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四

译“贵者”的说法难道不对吗？【赵氏说：妾母不能成为夫人，桓公凭什么得以尊贵？如果真是这样，礼制就可以被超越，名分就可以被逾越。如果母亲能因儿子而尊贵，那么成风的葬礼就不应受到讥讽，而《公羊传》在经文之外凭空生出这段文字，致使汉朝将其作为依据，首先扰乱了大法，实在可惜啊。】回答说：这是迎合惠公失礼行为而找的借口，并非《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立她为夫人，受母亲宠爱的儿子被抱养，惠公想立桓公为嫡嗣，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家氏说：有人问：桓公不是接受惠公的命令吗？回答说：不是。惠公晚年沉溺于私爱，或许有立桓公的意思，但没有见于行事，所以惠公死后，隐公就即位了。《左传》说桓公出生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并奉养他，奉养他的是隐公，并非惠公曾有遗命。《谷梁传》说隐公既已战胜邪念而将君位让给隐公，这是实情。隐公想让位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假如惠公确实有立桓公的志向，那么隐公将会有蒲姑之难，国家还能保住吗？】礼制不允许这样做，而惠公放纵他的邪念去做了，隐公又窥探他的邪志并成全了他，《公羊传》又肆意传播邪说，汉朝又引用为邪议而加以采用。【《汉书·哀帝纪》诏书说：《春秋》的大义，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尊奉定陶傅太后和丁姬都为帝太后；后来《光武帝纪》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过了两年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废太子彊为东海王，诏书说：《春秋》的大义，立太子以尊贵为标准。】夫妇的大伦常被扰乱了。《春秋》明确记载桓公的罪过，深加贬斥断绝，详细记载始末，讨伐贼人的大义，以此显示王法，端正人伦，保存天理，训诫后世，不能用邪说扰乱它。【张氏说：桓公弑君自立，按照九伐之法，应当伏受杀害亲人的罪责。现在书“公”，显示周王没有政刑；书“即位”，显示鲁国的臣子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反而推戴弑君的贼人，戴着礼帽面南而立，占据君位。所以桓公的记载，其书法大体与其他国君不同，这是圣人治理三纲，告诫端正民性的大旨。家氏说：桓公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恶极，但他是鲁国的先君。孔子修《春秋》，虽然以诛讨乱贼为事，但对于鲁国的先君不能直接正其罪，所以特别立法以垂示万世。书“王”、书“正”、书“即位”，都是为了讨伐。三年以后不书“王”，显示桓公无王，王也不能用王法正天下，这是诛讨鲁国，也是责备周王。有人认为不书王是简编的脱误，《春秋》没有深意，这不是太粗疏了吗？】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与郑伯会盟。郑伯用玉璧来交换许田。

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既然已经归还了祊地，又加上玉璧，是因为祊地的价值低于许地。鲁国是山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王畿内的诸侯国，许田靠近郑地。用这边交换那边，各自对国家有利，但圣人却认为这是恶行而加以隐讳，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欲的私心，放纵于利，必定会发展到争夺掠夺而后满足；义，是天理的公心，端正了义，推广到天下国家就可以施行。《春秋》厌恶交换许田，孟子极力陈述谋利的危害，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堵塞祸源，杜绝篡弑的萌芽。许田是天子赐予诸侯沐浴的邑地，是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地方，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私下互相交换而毫不在意，这是有无君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这是有无亲之心而抛弃先祖的土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加以隐讳。不说是用玉璧交换田地而说是借，因为如果是交换就罢了，说借则有归还的道理，又借此显示许人改过迁善、自我更新的意思，不仅仅是隐讳国家的恶行而已，其垂训的意义很大。

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垂地的会盟，郑国是主动的一方，所以称“防”；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要得到许田以扩大自己的土地，因此有了垂地的会盟。桓公想要结交郑国以安定自己，因此有了越地的结盟。那些弑君篡位的人，百姓没有不怨恨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必等待上级命令，人们就可以诛杀他。而郑国却与他结盟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放纵人欲，将天理伦常视作无用之物，把人类变成禽兽，这正是圣人所谴责的。

译恐惧，是《春秋》之所以编撰的原因，不必等到贬斥断绝，邪恶自然显现。王氏说：垂、越都是卫国的地方，这些地方离郑国近，离鲁国远，讥讽桓公篡位自立，远远地防备郑庄公，以寻求周王朝卿士的援助。家氏说：卫国州吁杀害他的国君，鲁隐公、宋殇公为他出兵防备讨伐郑国，以安定他的地位。如今鲁隐公被他的弟弟杀害，郑庄公逼迫杀害国君的贼人夺取田地并与他结盟；宋殇公被他的臣子杀害，鲁桓公率领三国接受杀害国君贼人的贿赂而促成他的动乱，出尔反尔，先后如出一辙。又在此之后，鲁桓公死在齐襄公手中，他的儿子侍奉仇敌，终身不敢报仇；郑庄公虽然仅仅能够保全自己，但继位的儿子忽最终死在贼臣手中，国家大乱几乎灭亡。依附贼人以谋利的人，也应当知道受到惩戒了。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记载水灾的开始，《左传》认为平原出水称为大水；《公羊传》记载灾异；《谷梁传》认为高低之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程子传注：君主修德则和气感应，雨水适时；桓公行为违背道德而招致阴邪之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大水灾，是阴气逆行并与怨气结合所导致的。【依据何氏注，高邮孙氏说：“大”是非常之辞，水灾非常而成为灾害，或者损害百姓的庄稼，毁坏百姓的房屋，成为灾害就记载。】桓公行为违背道德而招致阴邪之气，是应当的。有人问：尧的时候，难道有招致水灾的人，却说洪水警戒我？为什么呢？【《尚书·大禹谟》作“儆予”，我认为：警，是警戒的意思，并非尧舜招致水灾而说警戒我，而是看到圣人担忧百姓的深切，不敢认为不是自己的责任而自我宽慰。】回答说：尧时的水灾，并非有人招致，自开天辟地以来，水流的去向未得其所归，所以尧有忧虑，派禹去治理，然后百姓得以在平地上居住。【《孟子》：当尧的时候，天下尚未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集注：洪荒之世，百姓的祸害很多，圣人相继兴起，逐渐治理，到尧时还未完全太平。】如果说洪水是积雨造成的，天气晴了就会消退，何必等待九年、十三年去治理呢？【《尧典》：命令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功；《禹贡》：历时十三年，史载禹治水在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山谷中的水呢？自从禹的功业施行，堵塞、开凿、决口、疏导，直到今天，水流没有减少，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上天并非因为尧而有洪水之灾，直到禹之后水才在地中正常流动，后世有人行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之灾，必定引用尧的例子来解释，这是错误的。【《宋鉴》：神宗熙宁六年，皇上因久旱忧虑见于神色，王安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也不能避免。我认为：《春秋》记载时不记月，则水灾泛滥为害大概历时很久未平。经文中记载“大水”的，在此之后十三年记载夏，这一年庄公七年、二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都记载秋，庄公十一年宋大水也记载秋，只有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八月姜氏进入之后，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七月日食之后，记载月的未至历时之久，然而不是非常之灾就不记载。孙氏说：水不润下，圣王在位，五事修明而伦理有序，则吉兆应验；圣王不在位，五事废弛而伦理败坏，则凶兆应验。《春秋》出现多灾异，是因为圣王不在位。然而从隐公到哀公都详细记载，不可胜数，只有内灾则详细记录，外灾或记或不记，则天下的灾异可见了。】

冬季十月。【《谷梁传》：没有事，为什么记载？不遗漏时节。《春秋》编年，四季具备才称为一年，详见隐公六年。】

【辛桓王未十年】二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晋哀公八年，卫宣公九年，蔡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四年，曹桓公四十七年，陈桓公三十五年，杞武公四十一年，宋殇公十年，被杀，秦宁公六年，楚武公三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杀了他的国君与夷。【《左传》：宋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娶了他的妻子，国君愤怒，宋督恐惧，于是杀了殇公。君子认为宋督有无君之心，然后才作恶，所以先记载杀了他的国君。程子传注：桓公无视周王，而记载王正月，是为了纠正宋督的罪过。弑逆的罪过，不以王法纠正，天理就丧失了。宋督虽然无视周王，而天理未曾消亡。】

桓公无视周王而元年记载春王正月，是以天道王法纠正桓公的罪过。桓公无视周王而二年记载春王正月，是以天道王法纠正宋督的罪过。【宋督不称氏，义理见卫州吁注。】程氏说：弑逆者不以王法纠正，天理就丧失了。宋督虽然无视周王，而天理未曾消亡，他的说法是对的。《谷梁传》认为二年记载王正与与夷之死，其义理是一致的。认为诸侯之死，天子所隐痛，所以记载王以纠正他，【范氏注】这是错误的。【《通鉴》】桓公无视周王而元年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杀隐公而自立。桓公无视周王而二年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在稷地会盟促成宋国动乱。从此以后不记载王的，是看到天王的不王，所以桓公也不尊王。十年再次记载王的，是天道人事，十年一变，而篡杀的罪恶不可洗刷，所以再次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的罪过，〇世法也。十八年桓公已死，再次记载王的，是说明弑君的罪过，虽然其身已死，而王法不得赦免。家氏说：《春秋》初年，圣人还希望天王讨伐贼臣，所以元年记载王，是为了纠正鲁桓公的罪过；二年记载王，因为鲁国的贼臣未讨，而宋国动乱又在稷地会盟时发生，特别记载促成宋国动乱，篡弑的贼臣与参与会盟的诸侯都在讨伐之列。有人说：周自东迁，已不能号召方国，现在《春秋》以讨贼责之，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诸侯怎么办？回答说：五年桓王伐郑，跟随的军队还有蔡、卫、陈，如果这时桓王能以诛讨二贼，号召天下，名正言顺，诸侯大国必都来会盟，允、冯、督、翚可以坐而剪除。只是桓王无意于此，王纲日益败坏，凶恶之徒日益增多，曲沃以支宗篡晋，陈佗以庶孽干嫡，郑突挟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

译兄长，卫朔凭借五国的援助而抗拒违背王命，无知弑杀了襄公，渠弥弑杀了昭公，傅瑕弑杀了子仪，宋万弑杀了捷，文姜弑杀了桓公，庆父弑杀了般及闵公，伦理纲常扫地以尽，君主、父亲、兄长岌岌可危，连自身都难以保全，《春秋》之所以如此记载，正是这个缘故。○孙氏说：《谷梁传》认为鲁隐公二年书写“王”是为了纠正与夷去世的记载，那么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襄公、定公、哀公二年书写“王”，又是为了纠正谁的去世呢？我认为：许止、楚比、陈夏征舒、齐崔杼、陈乞的弑君行为，都没有书写“王”来纠正他们的罪责，难道是因为督的弑君发生在正月，不能书写为“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不在春正月发生的弑逆事件，就不拘泥于书写“王”的体例吗？

译等到宋国大夫孔父时，《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牵连的意思。弑君的事情很多，难道没有牵连的吗？回答说：有，如荀息都是牵连的。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他的正义表现在神色上是怎么样的呢？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不能被弑杀。所以当时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必定会奔赴救援，结果都死了。孔父严肃地站在朝廷上，那么没有人敢经过而对他的君主造成危难。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谷梁传》说：孔父先死，为什么用“及”呢？记载尊位者牵连卑位者，是《春秋》的道义。孔父先死的原因是什么？华督想要弑君但担心不能成功，于是先杀了孔父。孔父是贤人。《程子传》说：臣子为君主遇难而死，用“及”来彰显他的节操，“父”是名，称大夫不失去他的官职。

按照《左传》，宋殇公在位十年，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担任司马，不能改变他的德行，不是所谓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然而君主被弑，死于他的危难，处境不变，也可以说无愧了。“父”是名，彰显他的节操而用“及”，不失去他的官职而称大夫，这是《春秋》所认为贤德的。认为贤德却称其名，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认为，既然在上面称其君主的名，就不能在下面称其臣的字，这是君前臣名的礼制的大节。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就不能被弑杀，于是先攻打孔父，然后牵连到他的君主。能够以无为有，也差不多接近了。凡是乱臣贼子怀有无君之心的人，必定先剪除他们所忌惮的人，然后才发动恶行。不能剪除他们所忌惮的人，那么就有终身不敢行动的。华督想要弑君但忌惮孔父，刘安想要叛汉但忌惮汲黯，曹操想要禅位但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都足以保卫国家，而违逆邪心。奸臣之所以忌惮的原因。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春秋》认为孔父贤德，给后世君主看，推崇奖赏节义之臣，是天下的重大法度，是有国家的紧急事务。圣人选取这三位大夫，大概是因为君主已经被弑，力量不能讨伐，到这里只有死而已。常人的情感，在这里改变的多，所以圣人选取他们的死节。如宋万弑杀闵公，杀太宰督，督曾经弑君了，虽然有大节也不可赎罪。襄仲弑杀子赤，惠伯被杀，也不记载，不是因为君命可以不死的原因。晏子说：“人有君主而弑杀他，我怎么能死，又怎么能逃亡？”齐庄公不为社稷死，晏子不是他的私昵之臣。陈氏说：“死节是臣子的极致。”《春秋》重视死节，虽然卫州吁杀太子角，楚比杀太子禄，都不记载，必定是大臣才记载。大臣道义上与君主共存亡。虽然是大臣，如果不能与君主共存亡，那么也不记载。因此晋国栾书、中行偃，先杀胥童，然后弑君，不说及死节。臣子的极致，《春秋》重视并授予人。永嘉吕氏说：“孔父是穆公所属，殇公的人。荀息是献公所属，其子的人。孔父、荀息存在，那么殇公、卓子与他们共存。孔父、荀息灭亡，那么殇公、卓子与他们共亡。殇公、卓子已经被弑”

译如果孔父和荀息还活着，那么华督就不能保全自己了。仇牧虽然不是先君直接任命的，但听说国君被杀便赶去，在门口遇到华督，手持宝剑大声呵斥他。如果仇牧活着，那么华督万万不可能活下来。仇牧死了，华督才得以逃往陈国。如果不是与国君共存亡，怎么会这样呢？」我按：有人说孔父作为大夫不应当被弑杀，如果史书只写“宋督弑杀其君与夷，接着杀死了其大夫孔父”，那么孔父为君而死、大臣捍卫国君的节操就不显眼了。所以特意用“及”字，来褒扬他死于为国君解难，这是圣人笔法的精妙用意。朱子《纲目》记载宋太子刘劭弑杀其君刘义隆及其左卫率袁淑等人，大概正是切取《春秋》的这种义例。不然的话，袁淑只是宋劭东宫的小臣，又为什么不写“杀”而用别的词呢？○啖氏说：《左传》说，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于是弑杀了殇公。按照古代制度，大夫都乘车，他的妻子自然也应该乘车，不可能在路上露出容貌。大概是因为旧说孔父“义形于色”，而作传的人误以为是女色之色，于是胡乱编造了这个说法。赵氏说：《谷梁传》说，臣子既已死，国君不忍心称其名。按照孔父这件事，本来就是史官记载的，不是殇公自己写的，哪里关系到国君不忍心呢？又说：大概是为了给祖先避讳。按照《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孔子的家传，怎么能避讳呢？

译滕国国君来朝见。程子传：滕本为侯爵，后服属于楚国，因此降称“子”，这是将其视为夷狄。他首先朝见桓公，其罪过自然显现。隐公末年称侯爵，距离此时不过三年，却降称为“子”，先儒杜预、范宁认为是被当时的周王所废黜。薛氏说：曾有过被周王废黜爵位的先例。假如当时的周王能够废黜诸侯，《春秋》难道还会作吗？朱子说：那时周王已不能行使升降爵位的典制，即使能升降诸侯，当时也不止滕国一个可废黜。家氏说：王纲已经颓废，有晋升的，没听说有能废黜的。我按：蜀之盟中齐在郑之下，范氏也认为是被周王废黜，然而齐、郑的爵位并未改变，哪里见得是周王废黜了他们呢？又有说他在防地的。赵氏说：侯爵自齐桓公称霸后，与薛都降号以顺从防地的地位，此时尚无霸主，所以知道是在防地。朱子说：此前不见侯卒，这是不通之论。终春秋之世不再称侯，没有说法了。那么为何《春秋》为诛讨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度尤其严于乱贼的党羽，使人人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而没有人附和他们，那么他们就无以立足于世，无以立足于世就没人敢怂恿作恶，篡弑的祸乱就停止了。如今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的大恶，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反而先于邻国去朝见他，这是违背天理，放纵人欲，忍心做党恶之徒，是《春秋》所深恶的。因此降称“子”以正其罪。四夷虽然强大，都称“子”，降称“子”是将其外夷化。《曲礼》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即使强大也称“子”。髙氏说：滕起初与隐公交好，如今隐公被桓公弑杀，反而率先朝见他，这是极不仁不义的，所以《春秋》以夷狄待之。有人说：不是天子不制定制度，不议定礼制，不考订文字。仲尼难道以匹夫身份专断升降诸侯，扰乱名实吗？刘氏说：仲尼作《春秋》，虽以文辞褒贬，却不擅专升降诸侯，大概是不以匹夫身份侵夺天子之事，难道如此专断以扰乱名实吗？那么将回答说：仲尼固然是不以匹夫身份专断升降诸侯、扰乱名实，不也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了解我、罪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通说：本为侯爵，降称“子”，是因为首先朝见桓公，废黜他。然而居于周朝之世，食周朝之禄，擅自改变爵位，难道就是所谓非天子不议礼的人吗？回答说：《春秋》固然是天子之事。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交错发生，仲尼有圣德，却没有那个位置，不能像黄帝、舜、禹、周公那样征伐蚩尤，诛杀四凶，戮杀防风氏，杀掉管叔、蔡叔，在当年施行天子的法度。所以借鲁国史书，用五刑，奉行天讨，诛杀乱贼，将天子的法度施行于后世。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为何怀疑不敢专断升降诸侯以为扰乱名实呢？奉行天讨，举用王法，以废黜诸侯中违背天理、废弃人伦的人，这就是名实得以确定的原因。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恐惧。张氏说：《春秋》对诸侯的爵位不轻易贬绝，只有僭越称王、肆行作乱、崇奖逆贼、渎乱三纲的罪过，才废黜。所以吴、楚僭称王，莒、薛废礼，就废黜称号、降低爵位，而对乱臣贼子尤其严厉其党恶之法，这是滕之始。朝见桓公所以特别废黜而从后日称“子”。沙随程氏说：《春秋》时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随其爵位的高低。滕子侍奉鲁国，以侯礼相见，则所供的多；以子礼相见，则所供的少。滕国土小，不足以依附诸侯中的大国，所以甘心自降为子，子孙一向微弱，所以终《春秋》之世常称“子”。圣人因其实际情况而记载。所以郑子产曾争辩承当贡赋的次序说：“昔日天子分配贡赋，轻重按等级。郑伯是男爵，却让他随从公侯的贡赋，恐怕供给不上，敢以此请求。”就是这件事。孙氏说：滕是公爵，莒、薛都是侯爵。如今《春秋》滕有时称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都是降称；莒有时称侯，有时称子，称侯是正称，称子是降称；薛有时称侯，有时称伯，称侯是正称，称伯是降称。这大概是圣王不出，朝会不常，那三国力量既不足，礼制多不完备，有时以侯礼朝见，有时以伯子之礼防地，孔子从而称呼，以显示其混乱。滕子朝见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朱子说：滕国最小。《春秋》所书，初称侯，继而称伯，继而称子，大概其朝觐贡赋之类，都按子男之礼从事。圣人因其实际情况而记载，并非贬斥。莒国也小，初书侯，继而书子。解释者认为桓公是弑君之贼，不该朝见他，所以贬称子。然而自此以后，一向书子，假如圣人实在厌恶其党恶，则应当只贬斥其一

译自身犯罪，他的子孙有什么罪过，却一概予以贬斥？这难道就是所说的「恶行只止于本人」吗？《春秋》时代，朝见天子与诸侯间的往来，礼仪极其繁复。大国致力于吞并他国，尚且能够应付；小国在被侵削之后，从哪里去应付这些礼仪呢？它们自降为子爵，一切礼仪从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说这是圣人加以贬斥，那么当时大国中「违背典礼」「背叛君父」「致力于吞并」的人，史书常称他们为「公」或「侯」，并不贬斥，却唯独责备那些无法自存的小国，这是什么圣人畏惧强权、欺凌弱小、尊崇大国、压制小国，极不公平呢？程沙随解说《春秋》时看到了这层意思，却很有道理。临川吴氏说：「朱子的意思与孙氏的意思相同。」各家有的认为是贬斥，有的认为是文字错误，都不妥当。我认为〇〇薛国的国君，有的去世而不赴吊，有的赴吊而不称名，不举行葬礼，那么该国因削弱而自我贬损，或许有这种道理。〇国的时候，卫国最初贬称爵号为侯，后来又贬称爵号为君，这就是降低爵位的例子】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与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公羊传》说：“对于国内的大恶行，通常应当避讳，这里为何却直书其事呢？”《谷梁传》说：“‘以’字，表示这是鲁国君主的意图。鲁桓公的意图是什么？是促成这场动乱。这动乱已经促成了，却采用‘促成未成之事’的措辞加诸其上。对于国内的恶行，君子是不予回避的。”《程子传》说：“宋国弑杀其君，而四国共同促成，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杜预说：“稷，是宋国的地名。”

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接受了贿赂（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三国也都有贿赂），才拥立华氏。杜预说：“华督是戴公的孙子，在戴公未死时就已赐姓华氏。”邾定公时期，有弑父的人，定公惊惧地失去席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学过审理这类案件：臣子弑杀君主，凡在官府任职的人，杀无赦；儿子弑杀父亲，凡在宫室中的人，杀无赦。杀死那个人，毁坏他的房屋，污秽他的宫室并蓄水其中。大概君主过了一个月才举起酒杯（恢复祭祀）。华督是弑君的贼人，百姓无不痛恨他，而鲁桓公却与诸侯会盟，接受贿赂以拥立华氏，让华督辅佐宋公，这太过分了！所以特别记载其行为，说‘促成宋国的动乱’。”徐邈说：“宋国虽然已经动乱，如果诸侯讨伐他，就有拨乱反正的功劳；不讨伐，就负有促成动乱的责任。”赵氏说：“说宋国的恶逆从此确立，以此责备鲁国内政。”安定胡氏说：“‘成’是成就的意思，读音如同‘三年有成’的‘成’。”臣子为君主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是礼制（依据《论语》）。这里为何直书其事呢？因为鲁桓公的恶行极深，臣子想要极力隐瞒，但不能欺骗后世。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而不记载“拥立华氏”，还是有所隐瞒吗？孙氏说：“弑君的贼人，诸侯都有权讨伐。鲁桓公弑杀鲁隐公，也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所以反而与华督勾结，同恶相济，以促成其动乱。”陈氏说：“会盟从未记载其具体所为何事，这里说‘促成宋国的动乱’，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会合五国的君大夫以安抚州吁，而州吁最终被讨伐；现在会合四国的君主以拥立华督，华督于是辅佐宋庄公，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这四位君主造成的。《春秋》的褒贬，到了改变文辞的地步，严厉极了。从前五国的君大夫被记载，反复记载，整个《春秋》仅一两次出现，认为改变文辞还不够，于是直言其所为，除此之外不再见记载了。虽然有孔父嘉在，那么东迁之初，国家还有忠臣孝子。”张氏说：“会盟从未记载其具体所为何事，大概是因为事情关乎世道变迁，特别记载以彰显它。宋国是先代之后，继承先王，修明其礼制，现在有华督弑君的动乱，如果四国的君主有奉天讨罪、诛杀乱臣的举动，那么宋国的动乱就不能促成了。鲁桓公弑杀鲁隐公，正以同类相合，联合三国，结党作恶，以贿赂行事，共同拥立冯氏和华督，然后其动乱才促成，于是使违背天常的人得以在天下肆行其志。这是圣人深深恐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家氏说：“鲁桓公背负弑君的大恶，天子的诛罚不加，却趁着宋国有动乱，同恶相济，举行这次会盟。所以鲁桓公的罪过，比三国为重。宋国的动乱已经促成，而《春秋》记载在稷地会盟，‘以成宋乱’，大概是因为华督虽然弑君，但冯氏的地位尚未确定。现在三国举行这次会盟，将图谋宋国以谋取利益，而冯氏的地位才开始确定，华督的罪过才得以不被讨伐。所以促成宋国动乱的，是三国。使三国促成此动乱的，是鲁国。”

《春秋》记载会盟，从未记载其具体所为何事，唯独这次与襄公末年在澶渊会盟，各自记载其事，是因为鲁桓公弑杀鲁隐公，华督弑杀宋殇公，宋庄公弑杀宋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圣人所恐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一是接受宋国的贿赂而拥立华氏，一是图谋宋国的灾祸而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其事以示贬斥。永嘉吕氏说：“不记载‘以成宋乱’，那么稷地的会盟就疑似图谋讨伐华督；不记载‘宋灾故’，那么澶渊的会盟就疑似图谋讨伐蔡国。直书其所为，而后是非善恶的实情才彰显。”然而澶渊的会盟，既不记载鲁国的大夫，又贬低各国的大夫而称“人”，这里却记载鲁桓公，又列举诸侯的爵位，为什么呢？澶渊的会盟，想图谋宋国的灾祸而不讨伐弑君的贼人，虽然记载说“宋灾故”，但未能表达其诛责之意。必须深讳鲁国的大夫，而重重贬低各国的大夫，然后足以启发问者看见是非。稷地的会盟，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取宋鼎之事，记载说“促成宋国的动乱”，那么其责罚已经明白，不必讳言鲁桓公与贬低诸侯的爵位次序，然后才能看见其罪过了。朱子语大义说：“诸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贬，自是分明。通问盟会，或言其事者，其义云何？回答说：会盟从未指言其所为何事，而指言其事，特别记载它。‘成宋乱’、‘宋灾故’是也。盟会从未指言其所为何事，而指言其事，特别记载它。‘释宋公’是也。都是《春秋》大义，宜深思之。侵伐则多不言其所为何事。我按：于稷、澶渊的会盟，纵容臣子弑杀君父，薄之盟，纵容荆蛮凌驾中国，都关乎君臣父子的大变故，特别言明其事以贬斥在会盟中的诸侯及大夫。杜预说

译“这是成平。”然而齐桓公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那么这次显然不是平定动乱。○赵氏说：“《公羊传》说：‘内部的大恶要避讳，如果直书其名，为什么还要避讳呢？’考察逆祀、僖公、昭公出奔，都记载了。如果因为年代久远就不避讳，那么桓公被齐人所杀，为什么不明确记载呢？可以避讳的就避讳，可以讥讽的就讥讽，不因时间的远近而有所区别。”

译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进太庙。郜，音古报；太庙，音泰。《左传》说：“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纳进太庙，是不合礼制的。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将要彰显德行、堵塞违逆，以此临视百官，尚且担心有所失误，所以要彰显美好的德行来昭示子孙，百官因此警戒畏惧，不敢违背法度。现在您树立违逆，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以此明示百官，百官效仿您，那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公开。郜鼎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开的呢？”《公羊传》说：“器物跟随名称，所以称为郜鼎。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遂国作乱，接受贿赂，纳进太庙，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桓公对内杀害君主，对外促成别人的动乱，接受贿赂而退兵，用这些来侍奉祖先，是不合礼制的。他的做法，周公是不会接受的。”郜鼎，是郜国所制作的。说：宋国夺取了它，是宋国的，以此作为讨伐的鼎。《程子传》说：“四国既已平定，宋国发生动乱，宋国用鼎贿赂鲁、齐、陈、郑，都有贿赂。鲁国认为有功而接受它，所以记载‘取’，把促成动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周公的庙里。周公会享用它吗？所以记载‘纳’，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来的意思。”杜氏说：“郜鼎，是郜国所造的器物。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太庙，是鲁周公庙。我按：城武县现在属于东昌路曹州。”

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称呼。《孟子》说：“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取得它，就是盗窃。”陈氏说：“宋国用郜鼎贿赂桓公，记载‘取’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掩盖鲁国的罪责。《春秋》严格区分义和利，如果认为是利，一律用‘取’来记载。所以郜鼎贿赂鲁国，济西田贿赂齐国，都记载‘取’罢了。”高氏说：“不说宋国人送还，而说从宋国取得，是专门归罪于桓公。”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来的意思。不称为献而称为纳，是说不应纳，好像祖先不接受一样。杀害君主的逆贼，不能讨伐反而接受他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以此明示百官，这是教他们习惯背离顺从、效法逆乱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恶行，还能惩罚谁呢？公子牙谋划杀害子般，庆父杀害子般和闵公，仲遂杀害公子赤，意如驱逐昭公。圣人因此恐惧而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谨慎地书写日期，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幸贿赂的行为，保护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也许能知道警戒了。蜀杜氏说：“桓公因弑逆而接受弑逆者的贿赂，是不可以的，何况接受后还纳进太庙呢？桓公如果认为没有周公，那还可以；如果认为有周公而纳进太庙，那就连庸俗昏暗的人都不如了。”家氏说：“前面记载促成宋国动乱，是兼责四国；这里记载取郜鼎纳于太庙，是专门归罪于鲁国。鲁国从宋国取得鼎，而《春秋》称它为郜鼎，是说宋国起初以不义取得它，所以正名而把器物系于郜；现在鲁国又以不义取得它，所以追溯器物的来源而系于宋。鲁桓公自身杀害君主，大恶未讨，反而促成别人的动乱，取得贿赂而退兵，又把贿赂陈列在太庙。太庙是祖宗神灵居住的地方，周公的典章法制在这里。郜国的鼎、宋国的贿赂，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圣人秉笔诛奸，说‘促成宋乱’、说‘取郜鼎’、说‘纳于太庙’，都是为了明示刑罚，昭示后世，都是特别的笔法。”我按：〇的舞衣、兊的戈、和的弓、埀的竹矢，先王用它们传世；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宻湏的鼓、阙巩的甲，诸侯从先王那里接受这些，称为重器，用来彰显先祖的德行而藏在太庙。宋国的郜鼎，大概像甲父的鼎、莒的方鼎、吴夀梦的鼎之类罢了。何况是乱贼的贿赂，为什么纳进太庙呢？大概不需要再次贬斥，罪恶就已经显现了。又按：《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周公称太庙，而《左传》既称周公之庙，又称周庙，称为宗庙。杜预认为是文王庙。《王制》说诸侯的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五座。郑氏说：“太祖是始封的君主，如齐国的太公、卫国的康叔就是。”成王封伯禽于鲁，以奉祀周公，所以周公是鲁国的始祖，在太庙祭祀；伯禽是始封的君主，在世室祭祀。太，是大而无上的名字，难道在太庙之上，还有文王庙吗？《春秋》《四书》太庙未曾记载为宗庙。《郊特牲》说：“诸侯不得祖天子。”难道以文王的庙而立之于鲁吗？礼称以禘礼祭祀周公于太庙，大概因为鲁国有禘礼，祭文王为所自出的帝，所以就说鲁国有文王庙。如果《鲁颂》称姜嫄，而说礼的人也说鲁国有姜嫄庙罢了。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杞，《公羊传》《谷梁传》作纪。《程子传》说：“凡是杞称侯的，都应当是纪。杞的爵位不是侯，是文字错误。等到纪侯大去其国之后，杞不再称侯了。”《公羊传》《谷梁传》程氏都认为杞是纪。桓公弟弟杀害哥哥、臣子杀害君主，是天下的大恶。天子与诸侯不奉行天讨，反而行朝聘之礼，都有贬斥。这是为了存天理、正人伦。纪侯来朝见，为什么唯独没有贬斥呢？当时，齐国想灭纪，纪侯请求鲁国做他的宗主，不是为了桓公即位而朝见他。临川吴氏说：“齐国谋划兼并纪，而郑国帮助它。纪国弱小，被齐郑谋划，估计不能自存，因为鲁国与齐郑和睦，所以来朝见鲁国，将求庇护。”刘氏说：“《左传》说：杞侯不敬，回去就谋划讨伐他。九月进入杞国。我私下认为《春秋》虽然是乱世，兵革之事，也谨慎使用。来朝见有少许不敬，”

译不应当立即进入他的国家。《左传》将“纪”误记为“杞”，于是产生了不敬的说法。《谷梁传》认为桓公对内弑杀国君，对外促成别人的动乱却去朝见，因为厌恶他所以谨慎地只记载月份，这是不对的。鲁桓公六年冬天，纪侯来朝见，桓公的恶行并没有减少，而纪侯有过错却不改正，对他的责备应当更加深重，那么应当记载具体日期，反而只记载季节，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成公七年，曹伯朝见；成公六年、十八年，定公十五年，邾子朝见，都只记载月份，不能因为记载月份就认为是贬斥。有人或许认为纪侯不被贬斥，是跟随滕子一同朝见的惯例，然而谷、邓、邾、牟、葛等国并没有跟随一同朝见的惯例。大概是因为圣人怜悯纪国弱小，哀伤它无处申诉，而向姻亲国家寻求援助，所以推究情理而宽恕它的罪过。何休、范寗认为纪侯是进爵，那么他们就不明白隐公二年“纪子”的记载是阙文了。

译蔡桓侯、郑庄伯在邓地会合。这是开始畏惧楚国的开端，程子传注说：“开始畏惧楚国。”杜氏说：“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地。”我按：即现在河南府路邓州。

按照《左氏传》所说：这是开始畏惧楚国。邓地以国名为地名，也参与了这次会合。楚国自从西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中原的祸患，周宣王大概曾经派遣将领南征了。《诗经·采芑》说：“宣王南征，蠢动的蛮荆，与大邦结为仇敌，显赫诚信的方叔，使蛮荆来归服。”我按：《商颂》称“奋扬殷商的武德，奋力征伐荆楚，深入其险阻之地。”《易经》称“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那么楚国在殷商武丁时就已经凭借险要地势叛乱，从而招致中原的讨伐了。然而《史记》说楚国从熊绎侍奉周文王开始才接受子爵、男爵的封号，难道武丁用兵深入其国，完全平定了其地，到了周朝又再次封他吗？

等到周朝东迁，楚国僭越称王。我按：这里说东迁开始僭越称号，是指楚武王而言。楚国凭借强盛欺凌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土地与楚国相邻，因此感到畏惧。后来楚国最终灭掉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与王室有亲近的姻亲关系，为其服役，直到春秋末年，圣人大概对此感到哀伤。天下没有比天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自守，那么国家即使像荆楚那样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根本，事情丑恶，德行相当而不能相互推崇，那就以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春秋时期会盟离合的迹象，那么天下盛衰的原因就可以考察了。观察春秋时期进退、与夺、抑制的界限，就知道安定中原、抵御四方的道理了。我按：在邓地会合是外诸侯相互会合的开始，而实际上是楚国祸患的萌芽。北杏会合是外诸侯列阵会合的开始，而实际上是霸主的滥觞，这关系到天下的大事不小啊。三国共同会合以畏惧楚国，邓国首先遭受会合，蔡国则受侵凌逼迫，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服属于楚国，如同边邑一样。熊渠灭掉它，熊君封立它，仅存一线血脉。到了春秋末年，终于不得已迁到州来，以求庇护于吴国、郑国，于是屡次遭受侵伐，疲于奔命，曾经没有安宁的日子。荥阳、成皋之地，几乎成为争战的废墟，几乎不能成国。肉袒请命，愿意做囚俘。观察后来的变故，那么在邓地会合之举，难道不是中原衰落的开端吗？

九月，鲁军进入杞国。○鲁桓公在唐地与戎族结盟。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大凡作为人子的，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当面禀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国君出行必须告祭宗庙，回来必须祭奠然后入宫，这是礼制。

译在祖庙禀告，于是命令祝史禀告到先前所禀告的对象。出行必须禀告，返回后禀告到达，这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通例：鲁公出行，不记载“至”，是因为这是常事；记载“至”，或者是因为有危险，或者是因为时间长久，或者是因为做了不义之事，或者是因为防备功勋而记载。】有的记载其离开国家时间过久【庄公五年冬天，防备讨伐卫国；六年秋天，鲁公到达；僖公四年正月，防备侵蔡；八月，鲁公到达；六年夏天，防备讨伐郑国；冬天，鲁公到达；十五年三月，防备牡丘之会；九月，鲁公到达；十六年十二月，防备淮地之会；十七年九月，鲁公到达；二十八年五月，防备践土之会；二十九年春天，鲁公到达；成公十年七月，前往晋国；十一年三月，鲁公到达；十三年三月，前往京师；七月，鲁公到达；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前往楚国；二十九年五月，鲁公到达；昭公五年春天，前往晋国；七月，鲁公到达；七年三月，前往楚国；九月，鲁公到达；十五年冬天，前往晋国；十六年夏天，鲁公到达；定公四年三月，防备召陵之会；七月，鲁公到达。】有的记录其防备盟会、侵伐的危险【宣公防备黑壤之会，成公防备沙随之会，昭公防备平丘之会，都被晋国责备；僖公防备讨伐郑国，于是围攻许国，防备侵蔡，于是讨伐楚国；成公、襄公时期防备讨伐郑国、讨伐秦国、讨伐齐国；定公时期防备侵楚；哀公时期防备吴国讨伐齐国，都是大战讨伐之事，没有不可危险的；定公时期围攻成地，虽然说以君主讨伐臣子，但强大的城邑不能立刻降服，看昭公讨伐季氏，其危险可知；至于宣公朝见齐国，以篡弑求援，惟恐获罪；襄公朝见楚国，几乎不能返回，没有不是可危险的。】有的彰显其结党作恶、依附奸佞的罪过【桓公接纳郑突，庄公接纳卫朔，都记载了“至”和“伐”；襄公释放崔杼不讨伐却与重丘结盟，记载了“至”和“防”。】桓公弑君自立，曾经列于中原诸侯的盟会而不记载“至”，是同恶；现在远远与戎狄结盟而记载“至”，是担心其危险【范氏说，担心其远远防备戎狄，欢喜其得以返回；何氏说，凡是记载“至”的，是臣子欢喜其君父脱险而至；桓公与戎狄结盟，虽然守信仍然可危。】程氏所说的居夷浮海的意思是对的，这大概是圣人不得已的思念，其希望讨伐乱臣的人，也隐含而防备了【张氏说，春秋推崇鲁国，为何想要戎狄讨伐鲁君呢？大概圣人起初未曾因为尊奉鲁国而废弃拯救三纲的心。程子的传注精妙。家氏说：陈夏徵舒、蔡般弑杀其君，中原没有人能讨伐他们，楚国人则讨伐了他们。现在鲁桓公弑君，天王微弱，中原诸侯都参与了动乱，没有能讨伐贼人的。桓公在唐地防备戎狄，戎狄如果有人，尚且将讨伐他，现在得以回归是幸事，所以特别为他记载“至”。啖氏说：凡是鲁公出行总共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左传》说禀告宗庙就记载于盟会，孔子随其所至以显示功过，并且记载其离开国家的远近迟速。有的出行而涉及两件事的，或者记载前事，或者记载后事，选择重要的记载。又有不记载本事的，因为本事不是功绩。孙氏说：《春秋》是乱世，诸侯出入没有节制，记载“至”的是担心其危险。陈氏说：凡是记载“至”，是担心其危险。隐公出行不记载“至”，桓公记载“至”只是与戎狄结盟罢了。庄公去齐国都记载“至”。桓公、文公有诸侯之事，如果不如意就记载“至”。如牡丘、淮地、围攻许国，直到断道之后不记载“至”的很少。成公的琐泽，襄公的鄬地、戏地之战，仅仅不记载“至”罢了。昭公、定公时期没有不记载“至”的，哀公有时不记载“至”。记载“至”吴国讨伐齐国，记载“至”黄池之会，都是担心其危险。所以夫人不记载“至”，记载出姜；大夫不记载“至”，记载季孙意如、叔孙婼。临川吴氏说：归来禀告宗庙，是常事，《春秋》为何记载它？《谷梁传》说：记载“至”，是担心其危险。似乎得到了经文的意旨。纠合诸侯从齐桓公开始，幽地、柽地、首止、宁母、洮地、葵丘都是八大盟会，鲁君都参与，并不记载“至”。《谷梁传》说桓公的盟会不记载“至”是安之，得到了经文的意旨。末年牡丘、淮地两次盟会记载“至”，范宁注说：桓公的盟会不记载“至”，齐桓公德行衰微，所以担心而记载“至”，得到了传文的意旨。淮地之会，僖公被齐国阻止，声姜出嫁后才得以释放，就知道记载“至”是担心其危险。讨伐楚国、讨伐郑国两次战役记载“至”，因为战争凶险危险，不同于衣裳之会，所以记载“至”。齐桓公死后，僖公朝见齐国是不应该朝见的，所以记载“至”。由此推之，桓公、庄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出行，其记载“至”大率是担心其危险。担心其危险如何？或者事情艰难，或者行动不当，或者地方遥远，或者时间长久，都是危险之道，庆幸其礼成事毕而得以到达，所以记载。《谷梁传》在襄公朝见楚国的传文中说：从楚国回来，是欢喜他。担心其前往而欢喜其返回。鲁夫人只有文公九年出姜去齐国归宁是符合德礼的，所以特别记载其“至”，其余夫人的出行都不是美事。所以不记载“至”。那么出姜的“至”，也是担心其危险吗？妇人没有外事，礼制应当归宁，不得已而出行，也以得还至国为喜。未至以前，岂敢认为安全呢？那些非礼而行的人，固然不值得说，又何必担心其危险呢？鲁大夫记载“至”的有三人，都被齐国、晋国所拘捕，幸得解脱，所以记载其“至”，以此可见经文记载“至”，不是美事。我按：《汤诰》称“王归自

译“克夏，至于亳”；《武成》篇称“王从商地回来，到达丰邑”，那么君主出行而史官记载其抵达，是自古以来的旧例。然而，祭祀宗庙并记载抵达，是常规礼制；不祭祀宗庙而记载抵达，是《春秋》中的变例。鲁昭公失去国家，居住在郓地，史书记载他抵达共有五次，难道是因为他流亡在外，还能派遣臣子向祖先宗庙报告吗？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虽然说是表示对局势的危惧，也是为了彰显臣子不忘君主的道义。有人问：《春秋》赞美萧鱼之防，而定公在夹谷设防，孔子辅佐齐国人，齐人公然归还侵占的疆土，史书记载其抵达，难道也是表示危惧吗？我私下认为，晋悼公多次会盟诸侯，三次出兵讨伐郑国，不仅诸侯疲于奔命，而且悼公本人也极为辛劳，史书记载其抵达，大概是危惧中原的战乱，而庆幸得以休养生息罢了。至于夹谷之会，齐人怀有欺诈诡诈的阴谋，将要用莱地的军队进行劫持，如果不是我们的圣人秉持礼义来抵御他们，鲁国就危险了。

译【壬桓王十申一年】三年【齐僖公二十二年，晋哀公九年，卫宣公十年，蔡桓公六年，郑庄公三十五年，曹桓公四十八年，陈桓公三十六年，杞武公四十二年，宋庄公冯元年，秦宁公七年，楚武王三十二年】。春季正月【程子传：桓公弑君自立，元年书写“王”字，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二年宋督弑君，也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行；三年不书写“王”字，是显示桓公无视王法。何氏说：无视王法，是显示桓公行事无王法；二年有“王”字，是显示开始；十年有“王”字，是显示终结；十八年有“王”字，是显示桓公的终结。明白终始都有“王”字，桓公却没有，就不在元年显示开始，是因为尚未无视王法】。

桓公三年之后，《春秋》经文中不再书写“王”字，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周天子没有颁布历法【刘氏说：杜预注解说“不书写王字，是因为当时周天子不颁布历法”，这是错误的。十七年十月朔日发生日食，传文说“不书写日期，是因为史官失误”，意思是史官推算历法不得其正，并不是说没有颁布历法。为什么那年也不书写“王”字呢？如果说史官失误，那就是没有颁布历法了。庄公十八年春季王三月发生日食，也没有书写朔日，按此逻辑也不该书写“王”字，却反而书写了“王”字，由此可知不书写“王”字，不是因为历法的原因。资中黄氏说：颁布历法就要告朔，现在没有“王”字的年份有朔日，又有正月，那就不是周天子不颁布历法】。昭公末年，王室发生了子朝【如字】的动乱，哪里还有闲暇颁布历法？而经文都书写了“王”字，可见并非不颁布历法，这很明显【本刘氏规过】。又有人认为这是阙文，怎么会在一个公的在位期间，长达十四年都不书写“王”字？这并非阙文也很明显【本李氏指掌。永嘉吕氏说：《春秋》传授给弟子，其流传过程中，难道没有脱漏的文字吗？所以桓公时期的《春秋》多有阙文。我按：缺文则不成文义，如“纪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类。如果桓公不书写“王”字，四年、七年没有秋冬，都是圣人删削的结果。纵观二百四十二年，只有桓公的十四年不书写“王”字，又岂是记录者其他没有脱漏而唯独脱漏“王”字呢？都应当以程子的说法为正确】。

那么为什么呢？桓公弑君自立，到现在已经三年，诸侯的丧事已经完毕，这是入朝觐见、接受天子任命的时候【髙氏说：桓公无视王法，桓公篡夺其兄之位，对外假托继承世位而立，以此免除诸侯的讨伐。等到丧期结束，应当以士的礼节觐见天子而接受任命，他却不能这样做，尚且应当通过使者请求任命以治理其民。现在桓公一次都不接受任命，直到终其一生，那么即使享国长久，徒众众多，也不过是盗贼的余孽罢了。王氏说：诸侯除丧后以士的服饰觐见天子，天子赐给他爵位和任命，然后回国治理其国。桓公服丧期满仍然不朝见天子请求任命，那么无视王法的迹象就彰明了】。而王朝的司马不施加残杀执刑的刑罚【《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杀害其亲人就正其罪，放逐弑杀其君主就残杀他。注：正其罪，是逮捕并治其罪，残杀他】。邻国的大夫没有听说有沐浴斋戒的请求【见《论语》】。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能与仇人戴同一片天，却反面侍奉仇人，曾经没有人感到羞耻，使得乱臣贼子肆意凶逆，无所忌惮，人伦大道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书写“王”字，是显示【音现】桓公无视王法【赵氏说：王是人伦所系，桓公无视王法，厌恶桓公灭绝人伦，所以去掉“王”字以显示他的罪行】，以及天王失政而不像王【家氏说：有人说周室衰微，天王失政不像王，不是从桓王开始的，以此责备王，恐怕不是可以责备的吧？回答说：王室微弱不能诛讨乱贼，《春秋》对他抱有期望而不责备。元年、二年还书写“王”，是抱有期望。现在丧事既已终结，逆臣桓公未能入朝觐见天子，而第二年宰纠奉命下聘，从此再三聘问，应当诛讨却奖赏，王道尽坏，天下不再知道有王了】。桓公无视王法而行事，却归罪于天子，可以吗？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见《论语》】。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表率端正则影子端正。张氏说：《春秋》书写“王”，是用来统率诸侯，端正天下的。桓公弑君自立，所以三年以后不书写“王”，好像正朔不是出自王一样。我按：有人说宣公也是篡位而不被诛讨，他无视王法又怎样呢？我私下考察经文所书写的，在桓公时代两次删削秋冬，王的冢宰来聘，就书写其名；诸侯来朝见必定加以贬斥，而宣公时代的书法完全不同，难道是因为《春秋》初年还指望天子、方伯诸侯讨伐贼寇，而到了中叶弑逆者相继出现，讨伐贼寇者再无指望，所以改变体例而顺从同类吗？程子说：《春秋》当时前面已经立了例，到后来书写得完全不一样，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嬴音盈】。程子传：“在齐国完成婚事。”杜氏说：“桓公不通过媒人，自己与齐侯会见而完成婚事，不合礼制。”家氏说：“桓公以篡弑得国，惧怕方伯的讨伐，而向齐国求婚，以此作为这次会见。婚姻有媒妁，是为了区别嫌疑、明确细微，重视婚姻的开端。现在鲁桓亲自进行这次会见，以与强大的齐国缔结友好，没有媒人而婚配，不合正礼；跨越国境而会见，会见不合正礼；让他的私人前往迎接，迎接不合正礼；为齐侯而亲自迎亲，迎亲不合正礼。”因此《春秋》在嬴地会见一事上谨慎地书写，以显示祸败的开端。想要逃避弑君的讨伐，最终却死在齐国，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其后庄公亲自向齐国纳币，以盛饰而视女子如尸体，恣意淫行，没有羞恶之心，开端实际上始于桓公，父亲的行为，儿子效仿，以至于

译导致败坏伦理、扰乱国家，历经几代都没有停止，能不谨慎吗？杜氏说：“嬴是齐国的城邑，即现在的泰山嬴县。”张氏说：“所说的嬴博之间，大概是齐国东南部的城邑。”我按：现在的河间路沧州故城。○夏天，齐侯和卫侯在蒲地相互约定【《左传》说：“没有结盟。”《谷梁传》说：“胥的意思是相互，相互约定而诚信明白，谨慎言语而后退，因此认为这接近古制。”程子传：“两国为了防备，只相互约定而不进行盟誓，接近于道理，所以称赞它。”杜氏说：“蒲是卫国的地方，在陈留长垣县西南。”我按：陈留现在属于汴梁路。】

译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约定。互相约定接近正道。古代不举行盟誓，只是约定言辞就各自返回。何休说：盟誓不歃血，只是用言辞互相发誓，赞许他们不盟誓接近正道，类似于古代做法而不相违背，所以史书以此拨乱反正。范宁说：重申约定的言辞以互相通达，不歃血而发誓结盟。杜预说：重申约定的言辞以互相约定而不歃血。人们珍视真情，私下互相猜疑二心，从而形成倾覆危乱的习俗，这种风气由来已久。有虞氏时代已有征伐三苗的誓言，到周代设有司盟的官员，周幽王时大夫作诗说：“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那么盟誓诅咒的亵渎，不等到春秋时代才显现。如果有能够互相约定而诚信明白的，难道不唯独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在此处记载胥命的文字，有所取义。当时已有这个名称，但孔子作经，特意笔书下来，是史书所取义的地方。圣人用信用替代粮食，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信用替代生命，重视桓王的过失。信用离去则百姓无法立足，所以荀子说春秋赞许胥命。荀子大略篇说：“春秋赞许胥命，而诗经非议屡次盟誓，其用心是一致的。”通防说：信用是国家的大宝，胥命不盟这一节值得称取。刘氏说：古代方伯州牧受命于天子，诸侯互相约定不是正道。齐太公的后代，是东州的诸侯；卫康叔的后代，是北州的诸侯，因事务互相约定。高氏说：胥命，就是互相推举为牧伯。春秋的变乱，始于齐卫胥命，而终于吴晋争盟。从争盟来看胥命，所谓彼善于此，所以荀子说赞许胥命。朱子语类问：胥命，齐卫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认为小伯，而黎人也责备卫国承担方伯的事务。当时周王不能任命伯，而想自己成为伯，所以彼此互相约定以成就其僭越。时间久了，那么有力能者就专擅了。战国诸侯，齐魏在浊泽会盟互相称王，后来秦人让齐称帝，约定共同称帝，这是明显的证据。说也有道理，我按朱子意思与程子传稍异，姑且两存。我考证庄公二十一年，郑虢在弭胥命，共同谋划迎立周王，不能说互相约定以成为伯。况且齐卫胥命之后，没听说有会盟侵伐之事，仅在郎地一战，一盟。恶曹都是因郑忽的缘故，那么不是互相推举为伯了。大概胥命，就是互相用言辞结约，而不盟誓；而结约的善恶，则在于事情本身。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杞公作纪，郕公作盛。程子传：自从桓公篡位立国，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会，结交外援以巩固自己。高氏说：纪侯畏惧齐国，想亲近鲁国，郕国也是这样。张氏说：纪国与鲁国亲近，而向鲁国求援以对抗齐、郑。所以桓公趁他们来朝见，与他们会见。我按：程子说，杞称侯，都应当是纪。左传说：杞国求和，难道是因为入杞而附会其说吗？

秋七月壬辰初一，日全食。公羊传：既是什么意思？就是尽。程子传：既，就是尽。食尽为异，是大。

谷梁传：既就是尽。杜氏说：历家说：日月交会，月掩日，所以日食，食既，就是正相当而相掩。范氏说：尽而复生，叫做既。说日，说朔。凡二十六次，这一年庄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公五，文公十五，成公十六、十七，襄公十四、二十二、十一再，二十三、二十四再，二十七，昭公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定公五、十二、十五。食在正朔。说朔不说日。桓公十七年。食在既朔。朔的第二天。说日不说朔。凡七次，隐公三，僖公十二，文公元，宣公八十、十七，襄公十五。食在晦日。并本公羊。不说日不说朔。凡二次，庄公十八，僖公十五。夜食。怎么知道是夜食？说：王者朝日。王者朝日，怎么知道是夜食呢？太阳刚出来而有亏伤之处，没有恢复，就知道是夜里食了。范氏说：王制天子冕朝日于东门之外，所以太阳刚出来而有亏伤之处，因此知道是夜食。太阳，是众阳的宗主，人君的象，而有日全食，那么它的变化就大了。家氏说：阴盛于阳，太阳因此失光，昼晦为异大矣。先儒董仲舒、刘向认为这是荆楚僭号的应验，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日食三十六次，食既者三次，这一年之后荆楚僭王，郑国败王师，射王中肩，宣公八年之后楚庄围宋析骸易子，伐郑郑伯肉袒，晋大败于邲屈服荆楚，襄公二十四年之后齐崔杼、卫宁喜弑君，吴楚横行中国，都是臣子僭逆外患暴横的应验，变既大，那么其应验也僭越了。

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谷梁传：迎娶新娘，是亲自做的事，派大夫，不是正道。程子传：翚于

译隐居避世却不称自己为公子，是逃避责任的小人；在桓公时代却称自己为公子，是桓公的党羽。

译娶妻必须亲自前往迎接（“去声”以下同），这是礼制的正道。至于诸侯，按爵位来说，有尊卑之分；按国家来说，有大小之别；按路途来说，有远近之差。有的在本国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宾馆迎接，这是礼制的变通。纪侯对于鲁国，从国家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遣履緰前来；鲁侯对于齐国，从路途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派遣公子翚前往（啖氏说：派遣公子尤其不可。薛氏说：迎娶女子却派遣同姓的卿，这不是用来加强男女之别的做法），这是不重视重大婚娶的礼仪，失去了礼制的节度。所以史书（王氏说：记载公子翚迎娶女子，而国君不亲自迎接，与宠信任用贼臣的罪过都显露出来了。陈氏说：翚为什么能称公子？像其他大夫一样，翚弑杀隐公并辅佐桓公，臣子没有讨伐他，那么本来记载翚就像其他大夫一样。桓公即位并辅佐翚，这是恩宠翚。恩宠翚，那就是桓公弑杀隐公，桓公的罪过就显露了。家氏说：翚是桓公与他共同进行篡弑的人，为桓公谋划巩固地位的人，向齐国求婚，现在让翚去迎娶女子，难道没有别人却让翚去迎娶吗，是让他更加自我结纳。春秋在隐公时期去掉翚的族氏，以端正他弑君的罪过；在桓公时期恢复称他为公子，表明他与桓公共同进行叛逆。好像在说：翚是国家的巨贼，却是桓公的私人，所谓不诛杀他的诛杀。我按：翚为桓公弑杀隐公，又为桓公迎娶女子以结交齐国的好感，于是为宣公弑杀赤，又为宣公纳贿迎娶妇人以结交齐国的援助，都不等待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露了。○刘氏说：左传说：修好先君的情谊，所以称公子，不对。春秋中不是修好先君情谊而称公子的很多）

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讙音欢。左传：不合礼。凡是公女嫁给敌国，姐姐妹妹就由上卿送行，公子就由下卿送行。对于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行。对于天子，各位卿都去，国君不亲自送。对于小国，就由上大夫送行。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讥讽诸侯越过国境送女，不合礼。这已经进入国境了，为什么不称夫人？从自我来说，齐国的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是邻国的夫人，仍然说我们的姜氏。谷梁传：礼制送女，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伯母兄弟不出阙门。父亲告诫她说：“谨慎听从你公公的话。”母亲告诫她说：“谨慎听从你婆婆的话。”伯母们反复告诫她说：“谨慎听从你父母的话。”送女越过国境，不合礼。杜氏说：讙，鲁地，济北蛇丘县有下讙亭。我按：现在东昌路丘县）鲁桓公在讙会见齐侯（程子传：齐侯出疆送女，桓公远迎他，都不符合道义）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公羊传：翚为什么没有送达？已经见到桓公了。谷梁传：为什么不说是翚带来的呢？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她。程子传：向宗庙报告）

古代婚娶的礼仪必须亲自迎接（“去声”），那么授受关系就明确（昏义：昏礼亲自迎接，主人在宗庙铺设筵席几案，在门外拜迎，女婿拿着大雁进入，作揖谦让登上堂，再拜放下大雁，大概是亲自从父母那里接受。走下堂出来驾驭妇人的车，女婿授予绥带）后世亲自迎接的礼仪废弃，于是有父母兄弟越过国境送他们的女儿的情况（列女传：齐孝公夫人孟姬华氏是长女，齐国称赞她的贞孝，孝公听说后修礼亲自到华氏家里迎接，父母送她不下堂，母亲在房中给她酒，父亲在东阶上告诫她，伯母在两阶之间告诫她，姑母姐妹在门内告诫她，可以说能够行礼了）用公子翚去迎娶，就已经轻慢了（蜀杜氏说：鲁国迎娶失之轻慢，而齐国送女失之过度，他们的贬斥本来是一样的。翚不剥夺公子称号，齐侯称爵位，斥言其人，以显示不正）因为齐侯前来，于是迎上去在讙拦截他。这是桓公的出行，他的重点在齐侯而不在姜氏，难道是礼吗（薛氏说：齐侯送女到外面，桓公以接待礼节迎接他，不是亲自迎接，而且两方都失礼了。夫妇是人伦，不端正于开始，桓公的夫妇就不是夫妇了。张氏说：齐僖公爱他的女儿过度，以至于越过国境送她，于是使得鲁桓公的出行不是为亲自迎接而是为齐侯，在讙特意前往拦截他，僖公的送，桓公的拦截，都不对。春秋谨慎地记载，所以重视重大婚娶而端正人伦的开始。家氏说：有人说桓公在讙拦截齐侯，不说是古代亲自迎接的遗意吗？回答说：翚去迎娶，桓公本来没有亲自迎接的意思，等到听说齐侯亲自送姜氏，于是急忙前往在讙拦截，那么桓公的出行是因为齐侯而出行，不是因为亲自迎接而出行，对于礼制似乎是，但用礼的意图却不是。蜀杜氏说：再次提到讙，是为了强调它）不记载“至”（根据“遂及侨如以夫人至”）已经见到桓公了（孙氏说：这是齐侯送姜氏，桓公在讙接受她。在讙接受她不从讙至，是不与桓公在讙接受。所以记载至自齐，以端正其义。薛氏说：记载至，不与桓公一起至。桓公夫妇之道始终不正）不能防范闲止，于是乎在敝笱的讽刺（七赐反）中显露了（诗齐风敝笱小序：讽刺文姜。齐人厌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闲止文姜，致使她淫乱）礼制是用来区别嫌疑、明察细微，在混乱之前治理，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详细（临川吴氏说：昏礼的重大节度有三，纳币第一，亲自迎接第二，夫人至第三。符合礼制就都不记载。鲁桓公在嬴拦截，记载讥讽，不通过媒介而自行向齐国求婚。迎娶女子，记载讥讽，不亲自迎接而派遣公子翚）

译送姜氏，经书讥刺，是因为齐侯亲自送她。在防地、讙地，经书讥刺，是因为鲁桓公不亲自去迎亲，却亲自去防地、讙地迎接齐侯。夫人到达，经书不记载，是因为公子翚讥刺鲁桓公，起初让翚去迎亲，后来鲁桓公却在讙地亲自接受姜氏。我按：《春秋》文定公这一年的传文说“娶夫人，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庄公二十四年的传文说“婚姻是常事，不记载”，大概婚姻合乎礼制而不记载的，是书法的常规。所以僖公娶夫人、纳币、迎女、夫人到达都不记载。桓公娶文姜，不合乎礼制，所以把它当作重大事务而全部记载，这是为了垂示警戒而书法的变通。昭公娶同姓女子，又因为国家丑恶而隐讳不书。圣人作经，如同造化神工孕育万物，宏大细微、高低起伏，根据事物的形态赋予其形式，怎么能固执一端来论断呢？

译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程子传：这是为了送嫁夫人，称“弟”，其义理见隐公七年。杜氏说：女子出嫁，又派大夫随同去聘问，在鲁国出发，就叫做“致女”；在他国而来，就总称为“聘”。临川吴氏说：齐僖公亲自送女儿到鲁国，最终返回，不久又派尊贵的弟弟来致送，可见他爱女儿的至情至私，并非礼制的正道。高氏说：隐公七年，弟年曾经聘问，如今桓公篡位隐公而结为婚姻，又派他来聘问，齐侯对于鲁国视篡弑易君为平常，安然不在意，就像市井之交的欢好罢了。】

有年【丰收年】。【公羊传：仅仅是有年。谷梁传：五谷都成熟叫做有年。程子传：记载有年是记异事。人事在下顺从，那么天气在上就和顺。桓公弑君而立，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乖戾，水旱凶灾才是适宜的。如今却有丰收，所以记载其异常。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其罪恶稍轻，所以大丰收才记载。杨士勋疏：凡是记载有年在冬下，是因为五谷全部入库，计算用度丰足，然后才记载。】

旧史将灾异与庆祥一并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音现】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旧史不记载，圣人也不能附加增益。然而十二公经历多年，所有务农重谷，因忧旱而记载下雨的【《诗·鲁颂·駉》小序：僖公节俭以足用，宽厚以爱民，务农重谷；谷梁传僖公三年：忧旱者是有志于民】，难道没有丰年却不记载在经文中吗？这是仲尼对于其他公都删削了【鄱阳万氏说：诸公不记载有年，是因为不胜其多；高邮孙氏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记载有年、大有年各只有一次罢了。桓公、宣公大恶，何道而有年呢？】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则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这两位公获罪于天，适宜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如今却有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认为是异事，特别保留罢了【高氏说：凡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必然推之于天，因为天理有常，不像人事那样错乱。如今反常理，所以记载其异。左传秦鍼说：国家无道而年谷和熟，是天助之也。】

那么天道也僭越吗？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唯独这两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的歉收可知了，而天理不差，确实如此【张氏说：桓公行恶，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螽，八年十月雨雪，十三年大水，十四年无冰、御廪灾等事，十八年间唯独今年五谷仅熟，所以认为是异事，特别记载在防地，彰显桓公之罪，怜悯鲁国之民。】

这是一件事，在不修《春秋》时是庆祥，君子修之【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云云，君子修之云云】则成为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能确立兴王之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曾经以此观察，非圣人莫能修之审慎【左传成公十四年：非圣人谁能修之】。

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说经者多列于庆瑞之门【啖赵氏也与获麟并列】，直到程氏阐明奥义，然后认为是记异，这是得于言意之外的【贾逵说：桓公恶而有年丰，是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薛氏说：灾异之书是正，有年之书是幸。政之足以得灾，而天与之年也是变；通义孙明复说：桓公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彰显桓世之多凶馑；伊川说：记异也，异反同者也。天常为同，水变为异，每岁凶馑，此有年则为异矣。○愚按：《公羊》云“以喜书”，所以说者以为庆祥。如果以为庆祥，则不独书于桓、宣了。】

【癸桓王十酉二年】四年【齐僖二十三年，晋小子侯元年，卫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郑庄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年，陈桓三十七年，杞武四十三年，宋庄二年，秦宁八年，楚武三十三年】春天，正月，公在郎地狩猎【这是搜狩的开始，左传书时礼也，公羊传常事不书，讥何讥尔，远也，谷梁传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程子传公出动众皆当书，于郎远也，杜氏说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从夏时，郎非国内之狩也，故书地】

为什么记载？讥讽远也【何氏说：诸侯田狩不过郊，张氏说：狩因夏时仲冬，周正月乃其时也。然国之搜狩自有处，今不于常所而远涉郎地，所以讥也。永嘉吕氏说：此狩于郎，与观鱼于棠之类，皆讥远地也】。戎祀是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狩猎是为了讲习大事【隐公五年：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大事】，用民以训练军旅，所以示之以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以孝而顺天下【高邮孙氏说：天子诸侯无事则岁田焉，田者用民以训军旅者也，取物以祭宗庙者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则民伤乎农，取物不以礼则物害】

译关乎本性。四季的田猎不伤害农事，不损害万物，以此向天下展示孝道与武备。所以仲春时节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时节教导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时节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时节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周礼·大司马》注说：凡是军队出征称为治兵，返回称为振旅，都是练习战阵。茇舍，是指在草地上驻扎。军队有在草地上驻扎的法度，大阅是检阅军备物资，搜索并择取不生育的野兽，苗猎是为了清除害兽而称杀。狩猎是说守护并获取，不加选择。）如果不按时节就会伤害农事，不依地点就会损害万物。（啖氏说：搜猎和狩猎是常事，史书不记载，只有违背时节或超越礼制时才记载。）田猎的地方，比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国皇武子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都是固定的场所。如果违背这些固定场所，侵害百姓和万物，百姓就会苦不堪言，那么他们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美丽，就会全都头痛皱眉地互相抱怨。（《孟子》说：说我们国君喜好田猎，为什么让我们痛苦到这种地步呢？）能不谨慎吗？因为不在合适的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在细微之处谨慎的用意。每次在细微之处谨慎，然后王的德行才能完备。（本刘氏之意，林髙氏说：桓公起初在齐国昏乱，却有年奉之礼，凡是奢侈之心产生于内心，那么放纵的德行就会显露于外。郎是鲁国的边境，在边境远行田猎，是危险的。桓公有篡弑的罪恶，别人可以讨伐他，他却不曾想到这一点，反而在这里远行田猎，可见他安于弑逆，安然无惧。先王时代，安定不忘危险，治理不忘混乱。《春秋》时代，习惯于田猎被称为贤能，擅长驰逐被称为喜好，如果不是借田猎来讲习军事，又或者地点不对，或者时节不对，圣人不得不详细记载以垂示警戒。我认为：君主体恤百姓，应当无所不至，所以田猎虽然不违背时节，但不在固定场所，也是《春秋》所讥讽的。大概田猎本来有固定的制度，而沉溺于游猎，是圣人所告诫的。贾山劝谏汉文帝，说秦始皇用一千八百个国家的百姓来供养自己，沉迷于驰骋弋猎的娱乐，天下人无法供给。百姓与他结怨，家庭与他结仇，他仍然东巡狩猎，刻石记功，自认为超过尧舜，身处灭亡之中而自己不知道。流弊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呢！这里记载“公狩于郎”，后来昭公九年筑郎囿，大概就是把那块地方围起来作为苑囿了。然而鲁国有郎囿，又有鹿囿、蛇渊囿，而在红地搜猎，在大蒲昌间大搜，又不直接在苑囿中搜猎，却在庄稼和园圃中奔驰，这难道不是侵害百姓和万物，不体恤国家根本而如此吗？○刘氏说：《公羊传》说“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这是错误的。《周礼》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才是正确的。何休认为《春秋》制定《王制》承袭了错误，也遗漏了夏天。郑康成却说“夏天的制度，避讳其称号”，这不是荒谬吗？解说《谷梁传》的人说：“春天却说狩”，大概是用了冬天狩的礼仪。周朝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说“狩”是对的。《谷梁传》自己颠倒罢了。）

译夏天王派遣冢宰渠伯纠前来聘问。【程子传：桓公弑杀其君而自立，天子不能治理天下，无人能讨伐他，而周王派遣他的冢宰去聘问，以示加尊宠，天理被防范了，人道灭亡了。书写“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道，而他却这样做，直呼其名“纠”，尊卑贵贱的道义就灭亡了。人理既然灭绝，天运就乖违了，阴阳失去次序，岁功不能成就了，所以不具列四时】

冢宰是冢宰，渠是伯爵，纠是他的名字。【本刘氏张氏说渠是采地】王朝公卿书写爵位，【三公称公，如周公、祭公之类；六卿书写爵位，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单子、刘子】大夫书写字，上士、中士书写名，下士书写人，这是惯例。纠位居六卿之长，降低到中士的惯例而书写名，这是贬斥。【陵氏说：天子六卿中担任冢宰的，都加宰字，兼为三公则称公。渠伯书写名，是贬斥他。陈氏说：周大夫不称名，这里称名宰渠伯聘问桓公。王臣没有书写官职的，于是特别书写宰，有聘问桓公的人了。必定是宰亲自出使而后贬斥，这是贬斥得很严重的。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王臣的有三十处，其中处于可责备可褒善的地方的有两处：宰渠伯纠记载名，王人子突记载字，这就是它的义理】

对纠有什么贬斥呢？在周制中，大司马九伐之法，诸侯如果有贼杀其亲的就正之，放逐弑杀其君的就残之。【周礼注：正之的，是执拿而治其罪。王霸记说：正杀之，残杀也，残杀以防止其为恶】桓公的行为符合这两者，舍弃说是不讨伐，而又聘问，失掉天职了。操持刑赏的权柄以驾驭下属的，是王；论定刑赏的法度以诏告王的，是宰。以治理邦国则有治典，以安定邦国则有教典，以平定邦国则有政典，以诘问邦国则有刑典。治教政刑而称之为典，明确这是天下的大常。大宰所掌管，而唯独称之为建，【周礼：大宰的职掌，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愚按：这里不说礼典、事典，举其重要的】以此典，大宰所定，却成为乱首，承命来聘问弑君的贼吗？所以特别贬斥而书写名，以显示宰不是宰。【有冢宰的尊贵，而不足以居其位，失掉其所以尊贵了。王制：大夫废掉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春秋：天子之事，名宰以正王法。刘氏说：春秋对于大夫不书写其官，至于冢宰唯独书写之，以此显示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至纠唯独名之，以此显示责之最备。周公作周礼，冢宰的职掌，固然是赏善诛恶，进贤退不肖。现在衔命下聘弑逆之人，所以书写名贬斥他】

聘问于弑君的贼，而名其宰，那么桓公死后，王派遣荣叔来锡命了。荣叔为什么书写字而不名呢？开始来聘问，冢宰书写名以显示贬斥；最终追锡，王不称天以示讥讽。其义理完备了。【愚按：桓以不义得国，开始则天王以冢宰聘问之，最终则天王派遣大夫追命之，终始施非常之恩，所以《春秋》于终始致非常之贬，冢宰称名，王不称天，贬莫重于此。前后各贬，互文见义】

夫咺、仲子纠聘问桓公，其事都是三纲所系的。【明仲子之为妾，所以正夫妇之纲；明桓公之为篡，所以正君臣之纲。如果不知道仲子之为妾，则不知道桓公之为篡。家氏说：有人说隐元年之责咺，《春秋》欲起天王之义，故于王无责，现在又责纠而不及王，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之义，君有过，先责其宰。咺与纠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谏，又将命以出，重有责也。至于锡命，王不称天，因为荣叔非宰，故不与咺、纠同责】

然而咺唯独书写官，纠兼称爵，为什么呢？如咺者，岂是初得政，犹未受封，而纠则是或以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吗？【如周公、召公】汉初命相，必择列侯为之。【惠帝以平阳侯曹参代鄼侯萧何为相国，继又以安国侯王陵、曲逆侯陈平为左右丞相；文帝以绛侯周勃与陈平为左右丞相】后用公孙，因相而得封。【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阙后，石庆为丞相，封牧丘侯；公孙贺为丞相，封北平侯】盖欲仿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则责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义，天下之大伦，无所轻重。纠以既封，故兼称爵，见《春秋》责相之意也。【张氏说：天子之冢宰，不能诏王以八柄驭群臣，乃亲奉命来聘鲁桓，是宠篡弑以渎三纲，故贬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故君天下者，必敕典庸礼，命德讨罪，以当天心，然后辅相裁成之职尽，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二百四十二年，必具天时、】

译王月，用以显示天成就一年的道理。] 运数由人掌握，赏罚政令确立于其中，那么天地的功业就完备了。如今鲁桓公有弑君的罪行，周天子不能讨伐，反而派冡宰去聘问，王者的职责亏损缺失，人类将变为禽兽，所以在冡宰聘问鲁桓公之后，省略了秋冬两季，用以显示天地失去了收敛收藏，万物失去了生机，这都是因为王者的诛讨没有加于鲁桓公，反而宠信尊崇他。何氏说：去掉两个季节，是因为桓公无君无父地行事，天子不能诛杀，反而屈尊聘问，所以这是贬斥。显示他的罪过。高氏说：桓公弑君自立，天王不讨伐，反而派冡宰去聘问，天理灭亡了。桓公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在《洪范》中属于狂悖和犹豫，这是灾异的征兆。这一年只有春夏而没有秋冬，大概是天理已经丧失而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所以不记载秋冬。赵氏说：如果他代替父亲摄行卿的职责，应当依照“仍叔之子”的写法，怎么能加上名字？所以知道这是贬斥。《通志》说：喜好生养的是舜，却诛杀四凶；能够宽恕的是汤，却诛杀葛伯；爱护保全小民的是文王，却侵犯阮国和共国，奸恶之人不可放纵，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司马》九伐之法说等等，正直的纠正他的罪行，残暴的残害他的形体。桓公应当符合这两种刑罚，但刑罚却没有加于他，那么不奉行天道的讨伐而放纵有罪之人，可以吗？特意去掉秋冬两个季节，表明天王没有刑罚政令。天子，是承受天命来正当享有国家，必然秉承天意来正当行事，必然彰显有德之人，效法春夏来正当赏赐，必然讨伐有罪之人，效法秋冬来正当刑罚，这才叫做能够。如果天道符合春秋大义中正的法度。○刘氏说：《左传》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不对。武氏子求赙，说的是世袭；仍叔之子来聘，说的是避讳。褒贬不是已经明白了吗？如果纠擅自摄行父亲职位，自取冡宰之名，他的贬斥还更应该严重，那里不能仅仅因为父亲在世就称名而已。舍弃大的责备小的，这不是春秋笔法。《公羊传》说“降低大夫的身份”，连系官氏名并且连字也写，也不对，道理上不可既写名又写字，孔子的笔法怎么会如此繁琐迂腐呢】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五

元 汪克宽 撰

桓公中

【甲桓王十戊三年】五年【齐僖二十四晋小子二卫宣十二蔡桓八郑庄三十七曹桓五十陈桓三十八卒杞武四十四宋庄三奉宁九楚武三十四】春正月甲戌【谷梁传：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程子传：下文缺传，见隐二年。】己丑陈侯鲍卒【桓公也在位三十八年，庶弟佗立，明年蔡人杀佗，立厉公。左传：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故再赴。赵氏曰：岂有正当祸乱之时，而暇竞使人赴告哉？假令实再赴，夫子亦当详定其实，曰：何乃总载之乎？且传云：公疾而难作，此文亦据陈国史而记之。验此，则经文甲戌下，当记陈佗作乱之事，全简脱之耳。啖氏曰：公谷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人君虽狂而去，亦当有臣子从之，岂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夏齐侯【僖】郑伯【庄】如纪【程子传：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齐为诸侯，而欲为贼于邻国，不道之甚；郑伯助之，其罪均矣。】

按左氏，齐郑朝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夫“如”者，朝词也【赵氏曰：“如”者，朝聘之名，外相如，皆讥。薛氏曰：无相朝之志也，假相朝之礼也。家氏曰：书爵目其人而贬之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纪之为纪，微乎微者也。齐在东州，尊则方伯【僖四，召康公命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郑亦大国也【春秋初年，郑最强。】并驱而朝纪，乃怀诈谖【况元反】之谋，欲以袭之，而不虞纪人之觉也。其志憯【音惨，说文：痛也】矣【临川吴氏曰：诸侯相朝，虽有其礼，然春秋之时，小役大，弱役强，强大之国必不往朝小弱之国，虽敌体之国亦不相朝，惟小弱必须往朝于强大，盖畏之也。齐郑以强大而朝于纪之小弱，盖借朝之名以往纪，而实欲以兵袭取其国，纪素知齐郑之图己，故觉其谋，而齐郑之诈不得以行也。】此外相如尔，何以书？纪人主鲁，故来告其事，鲁史承告，故备书于策【杜氏：白齐欲灭纪，纪人惧而来告，故书。】夫子修经，存而不削者，以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左传昭元】，亦异于兴灭国继絶世之义矣，故存而弗削，以着齐人灭纪之罪，明纪侯去国之由。刘敞意林所谓圣人诛意之効是也【刘氏曰：春秋恶其懐不义之心，虽卒不能害，而疾之与袭侵人之国无异云云，故兵莫防于志，镆鎁为下，通防兵莫憯于志。郑伯克叚，齐侯如纪，其憯甚于镆鎁。人君明此义，可以正其志；人臣明此义，可以格君心之非，使之不远而复也。张氏曰：春秋恶其怀盗贼之心而行朝事之礼，书之若实朝于纪，然所以抑强暴，恶谲诈也。春秋之初，齐僖、郑庄皆小人之雄，合谋同心，以吞噬小国为事，自隐三年石门之盟，至桓十三年恶曹之盟，二十年之间，二国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许，今又相与谋纪，自二君如纪之后，纪侯多爲计以谋自免于难，而卒不能止齐郑贪噬之心。至庄五年，使纪季以〇入于齐，纪侯去国，然后快于心。小国困于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临川吴氏曰：许近于郑，纪近于齐，郑欲得许，与齐同谋之，而卒得许；齐欲得纪，与郑同谋之，而卒得纪。愚按：外相如惟齐郑，如纪与州公如曹。春秋恶齐郑之不能恤小国，而假朝礼以济凌人之谋；恶州公不能保其国，而假朝礼以为依人之具，皆非眞能行朝礼者也。夫不能保小寡而思啓疆以利巳，不能自强于为善，而依人以求托其身，皆春秋之所不予也。比事以观，考齐人灭纪之本末，及州寔之来鲁，而圣人之意见矣。○刘氏曰：公羊以谓离不言防，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记盟防者，所以刺讥诸侯，非善羣聚而恶离防也。离防何为不可书，而改防为如，以乱名实哉。】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来聘【仍，谷作任。《左传》：“仍叔之子”弱也；《公羊传》：“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讥父老子代从政也；《谷梁传》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