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一

译伦常秩序混乱，九类治国大法败坏，天下的大法都遭到破坏，人心期望断绝了。永嘉吕氏说：如果平王有振兴衰世、拨乱反正的志向，那么迁都洛邑的周朝尚可望恢复为丰镐时期的周朝；如今到了四十九年还不能自立，也就无可期望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何氏说：失去妇人伦常的开端，夫妇关系端正则父子亲情和睦，父子亲情和睦则君臣关系和谐。朝廷是教化风俗的源头，董仲舒说：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平王的儿子和母亲适宜做正妻和亲母。遭遇褒姒之难，被废黜流亡，宗庙国家颠覆，也可以反省了。这还不是惩戒，以至于宠幸妾室，这是堵塞根本、阻塞源头，是自取灭亡啊。《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依托始于隐公，不也是深切显明吗？范氏说：平王东迁，周王室微弱，天下动荡，王道穷尽了。孔子将《黍离》列入国风，是为了表明当时无法恢复雅正，于是接续隐公，因此依托此而修撰《春秋》，明确升降褒贬，彰显劝诫，成就天下的事业，定下天下的邪正，确立不可改变的大法，作为历代君王的通例。啖氏说：始于隐公，是因为幽王、厉王虽然衰败，但雅乐尚未变为国风。平王初年，人们还习惯遗留的教化，如果有过错恶行，应当用王法来纠正。等到时代变迁风俗转移，衰败已经很久了，如果用太平之政来约束，那么家家户户都可诛杀，不再有善恶之分，所以从平王末年断代，而以隐公为始，是为了拯救浅薄的习俗，勉励善行，革除礼制的缺失，为后王树立法度。孙氏说：《春秋》始于隐公，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平王所终结的。平王既已不能称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见不修，贡赋不举，号令无法约束，赏罚无法施加，破坏法度改变纲纪，变更礼制扰乱音乐，弑君杀父，掠夺国家窃取名号，到处都有，征伐四处出动，毫无禁忌，天下的正道，中国的事务，都被诸侯分裂。平王平庸昏暗，历经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没有人能中兴，流离衰败，直到隐公去世，雅乐和诰命不再创作，天下不再有王了。所以《诗经》到《黍离》而降格，《尚书》到《文侯之命》而断绝，《春秋》于是创作，从隐公开始。我按：文定公说《春秋》始于平王，远宗孟子，近本程子，其说有依据，而诸儒正大的议论都与之相合。有人却认为《春秋》不始于平王而始于桓王，并且说繻葛之战是《春秋》开始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应当始于桓公而不始于隐公了。

译【己同平王四未十九年】元年【《公羊传》说：元年，是君主开始执政的年份。程子《传》说：元年，是隐公开始执政的年份。○齐僖公禄父九年，晋鄂侯郄二年，曲沃庄伯鲜十一年，卫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陈桓公鲍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为元年，是为了彰显人君的作用。伟大啊乾元，万物都凭借它作为开端【《易经·乾卦·彖传》】「朱子本义说：元，是大，也是始。乾元，是天德的大开端，所以万物的生长，都凭借它作为开端」这是天的作用。至善啊坤元，万物都凭借它得以生长【《易经·坤卦·彖传》】「朱子说：始是气的开端，生是形的开端，万物凭借乾来开始而有气，凭借坤来生长而有形」这是地的作用。成就地位于天地之间，就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体认元道，是人君的职分【《易经》解释“元”字，说体认仁德足以长养众人，董仲舒说：体认元道居于正道】而调和元道，是宰相【“调”读作“息亮反”，后文同此】的职责【后《班固传》说：调和元气，《文集》说：人君先端正自己的心，知道施行仁政，然后才能体认元道；人臣知道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那么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这就是调和元道的功效】元就是仁【源自《易经·文言》】仁是人的本心【源自《孟子》】《春秋》深刻阐明其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理【读平声，后文同此】国家，先端正自己的心以端正朝廷和百官，而远近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董仲舒说：《春秋》把“一”称为“元”的意思，一是万物所跟随的开端；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为元，是看重大开端而想要正本清源。《春秋》深入探究其根本，反而从尊贵者开始，所以做人君的端正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而没有邪气奸佞夹杂其间，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众生和谐而万民繁衍，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各种福泽之物无不全部到来，而王道也就完成了】《春秋》确立文辞，兼有叙述和创作。按照《舜典》记载元年【《尚书》：正月元日，舜来到文祖庙】商代训辞称元年【《伊训》：在元年十二月】这部经书所写的元年，所谓效法二帝【《中庸》：效法尧舜】阐明三王【董仲舒说：《春秋》向上阐明三王之道，啖氏说：《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道】是述而不作的人。正次王，王次春【董仲舒的话】于是立法创制裁，出自圣心没有叙述于人的，不是史官的旧文了【此前虞、夏、商、周的书籍，记时不连缀月，记月不冠以时，只有《春秋》记载“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公羊传》说：春，是年度的开始。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大一统的意思。《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必定举出正月，是谨慎开端。程子《传》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正。记载春王正月，显示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罢了。董仲舒所谓道的大本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对的。尧的大政所先行的，是恭敬顺从昊天，这就可以看见了。王者所行的，必定本于天，以端正天下；而下层奉行王政的，就是用来事奉天的。明白这个意义，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周历的正月不是春，是借天时来立义罢了。平王的时候，王道断绝了。《春秋》借周来端正王法，所以记载说“春王正月”。然后是非褒贬二百四十二年的事，都是天理。隐公不记载即位，在开端阐明大法。诸侯的立国，必定由王命。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认可他做君主。法既已确立，各公有的记载或不记载，意义各不相同。既不接受天子的命令，以先君的命令而继位的，就端正其开端，文、成、襄、昭、哀就是如此。继位的既不是王命，又不是先君的命令，不记载即位，不端正其开端，庄、闵、僖就是如此。桓、宣、定记载即位，桓弑君而立，宣接受弑贼的立，定是被逐君者所立，都无王、无君，接受什么命令？所以记载他们自己即位。定相比宣，则又有区别了。杜氏说：不说一年一月，是想让人君体认元道以居正。何氏说：元，是气的开端；春，是四时的开端；王，是受命的开端；正月，是正教的开端；即位，是一国的开端。《春秋》用元的治理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端正王的政令，用王的政令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端正境内的治理。诸侯不上奉王的政令，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令不由王出，就不能为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天不深入端正其元，就不能完成其教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这五者，是天人的大本】按照左氏说：王周正月【杜氏说：说周以区别夏殷】周人以建子为岁首【《诗经·豳风》：一之日、二之日，都以子月起数。

译《诗经·唐风》中蟋蟀在堂，是九月的物候，却称“岁聿云莫”，因此以子月为岁首。《周礼》中凡是说“正月”，指的是子月；“岁终”指的是丑月；“正岁”指的是寅月。州长在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在正岁宣读法令如同初始，既然说“如初”，那么正月在先，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寅月为正月，就不应该再有“正岁”的说法了。《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正月日南至”，《礼记》记载“正月日至”，都是以子月为正月，也就是冬季的十一月。在周朝之前，以丑月为正月，其书开始即位时称“惟元祀十有二月”，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亥月为正月，其书开始建国时称“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节没有改变。建子月并非春季，这也很明显，那么为什么用夏历的时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呢？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就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有人问：不是天子不议礼，孔子有圣德，却没有那个位置，可以改正朔吗？回答说：有这种说法。难道不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用夏时冠于月份之上，垂范后世，用周正记载时事，以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独自专断，这真是防微杜渐啊。在“正”前加“王”字，是《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的意思。国君过了一年改元，必定举行告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政，必定记载即位的事情，而隐公缺载，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古代诸侯继承世袭封地，那么内部必定有所承继，爵位土地受之于天子，那么上面必定有所禀受。内部不承继先君的国家，上面不禀受天子的命令，众大夫拉引自己立为君主于是就这样立了，这是与争夺混乱的开端，也是篡弑由此产生的原因。《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彰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

译《春秋》不赞成诸侯不禀受周王命令而得以即位。孔颖达说：鲁国十二位国君，鲁国国史全都记载了他们即位，孔子修订《春秋》，却有所不记载，隐公就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周王在上位时，天下诸侯没有不恭敬地遵循君父的命令而即位的。假使有这样的人，大司马必定会施行九伐之法来讨伐他。唐朝自中叶以后，藩镇中有不请示朝廷就自立的人，遇到唐宪宗和裴度，都被讨伐平定了，何况在先王时代呢？有人问：王者天下统一，《春秋》时代，诸侯各自称元年，而不使用周王的年号，那么凭什么说是一统呢？回答说：古代诸侯的国家，各自有史官，用来纪年，但不设立年号，那么史官各自记载其国君的起始年为元年，在道义上并无嫌疑。然而不称一年，特意称元年，乃是昔日帝王的法度，《春秋》因此法度来阐明人君的用意，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正朔是周王所确立的，处在周朝的时代，必定以建子之月为正；处在商朝的时代，必定以建丑之月为正，而列国不可以自己确立，所以在“正”字前加上“王”字。《公羊传》认为这是大一统，董仲舒说这是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这是对的。不必指责诸侯各自称元年就不是一统。诸侯继位，如果一定要用周王的年月来记载其即位，那么隐公应当记载为“四十九年正月”，圣人治理世道的用意就完全看不到了。《春秋》开始于隐公而不书元年，就看不到体元的意思；去掉“王”字，又看不到改正大一统的意思；书即位，那么隐公按法度不应当书；不书即位，又无法看到隐公初立的情况。张氏说：诸侯拥有国家，必定要接受天子和先君的任命，那么他拥有这个国家并治理百姓，自身端正就可以端正国人了。如果不这样，守着天子的土地而没有天王的任命，守着宗庙的典籍而不出自先君的传付，这两者缺一，君子就不应居于此位。现在隐公两者都没有，《春秋》借鲁国国史来确立法度，而先君的罪过难以明言，所以不书即位，用谨严的态度来表示贬斥。先师说：春王正月，其中的“王”字不同，诸儒怀疑子月不是春天，所以产生了不同的议论。夏朝继承唐尧虞舜，都以寅月为岁首，而称为正月，始于春终于冬，四季具备为一年，商朝变革夏朝的命运，以丑月为岁首，仍然称为十二月，而没有改变月份。周朝变革殷商命运，以子月为岁首，不仅改变月份，而且改变季节，以整齐其年。《泰誓》说：“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说：“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军队渡过孟津。”春就是一月，一月就是子月。《春秋》所记载的春，就是夏朝的仲冬；正月就是夏朝的十一月。有人说：“以冬为春，可以吗？”回答说：“这是孔子想要实行夏朝历法的原因。”《春秋》在“王”字上面书“春”，是尊重天时。如果说天时不是正时，是周王所能改变的。在“王”字下面书“正月”，是彰显周历。天下一统于周，那么圣人治理世道的大法，就可以在笔削之间实行了。记事的人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以为名。那么“春秋”二字，乃是史官旧文中“时王”的历法，国史据此记事。孔子怎么能改变它呢？孔子作《春秋》，用来约束天下，而在笔削的开始，擅自改变周历，岂止是无王，又失去了事实，怎么足以成为圣人的经典呢？我按：文定认为鲁国国史本来记载“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说：“我不敢相信。”我怀疑鲁国国史名为“春秋”，那么似乎原本就记载“曰春正月”，是周历已经改子丑月为春了。《礼记》称“季夏六月”，用禘礼祭祀周公，又引用孟献子的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而说“七月之禘，是献子做的”，据此那么是以建巳之月为季夏了。《前汉书·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冬至。这一年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传伶州鸠说：“武王伐殷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用唐代历法逆推日月星宿，没有不合的。那么《泰誓》的春，就是《武成》的一月，明显了。后汉陈宠传说：“周以子月为春，商以丑月为春。”大概因为周历以建子为春，而就说商朝也改季节了。朱子曾说：“《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改作了‘春正月’。”夫子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又说：“刘质夫认为‘春’字是夫子所加，但鲁国国史本来称为‘春秋’，那么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现在考察《春秋》在文九年记载“春毛伯求金”。二月叔孙如京师，三月夫人至。僖公十八年记载“夏师救齐”，五月战于甗。宣公九年记载“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防扈。成公十七年记载“冬公防伐郑”，十一月公至，十二月日食，而又记载“冬大雨雪，春无冰”。

译如果说是为了记载异常现象，那么《春秋》经文中所记载的春夏秋冬，都是周历四季的首月。文定公引用商朝和秦朝作为证据，认为周朝没有更改月份。然而，新莽时期以十二月朔日为岁首，并没有更改月份；魏明帝以丑月为正，将三月改为四月；唐武后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唐肃宗以子月为岁首，又用十二辰来纪月。那么历代对于时月的更改或不更改，怎么可以引用那些情况来类比这种情况呢？孔颖达的《正义》认为月份更改了，春天自然随之移动，春天并非由君王所更改，这似乎也是主观臆测之辞。近世的议论，有主张建寅但未改月份的，考察《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及日食交限，则不相符合。又有认为周朝虽然更改了月份数，但没有更改夏历的时节，《春秋》四时的顺序都是鲁历所更改的。然而孔子时代还保留着告朔用的活羊，那么鲁国实际上承袭了周朝的正朔，未曾更改历法。后世所称的鲁历，又称为《春秋》历，只是依据《春秋》而逆向推算罢了。又有人认为周朝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将子月、丑月的事情，移到前一年，这样的话，真实事件与月份就相差两个月了。先儒认为这是千百年未能决断的争论，姑且记下这些以待后来的贤者。

译三月，鲁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父”音甫，凡人名、地名均依此音。蔑，音莫结。凡记载邾国国君，都写作邾娄；蔑地，《公羊传》《谷梁传》写作昧。这是《春秋》记载盟誓的开始。）《左传》说：鲁公刚刚即位，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了蔑地之盟。仪父是邾子克，因为未受周王册命，所以不书其爵位。《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防、及、暨，都表示参与。防，意为最；及，意为急切；暨，意为迟缓。及，表示我方主动想要；暨，表示不得已而为之。”仪父是邾娄的国君，为什么书其名和字？《谷梁传》说：“‘及’，表示鲁国以此表明自己的意志。仪，是字；父，通‘傅’，是男子的美称。不称邾子，是因为邾国在上古时期地位卑微，未受周王册封爵位。”程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盟誓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盟誓，以鲁国为主称‘及’，以外国为主称‘防’。在鲁国境内，即使以外国为主，也称‘及’；因为对方来鲁国，鲁国与之相及。两国以上，则称‘防’；因为对方盟誓，鲁国前往防备。邾是附庸国，邾子克，字仪父，附庸之君称字，如同王臣。外域则称名，是降低其地位，区别于中原。”杜氏说：“邾，在今鲁国邹县。蔑，即姑蔑，是鲁国下县，南面有姑城。”夹漈郑氏说：“今兖州瑕丘县有姑蔑城。”我按：邹县属今滕州，瑕丘在今大名路开州濮阳县。

鲁侯的爵位是侯，而其国君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何氏说：鲁称公，是臣子心中想要尊称其君父。公，是五等爵位中最尊贵的。陆氏说：公，是臣子的敬词。张氏说：孔子是鲁国人，记载他国诸侯侵伐盟防，则依其本爵，而鲁国独称公，大概是因为父母之邦，先祖所侍奉，依从臣子所称的爵位，以示崇敬。）《春秋》依从周代的文辞而不改变。（我按：《防礼》《大射仪》《燕礼》，五等诸侯都称公，而《公食大夫礼》又以名篇，则称君为公，是周代的制度。通防，凡称公者，有定名，有虚位。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这是定名；鲁侯称公，其子称公子，其孙称公孙，诸伯、子、男也都称公，这是虚位。定名辨别等列之实，虚位表达臣下之情。定名，是礼的实质；虚位，是礼的文饰。）

《宪问》宋本，公爵以下僭称公者都贬斥，依从本爵，而鲁国独不降称，为什么呢？贬斥其僭称，是恰当的；其死则又降而称卒，依从大夫之礼。只有鲁国，仍称薨。至于其间有记载葬礼的，则又称公，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对于鲁国之事，有君臣之义，所以内外言辞不同。邦君之薨，即使是齐、晋大国都书卒，因为他们未受天王册命，私自立国，以正其名。等到既葬，即使是邾、薛小邦都称公，因为他们未请示天王，私自定谥，以显其僭越。鲁侯都称公卒，事而系谥也称公者，是臣子的敬辞。《春秋》依从周代的文辞而不改变。然而卒事而系谥，特称菲薄我君以区别之，其书法也很严谨了。据此内辞，则周公追王的礼仪，虽然古代没有，而《春秋》大概取之。据此外辞，则孔子不使门人为臣，是谓以身为度，而曾子易箦必以正终者，乃是传承《春秋》之法了。

我方想要曰及。邾者，鲁之附庸。（范氏说：邾是附庸之国。）仪父，是其君之字。（孙氏说：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诸侯，故书字以别之。董子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我按：〇氏以仪父为名，且谓字必取于名，仪父无取于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子仪为字，则仪父为字可知。）何以称字？中国之附庸也。（邾仪父、萧叔皆称字。）王朝大夫例称字。（南季、仍叔、家父、荣叔之类。）列国之命大夫例称字。（鲁单伯、陈女叔、郑祭仲。）诸侯之兄弟例称字。（公弟叔〇、许叔、蔡叔、蔡季、纪季之类。）中国之附庸例称字，其常也。圣人按是非定褒贬，则有例当称字，或黜而书名。（秦鍼、宋辰之类。）例当称人，或进而书字。（王人子突之类。）其变也，常者道之正，变者道之中。（通防《春秋》王朝公卿与外诸侯则称爵，王朝大夫与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及中国之附庸、诸侯之兄弟则称字，上士、中士与诸侯自命之大大及外域之附庸、诸侯兄弟以属通者则称名，下士与小国之大大则称人。文集《春秋》大夫非三命为正卿者，姓氏不登于史册。）《春秋》大义，公天下以讲信修睦为事。（《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刑牲歃（色泠反，歠也）血，要（于遥反，约也）质（与劕同，劵也）〇神。（孔氏曰：盟者，杀牲歃血，告誓于神。）

译如果有违背誓言的，就让神灵降下灾祸。像这样的牺牲，先挖掘地面做成方形坑穴，在坑上宰杀牺牲，割下牺牲的左耳，用珠盘盛放，又取血用玉敦盛放，用血来歃盟。盟书写成后，就歃血诵读盟书。郑氏说：盟辞写在简册上，诵读盟书来告慰神灵，将牺牲埋入坑中，把盟书放在上面一起掩埋。这就不是所推崇的了。所以盟誓是有不得已的情况的【诸侯之间相互仇怨，不得已而订立盟誓来化解】，而急切地想要盟誓【书中记载了盟誓，就不是不得已而盟，实际上是隐公想要盟誓，有急切的意思】，厌恶【乌故反】隐公的私心【朱子说：像蔑地的盟书，私盟的罪过自然显现。高氏说：隐公自认为为了桓公而即位，对内担忧国人不喜欢自己，对外害怕附属国不听从自己，而邾国作为附庸尚未通好，所以与邾国首先结下私盟。盟誓是嘉礼，不是会盟场合所可以行的】。有人说【公羊传】褒奖他首先与公盟誓并书写名字，这是错误的【刘氏说：凡是记载盟会而王法所不允许的，都是贬斥。如果因为初入春秋时期结信于鲁国，所以值得推崇，那么桓公十七年盟趡又是怎么回事呢？永嘉吕氏说：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誓被违背了，指的是七年伐邾。那么所记载日期的盟誓都没有被违背吗？家氏说：春秋时期的盟誓有两种，有为天下公义而盟的，有为私利而盟的。齐桓公、晋文公会合诸侯，奖助王室，这虽然是衰世之事，圣人有时也认可，因为接近于公义。如果春秋初年诸侯互相盟誓，各自为私利打算，那么春秋所厌恶的，从蔑地以后，到蔇地以前，都是私盟。甚至结党篡位、朋比为奸、怙恶不悛、助长暴虐，又胁迫神灵来作为盟誓，这是把天地神明当作可以用邪辞来冒犯的对象。这是盟誓中最无忌惮的。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盟誓，是讥讽。不仅讥讽盟誓，还讥讽他刚即位就进行这样的盟誓。国君继位之初，对上尊崇天子，对下结交四邻，安抚百姓，难道没有其他事情，而隐公即位不久，只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任务。春秋记载这件事，表示这不是应该优先做的。凡是诸侯互相盟誓，各自离开自己国家的，是两相谦下的意思。等到桓公、文公兴起，他们的权力足以号召诸侯，也不敢在国都盟誓，而一定用其他地点，是害怕比拟于王者。我按：《春秋》记载盟誓一百九次，在蔑地盟誓是《春秋》的开始，在句绎盟誓是《春秋》的终结。隐公屈尊求好，三桓索取土地以要挟言辞，都是鲁国人急切，不是邾国的意思。后七年，隐公发动伐邾的战争，哀公有入邾的战役，盟誓哪里值得相信呢？开始时盟誓出于鲁君，最终盟誓出于三家，世道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了】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鄢，音偃。《左传》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道理，所以不称他为“弟”；把他当作敌对的国君看待，所以用“克”字。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说这是郑伯的心志，不写共叔段出逃，是因为这样做很为难。《公羊传》说：“克”就是杀。共叔段被杀却用“克”字，是加重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共叔段为君，郑伯却杀了他，不如干脆不给他封地罢了。《谷梁传》说：杀世子或母亲的弟弟，要直呼国君的名。共叔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贬低他。共叔段违背了子弟的道理，轻视共叔段而加重郑伯的罪责。为什么加重郑伯的罪责？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了杀弟的结果。鄢地离郑国都城很远，这就好比说从母亲怀里抢过孩子来杀他一样。这是加重郑伯的罪责。身为郑伯，应该怎么做呢？应当迟缓追击，放走贼人，这才是亲近亲人的道理。程子的传文说：郑武公娶申国的女子，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武姜偏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请求武公，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武姜请求把京地封给共叔段，让他住在那里，所以称他为京城太叔。共叔段违背道义而庄公不制止，祭仲劝谏而庄公不听。所以诗人讥讽他因为小不忍而导致大乱。共叔段修筑城墙，聚集百姓，修整铠甲兵器，准备步兵战车，将要袭击郑国都城。武姜打算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命令子封讨伐京地。京地的人背叛共叔段，共叔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讨伐他。太叔逃奔到共国。史书说：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郑伯丧失了做君主的道理，没有兄弟的情义，所以称他为郑伯而不称他为兄。克，是战胜的意思，说战胜，显示出共叔段的强大，使他变得强大，这正是导致他罪恶的原因。不记载“奔”，是因为道义上不取决于他是否出逃。杜子说：郑国在荥阳宛陵县南边的鄢地，即现在的颍川鄢陵县。张氏说：郑国即现在的郑州新郑县，鄢地即现在的开封府鄢陵县。我按：新郑县现在属于汴梁路钧州，鄢陵县现在也属于汴梁路。高氏认为鄢是妘姓的国家，被郑武公所灭，不知道是否正确。）

用兵，是国家的大事。必定要君臣共同谋划然后行动，那么应当称国家的名义，公子吕作为主帅，那么应当称“将”，出动战车二百辆，那么应当称“师”。（根据成公六年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襄公十九年卫国孙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齐国，都是称国家、称大夫、称军队，现在庄公命令子封出动战车二百辆去讨伐京地，应当记载为“郑公子子吕率领军队”。）这三者都没有称呼，而专门称呼郑伯。（目，就是称呼的意思。）这是罪责在郑伯。（陆氏说：凡是君主讨伐他的臣子，只称国家，郑伯养成了共叔段的罪恶，所以特别称郑伯；陈氏说：讥讽的不是他的臣子；张氏说：《春秋》对于诸侯国内的事，就称国家，表示君主和大臣共同谋划；对于君主的父子兄弟出入诛杀的事，就称君主，彰显君主的意志。）还认为不够，又记载说“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克，是用力战胜的词语。（本孙氏、赵氏说：克，是能战胜的名词；陈氏说：克的意思是胜，凭借千辆战车的国家战胜他的弟弟罢了。）不称他为“弟”，把他当作路人。（陆氏说：并没有骨肉亲情之心，共同防范共叔段的罪恶，不待记载就已明显；陈氏说：先君的儿子称公子，有称为“弟”的，如果是篡位或争国，之后就只称其名，像卫国州吁、陈国佗之类。）在鄢地，逼迫得已经非常紧迫了。（操，迫近的意思。《公羊传》庄公三十年：“大概逼迫得已经非常紧迫了。”）夫君和亲，没有预谋的打算。（《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和亲，没有预谋的打算，有了预谋就诛杀。”）共叔段将要以弟弟的身份篡夺哥哥的君位，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主，是必须诛杀的罪行。（根据他将袭击郑国。）而庄公只是不能忍受他的母亲罢了。（根据《诗经》小序：“不能忍受他的母亲，从而害了他的弟弟。”）共叔段的行为放纵释放叔段，转移到了庄公身上，举用法度像这样，失之轻重吗？回答说：姜氏在武公在世的时候，就常想立共叔段了。等到武公去世，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宫，共叔段作为受宠爱的弟弟多才多艺居住在外，国人又喜欢而归附他。（根据《诗经》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又说：“叔处于京，修整铠甲兵器，外出打猎，国人喜欢而归附他。”我按：《诗经》小序前代儒者多不采纳，而文定公引用它，大概是断章取义，借它的辞句来阐明自己的意思，后面仿照此例。）恐怕他最终将倾轧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授予他大邑而不为他安排适当的位置，纵使他违背道义以至于作乱。（《左传》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是制度，君主将不能承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躲避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点为他安排，不要让他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可清除，何况君主的宠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待吧。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君主将怎么办？想给太叔，臣请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产生民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取灭亡。太叔又收取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城邑，直到廪延。子封说：可以了，土地多了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会亲近，土地多了将崩溃。）然后以叛逆的罪名讨伐他，那么国人不敢跟随，姜氏不敢主持，而太叔的宗族谱系应当断绝，不可再居住

译母亲的封地，这是郑伯的心意【源自《左传·郑志》】。王者的政令在于以善道养育人民【源自《孟子》】。推广他的善行，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怠慢【源自《论语》】。何况用恶行去对待天伦亲情，使人陷入罪过，进而借机剪除他们呢？【张氏说：仁爱的人对待弟弟，不隐藏愤怒和积怨，即使弟弟行为不当或不成材，也一定用义理来匡正他，使他不至于走向奸邪；用恩惠来厚待他，使他不至于远离富贵。如今庄公对待共叔段，没有怀念幼子哀苦的心情，反而怀着母亲偏爱、想要夺取自己君位的怨恨，把大邑封给他却不为他妥善安置，纵容他失道以至于作乱。当共叔段居住在京邑、收取城邑的时候，可以制止却不制止，就像猛禽将要搏击时，在发动前先隐藏身形，养足他的恶行以等待其酿成。等到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然后用讨伐寇仇的法度来征讨他，以武力取胜为目的，以必定诛杀为志向。到了讨伐京邑、讨伐鄢地的时候，即使共叔段死于兵刃之下也不顾惜了。《春秋》不称“弟共叔段”，固然是在谴责他不悌，然而庄公不仅仅是因为共叔段不成材而抛弃他，而是他的内心实在想要养足他的恶行，等待他成为寇贼，完全没有天伦亲情的念头。所以记载说：“在鄢地战胜共叔段。”这样庄公忌刻残忍的心意，施加于同胞兄弟身上，就完全显露在笔削记载之间了】。《春秋》推究显现极深隐微的道理【源自《史记·司马相如传》】。首先诛责其用心，以端正人心，向天下表明应当为公，不可以私欲扰乱，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啊！【我按：晋人攻克栾盈，不书“克”而称“人”来杀他，是因为栾盈有罪应当杀。如果不是郑伯的罪过，就应当像宋辰的例子，记载“共叔段进入鄢地”以叛乱，而又记载“共叔段出逃”了。○啖氏说：不记载“共叔段出逃”，是夫子讥讽庄公的志向在于杀他。如果记载“出逃”，那么郑伯只有驱逐弟弟的恶行，没有杀害弟弟的罪过了。赵氏说：《公羊传》《谷梁传》把“克”解释为“杀”，《春秋》前后没有把“克”当作“杀”的。鄱阳万氏说：“杀”就不说“克”，“克”就未曾“杀”。我按：庄公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让他到四方去糊口，”这就明确表明没有杀他】。

译秋季七月，天王派遣宰咺前来，送还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咺，音吁阮；赗，音抚凤。这是王室下文诸侯的开始。《公羊传》说：“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惠公，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桓公的母亲。不称夫人，是因为桓公尚未即位。赗是什么？丧事中有赗。赗，大概是用马，用乘马，束帛。车马叫赗，货财叫赙，衣被叫禭。”《谷梁传》说：“礼制，赗助别人的母亲是可以的，赗助别人的妾是不可以的。”《程子传》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讨伐叫天讨。尽此道者，是王道。后世凭借智力和武力把持天下的，是霸道。”《春秋》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首先端正。《春秋》之时，嫡妾僭越混乱，圣人仍然谨慎地分辨名分。男女的婚配，是终身不变的，所以没有再娶的礼制。大夫及以下，家中没有主母则家道不能建立，所以不得已有再娶的礼制。天子诸侯，内职完备，后妃夫人已经可以摄理政事，没有再娶的礼制。《春秋》开始之时，对此还有疑义，所以仲子的称谓多次特异。僖公之后，就不再辨析了。《春秋》采用其窃取的称号而记载，以记录僭越混乱。仲子系于惠公而言，所以正其名分，不称夫人，称“惠公仲子”，意思是惠公的仲子妾称。以夫人的礼制赗助别人的妾，是不合乎天道、扰乱伦常的严重行为。然而《春秋》开始之时，天王的义理尚未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字而直呼咺名，以显示其不尊王。王臣即使微小，也不称名，何况是宰呢】

上古顺应时势而确立称号，所以名称有三次变化【皇帝王】。《春秋》以天自处，创制立名【称天王唯独见于《周官》，然而国火未曾称天王】，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其义理完备了。【啖氏说：称天王表明没有第二个至尊；临川吴氏说：礼说臣子所尊奉如天的就是君主，周王是众诸侯国的君主，诸侯国以王为天。我按：《春秋》之时，徐、楚、吴、越都僭越王号，所以称天王以表明至尊之义。而《春秋》末尾，越人称夫差为天王，晋代五胡多号天王，谬误狂妄更加严重，也如同《春秋》之初除去楚国的僭王一样】〇宰称宰【我按：〇《公羊传》认为宰是士，或引小宰、宰夫为证。然而《周官》三百六十职，其他官职未曾见于经，为何唯独小宰被书写呢？或认为宰是姓氏，引宰子为证。然而宰周公、宰渠伯纠，难道也可以认为是姓氏吗？只有刘氏《意林》说《春秋》对大夫不书写其官职，至于冢宰则书写，这是显示任职最重，宰是专称，不是中士所应当冒用的，最符合经意。且《左传》僖公九年称宰孔出使，经文不书宰周公而书其名，那么论者也怀疑是士与氏了】咺是名字，王朝公卿书写官职【我按：王朝公卿只有宰咺只书宰，自其余有封邑的都以爵位系封邑。大概天子公卿书官，有封邑系爵，所以桓公四年传曰：王朝公卿书爵】大夫书字【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书名【刘、夏、石、尚】下士书人【如防洮称王人是也，子突救卫褒称字，王子虎盟翟泉贬称人】咺位居六卿之长【展两反】，为何称名呢？仲子是惠公的妾罢了，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赗助诸侯的妾【《周礼》职丧掌管诸侯的丧事，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则诏告赞导主人。注：有事指含、禭、赠、赗之类】，这是把帽子加在鞋子上，人伦的大经被违背了。【赵氏说：天子赗助妾母，是开启僭越。朱子语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向下赗助诸侯的妾。我按：在礼制中，君主不抚恤仆妾因为她们卑贱，外臣的妾而天王赗助，何以向天下示法则呢】天王是纪法的宗主，六卿是纪法的守护者。商议纪法而在朝廷之上修定，则参与谋划；颁布纪法而在邦国之间实行，则专掌其事【太宰建立邦国六典，以辅佐王治理邦国】，而接受命令赗助诸侯的妾，这是破坏法度、扰乱纲纪【本《礼运》】，从王朝开始。《春秋》重视嫡妾的名分【扶问反】，所以特别贬斥而称名，以显示【音现】宰咺不是真正的宰【通义〇宰是同体之臣，建立典礼，操持赏刑，至公不偏私，以共天位，代天王治天职。宰咺被黜而称名，是因为来赗仲子，违背典礼。宰纠被黜而称名，是因为来聘桓公，扰乱赏刑。施于公卿者如此，训诫后世人臣不可失天职】或者问，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她去世时，王派荣叔归含【户暗反】且赗。她安葬时，王派召【音卲】伯来助葬，向下赗助诸侯的妾，而称名其宰荣召，为何书字而不称名呢？在前赗仲子则称名〇宰，在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度严厉了【前后互贬，君臣同罪。陈氏说：有赗妾母的，必定是宰自为使而后贬斥，贬斥其甚者。家氏说：《春秋》之义，君有过先责其宰，称名咺所以责也，责宰所以责王也。使而非宰

译那么责任就在周天子身上了。张氏说：惠公在上年去世，仲子去世的年月无法确知，或许也是在上一年。天子对于诸侯有赗礼，这是用来褒奖有功有德之人并使其终礼丰厚的。诸侯没有再娶的礼仪，惠公被私情所牵制，宠爱庶妾并立为夫人，正犯了以妾为妻的戒律，亵渎扰乱了夫妇的大纲，这正是天讨应当施加、九伐之法所当惩治的，所谓“犯令陵政”，大概就属于这类情况。平王不能纠正惠公的罪过，反而厚待其送终之礼，派遣冢宰前来赗赠。冢宰不能用纪纲法度来劝谏天子，却奉命去赗赠那僭越礼制的妾室。孔子在春秋初期，刚刚书写“天王”以确立法度，于是将冢宰贬低至上士、中士的等级，深深谴责他身为百官之长，却败坏官职、失职至此。贬斥其臣，那么君主的情况也就可知了。凡是《春秋》的书写，对于地位尊贵者采用贬低至卑者等级的体例，必定是因为有大罪极恶而后才施加的，不能以平常之事来看待。高氏说：隐公自认为是因为桓公即位，所以将桓公母亲仲子的丧事告知天子，又接受了天子的赗赠，使天子陷入不合礼制的境地，其罪过可想而知。啖氏说：《左传》说预先准备凶事，如果仲子还在天子那里，难道会有归还赗礼的道理吗？连豆麦都分辨不清的人，尚且不应当这样。文集说：“仲子还活着，天子就来赗赠。周朝德政虽然衰微，也不应当达到这种极端。”刘氏说：“《公羊传》说：‘说“来”是因为来不及处理丧事。’荣叔含着赗礼，实际上确实来不及处理丧事，为什么不直接说‘来’呢？”我按：《谷梁传》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大概是拘泥于文公九年记载的僖公成风，所以如此。朱子说：“惠公的仲子，恐怕是惠公的妾；僖公的成风，却是僖公的母亲，不能一概而论。”

译九月，鲁国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这是参地结盟的开端。《公羊传》说：“这是鲁国内部地位卑微者所做的事。”《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指内部地位卑微的人；‘宋人’，是指外部地位卑微的人。”程子传曰：“鲁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军，鲁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在宿地结盟，这是鲁国的意愿。称‘及’，称‘人’，都说明双方都不是卿大夫。”杜氏说：“宋国即今梁国睢阳县，宿国即今东平无盐县。”张氏说：“宋国即今应天府宋城县。”我按：宋国在今归德府，无盐故城在今东平路须城县。高氏说：“桓公与宋国交好，隐公畏惧宋国，所以与宋国联合。”

鲁国方面称“及”，是因为不可称为“鲁人”；宋国方面称“人”，是因为双方都是地位卑微的人，而宿地的国君也参与了。杜氏说：“客主都没有名字，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凡是结盟时提到国名的，该国国君也参与了。”所谓“防”，是指盟防，不记载于《春秋》。根据公子豫与邾人、郑人在翼地结盟，经文中不记载，可知此例。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参与。陈氏说：“担忧参地的结盟，所以记录其开端。”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本何氏注：通指盟防，并非《春秋》所赞许。然而高子懂得权变以安定鲁国，在贯泽制服江、黄以制约楚国，在召陵修明礼义以服楚，在首止尊崇世子以安定大伦，在葵丘发布五命以重申天子的禁令，这些都是赞美他们的事迹，并非赞许他们的结盟。

有人说：周朝官制中有司盟，掌管盟约的法规。司盟凡邦国有疑难或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面向北方向明神宣告。注：载，是盟辞，为盟辞而记载于盟防。诅祝制作盟辞。诅祝制作盟诅的记载辞令，以叙述国家的信用，以作为邦国之间的凭证。玉府提供器物。玉府若会合诸侯，就提供珠槃玉敦。注：会合诸侯必须割取牛耳，取其血歃血以盟，珠槃用来盛放牛耳，主持盟誓的人拿着它，玉敦是歃血的玉器。戎右侍奉其事。戎右在会同时，充任革车则用玉敦辟盟，于是侍奉赞导牛耳和桃茢。大史收藏盟约。大史凡邦国都鄙及万民有约剂的都收藏。苏公也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们。《诗》：《何人斯》，苏公讽刺暴公。注：三物，是犬、豕、鸡，刺其血以诅盟。

结盟是为了建立信用，出于人情，先王尚且不禁止，却说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可以吗？回答说：结盟是为了建立信用，并非先王想要禁止而不禁止，而是等到道德衰微，想要禁止却无力做到。赵氏说：《记礼》所说的，也是依据夏商两代衰微时的情况。张氏说：设置司盟，圣人大概是为那些仇怨不能化解的诸侯设置的，这大概是衰世的意思。圣人立法，常关乎盛衰，所以不得已而建立此官职以应对。屡次结盟导致战乱长久，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就厌恶它了。

《春秋》之时，会同而歃血，其盟辞果然由司盟掌管，尚且不认为是善事。定公四年子鱼说：“践土的盟约，其盟书说：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以复查。”又何况私下相互要挟发誓，盟书不由司盟掌管，轻慢神灵，违背刑政，以养成倾危的习气呢？现在鲁国已经与仪父、宋人结盟了，不久就背叛了他们。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信用在哪里呢？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赵氏说：结盟，是杀牲以征验于神明。王纲败坏，则诸侯恣意而行，仇党盛行，所以用干戈对抗仇敌，用盟誓巩固党羽，天下行之，遂成为常例。如果王政举，则诸侯不敢互相伤害，盟誓做什么呢？贤君立，则信用显著而义理通达，盟誓可以停止。观《春秋》之盟，可以见到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朱子语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认为都是厌恶它。杨万里也曾议论过。现在百姓混乱，没有信用，以覆灭盟诅之时，而遽然责备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怕不是化俗以渐的意思。回答说：不然，盟诅必定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说：君子屡次结盟，乱是用长。将欲改变它，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变。

我按：国内结盟而不书君大夫的有九次，文定在此盟认为这是内部地位卑微者。与苏子盟、女栗无传，齐高傒、晋处父及晋荀庚等之来聘而盟，都认为公与之盟而讳之。据谷梁：卑者之盟不日，则女栗不日，也是内部地位卑微者。据赵氏云：凡盟不日内，皆指公以示耻，则于宿亦是公及盟。我怀疑宿之盟外称人而内止书及，则内也是地位卑微者。如果说讳公，则浮来及莒人何以不讳乎？女栗之盟，盟天子之大夫，不书内卿，则是公同歃，安敢以地位卑微者莅之乎？如果说地位卑微者盟不日，则僖十九年盟齐，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称人，皆不书日，未必皆地位卑微者。况鄟陵、臯鼬，皆所见之世，公与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侧界反。这是王臣私交的开端。《公羊传》：祭伯，天子之大夫也。《谷梁传》：来者，来朝也。弗谓朝何也？寰

译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擅自越过防地。因为诸侯不纠正其对外交往的行为，所以不承认他来朝见。聘问时，弓和箭不越过边境；束脩之肉，不在境内通行。因为有至尊的君主，不能让他有贰心。《程子传》说：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来朝见鲁国，经文不说“朝”，是不承认他来朝。当时诸侯不修习朝觐的礼仪，丧失了人臣的道义，这是王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王的臣子，不能辅佐王端正典章刑罚，反而与他交往，又来朝见，所以不承认他来朝，以明示他的罪过。先儒有“王臣没有外交”的说法，这非常错误。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遵循法度，哪里会有内外的界限？他们相互交好，乃是常礼。然而放弃官守而远道相朝，没有这样的道理。《周礼》所说的“世代相互朝见”，是指邻国而言。我按：祭伯的采邑在今汴梁路郑州管城县故祭城。

译据《左传》说：这不是天子的命令【因为经文没有说“天王派遣”】。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天子的卿士【祭是王畿内的邑，伯爵，天子的卿以邑爵称呼】。他来鲁国朝见，而经文中直接记载为“来”，不认可他的朝见【刘氏说：有不该朝见而不认可其朝见的，祭伯来朝就是这种情况；有不能朝见而不认可其朝见的，介葛卢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天子的臣子出使诸侯国，必定有具体事由，但经文只记载“来”而不说明是什么事，将他与外国君主和亡国之君相比，所以对他进行严厉的贬斥】。臣子道义上不允许有私下的交往，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礼记·郊特牲》说：作为臣子的人没有外交，不敢对君主有二心；《礼记·檀弓》说：古代的大夫，带着干肉去问候的礼节不出国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作为后世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者的明确警戒。只有这个道义不施行，然后才有像缪留那样借重外部权力的言论【《史记·韩世家》：宣惠王同时任用公仲、公叔，缪留说：势力大的在内树立党羽，势力小的借重外部权力】，以及像庄助那样私下结交淮南王的行为【《汉书·严助传》：武帝命令严助晓谕南越王返回，又晓谕淮南王与他结交后返回，后来淮南王来朝见，厚赠严助，私下议论并涉及淮南王谋反的事，与严助相连，张汤说：作为心腹之臣却在外与诸侯私下交往，严助最终被处死】。〇强藩作为外援【“援”读作于眷反】来胁迫控制朝廷，就像唐朝卢携之于高骈【《新唐书·卢携传》：卢携起初任宰相，曾推荐高骈，高骈屡次击败黄巢，又让卢携任宰相，卢携上奏让高骈任诸道行营都统，卢携患风疾不能行走，外面〇高骈对他宠遇甚厚，黄巢的将领渡过淮河，上表请求担任天平节度使，卢携向来与高骈关系深厚，嘱托他立功，于是坚决不同意，黄巢请求得到，黄巢进入僮关，卢携仰药自杀】，崔〇之于朱全忠【同上《崔〇传》：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当时王室衰微，南北司各自培植党羽，勾结藩镇在内互相欺凌胁迫，崔〇屡次任宰相，向来与朱全忠关系深厚，全心结交他，有紧急情况就秘密求援，朱全忠上表说崔〇有功不宜在外，所以再次让崔〇任宰相而贬谪陆扆，崔〇倚仗朱全忠专权自恣，天子的动静都禀告朱全忠，刑罚赏赐系于他的爱憎，朝廷内外都畏惧他，朱全忠谋划胁迫皇帝迁都洛阳，害怕崔〇提出异议，秘密上表说崔〇专权乱政，崔〇被罢免后死去】，以及崔昭纬之于邠州、岐州的情况【《资治通鉴》：王行瑜斩杀朱玫，被授予邠宁节度使，李茂贞平定李昌符，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杨复恭、杨守亮反叛，王行瑜等人请求发兵讨伐。打败叛贼后，他们依仗功劳骄横，上表言语不敬。朝廷任命杜让能为太尉，出兵讨伐王行瑜、李茂贞。当时崔昭纬任宰相，暗中结交邠州、岐州作为耳目。杜让能早上说一句话，两个藩镇晚上必定知道。王行瑜等人合兵抵抗官军，于是贬谪杜让能，与两个藩镇约定讲和。李克用讨伐王行瑜，崔昭纬被贬后死去】。经文中对于内部臣子朝聘、告丧、赴任等事，都予以贬斥而不认可【《春秋》三年尹氏卒。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刘卷卒】，这是端正根本的做法，哪里会有欺骗君主、行私舞弊【本于《乐记》】、自行培植党羽的祸患呢【通于《防问》】。天子的卿士，本来就不应该朝见诸侯。然而当时诸侯朝见鲁国，圣人全部记载他们朝见，是认可他们的朝见吗？又对于萧叔特别记载“朝公”，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作《春秋》，他的笔端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变动不居，难以用一种标准来概括。王畿内的诸侯与王畿外的诸侯，自有等级差别。圣人既然在祭伯来朝时，直接记载为“来”，不认可他的朝见，以阐明王臣没有外交的道义了。外诸侯本来有朝聘的礼节，圣人全部记载他们的朝见，根据具体事情来看，其意义各不相同。萧叔单独记载“朝公”，是因为谷地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妇人带着儿子来，圣人主要是要警戒妇人不可参与国家大事。〇啖氏说：《公羊传》说：“不称‘使’，是奔丧。”按例，周天子的大夫没有不记载“奔”的道理。】

公子益师去世【程子传：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认可他们担任卿，称“公子”是因为因为是公子，所以让他担任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他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体现了君臣的道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袭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月有时不全备。《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的】。凡是公子、公孙名字登上史册的，都是贵戚之卿。不记载官职的，所以侍讲程颐【本注：后面都称氏，我认为：此传经进，君前臣名】认为不认可他们因为公子的缘故而自任为卿。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通防》：大国的三卿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小国的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这是礼制的常规。东周以来，列国的卿大多不请求而自命，所以都削去他们的官职，以此来端正王法。张氏说：东迁以来，王命不行，诸侯不把天子的命令看得重要，所以三命、再命的制度不再向王请求，而强大的国家也不遵守列国三卿的制度，如晋国到了任命六卿，鲁国到鞌之战也有四卿。偶尔虽然有向王请求的，如士会凭借黻冕任命为中军将，也不再是先王的制度了。这就是《春秋》对于列国的大夫，自从宋国统承

译先王能够自行任命官员，或许是因为有司马、司城这类官职的记载，而除此之外的一切官职都予以废除。卿大夫去世必定记载，这是《春秋》尊重大臣的意思。昭公九年，屠蒯说：“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亏损，还有什么痛楚比得上它呢。”安定胡氏说：“所以探问他的疾病，吊唁他的丧事，赠送助丧的财物，必定厚待他送终的恩惠，这是《春秋》记载大夫去世的法则。”赵氏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地位低于国君。”朱子说：“记载本国大夫去世而省略外国大夫，这是区分内外的措辞。”关于不记载具体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关系疏远，然而公子彄关系也很疏远，却记载了日期，那么这就不是因为疏远了。叔孙得臣去世，关系亲近却没有记载日期。《谷梁传》认为是因为行为恶劣，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行为恶劣，却记载了日期，那么这就不是因为恶劣了。公孙敖、仲遂行为恶劣也记载了日期。《左传》认为是因为国君没有参与小敛，然而公孙敖在国外去世而国君在国内，叔孙舍在国内去世而国君在国外，没有参与小敛是很明显的，却记载了日期，那么《左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叔诣去世时国君在干侯，都没有参与小敛，也都记载了日期。这难道体现了恩惠等级有厚薄吗？齐氏说：记载日期的体例，只关乎恩惠的厚薄，贯通全篇来考察。杜预注《春秋》不以日月作为体例，唯独卿佐的丧事寄托于日期来体现意义，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显示厚薄。《春秋》记载大夫去世有三十次，只有益、师、无骇、挟、得臣不记载日期。如果说这三人在隐公时代恩礼疏薄，所以不记载日期，那么得臣曾经与仲遂一同出使齐国归来，而子赤被杀。何休认为得臣知道仲遂的逆谋却掩盖贼人而不说，那么得臣就是仲遂的同党。仲遂受宣公宠信，那么得臣在宣公五年去世，不应该受到薄待。婼、叔诣都想迎立昭公但没有成功，昭公在国外，意如在国内，又怎么能厚待他们呢？况且自从公子彄、公子牙以后，没有不记载日期的，唯独这四人不记载日期。伊川先生认为《春秋》依据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益的地方，恐怕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说鲁国史记本国卿佐的去世，应当详细却有不记载日期的，因为公子彄的事情尤其久远却记载了日期，怀疑这体现了恩礼的厚薄。得臣不能随意增减，所以省略而不记载。至于意如对两位卿大夫加厚待遇，一是高兴他们去世，二是想要掩盖他驱逐国君的罪行。我按：或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程颐认为恩惠等级厚薄，似乎是根据《左传》中公子彄葬礼加一等所以这样说。然而文公时期一百一十四年记载日期有一百七十次，宣公以后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期有二百二十次，总数大致相同但日期数量接近一倍，那么程子说依据旧史的道理或许是对的。本国大夫见于经文的有四十七人，记载去世的有三十一人，不记载去世的有十六人。庆父、归父、侨如、臧纥、公子愸出奔、公子买、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还去世在获麟之后，其余六人。程颐认为翚弑杀隐公、彭生没有揭发襄仲的阴谋，贬斥不记载去世；柔溺、结之没有记载去世，不是正式大夫所以纠正他们的名分。啖氏认为单伯、叔姬被废黜卿位，并且引用孙济百岁再娶作为证据。现在考察无骇、挟与柔溺的书法没有不同，结书族未必不是大夫。单伯书字没有贬斥的言辞，似乎不曾被废黜。况且庄公元年迎接王姬到文公十五年从齐国回来八十多年，必定不是一个人，或许父子同称如晋国的栾书、栾黡同称栾伯。我私下怀疑大夫或记载去世或不记载去世，也是因为史官旧文的原因。

译【庚平王五年，申十年】二年【齐僖公十年，晋鄂侯三年，卫桓公十四年，蔡宣公二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三年，曹桓公三十六年，陈桓公二十四年，杞武公三十年，宋穆公八年，秦文公四十五年，楚武王二十年】春季【《谷梁传》认为隐公十年不书“正月”，是因为隐公不能自我匡正；元年书“正月”，是为了匡正隐公。陆氏说：十年不书“正月”，是讥讽隐公苟且居于君位而不能匡正，从而招致祸患。高氏说：不能自我匡正，并非指隐公当时不自有其位，而是圣人谴责他应当匡正而不匡正。既然使用周王的正月，隐公为何不能自我匡正呢？天子颁布历法给诸侯，诸侯在宗庙告朔而后颁布政令。隐公想要让位给桓公，好像政令不是出自自己。王氏说：隐公十年不书“正月”，只书“春”而不书“月”的有六次，并非都是因为事情不必按月记录，而是月份所不能涵盖的，这是为了匡正隐公。隐公元年有“正月”，二年以后没有“正月”；定公元年没有“正月”，二年以后有“正月”。隐公不拥有君位，想要把国家传给桓公，从而招致动乱；定公从季孙意如那里得到国家，所以有的匡正其开始而不匡正其结束，有的不匡正其开始而最终匡正它，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体现法度。】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这是史书记载会见的开始，也是会见夷狄的开始。《左传》说：这是为了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公推辞。《谷梁传》说：会见，是以外部为主。有智慧的人考虑道义，有仁德的人坚守原则，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外出会见。会见戎人，使鲁公处于危险境地。程子传：周王室已经衰微，蛮夷扰乱华夏，那些号称居于中国的大国，应当明晓大义而排斥夷狄。其余各国谨慎固守封疆即可。如果与夷狄和好以避免侵扰，这就不是所谓“夷狄是膺”（排斥夷狄）了，这是纵容他们扰乱华夏。所以《春秋》对华夷的辨别尤其谨慎。居于其地而亲近中国并与之会盟的，就与之相会。鲁公会见戎人是不义的。杜氏说：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是鲁地。我按：济阳属于今天的济南路。郑氏认为庐州府治所元朝名叫潜山，然而庐州并非鲁地。】

称“戎人”是表示将其排斥在外【啖氏说：凡是外域不书写爵位称号，君臣用同样的词语。刘氏说：戎，是戎的君主，不以君主称呼，是将其排斥在外。王者以内京师为内，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蕃服，正朔不加，礼乐不及，朝聘不与，其国虽大，都称为子。有缘故时，然后著录其名爵，是将其排斥在外。宣公十一年传：《春秋》正法，不与外域会同分类。书写会见戎、会见狄、会见吴，都是排斥在外的措辞。】上天无所不覆盖【敷救反，后仿此】大地无所不承载，天子与天地并列为三【《经解》：三王的德行与天地并列，天无私地覆盖，地无私地承载。】《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唯独对戎人将其排斥在外吗？为什么呢？大概内部有外部，就像君子中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卦【泰卦，内卦为纯阳，外卦为纯阴，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杜钦策论夷狄者，是中国之阴】内小人、外君子为否卦【音痞，否卦，内卦为坤，外卦为乾】《春秋》是圣人扭转否卦的书，内中国而外四远，使他们各安其所。无所不覆盖承载的，是王德的体现；内应当内的，外应当外的，是王道的运用【我按：圣人的道理统一而分殊，就像孟子说仁者无不爱，又说对于物爱之而不仁，对于民仁之而不亲，与此意相同。】因此以诸夏亲近外域，导致金帛的供奉，首顾【反也】居下，其防备不可施行【前贾谊〇：天子是天下之首，蛮夷是天下之足，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而汉朝每年供给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的权操，天子供贡是臣下的礼仪，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以外域朝见诸夏，位居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仪不可实行【前宣帝纪：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令有司议其仪，萧望之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荀恱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外域道里辽远，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越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以羌戎居于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四史佚云云】萌生扰乱华夏的阶梯，其祸患不可滋长【上声】【晋江统传徙戎论曰：汉马援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〇氐宜居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居封域之中，故能为祸滋蔓。宜徙还塞外，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广矣。】为此〇者，其知内外之防，而明于驭远之道【通防：贾谊谓首顾居下，荀恱谓乱常失序，江统谓非我族类，皆明于驭远人者。后世如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中国患。如石勒、慕容氏、苻坚、姚苌乃见鲜卑、羯、氐、羌之居塞内者，浸淫不制，遂迭起乱华。至如唐以安禄山守范阳，以范阳叛，至于明皇幸蜀，肃宗即位，史思明继起，用兵不休，唐室之祸不解，直至于亡。圣人谨华夷之辨，其防远矣。】正朔所不加也，奚会同之有？书写会见戎人，是讥讽他【何氏曰：书写会见者，

译厌恶他空虚国内事务而倚仗对外交好。孙氏说：诸侯没有天子的职权，不得出师防御诸侯，何况防御戎人呢？张氏说：惠公与戎人曾有交好，现在已经失去了。隐公又不能明辨内外之别，将戎夷之人引上殿堂台阶，史书记载“防戎”是为了讥讽他降低了诸侯的尊严，丧失了中原国家的庄重，不修明政事来抵御夷狄，从而开启了夷狄扰乱华夏的祸端。观察夹谷会盟时所说的“蛮夷不图谋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原”的话，就知道史书记载“防戎”的用意了。家氏说：国君即位的第二年，没有听说去京城朝见，请求命令并接受服饰，兄弟甥舅般的国家，也没有来得及交往相见，却把防御戎人作为首要事务，这更是《春秋》所讥讽的。陈氏说：在潜地防御戎人，是《春秋》的开始；在黄池防御吴国，是《春秋》的终结。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如此始终的原因。

译夏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向”音舒亮，这是诸侯擅自攻入他国的开端。《公羊传》说：“‘入’是指攻占但不居住。”程子传曰：“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回国，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天下政治清明时，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兴兵侵略他人，罪责明显。《春秋》直接记载其事，而责备通常落在被侵伐者身上。大概对方加兵于己，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自我辩白；若不能免祸，就应固守边疆，向天子或方伯报告。如果愤怒地与之交战，就把交战者视为主事者，这是断绝自己陷入混乱之道。这里记载‘莒人防’。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较少，称‘某伐某’；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某师’；将领卑贱、军队较少，称‘某人’；不知军队多少，将领名氏也称‘某人’。记载‘入’，是攻入其国。侵犯他人边境，尚且是暴行，何况攻入他人国家呢？杜氏说：‘莒国在今城阳莒县。’向是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张氏说：‘莒是巳姓，今宻州莒县。’向是姜姓，炎帝后裔。《汉书·地理志》：‘向属沛郡。’《寰宇记》：‘属应天府谷熟县。’我按：‘莒县今属益都路莒州，向城在今益都路沂州。’】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后同。“帅”音朔律，后同。这是大夫专擅兵权的开端。《左传》：‘司空无骇攻入极，费庈父战胜。’《谷梁传》：‘极，是一个国家。’程子传曰：‘古时卿都受命于天子，春秋时期，诸侯自行任命。已赐族的就记载族氏，不记载族氏的尚未赐族。赐族的都任命为世袭卿。’杜氏说：‘极，是附庸小国。’贾逵说：‘是戎人的城邑。’】

《左氏传》说：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回国。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这就是所谓的“按”（考据）。《春秋》记载说：“莒人入向。”这就是所谓的“断”（评判）【程子说：传文是考据，经文是评判】。从事实来说，“入”是到达【音七到】其国都【用兵攻破其城郭，践踏朝市，称为“入”】。从道义来说，“入”是逆而不顺【《谷梁传》：‘入’是逆乱的词】。莒称“人”，因为是小国【孙氏说：《春秋》中小国的卿大夫都略称为“人”】。无骇不称氏，因为尚未赐族【《左传》：无骇死，羽父请求赐谥和族氏。张氏说：无骇和挟都是内大夫中未赐族的，左氏称司空无骇，不书官职，是孔子删削的】。记载“帅师”，是因为使用了大量军队【临川吴氏说：师是兵众的称呼，《周礼》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军师旅三个名称，师在中间，所以举中间以概括上下，总称军旅之众为“师”】。没有王命而攻入他人国邑，逞其私意，可见诸侯的不臣【孙氏说：隐公桓公之际，国家无论大小，用兵都专断行事】。擅自兴兵征讨，不加于王命，可见天子的不君【张氏说：当时征伐不由天子发出，欺凌弱小，暴虐寡弱，纷乱无制，莒鲁擅自兴师攻入他人国邑，都是王法所当诛杀的】。依据事实直接记载，道义自然显现【音现】了【杜氏说：直接记载其事，通过文字显现意旨。《公羊传》昭公元年不待贬绝而罪恶自现，我按直接记载而道义自现，是圣人作经的大法，所以说‘文则史，义则窃取之’，大概圣人笔削鲁史的旧文，取其义以为后世法度，直接记载其事而褒贬了然。《春秋》之初，大夫尚称名而不称氏，僖公以后，大多书氏，可见世卿之盛。经书“帅师”的，有一百三十处，僖公以前书“帅师”的，仅九处，都是内大夫。文公宣公以后，外大夫多书“帅师”，定公哀公之间，尤其频繁记载，大夫之强，又可见了。又按《谷梁传》认为向是我邑，但不书“伐我”，则非我邑。据后书“公伐莒，取向”，则向是小国而莒防之。二传认为防极，但灭鄟灭邿书“取”而极不书“取”，则非灭。赵氏说：公谷皆云无骇不氏，是贬灭同姓之国，若实灭同姓，则当直书“灭极”以示讥，且无骇死亦不氏，何关灭同姓哉？刘氏说：‘《谷梁传》云：“入者内弗受也。”有攻入他人国家而可以接受的吗？所言者是归入之例。’】

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这是与戎人结盟的开端，《左传》戎人请求结盟，恢复与戎人的友好关系。程子传曰：“戎人扰乱华夏而与之结盟，不合道义。”杜氏说：“唐，是鲁地，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张氏说：“今单州鱼台县。”我按：“今属济宁路济州。”】

考据《费誓》篇称淮夷徐戎，这大概是徐州之戎，久居中国，在鲁国东郊的【《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篇终独言征徐戎，则夷戎并为患，而戎尤甚。汉孔氏说：此戎大概是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韩愈说《春秋》谨严【《进学解》】，君子认为他深得其中奥妙【程叔子】。所谓谨严是什么？谨乎莫谨于中外之辨了。中国而自外则外之【文十年外秦，成三年外】

译郑，昭公十二年之外，晋国面对戎狄的肆意暴行便予以抗击。《诗经·閟宫》说：“戎狄是膺”，膺，就是击打的意思。这是《春秋》所秉持的防范原则。然而却与戎人歃血立盟，这不符合道义。事情合乎适宜才称为义，先君只是征讨戎人罢了，却与他们歃血立盟，这能说是适宜吗？

因此，事情发生在某一天的，必定用日期来系连记录。苏氏说：事情成于日的，就记日；成于月的，就记月；成于时的，就记时。所以，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灾、郊祭求雨、冬祭、秋祭、盟誓、战争、灭国、入侵、弑杀之类，都按日记录；朝见、聘问、防同、侵伐、围困、救援之类，都按月记录；筑城、搜狩之类，都按季节记录。

而此前在蔑地立盟没有记日，在宿地立盟没有记日，此后在宻地立盟没有记日，在石门立盟没有记日，唯独在唐地立盟却记了日期，这是为了表示慎重。隐公开始与戎人立盟，所以慎重地记了日期；此后桓公二年与戎人立盟，就没有记日。

后世竟然有通过结好和亲来许诺联姻，致使骨肉亲人被抛弃在远方，如西汉对待匈奴那样；乞求外国军队以求援助，致使京畿附近遭受逼迫，如肃宗对待回纥那样；相信甜言蜜语而与之立盟，致使君臣蒙受耻辱，如德宗对待尚结赞那样。即使最终后悔，又怎么能来得及呢？《春秋》对唐地之盟加以慎重记载，留下的警戒意义深远啊。

译九月，纪国的履緰前来迎接新娘。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緰”音须。履緰，《左传》中写作裂繻。《左传》认为卿为君主迎亲。《公羊传》认为履緰是纪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持者，外国迎亲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开始不亲迎。开始不亲迎，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记载？因为这是《春秋》记载的开始。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进入夫家称“夫人”。《谷梁传》说：礼制，妇人出嫁叫“归”，返回叫“来归”。程子传：如果不是受命的大夫都只写名字，因为他是奉君命来迎娶夫人的。在鲁国，所以称“女”。鲁国女子嫁为诸侯夫人，就记载“逆”和“归”，表明这是重大的事情。来迎亲的不是大夫，就只记载“归”，显示其礼节的微薄。先儒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迎，亲迎是指在所住的馆舍迎接，所以有亲自驾车、授绥的礼仪。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呢？不只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如此。《诗经》称文王在渭水亲迎，未曾出境。送嫁的人即使是公子公孙，如果不是大夫就不记载。杜氏说：纪国在东莞剧县。张氏说：汉代属北海郡，今青州寿光县。我按：今属益都路。】

按照谷梁子的说法，迎亲应当亲自去，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何氏说：纪国没有大夫，记载履緰，是重视婚礼。】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自去迎亲，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以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见《礼记·哀公问》】确定吉兆，在渭水亲迎，造船为桥，不彰显他的光辉。【《诗经·大雅·大明》篇，文王娶于莘国，在渭水边】那么世子也亲迎。【《诗经》说文王初年，《书·无逸》说文王在位五十年，注解说四十七岁即位，《大戴礼》说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那么他娶太姒时是世子身份】韩侯娶妻，是蹶父的女儿，韩侯在蹶父的乡里迎接。【《诗经·韩奕》篇】那么诸侯也亲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本于《易·序卦》】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亲必须亲自去，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在《春秋》开始，记载宰咺归赗，以讥讽扰乱法度。【赗葬诸侯的妾，是扰乱天子的法度】记载履緰迎亲，以记录变常。【诸侯亲迎是常礼，派遣大夫迎亲就是变常，所以特别记载其开始。王氏说：伯姬嫁往纪国是开始，开始由裂繻迎亲，最终由齐侯安葬，事实非常，所以记载以显示婚姻之道缺失】众妾的名分。【“分”音扶问反】确定了。【讥讽赗葬宠妾，那么嫡妾的名分自然显现】大婚的礼仪，严肃了。【桓公三年传：爵位有尊卑，国家有大小，有的在其国迎亲，有的在近境迎亲，有的在馆舍迎亲，这是礼节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从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遣履緰来，是不重视大婚的礼仪。张氏说：刘夏、祭公以及凡诸迎亲者都不记载“使”，大概即使是天子诸侯也不自主婚礼，所以培养廉洁、远离耻辱。通例内女出嫁多不记载常事，记载的都是记录礼制的缺失。伯姬嫁往纪国，是因为不亲迎而派遣履緰迎亲，又因为叔姬待年而记载。不记载就必然怀疑叔姬是夫人。伯姬嫁往杞国，是因为庄公过分宠爱他的女儿，后两年就在洮地会盟，所以记载。伯姬嫁往宋国，是因为致女三国来媵的过错，又显示她的贤德而记载。我按：《春秋》一经，鲁女嫁为诸侯夫人的有七人，嫁为大夫内子的有四人，只有纪伯姬派遣履緰迎莒庆，齐高固亲自迎亲，宋荡伯姬由儿子迎亲，其他都不记载。迎亲者，或者迎亲者少，或者亲迎，合乎礼制而不记载。○刘氏说：嫁往诸侯，则尊位相同；尊位相同，就记载。谷梁说：履緰以国为氏，因为他来接我，所以进称他。况且履緰以国为氏，与郑詹有什么不同，却说进称他呢？】

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左传》作帛。这是互相结盟的开始。《公羊传》：“纪子伯是谁？没有听说过。”程子传：缺文。应当说“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注作帛。杜预认为是裂繻的字。《春秋》没有大夫在诸侯之上的。《公羊》、《谷梁》都作“伯”。杜氏说：“密，莒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宻乡。我按：今益都路宻州】

凡是缺文，有依据大义删削的，而不是缺文的，有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也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如隐公不书即位，桓公不书王，赗葬成风王，不书天，吴楚之君卒不书葬之类，都是依据大义删削的，而不是缺文。【我按：桓公四年、七年无秋冬，隐公、闵公薨不地，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之类，都是依据大义而删削的】甲戌己丑【桓公五年】夏五【桓公十四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有人说这是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有人说这是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不系事，二十四年郭公不书事，

译僖公二十八年壬申日不系月，文公十四年叔彭生，昭公十年十二月不书冬，三十一年黑肱不系邾，定公六年仲孙忌，十四年无冬，这些都是文字缺失。遇到缺漏存疑而谨慎言辞，其余的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曲折地为之解说，那就穿凿附会了。孙氏说：纪国本来是侯爵，这里称子伯，是文字缺失。临川吴氏说：子伯二字或许是侯字的误写。啖氏说：《谷梁传》说纪子伯与莒子结盟，这是文字缺失罢了，说伯是穿凿附会得很厉害了。《左传》说是鲁国的旧例，把子帛当作履緰的字，所以附在防地。刘氏说：子帛不应当称字，如果比照内大夫，应当说纪子帛及莒子盟，不应当去掉及字。

译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谷梁传》说：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范氏说：夫人没有出国境的事情，去世有固定的地方。程子传：这是隐公的夫人，去世时有坠落的声音。诸侯国内称她为小君，同妇人顺从丈夫一样。隐公还在世所以不记载葬礼，在这里体现了夫妇的大义。《曲礼》注：薨，是倒塌毁坏的声音。

按照谷梁子的说法：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葬礼。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君主的。张氏说：记载国内夫人的去世和葬礼，不同于对外人的尊重。子氏不记载葬礼，因为妇人顺从君主，所以君主在世时葬礼就不完备，等待君主去世后再合葬。宋朝皇后先去世，必定要等待合葬于皇陵，大概是古代遗留的制度吧。国君的夫人，国人称她为小君，去世就记载为薨，以表明地位相等。《说文》：妻与丈夫地位相等。先去世就不记载葬礼，以表明顺从。《昏义》：明确妇人的顺从。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在《春秋》开始之处记载子氏，记载薨而不记载葬，明确显示大伦常。如果知道其中的道义，那么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庭之道就端正了。陈氏说：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嫡庶的道义就明确了。隐公的妻子能称为夫人，那么君臣的分别就确定了。我按：《左传》把子氏当作仲子，说元年赠送助丧财物预先准备凶事，哪有那个人没死就赠送助丧财物的？即使是五尺高的儿童，也本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杜预说隐公让桓公做太子，成全他母亲的丧礼而向诸侯报丧，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考宫应当加谥号了。《公羊传》又认为是隐公的母亲，然而孟子既然做了夫人，那么声子、仲子都不是正嫡，声子怎么可以僭越小君的称号？成风、敬嬴之所以称为夫人，是因为僖公、宣公越礼来尊崇他们的妾母。隐公如果果然尊崇他的母亲为夫人，那么就应当用夫人的礼仪安葬并记载在经文中了。现在考察鲁国夫人出现在经文中的人有八个：文姜、哀姜、声姜、穆姜、齐姜，记载薨记载葬。子氏因为隐公在世，不记载葬。出姜回到齐国，也不记载薨。孟子因为同姓避讳而省略。妾母出现在经文中的人有六个：仲子去世在《春秋》之前，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记载薨记载葬，称为夫人称为小君，与正嫡没有区别。仲子不称为夫人、不称为小君，还算是好的。像中叶以后失礼就非常严重了。只有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因为哀公没有即位，所以没有完成小君的礼仪罢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这是诸侯擅自征伐的开始。程子传：“声讨罪名说攻打卫国，卫国服罪所以没有交战。卫国服罪就可以免除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是王法所不容忍的。”杜氏说：“卫国在汲郡朝歌县。”张氏说：“现在浚州浚县。”我按：“现在属于卫辉路汲县。”

按照《左氏传》郑共叔的动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为了公孙滑，攻打郑国夺取廪延。到了这时，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动乱。我按郑庄公志在杀死共叔，又想断绝他的后嗣而铲除他。去年郑国人用周王室的军队、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南部边境，又向邾国请求军队，邾国为它向鲁国请求，用兵不停止。现在再次攻打卫国，穷兵黩武，迁怒报复，不贬斥断绝而罪过自然显现。朱子说记载攻打国家是厌恶诸侯擅自发动战争。陆氏说成公以前侵伐记载“人”的，是久远的事情难以详述，不一定都是微贱的人。陈氏说大夫率领就记载大夫，从晋国的阳处父开始。凡是声讨罪名发动讨伐叫伐。这里说讨伐公孙滑的动乱，就是声讨他接纳公孙滑的罪名，像齐桓公攻打楚国，就是声讨他不进贡包茅的罪名。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侵。掠夺是劫夺财物，《左传》郑伯侵陈大获，宋向戌侵郑大获。赵氏说凡是记载侵伐，不记载胜败，杀掠而返回，详见庄公十五年。两军交战叫战。战是战斗，《左传》都陈列阵势叫战。包围其城邑叫围。缳音环，环绕，《孟子》环绕而攻打它。到达其国都叫入。造音到，至，凡是记载入或者进入其国都而不居住，像宋卫入郑，齐郑入郕之类；或者进入其国都而随即灭掉其宗庙社稷，像秦入滑，宋入曹之类。迁移其朝市叫迁，毁坏其宗庙社稷叫灭，用诡诈之道战胜它叫败。两军没有陈列阵势，用诈术取胜。全部俘虏叫取。赵氏说凡是全部俘虏叫取某师。轻装行进而偷袭叫袭。《左传》轻装叫袭，赵氏说趁其不备叫袭。敌人已经离去而跟踪追击叫追。啖氏说追是寇敌已经离去而跟踪追击。聚集军队而守卫叫戍。啖氏说戍是用军队守卫。以弱借强而能左右它叫以，都记录其事实以表明轻重。内部的战争记载败叫战。僖公二十二年战于升陉，我军大败，获得公的胄悬挂在鱼门，避讳不记载败。只有庄公九年战于干时，记载我军败绩，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不避讳。记载灭叫取。成公灭鄟，襄公灭邿，昭公灭鄫，都避讳灭而记载取。只有僖公灭项，是公在防地而季孙灭掉它，所以直接记载不避讳。特别委婉其言辞是为君主隐讳。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孟子》：征是上伐下；敌国不相征。现在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以执着的言论，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报复怨恨呢？不记载战，程氏认为卫国已经服罪了。卫国服罪就可以免除。

译罢了。这个义理适用于记载“伐”而不记载“战”的情况，都可以讲得通【这些记载了“伐”却未提及“战”的情况，都是因为被讨伐的国家自行归服，没有等到交战，所以被讨伐的一方可以免于罪责】

译【辛平王五十酉一年崩】三年【齐僖公十一年，晋鄂侯四年，卫桓公十五年，蔡宣公三十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七年，陈桓公二十五年，杞武公三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卒，秦文公四十六年，楚武王二十一年】，春季，周王二月【程子说：‘月王’就是‘王月’。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为‘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载为‘王三月’。如果没有大事，就记载季节和首月。大概是有大事，则王道体现在事情上；没有大事，则保存天时。王所定的朔日与天时完备，那么一年的功业就成就了；王道存在，那么人伦道理就确立了，这是《春秋》的大义。我按：《春秋》记载‘王正月’的有九十三次，记载‘王二月’的有二十三次，记载‘王三月’的有十九次，都在岁首系上‘王’字，彰显周王的正朔，以表明大一统的意义。或者岁首所记载的事情，旧史只记载季节，或者按例应当只记载季节，那么二月、三月都不记载‘王’。比如隐八年记载‘遇垂’，三月记载‘归祊’；襄十五年记载‘春’，向戌聘问，二月盟誓；文九年记载‘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类就是这样。何休却说二月是殷商的正月，三月是夏代的正月，王者保留二王之后，让他们统管其正朔，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在周代而保留夏、殷的正朔，哪里还叫大一统呢？‘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又在哪里呢？】己巳日，发生日食【《公羊传》说：记载异常现象。说某月某日朔日发生日食，正朔是世代相传的。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失于朔日之前，有的失于朔日之后。失于朔日之前，说明朔日在前；失于朔日之后，说明朔日在后。《谷梁传》说：记载日期而不说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不记载‘食之’，是因为知道那是不可能知道的，是‘知’字。程子说：‘日有食之’，‘有食之’者，更不去推求是什么缘故。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却被侵食，这是君主之道所忌讳的。然而日食有常度，是灾变而不是怪异。星辰凌犯历数也是这样。何氏说：不记载月食，是因为它的形状无法看见。】

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一千多年，是精通历法推算的人所能考证的。它的运行有常度。然而每次日食都记载，是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令的方法【朱子《诗传》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向左旋转于地上，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而又超过一度。日月都向右运行于天上，一昼一夜则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所以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七天多一点运行一周天，又经过两天半追赶上太阳，与它相会。一年总共相会十二次，刚相会时月光全部消失而为晦日，已过相会时光明复苏而为朔日。晦朔时日月的合朔，东西同度，南北同道，那么月亮遮蔽太阳而太阳发生日食。这些都是有常度的。然而君主修德行政，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战胜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扰阳气，那么日月的运行虽然有时应当发生日食，但月亮常常避开太阳，所以它的迟速高低必定有参差而不正好相合，所以当发生日食时却没有发生。如果国家没有政令，那么应当发生日食就必定发生，虽然太阳运行有常度，但实际上是非常之变。所以《春秋》日食必定记载。杜氏说：日月是动物，虽然运行度数有大致规律，不能不小有盈缩，所以有虽然交合而不发生日食的，或者有频繁交合而发生日食的。家氏说：日月在天上运行，各自有道，虽然有时相遇，但道有表里。如果月光在里，按照期限发生日食的多；如果月光在表，虽然按照期限发生日食的少。自汉代以来的历法家，每以一百七十三天为一个交合期，没有连续两个月交合的。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两个月频繁发生日食。汉高祖即位第三年十月、十一月连续发生日食，以后到现在一千多年，没有连续两个月发生日食的，所以知道天度有时改变其常理，这就是它被视为怪异的原因。张氏说：按照历法应当发生日食而《春秋》不记载的还很多，那么日食必定在交合期限内，进入期限的不一定都发生日食。如果过至未分，月亮有时改变运行以避开，或者五星潜在日下抵御侵侮以拯救，或者涉交数浅，或者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发生日食，或者德行休明而有小过失，那么天为之隐藏，虽然交合而不发生日食。这四种情况是德行所产生的，那么灾祸的产生，就是德行不修养的结果，这是明显的】。

有常度就是灾变而不是怪异了。然而每次日食都记载，是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变而恐惧的意思。太阳是众阳的宗主，君主的象征，而发生日食【前孔光日食对策】，是灾祸的征兆。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那么虽然有这种征兆而没有相应的灾祸【去声】；不能敬畏上天，灾祸的到来就必然了。凡是经书所记载的，或者是妾妇欺凌她的丈夫【何氏说：桓公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谗言君主，使齐侯诱骗而杀他的应验；庄公十八年日食，有夫人如莒，淫佚不制的应验；三十年日食，有夫人淫乱，与二叔通奸，杀死二嗣子的应验】，或者是臣子背叛君主父亲【这一年日食，有卫州吁弑君，公子翚专兵权的应验；桓公三年日食，有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日食，有庆父、叔牙专权淫恣，将谋篡弑的应验；僖公五年日食，有晋里克弑二君的应验；文公元年日食，有楚世子商臣弑君的应验；十五年日食，有宋国弑杵臼，齐国弑商人，宣公弑赤，莒国弑庶其的应验；成公十七年日食，有晋国弑州蒲的应验；襄公十四年日食，有卫国孙宁驱逐君主的应验；二十四年日食，有齐崔杼、卫宁喜弑君的应验；二十七年日食，有阍人弑吴子，蔡般弑父

译莒人弑君，这是日食的应验；昭公七年日食，有楚国弑君、防地之变的应验；昭公十五年、十七年日食，有意如专横恣肆、许国弑君买地的应验；昭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有子朝篡夺王位、周室分裂为二、天下出现两位君主的应验；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有意如驱逐国君、吴国弑杀僚的应验；定公十二年日食，有薛国弑君比、晋国荀寅和士吉射叛乱的应验；定公十五年日食，有盗贼杀害蔡侯、齐国陈乞弑君的应验】或者政权落入臣下手中【宣公十七年日食，有四国大夫在鞌地大败齐军、君权衰微、臣权强盛的应验；襄公十五年日食，有溴梁之盟、信义掌握在大夫手中的应验；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次发生日食，自溴梁之盟以来，臣下日益专横，凡是重大的盟会征伐都由大夫主持，二庆专权，陈国栾盈叛离晋国的应验；昭公三十一年日食，有昭公客死他乡、晋国大夫在京城专权执掌人事的应验；定公五年日食，有陪臣强横、鲁国丢失国宝、宋国大夫叛乱的应验】或者外族侵扰中原【桓公三年日食，既有楚国灭掉谷国、邓国僭越称王的应验；庄公十八年日食，有戎族侵扰上国的应验；庄公三十年日食，有狄族灭掉邢国、卫国的应验。僖公五年日食，有狄族攻打晋国、灭掉温国的应验。僖公十二年日食，有楚国灭掉黄国、狄族侵扰卫国的应验。僖公十五年日食，有秦国俘获晋侯、楚国拘捕宋公、中原国家衰弱的应验。文公元年日食，有楚国灭掉江国、六狄接连侵扰中原的应验。宣公八年、十年日食，有楚庄王包围宋国、析骸易子，攻打郑国战胜晋国，郑伯肉袒投降，晋国在邲地大败的应验。成公十六年日食，有楚国灭掉舒庸国的应验。襄公二十三年日食，有楚国灭掉舒鸠国的应验。昭公七年日食，有楚国灭掉陈国的应验。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有吴国灭掉巢国、徐国的应验】这些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行的证明【以上均依据杜钦的奏议】因此《十月之交》这首诗，诗人用来讽刺【《诗经》小序：大夫讽刺周幽王】日食发生，《春秋》必定记载，以此警戒君主，不可忽视天象【《春秋通义》：《春秋》是端正君主心术的大法。所以不记载祥瑞，而记载灾异。这就像疾病瘟疫，是天地间乖戾之气。知道它可怕而加以谨慎，就能免除被抨击的祸患。如果肆意横行、侵犯礼制，无所忌惮，正好足以加速自身的灭亡。君子见到事物出现反常，必定恐惧反省，不敢忽视，何况太阳是众阳之宗，至尊的象征呢。日食发生，《春秋》之所以保留而不删削。然而灾与异不同，日食是有固定规律的。所以程氏认为它是灾，而先儒认为它是异。《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精通历法推算的人几乎都能推算出来，它有固定规律是确凿的，称之为异是不对的。虽然有固定规律，那么次数不可避免。但有时日食发生在朔日，有时发生在夜晚，有时发生在食分之前，有时发生在食分之后，有时正当日食却有阴云遮蔽的祥瑞，这是人为感应不同的缘故。所以《春秋》有时记载日期，有时记载朔日，有时记载日期不记载朔日，有时记载朔日不记载日期，有时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有时记载日食既，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固定规律不可避免，但人为感应的不同如此，那么其应验也随之不同，不能专门归咎于天数，而不恐惧反省以回应天灾。更何况地震、山崩、水旱、虫灾、物怪等变化，本来就没有固定规律呢？隐公九年发生大地震雷，接着下大雨雪，而有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河上沙鹿山崩塌，而有韩地之获。宋襄公时五块陨石坠落，六只鹢鸟退飞，而有盂地之执。成公十六年下雨木冰，这年秋天国君被拘禁，而季孙有苕丘之舍。昭公二十五年鸜鹆来巢，不久昭公流亡到齐国公子宋处。得到国家的应验如同影随形，不可诬蔑】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去世。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世子泄父早逝，泄父之子林继位，这就是桓王。《谷梁传》说：“‘崩’字，厚重称崩，尊贵称崩。天子去世称崩，是因为其尊贵。为什么不称名呢？因为地位至高无上，所以不称名。”程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丧礼。鲁君不去，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写出来也自然明白。”

“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曲礼》注解说：从上面倒塌下来叫崩。《春秋》历经十二位周王。我按：《春秋》实际历经十四位周王，悼王即位未满一年，敬王去世在《春秋》记载之后，所以只说十二位王。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定王的去世和安葬都记载了，是因为周王室派人赴告，鲁国派人前往吊唁。叔孙得臣安葬襄王，叔鞅安葬景王，桓王、匡王、简王的安葬没有卿大夫前往就不记载，这体现了礼仪厚薄的区别。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只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是因为虽然周王室派人赴告，但鲁国没有派人前往吊唁。赵氏说：不与会就不记载，这是为了彰显不臣之罪，记录这些是为了表明其错误。庄王、僖王、顷王的去世和安葬都不记载，是因为周王室没有赴告，鲁国也没有前往。赵氏说：周王室不赴告，鲁国就不前往，这是哀叹王室无人，彰显诸侯的不臣之罪。

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按照礼仪，应当根据听到消息的先后顺序奔赴丧礼。现在平王去世，周人前来报丧，但隐公不去，这是没有君主的表现，其罪应当诛杀，不写出来也自然明白。张氏说：天子去世不称名，是因为至尊不同于诸侯。丧服为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緌、菅屦，守丧三年，这是诸侯为天子守丧的礼仪。天子的丧礼，天下诸侯都应当前往，作为臣子应当根据听到消息的先后奔赴丧礼，这是礼仪。隐公听到丧讯却不奔赴，自《春秋》以来送终的礼仪就淡薄了。经典详细记载以显示罪恶的深浅，现在平王去世只记载前来报丧而鲁国人不去，并且记载武氏子求取赙赠之事，那么隐公蔑视在位五十一年天下共主，缺失吊唁安葬之礼，不再有臣子哀戚之情，冷漠得不能打动其心，自同于禽兽，那么其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需要贬斥断绝也自然明白了。我按：秦昭襄王去世，韩桓惠王穿着丧服入吊祭祀，《春秋》时期诸侯侍奉天子不如战国君主侍奉大国的礼仪。

有人说：万国众多，封疆重要，天子的丧礼不能越境奔赴，而在国内修服，由卿大夫供给吊唁送葬之礼，直到安葬结束哭丧才除服，这样合乎礼仪吗？查阅《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再拜快步退出，王返回丧服。这是奔赴成王丧礼的人，怎么能说在国内修服就可以呢？我按：有人说《康王之诰》所称的诸侯是指畿内诸侯，现在考察书文说“敢执壤奠”，则是各自执持土地所产之物作为奠礼，而不是常礼中的执贽；说“庶邦侯甸男卫”，则是五服诸侯而不是在畿内食采的王臣。当时成王刚去世，同轨诸侯虽然不能全部到达，大概召公、毕公只是率领已经到达的诸侯接受顾命罢了。

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可以说派使者也可以；鲁人不前往，是说应当亲自前往而不能派使者代替。《谷梁传·定公元年》说：诸侯在岁时节令有时朝觐京师，有时在方岳会盟，有时跟随兵革征讨之事，越境耗时，不认为困难，为什么唯独对奔赴丧礼感到困难，而轻视君臣始终存殁的道义呢？这大大违背了先王的礼仪，丧失了《春秋》的道义。《通论》说：崩、薨、卒是大变故，不能视为常事，有的崩有的不崩，有的记地有的不记地，有的卒有的不卒，有的葬有的不葬，有的赴告而去有的赴告不去，有的去而记载有的去而不记载，以此来显示诛杀乱臣贼子、拨乱反正的意思，其道义重大。如隐公三年记载“天王崩”，就显示了公不奔赴丧礼、不吊唁安葬的罪过，以及王臣求取赙赠之事，其他都可以据此观察。王氏说：“天王崩不称名、不记地，不是省略，天下都是王的土地所以不记地，以示无外；四海都是王的臣民所以不称名，以示独尊。”刘氏说：“《左传》说：‘壬戌，平王去世，报丧说是庚戌，所以记载庚戌。’”

译。”周平王去世，使者庚戌日抵达，那么圣人即使想要更改日期，也不可能做到。况且在《春秋》中，凭什么看出平王不是庚戌日去世的呢？《公羊传》说：“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一定是因为时间紧迫。”这种说法不对。凡是记载的，都是与我有关的事，是过去的事情罢了。名字和官职明确记载的，是受命的大夫；没有明确记载的，是地位卑微的人。

译夏四月辛卯，尹氏去世。【尹，左氏作君。《公羊传》说：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称其氏，是讥讽世袭卿位。世袭卿位不合礼制。《谷梁传》说：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外国的卿大夫不在天子处去世，因天子去世而成为鲁国的主君，所以隐晦地记载其去世。《程子传》说：尹氏是周王的世袭卿官。古代以德行为标准任用官员，以功劳授予爵位，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因此杰出的人才在位，各种事业都兴盛。到了周朝衰微时，士人都世袭官职，政事因此败坏。尹氏世代担任王官，所以在其去世时记载为“尹氏”，以此显示其世代相承。】

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廷大权，导致周朝动乱，被家父所讽刺。他主持国家政事却不公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诗经·节南山》朱子传：尹氏大概是尹吉甫的后代。《春秋》记载尹氏去世，公羊家认为这是讥讽世袭卿位，指的就是这件事。我认为：《诗经·常武》中周王所说的尹氏，指的是尹吉甫。家父说尹氏是太师，又说显赫的师尹，那么尹氏在周幽王时已是三公了。这里记载尹氏去世，是因为周王室向鲁国报丧。《春秋》五年传称周王派尹氏帮助曲沃讨伐晋国。僖公二十八年，周王命令尹氏策命晋侯为侯伯。文公十四年，周王派尹氏在晋国为周公辩护。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二十六年，王子朝逃往楚国，那是尹文公圉。而传中提到的尹卒、尹固，都是他的族人。《诗经》讽刺尹氏不顾念上天，祸乱没有安定。传中记载尹氏等人杀害了周天王的弟弟佞夫。《春秋》讥讽尹氏辅佐王子朝篡逆，那么尹氏始终掌握大权制造祸乱。】

因为尹氏报丧和拥立王子朝，以及王子朝逃往楚国，都只称其氏，是为了记录世袭卿位不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宣王时尹吉甫已称氏，春秋中只有尹武公两次讨伐郑国称子，其余经传所记载的都称尹氏。这大概像汉代大将军霍氏专权执政，特别宠信而不称其名。《春秋》因其称氏而笔之于经，使后人考证，看到他们累世称氏，擅权为害，作为鉴戒就可知了。】

有人说：世袭卿位不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又是为何而作呢？【《裳裳者华》小序：古代做官的人世袭俸禄，小人在位则谗言阿谀之人并进，抛弃贤者这类人，断绝功臣的世系。】

回答说：功臣的后代，世袭其俸禄；【《孟子》：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袭俸禄。】世袭卿位的官员，继承其职位；【《尚书·泰誓》：商王纣敢行暴虐，用人以世袭。】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其世系可以延续；【《尚书·大禹谟》：赏赐延及后代。】职位是用来尊崇贤人的，所以其官职应当选拔。官职不选拔贤人，世袭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之人盘踞而难以清除，君主孤立无援，国家不灭亡已是侥幸。《春秋》在周朝记载尹氏、武氏，在鲁国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录其不合礼制。公羊子对此必定有所依据。【薛氏说：先王的制度，内诸侯世袭俸禄，外诸侯世袭爵位。有世袭俸禄而没有世袭官职，尹氏却是世袭官职。先王赐给他不称其名，是为了尊崇其德行。世袭卿位不称其名，是毁坏先王的礼制，而不是尊崇贤人的道理。王臣不在诸侯处去世，尹氏的去世，固然有与鲁国交往的报丧，而记录周朝的过错，且记载王官的世袭。张氏说：平王继幽王、厉王之后，不能选拔忠贤来修明政治，却沿袭使用导致动乱的家族，使他们根深蒂固而难以防范，所以《春秋》即使改变惯例，书氏以显示平王不能中兴周室的原因，而尹氏数百年相继祸败，所以彰显世袭卿位不选拔贤人的弊端，作为后世的深刻警戒。○啖氏说：左氏说“君氏去世，是声子”，不书姓，因为是公的缘故所以称君氏。按例没有改字以表义的，哪有改其本姓的？如这时隐公的母亲确实去世，不行夫人礼，也应当像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那样书姓。刘氏说：昭公娶吴女，所以讳其姓，称她为孟子。现在声子不是鲁国同姓，讳姓不合义理。特书君氏，又不足以效法其为君母，若说君母氏才可以说。○山杨氏说：声子而称君氏，是何道理？须当以尹氏为正。庄公二十三年传：“尹氏、王子虎、刘卷来报丧”，而不书其爵秩，是为了端正人臣之义。赵氏说：王臣报丧，不合礼制。临川吴氏说：天子的公卿大夫士，他们生前不与诸侯外交，所以他们死后也不报丧。二百四十二年间，只有刘卷、王子虎因曾同会盟而来报丧，尹氏因王崩作为诸侯之主而来报丧，都不合礼制。】

秋，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赙，音附。这是来请求的开始。《左传》：周王尚未安葬。《公羊传》：天子的卿大夫，称武氏子，是讥讽父亲去世儿子未被任命。不称使，是因为在丧期未成为君主。请求助丧财物，为何记载？讥讽丧事不应有所求，请求助丧财物不合礼制。《谷梁传》：天子的卿大夫，称武氏子，是因为丧期未满，〇未受爵位，未受爵位而派他出使不合正道。不称使，是因为没有君主。送给死者叫赗，送给生者叫赙。说给予的是正道，请求则非正道。周朝虽然不应请求，鲁国不可以不给予；鲁国虽然不给予，周朝不可以请求。请求，是说得到与否未可知，双方都受讥讽。程子传：武氏是周王的卿士。称武氏，显示其世袭。】

译官。周天子驾崩，诸侯不再供给其防务所需，因此武氏派遣他的儿子徵向各国索取。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天子失去正道，以及诸侯不守臣节的严重程度。

译武氏子是天子的大夫。《桓公五年传》说“武氏仍叔之子”，意思是：大夫的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而被派遣。家氏说：武氏子仍叔之子，奉命而出，必定都在朝廷中有职位。现在却以“某氏子”来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对于仍叔之子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世代继承禄位。对于武氏子却说：父亲去世，儿子尚未受命。大概是因为仍叔是尚在人世的人，武氏是已经去世的大夫。仔细考察经文，都是父亲在世而儿子世代继承官职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王朝的公卿大夫，没有不是世代为官、世代享有禄位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两个儿子身上书法不同呢？回答说：“某氏子”的说法，是因为父亲还在世，所以这样称呼。临川吴氏说：称氏的意义与尹氏相同，“子”是指父亲年老而由儿子代理卿的事务。我按：隐公五年，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协助曲沃讨伐晋国，那么武氏的儿子也被任命为卿，而尹氏、武氏都是世袭的卿，这就显而易见了。《春秋》记载武氏之子，是嫌武氏之子自己来请求赙赠；仍叔之子不加“子”字，又看不出他的父亲在世。

为什么不称“使”？（根据桓公十五年家父求车，称“天王使”。）当时周王处于丧期，尚未正式即位，不是王的命令。（文公九年毛伯求金，因为王居丧也不称“使”。王氏笺义：王在丧期而派遣大夫请求赙赠，罪过在于冢宰。）嗣子确定地位在初丧之时，为什么说尚未即位？古代君主去世，嗣子居丧守默，百官总揽自己的职权而听命于冢宰三年。（本于刘氏，汉代孔氏说：谅是信，阴是默，信默而不言。）既然百官总揽职权而听命，那就是代理军国大事。因为不是王的命令而不称“使”，《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就明显了。以此来谨慎天下的通丧之礼（我按：地位有贵贱，但生于父母这一点没有不同，所以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在丧期不称王使，以显示天子居丧不发布命令，那么三年的丧礼就没有贵贱的区别了），并严肃君臣的名分（扶问反）。（称王使就等同于至尊，称冢宰使就疑似无王，所以特别不称“使”。）赙赠是用财物，是生者所需要的。君主向臣下索取，不说“求”，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是彰显天王的失道。上面失道，下面就不臣服了。（杜氏说：鲁国不供给周王的丧事，导致有索取，经文直书以示不敬。张氏说：惠公去世，宰咺归赙，而平王的丧期，隐公不奔丧，罪过不可胜诛。在王室执政的人，不能辅佐王施行政令刑罚，反而派遣使者向列国索取，《春秋》直书，以显示其毁坏体制、失职，被天下轻视。文武的恩泽，断绝了。进入隐公三年，查考经文记载周室的事，只有四件罢了，而人亡政息。王道不能复兴，大概已经显现。这就是《春秋》之所以简明的原因。高邮孙氏说：“《春秋》的法度，在上位者没有索取，索取就是失上位。失上位者就贬低他，贬低他就是为了纠正上位者，不认可他有索取。在下位者没有被人索取，被人索取就是失下位。失下位者就诛责他，诛责他就是为了纠正下位者，不认可他被索取。说赙，说金，是因为丧事而有索取。车是无事而有索取。丧事只有赠予没有索取，而天子向下面索取，以此认为是急迫。车服是上面用来赏赐下面的，而天子向下面索取，以此认为是失制。”）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穆公在位九年，起初，宣公舍弃他的儿子与夷，而立他的弟弟穆公。到了这时秋天，穆公派他的儿子冯出居在郑国，而立与夷，这就是殇公。程子传：“吉凶庆吊，讲求信义，修好和睦，是邻国的常礼，人情所应当做的。诸侯的去世和国家的重大变故来告知，就记载。”）

外国诸侯去世，国史承接讣告而后记载。圣人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不删削？《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古代诸侯的邦交，平时问候，频繁聘问，世代朝见。（《周礼·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概王事相互随从，就有和睦友好的感情；等到终老换代，就有吊唁抚恤的礼节。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周代的制度，周王哭诸侯，则由大宗伯担任上相。（息亮反，《周礼》：“大宗伯朝觐会同则为上相，王哭诸侯亦如之。”）司服为王制作缌麻丧服。（司服为王为诸侯制作缌衰，《檀弓》：“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缌衣。”）宰夫掌管国家的吊唁事务，警戒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宰夫：“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币器财用，凡所共者。凡诸侯大夫之丧，使其旅帅有司而治之。”）这是王者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不删削，而交往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了。（音现）去世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季节，大致如此。（宣公十七年传：“君卒书名赴，而得礼记之详也。”刘氏说：“君薨赴以日月，是礼的常例。臣子稍微怠慢，就赴告不具日月；大大怠慢，就都不赴告。”我按：赴告以日，史书其日，那么经文不删削，以显示列国臣子的谨慎终事；赴告略去，史不书日，那么经文无从书日，以显示臣子怠慢先君而忽视死生的大变。）去世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为什么呢？会盟就名字写在载书上，聘问就名字写在简牍上。（赵氏说：“凡诸侯同盟，名于载书；朝会，名于要约；聘告，名于简牍。所以于卒赴可知而记载。”左氏说：“同盟则赴以名。”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之日，忍心称君……）

译《名礼篇》所记载说：“寡君不幸去世罢了。”大概因为曾经结过同盟，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在去世时记载名字，用来记录朝代的更替。陆氏说：“载书，是将盟誓的言辞记载在简策上，详细标明同盟诸侯的名字，用来告知神明，并且每个国家各执一份。简牍，是派遣使者前来聘问，以及有言语命令的事情，都有简牍文书。”如果没有参加过盟会聘问，而且没有凭证的，即使派使者来报告丧事，他的名字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袭旧史而没有更改的。刘氏说：“《左传》说‘凡是同盟，报告丧事用名字’，这是不对的。君王巡狩四岳，那么四方诸侯各自跟随其方伯、州牧朝见天子。去世则互相哀悼，有患难则互相救济，朝聘往来相通，报告丧事也相及。如果不同方不同州，生前不共事，患难不共忧，那么朝聘不相通，报告丧事不相及。说只要是同盟就报告名字，这是不对的。同盟之间互相报告丧事，这是对的。通例是天子去世不称名，诸侯去世称名，这是为了区别于天子。诸侯生前不称名，大夫生前称名，这是为了区别于诸侯。大夫书写名和氏，参加盟会的人名和氏不登载于史册，这是为了区别于大夫。这是《春秋》端正名分的法则。家氏说：臣子向君父报告丧事用名字，夏、殷以前或许如此，周人避讳名字，报告丧事必定不用名字。《春秋》记载诸侯去世用名字，是显示诸侯的去世不能与天子同等。天子只有一个，可以不称名；诸侯众多，怎么能不称名？那些不称名的，是史官的失误，或者是小国的君主不用名字通报，这不是通例。我认为：晋献公、惠公未曾共同参加盟会、互通聘问，而去世时却书写名字；宿男曾结同盟，杞子来朝见而去世却不书写名字，这些都是依据史官的旧文。”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五等邦君为什么记载为“卒”？夫子作《春秋》，就有变革而不沿袭的情况。周王室东迁，诸侯放纵恣意，独占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意讨伐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依据他们报告丧事，特意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通例是：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士去世称为“不禄”。宋公是诸侯，为什么记载为“卒”？有人说：圣人略去外邦以区别内邦。然而葬礼都称“公”，曾经没有略去外邦以区别内邦，为什么唯独在“卒”上区别呢？有人说：史官在国内承接报告丧事，因为当时的君主厌恶“薨”这个名称，所以记载为“卒”。因为厌恶“薨”这个名称而改记为“卒”，这还不是良史。《春秋》是阐明名分、治理世道的书，天子的事务，是圣人的笔削。天时王正，尚且刊改旧史而加以纠正。君主的名称直书而不避讳，难道会有避当时君主嫌恶的名称而变乱名实来记载的吗？那么怎么说呢？不接受任命，不承认他们是诸侯。那些在世的，或者在丧期参加盟会，或者穿着墨绖从事战争，或者用吉礼跟随征伐的役事，都借此来彰显诸侯失礼不臣的状况，拨乱反正的意思广泛了。蜀地杜氏说：《春秋》中诸侯专横恣意，不可不贬黜，而降低到鲁国唯独称“薨”，这不是偏私鲁国。如果对鲁国一概书写，那么后世就无法看到正礼的称呼了。刘氏说：《谷梁传》说“记载日期去世，是正礼”。现在正礼的记载日期，篡位的也记载日期。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那么射姑是曹伯的嫡子。射姑去世，有月份没有日期，为什么呢？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与郑伯在石门结盟。这是外国诸侯单独相互结盟的开始，也是《左传》中寻卢之盟的延续。程子传曰：“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守信义，屡次相互盟誓，这是助长祸乱的原因。”因此，外国诸侯结盟来告的，就记载下来。张氏说：“齐国即今青州临淄县，石门是齐地，在今济南府临邑县。”我按：济南即今济南路，临淄县今属益都路。

外国结盟本是常事，为何要记载？（因为）外国诸侯朝聘交好之类的事都不记载。在春秋的乱世，这是常事；但在圣人的王道法度中，却是非常之事。有虞氏未向百姓施加信用，百姓却信任；夏后氏未向百姓施加恭敬，百姓却恭敬；殷人作誓，百姓才开始背叛；周人作防，百姓才开始怀疑。（这）见于《檀弓》注，防指盟誓，盟誓用来团结众人以立信，后来外部依赖众人，信用不发自内心，百姓就背叛、怀疑了。我按：《虞书》记载了禹征讨三苗誓师的辞令，哀七年称禹在涂山防备诸侯，那么誓并非始于殷，防并非始于周了。申盟的对答，哀公大概认为誓导致背叛，防导致怀疑，是从殷周开始的。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的时代，我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这）见于《礼运》注，大道指五帝时代，英指英明特异，指夏、商、周三代英明特异的君主。我按：孔子对于五帝、三代的盛世，虽然没赶上，但仍立志实行五帝、三王的道。诸侯结盟来告，记载而不删削，大概是因为认为这是非常之典，而心向往天下为公的时代吧？所以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厌恶它。（本何氏注，详见元年。陈氏说：外国单独结盟不记载，必定关乎天下的大事才记载。莒国纪年没什么可说的，齐、郑联合，天下开始多事。天下无王，是郑国造成的；天下无霸主，是齐国造成的。所以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志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结盟，以志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春秋》在隐公、桓公、庄公时期，只记载郑国多事，特别笔法；在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只记载齐国多事，特别笔法。张氏说：隐公十一年之间，结盟而不食言的，只有这石门之盟，两位君主终身未曾相互征伐。大概齐国正强盛，而郑庄公奸猾，郑国的仇敌专在宋国，所以郑庄公依靠齐国来对抗宋国，虽然齐国偶尔与宋国盟好，但左右离间，必定使各国只听从自己，所以石门之盟虽然不寒冷，但宋、许、纪等国都遭受征伐。《春秋》详细记载在简策上，让人考察其始末，知道郑庄公多诈，齐僖公不义而强，两国相互勾结，各国都遭受其祸。临川吴氏说：结盟不是盛世的事，不得已而有，大概是为衰世的乱邦疲民设立的。春秋时王政不行，诸侯放纵，想以战伐来对抗仇敌，就不得不以盟防来巩固党羽。防不足以依赖，又用盟誓来加重。人不自信，却要求助于神明，所以凡是记载盟誓的，都是《春秋》所厌恶的。齐、郑在石门结盟，接着是宋、齐、卫在瓦屋结盟，诸侯结党而无王，近来已孕育了齐桓公纠合诸侯的雏形。齐、郑在咸结盟，接着是齐、卫、郑在沙曲、仆结盟，诸侯离散而无霸主，久远已酝酿了秦国雄起并吞天下的局面。阅览世事变迁的人为此伤感。我按《左传》寻卢之盟，那么春秋之前，齐、郑已有盟约。陈氏以石门之盟为诸侯的联合，是特据《春秋》所书来立义的。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仅与附庸同歃，不关乎天下的大事。只有石门乃是霸业的开端，所以特别提及。）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穆公，谷本作缪，后同。程子传：“诸侯告丧，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春秋之时，都不请示而私定谥号。称“私谥”，是为了罪责其臣子。）

外国诸侯安葬，其记事是因为鲁国参加葬礼而记载。（啖氏说：凡是诸侯安葬，鲁国前往参加就记载。徐邈说：凡是记载安葬，都是据我方而言安葬对方，所以不称宋国安葬穆公，而言安葬宋穆公。）其义理则是圣人有的保存有的删削，为何有的保存有的删削？《春秋》是天子的事，传（去声）称诸侯五月安葬，同盟者至。（《左传》：天子七月安葬，同轨者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者至；大夫三月，同位者至；士逾月，外姻者至。）同盟指同方岳之盟者，他们生前讲求会同之好（去声），死后有安葬送行之礼，这是诸侯和睦邻国的方式。按周制有职丧掌管诸侯的丧礼，莅临其禁令，次序其事。（《周官》：职丧掌管诸侯的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临其禁令，次序其事。）凡是诸侯及诸臣安葬于墓的，则冢人授予兆（域也），为之跸（禁人不令入）而均其禁（禁所为茔限，见《周礼》冢人）。这是王者用来怀柔诸侯的方式。外国诸侯安葬有的保存有的删削，而交邻国待诸侯之义就显现（音现）了。安葬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为什么呢？完备就记日，简略就记时，大致如此。（宣十七年传：安葬而不记月，其简略在内。刘氏说：《公羊》云，不及时而记日，是渴葬；渴，急也；不及时而不记日，是慢葬；过时记日，是隐之；过时不记日，谓之不能葬；当日而不记日，是正；当时而记日）

译如果因为局势危险而无法安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考察此事，宋穆公在五月安葬，符合季节，且记载了日期，穆公并非被弑，国内也没有动乱，即使公子冯出居郑国，冯已离开，就没有谋乱的人了，不能说因为危险而无法安葬。蔡桓侯在三月安葬，记载了日期，蔡季贤德并请求谥号，不能说安葬急促。齐惠公在三月安葬，鲁君奔丧，卿大夫前往送葬，齐国没有危难；晋悼公在三月安葬，晋国霸业正盛，平公继承基业，众卿和睦，不能说安葬怠慢，但都没有记载日期。卫穆公在六月安葬，宋文公在七月安葬，都记载了日期，两国都没有动乱，而传文说宋文公开始厚葬，不能说这是悲痛所致。卫桓公在十五个月安葬，陈灵公在二十一个月安葬，都没有记载日期，并非不能安葬，大概是因为两位君主被弑，所以等待讨伐贼人后才安葬。如今考察有的记载日期，有的记载季节，大概是因为鲁国防备安葬的礼仪完备，国史详细所以记载日期，经文也记载日期；鲁国防备安葬的礼仪简略，国史只记载季节，经文也简略记载。至于安葬的迟速，则根据文字考察事实，其义理自然显现。如果国内没有动乱而安葬迅速或迟缓，都是为了彰显臣子失礼；国内有动乱而安葬不合时宜，则是为了彰显君主不能在开始时防微杜渐，致使死后无法安葬，而继位者不能遵循送终的礼节，并且责备臣子以及天子、诸侯、方伯、连帅在讨伐贼人上的迟缓。

君主去世，有的安葬有的不记载安葬，为什么呢？有因怠慢礼仪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君主势弱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避讳耻辱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惩治罪过而不记载安葬的，有因避讳称号而不记载安葬的。宋殇公、齐昭公宣告动乱，记载了被弑【宋殇公与夷被华督所弑，齐昭公子舍被商人所弑】，但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因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安葬的情况【如卫桓公、齐襄公，贼人既被讨伐就记载安葬，按旧史必定都记载安葬，如鲁国羽父弑隐公立桓公而讨伐寪氏有死者，羽父既然隐藏了弑君的踪迹，怎能不记载隐公的安葬？晋国栾书、中行偃弑厉公，将其葬在翼东门之外；齐国崔杼弑庄公，将其葬在士孙之里。鲁与齐是姻亲，而晋是盟主，以往防备安葬的旧史本都记载安葬，而《春秋》删削了，这是为了责备其臣子不能讨伐贼人。有人说君主被弑国家动乱，礼仪不完备，所以不记载安葬，然而昭公八年楚国灭陈，陈的宠臣〇克安葬哀公，岂能礼仪完备而《春秋》却记载了呢】。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在景公时期，宣告丧事记载了日期，但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因避讳耻辱而不记载安葬的情况【成公十年，鲁君前往晋国，晋人扣留鲁君使其送葬，诸侯都不在场，鲁国人感到受辱，所以不记载，这是避讳】。鲁宋盟会防备未曾不同，但三代不记载安葬，这是因惩治罪过而不记载安葬的情况【通说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代不记载安葬，是惩治其罪过】。吴楚的君主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襄公二十八年，鲁君前往楚国到达汉水，楚康王去世；二十九年正月，鲁君在楚国，楚人让鲁君亲自致赠衣衾；四月安葬楚康王，鲁君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直到西门之外】，但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因避讳称号而不记载安葬的情况【《坊记》：《春秋》不称楚、越的君王丧事；《公羊传》：吴、楚的君主不记载安葬，是避讳其称号；杜氏说：吴、楚的安葬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断绝而不记载，视同蛮夷以惩戒求名的虚伪】。因怠慢礼仪而不前往，因君主势弱而不防备【我按：〇邾屡次朝见鲁国，而滕国七位君主，记载去世三代，不记载安葬；邾也有七位君主，记载去世五代，不记载安葬；莒宿记载去世，都不记载安葬。这都是怠慢吊唁送葬，欺侮其防备弱小。不仅不派卿大夫前往，也不派使者前往。防备通说安葬，并非为死者而安葬，也是为了防备生者并帮助其不足之处】。没有其事，缺省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本于徐邈】。因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安葬，因避讳耻辱而不记载安葬，因惩治罪过而不记载安葬，因避讳称号而不记载安葬，这是圣人所删削的，《春秋》的法度。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经文记载诸侯去世的有一百二十四次，而记载安葬的有八十六次。其中被弑而记载安葬的有七次，去世而记载安葬的有七十九次。○张氏说：宋公是公爵，其称公与齐、卫不同。穆是谥号，诸侯联合向周王请求谥号，然而《春秋》自蔡桓侯之外，都不向周王请求，而是私自定谥号。家氏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少者不为年长者作诔。天子崩，在郊外作诔；诸侯薨，向周王作诔。《春秋》中诸侯臣子为其君主定谥号，不向周王请求，而私自定谥号。《春秋》不删削，是为了彰显臣子的罪过。我按：〇秦国因谥法导致子讥父、臣讥君，而废除了它。《春秋》讥讽私定谥号者，并非说其臣子讥讽君父，只是以不向周王请求而罪之。后世诸侯、王、宰相、百官死后加谥，必定向太常请求，这大概符合《春秋》的防备吧】

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二

元 汪克宽 撰

隐公中

【壬桓王戌元年】四年【齐僖公十二年，晋鄂侯五年，卫桓公十六年弑，蔡宣侯三十一年，郑庄公二十五年，曹桓公三十八年，陈桓公二十六年，杞武公三十二年，宋殇公与夷元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这是攻打别国并夺取城邑的开始。《公羊传》说：对外国夺取城邑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痛恨这种开始夺取城邑的行为。《谷梁传》说：既说“伐”，又说“取”，是表示厌恶。诸侯之间互相攻打并夺取土地，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程子传：诸侯的土地是受封的，攻打他们罪过已经很大了，而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罪恶更加严重，是王法应当诛杀的。杜氏说：杞国原本建都于陈留雍丘县，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国似乎兼并了它，迁都到淳于。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襄公二十九年晋国人修筑淳于城，杞国又迁回淳于牟娄。杞国的城邑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张氏说：杞国，是夏后氏的后代，周朝尊奉的三恪之一，国都在开封府雍丘县。我认为：在今汴梁路杞县。郑氏说：杞县有娄乡】

“取”，是夺取的名称【原本赵氏纂例认为不应当用“取”字】牟娄，是杞国的城邑【啖氏说：凡是先说攻打某国，下面说夺取某邑的，明确那是该国的城邑，比如取郜、取防，上面说打败宋国军队，那么宋国的城邑就可知了】声讨罪行攻打别人，却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所以特别记载为“取”，以彰显其罪恶。有人说：诸侯的土地，向上受之于天王，向下传之于先祖，是用来守护宗庙典籍的。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强大的国家兼并数圻【音祈】的土地，弱小的国家日益被侵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天子的土地一圻，列国一同，从此以后逐渐减少，现在大国拥有数圻的土地，如果不侵吞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在这个时候，有夺取自己故地的，难道不可以吗？然而齐僖公曾经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了【三十一年】齐成公曾经夺取汶水北岸的土地了【二年】也都记载为“取”，为什么呢？如果不向天王请示，以端正疆界，而擅自用兵争夺，即使夺取的是本国的城邑，与夺取别人的所有物，没有什么不同【陆氏说：不能申明正直的言辞，向天王请示以端正疆界，只是专靠武力争夺，不得正道，所以都用同样的辞令来记载】《春秋》的大义，不用混乱来替代混乱【《谷梁传》昭公四年：《春秋》的大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用贤能治理不肖，不用混乱治理混乱。《左传》：用混乱平定混乱，有什么治理可言】所以也记载为“取”，这是正本清源的意思。上一年，莒国人擅自出兵进入向国，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到这里攻打别国夺取城邑，其暴行更加放肆了【原本孙氏、张氏说：征伐，是天子的权力；土地，是诸侯受封的。莒国人擅自出兵攻打别人，又夺取他们的土地，明显是攻打没有正当理由，志在贪图利益，所以两字都书“伐”、“取”，显示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薛氏说：诸侯，说是天子的守臣，土地不是他们私有的，或者夺取它，或者失去它，都是罪过。陈氏说：《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重，所以对外国夺取城邑，在隐公以前就记载，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夺取牛首，之后都不再记载。家氏说：攻打并夺取的，罪过比单纯攻打加重一等。然而文公三年，秦国人攻打晋国，传称夺取王官及郊；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晋国，传称夺取朝歌，都只书“伐”不书“取”。大概因为杞国，是二王之后，到这里与周朝一同衰微，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宋、莒，以这样微小的国家，被命居东夷，攻打并夺取其土地，罪过非常严重，所以书“伐国取地”，以莒国为首要诛杀对象。圣人对二王之后，书法尤其恳切。高氏说：牟娄，紧邻鲁国，鲁国没有体恤邻邦救急的道义，直到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叛逃，来到鲁国，鲁国就接受了，其罪恶可想而知。我认为《春秋》记载外国攻打别国的有一百二十八次，只有这次既书“伐”，又书“取”，其余书围城邑的三次，书伐战的有一次，书伐救的有一次。大概中期以后，争地争城，杀人遍野，诸侯的城邑，今天在这里夺取，明天在那里兼并，得失无常，不值得全部记载，所以传文中说夺取土地而经文中不书“取”的很多。大概因为擅自兴兵残害百姓为重，而土地的掠夺来不及讨论了。由此可知这一年攻打杞国，夺取牟娄，是《春秋》特有的笔法，圣人确实深意所在】

戊申，卫国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完，音丸。州，谷梁传作祝。后面同此。这是记载弑君的开始。桓公在位十六年，这年冬天，他的弟弟晋即位，就是宣公。《公羊传》说：“〇为什么用国氏，是因为他当权。”程子传：“卫庄公娶了齐国的庄姜，没有儿子。陈国女子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嬖妾的儿子，受宠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石碏劝谏，不听。他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禁止他，也不听。”桓公十六年，州吁弑杀桓公而自立。自古以来篡弑多出自公族，大概自认为是先君的子孙，可以做国君，国人也认为这样，而拥戴他。《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警示万世。所以《春秋》初期，弑君者多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