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十七

译侍奉盟主，又通过贿赂来免除责罚，那么不正直的责任就在自己了。【愚按：文公因为不朝见晋国而遭到讨伐，处父之盟记载了这件事却没有记载文公，这是因为诸侯的立国应当朝见周天子而不应当朝见晋国，他的罪过还不可以深责。宣公也因为朝见晋国而遭到讨伐，黑壤之盟记载了宣公却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是因为连年朝见齐国，那么也应当朝见晋国，他的罪过实在不可推卸。因此，文公受辱，责任在晋国；而宣公受辱，应当自我责备。虽然如此，忽视盟主而不侍奉，缺少朝聘的礼节，只是小过错罢了；宣公篡位自立，得罪了国君、父亲和兄长，是大恶行。晋国人忽略大恶而追究小过，大概是当时霸主逞其私欲，只求利益，所以指责他怠慢自己以索取贿赂罢了。假如晋成公的讨伐像晋厉公拘捕曹成公并送归京师那样，那么浅薄不正的刑罚又怎能逃避呢？《春秋》为尊者讳，冬天会盟而春天记载到达，知道其中的缘故，大义自然显现了。家氏说：晋国自从新城之会以来，国君奢侈而臣下专权，政令在内混乱，威信在外被轻视，霸权完全削弱，诸侯离散。楚国在中原行军而晋国不敢过问，齐国在东夏倔强而无所顾忌。成公刚刚即位，联合四国之君举行这次会盟，郑国舍弃楚国而跟随晋国，在扈地再次会盟，诸侯都来参加会盟，大概中国还有霸主吧。杜氏说：晋灵公时期的会盟都不排列诸侯次序，从黑壤之会以下又排列诸侯次序，为什么呢？垂陇之役，起初以大夫身份会盟，自从以大夫身份会盟之后就不再排列诸侯次序，不排列诸侯次序还是责备霸主的。到了灵公篇的末尾，诸侯就没有贬辞了，因为承受不了贬斥的排列是可以的。从隐公篇以下，国君常常称国君而贬斥他人，所以诸侯多有贬辞。从文公篇以下，大夫常常称大夫而贬斥他人，所以大夫多有贬辞。诸侯承受不了贬斥，那么政令就掌握在大夫手中了。大夫承受不了贬斥，那么家臣就掌握国家命脉了】

译【庚定王申六年】八年【晋成公六年、齐惠公八年、卫成公三十四年、蔡文公十一年、郑襄公四年、曹文公十七年、陈灵公十三年、杞桓公三十六年、宋文公十年、秦桓公四年、楚庄公十三年】春天，鲁君从防地返回。【临川吴氏说：宣公篡位自立，心中疑虑而不敢防备晋国，卫国想要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春天派孙良夫来结盟而后离去，冬天鲁君与晋军在防地会盟，即使没有左传所记载的阻止鲁君参加盟会的耻辱，也必然心存疑虑而处境危险，所以这里记载‘至’而自称，是不敢顺从晋国了。我按：此前在防地、平州没有到达，向齐国纳贡贿赂，就没有危殆的祸患，这里特意记载‘至’，是因为鲁君被晋国扣留，过了一年才返回。盟会于防地是常事，不导致像桓公、文公那样的盟会都不记载。牡丘在淮水，是桓公衰微；新城则是晋伯还在，大夫中没有其他记载‘至’的。宣公在黒壤和断道之前被晋国讨伐，之后与晋国谋划讨伐齐国，都是危殆的事情】○夏天六月，公子遂前往齐国【惠公】，到了黄地才返回。【公羊传：说“到了黄地才返回”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疾病。为什么说因为有疾病才返回？是讥讽。讥讽什么呢？大夫奉君命出使，听到丧事应慢走而不返回。谷梁传：“乃”是违背人之常情的词。杜氏说：黄，是齐国的地方。张氏说：齐国边境上的地方】

到了黄地才返回，是阻塞君命。【高氏说：不称有疾病，是因为不能以疾病为由废弃君命。张氏说：罪在其违背君命，与公孙敖不到达就返回相同】有疾病也不返回可以吗？大夫奉君命出使，听到丧事慢走而不返回，事情没有完成就死了，用尸体去完成任务。【何氏说：听到丧事是指听到父母的丧事，慢走是因为不忍心快走，又因为为国君应当派人追赶替代。用丧事比喻疾病，丧事尚且不应当返回，何况疾病呢？不说有疾病，是因为有疾病也不得返回。仪礼聘礼篇：如果有私人的丧事，就在馆舍哭泣，穿丧服居住，不吃熟食，回国后派众介先穿丧服跟随。如果宾客死了，还没有传达使命，就既已入棺，到朝廷，由介传达使命】楚国讨伐吴国，陈侯派公孙贞子前往吊唁，到了良地就死了，打算用尸体进入吴国，吴国人推辞。上介芋尹盖说：“寡君派盖备任使者，吊唁君下的官吏，不幸遭遇天灾，大命陨落，断绝于世于良地，废置日期供积，一天迁移一次。现在君命令迎接使者说：不要用尸体造访于门，是我寡君的命令委弃于草莽之中，恐怕不可以吧？”吴国人不敢推辞。【见左传哀公十五年】君子认为他懂礼。【杜氏说：传言芋氏盖懂礼】“乃”是没有上级的词。【我按：“乃”是继事的词，而有专意。士匄的“乃还”专而合于义，仲遂的“乃复”专而不合于义】说“复”，是因为事情没有完成。【○陆氏说：谷梁传公还者，事情没有完成；复者，事情完成。文正倒也，应当为还者事情完成，复者事情没有完成。师还、公还自晋、归父还自晋、土匄闻齐侯卒乃还，都不再前往，所以说还，事情完成。公如晋至河乃复、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仲遂至黄乃复，都是事情没有完成而返回。我按：敖说不到达，则实际上没有前往京师；遂说到了黄地，下面记载死，则知道有疾病而返回。这是敖的罪过比遂更重】

辛巳日，在大庙有事，仲遂死在垂。【大，音泰。公羊传：仲遂是谁？是公子遂。不称公子，是因为弑杀子赤而贬低。为什么不在他弑杀时贬低？在文辞上无罪，在子赤那里无年。谷梁传：好像返回禀命而后死。这是不死的。他的死是什么意思？是用以讥讽宣公。听到大夫的丧事就去除音乐，完成事情。杜氏说：有事，是祭祀。仲遂死与祭祀同日，略写有事，为绎张作铺垫。垂，是齐国的邑，不是鲁国的境，所以记载地点。陈氏说：大夫死，境内不记载地点，境外记载地点】

有事，是说时祭。【王氏说：应当是禴祭，不记载禴，是因为过失不在祭祀。临川吴氏说：有事，是时享的常礼。先儒认为这是时祫。秦溪杨氏云：四时禴祠烝尝祭群庙，礼烦，乃于太祖之庙合高曾祖祢之主共祭之。今按礼有一犆一祫之说，或分享于五庙，或合享于太庙。合享则书“有事于太庙”，分享则书“四时祭”。名时享常事不书，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书】这是公子遂，为什么书“字”？生而赐氏，俾世其官。为什么书“卒”？以事之变卒之。【通旨问：仲遂死为什么不书“公子”？曰：仲遂本不当书“卒”，以事之变而卒之，故不复书“公子”。其曰“仲遂”，以见生而赐之氏也】古者诸侯立家【桓二师服云云】，大夫死而赐氏【隠八众仲云云】。其后尊礼权臣，宠遇贵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而赐氏。其在鲁则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杀恶及视，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赐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经于其卒书族，以志变法之端，爲后世戒。【刘氏曰：春秋讥世卿，自是世仲氏也。陈氏曰：大夫卒恒称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讥之也。张氏曰：仲遂得罪于文公，以翚不书卒例之，不当书卒，因事之变卒之也。书“仲遂”其字也。盖宣公德之】

译（他）与季友对于僖公都有辅佐拥立的恩德，所以也在出生时就赐给他姓氏，让他世代担任卿职。临川吴氏说：“仲”是遂的字。死后将字加在名字之上，是赐给他宗族，并用他的字作为姓氏，预先命令他的子孙世代担任卿职，就像季友的例子一样。刘氏说：《谷梁传》说：“称‘仲’是为了疏远他”，这是不对的。如果《春秋》想要疏远他，为什么不记载“遂卒”？那与骇和侠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想要疏远弑君的大臣，不记载他的姓氏，反而记载他的字，这是什么道理呢？

译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

绎祭，是祭祀的第二天用来招待尸（代表祖先受祭的人）的仪式。

“犹”字，是可以停止的意思。

万舞，是舞的名称。

因为籥舞没有声音，所以万舞进入后就使用籥管。

因为万舞有声音，所以去掉它而不演奏。

这就说明知道这样做不合礼制，却仍存着邪心而不能纠正。

按照礼制，大夫去世，如果正值祭祀，就不向宗庙报告。

祭祀完毕才听到死讯，就不举行绎祭。

不报告，是为了在宗庙中尽到肃敬的诚意；不举行绎祭，是为了保全对臣子的始终之恩。

现在仲遂是国家的卿大夫，去世了却仍然举行绎祭，就失去了优待大臣的礼节了。

《春秋》虽然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但对大臣的体面礼遇却更加周全，这样君主的威严才更加尊贵，臣下的节操也得以磨砺。

后世的法家，一心想要尊崇君主，却不得其道，以至于把臣民看作犬马一样看待，人伦大道就灭绝了。

圣人这样书写史事，是为了保存君臣之间的道义。

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敬嬴，是文公的妾室。

为什么称她为夫人？自从成风听到季友的预言后，侍奉季友，并嘱托自己的儿子。

译僖公得以立为国君，便将她立为夫人。从此嫡妻与妾室的尊卑秩序就混乱了。《春秋》在记载风氏时，凡是记载其初立与去世，都用了四种贬抑的笔法，例如在太庙举行禘祭【僖公八年】、秦人送还助丧的财物【文公九年】、荣叔奉命送含玉与赗赠、召伯参加葬礼【文公五年】，都去掉了她的姓氏，不称她为夫人。周天子再次被记载却没有“天”字，这是正确的。敬嬴又因受宠而私下勾结襄仲，并嘱托宣公，不等在太庙正式册立，便援引先例自立，于是便与同辈并列而没有受到贬斥【高氏说：这是文公的妾，为什么称她为夫人？去世时，是援引成风的例子而僭越了】。其用意似乎是说：依据道义来确立礼制是可以继承的，如果出于私情而不合道义，后人即使想要纠正，又能怎样呢【啖氏说：成风之后，妾母都僭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也记载为“薨”以彰显其不当。家氏说：哀姜淫乱，与庆父一同弑杀两位国君，齐桓公讨伐并杀了她。僖公因此尊奉其母成风为夫人以配享其父，这是僭越。然而如果不是哀姜不得善终，僖公也不敢如此草率。现在敬嬴的事情则与此不同。敬嬴以宠妾身份私下勾结襄仲，弑杀子赤，拥立宣公，驱逐嫡母使其回到齐国罢了，却僭取了夫人的地位。出姜没有罪过，是被贼臣悖逆的妾室所驱逐，不能与哀姜同等看待。敬嬴与其子弑君逐母，僭称夫人，也不能与成风相提并论。假如遇到齐桓公，那么敬嬴、襄仲都应当一并被诛杀。王室衰微，中原没有霸主，得以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谁知道天道惩罚盈满竟到了这种地步。八年，仲被派往齐国死在路上，八天后，敬嬴在鲁国去世。与哀姜、庆父先后被诛杀，事情相似，只是有天罚与人刑的区别罢了。我按：《春秋》既记载夫人姜氏死在夷地，又记载夫人风氏去世，就知道哀姜是庄公的夫人，而成风是妾。既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又记载夫人嬴氏去世，就知道出姜是文公的夫人，而敬嬴是妾。直接记载在防地，读者通过比较事件来考证，即使没有传文的解释，嫡妾的区别也就明白了○赵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是熊氏，又谥号为顷。按理说，顷是恶谥，不应该给国君的母亲加恶谥，应当以《左传》所说的敬嬴为准】

译晋国与白狄联合讨伐秦国。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纠集诸侯，抵御外族侵侮，安定中原各国，这是它的职责。秦国的怨恨，起源于晋国侵伐崇国，过错在晋国，责备晋国是可以的。晋国既不知道自我反省，消除怨恨，修好和睦，以弥补以前的过错，这已经可以指责了。竟然又兴师动众，联合戎狄来讨伐秦国，难道不厌恶伤害同类吗？史官在“防”地直书其事，贬斥之意自然显现。

楚国人灭掉了舒国和蓼国。查考《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在周公所惩戒的对象中，他们自相攻伐灭亡，中原各国何必参与呢？然而《春秋》记载而不删削，是因为当时楚国势力强大，舒、蓼两国与楚国在滑汭结盟，势力更加强大，将成为中原各国的忧患，百姓面临披发左衽的祸患了。治理这个时代的君主，应当对此感到恐惧，有驱逐抵御的谋划，而不可忽视，这就是圣人的用意。

秋季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

成风去世，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以“小君”的身份将神位附祭于宗庙，从而开始了有两个夫人的先例，所以用四种方式加以贬斥以纠正这件事。现在敬嬴也去世，以夫人的礼仪安葬，以“小君”的身份附祭于宗庙，没有用贬斥来纠正，顺从了同样的做法，相同是可以的。而在宣公元年，就把迎娶的穆姜当作儿媳对待，为什么呢？回答说：出现“儿媳有婆婆”的说法，表明敬嬴凭借儿子尊贵，援引成风的先例而急于被立为夫人。僖公在位八年，然后才致送成风，而敬嬴如此急切，虽然说是援引先例，鲁国君臣的责任，也可以知道了。没有贬斥而书法却像这样，就像桓公、宣公弑君却记载即位一样。

下雨导致无法安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得以安葬。

敬嬴把她的儿子宣公托付给襄仲，杀死了太子及其同母弟，虽然借用了襄仲的手，实际上是敬嬴的阴谋。经文书写“子赤去世，夫人姜氏回到齐国”，文字上没有贬斥，但读者有伤痛急切的感觉，这是因为常理不可泯灭。传文说“哭着经过市场，市场的人都跟着哭”，敬嬴违背天理、逆拂人心的状况太惨烈了。她在终了之事上因下雨无法安葬，显现出灾祸的征兆。难道说没有天道吗？这些都是直书其事，以显示人心与天理不可欺骗。丧葬之事即使远离，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在中霤沐浴，在窗下饭含；小敛在户内，大敛在阼阶；殡在客位，迁移到宗庙，在庭院祖祭，在墓地下棺。对于吊唁的宾客，则其退让有节制；对于虞祭之事，则其祭祀有时序。

译在正午安葬并举行虞祭，不因下雨而停止，这是礼制的规定。《王制》说：“庶人用悬封的方式安葬，不因下雨而停止。”如果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那么丧事就不符合礼制了。范氏说：“礼制规定，灵柩先迁到宗庙，在黎明时分出殡，到了安葬那天的早晨，祖祭和遣奠的礼仪已经设立，所以即使下雨也要完成丧事，不敢让灵柩长时间停驻。”有人说，占卜日期时先选择较远的日子，是为了避开人们思念亲人之情淡薄的情况。《左传》孔氏正义说：“凡是占卜祭祀日期，十天之外称为远日，某日有丧事就先占卜下旬，避开人们不思念亲人的时候。”诸侯互相朝见以及朝见天子，进入宫门时如果下雨淋湿衣服、仪容失态，就取消朝见。这见于《曾子问》。何况送终是大事，是人情所不忍匆忙处理的，反而可以冒着雨、不等待礼仪完成就安葬吗？这见于刘氏《权衡》。潦车上装载蓑衣和斗笠，这是《士丧礼》的规定。有国家的人君竟然不能为下雨做准备，为什么呢？范氏说：“《士丧礼》中有潦车载蓑衣斗笠，那么人君的布置本来应该更加完备。”陆氏说：“国君不应该没有防雨的准备。”况且公庭与墓地的礼仪用意本来不同，不能因为做不到就感到高兴。没有财物不能感到高兴，得到财物才算是拥有财物，古人都使用这些。根据《孟子》朱子注：“不得，是指法制上不应该得到的；得之为有财，是说得到了又算是拥有财物。”而不能为此做准备，这是对亲人节俭，不也太薄情了吗？所以《谷梁传》说：“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丧事就不符合礼制了。”厚葬，是古人所告诫的，而墨家处理丧事以薄葬为主，这又是君子所不赞同的，所以丧事要符合礼制，这是《春秋》的笔法。孙氏说：“‘下雨不能安葬’，是讥讽没有准备。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不因下雨而停止。己丑那天，丧事已经进行却遇到了雨。而且雨下多久无法预知，如果十天一个月，难道可以让灵柩停在路边不前行吗？”高邮孙氏说：“孔子安葬母亲，雨水冲坏了坟墓，门人修缮，孔子不高兴。老子帮助安葬，遇到日食就停止，天亮后才继续。大概雨水是常有的，可以提前准备，而日食不常见，无法预知。”《春秋》记载“下雨不能安葬”，大概是讥讽。我按《礼记》孔氏正义说：“在宗庙尚未出发时，庶人及卿大夫也可以因下雨而停止。如果已经出发在路或安葬时，就不因下雨而停止。人君在宗庙、在路及安葬时，都因下雨而停止。”现在考察这一年上面记载“安葬我的小君敬嬴”，下面记载“下雨不能安葬”，说明是到安葬时下雨。如果在宗庙尚未出发，就应该说“庚寅安葬”，而不会说“己丑安葬”了。季文子到晋国去求取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施行，宣公为什么不预先准备遇雨的器具呢？然而潦车载蓑衣斗笠，悬封安葬不因下雨而停止，都是士庶人的制度，而不是国君的制度。《谷梁传》讥讽“不能安葬”，而《左传》认为符合礼制，近世名儒也有对此进行讨论的。有人认为，如果下雨不影响劳役，即使安葬也可以。如果天象变化怪异，雨大水至，不能立即入土，匆忙安葬，反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悔，那么《左传》的说法也不算错。然而权衡这两种情况的适宜，在于孝子慈孙的诚敬程度如何。《春秋》的记载，是为了给后人留下法则，国君的安葬应该无所不备。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第二天才能安葬，说没有贬义，是不可以的。

译筑平阳城。《左传》记载了筑城的时间。杜预说：这是泰山郡的平阳县。张氏说：现在的袭庆府邹县有南平阳城。我按：邹县现在属于益都路滕州。高氏说：这是因为害怕晋国。正值举行重大丧事，又去筑平阳城，这是重重地困顿民力。家氏说：《左传》说水星在黄昏时位于正南方，这是周历十月，即现在的八月，水星不应在黄昏时位于正南方，所以说《左传》记载时间有误。

楚军攻打陈国。《左传》记载：陈国与晋国讲和，楚军攻打陈国，取得盟约后返回。高氏说：陈国因为晋国、卫国受到侵犯，再次背弃楚国而依附晋国，所以楚国以此为由进行讨伐。然而晋国不能救援，陈国人于是又归附楚国。我按：经文记载“师”和“伐”，是为了彰显夷狄的强盛，而哀伤中原霸主的不振。

辛酉年，周定王七年。鲁宣公九年。晋成公七年，齐惠公九年，卫成公三十五年，蔡文公十二年，郑襄公五年，曹文公十八年，陈灵公十四年，杞桓公三十七年，宋文公十一年，秦桓公五年，楚庄王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范氏说：有母亲去世的丧事却去朝见，这是非礼的。孙氏说：国君有母亲去世的丧事却去远方朝见强大的齐国，毫无哀悼之情，太过分了。

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夏季，仲孙蔑前往京师。《左传》记载：周王派人来征聘，夏季，孟献子出使周朝，周王认为他有礼，厚赠财物。

简而言之，将言辞归类，将事件并列，这是《春秋》的教化方法。《本经解》孔氏正义说：属，是聚合；比，是靠近。《春秋》聚合会盟的言辞，这是归类言辞；并列褒贬的事件，这是并列事件。在岁首正月，国君去齐国朝见；夏季派大夫出使京师。这些都是可以考证的并列事件，不需要贬斥断绝，其恶行自然显现。高氏说：《左传》记载周王派人征聘，如果相信这话，更可见王室的衰微了。

宣公在位九年，对周天子只去朝聘一次；而在齐国却去了两次。经文对于去齐国，每次出行必定深加谴责。从四年到这一年三次去齐国，都记载了回国。蜀地杜预说：没有超过一年就记载回国，是表示危险。

下至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得很厉害。齐威王去周朝朝见，天下人都认为他贤德。《史记》烈王六年，齐威王来朝见。当时周王室微弱，诸侯都不去朝见，只有齐国去朝见，天下人因此更加认为威王贤德。何况春秋时期呢？宣公却不能做到。所以朝聘之礼废弛，君臣的名分就丧失了；诸侯的行为恶劣，背叛侵凌的祸乱就兴起了。《经解》说：朝觐之礼，是用来明确君臣之义的；聘问之礼，是用来听取诸侯相互尊奉法度的。等等。

这就是经文记载国君去齐国、臣子去周朝的意思，特意记载“王正月”来表彰它。我按：此前五年去齐国，只记载“春”；此后十年去齐国，也只记载“春”；只有这一年去齐国记载了“王正月”，大概是为了彰显国君去邻国朝见、臣子去京师出使，其所厚待的反而薄待，其所薄待的反而厚待，不知道大一统的道理。也如同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在楚”，系于“春王正月”，上面记载“天王崩”、“楚子卒”，下面记载“五月公至自楚”，是为了彰显他不奔周天子的丧礼，却去朝见强大的夷狄，等待送葬后才回来，这对于大一统的道理是怎样的呢？有人说僖公十年、十五年去齐国，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去晋国，都记载了“春王正月”，难道有其他含义吗？唉，不是这样。僖公、襄公去齐国、晋国，而王室没有嘉奖或会葬的事情，那么记载“王正月”就是常例。这与宣公去齐国、仲孙蔑去京师、天王去世而宣公在楚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齐侯攻打莱国。襄陵许氏说：赤狄屡次侵犯齐国，齐国不敢报复；莱国不攻打齐国，而齐国却屡次攻打它，可以看出惠公畏惧强暴而欺凌弱小。

秋季，夺取根牟。杜预说：根牟是东夷国家，在琅邪阳都县东边的根牟乡。张氏说：现在属于密州安丘县。陈氏说：这一年夺取根牟，成公六年夺取鄟，襄公十三年夺取邿，都是小国。我按：现在益都路宁海州牟平县的根牟，大概是小国。国内忌讳说“灭”，所以记载为“取”，与鄟、邿相同。昭公八年“搜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就是所夺取的根牟之地。刘氏说：根牟是附庸国。《左氏》说：因为容易。不对。根牟虽然小，不靠兵革也不能夺取。不分别国邑取灭的名目，而苟且记录其难易，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公羊传》说：是邾娄的邑，不系于邾娄，是忌讳频繁。荒谬极了。

八月，滕子去世。是昭公。子，是文公寿的继承人。高氏说：自从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到这里才开始记载滕子。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按照《左氏》的说法，是讨伐不和睦。杜预说：谋划对付齐国和陈国。陈侯没有与会，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晋侯去世，才返回。由此可知，经文所记载的，是晋国谴责陈国的言辞。在扈地会盟，等待陈国，而陈侯没有与会，然后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他，这就近乎自我反省而有礼了。不记载诸侯的军队，而说林父率领军队，是因为在会盟时诸侯都以军队听命，而林父兼领统帅，那么他的军队就团结了。晋国主持华夏盟会，又曾经救援陈国，所应当帮助的，却只依附楚国，这难道合乎道义吗？我按：黑壤之会，讨伐鲁国而宣公靠贿赂免罪；扈地之会，谋划对付齐国和陈国而两国没有与会。大概晋成公是被弑君者所立，不能讨伐侵犯陈国的战役，奄然以元恶主持兵事，所以对外不足以抵御荆楚，对内不足以服众诸侯。现在谋划对付齐国，而篡立的鲁宣公，

译单独侍奉齐国而不参与会盟，便无所顾忌。所以成公在位时称霸，仅仅能够两次会合诸侯，最终没有取得成就。《春秋》在记载荀林父讨伐陈国时，写了“率领军队”，写了“讨伐”，虽然说是为了晋国，却不能庇护陈国，他的过失也就显著了。

译辛酉日，晋成公黑臀在扈地去世。成公在位七年，儿子獳继位，这就是晋景公。《谷梁传》说记载地名是因为他在境外。杜氏说：扈是郑国的地方，死在境外，所以记载地名。《襄公七年》传中说：“诸侯死在境内不记载地名。”我按：诸侯死在军队中，称“师”，曹伯卢和负刍就是这样；死在会盟中，称“会”，杞伯成就是这样；死在他国，就像许男寗、蔡侯东国死在楚国，吴子遏死在巢地那样；死在封地内，就像郑伯髠顽死在鄵地，宋公佐死在曲棘那样。晋成公不说是死在会盟中，大概是因为会盟礼仪已经结束，所以不说防地罢了。○刘氏说：《谷梁传》说“他的日子还没有越过国境”，不对。没有越过国境还在国内，怎么能记载地名？那么扈是他国的地名，不是晋国的地方。○冬十月癸酉日，卫成公郑去世。成公在位三十五年，儿子速继位，这就是卫穆公。

晋成公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会盟。卫成公为什么不记载葬礼？也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会盟。卫成公侍奉晋国非常谨慎，而鲁宣公却深深倾向齐国。卫国想为晋国招致鲁国，所以谋划黑壤的会盟，特意派孙良夫来结盟以定此事。等到在黑壤会盟，晋国人扣留鲁公的贿赂，然后才免罪。因此在扈地的会盟，都是前几日的诸侯，唯独鲁国没有去。两国接连因丧事赴告，也都不会盟。这就是所说的没有那件事就缺省那篇文字。有人说：两位君主都有贬义，所以不记载葬礼。何氏说：晋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篡位；卫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杀了公子瑕。这是错误的。鲁国人不会盟，也没有贬义吗？记载去世却因私怨废除礼制、忘记亲情，其罪过已经显现。《春秋》文辞简练而直白，看待人如同日月无私照耀，曲解生发意义，就离正道远矣。临川吴氏说：《春秋》是刑书，事实与文辞，善恶完全显现，圣人哪里容得下私心呢？大概浑厚如同天道一样。

宋国人包围滕国。《左传》说因为滕国有丧事。

包围国家不是将领地位低、兵力少所能办到的，必定是出动大军而让大夫担任主帅，这是明显的。然而称“人”，这是贬斥他们。滕国既是小国，又正逢丧事，所应怜悯哀悼吊恤尚且来不及，却用兵甲去包围它，对比此事来看，知道被贬斥的罪过在于不仁。蜀地杜氏说：诸侯擅自用兵包围别人的国家，何况又趁着人家有丧事，所以采用书“人”的贬斥。家氏说：滕子去世，还没几个月，宋国趁着滕国的丧事而包围它，不仅是趁滕国的丧事，也是趁晋国的丧事。晋国政令不兴盛，诸侯擅自互相侵伐，贬斥宋国也是为了讥讽晋国。

楚庄王讨伐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从此晋楚交替讨伐郑国。《左传》说楚庄王因为厉地的战役缘故讨伐郑国。晋国郤缺救援郑国。郑伯在柳棼打败楚军。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良担忧说：“这是国家的灾祸。我死期不远了。”

楚军加兵于郑国多次了，有时称“人”，有时称爵位，为什么呢？郑国自从晋成公刚即位，舍弃楚国而跟随中原国家，这是正确的。《宣公三年》传言晋侯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士会入盟。楚国人因此兴师加兵于郑国，是不义的，所以《宣公三年》书“人”，书“侵”，谴责他们。第二年，郑国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诸侯没有声讨罪过致讨的，而楚军到了，所以特别书爵位给予他。然而兴师动众，贼人却不讨伐，只以让郑国服从为事，那就不是义举了，所以又第二年传称楚子讨伐郑国，而经书“人”，再次贬斥他。到这时称爵位，难道是给予他吗？按《公羊传》条例，国君将帅不说“帅师”，记载其重要的。到这里书爵位，显现他凌暴中华，以重兵临郑国了。怎么知道不是给予他呢？说下面书晋国郤缺帅师救援郑国，就知道不是给予他了。凡是书“救”，没有不认为好的，救援是好的，那么讨伐者的罪过就显著了。由此观察《春秋》的书法，都想要治理乱贼的党羽，谨慎内外之别，以一字作为褒贬，深切显明了。我按：五年晋国荀林父救援郑国，经不书，是因为这时郑国正有弑君的乱事，所当讨伐而不当救援，所以不书救援。现在这本书郤缺的救援，根据明年传载郑国讨伐归生的罪过，斫其棺而逐其族，大概这时归生已经死了，所以书救援以给予晋国。

陈灵公杀了他的大夫○冶。○息列反，《公羊传》《谷梁传》作泄冶，音也。《左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都○其贴身内衣在朝廷上嬉戏。○冶劝谏说：“公卿宣淫，百姓没有效法，而且听闻不好。”君您应该接受。公说：“我能改正了。”公告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请求杀他。公不禁止，于是杀了○冶。孔子说：“百姓多邪僻，没有自立邪僻的，大概是○冶说的吧。”《谷梁传》称：“国以杀其大夫，杀无罪也。”泄冶的无罪如何？陈灵公通于夏徵舒的家，公孙宁、仪行父也通于其家，或穿其衣，或○其襦，在朝廷上互相嬉戏。泄冶听闻，入谏说：“让国人听闻还可以，让仁人听闻就不可以。”君愧对泄冶，不能用他的话而杀了他。

称国以杀者，君与用事大臣同杀之也。庄二十六年○称国以杀者，国君大夫与谋其事，与谋其事者，用

译侍奉国君的大夫，被杀是因为不得国君的大夫所容。称其为大夫，则他不失官守，而杀他的人就有专断擅杀的罪过了。泄冶无罪却只书其名，为什么呢？因为泄冶是因进谏而被杀身的人。杀害进谏之臣的人，必定会有亡国弑君的祸患，所以书其名，作为徵舒弑君、楚子灭陈的开端，以垂示后世的警戒。这就是所谓的“义系于名而书其名”。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史记·宋世家》记载：王子比干是纣王的亲戚，见箕子进谏不听，说：“君主有过错而不以死相争，那么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于是直言进谏纣王，纣王发怒杀了比干】。泄冶进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的辞语呢？言语沉默、生死存亡，应当合乎道义就停止罢了。泄冶竭尽直言无所隐瞒，不愧于史鱼的刚直【《论语》记载孔子说：“史鱼真直啊！国家有道时像箭一样直。”《孔子家语》记载：史鱼屡次进谏卫灵公，举荐蘧伯玉，斥退弥子瑕，灵公不听从，史鱼死后仍用尸体进谏】。与比干相比，比干自我省察、自我奉献于先王【见《微子之命》】，则泄冶不可同日而语【通旨：比干在纣王之时，亲属上是王子，职位上是三公，所以进谏而不被听从，接着以死相争。泄冶对于灵公，亲属上不是贵戚之卿，职位上也不是上大夫，直谏而死，伤于勇猛了，所以书其名以示贬斥。《春秋》记载杀大夫，不仅指责诸侯的专杀，被杀者也有贬斥。君子不进入危邦，不居住在乱邦，如宋子哀预见宋国将乱而离开，圣人赞许他能见微知著，所以书其字。如果不是有拨乱反正的全才，怎么能涉足危乱之朝，轻生易死而不自我爱惜呢？《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说：“比干对于纣王，亲属上是诸父，官职上是少师，本来必定要以死相争。泄冶对于灵公，职位在大夫，没有骨肉之亲，怀着宠禄不去，在乱朝做官，以区区一人之身想要匡正一国的淫昏，可以说是轻率了。”】。泄冶虽然效忠，难道还在宋子哀、鲁叔孙之后吗？所以在昏乱之朝做官，如果是异姓者，如子哀洁身而去就可以了【《左传》文公十四年：子哀来奔，杜预说：贵在他不食污君之禄】。如果是贵戚而不食其禄，如叔孙那样就很好了【《左传》宣公十七年：叔孙卒，《谷梁传》说：宣公弑君而他非议之，终身不食宣公之食，杜预说：国家无道，行为危正，言语谦逊。泄冶在淫乱之朝直谏，以致取死，所以不被《春秋》所贵。陆氏说：“泄冶之死，《春秋》责其不是辅弼之臣，居于淫乱之邦，不能去位而行强谏，乃是取死之道，所以君子不贵。称国以杀者，是因为直谏纵容邪臣害之，累及君主之意，可知也。”刘氏说：“泄冶确实能进谏其君，然而不是大臣的操守。所谓大臣，必定在进退之初洁身自好，不可入则止矣。现在陈侯君臣的淫乱，不是一年的积累，泄冶还安于其朝，直到不能忍受其欲望而大乱，废男女之节，然后进言，那么他随从君主昏乱已经很多了。所谓随从，就是具臣。居大臣之位而行具臣之操，有过而见杀，也不算不幸。况且陈侯的淫乱，举国都厌恶，不独泄冶知道，那么不是能知君淫为贤，而是能止君淫为贤；不是能言国乱为智，而是能去国乱为智。”张氏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当灵公君臣驱驰株林之时，泄冶知其不可谏，洁身而去可矣。至于亵慢朝廷，裸服而戏，则立于其朝者，虽欲默而不可得矣。失于不能知几而早辨也。”木讷赵氏说：“荐圭璧于泥涂，固已疏矣；触虎狼以取死，庸得为智乎？”愚按：泄冶之失，在于不能早谏以畜止其君之恶，然其捐生尽言，未可深责。苟皆为避祸之计，则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无所不至，其祸尤不可胜言矣。”文定在徵舒弑君的传中说：“忠莫显于身见杀，而其言验，其所以许冶者，何如哉”】

译【壬戌年，周定王八年】十年【晋景公獳元年，齐惠公卒，卫穆公速元年，蔡文侯十三年，郑襄公六年，曹文公十九年，陈灵公十五年弑君，杞桓公三十八年，宋文公十二年，秦桓公六年，楚庄王十五年】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惠公○鲁宣公至此已四次朝见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来，这也如同前往齐国，也记载了他的归来，但没有记下月份。九年也如同前往齐国，也记载了他的归来，却记下了月份，这是因为那年夏天派遣仲孙蔑前往京师，所以特意在岁首书写“王正月”，以彰显宣公的罪过，而在君臣名分之际，谨慎严肃到了如此地步。将田地归还作为私人的恩惠，与君臣名分相比，则大小轻重不相等了。

齐国人将济西的田地归还给我们【《左传》说：齐侯因为我国顺从的缘故，归还了济西的田地。《程子传》说：齐、鲁修好，所以归还鲁国的田地。田地本是鲁国所有，齐国并非正义地夺取，所以说“归还给我们”，这不足以称为善行】

宣公对齐国顺从其欲望，既已将女儿嫁给他的臣子【五年高固迎娶叔姬】，又出兵参与讨伐莱国的行动，又每年前往齐国朝廷朝见。虽然诸侯侍奉天子也没有这样的礼节【诸侯侍奉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朝见。如今宣公从四年到十年，七年之间，五次前往齐国，元年和十年都是一年三次派遣大夫前往齐国，超过了侍奉天子的礼节】，所以惠公高兴他能顺从侍奉自己，而将所夺取的济西田地归还给他。归还讙地和阐地，直接记载为“归还”【赵氏说：归，是来致送的意思】，这里唯独书写“我”，乃是相亲相爱、施予恩惠的意思，深刻地彰显齐人助成弑逆之罪【《通防问传》说：说“我”，是深刻地彰显齐人助成弑逆之罪。定辞，处于臣子的地位而接受贿赂，因为顺从而又归还给他，固然都是罪过。然而归还难道不比夺取好吗？为什么在夺取时不写“我”，而在归还时写“我”呢？回答说：天理至公，没有彼此之分，人欲私心炽盛，则有“我”了。违逆自己就愤怒，顺从自己就欢喜；怠慢自己就愤怒，谦卑自己就欢喜。鲁宣公对于齐惠公，大概能顺从其作为而致恭谦卑。所以惠公非常高兴，而将济西田地归还给鲁国。称“我”，乃是相亲相爱、施予恩惠的意思。鲁国人再次得到贿赂，则内心更加放纵，恶行更加得逞。所以认为这是深刻地彰显助成弑逆之罪。夺取时，是因为贪图别人的财物；归还时，是因为高兴别人侍奉自己；而都不符合道义。难道归还比夺取更贤良吗？永嘉吕氏说：夺取时不说“我”，是因为宣公即位不正，而想贿赂齐国以求自保，所以不说“我”，以显示内心没有吝惜的意思。在归还时，则宣公连年朝见齐国，情谊深厚，外有朝聘之礼，内有婚姻之故，鲁国也想得到，而齐国归还给他，所以说“我”，以显示内心有欲望的意思】有人说济西是鲁国原本的封地，所以书写“我”【赵氏《纂例》】，这是错误的。以柔顺卑屈的态度侍奉别人，不依正道而得到土地，与高兴别人以柔顺卑屈的态度侍奉自己，不依正道而归还土地，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义理【高氏说：元年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地，大概是鲁国用济西田地贿赂齐国而齐人夺取的。至此归还，是因为宣公连年朝见齐国，齐侯感念宣公朝见侍奉的勤勉，因此归还给他。鲁国的分地，先君从天子那里接受，岂能丧失？何况背负弑逆之罪，贿赂以求免遭讨伐呢？齐人接受弑逆者的贿赂以纵容恶行，所以其夺取和归还，都谨慎地记载。家氏说：天道十年一个周期，人事十年则有一次变化。齐桓公篡位杀隐公，历经十年而没有讨伐，《春秋》在这一年才开始书写“王”以纠正它。如今宣公篡位，也到了这十年，天王没有讨伐，方伯不过问。齐人忽然将贿赂的田地归还，大概是因为十年之久，天理必然恢复。齐人知道罪过所在，而主动将原本的土地归还给鲁国。我按：齐人归还土地有三次，郓、讙、阴之田。孔子以礼教化强暴，齐景公心服而归还。记载说“来归”，“来归”，是美辞。讙及阐因为哀公悔过迁善，归还邾子益于邾，所以齐悼公归还这两个邑，所以记载说“归”，“归”，是顺辞。只有这济西的田地，宣公逾越礼节以取悦齐国，齐惠公喜欢被谄媚，而将田地归还给鲁国，完全出于相互之间的私情，所以记载“归我”，“我”，是私己的意思。不仅不同于圣人施行王道，其比起哀公的改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赵氏说：《公羊传》说：齐国已经夺取了，说“我”，是没有断绝与我的关系。其实并没有给齐国。按：已经夺取了，又说没有断绝，多么迂腐荒诞！《谷梁传》说：宣公娶齐女，齐国因此视其为兄弟，归还时不说“来”。宣公前往齐国接受它。哀公八年归还讙及阐，难道是宣公接受的吗？只说“归我”，就知道是送来的，这是省略文字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何氏说：与八年日食既，应验同一件事重复，所以连续发生日食】○己巳日，齐侯元去世【惠公，在位十年，儿子无野继位，这就是顷公】○齐崔氏出奔卫国【《公羊传》：崔氏，是齐国的大夫。称氏是什么意思？讥讽世卿，世卿不符合礼制。《谷梁传》：氏，是举族而出的意思】

按照《左传》，崔杼受惠公宠幸，高氏、国氏畏惧他的威胁，惠公去世后就驱逐他，出奔卫国，记载说“崔氏以族奔”【范氏说：崔杼以世卿专权，齐国人厌恶他的家族】

译现在他出逃，既然齐君不想要他的性命，反而又不想确立他的宗族后代，所以驱逐他的全族，好像要把整个家族都赶走一样。许翰认为崔杼出逃后能够返回，返回后又能弑君，是因为他的宗族势力强大，所以《春秋》特意称他的氏来辨别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张氏说：特意书写他的氏，表明崔杼的宗族在齐国势力强大，所以权势足以逼迫高氏和国氏，今天虽然驱逐了他，但他还能返回齐国，像崔成这类人，后来终究招致灭宗的祸患，难道不是因为家族势力庞大、张扬而不知节制谨慎，最终导致家破国亡吗？家氏说：从这一年到崔杼杀君，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崔杼活到七十岁，这时他才刚成年，不应该权势已经显盛，被人畏惧，怀疑这不是崔杼本人，可能是他的父亲，只是无法考证罢了。所谓讥讽世卿，并不是《公羊传》原本的宗旨，大概是门人弟子因为尹氏、武氏被称为世卿，而附加补充在这里罢了。《春秋》经文中，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也有事情不同而用词相同的，如果一概而论就会拘泥而不通。孙氏说：东迁之后，天子、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书写尹氏是讥讽天子的大夫，书写崔氏是讥讽诸侯的大夫。高邮孙氏说：从隐公到昭公两百年间，尹氏世代执掌周朝政事，所以最终发生子朝之乱，专断废立之权；从宣公到襄公五十多年间，崔氏世代担任齐国大夫，所以最终发生弑君的祸患。春秋时期，尊贵没有比得上周朝的，强大没有比得上齐国的，而世卿的祸患竟然如此，尹氏、崔氏，圣人选择其中势力最强、危害最深的作为警戒。我认为：崔杼的出逃，大概像陈文子出逃一样，不久就返回了。文定公跟随《谷梁传》认为他是举族出逃，然而崔杼的宗族强盛，之所以出逃能返回，返回能弑君，是因为他世代担任大夫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僖公二十八年的传文记载崔夭在城濮之战中防守，可知崔氏是世袭大夫。而且崔氏是丁公的子孙，到现在已经五百年了，如果不是世袭大夫，怎么能在齐国长久保有后代呢？刘氏说：《左传》说“书写崔氏，不是他的罪过”，并且说齐国以族名而非名字来告，这是不对的。齐国虽然以族名来告，但《春秋》本来应当纠正它。如果说崔杼无罪，那么栾盈也无罪，为什么不说“栾氏出奔”呢？

译鲁公前往齐国【《左传》记载鲁公前往齐国，是去奔丧。杜预说：国君亲自去奔丧，是不合礼制的。国君外出，无论是去朝见、奔丧还是会葬，史书都只写“如”（前往），不具体说明所办何事，这是史官的常规写法】。五月，鲁公从齐国返回【鲁公前往齐国，仅止于此】。

文字简约而事理详尽的，是《春秋》经的特点。春天前往齐国，是朝见齐惠公；夏天前往齐国，是去奔其丧。像这样，即使不记载“至自齐”（返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这里两次都记载了返回，是为了加重贬斥的语气【王弼说：按照礼制，诸侯去世，有服丧关系的要去奔丧，没有服丧关系的只需派人去会葬。鲁公对于齐国，并没有服丧关系，却亲自去奔丧，谄媚阿谀到了极点。为了谄媚侍奉齐国，不问礼制是否恰当，这是自取危道的做法，所以春夏两次前往齐国都详细记载了返回】。周天王的丧事不去奔丧，本想举行郊祀大礼，却急急忙忙去奔齐惠公的丧。周天王的葬礼不去会葬，只派地位低微的人前往，却让公孙归父去会齐惠公的葬礼。这种不顾君臣上下尊卑等级的行为，就是所谓放纵私欲、灭绝天理而毫无顾忌的表现。言辞繁复而不删减，圣人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薛氏说：行为不合礼制，却源源不断，鲁公为何不怕麻烦呢？家氏说：周天王的丧事，鲁国不去奔丧也不送赙礼，如今却怀着对鲍国篡位私恩的感激，去齐国奔丧，事情悖逆到了极点。春天记载“公如齐”、“公至自齐”，没过几个月，又记载“公如齐”、“公至自齐”，详细记载是为了贬斥。我按：鲁国国君亲自前往奔丧送葬的有三例，《春秋》在这年记载齐侯元去世，鲁公前往齐国，从齐国返回；在成公十年记载晋侯獳去世，鲁公前往晋国，第二年三月从晋国返回；在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公前往楚国，楚子昭去世，第二年正月鲁公还在楚国，五月从楚国返回。虽然没有明说奔丧送葬，但实际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春秋》历经十二位周王，只有叔孙得臣、叔鞅去送葬襄公、景公，公孙敖去奔襄王丧事却没到。晋国不知尊崇周天子到了这种地步，其他还能指望什么呢？逐渐发展到昭公吊唁少姜，到了黄河才返回，以国君的身份去奔嬖妾的丧，被拒绝而不被接纳，更加令人伤叹】

癸巳日，陈国大夫夏徵舒杀了他的国君【陈灵公】平国【徵，音知陵。《左传》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在夏氏家饮酒，国君对仪行父说：“夏徵舒像你的儿子。”仪行父回答说：“也像您。”夏徵舒对此感到怨恨，国君从他的马厩出来，夏徵舒射箭杀了他，孔宁和仪行父逃往楚国】

陈灵公无道，却记载大夫的名字和姓氏来杀他，为什么呢？祸患没有比拒绝劝谏、杀害忠直大臣更大的了；忠诚没有比自身被杀、而其预言应验更明显的了。〇冶所做的事，不畏惧斧钺之刑，向他的国君尽言，正是针对灵公君臣与夏徵舒家通奸，恐怕招致祸患，不忍心坐视不管，所以冒死进言。灵公不能采纳，反而杀了他，最终导致自己被杀，国家灭亡。这是万世的大警戒。特别记载夏徵舒的名字和姓氏，是为了显示〇冶忠言的应验，灵公被杀的缘由，让有国家的人务必以远离女色来修身，以包容狂直、采纳谏诤为心【家氏说：国君无道，称国名来杀；陈灵公淫乱杀害谏臣而被杀，用姓氏名字记载，大概是不写夏徵舒的姓氏名字，就无法显示祸乱产生的根源，讨伐夏徵舒也就是为了治理平国】。认为罪责不及百姓，所以称大夫来杀的【杜预说：恶行没有加在百姓身上，所以称臣下来杀】，这不是《春秋》的本意【张氏说：古人用礼制作为防范，而国君的尊贵，有妃嫔侍奉，有起居出入的侍从，有廉耻羞恶的限制，用来培养其尊贵的手段已经足够了，何至于跑到株林去寻欢作乐呢？〇冶的劝谏，夏南的诗，都是因为国君舍弃人道而亲身做禽兽的行为。考察外传，前年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时，〇冶还没有死。单子回国后告诉周王，陈侯率领他的卿佐戴着南冠在夏氏家淫乱，陈侯如果不犯大错，国家必定灭亡，这在三年之前就已经显现了，怎能不波及呢？看《春秋》所记载的弑君，如陈平国、齐光、蔡固，以千乘之主的身份却自比于里巷小人不屑做的事，心术的迷惑，能不警戒吗？高氏说：灵公被杀后，儿子午继位，这就是成公。成公不讨伐弑杀君父的贼人，就知道灵公的恶行已传播于国人之中，而夏徵舒的罪行，国人并不痛恨。我按：礼制规定诸侯如果不是问疾吊丧而进入臣下的家，叫做君臣戏谑。注者说陈灵公多次去夏氏家而被杀。国君的举动，尚且在嫌疑之际要谨慎而不能轻率，何况可以混淆男女之别，放纵鸟兽之行，如果不成为朱温那样被万段的人，也很少了】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左传》记载：滕国人倚仗晋国而不事奉宋国，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之前围困滕国称“人”，是讥刺讨伐丧国。这次讨伐滕国称“师”，是讥刺动用众多兵力。宋国是大国，爵位为上公，是霸主的余业，力量并非不足。现在邻国有弑君逆乱，不能声讨罪状去征讨【王氏说：宋鲍国以篡弑得到国家，看待陈、郑的逆乱，安然不以为怪】，却动用大众去讨伐应当怜悯体恤的小国。况且滕国不事奉自己，难道不是自己德行还有缺失【僖公十九年子鱼说：云云】，而滕国有什么过错呢？所以特别称“师”来彰显其罪过，而急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意图就显现了【家氏说：宋鲍国趁晋国多事而用兵于滕国，围困它不服，又进而讨伐它，未必没有宋襄公执拿婴齐的心思。宋襄公尚且不能有所成就，何况……】

译鲍吗？《春秋》记载这件事，正是为了贬斥他。

译公孙归父前往齐国，【齐顷公】安葬齐惠公。

公孙归父是仲遂的儿子【杜预说：归父是襄仲的儿子】，地位尊贵且受宠幸。鲁宣公深切感激齐侯能够安定他的君位，并且把济西的土地归还给他，所以他在世时便倾尽身心侍奉齐侯，不惜忍受屈辱；去世后便亲自前往奔丧，并派遣尊贵的卿大夫去护卫葬礼，也不顾天子的礼仪缺失而没有供给。通过比较这些事迹，考察言辞含义，道理自然显现【我按：《春秋》中记载卿大夫护卫葬礼，只有周襄王、周景王、晋国的襄公、昭公，这一年的齐惠公，以及宋平公、滕成公，共八次而已。天子的丧事震动天下，应当召集诸侯派遣卿大夫送葬，这不过是失礼者的礼仪罢了。晋国的各位君主尚且可以说是霸国，齐惠公的葬礼却是鲁宣公用来报答私恩，而宋平公则是意如用来厚待私姻。至于滕国，则是其君主屡次参加鲁国的葬礼。当时诸侯怠慢至尊的天子，却对强大的国家谨慎恭敬，没有不是这样的。周灵王的丧事，郑简公在楚国，印段实际上前往，天子官吏不追究，子太叔反而以此为借口，积习造成的后果，令人叹息不已】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郑襄公】

根据《左传》，郑国与楚国讲和，诸侯攻打郑国，取得盟约后返回【襄陵许氏说：自从晋灵公以来，成公、景公相继即位，力争陈国、郑国，却无法制服楚国】。这里称“人”，是贬低。郑国处于大国之间，顺从强者的命令，难道有罪吗？不能用德行镇抚，却用武力争夺，这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哪里比得上楚国呢？从此以后，对楚国的指责越来越轻，罪责在于晋国了【高氏说：这时陈国有弑君之乱，却不加图谋，反而去对付郑国。张氏说：舍弃乱臣贼子的大恶，却轻动干戈，去讨伐迫于强权命令、无所适从的小国。家氏说：四国称“人”，所以晋国也称“人”。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顺从自己，没听说过亲身承担天下的容易，却要求别人强行顺从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得到诸侯拥戴，是因为他们对内尊崇王室，对外抵御荆楚，救灾恤患，急切地亲身承担天下的艰难，诸侯有所依靠，外夷有所畏惧，因此成就了霸业。自从晋襄公去世，灵公、成公、景公都不能承担重任，而楚庄王日益强盛，向北争夺诸侯，侵犯陈国、郑国，在周王室疆界展示武力，将要实现他最大的欲望。晋国人仅仅出动偏师，畏缩不敢侵犯荆楚的锋芒，只是等待他们离去，在小国身上发泄怨恨。现在又讨伐郑国，即使能制服郑国，难道能保证楚国不再出兵吗？剪除篡逆、铲除凶恶，是霸政最先要做的事。自从赵盾执政，宋、齐、鲁都发生了弑君之事，赵盾内心有所愧疚，放置不管。现在郤缺执政，又不能惩治侯国中杀害君主的贼子，却率领三国争夺郑国，把讨伐逆贼的责任留给楚国，于是让夷狄国家借着仗义的名声，向天下宣扬。晋国的霸业从此更加衰落了】

秋天，天王【周定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周王聘问到此为止，《左传》刘康公来回报聘问，《公羊传》王季子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王季子？是因为尊贵。尊贵到什么程度？是母亲的弟弟。《谷梁传》说“王季”，是王子；说“子”，是尊崇他。聘问是礼节】《公羊传》说王季子是天子的母弟【杜预说：字季子，就是康公，后来在刘地受封】。天子有时派遣使者聘问，以结好诸侯，这是合乎礼的。鲁宣公在位到这一年十年没有朝见周天子，而近年却朝见齐国；不奔天子之丧，却奔齐侯之丧；不派遣尊贵的卿大夫参加匡王的葬礼，却派公孙归父护卫齐侯的葬礼。即使没有举法，不派遣使者聘问，也还可以，却让王季子来聘问，天子的威灵更加不震动了。从此以后，天子的聘问，《春秋》也不再记载了【襄陵许氏说：从此以后，天子的威灵更加消亡，天子的聘问更加轻微，《春秋》不再记录了。陈氏说：自从顷王以后，王室没有派遣使者聘问鲁国的，这时再次聘问，王季子实际到来，已经非常尊贵了。我按：宣公对天子简慢怠慢，只知有齐国而不知有周朝，所以君臣朝夕奔走于临淄边境，其心里必定说：济西的土地没有恢复，不能不曲意侍奉齐国，却不思考鲁国七百里土地，秋毫都是君主的恩赐，堵塞本源，其罪应诛。定王起初征聘于鲁国，中间厚赂仲孙，最后命令贵弟回报聘问，这就像为人父而不责备儿子的狠傲，反而在定省的日常礼节上三次作揖，而在借耰的微恩上摆出恩德脸色。宣公既然不知道应当尊崇什么，而天子也不能自尊，所以来求取记载，文公来聘的记载止于此，宣公锡命的记载止于此，成公的记载止于此，不是削去而不记录，而是王命不足以作为轻重，而天子也不再派遣使者到诸侯那里了。寥寥一百多年，桓公尚且以归赈记录，从此天王的名号在经文中不见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定公】，夺取绎邑【绎，公作蘱。杜预说：绎，是邾国的城邑。鲁国邹县北有绎山。张氏说：《诗经》保有凫绎，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都是这块山地的地方。现在在袭庆府邹县，是邾、鲁两国的边境。我按：邹县现在属于益都路】。用尊贵的卿大夫作为主将，率领大军出征讨伐，不用于乱臣贼子，奉行天意讨伐罪人，却欺凌弱小，侵犯小国，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国，这就是盗窃【孟子说：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夺取它，就是盗窃】。当这个时候，陈国有弑君之乱，已经来报告，记载在诸侯的防务中【见《左传》文公十五年，襄公二十年】。却不加图谋，反而有事于邾国，不也很荒谬吗？所以四国伐郑，贬低而称“人”；鲁人伐邾，特别

译史书记载“取绎”这件事，是为了归罪于鲁国。【高氏说：自从鲁文公时期，邾国与鲁国就有嫌隙。鲁宣公篡位自立，而邾子首先去朝见他，从此邾国又十年没有出现在鲁国的朝堂上，所以归父攻打邾国。家氏说：滕国哪里对不起宋国，宋国却攻打它？邾国哪里对不起鲁国，鲁国却侵犯它？这都是因为中原没有盟主，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众多的暴虐少数的，却没有人去禁止。我按：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去声讨别人。鲁宣公篡位自立，战战兢兢地自我保全，只怕诸侯动武，来追究子赤被杀的缘故。他不能讨伐陈国，是理所当然的。却还对邾国动武，来夺取它的土地，大概是因为晋国的霸业不振，而强大的齐国又作为鲁国的援助罢了。这难道不是像大老鼠欺负人看不见，而在盆罐之间偷吃吗？下文记载归父因为邾国的事，前往齐国，那么鲁国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了】

译大水【张氏说：这是阴盛阳衰的征兆。家氏说：宣公即位以来，六年发生蝗灾，七年大旱，如今又发大水，灾异频繁，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旱灾之后又记载大水，并且用‘大’字，是因为反常所以这样记载。宣公曾经以臣子身份弑杀君主，以儿子身份驱逐母亲，罪恶极大，天罚尚未降临，就爆发为水旱灾害，百姓遭受其虐，记载下来以示警戒】○季孙行父出使齐国，冬天，公孙归父出使齐国【宣公聘问齐国到此为止】按照《左传》：行父出使齐国，是初次聘问。归父出使齐国，是因为邾国的缘故。齐侯刚刚继位，宣公亲自前往奔丧，又派遣贵卿参加葬礼。如果等到第二年再修聘问，也不算晚。而季孙急忙前往，归父随后又去，这是因为宣公君臣不知道以礼治国，却认为随意取悦他人可以免于讨伐【《曲礼》：礼制不主张随意取悦他人】归父贪图获取绎地，畏惧齐国而前往，大概是理亏则气势必然衰馁，能不畏惧吗！《春秋》详细记载而不删削，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过，作为后世的鉴戒【高氏说：因为讨伐邾国的缘故，担心齐国人以此为借口进行讨伐，于是谋划讨伐莒国，鲁国畏惧齐国到了极点。两年之间，国君和大夫五次出使齐国。我认为：自我反省如果理直，就可以自立，何必畏惧齐国？宣公行为有亏，所以君臣相继前往齐国，仍然害怕获罪】

齐侯【顷公】派遣国佐前来聘问【《左传》：国武子前来回报聘问】

安葬太迅速了【惠公三个月就安葬了】太不思念了【思念】又没过一年就以国君的命令派遣使者【去声】到邻国聘问，那么哀痛之情就忘记了。孟子说：“奉养活着的人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死才能当作大事。”滕文公五个月住在丧庐，没有发布命令戒令，等到安葬时，面容的哀戚，哭泣的悲哀，吊唁的人非常高兴，甚至有愿意成为他百姓的，大概是礼义人心所共同认可的。齐顷【音倾】公继位之初，举动如此，丧失军队失去土地，几乎被俘获【成二年鞌之战齐国战败】难道只是妇人嘲笑客人的罪过吗【见《左传》十七年】已经失去了守身的根本了【高氏说：继位的儿子过一年即位才称君，没过一年称子，所以葵丘的盟会称宋子，大概是齐桓公正倡导大义以尊崇中原，所以宋公虽然在丧期而来参加盟会，也不深责，因为他不得已而趋向急务。鲁国对于齐国，是盟国，聘问虽然晚了一些，又有什么害处呢？】惠公的安葬既迅速，又没过一年，就以国君的命令急忙派遣使者前来聘问，是为了商议讨伐莒国。在凶险之时举行吉礼，忘记哀思而结交欢好，记载说：“齐侯”是彰显他的恶行】

饥荒【《公羊传》：为什么记载？因为特别记载。张氏说：王政以百姓的粮食为重，所以积蓄储备是天下的重大命脉。此前一百多年，水旱蝗螟的灾害很多，不因为饥荒而记载。如今大水之后，特别记载饥荒，是彰显宣公事务烦杂，对外用度没有节制，上下用度枯竭，所以一遇到水旱，就导致粮食匮乏】○楚子【庄王】讨伐郑国【《左传》：楚子讨伐郑国，晋国士会救援郑国，在颍北驱逐楚军。诸侯的军队戍守郑国】经文有词语相同而意思不同的，比较事情来观察，就能明白了。九年楚子讨伐郑国，称爵位是贬斥的词语。好像是说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倚仗强大压迫弱小，欺凌中原的称呼。知道这样，因为下文记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那么贬斥楚国就可以知道了。这一年楚子讨伐郑国，称爵位是直叙的词语。好像是说用实际的词语，记载重要的【《公羊传》：国君亲自率领不称帅师，记载重要的】而意思不把楚国当作罪过。知道这样，因为传文记载晋国士会救援郑国，在颍北驱逐楚军【杜氏注：颍水发源于河南阳城】而经文删削了，那么责备晋国就可以知道了。这类情况兼以传文作为依据【高氏说：晋国士会救援郑国，以及诸侯戍守郑国，而《春秋》删削了，是责备晋国虽然得到郑国却不能拥有它。家氏说：士会使用偏师，对救援郑国没有益处，这一年郑国就依附楚国，所以略而不书】

【癸定王亥九年】十一年【晋景二齐顷公无野元年衞穆二蔡文十四郑襄七曹文二十陈成公午元年〇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庄十六】春王正月。○夏楚子【庄王】陈侯【成公】郑伯【襄公】在辰陵结盟【《谷梁传》作夷陵】《左传》：“春天楚子讨伐郑国到达栎。子良说：‘晋国楚国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胜，与其来者可以。’晋国楚国没有信用，我们怎么能有信用？于是跟随楚国。夏天楚国在辰陵结盟，陈郑服从。”朱子说：“宣公的时候，楚庄王强盛，主持中原盟会。”杜氏说：“辰陵，陈地，颍川长平县东南有辰亭。”张氏说：“今淮宁府西华县。”我认为：“西华县在今汴梁路陈州】

晋国楚国争夺这两个国家很久了。如今陈郑背叛晋国，跟随楚国，在辰陵结盟，而《春秋》记载没有贬斥的词语，难道赞许他们从乔木下到幽谷吗【《诗·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我认为孟子以乔木崇高比喻中原，以幽谷卑下比喻南蛮】中原不能发号施令，那么蛮荆就进逼了【薛氏说：陈郑因为中原不足以依靠而盟于楚国，由中原没有霸主诸侯失去依靠】经文的大法，在于诛杀乱臣讨伐

译贼子。有乱臣则没有君主，有贼子则没有父亲。无父无君，就是天理不再稍存，人类灭绝沦为禽兽，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安居一朝【见《孟子》】。如今鲁国与齐国正用兵讨伐莒国，晋国与狄人正防守在攒函，却不谋划稍许讨伐西氏的叛逆，而楚国人能谋划此事，这就是所说的“礼制在中原丧失，便向边远之地寻求”【《汉书·艺文志》：孔子有言如此，颜师古说：意思是都城丧失了礼制，就在边野寻求，也将会有收获】，不因为楚国僻处南方荒远之地就将其排斥在外【孙氏说：肯定楚国，是哀伤中原无人，丧乱衰微到了极点】。辰陵之盟之所以能够被记载于经书且措辞没有贬斥呢？圣人讨伐贼子的意图可以说是深切明显了【张氏说：楚庄公在此会合两国结盟，想要讨伐陈国的夏征舒。《春秋》因为晋、齐两大国正忙于莒、狄之事而不能讨伐，唯独楚庄公会合诸侯去讨伐，所以楚子被书写爵位，排在陈侯、郑伯之上。我按：楚国自从盂地会盟之后，未曾称爵参与防地之盟，如今书写“子”并排在陈侯、郑伯之上，是因为楚国初次主持盟会。防地、盂地称爵是贬斥它，不称爵则疑似楚国大夫，执拿宋公的罪责就不显明了。辰陵之盟书写爵位是肯定它，肯定它谋划讨伐陈国的贼子。后来在蜀地会盟，楚国公子婴齐排在各国大夫之上，被贬斥而称“人”，不肯定婴齐主持诸侯盟会。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围先歃血，经书首列晋国，不肯定楚国与晋国交替主持盟会。申地之防，楚子为主，却不区分淮夷，则都是狄人。由此可知辰陵之盟，楚子排在前面而没有贬斥之词，大概是肯定它】

译公孙归父抵御齐国人讨伐莒国。【季佗张氏说：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侍奉齐国，齐国跟随齐国而讨伐它，军队不讨伐作乱者，却挟持强权欺凌弱小，这深刻地揭示了齐国和鲁国的罪责。蜀地杜氏说：称齐国人为‘人’以示贬斥，称齐国为‘人’也是以‘人’来指称鲁国，必定记载公孙归父，也是为了记录大夫专权。我按：讨伐邾国、讨伐莒国，都是因为公孙归父率领重兵，而后这次会见齐侯、会见楚子，都是公孙归父单独会见国君，以此显示鲁宣公的德行，仲遂宠爱他的儿子，让他在鲁国专权。到了驱逐公孙归父的时候，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秋季，晋景公在櫕函会见狄人。【櫕音才端反，《左传》：晋国郤成子向众狄求和，众狄厌恶赤狄的役使，于是臣服于晋，在櫕函会盟，众狄臣服了。《谷梁传》：不说‘及’外狄。杜氏说：櫕函，是狄人的土地。】

《春秋》的正统法则，不将外域与华夏混为一类。记载防戎、防狄、防吴，都是对外族的称呼。【范氏说：这是为了区别于华夏。薛氏说：诸侯与外族结盟，都在可指责之列，那么盟主是谁就可想而知了。】内部华夏所以详细记载，外部四夷所以简略记载。如今华夏内部有动乱，周天子不能讨伐，那就是方伯的责任。如果方伯也不能讨伐，那么四周邻近的诸侯应当有所请命了。然而鲁国正会同齐国讨伐莒国，晋国正与狄人求和，这是舍弃肩背而养护手指，不能在三年的丧期里辨别缌麻和小功的细微差别，【南轩张氏说：孟子所比喻的，是说舍弃大事而迎合小事。】不也太荒谬了吗？凡是这些直接记载其事，不需要贬斥断绝而大义自然显现。【赵氏说：当时陈国、郑国的国君都相继跟随楚国，而狄人还念及霸主国家的余威，跟随晋国不衰退，所以晋侯亲自前往会见他们。诸侯所依赖的，晋国和鲁国正讨伐莒国，晋国正会见狄人，却让楚人做霸主的事，这是违背常道的。陈氏说：楚国正在天下倡导正义，而晋国却孜孜不倦地对待群狄，甚至前往会见，晋国太卑下了。所以楚庄王时期的《春秋》，晋国诸侯的事没有全部记载。宣公三年晋侯讨伐郑国不记载，五年荀林父讨伐陈国不记载。张氏说：晋侯作为盟主，却前往与狄人会盟，舍弃夏征舒而留给楚国讨伐，让楚国举起大义加于华夏，又想要与楚国争夺郑国，楚国正直而晋国衰老，所以在邲地战败。我按：晋景公在狄地会盟，与僖公三十二年卫人与狄人结盟的意义相同。】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征舒。丁亥日，楚庄王进入陈国。【《谷梁传》：这是进入并杀死，为什么不说是进入并杀死，是为了表明楚国讨伐有罪之人。记载日期进入，是厌恶进入者。程子传：‘人’是众人的辞令，大恶之事，是众人想要知道的。诛杀他的罪人，是义；夺取他的国家，是恶。】

称‘人’，是众人的辞令。【杜氏说：不说楚子而称‘人’，是讨伐贼人的辞令。范氏说：改变楚子而说‘人’，是因为弑君的贼人，好像说人人都有权杀死他。陈氏说：楚国屡次称‘子’了，自从宋万以来没有讨伐贼人的，即使讨伐也不以其罪，况且百年以来都是这样，那么楚国讨伐征舒为什么不称楚子呢？讨伐贼人不分内外贵贱，恒常称‘人’。高邮孙氏说：讨伐贼人即使是诸侯，即使是大夫，即使是国人，即使是外国，必定都称‘人’。】大恶是人人所共同厌恶的，人人都有权讨伐，其称楚国人杀死征舒，华夏的罪责自然显现了。【高氏说：弑君的贼人，固然人人可以杀死他，哪有楚国人之间的区别呢？征舒弑君，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国人不能讨伐，天子方伯不能诛杀，反而导致南蛮进入华夏而杀死他。那南蛮尚且知道弑君者应当被杀，那么华夏怎么能不杀他呢？圣人记载此事，哀伤华夏不能自我匡正。薛氏说：看见贼人不在华夏被讨伐而在荆蛮被讨伐。虽然如此，天下的恶是一样的，楚国杀死征舒与卫国杀死州吁、蔡国杀死陈佗一样记载，所以明白乱臣贼子是人道所共同厌恶的，人人可以诛杀，起初不区分中外，所以扩大忠义之路，而在大乱之日拯救三纲。】

按照《左氏传》，楚庄王因为夏氏作乱，所以告诉陈国人不要行动，将要在少西氏那里讨伐。【杜氏说：少西，是征舒的祖父，子夏的名。】于是进入陈国杀死征舒，在栗门车裂他，而经文先记载杀，后记载入，是肯定楚子能够讨伐贼人，所以先记载杀。【陈氏说：不记载入而后杀，是给予他讨伐贼人的义，那么讨伐贼人是一件事，进入是一件事。我按：晋文公拘捕曹伯，不是霸主讨伐，所以先记载进入曹国，后记载拘捕曹伯。楚灵王杀死齐国庆封，虽然杀死有罪之人，但不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杀死他，所以先记载讨伐吴国而后记载杀死庆封，也不系于楚人，那么知道这是以讨伐贼人肯定楚庄王。】讨伐他的贼人是义，夺取他的国家是贪。舜和跖相差很远了，他们的区别在于善与利罢了。楚庄王以义讨伐贼人，勇于行善，是舜一类的人；以贪夺取国家，急于求利，是跖一类的人了。行善与作恶，仅仅在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如此，所以《春秋》是传心的重要典籍，不可以不仔细考察。有人说圣人大大改过。楚国虽然灭掉陈国，能听从申叔时的劝说而重新分封陈国。【陈侯在晋国，申叔时出使齐国，反复使命而退下。周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征舒无道，弑杀他的国君，寡人以诸侯……’】

译讨伐并杀了他。诸侯和夏县公都来庆贺我，唯独你不庆贺，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夏征舒杀了他的国君，罪过确实很大，讨伐并杀了他，这是君主的道义。但是人们也有话说：『有人牵着牛践踏别人的田地，主人就夺走了他的牛。牵牛践踏田地的人确实有罪，但夺走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说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如今您吞并陈国，贪图它的富庶，以讨伐为名召集诸侯，却因贪欲而将其据为己有，恐怕不可以吧？」楚王说：「说得好！」于是重新封立陈国，从陈国的每个乡抽取一人带回楚国，称为夏州。这可以说是能够改正错误了，但《春秋》仍然记载“入陈”以贬斥他，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庄王的本意在于灭掉陈国，虽然重新封立了陈国，但从每个乡抽取一人带回，称为夏州【杜预说：「州是乡的下属单位，表示这是讨伐夏氏所获得的战利品」】，却又接纳了陈国的乱臣，这是控制他国上下，使其不能遵循君臣之道【范氏说：「这两人与国君昏乱淫佚，应当断绝关系并加以讨伐，强行接纳他们，掌握国家权柄，控制其君臣，颠倒上下，混淆邪正」】。晋国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驷乞被立为国君的事，所以子产回答说：「如果我国的大臣，他们的职位都由晋国大夫专断，那郑国就成了晋国的边邑，还谈什么国家呢？」辞谢了客人的礼物并回复了使者【“去”读去声】。晋国人便作罢【“舍”读如字】。【昭公十九年，郑国驷偃去世，驷偃娶了晋国大夫的女儿，生了驷丝，驷丝年幼，他的父兄立了驷乞。后来，驷丝告诉了他的舅舅，晋国人带着礼物到郑国，询问驷乞被立的事，所以子产说了上述的话】。其他国家的事本不应当干涉【“与”读去声】，却一定要接纳其乱臣，存亡兴灭，难道是这样做的吗【通防说：南唐季氏已经臣服于周，请求周世宗决定大臣的进退，而世宗没有表态，认为其他国家的事不应当干涉】。孔子非常痛心中原礼制的败坏，深深赞赏楚庄王有讨伐贼臣的功绩，所以特别从轻处理【左传昭公十四年注：「末，薄也，减轻也」】，不称“取陈”而记载“入陈”，虽然说是可以原谅的【陆氏说：「楚庄王讨伐是正当的，所以记载“人入人之国”，又接纳淫乱之臣是邪恶的，所以明确记载其爵位，以示不正。《春秋》的道义，表彰善行，憎恶恶行，细微之处都不遗漏，根据事实推究情理，瑕疵和美玉都不掩盖，说的就是这个。我认为《春秋》中，楚庄王讨伐夏征舒而称“楚人”，就像吴王阖庐救蔡而在柏举作战，称“吴子”一样。楚庄王进入陈国，称“人”而贬斥他，也像吴国进入郢都而称“举号”一样。言辞虽然不同，意思其实没有差异。大概楚庄王、阖庐确实没有讨贼救患的诚心，所以书法上的褒贬如此。如果楚庄王真有讨贼之心，那么在辰陵之盟时，抓住夏征舒并杀了他，只需一个普通人的力量罢了，何必等到率领重兵到达其国都之后才杀他呢？如果他向来有讨贼的志向，那么在伐郑的四年间，俘虏归生并在桔柣之门车裂他，仗义的名声就已经在中原传开了，何必等到围城三个月，丢失贼臣不讨伐，而接受肉袒投降呢？因为他本来没有这个心，而是借这件事来作为功劳，所以不足以进于此。文定说借讨贼之名来吞并陈国，确实如此。评论者将楚庄王列入五霸之列，也是取他讨贼这一节，就像秦穆公悔过一样。但是与吴王阖庐、夫差的暴横相比，或许也有人以霸业许之，那么秦穆公、楚庄王难道比他们好吗？○刘氏说：《公羊传》说：“这是楚子，为什么称人？是贬斥。”不对。这好比蔡人杀陈陀一样，况且在外讨伐弑君之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谷梁传》说：“这是进入而杀，为什么不先说进入？是在陈国外讨伐夏征舒。”不对。说楚人杀，只是表明夏征舒有罪罢了。况且先说进入，后说杀，怎么能说是内在陈国讨伐夏征舒呢」】

译将公孙宁、仪行父纳入陈国。【成公名宁，公羊传认为这些人都是大夫。这里说“纳”是什么意思？是接纳了国君的党羽。谷梁传认为，“纳”意味着内部不接受。辅助那些不能治理百姓的人，进行讨伐还可以；进入别人的国家，控制别人的上下级，使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道，是不可以的。程子传认为，这些导致动乱的臣子，是国家所不容的。所以史书用“纳”字记载】

这两位臣子，跟随国君行淫乱之事，在朝廷上宣淫，诛杀劝谏的臣子，致使他们的国君被杀，大概是导致动乱的臣子。把他们陈尸于市朝，让大众共同唾弃，这才符合人心。如今却用诡辩之词逃往楚国，借口讨伐贼人、报仇雪恨，来逃脱自己的罪责，而楚庄王不能明察他们的反复无常，又让陈国人任用他们。这就像有人喝了毒药而死，侥幸复活，又强迫他喝毒药，可以吗？所以圣人将这两人排除在陈国之外，特别记载为“纳”，“纳”意味着不被接受，却强行纳入。作为楚庄王应该怎么做呢？应堵塞征舒的宫室【《檀弓》：杀死他的人，毁坏他的房屋，污秽他的宫室并注水淹没】，封土祭祀比干的墓【《尚书·武成》：封比干之墓】，在朝廷上陈尸孔宁、仪行父，与陈国众人商议，安定他们的国君然后离开。这样就差不多了。【高氏说：这两人的罪恶，正是他们的国君被杀的原因，这与征舒有什么不同？怎么可以让他们再担任陈国大夫的职位呢？他们已被陈国断绝关系，所以不隶属陈国而书“纳”。张氏说：孔宁、仪行父一定是因为逃往楚国，用利益诱惑楚子，所以楚子杀了征舒而悬挂陈国。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进言，陈国就灭亡了。楚庄王怀着变诈贪婪之心，却能以义理自我克制，所以封立陈国而不占有它。但他对善行认识不明，没有改过不吝的心，所以虽然封立陈国，最终却宽恕了陈国的乱臣，再次将他们纳入国内。圣人赞许善行，待人公正，先表彰他讨伐贼人的义举，然后揭示他进入陈国且接纳乱臣的罪行，使楚庄王的善恶功罪明显清楚。仔细体味这番议论，非圣人不能修撰。我按：孔宁、仪行父不书“奔”，如果书“奔”，那就是宁、行父向楚国请求讨伐。他们回归不隶属陈国，是不让他们做陈国的臣子。经文中凡是书“纳”，都是不应当纳入的。经文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说“入”，说“纳”，那么两位臣子的罪过和楚庄王接纳他们的恶行就都显现了。○啖氏说：左氏说“记载符合礼制”，如果把接纳乱臣当作符合礼制，那什么是不符合礼制的呢】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八

元 汪克宽 撰

宣公下

【甲定王子十年】十二年【晋景三齐顷二卫穆三蔡文十五郑襄八曹文二十一陈成二〇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庄十七】春〇陈灵公【公羊传：讨伐这个贼人，不是臣子，为什么记载〇？这是君子的措辞。楚国已经讨伐他了，臣子虽然想讨伐，却没有对象可讨伐了。杜氏说：贼人已被讨伐，国家恢复，二十二月之后才得以〇】

讨伐贼人，不是臣子，为什么记载〇【依据卫桓、齐襄本国臣子讨伐贼人而记载〇】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庄十二年石祁子云云】本国的臣子如果不能讨伐，上面有天王，下面有方伯，再其次有四邻，有同盟，有方域的诸侯，有四夷的君长，以及凡民都可以讨伐【依据礼制，臣杀君，子杀父，凡在官者和在宫者都可以杀他，没有赦免】这是为了阐明大伦常，保存天理。征舒虽然是楚国人，讨伐他，陈国的臣子也可以释怨了，所以得以记载〇，这是君子的措辞【我按，君子之心无私，所以讨伐贼人不分内外，大概厌恶恶行是天下人的共同情感】

楚子【庄】围郑【襄左传厉之役郑伯逃归自是楚未得志焉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春楚子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懐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左右曰「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

按照《公羊传》的体例，作战不写“伐”，围城不写“战”，进入不写“围”，灭国不写“入”，记载较重的那一层【见庄十年】楚子悬挂陈国，大概是灭掉它了，而经文只写“入”。对于郑国，进入皇门，到达逵道【左传作逵路，公羊作路衢】大概是到了它的国都，而经文只写“围”。为什么都从轻记载？不彰显他欺凌中原诸国的罪过吗？上面没有天王，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臣杀君、子杀父，中原诸国不能讨伐，而荆楚能讨伐。《春秋》取大节，略小过【刘氏说：《春秋》略去小善而优待大节】虽然像楚子欺凌上国，靠近王都之侧，还是从轻减，以此来显示诛〇臣、讨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