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附録纂疏卷七

译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诗经》朱熹传注说：卫宣公的女儿，作为宋桓公的夫人，生下了襄公后便回到卫国。襄公即位后，夫人思念他，但按礼义不能前往。因为继位之君承受父亲的尊位，与祖父为一体，母亲已出嫁并与宗庙断绝关系，不能因私情而返回，所以作了这首诗。诗中说道：“谁说宋国遥远呢？只要踮起脚尖眺望，就可以看到了。”这说明并非宋国遥远而不可到达，而是按礼义不能前往罢了。身为襄公的人，该怎么办呢？母亲在世时就尽孝道，母亲去世后就尽礼制罢了。

他的垂范训诫影响深远。《通鉴问》说：文姜参与弑君，史书说“夫人孙于齐”，为什么不称“姜氏孙于齐”呢？回答说：“与外部断绝关系就去姓，与内部断绝关系就去氏，内外都断绝关系就姓氏都去掉。”称“夫人孙于齐”，就知道她是文姜了。如果称“姜氏”，怎么知道她不是侄女或陪嫁的妹妹呢？张氏说：文姜的罪恶，上通于天。作为鲁国的臣子和子孙，推究先君被弑的原因，固然不能因为她是嗣君夫人的母亲，就用私恩掩盖大义，所以依据大义去掉“姜氏”，以断绝关系来尊崇国家社稷并重视根本。古代的圣人制定礼仪有等级差别，丧服的轻重有规定，三纲的设立，以丈夫为妻子的纲纪，五服的条例，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这都是为了阐明人伦的正道，让人知道根本，从而把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永嘉吕氏说：史书记载“夫人孙于齐”，那么夫妇母子的义理就断绝了。夫妇母子的义理断绝，那么她就只是普通人了。文姜私通齐侯，她的去世和安葬，都记载为“夫人”。圣人的书写，这样做，难道不是混淆了名实吗？回答说：桓公虽然被弑，但庄公对于母亲，始终按照夫人的礼节侍奉她，他既然把她当作夫人，我们难道可以不称她为夫人吗？圣人的书写，也只是记录事实罢了。李氏《集义》下篇说：知道齐国再次记载“姜氏”，在于贬斥罪恶自然显现。我按：文姜参与弑杀桓公，哀姜参与弑杀两位国君，都是罪大恶极，不能再居住在鲁国，所以都记载为“孙”。虽然不称“奔”，让她好像自知羞愧耻辱而离开，但也可以看出她无处容身，那么断绝她的关系到了极点。哀姜离开而不返回，齐国人讨伐并杀了她，得到了讨伐贼人的义理。文姜又回到鲁国，有时私通有时宴享，去齐国去莒国，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又再次记载，《春秋》并非赞同她回到鲁国，而是深深厌恶鲁国的臣子没有愤恨痛疾之心，不能仗着大义去诛杀她。先儒说唐高宗废黜中宗并迁移他的宗庙，张柬之等人应当废黜她为庶人并赐死，引用《春秋》断绝文姜的义理作为决断，可以说得到了圣人的心意了。《春秋》对于文姜不称“姜氏”，而称“夫人”，《纲目》对于武则天不称太后而称武氏，大概称姜氏，就怀疑她是妾室，而她的罪恶不彰显；称太后，就还是天下的母亲，而不是庶人了。况且圣人删削父母之国的史书，而朱子删削前代的史书，学习其意而不沿袭其文，难道不是深得圣心的重要典籍吗？○啖氏说：《公羊传》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了，说‘孙于齐’，是思念母亲。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记载‘孙’的呢？”大概是看到没有夫人到达的记载，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夫人是跟随灵柩回来的。《谷梁传》说：“在练祭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把她当作人看待。”也是说夫人先在齐国，到练祭时才记录她，这也是不对的。

译夏天，单伯前往迎接王姬。单伯，是我们国君任命的大夫。他负责迎接王姬，是让我们做主婚人。经文没有写“如”（前往），谷梁子认为这是因为道义上不能接受在京城受命。桓公在齐国被杀，让鲁国为齐国主婚行礼，这在道义上本来就不能接受。这清楚地表明，如果忘记亲仇、释去怨恨，就无法确立做人的准则。

秋天，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鲁国与王室是至亲，为主婚王姬也是旧例。馆舍在国内，必定有固定的地方。现在特意在城外修建，谷梁子认为仇敌之人，不应用来接待婚姻。穿着丧服，不应用来接待穿戴礼冠的人。知道这样做不合适，所以特意在城外修建。在城外修建，算是合乎变通的正道吗？回答说：不合正道。鲁国有三年的丧期，天王在道义上不应当让鲁国主婚。鲁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在道义上不可以为他主婚。在城外修建馆舍虽然适宜，但不如推辞而不主婚更为正当。因此君子重视端正根本。有人说：天王有命令，本来就不能推辞。派单伯去京城迎接，上面符合尊崇周王的原则，在下面为王姬修建馆舍，也没有违背居丧的礼节，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用平常的礼节来说，是可以的。现在庄公有杀父之仇，正处在居丧守孝之中，这是礼制的大变。却为他主婚，这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春秋》对这件事第一次记载（迎王姬），第二次记载（筑馆），又再次记载（归齐），其意义在于强调复仇的重要性，向天下后世显示臣子不可忘记君主和父母的道理。所以虽然筑馆在城外，也不认为合乎礼制，而特意记载下来。

译高邮孙氏说：齐桓公在齐国被杀，仇敌尚未报复，周天子却立刻让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庄公应当推辞，直到请求得到允许才停止。当时并非没有同姓的诸侯，大概是庄公没有推辞罢了，推辞不坚决与不推辞是一样的。知道主持婚事不对而在城外修筑馆舍，哪里比得上推辞而不修筑馆舍呢。陈氏说：齐襄公杀害鲁桓公，天子不能纠正，却让鲁国主持王姬嫁给齐国的婚事，那么鲁国难道没有推辞的理由吗？高氏说：夏天迎亲而秋天修筑馆舍，又可见前面迎亲是太早做打算了。我认为：庄公这时畏惧齐国的强大，不把杀父之仇当作仇敌，正想与齐国结好，以求安定，所以自从主持王姬的婚事之后，今年在防地讨伐卫国，明年一同狩猎，又明年再次在防地讨伐卫国。他仇视齐国的意思，在举动中毫无显露，那么不是畏惧王命而不敢推辞主持婚事，实在是畏惧齐国而不肯推辞。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庄公忘记仇恨的罪过就无法掩盖了。赵氏说：《左传》说“在城外是符合礼制的”，与仇敌主持婚事，即使在城外，难道符合礼制吗？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庄公也在位八年，其弟杵臼继位，这就是宣公。髙氏说：庄公与周桓王同时代，周王名林，陈公也名林，这是君臣同名。周王派遣荣叔来赐予桓公册命。这是赐命的开始。《公羊传》说：锡是什么？是赐与。命是什么？是加给我服饰，世代奉行其言。这是追赐桓公的命。《谷梁传》说：礼制中有受命，没有来赐命。赐命是不合正道的。生前不服从，死后追赐，是不正道的极致。杜氏说：荣叔，是荣氏的字。

啖助说：不称天王，是因为宠爱篡弑之徒，亵渎了三纲。何氏说：礼制有九锡，一是车马，二是衣服，三是乐则，四是朱户，五是纳陛，六是虎贲，七是弓矢，八是钺，九是秬鬯，这些都是用来劝勉善行的。死后应当加赠美谥，不应当加赐九锡。桓公行为实在恶劣，却追赐他九锡，尤其违背天道，所以不称天王。陈氏说：桓公篡位自立，周人却不认为他有罪，宰渠伯纠来聘，仍叔家父又来聘，直到桓公去世都不能纠正，反而追赐册命，贬斥必然针对最严重的罪行，没有比追赐册命更严重的了，所以在这里进行贬斥。《春秋》记载周王派遣使者聘问桓公达三次，死后又追赐册命，大恶不讨反而施加恩礼，谁不会因此被鼓励作恶？《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起，难道没有缘由吗？《春秋》记载周王，必定称天，所居的是天位，所行的是天道，所赏的是天命，所刑的是天讨。如今桓公弑君篡国，而周王不能诛讨，反而追赐册命。孙氏说：桓公是弑逆之人，庄王生前不能讨伐，死后又追赐九锡，庄王作为天子的情形由此可见。无天理到了极点。陆氏说：这是说不能效法上天。桓公没有王法，周王没有天理，他们的过失难道是小恶吗？成风被尊为夫人，使妾与嫡妻并列，没有区别，所以经文用同样的笔法记载。刘氏说：天子的道义，必定纯粹效法上天，天道给予善人、剥夺恶人而没有私心。如今桓公篡君夺国，最终不接受册命，而周王不能诛讨，反而追赐册命，这是无天理的极致，他们的过失难道是小过小恶吗？成风被尊为夫人，使妾与后并列，没有区别，所以经文用同样的笔法记载。《春秋》讥刺周王的地方很多，唯独在赐桓公册命这件事上，以无天理来责难他，是因为天子的地位最尊贵、最重大。如今臣子弑君，妾室僭越嫡妻，而周王却尊崇礼遇他们，那么王义就废弛了，人伦就灭绝了，不可以不深深贬斥。范寗竟然以出居在郑国、来聘求车三件事作为证据，认为这不符合道义，这是错误的。

王姬嫁给齐国。杜氏说：不记载迎亲，是因为鲁公不参与交接。

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是旧例了，在其他公在位时常事不记载，这次单独记载，是因为嫁给了齐国。在京城迎亲，在外面筑馆，如果不记载嫁给齐国，就无法看出罪责所在。记载嫁给齐国，那么忘记亲恩、释放怨恨的罪责就显明了。《春秋》复仇的道义就明白了。孔氏说：成公九年，伯姬嫁给宋国，宋国不派卿迎亲，不合礼。迎亲的不是卿，所以不记载。这里说公不参与交接，是因为公不参与交接，即使是卿也不记载。大概十一年，齐侯来迎共姬，经文不记载，就是这个缘故。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这是记载迁移的开始。《公羊传》说：迁移是夺取的意思。对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认为它重大。为什么重大？因为从此开始灭亡纪国。杜氏说：郱在东莞临朐县东南，郚在朱虚县东南，北海都昌县西有訾城。齐国想要灭亡纪国，所以迁徙这三个城邑的百姓而夺取他们的土地。愚按：临朐县现在属于益都路，都昌县就是现在益都路潍州昌邑县，朱虚现在属于益都路密州。郱、鄑、郚是纪国的三个城邑。城邑不说迁移，迁移不说军队，用军队迁移它们，表明纪国百姓还足以守卫，而齐国人强暴，用大军逼迫，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国。凡是记载迁移的，从此就灭亡了。愚按：经文记载迁移人国城邑的，有三十年宋人迁移宿，闵二年齐人迁移阳，都是逼迫使之成为自己的属国而灭亡他们。《春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迁移国家城邑的不再贬斥，罪责就已经显现了。不再贬斥，是说直接记载其事，不必更加贬黜，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不贬绝以显现罪恶。薛氏说：黄之盟才过了两年，现在又迁移纪国三个城邑，强暴肆无忌惮到了极点。沙随程氏说：土地人民都占有叫做取，驱逐其人民而占有其土地叫做迁。张氏说：逼迫迁移三个城邑的百姓，不服从的就夺取其土地，实际上是用齐国的百姓。永嘉吕氏说：诸侯的国家都受之于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强者不可以力并，诈者不可以欺骗夺取。纪国的土地人民受之于天子，齐国怎么能迁移他们呢？纪国的灭亡开始于此，圣人所以记载军队而深深痛恨它。啖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取，是为襄公避讳。按夺取他人城邑不是善事，如果为之避讳，就是掩盖恶行。《谷梁传》说：纪国是国，郱、鄑、郚也是国。有人说迁移纪国到郱、鄑、郚，按下文有纪侯大去其国，明白此时没有迁移，所以知道是纪国的三个城邑。刘氏说：齐国一支军队必定不能同时迁移两个国家，夺取郜、夺取防尚且分别记载，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已庄王丑五年】二年【齐襄六晋缗十三卫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郑厉九子仪二曹庄十陈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庄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春季周王二月。陈庄公。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公羊传》、《谷梁传》说：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杜氏说：

译庄公当时十五岁，庆父是庄公的庶兄。于余丘，是国名。我按：如今济南路有章丘县，其地连接鲁国，怀疑就是于余丘的故地。

译查考《左传》和《公羊传》，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临川吴氏说：“于”是发语词，就像说“于越”一样。】既然说是攻打，这不过是个城邑罢了，为什么用“伐”字呢？这是为了记载庆父掌握了兵权。【高氏说：“把这件事夸大，好像攻打一个国家一样。”】庄公在防地即位，首先让庆父主持军事，最终导致了子般的祸患。在余丘这件事，按史法本不该记载，圣人特意记载下来，是为了记录动乱的根源，作为后世的警戒。鲁国在春秋时期被弑杀的君主有三位，那些弑君者没有不掌握鲁国兵权的。公子翚两次担任主将，【“翚”读去声】专权干预诸侯事务，不听从隐公的命令。【隐公四年，翚攻打郑国，是坚持请求才去的；隐公十年，翚先于齐、郑两国攻打宋国。】仲遂在两代君主时擅自掌握兵权，进入杞国，攻打邾国，会师救援郑国。【僖公二十七年，他率领军队进入杞国；僖公三十三年，率领军队攻打邾国；文公九年，会师救援郑国。】三军服从他的威令已经很久了，所以翚弑杀隐公，而寪氏【“寪”音委】不能明察他的罪责。【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弑杀隐公，立桓公后讨伐寪氏，有人因此被杀。】庆父弑杀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制他的恶行。【庄公病重时询问继承人，季友说：“我誓死辅佐子般。”子般即位后驻扎在党氏，共仲派圉人荦在党氏杀害了子般。】公子遂杀害恶和视，而叔仲惠伯不能免于死难。【襄仲想立宣公，叔仲不同意，襄仲杀了恶和视，假借君命召来惠伯，杀了他并埋在马粪中。】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春秋》所记载的，是为了提供长远的警戒。【张氏说：庄公即位后，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比率领全国共同仇视不义的齐国更紧迫的了。舍弃这个，却任命将领统帅军队，先去攻打无罪的小国，兴兵没有正当理由，而庆父凭借尊贵的亲属身份掌握兵权，让他得以执政并控制全国大权，军政的根本已经丧失，权力下移，从而酿成了日后子般、闵公的祸患，所以详细记载以讥讽他。蜀地杜氏说：这里用大夫专权而写出公子名字的笔法，大概是圣人痛恨他们不能为齐国报仇，用这种笔法来显示大义，意思是说：作为国君的儿子，却不知道君父的仇敌。沙随程氏说：记载攻打国家，公羊、谷梁认为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大概是邾国的附庸。王氏说：于余丘是小国，大概是后来归属邾国。啖氏说：前后没有城邑用“伐”字的。我认为：无骇进入极，杜预注解说极是附庸小国，而贾逵认为是戎人的城邑；宣公九年夺取根牟，杜预注解说根牟是东夷国家，而《公羊传》说是邾娄的城邑。然而经文中记载城邑必定要系属国家，比如取鄟、取邿、取鄫，这些都是小国。我切身体会，极、于余丘、根牟都是小国罢了。庆父率领军队，不妨碍他掌握了兵权。攻打国家还是攻打城邑，不必详细辨析。】

秋天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公羊传》、《谷梁传》说：因为鲁国是她的主婚人，所以记载她去世。】

本国女子嫁给诸侯为妻，就记载她去世。王姬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比照本国女子为她服丧。所以《檀弓》说：“齐国报告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有人说：因为王姬是从鲁国嫁出去的，所以为她服出嫁姊妹的丧服。【孔氏说：周天子命令鲁国做主婚人，把她比照为鲁国女子，所以为她服出嫁姊妹的丧服；范氏说：主持她的婚事就有兄弟之恩，死了就为她服丧；临川吴氏说：礼经本来没有为王姬服丧的规定，庄公因为齐国报告丧事，特意为她服丧来讨好齐国。】丧服是根据情感来制定节制的。庄公对齐王姬已经很厚待了，那对不共戴天之仇（齐襄公杀鲁桓公）怎么想呢？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守三年的丧礼，却去察究缌麻、小功这些细微的丧服。【本于《孟子》】特意记载王姬去世，是为了彰显他的罪过。【薛氏说：主婚人为新娘服丧，是从庄公开始的。这是为了取悦齐国吧？沙随程氏说：礼制上对舅舅的妻子没有丧服，对外祖父母才服小功，现在因为世仇却厚待她的丧事，是不合礼的。不然的话，外夫人去世是不记载的。张氏说：庄公舍弃不共戴天的仇敌，却主持齐国夫人的丧事，只知道有齐国而不知道有父亲，他的罪过可以说很大了。所以从迎娶王姬到这里特意记载，屡次记载，言辞繁复而不删减，以纠正他玷污大伦、诬灭天理的罪过。这就是所说的委婉而成章法。我认为：《周礼》中为王后齐衰解除丧服的，说诸侯为她服不杖期，本来没听说过主婚的女子要为她服丧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去世不见于经书，那么当时诸侯对王后的丧礼就很简略了，却为王姬服丧，其重视的是齐国而不是周王室。有人认为这是尊崇王命，就过分了。】

冬天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禚，音诸若。《公羊传》作郜。《左传》记载这是奸情。《谷梁传》说：妇人不说“会”，说“会”是不正当的。这太荒淫了。杜氏说：禚，是齐国的地方。会盟不是夫人该做的事，明显地记载下来。连年外出会盟，其义理都相同。夫人出行不合礼制，所以回来都不记载。】

妇人没有外事。【本何氏注。永嘉吕氏说：父母在世就回娘家省亲，《葛覃》称回娘家省亲父母就是。父母去世就派卿去省亲，楚子庚聘问秦国为夫人省亲就是。】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跨门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大记》：妇人迎客送客不下堂。】在家服从父亲，出嫁服从丈夫，丈夫死了服从儿子。【见《大戴礼·本命篇》】现在在禚地会见齐侯，这是庄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诗·猗嗟》小序：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用礼防范约束他的母亲，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所以赵匡说：姜氏和齐侯的恶行显露了，这也是用来批评庄公的。说：儿子可以制约母亲吗？丈夫死了服从儿子，这是通用于下层的，何况是国君？国君，是人神的主宰，风俗教化的根本。不

译能够治理好家庭，对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像庄公这样的人，怀着哀痛思念父亲，以诚恳恭敬侍奉母亲，用威严刑罚督促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难道会白白前往吗？夫人之所以前往，是因为庄公的威严命令无法施行，哀痛之情未能达到极点罢了。资中黄氏说：天下后世作为人子却让母亲落到这般地步，是最大的罪过。高氏说：夫人称姓氏，是因为贬斥不再重复。张氏说：《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之书，观察《春秋》的书法如此，那么以孔子承担周公的职责，纠正文姜的罪过，必定不会免于管叔、蔡叔那样的诛杀。家氏说：姜氏身负弑君未讨的罪责，刚除去丧服就前往防地会见兄长，齐襄公正有王姬伉俪去世的哀痛，没过多久就与妹妹淫乱，这是天下的大恶，天地所不容。圣人因此缘故，在《春秋》中连续书写这类事件来诛讨她。我按：《春秋》末尾，公父文伯的母亲在防门与季康子交谈，都不越过门阙。祭祀悼子，季康子参与，不接受祭肉，撤去祭器后不宴饮。孔子听说后，认为这符合男女有别之礼。即使季氏时代风俗浅薄，而敬姜独自能守礼而不违背。《春秋》详细记载文姜的行为，虽然国家的丑恶不能忌讳，但其扬善抑恶的心意，也如同赞美敬姜的意思吧。赵氏说：《谷梁传》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如果这样，那么父母健在时，难道能断绝她们归宁吗？又未出嫁的女子、守寡的妇人，难道能越过国境吗？

译乙酉日，宋公冯去世。冯，音皮氷。庄公在位十八年，儿子防继承君位，这就是闵公。高氏说：观察宋庄公忌刻求胜导致败亡的同类情况，就可以知道穆公不把国家传给儿子的原因了。

庚庄王寅六年，即鲁闵公三年。齐襄公七年，晋缗公十四年，卫惠公九年，黔牟五年，蔡哀侯四年，郑厉公十年，子仪三年，曹庄公十一年，陈宣公二年，杞靖公十三年，宋闵公防元年，秦武公七年，楚武王五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公子溺会合齐国军队攻打卫国。《左传》说：因为憎恶卫侯的缘故。谷梁子说：这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他为公子呢？憎恶他会合仇敌去攻打同姓国家，所以贬低他而直呼其名。范氏说：齐国接纳了天子认定的罪人，为他兴师动众，而鲁国与之同流合污，所以被贬斥。有杀父之仇却放下怨恨，罪过已经很大了，何况还结党兴兵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呢？高氏说：卫朔逃到齐国，齐国想要接他回国即位，然而周天子断绝了卫朔并立公子黔牟为卫侯，鲁国却兴兵会合仇敌，违抗天子的命令，接纳不义的君主，罪过太大了。薛氏说：不报大仇，反而与他一起出兵，舍弃自己的田地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说的就是庄公啊。溺没有记载率领军队，是因为他所率领的士兵很少。家氏说：有人说卫朔在齐国，这次会合齐国接卫朔回国，不是成全父亲的志向吗？接卫朔回国是父亲憎恶的事，不能为父亲报仇，反而成全父亲的憎恶，更加不孝了。资中黄氏说：溺被贬斥而去掉族称，与没有赐给氏的情况不同。蜀地杜氏说：庆父专权用兵，不需要贬斥其恶行就自然显现，溺去掉族称，说明他的恶行比庆父更甚。

夏季四月，安葬宋庄公。五月，周桓王去世。

左氏说：这是迟缓了。杜氏说：因为桓王在十五年崩逝，到七年才安葬。天子七月安葬，天下统一车轨的诸侯都到达；诸侯五月安葬，同盟的诸侯到达；大夫三月安葬，同职位的官员到达；士一个月安葬，外亲到达。《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周王崩逝到现在大概七年了。先前的儒者有人说天子不忘记安葬。谷梁传认为天子只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因为时间到了。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其道理不容置疑。又有人认为不记载安葬是因为这是常事。刘氏《意林》说：国君亲自参加丧礼不记载安葬，是常事；不亲自参加丧礼则记载安葬，是非常事。事情哪有比安葬天子更大的，可以不加记载吗？生死终始之际，是人道的大变，怎么能把它当作常事而不记载呢？高氏说：平王崩逝，向诸侯求取助丧财物然后才能安葬；桓王崩逝七年才安葬，大概是因为承接诸侯背叛、王师战败之后，力量更加不足了。用天下之力安葬一人，怎么可以迟缓呢？圣人记载此事以彰显天下臣子的罪过，意思是如果改变了安葬的礼仪，圣人就会明确记载了。庄王以后王室更加衰弱，没有因迟缓安葬而记载的，却有快速安葬的，大概是礼仪更加简略了吧？薛氏说：七年才安葬，哀叹王室没有忠臣孝子。沙随程氏说：周人东迁之初还有志于归葬，后来侵削更加严重，所以在这里才开始安葬。张氏说：鲁国派遣使者前往吊唁，所以不记载国君前往；又不记载卿大夫前往，只记载桓王的安葬。统一车轨都到达的礼仪已经不再实行，于是诸侯厌恶它害己而去掉典籍，先王的丧礼仅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士丧既夕和士虞罢了，可惜啊！陈氏说：吊唁安葬不记载人名，是怠慢。文公派公子遂安葬晋侯，叔孙得臣安葬襄王，这是同等对待周和晋；昭公派叔公安葬宋公，滕侯，叔鞅安葬景王，这是同等对待周和宋、滕。同等对待还可以，晋景公去世，成公吊丧而定王不安葬；楚康王去世，襄公送葬而灵王不安葬。不臣服于周而屈服于晋楚，春秋为此避讳，所以春秋不仅仅记载安葬。刘氏说：公羊、谷梁认为改期安葬是错误的。如果真是改期安葬，应该像改期占卜那样记载“改”字。世道衰微礼仪废弛，什么事没有，怎么能断定桓王之前已经安葬了呢？

秋季，纪季带着鄗地投奔齐国。鄗，音户圭。《左传》说：“纪国从此开始分裂。”《公羊传》说：“纪季是纪侯的弟弟。”鲁子说：“请求保留五座宗庙，以供奉姑母和姐妹。”《谷梁传》说：“鄗是纪国的城邑。投奔齐国，是指用鄗地侍奉齐国。”杜氏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纪季带着城邑投奔齐国，成为附庸，祖先祭祀不废，所以书写他的字以表示尊贵。”鄗是纪国的城邑，在齐国东安平县。郑氏说：“在博州。”我按：现在属于东昌路尃平县。

大夫不能擅自使用土地，公子不应当离开国家。窃取土地以侍奉敌国，抛弃君主以躲避祸患，这不是人臣该做的。所以春秋的道义，私自逃跑的一定记载为“奔”，有罪的一定加以贬斥。现在纪季不记载“奔”，就不是窃取土地；不记载名，就不是贬斥。诸侯兄弟被贬斥就记载名，宋辰、秦鍼之类就是这样；不被贬斥就记载字，蔡季、许叔之类就是这样。纪季不记载“奔”，是因为有纪侯的命令。所以不记载名，是因为天下无道，强众互相欺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讨伐，委屈自己侍奉齐国，请求保留五座宗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的罪过。所以没有贬斥他。刘氏说：纪季看到齐国必将灭掉纪国，所以请求先臣服齐国以退敌兵，为了安定君主、保存国家的缘故，割地侍奉仇敌，援引存亡继绝的道义，使宗庙得以血食，后嗣得以复见，叔姬归鄗就是证明，可以说他通晓权变。说“入”是难词。何氏说：“入”是难词；陈氏说：纪侯还在而纪季带着鄗地投奔齐国，如果是以城邑叛变，应该称字。

译这是纪侯的本意。齐襄公从桓公初年就开始，挟持郑国来图谋纪国，黄国为鲁国求和，纪国也无法幸免，迁都到郱、鄑、郚，纪国的存续已如丝线般微弱。季姜带着〇地进入齐国，纪国从此开始分裂，这是把国土分给齐国。齐国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如果能使纪国免于灭亡，没有不做的，这是纪侯的本意。因此称其字，不称字就会让人怀疑是宋国的鱼石、邾国的庶其。张氏说：王道不行，霸主未起，强国吞并小国毫无顾忌地肆意妄为，小国无法对抗，只能使用谦卑的言辞屈从于敌人，以保存宗庙祭祀，让先王建立的诸侯国听命于强暴，所以《春秋》对季姜没有讥讽，记载“入”字以记述其艰难，大概是怜悯她。高氏说：纪侯自料国家将亡，将季姜送回京师，但周天子最终不能主持正义，向鲁国求援，而邻国终究不能救援，与其残害百姓、断绝祭祀，哪里比得上让季姜带着〇地作为附庸去侍奉齐国，或许宗庙祭祀还能不灭。这是权宜之计以缓解祸患，是极其不得已的情况。按王法来说，擅自将天子封邑割让给齐国，齐国接受别人的封邑都有罪，所以记载“入”字以显示大义，分割土地离开故国，降低志向侍奉仇敌，不是季姜的本心，而是把宗国的命运寄托在她身上了。圣人宽恕季姜而重罪齐侯。赵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贤德。’这乃是纪侯的命令，况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哪里算得上贤德呢？”刘氏说：“《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不对。这是自己前往的‘入’，而不是回归的‘入’。如果内部可以接受，就会说‘归于齐’吗？”

译冬季，鲁庄公驻扎在滑地。《公羊传》和《谷梁传》将“滑”写作“郎”。《左传》认为，这是为了与郑伯会合，谋划救助纪国。郑伯以困难为由推辞。军队驻扎一晚称为“舍”，两晚称为“信”，超过两晚称为“次”。《公羊传》指责鲁庄公想救纪国却最终未能做到。杜预说：“滑是郑国的地方，位于陈留郡襄邑县西北。”我按：襄邑县现在属于汴梁路睢州。

《谷梁传》说：“次”就是驻扎停留。赵氏说：军队驻扎称为“次”。这表示有所畏惧，想救纪国却无能为力。临川吴氏说：纪国即将灭亡，因为婚姻的关系向鲁国告急，鲁庄公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出兵驻扎在滑地，准备与郑伯会合为纪国谋划，并向齐国乞求怜悯。郑伯知道齐国灭纪不可阻挡，所以推辞而不与会。张氏说：鲁庄公怜悯纪国的灾难，但估量自己的力量终究无法救援，所以驻扎军队在滑地，打算以郑伯不与会为由向纪国推辞，并非真正有救纪的决心。他连杀父之仇都忘记了不去图谋，哪里真的有心保存纪国呢？所以史书只记载“次”，表明出兵没有正当理由，以此深加讥讽。

《春秋》记载军事征伐，若用“次”字表示是善举；记载救援，若用“次”字表示是讥讽。驻扎在滑地，是讥讽。高氏说：只写“次”，就像无故自行出兵一样。薛氏说：写“次”并不能区分事情的轻重。

鲁国与纪国有婚姻之好，应当体恤其患难；对齐国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能救纪国，抑制齐国，一举两得，两全其美。杜预说：庄公警惕地出兵，如果坚决执行，那么复仇和救弱之义就都保全了。见到正义的事不做，反而有所畏惧，这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记载“公次于滑”来讥讽他。有人说孔子的意图在于讽刺没有王命，如果讥讽其怯懦，就应当褒奖勇敢的人，那么《春秋》就成了鼓动战乱的书（见赵氏《纂例》）。说这种话的人错了。

《易经》“谦卦”六五爻辞说：“利用侵伐。”程子传：五爻以君位的尊贵而持谦顺的态度对待下属，众人归附。但君道不可只崇尚谦让，也必须以威武相辅，然后能服天下，所以利于征伐。“师卦”六四爻辞说：“左次无咎。”同上：四爻以柔居阴位，不是能进取克敌的人。知道不能进取而退却，所以向左驻扎没有灾祸。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行军的常理。可以进取却退却，才是灾祸。进退勇怯，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怎么可以专门把勇敢视为鼓动战乱而不给予肯定呢？

我按：《春秋》记载军队驻扎的有十三次。在滑地、成地驻扎，是想救援；军队在郎地驻扎，齐宋在郎地驻扎，齐卫在五氏、垂葭、渠蒢驻扎，楚蔡在厥貉驻扎，是想征伐。全都以没有正当理由来记录，都是为了表示讥讽。现在考察驻扎在滑地之后，纪侯离开国家，随即与齐国在禚地打猎；驻扎在成地之后，齐人降服鄣国，随即与齐国在鲁济相遇，不能救纪国和鄣国，却没有愤恨之心，这说明庄公只是假装救患的虚声，实际上没有志于救纪和鄣。军队驻扎在郎地，最终有围郕的战役；齐宋驻扎在郎地，随即有乘丘的败绩；齐卫三次驻扎，楚蔡驻扎在厥貉，最终有伐晋、伐麋的行动。他们驻扎的原因，并非有悔祸班师之谋，而是养恶伺机之阶。救援者不记载其救援，讥讽其实际不能救援；征伐者就记载征伐，围困者就记载围困，战败者就记载战败，讥讽其不能悔过迁善。至于齐桓公伐楚，驻扎在陉；晋悼公伐郑，驻扎在鄫；这是不忍残害百姓，其驻扎是善举。如驻扎在聂北救邢，驻扎在匡救徐，救晋驻扎在雍榆，虽然救援迟缓，但比起想救而不能救的人，也有区别了。

鲁庄公四年（齐襄公八年，晋缗公十五年，卫惠公十年，黔牟六年，蔡哀侯五年，郑厉公十一年，子仪四年，曹庄公十二年，陈宣公三年，杞靖公十四年，宋闵公二年，秦武公八年，楚武王五十一年）。

春季，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设宴招待齐侯。《公羊传》和《谷梁传》将“享”写作“飨”。《谷梁传》说：“飨”太过分了，招待齐侯是为了羞辱齐侯。杜预说：“祝丘，是鲁国的地方。”

“享”是两国国君之间的礼仪，用来训示恭敬节俭。《左传·成公十二年》：“享以训恭俭。”两国国君相见，在宗庙中举行享礼，是合乎礼制的。《周礼·大行人》：“在庙中将币三享。”我按：天子在庙中招待诸侯，那么诸侯相互招待也应当在庙中。牺牲和象不出门，嘉乐不在野外合奏。《左传·定公十年》：夹谷之会，齐侯将要招待鲁公，孔子对梁丘据说了一番话，于是没有举行享礼。如果不是两国国君相见，又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在野外招待诸侯，太过分了。高氏说：礼制规定，姑姊妹已嫁回娘家，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何况使用两国国君相见的礼仪呢？这只是为了名义罢了。吕氏说：以前曾经会合过，但没有举行享礼。现在举行了享礼，又再次与齐师会合。人做坏事，一旦放纵，就像洪水到来，不知极限。临川吴氏说：古代饮食之礼有三种：享、食、燕。燕礼最轻，主要在于饮酒，食物不丰盛。食礼次之，食物很丰盛但不饮酒。享礼最重，饮酒如燕礼之多，食物如食礼之备。即使是国君和大夫，也没有在野外举行享、食、燕之礼的，何况妇人呢？但这不足以责备。家氏说：夫人以前去掉姓氏，现在称姓氏，去掉姓氏是为了诛责其叛逆，加上姓氏是为了彰显其淫乱。齐襄公出奔，姜氏前往会合，如同禽兽没有分别。《春秋》记载“孙”则去掉其族氏，记载“会”、记载“享”，则揭示其姓氏，大概是表示有别于禽兽。

译这也是用来讨伐她败坏伦常的罪行。张氏说：借先王的礼制来行禽兽般的行为，是大乱之道。汉代人曾说：淫乱的开端，其演变结果就是篡位。文姜的行为，亵渎扰乱了周公制定的礼法，鲁国人沿袭这种风气三十多年，最终导致子般、闵公接连被弑杀才停止。圣人创作《易经》，以防范家庭内部的混乱，作为《家人》卦的起始，留下的训诫深远啊。我按：《周官》、《仪礼》中有天子、诸侯、大夫宴饮的礼仪，而《春秋》对于晋侯宴请齐侯、宋公宴请晋侯、楚子宴请鲁公、小邾子和郯子来朝见、鲁公与他们宴饮、鲁公宴请宰周公、范宣子在蒲圃宴请晋国六卿、寗俞和华耦来、鲁公与他们宴饮，都没有记载在史册上。即使是郑伯宴请周王、周王宴请晋侯，也没有记载。而记载夫人宴请齐侯，是因为这不合礼制。

译三月，纪伯姬去世。【《谷梁传》说：外国诸侯夫人去世不记载“卒”。我国的女子嫁给诸侯，地位相同，因为我国为她改变丧服礼仪，所以记载“卒”。范氏说：按照礼制，诸侯对旁系亲属只服为期一年的丧服，但姑母、姐妹、女儿嫁给国君，地位与自己相同，就改变不服丧的惯例，为她服为期九个月的大功丧。孙氏说：伯姬，是隐公二年纪裂繻迎娶的女子，本国女子嫁给国君，服大功丧，是常事。这里记载“卒”，是因为下文纪侯离开国家，齐国逼迫伯姬，愚按：本国女子成为诸侯夫人的有七位，只有纪伯姬、宋伯姬记载“卒”并记载“葬”，大概是哀悯纪国灭亡，褒扬共姬的贤德，而详细记载其始末。鄫季姬、纪叔姬只记载“卒”和“葬”，这是常例。郯伯姬、齐子叔姬不记载“卒”，是因为她们遭遇变故不能回国，不属于地位相同的比较。杞伯姬不记载“卒”，大概是因为没有报丧。不是夫人的有七位：僖公九年的伯姬去世，文公十二年的子叔姬去世，许嫁称字，比作地位相同。莒庆叔姬、宋荡伯姬以及嫁给齐国高固的子叔姬，则是嫁给大夫而不记载“卒”。至于纪叔姬，不是夫人却记载“卒”和“葬”，是因为她贤德而特别记录，这是《春秋》的变例】○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苏辙说：郑伯是子仪。桓公十五年，记载“突突然出逃奔往蔡国”，“忽回到郑国”，同年九月，“突进入栎邑”。十七年，高渠弥杀害忽，立子亹【音尾】为君。十八年，齐襄公杀死子亹，郑国人立子仪。庄公十四年，突派傅瑕杀死子仪而入主郑国。那么在垂地相遇的，是子仪。那么郑国有两位国君可以吗？《春秋》有一国两位国君的情况，郑国的突与仪，卫国的衎【苦旦反】与剽就是这样。突、衎始终被视为君子，仪、剽虽然分别做了郑国十四年、卫国十一年的国君，都是能胜任国君的人。所以《春秋》根据他们的实际地位称他们为国君。那么《春秋》赞同谁呢？回答说：都不赞同。突入主郑国是篡位，衎出逃是因为厌恶政事，仪、剽虽然是国人所立，但突、衎还在，这并不是安定的局面。所以这四个人，《春秋》都不明确赞同，只是不掩盖他们的实际身份罢了。君子不幸处于这种境地，像子臧、季札那样就可以了。不这样做，祸乱就不会停止。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好。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不是子仪【详见二十一年通防，苏子由认为郑伯是子仪，说《春秋》有一国二君，他的说法辩论有力，道理通达，善于阐发《春秋》的含义。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始终能胜任国君，所以不掩盖他的实际身份，并不是赞同他。正因为不掩盖他的实际身份，所以出奔、入栎、在垂地会合都记载他的爵位。正因为不赞同他，所以归郑、奔蔡、入栎都记载他的名字。《春秋》对于世子忽尚且不记载爵位，何况子仪这种临时代理的人呢？高氏说：有人认为这个郑伯是子仪，不对。忽作为世子出逃，尚且不能称“子”，他复归尚且不能称爵位。子仪趁间隙得以即位，他做国君的时间很短，怎么敢轻易离开国都而与诸侯会合呢？所以知道这个郑伯就是突。高渠弥杀害忽，立子亹。齐人杀死子亹，立子仪。《春秋》都隐去不记载，是因为以突为郑伯的缘故。项氏说：子仪在国内，只是空拥虚位，君子认为称郑伯的必定是突。忽是先君的世子，继承君位，他在国内时，尚且以突为郑伯，何况子仪呢？襄陵许氏说：齐与陈、郑在垂地会合，大概是图谋夺取纪国，因此纪侯遭遇危难而离开。愚按：没有约定而会合叫“遇”，《春秋》诸侯私下约定，却使用没有约定而会合的礼仪，记载它就是为了讥讽。何况三国国君相会，也等同于没有约定而相遇，其简慢诡诈更加明显了】

纪侯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左传》：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纪季交给齐国，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是为了躲避齐国的灾难。《公羊传》：大去，是什么意思？是灭亡。《谷梁传》：纪侯贤德而齐侯灭了他，不说是“灭”而说“大去其国”，是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

凡是“大阅”、“大雩”、“大搜”，而称为“大”的，是讥讽其僭越。“大无”，是记载粮仓枯竭。“大去”，是土地、人民、礼仪、器物全部抛弃而不顾【“大去”，就像荀偃说的“大还”，妇人被夫家休弃为“大归”，大概凡是可欲之物都抛弃不顾，一去不复返】有人说：以争夺国家为小事而不做，以离开国家为大事而去做。守护天子的疆土，继承先祖的祭祀，没有比这更重的道义了。抛弃而离开，没有贬义吗？回答说：拥有国家的人，从道义上说，是世代守护，如果不是自身所能做到的，就应当效死而不离开。从道理上说，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也可以离开而不守护。在这两者之间，看选择如何罢了。那么拿大王离开邠地的事来比拟，可以无愧了吗？回答说：大王离开邠地，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纪侯离开国家，一天天面临灭亡，怎么能比拟大王呢【刘氏说：大王的事，是狄人。用珠玉、犬马、皮币侍奉他，还不停止，然后才离开。纪季把纪国献给齐国，也是纪侯侍奉齐国的方法，还不停止，然后才离开。所以纪季在前没有讥讽，纪侯在后被视为贤德】所以圣人赞同不争而离开，而不赞同离开而不能保全。赞同不争而离开，因此不同于失地的国君，而不称其名。不赞同

译他离开而不复存在，因此史书只记载叔姬归宁，而不记录纪侯的去世，以表明他是国君的末代【末，即防，通“访”问。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杜氏认为这是不回来的说法，谷梁传认为是不遗留一人的说法。如果说他贤德，却没听说他能像周太王那样迁居岐山之下。如果说他力量不敌而允许他离开，那就违背了孟子“效死不去”的道义。如果说纪季能依附于齐国，祭祀不绝，可以免除纪侯的罪责，那么鄫国世子巫依附于叔孙豹，却没有特别列为诸侯；吴人、鄫人参与戚地的会盟，而鄫国降位在吴国之下，由此看来，不能自强的人，是圣人所不取的。那么纪侯怎样才合适呢？“大”字是他的名字吗？回答说：伊川先生认为先王用“大”作为纪侯的名字，是为了谴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我担心纪侯是因为争夺国土是小事而不做，因为离开国家是大事而做了。纪侯被齐国逼迫，即使他的夫人还在殡期也不顾惜，必定不会带着仪仗器物随行，想要借助诸侯的礼仪来增加分量。他比那些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的人贤德多了，所以不剥夺他的爵位，不书写他的名字。而说“大去其国”，“大去”类似于“大无麦禾”之类的说法，有离开国家的名称，却没有离开国家的正道，所以圣人详细记录叔姬，而不记载纪侯的去世。尧舜禅让，汤武征伐，道义都在于此，学者默默领会、心领神会就可以了。《宪问》篇说：纪侯不能保全他的社稷，出逃而不复返，有什么贤德可言？《春秋》记载纪侯离开他的国家，足够了，加上“大”字，似乎不符合圣人立言的方法。有人把“大”当作纪侯的名字，《春秋》以此来谴责他，又没有什么依据。回答说：“大去”是指土地、人民、仪仗器物，全部抛弃而不顾惜。他让弟弟带着封邑归附齐国，请求保留五庙祭祀，自己则舍弃国家而离开，使百姓免于死亡，所以不写他的名字，并不是称赞他贤德，而是因为他不争战而离开，与战败出奔的人不同罢了。先儒有用周太王的事情来比拟的，太过分了。太王离开邠邑迁居岐山之下，跟随他的人如同赶集一样，而纪侯能像这样吗？永嘉吕氏说：不用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舍弃而离开，可以称为仁；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与百姓共同坚守，效死也不离开，可以称为义。现在纪侯没有看到他有强行行善的实质，又不能效死而不离开，与周太王养育百姓的说法相比，就不相类；与孟子世代守护的说法相比，则有愧。圣人书写“大去其国”，不是谴责他，也不是赞许他，只是哀伤他罢了。王氏说：纪侯离开国家而不坚守，这就是出奔；失去土地而不返回，就应当书写他的名字。不写他出奔而说“大去”，不写他的名字而说“纪侯”，是为了谴责齐国而哀怜纪国。陈氏说：诸侯离开国家，通常书写“奔”，这里不写“奔”，是不以出奔的罪名加给纪侯。不谴责纪侯，是为了谴责齐国。迁移郱、鄑、郚三地，纪季带着封邑归附齐国，尚且不能免于灭亡，那么只有离开罢了。像纪侯这样失去国家，或许还有理由，所以不以出奔的罪名加给纪侯。那么为什么谴责齐国？《春秋》说：“纪侯大去其国”，不知道是纪国自己灭亡还是被人灭亡？回答说：齐侯杀了纪伯姬，就是齐国灭亡了纪国。张氏说：从桓公五年，书写“齐郑如纪”，直到庄公元年、三年，凡是关系到纪国存亡的事情，一一详细记载。纪侯谋求生存而不得，困于强暴的欺凌逼迫，把宗庙托付给弟弟而离开，所以特别书写“大去”，而不说“出奔”，以此来责备强暴，哀怜弱小，而在言语意思之外寄托了兴灭继绝的志向。○项氏说：《说文》中“去”字由“大”和“凵”组成，“凵”音区，两个音合为“去”字，恐怕《春秋》书写“纪侯去其国”可能是后人传诵的错误，就像《礼记》中“覸”字分为“见”“间”一样。○啖氏说：《谷梁传》说：“大去，是不遗留一人的说法，意思是百姓跟随的，过了四年才完毕。”如果这样，举国而行，怎么能叫离开国家？文义相反了。”赵氏说：《公羊传》说：“为齐侯讳灭，凡不灭绝其祭祀，惯例不书写‘灭’，没有其他含义。”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这是为襄公讳，不对。而且烹杀哀公的是周王，不是纪侯。纪侯有罪，罪在于进谗言，不在于烹杀人，怎么能断绝纪国来认为他贤德呢】

译六月乙丑，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公羊传》说：外国夫人去世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隐讳。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只是被迁到齐国罢了。《谷梁传》说：外国夫人去世通常不记录，但她是我们的女子，因为失去了国家，所以隐讳地记载她的葬礼。】

记载纪伯姬的葬礼，不称“齐人”而直接指明她的君主，是为了显现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使他离开国家，虽然他的夫人正在治丧期间还来不及举行葬礼，然后齐襄公的罪过就显着了。【《通鉴问》说：灭亡别国的人必定要显著其罪恶，齐襄公灭亡纪国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记载了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又记载了纪季带着祭器进入齐国，又记载了齐侯和郑伯在垂地相遇，下面记载了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灭亡纪国的罪过就显着了。】有人说这是葬礼的礼节，却认为这是显明他的罪过，为什么呢？杀害鲁国的君主，灭亡与他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却为他的女儿举行葬礼，这就像用刀刺人却用手抚摸他一样，可以算是礼节吗？直言“齐侯”是贬低他。【如果记载为“齐人”，就怀疑是齐国的使者前往纪国参加葬礼；标明齐侯的爵位，就知道是齐襄公亲自到纪国的都城逼迫驱逐其君主，却只给夫人举行葬礼来显示恩德。】有人说这是厌恶他的欺诈。【本自孙氏《发微》】像对待纪国那样看似有礼，保全纪季看似有义，为纪伯姬举行葬礼看似有仁，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行为，就像厌恶杂草恐怕它混淆禾苗一样。【啖氏说：本国女子去世不记载，记载的都是异常情况；陆氏说：葬礼是臣子的礼节，不是由邻国来办的；齐侯吞并别人的国家却为他的妻子举行葬礼，这叫豺狼的行为却装作妇人的仁慈；高氏说：鲁国实际上是纪伯姬的母国，既然不能挽救她国家的灭亡，就应当前往慰问她的丧事，却畏惧不敢前去，反而让齐侯借此作为名义，圣人因此责备鲁国，文辞表现在这里而义理指向那边；陈氏说：本国女子不举行葬礼必定有缘故，然后才记载；纪伯姬的葬礼在治丧期间，齐国夺取了她的国家却为纪伯姬举行葬礼，于是特别记载“葬”而不说是前往吊唁；如果适宜记载葬礼，即使不前往吊唁也记载，陈哀公在治丧期间，楚国军队灭亡陈国，舆嬖袁克为他举行葬礼，记载为“葬陈哀公”；如果不适宜记载，即使前往吊唁也不记载，楚康王去世，襄公以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到西门之外，就不记载；通达的条例不足以观察《春秋》。刘氏说：《公羊传》认为襄公贤明是不对的。】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禚，公羊传和谷梁传作郜。《公羊传》说：庄公为什么和齐国人打猎？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为了避讳与仇人打猎。在此之前有事，在此之后有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选择最严重的来讥讽。没有比与仇人打猎更严重的了。仇人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交往就是大讥讽，不可胜数地讥讽，所以将要一次性讥讽罢了，其余的从同。】

谷梁子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贬低庄公的敌人，以此来贬低庄公。为什么贬低庄公？不报复仇人而怨恨不消除，讥讽他消除怨恨。【薛氏说：齐侯记载为“人”，是隐讳的言辞。不忍心庄公与仇人打猎，称为“齐人”，似乎不详细。齐人怎么知道是齐国的君主？回答说：打猎游玩的事情。游玩打猎是小事，那么君主为什么和他打猎？打猎的不是打猎的人。】父母的仇人，不共戴天；兄弟的仇人，不与同国；九族的仇人，不同乡党；朋友的仇人，不同市朝。【见《白虎通》《周礼·地官司徒·调人》：“凡是调解纠纷，父亲的仇人放逐到海外，兄弟的仇人放逐到千里之外，堂兄弟的仇人不同国，君主的仇人视同父亲，师长的仇人视同兄弟，主友的仇人视同堂兄弟。”】现在庄公与齐侯，不共戴天，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公羊传》说：不可以并立于天下。范氏说：仇人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却和他打猎，这是忘记亲人消除怨恨，不是人子了。打猎，驰骋田猎，它的乐趣在于自己。【何氏说：打猎，对上用来共同承奉宗庙，对下用来教习兵行义。】一旦为了祭祀之事，对上主要在于宗庙。【《公谷传》说：干豆。何氏说：一者第一杀也，从左膘射之，逹于右髃，中心死疾鲜絜，故干于豆之中，荐于宗庙。】认为有良心的人，应当在这里改变。所以齐侯称人，而鲁公书“及”，以显明他的罪过。【王氏说：庄公“及”之打猎，志在庄公。高氏说：“齐人”，齐侯贬称人。齐侯自元年以来在经文中出现多次，以前为了显明他宣淫而无忌惮，不能说“齐人”，因为与庄公打猎，才开始得到一个贬称。打猎用来奉祭祀，与人共之，尚且不可，何况是亲人的仇人呢？不隐没庄公而书“及”，以深罪之。临川吴氏说：在本国而非打猎之地，尚且讥讽，何况越境而与仇人在彼国之地打猎呢？庄公在这里没有羞恶之心了。愚按：《公羊传》记载柯之盟，将要杀庄公，谓曹子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自伤与齐为仇，不能报复。那么禚之打猎，何不兴起念及此，以为行止之可否呢？】

【壬庄王辰八年】五年【齐襄九晋缗十六卫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郑厉十二子仪五曹庄十三陈宣四杞靖十五宋闵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赀元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军。【《谷梁传》说：军队而说“如”，是众多。】

师者众多之

译秋季，郳国的黎来前来朝见。【郳公作倪，黎左作犂。《左传》认为其名未被周王册封。《公羊传》问为何称其名？答曰：是防国。《谷梁传》说是郳国。黎来是防国的国君，未受爵命。杜氏说：是附庸国。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周王册封他为小邾子。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郑氏说：在沂州。我按：如今益都路沂州有古郳城】

郳是国名，黎来是人名。国名为何与人名连书？因为是外域的附庸。【薛氏说：为何称其名？因为他是夷人。】中原的附庸例称字，邾仪父、萧叔就是如此；外域的附庸例称名，郳黎来、介〇卢就是如此。黎来能修习朝见之礼，所以特别记载为“朝”。【《公羊传》：介〇卢不能朝见，所以不说“朝”。】后来周王册封他为小邾子，大概在此时他已能自我进取于礼了。【常山刘氏说：外域附庸例称名，黎来能修朝礼，所以记载为“朝”，大概在此时他已能自我进取于礼。髙氏说：子服景伯说：“蛮夷邾莒，那么郳又比它们更鄙陋。”然而他能自我进取于礼，当时齐鲁宋卫以列国身份被天下仰望，却以败乱自外于礼，大概有愧于黎来了，所以记载黎来朝见，与中原相比以示讥讽。张氏说：按宋仲几说：“〇薛郳是我的役使”，那么郳大概是宋的附庸，并非外域，而不能与邾仪父同称字的原因，临江刘氏认为是因为未成国，称为郳，或许是这样吧？王氏说：郳与邾的区别，在于以名出现。《春秋繁露》说：附庸称字的方圆三十里，称名的方圆二十里。郳国小，所以与介同称名。郳尚有礼，介又不可与此相提并论，所以介只说“来”，而郳则兼说“朝”。】

冬季，鲁公会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讨伐卫国。【《左传》：是为了迎立卫惠公。程子传：“诸国称人，是违抗王命。”贬低诸侯，那么鲁国也在其中。】

《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何称‘人’？称诸侯为人，是为了贬低国君。为何贬低国君？因为违背王命。”【王氏说：不说公，那么仿佛内部的防者，也不足以显示四国称人是因为他们是国君。我按：成二年蜀之盟，称诸国大夫为人，也是为了贬低国君。文九年救郑，称赵盾、华、孔为人，也是为了贬低公子遂。】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经文称其名，是因为周王命令断绝与他的关系。又勾结有罪之人，以迎立他回国，所以贬低而称人。【临川吴氏说：三年齐师会同鲁国伐卫，以迎立朔而未成功，所以如今又会同四国之兵以迎立他。陈氏说：不说纳，是因为以朔入国为重。入国不说纳，所以伐郑纳突，伐卫纳朔，只记载入国而已。我按：传称伐卫违背王命，公羊、谷梁都说朔得罪于天子，其事虽不可考，但下文记载王人救卫，而左氏说朔入国时，将黔牟放逐到周，那么违背王命无疑。○赵氏说：公羊说不言纳朔，是避讳周王。据诸侯之心，实在不避讳周王，而经文为之隐避，是勾结罪人。如果说是为周王讳，那么王室乱尚且不讳，岂能讳此？】

【癸庄王已九年】六年【齐襄十晋缗十七卫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郑厉十三子仪六曹庄十四陈宣五杞靖十六宋闵四秦武十楚文二】春季周王正月【正月公谷作三月】周王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记载救援始于此处。《公羊传》：王人是什么？是防者。子突是什么？是尊贵。《谷梁传》：王人是卑贱者，称名是尊贵他，赞许他救援卫国。救援是善，那么讨伐者就不正了。程子传：王人防者例不称字，子突救援卫国而称字，是赞许他。赞许子突就是赞许王命。】

周王防者【杜氏说：周王的防官】子突，是他的字。以下士的防者，超越跟随大夫的惯例而称字，是为了褒扬救援卫国。【徐干说：应当直称王人而已，如今因为他奉天子之命救援卫国而抗拒诸侯，所以尊贵他。】朔陷害其兄致使他死，罪固然大，然而其父所立的诸侯，无人能治他。周王惩治其旧恶而废黜他可以，又借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国，所以四国之君被贬而称人，王人防者被嘉奖而称字。【孙氏说：王人防者而称字，是尊崇王命。尊崇王命是为了加重诸侯之恶。刘氏说：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唯其所称而称之。子突讨伐则不能制服，救援则不能安定。《春秋》为何尊贵他？回答说：天下无道，贱夺贵，少凌长，天子不能禁止，凡是因为纪纲失而赏罚不明。幸而发愤，赫然以诛卫为事，而诸侯成同类党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虽贬之称人，未足以效王所为之是也。所以复托正于子突，子突正则王正矣。张氏说：救援卫国者，是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朔构陷兄长篡国，是天讨之所当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经王旅之出，而合司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虽防者帅师而书字以褒】

译之也。家氏说：诸侯拥有国家，虽然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但其父祖实际上是从周王那里受封的，所以诸侯世子被立为继承人，必须向周王宣誓。如果没有嫡子而以庶子为继承人，也必须由周王下令之后才能继承其国。卫朔因为麀聚（与庶母通奸）的罪孽，进谗言杀害了兄长而篡夺了君位，随即被国人驱逐。《左传》和《公羊传》都说卫朔确实得罪了周王，因此出逃，黔牟被立为君，曾经向周王请求任命而周王允许立他了。现在五国违背道义、扰乱常理，周王所支持的他们就讨伐，周王所废黜的他们就辅佐，最终打败周王的军队而把卫朔送回卫国，把黔牟放逐到周地，这就叫做“逆明王在上”。五国的君主都应当被诛杀。《春秋》记载五国而尊崇周王的人，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名分，从而正定五国无视周王的罪责，而卫朔的罪过也无法逃避斧钺的惩罚了】有人说：子突，是周王的子弟。用兵是大事，却委托给子弟，导致没有成功，所以用“人”来记载以讥讽他。【何氏注】周王派遣贵公子突，最终不能救援，于是成为天下的笑柄，所以为周王避讳，让他看起来像是派遣的普通人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春秋》以成败来论断事情而不考虑道理了。假如诸侯只顾及逆顺的道理，子突即使是普通人员，也足以申明周王的命令了。他们既然肆意妄为而不顾道理，即使是天子亲自前来，也会有像祝聃那样请求追击的人【桓公五年，周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周王的军队大败，祝聃射中周王的肩膀，周王也能整顿军队，祝聃请求追击他】何况是地位更低的人呢？子突不能战胜五国而使他们得以进入卫国，那也是不幸罢了。幸与不幸，是命运。坚守道义、遵循道理，是法则。君子践行法则以等待命运【朱子注：法则，是天理所应当的，君子践行它而不计较吉凶祸福】所以其褒贬就是这样【我按：《春秋》记载“救”字共二十三次，这一年子突救援卫国，是王室救援祸患而讨伐不正当的行为，是《春秋》中最善的。僖公二十八年救援郑国，闵公元年、僖公元年救援邢国，六年救援许国，十五年救援徐国，宣公元年救援陈国，九年救援郑国，成公六年七年救援郑国，襄公五年救援陈国，都是为了彰显霸主救援中原而抗拒僭越作乱。楚人救援卫国，楚公子贞救援郑国，则是谴责中原霸主的凌暴而蛮夷反而能救援他们。军队救援齐国，郑国驷〇救援曹国，则是痛惜中原没有霸主而邻国能互相救援。叔孙豹救援晋国，则是痛惜霸主之国被讨伐而救援来自望国。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则是痛惜中原不能救援而救援来自外域。文公九年救援郑国，书写“人”是讥讽其不及楚军。卫国孔逹救援陈国，书写“人”是讥讽其背弃盟约。于是救援许国，则是赞美其救援祸患的急切。驻扎在聂北、驻扎在匡，则是讥讽其救援祸患的懈怠。驻扎在雍榆与救援成至遇，则是讥讽其救援祸患的怯懦。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讥讽其救援祸患不合正道。救援台国于是进入郓地，讥讽其专权而迁怒。啖氏说：救，是救援其祸难，凡是救援祸难都是美德。考察其书法的不同，那么轻重的权衡就显现了。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是书写“救”的开始。吴国救援陈国，是《春秋》的终结。世道的变迁也就可知了】

译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左传》记载：卫侯回国后，将公子黔牟放逐到周，将宁跪放逐到秦国，杀死了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公羊传》问：为什么称其名“朔”？因为他违抗王命。说“入”是什么意思？这是篡位的措辞。《谷梁传》说：“入”表示内部不接纳他。为什么不接纳？因为是用王命断绝了他的关系。称名“朔”是表示厌恶。朔的“入”，意味着违背正道，那么顺从正道者就应当被驱逐。朔的出入都称名，是因为用王命断绝了他。程子说：朔陷害他的兄长致使兄长死亡，罪过极大。然而父亲立他为诸侯，其他诸侯无法制裁他。周王惩治他的旧恶而废黜他，是适宜的。所以记载他的名字，记载他“入”。

秋季，鲁庄公从讨伐卫国回来。《谷梁传》问：厌恶的事情不记载“至”，这里为什么记载？如果不记载，就无法显示鲁公促成这件恶事的完成。

“入”有两个含义，一是难词，二是逆词。朔借助诸侯的力量，联合五国的军队，抗拒周王官的防线，从而回到卫国，按理说形势应该没有困难。但史书用“入”字，是因为他违抗王命。《通义》问：五国帮助朔讨伐卫国，周王使者子突救援卫国，这说明周王已经断绝了与朔的关系，为什么还记载“卫侯朔入”呢？回答说：记载爵位是为了显示他父亲和五国的罪过。下面记载他的名字，说明王法已经确立。刘氏说：朔曾经拥有国家，但说“入”而不说“复”，是不认可他复位的意思。对于诸侯接受他，君主对于没有王命而自取国家的人，即使有邻国的帮助，也是大乱之道。这样就不能算是复位。陈氏说：回归君位没有不称“复”的，卫侯郑、曹伯襄、卫侯衎都称“复归”，不称“复”的，是还没有得到国家。所以郑伯入栎、卫侯入夷仪不称“复”，并不是没有得到国家。不称“复”像蔡侯庐、陈侯吴那样，就不是逃亡的君主。朔是逃亡的君主，为什么不称“复”？朔杀害伋和寿而后即位，卫人为此赋诗《二子乘舟》，孔子选取了这首诗，那么他的罪过应当被废黜。又抗拒天子的军队，所以“入”而不称“复”。

春秋的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拔贤能，而不拘泥于大人世袭的礼制。即使以正当方式取得国家，也不被推崇，何况杀害兄长，又违抗王命呢？所以卫朔称名、称“入”，以彰显他的恶行；周王使者称字、称“救”，以彰显他的善行。对外诸侯称“人”，对内庄公称“至”，春秋的情意就显现了。张氏说：称名又记载“入”，与郑伯突的篡逆之罪相同。记载“至”大概是庄公从唐地回来的意思，如果王诛执行，齐、鲁、宋、卫都应当被诛杀，所以记载“至”以警示他。家氏说：出而后至，一定要告祭宗庙，这是礼制。现在庄公这次出行，辅助朔的篡位而将他纳入卫国，又打败周王军队而归，一举而两罪随之，将用什么言辞告祭？记载“至”自伐卫，是不认可他的“至”。临川吴氏说：庄公外出十九次，记载“至”的有五次，这是讥讽；不记载“至”的有十四次，是常事不记载。我按：去年冬天讨伐卫国，今年秋天才回来，军队出动经过一年，滥用武力以抗拒王师，考察时间而恶行自然显现。刘氏说：《公羊传》说：得意则记载“防”，不得意则记载“伐”，诡乱不经，不是凡例的体例。《左传》说：君子认为两位公子立黔牟是不度量的，这是错误的。周王使者救援卫国，春秋推崇他，那么黔牟是周王想要立的。篡夺周王所立的朔，就有罪。现在朔不被贬斥，而黔牟蒙受恶名，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螟虫为灾。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俘虏，《公羊传》《谷梁传》作“宝”。《左传》记载：齐国人送还卫国的宝物，是文姜请求的。《谷梁传》说：把齐国放在首位，是将恶名分给齐国，让它像从齐国而来一样，我既然厌恶战争就杀了。

俘虏，两传认为是宝物。查《尚书》称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是解释词。《说文》说：俘是军队所获；孔氏注：俘是夺取；王氏注：俘是虏获军实；宝是所得的重器。俘虏当即献给齐人，历经秋冬而后归还，知道必定是宝物。说齐国归还卫国宝物，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朔进入卫国而后归还俘虏，就知道不是从黔牟那里得到的，而是从朔那里取得的。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结正诸侯的罪过。以弟弟杀害兄长，臣子杀害君主，篡夺君位，上违天王之命，是人理所不容的。那些诸侯，难道没有察觉，却极力援助他？那么没有检验他们内心失志迷惑的端倪。等到记载齐人归还宝物，然后知道他们有贪图财货之心，而后动于恶行。世道衰微，暴行交作，徇于财宝，贿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不达到篡弑夺攘就不满足。春秋记载此事，结正诸侯的罪过，垂戒之意明显。《通义》说：归还卫国宝物，是小事。春秋为什么保留而不删削？古代的君主，以贱货贵德为先。孙氏说：这是卫国的宝物，说齐人归还它，是因为齐国本是主兵讨伐卫国，所以卫国宝物先落入齐国。高氏说：朔逃奔齐国，齐侯容纳他，他回国时，齐侯联合诸侯接纳他，所以用宝物贿赂齐国，而齐国分给三国，所以主要说齐国，说“来归卫宝”，那么同党的罪过各有所归，而齐国是首恶。家氏说：桓公、庄公都党同篡逆，以索取厚赂，宋

译这口鼎，是卫国的宝物，是这件事中特别显著的部分。○啖氏说：《公羊传》说是卫人归还的，称齐人是为了谦让给我。按照体例，没有改变事实来附会义理的做法，何必费尽心机地曲解。孔氏《正义》说：三家经传有六处，其中五处都写作“宝”。查《说文解字》，“保”字从人，“□”省声，古文“〇”不省略，那么古字通用“宝”或“〇”字，与“俘”字相似，所以误写成了“俘”。

译【鲁庄王午十年】七年【齐襄公十一年，晋缗公十八年，卫惠公十三年，蔡哀侯八年，郑厉公十四年，子仪七年，曹庄公十五年，陈宣公六年，杞靖公十七年，宋闵公五年，秦武公十一年，楚文公三年】春天，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左传》认为这是齐国的史志；《谷梁传》认为妇人不应私会，私会是不合正道的；杜预说：防，是鲁国的地名。文姜多次与齐侯在防地相会，到了齐国境内奸情就会暴露，夫人到了鲁国境内则齐侯的意图得以实现】夏天四月辛夘日，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辛夘日夜晚，《谷梁传》将“夜”写作“昔”，“见”读作“现”，“陨”音“于闵反”，《公羊传》将“陨”写作“霣”，凡是“陨”字后面都相同。《左传》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公羊传》说：恒星，就是列星；像雨一样，并不是真的下雨，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谷梁传》说：恒星，就是经星；杜预说：辛卯日是四月五日，月光尚且被遮蔽，大概当时没有云，日光不因黄昏而消失，恒星看不见，却说半夜，是通过水漏计时知道的】恒星，就是列星；像雨一样，是说数量众多【啖助说：星星坠落像雨，是说奔流坠落的星星很多，像雨那样多；李陵说：谋臣如雨，都是说多；孙氏说：恒星，是经常能看见的星星，经常能看见的星星却看不见了，这是很大的异常；陨，是坠落；像雨，是说坠落者众多；临川吴氏说：恒星，是指有名的经星；星，是指无名的众星；夜晚没有日光就黑暗而星星可见，白天有日光就明亮而星星不可见；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如白昼的缘故；大星中经常可见的看不见了，那么小星中无名的也就没有了；陨，是指从天上坠落，消失在半空中而没有落到地面；像雨，是说众多不可计数】人事在下感应，那么天象在上变动；在此之前，五国联合抗拒王命；在此之后，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政令归于盟主，而王室于是空虚，这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明显征兆【何休说：列星，是天上的常宿，分守度数；周朝的四月，是夏历二月，黄昏时参、伐、狼、注这些星宿应当出现；参、伐主管斩杀立义，狼、注主管持衡公平，这些都消失了，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征兆】汉成帝永始年间，也有星星坠落的异常【永始二年二月，星星坠落像雨，长二丈，绎绎作响，未到地面就熄灭了；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向东南方向运行，四周像雨一样】而五侯专权，奸臣王莽居摄【同上，河平二年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所以世人称之为五侯。刘向说五侯骄奢僭越，共同作威作福，击断自恣。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平帝元始五年，安汉公王莽弑杀皇帝和太皇太后，下诏让王莽居摄践祚】汉朝宗室几乎被扫荡殆尽，上天警示世人〇了。《春秋》对天象谨慎记载，真是极致了【朱氏说：太阳在白天出现，星星在夜晚明亮，这是天道的常理。现在夜晚有日光，常星看不见，这是阴不阴、阳不阳、君不君、臣不臣的应验。张氏说：大概是王运将终，而霸权方兴的祥瑞。从此尧、舜、禹、汤、文、武的纪纲法度扫灭殆尽。我认为：经星沉没看不见，是天地常理泯灭的征兆；众星奔流，是诸侯放纵，互相凌驾的证据。这时王纲废弛，列国争衡，所以天变应验。经书记载星变有四次，这一年星变是因为王人不能战胜五国的军队，而王命更加不能行于天下。文公十四年星孛，是因为桓公、文公的事迹熄灭，而宋、齐、晋的君主都有祸乱。昭公十七年星孛，是因为王朝庶孽夺正，而兵刃交于王都之内。哀公十三年星孛，是因为强吴争霸，而中原诸侯都为之服役。凡此都是大的变化，而王霸衰乱的征兆。○刘氏说：《左传》说“与雨偕也”，不对。《谷梁传》认为“如雨”是说星星坠落，而且雨也不对。《春秋》记载星星坠落是作为异常，半夜下雨，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又说：“着于上，见于下，谓之雨”，用来形容雨螽可以，用来形容雨雪则有什么“着于上”的呢？又说：“着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用来形容陨石可以，用来形容星星坠落则有什么“不见于上”的呢？《公羊传》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若实尺而复，无为不书也”】

秋天发大水，没有麦苗【《公羊传》记载灾害；《谷梁传》说麦和苗同时。杜预说：“周朝的秋天，是现在的五月，平地出水，漂走了成熟的麦子及五谷的苗。”何休说：“苗，是禾，生长叫苗，抽穗叫禾”】

记载大水，是畏惧天灾；没有麦苗，是重视民命【前《王莽传》：民以食为命】畏惧天灾，重视民命，显现【音现】出王者的心意了。忽视天灾而不畏惧，轻视民命而不图谋，国家灭亡没有几天了。《春秋》之所以谨慎记载的原因【张氏说：记载大水是异常非常，大概是文姜宣淫，阴盛不制所感应的。周朝的秋天，是现在的五月，麦子成熟苗将抽穗，因为水漂尽，所以麦和苗都没有，民食匮乏，有国家的大事故，记载蜀。杜预说：洪范八政，食为首要，一谷不登，礼称为歉。庄公不德，屡次

译导致灾异，这一年发生大水，麦苗受到损害，圣人记录下来，以显示忧恤百姓的教化，使后世君主以重视百姓生命为心。○刘氏说：《左传》说“没有损害嘉谷，只是没有麦苗罢了”，仍然认为没有损害嘉谷，这是错误的。圣人只是记录灾异而书写罢了，说没有损害嘉谷，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麦而后说苗？一种灾害不记载，等到没有麦然后才记载没有苗”，这是不对的。如果一种灾害不记载，难道可以说是爱护百姓吗？如果真的像所说的那样，等到没有麦才记载没有苗，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没有苗麦”呢？

译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谷梁传》说：“妇人不应私下会见，私下会见是不合正道的。”杜预说：“谷是齐国的地方，即济北谷城县。”张氏说：“即今郓州东阿县。”我按：即今东平路阳谷县。防是鲁国的地方，谷是齐国的地方。起初在禚地会见，接着在祝丘宴享，随后又去齐军驻地，过了一年再次会见。她的恶行越来越远了。第二年，无知弑杀了齐襄公，这是淫乱招致祸患的明显证据。张氏说：文姜元年因罪逃到齐国，后来又继续淫乱。从二年到现在，详细记载了会见的情况，《敝笱》《载驱》被收录在《齐风》中。论其时代，与卫国《鹑之奔奔》《墙有茨》等篇，都是同一时期的事。鲁、卫都是先王的后裔，妇女行为放纵，同样将恶名传播给万民。孔子说：鲁、卫的政事，如同兄弟一样。这不仅是周公、康叔兴盛时期的相似，而是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末期政事的衰败，也相似。后来庆父在鲁国作乱，齐国几乎夺取了鲁国，与卫国灭亡同时。圣人在《春秋》中详细记载鲁国的事，而齐国诗中涉及鲁国事的没有删去。《二南》的风诗，后妃不需要防范，德行足以教化天下。后世防范家道的道理废弛，亡国败家的祸患，遵循同样的轨迹。《诗》与《春秋》的精义，大概互为表里。我按：齐诗《南山》《载驱》讽刺襄公，都说“鲁道有荡”，不单独指责鲁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猗嗟》称赞鲁庄公威仪技艺之美，无所不至，似乎说唯独缺少这一点。圣人在《春秋》中一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二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虽然国家的恶行不容隐讳，其垂示的警戒难道不深远吗？

【乙庄王十未一年】八年【齐襄十二弑晋缗十九卫惠十四蔡哀九郑厉十五子仪八曹庄十六陈宣七杞靖十八宋闵六秦武十二楚文四】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公羊传》：驻扎不说等待，这里说等待是什么意思？是托辞不得已。《谷梁传》：次是驻扎，俟是等待。动用大军叫师，驻扎叫次。征伐而驻扎的，有整肃军队、慎重作战的意思，这种驻扎是善意的。于是征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就是这种情况。救援而驻扎的，有延缓军队、畏惧敌人的意思，这种驻扎是讥讽的。驻扎在匡地、聂北、雍榆，就是这种情况。聂北、匡地是延缓军队而怠于救援患难，雍榆是畏惧敌人而怯于救援患难。等待而驻扎的，有无名妄动的意思，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就是这种情况。赵氏说：军队驻留叫次，厌恶兴师动众。没有防备而驻扎，是想自己进行防备。陆氏说：不奉王命或霸主之命去讨罪救乱，就不应当兴师。厌恶其兴师无名，所以记载“次”。张氏说：不依王命妄自兴师，长久驻扎在外，无名而动，约定的日期没有回应，所以记载“师次”，又记载“俟”以深责之。等待陈、蔡什么呢？有人说陈、蔡将经过我国，等待并拦截他们。范氏说：当时陈、蔡想伐鲁，所以出兵等待他们。有人说鲁国将与陈、蔡在邻国有事，而陈、蔡没到，所以驻扎在郎地等待他们。杜预说：约定共同伐郕，陈、蔡没到，所以驻军在郎地等待他们。如果这样，都不符合道义。记载“次”和“以俟”，是深深贬斥。陈氏说：这是我们的君主将要行动，为什么称师？庄公会见齐侯，都受讥讽，没有比及围郕更甚的。所以一贬称“师”，行军不说“次”，必定是久而无功才说“次”。我们的军队曾久驻在外，而庄公特书“次”，是因为庄公不能与齐国争胜。等待陈、蔡没到，等到齐国围郕，郕降于齐军。以正月治兵，到秋天才回来，这才可以说“次”。我按：十二公中只有庄公记载“次”三次，昭公记载“次”三次。庄公忘亲释怨，想救纪与鄣而不能，等待陈、蔡没到，于是及齐国围郕。昭公失国，向齐、晋祈求哀怜，最终客死他乡，都是大恶，所以记载以示警戒。因此其他公的“次”都不记载。

甲午日治兵。治，公作祠。《公羊传》说：祠兵，入国叫振旅，都是习战。为什么说祠兵？因为时间久。《谷梁传》说：治兵是习战，入国叫振旅是习战。治兵而陈、蔡没到。兵事以严整告终。

这是在郎地治兵。等待而没到，军队暴露，众人服役久不用，就有失伍离次、逃亡溃散的担忧，所以再次申明军法以整齐军队，其用意不是善意的，是讥讽黩武。孙氏说：先记载师次于郎，以等待陈人、蔡人，后说甲午治兵，厌恶国内不知作战。张氏说：久驻在外，而所等的人没到，众心不一，所以申明约束以训齐其众，而不知出击，不以律己，已失治兵的根本了。虽想整治，能行吗？书曰：治兵，治者是不治的。我按：《周礼》大司马因秋狝治兵以教战，公、谷都说出师而治兵，所以楚将用师于中原，则子文治兵于暌，子玉治兵于蒍，子庚治兵于汾。现在庄公不在仲秋田狩时教战，也不在出兵时治兵，而在驻扎郎地后治兵，都不合礼。大概庄公的治兵，不是预备不虞的意思，实是久役不得已而治之。大阅治兵，都是经书的特笔，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阅，非其时；庄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所以都特书以示贬，不然常事不书。刘氏说：左氏云治兵于

译在宗庙中治兵，是合乎礼制的，还是不合乎礼制的呢？在春季治兵，不符合时令，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制呢？宗庙不是治兵的地方，如果军队出征，先在宗庙中谋划，这样是可以的。在那里操练号令、钟鼓叮咛、旌旗，岂不是太过亵渎了吗？《谷梁传》认为《春秋》对此多有记载，这也是不对的。先出兵而后治兵，治兵又不在通常的地方，所以记载这种异常情况罢了。《春秋》不是教战之书，难道是因为推崇善于作战却不作战吗？

译夏，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记载“及齐师”，是为了表明亲近仇敌；记载“围郕”，是为了表明讨伐同姓之国；记载“郕降于齐师”，是为了显示讨伐他国没有道义，因而不能使其臣服。于是庄公的恶行就显露出来了。

秋，军队回国。

记载“师还”，是讥讽用兵时间过长。根据《左传》，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庄公不同意，这说明国君将要亲自参与围郕的战役。然而对于驻扎、等待以及回国，都不称“公”，这是看重民众（的劳苦）。《春秋》的正例，国君统帅军队不称“帅师”，是以国君为重；现在这里不称“公”，却又说是看重民众，为什么呢？因为轻率地动用大众，妄动而长期用兵，等待陈、蔡两国而陈、蔡不至，包围郕国而郕国不服，历经三个季节才回国，那么没有名义而滥用武力，不合道义而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到了这时，军队成为关键了，道义系于军队，所以不记载“公”，以彰显劳民伤众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春秋》对于王道轻重权衡的考量，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国的无知（发动政变）。

无知为什么不称“公孙”而用国氏（齐无知）？是为了归罪于僖公。弑君的是无知，与僖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僖公不以对待公孙的礼节对待无知，使他倚仗宠幸而执掌国政。查考无知是夷仲年的儿子。夷仲年是僖公的同母弟弟。僖公偏爱同母弟，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施及他的儿子，使知无知的衣服礼秩如同嫡子，这是动乱的根源。所以在夷仲年来聘问时，特地以“弟”来记载；在无知弑君时，不称“公孙”，以彰显他受宠而执掌国政，垂示警戒的意义就很明白了。古时候，亲近亲人与尊重贤人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尧亲近九族，必定先彰明高尚的德行，而后九族和睦；周朝分封同姓，必定任用康叔、蔡仲，而后王室强盛。

译大封同姓，然而必须诛杀管叔、蔡叔的叛乱，而任用康叔、蔡仲的贤能。如果只知道宠爱亲属，而不急于尊崇贤人，让他们作为表率，以彰显亲近亲人的道理，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祸患。陈氏说：“弑君的是连称、管至父，却专门归罪于无知，是因为君主被弑而无知承受了罪名，那么罪人就不在连称、管至父二人身上了。”张氏说：“不称氏，与翚、州吁相同，都是同样的体例。在此之后都称氏，是遵循相同的惯例。”刘氏说：“《谷梁传》说：‘大夫弑君而用国氏，是因为有所嫌疑，即弑君后取而代之。’这是不对的。宋万难道也是弑君后取而代之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弑君后取而代之吗？我认为，文定公认为州吁不称氏，是责备卫庄公没有以对待公子的礼节对待他；无知不称氏，是责备齐僖公没有以对待公孙的礼节对待他，这也是一条义理。然而督、万也都用国氏，大概是因为《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弑君之贼都直书其名，大义在初期已经阐明，其后都称氏。张氏的话，正是程子的意思。”

译弑杀其君齐襄公诸儿。左传记载，齐侯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二人请求换人，齐侯不答应，因此两人借无知作乱。齐侯在贝丘打猎，返回时，盗贼于是弑杀了他，并立无知为国君。愚按：襄公在位十二年，次年公子小白即位，这就是桓公。

按照左氏传，齐侯在姑棼游历，于是去贝丘打猎。徒人费在宫门遇到盗贼，先冲入宫内埋伏。襄公出来与盗贼搏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这是能够为国君死节的人。《春秋》重视死节的臣子，并且有特别记载的体例（依据孔父、仇牧、荀息都特别记载），他们不见于经文，为什么呢？像徒人费等人，所谓是受君主宠幸的私昵之臣（《襄公二十五年》，晏子说：君主为了国家而死，臣子就为他死；如果君主为了自己而死，不是他的私昵之臣，谁敢承担呢？），迎合君主的恶行（本于《孟子》），田猎射鸟而不修治民事，使百姓受苦（《诗经·齐风·卢令》小序，《齐语》桓公说：我们先君襄公筑台作为高位，田猎射鸟不听国政。注：毕是掩捕雉兔的网，弋是用带绳的箭射鸟）。这与大臣孔父、仇牧义形于色，不畏强暴，以死尽忠职守，是不同的（《公羊传》：孔父可以说义形于色了，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当时，管仲、隰朋、鲍叔都沉沦在下层官吏中，不被任用，而徒人费、石之纷如却得以在君主左右。襄公所疏远和亲信的人就是这样。所以齐国虽然强大，却只此而已。桓公任用贤人，就九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因为亲近贤人、疏远小人，所以兴盛。襄公任用小人，不能保全自身，死在门内，这是因为亲近小人、疏远贤臣，所以灭亡（《蜀汉诸葛亮传》：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颓的原因）。这两个人虽然死于国难，但与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的人（《论语》）相比，还不如他们。至于那些导致动乱的臣子，死了也不能抵偿罪责，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愚按：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死于襄公被弑，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祝佗父、申蒯死于庄公被弑，都不能以死节来记载，大概是因为他们是亲近宠幸的臣子，跟随君主昏庸而招致祸患，不可以死节来赞许他们。张氏说：齐襄公被弑，从祸患的根源来说，无知的动乱，祸根积累于僖公之时，而襄公的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如对抗周王、攻打卫国、杀死鲁桓公、沉溺女色、沉迷田猎、亲近小人，以至于祸发于内部，身死于贼手。考察他即位至今所记载的齐国事迹，无非是亡国害身的媒介，所谓积累不善的余殃。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八

元 汪克宽 撰

庄公中

【丙庄王申二年】 九年【齐桓公小白元年 晋缗二十 卫惠十五 蔡哀十 郑厉十六 子仪九 曹庄十七 陈宣八 杞靖十九 宋闵七 秦武十三 楚文五】

春天，齐国人杀了无知。左传记载，起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雍廪杀了无知。

杀无知的人是雍廪，却说齐国人，这是讨伐盗贼的措辞（刘氏说：雍廪杀了他，称人，是讨贼的措辞）。弑君的盗贼，是人人所厌恶的，是人人可以讨伐的，所以称人，人者，是众人的意思（先师说：圣人把讨贼寄托在人人身上，乱臣贼子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无知不称君，因为他已经不能为君，齐国人也不把他当君主（陈氏说：州吁弑君，卫人为他变乱，不到一年就讨伐了他；无知弑君，齐人也为他变乱，过了一年才讨伐他。所以无知不能成为君主，而雍廪得以称人，国家还有臣子。《春秋》之初，王道还没有丧失，人心还止于礼义。《齐诗》为襄公作的有六首，因为齐襄不道，诗人屡次表达心意，希望他能醒悟，但他长恶不悛，以至于被弑，然而仍不忘讨贼之义。家氏说：齐商人、楚灵王，经过多年，然后借他人之手，才达到天讨，既然被臣民拥戴为君，虽然想用州吁、无知的例子，称他为贼，以匹夫讨伐，也是不可得的。愚案：《春秋》的体例，称人以杀，而只称其名，是讨伐有罪的人；称人以杀，而不除去其官职，就不是讨贼。经文记载杀弑贼的有十个：州吁、无知、陈佗、夏徵舒、晋里克、卫甯喜、齐商人、楚灵、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无知，国人能自己讨贼；陈佗、徵舒，等待蔡人、楚人讨伐，没有臣子了，然而都以讨贼来记载。晋惠公因为里克弑君而得国，卫献公因为甯喜弑君而复位，利用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复任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讨贼，所以以国杀大夫为文。楚灵王诱使公子比为了君位之利，而让他承担弑君的名声，后来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是讨贼，所以以两下相杀为文。齐商人、楚灵、蔡般，则国人拥戴他们为君，诸侯也承认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贼，所以《春秋》也不能用讨贼的体例。○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