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防卷二十

译不可掩盖。然而晋国在这个时候，栾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献子都是著名的卿大夫，他们却不能引导国君遵循正道，导致发布的命令不被信任，发布的政令不严肃，只知道虫牢、马陵的盟约，齐国既然顺从晋国，便让鲁国归还田地，以此来坚定齐国。却不曾想到，对鲁国失信，就是对各诸侯国失信，齐国虽然听命，但四方诸侯却离心离德，后悔而重新结盟，哪里足以要求人心强有力地同心呢？《春秋》记载鞌地之战，夺取汶阳的田地，韩穿前来告知，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这是为晋国霸业日益苟且而痛心。有人说季文子陈明大义拒绝韩穿，而田地最终没有给齐国，这是错误的。如果不把田地归还给齐国，那么《春秋》应当只记载“晋侯派韩穿来”，而不会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了。○刘氏说：“《公羊传》说：‘来言是什么意思？是内辞。’不对，这只是陈述事情罢了，哪里是什么内辞呢？《谷梁传》说：‘不让我把话说尽。’也不对，这是记载此事来讽刺晋国罢了。不让我把话说尽，完全没有用处。”

译晋景公时，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左传》记载：晋国栾书侵犯蔡国，接着又侵犯楚国，俘获了申骊。楚军撤退时，晋国侵犯沈国，俘获了沈国国君揖初，这是跟随知氏、范氏、韩氏的行动。襄陵许氏说：侵犯蔡国，是为了报复郑国被伐之事。大国争夺霸权，小国遭受败害，《春秋》对此表示怜悯。高氏说：晋国得到齐国之后，希望完全控制诸侯。蔡国畏惧楚国，始终不依附晋国。自从翟泉之会以来，不与中国盟防的已有四十八年。文公十五年，郤缺进入蔡国，至此栾书再次出兵。然而这不是以正当言辞讨伐罪行的举动，所以《春秋》记载为“侵”。

公孙婴齐前往莒国。《左传》记载：声伯前往莒国，是去迎娶新娘。杜氏说：借着聘问的机会去迎亲。高氏说：借着马陵之盟，开始恢复与莒国的交往。临川吴氏说：大夫借着聘问的名义，自己去迎娶妻子的很多，这是不合礼制的。我按：行父前往陈国，公孙兹前往牟国，婴齐前往莒国，都是借着派遣聘问的机会去请婚、纳妇。《春秋》只记载为“如”，不认可他们借公事以遂私欲。

宋共公派遣华元前来聘问。《左传》记载：是为聘娶共姬。高氏说：凡是诸侯互相聘问，必定有事，并非专门执行聘礼。华元前来，大概是图谋婚嫁罢了。

夏季，宋共公派遣公孙寿前来纳币。《公羊传》说：纳币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伯姬。杜氏说：没有主持婚礼的人，由君主直接命令，所以称“使”。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公孙寿是卿，纳币派遣卿，不合礼制。赵氏说：婚礼派遣公孙，是不对的。蜀地杜氏说：纳币派遣大夫即可，况且公子、公孙为君主纳币，不是用来避嫌的做法。家氏说：华元前来聘问，是宋公开始派遣请婚，以便沟通心意，这是媒氏的事情，却派遣卿；鲁国已经答应，公孙寿接着到来，纳币再次由卿执行，两次记载宋公派遣，是讥讽。礼制不可简略，也不可过度，只有合乎分宜罢了。礼是理制的节文，节制过度而修饰不足。简略则轻视大伦，过度则沉溺私爱。宋公请娶伯姬，鲁侯嫁出他的女儿，都极尽丰厚，却不知道越礼逾制，这难道是重视大婚之礼的做法吗？《春秋》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法则。

晋景公杀死了他的大夫赵同、赵括。

按《左传》记载，赵庄姬因为赵婴逃亡，向晋侯进谗言，说原屏将作乱，栾氏、郤氏作为征兆，晋国于是讨伐赵同、赵括，将他们的田地赐给祁奚。韩厥对君主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如果没有后代，行善的人就会恐惧。”于是立了赵武，并归还了他的田地。然而赵同、赵括无罪，被赵庄姬进谗言，而栾氏、郤氏害死了他们，所以称国以杀，而不除去他们的官职，以显示晋国政刑的失当。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召伯前来，赐给鲁公命令。

诸侯继位而入见天子，则有赐。已经修好聘礼而来朝见，则有赐。能抵御天子所厌恶的敌人而献功，则有赐。成公即位，服丧已经完毕，而不入见天子。已经过了五年一朝的期限了，而不前往京师，又没有抵御天子所厌恶的敌人而有功，为什么会有赐命呢？召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天子的卿士。

译周朝卿士前来赐予成公王命，这是为了责备诸侯国君不尊奉周天子，同时也讥讽周天子僭越礼制进行赏赐。【通防认为：先王时代，诸侯的嗣子必须向天子发誓效忠，然后才能成为世子；守丧三年期满，穿着士的服装入朝觐见周王，周王才赐予命令，任命他为诸侯。春秋时期，诸侯多为子嗣而不接受父亲的命令，作为臣子也不向周王请示，而周王却派遣使者前来赐予命令，这符合什么礼制呢？刘氏说：诸侯守丧期满，以士的服装朝见周王，在宗庙接受命令，而不亲自接受命令，这是诸侯的懈怠。赐予命圭，这是周天子的衰弱。成公没有大的功绩和明显的德行却赐予命令，这不是抑制滥赏的常典。吴兴沈氏说：成公未曾朝见周天子，又没有值得褒奖的功绩和德行，而周王派遣使者到他的国家赐予命令，这是助长他的骄傲之心。《春秋》记载周王臣子前来求见，只到文公为止；记载前来聘问，只到宣公为止；记载赐予命令，只到成公为止。大概文公、宣公以后，周朝更加衰弱，礼仪文饰不足以团结诸侯，爵位命令不足以宠信诸侯。高氏说：周朝之所以能称王，是因为它秉持天子的权力而推行天下的道义。赏赐在我，惩罚在我，这是天子的权力。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这是天下的道义。等到周朝衰败时，有它的权力却没有它的道义，所以赏罚都泛滥，而天子的权力尚存。等到衰败得很厉害时，天子的权力丧失了，它的地位与诸侯等同了，对待诸侯只有赏赐而没有惩罚。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天王对诸侯施加恩惠的很多，而惩戒控制诸侯的却没有见到。权力丧失而威严不能施行，不能施加惩罚，那么我的赏赐就不足以成为诸侯的荣耀，也不足以鼓励诸侯的功绩，更不足以使诸侯的心信服，只是让人高兴罢了。这就是周天子前来赐予命令被讥讽的原因。】临视诸侯称为天王，统治天下称为天子。【刘氏说：天子，是统治天下的说法。天王，是临视诸侯的说法。《曲礼》说：“统治天下称为天子，临视诸侯、祭祀山川神灵称为有天王某甫。”注解说：“天下，是指外延到四海。”汉朝对蛮夷称为天子，对王侯称为皇帝。】这大概是君主的通称。【杜氏说：“天子、天王，是君主的通称。”陆氏说：“《尚书》中的‘天子’，有的依据册命文书，有的可能是传抄错误。”永嘉吕氏说：“《春秋》中赐予命令的有三处，有的写‘王’，有的写‘天王’，有的写‘天子’。有人说天王，是治理天下而主持法度；天子，是养育天下而主持恩惠。在《诗经》中，赏善罚恶的事情多称‘王’，恩赐宴饮友好的事情多称‘天子’。桓公篡位弑君而来赐予命令，就不能施行王法，所以‘王’去掉了‘天’字。成公即位八年了，未曾有勤王的功绩；而来赐予命令，就失于施行私恩，所以称‘天子’。赐予桓公命令，固然不能施行王法；文公不朝见而赐予命令，难道就符合礼制吗？赐予成公命令，固然失于恩惠；赐予文公命令，难道就不失于恩惠吗？”我按：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王，所以周公称成王说‘告知继位的天子王了’，将‘王’与‘天子’兼言，起初并不是认为‘天子’卑贱而‘王’尊贵。解说者认为‘天子’是贬义词，《春秋》中对天子之事可以贬斥的不少，为什么唯独在赐予成公命令时贬斥呢？现在考察宰孔赐予齐侯胙肉，富辛请求筑成周，都称‘天子’，而回答者也这样说。《觐礼》篇则将‘王’与‘天子’交替使用，那么杜氏的说法没有错误。《春秋》三次记载赐予命令，唯独这一年，左氏经文作‘赐命’。大概‘锡’和‘赐’都是上对下的名义，没有区别，所以韵书中‘赐’字有时写作‘锡’。有人说‘锡’的爵命，世代相袭，就称为‘锡’；服制超过爵位有增加而赐予，就称为‘赐’。现在考察内史过赐予晋惠公命令，是刚即位而赐予的；召伯廖赐予齐桓公命令，是有功而赐予的；刘定公赐予齐灵公命令，是出于私恩而赐予的；王命尹氏等册命晋文公赐予大辂、戎辂，是朝见周王献俘而赐予的。事情虽然不同，但都说‘赐’。《诗经》称‘王锡申伯’，是始封而赐予的；‘王锡韩侯’，是继位来朝见而赐予的；‘王命召虎用锡尔祉圭瓉秬鬯’，是有功而赐予的。事情各异，但也都说‘锡’。由此知道‘赐’和‘锡’意义相同，不必穿凿附会立说，或许是左氏文字错误罢了。】

译冬十月癸卯，〇叔姬去世。【孙氏说：被休弃却记载她去世，是为了明年迎回她的灵柩做铺垫。陆氏说：凡是鲁国女子成为诸侯夫人，就记载她去世，因为鲁君为她服丧。嫁为诸侯夫人而不记载她去世，是因为当时鲁君不是她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诸侯没有大功以下的丧服缘故。〇叔姬虽然被休弃，仍然记载她，是因为防地迎回杞国夫人的缘故。我按：有人说因为被〇休弃，不应当系于〇，鲁国人没有允许断绝关系，所以不以鲁国女子去世来记载，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记载〇，那就等同于未嫁的女子了，可以不记载去世；但记载去世而不系于〇，是不可以的。】○晋侯【景公】派士爕来聘问，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爕、齐【顷公】人、邾【定公】人讨伐郯国。

按左氏所说：“士爕来聘问，说的是讨伐郯国，因为郯国与吴国交好【鲁成公七年吴国讨伐郯国，郯国讲和】。鲁公请求缓兵，吴国不同意【鲁公贿赂吴国，文子说：‘君命没有二心，失去信用就无法立足，礼仪不增加财物，事情没有两全其美，您落后于诸侯，这是寡君不能侍奉您。’季孙害怕，派宣伯会同讨伐郯国】。吴国刚讨伐郯国时，季孙坚决说：‘中原各国不整顿军队，蛮夷入侵讨伐，却没有人关心，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在那时，既然不能救援，等到事情已成定局，难道能勉强吗？却又率领各国讨伐它，有什么道义呢？前面记载来聘问，下面记载会同讨伐，晋侯作为盟主的作为，由此可见。鲁国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对，却顺从大国的命令而不敢违背，它不能自立，也可以知道了。【我按：季孙说中原各国不能互相怜悯体恤，这是仁爱之人的心肠，然而不能辅佐君主行善，迫于强权命令而顺从，去困迫弱小国家，又有什么可取的呢？家氏说：不能治理楚国却只想降服郑国，不能制服吴国反而想责备郯国，晋国的君臣无能极了。先记载吴国讨伐郯国，这里记载四国会同讨伐郯国，不能救援它，又去讨伐它，彰显晋国的罪过，所以加以贬斥。髙氏说：对内讨伐如杀赵同、赵括，对外讨伐如伐郯，这样怎么能在天下执政呢？】

衞【定公】人来送陪嫁女子【媵，音证。程子传：媵，小事不记载。伯姬出嫁，诸侯都来送陪嫁女子，所以记载，以显示她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闻名于诸侯，何况君子呢？有人说：鲁国女子的贤德，怎么能闻名于远方呢？回答说：古代庶女和地位不相当的女子，就求取陪嫁女子，本来就要为她选择贤德的小君。那么诸侯国中的贤德女子，自然应当闻名。】

陪嫁女子是什么？诸侯有三归。嫡夫人出行，则侄娣跟随。两个国家来送陪嫁，也以侄娣跟随。总共一娶九女【见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是为了广继嗣【杜氏说：诸侯娶正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二人，总共九女，是为了广继嗣】。三个国家来送陪嫁，是不合礼的。用礼来节制欲望，就治理有序；用欲望败坏礼制，就混乱。而诸侯一娶十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效法天有十二月。通防问左传：诸侯嫁女，同姓国家送陪嫁，异姓国家则不送。啖子反对说：只是讥讽三个国家来送陪嫁不合礼，难道是因为异姓吗？回答说：诸侯一娶九女，而三个国家来送陪嫁，那就是十二女了。陪嫁同时到来，所以经文全部记载，以彰显其失礼，不是因为异姓与同姓的区别】，这就是用欲望败坏礼制了。全部记载三个国家，以明确超越制度，作为后世的警戒。【髙氏说：记载衞人来送陪嫁放在下面，是为下文齐、晋来送陪嫁做铺垫。刘氏说：春秋所急切的是礼，所制约的是欲。用礼节制欲，就治理有序；用欲败坏礼，就混乱。而诸侯娶十二女，这就是用欲败坏礼了。所以春秋全部记载，以此来警戒。家氏说：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国女子嫁往他国的有了。各国来送陪嫁的，都不记载。到了这里伯姬将嫁往宋国，衞人、晋人、齐人都来送陪嫁。大概伯姬有贤德的行为，各国仰慕她，即使是齐、晋这样的大国，也忘记了自己的权势而乐于让自己的女子做陪嫁。圣人全部记载，大概也是讥讽其超过制度。○陆氏说：公羊传说：是为了记录伯姬。谷梁传说：因为伯姬不得其所，所以详尽记载其事。按记载陪嫁是讥讽其数量多，不是为了伯姬。刘氏说：左氏说：合乎礼。凡是诸侯嫁女，同姓国家送陪嫁，异姓国家则不送。这是不对的。诸侯三归，是以各自一族来自同姓罢了。如果嬴、曹、妫、弋之君嫁女，必定由同姓国家送陪嫁，那么有时就不能完备了。天子的妃嫔一百二十，又可以只来自一姓吗？】

【已简王卯四年】九年【晋景公十八年，齐顷公十七年卒，衞定公七年，蔡景公十年，郑成公三年，曹宣公十三年，陈成公十七年〇桓公五十五年，宋共公七年，秦桓公二十三年，楚共公九年，吴寿梦四年】春王正月〇伯【桓公】来迎叔姬的灵柩以归【左传：杞桓公来迎叔姬的灵柩，是请求的缘故。〇叔姬去世是因为〇的缘故，迎叔姬是为了鲁国的缘故。】【公羊传：是被胁迫而迎回的。】【谷梁传：丈夫没有迎回被休弃妻子的灵柩的道理，而这样做。】杜氏说：鲁国强大，请求〇让杞国回来安葬。

凡是记载在经文中的，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〇叔姬只是一个女子，却在史册上四次记载【僖公三十一年，杞伯姬来求取丈夫；成公五年，叔姬回来；成公八年，叔姬去世；这一年灵柩归葬】，为什么呢？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本易序卦昬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所以春秋谨慎对待男女的匹配，重视重大的婚嫁。

译这是礼制，因此它是人伦的根本。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男子如果贤德，得到淑女作为配偶，就能从自身修养到治理国家，从而改变社会风俗；女子如果贤德，嫁给君子作为归宿，就能承奉宗庙、主持祭祀，能够以妇道教化天下，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救吗？

考察叔姬的品行，虽然贤德不如宋共姬，但也不至于像鄫季姬那样违背礼制。鲁伯起初来朝见鲁国，然后才将她休弃，最终又迎回她的灵柩安葬，这难道不是因为叔姬本来就不应该被休弃，所以鲁国人能够以道义责备他，让他重新迎回灵柩安葬吗？

临川吴氏说：叔姬是桓公的夫人，四十四年时，夫妇年纪都已老迈，却被休弃并返回娘家，不知其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无子而被休弃。胡氏说叔姬本来就不应该被休弃，所以鲁国能够以道义责备他，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家氏说：夫妇是天伦关系，以道义结合，有过错而被休弃，是事情必然不得已的情况。叔姬返回娘家，《春秋》没有说明原因，但从她开始返回到迎回灵柩，都记载在《春秋》中，给予她返回并为之书写。

我按：宋襄公的母亲被休弃回到卫国，襄公即位后，他的母亲思念他，但按道义不能前往，于是作了《河广》这首诗，圣人采纳了它，这说明被休弃的妻子本来就和宗庙断绝关系，不能再次返回，所以啖氏认为妻子未被迎回就迎回她的灵柩，是不合礼制的。然而《春秋》记载叔姬去世以及杞伯迎回灵柩归葬，都没有贬斥的言辞，由此可知叔姬大概没有违背道德、违反道义的行为，所以桓公才迎回她的灵柩。丈夫在世时迎回灵柩归葬，自然应该附祭于宗庙，这与宋襄公的母亲情况不同了。

鲁国在春秋时期，嫁出去的女儿返回娘家却不得其所的情况是有的。圣人详细记录她们的始末，想要为后人提供借鉴，使得事情有始有终而没有弊端，他经世济民的考虑真是深远啊。

啖氏说：文公十二年，《左传》说鲁伯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关系但不断绝婚姻，二月，叔姬去世，没有说断绝关系，记载叔姬，意思是说不是女儿，这个传注大错特错。那文公十二年的叔姬，是鲁国未出嫁的女子，如果不加“伯”字，叔姬又是哪个国家的呢？

译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在蒲地结盟。（程子传：诸侯担忧楚国强大，结盟以互相保全。郑国结盟后又背叛，因此严厉谴责其反复无常。杜氏说：蒲是卫国地。注见桓公三年。）

据《左传》记载，因为鲁国归还了汶阳的田地，所以诸侯对晋国产生二心，晋国人感到恐惧，在蒲地设防，以重温马陵之盟（马陵之盟在鲁成公七年）。然而，盟誓并不是巩固关系的根本。卫献公对甯喜说，想恢复君位，甯喜说：“如果子鲜在，不然必定失败。”（见襄公二十六年，杜氏说：子鲜贤能，国人信任他。）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鲁国，说：“如果季路与我相约，我无需盟誓。”（见哀公十四年，杜氏说：子路诚信，所以想与他相约立誓。）诚信在言语之前，就不需言语而自然明白；真诚在命令之外，就不需命令而自然实行。晋国起初下令给齐国，归还鲁国、卫国被侵占的土地，而齐国不敢违抗，是因为晋国顺应情理。齐国既然服从，鲁君亲自前往拜谢其恩赐（鲁成公三年，鲁公到晋国拜谢汶阳田地）。随后又有第二道命令，让把土地归还给齐国，一给一夺，信用不可知，这难道不会导致诸侯离心离德吗？晋国人不知道，反而反省自己，敦厚信用、彰明道义，以弥补先前行为的过失，却又想杀牲歃血、以神明来约束控制诸侯，这是从事于末节而不知道根本啊（信用是盟誓的根本，盟誓是信用的末节。信用不发自内心，即使交换质子，还有背叛的，何况盟誓呢？）。特意记载“同盟”是为了谴责晋国（失信而重温盟誓，厌恶其反复无常而记载“同”字。高氏说：晋国不足以成为诸侯宗主，既然结了这个盟，诸侯都产生二心，于是郑国背叛不服，莒国溃败无人救援，所以记载“同盟”以彰显其恶。张氏说：晋国因为诸侯产生二心，不反省自己失信、夺取汶阳之地的错误，反而防备诸侯结盟，以威势制约约束他们。然而从此郑国、鲁国都有背叛晋国之心，拘禁郑国、盟誓鲁国，纷纷扰扰很严重了。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自己，反而自以为是，结盟难道能统一诸侯吗？我按：程子认为这次盟誓是因为担忧楚国强大，结盟以互相保全，那就是共同畏惧楚国。大概晋国人畏惧诸侯产生二心，是畏惧他们倒向楚国。然而鲁国已经在夺取汶阳一事上失信，那么没有信用却要求别人守信，担心别人不同心而强迫他们同心，怎么能保证他们不离心呢？在蒲地和平丘的盟誓都是同样的毛病，都是因为晋国人畏惧诸侯产生二心而结盟。《春秋》都记载“同”，是担忧其反复无常而不能始终同心。蜀地杜氏说：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晋国、齐国排在宋国之上，是因为以强弱定大小。宋国对于齐国、晋国不能算强了，如同邾国那样削弱，应当排在各国之下。孔子根据实情记载，哀叹他们不以爵位次序排列，而以强弱定先后。）

鲁公从蒲地结盟回来。（高氏说：伯姬将在二月嫁到宋国，而鲁公在正月外出结盟却很快回来，是因为晋国因为汶阳田地的事，诸侯都有二心，这也足以看出蒲地盟誓不可信。）

二月，伯姬嫁到宋国。（共刘氏说：诸侯迎娶女子而不记载的，是国君亲自去迎娶。亲自迎娶就是常事，常事不记载。王姬嫁到齐国，齐侯确实来了而不见于经文，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我按：邾国、郯国、鄫国都是小国，必定国君亲自迎娶，《春秋》都不记载“逆”，就认为是常事而不明白记载了。）

夏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左传》：季文子到宋国送嫁女，回报使命，宋公设宴款待他，穆姜从内室出来，两次拜谢说：“大夫勤劳屈尊，不忘先君以及继位的国君，恩惠施及未亡人，先君还有指望，敢拜谢大夫的重重勤劳。”《公羊传》：以前没有说过“致女”的，这里说“致女”是什么？是为了褒录伯姬。《谷梁传》：详细记载这件事，是褒扬伯姬。程子传：女子已经出嫁，父母派人去安抚她，叫做致女。古代女子出嫁三个月后朝见宗庙，才成为正式的媳妇。伯姬贤德，鲁国重视她，所以派卿去送。）

晋国派人来送陪嫁。（《左传》：这是合乎礼的。）

什么是致女？女子已经出嫁，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祖先，就成为正式的媳妇了，然后父母派人去安抚她，所以叫做致。（何氏说：古代女子三个月后才在宗庙拜见祖先，称为妇，选择吉日在父庙祭祀，这是成为媳妇的意义。父母派大夫带着礼物去致送，必定是三个月，是取一个时节足以辨别贞信，贞信显著然后完成媳妇的礼仪。说“女”是谦辞，不敢自认为完成了媳妇的礼仪。杜氏说：叫做致女，是用来完成媳妇的礼仪，加深婚姻的情谊。）

这是常事，为什么记载？致女派了卿，不合礼。（赵氏说：不应当派卿去致送。）

经文中有因为褒扬而显示贬斥的，起初献六羽之类就是这样（因为诸侯六佾舞的恢复而显示仲子立宫的不对）。也有因为贬斥而显示褒扬的，致女、来媵之类就是这样（因为纳币、致女派卿，三国来送陪嫁的过礼，而显示伯姬的贤德。永嘉吕氏说：大概鲁国人认为她贤德而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所以孔子得以从而……）

译叙述这件事，是因为记载详细，从而得以彰显其失礼之处。伯姬贤德的品行（“下孟反”，音注，下同）在家中被彰显，所以鲁国派遣卿大夫去送嫁，特别加厚了嫁遣的礼仪。（张氏说：纳币和致女都过于丰厚，看《左传》记载穆姜的话，那么前后越礼大概都是穆姜的意思吧。）贤德的名声传扬到远方，所以各国争相请求作为陪嫁。（何氏说：伯姬因为至贤而被三国争相作为陪嫁。）相信她没有嫉妒忌恨的行为。（《小星》诗序：夫人没有嫉妒忌恨的行为。）程氏认为，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能传扬到诸侯那里，何况君子呢？有人说：鲁国的女子虽然贤德，难道能传扬到远方吗？回答说：古代庶女和地位不相当的女子，就请求作为陪嫁，本来就是为了选择贤德的小君，那么诸侯的贤女自然应当闻名了。（齐孝公夫人孟姬，齐国称赞她的贞节，孝公修习礼仪亲自去迎接她。○刘氏说：《谷梁传》说：“因此我国尽力了。”认为不合礼所以不与内称，这是不对的。内称是指称使内大夫受命而出，没有称使者的，假如与内称，那么就说：“公使季孙行父到宋国去致女。”）

译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齐顷公在位十七年，他的儿子环继位，这就是齐灵公。】晋国人拘捕了郑伯。【郑成公】晋国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根据《左传》记载，楚国人用厚重的贿赂拉拢郑国，郑伯在邓地防备楚国公子成。秋天，郑伯前往晋国，晋国人追究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在铜鞮拘捕了他。栾书讨伐郑国，郑国派遣伯蠲去求和，晋国人杀了他。楚子重侵犯陈国以救援郑国。经文称“人”而拘捕郑伯，是因为这既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也没有将郑伯押解到周天子所在的京师，所以这不是诸侯霸主应有的讨伐行为。【高氏说：郑伯虽然与楚国相互防备，但随即就悔过，亲自朝见晋国，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以前的过失，并自愿承担罪责。晋国人应当宽恕他以前的过失，以礼相待，却趁他来朝见时拘捕他，哪有以礼来朝见反而被防备、拘捕和侮辱的道理呢？更何况郑国派遣伯蠲去求和，晋国却杀了他？《春秋》因此深深谴责晋国，所以称其为“人”。】襄陵许氏说：假如晋国能够制服楚国，使楚国不能威胁郑国，那么讨伐郑国是可以的。现在楚国溃败莒国并攻入郓地，晋国不能救援，却禁止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郑国难道能不警惕像肉袒牵羊那样的灾祸吗？所以晋景公拘捕郑伯，比起汉武帝派遣楼兰使者来说，更加令人羞愧。】不记载杀害伯蠲，是因为已经拘捕了他们的国君，那么作为使者的伯蠲就显得轻微，也不值得记载了。】楚子重侵犯陈国，与处父救援江国【鲁文公三年】有什么不同呢？削去不记载，是因为郑国也有罪过。背离楚国投靠晋国，是正道。现在因为厚重的贿赂，又与楚国相互防备，这就是只追随利益，而不以道义来约束自己。所以郑国没有值得救援的善行，楚国也不能获得能够救援的名声。【我按：晋国不能用礼来招抚，用德行来安抚远方，因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而愤怒，拘捕其国君，讨伐其国家，杀戮其求和的使者，太暴虐了。然而《春秋》记载栾书率领军队，记载讨伐，没有加上贬义的措辞。楚国人侵犯陈国以救援郑国，却削去不记载，这是为了保存中原诸侯而抑制强大的楚国。○刘氏说：《谷梁传》说“不记载战争是因为郑伯”，这是不对的。《春秋》中讨伐而不发生战争的情况很多，难道讨伐就一定会有战争吗？况且晋国实际上并没有拘捕郑伯来讨伐郑国，怎么能断定是因为郑伯呢？】

冬季十一月，安葬齐顷公。【顷音倾】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莒国。【渠丘】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攻入郓地。【杜氏说：郓，是莒国的别邑；任公辅说：是东郓。】

根据《左传》记载，楚子重从陈国出发讨伐莒国，包围渠丘，城墙破旧，众人溃散。【莒国人囚禁了楚国公子平，楚国人说：“不要杀他，我们归还你们的俘虏。”莒国人杀了他。】楚国军队包围莒国，莒国的城墙也很破旧。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于是攻入郓地。【鲁宣公八年，晋侯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向莒国借道，与渠丘公站在池边，说：“城墙已经破旧了。”莒子说：“我们偏僻简陋地处夷狄之地，谁会把我当作防备的对象呢？”巫臣回答说：“那些狡猾地想着开拓疆土，以利社稷的人，哪个国家没有？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国才多。有的国家思虑周全，有的国家放纵懈怠。勇夫尚且重视关闭门户，何况国家呢？”】孟子说：“挖掘这些护城河，修筑这些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百姓效死力而不离开，这才是可以做到的。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是为国家做准备，所谓“事”；百姓效死力而不离开，是国家的根本，所谓“政”。莒国依仗其偏僻简陋，不修筑城墙沟池，在十二天之内【戊申到庚申是十二天】楚国攻克了它的三个都城，确实是没有防备了。【《左传》君子说：“依仗偏僻简陋而不做防备，是最大的罪过；预先防备意外，是最大的善行。莒国依仗其偏僻简陋而不修筑城墙沟池，在十二天之内楚国攻克了它的三个都城，确实是没有防备啊。”】然而军队一到，百姓就逃离他们的君主。【《左传》说：百姓逃离君主叫做“溃”。刘氏说：“溃”取的是像水决堤一样的意思。】不能使百姓效死力而不离开，就是不明白治国的根本。即使把莒国的城墙修得很高，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经文在“莒溃”这件事上特别记载了日期，以示谨慎，是为了说明城墙沟池、重门击柝【音托，见《易经·大过》】都是守卫国家的次要事务，必须以巩固根本、安定百姓为政治的急务。【陈氏说：“这是婴齐。以前在防蜀称婴齐，在盟会称人；现在在讨伐莒国称婴齐，在攻入郓地称人。同一个人，一会儿进一会儿退。《春秋》对楚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措辞。所以在柏举之战称人，奔逃称囊瓦。何氏说：“指责中原诸侯没有信用，同盟不能相互救援。”高氏说：“晋国人不顾念同盟的危急，这是又违背了蒲地的盟约。”家氏说：“楚国讨伐莒国是为了救援郑国，莒国与马陵及蒲地的同盟，晋国坐视其危亡而不救助，这是《春秋》所厌恶的。郑国防备楚国就拘捕其国君来讨伐，莒国疲于兵事就置之不问，盟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刘氏说：“《谷梁传》说：‘记载日期，是因为莒国虽然是夷狄，但也算是中原诸侯。’那么蔡国也是中原诸侯，蔡国溃败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又说：‘大夫导致莒国溃败而投奔楚国也是不对的。’经文只说溃败，没说投奔楚国，况且溃败的不是大夫，为什么专门用大夫来解释呢？”】

秦国人联合白狄讨伐晋国。【晋景公，《左传》说是因为诸侯对晋国怀有二心。】

经文所谨慎区分的，是中原与外族的界限。【程伯子说：《春秋》谨慎区分中原与外族的界限。】晋国曾经联合白狄讨伐秦国，秦国也联合白狄讨伐晋国，族群类别不再区分了。称“人”，是贬义的措辞。【王氏《笺义》：不写“及”，是将其排除在外。】武王讨伐商朝，在牧野誓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都参与了。【见《尚书·牧誓》】难道也不谨慎区分吗？

译吗？铲除天下的残暴贼寇，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难道是秦国讨伐晋国、晋国讨伐秦国所能同日而语的吗？况且精良的兵器是不祥之物，中原各国本是友邦，自相侵伐已经是不义之举，竟然还与非我族类的人共同作战，不更是过分吗？晋国已经失信，又听信妇人的谗言，杀害世代为臣的大夫，致使诸侯都产生二心。秦国与狄族交替讨伐，通过比照这两件事来观察，可以说是深刻而显明了。

译郑国人包围了许国。《左传》说，郑人围许是为了向晋国表示并不急于迎回国君，这是公孙申的计谋，他说：“我们出兵包围许国，假装要改立国君，以此缓和晋国的态度，使晋国必定送回国君。”高氏说，郑国因为晋国人拘捕了他们的国君，所以追恨许国而包围它。张氏说，国君在外而兴兵报复怨恨，这是大臣的罪过。我按：包围其国都而攻打它，不是地位低下、兵力薄弱所能做到的，这里称“郑人”是贬抑。

○ 在城内修筑内城。《左传》说，记载这是为了表明时间。《谷梁传》说，这不是为了安抚外来的百姓。治理天下、安定百姓，要看道义的得失，不倚靠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坚固的保障。《谷梁子》认为凡是记载筑城的事都是讥讽（见隐公七年），这种说法是对的。唐代的陈氏说，凡是记载土木工程，是因为重视民力，所以合乎时宜的就记载以示表彰，不合时宜的就记载以示警戒，僭越奢侈的就记载以示惩戒。莒国虽然凭借简陋而不设防备，以至于让楚国人进入郓地，假如有好的政令，使百姓效死力而不溃散，楚人又怎能进入呢？筑城不是《春秋》所推崇的，而记载“城中城”，其警示守备更加严密了。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易经·坎卦》），不就是这样吗？说百雉高的城墙（《左传》），七里宽的外郭（《孟子》），是设置险阻的大端。谨慎地遵循礼制以确立国家的体制，辨别尊卑，区分贵贱，明确等级威严，区别服饰色彩，凡是为了杜绝僭越、限制上下界限的，才是运用险阻的大用。难道仅仅依靠城墙和护城河就足以依赖吗？高氏说，大概是因为莒国没有防备而溃败，楚人进入郓地，莒君恐惧而筑城。薛氏说，中城是在外郭之内、宫城之外的地方。不能治理好自己而夹筑重险，所以《谷梁氏》说是为了安抚外民。范氏说，讥讽鲁公依靠城墙自我固守，不能保卫他的人民。家氏说，《谷梁传》在定公六年“城中城”时说“三家张”，由此看来，中城就是国都之内的城，不是杜预所说的廪丘。我按：襄公十九年记载“城西郛”，西郛是国都外城的西郭，那么两处记载“城中城”显然是指国都的内城。程颐在此年作传特别详细，并引用莒渠丘公不设城郭作为比喻，也是认为这是国都之内的城。诸侯有道义，守卫在四方邻国；诸侯地位低，守卫在四方边境。不致力于修明政治、安抚百姓，仅仅修完国都之内的城来自我守卫，难道能保全吗？

【庚简王辰五年】十年【晋景公十九年卒，齐灵公环元年，卫定公八年，蔡景公十一年，郑成公四年，曹宣公十四年，陈成公十八年〇桓公五十六年，宋共公八年，秦桓公二十四年，楚共王十年，吴寿梦五年】

春天，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按《左氏传》：卫国的子叔黑背侵犯郑国，是晋国的命令。高氏说，接受大国的命令而轻率使用军队，都记载为“侵”，与六年侵宋相同。临川吴氏说，晋国既然拘捕了郑伯，又命令栾书讨伐郑国，现在又派卫国侵犯郑国，霸主国家的所作所为如此，凭什么使郑国人心服呢？这里称“卫侯之弟”，是因为子叔黑背生了公孙剽，孙林父、宁殖驱逐了卫侯衎而立公孙剽为国君，也是因为他父亲有偏爱的私情，所以得以立为国君。这与齐国的夷仲年没有区别，特别记载“弟”字以作为后来的警戒，可以说深切显明了。永嘉吕氏说，有人认为不记载爵位、命官、氏族，是因为没有任命，没有任命就是一个平民，来聘问、来结盟，平民代替大夫的职责；率领军队，平民代替诸侯的权力。军队是人的性命所在，关系到治乱安危，寄托给平民也太轻率了。唉，这种说法不对。既然已经任命他参与盟会、聘问、率领军队，哪有不是大夫而可以承担国家大事的呢？记载“弟”，大概是为了显示他的私情。仁爱的人对于兄弟，本来只是亲爱而已，对待他过于优厚，也不是中道。齐国年的儿子无知，黑背的儿子剽，都导致篡位。《春秋》用“弟”字记载，难道不是因为偏爱的私情传扬到邻国而史册记载，孔子因此记录下来吗？天王的弟弟佞夫、陈黄、卫鱄、秦鍼、陈招、卫絷、宋辰，有的被杀，有的出逃，有的叛乱，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他们淡薄友爱之义。一方面过于优厚，一方面淡薄，都记载在经文中，兄弟之义就显明了。

夏天四月，五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就不进行郊祀了。《公羊传》说，说“乃不郊”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没有免除牺牲，所以说“乃不郊”。《谷梁传》说，夏天四月，不是时候。五次占卜，是强求。“乃”字，是违背人之常情的辞令。临川吴氏说，二月下旬第一次占卜，三月上旬第二次占卜，三月下旬第三次占卜，不吉利就应当停止而不郊祀了。却在三月下旬第四次占卜，又在四月上旬第五次占卜，五次占卜不吉利之后才不郊祀，亵渎神灵太严重了。高氏说，鲁国不应当郊祀，现在不郊祀，不是依据礼制，而是“五次占卜不吉利，才不郊祀”。师氏说，占卜达到五次，亵渎太严重了，上天享用的是道义，果真可以僭越而侥幸求得吉利吗？

○ 五月，鲁公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左传》说，郑国公子班听到了叔申的计谋，子如立公子繻，郑国人杀了公子繻，立髠顽，子如逃奔到许国。栾武子说：“郑国人立了国君，我们拘捕一个人，有什么好处？不如讨伐郑国而送回国君，以求和解。”晋侯有病，立太子州蒲为国君，而会合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子罕用襄钟贿赂，子然在脩泽结盟，子驷作为人质，郑伯回国。高氏说，郑国已经立了国君，所以晋国会合诸侯讨伐郑国而送还郑伯，因此与他们和解。晋国既然败坏别人的国家，使他们的君臣变乱之后才讨伐，然后送回国君，《春秋》厌恶他首倡祸乱，不因为对方屈服就宽恕他。○ 刘氏说，《左氏传》说晋人生立太子州蒲为国君，按

译经文只说“晋侯”，没有明确说明他就是州蒲。如果想要贬斥晋国，记载他的名字才能明白地表达，这是大事，孔子怎么会忘记呢？永嘉吕氏说：相信经文就足够了。家氏说：国君在世时确立新君的是郑国，不是晋国，《左传》所记载的是传闻的错误。我按：废立君主之际，圣人是谨慎的，王猛已经称王，而最终记载为“子昭公”，以防备已经到达干侯，而定公才开始记载即位，这就是所谓的“一年不有两个君主”，难道因为一国出现两个君主而圣人的笔法就没有贬斥吗？有人说《春秋》因为他称爵位就随之记载，以显示他违背礼制，这也是被《左传》迷惑而这样说罢了。○齐【灵】国的人来送陪嫁女子。【《公羊传》：三个国家来送陪嫁女子，不符合礼制。赵氏说：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先记载晋、卫两国，是因为九个女子已经足够，却又来送陪嫁，所以是失礼。高氏说：伯姬出嫁已久，诸侯因为她的贤德还来送陪嫁，然而晋、卫两国已经凑足了人数，怎么可以再增加呢？详见卫、晋来送陪嫁】○丙午日，晋侯獳去世。【獳音候反，景公在位十九年，太子州蒲继承君位，这就是厉公】○秋季七月，鲁君前往晋国。【《左传》：鲁君前往晋国，晋国人扣留鲁君，让他送葬。这时籴茷还没有返回。冬天安葬晋景公，鲁君去送葬，诸侯都不在场，鲁国人感到受辱，所以不记载，是避讳这件事】

译这是安葬晋侯，但《春秋》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天子的丧事，震动天下，召集诸侯；诸侯的丧事，震动全国，召集大夫。鲁成公去安葬晋侯，是不合礼制的。只有天子的事，才可以这样做。《左传》认为晋国人阻止鲁成公送葬，诸侯没有人在场，鲁国人感到受辱，所以避讳而不记载，这是错误的。假使诸侯都在，鲁国人不认为受辱，就可以记载吗？

冬十月

十一年

春，周历三月，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日，鲁成公与郤犨结盟。夏，季孙行父前往晋国。秋，叔孙侨如前往齐国。冬，十月

十二年

春，周公出逃到晋国。

按照《左传》，周公楚厌恶惠王、襄王一族的逼迫，并且与伯舆争夺政权，没有取胜，愤怒而出逃。周王派刘子让他复位，在鄄地结盟后回国。三天后又出逃到晋国。君主没有真诚之心，却向下与大臣结盟，这叫君主不像君主。臣子没有忠信的实际表现，却向上与君主结盟，这叫臣子不像臣子。既然已经通过盟誓作为担保而回国了，又背叛盟约、失去信用而出逃，这就是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从周王室没有“出逃”的说法，而这里记载为“出”，是显示周王室衰微，刑罚政令号令不能在天下施行。

译周公，在《春秋》中被记载为“出奔”，由此可以看出天下没有真正的天子，而天子也没有真正的三公。我按：王子瑕、王子朝出奔时，《春秋》没有记载“出”，大概是因为瑕、朝都犯了叛逆之罪，无处安身，逃往他国以逃避诛杀，如同国防之君与在外之臣，并非身居官位、享受俸禄而出奔，所以不记载“出”是史笔的常规。襄王拥有万辆兵车的尊贵，周公都拥有三公的高贵，都应当以天下为家，记载他们“出奔”就是贬斥了。○陆氏说：《公羊传》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这里说“出”，是从他的私土而出。我按：周是王畿内的国家，不应当用私土来解释。《谷梁传》说：“周只有‘入’没有‘出’，这是为了体现上下尊卑的关系。”我按：二百四十二年间，恰好只有这两件事，并不是特意为了体现上下尊卑。

译夏，鲁公与晋厉公、卫定公在〇泽相会（《公羊传》作沙泽）。《左传》记载：七年，楚子重攻打郑国，诸侯救援郑国，郑人俘虏了郧公钟仪，献给晋国。九年，晋侯接见钟仪，让他担任税官。范文子说：“楚国的囚犯是位君子，您何不送他回去，让他促成晋楚讲和。”晋侯听从了，郑重地为他举行礼仪，让他回国求和。楚子派公子辰到晋国，请求修好结盟。十年春，晋侯派籴茷到楚国，答谢太宰子商的出使。十一年，宋国的华元与令尹子重交好，又与栾武子交好。听说楚人已经答应晋国籴茷的求和，并让他回国复命。冬，华元到楚国，又到晋国，促成晋楚讲和。十二年夏五月，晋国的士燮在宋国西门外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结盟，说：“凡是晋楚两国不要互相用兵，好恶相同，共同忧虑灾祸危难，防备救助凶险祸患。如果有谁侵害楚国，晋国就讨伐他；在晋国或楚国，也是如此。”交换礼物往来，道路畅通无阻。谋划那些不协调的并讨伐不服从的，如果有违背此盟约的，神明会惩罚他，使他军队溃败，不能享有国家。郑伯到晋国听取和议，在〇泽相会，是因为和议的缘故。晋国的郤至到楚国聘问，并监督盟誓。楚国的公子罢到晋国聘问，并监督盟誓。晋侯与楚国的公子罢在赤棘结盟。梅溪林氏说：“宋西门外的盟会没有记载，是为了保存中原的地位。”家氏说：“晋楚讲和，关系重大，《春秋》却省略不记，难道没有深意吗？大概《春秋》对待楚人的态度，是帝王驾驭外族的方法，来侵犯就抵御，无王命就讨伐，从来没有举中原的大义去求与他们共同结盟友好的。齐桓公对楚国，是讨伐而使其臣服；晋文公对楚国，是击败而使其退却，霸主的职责就尽到了。晋国自从灵公、成公以来，君主昏庸，臣子懒惰，把躲避楚国当作好计策，于是因为俘虏来沟通心意，竟然互相聘问而讲和。晋国本来苟且求安，而楚国确实倚仗其强大，毫无喘息之意。后来三年违背盟约攻打郑国，毫不顾虑。再后来，宋国的向戌又提倡弭兵之说结盟，而让楚国居长，致使中原诸侯在夷楚的朝廷北面称臣，申之防，上下颠倒，祸端的根源就在此。所以〇泽的相会，书法如此，不承认晋国这次相会。”我按：僖公三十二年，楚国的鬬章向晋国求和，晋国的阳处父回报，晋楚开始通南北之交，这是文公做的。○赵氏说：“这次相会楚国没有参加，怎么证明讲和呢？如果是事实，就没有不告知诸侯的道理，经文不应该不记载。”刘氏说：“〇泽的相会，本来是为了联合楚郑。现在楚、郑不到，鲁、卫也不到，这相会什么呢？而且联合晋楚的是宋国。宋国也没有参加，又相会什么呢？凡是晋楚讲和，应该大会诸侯，以申明和好。现在只有三国相会，又相会什么呢？那么传说的话不足以相信。”髙氏说：考察传的事实与经文不合。晋厉公的相会，实际从这里开始。省略各国而只致鲁、卫，则可见厉公的德行不能谨慎开始，诸侯大多离心了。○秋，晋人在文刚打败狄人（败，必迈反。《左传》：狄人趁宋国盟会之际，侵犯晋国而晋国没有防备。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郑氏说：交刚，是狄人的地方。刘氏说：《春秋》对于外国没有说“战”的，大概四夷是《春秋》所排斥的。所排斥的，将用武力治理而已。在中国境内的战争，如果约定日期不摆开阵势，即使有道义也厌恶它。至于外域，倚仗其强暴，作为寇盗能战胜它罢了。即使不约定日期不摆开阵势，也没有讥讽。髙氏说：这狄人大概是白狄。九年，秦人、白狄攻打晋国，这里先打败狄人而后攻打秦国，是报复九年的战役。陈氏说：中原打败外域都不记载，只有晋国特别记载，是批评晋国。楚国正聘问鲁国，平定宋国，在蜀地会合诸侯的大夫，讨伐陈国。夏，徵舒在雒地阅兵。而晋国却在群狄中争夺土地，所以宣公、成公时的《春秋》，晋国对秦、楚的事，有时省略不记，而对防备敌人却非常详细，大概是惋惜晋国霸业已经衰落，不再有振兴中原的志向了。○冬十月【癸简王未八年】十有三年【晋厉三齐灵四卫定十一蔡景十四郑成七曹宣十七卒陈成二十一〇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呉寿夣八】春，晋厉公派郤锜来请求出兵【锜，鱼绮反。《左传》十一年，秦晋讲和，将在令狐相会，晋侯先到，秦伯不肯渡河，派史颗在河东与晋侯结盟，晋国的郤犨在河西与秦伯结盟，秦伯回国后背叛晋国，讲和晋侯派来请求出兵。《谷梁传》：乞，是郑重的词。古人重视军队，所以用乞来说。程子传：不凭借王命兴起诸侯的军队，所以记载为乞】

晋国主持夏盟，行使【防吏反】诸侯征召相会讨伐叛贰，谁敢不服从？以霸主的尊贵而记载为乞师，为什么呢？列国分封虽然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于天子，不相统属，鲁国的军队不是晋国所能专断的【本陆氏微防】现在晋国不凭借王命兴起诸侯的军队，所以特别记载为乞【常山刘氏说：虽然是晋国的大命，鲁国出兵也记载为乞，是为了正王法；赵氏说：天子在上，而诸侯自相请师，不合礼】以显示【音现，下同】其卑伏屈损，没有自我反省而理直气壮的意思【张氏说：自齐

译从桓公以来，召集军队进行侵伐，虽然并非出于天子的命令，然而铲除祸乱、讨伐罪人，是为中原诸侯所举，尚足以号令诸侯；如今晋国因私怨报复秦国，那么其道义便不足以号令诸侯了，所以担心诸侯不服从而用谦卑的言辞来请求出兵。圣人作《春秋》，没有不重视内而轻视外的，至于请求出兵，则内外用词相同。《公羊传》说：“乞，是谦卑的言辞；内外相同，是因为重视出兵。”刘氏说：“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这是内国接待外国的言辞；晋国郤锜来请求出兵，这是外国接待内国的言辞；圣人作《春秋》，没有不轻视外而重视内的，至于请求出兵则内外相同，是因为以出兵为重，所以霸主之尊贵仍以‘乞师’为文。”大概都有报怨复仇、贪得无厌之心。高氏说：“没有天子的命令来征召军队，何况又是为了报复私仇呢。”因此如此。如果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向天王请示，以大义驱使，谁不拱手听命？何至于请求呢？唉！这就是圣人用来警戒后世，在行事中表现得深切而明显的地方。王氏说：“郤锜春天请求出兵，夏天才与诸侯会合讨伐秦国，那么晋国的霸政也衰落了。纵观《春秋》时代，盟主兴起诸侯之师很多，唯独晋厉公将要讨伐秦楚，特别说‘乞师’，说：秦楚都是大国；当时晋国政出多门，秦楚强盛，诸侯害怕兴师，晋国来请求出兵以讨伐他们；我按《春秋》记载‘乞师’的有五次，其中一次是我向楚国请求出兵，另外三次是晋国的郤锜、栾黡、荀罃都在厉公时向鲁国征兵，悼公刚即位时士鲂来，或许是沿袭厉公的旧法吧。”

译三月，鲁成公前往京师。夏季五月，鲁成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晋厉公、齐灵公、宋共公、卫定公、郑成公、曹宣公、邾定公、滕成公共同讨伐秦国。

《左传》记载：鲁成公前往京师，与诸侯一同朝见周王，随后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侯讨伐秦国。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秦桓公既然已与晋厉公在令狐结盟，却又召引狄人和楚国，打算借道让他们讨伐晋国，诸侯因此与晋国和睦。晋国栾书统领中军，荀庚辅佐他；士燮统领上军，郤锜辅佐他；韩厥统领下军，荀防辅佐他；赵旃统领新军，郤至辅佐他；郤毅为晋侯驾车，栾鍼担任车右。晋侯率领诸侯联军与秦军在麻隧交战，秦军大败，俘获了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

《公羊传》说：经文说“从京师”是什么意思？这是鲁成公径直前往的意思。鲁成公径直前往是怎样的情况？是不敢越过天子所在之地而直接去别处的意思。

《谷梁传》说：鲁成公前往京师，并非专程朝见，不是专程朝见却说“前往”，是为了表明他不背叛京师。说“从京师”出发，是表示他接受命令，不敢背叛周王室。

《程子传》说：不记载朝见周王，是因为他是借讨伐秦国之机顺道而行，所以不能算作正式的朝见，将讨伐秦国作为顺带之事，以此表明朝见周王更为重要。

诸侯每年四处侵伐，没有谁能修习朝觐之礼。如今鲁成公想要借道讨伐秦国，从王都经过，不可越过天子而前往，所以都去朝见周王，却不能完成朝见的礼仪。【杜氏说：讨伐秦国的道路经过京师，因此朝见周王。何氏说：当时本意是讨伐秦国，路途经过京师，不敢越过天子而不朝见，又另生事端，特意修习朝见礼仪然后才出发。范氏说：实际上是会同晋国讨伐秦国，路过京师，因为路过而朝见，所以修正文辞，使其看起来像是本来就要去。临川吴氏说：鲁国号称是秉持礼义的国家，历经十二代、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只有成公一次前往京师，却是借道讨伐秦国，顺道朝见，本意不在朝见周王，所以记载为“前往”而不说“朝见”。】记载为“前往京师”，是显现诸侯对天子的怠慢。【刘氏说：前往京师固然是美好的志向，但不知道《春秋》因此讥讽他。鲁成公不讨伐秦国，难道就能朝见天子吗？天子是天下的父亲，朝见有固定的年份，聘问有固定的时节，尽心竭力表达忠诚专一的心意来奉行，这才是所谓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哪有挟带两件事一起去的呢？看重讨伐别人，轻视侍奉君主，虽然有朝见的名义却没有朝见的诚意，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借讨伐之机而行，又记载鲁成公从京师出发，将讨伐秦国作为顺带之事，这是孔子亲笔，表明朝见周王更为重要，保存人臣的礼仪。【何氏说：记载“从京师”，使其看起来像是本来朝见然后才另生事端。范氏说：使其看起来像是已经朝见周王，而周王命令讨伐秦国。】古时候诸侯即位、丧服期满就朝见，小聘大聘结束就朝见，天子巡守方岳就朝见。【《王制》说：诸侯对于天子，每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天子每五年巡守一次，诸侯朝见。】看《春秋》所载天子派遣使者屡次到来，【来聘七次，赐命三次，赗葬四次，归还服饰一次，来求三次】，十二位鲁公的述职大概都缺失了，唯独这一年记载鲁成公前往京师，却不能完成朝见礼仪，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君臣是人道的大伦常，却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孔子曾经感叹说：夷狄有君主，不如诸夏没有君主。为此担忧而作《春秋》，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用来阐明君臣大义到了极点。如果这种大义得以施行，那么臣子必定恭敬于君主，儿子必定恭敬于父亲，天理必定保存，人欲必定消除，大伦常必定端正，难道只是小小的补救吗？这就是将讨伐秦国作为顺带之事的意思。【高氏说】“前往京师”，是专程前往的措辞。但本意是会同晋国讨伐秦国，道路经过王畿，不得不朝见，举出可以称道的地方，是表明敬意。但上文记载晋国来乞求军队，下文记载鲁成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讨伐秦国，这是挟带其他事情前往，而不是专程前往，是表明他不恭敬。措辞看似表明敬意，实则表明不恭敬，这是《春秋》的含蓄笔法。诸侯擅自兴兵，而在京师大规模会师，是大罪，所以圣人详细叙述，以彰显其罪恶。【高邮孙氏说】成公前往京师，按法应当定罪，但君臣的大法，不能因为成公非礼而扰乱。记载为“前往京师，于是会同诸侯”，那么成公的罪责无处可逃，而君臣的大法越久越端正。晋侯实际上是召见天王，却记载为“在河阳狩猎”；成公实际上是会同讨伐秦国，却记载为“前往京师”。正因为无礼，所以用礼来纠正他。【张氏说】《春秋》因为诸侯侍奉周王的礼仪长久缺失，而在讨伐秦国的战役中顺带进行，如果隐而不记，是彻底废弃仅存的礼仪。如果记载为朝见京师，那是举起百年坠落的典章，也不符合事实。所以记载“前往京师”而不说“朝见”，以显示其行礼不专一；记载“从京师会同诸侯讨伐秦国”，以显示诸侯的行动是为了讨伐秦国而不是为了朝见京师。而刘子、成子在军中的情况，也删削不记，那么晋国没有请命的实情，意图专擅朝见周王的礼仪，霸主违背典礼以遂私意，挟持诸侯以轻视王室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陈氏说】只记载“讨伐秦国”，不说“战略”。自从狄、秦以来，秦晋互相攻伐，都略去不记，所以战于麻隧，秦军大败，只记载“讨伐秦国”；战于栎，晋军大败，只记载

译“伐晋”，认为不值得详细记载罢了。【我的按语】《春秋》记载朝见天王的礼仪共有三次：僖公朝见天王，是为了防备晋国而行动；成公前往京师，是为了讨伐秦国而去，都没有尊奉周王室的本意。然而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公与诸侯在践土结盟，公朝见天王所在之处，公与诸侯在温地结盟，天王在河阳狩猎，公朝见天王所在之处”，使得看起来像是诸侯先结盟而后朝见天王，掩盖了事实以保全名义。这一年记载“公前往京师，公从京师随即与诸侯结盟讨伐秦国”，使得看起来像是请求命令而后去讨伐，端正名义以统摄事实。然而前面记载“乞求军队”，后面记载“到达后讨伐”，这就显示出朝见京师实际上是借出行之机去见天王，而轻慢的罪过，与僖公相比就不一样了。有人说：在一部《春秋》中，鲁君仅有一次前往京师，却贬斥到如此地步，那么朝见的人反而获罪而不朝见的人没有讥讽吗？唉！不朝见的罪过，《春秋》不记载，但贬斥自然明显。如今因为路过京师而朝见天王，如果不示以讥讽，而给予朝见的肯定，那么天下后世将会认为尊奉君主的礼仪可以轻慢，而欺世盗名、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的人，又将借禀承命令讨伐秦国的例子作为借口了。这其中的关系，难道轻微吗？

译曹伯庐死在军中【“庐”字左边写作“卢”】。《左传》记载：曹宣公死在军中，曹国人让公子负刍留守，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负刍杀了太子而自立为国君，诸侯于是请求讨伐他，晋国人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的辛劳，请求等到其他年份再行动。《谷梁传》说：死在军中称为“师”，死在防地称为“防”。杜氏说：“负刍、欣时都是宣公的庶子。”高氏说：“不是战死，而是死在行军途中，所以不记载地点。”○刘氏说：“《谷梁传》认为这是表示哀怜，是不对的。诸侯死在行军途中就记载地点，惯例如此，有什么哀怜的呢？”○秋季七月，鲁公从伐秦之地回国【孙氏说：“不写从京师回来，是为了表明本来就不是去朝见天子。”张氏说：“上文写去京师，而把伐秦作为顺带的事，这是《春秋》用来表明应当尊重周天子的意思。现在用伐秦来致告，表明诸侯把伐秦看得更重。”王氏说：“这一年的书法抑制和褒贬，惯例变化无穷。开始写乞求军队，知道伐秦是秦厉公的意思；接着写去京师，知道鲁成公的朝见不是专断独行；接着写从京师伐秦，使得事情看起来像是连续进行的，不可以超过天子；最后写从伐秦之地回来，就表明鲁公这次出行不是为了朝见周王，而是直言其实情。《春秋》的称谓微妙而显明，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冬季，安葬曹宣公【《左传》记载：宣公安葬后，子臧将要逃亡，国人都想跟随他，成公于是害怕，向子臧认罪并请求他留下，子臧才返回并交还了他的封邑】

【甲子年周简王申九年】鲁成公十四年【晋厉公四年，齐灵公五年，卫定公十二年去世，蔡景公十五年，郑成公八年，曹成公负刍元年，陈成公二十二年，周桓王六十年，宋共公十二年，秦桓公二十八年，楚共王十四年，吴寿梦九年】春季，周历正月，莒子朱去世【渠丘公就是季佗，在位三十二年，儿子密州继承，这就是比公。何氏说：莒国比邾国大，到这时才记载去世。徐邈说：安葬称谥号，莒国实行夷狄的礼仪，国君去世没有谥号，所以不记载安葬】○夏季，卫国【定公】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左传》记载：卫侯去晋国，晋侯强行要见孙林父，定公不同意。卫侯回国后，晋侯派郤犨送孙林父并让他见面。卫侯想推辞，定姜说：不可以，这是先君宗族重臣的后代，大国又为此请求，不答应将会逃亡，虽然厌恶他，不也比逃亡好吗？您就忍一忍吧，安抚百姓而宽恕宗族重臣，不也可以吗？卫侯接见了他并恢复了他的职位。孙氏说：孙林父七年逃奔晋国，这里说从晋国回到卫国，是因为从晋国才得以回来。卫国大夫从晋国得以回来，卫国的情形可以想见了。襄陵许氏说：臣子不只为道义而安心，却倚仗大国让他回来，这就是能做出驱逐国君恶行的人。因为辨别不早，所以卫献公到了出奔的地步，祸患的征兆就在这里了。“归”是容易的词，因为是从晋国奉送回来的缘故。高氏说：晋国收留卫国逃亡犯罪的臣子，又强行让他回来，所以记载为从晋国归】○秋季，叔孙侨如到齐国【灵公】迎娶新娘【高氏说：鲁公即位十四年，国家无事，到现在才开始娶妻，又不亲自迎娶，而是派同姓的卿去迎接，援引公子遂的例子，所以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是《春秋》防范杜绝祸端的用意】○郑国【成公】公子喜率领军队攻打许国【灵公《左传》记载：郑子罕攻打许国失败，郑伯再次攻打许国，进入其外城，许人用叔申的封地求和。襄陵许氏说：郑国逼迫许国，楚国困窘郑国，根据国家大小，兵力强弱，互相吞并，这是礼义消亡而人情尽失。高氏说：这记载了许国迁徙的原因，也显示了晋厉公不能称霸。许郑之间的怨恨很久了，三年两次攻打，四年攻打，九年包围，现在又攻打。如果厉公能称霸，郑国人敢这样愤怒地欺凌邻国、兼并弱国吗？第二年许国迁到叶地，避开郑国以依附楚国，表明晋国不足以依靠。而在襄公三年，晋荀罃攻打许国，还是讨伐它依附楚国呢】○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谷梁传》记载：侨如的携带是由上级导致的】

《谷梁传》说：大夫不应当带着夫人，带着夫人是不合正道的。讽刺不恭敬地迎接【“敬”音“鱼敬反”】。侨如不称氏，同一件事再次出现【“现”音“现”】，只是最终只称名罢了【《公羊传》宣公元年何氏说：卒竟，最终只举名是省略文字】。那么娶妻于他国，如果路途遥远，一定要亲自迎娶吗？按封地有小有大，按爵位有尊有卑，按路途有远有近。有的在其国迎娶，有的在边境迎娶，有的在馆舍中迎娶，礼仪的节制是可以的【详见隐公二年张氏说：称“妇”，是因为宣公夫人穆姜还在。○刘氏说：《左传》说称族是尊重君命，舍族是尊重夫人，这是不对的。一事再见卒名，是《春秋》的常例。赵氏说：书氏是传抄误增。我按：有人说妇姜氏是有婆婆的常称，妾姑则不书氏。然而穆姜不氏，固然是敬嬴，是妾姑。声姜是嫡姑，而出姜不氏，为什么呢？】

冬季十月庚寅日，卫侯臧去世【《左传》记载：卫侯有病，立敬姒的儿子衎为太子。定公去世，夫人姜氏已经……，而息见太子不哀伤，不让斟酒喝，叹息说：“这个人，将不只是败坏卫国，必定先从亡妻开始。唉，天祸卫国啊！我没有得到鱄，让他主持社稷。”大夫听到这话，没有不惊恐的。孙文子从此不敢把重器放在卫国，全部放在戚地，并且非常善待晋国大夫。我按：定公在位十

译鲁僖公二年，太子衎继承君位，这就是晋献公。秦国国君去世，这是秦桓公，他在位二十七年，他的儿子秦景公继承君位。

译【乙简王酉十年】鲁襄公十五年【晋厉公五年，齐灵公六年，卫献公衎元年，蔡景侯十六年，郑成公九年，曹成公二年，陈成公二十三年，杞桓公六十一年，宋共公十三年去世，秦景公元年，楚共王十五年，吴寿梦十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卫定公。○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公羊传》问：仲婴齐是谁？是公孙婴齐。既然是公孙婴齐，为什么称他为仲婴齐？因为他作为兄长的继承人。作为兄长的继承人，为什么称他为仲婴齐？因为继承别人宗庙的人，就当作那个人的儿子。既然继承别人宗庙的人当作那个人的儿子，那么称他为“仲”是什么意思？因为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那么婴齐继承的是谁？继承的是归父。归父出使晋国还没有回来，宣公去世，成公防备臧宣叔，臧宣叔是相国。国君去世却不哭，召集各位大夫询问说：“从前叔仲惠伯的事情，是谁做的？”各位大夫杂乱地回答说：“是仲氏做的。”真的这样吗？于是派人去归父家中，然后才哭国君。归父出使在晋国，从晋国回来到达柽地，听说国君去世，家中派人去祭坛只哭国君，完成踊礼，向副使汇报使命，从此跑回去。齐鲁的人怜悯归父没有后代，于是让婴齐继承他】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归父出逃，齐鲁的人怜悯他没有后代，于是让婴齐继承他，所以史书说“仲婴齐【杜预说：婴齐，是襄仲的儿子，归父的弟弟。宣公十八年驱逐东门氏，随后让婴齐继承他的后代，说“仲氏”】这可以说是扰乱昭穆的次序，丧失父子的亲情【何休说：弟弟没有后代，是兄长的义理，扰乱了昭穆的次序，丧失了父子的亲情，所以不写“仲孙”，表明不认为儿子是父亲的孙子】如果继承归父，那么弟弟不可以作为兄长的嗣子；如果继承襄仲，那么用父亲的字作为姓氏，也是不对的【《通防问》说：写“仲婴齐”和“叔老”没有区别，怎么看出讥讽他作为兄长的继承人呢？回答说：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应当称“公孙”，现在鲁国人让他继承归父，写为“仲”，显示他用父亲的字作为姓氏，可以说是扰乱昭穆的次序了。何休说不写“仲孙”，表明不认为儿子是父亲的孙子。按：鲁国自有“仲孙蔑”“叔孙豹”，所以“叔彭生”“叔老”不写“叔孙”，那么“仲婴齐”也应当不写“孙”了。○刘氏说：《谷梁传》认为儿子由父亲防制，不能称“公孙”，那么归父为什么称“公孙”呢】

癸丑日，鲁公会见晋侯【厉公】、卫侯【献公】、郑伯【成公】、曹伯【成公】、宋【共公】世子成、齐【灵公】国佐、邾【定公】人，在戚地结盟【《左传》说：在戚地会见，是为了讨伐曹成公。程子传：十三年，曹伯死在军中，负刍杀死太子自立。已经三年了，诸侯与他结盟，正要逮捕他，稽考天讨。所以写同盟，显示他们已经结盟了。高氏说：戚地的会见将要讨伐曹伯，如果想要讨伐他，不与他结盟就可以了。借其他事情相会而与他结盟，已经结盟却逮捕他，所以特意写同盟来讥讽他。我按：三月，宋世子成会见结盟；六月，宋公去世。大概是宋公有病而世子出来会见。临川吴氏说：诸侯世子代替国君会见结盟、征伐救援，都不是世子所适宜的】晋侯逮捕曹伯【成公】回到京师【《公羊》写“归之”，《左传》：诸侯将要让子臧见周王并立他为君，子臧推辞说：“从前有志士说：圣人通达节义，其次坚守节义，下等失去节义。做国君不是我的节义，虽然不能成为圣人，敢失去坚守吗？”于是逃奔宋国】

称侯来逮捕伯，是进行讨伐【《公羊》僖公四年注：方伯所应当讨伐】为什么是伯讨？晋国联合诸侯讨伐秦国，曹宣公死在军中，曹国人让公子负刍【初俱反】留守【手又反】，让公子欣时【即子臧，《公羊》作喜时】迎接曹伯的灵柩。负刍杀死太子而自立。到这时，晋侯逮捕他，又不敢自己处理，而回到京师，让他接受天刑。这就叫做伯讨。《春秋》中逮捕诸侯的人很多【晋逮捕虞公、卫成公、郑成公、莒比公、邾宣公、悼公、戎蛮子赤；宋逮捕宣公、小邾子；邾逮捕鄫子；楚逮捕徐子，都称人。楚逮捕宋襄公，用众执来写。晋逮捕曹共公，虽然承上文“晋侯入曹”的文意，不是伯讨】没有逮捕得如此符合罪名的，所以单独书写他的爵位【陆氏说：二百四十二年中诸侯互相逮捕很多，这里单独称晋侯，因为他逮捕既符合罪名，又回到京师，得到侯伯讨罪的意义，所以书写爵位来表彰他的善行。苏氏说：称侯来逮捕，逮捕有罪的人；回到京师，是礼。《春秋》逮捕诸侯，只有这是符合礼的。张氏说：《春秋》爵称厉公而逮捕曹伯，赞同他的讨伐，然而还不掩盖曹伯与盟的人，认为先逮捕曹伯来命令诸侯，然后结盟，才尽善了。看曹人向晋君请求说：“如果有罪，那么您列在盟约中。”由一个举措的不当，就开了释放奸邪的门，难道是小过失吗？○刘氏说：《左氏》说：“写晋侯逮捕曹伯，没有涉及他的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不道，诸侯讨伐而逮捕他，就说“某人逮捕某侯”，不然就不写，不对。负刍杀死太子而篡位，国人不认为义，都想要跟随公子欣时而逃亡，不是不道是什么？负刍的恶没有见于经，晋侯逮捕他然后可见他的罪。现在以

译按照《左传》的体例来推究，那么晋侯是擅自拘捕曹伯罢了，难道真是这样吗？《谷梁传》认为，以晋侯的身份去斥责拘捕曹伯，是厌恶晋侯，这也不对。如果说“晋人”拘捕曹伯，难道又不对吗？永嘉吕氏说：有人怀疑负刍杀害太子这件事，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即使有这回事，《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这种怀疑并没有探求到事实真相。然而曾经用《春秋》的书法来考察，那么其他拘捕诸侯的情况都称“人”，称“侯”的只有这一件事，怎么能认为这不是伯主的征讨呢？《左传》所说的与经文的意思相同，更加足以作为证明了。

译鲁宣公从防地回国。○夏季六月，宋共公固去世【共公在位十三年，世子成继位，这就是平公】○楚共王攻打郑国【成公时，《左传》记载楚将北师子囊说：“刚与晋国结盟就背弃它，恐怕不行吧？”子反说：“对敌人有利就进攻，哪有什么盟约？”申叔时年老，住在申地，听说此事说：“子反必定不能免于祸患。用诚信来遵守礼制，用礼制来庇护自身，诚信和礼制都丧失了，想要免于祸患吗？”楚共王侵犯郑国到达暴隧，接着侵犯卫国到达首止。郑国子罕侵犯楚国，夺取了新石。晋国栾武子想要报复楚国，韩献子说：“不必，让楚国加重其罪过，百姓将会背叛它，没有百姓谁来作战？”家氏说：“晋楚约定和解，以平息战争，刚满三年楚国就攻打郑国，是挑起祸端。史书称‘楚子’，是直呼其名以示贬斥，并非称其爵位】○秋季八月庚辰日，安葬宋共公【共音恭，三个月就安葬，速度很快。○刘氏说：“《谷梁传》认为只记月份去世而记日期安葬的是不该安葬的，因为安葬共姬就不能不安葬共公。夫人的道义不能超过国君，这是不对的。庄公二十九年安葬纪叔姬而不安葬纪侯，为什么呢】○宋平公时，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宋国杀了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共公时，《左传》记载说：“宋国杀了大夫山”，意思是背离他的宗族。程子传：“山背离宗族，危害公族”】

宋国六卿鱼氏、荡氏、向【舒亮反】氏、鳞氏，都是桓公的后代【公子目夷自子鱼、公子荡、公子鳞都是桓公的儿子；鱼石、鱼府都是目夷的孙子，是公孙友的儿子；荡泽是公子荡的儿子；公孙寿的孙子；向戌，是桓公的曾孙；向为人、向〇都是戌的族人】华氏，是戴公的后代【华督、戴公、孙华元、华御事；子督的曾孙；华喜；督〇的孙子】华元担任右师，鱼石担任左师【荡泽担任司马，华喜担任司徒，公孙师担任司城，向为人担任大司寇，鳞朱担任少司寇，向〇担任太宰，鱼府担任少宰】荡氏骄横傲慢，共公去世，刚安葬，荡泽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华元说：“我负责君臣的训导，却不能匡正，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好官职，怎敢依赖宠幸呢？”于是出逃到晋国。鱼石想要阻止他，鱼府说：“华元回来必定会讨伐，这样就没有桓氏了。”鱼石说：“他有很多大功，国人所拥护，如果不回来，恐怕桓氏在宋国就没有祭祀了。”于是自己在河边阻止华元。华元回国，让国人攻打桓氏，杀了荡山，驱逐了鱼石，国家然后安定【合并《左传》：鱼石、向为人、鳞朱、向〇、鱼府出逃住在睢水边，华元派人阻止他们，他们不肯，华元亲自去阻止，他们也不肯，于是华元返回。鱼府说：“现在不听从，就不能进入都城了。”右师华元眼神快速而说话急促，有异心。如果不接纳我们，现在就要逃跑了。登上土丘眺望，就奔驰跟随，就决开睢水堤岸，关门登上城墙了。左师、两位司寇、两位宰官于是出逃到楚国】华元出逃到晋国与从晋国回到宋国，都不省略【所景反】文字，是为了彰显他的正当【何氏说：不省略文字，再次出现华元，是因为他忧国而被大夫山谗害。张氏说：郑国良霄出逃又回来，逆顺与华元不同，书法也不同。良霄的入国不再次叙述，而说“入逆”；华元再次叙述以肯定他，又记载说“归”，那么他出处的正当，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例外通类，而后例中之法可见】史书记载的重复【〇龙反】词语，必定有美恶之分。词语繁多而不删减【所卖反】是为了肯定他。因为不依赖宠幸而出逃，因为国人和晋国【杜氏说：华元想挟持晋国以自重。何氏说：晋国人审理他的罪过，宋国人让华元回来】都允许他讨伐，然后才入国，他的正当就可以知道了。苏辙说：“假如华元留恋禄位顾惜宠幸重于出逃，就不能讨伐。”这个说法是对的【苏氏说：华元将要讨伐山，但力量不够，所以出逃。出逃后国人允许他讨伐，然后回来，所以他讨伐时，族人无法救援，书法如此。说的是他出入的正当，因此能讨伐山。假如华元留恋禄位顾惜宠幸重于出逃，必定不能讨伐。郑国子产执政，豊卷将要祭祀，请求田赋，子产不允许。卷退下后征发役夫，子产逃到晋国，子皮阻止他，回来驱逐卷，也是这样的。王氏笺义：华元起初想逃到晋国，到河边又返回，是没有到晋国。现在以自晋归宋为文，为什么呢？大概他出逃，是想求晋国讨伐强臣，以张扬公室。现在被鱼石阻止，答应讨伐荡氏，那就与晋国讨伐没有不同。所以周公被王恢复职位，既而又逃到晋国，君子认为他自绝于周，记载出逃以罪之。华元被鱼石阻止，于是返回他的职位，春秋肯定他，所以记载“自晋归于宋”，以成全他的志向】山不记载氏，是背离他的宗族，背离宗族，就是砍伐他的根本。人而没有根本，人道就断绝了。葛藟【力〇反】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何况人而忍心砍伐他的根本呢【杜氏说：荡氏是宋国公族，反而危害公室，所以去掉氏以示罪，通防山背本。韩非为秦国谋划，而首先想颠覆他的宗国，罪过固然是死有余辜。我按：五大夫同出逃，也同复入，但只记载鱼石、华亥、向宁、华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

译（他们）全都列出了姓名。大概是因为鱼石是首恶，所以着重记载他，其余的人不值得详细记录。这正是陈氏所说的“惩罚罪责最重的人”的意思。亥、宁、定、辰、佗、彄、地，他们的罪行都相同，所以都详细记录下来了。○刘氏说：《左传》记载“华元自己制止了鱼石等五大夫”，这段传文不可信。

译冬季十一月，叔孙侨如在钟离与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的人会见吴国的寿梦。

吴国以国号相称，是将其视为外邦。实际上这是吴子，将他比作淮夷、姜戎、白狄之类，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用“会”字而特别区分，是将其视为外邦。特别区分有两种含义：在首止会见王世子，意在尊崇王室，不敢与世子抗衡；在钟离、柤、向会见吴国，意在轻视吴人而谴责诸侯，不敢与他们平起平坐。吴国自太伯拥有至德，开始有吴国，以族系来说，是周朝的伯父。但后世之所以以国号相称，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不能居于中原的爵位称号。成公、襄公年间，中原没有霸主，齐、晋大国也都低头向东亲近吴国，圣人对此感到悲伤，所以特别区分，可谓深切显明。

许国迁往叶地。

周简王十一年，鲁襄公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下雨而树木结冰。

下雨而树木结冰，意思是下雨时树木上结了冰。何休说：树木象征少阳，代表君臣。冰象征凝聚的阴气，类似兵器。冰胁迫树木，是君臣将被兵器所制的征兆。不久就发生了沙随、苕丘的战事，天人之间吉凶的感应，是不可诬蔑的。想要完全废除《五行传》，也太过分了。

译自从撰写《洪范传》，将“若”解释为“如”，认为君主的五事如同天象中的雨、寒、暑、风。然而天与人互不干涉，怎么可以强行附会呢？程子说：《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是天与人相互感应，只是人们以浅陋狭隘的见解认为没有感应，其实都是有所感应的。但是汉代儒者谈论灾异都牵强附会，不值得相信，儒者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全部废弃了灾异之说。

译夏历四月辛未日，滕国国君去世。（文公在位十年，成公原本已立，高氏说：滕国被《春秋》记载至今三次记录国君去世，都不称其名，到这一天才称其名。）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平，左传记载：楚王从武城派公子成用汝阴的土地请求与郑国讲和，郑国背叛晋国，子驷跟随楚王在武城结盟，郑国子罕攻打宋国，宋国将领将鉏、乐惧在汋陂击败郑军，郑军退兵驻扎在夫渠，没有警戒，郑国人设伏击败他们，在汋陵打败宋军，俘获将鉏、乐惧，宋国倚仗胜利，高氏说：郑国服从中原诸侯已经五年了，到这时依附楚国，为楚国对宋国用兵，所以记载为“侵”，从此与楚国同病相怜，中原诸侯的战争没有安宁的年份了。）

六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

晋国国君派栾黡来请求出兵援助。（黡音“所斩反”，左传记载：晋侯将要攻打郑国，郤犨出使卫国，接着出使齐国，都去请求出兵，栾黡来请求率领军队，孟献子说：有胜利的希望了，程子传：当时因为穆姜、叔孙侨如将要作乱，所以军队出动晚了，高氏说：晋国失去了霸主的道义，不足以号令诸侯，恐怕诸侯厌恶伐郑的战役，特意派卿来请求出兵，实际上是想要国君亲自出征罢了。）

甲午日月底，晋国国君与楚国国君、郑国国君在鄢陵交战，楚国国君、郑国军队大败。（鄢音“偃”，左传记载：晋军出发，郑国人听说有晋军，派人报告楚国，楚王救援郑国，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至，范文子想撤退说：我们假装逃避楚军，可以解除忧患，会合诸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留给有能力的人吧，我如果让群臣和睦地侍奉君主就多了，武子说：不行，晋楚在鄢陵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郤至说：韩之战，惠公没有整顿军队，箕之役，先轸没有回报命令，邲之师，荀伯没有跟随回来，都是晋国的耻辱，现在我们逃避楚军又增加耻辱了，文子说：我们先君频繁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尽力，子孙将会衰弱，现在三个强国已经臣服了，只有楚国是敌人，只有圣人能内外都没有祸患，自非圣人，外部安宁内部必有忧患，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恐惧呢？甲午日月底，楚军清晨逼近晋军列阵，栾书说：楚军轻浮，加固营垒等待他们，三天必定撤退，撤退后攻击他们，必定获胜，郤至说：楚国有六个破绽，不可错过，他们的两位卿互相厌恶，王卒因为旧怨，郑军阵型不整齐，蛮军没有列阵，列阵不避开月底，在阵中喧哗，我们必定能战胜他们，苗贲皇对晋侯说：楚国的精锐在中军，只是王族罢了，请分派精锐攻击他们的左右两军，而三军集中攻击王卒，必定大败他们。交战时，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让他射吕锜，射中项部。伏在弓袋上用一支箭复命。郤至三次遇到楚王的军队，见到楚王必定下车，摘下头盔快步致敬。楚王派工尹襄拿着弓去问候他。郤至会见客人，摘下头盔接受命令。楚军逼近险地，养由基射箭，连发两箭全部射死。叔山冉搏斗投掷人，击中战车折断车轼。晋军于是停止，俘虏楚公子茷。从早晨战到晚上，看到星星还没停止。子反命令军吏查看伤亡，补充士兵和战车，修缮铠甲兵器，检查车马。鸡鸣时吃饭，只听命令。晋人对此感到担忧。苗贲皇宣告说：“搜索战车补充士兵，喂马磨利兵器，修整阵型巩固队列，草草吃饭再次祈祷。”第二天再次作战，于是放走楚国的俘虏。楚王听说后，于是连夜逃跑。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吃了三天的粮食。范文子站在战马前说：“君主防备我们这些不才的臣子，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君主应当警戒。”《春秋》记载说：“天命不常，有德者得之。”《公羊传》说：“战败者称师，楚国为什么不称师？因为王受伤了。王受伤是什么意思？被箭射伤了。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师败绩？是省略了。”《谷梁传》说：“日事遇到月底称晦，四肢偏断称败。这里的败是指眼睛。楚国不称师，是因为君主重于军队。”杜氏说：“鄢陵，郑国地，今属颍川郡。”张氏说：“后汉《郡国志》：颍川鄢陵，晋败楚之地。今开封府鄢陵县。”愚按：鄢陵县今属汴梁路）

不记载“师败绩”，因为楚王亲自中箭伤眼，身体受伤更为严重。（何氏说：凡是举师败绩为重众，现在亲自伤害国君，应当举伤君为重。高邮孙氏说：韩之战，实际俘获晋侯，不记载晋师之败，君获则师败矣。鄢陵之战，楚王受伤，不称楚师，君伤则师败也）当时，两军相持，没有胜负的形势，晋国的防备，也是侥幸罢了。侥幸不是持胜之道。（晋语：范文子说：我对外惩罚大人，而对小民忍耐，将谁执行武德？武德不行而胜，是侥幸。以侥幸为政，必有内忧）范文子所以立于军门，有圣人能内外无患，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恐惧之戒呢？楚军虽然战败，其势力更加嚣张，晋国于是懈怠了。最终有栾氏的谗言，而诛杀三郤，国内大乱。圣人详细记载以显示行事之深切着明。（刘氏说：战而言及者，主是战者也，犹曰晋侯为志乎此战也云尔。愚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国胜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公之败，楚横行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败，楚之凌驾尤甚。婴齐盟蜀，诸侯之大夫从之者十有一国，

译在鄢陵挫败了楚军的锐气。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中原诸侯帮助楚国来与中原国家作战的情况，只有在鄢陵之战中，郑伯协助楚国共同对抗晋国。假如没有吕锜射中楚王目眦的胜绩，那么楚国将会倚仗郑国作为外援，长驱直入中原，其危害岂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令人惋惜的是，晋厉公起初没有制胜的宏大谋略，不能坚忍持重，听从栾书固守营垒的计策来困住楚国，最终缺乏保持胜利的实质力量。德行不能在内修明政治，却只一味追求在外逞强，因此三次假借周天子的命令去讨伐郑国，而郑国最终也不臣服。听信谗言，导致刑具日益滥用，最终招致祸难。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与楚共王相差无几。由此说来，鄢陵之战固然不可不取胜，但晋厉公没有取胜的根本之道，所以最终未能成就霸业。

译楚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侧。秋天，鲁宣公在沙随会见晋厉公、齐灵公、卫献公、宋国的华元以及邾国人，晋侯没有接见鲁宣公。臣子对于君主和父亲，宣扬他们的美德而不宣扬他们的恶行，为尊贵者隐瞒，为亲人隐瞒，这是礼制。圣人借助鲁国的史书来显示王法，对于鲁国的事，凡涉及君臣之义的，所以君主被杀就记载为“薨”，更换土地就记载为“假”，灭掉别国就记载为“取”，出逃就记载为“逊”，委屈自己与强国的大夫结盟就记载为“及”，背叛盟约失信而没有可遵循的原则就隐去公侯而记载为“防”。凡是这类情况，虽然不掩盖事实，以显示天下的公正，但必定隐晦其辞以保存臣子的礼制。那么沙随之会，晋侯不见鲁公，这是鲁侯的大耻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为什么不隐讳而直书其事呢？回答说：《春秋》伸张正道而不伸张邪道，荣耀道义而不荣耀权势，端正自己而不顾虑他人，以仁礼存心而不担忧横逆的到来。沙随之会，鲁国有内乱，军队出发迟到，所应当忧虑的是，晋国人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愤怒于鲁公而不接见，理亏在晋国。鲁侯自我反省，没有背离仁义、抛弃礼制、不忠的罪过。从前曾子从孔子那里听到大勇的道理说：“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用正直培养而不伤害，就能充满天地之间。沙随之会上不被接见，有什么可歉疚的呢？直书而不隐讳，是向天下后世展示，使人们知道大勇和浩然之气是用来守身应物的，其垂训的意义重大。鲁宣公从沙随回国。鲁宣公会见尹武公、晋厉公、齐国的国佐以及邾国人，共同讨伐郑国。

译晋军驻扎在督〇，不敢越过郑国。子叔声伯派叔孙豹向晋军请求迎接，在郑国郊外准备食物，晋军迎接后到达。声伯四天不吃饭来等待他们，给使者吃了饭之后自己才吃。诸侯迁往制田，知武子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陈国，到达鸣鹿，于是又侵犯蔡国，尚未返回。诸侯迁往颍水之上。郑国的子罕在夜间袭击他们的军营。宋国、齐国、卫国都失去了军队。杜氏说：尹子，是周王的卿士，爵位为子。高氏说：楚军已经战败，而郑国仍然不服从，可见晋国的政令在人们心中已经败坏了。晋国为曹伯向周天子请求，借周王的命令再次讨伐郑国，所以让尹子主持防地。宋国、卫国因为后到，所以不记载这次战役。晋国还因为侨如的谗言，不让鲁公参与这件事。王氏说：《春秋》在记载尹氏去世和拥立子朝以及子朝逃奔楚国时，都书写“氏”，是为了彰显世袭卿大夫带来的祸患。在盟防和侵伐时称尹子，是指着这个人来端正他的爵位。我按：在此之前，没有让周王臣子参与讨伐的。桓公、文公的大规模征伐，虽然不请示命令而专断行事，但内心还是以尊崇周室、安定华夏为宗旨，不曾轻慢周王臣子来统领军队。与借天子命令来威慑诸侯相比，还算比他们好一些。厉公继承霸业，因为私怨讨伐秦国，就挟持刘康公、成肃公一同前往；因为郑国怀有二心而争夺郑国，就要求尹武公、单襄公多次前往。于是周王臣子奔走忙碌，道路上的车辙来不及休息，就被霸主所利用了。《春秋》在讨伐秦国时不记载刘、成，是为了削减他们请求周王军队而彰显他们借朝见周王之机轻慢的过错。在讨伐郑国时屡次记载尹、单，是为了彰显他们轻慢周王臣子的过失。如果讨伐秦国时记载刘、成，那就是为了朝见周王请示命令而讨伐秦国是善行了；讨伐郑国时不记载尹、单，那就是没有挟持周王臣子的罪过而讨伐怀有二心、抑制楚国就没有过错了。圣人的笔削，难道不是深切而明显吗？○曹伯【成】从京师回来【《左传》：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们先君宣公去世，国人说：‘怎么办？’忧虑还没有消除，而又讨伐我们寡君，使曹国的社稷镇守者灭亡，公子喜时是要彻底毁灭曹国啊。先君难道有罪吗？如果有罪，那么您已经在防地列出了他的罪状。您只是不遗漏德行和刑罚来统领诸侯，难道唯独遗漏我们小国吗？我们敢私自禀告，再次向晋国请求。晋侯对子臧说，你回去，我就让你们的君子回来。子臧回去，曹伯回来。子臧全部献出他的封地和卿位，但不离开。《公羊传》：被执押而回来要称名，曹伯为什么不称名？而且不说复归于曹？为什么容易呢？它的容易是怎样的？因为公子喜时在曹国国内。公子喜时是仁爱的人。在国内平定国家而等待他，在国外治理京师而使他免罪。说从京师，是说非常容易。除了这个没有困难了。《程子传》：曹伯不称名，不称复归，周王不曾断绝他的爵位。从京师，是周王的命令】

译曹伯没有被称名，是因为他的爵位没有被废除。不废除他的爵位，是为了牵累周天王。经文说“从京师回来”，这是王命的体现。这说明周天王赦免了有罪之人。善行如果不及时奖赏，恶行如果不立即惩罚，即使以尧为君、舜为臣，虽然得到了天下，也不能安稳地统治一天。负刍杀害世子而自立，晋国抓获他后，不能依据刑典将他定罪，反而让他复国，这样周天王就无法成为天下的共主了。

九月，晋国人抓获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冬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

鲁公从防地回来。

乙酉日，刺杀了公子偃。

根据《左传》记载，宣伯（叔孙侨如）与穆姜私通，想要除掉季孙和孟孙，并夺取他们的家室。鄢陵之战那天，鲁公准备出行，穆姜送行，并命令驱逐这两个人。鲁公以晋国的危难为由告知说：“请让我回去听从命令。”穆姜发怒，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指着鲁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这些人都是国君（指季孙、孟孙地位尊崇）。”鲁公停留在坏隤，整顿宫室，警戒防备，设置守卫后才离开。因此后来派孟献子留守在公宫。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侯停留在坏隤，等待胜利者。”郤犨收受了宣伯的贿赂，并向晋侯诬告鲁侯。晋侯不见鲁侯。鲁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将要出发时，穆姜又命令鲁公像上次那样。鲁公再次整顿守卫后才出发。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国有季孙、孟孙，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一样。政令就是依靠他们才得以完成。现在他们

译谋士说：“晋国的政令多头，不能顺从。”宁可侍奉齐国、楚国，大不了亡国罢了，绝不顺从晋国。如果晋国想在鲁国得逞，请扣留季孙行父并杀了他。我会杀掉叔孙侨如。否则回国后必定叛变。”晋人在苕丘逮捕了季文子。鲁成公返回后在郓地等待，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释放季孙。郤犨说：“如果赶走仲孙蔑并阻止季孙行父，我就让贵国与晋国公室结为亲密关系。”子叔声伯回答说：“关于侨如的实情，您一定已经听说了。如果赶走侨如和行父，这就是大大抛弃鲁国，而怪罪我们的国君。如果晋国还不嫌弃，让我们的国君得以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社稷的重臣。如果早上让他们灭亡，鲁国必定晚上就灭亡。”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佐过两位国君了。他的妾室不穿丝绸，马匹不吃精粮，这难道不能称为忠诚吗？如果防范奸邪却抛弃忠良，那将如何对待诸侯呢？难道还要答应鲁国的请求吗？”于是赦免了季孙，驱逐了叔孙侨如并与他结盟。季孙与郤犨在扈地结盟。回国后，刺杀了公子偃。

译【丁简王十亥二年】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七年，齐灵公八年，卫献公三年，蔡景公十八年，郑成公十一年，曹成公四年，陈成公二十五年，〇桓公六十三年，宋平公二年，秦景公三年，楚共公十七年，吴寿梦十二年】。春天，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郑成公〇括，公羊传作结。《左传》记载：郑国子驷侵犯晋国的虚、滑两地，卫国北宫括救援晋国，进而侵犯郑国，到达高氏之地。高氏说：这是晋国的命令。凡是替他人兴师动众的，都记载为“侵”，以讥讽这种行为】。夏天，鲁成公会见尹武公、单襄公、晋厉公、齐灵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公，以及邾国人，共同讨伐郑国【《左传》记载：郑国太子髠顽、侯獳作为人质在楚国，楚国公子成、公子寅戍守郑国。鲁成公会见尹武公、单襄公以及诸侯讨伐郑国，从戏童一直打到曲洧。杜预说：单襄公是周王的卿士，晋国未能使郑国屈服，所以借天子的威势，周王派遣两位卿士参与讨伐。我按：周成王的幼子臻，食邑在单，到单襄公时担任周王卿士。高氏说：晋国借天子之命讨伐郑国，重视周王的两位卿士，晋国主持军事，将尹、单置于前列，以显示尊重王命。晋厉公虽然失道，但能多次会合诸侯，竭力抵御强大的楚国，正是凭借借天子之灵，扶持正义以号令天下。陈氏说：周王的人臣以前没有记载两位卿士的，记载两位卿士，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讨伐】。六月乙酉日，在柯陵举行同盟【《左传》记载：在柯陵同盟，是为了重申戚地的盟约。《谷梁传》说：柯陵之盟，是为了谋划再次讨伐郑国。程子曰：诸侯共同的忧患是楚国。陆氏说：不再重复说“诸侯”，是讥讽尹、单参与结盟。蘓氏说：齐、晋强盛时，天子的大夫参与会盟而不结盟，是为了尊崇周王室。柯陵之会，尹、单开始参与诸侯的盟约，从此习以为常，是不合礼制的。薛氏说：在此之前，征伐不曾由王官发起，不曾与卿士结盟。去年王官出征，今年卿士结盟，三次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于事无益，徒然制造祸乱罢了。陈氏说：狄泉之盟，避讳王子虎，这里不再避讳。为什么不避讳？因为会盟不值得避讳】。秋天，鲁成公从会盟之地回国【《左传》记载：楚国子重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首止，诸侯退兵。《谷梁传》说：不说“至自伐郑”，是因为鲁成公不赞成讨伐郑国。怎么知道鲁成公不赞成讨伐郑国呢？因为用“会”来记载。临川吴氏说：正想声讨郑国的罪行以发动讨伐，而楚国的救援已经到达，诸侯畏惧楚国而退兵，未曾得以发动讨伐，所以不用“伐”来记载，而用“会”来记载。张氏说：“鲁成公得罪晋国不久，而晋侯从此更加骄横，那么鲁成公的危险不在于讨伐，而在于会盟，所以记载必定以‘会’来记录】。〇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左传》记载：齐国庆克与声孟子私通，与妇人聚会，穿着女装乘坐辇车进入内室，鲍牵看见了，告诉国武子。国武子召见庆克并斥责他，庆克很久不出来，却告诉夫人说：“国子指责我。”夫人发怒，国子辅佐灵公参与会盟，高、鲍留守。等到回国，快到时，关闭城门搜查宾客。声孟子告状说：“高、鲍将不接纳国君，而立公子角为国君。”国子知道后，砍断鲍牵的脚，驱逐高无咎，高无咎逃到莒国。高弱凭借卢地叛变。襄陵许氏说：“灵公不公正，听信沈帷墙的话，驱逐世袭大臣，助长祸乱，可悲啊！只有巧言令色能使闭门搜查宾客的人，被说成将不接纳国君。”王氏说：“无咎身为卿佐，不能为国谋划、匡正国君，以致产生猜疑隔阂，以至于被驱逐，也不算没有罪过，所以记载‘奔’没有特殊的措辞】。〇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公羊传》说：“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九月不是举行郊祭的时节。那么郊祭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郊祭应当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谷梁传》说：夏天的开始可以承接春天，用秋天的末尾来承接春天的开始，大概是不可以的。九月举行郊祭，“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郊祭不合时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特别说“用郊”。“用”字，表示不应当使用【何氏说：九月郊祭违背礼制，所以说“用”。范氏说：郊祭是春天的事务。高邮孙氏说：《春秋》在正月、三月在涤地占卜祭牛，那么《春秋》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一月饲养祭牛，二月可以郊祭了。《春秋》的九月，是夏历的七月，亵渎混乱尤其严重，所以特别记载“用”以讥讽。临川吴氏说：九月是夏历的孟秋，建申之月，难道是郊祭的时节吗？不占卜日期，不占卜牺牲，而强行使用这种礼仪，所以说“用”，不合时宜到了极点，是大不敬】。有人说：大概是用活人祭祀，叩击其鼻血来献祭吧。古代六畜尚且不能互相替代使用，何况敢用人呢【僖公十九年，宋国司马子鱼说……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说：五种牺牲不能互相替代使用，何况使用诸侯呢？《通鉴问》中刘原父认为在郊祭中用人。按《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讨伐莒国，夺取郓地，献俘，开始在亳社用人祭祀。臧文仲说：周公大概不会享用鲁国的祭祀吧？周公享用的是义，鲁国没有义。《左传》说开始在亳社用人祭祀，是指这一年初次用人祭祀社神。我怀疑成公在九月〇天，所谓的“用”，是不应当使用。如果这一年用人郊祭，那么昭公十年就不应该说“开始在亳社用人祭祀”了。又《左传》素来喜欢夸大荒诞，如果成公果然用人郊祭，难道不会夸大其事而记载吗？如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楚军在冈山用蔡世子祭祀，当时子鱼、申无宇都有言论。如果成公果然用人祭祀，难道举鲁国之人没有一言吗？按邾、楚、季氏都是抓获仇敌之人，在山川之礼中发泄快意，成公之时未曾听说抓获仇敌之人，又没有背叛之

译贼人，难道会至于杀一个无罪之人来祭祀上帝吗？从情理上讲，这必定不会发生。只是经文中九月记载“用郊”，其违失时宜、不合礼制自然显而易见，何必一定要认为是用人祭祀呢？权衡说：《公羊传》认为九月不是举行郊祭的时节，那么五月郊祭为什么不加“用”字呢？五月难道适宜举行郊祭吗？况且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只是讥讽郊祭失时罢了，直接说“九月郊”，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为什么要加“用”字呢？查考定公十五年、哀元年的上文，都记载了鼷鼠和防虫啃食郊祭用的牛，重新占卜选牛的事情，所以下文直接说“五月辛亥郊”。这两处上下文都没有连贯的叙述，如果直接写“九月辛丑郊”，那么文势就不完备，所以特意写了“用”字。如果说何必加“用”字，那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又为什么加“用”字呢？回答说：郊祭失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特意记载。“用”是古语，六畜尚且不能互相替代使用，何况敢用人呢？

译晋厉公派荀防来请求出兵。师氏说：“应当请求周王的命令，以讨伐有罪之人，宜于纠集诸侯，以尊崇王命，奉辞而行，没有人敢迟疑落后，这是可以的。于是派遣大夫向鲁国请求出兵。作为盟主而请求出兵，已经是卑屈受辱了，何况是作为周王的卿士掌管军队，却说请求出兵，这使王室卑屈以误导宠信诸侯，太过分了。想要凭借天子的威严来讨伐叛乱、征伐二心，却先做出这种卑屈受辱的事，还指望郑国畏惧威严吗？”薛氏说：“讨伐秦国的战役，鲁君前往京师，所以由郤锜请求出兵，这是起事的开端。讨伐郑国三次出动卿士，由栾黡、荀防出使，表明诸侯不凭借王命；而且记载王师，如同服役于诸侯一样。”

冬天，鲁君在单地会见单襄公、晋厉公、宋平公、卫献公、曹成伯、齐灵公、邾定公，进攻郑成公。《左传》说：“诸侯进攻郑国，十月庚午日包围郑国。”《谷梁传》说：“鲁君没有违背柯陵之盟。”孙氏说：“郑国与楚国勾结，晋厉公三次假借王命会合诸侯来讨伐它，却不能使其臣服，中原不振可知了。”

十一年，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左传》说：“楚国公子申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汝水之上，诸侯撤退。”杜氏说：“不记载包围，是畏惧楚国的救援，没有形成包围就撤退了。我认为，王官居高临下，诸侯如影随形，击败已经战败的楚国，安抚怀有二心的郑国，应当像抖动枯草一样容易。夏天讨伐郑国，楚军到达，诸侯就撤退；冬天讨伐郑国，楚军到达，诸侯就撤退，望风而逃，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厉公在鄢陵获胜后，骄傲放纵，滥用武力，怠慢尊崇王室，所以诸侯没有同心协力的诚意，郑国不畏惧而楚国又放肆，这不是中原的力量不足，而是厉公的德行有欠缺啊。有继承霸业的资质，却用无道的方式施行，可惜啊！”

壬申日，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左传》说：“声伯从郑国回来，到达貍脤就去世了。”苏氏说：“大夫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地点在国外。”刘氏说：“《春秋》的旧史有所不更改。孔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说等待君命然后记载大夫去世，这是不对的。公孙敖在齐国去世，他不等待公命，为什么记载他去世呢？《谷梁传》说壬申日是十月，鲁君回来后才记载臣子，这也是不对的。昭公在国外，叔孙婼去世，为什么不等待鲁君回来才记载呢？陆氏说：‘两传没有理解文辞有谬误的道理。’”

十二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

邾子貜且去世。

晋厉公杀了他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左传》说：“晋厉公奢侈，宠幸很多外臣，从鄢陵回来，想全部除掉群大夫，而扶植他的左右胥童。因为胥克被废黜，怨恨郤氏而受厉公宠幸。郤锜夺取夷阳五的田地，夷阳五也受厉公宠幸。郤犨与长鱼矫争夺田地，抓住他并给他戴上刑具，和他的父母妻子同坐一辆车。后来长鱼矫也受厉公宠幸。栾书怨恨郤至，因为他不听从自己而导致楚军战败，想废黜他，派楚国公子茷告诉厉公说：‘这次战役，郤至确实召见我，说东方的军队没有到达，军帅没有配备齐全，说这次必定失败，我因此奉孙周来侍奉您。’厉公告诉栾书，栾书说：‘可能有这种情况，不然难道他不顾惜死而接受敌国的使命吗？您何不派孙周去观察他。’郤至出使周朝，栾书派孙周去见他，厉公派人窥探，相信了，于是怨恨郤至。厉公打猎，和妇人先杀猎物然后饮酒，后来让大夫杀猎物，郤至捧着猪，寺人孟张抢夺它，郤至射杀了他。厉公说：‘季子欺骗我。’厉公将要作乱，胥童说：‘必须先除掉三郤，他们家族庞大，怨恨的人多，去掉大族就不逼迫敌人，怨恨多的人有用。’厉公说：‘对。’郤氏听说后，郤锜想进攻厉公，说：‘即使死，国君必定危险。’郤至说：‘人所以立信、知、勇。信不背叛国君，知不伤害百姓，勇不制造动乱，失去这三者，谁与我同心？死而多怨，将有什么用？国君确实有臣子而杀他，人们会怎么说国君？我有罪，我死后再说。如果杀无辜，将失去民心，想要安定得到吗？等待命令罢了。接受国君的俸禄，因此聚集党羽，有党羽而争夺命令，罪过还有什么更大的呢？’壬午日，胥童、夷羊五率领甲士八百人将要进攻郤氏，长鱼矫请求不要使用众人，厉公派清沸魋帮助他，抽出戈结衣带假装诉讼的人。三郤将在榭谋划，长鱼矫用戈在座位上杀死了驹伯、苦成叔，温季说：‘逃避威严。’于是跑，追到他的车，用戈杀了他，都陈尸在朝廷。《谷梁传》说：‘灾祸从此开始了。’张氏说：‘郤氏虽然怨恨的人多，既然做了大夫，就是国君的股肱。厉公不公正地判断他们有罪无罪，而采用宠幸的胥童、长鱼矫的计谋，一天之内杀了三卿，又胁迫栾书、中行偃，能不波及吗？’这就是《春秋》并列记载而深深谴责的原因。”

楚国人灭掉了舒庸。《左传》说：“舒庸人因为楚军战败，引导吴国人包围巢，讨伐驾，包围厘虺，于是倚仗吴国而不设防备。楚国公子槖率领军队袭击舒庸，灭掉了它。”任公辅说：“舒庸，是东夷偃姓的国家，地谱在庐州城下。”薛氏说：“舒庸，是舒的别种。《诗》说：‘荆舒是惩’，那么荆舒的国家都不是同一种。《春秋》开始时，荆舒都以名出现。舒庸、舒蓼、舒鸠的灭亡，荆舒统一于楚国了。”髙氏说：“楚国虽然遭受挫败，但其余威还足以在要荒之地灭国。如果它在鄢陵得志，那么毒害华夏，岂止说得完呢！”晋国在邲之战失败后，

译史书记载楚子灭萧，这是正确的。而这里记载晋国灭舒庸，是因为中原诸侯能够挫败楚国的锐气，使其不能成为中原的祸患，这归功于晋厉公的辛劳。大概晋厉公有宏大的才能却没有美好的德行，因此威势震慑于外，而祸乱产生于内，他虽然未能善终，但他的功劳也足以被记录。

译【戊简王十子三年】十八年【晋厉公八年被弑，齐灵公九年，卫献公四年，蔡景公十九年，郑成公十二年，曹成公五年，陈成公二十六年，桓公六十四年，宋平公三年，秦景公四年，楚共公十八年，吴寿梦十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左传》记载：胥童率领甲士在朝廷上胁迫栾书和中行偃，假托君命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忧患必定会波及国君。”晋厉公说：“一天之内让三位卿大夫尸横朝堂，我不忍心再增加杀戮。”胥童回答说：“别人将会忍心对待您吗？我听说祸乱在外叫作奸邪，在内叫作轨逆。抵御奸邪靠德行，抵御轨逆靠刑罚。不施行德政而杀戮，不能称为德；臣下逼迫君主而不讨伐，不能称为刑。德行和刑罚都不确立，奸邪和轨逆就会一起来到。请允许我去执行。”于是栾书、中行偃出逃到狄国。晋厉公派人对两位大夫说：“我讨伐郤氏，郤氏已经伏法了，大夫们不必屈辱地复职。”两人都再次拜谢叩头说：“君主讨伐有罪之人，而免除了我们的死罪，这是君主的恩惠。我们二人即使死了，怎敢忘记君主的恩德？”于是都返回了朝廷。晋厉公派胥童担任卿。晋厉公在匠丽氏家游玩，栾书和中行偃于是抓住了晋厉公。召见士匄，士匄推辞；召见韩厥，韩厥推辞说：“从前我寄养在赵氏，孟姬生病时，我能违抗兵役。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做主’，何况是君主呢？你们几个人不能侍奉君主，还要韩厥做什么？”栾书和中行偃杀了胥童。百姓不赞同郤氏，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所以史书都记载为“晋国杀了它的大夫”。家氏说：“三郤的死，是晋厉公杀的；胥童的死，是书偃杀的。《春秋》一律用国名来记载杀戮，是为了彰显胥童引导君主作乱，而他的君主因此丧命。胥童也是晋国的罪人。臣子与君主一同死于祸难，这叫做死节。胥童与厉公先后死去，《春秋》将其归入国杀，是因为他有应当诛杀的罪行。如果胥童的大节值得记录，那么必定沿用孔父、牧息的例子，继其君主之后记载他死了。”髙氏说：“宋督杀了孔父而弑杀殇公，《春秋》记载‘及其大夫’；书偃杀了胥童而弑杀厉公，却记载‘晋杀其大夫’。大概孔父是忠于殇公的，胥童是厉公宠爱的。宠臣引导君主做不道义的事，断送自身并祸及其君主，所以《春秋》对两者都加以惩处，作为万世的警戒】○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君主州蒲【《左传》记载：栾书和中行偃派程滑弑杀了厉公，把他葬在翼城东门之外，只用了一辆车。《谷梁传》说：称国名来弑杀其君，说明君主的罪恶极深了。我按：厉公在位八年，晋国人拥立襄公少子防的孙子周，这就是悼公】

弑杀君主，是天下的重罪；讨伐贼人，是天下的重刑。《春秋》顺应人心来定罪，圣人顺应天理来用刑。固然不会用大赦来释放应当诛杀的贼人，也不会把重刑加在不弑君的人身上。然而赵盾因为不越境而被记载为弑君【宣公二年】，许世子止因为不尝药而被记载为弑君【昭公十九年】，郑归生因为畏惧年老和防备而被记载为弑君【宣公四年】，楚公子比【如字】因为不能效死且未立而被记载为弑君【昭公十三年】，齐陈乞因为废长【展两反】立幼而被记载为弑君【哀公六年】，晋栾书身为元帅【所类反】亲自将厉公抓于匠丽氏，派程滑弑杀厉公，而只用一辆车将厉公葬在翼城东门之外，而《春秋》称国名来弑杀其君，却不记载栾书的名字，为什么呢？孔子无私，与天合一，为什么唯独对赵盾、许止、归生、楚比、陈乞责备得很完备，讨伐得很严厉，而对栾武子却如此宽略呢？学者深入探究其缘由，了解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大要，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了【昭公二十七年，定公十三年，传称国名来弑，是当国大臣的罪责。朱子的话语，胡氏传的意思，如果允许栾书弑君，旧时曾怀疑之后，问文定公的外甥范伯逹，伯逹说：“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栾书执掌国政，而厉公无道到如此地步，也不能坐视成为栾书的计谋，厉公可以废黜而不可以杀害。”又问他的孙子伯逄，伯逄也说：“厉公无道，只应当废黜他。”王氏说：“经文不怪罪栾书、中行偃，而称国名来弑杀，是因为厉公的罪恶有自取之处。”孟子说：“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杀君主。”知道这些，然后才知道圣人对于天道。张氏说：“听老师说：称国名来弑杀，是众人弑杀其君的说法。”孟子论及贵戚之卿说：“君主有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就更换君主。”厉公的过错太大了，亲近小人，杀戮无辜，满朝卿大夫保不住头颅。书偃，是晋国的世臣，以社稷为心，可以行使更换君主的权力，而程滑却匆忙弑杀他，所以称国名来弑杀而不说二臣，是将罪恶分摊给众人。悼公驱逐不臣服的七个人而不诛杀书偃，不是里克、甯喜那样的缘故。临川吴氏说：“《春秋》的写作，正是为了诛杀乱臣贼子。”赵穿弑杀灵公，传不言盾使，而经书赵盾弑君，程滑弑杀厉公，传以为栾书中行偃使之，而经止。书国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别嫌明防也。盖灵公之不君，其恶未加于一国，欲杀赵盾，而赵穿为盾杀之，实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诛盾为首恶。厉公之无道，刚〇不仁，徧得罪于一国，栾书、中行偃

译栾书、士匄拘禁晋厉公并杀死了他宠幸且助君为恶的臣子，大概是想要匡正晋国，而并没有弑君之心。程滑趁着国人共同愤怒的时机弑杀了厉公，大概并非书偃（栾书、士匄）独自谋划的。所以《春秋》记载为“国弑”，如果只记载书偃，那么罪责就归于这两位卿大夫，而全国的人就能免于弑君的恶名了。问：两位卿大夫拘禁国君可以吗？答：孟子说：“诸侯危害国家，就可以改立君主。”栾书是执掌国政的卿大夫，厉公已经诛杀了三位卿大夫，不可劝谏，必定会大乱晋国，如果坐视国家覆亡，那还怎么担任国卿呢？所以打算废黜他并改立新君。国人匆忙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圣人没有把首恶的罪名加在这两人身上，并不是放纵他们，而是为了辨别是非，确定邪正，以昭示万世。《左传》中程滑的话不符合《春秋》的本意。陈氏说：“弑君不记载具体人名，所以这里记载了弑君，这是有缘由的。”晋国杀死了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晋国杀死了大夫胥童，晋国弑杀了国君州蒲，蔡国杀死了大夫公子驷，蔡国放逐了大夫公孙猎，盗贼杀死了蔡侯申。《春秋》记载弑君之事，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

译齐灵公杀了大夫国佐。齐侯派崔杼做大夫，派庆克辅佐他，率领军队包围卢地，国佐跟随诸侯包围郑国，因遭遇危难请求回国，于是到了卢地，杀了庆克，凭借谷地背叛齐侯。齐侯在徐关与他结盟，让他返回。卢地投降，派国胜向晋国报告危难，在清邑等待命令。齐侯派士华免在宫内朝堂上用戈杀了国佐，军队逃到夫人的宫室。《春秋》记载说：“齐杀其大夫国佐。”这是因为他抛弃命令、擅自杀人，并凭借谷地背叛，所以如此记载。派清邑人杀了国胜，国弱来投奔，王湫逃往莱地。庆封做大夫，庆佐做司寇。张氏说：无咎在去年秋天投奔，而鲍牵被砍脚，齐灵公可以省视母亲的话是非就明白了。国佐背叛后又回来，齐灵公并非不知道国佐的正直以及庆克在宫闱内的淫乱，最终却杀了国佐，那么齐灵公的智慧又比鲁成公低好几等了。包庇奸邪如此，因为庆克而成就了庆封党徒的祸乱，庆封被驱逐后政事归于陈氏，这都是齐灵公堵塞耳目、只听信妇人之言所导致的。国佐不能预见防范而离去，凭借封邑背叛君主，又在危险动乱的朝廷任职，死在宫闱之中，并非不幸。

○鲁公前往晋国。晋悼公派荀防、士鲂在京城迎接周子并立他为君，周子已经十四岁了。大夫们在清原迎接，结盟后进入，在武宫朝见，驱逐了七个不臣服的人，在朝廷即位。鲁公前往晋国朝见新君。

○夏天，楚共王、郑成公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郑伯侵犯宋国，到达曹门之外，于是会合楚子攻打宋国，夺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犯城郜，夺取幽丘，共同攻打彭城，接纳宋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魋、鱼府在那里，用三百辆战车戍守后返回。宋国人对此感到忧虑。西鉏吾说：“如果楚国人和我同样憎恶，对我有恩德，我本来侍奉他们，不敢有二心。大国贪得无厌，轻视我尚且怨恨，不这样却收敛我的憎恶，让赞佐政事，以离间我的裂痕，也是我的祸患。现在将要推崇诸侯的奸邪，开辟他们的土地以堵塞夷庚，放纵奸邪而毒害诸侯，使吴、晋恐惧，我的祸患已经很多了，不是我的忧虑。况且侍奉晋国做什么？晋国必定体恤我们。”杜氏说：彭城是宋国的邑。张氏说：现在的徐州彭城县。我按：徐州现在属于汴梁路。

这次攻打宋国以接纳鱼石，为什么不记载为“纳宋鱼石于彭城”，为什么呢？刘敞说：不认可接纳。诸侯失去国家，诸侯接纳他，是正当的；诸侯是世袭的。大夫失去职位，诸侯接纳他，不正当；大夫不是世袭的。诸侯依托于诸侯，是合乎礼的；大夫依托于诸侯，不合乎礼。我按：诸侯失去国家而诸侯接纳他，《春秋》都不记载，只记载“纳顿子”、“纳北燕伯”，是讥讽接纳者不正当，何况接纳大夫呢？楚庄公接纳宁行父于陈国，让他恢复大夫职位，《春秋》尚且讥讽，何况接纳叛臣而占据土地以逼迫其君主呢？记载“伐”、记载“复入”而不说“纳”，表明鱼石的再次进入是由于楚、郑的攻打。说“复入”，是已经断绝关系后又进入，罪恶严重的，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就是这样。《通防》说：孙林父、宋辰、赵鞅、荀寅都占据外邑以自保，所以记载“叛”。鱼石、栾盈将要扰乱国家，所以记载“复入”。孙氏说：这是楚、郑离间晋国的变故，攻打宋国夺取彭城，与鱼石一起守卫以逼迫宋国。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是不认可楚、郑攻打宋国夺取城邑给宋国叛臣，所以以鱼石自己进入侵犯君主为文。苏氏说：鱼石记载“复入”，而先说楚、郑的攻打，以彰显他们接纳乱臣，所以不说自己从楚国而来而说“复入”，不说叛，将要以扰乱国家，不只是背叛君主而已，所以鱼石、栾盈的罪责重于赵鞅、宋辰。王氏说：彭城不隶属于宋，是因为宋不是鱼石所能进入的缘故。陈氏说：投奔的大夫再次回来不记载，庄公、闵公以上有记载“归”、“若入”的了，那么都是不记载“奔”的。投奔而说“归”，从卫国的元咺开始，咺是诉讼其君主的。虽然“归”还是说“自”，像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是贼而已，所以鱼石不说自己从楚国，栾盈不说自己从齐国。刘氏说：《左氏》说：凡是离开其国家，国家迎接他说“入”，恢复其职位说“复归”，诸侯接纳他说“归”，因为罪恶说“复入”。现在按：事情与条例符合的少，与条例违背的多，注释者有的托辞为听从赴告，不再可信了。

鲁公从晋国回来，晋悼公派士匄来聘问。《左传》：拜谢朝见。襄陵许氏说：鲁公朝见刚到，而聘问的使者接着到来，晋悼公之下，诸侯肃然，这是列国和睦而叛国服从的原因。高氏说：记载晋侯与宣公十年记载齐侯意义相同。

○秋天，莒桓伯来朝见。《左传》：慰劳鲁公并询问晋国的缘故，鲁公把晋君的话告诉他，莒伯于是频繁朝见晋国并请求通婚。

○八月，邾宣子来朝见。《左传》：即位而来朝见。我按：成公末年，莒、邾相继来朝见，大概都是谋划跟随晋国罢了。

○修筑鹿囿。《左传》：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公羊传》：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已经有苑囿了，又再修筑。《谷梁传》：山林薮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圈禁它不正当。杜氏说：修筑墙垣作为鹿苑。何氏说：讽刺奢侈过度妨害百姓。天子的苑囿方圆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高邮孙氏说：《春秋》兴作都记载，即使是城池的坚固，门廐的急迫，没有遗漏的，重视民力，何况耳目的玩赏，一身的娱乐呢。襄陵许氏说：大夫擅权而威福日渐离去，而公务自

译在鸟兽草木中游乐，这就叫做沉迷于豫乐而居于上位，怎么能长久呢？高氏说：此前没有记载筑造苑囿的，此后昭公九年筑造郎囿，定公十三年筑造蛇渊囿，君主给子孙留下的榜样，能不谨慎吗？我按：古代的圣王，台池园囿，与百姓同乐，如今筑墙为苑囿，在国都中设陷阱来危害百姓，这难道是统治人民者的本心吗？○己丑，成公在路寝去世【《谷梁传》：路寝是正寝，男子不离开妇人的手，以整肃的态度终老】○冬天，楚共王、郑成公侵犯宋平公【《左传》：宋国的老佐、华喜包围彭城，老佐死在那里。楚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宋华元到晋国告急。韩献子执政说：想要得到人心，必须先勤劳。成就霸业、安定疆土，从宋国开始。晋侯在台谷驻军，以救援宋国，在靡角之谷遇到楚军，楚军撤退。我按：此前记载楚郑伐宋，鱼石进入彭城，此处记载楚郑侵宋而不说救援彭城，彭城已不可救。通过对比事件考察，偏袒叛臣的迹象就显现了。荆楚蛮夷不值得责备，郑国依附夷狄而推崇奸邪，为何竟至于如此严重？所以特别贬称他们为‘人’，将郑国列在楚国之下以彰显其恶。然而晋悼公一出兵楚军就撤退，不同于楚军一到诸侯就急忙撤退的情况】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鲂音房】成公作彭后同《左传》季文子向臧武仲询问出兵人数，臧武仲回答说：“伐郑的那次战役，知伯确实来了，他是下军的副将。现在彘季也是下军副将，出兵人数如同伐郑时那样就可以了。侍奉大国不失等级爵位而增加敬意，是合乎礼的。”听从了他的建议。襄陵许氏说：“悼公复兴霸业，请求出兵以救援宋国，还遵循厉公的旧例。元年之后就没有再请求出兵，只是召集军队罢了。”十有二月，仲孙蔑在虚朾会见晋悼公、宋平公、卫献公、邾宣公、齐灵公、崔杼，结盟【杼直吕反，虚起居反，朾他丁反，《左传》孟献子在虚朾会见，谋划救援宋国。宋国人辞谢诸侯而请求出兵以包围彭城。杜氏说：“虚朾，是宋国的土地。”高氏说：“诸侯军队到达，而楚郑的军队已经撤退，所以宋国人辞谢诸侯而请求他们的军队以包围彭城，在此之前结盟。”我按：诸侯同心畏惧楚国而谋划救援宋国，所以记载为同盟。陈氏说：“崔杼曾经逃到卫国，不说‘归’，他再次出现是怎么回事？齐国接纳他作为大夫。以前称‘崔氏’，现在称‘崔杼’，说明他已是大夫。前年驱逐高无咎，今年杀国佐，而崔杼执掌国政，随后杀高厚，齐国没有世袭的大臣了。于是伐莒、伐鲁都是崔杼率领军队，后来弑齐之祸，是灵公造成的】○丁未，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左传》记载顺当。杜氏说：“在路寝去世，五月后安葬，国家安定，嫡子继承嗣位，所以说记载顺当】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十一

元 汪克宽 撰

襄公上【公名午，是成公的妾定姒所生的儿子。四十岁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周简王十年，丑年，四年崩】元年【晋悼公周元年，齐灵公十年，卫献公五年，蔡景侯二十年，郑成公十三年，曹成公六年，陈成公二十七年〇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四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吴寿梦十四年】春，周历正月，鲁公即位【《谷梁传》〇端正即位，就是端正。如果国内没有继承的依据，向上没有请求王命，就不记载即位。在春秋时期，诸侯都不请求王命了。然而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的，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〇没有继承依据的，是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这五位国君】○仲孙蔑会同晋【悼公】栾黡、宋【平公】华元、卫【献公】宁殖、曹【成公】人、莒【犁比公】人、邾【宣公】人、滕【成公】人、薛人，包围宋国的彭城【“殖”音“市立”，《左传》说这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的。当时是为了替宋国讨伐鱼石，所以称宋，并且不承认叛臣，称之为宋，表明彭城投降了晋国，晋国人把在彭城的宋国五大夫送回去，安置在瓠丘。《公羊传》：宋国的华元为什么和诸侯一起包围宋国的彭城？是为了替宋国诛讨。替宋国诛讨是怎么回事？鱼石逃到楚国，楚国替他攻打宋国，夺取彭城，用来封给鱼石。鱼石的罪过是什么？以进入彭城为罪过。楚国已经夺取了它，为什么还归属宋国？不赞同诸侯擅自分封。《谷梁传》：把彭城归属宋国，是不赞同鱼石正当】

按照《左氏传》说：这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的【杜氏说：楚国夺取彭城，已经封给鱼石，所以说不是宋国的土地。孔子治理《春秋》，追记归属宋国】那么记载“围彭城”的，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记载“围宋彭城”的，是孔子亲笔【唐代陈氏说：史册用常文书写，只说“围彭城”而没有“宋”字。圣人修订《春秋》，不赞同鱼石专擅城邑背叛君主，追记而称“宋彭城”】楚国已经夺取彭城，封给鱼石驻守三百辆兵车【“乘”音“绳证”】了，那么为什么还归属宋国？楚国不得从宋国夺取，鱼石不得从楚国接受。虽然专擅那块土地，君子不承认【杜氏说：成也】叛臣，以此来端正疆域，巩固封守，谨慎王法【范氏说：彭城已经属于鱼石，现在仍然归属宋国，是尊崇君主压制叛臣。孙氏说：彭城，是宋国的城邑。鱼石，是宋国的叛臣。楚国夺取宋国的城邑，让宋国的叛臣守卫它，所以虽然落入楚国，孔子还把它归属宋国，以此来压制强大的夷狄而贬斥叛臣。刘氏说：楚国行为不道，助长混乱帮助邪恶，让臣子背叛君主，是《春秋》所厌恶的。虽然得到了土地，《春秋》不赞同。凡是诸侯受封于天子，本来有固定的分界，强者不得独自兼并，弱者不得独自丧失。如果有王者兴起，强者将被削减，弱者将被增益。所以宋国虽然失去彭城，仍然不是非宋国。高邮孙氏说：蒯聩出逃在外七年了，卫侯元去世，而辄已经立为国君。在蒯聩被接纳时，必定说“世子蒯聩”，好像在说这才是世子，辄怎么能成为国君呢？彭城已经落入楚国，而用来安置鱼石了，在包围它时必定说“宋彭城”，好像在说彭城是宋国的城邑，鱼石怎么能从楚国接受呢？石氏说：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包围戚，不说“卫戚”，不赞同齐卫大夫帮助儿子包围父亲。这里包围彭城归属宋国，不赞同夷狄夺取中原的土地来帮助叛臣。一个字的笔削，父子君臣的伦理，夷夏的分别，都具备在其中。我按：彭城已经被楚国夺取，晋悼公讨伐鱼石而归还宋国，使它恢复王制的正道。记载说“围宋彭城”，是褒扬它。十年戍守郑国的虎牢，驻扎军队在险要之地，以逼迫郑国，使郑国人失去王制的旧规，记载说“戍郑虎牢”，是贬斥它。美恶不嫌用相同的词语，都是为了阐明王制】

夏，晋【悼公】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成公】，仲孙蔑会同齐【灵公】崔杼、曹【成公】人、邾【宣公】人、〇【桓公】人，驻扎在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左传》：晋国韩厥、荀偃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进入其外城，在洧水之上打败他们的步兵。于是东方的诸侯军队驻扎在鄫，以等待晋军。晋军从郑国带着鄫的军队侵犯楚国的焦、夷以及陈国。晋侯、卫侯驻扎在戚，以作为援助。杜氏说：鄫，是郑国的地方，在陈留襄邑县东南。我按：襄邑县现在属于汴梁路睢州】

楚国放弃君主而帮助臣子【《昭公》二十一年，宋华氏叛逃到楚国请求军队，楚国太宰犯劝谏说：“诸侯只有宋国侍奉他们的君主，现在又争夺国家，放弃君主而帮助臣子。”《哀公》二年，赵简子说：“抛弃君主帮助臣子。”】事情已经悖逆了，晋国在这个时候降低【“降”音“户江”】彭城，把鱼石等人送回去，于是攻打郑国而诸侯驻扎在鄫，这都是放【“放”音“甫两”】弃道义而行的【郑国抛弃中原而跟随蛮夷，帮助叛臣以逼迫他们的君主，都不是道义。晋悼公既然擒获五大夫，于是攻打郑国以讨伐它跟随楚国接纳鱼石的罪过，然而不劳烦诸侯，而让韩厥以偏师攻打它，都符合道义】传【“传”音“直恋”】记载楚子辛【公子壬夫】救援郑国而经不记载的，是因为郑国本来为【“为”音“于伪”】楚国，因为他们的君主的缘故，亲自把箭射向眼睛，所以与楚国而不二心【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