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不能使万物各自安于其本性。使万物各自安于其本性，就是驾驭外物；被外物所驱使，就是受制于外物。有事物就必然有其法则，必须使行为止于事物的本分。

译看、听、说、做，不合道理的事不做，这就是礼。礼也就是理。不是天理，就是私欲。人虽然有意去行善，也是不合礼的。没有私欲，就都是天理。

公则统一，私则千差万别。至当归于统一，精义没有二致。人心不同，如同面貌，这只是因为有私心。

人不能去除思虑，只是吝啬（或拘谨），所以没有浩然之气。

所经过的，是化身所经历的地方；所存留的，是精神主宰的地方。这就是神，像站立就站立，引导就前行，安抚就到来，触动就和谐。这绝不是小补，霸者只是小补而已。

孔子教导人常常俯就，不俯就则门人不亲近；孟子教导人常常高致，不高致则门人不尊重。

古代的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现在的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求高深而已。常喜欢杜元凯的话：“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得到。”现在的学者，往往认为子游、子夏的小处不值得学习，然而子游、子夏的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在的，像子路、公西赤言志，这样圣人赞许他们，也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实事。后来的学者好高，像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而自身却只在这里。

人都称柳下惠为圣人，只是因循前人的话语，不是自己看见。假如人说孔子是圣人，必须等到自己实在看见圣处，才可以相信。

合起来听，则圣公则自然相同，如果有私心，便不相同。相同就是天心。

曾子传承圣人的学问，他的德行后来不可测度，怎么知道他不能达到圣人？像说“我得到正理而死，且休息”。理防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的地方大。后人虽然有好言语，被气象卑下，终究不类道。

听到，知道，得到，拥有【耳剽臆度】

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没有欲望就不迷惑，所想要的不必沉溺，只有所向就是欲望。

人厌恶多事，或者有人怜悯【一作欲简】他。世事虽然多，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责问谁呢？

要息思虑便是不息思虑

圣人尽道，以其身所存，率领天下。这是想要天下都达到圣人。佛以其所贱者教导天下，这是误天下。人才愈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说孔子，川流是日用处，大德是存主处。敦，像俗话说的敦礼义、敦本的意思。

有人说：“正叔所定的婚仪，又有婿往谢的礼节，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样才是与时相称。现在将一个古鼎、古敦【音队】使用，自然是人情不相称，兼且与天地风气不宜。礼，时为大，必须损益。夏、商、周所因损益可知，那么能继承周的，也必有所损益。像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夏时之类可从，就从之。大概古人今人自然是年寿的长短、形体的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伟质厚，气象自别。如果让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然不相称。大概是气有淳漓，正如春气盛时生得物如何，春气衰时生得物如何，必然不同。现在刚开始开荒田，初年种之可得数倍，等到久了则一年薄于一年，这是常理。看三代之时，生多少圣人，后世至今何故寂寥未闻？盖气自是有盛则必有衰，衰则终必复盛。如果冬不春，夜不昼，则气化息矣。圣人主化，像禹之治水，顺则当顺之，治则须治之。古之伏羲，岂不能垂衣裳？必待尧、舜然后垂衣裳。据如此事，只是一个圣人都做得了，然而必须数世然后成，也是因时而已。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也。必须先有溥博渊泉，方始能时出。自无溥博渊泉，岂能时出之？大抵气化在天在人一般，圣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勋说：‘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正须如此。狥流俗，非随时知事。正可严毅独立，乃是随时也。举礼文却只是一时事，要所补大可以风后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大数则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有人想像鲁公十二而冠，这不可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不是可责之时。既冠了，且不责以成人事，则终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节文何益？虽然天子诸侯也必二十而冠。

信而后谏，唯能信便发得人志

龙女衣冠，不可定龙兽也。衣冠，人所被，岂有禽兽可以被人衣冠？如果认为一龙不当立数十庙，如果认为数十龙不当同为善济夫人。大概决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谋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龙何能为？

人如果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志向，则不可一日安于所不安。何止一日须臾不

译能够像曾子换掉不合礼制的席子那样，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心安。人之所以不能做到这样，只是因为未能真切地体认到天理。所谓天理，就是真切地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真切地认识到那并非虚妄。天理若内化于心，自然与仅仅耳闻口述不同；若心中未能真切体认，即便口头上说得再明白也无济于事。若能真切体认，就绝不会安于那些不该安处的情境。人的身体，对于某些事是坚决不肯做的，但遇到其他事情，情况却未必如此。比如士人，即使以死相逼，让他去偷窃，他也绝不会做。但对于其他事情，却不一定如此。至于那些读书人，没有不知道谈论礼义的。又如王公大人，都能说车马冠冕是身外之物，但一旦面临利害关头，却不知遵循义理，反而趋向富贵。像这样的人，只是说得动听，却未能真切体认。等到面临水火危险时，人们都会躲避，这才是真切体认。必须有见到不善之事如同把手伸进沸水般警惕的心态，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从前曾被老虎咬伤过的人，别人一提到老虎，即使是年幼的孩童都知道老虎可怕，但终究不像曾被虎伤者那样神色恐惧、内心诚惶诚恐地畏惧，这才是真切体认。将天理内化于心，这就叫做有德行，不需要勉强。然而求学之人则必须经过勉强的过程。古人中有牺牲生命的人，如果不能真切体认天理，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必须真切体认。生命并不比义更重，生命也不应安于死亡。所以有杀身成仁的人，只是成就了一个“是”而已。

译求学的人担心心思纷乱，不能宁静，这是天下人的通病。求学的人只要确立一个心志，在这上面就很有探讨的余地。

心得于内心，就称为有德行。自然光泽显现在脸上，充盈在背部，延伸到四肢。四肢不言而喻，哪里需要勉强呢？

安葬埋葬所担心的，不过是水和虫罢了。晋朝郭文举被王导招致，等到他病重，请求回山，想要枕着石头死去。贵人挽留他说：“担心山上被虎狼吃掉，不是很残酷吗？”郭文举说：“担心山上被虎狼吃掉，贵人被蝼蚁吃掉，是一样的。”所以〇者很少不被虫蛀，〇者虽然极力防范，也有土虫。所以思考木头不腐烂的，得到柏木心为长久。后来又看到松脂封固它，更加长久。所以用松脂〇棺。

言语高深则防范深远，言辞简约则义理防范。大体上六经的言论，蕴含深广没有精粗之分。想要说精微，防范言语过多则更加粗疏。

凡是事物有本末，不可把本末分为两件事。洒扫应对，是其表现，必有其所以然的原因。

浩然之气，既然说是气，就已经是大段有形体之物。如果说志，有很明显的痕迹，然而也尽有形象。浩然之气，是积累正义所生出的。既然生出了这种气，说它的本体，就与道相合；说它的作用，就没有不是义的。譬如用金子做器物，等到器物做成，才命名这是金器。

如果说已经返回的气又将成为方伸的气，必定依赖于此，那就与天地之化很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息，哪里还需要依赖已经死亡的形体、已经返回的气来进行造化？就近取之于身体，其开阖往来见于鼻息，然而不必须【一本无此四字，有岂字】假借吸气复入作为呼气，就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一作人之气生】于真元，天之气也自然生生不息。至于如海水，因阳气盛而干涸，等到阴气盛而生水，也不是将【一作必是】已经干涸的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屈伸，只是理罢了。盛极便会有衰，白天便会有黑夜，往便会有来。天地中如同洪炉，什么东西不销铄了呢？

范围天地之化，天本来廓然无穷，但人凭目力所及，看到寒暑的顺序，日月的运行，确立这个规模来窥测天地之化，这不是天地之化。其本体如同城廓之类，都盛其气。假使说太阳升降于三万里，不可说三万里外更没有东西。又如说天地升降于八万里中，不可说八万里外天地就尽了。求学的人要默体天地之化，如此说，甚与天地不相似，最终必定有窒碍。有人说没有西海，即便没有西海，也须是有山【无阴阳处便无日月】

闲邪则诚自存，不是从外面捉一个诚来存着。今人外面忙碌于不善，在不善中寻个善来存着，如此则哪里有入善的道理？只是闲邪则诚自存。所以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因为诚便存，闲邪更着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一作心】虑，就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此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求学的人须是将【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

天地之化，虽然廓然无穷，然而阴阳的度数，日月寒暑，昼夜的变化，莫不有常，这就是道之所以为中庸。

道则自然，生万物。如今春天生，夏天长，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来生长，不可说却将已经生的气，后来却要生长。道则自然，生生不息。

释氏之学，更不消对圣人之学比较。总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穷其说，未必能穷得他。比至穷得自家，已化而为释氏矣。今且以迹上观之：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只为自家独处于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贱所轻施于人。此不惟非圣人之心，亦不可为君子之心。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而已。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绝类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为死生。其情本怖死、爱生，是利也。

敬以直内，有主于内，则虚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此则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须把敬来做，件事着此道，最是简，最是易，又省工夫。为此语虽近似常人所论，然持之【一本有乆字】必别。

天子七庙，亦恐只是一日？行礼，考之古，则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则宗庙之祀亦是一日。

祭，无大小，其所以交于神明、接鬼神之义一也。必斋，不斋则何以交神明？

历象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则其他皆可推。洛下闳作历，言数百年后当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岁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数摊在所历之年，看一岁差着几分，其差后亦不定。独邵

译邵雍创立了差法，其成就冠绝古今，但在日月交感之际，用阴阳的亏损与盈满来推求，于是就没有差错。大抵阴气常处于亏损状态，阳气常处于盈满状态，所以只在这【一作“涨”】里出现了偏差。历法上若是通过事理来推通的居多。邵雍的学问，大抵类似于扬雄，然而也不完全像他。气味有二万八千六百种，这不是人所能调和的，是自然形成的。颜色有二万八千六百种，也不是人所能染绘的，也是自然形成的。唯独声音的数量只得到一半，数理无法推行。大概声音属阳，也只是从太阳升起于地上时数得到，太阳落入地下后数理便无法推行了。这些都有道理。譬如说有了形体就有影子，不能说今天的影子却收起来作为明天的影子【据《皇极经世》，色和味都是一万七千二十四，怀疑这是记录者的错误】

译君子本该得到保佑，然而却有贫困憔悴、短命夭折，甚至没有后代继承的人，上天的意志究竟如何呢？这是因为天地之气凝聚在贤者身上，本来就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防止邪念，使心志专一，这固然是一个原则；然而，如果心志已经专一，就不必再多说；防止邪念，之所以难见成效，是因为不知道如何下工夫。所谓“一”，没有别的，只是整齐严肃，心就会专一。心专一了，自然就没有邪僻的奸恶。这个意思只要长久涵养，天理自然就会明白。

“必有事焉”，就是心中时刻存有这件事。所谓“勿正”，如果是想着这件事是好的，然后才去做，这就是“正”了。所谓“勿忘”，就是心中必须时刻存有这件事。所谓“勿助长”，就是不要刻意去“正”。后面说的话逐渐加重，必须默默领会“主一”的意思。

修养之所以能延年益寿，国家之所以能祈求上天长久赐命，普通人之所以能达到圣贤的境界，都是因为工夫做到了这里，才会有这样的感应。

宗子制度败坏，人们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以至于流落四方，往往亲人还没断绝关系却互不相识。现在姑且试着在一两个大官家中实行，其关键是要得到约束和遵守，这是必须的。比如唐代设立庙院，仍然不允许分割祖业，让一个人来主持。

佛教的高僧，自称觉悟是对的，既然已经得道，却又需要别人印证，这说明他们自己并不确定。得到别人说是，然后才没有疑虑，这说明他们相信别人的言语是不可靠的。如果真正自信，那么即使是很厉害的人说的话也不会听。

学者中谈论禅宗的人，只是因为无处着手，所以才进入这个领域。大德敦化，是在化育万物时敦厚根本。小德川流，是在日常应用之处。这是说孔子与天地具有同样的德行。

有人问：在没有感应的时候，心寄托在哪里？回答说：操持就存在，放弃就消亡。出入没有定时，不知道它的方向。还怎么寻找寄托的地方呢？只是要有操持罢了。操持的方法，就是用恭敬来端正内心。

刚毅质朴、言语迟钝，为什么追求这些就说接近仁德呢？只是因为轻浮巧诈、贪图利益，离仁德非常遥远，所以认为这些接近仁德。这正好与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耕种粟米，用来养活人，这才是适宜的。现在种果实，只是做成果子吃；种糯米，让它变成酒，喝下去，都不能济事，也不稳妥。

颜回和孟子对于圣人，他们知道的深浅是相同的，只是颜回更加温和醇厚、深沉美好，对于道体会得更加纯粹，接近圣人的气象。

统率气的是志，修养志的是端正内心。

率性叫做道，率是遵循的意思。如果说道，不需要先立下名义，否则茫茫然，从哪里下手，从哪里用心？

在文字上没有闲暇，终究是工夫少。然而思虑则尽，不废于外事，虽然奔波紧迫，然而思虑却悠悠不尽。

佛教的学问，又不可说。他们不知道，也极尽高妙。然而总之，最终归于自私自利的格局。为什么说呢？天地之间，有生就有死，有乐就有哀。佛教所在之处，必须找一个细微的差错处，说免除生死、齐同烦恼，最终归于自私。老子的学问，更夹杂一些权诈。如果说给予，意在索取；张开，意在收敛。又大意在于愚弄百姓而自己显得聪明。那么秦朝愚弄百姓，其术大概也出于此。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还有什么事？

老子的话很杂，如《阴符经》却不杂，然而都是窥测天道未尽之处。

人在天地间，并没有阻碍的地方，大大快快活活。

生而知之的人只是他自己生而知之，义理不需要学习就知道。纵使孔子是生而知之，又有什么害于学习呢？比如向老聃问礼，向郯子访官名，有什么害于孔子呢？礼文、官名，既然想知道旧物，又不能凭空编造，必须问那些先知的人才行。

萧何大建宫室，他的心就不好，只是想要收敛怨恨以自安；谢安建宫室，却是顺应时宜，以东晋的微弱寄寓在江表，其气奄奄一息，暂且用来慰安人心。

高祖的形势可以守住函谷关不让项王进入，然而必须放他进来的原因有三：一是有二十万秦子弟在外，恐怕内有父兄作乱；二是汉王的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怀王。

圣人之道，没有精粗之分。从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通贯，只是一个理。即使是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没有比得上用恭敬来端正内心的。

立人达人是仁的方法，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济事，也必须实在看到近处。其理固然不出乎公平，公平固然在用意，更有深浅，只要自家各自体认得。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说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涂辙。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

安安下字为义，安其所安也。安安是义也。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但穷得则自知死生之说，不须将死生便做一个道理求。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有是则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

译就能得到他的朋友。」这只是两个方面。

曾子说孔子的道，忠恕确实可以贯穿始终。如果是别人这样说，便不足以让人信服，或许没有完全尽到忠恕之道。曾子这样说，必定是尽到了，仍然是【一作“得也”】又在《中庸》中特别举出这两个义理，说忠恕离道不远，担心人们不理解，所以指明并展示给他们。近来想要用来晓喻他人，又如禘祭、尝祭的意义，如同看掌中之物，《中庸》也指明并展示给他们。近来都是这样，担心人们不理解，所以特别详细地讲述。那么《中庸》这本书，决然是传授圣人的学问，不夹杂子思个人的私意。恐怕传授过程中逐渐有所遗失，所以写下这一卷书。

译忠恕，是达到公平的方法；修养德行则从忠恕开始，其最终达到的境界就是公平。

仁的道理，归结起来只需要说一个“公”字。公，只是仁的理。不可以把公直接叫做仁。公通过人的身体来体现，所以称为仁。因为公，所以能兼顾物与我。因此仁能够恕，能够爱。恕是仁的施行，爱是仁的作用。

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祭祀，这只是敬而已。敬，就是不私心的说法。一旦不敬，私欲就会万端丛生，损害仁。

圣人的言语，依据本分，至大至妙，说话看似平常，所以意味深长。佛教的说法，才见到一点就惊天动地，言语夸张，却是意味浅短。只是因为乍见，不像圣人那样见惯。比如《中庸》说道，只需“道无声无臭”四个字，就总括了多少内容。佛教说“非黄非白，非咸非苦”，费了多少言语。

寂然不动，万物已经森然具备，在于感通而随即通达。感通只是从内部感应，不是外面拿一件东西来感应这里。

有人在旁边做事，自己没看见，只听见人说善言，是因为敬重其心。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因为心专一。心专一于内，外物就不能侵入，这是因为敬使心虚空。必有事焉，不忘也不强求，施加过重就不好。敬重其心，甚至不接触视听，这是求学者的事。刚开始学习，怎能不从这入手？到了圣人，则是随心所欲，不越规矩。

孔子从十五岁到七十岁，进德有很多阶段，圣人未必如此，这也是为学者立下一种法则，像水填满坑洼后前进，必须成章才能通达。

自古以来从未有人真正理解“仁”字的含义，必须在道中与他分别出五常，如果只是兼体，却只有四德。且以身体为例，仁是头，其他四德是手足。至于《易经》虽然说到元是善的统领，但也必须贯通四德来说。至于八卦，《易经》的大义在于此，也无人曾解释过（乾健坤顺之类，也未曾真正体认得）。

登山难，是用来说圣人之道广大；观澜必照，又用来说其道无穷。澜，是水流动的地方，如果不是源头无穷，就无法形成波澜；如果不是日月的光明无穷，就无法容纳光芒，必然照耀其下。又说它笃实而有光辉（一作笃实而不穷）。成章，就是笃实而有光辉。现在用瓦砾堆积，即使像山岳一样，也无法有光辉。如果堆积珠玉，小堆积就有小光辉，大堆积就有大光辉。

天下的言论关于本性，只是本来如此而已。则，是语助词。故，是本来如此的意思。现在说天下万物的本性，一定要寻求其本原，只是想要顺应而不伤害它。所以说：“以利为本”，本意是想要利于它。这一章都是为了知道而行动，施行其所无事，是不凿空。太阳到达极点可以坐着等待，也只是不凿空。

不直接坐在地上而倚靠，站立时不用手抓饭而用匕箸，这是圣人必定随顺时宜，如果没有适当的，且先这样做。

过去认为异教中，怀疑有通达的人，或是无处归依，且安于此？再次考察，终究不通达。如果通达，那么对于他以前所处的地方，不能一天安居。看曾子临死换席的意思，便知道他不通达。朝闻道，夕死可矣，岂能安于未安之处？比如毁坏人的形体，断绝伦常，没有君臣父子之道，如果通达就不会安于此。只是夷狄左衽，尚且可以说随其国俗；至于人道，岂容有异？

受祥时在内弹琴，恐怕不是圣人的举动。如果哀伤未忘，那么孔子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不饮酒食肉，以保全哀伤，何况弹琴呢？如果哀伤已忘，那么何必弹琴？

学者被气所胜，被习惯所夺，只能责备其志。

佛教的说法，如果想要穷究其说而去取它，那么其说未能穷尽，就已经被同化为佛了。只是在迹上考察它，其设教如此，那么其心果真是如何，固然难以取法。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不如且在迹上断定，不与圣人相合，其言有相合处，则吾道固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这样立定，却省事省力（一作力）。

儒者最终必定（一作多）进入异教，其志并非愿意，其势自然如此。大概是因为智穷力屈，想要休息，又知道未安稳，休不得，所以见人有一道理，其势须从之。譬如走一条大道，坦然无阻，则更不由小径；只是因为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走不得，有窒碍，则见一邪径，欣然从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碍者，何也？只是因为不致知，知至至之，则自无事可夺。现在有人处于异乡，原本没有安处，则说某处安，某处不安，须就安处；若已有家人，说他人家为安，己必不肯就彼。所以儒者而卒归异教者，只是因为于己道实无所得，虽曰闻道，终不曾实有之。

佛庄之说，大抵略见道体，乍见不似圣人惯见，故其说走作。

时之所以有古今风气人物之异者，何也？气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则必有衰，有终则必有始，有昼则必有

译夜晚。譬如一块土地，刚开始开垦为农田时，其收获的谷物会加倍于长久耕种之后；而一年比一年收成微薄，这也是因为地气有盛有衰的缘故。至于东汉与西汉，人才与文章向来各有崇尚，彼此不同。之所以崇尚不同，也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生来就是这样。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所生长的物产各不相同，其栽培和灌溉的适宜方法，也必须各自顺应时节，不能一概而论。必须顺应时势，就像同样是春季生长的物产，春初生长的又不同，春中生长的又不同，春末生长的又不同。礼制顺应时势、处理得当，只是恰当地规范当时的事务。所谓“时”，必定是阐明大道以留给后人。

译有人说因为刻苦学习而导致心神受损，但学习本来就是用来修养心性的，怎么反而会损害心神呢？我的体质本来就不强壮，然而能够不生病、没有倦怠，只是因为我谨慎养生，不纵情任性。对于身外之事，我的思虑都淡然处之。

概括来说，这就是道。仁固然属于道，但道却是总的名称。

“大而化之”，只是说天理与自己合为一体。那些尚未达到“化”的境界的人，就像人拿着尺子去量东西，使用时还难免有误差。如果达到了“化”的境界，那么自己就是尺子，尺子就是自己。颜回正处于这个境界。如果真正达到了“化”，那就是孔子了。在颜回之前是达不到，在颜回之后是超过了。这种超过或不及，非常值得警惕。只有颜回自己知道，别人无法替代。卓然独立是圣人站立的地方，颜回看到了，但还没有达到罢了。

格物穷理，并不是要穷尽天下的所有事物，只要在一件事上穷尽道理，其他事物就可以类推。至于说到孝，那孝之所以为孝的道理如何穷尽？如果在一件事上穷究不了，就先穷究另一件事，或者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各自随个人的深浅程度而定。就像千条小路万条路径都可以通向都城，只要找到一条路进去就可以。之所以能够穷尽，只是因为万物都遵循同一个理。至于某一物某一事，虽然微小，也都包含这个理。

恭敬自然就会虚静，但不能把虚静叫做恭敬；居敬自然行为简约，如果因为行为简约而居简，那就不简约了，只是所居之处已经多了一个“简”字。

退藏于密，密是运用的源头，也是圣人的精妙之处。

圣人的道，就像河图洛书，起初只是画卦，上面就产生了义理。后来的人，既重卦又系辞，去探求未必能得到其中的道理。至于《春秋》，肯定它所肯定的，否定它所否定的，不过只是当年那几个人罢了。学者不看其他书，只看《春秋》，也可以穷尽大道。

事物的道理必须穷究。如果说天地之所以高远，鬼神之所以幽隐显赫，如果只说天只是高，地只是远，这只是停留在言辞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恭敬就没有自我可以克制，开始时必须杜绝四种毛病。

人的身体有形体，未必能作为主宰。如果有人被俘虏，被带到哪里就随他到哪里，自己已经无法作主了。只有心，即使三军之众也不能夺走。如果连心都不能做主，那就更没有什么了。

伯夷和柳下惠的行为未必真是这样。比如孔子说：“不念旧恶，怨恨因此稀少。”那么伯夷的度量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伯夷的清高既然如此，却又记恨旧恶，那除非是抱着石头沉入河底。孟子所说的只是推论而言，未必真到那种地步。然而圣人在道的开端，不得不如此严格。这样严格，还有流弊。伯夷和柳下惠的行为如果不停止，其流弊必然达到孟子所论述的那样。伯夷是圣人极清的地方，柳下惠是圣人极和的地方。圣人则兼有清和而适时地表现出来，清和何止是偏颇。其流弊则必然有害。墨子的道，虽然有尚同兼爱的学说，但看他的书，也不至于把邻居的儿子看作兄弟的儿子。大概其流弊必然达到这种地步。至于说伊尹起初在田野耕作，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三次聘请才翻然跟随，岂不是适时然后才来见他，因为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认为是圣人的担当。

声律和数目

通过经典穷究道理

不勉强而合乎中道，不思考而得到，与勉强而合乎中道，思考而得到，何止有等级差别，简直是相差悬殊。不勉强而合乎中道，就是常常合乎中道；不思考而得到，就是常常得到。所谓从容合乎中道，是针对别人所见的情况而言的。如果不勉强不思考的人，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说合不合乎中道呢？不勉强不思考，也有大小深浅之分。至于技艺，也有不勉强不思考的人。所谓“日月至焉”与“久而不息”的人，所见的规模虽然大致相似，但其意味气象截然不同。必须潜心默识，玩味思索很久，或许才能自得。学者不学圣人也就罢了，如果想学，必须熟玩圣人的气象，不可只在名义上理会，这样只是讲论文字。

赞天地之化育，从人的角度来说，从尽自己的本性到尽万物的本性，然后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说人尽本性所达到的境界如此，如果只是至诚，更不必讨论。所谓人，是天地的中心，以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只是说只是一个理，而天人所做各自有分。

浩然之气，所养各有渐进，所以至于充塞天地，必定积累而后达到。行为不慊于心，只是防患的方法，必须集义才能产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时，大伦混乱，如果君听于臣，父听于子，动辄弑君弑父，必须变革，是不可一朝居的。然而鲁国有三桓，与齐国无异，为什么鲁国一变至于道？鲁国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齐国既坏了太公之法，后来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连其法又坏，混乱甚于鲁国，所以其弑君也先于鲁国。孔子在鲁国做官所以为之兆，得可为处便为，如陈恒弑其君，孔子请讨一事，正则百事自正，己不得传言，以鲁之众加齐之半，此非孔子请讨之计如此则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须谋而后行。

礼，我战则克，祭则受福，大概得其道。此语至常浅，孔子固能如此，但观其

译这种气象，不像圣人的言论。

我曾经观察，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本朝有超越古今的五件事：如百年没有内乱，四位圣君在受命之日，市场不更换摊位，百年未曾诛杀大臣，以至诚之心对待夷狄。这些大概都是以忠厚来防止耻辱作为纲纪，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因为英明的君主开创基业，规模自然不同。

译大纲如果不正，所有的细目就会混乱。唐朝的治国之道，托付给尚书省，近似于六官，但制度并不完备。后世没有像宇文周那样的，他的官名法度，小有可观之处。隋文帝的法制，虽然小有善处，但都是出于主观臆断。正因为能这样，所以维持了几十年。

陨石落在宋国，是从空中凝结而坠落。六只鹢鸟倒退着飞，是倒逆着飞。倒逆着飞，必定有气流驱使其这样。像这样的事，都是异事，所以记载下来。大体上《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有天人感应、招致的原因。比如石头落在宋国，就说是陨石；夷伯的庙宇震动，就说是震夷伯之庙。这是上天对人事的感应。但人们以浅狭的见解，认为没有感应，其实都有感应。然而汉代儒者谈论灾异，都牵强附会，不足相信。儒者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全部废弃了灾异之说。

麒麟是和气所导致的，然而春秋时代有麒麟，为什么说是感应天之气？难道可以这样区别吗？圣人的诞生，也是天地交感，五行精华的体现，才生出圣人。在战国之际，生出孔子，有什么奇怪？何况生出麒麟，圣人因为它的出现，不是它的时代，所以有所感应。就像圣人出生不得时一样。

孔子因感麒麟而作《春秋》。有人说不是这样，怎么解释？回答说：《春秋》不妨碍是因感麒麟而作。然而麒麟不出现，《春秋》难道就不作吗？孔子的意思，本来就有素志，因此事而作。所以他的书完成，又以此事作为终结。大体上需要有发端之处，就像画八卦，是因为见到河图洛书。果真没有河图洛书，八卦也须要作。

一阴一阳叫做道，这个道理固然防碍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者，道既然说是气，那么就是有两个方面，开阖已经是感应，既然有两个方面就便有感应，所以开阖者，道开阖就是阴阳。老子说虚而生气，是不对的。阴阳开阖本无先后，不能说今天有阴，明天有阳，就像人有形影，形影一时不可说今天有形，明天有影，有便齐有。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已经说了人分上的事，如果论道，那么万理都具备，更不说感与未感。

中和，如果只在人分上来说，就是喜怒哀乐未发、已发的意思。如果致中和，就是通达天理，便见得天尊地卑、万物化育的道理，只是致知罢了。

素隐行怪，是过的人；半途而废，是不及的人；不见知，不悔，是中的人。

中者只是不偏，偏就不是中庸。中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庸者是定理。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是经。孟子只言反经，中在其间。

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然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衮说了。今之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不主于义理，则无忌惮。无忌惮，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谨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语恶有浅防，则可谓之中庸，则不可。

知天命，是达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应也。命者，是天之所赋与？如命令之命，天之报应，皆如影响。得其报者，是常理也；不得其报者，非常理也。然而细推之，则须有报应。但人以挟浅之见求之，便谓差。且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养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此道也。

梦说之事，是傅说的感高宗。高宗感傅说，高宗只思得圣贤之人，须是圣贤之人，方始应其感。若傅说非圣贤，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来，吉凶在书防。其卒三者必合矣，使书防之言不合于理，则自不验。

陨石无种种于气。麟亦无种，亦气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滨露出沙滩，便有百虫禽兽草木无种而生，此犹是人所见。若海中岛屿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无种之人不生于其间？若已有人类，则必无气化之人。

匹夫至诚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邹衍之说，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栗，则有之。理外之事，则无。如变夏为冬，降霜雪，则无此理。

配义与道，即是体用。道是体，义是用。配者，合也。气尽是有形，体故言合。气者，是积义所生者，却言配义。如以金为器，既成则目为金器，可也。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如是尧舜之世，不能无小人。盖尧舜之世，只是以礼乐法度驱而之善，尽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虽欲为恶，不

译能够成就他们的恶行。即使是尧舜的时代，然而在他们家中乖戾之气也会产生。朱均在朝廷，就有四凶，长久地不被驱逐。

译脱离了阴阳，就没有道。所谓阴阳，就是道。阴阳是气。气属于形而下的范畴，道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形而上的，就是精微的。

阴阳二气交互感应

意志是气的统帅。如果谈论浩然之气，那么什么叫做意志呢？意志作为主宰，才能产生浩然之气。意志到达的地方，气随后到达，这自然有先后的顺序。

医生如果不通晓事理，那么开方用药就不能穷尽药物的本性，只知道针对病症去治疗，却不知道药物配合之后其性质会变成怎样？比如诃子、黄丹、白矾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黑色，黑色出现，黄色和白色就消失了。又比如一和二合成为三，三出现，一和二就消失了。如果分开成为一和二，那么三就消失了。既然已经形成了三，又去寻求一和二；既然已经变成了黑色，又去寻求黄色和白色。这就是不懂事物的本性。古人穷尽事物的道理，那么品尝它的味道，嗅闻它的气味，辨别它的颜色，知道某种事物与某种事物结合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性质。天有五行之气，所以凡是生物没有不具备五种性质的，具备其中一种性质就同时具备另外四种性质。至于草木，黄色的多得土的性质，白色的多得金的性质。

宗子制度废弛后，后世的谱牒还保留着一些遗风。谱牒也废弛后，人家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没有能延续百年的家族，骨肉亲属没有统属，即使是至亲，恩情也很淡薄。

古人做学问，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舞勺、舞象，有弦乐歌声来涵养他们的听觉，舞干羽来涵养他们的气血，有礼义来涵养他们的心。而且急躁时佩戴韦弦，舒缓时佩戴弓弦。出入街巷，耳目视听，以及政事的施行。这样邪僻的心思就没有地方侵入。现在的学者，只有用义理来涵养他们的心。

河北只看到鲧筑的堤坝，没有禹筑的堤坝。鲧堵塞洪水，所以没有成功；禹则是疏导洪水罢了。

五祀恐怕不是先王的典制，都是后世巫祝的虚妄之言。报祭却遗漏了重要的，井是人所重视的，行宁廊又怎么样呢？它们的功效有多少呢？

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必定祭祀到高祖，相比到天子和诸侯，只是疏密程度不同罢了。凡是事物消散其气，就完全没有了回归本原的道理。天地间就像一个洪炉，即使是生物被销熔也完全化为乌有，何况已经消散的气，哪里还会存在？天地造化，又哪里用得着这已经消散的气呢？那造化的，自然是生气。至于像海水潮汐，太阳出来水就干涸，这是潮水退去。那干涸的水已经没有了，月亮出来潮水又生起，并不是把已经干涸的水当作潮水。这是气的终始开合，这就是《易经》。一开一合，叫做变。

传述记录言语，得到了言语却没有得到心意，必定会有害处。即使是孔门弟子也有这种弊病。比如谈论昭公的礼仪，巫马期报告时，孔子正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必定还有其他的言语。巫马期想要回报的意思，孔子才说：“如果有超过常人的过错，我必定知道。”大概孔子回答巫马期也知道了，陈司败也知道了。又比如谈论伯夷、柳下惠都是古代的圣人，如果不说清和，就把伯夷、柳下惠当作圣人，难道没有害处吗？又比如孟子说：“放勋说”，只应当说“尧说”，传述者乘着放勋是尧的号，就称“放勋说”。又比如孟子说：“听到了就去做”，如果不因为公西赤有问以及仲由作为比较，就相信这一句话，难道没有害处吗？又比如孟子，齐王想要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弟子，这件事想要让国人敬仰效法，孟子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但是时子用利益诱惑孟子，孟子所以说：“如果让我想要富有，辞去十万钟的俸禄而接受万钟的俸禄，这是想要富有吗？”如果看他的文章，只是孟子不肯做国人敬仰效法的榜样，必须知道不可以用利益诱惑的意思。舜不告父母就娶妻，必须识得舜的心意。如果让舜就不告父母而娶妻，固然不可以因为他父亲顽固过时而不为他娶妻。尧去治理这件事，尧命令瞽叟让舜娶妻，舜虽然没有告诉尧，固然告诉了瞽叟。尧告诉瞽叟，是以君主的身份去治理罢了。现在的官府治理人的私事，也多是这样。但是象想要以杀舜为事，尧为什么不治理呢？大概象杀舜没有可见的迹象，揭发人的隐恶去治理，不是尧的做法。

学习《春秋》也是好的，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也是穷尽事理的关键。然而其他经典难道不可以穷尽吗？只是其他经典论述义理，《春秋》根据行事，是非比较明显，所以穷尽事理是关键。曾经告诉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再读一部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别出义理，才可以看《春秋》，以什么为标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想要知道《中庸》，没有比权变更好的了。必须是因时制宜才算是中。如果在手足胼胝和闭门不出两者之间取中，就不是中。如果应当手足胼胝，那么在这里就是中；如果应当闭门不出，那么在这里就是中。权变这个词，是秤锤的意思。什么东西是权变？义理。然而也只是说到义理，义理以上更难说。在于人自己看如何。

格物也需要积累涵养，比如刚开始学诗的人，开始未必好，到长久之后必定更加精妙，人还是旧人，他的见解却不同了。

知道极致就应当达到极致，知道终结就应当完成终结。必须以知为本，知的防范那么行必定到达，没有知道而不能行的，知道而不能行，只是知道得浅。饿了不吃，乌喙人不踩水火，只是知道人做不善的事，只是因为不知道。知道极致而达到极致，知道几微的事，所以可以与几微。知道终结而完成终结，所以可以与

译存义说：“‘知至’就是‘致知’，博学、明辨、审问、慎思，都属于‘致知’，也就是‘知至’所要做的事。‘笃行’就是‘终之’，就像开始有条理，结束也有条理，因为开始有条理，所以能够结束也有条理。这就好比‘知至’了，自然就能做到‘终之’。”

译《春秋》传是依据经文来做出判断的。

古代的学者，首先通过研读经典来认识义理。大概刚开始学习时，全靠老师的传授。后来的学者，却必须先认识义理，然后才能读懂经典。比如《易经·系辞》是用来解释《易经》的，现在的人必须看了《易经》，才能看懂《系辞》【一本说：古人得到老师的传授，所以通过经典来明白道理；后人失去了老师的传授，所以如果不明白道理就无法理解经典】。

“至大至刚，以直不言，至直”，这是文章的语势。就像治理天下的音乐，安定的时候音乐安乐，怨恨的时候音乐愤怒，粗犷的时候音乐严厉，急促的时候音乐短促，都是这类情况。

解释义理，如果一味依赖书本，怎么能做到安守本分、凭借它来防范过失呢？这不仅会让自己迷失，也会误导别人。

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从根本来说的，也有从具体事务来说的。从根本来说，只有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如果从具体事务来说，不挽救就算了，如果要挽救，就必须变革。大的变革就有大的益处，小的变革就有小的益处。

学者喜欢谈论高深的道理，就像穷人谈论金子，说它的黄色，说它的坚硬柔软，说它不是金子又不对，只是可笑，没看见富人这样说过。

孔子在《论语》中不曾说过“神”字，只在《易经》中不得已说了几处罢了。

有主宰则虚，无主宰则实，必定有所作为。

用事物来对待事物，不可以用静止来对待事物。

古代所谓支子不主持祭祀，只是让宗子设立庙主罢了。支子虽然不能主持祭祀，至于斋戒时表达诚意，则与主持祭祀的人没有不同。可以让他参与，就让他亲身执事；不可以让他参与，就让他用物品辅助，只是不另外设立庙位行事罢了。后世如果想确立宗子，应当遵循这个义理，即使不主持祭祀，心情也可以安定。如果不确立宗子，白白想要废除祭祀，恰好是助长懒惰轻慢的心志，不如让他们祭祀，还比废除要好。

真元之气，是气产生的根源，不与外界之气混杂，只是用外界之气来涵养罢了。就像鱼在水中，鱼的性命不是水造成的，但必须用水来涵养，鱼才能生存。人生活在天地之气中，与鱼在水中没有区别。至于饮食的滋养，都是外界之气涵养的方法。呼吸的出入，只是开合的机枢罢了。呼出的气息，不是吸入的气体，只是真元自己能够生气。吸入的气体，只是在闭合时随之进入，并不是借助这种气来辅助真元。

古代，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选择那些可以教导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贤良的人回到田间耕作。大概士人和农夫不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从事农业，然后士人和农夫才区分开来。在学校的供养，如果是士大夫的儿子，就不担心没有供养；即使是平民的儿子，既然入学也必定有供养。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学习，又没有利益可追求，那么所达到的境界就可以知道了。必须去除追求利益的心，才能由此成就德行。后来的人，从小就有急切追求利益的意思，怎么能向善呢？所以古人一定让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安定，只谋求衣食，却没有害处。只有利禄的诱惑最害人【人有供养，才能安定志向于学业】。

做官会夺去人的志向。

星辰如果以日月的次序为辰，那么辰上恐怕容纳不下二十八宿。如果说五星，就不能称为辰。或许只是说北辰，都是星，为什么尊崇北辰？北辰自然是不动的，只是不动就是气的主宰，所以是星中最尊贵的【尊一作宗】。

先王的音乐，必须用律吕来考察其声音。现在律吕既不能求于人耳，又不能完全相信，正因此难以求得。中声必须得到律吕，律吕得不到，中声就没有办法显现。律吕，是自然的数理，直到如今度量权衡，也不准确。现在的方法暂且作为准则可以，不像古代的方法。这些东西虽然出于自然【一有之数字】，也必须人为制定。但古人制定，符合自然。至于规矩，则穷尽了天下的方圆。

律历的方法，现在也粗略存在，只是人用得少罢了。律的遗存，如三命就是。其方法只用五行、干支、纳音之类。历的遗存，是星算人生数【一作处】，然而都有这个理，如果没有这个理，却推算不通。

《素问》这本书，必定出于战国末期。看它的气象，就知道天之气运，只是如此。但要看的人如何？假设确定四方，分五行，各配一方，是一种格局；角而看之，又是一种格局；分为二十四，又是一种格局。规模大，则大规模；小，则小。然而善言也很多，比如：善于谈论天的，必定在人事上有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必定在现在有验证；善于观察人的，必定在自己身上有发现。

就近取之于身体，百理都具备屈伸往来之义。只在鼻息之间可见。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已经屈的气再作为方伸的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比如再说七日来复，其间原本不断续。阳气已复，生物极必反，其理必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

守身，是大事。其事固然有大的，正惟养病，也是守身之一。斋戒战疾，圣人所谨慎。

从天子到平民，五服不曾有异，都到高祖服。既然这样，祭祀也必须这样。其疏密之节，没有可考证的，但其理必定如此。七庙、五庙，也只是祭到高祖。大夫、士虽然或三庙、二庙、一

译在宗庙祭祀，或者在寝庙祭祀，那么即使（祭祀的对象）有所不同，也不妨碍祭祀到高祖。如果只祭祀父亲，只是因为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这是禽兽的行为。祭祀父亲而不及高祖，这不是人的行为。

译天子称禘，诸侯称祫，其道理都是合祭的意思。禘字从帝，是禘祭祖先所由出的帝，把所由出的帝作为面向东方的至尊，其余的祖先共同在帝前受祭，这就是禘。诸侯没有所由出的帝，只是在太祖庙里【有的版本有“以”字】将群庙的神主合在一起受祭，这就是祫。鲁国之所以有禘祭，只是因为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在《春秋》中不见记载祫祭，只记载禘祭。所说的“大事”就是祫祭，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牌位，就是闵公、僖公二公合祭的意思。如果是时祭【有的版本有“即”字】应当说“有事”，在庄公时举行吉禘，只是禘祭，说“吉”，是因为举行得太早了。四时之祭也有禘的名称，只是礼仪文辞交错混杂。

郊祀配享上天，宗庙配享上帝。天与上帝是同一个，在郊外称天，因为冬至是万物生长的开始，所以在圜丘祭祀而配享祖先。使用陶制酒器和匏制酒器，铺上草席，扫地而祭。宗祀称上帝，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所以在明堂祭祀而配享父亲。其礼仪必定按照宗庙的礼仪来享祭，这个道理非常显著。只是《孝经》的文字有可疑之处：周公祭祀，应当推举成王为主祭人，配享上帝的应当是武王，不应当说文王配享。如果文王配享，那么周公就应当自己主持祭祀了。周公一定不会这样。

仁义礼智信，在性上要说，这五件事必须分别清楚。如果是仁，那么固然每一件事都是仁的原因，恻隐之心属于爱，是情，不是性。恕是进入仁的门径，但恕不是仁。因为恻隐之心，知道其中有仁。只有仁义礼智四者有发端，而信没有发端，只有不信，更没有【有的版本作“更有”】信。就像东西南北已有固定的方位，不能再说什么信。如果把东当作西，把南当作北，那就是不信。如果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那就是没有【有的版本无“不”字】信。

解说经书必定不符合古人的本意，反而使人轻视学问。读书必须潜心深思，从容涵养，使之自然有所得。如今一天之内全说尽了，只是教得浅薄。至于像汉代董仲舒下帷讲诵，还未必是解说经书。

圣与狂，圣不一定就是睿智，圣与狂不一定就是狂狷。只是智识通达的人，便称为圣。比如圣义忠和，难道一定是圣人吗？

尸在配享时，男尸由男扮，女尸由女扮，祭祀之事主在严肃，虽然同时同室，也没有嫌疑与防范。祭祀执事不嫌同姓，执事尚且如此，何况今日之事更为便利？比如国家的先君与夫人，在合祭之时，考妣应当各自位于不同的位置。大概人情也没有舅母与媳妇同坐的礼节。如果在特祭其庙之时，则不妨夫妇并祭。

学者的首要任务，固然在于心志。有人说想要屏除见闻知思，那就是绝圣弃智。有人想要屏除思虑，担心其纷乱，那就是必须坐禅入定。就像明镜在此，万物全部映照，这是镜子的常态。难以让它不映照，人心不能不与万物交感，也难以让它不思虑。如果想要避免这些【一本无此四字】，只有心【有的版本作“在人”】有主宰。如何有主宰？只是敬罢了。有主宰则虚，虚是说邪气不能侵入；无主宰则实，实是说外物来夺取它。现在瓶罐里有水，里面充实了，即使江海之水浸灌，也无法进入，怎么能不空虚？里面没有水，那么停注之水不可胜注，怎么能不充实？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那么其他事就不能进入，是因为事作为主宰。事作为主宰，尚且没有思虑纷扰的祸患。如果以敬为主宰，所谓“一”，就是没有偏私叫做一。况且想要涵泳主一的义理，一就没有二三了【有的版本作“不一则二三矣”】。说到敬没有比圣人之言更好的【有的版本无“圣人之言”四字】，《易》所说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必须是直内，才是主一的义理。至于不敢欺骗，不敢怠慢，尚且不惭愧于屋漏之处，都是敬的事情。只要存养这种涵养，久而久之自然天理明了。

防止邪恶存养真诚，防止邪恶则真诚自然存养。就像人有房屋，围墙不修，不能防备盗贼，盗贼从东边来，驱逐它则又有从西边进入的，驱逐了一个人，一个人又来了，不如修好围墙，那么盗贼自然不来，所以要防止邪恶。

学禅的人常说天下最忙的人莫过于市井之人，回答说市井之人虽然每天营利，但还有休息的时候；最忙的人莫过于禅客。怎么说呢？禅者的行、住、坐、卧，无不在道，存着无不在道的心，这就是常忙。”

《论语》有两处：“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难道不是圣人所想要的吗？然而五十岁才穿帛，七十岁才吃肉。圣人之心，不是不想让年轻人也穿帛吃肉，然而所供养的有所不足，这是担心其施予不广博。圣人所治理的不过九州四海，然而九州四海之外，圣人也不是不想兼济，然而所治理的有所不及，这是担心不能济众。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如果认为我治理已经足够，那就不是圣人【修己以安百姓，须有所施为，乃能安人。此则自我所生，学至尧舜，则自有尧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谓曾子之孝己甚】。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之。集义是积义所生，就像集大成，如果累土为山，必须是积土才成山，不是山已成形才名为义【有的版本作“山”，有的版本作“土”】。浩然之气难识，

译必须认清那些合乎正道、内心无愧的时候，自然会有这种气象。然而这还不够，必须体认到至大、至刚、以直养这三个德行，才能见到浩然之气。如果想要见到它，姑且观察地道，坤卦六二爻辞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方就是刚，大就是大，直就是直。在坤卦中不说刚而说方，是因为说刚会损害地道的性质，所以下面不再说至柔而动。刚在它之前，说柔而在后面说刚，就没有妨害。大只是相对于小而言为大，刚只是相对于柔而言为刚，直只是相对于曲而言为直。这样自然就能“不习无不利”，坤卦六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已经是地道，又是二爻，又是阴爻，是地道中精纯的体现。至于六五爻就不同了，想要学习，姑且只观察地道。坤卦虽然是学者所做的事，但也包含圣人的道理。圣贤的道理，其表现没有两样，只是有深浅大小的区别。

译威严庄重，并不是恭敬的真正道理。但表达恭敬，必须从这里入手。

止于至善，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这里所说的“善”，是指义理的精微之处，难以用具体的名称来界定，姑且用“至善”来称呼它。《易传》说“继之者善”，这里所说的“善”语气较轻，只是说继承这种道的，没有不是善的，不可以说是恶。

舜勤勉地行善，如果没有接触事物，怎么行善呢？只是内心持守恭敬，这就是行善了。由此看来，圣人的道，并不是只是沉默无言。

颜回选择中庸之道，对善紧紧把握。中庸之道如何选择呢？比如广泛地学习，又详细地询问，又明确地辨别，这样才能选择中庸之道。虽然学习、询问和辨别，又依据什么来认识中庸之道呢？这就在于达到“致知”。“致知”，这是在于学者自己下功夫。大凡对于道，选择它在于智，坚守它在于仁，决断它在于勇。人对于道，只是担心不能坚守，不能决断。

“必有事焉”，是说必定有所作为，这就是恭敬。“勿正”，“正”的意思是轻率，“勿忘”，这是恭敬。如果过于刻意端正，以至于用力过猛，就会像拔苗助长一样。

编排、排斥、整理、延续，最终自然会端正和谐。叔未知道最终是否能自得吗？

墨子的书，还没有达到完全兼爱的意思。到了孟子的时候，其流弊逐渐深远，以至于差别如此之大。杨朱为我，也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只是相差毫厘，谬误却达千里，直至发展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如此严重。

世人的学问，博闻强记的人，难道少吗？他们最终没有不陷入禅学之中的，在这其中，特立独行而不迷惑的，没有像子厚、尧夫那样的。他们的学说流传，恐怕难免这种弊病。

杨朱似乎出自子张，墨子似乎出自子夏，其中更有过与不及之处，难道是师商不向圣人门下学习吗？

约【敬是】

与叔季明认为以知、思、闻、见为患，我非常喜欢这个论点。偶然间正好谈到，言语涉及最紧要的地方。世上的学者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如果得到他们的反驳和追问，能够坚持到底，就必须明确辨别。

康仲【一作拯】问：“人的学习，并非意愿有差别，只是因为不知道的缘故，于是流于不同。不知道如何持守？”先生说：“且不说持守，持守什么事？必须先在于致知。致知，就是完全知道。穷究事理、格物，就是致知。”

礼仪中什么最重要？时势最重要。也必须随时势，应当随就随，应当治理就治理，在当时做当时的事，这就是能随时。随时的意义，真是伟大啊！一般人说的“随时”是姑且随和，只是随波逐流罢了，不可以称为和。和已经是合乎义理了，学者担心在于不能识别时势。时势的出现也必须要有渊博的源泉，才能产生出来。现在的人自然与古人不同，风气使他们达到这样，比如寿命、形貌都与古人不同，都不减少一百多岁，现在哪有这样的人？看古人的形象，戴冠冕之类，现在哪有这样的人？所以笾豆簠簋自然不能用于今人，自然时势不相称，时势不同啊。在时势上完全穷究事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根据时势来考察，就可以了。他默默识得这个体用，大抵是这样，哪里可以催促他呢？尧对于百姓，匡正、辅佐、引导，圣贤在这里看到一些功用，举出这几端，可以长久地展示给人看。殷朝沿袭夏朝，周朝沿袭殷朝，增减可以知道。默默观察得到的人，必须知道三王的礼制与器物不必相同。从画卦垂衣裳到周文王才完备，只是因为时势。如果不是随时势，那么一个圣人出现，百事都做了，后来者没事做，又不是圣人的智虑所不及，只是时势不允许啊。

只归于自然，就没有可观的，更没有可玩味的深奥之处【之一作个】

云从龙，风从虎。龙，是阴物，出来有湿气，自然蒸腾而出，像湿物在日光下，气也自然出来。即使是木石之类，感应阴气，尚且有气，那么龙兴起云就不奇怪了。老虎行走的地方风自然产生，龙只是兽。茅山华阳洞曾经跳出过，其形状非常可爱，也有时在干燥的地方能行走，其行走的样子像虎。茅山的龙则不咬人，北五台的龙则伤人。又有曾经在铁狗庙下挖得一个龙卵，后来寄放在金山寺，龙能堵塞水到寺门，取卵不得。龙之所以知道，这么大的东西自然有灵性。龙以卵生的，也不是神。还有一等龙，必须胎生。

极无适而不为中

二程遗书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十六

宋 朱子 编

己巳冬所闻

问孔子称伯夷叔齐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为什么呢？回答说：“以伯夷叔齐的狭隘，如果念旧恶，将不能处世了。”

问子贡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仁圣何以相别？”回答说：“这是子贡不认识仁，所以推测而设问。只有圣人才能尽仁，然而仁在事，不可以为圣。”又问：“尧舜其犹病诸，果乎？”回答说：“确实如此。圣人只怕所及不远不广，四海之治也，谁比得上兼四海之外也治呢？自身曾以此为病。博施济众，事大，所以仁不足以命名它。”

赵景平问子罕言利与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