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防卷十六

译像这样急切而毫不顾惜的，一定是敬嬴，这是仲遂请求齐国接纳她时的最初谋划。【家氏说：宣公继承君位之初，正处于居丧悲痛之中，却首先派遣大夫到齐国迎娶女子，所派遣的又是同样邪恶的大夫，《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敬嬴、襄仲弑君篡国的根本阴谋，也借此表明齐国原本就没有道义，偏袒其臣子并让他弑君。大概请求婚嫁、割让土地，鲁国用来与齐国结交的手段，都在公子遂和得臣前往齐国的时候，所以即位不久，襄仲就有了迎娶女子的行为，不久又因为割让土地而离开，《春秋》记载即位，记载迎娶女子，记载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记载齐国人夺取济西的土地，彰显鲁国人结交齐国的援助来弑杀自己的国君，彰显齐国人辅助鲁国的篡位者让他弑杀国君，大概是用明确的王法来惩治齐、鲁两国的罪过，两国都应该受到声讨。王氏说：赤是齐国的外甥，担心齐国有所偏袒，所以想要急于与齐国联姻。《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讥讽在丧期娶妻，不知道丧期娶妻本身不足以定罪，可定罪的是丧期娶妻的原因】此后〇文公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父兄和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都没有实行过【孟子朱子注说鲁国不实行三年丧礼，是其后世的失误，并非周公的法度本来如此】丧礼逐渐被废弃，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从文公、宣公开始就没有实行了【根据文公也在三年丧期内图谋婚嫁】这就是所说的不需要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音现】出来了【杜氏说：不讥讽丧期娶妻，是因为不需要贬责就自然明白了。薛氏说：国君去世，夫人被逐出，大夫迎娶新女，败坏伦常而娶妻，齐国人不痛心夫人被逐出而违背礼制防范去促成婚姻，都是罪过。临川吴氏说：文公派公子遂纳币，已经不合礼制，何况宣公迎娶夫人而可以派遣僖祖的弟弟吗？然而背负篡位弑君的罪过，而急于结交齐国婚约来安定自己的地位，这是更大的罪恶，丧期娶妻、卿大夫迎娶的不合礼制，则是较小的罪恶罢了。我按：文公未过禫祭之期就图谋婚嫁，《春秋》深加贬黜，不记载迎娶者的姓名，不记载前往齐国，不称夫人，不称氏，以彰显其罪过，宣公未满一年，就急切于丧期娶妻，《春秋》记载派卿迎娶女子，记载夫人到来，仅去掉夫人的氏，这不只是遵循同例的原则，大概是因为宣公的罪恶有比丧期娶妻更大的，所以详细记录，以见他放纵私欲而扰乱典礼，实际上是想要结交强大的援助来逃避上天的讨伐。石氏说：“翚弑杀隐公，遂杀子赤。桓公即位，迎娶女子派翚；宣公即位，迎娶女子派遂。这两个人，在国内被视为贼寇，而桓公、宣公却视他们为忠臣。所以终桓公、宣公之世，翚、遂都称公子，没有不同的说法】

译三月，于是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鲁国。有不需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的，不贬斥断绝以显示其恶。夫人与有罪，则需贬斥后才显现，所以不称姜氏。夫人会怎样呢？若知道厌恶无礼，如《野有死麕》；能以礼自我防范，如《草虫》；延误婚期有所等待，如《归妹》九四，就可以免除了。凡是称妇的，其用词虽然相同，确立的意义却不同。在齐国迎娶妇姜，是责备文公；让妇姜从齐国来到，是责备敬嬴。敬嬴是受宠爱的妾，私下勾结襄仲，把儿子托付给他，杀害世袭嫡子兄弟，驱逐国君，夫人援引成风的先例，就凭借儿子尊贵成为国君的母亲。这完全是在丧服之中，请求婚娶接纳媳妇，而其罪过隐晦未显现，所以趁着夫人到来，特意称妇姜以彰显它。这是《春秋》推究显现至为隐微之处，彰显妾母主持国政、用事，作为后世的鉴戒。如果一概指为有婆婆的用词，而不考察其微旨，那么精妙的义理就隐没了。

夏季，孙行父前往齐国。经书只记载“行父前往齐国”而不说其缘故，说是纳贿赂以请求会盟，这是传文说的。经书有不需传文而明显的，比较事情来观察，就能得到。下文记载“公与齐侯在平州会盟”，就知道这次会盟是行父请求的。又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地”，就知道他的请求大概是用贿赂。即使没有传文，事情也很明显了。诸侯设立卿作为公室的辅佐，就像房屋有柱子一样。而谋国如此，也不需贬斥断绝而恶自显现。不然，以行父的勤劳恭俭辅佐三位君主而没有私积，必定能以其君主显名，与晏婴等同了。

译季友受托孤的重任，毒死叔牙，诛杀庆父，拥立僖公，鲁国的宗庙社稷因此得以再次安定。行父是季友的孙子，却充当贼人的使者，从齐国接回先君的母亲，现在又再次出使，送去贿赂请求割让防邑，这真是大大辱没了他的祖先啊。

译晋灵公将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左传》记载：晋国人追究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将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并立胥克为下军佐。《公羊传》说：所谓“放逐”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不要离开”罢了。古时候，大夫离职三年，等待国君放逐；国君放逐他是不对的，大夫等待放逐是合乎正道的。古时候，臣子遭遇重大丧事，国君三年不召唤他上朝；过了练祭之后，可以戴冠冕，从事军事事务；国君此时任用他是不对的，臣子这样做是合乎礼制的。《谷梁传》说：“放”就是“屏弃”的意思。杜预说：胥甲是下军佐，是胥臣的儿子。

“放”的意思就是拘禁安置，不让他离开那个地方。杜预说：放逐是受到罪责被罢免，宽恕他而让他远去。孙氏说：放逐就是驱逐。这比擅自杀人的罪行要轻一些罢了。李尧俞说：称国名来放逐，与称国名杀大夫是一样的。有人认为是接近正道，这是不对的。大夫当官，既不向天子请示而自行任命以为有罪，又不告知司寇而擅自用刑，这难道还接近正道吗？蜀地杜氏说：周朝衰微，诸侯专横，违背法度，有屏弃放逐其臣子的，《春秋》不得不加以讥讽。薛氏说：诸侯不能擅自放逐大夫，书中记载的是僭越天子的事情。永嘉吕氏说：记载放逐大夫，是厌恶擅自放逐。称国名来放逐，国君和大夫都参与其中，晋国放逐胥甲就是这种情况。称人放逐，是国家混乱无政，众人擅自放逐，蔡人放逐公孙猎就是这种情况。

秦晋在河曲交战，破坏臾骈计谋的是赵穿。如果追究不服从命令的人，应当以赵穿为首，只惩治在军门呼喊的人，一起贬斥就可以了。然而只放逐胥甲父，是因为赵盾执政，赵穿是他的族子，赵盾庇护他。苏氏说：胥甲和赵穿罪行相同，放逐胥甲而赦免赵穿，赵穿是赵盾的族子。张氏说：赵穿因为是赵盾的侧室之子而独自免于刑罚，这种偏颇如此，不是用来惩治有罪诸侯的方法。桃园弑君的罪行，其意图在这里已经显露出来了。所以称国名来放逐，表明晋国的政令掌握在私门手中，而上级侵犯下级，作为后来的警戒。临川吴氏说：河曲之战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哪有不服从命令的罪行，八年之后才追究呢？一定是胥甲因为其他事情被赵盾厌恶而驱逐他。我认为：放逐胥甲是弑杀夷皋的征兆，杀胥童是弑杀州蒲的征兆。高氏说：诸侯的大夫有罪，应当向天子请示，或杀或放。现在晋国擅自放逐其大夫，可以吗？况且舜追究驩兜的罪行而放逐到崇山，是投到远方。崇山还在封疆之内，不是蛮夷外国。晋国和卫国同为列国，而将有罪的臣子放逐到卫国，这是轻视卫国。卫国人接受晋国驱逐的臣子而不推辞，难道也是迫于大国的势力吗？刘氏说：秦穆公后悔没有听从百里奚的话，导致三帅战死，自己陈述过错而作《秦誓》。晋灵公耻于在秦国不得志，而追究善于谋划的人，将胥甲放逐到卫国。人的度量相差，难道不远吗？假如晋国的君臣因为胥甲的话而推广开来，修养自己而不责备别人，邻国将会来归服，何必担心秦国呢？《春秋》记载放逐胥甲，是因为他无罪而讥讽晋国的滥杀。啖氏说：《公羊》说“接近正道”，此传是“三年待放”的意思，乃是三次劝谏不从以礼而离职的人。现在“放”的名称虽然相同但实质不同，传文中没有记载事迹，所以这样说。高邮孙氏说：《谷梁》说“称国名来放逐，放逐无罪的人”。考察称人，是自己做，与其下属有别，怎么能通过称国名而看出其无罪呢？

鲁宣公在平州与齐惠公会见。杜预说：平州，是齐国的地方，在泰山牟县西边。张氏说：后汉书志，琅琊国阳都故地有牟台，注说平州在县西，现在属于沂州沂水县。我认为：沂州现在属于益都路。

按照《左传》所说：在平州会见，是为了确定鲁宣公的君位。鲁宣公篡位，过了年，举国臣子已经顺从他。为什么君位还没有确定，而要等待平州的会见呢？《春秋》以来，弑君篡国的人已经位列诸侯，就不再追究讨伐。所以曹国人因此向晋国请求赦免负刍。篡弑的罪行，毁灭天理，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无论生死，无论古今，其罪不得赦免。因为列席会见而不再讨伐，这是率领天下人为乱贼，将伦理纲常等同于弁髦。这是孔子所恐惧的，也是《春秋》所作的原因。然而想要确定他的君位，鲁宣公应当称“及”齐，而说“会见”，是讨伐贼人的方法。凡是讨伐乱臣贼子，必须彻底断绝其党羽，而后作恶的人孤立无援。张氏说：凡是乱臣贼子之所以不敢放纵欲望，是因为有霸主大国能够讨伐他们。齐国是鲁国的邻国，其力量足以纠正鲁国，而

译惠公不明白义利、邪正的辨别，起初允许仲遂扰乱鲁国嫡庶的秩序，最终又通过防邑之盟来确立贼子的地位，那么乱臣贼子还有什么畏惧而不逞强作恶的呢？防邑之盟，表面上是鲁宣公为了求得宠爱以确立自己的地位，而史书却记载齐惠公的意图，以惩治结党营私的罪恶，这与桓公、郑庄公、垂之防的情况是一样的。晋国作为盟主，是诸侯所效法的准则，然而齐国和宋国发生弑君之事，晋国的威严却无法施加，鲁国的动乱也不去治理，这就显示出晋国的无能为力。我按：齐惠公因为高傒的叛逆而得以登上君位，所以鲁宣公纳贿求取防邑之盟，齐惠公欢快地顺从，这大概是同恶相济罢了。只是齐国强大足以庇护鲁国，所以鲁宣公君臣竭尽心意来巩固与齐国的关系。

译公子遂前往齐国【《惠公左传》记载：襄仲前往齐国拜谢达成盟约】。宣公篡位自立，仲遂是主谋，属于首恶。当初向齐国请求支持时，遂作为上宾，并且一并记载了介使【去声】，这是为了归罪于叔孙得臣不能决断是非，也跟随了仲遂【《论语》：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季子然问仲由、冉求，那么他们是跟随仲遂的人吗？孔子说：弑父与弑君，也不会跟随】。大夫中有以死抗争【去声】的人，然而被削去而不记载，是因为叔仲惠伯的死并非奉君命，死得不得其所【愚按：孔父、仇牧、荀息并非奉君命而死，都特别记载在防地。我私下怀疑忠义之臣捍卫君主危难，本来就不应等待召命而后赴死。杜氏说史官认为襄仲不敢记载杀害惠伯，其理或许如此】。遂和行父，则在经文中一再见【音现，下同】到。前往齐国拜谢达成盟约，虽然可以削去不记，却又再次记载在防地，以此来彰显他们始终成就弑君篡位之谋【愚按：遂和得臣一同前往齐国，见到公子接而请求立他为君，这是逆谋的开始。如今已立定宣公，而在齐国拜谢达成盟约，这是逆谋的终结】，以警戒后世，人臣有的在内结交宫禁以巩固其宠幸，有的在外结交藩镇作为援助【去声】，至于生杀废立，都出自他们之手，而君主却不醒悟【唐武三思、李辅国勾结韦后、张后而擅杀五王，将上皇迁至西内；崔〇、崔昭纬勾结王行瑜、李茂贞、朱全忠而胁迫皇帝杀害杜让能、王搏、苏检，贬谪陆扆、王溥】，其忧虑深远啊。凡此种种都直书于策，其义自然显现。

六月，齐【惠】人夺取济西田【《左传》说：“为了立宣公的缘故，用来贿赂齐国。”《公羊传》说：外国夺取邑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贿赂齐国。为什么贿赂齐国？是为了弑杀子赤的贿赂。”《谷梁传》说：国内不说取，说取，是接受的意思。以此作为贿赂齐国。”程氏传：“宣公不义地得到国家，贿赂齐国以求援助，齐国接受以助不义，所以书‘取’。不义不能保住其土地，所以不说‘我’，并非强取，所以不避讳。不能保住而失去的，都避讳。”张氏说：“济西，是鲁国故地，僖公三十年夺取的，曹者”】

鲁人进献贿赂以免除讨伐，而记载齐人夺取田，是为了彰显齐国的罪过【高邮孙氏说：齐侯的罪过隐晦而难见，所以明确记载取田以彰显其罪。春秋记载取田邑，都贬称为人，罪其擅自夺取。只有齐景公为昭公取郓，因其取田不是为了自己得利，特别记载其爵位】。春秋讨伐贼人，尤其严于利，那些为恶而助之的人，是为了孤立其党羽。齐鲁是邻国，是盟主遗留的基业。子恶被弑出，姜氏回归而宣公立，不能声罪致讨，只求平息鲁国动乱【闵元齐仲孙说：您务必平息鲁国灾难而亲近它】，首先与齐国结盟，这是利其作恶而助之。弑君篡国，是人道所不容的，而货赂公然通行，免于诸侯的讨伐，那么天下都将成为乱贼，伦理纲常如同弁髦一样被抛弃，其祸害乃自不知。以义为利，而以利之可以为利而为之。孟子为【去声】梁王极力言说利国者，必至于弑夺而后餍【于艶反】，大概得到了经书取田之意，举法如此，然后人知道保义弃利，乱臣贼子〇立无徒，而乱少弭矣【张氏说：桓公篡位，向郑国求援，而诱以许田；宣公夺嫡主齐以自立，而赂以济田，以利自固，前后一辙。假如郑荘、齐惠不贪其利，那么桓、宣必不能以自立了。曰假曰取，遮蔽郑、齐之罪，诛其贪利而成乱也。《大学》论治国平天下，深戒以利为利；孟子论先利后义，不夺不餍，都是防本塞源，知道春秋之防意也欤？家氏说：鲁桓之弑君，郑不预也，鲁畏其讨，以是为赂，故书假讳之也。鲁宣之弑君，谋出于襄仲，事实成于齐惠，故直书其事，以两讨之。盖田者，先祖受之于王，鲁国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国，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为齐赂。齐惠既辅人之篡，又受其赂田以为已有，此所谓盗窃之取，其罪有大于侵伐之取矣。陈氏说：外取邑不书，襄二十六年齐取我高鱼不书，必有归之者然后书。是故济西田书，取讙闱书，取”】

秋季，邾【定】子来朝【通防凡经于朝聘皆不徒书未有书而无义者也宣公为弑君者所立邾子来朝而无贬文者既于朝桓贬矣公羊曰其余从同同张氏曰邾子朝当讨之人不贬者桓公之经已举法从同同也】○楚【庄】子郑【穆】人侵陈【灵】遂侵宋【文左传宋人之弑昭公也晋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宋文公受盟于晋又防诸侯于扈将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陈共公之卒楚人不礼焉陈灵公受盟于晋楚子侵陈遂侵宋谷梁传遂继事也】

楚国书爵而称郑人为人，是贬斥他们。郑伯本因宋人弑君，晋国不能讨伐，受赂而还，以此罪晋，认为不足与谋，于是受盟于楚。如今却依附楚国，

译因为频繁地使中原各国陷入危困，这有什么道义呢？【张氏说：不讨伐有罪之人，固然体现了晋国的无义，但这也尚未达到像僭越称王、肆意作乱那样罪大恶极的地步。郑国背弃晋国而顺从楚国，依附于无道狂妄的楚国，从而成为中原各国的祸患，所以史官记载“侵陈，遂侵宋”，是为了表明这是暗中出兵掠夺边境，肆意进行侵略，并不是能够声讨宋国的罪过而去征讨它。【家氏说：假如郑穆公在跟随楚国之后，能够率领楚军讨伐宋国，在边境上宣告讨伐，质问宋昭公被杀的原因，宋国人必定会杀了鲍革以谢罪，重新商议拥立新君，这样就不会违背当初背弃晋国的初衷。如今却与楚子一同侵略陈国，进而侵略宋国，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军队，凌驾于中原之上，并非讨伐叛乱的举动】既然已经判定这支军队是不义的，然后中原各国的军队才可以出动。【永嘉吕氏说：在防地会盟而记载楚子，是从盂地会盟开始的；征伐代国而记载楚子，是从侵略陈国开始的。在厥貉会盟时也曾记载楚子，但并未对中原各国动武；讨伐麇国时记载了楚子，也不过是对楚国的盟国动武罢了。因此，侵略蔡国、讨伐楚国，侵略曹国、讨伐卫国，记载齐侯、晋侯，是欣喜于中原有霸主；侵略陈国、进而侵略宋国，记载楚子，是哀伤于中原没有霸主，而楚国人得以掌握霸权。陈氏说：记载“遂代楚”，是说楚国的意图不在蔡国；记载“遂侵宋”，是说楚国的意图不在陈国。南北对峙的局势从此开始。十五年后宋国与楚国讲和，五十年后，晋国的赵武与楚国的屈建在宋国结盟，中原各国的君主分别依附于晋国或楚国了。从此直到春秋结束，军队再次有所行动，就没有再使用“遂”字的，使用“遂”字的，如果不是盟国讨伐盟主，就是盟主讨伐盟国】

译晋灵公时，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左传》记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宋谷梁传》认为：这是赞美救援陈国的行为。

郑国位于周王畿之内却依附僭越作乱，陈国是先代帝王的后裔却遭受侵凌逼迫，这如同家门庭院的防卫，适宜用来抵御外敌。门庭，指门内的庭院，盗贼若到此地，就不得不击退征伐。王者将中原诸侯国视为庭院门户，将四方夷狄视为藩篱屏障。晋国能够救援陈国，就能保全中原诸侯，防御敌对国家的军队，所以特别褒扬并记载为“救”。凡是记载“救”字的，没有不认为是善行的。啖氏说：救，是救助其患难，凡是救助患难都是美德。这就像解除倒悬之苦，孟子说：百姓的喜悦，如同解除倒悬一样。又像把百姓从泥沼炭火中拯救出来，涂炭，犹言水火，如同孟子所说百姓认为被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懂得这个义理，就知道《春秋》用兵的用意了。传文称“师救陈”，《宋经》不记载宋国，这不是文字缺失，而是圣人删削的。先前因为不能讨伐宋国，上卿被贬而称“人”（文公十七年，四国伐宋），诸侯设防而不排列次序（同上，防扈）。现在如果记载救援宋国，那么法度就混乱了。家氏说：记载“救”是肯定其能救援陈国，不记载“救宋”，是不肯定其救援宋国。宋国背负弑君的大恶，晋国人接受贿赂不能讨伐，而楚国讨伐它。虽然楚国的用心未必真诚为了正义，但弑逆的贼人，人人可以讨伐。楚国讨伐它，晋国救援它，所以《春秋》不肯定其救援与讨伐。

宋公（文公）、陈侯（灵公）、卫侯（成公）、曹伯（文公）在棐林设防抵御晋（灵公）的军队，并攻打郑国（穆公）。《左传》记载：在棐林设防以攻打郑国。楚国的蔿贾救援郑国，在北林遭遇晋军，俘虏了晋国的解。晋国人于是撤退。《公羊传》说：这是晋国赵盾的军队，为什么不说是赵盾的军队？这是君主不防备大夫的辞令。《谷梁传》说：先写地名后写攻打郑国，这是表示怀疑的辞令。这里写地名是为了彰显其美德。杜氏说：晋军救援陈国，宋国等四国君主前往设防，共同攻打郑国。棐林是郑国的土地，荥阳宛林县东南有林乡，愚按：在今汴梁路均州新郑县，即棐地。

依次列举诸侯来防备晋国赵盾，《谷梁子》认为这是夸大赵盾的事迹，因为要夸大他，所以说“师”。这种说法不对。刘氏说：卿大夫不得防备公侯，现在晋侯不出兵，赵盾专权，也没有被贬，这就好了，为什么要夸大他呢？《春秋》确立的法度，以君主为重，而大夫与军队地位相当。依据君主不记载“帅师”，大夫必须记载“帅师”；君主被俘、君主受伤都不记载“师败绩”，大夫被俘仍记载“师败绩”。在“帅师”之下依次列举诸侯，又记载大夫的名氏，那么臣子就疑似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说“防晋师”，这是细微之处谨慎守礼的意思，其确立的义理精妙啊。陈氏说：这是晋国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大夫初次使用诸侯。灵公时代，兵车防备，参以上级别贬称为“人”，于是赵盾因为使用诸侯而出兵。《春秋》不认为大夫可以使用诸侯，所以只记载赵盾帅师救陈，下文记载诸侯防晋师于棐林伐郑，这就是不认为大夫可以使用诸侯的辞令。棐林是郑国的土地，先前写地名后写攻打，以为是表示怀疑的辞令，这里写地名是为了彰显其美德。范氏说：赞叹赵盾救灾恤患的功劳，所以详细记录其防备的地点。薛氏说：晋军先在棐林，所以说防备，又说攻打。一美一恶，不嫌相同。愚按：桓公十五年，公在袲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攻打郑国，先讲防备的礼仪而后前往攻打，起初疑似帮助忽而讨伐突，最终却是攻打忽而帮助突，所以《春秋》责备其可疑。这里说宋公、陈侯、卫侯、曹伯防备晋师于棐林攻打郑国，四国君主一致跟随晋师讨罪以救援患难，所以《春秋》彰显其美德。先前讲防备的礼仪而后攻打，这是防备军队以共同攻打，文字相似而实质不同。记载突出奔蔡，忽归于郑，突入于栎，接着记载公在袲地防备诸侯攻打郑国，那就是党同突而攻打忽，可以知道了。记载楚子、郑人侵陈，接着侵宋。晋赵盾帅师救陈，接着记载诸侯防晋师于棐林，那就是讨伐郑国而救援中原，可以知道了。通过文辞观察，是非就清楚了。

冬天，晋灵公时，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崇公作栁，《左传》本作崇侵，书赵穿而后，凡役书大夫，《左传》说：晋国想向秦国求和，赵穿说：“我侵犯崇国，秦国紧急，崇国必定救援它，我们借此求和。”赵穿侵犯崇国，秦国不与求和。杜氏说：“崇，是秦国的盟友。”任公辅说：“地谱记载商朝有崇国，在京兆鄠县日亭。”愚按：“今奉元路鄠县之东。”啖氏说：“崇，是小国。”《公羊传》误作栁）。

崇国在西边，是秦国的盟友。晋国想向秦国求和，不用大义打动它，却攻打它的盟友，那就太狡诈了，与伐楚以救江不同。而传文说设此计谋的是赵穿，莫非赵穿已有叛逆之心，想掌握兵权，借攻打国家来使用他的军队吗？不然，为什么计谋如此迂腐，而当权者也不纠正而听从他呢？赵穿的名姓，自从史官记载弑君于桃园，而上卿因志同而受恶名，其端倪又在此书中显现。记载“侵”，以显示求和的方法，不是正道。高氏说：晋国想得到秦国，反而加兵于他人之国，正好增加晋国的敌人，这是错误的计策。家氏说：晋国想向秦国求和，派一个使者，陈述先君的友好，秦国就会和解。现在攻打崇国来求和，秦国更加愤怒，战争更加无法解除。大概赵穿志在作乱，借攻打崇国来专权，不然为什么计谋如此拙劣。

译然而执政的人在其中难道就没有什么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吗？○刘氏说：《公羊传》说：“栁是天子的城邑，不隶属于周王室，是因为不参与讨伐天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赵穿攻打天子的城邑，罪过已经很大了，却没有文字来贬斥他，这是为什么呢？

译晋国人、宋国人攻打郑国。《左传》说：晋国人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北林之战。当时晋灵公奢侈，赵宣子执政，屡次劝谏而不被采纳，所以晋国在与楚国的竞争中未能取胜。《谷梁传》说：攻打郑国，是为了救援宋国。

宋国人弑杀国君，既然已经列于防地（参与会盟），在春秋衰微的时代，已经免除了诸侯的讨伐。按照《春秋》的王法来论，其罪行本来是在法律所不赦免之列。而晋国人与宋国合兵攻打郑国，这叫做用燕国去攻打燕国（本《孟子》所言，晋国无道与郑国没有区别），哪里比得上直接记载“晋人”、“宋人”呢？这不是将要贬低军队少，而是贬低他们，只称“人”。用贬低的笔法记载“伐”，好像是说声讨罪过、进行征讨罢了，自身有瑕疵，凭什么去攻打别人呢？（昭公四年：没有瑕疵的人可以诛杀别人。高氏说：宋国怨恨郑国与楚国侵犯自己，再次请求晋国攻打郑国。晋国也因为以前救援无功，于是联合出兵攻打郑国。晋国因为贪图贿赂导致诸侯叛离，不能退而自责，反而谋划在外动武，以成全宋国的报复怨恨。况且宋国人弑杀国君，怎么可以和他们合兵呢？家氏说：这一件事前后褒贬不同，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诸侯在防地会盟讨伐它，这是公义。晋国接受宋国的贿赂并辅助篡位，现在又与宋国一起攻打郑国，这是私心。大概郑国可以攻打，但为了宋国而攻打郑国则不可以。）

【甲子年，周匡王六年崩】二年【晋灵公十四年弑齐惠公元二年卫成公二十八年蔡文公五年郑穆公二十一年曹文公十一年陈灵公七年杞桓公三十年宋文公四年秦共公二年楚庄王七年】春季，周王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抓获了宋国华元。【“华”音尸化反。记载战争都书写大夫率领军队，从此开始。《左传》：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宋国华元、乐吕抵御，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囚禁了华元，抓获了乐吕以及甲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取耳朵一百人。宋人用兵车一百辆、文马一百驷来向郑国赎回华元，一半进入郑国后，华元逃归。杜氏说：大棘在陈留襄邑县南。张氏说：现在属于拱州。我按：襄邑县现在属于汴梁路睢州。】

两军交锋，主将被俘，其失败是明显的。又书写“师败绩”，词语不重复吗？这是说明大夫虽然尊贵，与军队是等同的。【永吕嘉氏说：这一年战于大棘，与晋国赵鞅、郑国罕达战于铁，都称“帅师”，兵力相当。《春秋》记载战争言及大夫率领军队，从此开始。从此以后，如晋国荀林父、卫国孙良夫、鲁国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齐国国书，都书写大夫率领军队。《春秋》记载“获”的有七次，只有齐国国书及这一年宋国华元书写“败绩”，是因为自身被俘而军队又失败了。大夫生死都书写为“获”：郑国获，宋国华元是活着；吴国获，陈国夏齧；齐国国书是死了。】所以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领不称军队；军队多，将领卑下，称军队不称将领。将领尊贵军队多，都书写在防地，是向人显示君主不可轻易役使大众，又重视将帅的选择，其意义深远。【前晁锴传：士兵不可用，因为将领与敌人相当。君主不选择将领，因为国家与敌人相当。】有人说：元帅是三军的司命，而轻重如此等同吗？【《孟子》：若是班乎。朱子说：班，齐等之貌。】从行军打仗来说，则以元帅为司命。【《孙子》：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从拥有国家来说，则以得众为邦本。【《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郑国派高克带兵，在边境抵御狄人，想要疏远高克，而不顾惜他的军队。【见闵公二年】楚国让六卒跟随得臣，恐怕丧失军队，而不顾惜将领。【见僖公二十八年】所以经文以抛弃军队罪责郑国，以杀害大夫责罚楚国。明白这个意义，然后才知道王者之道，轻重的权衡。【高氏说：元年秋，郑国人与楚子侵犯宋国，宋国人已经为棐林之战报复，冬天又与晋国人攻打郑国一战，而两次报复，于是引起这次战役。现在郑军前来，宋国应当阐明大义来晓谕他们，否则谨慎巩固封守，使郑国不能侵犯。华元却急忙率领军队出战，于是三军大败，以至于被俘，不能效死，只是徒然灭绝百姓、辱没国家而已。可见中原各国因为夷狄的缘故，而自相残杀如此。张氏说：宋国因为弑君致防而不服罪，所以书写“宋及”，好像是说华元志在于此战。我按：文定在韩之战中说：“书写伐、书写及者，两俱有罪。”经文不书写伐，专门罪责晋国。现在考察这也未书写归生伐宋，则《春秋》责罚宋国的意思重于责罚郑国了。○赵氏说：《谷梁传》说，尽其众以救其将，以三军敌华元，华元虽获，不病矣。按兵败身获，而说不病，不对。只是因为军队先败绩，自身才被俘，依次第书写，有什么褒贬呢？如果想要褒贬，乃足见其不身先士卒罢了，怎么能说是善呢？】

秦国军队攻打晋国。

按照《左氏传》，是为了报复崇国，于是围攻焦邑。【杜氏说：焦，晋国河外的邑。】晋国在崇国使用大夫，是赵穿的私意，而没有名义，所以书写“侵”。秦国人为此兴师报复晋国，则是问其无名之罪，所以书写“伐”。世上哪有想要向强国求和，却侵犯其所与（盟友），而能求得和议的呢？赵穿的情状显露了。

译【音现，下同】了。赵宣子执政，谋划没有遗漏的计策，唯独对此事茫然无知吗？他听从了赵穿，盾的真情也就显露出来了。《春秋》记载史事，笔削因革，必定有其原因。只写“侵”和“伐”而不写“围焦”，是为了彰显晋国卿大夫向上侵犯的意图，这种倾向是逐渐形成的。【永嘉吕氏说：晋文公想要与楚国争雄，必定要得到秦国支持才敢作战。殽山之战，晋襄公目光短浅，而先轸等人见利乘便，从此互相报复，没有穷尽。楚国正有凌驾中原之心，郑国又背弃晋国跟随楚国去侵犯陈国，晋国想与楚国争雄，那么联合秦国来牵制楚国是可以的，否则不理睬秦国也是可以的。而赵盾的族子赵穿谋划侵犯崇国，赵盾如果不是疯了，为什么听信他？这是开启与秦国争端的根源。宋国刚被郑国打败，而晋国又受秦国困扰，这不是自找的又是谁造成的呢？张氏说：本想求和反而招致战争，因此深刻揭示赵穿妄动干戈、企图窃取兵权的意图，诛责他的用心】

译夏季，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晋国赵盾救援焦国，于是从阴地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郑国，以报复大棘之战。楚国斗椒救援郑国，说：“能够想要诸侯归附，却又厌恶他们带来的危难吗？”于是驻扎在郑国，等待晋军。赵盾说：“他们宗族在楚国争斗，大概将要灭亡了，姑且加重他们的疾苦。”于是撤军离去。

按照《左传》记载，晋国赵盾及诸侯的军队侵犯郑国，以报复大棘之战。起初，郑国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去攻打宋国。《春秋》经文不记载“伐”，而让宋国华元主导大棘之战，大概是因为楚国人对于宋国有责难的理由。军队的老弱与强壮在于是非曲直。晋国主持夏季盟会，赵盾既然执掌国政，联合诸侯的军队，何必畏惧楚国？何必躲避斗椒？然而力量并非不足，却撤军离去，是因为道理上理亏。所以卿大夫不称姓氏而称“人”。杜预说：郑国为楚国攻打宋国，俘获了宋国大夫。晋国赵盾兴起诸侯的军队，将要为宋国报仇雪耻，却畏惧楚国而返回，丧失了霸主的道义，所以贬称他们为“人”。军队记载为“侵”而不说“伐”，容易引发争讼卦的象辞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端。程子传：人情有争讼的道理，凡是所做的事，必须谋划其开端。如果谨慎结交之类，在事情开端就杜绝衅端，那么争讼就没有由头产生了。开端而不谋划，将导致兴师动众，有不能平定的情况。晋国只索取贿赂释放宋国而不讨伐，以至于凭借中原大国之力不能使郑国臣服，不能与楚国竞争，能不慎重吗？《春秋》行事，必须端正其根本，对于末流如此，其垂示的警戒是明确的。永嘉吕氏说：诸侯跟随晋国，是认为晋国可以依靠。率领诸侯讨伐宋国，却立公子鲍，这是立贼。郑国因此认为晋国不值得交往，而跟随楚国侵犯宋国。晋国于是庇护宋国攻打郑国，郑国又派归生攻打宋国，大概对宋国有责难的理由。晋国又偏袒宋国侵犯郑国，一次行动不合道义，盟国背叛，敌国侮辱，对方得以奉辞讨伐而我们疲于奔命，直到一再发生而未止。霸主的举动，岂可轻率？家氏说：郑国背叛华夏，侵犯它是可以的，以报复大棘之战则不可以。郑国厌恶晋国释放宋国不讨伐而跟随楚国，晋国不知自愧，还为宋国报复郑国，所以贬称四国大夫都书“人”。当时晋国赵盾想据有兵权，托辞攻打别国，实际上没有战斗之心，所以棐林之战，楚国囚犯解开绳索，晋军就撤军，就是这次战役。与斗椒相遇，就错误地找借口说：他们宗族在楚国争斗，大概将要灭亡了，又撤军离去。赵盾本来没有想要战斗的心。《左传》却说：晋侯奢侈，赵盾屡次劝谏不被采纳，所以不能与楚国竞争。多么失实啊！高氏说：从此楚国与晋国争夺，晋国不能竞争，反而有弑君逆乱之祸，于是楚国更加放肆，第二年就有问鼎之事。

秋季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左传》：晋灵公不像君主，加重赋税来装饰墙壁，从台上弹人，赵宣子屡次劝谏，国君厌恶他，派锄麑刺杀他，锄麑没有成功，撞槐树而死。晋侯请赵盾喝酒，埋伏甲士将要攻打他，他的车右提弥明知道了，快步登阶说：“臣子侍奉君主宴饮，超过三杯，不合礼制。”于是扶着他下去。国君唆使猛犬咬他，提弥明搏斗杀死了狗，斗且退出，提弥明为此而死。灵辄担任国君的甲士，倒戟抵御国君的士兵而救免了赵盾。赵穿在桃园攻打灵公，赵宣子还没出山就回来了。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在朝廷上展示。赵宣子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你是正卿，出亡不越过国境，返回不讨伐贼人，不是你又是谁？”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法不隐讳。”赵宣子派赵穿从周迎接公子黑臀而立他为君。《公羊传》：亲自弑君的，是赵穿，为什么加罪于赵盾？因为赵盾不讨伐贼人。灵公无道，让诸大夫都在内朝，处在台上，引弹弓弹他们。膳宰熊掌没煮熟，国君发怒杀了他，让他背着畚箕丢弃。赵盾去查看，快步进入劝谏。灵公心中惭愧，想杀他，在宫中埋伏甲士，召赵盾吃饭。吃完后，国君对赵盾说：“我听说你的剑，大概是利剑，给我看看，我将观看。”赵盾将要进剑，祁弥明呼喊他，赵盾踌躇台阶而逃跑。国君呼唤猛犬并嘱咐它，祁弥明踢它，折断它的下巴。宫中甲士鼓噪而起，有从甲士中站起来的人，抱着赵盾并乘着他，驱赶而出。赵穿趁着民众不满，起事弑杀灵公，然后迎接赵盾进入，与他站在朝廷。晋国史官记载说：“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赵盾说：“天啊，不要牵连我，我没有弑君，谁说我弑君呢？”史官说：“你行仁行义，别人弑了你的国君而你复国，不讨伐贼人，不是弑君如何？”《谷梁传》：赵穿弑君，赵盾不弑君却说赵盾弑君，为什么？因为要归罪于赵盾。灵公召见诸大夫而暴虐地弹他们，观看他们躲避弹丸。赵盾入朝劝谏不听，出亡到郊外。赵穿弑君然后返回。赵盾史官狐记载贼人说：“赵盾弑君。”赵盾说：“天啊，我没有罪，谁做赵盾而忍心弑杀他的国君呢？”史官狐说：“你是正卿，入朝劝谏不听，出亡不远，国君被弑返回不讨伐贼人，那么志向相同，志向相同就记载重罪，不是你又是谁？所以记载说：‘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夷皋。’过错在下位。程子说：‘赵穿弑君，谁不知道？至于赵盾的罪，不是《春秋》’

译把它写下来，便再没有人知道了。

译赵穿亲手杀死了他的国君，董狐却将罪责归于赵盾。他判定赵盾罪行的判词说：“你是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又不讨伐弑君之贼，因此这样书写史实。”而赵盾也承受了这恶名，不敢推辞。孔子沿用了他的法则而没有加以改变，其中的义理是什么呢？回答说：正卿是主持国家政务的大臣，国家大事没有比国君被杀更严重的了，如果不追究他本人，那还能追究谁呢？（薛氏说：国君将要杀赵盾，而赵穿执行了弑君之事，那么主谋弑君的是赵盾，赵穿是接受命令而动手的人。按照法律，家人共同犯罪，只追究尊长的责任；凭借威势命令他人，被命令者作为从犯。这就是《春秋》的义理。）出逃而越过国境，是指离开国家而不回来，这样之后君臣之间的道义才断绝。（杜氏说：越过国境则君臣道义断绝。我按：君子违离国君，不去敌国，尚未臣服却去讨伐他，奔命而死是可以的。离开国家不返回，一定要像宋国的子哀那样洁身自好、远离祸乱，然后君臣之间的道义才断绝。）返回后讨伐贼人，是指为君复仇而不肯宽恕，这样之后臣子的职责才算终结。（我按：返回后讨伐贼人，如果像羽父讨伐寪氏那样，不足以逃避大恶的惩罚。一定要像卫国石碏那样诛杀儿子，不避亲缘，没有一丝一毫偏私之意，而竭尽全力为君复仇，然后臣子的职责才算终结。）如果不这样，这是赵盾假装出逃而实际上知情吗？所以如此。假如没有参与谋划的人却放纵贼人而不讨伐，这是有现在将要弑君的心思（本公羊何氏说：现在想要弑君），而意图让赵穿完成弑君之事。恶行没有比居心更惨烈的。现在以此罪名惩处赵盾，是为了防范臣子的邪念而谨慎地遏制其萌芽。赵盾虽然想推辞而不接受这罪名，可以吗？（蜀杜氏说：赵盾知道灵公想要杀他，而心里想要弑君，这不止是同谋，而是实际将要弑君。《春秋》不能同时书写赵穿和赵盾，而选择首恶者来书写，这也是义理所适宜的。临川吴氏说：赵盾独断晋国政事，将近二十年，境内境外，只知有赵盾而不知有国君。灵公成年后，不能忍受他的专权，于是想要杀赵盾。鉏麑接受命令不肯杀赵盾而死，提弥明救赵盾而战死，灵輙内部叛变，倒转戟刃使赵盾免于死难，那么赵盾的私属与国君的军队对抗，不再有臣子的礼节了。君臣既然成为仇敌，不是赵盾弑君就是国君杀赵盾，形势本来就不能两立。赵穿是赵盾的族子，平日所喜爱信任的人。弑君后赵盾又复辟赵穿的弑君行为，算是赵盾弑君。赵盾是首恶，赵穿只是顺承意旨行事罢了。赵盾假装不知道谋划，以求自我开脱，弑君的罪行能欺骗谁呢？孔子书写说：‘赵盾弑其君’，是因为他是首恶。自从三传以来，解说者众说纷纭，为赵盾辩解，这是说乱臣贼子不能欺骗圣人，却可以欺骗后世的儒者。高邮孙氏说：‘赵盾暗中弑君而表面上逃避痕迹，实际执行计谋而让赵穿承受罪名。所以孔子以弑君之罪惩处他。如果一定要等到亲手弑君才定罪，那么奸臣贼子得以用计谋逃脱，而平庸愚笨无知的人常常承担实责。’）以高贵乡公之事来看，抽戈刺杀的是成济，发起谋划的是贾充，而主持国政的是司马昭。作为上天官吏的人，是推究司马昭的心意而诛杀他呢？还是仅仅惩处成济就足够了？所以陈泰说：“只有斩杀贾充才可以稍微向天下谢罪。”司马昭问其次要的人选，意在成济。陈泰想要进言此意，直指司马昭。（《魏高贵乡公纪》：皇帝见威权日益丧失，不胜愤怒，说：‘司马昭的心意，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受废黜侮辱，于是率领殿中宿卫官僮数百人，鼓噪而出。中领军贾充在南阙下迎战，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应当如何？’贾充说：‘司马公蓄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成济抽戈刺向皇帝，刀刃从背后穿出。司马昭听说后大惊，自己投地，进入殿中召集群臣商议。尚书左仆射陈泰说：‘只有斩杀贾充才可以稍微向天下谢罪。’司马昭沉默很久说：‘再想想其次的人选。’陈泰说：‘我的意思只有进言此条，不知道其次的人选。’司马昭于是不再说话，以太后命令追废皇帝为庶人。司马昭说成济大逆不道，夷灭三族。）那么赵穿弑君而赵盾是首恶，《春秋》的大义就明白了。如果不是孔子推究发现极隐秘的道理，垂示法则给后世，乱臣贼子都能用诡计逃脱罪责，而像史太、邓扈乐那样愚笨无知的人，都会蒙受归罪而被杀戮。（《公羊传》：闵公元年，庄公在世时，仆人邓扈乐曾在宫中犯错，子般抓住他鞭打。庄公死后，庆父对邓扈乐说：‘子般侮辱你，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何不杀了他呢。’让邓扈乐杀了子般，然后诛杀邓扈乐并将罪责归于他。《唐昭宗纪》：皇上到达洛阳，朱全忠因为皇帝有英气，担心内部生变，于是派遣李振与蒋玄晖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图谋他。蒋玄晖挑选牙官史太等百人，夜间叩击宫门，杀了宫人裴贞一。皇帝在椒殿，急忙起身绕柱逃跑，史太追上去弑杀了他。昭仪李渐荣用身体掩护皇帝，史太也杀了她。蒋玄晖假传诏书称裴贞一、李渐荣弑逆，朱全忠听说后假装惊恐，自己投地，说：‘奴才辜负了我，让我承受万代的恶名。’到东都痛哭，杀了朱友恭、氏叔琮。我按：赵盾专断晋国，如同司马昭、朱全忠专断魏、唐政事。灵公想要杀赵盾，如同高贵乡公想要杀司马昭，唐昭宗图谋朱全忠。赵穿弑杀灵公，如同成济、史太杀高贵乡公与昭宗。赵盾未出山而返回，如同司马昭、朱全忠假装惊恐自己投地……）

译这是土地。魏、唐的旧史以及《资治通鉴》都记载成济、史太弑杀了皇帝，而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记载为“魏司马昭弑杀其主曹髦，朱全忠弑杀皇帝”，这是取法《春秋》诛讨赵盾的意义啊。司马昭族诛了成济，朱全忠杀尽了朱友珪、朱友贞等人，尚且不免受到君子直笔的讨伐，何况赵盾派遣赵穿在周地弑杀晋灵公，以巩固新君的宠信，那么元凶的诛讨不归于赵盾而归于谁呢？】君臣父子不相残害以至于沦为禽兽，差别极小。」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感到恐惧【晋灵公虽然无道，并未成为独夫民贼，君臣的名分依然存在。懂得这一点，就明白周文王侍奉商纣王的道理。○异姓的大夫，君主有大过错，就反复劝谏，如果不听，就离去。赵盾出逃而不返回是可以的，返回后讨伐贼人也是可以的。赵盾若能讨伐赵穿，司马昭若能讨伐贾充，就可以免除弑君的罪名了。所以说：「《春秋》诛讨意图」，这两人不讨伐贼人，罪意的根源在于弑君。家氏说：晋灵公托付他的儿子给赵盾说：「这孩子有才能，我受您的恩赐；没有才能，我只怨恨您。」他托付给赵盾的情分是怎样的？赵盾于是与各位大夫谋划在国外寻求国君，等到畏惧逼迫不得已而立了晋灵公，那么晋灵公的即位并非赵盾的本意。我私下怀疑赵盾谋划废立国君，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了。齐、商、宋、鲍弑君篡国，晋国作为盟主，应当惩治他们。赵盾会合诸侯将要去讨伐齐、宋，不久却接受了贿赂，不仅不讨伐，反而为他们确定篡窃的地位，无君之心早已萌生了。堂上的觉悟方兴未艾，桃园的攻杀随即而至，晋灵公本来就在赵氏的罗网之中，想不受害怎么可能呢？○赵氏说：《左传》记载孔子说：「可惜啊，出了国境就免罪了。」按董狐说：「出逃没有越出国境，行动没有走远，而君主被弑，返回后又不讨伐贼人，这情形涉及同谋，并不是说越出国境就无罪了。」作传的人不理解这个意思，于是附会孔子说了这话。如果这样，奸臣让人弑君，自己越出国境再回来，就无罪了吗？朱熹评价《左传》见识很浅薄，说孔子说：「可惜啊，越出国境就免罪了。」这样的话，专门是回避责任占便宜的人得逞，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难道反而为他们开脱免罪吗】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去世（这是周匡王。他在周文公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他的弟弟姬瑜继位，这就是周定王）。

【周定王元年】三年【晋成公黑臀元年，齐惠公三年，卫成公二十九年，蔡文公六年，郑穆公二十二年去世，曹文公十一年，陈灵公八年，杞桓公三十一年，宋文公五年，秦共公三年，楚庄王八年】春季周历正月，用于郊祀的牛的嘴部受伤，于是重新占卜选用另一头牛，结果那头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祀【《公羊传》说：为什么这样记载？是因为事情发生得迟缓。为什么不重新占卜？因为祭祀用的牲畜，如果为天帝准备的牲畜不吉利，就改用为稷神准备的牲畜来占卜。为天帝准备的牲畜在涤宫饲养，为稷神准备的牲畜在三月时只检查是否完备。郊祀为什么一定要祭祀稷神？因为君王一定要用自己的祖先配享天帝。《谷梁传》说：“之口”是表示迟缓的措辞。“伤”是牛自身造成的。改卜牛，牛死了，于是没有郊祀，这是事情的变故。“乃”是表示出乎人意料的措辞】

于是没有举行郊祀【“为”读去声，下面的“天”字同此音】是因为牛嘴受伤【《谷梁传》全说：牲畜受伤称为“牛”，未成为牺牲的称为“牛”】改卜牛而牛又死了【家氏说：这是鲁宣公除去丧服后首次举行郊祀，上天显示谴责。经文用了十六个字，言辞繁琐而不厌其烦，是为了彰显这种变异，不同于平常郊祀占卜不吉利的情况。宣公篡位弑君，违背常理，持此心态去享祭天帝，所以上天谴责他】否则就会举行郊祀了【范氏说：牛无缘无故嘴部自己受伤，换牛改卜，又死了，于是废除了郊祀礼】按照礼制应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周礼·司服》：凡是丧事，为周天子服斩衰】周人向鲁国报告丧事，史官防已经记载但天子尚未安葬。在郊外祭祀天帝，这难道是合适的时候吗？有人说不能因为王事而废掉天事【杜氏注】的礼制【张氏说：这是借由事情的变故，来阐明鲁国郊祀的不合礼制，大概是在僭越礼制的行为中又有忘记哀痛、从事吉礼的罪过。三年之丧，正是臣子穿着斩衰奔赴丧事的时刻，怎么能僭越天子、越过丧绋来举行祭祀的礼仪？《春秋》之所以特别记载这件事】自《春秋》以来，丧礼逐渐废弛，有不奔赴天子丧事而远适他国的【桓公不奔赴桓王丧事而在齐国的艾地会盟，文公、成公不奔赴顷王、定王的丧事而在郑国的新城、虫牢会盟，襄公不奔赴灵王的丧事而前往楚国，并且送楚昭王葬于西门之外】有不修习吊唁之礼而互相聘问的【简王去世，襄公不去吊唁，而邾子来朝见，卫国的剽、晋国的荀防来聘问】本来以为这样做是可以举行而不废弃的。最终导致汉文帝以日代月【《前汉书·文帝纪》遗诏说：死亡是天地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规律，怎么能过分哀痛？当今世人，都看重丧服而伤害生命，我非常不赞成。我幸能享尽天年，得以供奉于高庙，还有什么可哀念的？命令天下官吏百姓，诏令到达后，出宫临丧三天，都脱下丧服，不禁止嫁娶，在殿中祭祀，应当临丧的人都在早晚各举声哭十五次。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细布七日脱下丧服。服防说，都应当说大功、小功布，细布是细麻布。应劭说：红是中祥、大祥时用红布做领缘，细布是禫祭。总共三十六个月脱下丧服，这就是以日代月。颜师古说：红与功相同，这是文帝根据自己的意思创立的，并非取自《周礼》。为什么以日代月呢？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七月，哪有三十六个月的记载？禫祭也没有七天的。应氏在前面已经错了，而近代沿袭谬误的说法没有思考。荀悦说：“三年之丧，是天下的通丧，由来已久了。现在废除它，以损害大的教化，是不合礼制的】后世不能恢复其由来已久的传统了。《春秋》详细记载，其意义自然显现【“见”音现。高氏说：“鲁国僭越郊祀礼很久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不记载，是因为圣人不敢无故斥责君父的过错，所以借由变异来记载。”我按：天子去世三个月，天下服丧。天子去世到这时已经三个月，海内诸侯都应当穿着斩衰、戴着苴绖、拄着丧杖、系着绞带、戴着冠、系着防缨、穿着菅屦。鲁国是同姓的宗国，却不穿这种丧服，就是无视天子。郊祀的时候，服丧的人不敢哭，穿丧服的人不敢进入国门。如果脱下丧服而从事大礼，就是轻慢上天。况且天子曾经举行禘、郊、社、簠、簋等祭祀，诸侯祭祀社稷，俎豆已经陈列，听到天子去世的丧讯，都废除这些礼仪，何况听到丧讯还治理祭祀事务呢？《王制》所记载的，祭祀天地社稷，越过丧绋而举行仪式，也是因为已经占卜了时日而忽然有丧事，那么大臣越过丧绋来代理祭祀罢了。《春秋》记载郊牛受灾而改卜的有四次，这一年改卜的牛又死了。成公七年，鼷鼠又伤害改卜的牛，所以都废除了郊祀。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鼷鼠伤害郊牛改卜牛而没有再出现变异，都举行了郊祀，所以知道不郊祀，不是因为后悔不合礼制而不郊祀，实在是因为郊牛的臶部有灾伤，不得已而不郊祀。特别记载“乃不郊”，如同说“乃还、乃复、乃克葬”，“乃”是承接事情的措辞，用来彰显不郊祀的原因，系于郊牛的变异。经文记载“不郊”的有四次：成公十年，襄公十一年，都是因为占卜不吉利而废除郊祀，那么鲁君的诚意不足以感动上天。这一年和成公七年，牛受灾废除郊祀，而都还举行三望，那么上天显示谴责的意思，而不知道停止】

还举行三望【《左传》说不郊祀而望祭都是不合礼制的，望祭是郊祀的附属。不郊祀也没有望祭的必要】

三望，公羊说：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天子拥有天下，宇宙之内，名山大川，都是他所主管的，所以能够祭祀上天，而有四方望祭，无所不通。

译诸侯拥有一国，那么境外的山川，既然由他人主宰，难道还可以去望祭吗？季氏在防山举行旅祭，冉求不能挽救，而孔子责备他，是因为泰山属于鲁侯所主祭，大夫有什么资格参与呢？季氏既然不得在泰山举行旅祭，那么黄河、大海既然不在鲁国的封疆之内，其不得祭祀也就很明显了。尚可停止的，就不应当为之寻找借口。

译安葬周匡王。

四月便下葬，王室已失君主之尊，所以礼仪简略。【高氏说：提前安葬，是简略，且彰显王室的衰微，归罪于诸侯不尊王。家氏说：桓王七年后才安葬，是讥讽迟缓。匡王四月就急忙安葬，是讥讽仓促。】地位卑微的人前往会盟，鲁侯不守臣节，其情态轻慢。有人说：宣王亲自前往，所以平常之事不记载。【刘氏《意林》】这是错误的，崩逝与安葬是始终的大变故，怎能因为这是常事就不记载呢？【永嘉吕氏说：经文中记载王崩且安葬的有四次，安葬桓王、安葬匡王，都不记载执行人。安葬襄王，是叔孙得臣。安葬景王，是叔鞅。有人说桓王、匡王的安葬都是鲁公亲自前往，但用其他文例来考证，安葬诸侯而派遣卿大夫的，都详细记载；其他不记载执行人者，都说是鲁公亲自前往，可以吗？】

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浑”音户门反，公羊传作贲浑，下文“戎”字同。谷梁传无“之”字。左传：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达洛水，在周朝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于德行，不在于鼎。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但天命没有改变，鼎的轻重不可询问。】杜氏说：“允姓之戎居住在陆浑，在秦晋西北。僖公二十二年，秦晋将他们迁到伊川，于是沿用戎的称号，现在是陆浑县。”张氏说：“唐代为河南陆浑县地，现在河南府伊阳县北二十里有陆浑县故城。”我按：现在河南府路洛阳县。

外国互相攻伐，不记载。【根据文公十六年“戎伐楚”，哀公四年“楚克夷虎围蛮氏”之类，经文都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陆浑在王都旁边，逼近京畿地区，族群类别不分。楚军又到达洛水，在周朝边境陈兵示威，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所以特别在会盟时记载，以谨慎区分内外之别，禁止开启动乱的阶梯。【陈氏说：“楚讨伐陆浑，是窥伺周王室。”】

夏季，楚国人侵犯郑国。【穆公。左传：晋侯讨伐郑国，到达郔，郑国与晋国讲和，士会入盟。楚国人侵犯郑国，是因为郑国依附晋国的缘故。】按左传，晋侯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而经文不记载，这是孔子删削的缘故。【我按：此后七年，郑国与晋国讲和；八年，陈国与晋国讲和，经文都不记载；只有十五年，宋国与楚国讲和，则记载了，这是因为宋国服从夷狄。】郑国本来因为晋灵公不守君道，索取贿赂，释放贼人，认为不值得与之相似，【本孟子言，所为近似有理】而前往依附楚国，这是错误的。现在晋成公刚即位，背离僭越伪邦，回归诸夏，这是反归正道。《春秋》推崇改过，允许迁善，记载楚国人侵犯郑国，是为了彰显郑伯能够反归正道。所以只着重记载楚国人侵犯诸夏的罪过罢了。郑国既然被楚国侵犯，那么与晋国讲和就可以推知了。【家氏说：晋灵公只贪图财货，因此失去郑国。成公继位，虽然没有大的过人之处，但郑国立刻抛弃异类，归附同类，大概是贵华夏贱夷狄，人心义理的自然一致，不是威势逼迫所能得到的。不然的话，赵盾会合诸侯的军队讨伐郑国，毫无成功，现在停兵过了一年，郑国为什么自己到来呢？《春秋》继讨伐陆浑之后记载楚国人侵犯郑国，是厌恶楚庄图谋霸业之急切。】

秋季，赤狄侵犯齐国。【惠公，赤狄首次出现在经文中。张氏说：赤狄，狄人称为赤狄，白狄习俗崇尚赤衣、白衣。地谱：洺州，是春秋赤狄之地。我按：在现在广平路。高氏说：可见狄人的种类已经分开了。襄陵许氏说：楚国侵犯其南，狄人侵犯其北，这是中原栋梁弯曲的时候。】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文公。左传：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是为了报复武氏之乱。】

按左传，宋文公即位，全部驱逐武穆的族人。两族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宋国。【文公十八年，武氏的族人引导昭公的儿子，打算拥立司城须作乱，文公杀了弟弟须及昭公的儿子，派戴、庄、桓的族人攻打武氏，于是驱逐了武穆的族人。】但经文不记载，是因为两族因被驱逐而举兵，不是讨伐罪人。等到宋国军队包围曹国，报复武氏之乱，而经文记载了，这是端正根本、清除源头的意思。武穆两族与曹国的军队，为什么到了宋国呢？不能反省自身治理，倚仗人多势强来报复，兵革何时才能平息呢？宋国只有不赦免的罪过，【《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没有人治理，所以书法如此。【高氏说：武氏之乱，不是曹国人造成的。宋国不能内部和睦九族，却兴兵包围别人的国家，不也错了吗？】

冬季十月丙戌，郑伯兰去世。【穆公，在位二十二年，儿子夷继承，是为灵公。】安葬郑穆公。【穆公作缪，临川吴氏说：安葬迅速，礼仪不完备。】

【丙，周定王辰二年】四年【晋成二年，齐惠四年，卫成三十年，蔡文七年，郑灵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年，陈灵九年，杞桓三十二年，宋文六年，秦共四年卒，楚庄九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与齐侯讲和。莒人及郯人，莒人不愿意，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邑。【“向”音舒亮反。左传：不合礼。讲和用礼，不用乱。讨伐而不治理，用乱平乱，怎么治理？没有治理，怎么行礼？谷梁传：及，是内部有志向。平，是成就。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邑。讨伐还可以，夺取向邑太过分了。莒人推辞不接受治理。讨伐莒国是义兵，夺取向邑不对。乘义而求利。杜氏说：向，是莒国的邑。张氏说：郯，已姓国。秦有郯郡，汉属东海郡，故城在现在淮阳军邳县北。我按：现在淮安路海宁州。】

心不偏袒叫做平。【我按】

译按：偏颇就不能公正，结党就不能公平，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然后才能衡量事物、公平施予。用这样的心去平定事物，事物必定顺从；用这样的心去平定怨恨，怨恨必定消解。只有小人不能使内心达到这样的境界，即使凭借势力强行压制，也有不能成功的。以齐鲁这样的大国去平定郯、莒这样的小国，理应使他们降心听命，不必等到文告下达。然而莒人不肯，是因为宣公内心有所私恋，失去了平定怨恨的根本。所以史书用“取”字来彰显他的罪行（高氏说：莒、郯互相怨恨，而郯是鲁国的姻亲之国，鲁公想为郯国平定与莒国的怨恨，却挟持齐国作为威势，鲁公的道义不足以使莒人心服，不知反省自己，反而从别人那里夺取城邑，这也太过分了。鲁公既然无法使莒国顺从，后来记载郯国的伯姬来归嫁，那么郯国也不能巩固它的好意了）以及他的私欲（王氏说：“及”有两层含义，一是符合齐侯的意志，二是郯国以大欺小）。平，就是成全；取，就是掠夺。不肯，就是内心不允诺顺从，没有人能强迫他。怀着利欲之心去谋求成功，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在弱小的国家身上实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警戒后世那些不知道治理根本的人，所以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时，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这样就可以了（刘氏说：两方互相仇怨，能够辨别是非曲直，使人们信服的人，只有自身有道义。小邾射把城邑献给鲁国，鲁国派大夫与他盟誓，他推辞说：“让子路来约定随从，就不需要盟誓了。”千乘的大国不相信盟誓，却相信子路的一句话，子路可以说是能用言语取信于人。推想子路的内心，处在郯、莒之间，哪有不服从的呢？假如子路行动违背道义，言语废弃信用，连乡党之间的公平裁决都不能决定，何况千乘的大国呢？家氏说：大事有时记载简略，小事有时记载详细，这里记载“鲁公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人不肯，鲁公攻打莒国夺取向邑，言辞繁复而不使人厌烦，向后人展示持平救偏、正义辨利的关键。莿、郯之所以争斗是因为不公平，齐、鲁寻求公平，高的压抑它，低的举荐它，用我们的公平去平定他们的不公平，差不多可以了。而鲁国对于莒国，长期互不相让，只是狭隘地利用齐人的威力来胁迫莒国必须顺从，他们不肯是理所当然的。宣公匆忙对莒国用兵并夺取它的一个城邑，用自己的不公平去要求别人的公平，何况又借此谋取利益，太无道了。用济西贿赂齐国却向莒国索取赔偿，《春秋》开头记载“公及”，结尾记载“取向”，是深加责备。通观《春秋》凡记载侵伐，大多不说明原因。愚按：晋国阳处父攻打楚国，先说攻打，后说为了救援江国；宣公攻打莒国，先说平定莒国不肯，后说攻打。都指明了事情的原委。然而救援江国虽然方法不对，但名义上是好的；平定莒国的名义虽然好，但因为不肯而发展到攻打，夺取就更是过分了。通过措辞和比较事件，《春秋》的权衡标准就显现出来了。○啖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说‘不肯’？是为了引出‘取向’这件事。圣人设立教化，难道是为了鲁国想夺取向邑而凭空给莒国加罪吗？”赵氏说：“《谷梁传》说，‘弗肯’意味着可以‘肯’。按：记载‘不肯’，是明确莒国不是因为其他事情被攻打，并且讥讽鲁公。又说：‘攻打莒国是正义之师’。按：没有王命，又不是诸侯霸主，怎么能称为正义呢？”

译秦伯稻去世【共公在位四年，儿子荣继位，这就是桓公】○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国公子归生杀死了他的国君夷【《左传》记载：楚国人向郑灵公进献了一只鼋。公子宋和子家（即归生）准备去见灵公，公子宋的食指跳动，他告诉子家说：“以前我这样，必定能吃到美味。”等到进入宫廷，厨师正要宰杀鼋，两人相视而笑。灵公问他们，子家如实禀告。等到吃饭时，大夫们吃鼋肉，灵公召见公子宋却不给他吃。公子宋愤怒，在鼎里蘸了一下手指尝了尝就退出了。灵公发怒，想杀公子宋。公子宋与子家谋划，打算先发制人。子家说：“畜生老了尚且害怕杀它，何况是国君呢？”公子宋反而诬陷子家，子家害怕而顺从了他，于是杀死了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国公子归生杀死了他的国君夷”，是因为他的权势不足以抗拒。君子说：“有仁德而没有勇武，无法达成目的。”】

首谋发动弑君逆乱的是公子宋。害怕被诬陷而顺从的是归生。却把归生当作首恶，为什么呢？那些乱臣贼子想要作恶，如果不顺从他们，没有谁能保全性命而不死的。所以季子然问仲由、冉求，他们是否会顺从呢？孔子说：“弑杀父亲和国君，他们也不会顺从。”这是以死守节操来期许这两个人【南轩张氏说：“弑杀国君和父亲而不顺从，何必由、求才能做到？却不知那些顺从的臣子，起初只是贪图利害，对‘履霜坚冰’的征兆不加警惕，逐渐导致失误，以至于顺从别人弑君逆乱的人很多】归生害怕被诬陷而顺从公子宋，只是没有仲由、冉求那种不可夺去的死节罢了。把他写为首恶，不也过分了吗？回答说：归生与公子宋同为大夫，都是贵戚之卿，共同执掌国政，可以不顺从，这是第一点。曾经统领大军与宋国作战，俘获了宋国元帅【二年战于大棘，俘获华元】已经掌握了兵权，可以不顺从，这是第二点。听说公子宋的逆谋，当时就察觉了，在事情发生前诛杀他，易如反掌。手握生杀大权，仗着大义来制约他人，让人听从自己，就像犬羊伏在老虎面前一样，怕什么人，害怕被杀而顺从呢？计谋不出于此，反而用“畜生老了尚且害怕杀它”来比喻国君，归生的心思真是悖谬。所以《春秋》舍弃公子宋，而把弑君的罪责归于归生，作为后世的鉴戒。如果司马亮、沈庆之等人，知道这个道理，就能讨伐罪人，不至于丧失自身而被贼人所制【《晋惠帝纪》：贾后专横，杀太傅杨骏，废太后杨氏，征召汝南王亮为太宰。亮想迎合众议，诛杀杨骏，封侯者有一百八十一人，亮的权势日益盛大。贾后想夺取他的权力，派楚王玮夜间包围亮的府邸，杀了他。南《沈庆之传》：庆之揭发了颜师伯、柳元景的阴谋，于是亲近子业。蔡兴宗劝庆之弑杀子业，他不听从。等到子业诛杀何迈，估计庆之必定入宫进谏，就在桥上关闭道路隔绝他。庆之果然前往，不能前进而返回，于是派沈攸之赐药酒杀了他。】陆氏说：“公子宋是弑君的贼人，他的罪恶容易知道。子家纵容他作逆，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把他写为首恶，是用来教导天下为人臣者的。《春秋》的写作，圣人本来是为了明确防范，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与记载赵盾弑君的意义相同。”高氏说：“《春秋》的写作，常常施加于可疑之处而不施加于无疑之处。公子宋的罪没有疑问，归生或许怀疑可以免罪，所以惩治归生，那么公子宋的罪就自然显现了，并不是看重归生而轻视公子宋。”陈氏说：“归生是正卿，而公子宋有无君之心，除了归生谁能禁止他呢？谋划在先，然而不禁止，那么贼人就是由归生造成的。所以归生弑君，公子宋开启了祸端，不罪公子宋而罪归生。”张氏说：“归生位为上卿，长期执掌大权，国事由他决定，却不能镇服奸邪，遏绝祸端，反而被邪谋胁迫，屈从顺从。地位尊贵责任重大，所以《春秋》定他为戎首，来警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恶人，以此显示国法讨伐的原则，而阐明事君的大义。”永嘉吕氏说：“公子宋想弑君而不敢发动，先告诉归生，那么归生必定有制约他可否的态势。态势在归生手中，却轻易顺从他人，他作为首恶是适宜的。”临川吴氏说：“《左传》所载事迹猥琐浅陋，怀疑不可信。大概归生是贵戚之卿，执掌国家重权，新君刚立，必定有不得志于国君的地方。趁着公子宋有邪谋，表面上说‘畜生老了尚且害怕杀它’，暗中实际上是借公子宋之手来除掉他的国君。这是乱臣的首恶，而公子宋只是他的随从罢了。我按：十年记载郑国人讨伐幽公的乱政，砍劈归生的棺材并驱逐他的家族，那么郑国人当时已经以归生为首罪了】

赤狄侵犯齐国【惠高氏说：以齐国的强大，却连年被狄人侵犯，那么惠公没有政事可知了】○秋季，鲁公前往齐国【惠】公从齐国回来

国君出行，到达时报告，是常事，不记载。宣公接连几年前往齐国，都记载到达，是表示危险【这一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次朝见齐国，十年又吊唁齐惠公的丧事，都记载到达。张氏说：表示危险，与桓二年公从唐回来意义相同】以篡弑之谋在齐国策划而取得国家【于是得臣前往齐国】以土地贿赂齐国而请求讲和【齐国夺取济西田，在防地讲和】以卑屈侍奉齐国而求取安宁【高氏说：公刚即位，公子遂、季孙行父一年三次聘问齐国，到这里频繁朝见齐国，谨慎侍奉大国以自固】上面不知道有天王，下面不知道有方伯，只奉行利益之交，而可以保全吗？高固的事情，也危险了。所以接连几年前往齐国都记载到达，来警戒后世那些想要有利可图而前往的人，只有与义相合，才可以安宁【我按

译宣公凭借篡位手段取得国家，对上不怕司马九伐的诛讨，对下不怕邻国大夫斋戒沐浴后的请求，因此起初在齐国谋划，随后又进献贿赂，而惠公极力援助他，认为可以依赖。却不知道齐国能够掌握我们的生死命脉，安危荣辱都系于齐国国君和大臣的一颦一笑之间。第二年高固出使齐国，齐侯扣留了宣公，宣公能不非常恐惧吗？《春秋》记载盟防之事，始于桓公在唐朝结盟；大国屡次记载“至”，始于宣公前往齐国。《春秋》大概是担忧桓公不能返回，而又叹息他没有受到讨伐。

译冬天，楚庄王讨伐郑国。《左传》说：“郑国尚未臣服。”杜预说：“前年楚国侵犯郑国，未能达成和解，所以说郑国尚未臣服。”高氏说：“中原诸侯不过问郑国弑君之罪，而楚庄王兴兵讨伐郑国，以此来使中原诸侯感到困窘。”张氏说：“楚国从去年到十年间侵犯讨伐郑国共五次，到十一年在辰陵与郑国结盟，而郑国又向晋国求助。于是第二年包围郑国并攻入其中，随后在邲地打败晋国，之后郑国才重新依附楚国。晋国的衰败由来已久。”王氏说：“三年楚侵郑称‘人’，这一年伐郑又恢复称爵位，为什么呢？三年所讨伐的是郑穆公，这一年所讨伐的是郑襄公。穆公舍弃楚国归附晋国，那么讨伐他就名不正言不顺；襄公是被弑君者拥立的，不讨伐贼人，盟主不能过问，而楚庄王讨伐他，这是中原的国君不如蛮荆懂得同类相护的道理。所以说进用楚子，是为了伤害中原。”

【丁定王巳三年】五年【晋成公三年，齐惠公五年，卫成公三十一年，蔡文公八年，郑襄公坚元年，曹文公十四年，陈灵公十年，杞桓公三十二年，宋文公七年，秦桓公荣元年，楚庄王十年】春天，鲁宣公前往齐国。夏天，鲁宣公从齐国返回。《左传》记载这是过错。杜预说：“前往朝见却停留，厌弃尊长、毁弃班列、侮辱先君，而在宗庙举行饮至之礼，所以记载以示过错。我认为：宣公五次前往齐国，只有这一年超过时限才返回。经文虽然隐讳宣公停留的踪迹，但对比事情来看，其实也无法掩盖。那么宣公朝见齐国，都有危险之忧，而这次尤其严重。”

秋天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左传》没有“子”字。《左传》说：“齐国高固来迎娶女子，是为了自己，所以记载为‘迎娶叔姬’，是大夫亲自迎娶。”《谷梁传》说：“诸侯嫁女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并与之相迎的，是接待内亲。”杜预说：“嫁给诸侯称‘女’，嫁给大夫称‘字’，用来区别尊卑。不记载‘女归’，是因为降嫁于诸侯。”

根据《左传》，宣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宣公，请求娶叔姬。杜预说：“留住宣公强行促成婚姻。”记载夏天宣公从齐国返回；秋天，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庄公二十七年传》说：“大夫没有君命不越境，齐国高固、莒庆以大夫身份到鲁国谋划婚备，记载以示讥讽。”这是为了归罪宣公，说“来”的，是因为宣公自己作为主人。范氏说：“来者指高固，高固是齐国的大夫，却与国君交接婚姻之礼。”称“子”的，有人说这是为了区别于先公的女儿。赵氏说：“因为是当时的国君之女，所以加‘子’字以区别于姑姊妹。我认为《春秋》记载子叔姬的有三处，其余不记载‘子’，恐怕不都是姑姊妹。”诸侯嫁女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并与之相迎的，是因为地位相当。范氏说：“婚礼中主人设几筵于宗庙以等待迎亲者，诸侯大夫尊卑不相当，所以让大夫作为主人。”而宣公自己作为主人，压抑尊长、毁弃班列、轻视卑下，朝廷怠慢宗庙了。郑国狭小，楚公子围尊贵骄横强大，到郑国娶亲，子产拒绝并退却他，让他住在馆舍之外，想要野外赐给他，几乎不能让他拥有居室。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问郑国，并在公孙段氏娶亲，将要入馆，郑国人厌恶他，派子羽与他说话，于是住在馆外。既已聘问，将要带众人迎娶，子产派辞说：因为敝邑狭小，不足以容纳随从者，请清扫场地听候命令。令尹回答说：君辱赐寡大夫围，说围将使丰氏拥有居室，如果野外赐给他，这是把君的赏赐丢弃在草丛中。而宣公以鲁国周公后裔的身份，被高固逼迫，请求娶他的女儿，强行纳聘雁而不能阻止，只是不知道以礼作为守身的盾牌，因此得到这种侮辱。《春秋》详细记载，作为后世的鉴戒，想要人们务必谨慎于礼以安定其位，如果不这样，卑顺妄悦不近于礼，哪里能远离耻辱呢？《论语》说：“恭敬近于礼，远离耻辱。”高氏说：“高固娶亲，叔姬出嫁，齐国许之来，鲁国与之婚，都不合礼。”家氏说：“民间百姓被强有力者胁迫而婚，尚且不接受，何况堂堂的侯国呢？胁迫求婚已经不可，又让大夫与国君行敌体之礼，所以凌辱鲁国很严重了。宣公依靠齐国的力量篡弑得国，本来不以此为辱；鲁国的宗社，却因此受到严重的侮辱。唉！以千乘之国，流泪而嫁女给吴国，尚且以此为羞，何况嫁女给邻国的大夫呢？《春秋》记载，是责备鲁国，责备齐国，纠正高固凌犯之罪。”临川吴氏说：“宣公背负篡国之罪，倚靠齐国以安，多次朝见多次聘问，卑身事齐，还认为不够。到齐国的臣子强娶他的女儿，甘心与之而不敢违抗，自己作为主人如同敌体一般。大概因为自身不义，所以忍耻忍辱而屈于人下如此。曹子臧、吴季札，强让给他们国家，以义不肯接受，不降低志向，而常伸于人上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刘氏说：“《谷梁传》说：‘不正其接待内亲，所以不给予夫妇之称’，不对。不说‘迎女’，是为了区别于‘迎君夫人’。”

叔孙得臣去世。他是庄叔，儿子侨如继承，这就是宣伯。

国内大夫去世没有不记载日期的，

译因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其中有时不记载日期，那是显示恩宠礼数的简略罢了。仲遂前往齐国，谋划弑杀子赤，叔孙得臣与他一同前往（见《文公十八年》）。在宣公时期，仲遂本来就有拥立（宣公）的私恩，他的恩宠礼数难道会简略而不记载日期吗？这是圣人删削的结果。君臣、父子、妃妾、嫡庶，是人伦大道中的重大纲常。当时仲遂为了杀害嫡子而拥立庶子，前往齐国谋划，并与叔孙得臣一同出使。如果叔孙得臣对此谋逆之事浑然不知，或者知道了却不能挽救，那么还要那辅佐的大夫做什么呢？《春秋》处理子赤被杀这件事，责任专归于仲遂，因为他对内勾结宫禁，对外结交强国，大恶没有其他人分担。而叔孙得臣有同使齐国的罪过，所以特意不记载日期，以贬斥他。意思是说，身为大夫却不能有所作为（指未能阻止恶行），不值得给予恩宠礼数罢了。（何氏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知道公子遂想要弑君，作为臣子知道作乱的人却不揭发，显然应当诛杀。○程子说：隐公元年传中记载大夫去世有时记日期有时不记，是沿袭旧史。）

译冬季，齐国的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谷梁传》说：“‘及’字表示高固是陪同子叔姬来的，作为使者前来的人，不应让他随妻子一同归来，这是不让他归去的意思。”《左传》说：“这是返还聘礼用的马匹。按照礼制，嫁女时要留下男方送亲的马匹，表示不敢独自安适。等到新妇在宗庙拜见公婆，正式成为媳妇后，才派遣使者返还马匹。按照杜预注和孔颖达正义的解释，天子、诸侯嫁女，会留下男方送亲的车马；高固返还马匹，说明大夫嫁女也留下车马。留下车马是妻子的本分，返还马匹是丈夫的义务。新妇到达后，在清晨拜见公婆；如果公婆已经去世，新妇入夫家三个月后祭祀祖先，因此以三个月为返还马匹的期限；公婆健在的，也应当在三个月后返还马匹。按规定应当派遣使者，不应亲自前往，所以经传都记载此事，以示讥讽。”现在高固亲自前来，不符合礼制。另外，按照礼制，女子出嫁远离父母，每年可以回娘家省亲一次。现在看到高固迎娶子叔姬超过了时限，还没有到一年，而子叔姬就频繁归来，也不符合礼制。所以经文记载“及”和“来”，以彰显齐国的罪过。大夫前往他国，必须有国君的命令和公事，否则，这是礼法所禁止的，难道可以违犯吗？惠公允许他的臣子越礼妄为而不加制止，高固不顾国君，跨越国境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而不加忌讳，那么人的欲望就放纵了。凡是婚姻这类常事，史书通常不记载，而这里记载了，是因为认为这不寻常，作为后世的警戒。

楚国人攻打郑国。

周定王四年，鲁宣公六年。春季，晋国的赵盾和卫国的孙免侵犯陈国。按照《左传》的说法，陈国与楚国讲和，荀林父攻打陈国，但经文没有记载，因为下文记载晋国和卫国对陈国用兵，就可以知道陈国与楚国讲和了；以赵盾、孙免的名字记载“侵”，就可以知道荀林父没有值得称道的言辞了。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管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要反省自己的智慧。晋国曾经命令上将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又两次联合出兵攻打郑国。现在陈国依附楚国，难道晋国自身没有缺失吗？何不自我反省呢？不反省自己的德行，就急忙用兵攻打，就不符合道义了。所以荀林父不记载“伐”，而赵盾、孙免记载“侵”，以纠正晋国作为盟主的不当行为。

夏季四月。秋季八月，发生蝗灾。

《左传》认为蝗灾是粮食的灾难，这是向百姓横征暴敛的后果。在此之前，宣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后来又前往齐国攻打莱国，战争频繁兴起，赋税繁重，乖戾之气相应而生了。善恶的感应萌发于内心，而灾祸吉祥的应验表现在事情上。宣公不知道舍弃恶行、迁向善道，来弥补以前行为的过失，而是用兵不止，灾异频繁出现，粮食不丰收，国家用度空虚，最终到了改变助法而向百姓征税的地步，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经文对于蝗虫、螟虫这类单一灾变，一定记载月份，向后世显示天人感应的道理不可欺骗，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感应。

译大概是因为身为君主却不讲道义，对百姓贪婪残暴，这才导致天灾频繁降临啊】

译冬季十月。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十七

明代 汪克宽 撰

宣公中期

【周定王五年】鲁宣公七年【晋成公五年，齐惠公七年，卫成公三十三年，蔡文公十年，郑襄公三年，曹文公十六年，陈灵公十二年，杞桓公三十五年，宋文公九年，秦桓公三年，楚庄公十二年】春季，卫侯【成公】派遣孙良夫来结盟【《左传》说：卫国孙桓子来结盟，这是开始与鲁国互通往来，并且谋划会合晋国。《谷梁传》说：来结盟，是事先约定好的。不写“及”，是因为以国家名义对待；不写具体人名，也是因为以国家名义对待；不写日期，是因为这是事先约定的盟约】

来结盟是因为事先有约定，曾经有过约定的言语，但不足以效验信用、消除疑虑，所以又互相歃血，牢固地结下盟约罢了。这次盟约，卫国想要为晋国招致鲁国，而鲁国专门侍奉齐国，起初并未与晋国互通往来，必定存在疑虑。而卫侯认为这样做没有灾祸，所以派遣孙良夫来订立这个盟约，结果鲁公最终遭受了侮辱。盟约并非《春秋》所推崇的，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了【我按：其他国家的大夫来结盟，都是鲁公与他结盟，只说“来”而与鲁公地位对等，礼节就可以知道了。外国大夫地位过高，鲁君失礼，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着了。只有屈完来在军中结盟，下面记载“在召陵结盟”，就看出屈完服从道义而不敢地位过高。宣公倚仗齐国篡夺政权，晋国是盟主，缺乏修好，所以与卫国结盟，却未能逃避霸主的讨伐，大概是自己有所欠缺，想要借助小的信用来避免侮辱，这值得依赖吗？然而鲁卫是兄弟之邦，解决纷争、救助患难，交替互相援助。卫成公被拘禁时，鲁国为他向周王和晋侯行贿，从而得以脱免。黑壤之盟的疑虑，也是卫成公在晋国进言，通过行贿得以解除罢了】

夏季，鲁公会同齐侯【惠公】讨伐莱国【《左传》说：不参与谋划。凡是军队出动，参与谋划的用“及”，不参与谋划的用“防”。杜氏说：莱国，在东莱黄县。张氏说：现在的登州黄县有莱山。我按：现在在平阳路莱州】秋季，鲁公从讨伐莱国回来。发生大旱。

“及”，是内部作为意愿；“防”，是外部作为主导【都出自《谷梁传》】平定莒国和郯国【鲁宣公四年】是鲁公想要的，所以记载“及”，接着记载“取”，想要什么就可以知道了。讨伐莱国，是齐国的意愿，所以记载“防”，接着记载“伐”。军队出行的危险，也可以知道了【我按：《春秋》以来，桓公导致讨伐郑国，庄公导致讨伐卫国、讨伐戎狄，党同伐异、攘除夷狄，都是非常之举。僖公导致讨伐楚国、讨伐郑国、包围许国，则是桓公、文公的大规模征伐。其他侵伐都不记载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因为荆楚而治理中原，仅仅记载罢了。现在讨伐莱国，莱国是小国，特别记载“至”，是因为竭尽心志跟随别人而不考虑力量不足，声讨罪过讨伐别人而不考察自己有瑕疵，出兵超过时限，烦扰百姓毒害民众，为宣公感到危险。此前讨伐莒国，此后讨伐〇，都不记载。圣人大概有深意了】鲁公和齐侯都不致力于德行，结党连兵，倚仗强大欺凌弱小【王氏说：莱国，是东夷小国，起初没有招致兵祸的过错。鲁公和齐侯讨伐它，不过是欺凌弱小、残暴寡弱罢了】因此做出这样的举动，军队行动之后必定有荒年【《淮南王安传》前，安上书说云云，说因为愁苦之气迫近阴阳的和气，感动天地的精华，而灾气因此产生。《老子》俭武篇：大军之后必定有荒年】说百姓因为征役怨恨叹息之气感动天变，而干旱【音干】发生了。之所以用大旱记载，或者没有求雨，或者虽然求雨却没有下雨【杜氏说：记载旱灾，不记载求雨，求雨没有功效，或者没有求雨】不求雨就没有体恤百姓、忧虑国家的心，求雨而不下雨，感通上天的精诚意念就缺失了【我按：旱的意思是强悍，上面的人持亢阳的节操，专一于下，那么旱灾就应验了。宣公逼迫戎事，齐国烦于朝聘、兵戎之事，所以在讨伐莱国之前蝗虫为灾，在讨伐莱国之后旱灾为虐，还不知道警戒，反而加重向百姓索取，大概不至于实行税亩制度不会停止】

冬季，鲁公会同晋侯【成公】、宋公【文公】、卫侯【成公】、郑伯【襄公】、曹伯【文公】在黑壤【《左传》说：“郑国与晋国平定公子宋的阴谋，所以帮助郑伯在黑壤会盟。王叔桓公监临，以谋划不和睦的事。晋侯即位时，鲁公不朝见，又不派大夫聘问。晋人在防地拘禁鲁公，在黄父结盟。鲁公不参与盟约，通过行贿脱免。所以黑壤之盟不记载，是避讳。”杜氏说：“黑壤，是晋地，一名黄父。”我按：“现在在平阳路河中府】

会合而不得见，不以不得见为避讳【成公十六年，沙随，晋国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不见鲁公】结盟而不参与【音预，下同】，不以不参与为避讳【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晋国听信邾莒的诉苦，鲁公不得参与盟约】那么过错不在鲁公，而在主持会盟者的罪过。参与会合，不参与盟约，而鲁公有欠缺【苦簟反，不足的意思】，不是主持会盟者的过错。那么记载会合，不记载盟约，就像黑壤这样【杜氏说：怠慢盟主以致遭受拘禁的侮辱，所以避讳】晋侯即位，鲁公既不朝见，又不派大夫聘问，而每年前往齐国，这是宣公行为内心不安，而不是晋人的过错。凡是理亏的人，臣为君避讳，子为父避讳，以此来培养臣子爱敬的心，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