安定州吁，却顺从他邪恶的意图，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所以以宋公为首，诸侯跟随【才用反：通例】。问《春秋》诛杀乱臣贼子的方法，回答说：《春秋》有诛杀乱臣贼子的法则，共有数十条，比如伐郑以宋公为首恶，记载“卫人杀州吁”之类，学者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坚守节操至死，在面临弑父弑君的时刻，不会跟随乱臣贼子，见到正义就畏惧祸及自身，而不敢放肆】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法度，这个义理实行起来，作恶的人就孤立无援了【〇立无助：孤立无援】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畏惧了【张氏说：宋国自从殇公即位，公子冯出居郑国之后，冯因为穆公不立自己为君而怨恨，图谋反叛夺取国家，郑庄公于是帮助他，从此宋郑结仇，到了这时卫国州吁想要安定自己的地位，先请求伐郑，以消除公子冯的威胁，所以宋国率领陈、蔡一同伐郑。宋殇公从穆公那里继承国家，而冯有争位之心，正当修养德行、安抚百姓，对外与邻国交好，那么他的地位自然安定，冯就没有机会伺机而动。何况州吁是逆贼，内心怀着被讨伐的恐惧，却想与殇公结交，如果名义上认定他为贼，向周王报告并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安定君臣父子的伦理。现在却被邪念诱惑，联合陈、蔡帮助逆贼，使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顺逆的正理，从此日日从事战争，而弑逆之事最终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这都是殇公不能早在这次战役中明辨是非的缘故。蜀地杜氏说：“隐公、桓公时期，诸侯用兵多称‘人’，这里宋、陈改变文辞称爵位，大概是为了加重对蔡、卫的贬斥，而著明爵位。如果四国都称‘人’，就看不出蔡、卫伐同姓的罪行了。”我按：《诗经·邶风·击鼓》诗序说：“卫国州吁用兵暴乱，派公孙文仲率军平定陈与宋，《春秋》经文把‘卫人’写在‘蔡人’之下，是为了诛责文仲党同恶类，而忘记不共戴天的仇恨。”朱熹认为小序讥讽州吁勇而无礼，极为浅陋。现在考察鲁国众仲不称其元凶大恶，只说“阻兵安忍”，大概是因为君臣之义在天下不明很久了，《春秋》能不产生吗】

译秋，翚率领军队【翚，音许归。这是大夫专权征伐的开始。《左传》记载说：“翚帅师”，是痛恨他。《公羊传》说：“翚不称公子，是贬斥他。为什么贬斥？因为他参与了弑杀国君。”《谷梁传》说：“翚不称公子，是贬斥他。为什么贬斥？因为他参与了弑杀国君，所以贬斥。”程子传：“翚不称公子，弑逆之人，积累其强横邪恶，非一朝一夕之故。辨别应当早，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隐公不能早辨，因此招致祸患】

按照《左传》，诸侯谋划讨伐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率领军队去会合，隐公不允许，羽父坚持请求并出发了【薛氏说：军队出发后翚才去会合，我认为元年郑国讨伐卫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与公子豫交好，豫请求前往，邾子不允许，于是自行出发。然而豫的专行没有被贬斥，是因为伐卫之事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所以如此】《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踩到霜，是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到坚冰。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的是逐渐形成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文言程子传：天下之事，没有不是由积累而成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智的人知道渐不可长，小积成大，早作辨别，所以天下的恶没有由头而成。我认为：圣人作《易》，常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大易》言阴阳始于乾坤初爻，所以坤之初六，其象为履霜。盖霜者阴气之始凝，阴盛则水冻而为冰，极盛而为坚冰。阳主生，阴主杀，所以弑君者不善之积，自防至着，亦犹防阴渐积而至于极盛也】宋人来请求出兵，而隐公推辞。羽父请求率领军队去会合，而隐公不允许。他的推辞而不允许，是合乎道义的【宋国帮助州吁，所以不允许是合乎道义】翚以不义之事强迫【上声】他的国君，坚持请求并出发了【杜氏说：不称公子，痛恨他坚持请求强迫国君做不义之事】无君之心，显露了【兆者，几之先见】那些公子公孙，升为贵戚之卿的，其根基胶固，难以抵御异姓之卿，何况翚已经让他主兵而违抗命令呢【蔡氏说：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说：圎则行，方则止】隐公不能早作辨别，罢免他的兵权，还让他率领军队，因此招致钟巫之祸【十一年】《春秋》在这里去掉【上声】他的公子称号，以谨守履霜之戒【陈氏说：防伐未有言帅师者，文三年叔孙得臣，成八年叔孙侨如，皆不言帅师，此特言帅师，翚弑隐者也。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永嘉吕氏说：书帅师，则翚专兵可知，故单伯防伐宋不言帅师。家氏说：不称公子，去族之诛也。桓之弑，翚为首恶故。】在隐公时代，去掉他的族称，以正其弑君之罪；到了桓公时代，而仍称他的公子之号，说明他与桓公同恶。这是《春秋》诛讨乱贼，开始见于鲁国之事。杜氏说：“外大夫贬，皆称人；内大夫贬，皆去族。”○我认为：翚不称公子，刘氏谓《左传》以翚溺为贬；无骇未赐族，如传之説，则翚溺可以无骇言之，无骇可以翚溺言之。或谓翚本再命大夫，其后桓公立，进为三命，始书氏。今考公子非氏，若〇、孙、仲孙乃氏也。若曰未赐族，则公子不当赐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乃以王父字为氏。桓三年称公子翚，则翚未赐族明矣。传称去氏，盖以不称公子同于去族耳。若曰翚非命卿，据经则両帅师防伐；据传无骇卒而请諡与族，滕、薛争长，而公使请于薛侯。苟非命卿，未必至若是亲昵用事也。曰未赐族，非命卿，义不可通。况无骇为司空，则亦为命卿矣，特未赐族，故止书名。惟先公之子而不书公子，乃为贬尔】

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传：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防。程子传：宋虐用其民，卫当诛之贼，而与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国搆怨，而他国与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国，重言其罪。左氏以为再伐妄也】

《春秋》立义至精，词极简严而不赘也。若曰「翚帅师防伐郑」，岂不白乎【据庄十四年春三国伐宋，夏单伯防伐，不再序三国】再序四国，何其词费【方味反】不惮烦也【曲礼不辞费，孟子何许子不惮烦】言之重【平声】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四国合党，翚复【扶又反】防师，同伐无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贼，恶之极也。言之不足而再言，圣人之情见【音现】矣。天地造物，化工运其神；春秋讨贼，圣笔冩其意。再序四国，而诛讨乱臣之法严矣【陈氏曰：春

译《春秋》记载的通则有三：有相同称号的，有相同辞句的，有相同文辞的。称号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辞句中；辞句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于是体现在文辞中。认为仅用相同的文辞还不够，进而改变文辞，那就是特别记载了。因此，公子州吁初次弑杀国君，卫国人为他改变写法，是因为不到一年就能讨伐他，说明卫国还有臣子。而五个国家的国君和大夫攻打郑国，以此确定州吁弑君的事，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这五个国家的国君和大夫还有人心，不至于如此过分。《春秋》记载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记载了又再次记载，在《春秋》中才一两次出现。特别记载的法则严厉啊。张氏说：再次记载这四个国家，是用重复的言语来显示他们的罪恶不可胜诛。既然已经叙述了，又再次叙述，所以反复痛惜宋殇公失策，陈、蔡两国无人，结党附逆贼以虐待无辜，看待臣子弑杀国君这样的大变，这确实是禽兽都不做的事，却认为可以亲近。鲁国的翚又从而辅佐他，于是使得中原之人视为常事。不久鲁、宋两国相继陷入混乱，学者在这里应当知道圣人哀伤世道变迁，扶持天理的深远防备。我按：《春秋》一经中辞句重复记载的有五次：僖公五年“防盟首止”，九年“防盟葵丘”，是赞美；这一年伐郑，襄公二十七年“防盟于宋”，昭公十三年“防盟平丘”，是谴责。

译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濮音卜。《谷梁传》说“人以杀”，是因为杀的是有罪之人。“于濮”二字，是讥讽卫国失去了贼人。程子的传文说：“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方法。石碏说：‘朝见周王是可以的。’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石碏说：‘陈侯正受到周王的宠信，如果去朝见陈侯，让他代为请求，必定可以得到。’石厚便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敢请你们设法处置他们。’陈国人逮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死刑。卫国派右宰丑到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到陈国杀死了石厚。”称“卫人”，是众人的说法；表示举国上下共同杀他。杜氏说：“濮，是陈国的地名，也是一条水名。”张氏说：“在曹、卫之间，接纳黄河、汴水两条河流，向东北流到漓水分为二支，都向东北流到钜野泽注入济水】

讨伐郑国称“人”，是责备的措辞。杀死州吁称“人”，是众人的措辞【通防陆淳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条例，而含义不同的，只有“人”字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有时因为人多而称“人”，有时因为赞美而称“人”，有时因为避讳而称“人”，有时因为贬斥而称“人”，有时因为轻贱而称“人”】知道这样原因的是，讨伐郑国的战役，公孙文仲是主将，却改变文字称“人”，那么是指国人听从州吁的号令，跟随公孙文仲向南行进的人【《诗经·击鼓篇》：踊跃用兵，我独自向南行，跟随孙子仲，平定陈与宋】所以说这是责备的措辞。至于杀死州吁，则是石碏谋划的，并派右宰丑来执行。改变文字称“人”，那么是众人都有讨伐贼人的心意，也是凡人所可以讨伐的【夫人犹言凡人，《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注：说诸臣子孙无尊卑皆得杀之，其罪无赦。朱子说：春秋的法度，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由士师来执行】所以说这是众人的措辞。《公羊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贼人的措辞【何氏说：表明国中人人得讨伐他，所以广开忠孝之路，史官赞许这种行为。范氏说：有弑君之罪的人，那么举国之人皆欲杀之。赵氏说：凡作乱自立为君而国人杀之者，皆称人以杀言，众所共弃不君之也】这个义理是对的。“于濮”二字，是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过【范氏说：讥讽他们不立即讨伐，竟让贼人到了濮地。薛氏说：于濮何危？失罪人也】卫国失去了贼人却说彰显诸侯的罪过，为什么呢？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国联合出兵，想要安定他的君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他。这不是诸侯的罪过又是什么？用讨伐贼人允许众人，而用失去贼人来罪责邻国和贼人相勾结的，很少了。所以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桓六年传：不以为君，故称名，称名当讨，乏贼也。通防：窦建德攻黎阳，滑州刺史王轨奴杀轨以降。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归轨首于滑。滑民即日请降。州吁弑君，与石厚如陈，石碏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宋万弑君，其党奔卫，卫人欲匿之。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正是。】这个意思，高氏说：“称国，称人，称地，所以广忠臣孝子之义，使人人皆得杀之而无间于尊卑，又使乱臣贼子虽窃发于一时，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广，欲逃无所也。”陈氏说：“讨贼，天下之大义也。苟能讨，虽防者得书，异邦人得书，夷狄得书。苟不能讨，虽以文十七年四国之大夫伐宋，不书其大夫，疑于讨也。而非讨，则虽以襄二十五年十二国之君伐齐，不书伐矣。”家氏说：“不书卫石碏杀州吁者，讨贼者，公法也，众望之所同也。书石碏，则是一人之私讨，而不见其从众望。讨有罪矣，故惟书卫人，言卫国犹有人能以讨贼为事也。”我按：“宋万之弑，宋人求贼于陈；庆父之弑，鲁人求贼于莒，皆责赂而后与。今此陈人能执州吁而不匿贼，取赂亦贤于后此陈、莒之为矣。然陈乃卫桓之母家，而陈侯亦亲率兵防伐郑，欲定其位，则今日之善不足以赎前日之过，故经不书陈人执州吁，而止着卫人之杀之也。”杜预且谓：“州吁未列于会，故不称君。”据成十六年传：“寡君若有罪，则君列诸防”而云然也。夫簒弑之贼，歴千万世，而其罪不赦。石碏谓王觐为可，实以元恶大憝，王法所必诛，而不可见王耳。孰谓列于诸侯之防，而可以贷其罪乎？君臣之义不明巳乆，春秋之时，习为邪説，贪赂党恶，肆无忌惮，是以桓弑隐则弃许田而与郑盟，越宣弑赤则献济西而结齐防，平州传纪其事，而不知经意诛贬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预反引之

译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经典，使得天理泯灭，竟然到了这种极点，唉，真是令人叹息啊！又见于《庄公九年》的注疏中。

译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〇。《左传》记载说：“卫国国人拥立〇。”这是表示众人一致的意思。《公羊传》说：“‘立’字表示被立者本不适宜被立。称‘人’，是众人拥立他的说法。是谁拥立他的？是石碏拥立他。称‘人’，是因为这是众人想要拥立的人。众人虽然想要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说法。‘立’表示被立者不适宜被立。称‘人’，是因为他得到了众人的支持。”程子传注说：“卫国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〇并拥立他。史书记载‘卫国国人拥立〇’，意思是卫国国人拥立了他。诸侯的继位，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向天子请示，但也应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国人认为公子〇可以继位，所以拥立他。《春秋》对此不予认可。即使是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和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继位。因此去掉‘公子’的称谓。”

“人”是众人的说法。【杀州吁时，称“人”，是因为这是众人应当讨伐的，而卫国人都想要讨伐他，所以用“人”来褒扬他们。拥立〇时，称“人”，是因为没有天王的命令，而卫国人凭私意想要拥立并擅自拥立他，所以用“人”来谴责他们。褒扬和贬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

“立”表示被立者不适宜被立。【何氏说：诸侯继位一般不说“立”，这里独说“立”，显然是表示不适宜被立的说法。范氏说：嗣子有固定的位置，所以不说“立”。“立”和“纳”都是非正统的。】

〇虽然是诸侯的儿子，对内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桓公被杀，所以没有先君的命令】对外没有从天子那里接受任命。众人认为他适宜继位就自行拥立他，可以吗？所以《春秋》在卫国国人这件事上特别记载为“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以庶子夺取正统，也记载为“立”。沙随程氏说：卫国国人拥立〇，是一国的公事；尹氏拥立朝，是一族的私事。临川吴氏说：“立”表示不是前代传给后代的正统，即使所立的人是对的，也不是正规的礼仪。】

以此来彰显擅自设置国君的罪责在于〇，断绝他作为公子的身份，以此来明确独占国家的错误，以此垂示法则，从而使父子君臣的道义得以彰显。没有做儿子却不从父亲那里接受继承的，没有做诸侯却不从王那里接受任命的。【《谷梁传》隐公元年：做儿子要从父亲那里接受继承，做诸侯要从君主那里接受任命。孙氏说：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国家，不是国人可以拥立的。高氏说：〇是桓公的弟弟，庄公的儿子，按次序应当继位，又是国人共同想要的，却说不适宜继位？为什么呢？他们说：我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我的国家，我适宜继位。国人也说：他是我国君的儿子，国家是他的国家，他应当继位。这是说诸侯的儿子不必由天子任命，只凭公子的亲近关系，众人认为适宜就自行拥立。如果这样，那么千乘之国都可以擅自设置国君，而邦君的儿子都可以独占国家了。高邮孙氏说：〇因为国人拥立，应该有可以继位的理由，圣人特意在似是而非之间阐明不应当继位的道理。陈氏说：争夺国家不称“公子”，〇〇是用争夺国家的说法来记载的。卫国的臣子可以讨伐贼人，不可以设置国君。州吁被杀，而〇接受国家，上无天子，下无君父，这也是争夺国家罢了。继位之前没有记载“立”的：贼人不讨伐，国君不埋葬，讥讽不在“立”上。所以宋殇公被杀，冯继位；闵公被杀，御説继位；〇灵公被杀，黑臀继位；厉公被杀，周继位；都没有记载。必定像卫国这样，贼人被讨伐，国君被埋葬，然后才记载“立”。家氏说：卫国国人因为〇贤能而拥立他，而〇得志后骄傲，后来行为如野兽。《新台》的讽刺诗因此产生，所以《春秋》在他刚继位时，去掉“公子”的称谓，以显示卫国动乱的开始。○陆氏说：《谷梁传》说：“〇的名字很恶。”按：〇是他的名字，有什么恶呢？】

【癸桓王亥二年】五年【齐僖公十三年〇鄂六逃奔卫国宣公〇元年蔡宣公三十二年郑庄公二十六年曹桓公三十九年陈桓公二十七年杞武公三十三年宋殇公二年秦文公四十八年楚武王二十三年】春天，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观”，《左传》作“矢”。《左传》记载：鲁隐公将要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其材料不足以用来制作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从事。国君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人，所以演习大事以衡量规矩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彰显物品叫做‘物’。不符合规矩和法度叫做乱政，乱政频繁施行，所以导致败亡。所以春天搜捕、夏天苗捕、秋天狝捕、冬天狩猎，都在农闲时用来演习大事。鸟兽的肉不登上祭器，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上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古制的规定。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是皂隶之事，官司的职守，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隐公说：“我将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网观看捕鱼。史书记载：“公矢鱼于棠”，这是不合礼的，而且说明是去远方。《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他去远方。隐公为什么去远方观看捕鱼？是为了登上高台。百金之鱼，隐公张网。棠是什么地方？是济水上的城邑。《谷梁传》说：常事叫“视”，非常之事叫“观”。礼制规定尊贵者不亲自做小事，卑贱者不主持大功。鱼是卑贱者的事，隐公观看，不合正道。程子传注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民事，不远行，远行观看捕鱼，不合道义。杜氏说：“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是鲁侯观鱼的台。”张氏说：“在单州鱼台县。”我按：鱼台县属于今天的济宁路济州。】

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舞【都是山名】巡视，沿着海边向南，直到

译琅琊是齐国东南边境上的邑名，我修养什么才能与先王的观礼相比呢？」回答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做巡狩，是巡视诸侯所镇守的地方；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是陈述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公事而行的：春天巡视耕种并补助不足的人，秋天巡视收获并帮助不够的人。因此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就不外出，如果不是为了民事就不外出。如今隐公怠慢抛弃国家政事，从事远地的逸乐游观，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进而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法自我克制，怎能不招致钟巫那样的祸患呢？特意记载观鱼是为了讥讽他。

译夏四月，安葬卫桓公。【程子传：卫国发生动乱，因此迟缓地称他为桓公，这是显示国人私自给予的谥号。鲁国派人前往参加葬礼，所以史书记载了送终之事。这是大事，必须到正寝，不能死在妇人手中。曾子更换席子后去世，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恰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肯这样做吗？】

卫国动乱，因此迟缓【桓公被杀，八个月后才讨伐贼人，十五个月后才安葬】。鲁国派人前往参加葬礼，所以史书记载【如果不是鲁国人前往参加葬礼，鲁国史官就没有理由记载他的安葬】。圣人保留而不删去，是因为弑君叛逆的贼人已经被讨伐【弑君违背人道的大义，送终是臣子的大事。君主被杀，臣子能够讨伐贼人，那么送终的责任才算尽到】。谥号是行为的轨迹【程子说：谥号是行为的轨迹，用来表彰德行。周公制定谥法，大德行接受大名号，小德行接受小名号，以此来鼓励善行而惩罚恶行】，所以用来记录真实的德行，垂示劝诫。称他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更改。失去君位而被杀，怎么能称为桓【谥法：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称为桓】？爵位分为五等，都是天子册命的。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为公【根据桓公十七年蔡桓公称为侯】？这是显示【音现】臣子没有向天子请求而私自给予谥号罢了。【我按：先王的制度，诸侯刚即位，丧事结束后就穿着士的服装拜见天子，天子赐给他任命；等到他去世，臣子向天子请求，天子赐给他谥号。现在卫桓公的谥号不符合他的行为，名号不同于他的爵位，《春秋》据事直书，罪过就自然显现了。】程氏说：正终是大事，必须在正寝，而不能死在妇人手中【《丧大记》：国君、夫人死在路寝，男子不死在妇人手中，妇人不死在男子手中】。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恰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不忍心这样做。《春秋》对于国君去世，按照王法记载为“卒”【见三年宋公卒】。至于安葬，则跟随私谥而称公，有的革除，有的沿袭前例，以此来贬斥不臣顺的诸侯，后来用来罪责不忠孝的臣子。言辞明显而意义含蓄，都是为了遏制人欲，保存天理，使大位归于正道。【张氏说：《春秋》时代，作为臣子的都没有办法使君父的终了归于正道。程子的话深刻，足以阐发一经书“葬”的深意。桓公名完，谥号桓，大概古代不避讳嫌名。○我按：《谷梁传》说按月记载安葬是因为有缘故，这是不对的。后来蔡宣公、曹桓公、郑庄公都不是被杀，为什么也按月记载安葬呢？】

秋，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音成。《公羊传》写作“盛”。《左传》：卫国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公羊传》：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率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率师”，记载其中重要的部分。《谷梁传》：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为“师”。程子传：卫国、晋国趁着动乱得以立君，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奉周王为先，以居丧为重，却兴兵修怨，进入别人的国家，记载其失道。杜氏说：东平亢父县西南有郕乡。张氏说：现在单州任城县。我按：单州任城县属于现在的济宁路】

称“师”的，是记载其动用众多兵力，但立义不同。有夸耀其盛大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之类就是【僖公元年，诸侯救援邢国，邢国迁到夷仪，诸侯为其筑城。经文都记载“师”，是赞美桓公救患的功劳，所以记录其兵众的盛大】。有揭露其暴虐而称“师”的，如楚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称“楚师”之类就是【昭公八年，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奉孙吴之命包围陈国，冬十月壬午灭陈。十一年，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十一月，楚子灭蔡。经文都记载“楚师”，是为了揭露荆楚擅自发动大军，以灭中夏诸侯之国，诛讨其暴横欺凌之甚】。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次于郎以等待陈、蔡，以及齐国包围郕国之类就是【庄公八年，“师及齐师围郕”，郕国降于齐师。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师，庄公说“不可”。那么一同包围郕国的，是庄公。经文记载“师次”而不说“公次”，记载“师及”而不说“公及”，记载“师还”而不说“公至”，这是为了责备庄公无名黩武，非义勤民，避讳不记载“公”以贬斥他】。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巩固根本、体恤百姓，反而毒害民众，临阵进入别人的国家，失去了君道，记载“卫师入郕”，揭露其暴虐。【家氏说：卫宣公继动乱而立，不能惩艾革弊，以息民保国为事，却轻动大众，进入别人国家，记载以贬斥他。这“入郕”是进入而不占有。十年，齐、郑又进入郕国，所以知道这次进入而不占有，不是其力量可以取而不取，大概是惧怕强国来讨伐，所以虽然进入了但不敢随即占有。临川吴氏说：卫国与郕国都是文王之子所封，郕国趁着动乱侵犯卫国，已经非礼，卫国又报复而进入其国。莒国进入向国，鲁国进入极国，尚且不可以，何况以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呢？“师”是兵师的称呼。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军、师、旅三名，师在其中，所以举中以概括上下，而总名其军旅之众曰“师”，不是以二千五百人而言的。通说凡用兵，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的，是说将领与军队轻重相当。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的，其重在将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的，其重在军队。国君率领军队不

译说“率领军队”的，是把国君看得很重。这是用词作为例子的体例。然而确立例法，其意义深远啊！主将，是军队的命脉，不能不谨慎选择。大众，是国家的根本，不能轻易动用。百姓拥戴国君，尊敬他如同父母；国君看待百姓，亲近他们如同子女。如果子弟不先孝敬父母，那就错了！这就是确立例法的用意。

译九月，为仲子修筑的宫庙落成并举行祭祀。《公羊传》说：“考”就是进入宫室的意思，这是开始祭祀仲子。《谷梁传》说：按礼制，庶出的儿子成为国君，要为他母亲修筑宫庙，让公子主持祭祀，到孙子辈就停止。程子传：诸侯不再娶，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春秋》初期，对此尚存疑虑，所以另建宫庙来祭祀她。宫庙落成开始祭祀。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不合礼制。

“考”是指宫庙落成并举行祭祀。杜氏说：宫庙建成，安放神主并祭祀。服虔说：宫庙初成，祭祀它称为“考”。称她为“仲子”，是因为她排行第二，姓子。惠公想立宠爱的妾为夫人，隐公想立庶出的弟弟为嫡子（详见桓公元年）。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依据《公羊传》），按礼制没有两个正妻（“适”音“历”，与“嫡”同）。孟子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没有祭祀的场所，于是另建宫庙来祭祀她，这是不合礼制的。杜氏说：诸侯没有两个嫡妻，惠公想立仲子为夫人，隐公成全父亲的意愿，为她另建宫庙。家氏说：隐公想将国家让给桓公，所以为他母亲立庙。仲子去世已经很久，到现在才立庙，是因为隐公想以此表明他让国的志向。按礼制，必须是庶出的儿子成为国君，然后才为他母亲修筑宫庙来祭祀，并且由公子主持，国君不亲自祭祀，这是为了尊崇宗庙。现在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隐公却为他修筑宫庙来祭祀他的母亲，这是招致祸乱的做法。宫庙有固定的制度，遵循常规制度不记载，不合制度的礼制才记载。这就好像在说：公子允的母亲，不是鲁国国君应该为她立庙的。所以趁着仲子前来吊唁的机会，纠正她的名分，称为“仲子之赗”；趁着宫庙落成的机会，纠正她的名分，称为“仲子之宫”，这样夫人与众妾的区别就确定了。（不称谥号，不称夫人，不称小君，那么她是妾就很明显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也就辨明了。（《左传》认为隐公是摄政，《谷梁传》认为隐公是让国。然而桓公的母亲不是夫人，那么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隐公年长应当即位，并非摄政。隐公想给桓公，才是让位。）桓公篡位弑君的罪责也就昭示了。（隐公打算让位给桓公，而桓公听信公子翚的谗言，弑杀了隐公，这不是篡位又是什么？）活着的时候用氏来连缀，用姓来连缀名号；去世后用谥号来连缀，用姓来连缀谥号，这是夫人。（依据文姜从齐国回来、去齐国以及去世，都称夫人姜氏，葬于祢庙，称小君文姜。）活着不称名号，去世不称谥号，只单独举出姓和字的，是妾。（诸侯的妾母只应当用氏来连缀字。鲁国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称夫人、称小君、称谥号，只有定姒因为哀公尚未成为国君，不称夫人及小君，但也沿袭成风、敬嬴、齐归的例子而称谥号。夫人尚且不应该有别谥，何况妾呢？）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载灾祸或失礼，就不记载。（啖氏说：凡是祭祀，常事不记载，失礼及非常之事才记载。我按：《谷梁传》说：庶母修筑宫庙而国君最终，就废除了礼制。说：妾母不世代祭祀，这是庶子成为国君的礼制。《戴记》说：妾祔于妾祖姑，这是公子成为大夫、士的礼制。如果庶子没有成为国君而祭祀他的妾母，那么本来就没有这种礼制。礼制说：女君去世，妾为女君的亲属服丧；摄行女君职责，就不为先女君的亲属服丧。这是为了防止嫡妾混乱。孟子去世，声子就摄行小君的职责了。仲子，只是先君的妾罢了，怎么可以为她立宫庙呢？隐公立宫庙来祭祀庶弟的母亲，于是开启了后世追尊妾母的先例，都援引《春秋》考宫的意义。圣人特意记载以彰显失礼的开始。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作为妾母祔庙而不记载。凡是经文中记载宫庙，如西宫、新宫、桓宫、僖宫，是因为灾祸而记载；新宫合乎礼制就不记载。世室屋坏，就记载新作世室，合乎礼制也不记载。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过于奢侈不合礼制就记载。武宫、〇宫，亲尽不应当立就记载。取郜鼎，纳于太庙；在太庙举行禘祭，用致夫人；大事于太庙；跻僖公，有事于太庙；仲遂去世仍然举行绎祭，不合礼制都记载。凡是改朝换代建立先君的宗庙，合乎礼制都不记载。○刘氏说：《谷梁传》说：考，就是成的意思。成为夫人是不对的。如果成为夫人，应当说“考夫人子氏之宫”，现在只说“仲子”，不是夫人就很明显了。）

初次进献六羽之舞。《左传》：鲁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和施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鲁公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初次进献六羽之舞，开始使用六佾。《公羊》《谷梁》传：初，是开始的意思。程子传：成王赐给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后世于是群庙都使用，仲子的别宫，所以不敢与群庙相同而使用六羽。记载“初献”，显示以前使用八佾是僭越。孔子认为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周公之道衰微，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是成王的过错。

初次进献六羽，是开始使用六佾。不称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和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为羽而不称为佾。（范氏说：佾的意思是列，八人为一列，羽是翟雉的羽毛，是舞者所执持的，每人执一羽，不说六佾。说佾则干也在其中。妇人没有武事，只演奏文乐。杜氏说：每佾的人数与佾数相同。我按：武舞执干，干是盾牌，用来抵御危难；文舞执羽翟，羽有文采。《尚书》说舞干羽于两阶，大概是二者并用。孔氏说：羽，是翳，《山海经》五彩的鸟名叫翳，大概是翟或翳，只取其文采罢了。）

译佾是舞列的名称，干舞和羽舞都包含在其中。如果只说羽舞，那么干舞就不包括在内了。《周礼》春官乐师中有羽舞，也有干舞。籥师在祭祀时击鼓指挥羽舞和籥舞。司干在祭祀时，舞者已经陈列完毕，就授予舞具。由此可见，祭祀时有时文舞和武舞并用，有时只用文舞而不用武舞。

“初”是事情的开始。邵子说：“初”是褒奖的意思，因为鲁国以前僭越使用了八佾。我认为：《洪范》说“初一曰五行”，《易经》卦象的第一爻称为“初”。善人恢复其本初，恶人改变其本初。做事的人必须谨慎对待开端，所以“初”是事情的起始，不可不审慎。

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并非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所致，而是用于太庙祭祀周公，这已经是非礼了。此后，鲁国的各位国君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杜氏说：鲁国只有周公庙可以使用八佾，而其他国君于是沿袭僭越而使用它。《祭统》记载：成王追念周公，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劳苦，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重祭，用八佾舞蹈《大夏》，这是天子的礼乐。《明堂位》记载：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苦，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史书记载成王命令鲁国拥有天子的礼乐，是为了褒奖周公的德行。我认为：刘氏《意林》说鲁惠公时期礼坏乐崩，向周天子请求，命令史角前往，从此鲁国开始使用天子的礼乐。齐桓公、晋文公辅佐襄王，他们的功劳很大，也不过是召伯赐命，尹氏授策罢了。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的隧葬，周王说这是天子的制度，没有取代德行的而有两位天子，也是叔父所厌恶的。难道因为鲁惠公对周王没有功劳，就立刻把天子的礼乐赐给他吗？如果说惠公自己僭越，那么当时诸侯强盛，只有吴、楚无知僭越称王，桓公、文公威行天下，几乎可以改变制度，然而终身不敢使用天子的礼制，谁说惠公敢僭越呢？如果说惠公向周平王请求，也未必会答应。程子、朱子都相信《戴记》、《史记》的说法，他们必定有所见。

仲子因为另立宫室，所以不敢与群公之庙相同，而降低使用六佾。史书记载“初献”，是为了表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王氏《笺义》说，初次献舞六佾，是赞许其恢复正道；赵氏说，舍弃八佾使用六佾，仍然称为僭越，所以说“献”；张氏说，“献”是不应该献的。记载“初”是为了显示八佾用于群公之庙，记载“献”是为了显示六佾不应用于仲子之宫，一句话就穷尽了鲁国僭越礼制的始末，不是圣人不能修正，说的就是这类事情。沙随程氏说，献舞六佾，是以妾的身份僭越夫人的礼制。

诸侯在上僭越，大夫在下僭越，所以到了末流，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而三家在祭祀结束时唱《雍》诗，上下再也没有分别了。诸侯的大夫僭越天子的礼制，难道还有上下的分别吗？朱子说，如果鲁国不曾使用天子的礼乐，那么三家即使想僭越，也没有这样的样子，也没有机缘看到这些礼乐而使用它们。

圣人根据事情来记载，以此来端正天下的大典。我认为，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乐，《春秋》根据事情记载，以彰显其罪过。诸侯应用六佾，而鲁国僭越使用八佾，隐公因为仲子另立宫室，应当低于群公之庙，在舞佾数量上产生疑虑，于是听从众仲的建议改用六佾。大概隐公的心意是，先公之庙可以沿袭旧制使用天子所赐的礼制，仲子别宫只应当使用诸侯的礼制，却不知道先君的妾室不可与国君同等安葬，可以使用诸侯的礼制吗？圣人记载说“初献”，一方面赞许隐公恢复王制的旧规，一方面彰显他尊崇宠爱妾室的过错。孔子时代，季氏跳八佾舞，可知隐公只在仲子之宫使用六佾，而群公之庙仍然僭越使用八佾。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以妾母的身份使用小君的礼制，隐公为仲子立宫而献舞六佾，是有开启这种风气的。圣人记载此事，固然为隐公高兴，但也深有遗憾。《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然而乐舞的数量从上到下递减两级。诸侯既然低于诸公，那么诸伯应当低于诸侯而使用二佾了。子男又使用什么呢？况且礼经所记载的庙制、堂制、衮冕旒数、席数，五等诸侯都相同，难道唯独舞佾不同吗？尸子又说，天子诸侯都用八佾，初次献舞六佾才开始厉行乐制。春秋时期诸侯僭越奢侈，沿袭成为常事。鲁国在郊祭、禘祭、门观等方面都不贬损，为什么唯独在舞佾数量上贬损呢？而且妾庙低于诸侯，是常理。春秋也不记载了。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程子传：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您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做向导。”因为邾国人是主谋。】查考《左传》：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您向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做向导。”那么发动战争的是邾国，所以即使是附属的小国，也排在郑国之上。【杜氏说：邾国是主谋，所以排在郑国之上。家氏说：邾国排在郑国之上，是为了彰显它是战争的首倡者，这是为了贬斥它。有人说：宋国实际上是挑起争端而邾国响应它，邾国难道没有罪吗？回答说：邾国被宋国侵犯，应当向周天子报告，向方伯请求，声讨其罪状并惩治它，不应当利用郑宋之间的嫌隙而联合郑国攻打宋国，借着对方的怨恨来报复自己的私仇，这是《春秋》所不赞同的。因此邾国列为首位，郑国次之。郑国作为伯爵的国家却排在邾国之下，也是为了贬斥它。】凡是排列次序的上下，依据国家的大小，这是遵循礼制的常规。【通防：诸侯的序列，依据爵位的尊卑，则名分正当。】而盟会、防御、征伐，以主事者为先，这是因应事务的变化。【盟会则主盟者为先，征伐则主兵者为先。】那么卫国的州吁向宋国报告以攻打郑国，事情与此相同，而圣人以宋国为主事者，为什么呢？这是《春秋》拨乱反正的大法。凡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彻底断绝其党羽。【通防：用兵是国家的大事，是《春秋》所重视的，所以即使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也记载在史册上，而曲直的道理在文字中可见。○我按：《左传》说：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与宋国盟会，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而经文中以邾国为首，不记载王室大臣，大概是因为郑庄公当时是周天子的卿士，所以擅自调动天子乡遂的军队，并非王室派遣将领，所以不记载。】

螟虫灾害从此开始，《公羊传》记载为灾害；《谷梁传》记载为虫灾；程子传：“记载螟虫、记载螽虫，都是因为它们造成了灾害，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虫子吃苗心叫螟，吃叶子叫螣，吃茎节叫贼，吃根叫蟊。【莫侯反，本于《尔雅》】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尚书》：“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管子》：“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以粮食为天。”】《诗经》说：“除去螟、螣等害虫，以免伤害庄稼。”【《小雅·大田篇》：“除去螟、螣，以及蟊、贼，不要伤害我田里的嫩苗。”】《春秋》记载螟虫，是记录灾害。【杜氏说：“因为造成灾害所以记载”；薛氏说：“这是上天异常的变故，是危害百姓的灾害。贤明的君主看到灾变而恐惧反省，是消除灾变的方法。”朱子语：“记载山崩、地震、螽、螟之类，让人知道灾异是有其来源的。”】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家氏说：“宇宙之内，一件事违背常理，一个事物不得其所，日星显示异常，水旱、螽、螟报告灾害，都是国君的责任。所以《春秋》变见在上必记载，灾害及于民也必记载，以示国君职责分内应当谨慎。哀公十二年冬天螽虫，注者归咎于司历官失闰，这是谄媚之臣用来掩盖灾害而假托圣人之言，这难道是《春秋》记载水旱、螽、螟的法则吗？我按：《春秋》记载虫灾的有十四次，记载螟虫的有三次，而在隐公时代的有两次，在庄公时代的有一次；记载螽虫的有十次，而桓、僖、文、襄四位公的时代各一次，宣公时代的有三次，哀公时代的有三次；记载蝝生的有一次，也在宣公时代。大概宣公因弑兄而得国，又改变税法加重赋税，严重困苦农民，所以螽、蝝、水旱、饥馑的灾害连年相继，还不知道恐惧反省以消除天变，圣人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鉴戒。】而近世的王安石竟然说作为人君不必讨论奏报灾伤之事，这又是为什么呢？他太不研究圣人的经典，用来欺骗当时的人而误导天下和后世了。【《宋鉴》：神宗熙宁五年，御史张商英说：“刑部立法，凡是蝗虫为害，必须等到扑灭干净才允许上报。”那么陛下想在此时恐惧反省，以上回应天戒，以下体恤百姓的隐痛，也晚了。王安石说：“条贯已令转运司申奏安抚司，有什么限制？合乎经制的事却需要管勾奏报灾伤状做什么？”皇上笑。】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彄，苦侯反】

查考《左传》臧僖伯去世。【僖是谥号，伯是字，愚按：僖伯在公子之前，必定未赐族，大概《左传》追称氏，如陈桓未卒而称陈桓公，有宠于王，髙氏说他的儿子臧孙达继承，是为哀伯，从此终春秋臧氏世代参与鲁国政事。】鲁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安葬他加一等。”【杜氏说，安葬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及，所以不记载安葬。】以《公羊传》三世来考察，这是所传闻之世。【公羊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氏说所见之世谓昭、定、哀已及父时事也，所闻之世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之世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而记载日期，可见恩礼之厚，明白了。鲁公将去棠地观鱼，僖伯劝谏而不听，于是称病不跟随，可谓忠臣了。安葬他加一等，这就叫做称。【去声，宜也，谓得赏贤旌直之权衡。】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能听从他的话，与郭公善待善人而不能任用，以至于亡国，是一样的，其后果适宜了。【永嘉

译吕氏说：《谷梁传》认为隐公没有任命大夫的爵位，大概是说隐公只是代理国政而非真正的国君。然而他生前被称为“公”，死后被称为“薨”，鲁国的臣子都把他当作国君对待，可见他并非代理，怎么会有不任命大夫爵位的情况呢？他们看到无骇没有被称为“公子”，想寻求解释却找不到，所以才这样说。

译宋国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这是《春秋》记载“围”的开始。《左传》认为这是为了报复郑国军队进入宋国都邑外郭的战事。《公羊传》说：“对于城邑一般不记载‘围’”，这里记载‘围’，是为什么呢？因为宋国强大。《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围’其城邑”，这里记载‘围’，是为什么呢？因为包围时间长久。攻打国家不超过一个季节，作战不追逐败逃的敌人，讨伐不屠杀已降服的人。程子传注说：‘攻打国家却包围城邑，是肆意施暴。’杜氏说：‘颍川长社县北面有长葛城。’张氏说：‘郑国的城邑，即今天颍昌府的长葛县。’我按：长葛县属于今天汴梁路的许州。】

所谓“围”，就是用绳索般的军队包围城邑，断绝其往来的使者，禁止其砍柴采薪的道路，城守坚守不投降，以至于经过一年之久都不解围。【明年冬天，记载“取长葛”，既然不称“侵伐”，又不连系郑国，所以知道包围持续了一年之久。】诛讨乱臣，讨伐贼子，是可以的。长葛是郑国的城邑，有什么罪过呢？在这里记载“围”，而在后面记载“取”，宋人的罪恶就彰明了。【髙氏说：包围他人城邑的，兵力必定众多，而称“人”是贬斥他们。张氏说：宋殇公因为邾国、郑国攻打自己的缘故，向郑国报复怨恨，声讨其罪过而包围其城邑，过了一年才攻取，彰显其暴虐，恃仗兵力的程度极深。临川吴氏说：前面记载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一加兵就夺取其城邑，夺取很容易。宋国虽然对郑国的城邑用兵，但夺取很难，所以包围了一年才攻取。陈氏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围’其城邑，从僖公以前则记载。僖公十八年，邢国、狄人攻打卫国，包围菟圃，不记载。到二十三年，记载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二十六年，记载楚人攻打宋国，包围缗。之后都不记载了。春秋之初，还以包围城邑为重。蜀杜氏说：春秋记载‘围’有四十四次，攻打国家而言‘围’的有九次，这次是第一次。记载‘伐’、记载‘围’、记载‘取’，是厌恶他们。】

【甲桓王子三年】六年【齐僖公十四年，晋哀侯光元年，卫宣公二年，蔡宣公三十三年，郑庄公二十七年，曹桓公四十年，陈桓公二十八年，杞武公三十四年，宋殇公三年，秦文公四十九年，楚武王二十四年】春天，郑国人来请求讲和。【“输”，《左传》作“渝”。《左传》：改变盟约。程子传注：鲁国与郑国旧日修好，后来迫于宋国、卫国，于是与他们一同攻打郑国，所以郑国来断绝交情，改变和平，改变其和平状态。平民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作为国君却违背盟约，是非常可羞耻的。】

“输”是进纳，“平”是讲和。【朱子说：输则渝的意思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沙随”，程氏说：‘输如《吕刑》‘输而孚之’，输我无欲平之意，而郑输其平于我。’临川吴氏说：‘来者，是他来求我，不是我往求他。输谓输写其情，平谓两国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刬削而使之平也。输平犹曰纳欵也。’杜氏说：‘和而不盟曰平。’】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进纳讲和？为了以利相结，解除怨恨，释放仇敌，离间宋国与鲁国的党羽。鲁公未即位时，与郑人在狐壤作战，停止了。【对内讳言俘获，所以说“止”，见《左传》十一年。】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联合军队攻打郑国，即宋国与鲁国结为党羽，与郑国有旧怨，这是明显的。【孙氏说：‘郑国来向我国输诚，平定四年翚会诸侯攻打郑国的怨恨。’】五年郑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郭，宋国来告急，鲁国想救它，使者失言，鲁公发怒而停止。那年冬天，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其中有可乘的间隙，所以来进纳讲和。那么这是善行吗？回答说：讲和是解除怨恨，释放仇敌，固然是善行；但“输平”是以利相结，则受到贬斥。【髙氏说：‘说“来输”，必定有挟持。’薛氏说：‘输平者何？来以贿赂我。’我按：经书“平”的共有六次，只有这次说“输平”，“输”的意思，必定有贿赂在其中，而不是空口求和。“平”是郑国的意愿，而不是鲁国的意愿，如果不以利引诱鲁国，那么鲁国必定不会听从。】为什么知道他们以利相结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地；会同郑人攻打宋国，得到郜及防，而鲁国又夺取这两座城邑，由此知道“输平”是以利相结，所以受到贬斥。诸侯修好和睦，以藩屏王室，所主张的是义罢了。如果以利驱使，做臣子的怀着利来侍奉其君，做儿子的怀着利来侍奉其父，做弟弟的怀着利来侍奉其兄，诸侯必定说：“用什么使我国得利？”大夫必定说：“用什么使我家得利？”士庶人必定说：“用什么使我身得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不至于篡夺弑杀抢夺，就不会满足。【本于《孟子》】所以特别称“输平”，以表明有国者必定端正其义，不谋求其利。杜【杜是绝塞，书杜乃擭】亡国败家之本也。【太史公说：“利确实是乱的开始。”孔子很少谈论利，常防备其源头。张氏说：郑庄公的纳平，是为了联合党羽敌对宋国的计谋，所以不惮屈己请和于鲁，继以纳祊，而未即求许，所以为败宋入许的权舆。鲁隐公也落入其术中而不悟。永嘉吕氏说：言来输，则有自屈损之意。郑岂诚敬鲁哉？亦岂诚畏鲁哉？亦岂诚】

译是想与鲁国消除旧日的怨恨，从而建立以玉帛为礼的友好关系吗？只不过是因为宋国与鲁国刚刚结好，而庆幸其中有可以离间的缝隙，于是委屈受损以求达成目的罢了。陈氏说：春秋初期，鲁、宋、卫、陈、蔡属于一个阵营，齐、郑属于另一个阵营。如今郑国先来与鲁国讲和，从而促成齐、鲁之间的交好。从此以后，鲁国与齐、郑结盟，而疏远了宋、鲁之间的交情了。讲和之事不记载，必定是关乎天下大势才予以记载。第二年宋、陈与郑国讲和，宣公七年郑国与晋国讲和，文公十六年与齐国讲和，襄公二十年与莒国讲和，哀公八年与齐国讲和，都没有记载。记载郑国输纳讲和，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与郑国讲和，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所体现的始末大义。○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败坏了我方的成功，《谷梁传》认为最终没有成功，这都是错误的。讲和，是指两国约定互不背叛罢了。四年伐郑导致讲和断绝，由此可见，怎么会有郑国人又来请求断绝之前的讲和呢？《左传》写作“渝平”，大概是文字错误。

译夏季五月辛酉日，鲁桓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艾，音盖。这是齐鲁两国交好的开始。程子传：开始与齐国讲和。杜氏说：春秋以前鲁国与齐国不和，如今摒弃恶行，缔结友好。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张氏说：在袭庆府奉符县。我按：即今益都路宁海州牟平县。临川吴氏说：此前鲁国未曾与齐国交往，因郑国输送财物讲和之后，桓公才与齐国结盟，这都是郑庄公的谋划。我按：宋殇公既已联合五国军队讨伐郑国，又出兵包围郑邑，历时一年才攻取，郑国怨恨宋国极深。去年与邾国讨伐宋国，不足以消除其怨恨，所以特意促成齐鲁讲和，作为日后讨伐宋国的谋划。鲁国与齐国结盟，而说郑庄公联合齐鲁，是因为三年前齐郑在石门结盟，知道齐郑结为党羽的缘故。结盟不写“及”而写“防”，则不是鲁国的本意，而是齐国想要结盟。记载在艾地结盟，彰显齐僖公小霸业的开始；记载在黄地结盟，彰显齐景公争夺霸业的终结。在艾地结盟之前，虽然在石门结盟，但未与鲁国讲和，则党羽未盛。在黄地结盟之后，虽然驻扎在垂葭、防牵、防洮、渠蒢，讨伐晋国、讨伐宋国，却没有结盟了。凡是记载结盟，都是春秋所厌恶的。比较同类事件来观察，世道的变迁就可以知道了。

秋季七月。公羊传：这里没有大事，为什么记载？春秋虽然无事，但季节开始过去就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程子传：无事记载首月，天时、王月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

四德具备然后成为乾，所以《易经》说：“乾元亨利贞。”一德不具备，则乾道就熄灭了。四季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所以春秋虽然无事，季节开始过去就记载。一季不具备，则一年的功业就亏损了。何氏说：经历一季没有大事就记载其首月，春季以正月为首，夏季以四月为首，秋季以七月为首，冬季以十月为首。表明王者应当奉顺四季的正道。有事不记载月份，是因为人道端正则天道就端正了。杜氏说：虽然无事而记载首月，具备四季以成为一年。孔氏正义：一年有四季，交错互举作为史籍的名称。说春季足以兼括夏季，说秋季足以体现冬季。我按：经文无事记载正月的有二十三处，记载夏四月的有十一处，记载秋七月的有十七处，记载冬十月的也有十一处。既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季节是天时，月份是王月。记载季节又记载月份，显现天人之理相合。《易经》不也说吗：“君子践行这四德，所以说乾元亨利贞。”文言传，我按：乾是健，天的德行。天以至健，所以能运行四德于四季。君子以至健，所以能体现四德于一身。圣人以至健，所以能推行四德于天地之间，以参赞天地而助化育。元，是事物的开始，在季节为春，在人为仁，其表现则是恻隐之情，而获得天地生物之心作为自己的心。《月令》：天子在朝廷赏赐公卿大夫，命令宰相布施德行和缓政令，施行庆赏施予恩惠，下及百姓，这是体现乾之元亨的。物的通达，在季节为夏，在人为礼，其表现则是辞让之情，而用来品评节制亲亲仁民爱物的等级差别。《月令》：天子赏赐封爵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悦，命令太尉赞举俊杰，遂行贤良，施行爵位发放俸禄，必定符合其职位，这是体现乾之亨利的。物的遂顺，在季节为秋，在人为义，其表现则是羞恶之情，而用来断制事物各得其宜。《月令》：天子命令将帅选拔士卒磨砺兵器，以征讨不义，责罚诛杀暴虐傲慢者，以明辨好恶，命令有关官员修明法制，诛杀有罪者，严防刑罚，这是体现乾之利贞的。物的成就，在季节为冬，在人为智，其表现则是是非之情，而用来分别事理以主宰万物。《月令》：天子察明结党营私者，使罪过没有掩蔽，功劳有不当，必定执行其罪，以穷究其情，巩固封疆，防备边境，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整顿死事，这是体现乾之贞的。春秋每年具备四季，表明人君应当奉顺天道，体现乾之四德；首季必记载月份，表明人君应当谨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与其法制禁令。王者承奉上天，而礼乐征伐行于天下；诸侯奉承天子，而德行刑罚赏罚施于国中，其理是一致的。至于上下不同致，天人殊观，圣学不传，而春秋之义就隐没了。我按：圣人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自圣人以下，不能体现乾之四德，毫厘有差，则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变应之。宋神宗时，王安石说水旱气数，尧汤所不免；王珪说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也是天数。这都是人臣不能劝谏，人君儆省以答天戒，大概是不通春秋之义，而以为天人异致故也。

冬季，宋人攻取长葛。公羊、谷梁传：外邦攻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时间久。程子曰：宋人包围长葛，将近一年了，其虐民无道之甚，而天子不治理，方伯不征讨。郑国看见其百姓危困而不能保护，有赴诉，最终丧失其城邑，都是罪过。宋国的强取，不可胜诛了。何氏说：不连系郑国，举伐者，因上伐围取也。

宋人恃强，围邑久，役大众，取非所有，其

译罪责已经显明了【双方都是诸侯国，却出兵围攻对方的城邑，这是倚仗强大；围攻长达一年，这是劳役长久；四面合围攻打，这是动用大量军队；郑国不过是个城邑罢了，夺取它，这是夺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实记载，罪责自然显现】在周王室不能施行九伐的威严【《周礼》规定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来匡正诸侯国：依仗强大侵犯弱小，就加以谴责；残害贤良、祸害百姓，就出兵讨伐；对内暴虐、对外欺凌，就加以制裁；田地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减其封地；依仗险固不服从命令，就进犯它；杀害自己的亲人，就加以惩处；放逐或弑杀国君，就加以诛灭；违犯王命、凌驾政令，就加以遏制；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般野蛮，就将其灭国】在诸侯国不能履行连帅【此处“类”字疑为衍文或误字，应指连帅】的职责【《王制》规定千里之外设立方伯，五国组成一属，属有长官；十国组成一连，连有帅；三十国组成一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组成一州，州有伯】郑国的土地，是天子所封赐、先祖所继承的，不能保全而丢失了，这说明上无天王，下无方伯，而郑国也没有国君。宋国人强行夺取，用王法来说不可不诛杀，用天理来说不善的积累已经显明了。当初，宋穆公将国家托付给与夷（宋庄公），让自己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鲁桓公三年】。宋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攻打郑国【鲁桓公四年】，这不也是违背天理吗？《春秋》将宋国列为发动战争的主谋，是因为宋殇公的罪责更重。第二年郑国攻打宋国，《春秋》将邾国列为首位，是因为郑伯的罪责较轻。到了这时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并围攻其城邑，肆意施行暴虐，不善的积累已经明显而无法化解了。他被乱臣弑杀，难道是朝夕之间造成的吗？凡是这类事情都如实记载以防备后人，根据他们的行为来考察善恶的报应，可以得知天理是不会欺骗人的【张氏说：宋国从去年围攻长葛，历时一年不撤兵，志在必得。郑庄公不寻求保全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反而与鲁国交结，作为日后报复的计划，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宋殇公虽然似乎得逞，但后来终究受到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丧败，以至于自身遭祸。我按：有人说文定公所说的善恶报应与佛教所说的果报相似，这是不对的。《易经》文言传在坤卦初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噬嗑卦上九说：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累不足以灭身。小人认为小善无益而不做，认为小恶无伤而不除去，所以恶积累到无法掩盖，罪大到无法解脱。曾子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回报你，天道喜好循环，没有丝毫差错。’这才是福善祸淫必然的道理。如果果报之说，认为今生为人，来世变为异物，在阳明的世界结怨，而在幽暗的府库索取补偿，哪有这种道理呢？○刘氏说：‘《左传》记载取长葛在秋季，杜预说是冬季，并说告捷时间不对，这是错误的。史书记事，虽然依据各国的告捷文书，至于月份日期，还是依照先后次序。假使二月出兵，过了很久才来告捷，仍然说二月，难道会根据告捷的时间记在夏季吗？《左传》杂采当时各国的史策，有的用夏历，有的用周历，所以经文说冬季，传文说秋季’】

译【乙桓王丑四年】七年【齐僖公十五年，晋哀公二年，曲沃武公称元年，卫宣公三年，蔡宣公三十四年，郑庄公二十八年，曹桓公四十一年，陈桓公二十九年，杞武公三十五年，宋殇公四年，秦文公五十年，楚武王二十五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程子传：伯姬是纪侯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叔姬在家等待成年，现在才出嫁。妹妹出嫁不记载，是怜悯她最终没有好结果】

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不是夫人【伯姬在二年嫁往纪国】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古代诸侯一次娶妻有九个女子【《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女子去陪嫁，各自带着妹妹和侄女跟随，所以一次聘娶有九个女子】一定要让她们同时出发，是为了确定名分【“格”音扶问反】堵塞混乱的源头【同时出发，那么正妻与妾室的名分就不会】

【混乱。她们所生的孩子，嫡庶之分已经确定，混乱从何产生】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正妻同时出发【本杜氏注《诗经·江有汜》，朱子传：陪嫁的女子有在父母之国等待成年而正妻不与之同行的】这不符合礼制的常规，所以要记载【《春秋》常规之事不记载，不符合礼制常规而记载的，必定有褒贬之意，孙氏说：陪嫁女子被记载是因为庄公十二年嫁往〇起】眉山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称赞她的贤德【苏氏字子由，有《集传》二十卷】如果贤德不值得记载，一定要地位尊贵才记载，那就是以地位轻视道德了。小国没有大夫【《通防》：小国大夫称人】但到了接待我国时却记载【二年记载纪履緰来迎亲，庄公二十七年记载莒庆来迎叔姬】这说明地位不能废除事务。地位不能废除事务，难道能废除贤德吗？如果叔姬不返回宗国而嫁往〇【音擕】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就可知了。贤德而值得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度【何氏说：妇人八岁备数，十五跟随正妻，二十承担事务，君子陪嫁的女子地位低贱，被记载的人最终有贤德的行为，能安于隐微，保全并终了妇道，所以特别记录，髙氏说：妹妹也记载出嫁，如同尧的两个女儿降嫁于沩汭，都称为嫔，张氏说：陪嫁女子不记载，这里特别记载是因为她始终不忘纪国的五座宗庙，即使纪侯去世也嫁往〇，以奉养宗庙祭祀，直到生命结束才停止，圣人认为她的贤德可以激励妇行，将有其末必录其本，所以改变惯例而特别记载，我按：贾逵认为隐公厚待先君的女儿，所以用盛大的礼仪让她出嫁，如同出嫁正妻的礼仪，又说纪国重视叔姬所以记载以讽刺她，圣人难道会预先计算她日后的贤德而记载吗？现在考察《春秋》诸侯宠爱妾媵的情况很多，不值得烦劳圣人的笔触记录，如果隐公厚待先公的女儿，必定不会让她做陪嫁了。夫子作经以垂示劝戒，那么认为嘉奖她的贤德，义理或许接近，怎么能用史官一时的惯例来议论《春秋》万世的法度呢？朱子作《通鉴纲目》，记载唐太宗以武氏为才人，所以引起伪周之乱，记载〇宗册封寿王妃杨氏，所以引起马嵬之奔，纳才人册封诸王妃，法度不当记载，而朱子记载了，也是《春秋》的意思】

滕侯去世【程子传：不写名字是史官缺漏文字，杜氏说：滕国在沛国公丘县东南，张氏说：现在徐州滕县，我按：现在益都路滕州】

滕侯记载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怠慢礼制，轻视其君主而不安葬的【见隐公三年】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古代邦交有常制，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或怠慢【国家小而怠慢它，就是轻视其君主】不因关系的疏密而有厚薄【关系疏而薄待它，就是怠慢礼制】《春秋》之时则与此不同，晋是北国，楚是南邦，地域不同盟却亲自前往等待其安葬【成公十年，公如晋安葬景公；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安葬康王。我按：地域不同盟，指不同方岳之盟】滕是邻境【滕国在鲁西南】宿是同盟【元年盟宿】讣告虽然到达，但鲁国不关心，难道不是因为其土地狭小吗？怠慢礼制而不前往，轻视其君主而不参加，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这是鲁国史书的旧例。圣人没有增减，保留其去世，缺漏其安葬，义理自然显现【音现】了【《通防》：人之所以为人，与其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人道。没有人道，怎么能称为人？如滕对于鲁，以近则邻国也，以亲则同姓也，又觐东后，则同至于方岳之下。去世而不安葬，强凌弱尔】去世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不是外部【不是责备，责备不赴告】安葬从内部记录，不记载安葬不是内部【责备鲁国不吊唁〇赵氏说：《左传》说，同盟薨则赴以名，于理未安。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之日，忍称君主之名？《礼篇》所录也说，寡君不禄而已。诸侯去世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只有九人不写名字。啖氏说：不写名字，《公羊》说是防国。滕国，文王之子孙，虽至防弱，岂无名乎】

夏季修筑中丘城【这是记载士人劳役的开始，《左传》记载不合时宜；《公羊传》中丘是内邑。修筑城池为什么要记载？因为特别记载。《谷梁传》凡记载修筑城池，都是讥讽。程子传：为民立君，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之道，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则生活养育顺利；生活养育顺利，则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所以为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使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作的工程。不合时宜害义，固然是罪过

译（鲁君）这样做；虽然合乎时令且符合道义，但史官仍然记载下来，是因为让百姓劳役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后世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在使用民力时要慎重了。然而，有些动用民力规模很大却没有被记载的情况，其中蕴含的教化意义非常深远。僖公修缮泮宫，重建閟宫，并非没有动用民力，但史官却没有记载。这两件事都是恢复古制、振兴废弛的大事，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像这样使用民力，正是应当使用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处理政务的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了。凡是史书用“城”字的，表示修缮旧有的城池；用“筑”字的，表示新建城池。在城中丘筑城，役使百姓不合时令，这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杜预说：中丘在琅琊临沂县东北。张氏说：即现在的沂州临沂县。我按：在今益都路密州安丘县。

译程氏说：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计就能顺利，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治理政事要以百姓的劳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经书中记载鲁国力役共三十八次：筑城二十三次，筑台八次，浚河一次，新建一次，新作两次，毁坏一次，堕城两次，记载外城的有六次】那些兴作不合时宜、违背道义的，固然算是罪过【庄公二十九年新建延厩，三十一年在郎地筑台，三十二年修筑小谷城。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文公七年修筑郚城，哀公五年修筑毗城，六年修筑邾瑕城，都是在春季。这之中，修筑中丘城，九年修筑郎城，桓公五年修筑祝丘城，庄公三十一年在薛地筑台，襄公七年修筑费城，十五年修筑成郛，定公十二年堕郈城、堕费城，十三年筑蛇渊囿，哀公三年修筑啓阳城，四年修筑西郛城，都是在夏季。庄公元年筑王姬馆，三十一年在秦地筑台，文公十六年毁坏泉台，成公十八年筑鹿囿，都是在秋季。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不能在内修德行政，作为保护百姓的根本，却使百姓劳苦于守卫国家的末节。比如桓公害怕齐国、郑国袭击纪国，而修筑祝丘城；庄公害怕齐桓公讨伐接纳公子纠的罪责，而浚洙水；文公已经夺取须句，防备邾国，而修筑郚城；担忧莒人在外逼迫，而修筑诸郓城；宣公想要背叛晋国，而修筑郓城；襄公听从南遗的奸谋，借事端之难而修筑费城；趁着齐灵公背叛晋国，屡次来侵犯讨伐，而连年修筑成郛、西郛、武城；定公跟随伯令侵犯郑国，害怕而修筑中城；又背叛晋国、依附范氏，而修筑莒父及霄城；哀公也依附范氏，而连年修筑啓阳、西郛、毗、邾瑕城；这些都是不合道义的。何况为了游观之乐而筑台囿，为了显示牧养之奢而新建延厩，为了僭越天子之制而作门观，为了彰显先祖之恶而毁坏泉台，为了主持仇敌的婚礼而筑馆，却忘记了通丧之礼，他们的罪过还可以尽数列举吗？至于为了防备晋悼公，修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为了防备晋平公，修筑杞城而偏私其母家，也都是不合道义的】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予以记载【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城，二十九年修筑诸防城，文公十二年修筑诸郓城，宣公八年修筑平阳城，成公四年修筑郓城，九年修筑中城，襄公十三年修筑防城，十九年修筑西郛、武城，定公六年修筑中城，十四年修筑莒父及霄城，十五年修筑漆城，都是在冬季修城，得以利用农闲之时。定公堕郈、费城以削弱私家势力，僖公防备齐桓公保存三个亡国以复兴灭绝的国家，仲孙蔑防备晋定公修筑成周城以藩卫王室，都符合道义但也予以记载】显示【音现】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啖氏说：凡是兴作必定记载，是重视民力。观察其时宜与否，是非就昭然若揭了】君主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慎重使用民力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有的，记载“筑”的是开创新建的。修筑中丘城使百姓不合时宜，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张氏说：隐公没有外敌内患的警戒，在盛夏兴役，是无故的工程，筑城妨碍农业、伤害百姓，《春秋》深加讥讽。临川吴氏说：君主依靠百姓的是依靠他们的劳力，百姓报答君主的是以劳力报答。所以无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而用于农业，以充足粮食、产生财富；有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而用于军事，以抵御外侮。如果不是农业也不是军事而劳役百姓，必定要合乎时宜、合乎礼制，不敢妄自兴作；不得已而役使百姓，也必定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其耗尽。《春秋》凡是力役必定记载，是重视民力。通防问谷梁：凡是筑城的记载都是讥讽。啖子曰：凡是筑城是国家的急务，只问是否合乎时宜，不应一概讥讽。《易》说：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礼》说：城池用来巩固国家。那么《春秋》记载筑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谷梁子的意思是说《春秋》时的言论。筑城不可没有，但不是国家的急务。《易》所说的设置险阻，不仅仅在于筑城；《礼》所说的城池，也只是巩固国家的一件事罢了。《春秋》凡是筑城必定记载，或者记载其不合时宜，或者记载其不合制度，或者记载其不合所得；即使合乎时宜、制度又得当，也予以记载，是重视民力。文王用民力建台、建沼，或者与百姓共享利益，或者与百姓共享快乐，那么就不能停止了。王氏说：《诗·采薇》说：天子命令我修筑朔方城；《烝民》说：王命令仲山甫修筑东方城。玁狁的灾难非常紧急，而筑城的劳役却需要天子的命令，齐国迁都临淄而仲山甫以上卿的身份临视。由此可知诸侯国邑的高低广狭都有王度的规定。《春秋》中的筑城都不禀告王命，所以全部记载以讥讽它，不仅仅是因为不合时宜、重视民力而已。我按：内城二十三次，春城四次，夏城七次，冬城十二次。《左传》在这一年并记城郎、祝丘及新延厩、新作南门、筑鹿囿，都说是不合时宜。凡是冬季筑城的都说合乎时宜。有人说：周的冬季十月、十一月是夏的秋季，周的春季正月、二月是夏的冬季，而《左氏》对于城向、诸防、诸郓、平阳、中城、防城、郎囿都说合乎时宜，延厩、南门也说是不合时宜，为什么呢？现在考察《左传》说“龙见而戒事”，那是夏的九月而周的十一月；“水昬正而栽”，那是周的十二月，正当役使百姓的时候；“日至而毕”，那是夏的十一月而周的正月。说“日至而毕”，那么周的春季不宜兴土木之工了。经文在其他事情上记载春夏秋冬而接着记载次月，那么凡是记载时宜都指四季的首月，如成公十七年记载“冬防伐郑”，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就是这样。如果是筑城、搜狩的事情，乃是随着时宜完成，通历三个月事情完毕而言，不仅仅指首月。详细考察经文，就可以明白了】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这是列国来聘的开始，《左传》记载这是结艾之盟。《公羊传》说，同母弟称弟，同母兄称兄。《谷梁传》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程子说，凡不称公子而称弟的，或者责备他失兄弟之义，或者罪责他因对弟弟的爱而宠任过度。《左氏》、《公羊传》都说：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先儒关于同母弟的说法，大概是缘于礼文中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那所谓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而言，并非因为同母就更为亲近。如果认为同母就更为亲近，是不懂人伦道理，接近禽兽之道了。天下人不明白这个义理，已经很久了。齐僖公偏爱年，他的儿子尚且礼秩如同嫡子，最终导致篡弑的祸患。书写“弟”，是显示他因对弟弟的爱而宠任过度。杜氏说：凡聘问都派卿拿着玉帛去相互存问。兄弟，是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斥。范氏说：礼制，如果不是始封之君，那么臣子对诸父昆弟是匹敌的称呼。人臣不可以与君匹敌，所以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这是为了远别。书写盟约，书写率领军队而称兄弟的，是罪责他有宠爱的私心。书写出奔，书写归国而称兄弟的，是责备他淡薄友恭之义。考察这些事，春秋的情意就可以看见了。年，是齐僖公的同母弟。程氏说先儒说同母弟的，大概缘于礼有立嫡子同母弟的条文。那所谓同母，大概是为嫡子而言，并非认为更为亲近。这个义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齐僖公偏私于同母，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施及其子，尚且与嫡子同等，而襄公贬斥他，于是造成篡弑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聘时，特意变文书写“弟”以示贬斥。郑语来盟，黑背率领军队，都是罪责他们的私心。《尚书》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尊卑秩序，于是不能恭敬他的哥哥，哥哥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对弟弟大大不友爱，上天只给我百姓常道，却大大泯灭紊乱。陈黄奔楚而称弟，是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盗杀卫絷而称兄，也是不念上天显明的尊卑秩序。秦鍼、宋辰，都是责备他们淡薄。仁人对于兄弟断绝偏私的私心，笃行友恭之义，人伦端正而天理存在。这是《春秋》用来训诫天下与后世的意思。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这是讨伐邾国的开始。程子说，《左氏传》说是为宋国讨伐，擅自兴兵为人讨伐别人，是非常不义的。奉辞致讨称为伐。传例说，声罪致讨称为伐，这里说奉辞，是执言以声其罪，意义是一样的。不称帅师，是因为君行师从，所以君将不言帅师。按《左氏》，鲁公讨伐邾国是为宋国讨伐。

译所以鲁国因畏惧而讨伐邾国，是想借此来讨好宋国。宋国人先前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攻入了宋国的外城。鲁国与邾仪父在元年已经在昧地结盟了，邾国人有什么罪过可以声讨呢？这不过是借个借口来讨伐他们罢了。《春秋》经文中记载的“伐”，如果不是主动出兵的一方，都有可以指责的理由；被讨伐的一方，都有可被讨伐的罪过。传文说：“想要给人加上罪名，还愁找不到借口吗？”（僖公十年，晋侯将要杀里克，里克回答说：“想要加上罪名，难道还愁没有借口吗？”）鲁国替宋国讨伐邾国，实在是不义，却称“伐”邾，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了。而不知道违背昧地之盟的过错，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张氏说：“安抚大国是为了体恤小国，既然已经平定了宋、郑之间的争端，那么邾、宋之间的小怨小恨也可以调和了。亲近这一方而虐待那一方，如果只是为了取悦宋国而忘记了昧地的盟约，孔子说：‘小人结党营私而不周全。’这足以看出《春秋》记载为宋国讨伐邾国的深意了。我按：《春秋》整部经书中，鲁国国君和大夫与邾国单独结盟的有五次，与诸侯及大夫共同会盟的有十九次，与诸侯及大夫会盟的有十次，邾子来朝见的有六次，来会盟的有一次，大夫出使邾国的有一次，鲁公讨伐邾国的有六次，大夫讨伐邾国的有七次，会盟时讨伐邾国的有一次，与其他国家一起讨伐邾国的有一次，大夫包围邾国的有一次，与邾国作战的有一次，鲁公击败邾国军队的有一次，邾国人讨伐我国的有三次。元年盟于昧，是鲁国与邾国交好的开始；哀公二年盟于句绎，是鲁国与邾国交好的结束。这一年讨伐邾国，是鲁国与邾国交战的开始；哀公七年攻入邾国并俘获邾子，是鲁国与邾国交战的结束。邾国对鲁国并非不恭敬，而鲁国虐待邾国却越来越厉害。将前后事件对比观察，罪责就自然显明了。）

译冬天，周王派遣凡伯前来聘问。这是周王聘问诸侯的开始。程子《传》说：《周礼》规定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不修臣子职分而周王去聘问，不符合周王的体制。杜氏说：凡伯，是周朝的卿士，凡国，是伯爵。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张氏说：现在濬州黎阳县境内。我按：凡伯，是周公的后代，《诗经》中的《板》与《瞻卬》都是他所作，大概是世袭为王臣。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这是戎人祸患的开始。《公羊传》说：凡伯，是天子的使者，这里说“伐”，是说他被执拿。《谷梁传》说：对国家才说“伐”，对一个人也说“伐”，这是看重天子的命令。程子《传》说：起初戎人到周朝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接待。周王派遣凡伯前来聘问，返回时戎人在楚丘攻打他，把他带回去。楚丘，是卫国的地方。说“伐”，表明戎人动用军队，天子的使者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动用军队攻打他，卫国不能保卫，其罪过可想而知。说“以归”，则不是执拿凡伯，有失节的罪过。杜氏说：楚丘，是卫国的地方，在济阴城武县西南。我按：现在东昌路曹州楚丘县。

对国家才说“伐”，对一个人也说“伐”，显示出戎人动用军队。薛氏说：说“伐”是用武力胁迫他，董仲舒说：执拿天子的使者与攻打国家同罪。楚丘，是卫国的地方，“以归”是委婉的说法。说“于楚丘”，是谴责卫国不救助王臣的祸患。孙氏说：说“于楚丘”，是责备卫国不能救难，蜀地杜氏说：凡伯经过卫国，卫国不应当让他遭遇祸难，何况又不救助呢？说“以归”，是谴责凡伯失节，不能死守职位。孙氏说：记载“以归”，是厌恶凡伯不死守职位，张氏说：“以”字，是说能左右他而为他做事，“以”字也表示听任他左右，所以凡是说“以归”的，大多谴责他投降服事仇敌。

周朝的职官制度，敌国使臣到来，关尹报告。《周礼》司关：凡是四方宾客敲关就为他报告，注：宾客指朝聘的人。候人引导。候人：如果有方国治理事务就率领他们到朝廷，及返回送他们出境。司徒准备役夫。小司徒：小宾客命令野外修路积储，注：小宾客指诸侯的使臣。司寇查问奸人。小司寇：大宾客之前为王清除，注：清除奸人。甸人堆积柴草。甸师率领他的役夫用柴草服侍内外饮食之事。火师监视燎火。《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说：诸侯使臣到来，甸人设置庭燎。那贵国的使臣到来，就按等级加一等增加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就都由官长亲临其事。天子的使者经过诸侯，应当先在边境，膳宰致送礼物，司里授予馆舍，还怕不恭敬。

现在凡伯承受王命，作为过境的宾客在卫国，而戎人得以攻打他把他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职官而没有君父，所以《旄丘》被录在国风，显示出卫国不能修方伯的职分。《诗小序》：《旄丘》责备卫伯，狄人逼迫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修方伯连帅的职分。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显示出卫国不救助王臣的祸患，被狄人所灭就有原因了。《左传》闵公二年：狄人灭卫国，家氏说：天子的使者戎人得以拦截攻打他，天子不命令讨伐，方伯连帅又不能为王敌忾，《春秋》记载它来显示周室微弱，夷狄轻慢上级，诸侯无王。我按：裔戎朝见天子，王臣虽然不以礼貌对待他，不过是失象胥的职分，只是小过罢了，现在王臣衔天子之命聘问望国，经过卫国而戎人报私怨用军队胁迫他，他难道不念天子之命吗？如果不念天子之命，如不朝见罢了。戎人不足责备，卫人坐视王臣被戎人俘虏，而不能救助，尊君之义，在哪里呢？这里记载“戎伐”，不是以执拿的词语给他，彰显他率领军队众人，凌虐王人，是横行中国，不仅无天子，而且无诸夏了。经书记载“伐”，本来不是赞许他讨罪，何况戎人呢？后来定王之世，单襄公聘问楚国，而向陈国借道，则微弱更加严重，与滕、莒小国没有不同了。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三

元 汪克宽 撰

隐公下

【丙桓王寅五年】八年【齐僖十六晋哀三蔡宣三十五卒卫宣四郑庄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陈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殇五秦宁公元年楚武二十六】春宋公【殇】卫侯【宣】遇于垂【左传齐侯将平宋卫有防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大丘程子传齐侯将平宋卫于郑宋公请于卫请先相见故遇于垂宋忌郑之深故与郑卒不成好无诸侯相见之礼故书曰遇杜氏曰垂卫地犬丘也济隂句阳县东北有垂亭愚按今东昌路曹州济隂县张氏曰垂近鲁地私交以植党无诸侯相见之礼春秋之所恶也高氏曰是时齐将平宋卫于郑故宋卫遇垂以谋郑十年入郑盖垂之谋也谋人之国不以礼见而阳若相遇春秋因实书之而贬寓焉陈氏曰宋卫之遇将以为参盟也遇例见三年】○三月郑伯【庄】使宛来归祊【宛于阮反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