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防卷十九

译那么鲁国每辆战车增加一套甲士，也是可能的。赋税虽然不同，其实都是增加兵力，其数量都增加了三分之一。【通旨：成公以前，甸赋每辆战车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总共二十五人构成一套甲。这是四个丘共同出三套甲。现在实行丘甲，即一个丘出一套甲，相对于原来的赋税增加了三分之一。杜预号称最懂军事，但解释这里也错了。我因为看了李卫公关于战车制度的论述，才明白这一点】先前的儒者有人说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谷梁传】，又有人认为丘出的赋税是甸赋的四倍【杜预】，这都是错误的。【刘氏说：鲁国不致力于广施恩德而致力于扩充武力，不致力于增加道义而致力于增加兵力。用王者的制度来衡量，那么实行丘甲的罪过就大了。王者的制度，诸侯不得擅自向百姓征收赋税，擅自向百姓征税。征税是为了保证粮食充足，征赋是为了保证兵力充足。然而不能擅自征收的原因，是先王的税已经足够供给粮食了，先王的赋已经足够供使用了。现在不遵循先王的制度而凭自己的意思作为标准，这一定是导致混乱的途径。所以圣人禁止这样做。张氏说：每套甲士统领二十四人，必然没有只增加甲士而不增加步兵的道理，所以知道李靖所说的二十五人构成一套甲，他对周代制度的考察是很详细的。鄱阳万氏说：四个丘组成的甸共同出甲士三人，而成公让一个丘出一名甲士。甲士的数量既然增加了，那么长毂、牛马、步兵的赋税也就普遍增加了四分之一。圣人厌恶他扰乱先王的军赋制度，所以记载这件事来讥讽他。我按：兵制的变化，开始败坏于齐国的内政，每家出一人；接着败坏于晋国的州兵，每家出五人。长勺之战，桓公自称带甲十万，战车五千辆。楚国防啓疆说晋国十家九县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留下守卫四千。叔向也说寡君有甲车四千辆，那么兵制比古代有所增益就可以知道了。沿袭效仿，于是导致鲁国作为崇尚礼制的国家，也增加丘甲而不以为可疑。春秋末期，甚至使用田赋和军旅的征发，而民力民财枯竭了。此后楚国的乘广，魏国的武士，秦国的戍卒，穷兵黩武，极尽欺诈，以满足贪婪残暴，而孙武、吴起、商鞅、白起之类的人，都在前面被诛杀，而国家在后面灭亡。然而兵农既然分离，经历千年，即使有贤明的君主和臣子，也不能恢复古制，这真是可叹啊。春秋记载作丘甲这件事，其垂戒后世的用意深切啊。○刘氏说：公羊传说讥讽开始让丘出赋，何休说让丘民制作甲，这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古代农民和工匠都有职责来侍奉上级，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丘作甲是不正当的，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厌恶让农夫制作甲，为什么不说是井作甲、邑作甲、农作甲，而一定要说丘作甲呢？丘民作甲，井民难道就不作甲吗？杜预又说：“长毂一辆，甲士步兵七十五人，这是甸所征的赋。”现在鲁国让丘出这个赋。按：丘是十六井，甸是六十四井。让丘供给甸的赋，这是增加了四倍。鲁国也一定不会这样做。况且说“丘甲”，不说“丘乘”】

译夏，臧孙许与晋景公在赤棘结盟。（《左传》记载：听说齐国将要出兵帮助楚国，所以在夏天于赤棘结盟。杜预说：赤棘是晋国的地方。我按：即今真定路赵州平棘县。）

起初，鲁宣公谋划借助晋国人除掉三桓，归父因为这件事被驱逐而逃奔到齐国。如今季孙主持国政，怨恨齐国人拥立宣公并接纳归父，又害怕晋侯或许会讨伐自己，所以前往结下这个盟约。赤棘是晋国的地方，经文称“及”，是鲁国所希望的。盟誓不是《春秋》所推崇的，而且厌恶频繁盟誓，不仅因为会助长祸乱，也因为国家财力民力难以供给。成公刚即位时，正经历重大变故，没有施行恩惠、免除劳役、停止追讨欠债、惠及鳏寡、救济贫困的事情。为了应对齐国的危难，已经制作了丘甲。听说齐国将要出兵帮助楚国，又远远地与晋国重温旧盟，这难道是固守根本、保全国家的正道吗？记载“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不仅仅是防备齐国、畏惧晋国，大概是因为三桓怀着对君父的怨恨，打算对齐国采取军事行动，而急切地想要达成这个目的，他们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高氏说：臧孙许为什么与晋侯结盟？对齐国的怨恨已经形成，晋国的援助不可迟缓，所以急切地寻求这次盟约。我按：自从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随后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接着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在宋国会见楚子。如今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以大夫身份与霸主结盟而不觉得羞愧。过去是公子遂与赵盾结盟，现在是臧孙许与晋侯结盟，更加肆无忌惮了。《春秋》中鲁国内大夫特别与外国诸侯结盟的有五次：郪丘、赤棘、拔、句绎，都记载为“及”，只有祲祥记载为“会”。与齐国结盟，与晋国结盟，鲁国的急切心情可以知晓。在拔地结盟，是因为定公的君位尚未稳固，如同晋国见到郤氏，所以在邾国修好；在句绎结盟，是因为两位卿大夫夺取了邾国的田地，又胁迫邾子结盟。所以这四次结盟都是鲁国的意愿。祲祥是对外结盟，还算是比这好一些。家氏说：中古以后，诸侯的大夫大多私自与霸国结交，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宋国的华氏，都与晋国结交。不仅与其君主外交，还用贿赂结交其大夫，所以君主常被霸国疏远，臣子反而挟持霸国的援助来胁迫控制其君主，动乱灭亡由此开始。所以《春秋》深刻警示人臣私自外交的戒律。）

秋，周定王的军队在茅戎战败。（《公羊传》《谷梁传》作“贸戎”。《左传》记载：晋侯派瑕嘉去王都平定戎人，单襄公到晋国拜谢成功，刘康公侦察戎人，打算趁机讨伐他们，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这必定失败。背弃盟约不吉祥，欺骗大国不义，神和人都不帮助，将凭什么取胜？”不听，于是讨伐茅戎，在徐吾氏战败。《公羊传》说：“谁打败了王师？茅戎打败了王师。那么为什么不说是茅戎打败了王师？王者无敌，没有人敢抵挡。”《谷梁传》说：“不记载‘战’，是因为没有人敢抵挡。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人讳败不讳敌，这是尊尊亲亲的道义。”杜预说：“茅戎，是戎人的别种。”）

程氏说：王师对于诸侯不记载“败”，因为诸侯不可以抵挡王师；对于外域不记载“战”，因为外域不能抗拒王师。（杜预说：不记载“战”，是因为王者至尊，天下没有人敢与他较量，所以用自败来表述，不记载败战之地而记载茅戎，表明是被茅戎打败。啖氏说：王师不记载“战”，是因为无敌；记载“败”就只写“败”而已，因为人臣没有抵挡君主的道义。）不可抵挡，不能抗拒，这是常理；那些抵挡、抗拒的，是王道衰失的表现。（以上并见程子传）桓王讨伐郑国，兵败身受创伤，但经文不记载“败”，是为了保存君臣的道义，确立天下的界限。刘康公邀击戎人讨伐他们，在徐吾氏战败，但经文不记载“战”，是为了辨别内外之分，确立中原的界限。（孙氏说：定王平庸昏暗，没有宣王的功业，王师被茅戎打败，这是极大的恶事，所以只记载自败，以此来保存周王室。）这些都是圣人笔削的结果，不是鲁国史官的原文。然而记载在经书中的，虽然以尊崇君父、排斥茅戎为义，但君父之所以尊贵，僭窃者之所以臣服，是有道理的。桓王不因为讨伐贼寇而兴师，却急于讨伐郑国；康公不因为敦厚诚信而治国，却轻率地邀击戎人，这是失去了统治天下、抵御四方外族的道理。记载“在茅戎战败”，意思是自取败亡，其自我反省也到了极点。（陆氏说：王者对于天下，覆盖它如同天，包容它如同地，如果有不臣服的臣子，就告谕他，训诲他，如果仍然不听从，就增进修养自己的德行而问他的罪，所以说王者的军队只有征伐没有战争。如今王师与夷狄为敌，这是取败之道，不是戎人所能打败的，所以用自败来表述，以此来深刻讥讽周王。薛氏说：不说是茅戎打败了王师，也是因为王者在天下无敌。无敌却被戎人打败，所以用自败来表述。刘氏说：不记载“战”而记载“败”，这是王者的术数，认为天下没有人敢抗拒，所以不可以说“战”；而有天下的人一旦失去道义，那么人就能夺取他的地位，所以不耻于说“败”，因此王者修

译此后就不再责备别人了。常山刘氏说：君王不能用道义去征讨四方蛮夷，反而招致戎狄从而招来失败，这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圣人制定法则以垂范后世，史书只记载“王师在茅戎战败”，那么尊奉王权的道义、君王自取失败的原因以及诸侯不尽力辅佐王室的道义，全都得以显现了。陈氏说：交战之后才说战败，如果不交战为何记载战败，这是说自取失败。凡是君王有失误，批评不在诸侯；诸侯有失误，批评不在臣子。比如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郑国抛弃其军队，都是用自取失败的措辞来记载。即使有敌国，也是自取灭亡。梁国灭亡，齐人在遂地被歼灭；王师在茅戎战败，都没有提及敌国的措辞。我按：桓王在繻葛交战，避讳不记载战败；而这里不避讳战败，是因为茅戎不在周朝正朔管辖之下，可以说战败。而天子对诸侯不可以说战败，这是用来区分内外界限的。桓王不记载战败，而刘康公说战败，又是用来端正君臣界限的。○啖氏说：《公羊传》《谷梁传》说“晋国打败了王师”，如果晋国打败王师却改称为“茅戎”，这是掩盖恶行，怎么能够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

译冬季十月。

【壬申，周定王八年】鲁成公二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卫穆公十一年卒，蔡景侯三年，郑襄公十六年，曹宣公六年，陈成公十年，桓公四十八年，宋文公二十二年卒，秦桓公十六年，楚共王二年】春季，齐顷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左传》记载：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龙邑三天后攻下，接着向南入侵到达巢丘】。

起初，鲁国侍奉齐国非常恭敬，即使世代更替，聘问和防务往来也不曾断绝。等到鲁国与晋侯在断道结盟【宣公十七年】之后，双方的怨恨和隔阂才形成。又在赤棘再次结盟，之后齐国就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高氏说：鲁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而与晋国结盟，齐国于是依附楚国而攻打我国】。齐侯发动这次战争，是不义的。鲁国人进行鞌之战，难道就是义的吗？两方都说是愤兵【《汉书》作“忿兵”】，致力于互相报复，而彼此都没有善行，那么就不需要贬斥，罪过自然显现【家氏说：这是齐国与晋国争夺对鲁国的控制权。从前鲁宣公一心侍奉齐国，晋国无可奈何。如今鲁国人背离齐国而投靠晋国，早上在赤棘结盟，晚上齐军就到达，史书称“齐侯伐我”，这就是指明其人而加以贬斥。既然羞辱了晋国的使者，又对鲁国动武，那么他的志向在于与晋国为敌，喜好战争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这就是齐顷公啊】。

夏季四月丙戌日，卫穆公的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顷公的军队在新筑交战，卫军大败【《左传》记载：卫侯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领军队侵犯齐国，与齐军相遇，石稷想撤退，孙良夫不同意，在新筑交战。石成子说：“军队失败了。”孙良夫如果不稍作停留，众人恐怕会全部覆没。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桓子因此得以脱险。】杜氏说：“新筑，是郑国的土地。”

齐军侵略暴虐，却以卫国为主战方，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卫侯起初与晋国在断道结盟，又派世子臧与晋国一同攻打齐国，又派孙良夫、石稷率领军队侵犯齐国。等到与齐军相遇【大概是齐国攻打鲁国夺取龙邑，乘胜又想攻打卫国】，石稷想撤退，孙良夫不同意，说：“率领军队攻打别人，遇到敌军却撤退，将向国君如何交代？如果知道不能取胜，当初就不该出兵。如今既然已经相遇，不如交战。”于是在新筑交战。所以齐军虽然侵略暴虐，但这场战争以卫国为主战方。《春秋》善于化解纷争，推崇远离怨恨，厌恶兵刃相接，所以书法如此【张氏说：《易经》说“师左次无咎”，凡是交战而不能取胜的，圣人确立保全军队、爱护百姓的法度，以此来重视民命而保存国家体面。孙良夫不听从石稷的话，一定要进军交战，导致军队失败，几乎丧身辱国，这就是《春秋》归罪于孙良夫并让他主新筑之战的原因。陈氏说：卫国记载大夫率领军队，从此开始大夫势力强大。孙良夫世代为卿，到林父驱逐国君，进入戚邑叛乱，所以孔颖达不说“帅师”，一定是孙良夫之后才说“帅师”】。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景公的郤克、卫穆公的孙良夫、曹宣公的公子首，与齐顷公在鞌交战。齐军大败【郤音去逆，首，公羊传、谷梁传作“手”，鞌音安。《左传》记载：孙桓子从新筑撤退，不回国，于是前往晋国乞求援军；臧宣叔也前往晋国乞求援军，都归郤献子主管。晋侯答应提供七百辆战车，郤克请求八百辆，晋侯答应。郤克统领中军，士燮辅佐上军，栾书统领下军，韩厥担任司马，以救援鲁国、卫国。臧宣叔迎接晋军，并为他们向导；季文子率领军队防备。军队在莘地追上齐军，到达靡筓之下。齐侯派人请求交战，回答说：“晋国与鲁国、卫国是兄弟之邦，前来报告说：大国早晚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怨恨。寡君不忍心，派群臣向大国请求，能进不能退，国君没有辱没使命。”齐侯说：“大夫答应，是寡人的愿望。”军队在鞌列阵。齐侯说：“我姑且消灭这些军队，然后吃早饭。”不披甲胄就驱马冲锋。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上，没有停止击鼓的声音，说：“我病了。”张侯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我的旗鼓，怎么能因为生病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上铠甲拿起武器，本来就该赴死。病还没有到死的程度，您努力吧。”左手并拢缰绳，右手拿起鼓槌击鼓，马匹狂奔不能停止，军队跟随。齐军大败，追击三周华不注山。韩厥追赶齐侯，逢丑父与齐侯交换位置，将要到达华泉，骖马被树木绊住而停止。韩厥拿着马缰绳站在马前，捧着酒杯加上玉璧上前，说：“寡君派群臣为鲁国、卫国请求，说：不要让军队陷入国君的地下。下臣不幸，恰逢戎行，无处逃避隐藏，而且害怕奔逃躲避而辱没两国国君。下臣羞辱戎士，敢说不敏。”逢丑父让齐侯下车，到华泉取水，郑周父驾驭副车，宛茷担任车右，载着齐侯得以脱险。杜氏说：鞌，是齐国的土地。我认为现在属于东平路平阴县】。

大国拥有三军，次国拥有二军【《周礼·大司马》：凡是制定军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国虽然是大国，但四位卿都率领军队，这是四军啊。在当时，旧制尚存，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室的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公室的士兵。上卿季孙行父与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各率领一军防备交战，而臧孙许前往晋国乞求援军，又迎接晋军为他们向导，本来不率领军队，只是在晋鲁两军之间往来，参与谋划商议罢了。成公刚即位，主要防备国家危亡，因为季孙一怒，扫清境内兴师动众，而四位卿都出动，放纵他们的愤怒欲望【指愤怒于妇人嘲笑侮辱，贪取汶阳的田地】。即使成公身边没有人，也不顾惜。从此政令出自季氏了。将领称为元帅，省略其副属的称呼。

译这是《春秋》记载的体例。而四位卿大夫都被记载，难道仅仅是为了详细记录内部情况吗？“坚冰”的警戒也明显了。何氏说：鲁国列举四位大夫而不列举地位更重的人，是因为厌恶内部空虚，国家全力用于用兵，所以重点记录内部情况。通防司马懿说：《春秋》对于责任重大的人要求严格。诸葛武侯说：《春秋》责备主帅，臣子的职责应当如此，所以记载上客而不涉及副手，称元帅而不列出副将，这是《春秋》的体例。邲之战，三军的主将都在，却只记载林父，是因为责任在林父。这场战争并列记载四位卿大夫，不以季孙为主帅，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到公室卑弱，四位卿大夫擅自发号施令，各自掌握了鲁国的兵权吗？家氏说：鲁国各位卿大夫都率领军队，又可见昭公十年伐莒、哀公二年伐邾时，三家专擅兵权，丘甸卒乘全都为他们所有，国君孤立在上面，国家日益不可为，而《春秋》也就终结了。鞌之战是鲁国卿大夫擅权用兵的开端。

《春秋》的大体例，是被攻打的一方为主语，而这里以四个国家作为主语，是因为因为一笑的怨恨，残害百姓，毒害民众，几乎俘获了国君，而怒气还未平息，焚烧雍门的茅草，侵略的车队向东到达海边，所以以四个国家作为主语，作为愤怒用兵的重大警戒，在诸件事迹中显现，深切而明显。董子说：顷公是齐桓公的孙子，霸主的余业，即位九年未曾参与一次会盟之事，有怨恨鲁、卫的志向，攻打鲁国进入其北郊，攻打卫国在新筑打败他们，大国前往聘问，傲慢而不恭敬，晋、鲁都愤怒，联合四个国家的军队，在鞌大困齐军，俘获顷公，斩杀逢丑父，大大羞辱了齐国，自身几乎亡国，被天下嘲笑。齐氏说：鞌之战，齐国有必胜的气势，晋国有不可抵挡的态势，而齐国因骄傲轻敌而失败，晋国因必死之心而获胜。张氏说：兵法说争恨小故，不忍忿怒的，叫做忿兵。如今晋国作为盟主，兴师讨伐齐国，没有救乱诛罪的正当名义，而起于郤克一怒之愤，所以《春秋》不以齐国为主语，而是记载晋、鲁、卫、曹的大夫，以此表明志向吗？这场战争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不足称道。陈氏说：凡是统帅不是卿大夫就不记载，即使是卿大夫，不是元帅也不记载。记载鲁国四位卿大夫，是各自率领军队。自从文公、季年没有使介，到这时没有将佐，鲁国三家的势力形成了。曹国没有大夫，记载公子首，是为了确定鞌之战的赏功，于是有六卿征伐由大夫主导，不只是鲁国如此。以四个国家的臣子攻打齐国，国君的地位太卑微了。我按：齐桓公攻打卫国，与卫人作战，就先记载“伐”，而后记载“战”。这里不记载四个国家攻打齐国，是因为郤克志在发泄个人私愤，不能声讨齐顷公凌弱犯寡的罪过而讨伐他。然而齐国自从翟泉以来，不参与晋国的会盟超过四十年，而袁娄以后，直到悼公去世，历经三十多年，没有会盟不同步，没有战役不参与，也是因为鞌之战的失败，挫伤了齐国的气势而摧毁了其强盛。晋国世代称霸，联合诸侯对齐国用兵有三次。鞌之战，虽然能战胜齐国，但倚仗武力而不能以道义使其服从。只有平阴之役，联合十二个国家的国君，讨伐其凶横欺凌的恶行，所以《春秋》记载“围齐以予之”。至于夷仪之会，虽然说是以道义讨伐，但贪图利益，不能完成讨伐齐国的功业，所以《春秋》记载“同盟重立”来贬斥它。○啖氏说：《左传》说齐侯免除逢丑父的罪责，三次出三次入晋军，当时齐军大败，如果三次进入晋军必定会被俘获，这接近荒谬。赵氏说：《公羊传》说：“曹国没有大夫，记载公子首，是忧虑内部。”《谷梁传》说：“因为我国四位大夫在，列举尊贵者。”这尤其接近鄙陋，《春秋》难道偏袒内部而专门在外人身上区分轻重吗？

译秋季七月，齐顷公派国佐到晋军中去。己酉日，晋人与国佐在袁娄结盟。

齐国佐出使晋军，与楚国屈完前来，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在陉地之战时，记载为“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而在鞌地之战时，却记载为“及国佐盟于袁娄”。为什么呢？荆楚暴虐横行，欺凌中原各国。齐桓公秉持正义声讨罪过，出兵征讨，威势行于江汉之上，不必动武楚人便已顺服。记载“来盟于师”，是因为楚人自行顺服而求取盟约；记载“盟于召陵”，是因为桓公退兵以示礼节而与之结盟。在春秋时期，这算是善举了。至于袁娄之盟，则与此不同。齐国虽然侵扰虐待他国，但还不及荆楚那样暴虐。各国大夫怀着愤恨积怒，想要洗雪一笑之耻，以至于杀人遍野，并没有打击强暴、扶助弱小的本心。国佐出使晋军，是打算用贿赂来免除灾祸，并非真心顺服。晋国大夫又不以德行命令，要求齐国境内全部改为东西向的田垄，并以萧同叔子作为人质。萧同叔子是齐君的母亲，这样做就违背情理了。因此国佐不能接受，请求收集残余的灰烬，背靠城池借一战之力，拱手告辞离去。郤克让鲁国、卫国的大夫用国佐的话为他请求，等到追上国佐在袁娄才与他结盟。那么急切想要结盟的，是晋国，所以反过来说晋人追上国佐结盟。像这类记载，体现了判断曲直的准则。因此，制服敌人没有比秉持正义更好的了，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了，而强横有力者并不参与其中，这可以说是深刻显明了。

译在召陵结盟，齐国是有礼的。”齐军既然在鞌地战败，就派国佐前来缴纳贡币以求和解，晋国答应还是不答应呢？对于晋国的郤克来说，盟约事先并未确定，所以《春秋》记载为“如师”。晋国的道义既不足以使齐国心服，所以国佐直接离去。鲁、宋、卫、曹四国进兵追赶，追上了国佐，逼近齐国都城，在袁娄与之结盟。这是晋国既无道义又无礼数的表现。家氏说：“召陵之役，诸侯都在，兵力非常强大，而齐桓公却能以不战而使楚国屈服，退兵后以礼与之结盟。鞌之战，郤克已经打败齐军，穷尽兵力的极限，到达袁娄，距离齐国都城五十里，进兵将要到达其城下而强迫与之结盟。退兵后结盟，是以礼结盟；进逼而结盟，是以力结盟。《春秋》记载‘来盟’与‘及盟’，一字之间的褒贬，深刻而明显。”我按：齐桓公末年，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征伐之事由大夫发起，但未曾有防盟之事。晋文公末年，翟泉之盟，以诸侯的大夫与王子虎结盟，礼乐之事由大夫发起，但这并非征伐。如今鲁国以四位卿帅师，防备霸国的大夫以及卫、曹的卿大夫，在鞌地打败齐侯，又在袁娄与齐国大夫国佐结盟，而礼乐征伐都由大夫发起了。此后晋悼公以复兴霸业的贤能，首先以诸侯的大夫围困彭城、修筑虎牢城，与陈国、袁侨结盟，征伐与防盟之事全部交给大夫。而在萧鱼之盟之后，凡是军事行动都由大夫负责。翟泉之盟的大夫被贬称为“人”，这是因为不胜贬斥则从同，是从同啊。○刘氏说：“《公羊传》说：‘君主不派遣大夫出使，这里却派遣大夫出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不对的。两国治理军事，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不接受，其权力重大且专断可知。派遣出使有什么妨害？诸侯在棐林防备晋军，可以说‘晋师’，不可以说‘赵盾’，这里说‘晋师’就足够了，为什么说是不派遣大夫呢？”

译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文公在位二十二年，儿子宋固继位，这就是共公。庚寅日，卫侯速去世。速公在《春秋》中写作遫，穆公在位十一年，儿子卫臧继位，这就是定公。

夺取汶阳的田地。汶，音问。《左传》记载，让齐国人归还我们汶阳的田地；《公羊传》问：汶阳的田地是什么？是鞌之战的贿赂品。杜氏说：汶阳的田地，是汶水北岸的土地，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西部，流入济水。张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有汶乡县，颜师古注解说就是汶阳的田地，现在兖州泗水县东南有汶阳故城。我按：现在属于济宁路，大概不止一个城邑。

汶阳的田地本来是鲁国的田地。僖公、元公曾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成公八年季文子说：汶阳的田地，是我们国家的旧地。孙氏说：汶阳是鲁国的土地，齐国人侵占了它，现在又夺回来。不说是从齐国夺取，说明本来就不是齐国的土地。

“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称呼，不说是“复”（恢复）而说是“取”，为什么呢？倚仗大国的兵力，一次战胜齐国，得到了原来的疆土，却没有向天王请示以确立疆界，那么夺取它就不符合正道，与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有什么不同呢？（详见隐公四年）

既然这样，那应该怎么办呢？考察建国时的土地图，如果在封域之中，那就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疆界世代守护，不可扰乱；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侵略小国得到的（侵略小国如灭项、取根牟之类）。《春秋》本来就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意义，一定有处理的方法。鲁国在战国时期，方圆五百里，而孟氏对慎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还是在被增加之列？（朱子注：鲁国土地广大，都是吞并小国得到的，有王者兴起就必然在被削减之列了。）《春秋》对于恢复原来的田地而记载为“取”，其中的损益也可以知道了。（家氏说：取汶阳田与取济西田事情相同，所以书法没有不同。大概济西本来是鲁国的田地，被曹国侵占，晋国人夺取后归还给鲁国；汶阳也是鲁国的田地，被齐国侵占，晋国人命令归还给鲁国，都是鲁国侵略扩张的疆土，现在得以归还，《春秋》不认为是“归”而认为是“取”，是因为依靠霸国的力量得到的。霸国又不禀承王命来划分疆界，而擅自决定给予或剥夺，所以记载为“取”。如果这块田地不是鲁国的旧疆，必定是齐国的，就不会直接写“取汶阳田”了。石氏说：国内夺取外邑都叫“取”，如取邰、取防、取訾娄；国外归还鲁地都叫“归”，如济西、阴及讙阐、汶阳田，是鲁国的土地，齐国人归还给我们，应当说“归”，现在却说“取”，大概是依靠晋国的力量夺取的。“归”是齐国的意愿；“取”是鲁国的行为，并非齐国的本意。后来齐国又侍奉晋国，所以八年派韩穿来，说把田地归还给齐国。然而这一年齐国归还我们的田地，记载为“取”；八年齐国夺取我们的田地，却记载为“归”。这是因为夺取来自晋国，归还也来自晋国，以此显示鲁国的命运受制于晋国。所以虽然是我们的田地，却不能安然拥有，就像寄放的一样。所以齐国归还我们的田地，记载为“取”，就像从外部夺取一样；齐国夺取我们的田地，记载为“归”，就像齐国所有的一样。我按：赵氏说，凡靠武力得到的叫“取”。齐国归还汶阳而称“取”，是说借助晋国的力量恢复它，得到它很艰难。《谷梁传》说：“归”是容易的辞令。齐国夺取汶阳而称“归”，是说奉晋国的命令返还它，失去它很容易。）

冬天，楚国（共王）的军队、郑国（襄公）的军队侵犯卫国。《左传》记载：宣公派使者到楚国请求出兵，想要用来讨伐齐国。庄王去世，楚国军队没有出动。不久使用了晋国的军队，鲁公即位，在晋国接受盟约，会同晋国讨伐齐国。卫国人没有派使者到楚国，也在晋国接受了盟约。所以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之战，来救援齐国。将要起兵时，子重说：“国君年轻，群臣不如先大夫，军队众多才可以。”于是出动全部军队，王卒全部出发。楚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在蜀地侵犯我们的军队。高氏说：“郑国作为中原国家跟随夷狄，首先讨伐卫国，这是把丧事交给强盗，攻击自己的亲戚，罪过不可胜诛。”把郑国列在下面，是为了深罪郑国。

十一月，鲁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共王）的公子婴齐。楚国史书：公子从婴齐开始记载。《左传》记载：楚国侵犯到阳桥，孟孙请求前往，用一百名砍柴、一百名缝纫、一百名纺织的人作为贿赂。公衡作为人质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谷梁传》说：楚国没有大夫，这里说公子，为什么呢？婴齐傲慢。杜氏说：蜀，是鲁国的土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我按：现在东昌路博平县。

根据《左传》，鲁国、卫国在晋国接受盟约，跟随讨伐齐国，所以楚国发动阳桥之战，令尹子重说：“军队众多才可以。”于是王卒全部出发，两国称“师”，显示其人数众多（隐公五年入郕传称“师”，记录其使用众多兵力而立义不同，有显示其暴虐而称“师”的）。侵犯卫国就记载，“在蜀地侵犯我们的军队”，致送贿赂、交纳人质，淹没而不记载，不是避讳（杜氏说：鲁公贿赂他们而退兵，所以不记载侵犯）。记载重要的事（见《公羊传》庄公十年），没有比中原诸侯降低身份、失去班列，下与荆楚的大夫相会更重要的了。（家氏说：晋国率领鲁国、卫国大举讨伐齐国，可以说有德行，车轮还没停息，就急忙进行这次行动，记载鲁公防备楚国公子婴齐，显示他跟随楚国的罪过，以国君的身份屈从于楚国的公子，是鲁国的耻辱。《春秋》责备得很深，不再为他避讳。自从楚国人僭越称王，他的公子也僭越称王子很久了，现在记载楚国公子，是《春秋》纠正他。我按：庄公二十八年传称王孙游、

译王孙喜，在《文元年传》中被称为王子职，由此可知，婴齐不被记载为“王子”，乃是孔子所更改的。】季孙行父作为国家上卿，应当使他的君主尊贵荣耀，使百姓免于被侵凌的祸患，然而却危辱到这种地步，这完全是由于他放纵愤恨嫉妒【之防反】，肆意其邪恶之心，而不知道用礼来制约它【《尚书·仲虺之诰》说用礼来制约心】。《尚书》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见《尚书·君陈》】。”克制愤怒、堵塞欲望，是修养品德的方法【《易经》损卦大象辞：君子以此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大传》说这是修养品德】。不嫉妒、不贪求【《诗经·雄雉篇》】，是行为的美好【朱熹说：如果能不嫉妒害人、不贪求，那么还有什么不善的呢？】。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少责备别人，是远离怨恨的方法。季孙不能克制愤恨嫉妒，以致羞辱波及到君主和父亲，不也很痛心【七感反，《说文》：痛也】吗？所以《春秋》是史书之外关于心性的重要典籍，考察其中的行事深刻显著，借此反省自身，也就知道警戒了【临川吴氏说：楚国采用子重的计谋，以救援齐国为名，对鲁、衞两国用兵，鲁国纳贡求和，又与各诸侯约定盟誓，鲁公先前往会见婴齐，不隐去婴齐的氏名，是想显示他挟持众诸侯威逼鲁国，以臣下对抗君主。陈氏说：凡是我们的君主与诸侯会盟，则有大夫可以称其大夫，所以在洮地记载莒庆，在向北记载衞甯速，如果没有诸侯，就不让大夫与我们的君主对等，所以莒国没有大夫就称“莒人”，齐国有大夫，就说：“齐大夫及高傒盟，及处父盟。”开始让大夫与我们的君主对等了，都不记载。鲁公以此作为对齐、晋的讥讽，那么就隐讳鲁公了。这里说“鲁公会楚公子婴齐”，是鲁公自己与婴齐平起平坐。在楚国盂地的会盟，鲁公落后于诸侯；至于楚国围宋，鲁公也落后于诸侯到达鲁国，还是重视跟随楚国。鲁公与婴齐平起平坐，楚国有什么可讥讽的呢？不足以替鲁公隐讳罢了。因此自从屈完以来，楚国大夫没有氏族，而记载“公子”，从婴齐开始。我按：鲁公与外国臣子特意会盟，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这一次记载，所以详细记录楚国大夫的氏名以显示贬斥。齐国的盟会，鲁公不记载，而楚国记载，是隐讳他跟随夷狄的过失。蜀地的会盟，鲁公不隐讳，而楚国大夫记载氏名，是彰显他跟随夷狄的耻辱。会盟不记载“公子婴齐”，则容易与楚子混淆，贬称“人”而不显示望国之君，下等同于楚国大夫。盟会不记载，楚国人将恐怕天下后世认为荆蛮的臣子可以主持中原的会盟而没有恶名，而中原诸侯的卿大夫又可以云合景从以服属于荆蛮的臣子而没有贬斥。齐国的盟会，《春秋》尚且不忍心记载；蜀地的会盟，《春秋》无法隐讳，就详细记录而通过文字表达意思罢了】

译丙申日，鲁公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的人、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国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左传》记载：鲁公与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以及齐国的大夫在蜀地结盟。卿大夫的名字没有记载，是因为这是匮乏之盟。当时诸侯畏惧晋国，却偷偷与楚国结盟，所以称为匮乏之盟。蔡侯、许男没有记载，是因为他们乘坐楚国的车，这叫做丧失地位。《公羊传》说：这是公子婴齐，为什么称他为“人”？是为了贬低他一次罢了。《程子传》说：楚国强大，欺凌中原各国，诸侯如果能巩固边防，结交邻国友好，难道有不能自存的道理吗？现在却因恐惧而服从，与楚国结盟，所以都称他们为“人”，以显示他们的衰弱，责备诸侯，那么鲁国的情况也就可知了。杜氏说：齐国排在郑国之下，不是卿大夫。

结盟时，鲁国参与（音预，下文的“与盟”同义）必定先写“公”，这是尊重内国；其次写主盟者，这是众人所推举的。这里写“公及楚人”，就知道主盟者是楚国。李氏集义说：此前楚国与中原各国结盟，都排在各国之下；这里排在各国之上，是想显示楚国主盟。我按：写“及”，则是内国为主，而不是楚国主盟。然而鲁国衰弱已久，怎能主盟各国呢？此前僖公二十一年在薄地结盟，二十七年在宋地结盟，都写“公防诸侯”，不以楚国为主盟。这里写“公及”，也不是以楚国为主盟的说法。将楚国排在十国之上，而写“及”，是正其名而不没其实际。公子婴齐、秦右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去疾，都是各国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们为“人”？楚国僭越称王，春秋贬斥它，不列入中国。晋国虽然不强，还主持华夏的盟会。诸侯如果能任用仁贤，修明政事，巩固边防，结交邻好，同心择义，坚定侍奉晋室，荆楚虽然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现在却向西服从并与之结盟，不也是耻辱吗？召陵、城濮的战事，旧案可以查考。现在却顺从楚国，也是不善选择。经文中鲁君结盟，如果不信则避讳公而不写（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如果不臣服则避讳公而不写（僖公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如果抛弃中国而从域外则避讳公而不写（盟于齐）。蜀地的盟会，抛弃晋国而从楚国，写公不避讳，为什么呢？事情相同而已经贬斥，就跟随相同的写法（《公羊传》庄公四年：不可胜讥，所以将讥一次而已，其余跟随相同的写法），这是正始的意义。跟随荆楚而结盟，已经在僖公十九年齐地的盟会上避讳公了，所以在这里不避讳而称各国的大夫为“人”，以显示意图。我按：贬斥各国的大夫而称“人”，也是为了尊公。春秋盟会中写“人”的共有四次：盟于齐、盟于蜀，贬斥从夷；盟于翟泉，讥讽慢待王室；防于澶渊，刺责不讨贼。其所以贵内贱外、尊君父、讨乱贼的意思深切了。临川吴氏说：婴齐在这次盟会降称“人”，而此前防会称氏名，是想显示楚人就是公子婴齐。蔡、许的君主不写，是因为他们作为楚国的车左、车右，降在臣列，同于楚臣。刘氏说：盟于蜀的是婴齐，他以力为功，薄于义而陋于礼，与郤克一样。郤克不得称诸侯的大夫，所以婴齐也不能以其名通，这是文异而意等。项氏说：“蜀之盟与棐林之师，都是难以言说的事。棐林之师，难以让赵盾率领诸侯，所以先写赵盾的出师，而后写诸侯的防会。晋师，蜀之盟，难以让婴齐主盟中国，所以先写婴齐的防会，而后写诸侯的防会者，是盟。”苏氏说：“楚国自从城濮之败，不竞于晋。庄王虽然入陈，围郑及宋，而未尝合诸侯。及蜀之盟，诸侯从之者十一国，晋不敢争。然而其盟十一国也，诸侯犹畏晋而窃与之盟。其后四十三年，晋赵武、楚屈建合诸侯于宋，然后晋楚之从得交相见。又八年，灵王求诸侯于晋，晋人许之，然后诸侯悉从楚。实蜀之盟啓之也。”○刘氏说：“谷梁云：‘防与盟同月，则地防不地盟；不同月，则地防地盟。’此其地防地盟，何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防时一国，盟时十一国，此乃两防也，各自书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癸定王十酉九年】三年【晋景十二齐顷十一衞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郑襄十七曹宣七陈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泰桓十七楚共三】春，王正月，公防晋侯【景】宋公【共】衞侯【定】曹伯【宣】伐郑【襄】

按左氏，诸侯伐郑是讨伐邲【音弼】之役，于是向东侵犯郑国，公子偃率领军队抵御，在鄤【芒袁反】设伏兵，在丘舆【杜氏曰：鄤、丘舆皆郑地，晋偏军爲郑所败】打败他们。讨伐邲之役，则是报复怨恨〇【子小反】民非观衅也【宣十二用师观衅而动】遂东侵，则

译秘密出兵侵犯边境，并非依据军法【《易经》说：军队出动要依据军法】，反而将其击败，这就完全依靠欺诈谋略，不是堂堂正正的胜利【李靖《卫公问对》说：兵法要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变】。衡量【“度”读作“待洛反”】双方，都没有可取之处，所以略去不记载胜负，只记载防备。晋侯称爵位而记载“伐”，为什么呢？起初发动这次战役，一定是因为郑国跟随楚国，依附南方蛮夷扰乱中原【依据郑国跟随楚国侵犯卫国】，那么盟主就有理由讨伐了【高氏说：去年冬天的战役，郑国为楚国向导，而宋、鲁、卫、曹虽然在蜀地结盟，仍然不敢背叛晋国，所以解散盟约并随即防备晋国讨伐郑国。郑国的罪责应当讨伐，所以《春秋》更正各国的爵位以示大义】。郑国在丘舆击败晋国的游兵，派皇戌到楚国献捷，直到郑襄公去世，郑国不再跟随晋国了【家氏说：讨伐郑国是为了削弱楚国的党羽，是为了尊崇中原。鲁、宋、卫离开强盛的楚国而跟随衰弱的晋国，去讨伐有罪的郑国，这是《春秋》所嘉许的。之前的盟会有十一个国家，大夫一律以“人”记载，是为了抑制狂妄的楚国。这次四个国家仅仅跟随而记载爵位，将晋国排在首位，是为了保存晋国的霸权。可见《春秋》权衡褒贬的严厉，其轻重不容稍有假借】。宋、卫国君尚未安葬，为什么称爵位？违背【“背”读作“音佩”】丧礼越过边境，以吉礼参与军事行动【杜氏说：宋、卫国君尚未安葬却称爵位以接待邻国，是不合礼的。范氏说：将自己等同于正式君主，所以记载公侯以讥讽他们。家氏说：《春秋》赞许宋、卫防备晋国讨伐郑国，但不赞许他们纯粹以吉礼从事军事。○我按：《左传》说郑国皇戌到楚国献捷，那么“覆”、“败”都是指郑国而言，不是诸侯击败郑国。经文记载“伐”而不记载“败”，是为了尊崇中原】

译辛亥日，安葬卫穆公。【穆公一作缪公，高氏说：这显示出卫侯背着灵柩出兵，不亲临先君的丧礼。王氏说：六月才安葬，不合礼制。】

二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临川吴氏说：虽然没过多久，但讨伐郑国没有功劳，也是因处境危险而致意。】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公羊传》说：新宫是宣公的宫室。为什么记载火灾？程子说：不叫宣宫，是因为神主还没有迁入。】庙宇发生火灾而哭泣，是符合礼制的。符合礼制的事是常事，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缑氏刘绚说：新宫就是宣宫。不叫宣宫，是因为神主还没有迁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丹楹刻桷都称为桓宫，这里不称谥号，所以知道神主尚未迁入。宫室建成而神主未入，遭遇火灾而哭泣，有什么礼制依据呢？宣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八月了，迁主迟缓，可以知道了。说火灾，不恭敬导致的，也就显而易见了。这个说法依据经文最为恰当。有人说：礼制说，如果烧了先人的居室，就哭三天。新宫将要安放神主，虽然神主未迁而哭泣，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先人的居室，曾经在那里休息，在那里饮食，在那里会见族人，那些居处笑语的地方，都可以想象得到。事奉死者像事奉生者一样，所以有焚烧居室就哭泣的礼制。神主未迁而哭泣，在人情上有什么依据呢？高氏说：君子由此知道有天道。宣公弑君篡位，生前不能诛杀，死后才立庙，随即遭遇火灾，《春秋》记载此事，显示有天道，所以谨慎地记下了日期。

愚按：《公羊传》认为不说宣宫，是不忍心说；《谷梁传》认为迫近不敢称谥号。那么庄公时代为什么称桓宫呢？

乙亥日，安葬宋文公。

按照《左传》，文公去世，开始厚葬，使用蜃炭，增加车马，开始用人殉葬，加重器物配备，外棺有四阿，内棺有翰桧。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不臣服。考察经文，没有证据显示其厚葬。计算安葬的月份，就确实如此了。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一个月，依次递减，快慢是礼制的节制，不可混乱。文公去世，国家安定，外无危难，为什么越礼超时，等到七月才完成丧事呢？所以知道华元、乐举让君主陷于恶行而增加其奢侈，无疑了。礼制的厚薄，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宋公在殡期间离开灵次出境，从事军事行动，哀戚之情忘记了，反而想厚葬其君亲，这不是对死者不忍，只是想要夸耀淫侈，是无知之人罢了。世道衰微，礼法已经败坏，无法制约其奢侈之心。到了秦汉之间，穷尽民力来侍奉陵墓，其祸害有不可胜言的。《春秋》据事直书，而其过失自现，此类是也。岂不为永戒哉？

夏天，鲁公前往晋国。《左传》说：拜谢汶阳之田。张氏说：汶阳之田，特别记载为“取”，足以见疆埸之令不出于王了。现在为了取田而前往霸国拜谢恩赐，晋国安然接受，而八年又派韩穿来说汶阳之田归还给齐国，足见私情之纳侮于晋了。愚按：僖公取济西田，而派公子遂如晋拜谢恩赐，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汶阳而躬朝于晋乎？济西、汶阳，鲁之故田也。以为霸国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见鲁之不振也。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左传》说：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郑子良讨伐许国。张氏说：晋国正怒郑国不服其为国忧，未有底止也，乃怒许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动大众以伐之，见其兴兵之不度德量力也。高氏说：疲命于晋、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恶郑也。

鲁公从晋国回来。

宣公去世，到现在三年之丧毕矣，宜入朝京师，见天子，受王命，然后归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阳田之故，而往朝于晋，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作也。公行多不致其书，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译除去丧期后前往朝见大国，是用侍奉天子的礼仪来侍奉大国。宣公倚仗强大的齐国作为外援，弑杀国君、篡夺政权，凡是能够谄媚齐国以求得欢心的事情，没有不做的。没除去丧期就去防邑，除去丧期后就前往朝见。如今成公向晋国借取援助，沿袭宣公的旧例，他无视天子的罪过实在太大了。史书用“如”字记载，就像用“至”字记载一样，都是为了讥讽。我按：成公这一经文中，这一年前往晋国，第二年再次前往晋国，十年又前往晋国，十八年又前往晋国，超过了侍奉天子的礼仪。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诸侯只知道有霸主，却不知道有天子，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异常罢了。《春秋》无不记载“至”字，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译秋季，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邑。《公羊传》说：棘是什么地方？是汶阳地区不服从的城邑。经文说包围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棘邑不听从命令。杜预说：棘是汶阳田地的城邑，在济北蛇丘县。张氏说：即今兖州龚丘县。我按：现在属于济南路章丘县。

根据《左传》，鲁国夺取了汶阳的田地，〇因为棘邑不服从，所以包围它。【赵氏说：凡是国内自己包围的，都是叛乱的城邑】恢复旧有的土地，但百姓不听从，以至于任命上将【去声】动用大军，环绕城邑攻打它，为什么呢？鲁国在这个时候，刚开始实行“初税亩”，制作“丘甲”，赋税和劳役日益加重。〇虽然恢复了旧有的国土，但百姓不愿意做鲁国的臣民，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鲁成公不知道减轻赋税和劳役，修明德政，来招抚百姓，反而肆意使用武力，即使得到了棘邑，也一定会失去它。【何氏说：不先用文德来招抚，却直接用军队包围，想要与包围外邑同罪；刘氏说：不考察自己失去民心的原因，却怨恨别人不服从自己，这是强国的行为，像五霸那样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王道】

举行大雩祭【成公时期举行大雩祭有两次，意义见桓公五年】○晋【景公】郤克、卫【定公】孙良夫攻打廧咎如【廧音良，《公羊传》作将，《谷梁传》作墙，咎音羔。《左传》：晋郤克、卫孙良夫攻打廧咎如，讨伐赤狄的残余势力。廧咎如溃败，是因为上面失去了民心。杜预说：廧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通旨：经文不记载廧咎如溃败，是因为晋国经常灭掉赤狄的潞氏、甲氏及畱吁，其余党散入廧咎如，晋国又想彻底消灭他们，这不是仁人的心意。段纪明请求灭掉羌族，羌族虽然灭了，汉朝也灭亡了，后世难道曾经断绝过羌患吗？廧咎如溃败，削去而不记载，圣人的情意就显现了。只要不让他们侵扰华夏，也就停止了。家氏说：郤克和孙良夫在鞌之战得志，不知道自我克制，又做这件事，《春秋》记载它，是谴责善于作战。楚国正践踏中原，晋国人不致力于修明霸业，图谋远大重要的事情，既灭了潞氏，又灭了畱吁，还觉得不痛快，又兴起这次战役，这是逐利的军队，《春秋》厌恶它，屡次记载都是为了贬斥。杜预说：《左传》有“廧咎如溃”四个字，认为经文缺失，这是不对的。《春秋》讥讽晋国人用兵不知止息，难道是因为狄人失去民心而讥讽吗？】○冬季十一个月，晋侯【景公】派荀庚来聘问【晋国开始聘问】，卫侯【定公】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鲁成公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聘问并且随即结盟，是从这时开始的。《左传》：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并且寻求结盟；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并且寻求结盟。鲁成公问臧宣叔说：“中行伯在晋国，他的地位是第三；孙子在卫国，地位是上卿。应该先与谁结盟？”回答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上下关系如此，是古代的制度。卫国在晋国面前，不能算作次国；晋国是盟主，大概应该先与晋国结盟。”丙午日与晋国结盟，丁未日与卫国结盟。《公羊传》：聘问而说结盟，是寻求旧盟。《谷梁传》：记载日期，是因为国君亲自参与。来聘问而要求结盟，不说“及”，是因为把国家交给他；不说具体的人，也是因为把国家交给他；不说“求”，是因为双方都愿意】

刘敞说：“诸侯之间有聘问没有结盟，聘问是礼制，结盟不是礼制。荀庚和孙良夫不致力于引导他们的国君走正道，而是擅自行事专断【《公羊传》：于是生事。注：专断事务的言辞】，这是非礼的，不诚信，违背先王的典章，所以不连属国家以显示【音现，下同】他们擅自行事的耻辱，这不是人臣应有的操守【去声○本意林】。这种说法是对的。经文说‘及’，是国君与他们结盟，而不说国君，是因为两位卿大夫的傲慢。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在厌恶之中，又有更厌恶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孙氏说：这是成公与荀庚、孙良夫结盟。不记载成公，是因为这两个人傲慢。这两个人来聘问，不能用诚信相亲，反而胁迫成公结盟，这不是傲慢是什么？所以说聘问、说结盟，以此来厌恶他们。我按：因聘问而随即结盟的有五次，这一年是荀庚、孙良夫，十一年是晋国的郤犨，襄公七年是卫国的孙林父，十五年宋国的向戌，就是这样。经文说‘派来聘问’，那就是他们的国君派来聘问罢了。以人臣的身份专断，以胁迫结盟，所以都记载日期来贬斥他们】

郑国【襄公】攻打许国。

【甲定王二年，戌十年】四年【晋景公十三年，齐顷公十二年，卫定公二年，蔡景公五年，郑襄公十八年去世，曹宣公八年，陈成公十二年，杞桓公五十年，宋共公二年，秦桓公十八年，楚共王四年】春季，宋公【共公】派华元来聘问【华音户化反。《左传》：通好嗣君。杜预说：共公刚即位，所以这样。王氏说：宋国进入《春秋》以来，未曾聘问鲁国，文公十一年公子遂虽然去了，但宋国没有回报。华元来聘问，大概是替共公谋划婚姻，张本呢？临川吴氏说：晋、卫三国相继来聘问，以三年春季共同会师攻打郑国，交结和好。】○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坚公，《释文》作臤，襄公，在位十八年，儿子费继位，这就是悼公】○〇伯【桓公】来朝见【《左传》：因为归还叔姬的缘故。杜预说：将要送出叔姬，先修朝见之礼，说明原因】○夏季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文仲的儿子，宣叔，儿子纥继任为大夫，这就是武仲】○鲁成公前往晋国【景公。《左传》：晋侯接见成公，不恭敬。季文子说：晋侯必定不能免于祸患。张氏说：晋景公战胜齐国而骄傲。高氏说：成公连年去晋国，是因为曾经依附楚国。我按：成公连年朝见晋国，却遭受取敖忽的侮辱，难道不是礼仪越繁琐而自身越卑微，只是自我屈辱而已吗？】○安葬郑襄公【丧事未满五个月就安葬，太快了，太不怀念了】○秋季，成公从晋国回来【《左传》：成公从晋国回来，想要寻求与楚国和好而背叛晋国。季文子说：不

译晋国虽然无道，但国内大臣和睦，且离我国很近，诸侯都听从它，不可以对它怀有二心。史佚的志向中有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一定不同。”楚国虽然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会爱护我们吗？鲁成公于是作罢。家氏说：鲁成公内心没有主见，真是严重啊！他随着局势变化而屡次改变立场。起初与晋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从而取得了鞌之战的胜利，认为应当与晋国和睦相处。没过几天，却率先率领诸侯在楚国接受盟约，还庆幸晋国没有来讨伐。去年去晋国，今年又去晋国，这正是为了补救之前背弃盟约的过错。一旦不被晋国以礼相待，又将背叛晋国而依附夷狄。《春秋》对于鲁成公从楚国转向晋国的行为，都详细记载以贬斥他。

○ 冬季，修筑郓城。杜氏说：鲁成公想要背叛晋国，所以修筑城池作为防备。任公辅说：郓是鲁国的西部城邑，在廪丘以东，有郓城，即西郓。张氏说：即现在济南府郓城县。家氏说：郓有三个，莒国的别邑也叫郓，九年楚人入侵的郓就是那个。鲁国自有两个郓，文公十二年修筑的诸和郓，这是东郓，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成公十六年，鲁成公在郓地等待，这是西郓，就是现在修筑的这个。《春秋》讥讽鲁国人不安分守己，轻易役使民力。郓城虽然修筑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 郑悼公讨伐许灵公。《左传》记载：郑国公孙申率领军队划定许国的田界，许国人在展陂打败了他们。郑悼公讨伐许国，夺取了鉏、任、泠、敦的田地。程子传称：郑悼公看到许灵公不为父亲服丧，便以吉礼率领军队出征。

译在此之前，郑襄公讨伐许国，已经将其视为狄人（夷狄）了。如今郑悼公又讨伐许国，却恢复称其爵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丧期未满一年，就按照吉礼参与军事行动，这是忘记了亲人。称其爵位，并非美言，是为了彰显他的恶行。【何休说：丧期未满一年，国君称伯，是因为乐于成就君位，亲自讨伐许国，所以顺从他的心意，来彰显他的恶行。家谟说：父亲所做的，合乎道义，继承下来就是孝；父亲倚仗夷狄和楚国的援助，欺凌暴虐小国，每年两次用兵，他的儿子继承君位却不能改正，这就叫做助长恶行，怎么能算是孝呢？不称子而称爵，是在名教上断绝他】

【乙定王二十亥一年去世】五年【晋景公十四年，齐顷公十三年，卫定公三年，蔡景侯六年，郑悼公费元年，曹宣公九年，陈成公十三年，杞桓公五十一年，宋共公三年，秦桓公十九年，楚共王五年】春天，周王正月，杞国的叔姬回来归国。【《谷梁传》说：妇女的道义，出嫁叫归，返回叫来归。杜预说：是被休弃】

先前记载杞伯来朝见，左氏认为是为了迎回叔姬【叔姬最初出嫁，没有记载在经文中，与郯国的伯姬一样，婚姻合乎礼制的常事不记载】。这次记载杞叔姬来归，就是被休弃了。【家谟说：这与违背道义而被休弃的不同，一定是叔姬自己在杞国不安，或者因为疾病请求回国，不是杞国断绝了她，所以《春秋》记载她逆丧归葬，没有贬斥的言辞。临川吴氏说：僖公三十一年，杞伯姬为她的儿子求娶媳妇，僖公把次女叔姬嫁给她，成为杞桓公的夫人，到现在四十四年，夫妻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而叔姬才被休弃回国，怀疑是叔姬没有儿子。桓公另有妾生的儿子作为太子，叔姬心中不安而愿意回鲁国，所以叔姬去世后，杞桓公又来迎回她的灵柩归葬】。《春秋》对于本国女子，无论是出嫁还是被休弃，都记载得很详细，因为男女婚配，是人伦的大道。男子生下来就希望有妻子，女子生下来就希望有丈夫，父母的心，人人都有，但不能为他们选择合适的家庭和丈夫，那么夫妇之道就会痛苦，淫乱邪僻的罪过就会多了。这是王法所重视的，人伦的根本，所以记载得很详细，作为世人的警戒。【我按：郯国的伯姬和杞国的叔姬都是被休弃后回来归国，但是叔姬记载了去世，记载了杞伯迎丧归国，而郯国的伯姬来归之后不再见于经文，那么她们的善恶优劣不能一概而论了】

仲孙蔑前往宋国【与《左传》记载的报答华元相同。我按：仲孙蔑与华元互相聘问，他们的交情深厚了。而第二年仲孙蔑和叔孙侨如前往，迫于晋国的命令，突然兴起侵犯宋国的军队，早上拿着玉帛，晚上就动刀枪。谨慎对待邦交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夏天，叔孙侨如在谷地拦截晋国的荀首【荀首，公羊传作秀。《左传》说：晋国的荀首到齐国迎娶女子，所以宣伯（叔孙侨如）在谷地送给他食物。杜预说：谷，是齐国的地方。高氏说：荀首迎娶女子，而侨如前往送给他食物，这就是所谓的非礼之礼，所以用大夫拦截大夫来记载。我按：自从文公十一年彭生拦截郤缺，宣公十五年仲孙蔑会见高固，从此大夫会见大夫，就以此为常事了】○梁山崩塌【《左传》说：梁山崩塌，晋侯用传车召伯宗。伯宗避开重车说：避开传车，重车的人说：等待我不如捷速。问他的住处说：是绛人。问绛国的事说：梁山崩塌，将要召伯宗商议。问将怎么办说：山有腐朽的土壤而崩塌，能怎么办？国君主宰山川，所以山崩川竭，国君为此不举乐，降低服饰，乘坐无文饰的车，撤去音乐，住在郊外，祝官陈列玉帛，史官致辞，以礼对待，就这样罢了。即使伯宗又能怎么办？伯宗请求见国君，不可以，于是把话告诉国君而听从了。《公羊传》说：梁山是什么？是河上的山。为什么记载？记录怪异。有什么怪异？很大。梁山崩塌，堵塞黄河三天不流。外国的怪异不记载，这个为什么记载？为天下记录怪异。《谷梁传》说：高的地方有崩塌的道理。杜预说：梁山在冯翊夏阳县北。张氏说：同州韩城县有《禹贡》中的梁山。我按：同州现在属于奉元路】

梁山，是韩国的地方。《诗经·韩奕》说：“奕奕梁山，韩侯受命”，而称为“韩奕”的，是说奕然高大，是韩国的镇山。【朱子传：“奕奕，大也。梁山，韩之镇也”】后来被晋国所吞并，而大夫韩氏把它作为采邑【春秋之初，晋灭韩，曲沃庄伯的弟弟韩万把它作为采邑】。记载而不连系国家，是为了为天下记录怪异，所以不说晋国【根据不说晋国，梁山崩塌，高氏说：“先王的制度，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梁山虽然属于韩，但不是诸侯正式受封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梁山崩塌’而不连系国家，是为了为天下记录怪异。所以不记载晋国。国君主宰山川，难道只是晋国承担吗？”】。左氏记载绛人的话，在礼文上很完备，但没有记载其实质。那降低服饰、乘坐无文饰的车、撤去音乐、住在郊外、祝官陈列玉帛、史官致辞，这六样是礼的文饰。古代遭遇变异而在外面做这些文饰的，内心一定有恐惧修省之心。像成汤用六件事检查自己【《荀子·大略篇》：“汤旱而祷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高宗能够端正他的事务【《尚书·高宗肜日》：“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

译如果内心没有诚意，事后才去纠正所犯的错误，就像周宣王那样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这正是《诗经·大序》所说的：“《云汉》这首诗，是赞美周宣王的。宣王遭遇灾祸而心生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人欢喜于王道的教化重新施行。”如果只是空举这些文辞而没有实际的德行作为先导，怎么足以消除灾变呢？

国家主宰着山川，以至于发生山崩水竭，当时的诸侯并没有听说有产生警戒之心而修养德行的。所以从这以后六十年间，弑杀国君的有十四起，灭亡的国家有三十二个。（本是何休的注解。我按：从此时到昭公十六年总共六十年，经文中记载弑君的只有晋州蒲、齐光、卫剽、吴余祭、蔡固、莒密、州楚芩共七起；灭亡的国家只有舒庸、鄫、莱、逼阳、舒鸠、赖、陈、蔡、州来共九国。所以徐彦的疏说注解有误。现在考证僖公十一年在咸地击败狄人，何休说宣公、成公以前弑君二十八起，亡国四十个，对照经文也不符合。或许是将《春秋》没有记载的也包括在内，就像《谷梁传》所说的三十四次战争那样吗？）

这种感应也就很明显了。《春秋》没有明确地记载这些事件与应验的关系，但事件与应验确实存在，怎么能忽视呢？（范氏说：山，是阳位，是君主的象征。象征君主的权力败坏。家氏说：《谷梁传》详细记载了伯尊用来告诫其君主的话，认为伯尊掠夺路人的美名，当作自己的才能。孔子听说后说：伯尊大概没有功绩吧？这是窃取别人的善行。其实伯尊是用道路上浅陋鄙俗的话回复君主，失去了对灾祸恐惧的本意。孔子一定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春秋》对于沙鹿、梁山这两大灾异，特意用笔记载，以此表明天下的治乱、中原各国的合离，是从这时开始的。仅仅从文字上的灾变感应来说，哪里值得谈论呢？这本来是天下的灾异，却都表现在晋国。周朝自从东迁以来，依靠霸主得以生存。齐国已经衰败，只有晋国还在。而近年以来，君主平庸，臣子贪婪，坐视霸业衰败，晋国削弱中原的忧患啊。推测旧史一定记载了晋国梁山崩塌，《春秋》删削了它，实际上是替天下记录灾异。○刘氏说：《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高处的山有崩塌的道理。为什么记载晋侯召见伯尊等等？传文的意图似乎是说山崩不应当记载，因为询问伯尊，所以单独记载。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译秋季发生大水【张氏说：山崩和大水，是阴气过盛的征兆】○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去世【是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他的儿子姬夷继位，这就是周简王。高氏说：不记载葬礼，是责备诸侯没有防备】○十二月子丑日，鲁成公与晋侯【晋景公】、齐侯【齐顷公】、宋公【宋共公】、卫侯【卫定公】、郑伯【郑悼公】、曹伯【曹宣公】、邾子【邾定公】、杞伯【杞桓公】在虫牢举行同盟【程子传：周天子去世而盟会不停止，记载“同盟”以显示他们都不像臣子。杜氏说：虫牢，是郑国的地方，在陈留，封丘县北有桐牢。我按：封丘县现在属于汴梁路】

根据《左传》，许灵公向楚国控告郑伯，郑伯到楚国申诉，没能胜诉，回国后向晋国请求讲和【郑伯与晋国赵同、赵括在垂地结盟〇】在虫牢结盟，是因为郑国屈服了【庄公十六年，杜氏说：说“同盟”是因为服从了不同的国家；何氏说：约定共同防备强大的楚国，我按：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共同对外抗楚】郑国屈服了，为什么还要记载“同盟”？周天子去世，讣告已经到达，正值诸侯会盟之时，按照所听到的消息先后奔赴丧礼，这是合乎礼制的。然而九国诸侯会盟不停止，所以特意记载“同盟”以显现【音现】他们都不像臣子。《春秋》厌恶盟誓，在厌恶之中又有更令人厌恶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孙氏说：周天子去世，晋国联合诸侯在虫牢结盟，太不顾忌了；薛氏说：天子去世却举行盟会，是无视王权的极端表现。我按：这次盟会是何休所说的同心作恶，恶事必然成功的情况。大概诸侯的同盟确实有共同对抗楚国的意图，却不知道这违背了尊崇天子的道义。天子的丧事，是人道始终的重大变故，诸侯相见，作揖让位进入大门而听到讣告，就不能完成礼节，何况已经听到讣告却仍然相互会盟，不也是没有人心吗？《春秋》时代的诸侯不知道有天子，所以襄王刚去世，晋国和鲁国的大夫就在王都旁边会盟而不奔丧；简王刚去世，邾国与晋国、卫国在鲁国修好朝聘而不办理吊唁事宜，大概他们把这当作常事，却不知道羞愧。更甚者，灵王的讣告已经传遍天下，而诸侯却在荆楚集体朝见，并且等待送去丧服和牵引灵柩，过了年越了时而后返回，竟然不派一个使者去京城询问国丧。唉，可叹啊】

【丙简王子元年】六年【晋景公十五年、齐顷公十四年、卫定公四年、蔡景公七年、郑悼公二年去世、曹宣公十年、陈成公十四年、杞桓公五十二年、宋共公四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共王六年、吴子寿梦乘元年】春天周王正月，鲁成公从会盟之地回国【我按：二年会盟蜀地，蜀地不记载“至”，是因为期望国家的君主屈从于荆楚的大夫，不可以告祭宗庙。这里特意记载“至”，是说成公如果能从会盟之地到京城斩衰哭临，那也是接近失礼者的礼节了。现在会盟之后突然回国，所以记载“公至自会”以彰显他无视王权、不像臣子的罪过】○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公羊传》：武宫是武公的宫庙。“立”是不应该建立。建立武宫不合礼制。】《谷梁传》：“立”是不应该建立。武宫是武公的宫庙，建立武宫不合礼制。丧事随着时间久远，有前进而没有后退【《檀弓》：饭含在窗下等等，安葬在墓地，所以是随着时间久远。因此丧事有前进而没有后退】宫庙随着时间久远，有毁坏而没有建立【何氏说：超过高祖就不能再建立庙宇，《大戴礼记·诸侯迁庙》注：亲属超过高祖就毁坏庙宇而依次迁移】所以二昭二穆与太祖共五座庙宇，是诸侯的庙制【见《王制》。朱子说：太祖是始封之君，昭的北庙二世之君居住，穆的北庙三世之君居住，昭的南庙四世之君居住，穆的南庙五世之君居住，太祖的庙百世不迁，其余四庙每一代更换一次】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有祭祀；称为显考庙、祖考庙，只有享祭和尝祭就停止了。去掉祖庙改为坛，去掉坛改为墠【音善】，坛墠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去掉墠改为〇，这是诸侯的祭祀法【见《祭法》疏。考庙是父庙，“考”是成，说父亲有成德之美。王考庙是祖庙，“王”是君，说祖先有君成之德。祖先比父亲尊贵，所以加上君的名号。皇考庙是曾祖庙，“皇”是大，也是君，曾祖转而更尊贵，又加大君之称。月祭的是月月祭祀。显考庙是高祖庙，“显”是明，高祖居四庙最上，所以用高祖来说。祖考庙是始祖庙，“祖”是始。享祭和尝祭就停止，享祭和尝祭是四季祭祀，不能月祭，只四季祭祀而已。封土叫坛，除草叫墠。去掉祖庙改为坛，是说高祖的父亲，他的庙宇已经毁坏，神主藏在祖考庙中，不能四季祭祀，如果有祈祷，就拿出来到坛上受祭。去掉坛改为墠，是说高祖的祖父，他的神主也藏在祖考庙中，如果有祈祷，就拿出来到墠上受祭，不能在坛上。高祖的父亲迁到〇，太祖，而不能在太祖庙受四季祭祀，所以说“去祖”。高祖的祖父曾经在坛上，而现在不能祭祀，所以说“去坛”。“去墠为〇”，如果又有从坛迁到墠的，那么此前在墠上的为〇，虽然有祈祷，也不能涉及】武公到现在历经十一代【武公名敖，是伯禽的〇孙，隐公的高祖，传懿、孝、惠、隐、桓、庄、闵、僖、文、宣、成，共十一位君主】他的庙宇毁坏已经很久却随即建立【范氏说：武公的宫庙毁坏已经很久了，所以传文说“不宜立”】这不是随着时间久远而有终结的意思【《孝经》：示民有终】所以特意记载说“立”，“立”是不应该建立【常山刘氏说：《王制》说等等，《祭法》说等等，那么诸侯宗庙古有

译按照常理制度，有过失就应毁弃其庙，不可再重建。武公之庙毁弃已久，却擅自重建，这明显是不合礼制的。刘氏说：鲁国是诸侯，僭越使用天子的礼制，即使想尊崇其祖先，神灵也不会享用，但学者们习惯于鲁国的旧例，反而夸大其词，称“鲁公之庙为文世室”，“武公之庙为武世室”，人们的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他们把僭越当作典制，这正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陈氏《礼书》说：武公在鲁国，顺从周宣王立庶子的错误，从而导致鲁国发生攻杀之祸，而他没有显著的功绩美德流传于世，从武公到桓公，他的庙已经在可以迁毁之列，成公建立武宫，昭公在武宫举行祭祀，历经多代不毁，所以记载礼制的人得以夸大它，想要把它比作周文王、周武王。张氏说：观察《春秋》的书法和《祭法》关于庙制的论述，那么武宫的建立与僖宫一样失礼违制，这是可以断定的。《明堂位》中的言论，显然是俗儒的说法。它扰乱圣制而误导后学，太过分了！我按：建立武宫僭越了王制，所以《春秋》用“日”来记载以表示谨慎。议论的人因为《明堂位》，就把武宫当作世室。现在考察《春秋》所记载的太庙，那是周公的庙；所记载的世室，那是鲁公的庙；众公的庙都系以谥号，如武宫、僖宫、桓宫、僖宫等。如果称为世室，那就世代不毁，何必等到成公才开始建立呢？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不称世室，那么把武宫当作世室的说法是荒谬的。况且僖宫是武公的六世祖，到昭公已经二十世了。而桓宫是哀公的十世祖，僖宫是哀公的七世祖，都应当称为世室。僖宫在武宫之上，武宫称世室，僖宫难道不称世室吗？由此可知《明堂位》是后世俗儒因为鲁国僭越礼制而说的。春秋之时，并没有世室之名。然而考察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在武宫朝见；昭公十七年，正值晋顷公时期，中行穆子在文宫献俘。晋武公到悼公，文公到顷公，都已经十世，而他们的宫庙尚存，那么当时诸侯的庙亲尽而不毁的，不只是鲁国了。○啖氏说：《左传》说：“季武子凭借鞌之战的功劳建立武宫，不合礼制。听从别人来拯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应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别人。”传文的意旨认为武宫是像楚子所立的那种武军之宫，这是错误的。如果因为鞌之战的缘故，不应经过五年才建立。刘氏说：《左传》错误地把武宫当作武军之宫。

译取鄟。鄟是微小的国家。《春秋》记载“取”，意思是灭掉了它。灭掉它却记载为“取”，是为了替国君隐讳。项也是国家，它记载为“灭”，是因为僖公在防地，季孙氏所为，所以直接记载其事而不隐讳。这是《春秋》尊崇国君、压制臣下，以辨别上下等级，在细微之处谨慎处理的意思。人伦关系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孔子特别确立这个义例，来昭示后世的臣子，使他们以正道侍奉国君，而没有结党依附权臣的恶行。在传文中有所记载：冒犯上级、触犯君主，其罪过还可以补救；违背、忤逆权贵的大臣，灾祸则不可预测。所以臣子大多不畏惧君主，却畏惧权臣。就像汉代的谷永等人，直接攻击成帝，不以此为嫌；至于王氏家族，则周旋依附，结为死党，而君主却没有察觉。这是世世代代共同的祸患。归父被驱逐回家，是因为依附季氏；朝吴出奔，是因为费无极；王章杀身，是因为忤逆王凤；邺侯李泌避居馆驿，是因为元载。只有生杀大权操在臣下手中，而君主失去了权柄，因此党羽众多，只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君父。假使《春秋》的义例得以施行，尊崇国君、压制臣下，以辨别上下，在细微之处谨慎处理，难道会有这样的祸患吗？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夏六月，邾子来朝见。公孙婴齐出使晋国。壬申日，郑伯费去世。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鲁国派遣两位卿作为主将，出动大量军队，在宋国有所行动，却用“侵”来记载，这是暗中出兵侵掠、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大概是鄙视这种行为。对于卫国孙良夫也是如此。前三年曾经会同宋、卫共同讨伐郑国；次年宋国派华元来聘问，通报继位君主；又次年鲁国派仲孙蔑回访华元；今年冬天郑伯背离楚国，向晋国求和，而鲁、卫与宋国又在虫牢结盟。如今却对宋国有所行动，上卿授予兵权，大军出动，而师出无名，可以吗？所以特别记载为“侵”来归罪于他们。《左传》记载这次军事行动是晋国的命令，两年后宋国来纳币，请求迎娶伯姬，那么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晋国而发动，并非鲁国的本意，这就很明显了。战争是国家的大事，邦交是人伦的大道，听命于人，不得已而为之，将领能自立吗？《春秋》因此归罪于他们。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冬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译不得已，所以没有记载迁都的事。】○晋【景公】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成公。○“救”字有的版本作“侵”。《左传》记载：晋国栾书救援郑国，与楚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军撤退，晋军于是入侵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两地的军队救援蔡国，在桑隧抵御晋军。赵同、赵括想要作战，栾武子将要答应他们，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劝谏说：“不可以。我们来救援郑国，楚军离开我们，我们于是到达这里，这是转移战祸。如果战祸不止，又激怒楚军，作战必定不能取胜，即使取胜也不光彩。整编军队出征却打败楚国的两个县邑，有什么荣耀可言呢？”于是便撤军。当时军中想要作战的将领很多，有人说：“圣人顺应众人的意愿，您的副手十一人中，不想作战的只有三人罢了。”栾武子说：“善恶相当时顺从多数，因为善是众人的主导。三位卿大夫作为主导，可以算是多数了。】

译荆楚僭越礼制，自称为王，这是圣人所深深厌恶且不予宽恕的，因为要维护大一统以保存周朝，使百姓明确君臣之间的道义。郑国能够背离楚国，依附晋国，这是改过向善，如同从幽深的山谷迁居到高大的树木上。婴齐因此率领军队，又趁郑国丧期去攻打它，实在是不义至极。《春秋》之所以深深厌恶他，原因在此。经文记载卿大夫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在文字上没有贬斥的言辞，怎么知道它深深厌恶楚国呢？下文记载栾武子率领军队救援郑国，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凡是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表示赞许的，而攻打者的罪过也就显明了。查考《左传》，晋楚两军在桑隧相遇，军中想要作战的将领有八人，栾武子于是撤军，这并没有战功，又有什么可赞许的呢？回答说，这正是《春秋》赞许栾书的原因。两军交战，兵器相接，割取左耳、俘虏敌人，计算战功接受赏赐，这不是仁爱之人的心态，也不是王者所做的事。所以舞动干羽而三苗来归顺的，是舜；依托营垒而崇国投降的，是周文王；驻扎在陉地而使屈完臣服的，是齐桓公；在萧鱼设防而郑国不再叛乱的，是晋悼公。栾武子能不滥杀无辜而懂得撤军，也差不多接近这种境界了。

鲁成公七年（晋景公十六年，齐顷公十五年，卫定公五年，蔡景侯八年，郑成公防元年，曹宣公十一年，陈成公十五年，桓公五十三岁，宋共公五年，秦桓公二十一年，楚共王七年，吴寿梦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小鼠啃食了用于郊祭的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用另一头牛，小鼠又啃食了那头的角，于是便释放了祭牛。

谷梁子说：郊祭用的牛每天检查，角有损伤就能知道，检查的方法已经用尽了。之所以防备灾害的方法没有穷尽，是因为……范氏说：有司检查牛就能知道受伤，这是检查的方法用尽了，但不能防灾御患，致使牛受伤，所以不记载日期，以显示有司的过错。改卜另一头牛，小鼠又啃食它的角，那就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所以免除有司的过错。范氏说：到了这里再次被啃食，才知道国家没有贤明的君主，是天灾罢了，不是有司的过错。何氏说：鼷鼠，是鼠类中微小的，祭祀上天不谨慎，鼷鼠啃食郊祭牛的角，记载又啃食，是着重记录鲁国没有觉悟，灾祸重重。《说文》：鼷，小鼠。孙炎说：有毒刺像鼠狼。新安罗氏说：牛，是有力的牲畜，怎么会被鼷鼠啃食？大概是将要祭祀的牺牲，都系在牢里，设置楅衡来限制它的角，所以鼷鼠得以控制它。有司免除了过错，这就是变异。宣公三年范氏说：不是防备灾害的方法，不至于这样，实在是天变的异常。它的应验如何？许翰说：小害大，下贼上，吃了一次又一次，是三桓子孙相继掌权的象征。宣公有遏制三桓的志向，到了成公才开始不警戒，道理或许如此。刘向说：鼠，是小虫，性喜盗窃，鼷又是其中最小的。牛，是大牲畜，祭祀上天尊重的物品。角，是兵器的象征，在上，代表君主的威严。小小的鼷鼠啃食至尊的牛角，象征季氏是盗窃之人，将执掌国命以伤害君主威严，而危害周公的祭祀。改卜又啃食，是上天反复告诫。家氏说：《春秋》对于鲁国郊祭，有时讥讽失礼，有时记载怪异。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四次记载牛受伤，都是记录怪异。

吴国攻打郯国。

称国名来记载“伐”，是将吴国视为外邦。外域的君臣用同样的辞令，只记录其称号，吴国称国名而不系属君臣，是因为它还未同于中原华夏。孙氏说：厌恶它僭越称号，所以将其视为外邦。吴国本是太伯的后代，以族属来说，是周朝的伯父。为什么将其视为外邦？是因为它僭用了天子的大号。查考《国语》说：“命圭上有命令，本来称吴伯，不称吴王。”那么吴国本来是伯爵。

译后来虽然（吴国）势力更加强盛，逐渐与中原各国结盟，但进而记载其爵位时不过称为“子”，也不把原本的爵位授予它，所以在礼书上记载说：“四方夷狄即使强大，都称为‘子’”（见《曲礼》）。这是《春秋》的法则，是孔子的制度。而认为（孔子）不敢擅自进退诸侯、扰乱名实的人（刘氏）是错误的。（襄陵许氏说：吴国自从寿梦得到申公巫臣而成为楚国的祸患，夷狄互相攻伐不记载。伐郊之战，战火牵连到中原大国，于是开始见于《春秋》的记载，进入州来，记载了十五个国家之所以防备钟离的原因。家氏说：郯国，是太皥的后代，国家虽然小但还有典章刑法。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圣人向他询问官职名称，还有可取之处。《春秋》记载吴国攻打郯国，是怜悯它。项氏说：楚国起初在蜀地主持盟会，而吴国已经攻打郯国、进入州来，后来攻入郢都的祸患已经在此显露征兆了。）

译夏五月，曹宣伯来朝见（大概是因为鲁成公刚刚继位，所以曹伯才初次来朝见）。

没有举行郊祭（范氏说：既然说了免除牺牲，那么不举行郊祭就显而易见了。既然说了免除牛作为牺牲也不举行郊祭，而经文又特别记载“不郊”，这大概是为了引出“三望”的祭祀。杜氏说：因为中间发生了事故，所以记载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了三望的祭祀。

吴郡朱长文（宋代绍兴年间人，著有《春秋通志》二十卷）说：按照礼制，天子有四种望祭（《周礼》规定，大宗伯祭祀上帝及四望，小宗伯负责四望的四类祭祀，注解说：四望指的是五岳、四镇、四渎），诸侯则只祭祀境内的山川（《王制》规定：诸侯祭祀位于自己国境内的名山大川）。鲁国应当祭祀泰山，因为泰山在鲁国境内，是礼制允许鲁国祭祀的，所以不记载“三望”并不算是僭越天子的礼制，因此这里记载“三望”，朱长文的说法是正确的。楚昭王说三代规定的祭祀，祭望不超越界限，却提到了江汉沮漳（杜氏说：这四条水在楚国境内），说这是楚国的望祭，这是不对的（见哀公六年）。楚国最初受封是滨水之国，汉水、沮水、漳水难道是在楚国境内吗？这也是依据后世兼并扩张后的疆域来说的罢了。（我按：周文王封熊绎于楚蛮，给予子男等级的田地，居住在丹阳，现在的归州有故丹阳城，那么楚国最初的封地是滨水之地而土地非常狭小，汉水在现在的汉阳，沮水也发源于汉中，漳水在现在的漳州，都距离丹阳非常遥远，必定不是楚国最初封地的范围。所以齐桓公问楚昭王“南征涉汉”，楚昭王不肯服罪，因为昭王时汉水不在楚国境内。然而屈完说“以汉水为池”，栾枝说“汉阳的姬姓诸侯，楚国已经全部吞并了”，那么《春秋》初期，汉水已经在楚国境内了。经文记载“犹三望”共有三次，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免牲”而连带记载“犹三望”，没有说“不郊”，是因为“免牲”就知道不再举行郊祭了。宣公三年记载“牛死”于是“不郊”而连带记载“犹三望”，没有说“免牲”，是因为“牛死”没有牺牲可以免除，所以必须说“不郊”。这一年既然记载了“免牛”又记载了“不郊”，因为中间发生了吴国、曹国两件事，不能只说“犹三望”，所以用“不郊”开头。襄陵许氏说：由此可知鲁国在五月举行郊祭，或许并非一定特指成公。）

秋天，楚共王的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鲁成公会同晋景公、齐顷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伯、莒渠丘公、邾定公、杞桓公去救援郑国。八月戊辰日，在马陵结盟（《左传》说：郑子良辅佐郑成公前往晋国，拜见晋君并拜谢救兵。楚子重讨伐郑国，在汜地遭遇诸侯救兵。郑共仲侯羽攻击楚军，俘虏了郧公钟仪，献给晋国。诸侯在马陵结盟，是为了重温虫牢之盟，并且因为莒国归服了。程氏传：诸侯同心协力，痛恨楚国。杜氏说：马陵是卫国地，阳平元成县东南有地名马陵。莒国本来属于齐国，齐国归服，所以莒国跟随。我按：元城县现在属于大名路）。楚国的军队屡次兴起，连年讨伐郑国，因为郑国背离自己而跟随中原诸侯（高氏说：去年冬天栾书救援郑国，而楚军撤退，没有在郑国得逞，所以再次讨伐它）。这与庄公时想要讨伐徵舒而进入陈国也不同了。记载大夫的名氏，记载“帅师”，记载“伐”，而没有贬斥的词句，这就是所谓的不需要贬斥断绝，罪行自然显现（音现）的。晋国联合八个国家的君主亲自前往救援郑国，这是体恤同好、安定中原的军队。想要彰显他们的善行，所以特别记载“救郑”来赞美他们（啖氏说：救，是救援患难，凡是救援患难都是美事。家氏说：晋国此前救援郑国都是用大夫率领军队，到了这时联合九国的军队，亲自率领出征，《春秋》以诸侯爵位记载并写“救郑”，是褒奖他们）。说“救”，那么楚国的罪过更加明显，而郑国能够背离楚国跟随晋国的善行也显著了。此前晋国派遣上将，各国不参与（音预），这次则是国君亲自前往并会合各国，那么楚国暴虐横行、欺凌中原诸侯的气势日益嚣张，也可以看见了。所以在马陵结盟而记载“同盟”，是因为共同痛恨楚国（本孙氏发微，家氏说：这次会合诸侯救援郑国，因此结盟，庆幸诸侯还同心。我按：《谷梁传》在新城、断道、鸡泽、平丘都说“同”，疏解说传文省略文字，举上下以包含其余，那么就知道晋国霸业时期的同盟，大体上都是共同排斥楚国。王氏说：齐桓公救援徐国，先在牡丘结盟，结盟是为了救援徐国而设。晋景公救援郑国，后在马陵结盟，不仅仅是为了救援郑国，还有宋国、莒国在其中。宋国因为五年拒绝会盟，鲁国、卫国接受晋国命令侵犯它；莒国从晋文公去世到现在才开始参与盟约，所以知道是因为马陵的会盟来巩固团结罢了）。

鲁成公从会盟地回国（高氏说：诸侯会盟而楚军撤退，所以不说是从救援郑国回来）。

吴寿梦攻入州来（《左传》说：楚国申公巫臣与子重、子反有怨恨，等到共王即位，派巫臣出使齐国和郑国，于是巫臣逃奔晋国，晋国人让他担任邢地的大夫。子重、子反杀了巫臣的族人。巫臣从晋国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用谗言邪恶贪婪侍奉君主，而且多杀无辜，我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侯答应了他。吴子寿梦高兴，于是让吴国与晋国通好，把两卒军队的一半送到吴国，留下偏师，把另一半两卒军队送去，带着他们的射手和御者，教吴国人驾车，教他们作战阵型，教他们背叛楚国，安置他的儿子狐庸在那里，让他担任吴国的行人。吴国开始讨伐楚国，讨伐巢国，讨伐徐国。子重疲于奔命。马陵的会盟，吴国攻入州来。子重从郑国疲于奔命。子重、子反在这一年七次疲于奔命。属于楚国的蛮夷，吴国全部夺取了，因此开始在上国大力结交吴国。王氏说：州来，是楚国的盟国。杜氏说：淮南下蔡县。我按：

译按：此地属于今天的安丰路霍丘县。高氏说：吴、楚两国争夺霸权，初次见于此处。州来归属楚国，吴国出兵攻入，表明楚国虽然倚仗强盛，但吴国敢于与之抗衡。张氏说：吴国开始强大，难道仅仅是楚国的祸患吗？僭越称王而危害中原各国，也是晋国有所引发的。家氏说：吴国攻打郯国，是《春秋》所担忧的；攻入州来，又是《春秋》所欣喜的。州来是楚国的附庸，是险要之地，吴国得到它可以制约楚国。陈氏说：吴、楚两国交战，此前没有记载，至此才开始记载，这是因为吴国开始与中原大国交往，是晋国人促成的。在蒲地结盟，景公将要开始会盟吴国，吴国没有到达钟离就来了。在鸡泽结盟，悼公又迎接吴子，吴国没有到达戚地就来了。吴国不敢自行列入中原诸侯之列，而晋国却去寻求它，〇这是打算用来削弱楚国。楚国被削弱，晋国也不再称霸了。吴国攻入州来，不能不记录其开端。○刘氏说：左氏认为州来是楚国的城邑，这是不对的。州来是小国，世代臣服于楚国，未曾特别与诸侯结盟防备。如果说州来真的是楚国的城邑，那就违背了经义。○冬季举行大雩祭【高氏说：冬季不是干旱的季节，却举行大雩祭，是记载其干旱且行为僭越。○刘氏说：《谷梁传》说：冬季没有雩祭，这是不对的。周历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八月，如果长久不下雨，难道可以不举行雩祭吗？】○卫国【定公】孙林父出逃到晋国【《左传》记载：卫定公厌恶孙林父，孙林父出逃到晋国。卫侯前往晋国，晋国将戚地归还给他。杜氏说：林父是良夫，戚是林父的封邑。林父出逃到戚地，随后戚地归属晋国。高氏说：“卫定公厌恶孙林父，所以驱逐他。林父逃亡七年，却倚仗晋国返回卫国，再次专断卫国政事。又过了十九年，最终驱逐了国君，终于凭借封邑叛变。那么定公可以说是知道该厌恶谁了。”家氏说：“《春秋》中期，诸侯的大夫与强国勾结，以对抗其君主，卫国的孙氏，鲁国的季氏，是特别突出的例子。林父自己结交晋国的权臣，成为卫国的祸患，将近四十年。晋国偏袒叛臣，为其提供羽翼。卫献公、鲁昭公之所以失去国家，晋国实际上是罪魁祸首。”】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

元 汪克宽 撰

成公下

【戊简王寅三年】八年【晋景公十七年，齐顷公十六年，卫定公六年，蔡景侯九年，郑成公二年，曹宣公十二年，陈成公十六年，桓公五十四年，宋共公六年，秦桓公二十二年，楚共王八年，吴寿梦三年】春，晋侯【景公】派韩穿来传达话说：“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左传》记载，季文子私下对韩穿说：“大国制定道义以作为盟主，因此诸侯怀念恩德、畏惧讨伐，没有二心。认为汶阳的田地是我们国家的旧地，却出兵攻打齐国，让它归还给我们国家。现在又有命令说‘归还给齐国’，用诚信来施行道义，用道义来完成命令，这是小国所期望并怀念的。如果诚信不可知，道义无处立足，四方诸侯谁不离心离德？《诗经》说：‘女子没有差错，男子却三心二意。男子没有准则，反复无常。’七年之中，一次给予一次剥夺，反复无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男子反复无常尚且违背夫妇之道，何况霸主？霸主将凭借恩德来统御诸侯，却如此反复无常，凭什么长久拥有诸侯呢？《诗经》说：‘如果离正道不远，因此大大简略。’行父（季文子名）担心晋国不遵循正道而失去诸侯，所以敢私下进言。”】《公羊传》说：“胁迫我们，让我们归还它。”《谷梁传》说：“‘于齐’是委婉的说法。”杜氏说：“齐国服事晋国，所以晋国来告诉鲁国让它归还。”

汶阳的田地本来是鲁国的田地【注释见二年】。鲁国人倚仗大国的威势，用武力胁迫齐国，夺回了故地，却没有向周天子正式划定疆界，那么夺取它就不合乎正道。郤克战胜齐国后，命令齐国说：“归还鲁国、卫国被侵占的土地。”齐国既然顺从了，现在又有命令让归还给齐国，那么归还它也不合乎正道。【孙氏说：“汶阳的田地是齐国侵占的鲁地，所以二年时出兵攻打齐国而夺回它。现在又派韩穿来说归还给齐国，是不正当的。鲁国的土地是天子分封的，不是晋侯所能随意支配的。晋侯让归还给齐国，这是鲁国的命令受制于晋国，所以措辞繁复而不简略，以表示厌恶。”】而齐国人贪得无厌，晋国有两个命令，韩穿作为列卿没有劝谏阻止，都有罪。【陆氏说：“这是同时讥讽齐、鲁、晋三国。”高氏说：“鲁国的分封地，晋国不应当为齐国向鲁国请求；齐国不应当向晋国请求；韩穿作为晋国卿大夫，不应当向鲁国为齐国说话；鲁国不应当因为晋国的命令就把它给齐国。”】“来言”是委婉的措辞。【张氏说：“此前夺取济西田及汶阳田，出于晋国的命令，不说‘使来言’；此后晋国派司马侯命令归还杞田，又为了取得成公的谅解，也不说‘使来言’。大概夺取应当得到的，归还应当归还的，都是合乎道义的。用道义制定命令，是霸主的常事。诸侯之所以尊崇晋国作为盟主，也是说用道义来制约他们的给予和剥夺罢了。现在汶阳的归还，是徇私而非公正，依仗强大而欺凌弱小，改变已经确定的命令而自乱章法，所以记载‘来言’以彰显其不能算是制定命令。”】“归之于”是轻率的措辞。【常山刘氏说：“‘归之于’的意思是不合乎正道地归还，与‘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同义。”】以礼治国的人不畏惧强权，而鲁侯软弱，于是就把田地归还给齐国而不能保全，罪过也就显现了。【高氏说：“说‘来言’，那么晋国并非一定命令鲁国归还它，只是说说而已。说‘归之于’，是强行归还的措辞，大概用来表明晋国失言。汶阳是鲁国的田地，从齐国归还给鲁国，说‘归’是可以的；从鲁国归还给齐国，怎么能称为‘归’呢？我认为，说‘来言’，就显示出晋国命令的委婉，大概自知其言不顺，而不能肯定鲁国是否听从。说‘归之于’，就显示出夺取鲁国田地的轻易，晋国卿大夫的一句话重于三军，而鲁国不敢坚决拒绝。晋韩宣子在郑国有一玉环，其中一个在郑国商人手中，韩宣子向子产请求，子产不给；韩宣子向商人购买，请求子产允许，又不给，说：‘大国的人而命令小国，都得到他们的要求，将用什么来供给他们？’现在季文子知道晋国给予和剥夺的不义，却不能不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制定命令不正当，而唯命是从，难道不成为晋国的边邑吗？商人一个玉环，子产不听从强权命令，何况先君从周王那里受封的土地呢？假使当时季文子回复韩穿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成王安定天下，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天下，对王室有大功。成王封我先君鲁公于少皞的故地，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以彰显周公的明德。只是我们国家狭小，靠近仇敌，只有先王分封的疆域，没能保有。大国作为侯伯而统领诸侯，怜悯我们国家，把不丰厚的田地夺回于仇敌，因此痛心疾首，出动全部军队和赋税，进行鞌之战。上天诱导其心，齐国人悔罪，在袁娄请盟，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我们国家，这是大国的命令，道义没有二心，诚信没有二命。现在大夫命令我们国家说：‘再归还给齐国’，抛弃诚信失去道义，蔑视先王的制度，或许难以称霸吧？大国制定道义以服诸侯，如果仰仗周公、鲁公的恩惠，施加荣耀恩赐于汶阳，让我们国家世世代代守护而不失坠，这是寡君的愿望，也是诸侯的期望。哪里会有二心违背袁娄的盟约，而失去诸侯呢？一定不这样做。敢把实情全部禀告给执事，希望执事切实考虑利益。像这样，那么韩穿将恐惧悔谢之不暇，回报晋侯，不会再有归还给齐国的命令了。’韩宣子不能在郑国实行，难道韩穿独能在鲁国实行吗？可惜啊，季文子作为鲁国的贤大夫，却比子产惭愧多了。虽然，行父辅佐鲁国，不能有所建树，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