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防卷十

译当初，只有齐国出兵，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不久狄人又入侵卫国，其势力更加嚣张，齐国担心他们乘胜追击从而灭亡邢国，于是率领诸侯的军队，共同救援邢国。邢国几乎灭亡却又得以保存，这是齐桓公小白建立的功绩。

译夏六月辛酉，〇我们的国君庄公【《左传》：因为发生动乱，所以葬礼迟缓；《谷梁传》：庄公下葬后才确定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全德行的，在丧事结束后才加上的。我按：鲁国国君的下葬都不超过五个月的期限，只有桓公被齐国杀害，九个月后才下葬；昭公客死在外，八个月后才下葬；庄公去世到这时已经十一个月才得以安葬，大概是因为国家动乱，儿子杀害继位的国君，防备微弱危险，无法安葬。有人说子般不是被杀害的，这是错误的】○秋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落”，《公羊传》《谷梁传》写作“洛”。《左传》：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齐侯答应了，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鲁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谷梁传》：结盟是为了接纳季子。杜预说：落姑，是齐国的地方】季子回国【《左传》：这是对他表示嘉奖。《公羊传》：为什么称他为季子？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说“来归”？因为大家为此高兴。《谷梁传》：称他为季子，是尊重他；说“来归”，是高兴。程子传：庄公去世后，子般被杀害，国人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庆父尚未被讨伐，公子友贤德却流亡在外，国人希望能依靠他来安定社稷，所以鲁公在落姑结盟，请求恢复他的职位。回国记载为“季子”而不直呼其名，是用不同的文辞来嘉奖他】

根据《左传》，在落姑结盟是为了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称他为季子是因为他贤德【杜预说：季子是公子友的字，季子忠于社稷，被国人所思慕，所以因他贤德而称他的字。范氏说：“子”是男子的美称】，说“来归”是因为大家为此高兴【范氏说：大夫出使归来不记载，被拘禁然后释放回国的人才记载。国内的人不说“来”，现在说“来”，是明确他想要离开，如同他国人一样；说“归”，是明确他实际上是鲁国人。国人害怕他真的离开，现在得到他回来，所以都高兴地说“季子来归”。啖氏说：不说“归自陈”，是因为这是齐国的命令】从外面回来称为“归”，这说明他曾经出逃【根据《左传》是逃往陈国】为什么不记载？庄公去世，子般被杀害，庆父掌握兵权，势力倾覆公室，季子力量不能支撑，为了避难【于是早晨返回】而出逃，这是耻辱。鲁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内部的贼人尚未被讨伐，国人希望能得到季子来安定社稷，而鲁公在落姑结盟向齐国请求，这说明他是贤德的。《春秋》想要掩盖他的耻辱，所以不记载他出逃；想要表彰他的贤德，所以特别称他为季子。圣人的心意显现【音现】了【陈氏说：称他为季子，是因为他贤德，所以不直呼其名；不直呼其名，就是用美称来称呼他。季友用毒酒杀了庆父的党羽牙来拥立子般，而庆父最终杀害了子般，于是季友逃往陈国。闵公即位后，还在防备，在齐国结盟，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不知道是谁做的。如果是庆父做的，那么闵公就不会被杀害；既然闵公被杀害，那就不是庆父的本意，而是国人做的。国人想要召回季子来平息动乱，而季子虽然回来，不久庆父又杀害了闵公，于是季友又逃往邾国，那么国人为什么认为季子贤德呢？如果没有季子，庆父的篡位就会成功，庄公的统绪就会断绝；庆父的篡位没有成功，庄公的统绪没有断绝，是因为季子在。所以逃往陈国不记载，逃往邾国不记载，是为了保全季子。陆氏说：季友出逃不记载，是因为庆父的祸难，季子力量不能纠正，违背常理而离开，是权宜之计；国君即位后被召回来，是合乎道义的。所以圣人赞许他回来，不讥讽他离开，以表明变通而得中道，进退不违背道义。临川吴氏说：子般去世后，庆父和哀姜专权，所以季友出逃以避祸。此时庆父掌握外部权力，哀姜是内部主事，大概唯恐季友回来。闵公才九岁，谁能辅佐他？出访霸主而为国家谋划的，一定是鲁国的世臣，有不当权而忠于国家，能像卫国的石碏那样深谋远虑，秘密向霸主报告，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所以桓公以霸主的命令召闵公到齐国地方与他结盟，使恢复季友的意思看起来出自齐国而不是鲁国，所以结盟以约束其信用，让鲁国恢复季友的职位。结盟之后，桓公派人从陈国召他，而闵公驻扎在郎地等待他。如果不敢违背霸主的盟约，而让季友得以回到鲁国，那么季友凭借霸主的重视，庆父就不敢除掉他了。张氏说：国家动荡不安，如果有亲近且贤德的人，谁不依赖他？季友在恶行初萌时加以遏制，子般之乱，力量不能讨伐，于是离开，不是他的罪过，所以鲁国人思念他。齐侯听从闵公的请求召他回鲁，《春秋》按照诸侯兄弟的例子，特别称他的字而记载“来归”，以此来彰显季子足以决定国家的轻重，并叙述鲁国人喜欢他回来的心情】掩盖恶行而〇彰显善行，是舜的做法【“乐”读作“五教反”】乐于引导人们的善恶【“去”读作“去声”】宣扬别人的恶行。是孔子的做法【“为”读作“于伪反，下同】为尊者讳，为亲人讳，为贤者讳。是《春秋》的做法【本于《公羊传》】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涵养包容污浊的德行【《左传》宣公十五年，川泽容纳污秽】乐于与人为善了。不称“公子”，显示季友自认为凭借贤德被国人所拥戴，不依靠宗亲的缘故。尧敦睦九族而急于亲近贤人，退避愚顽好讼之人；周朝厚待本支而任用周公旦和召公奭，废黜蔡叔和管叔鲜，义理都在此，而亲疏有别、尊重贤德的原则显著了。这个义理实行，那么内部就没有贵戚专权的私弊，外部就没有抛弃亲人任用外人的过失【《左传》昭公七年，单献公抛弃亲人任用外人；十一年，亲信不在外面，霸主不在内部】而国家不治【“治”读作“去声”】的，是没有的。这是《春秋》对待后世的心意【我按，朱子认为夫子记载季子，恐怕只是像取用管仲的意思，只因为后来他对社稷有功所以取用他；又说成风听说季友的缘由，于是侍奉他，这自是大恶，《春秋》不贬斥他反而褒扬他，记载“季子”或许是圣人沿用史官旧文，我私下怀疑《左传》所载的占卜之辞多不可信。如果说季子不是美称，然而二百四

译鲁桓公十二年，各国大夫中只有季子和高子以“子”相称，圣人必定有深意在其中。

译冬季，齐国的仲孙来到鲁国。

仲孙是齐国的大夫。经文不写“齐侯派遣”，而只写“来”，是省略了君臣之间的常规用语，以显现桓公派遣臣下不合礼仪，仲孙侍奉君主不够忠诚。

按照《左传》记载，齐侯担忧鲁国，派遣仲孙来慰问灾难。为什么说派遣臣下不合礼仪呢？邻国发生弑君逆乱，应当声讨罪状、戒备森严，履行方伯的职责以奉行天讨，却反而派遣善于计谋的人去窥探虚实，怀有趁乱夺取国家的意图，那么派遣臣下就不合礼仪了。

仲孙回国后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灾难就不会停止，国君务必致力于平定鲁国的灾难并亲近他们。”为什么说侍奉君主不够忠诚呢？陈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并请求讨伐，难道会说齐人正强盛，暂且稍等片刻吗？不劝谏国君急于讨伐贼人，而是等待贼人自行败亡，那么侍奉君主就不够忠诚了。

如果让庆父罪恶滋长，闵公再次被弑，这都是桓公与仲孙当初谋划不善所导致的。

直接记载为“齐仲孙来”，是同时讥讽他们。

【辛惠王十酉七年】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齐国人迁徙阳国。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译程氏说：天子称为禘，诸侯称为祫，它们的礼仪都是合祭。禘，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将其作为面向东方的至尊，其余祖先都合食于前面，这就叫做禘。《礼记·大传》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行禘礼，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并以其祖先配享。诸侯则祭到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国君省视。在祫祭时，则祭到高祖。《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并以其祖先配享。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行禘礼。《仪礼·丧服传》说：诸侯祭到太祖。天子祭到祖先所由出的帝。赵氏说：根据《大传》、《丧服小记》，那么诸侯不得行禘礼，是很明显的。禘，是帝王设立始祖的庙，还认为未尽到追远尊先的意义，所以又追尊始祖所由出的帝而追祀他，所谓以其祖先配享，是指在始祖庙中祭祀，并顺便让始祖配享。这种祭祀不兼用群庙的牌位，因为关系疏远，不敢轻慢狎昵。陈氏说：《诗经·颂》中《长发》篇说“大禘而歌”，《商颂·那》篇说“王桓拨相士烈烈”，以及武王在汤中叶时的太甲禘祭太祖而歌《皇考》，武王禘祭烈考而歌《文王》，那么不兼用群庙的说法，足以相信了。朱子说：禘是祭祀中非常盛大、非常久远的。如果是时祭及祫祭，只到太祖。禘又祭祀祖先所由出的帝，比如祭祀后稷，又推溯稷上一代祭祀他。周人禘祭喾就是如此。成王赐给鲁国重祭，所以鲁国得以在周公庙行禘祭，以文王为所由出的帝，而让周公配享。诸侯没有所由出的帝，那么就只到太祖之庙，合群庙的牌位来祭祀，这就叫做祫。《公羊传》文公二年说：祫祭时，毁庙的牌位，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堂合食于太祖。《曾子问》说：祫祭于祖庙，那么祝官迎接四庙的牌位。《王制》注说：天子诸侯丧期结束，将先君的牌位合于祖庙祭祀，叫做祫。后来因此成为常礼。我按：《公羊传》说的是大祫之礼，《曾子问》说的是时祫之礼。天子禘，诸侯祫，大夫享，庶人荐，这是上下等级递减的差别。刘氏说：不是王者不行禘礼，禘是王者的礼制，很明显。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并以其祖先配享。虞所由出的是黄帝，而祖颛顼；夏所由出的是黄帝，而祖禹；商所由出的是喾，而祖契；周所由出的是喾，而祖文王。现在鲁国既使用天子的礼乐，而祖周公，所以其禘祭，就主祭文王了。禘，就是帝。帝，是天子的称号。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禘不及诸侯。天子禘，诸侯祫，大夫享，庶人荐，这是上下等级递减的差别。通旨：诸侯有祫无禘，然而尊的是天子，卑的是大夫，也间或有提到祫的名称，都是指在祖庙合食而言，并非别有祫祭之礼。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有禘祭？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功劳于天下，赐给鲁公天子的礼乐，让其在太庙以上祭祀周公，鲁国于是就有了禘祭。《春秋》中所以言禘郊不言祫，以上都是程子的话。《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功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季夏六月以禘礼祭祀周公于太庙。《祭统》说：周公旦有功劳于天下，周公死后，成王追念周公之所以有功劳者，而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重祭。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这是天子的音乐。因为康周公的缘故，所以赐给鲁国。然而可以吗？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周公大概衰微了。见《礼运》。朱子语。《春秋》记载郊禘，大意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五峯胡氏说：周公立下经制，在毫厘之间辨别名分，打算推行于万世而自身死后就有人触犯，打算推行于天下而子孙违背，难道不是周公的衰微吗？通防：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说天子诸侯有祖先，七世之庙，天子的祖先就有天子祭祀祖先的礼，五世之庙，诸侯的祖先就有诸侯祭祀祖先的礼。鲁侯国而以王礼祭祀周公之庙，就不是用来侍奉其祖先了。所以夫子悲伤地说：禘祭自既灌以后，我不愿观看。有人怀疑而问其说法，就说：不知道的人，禘是国之大事情。夫子居在这个国家而不私下议论其国事于礼，然而如此，其作《春秋》则因事而书，以记载郊禘的过失。知道其说法的人，就知道圣人的志向了。禘言吉者，是因为丧期未满三年，在太庙行祭太早了。何氏说：庄公死到现在正好二十二月。杜氏说：三年丧期结束，将新死者的牌位致于庙，庙中远祖的牌位应当迁入祧，因此大祭以审察昭穆，叫做禘。庄公丧制未终，而吉祭又不于太庙，所以详细记载以示讥讽。高氏说：起初鲁国为庄公服丧，既葬而绖不入库门，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那么当时君臣虽未终丧，大概都穿吉服了，难道只有禘祭如此吗？于庄公者，是因为正在寝宫祭祀，不是在宗庙。《左传》说：凡国君死，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杜氏说：新主既立，特祀于寝。赵氏说：鲁国使用禘祭，大概是在周公庙而上及文王，文王就是周公所由出的帝，所以此祭只能在周公庙进行。

译闵公在庄公的宗庙举行禘祭，因为庄公没有追配文王，所以只称庄公而不称庄宫，表明只是使用庄公的祭品罢了，并非追配文王。我按：《檀弓》说：“虞祭的第二天，神主附祭于祖父。”《曾子问》说：“卒哭祭完成之后，神主各自返回其宗庙。”注解说：“先附祭的祭祀名称。”那么庄公已经过了周年，神主应当附祭于宗庙，但不应当举行吉祭。现在说在庄公处举行禘祭，大概是以吉礼在寝宫特祀罢了。一举而有三处失礼，这是《春秋》所谨慎记载的。永嘉吕氏说：鲁国举行禘祭不合礼制，《春秋》记载它，那么在失礼之中又失礼，就记载它。陈氏说：因为不胜讥讽，所以讥讽其严重之处。家氏说：禘礼应当在太庙举行，现在在庄公处举行禘祭，难道要委屈太祖和群庙的神主来就庄公行礼吗？那就是屈尊从卑，违背礼制。如果只在庄公处举行而不涉及太祖和群庙的神主，哪里符合审慎辨别昭穆次序呢？这是失礼中的失礼。至于以诸侯身份使用天子的礼制，鲁国实行已久，不值得讥讽了。张氏说：鲁国举行禘祭不合礼制，大概虽然先王所赐，但只可用于周公之庙。赵氏、程氏论述得很详细。现在闵公丧期未满三年，神主未迁移附祭，继位的君主年幼，却以吉礼盛乐用于神主，忘却哀痛，僭越上位，违背人心，哪里还有秉持礼制呢？这大概是出于哀姜、庆父、乐哀谋篡位而做的，又不同于往日僭越礼制的情况了。临川吴氏说：庄公去世，闵公丧期未满二十七月，就急忙举行吉祭，僭用禘礼的盛乐，并非另有追享而降格庄公为配食。当时闵公服丧期间，出于乱臣、淫妻的作为，无知不孝，非礼非义，名不副实，一举而具备五种恶行，书法用五个字，诸罪全部显现，真是圣人的笔法。秦溪杨氏说：闵公丧期未满，窃取禘礼的盛礼来举行吉祭，又不在周公之庙而举行禘祭，礼制开始紊乱。僖公八年使用禘礼，合祭先祖排列昭穆，将夫人致于庙，而禘礼开始与祫礼混淆而无区别。《春秋》常事不记载，特别记载闵公、僖公两次禘祭，是记录失礼的开始。鲁国有禘祭，行于周公之庙，已经不合礼了。何况僭用于庄公，又在太庙举行禘祭，以致妾母，可以称为礼吗？四时之祭有禘的名称，大概是礼文交错造成的失误。赵氏说：《周礼》记载四时祭名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公羊传》也相同。《毛诗》说：“礿祠烝尝于公先王”，协韵所以这样说。其实祠、礿、尝、烝、禘不是时祭的名称。《王制》、《祭统》说春礿夏禘，《祭义》说春禘秋尝。郑玄注都说：夏殷礼，周以禘为殷祭，所以改春祭曰祠。《郊特牲》说春禘而秋尝。郑注说禘当为禴。《礼记》诸篇，或是孔氏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撰以求购金，都约略依据《春秋》而成。看见《春秋》记载禘于庄公，就以为是时祭的名称。看见《春秋》只两次记载禘，一次在春一次在夏，所以有的说是春，有的说是夏，各自著书不相符。郑玄不达其意，所以主异说。且《祭统》篇末说：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禘是也。怎么能说是夏殷礼呢？《左传》说：烝尝禘于庙，又说禘于武宫、僖宫、襄宫。又晋人说：以寡君之未禘祀。大概是看见经文记载禘于庄公，以为诸庙合行之，都妄引禘文。只据经文不识经意，所以这样说。我按：闵公禘在五月，是夏历的春三月；僖公禘在七月，是夏历的夏五月。所以记礼者有的说春禘，有的说夏禘，因为禘之时交互不同，遂误为时祭。且鲁祭不合礼，其祭祀之时皆未可据以为当。如桓公五月烝，是夏历的三月；八月尝，是夏历的六月，也可以说春烝夏尝吗？然先儒所论禘礼，程子与文定父子以为合祭宗庙之主，而朱子师友从赵氏，认为不兼群庙之主了。朱子谓程先生说：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并群庙之主皆祭之，恐怕未然。顾古礼尽亡，不可详。老赵氏据《记》之大传、小记。程子因汉儒之说而分禘祫，其谓禘为合祭与不合祭虽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诸侯所得祭也。若纂例讥左氏妄引禘名，以经证之所云禘于武宫，经止书有事云禘子僖公而经书从祀，则不可信，明矣。其曰：“晋人禘祀”，而又录晋人之言曰：“鲁有禘乐。”如果诸国皆有禘，那么为何只有鲁国有禘乐呢？刘氏说：“《公羊传》说，公未可以称宫庙，不对。”这直接针对庄公的神主而言。

译秋季八月辛丑日，鲁庄公去世。《公羊传》说：不记载地点，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是被弑杀。是谁弑杀了他？是庆父。《谷梁传》说：不记载地点，是有原因的。

按《左传》记载：起初，庄公的师傅庆父夺取了卜齮的田地，庄公不加禁止，庆父便派卜齮在武闱杀害了公子。鲁国史官的旧例必定如实记载（依据晋国董狐记载赵盾弑君，齐国太史记载崔杼弑君）。这里说“公薨”而不记载地点，是孔子亲自笔削的结果（陈氏说：鲁国的《春秋》原本记载说公子庆父在武闱弑杀了庄公，圣人修订后改为“公薨”，这是为了隐讳。遭遇弑杀君父这样的大哀痛，怎么忍心直言呢？所以记载“薨”而不记载地点，并且不记载国君去世后的哭丧仪式。记载“薨”是十二位国君相同的，不记载地点和不记载哭丧仪式，是隐公和闵公所独有的。既然如此，虽然隐讳，但乱臣贼子的罪行已经完备地呈现了）。

观察孔子删定《诗经》，在其他诸侯国，变风（反映社会衰败的诗）都予以收录，在鲁国却只编录了史克所作的颂诗（《鲁颂》小序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求册命，于是史克作了这些颂诗。我按：朱熹认为鲁国没有变风，不是孔子删削的，所以《左传》所记载当时列国赋诗以及吴国季札观赏周乐，都没有称为“鲁风”的。现在考察《圃田》、《杞》、《臧之狐裘》等，都是讽刺的诗，或者是鲁国人没有陈说这些诗，或者是孔子删削了它们）。

有人问：我们乡党中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却作证揭发，孔子说我们乡党的正直不同于这个，父亲为儿子隐讳，儿子为父亲隐讳，正直就在其中了（朱熹注：父子互相隐讳，是天理人情最极致的表现）。后世据此制定了五服亲属间互相容隐的法律条文，以维系骨肉亲情（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说：从今以后，儿子首匿父母，妻子匿藏丈夫，孙子匿藏祖父母，都不治罪。邢氏说：现在的法律，大功以上的亲属可以互相容隐，告发祖父的人列入十恶）。《春秋》有隐讳的原则，大概就是这样。

《礼记·明堂位》称鲁国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大概是习惯于经文而不知道圣人记载“薨”而不记载地点的深意，所以这样说。既然隐讳而不说弑杀，怎么向将来的人传达真相呢？回答说：记载“薨”以显示臣子的情义，不记载地点以保留被弑杀的实情。为什么说没有传达真相呢？凡是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如路寝、小寝、高寝、台下、楚宫之类），唯独被弑杀则隐没地点，这种情义深厚，事情也就明白了。如果不是圣人能修订吗？

后世记述言论的史官想要隐讳国家的丑恶就必定失去事实（如《汉书·平帝纪》称皇帝崩而不说王莽弑杀），直书无隐，又不是臣子对君父应当做的（如《魏书·高贵乡公纪》称成济从背后刺中皇帝）。这样《春秋》的法则就失传了（张氏说：凡是人对于父祖的罪过，尚且不忍心肆意宣扬，圣人记载父母和国家的恶行，怎么能与其他国家一样而不隐讳呢？然而隐讳国家的恶行，是臣子的礼法；保存事实，是传达真相的方法。圣人的经典同时保存礼法和事实，以垂训万世，所以不仅仅是隐讳而已。而不记载地点以改变常规，又通过类比事件和连缀文辞来显示事实，将使后人因惯例产生疑问，考究始末，从而知道庄公不能端正自身、治理家庭，导致后嗣再次被弑，国家几乎灭亡。虽然想要隐讳，但事实不可掩盖。我按：有人说，不记载地点，固然显示被弑杀，终究没有彰显乱贼的罪责。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让后世习惯阅读并询问传注，考察隐公和闵公不记载地点的原因，那么乱贼的罪责就无处逃遁了。况且羽父在隐公去世之前不再称氏，夫人孙于邾和庆父奔于莒都记载在闵公去世之后，斧钺的诛杀显然在笔削之间了。又有人说，庆父已经杀了，为什么不记载哭丧仪式？现在考察庆父谥号为共，而公孙敖为卿，那么庆父的诛杀不是以贼寇论处，所以不记载哭丧仪式，如同宋闵公的例子一样。○刘氏说：《公羊传》说“杀公子牙，现在将要杀你”，季友不免，庆父弑杀两位国君，为什么不诛杀？将要杀却没能杀，是遏制恶行；后来来不及，是缓追逸贼，是亲亲之道。不对。季子力量不能诛杀，所以逃往他国罢了。假如季子力量能诛杀，那么庆父就被诛杀了。《谷梁传》说“不记载哭丧仪式，不以讨伐母亲来哭丧儿子”，也不对。所谓国君被弑杀贼不讨伐，不记载哭丧仪式，是说等到哭丧时贼寇尚未讨伐，就不记载哭丧仪式。哭丧在讨伐贼寇之后，就可以记载哭丧，陈灵公就是这样。不以讨伐母亲来哭丧儿子，怎么足以成为义理呢）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孙，音逊。《左传》说共仲与哀姜通奸，哀姜想立他为君。闵公的死，哀姜知情，所以逃到邾国。《谷梁传》说“孙”的意思，如同“逊”，是隐讳奔逃）。

夫人称孙听说过吗？这是有原因的，不除去姓氏，是降格对待文姜（范氏说：文姜有杀夫的罪责重，哀姜有杀子的罪责轻，这是轻重的差别。陈氏说：文姜没有妻子的道义，哀姜没有母亲的道义，所以文姜一见就被贬绝，哀姜再见后才被贬绝）。庄公忘记亲情、释怀怨恨，没有志于复仇。《春秋》深加贬绝，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又再次记载，屡次记载而不隐讳，是因为认为三纲是人道赖以确立的根本。忘记父子之恩，断绝君臣之义，国人习惯而不察觉，将把这当作常事，那么也就不知道有君主的尊贵，有父亲的亲近了。庄公实行而不怀疑，大臣顺从而不劝谏，百姓安于现状而没有愤恨之心，那么人欲必定放肆，天理必定灭绝。所以叔牙的被杀器械在前已成，庆父的无君之心在后发动，圉人荦、卜齮的刀剑交加

译党氏武闱之间。哀姜以国君母与闻乎故而不忌也。当是时，鲁君再弑，几至亡国，其应不亦痛乎？春秋以复雠为重，而书法如此，所谓治之于未乱，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译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左传》记载：季友带着僖公前往邾国，共仲（庆父）逃往莒国，于是（季友）回国拥立僖公。用贿赂向莒国请求引渡共仲，莒国人把他交还。到达宻地时，派公子鱼去请求（让他自尽），共仲不答应，公子鱼哭着前往。共仲说：“这是奚斯的声音啊！”于是自缢而死。】

公子出逃，是讥讽（鲁国）未能惩治弑君之贼。【陈氏说：宋万逃往陈国，虽然杀了他也不记载；庆父逃往莒国，虽然杀了他也不记载，这是为了严明对逃亡弑君者的责任。】闵公即位而季子回国，为什么（闵公）被杀害？庆父掌握兵权日久，他的权力不能立刻被剥夺；季子执政时间尚短，他的谋略未能完全施行。【赵氏说：庆父杀害子般，季子不诛杀他，是因为季子的威令尚未发挥作用，做不到罢了，并非不讨伐。】假使让圣人处在这个位置，一个月就可以平定了。季子是贤人却面临这种情况，能一定成功吗？等到闵公再次被杀，庆父罪恶盈满，而痛恨他的人越来越多；季子忠诚显著，而依附他的人日益增多。对外巩固强齐的援助，对内协调国人的情感，正邪消长的态势已经分明。然后夫人（哀姜）不敢安于其位，庆父不能肆意作恶。这清楚地表明，治国者不知道在事情容易时图谋困难，在事情细微时谋划大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世俗儒者【孙氏《发微》】有人说：利用鲁国的民众，凭借齐国的力量，去诛杀庆父，形势很容易，而季子不能做到，所以记载“夫人孙邾庆父奔莒”，以此深恶他迟缓不讨伐弑君之贼，这是不对的。凭借绛侯周勃的果断，陈平的无误【见《〇子》】，将相【都读去声】交好，内有朱虚侯，外连齐楚，来制约诸吕，普通人应该易如反掌。然而太尉已经进入北军，士兵都袒露左臂，还担心不能取胜，不敢公开宣称诛杀他们【《史记·吕后纪》记载：吕后死后，诸吕想要作乱，朱虚侯因为娶了吕禄的女儿为妻，知道他们的阴谋，暗中告诉他的哥哥齐王襄，让他发兵，自己作为内应。诸吕派灌婴攻打齐国，灌婴与齐、楚联合，等待吕氏变乱，共同诛杀他们。陈平、周勃让纪通拿着符节假传命令让周勃进入北军，又胁迫郦商，让他的儿子郦寄劝说吕禄，交出印信把兵权交给周勃。周勃进入军门，下令说：“为吕氏的举右手，为刘氏的袒左臂。”军队都袒露左臂。吕产想进入宫中作乱，到了殿门进不去，徘徊往来。周勃还担心不能取胜，不敢公开宣称诛杀他们。注：讼音公云，诵説也】何况庆父是大奸臣，拥有方圆七百里的侯国，革车千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并且三十年掌握兵权【从庄公二年率领军队开始】，他的根基深厚了，他的耳目广布了，他的用度奢靡了【昭公七年：蕞尔小国而三世执掌政柄，其用物也奢靡了】。】却认为诛杀他形势很容易，这是没有洞察难易迟速的关键啊。经书记载庄公忘却亲情，没有复仇的志向，使百官效法他，也不知道有君父了。而又让庆父掌握兵权，失去了驾驭臣下的道理，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因此记载孙邾奔莒，作为后世的永久鉴戒。【《通防问》：庆父杀害两位国君，为什么不贬斥他，公子翚也不称公子？回答说：翚不称公子，是为了警戒贵戚之卿主兵擅权的渐萌。庆父记载出奔，罪过自然显现。髙氏说：先记载公薨，接着记载孙邾奔莒，就知道夫人姜氏、公子庆父确实杀害了国君。张氏说：庆父与哀姜谋划杀害闵公，想要自立而没有成功，这是鲁国秉持礼制的验证。当季友前往邾国的时候，如果鲁国没有人，怎么能驱逐姜氏、庆父呢？季友拥立僖公后，就应当惩治庆父的罪过，交给甸人执行死刑，以执行杀害两位国君的讨伐，却用贿赂向莒国请求，不让他入境罢了。又立孟氏与叔牙相同，没有轻重的区别，难道不是国家法度的缺失吗？我按：庆父接连杀害两位国君，权势倾覆鲁国，却不肯安置国君来自保而避罪出奔，大概是因为人人结党营私以为利，那么乱贼就会肆意横行而无所忌惮；人人知道大恶应当讨伐，那么乱贼就无处容身。如果没有圉人荦、卜齮的祸端，那么子般、闵公的灾祸不会如此急迫。如果季友前往邾国，而龟防曲阜的民众，没有石碏、雍廪的谋略，那么共仲的出奔也不会如此迅速。那么庆父的出奔，大概是自己知道罪大恶极，畏惧鲁人的讨伐和霸国的诛杀，而不得不出奔罢了。然而鲁人向莒国请求庆父，到达后自缢，应当记载刺庆父以正讨贼之法，现在只记载出奔而不记载他的死，可见鲁人不能以赋税讨伐了。庆父的后代，不异于叔牙，而公孙敖为卿，无以异于公孙兹，那么鲁人必定接纳庆父的党羽了。不记载党羽归附，与穆伯不同的，难道不是圣人因为共仲弑逆，罪过不是公孙敖能比的，而削去党羽归附以断绝他吗？○陆氏说：谷梁传云：说“出”，是断绝他。按例大夫出奔都说“出”，不可以另外解释义理】

冬天，齐国高子来结盟。【《公羊传》：高子，齐国大夫。为什么不称名？是欢喜他。为什么欢喜他？因为他纠正了我。庄公死，子般卒，闵公被杀，多年没有国君，假使齐国夺取鲁国，甚至不用兴师动众，一句话就够了。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城墙。有人说：从鹿门到争门的是。有人说：从争门到吏】

译这就是守门人的意思。鲁国人至今把它当作美谈，说：“还指望高子啊。”《谷梁传》说：经文说“来”，是表示喜悦；说“高子”，是表示尊重。结盟，是为了确立僖公的地位。不写“派遣”，是因为不把高子当作齐侯的使者。《程子传》说：高子前来慰问危难，然后才结盟。盟约并非事先确定。称他为高子，是赞许他能体恤鲁国。

译高子，是齐国的大夫。“子”是对男子的美称，称他为“子”，是表示对他的敬重。【杜氏说：大概是指高傒。齐侯派他来平定鲁国的动乱，僖公刚刚即位，因此顺势结盟，所以不称“使”。鲁国人敬重他，所以不写他的名字。“子”，是对男子的美称。】为什么敬重高子呢？庄公去世，子般被杀，闵公被弑，庆父和夫人在内作乱，鲁国因此多年没有国君。齐桓公派他率领南阳的军队到达鲁国，并谋划鲁国的事务，他命令高子必定说：如果鲁国可以夺取，就兼并它的国土以扩大疆域；如果鲁国可以保全，就平定它的动乱以善待邻国。并没有安危相继、一定不可更改的既定计策。高子到达后平定了鲁国的危难，拥立了僖公，鲁国人依赖他，把他当作美谈，以至于长久流传不绝，说仍然盼望高子。【何氏说：长久离别思念相见的人，引用这个作为比喻，美谈至今不绝。】圣人赞美他明晓人臣的道义，懂得奉命出使的适宜，特意称他为高子以彰显他的善行，不说齐侯派他，是因为权变在于高子。【刘氏说：鲁君被弑，国家动乱，上下不安，齐桓公傲慢地有夺取鲁国之心，派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到达，不是为了讨伐，不是为了匡正，也不是为了聘问吊唁。高子能深守忠臣的道义，勉励他的君主成就霸业，因事制宜，拥立僖公并与之结盟，鲁国于是安定，由此可见权变在于高子。高子作为臣子，是忠的，遵从道义而不盲从命令。常山刘氏说：不称“使”，是因为齐侯派高子来观察鲁国而未定盟约，高子到达后才结盟。陈氏说：不说“使”，是因为他的道义有君主所不及的地方。王氏说：鲁国由危转安，对内靠季子，对外靠高子，他们的功劳是一样的。《春秋》内外大夫中值得称美的，没有超过这两位的，所以都称“子”。陆氏说：不写“使”，是因为高子奉命适宜，接受使命而不拘泥于言辞，这与楚国的屈完来盟不写“使”的道义相同。我按：仲孙和高子前来，都是为了窥探鲁国，经文都不称“使”，都不称名，而传文有褒贬的不同，大概仲孙只说“来”，就看出他只是来窥探鲁国的虚实，不能平息动乱；高子说“来盟”，就看出他不贪图鲁国的土地，从而能平定危难。况且对比来看，仲孙来之后，闵公被弑，夫人孙氏和庆父出逃，纷纷扰扰不得安宁；高子盟之后，僖公即位，哀姜被杀，鲁国就无事可忧了。虽然如此，仲孙称字而不称名，也不足以深责，只是没有善行可录，不如高子能安定危局、延续绝嗣，对鲁国有功劳罢了。又按：来盟不称“使”的有三处，都不是预先定好的。然而高子平定危难而保全鲁国，屈完顺从道义而服从中原，都是赞美他们。华孙私下结交而没有君命，就贬斥他。事情相同而褒贬不同，是因为宋国和鲁国无事而华孙私自来结盟，就是罪过。《春秋》遣词造句的道义，要考察上下文来观察。○刘氏说：《公羊传》说：“不称‘使’，是没有国君。”这是不对的。齐国的高子、楚国的屈完，文义是一样的。况且庆父出逃，僖公已经即位；高子称“来盟”，就是与僖公结盟。为什么说“我没有国君”呢？在蔇地结盟，齐国没有国君，经文没有隐去齐侯。即使鲁国没有国君，为什么要隐去齐侯呢？】

十二月，狄人侵入卫国。【《左传》说：狄人攻打卫国，卫懿公喜欢鹤，鹤有乘坐轩车的。将要作战时，国人接受铠甲的都說：“让鹤去作战吧！鹤确实有禄位，我们怎么能作战？”等到狄人在荧泽与卫国作战，卫军大败，于是卫国被灭。文公因为卫国多灾多难，事先逃往齐国。等到战败，宋桓公在黄河边迎接他。卫国的遗民，男女共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地的百姓，凑成五千人。拥立戴公，在曹地搭建茅屋居住。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去戍守曹地。归还公室的马匹，祭服五套，牛、羊、猪、鸡、狗各三百，以及建门的材料。归还夫人的鱼轩，重锦三百两。】卫国是康叔的后代，大概是北方的大国，狄人怎么能侵入呢？臣以前曾对河南的刘奕说：“史书记载繁杂而志向浅薄。【《文中子》说：史书的弊病，从司马迁、班固开始，记载繁杂而志向浅薄。】像班固的《汉书》记载诸王淫乱等事，【如东平思王通奸、梁王刘立与姑母通奸之类】全部删去是可以的。”刘奕说：“如果一定这样说，孔子删《诗》，像《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等篇，【《鄘风·墙有茨》讽刺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桑中》讲述淫奔之事，《鹑之奔奔》也讽刺宣姜】为什么收录在《国风》中而不删去呢？”臣不能回答，后来问延平的杨时，杨时说：“这是记载卫国被狄人灭亡的原因，所以在定方位的卦象之前。【龟山杨氏说：卫国的淫乱丑恶，是祸乱的开始，始于晋而成于朔，礼义先灭亡而国家随之灭亡。】因此用这个说法考察历代，凡是淫乱的，没有不导致杀身败家而亡国的。【如齐庄公、陈灵公、蔡景公的杀身，秦吕不韦、汉梁冀的败家，晋贾后淫乱，隋炀帝与陈夫人通奸而亡国，唐高宗、武后、中宗、韦后、玄宗、杨贵妃都几乎导致灭亡。】然后才知道古诗垂示警戒的重大，而近世有人提议，【王安石】请求在经筵上不以《国风》进读，实在失去了圣经的防备。【张氏说：卫国的灭亡，不只是因为懿公好鹤失去人心，自从惠公即位……】

译卫国国君地位，宣姜淫乱放纵、沉溺享乐而荒废政事，这种习气已成为常态，国君又纵容她，灭亡的征兆已经具备，所以狄人一来，卫国便涣然离散，国家随之灭亡。如果不是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卫国，那么康叔的后代就没有幸存的人了。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拥立文公，并为他重建国家社稷，这就是《春秋》只记载“入”而不记载“灭”的原因，以卫国作为《春秋》中的大国。仅仅五十年，就沦落到灭亡的地步，所以治理国家必须先整顿家庭。而淫乱的祸患，不篡权就灭亡，能不引以为戒吗！我按：《卫书》记载“入”而不说“灭”，或许是因为桓公不能抵御戎狄，所以为他隐讳；或许是因为赞美桓公能保存卫国，所以不记载“灭”，以免连累桓公。大概桓公起初虽然不能在狄人入侵前抵御戎狄，但在狄人入侵后仍能保存卫国，这在复兴衰微、延续断绝方面，也算差强人意了。然而这是言外之意，通过比较《春秋》中的事例来考察，凡是记载“入”的，或者没有占有其土地，或者虽然占有其土地但不断绝其祭祀。狄人入侵卫国，秦人入侵滑国，楚子入侵陈国，吴人入侵郢都，都是没有占有其土地的情况。鲁公与齐、郑入侵许国，是虽然占有其土地但不断绝其祭祀的情况。宋国入侵曹国而记载“入”，则是厌恶曹阳自取灭亡，而不给予他亡国的善词，这又是《春秋》的变例。

译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左传》记载：郑国人厌恶高克，让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很久都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郑国人因此为他作了《清人》这首诗。《公羊传》说：所谓“抛弃他的军队”，是什么意思呢？是厌恶他的将领。郑伯厌恶高克，却让他担任将领，驱逐他却不接纳他，这是抛弃军队的做法。《谷梁传》说：厌恶他的长官，并且不召回他的部众，这就是抛弃他的军队。

根据《郑诗》的记载，《清人》这首诗是讽刺郑文公的。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念他的君主，文公厌恶他却不能疏远他，让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我按：《左传》没有说抵御狄人，大概郑国的君臣虽然派高克去抵御狄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击退狄人的意愿。高克陈列军队，在黄河边上徘徊游荡，很久不被召回，众人离散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公子素向来厌恶高克，举荐他不依循礼制，文公罢退他不遵循正道，这是使国家危亡、军队败坏的根本原因，所以作了这首诗。见《小序》。朱子说：孔氏认为这首诗是公子素所作，那么“进之”应当理解为“之进”。观察这些，就可以知道郑国抛弃军队的事了。高氏说：郑伯把百姓的生命托付给不合适的人，这不是抛弃又是什么呢？大概君主使用臣子，知道他有贤能而任用他，那么功业必定成功；不知道他不贤能而任用他，那么事情必定失败。不知道他不贤能而错误地任用他，以至于事情失败，君子尚且说君主不知情，应当自我谴责罢了，何况已经知道他不贤能却强行任用他，不仅危及自身，又抛弃了百姓呢？张氏说：舜授予禹的辞令说：“君主如果没有众人，就无法守护国家。”宗庙社稷由君主主持，由众人守护，君主与一国之人本来是一体的。现在因为想要疏远所厌恶的人，而把一国的民众置之度外，存亡死生都毫不关心。当时像楚国、狄国，正有图谋扩张疆土的心思，一旦趁虚而入，那么郑国必定束手就擒而灭亡了。临川吴氏说：孔子说：“用没有经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做抛弃他们。”古人把百姓看作婴儿，所以平时教导他们练习作战，一旦不得已而让他们用于军旅，希望他们保全军队归来，毫无损失。现在郑国没有战事，却让他的臣子在境外领兵，很久不能归来，导致军队溃散，这不是抛弃百姓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高克举荐不依循礼制，为什么不记载他出奔来贬斥高克，作为臣子的警戒，而唯独归咎于郑伯呢？回答说：君主独揽一国的名分，宠信、杀戮、赏赐、剥夺都由自己掌控。如果高克不臣的罪状已经明显，逮捕并诛杀他是可以的；如果情状还不明朗，罢黜并疏远他是可以的；如果爱惜他的才能，用礼制驾驭他是可以的。哪有假借兵权给他，把他委置于边境，坐视他军队溃散离散而不去救助呢？那么抛弃军队的是郑伯，为什么用国名来称呼呢？二三执政大臣，是君主的股肱心腹，休戚与共，不能向君主进献谋略，同心协力，罢黜驱逐小人，而让国家事务到了这种地步。这就叫做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么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晋出帝时，景延广专权，各藩镇擅自发号施令。等到桑维翰做宰相，把景延广调离京城，一道制书所敕令的十五个藩镇，没有敢不听从的。《五代桑维翰传》记载：出帝即位，景延广掌权，与契丹断绝盟约。桑维翰的话不被采纳，暗中派人劝说皇帝说：“制服契丹而安定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把景延广调出到河南，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枢密使、魏国公，事情无论大小，一概委托给他。几个月之间，各种政务逐渐治理好，一道制书指挥十五位节度使，没有敢违抗的。在五代末期，桑维翰能做到这样，而郑国的二三执政大臣，畏惧一个高克，不能用正道罢退他，这是什么政治呢？《书》说：“郑国抛弃他的军队，君主和臣子共同承担责任。”家氏说：不责备高克而责备郑君和他掌权的大臣，因为高克不值得责备。陆氏说：作为臣子的道义，可行就竭尽节操而进用，不可行就保全自身而退隐，高克进退违背道义，被君主厌恶，罪过也很大了。不记载他出奔，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高克被君主厌恶，他的罪过容易知道，郑伯厌恶他的大臣却不能罢退他，用礼制兼而抛弃了他，失去了为君之道。所以圣人用不同的文辞，而深深讥讽他。陈氏说：高克逃奔到陈国，不记载，是因为不值得记载。所以以郑伯克段为义，那么太叔不记载出奔；以天王出居在郑为义，那么王子带不记载出奔。我按：齐人在遂地被歼灭，是自取歼灭；郑国抛弃他的军队，是自取抛弃；梁国灭亡，是自取灭亡；胡子髠、沈子逞、防，是自取防身之祸。如果说：没有谁能歼灭他的民众，没有谁能打败他的军队，没有谁能灭亡他的国家，防身的人罢了。通过比较事情来观察，就知道《春秋》让人自我谴责的意思很深了。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一

元 汪克宽 撰

僖公上【公名申，庄公子，闵公庶兄，母成风夫人，声姜，在位三十三年。《左传》：成风听到成季的占卜之辞，于是侍奉他并托付僖公给他，所以成季拥立了他】

【壬惠王十戍八年】元年【齐桓二十七年晋献十八年卫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郑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陈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