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防书卷二上

译这种教化，才可以了解【正】

圣人用意的深奥之处，全在《系辞》中。《诗》《书》是格言【明】

译古代的学者，都有师承传授。比如圣人创作经典，本意是为了阐明大道。现在的人如果不先明白义理，就不能研读经典。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传授的真意罢了。比如《系辞》，本意是为了阐明《易经》。如果不先探求卦象的意义，就无法看懂《系辞》。

研读《易经》必须先看卦象所代表的时势，然后观察每一爻的才德。一爻之间，常常包含多种含义。圣人通常选取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来撰写爻辞。也有《易经》中已经说得很多，选取未曾提及的内容，也不一定是重要的事。又有只说时势，不及爻之才德的，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参考。必须先看懂卦象，才能看懂《系辞》。

有德行的人得着天理并加以运用，既然内心已有天理，所用的一切无不合乎中道。聪明巧诈的人，虽然内心没有自得，但才智稍高，也能窥测到其中一二，得着并运用它，便自以为泄露了天机。如果平心静气地运用，也无不合乎中道，只是内心没有天理，必须依靠聪明巧诈，也有反而失当的，比如苏秦、张仪之类。

教育人的方法，就像给小牛犊戴上木枷，在它还没有顶撞的时候，就先加以制约，这是最大的善。其次就像阉割公猪的牙齿，公猪有了牙齿，已经难以制约，用各种方法制约它，终究不能让它改变。只有阉割它的势，性情自然调伏，虽然有牙齿，也不能为害。如果有不听从教导的人，却须放置刑具，另用道理感化他的心，那么就不需要刑具，他将会自行感化了。

侍奉君主必须体会“接纳简约之言，从旁引导”的意思。君主有过错，用道理开导劝谕他，既然不肯听从，虽然应当在此处挽救制止，终究不能挽回。却须寻找君主肯于接纳的地方，进言引导，使君主开明。比如汉高祖想废掉太子，叔孙通说嫡庶的根本，这些他都知道，既然不肯听从，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只有张良知道四皓一向被汉高祖敬重，招来让他们侍奉太子，汉高祖知道人心归向太子，于是没有废立的想法。以及左师触龙的事，也相类似。

天下的善恶都是天理。所谓恶，并非本性就是恶，只是有时过度或不足，便成了这样。比如杨朱、墨翟之类。

仁、义、礼、智、信这五者，是人的本性。仁是整体；义、礼、智、信是四肢。仁是本体；义是适宜；礼是分别；智是知觉；信是真实。

学者要整体把握这颗心，学问虽然未尽，但如果事物到来，不可不应对，只是随着分限去应对，虽然不一定完全恰当，也不会相差太远。

学者必须恭敬地守护这颗心，不可急躁迫切。应当栽培深厚，在其中涵泳，然后才能自得。如果急躁迫切地追求，只是私欲，终究不足以通达大道。

学者全要识时。如果不识时，不足以谈论学问。颜回在陋巷自得其乐，是因为有孔子在。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间已经没有人，怎么能不以身任道？

《订顽》这一篇，意思极其完备，是仁的本体。学者要体认这个意思，让它存在于自己心中。如果地位已经很高，到了这个地步，自然另有见解，不可穷究高远，恐怕对大道没有补益。

医书说手脚痿痹叫做不仁，这话最好。形容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没有不是自己的。认作是自己，何事做不到？如果不存在于自己心中，自然与自己不相干。比如手脚不仁，气血已经不贯通，都不属于自己。所以广施恩惠、救济大众，是圣人的功用。仁最难说，所以只说：“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能就近取譬，可以说是仁的方法。自己希望如此观察，仁就可以得到仁的本体。

广施恩惠、救济大众，说“一定要是圣人吗”？不是说仁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说广施恩惠、救济大众的，是功用。

曾经用“心知天”来比喻，就像住在京城，去长安，只要知道出西门，就可以到长安。这还算是说成两处，如果要诚实，只在京城就是到长安，再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穷尽它便知道本性，知道本性便知道天。当时就认取，再不可向外求。

穷尽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天命，三件事一时完成，原本没有次序，不可把穷理当作知的事。如果真正穷尽了理，性命也可以了结。

学者识得仁体，真实存在于自己心中，只要用义理栽培，比如探求经义，都是栽培的意思。

世间有鬼神依附言语的现象，屡次见到，不可完全不信。这也有道理，只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罢了。曾经把所求的话告诉刘绚，后来他把思索的结果给我看，只说言语与不是，原本未曾告诉他。近来求得稍为亲近。

过去向周茂叔求学，他常让我寻找颜回、孔子的快乐之处，所乐的是什么？真知与常知不同，常见一个农夫曾被老虎咬伤，有人说老虎伤人，众人没有不惊动的，唯独农夫神色变动与众人不同。如果老虎能伤人，即使是三尺童子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未曾真知。真知必须像农夫那样，才是故人知道不善却仍然做不善的事，也是未曾真知。如果真知，决不会做了。

蒲人要盟，是智者所不为的，何况圣人呢？如果真要盟，止于不去卫国就可以了。盟誓而背弃，如果再遇到蒲人，将用什么话来回答？

曾经说：郑戬做县令，定下百姓陈氏为里正。傍晚，有个姓陈的人请求分居，郑戬立刻鞭打他说：“哪有早上定里正而晚上请求分居的？”后来察访，请求分居的不是定下的里正。现在婴儿，不能言语表达意志嗜好欲望，人们所不知道的，他的母亲必定不能知道。然而不至于误认他的意思的，

译为什么呢？只是出于真诚的爱与敬罢了。假如能够像爱护自己的婴儿那样去爱护和尊敬百姓，哪里还会有差错呢？所以只要真心诚意地去追求，即使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

译想要知道是否真正有所得，应当在内心的气机上加以验证。思考探究有所领悟，内心喜悦满足，充沛而宽裕的，才是真实的获得。思考探究有所领悟，但内心气力却感到劳累耗损的，实际上并没有获得，不过是勉强揣测罢了。曾有人说道：“近来因为研习道学，思虑过度导致心虚。”回答说：“人的血气，本来就有虚实之分，疾病的来临，圣贤也无法避免。然而从未听说自古以来的圣贤因为学习而导致心疾的。”

求学的人必须首先认识仁。仁是浑然一体与万物同为一体的，义、礼、智、信都包含在仁之中。认识了此理，只需以真诚恭敬的态度去保持它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防范检点，也不需要过度探究索求。如果内心松懈，就需要防范；如果不松懈，又有什么可防范的呢？道理有尚未领悟的地方，所以才需要探究索求。保持久了自然就会明白，哪里还需要去探究索求呢？此道与万物没有对立，大到无法用名称来界定它。天地的功用，都是我的功用。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必须反求自身并做到真诚，这才是最大的快乐。如果反求自身未能真诚，那就还是两样事物相对立，用自己去迎合外物，终究没有融合为一体，又怎么能得到快乐呢？《订顽》篇的意思，就是完备地阐述了这一本体，用这种意念去保持它，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呢？一定要有事做但不要预设目的，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不曾施加丝毫的力量，这就是保持它的方法。如果保持得住，自然就会有收获。因为良知、良能原本不会丧失，只是因为过去的习气尚未除去，所以需要保持并习练此心，时间久了就可以战胜旧的习气。此理极其简约，只怕不能坚守。既然能够体悟它并感到快乐，也就不怕不能坚守了。

事情有善有恶，都是天理。天理之中的事物，必然有美丑善恶的区别。因为事物参差不齐，是事物的常情。只应当加以明察，不可让自己陷入恶中，流于偏执于一物。

过去皇上称赞王安石（介甫）的学问，我回答说：“王安石的学问不对。”皇上惊讶地问：“为什么？”我回答说：“臣不敢远引古例，只用近事来说明。臣曾读《诗经》，其中称颂周公的德行，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的德行盛大，形容得如此盛大。像王安石，他自身尚且不能治理好，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圣人就是天地。天地之中有什么东西不具备呢？天地难道曾经有心去拣选辨别善恶吗？一切包容覆盖承载，只是处理得合乎道罢了。如果亲近善人，疏远不善之人，那么不被接纳的事物就多了，怎么能称为天地呢？所以圣人的志向，只是想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年轻人得到关怀。

生死存亡，都知道它们的来源，胸中清澈明朗没有疑惑，只是这个理罢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呢？”这是简略的说法，死的事情其实就是生的事情，没有别的道理。

说到体现天地的化育，已经多了一个“体”字，这个字本身就是天地的化育，不可对此另外再有一个天地。

胡安国（胡安定）在湖州设置治道斋，学者中有想要明晓治道的人，在其中讲习，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他曾说刘彝擅长治理水利，后来刘彝果然执政，都在兴修水利方面有功。

面色温润光泽，背部丰满润泽，都是积盛所致，四肢不言而喻，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大学》是孔氏的遗书，必须从此学习才不会出错。

孔子周游列国，只是接受聘问而已。如果有任用我的人，就跟随他。

处在当今的时代，不安于当今的法令，是不义的。如果谈论治理天下，不做就算了，如果重新去做，必须在当今的法度内处理得恰当，才符合义。如果必须更改法令然后才去做，那还有什么义呢？

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减少欲望，心自然真诚。荀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既然真诚了，还修养什么？这已经是不懂什么是真诚，又不知道如何修养心性。

贤人只知道义罢了，命运就在其中。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才用命运来对待义。比如说道：“追求它有道，得到它有命。”这是认为追求对得到没有益处，知道命运不可强求，所以自己以不求取的态度处世。如果是贤人，就按照道去追求，按照义去得到，不必谈论命运。

克制私欲，私心就去除了，自然能恢复礼。虽然不学习文辞，但礼的意蕴已经得到了。现在的监司大多不与州县同心协力，监司专门想要伺察，州县专门想要掩盖。不如推诚相待与他们共同治理，有不足之处，可以教导的就教导，可以督促的就督促。至于不听从的，选择其中严重的去掉一两个，足以警戒众人，就可以了。

《诗》《书》是记载道的文章，《春秋》是圣人的运用。《诗》《书》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运用全在这本书中。所谓不如记载在行事中，深切显著明白。有重复叙述的地方，如征伐盟会之类，大概是为了成全书的体势，必须如此，不可事事都寻求不同的意义。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意义就必须区别。

司马光（君实）修撰《资治通鉴》到唐代的事情，程颐（正叔）问：“敢与太宗、肃宗纠正篡位的名称吗？”回答说：“敢。”又问：“敢辨明魏徵的罪过吗？”回答说：“有什么罪？魏徵侍奉皇太子，太子死后，竟然忘记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侍奉他，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后世只是因为他后来在朝堂上的风节而掩盖了他的罪过。有善有恶，怎么能互相掩盖呢？”说：“管仲不死于子纠之难而侍奉桓公，孔子称

译他能够不死，是因为他说：“难道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于小信，在沟渠中自缢而死而无人知晓吗？”这与伯夷、叔齐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管仲所做的事与伯夷、叔齐不同。齐桓公死后，公子们都出逃，小白年长应当即位，子纠年幼也想要即位。管仲护送子纠逃往鲁国，小白进入齐国。小白即位后，管仲接纳子纠来对抗小白，以年幼侵犯年长，而且子纠本就不应当即位，道义上已经不顺。后来小白杀死了子纠，从管仲所侍奉的主人这个角度说，他可以死；但从道义的角度说，他不可以死。所以《春秋》记载‘齐小白入于齐’，用‘国’字联系齐国，表明小白应当即位；又记载‘公伐齐纳纠’，‘纠’字前去掉‘子’字，表明子纠不应当即位。等到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这里再次用‘子’字联系子纠，是为了谴责齐国大夫在已经结盟的情况下杀害他。这与伯夷、叔齐的事情完全不同。”

译智、仁、勇这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践行它们的根本，在于一个“一”，这个“一”就是诚。所谓诚，就是诚实无妄，在这三者之外，并没有别的诚。

孟子才气高，但学问缺乏可依据的根基。求学的人应当学习颜回，因为进入圣人的境界比较近，且有可以下用力的地方。

如果是季氏这样的人，我就不能用对待季孙、孟孙那样的礼节来对待他。季氏是权臣，国君对待他的礼节极其隆重，但这并不是用来对待孔子的礼节。对待季孙、孟孙的礼节，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了。”这说明孔子并不在意待遇的轻重，而是因为不被任用才离开的。

谈论经书、论述道义的人有，但很少涉及治国根本的。如果有任用我的人，就会端正内心来端正自身，端正自身来端正家庭，端正家庭来端正朝廷，进而端正百官直至天下，这就是次序。其中又取决于任用的深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斟酌应对，不能固执于一种想法。

天地的法则，常常显现出迹象来启示人，所以称为“贞观”。日月常常明亮而不止息，所以称为“贞明”。

求学的人不必远求，就近从自身取法，只要明白人伦道理并做到恭敬罢了，这就是简约之处。《易经》乾卦讲述圣人的学问，坤卦讲述贤人的学问，只说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道义使行为方正。恭敬和道义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即使是圣人，也不过如此，没有别的途径。穿凿附会、牵强累赘，自然不符合道理，所以道与理，天与人是一致的，不再分别。浩然之气是我们自身的气，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能充满天地；一旦被私心遮蔽，就会空虚而衰竭。知道它渺小，思想没有邪念，没有不恭敬的。只有这两句话，遵循并实行，怎么会有差错呢？有差错的，都是因为不恭敬、不端正。

良知、良能都没有由来，是出于天性，不依赖于人。

德行是指天赋的资质和才能的美好。

凡是立言，要含蓄蕴藉，不让有德行的人感到厌倦，也不让没有德行的人感到困惑。

况且要减少对外事的关注，只要明白善的道理，只增进诚意，那么文章即使不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坚守的原则不简约，就会泛滥而无功。

求学的人必须学习文章，通晓道理的人增进德行罢了。有德行的人不学习也没有不利的，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因为已经先得到了这个道理。学习文章的功夫，学成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学成两件事就是两件事，触类旁通达到千百件，直到穷尽，也只是学习，不是德行。有德行的人不是这样，所以这话可以对通晓道理的人说，不可以对求学的人说。如果心中领悟了，就施用于四肢，四肢不用言语就能明白。譬如学习书法，如果没有领悟，必须心手相互依赖而学习；如果领悟了，下笔就能书写，不必积累学习。

有有德行的言论，有创造道理的言论，有叙述事情的言论。有德行的人，只说自己的本分；叙述事情的言论，如颜回说孔子，孟子说尧舜，只是创造道理的深刻所见如此。

所见所期望的，不可不远大，但实行起来也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志向大心力劳，力量小责任重，恐怕最终会败坏事情。

我接待的人很多，不杂驳的有三人：张载（子厚）、邵雍（尧夫）、司马光（君实）。圣人的妙处不可知，是说圣人的极致精妙，是人所不能测度的。

设立宗派不是朝廷所禁止的，只是担心人们自己不能实行。

把情虚、一、大作为万物的本源，恐怕不妥当。必须兼有清浊虚实，才可以谈论神道。体察万物没有遗漏，不应该有固定的方位。

教导人如果没有看到意趣，一定不愿意学习。想要先教他们歌舞，如《诗经》三百篇，都是古人创作的。像《关雎》这类，是端正家庭的开始，所以用于乡间，用于邦国，每天让人听到。这类诗，言辞简奥，今人不容易理解。另外想作诗略加说明，教导童子洒扫应对、侍奉长者的礼节，让他们早晚歌唱，似乎应当有帮助。

获得知识在于格物。格，是至的意思。穷究道理而达到事物，那么事物的道理就穷尽了。

现在的求学的人，只有用义理来涵养内心，如果用威仪、辞让来涵养身体，用文章、物采来涵养眼睛，用声音来涵养耳朵，用舞蹈来涵养血脉，这些都没有具备。

孟子对于道，温和淳厚、深沉美好，没有像颜回那样接近圣人的。后世称他为亚圣，或许有所取义。比如“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颜回、孔子都是一致的，只是有大小之差，都是与万物共有的。颜回不自私，所以不夸耀自己的善；知道与人相同，所以不施加劳苦。如果是圣人，就像天地，像让老人安适之类。

《大学》在“明明德”之前先明白这个道理，在“新民”方面，是使人用这个道理来自我革新，在“止于至善”方面，是看见并知道所应止的地方。

获得而后行动，与考虑而后行动不同。获得在于自己，就像自己用手举起物体，没有不听从的；考虑则不在自己，就像手中拿着物体去取另一物体，知道它不利。

圣人对于文章不讲求而学习，因为讲求的人有可否的疑问，必须问辨而后明白。求学的人有所不知，问而知道，那么可否自然决定，不等待讲求讨论。如孔子的盛德，只有官名礼文有所未知，所以问于郯子。老子既然知道，就实行罢了，更不需要讲求。

正叔说不应当把体会当作非心，把体会当作非心，所以有心小性大的说法。圣人的神与天为一，怎么会有二呢？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没有不在此的。这个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它，不可将心滞留在知识上，所以反而把心当作小。

译鼓动激励万物，并不与圣人一同忧虑。这是天与人不同的地方，圣人也有不能做天所做之事的地方。

译行礼不可完全拘泥于古制，必须观察时代风气的不同，因此所采取的措施不得不与古人有所差异。就像现在人的面貌自然与古人不同，如果完全使用古物，也不相称。即使是圣人创制，也必须有增减损益。

与神明沟通的心意，应当在侍奉生者之后，这样才能尽到孝爱之心而得到神明的享用。完全使用古时的礼仪，恐怕神明不会享用。

《订顽》中的言论，极其纯正没有杂念，是秦汉以来学者所达不到的境界。

君主与夫人应当设立不同的宗庙，所以自然没有配享的问题。

禘，是天子的大祭；祫，是诸侯的大祭。

程伯淳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恪守‘下学上达’的话，这才是做学问的关键。”

防叔没有丧服，这是先王的权宜之计。后世的圣人有所创制，即使重新制定丧服也是可以的。

老师不设立固定的丧服，是不可以设立的。应当根据情感的厚薄、事情的大小来处理。比如颜回、闵子骞对于孔子，即使穿斩衰服守丧三年也是可以的。他们在成就自我方面的功绩与君主、父亲并列，其次各有深浅，只要符合情感即可。下至技艺小道，无不有老师，岂能一概制定丧服。

子厚用礼来教导学者，最善于让学者先有所依据和坚守。

斟酌取舍，古今恐怕难以一言蔽之。必须心中有尺度和权衡，没有疑惑才可以处理得没有差错。

学习礼的人，考证文献必须探求先王的本意，明白了本意才可以防止变革。

凡是学问驳杂的人，终究只是没有归宿，内心不满足。好比一个物体悬在空中，如果没有依托，不是向东就是向西。所以必须依附其他道理，只是因为自家内心不满足。好比家里藏有良金，不向外寻求，贫穷的人听别人说金子，必须借别人的来看。

朋友之间讲习，没有比相互观摩而向善，功夫更多的了。

昨天的聚会，大抵谈论禅学，使人心情不愉快，回家后怅恨了很久。这种说法天下已经形成风气，怎么能挽救？古代也有佛教兴盛的时候，尚且只是推崇设立佛像教化，其危害很小。今天的风气，就先谈论性命道德，先驱散了有见识的人，才愈是高深，则陷溺愈深。在我则才德卑薄，无可奈何。然而根据今天的次序，便有定数。孟子也无能为力，只看孟子时，杨墨的危害能有什么情况比得上今天，实在不足以谈论此事。大概也系于时代的污浊或清隆。清谈盛行而晋室衰败，然而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碎语，又岂像今天的危害正道？现在虽然老朋友中有一个为此学而陷溺其中的人，则既不可挽回，只有指望各位了。必须置之不论，不要再说了。且说等待尝试，如果尝试则已经被感化而自行为之了。总之决不可取其术，大抵且是绝人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又说其言等待要出世，出到哪里去？又说其迹必须出家。然而家者不过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理这些事务，都认为是寄寓，所以其为忠孝仁义者，都认为是不得已。又要摆脱世网，至愚速者也。毕竟学习的人不过至似佛，佛者一〇胡尔。他本是个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如果只这样，也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又却要周遍，说既得本则不患不周遍。总之决无此理。今日所患的，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挽回。如果只中人以下，自然不至于此，也有甚执持。现在他们所说的世网者，只为些秉彝，又殄灭不得，故当忠孝仁义之际，皆处于不得已。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杀得尽，然后以为至道也。然而毕竟消杀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气，则须有此识，所见者色，所闻者声，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乐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尽绝为得天真，是所谓防天真也。持国之为此学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尽说得，知有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诚，却竟无得处。他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如赞易，前后贯穿都说得是有此道理，然须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处，是所谓自得也。谈禅者虽说得，盖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然又须道得本，则可以周遍。

有人问：“如果让天下人都成为佛教徒，可以吗？”他的弟子说：“遵循其道则可以，其迹则不可以。”伯淳说：“如果都成为佛教徒，则是无人伦类，天下却都没人去治理。”然而自己也以天下国家为不足治，要逃避世网，其说至于不可穷处。他又有一个鬼神为说。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根据今天合人道废，则是今尚不废者，犹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灭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间可谓

译处境孤立，那又能向谁诉说呢？

如今卓然超群、不从事这种学问的，只有范景仁和司马君实罢了。然而他们所坚持的主张，在道理上却有低于禅学的地方。一旦成为自身的主宰，就不能再被人驱使着随波逐流。

译君实曾经苦于思虑纷乱，有时半夜起床，直到天亮也无法入睡，可以说是自己非常折磨自己。人总共只有那么多血气，如果这样下去，怎么能不摧残殆尽呢？后来他告诉别人说：“最近得到一种方法，常把‘中’字放在心上，结果又被‘中’字扰乱了心神。‘中’又有什么形状？怎么能够去想念它？我只是在名言之中挑选了一个好字。与其被‘中’字扰乱，倒不如给我一串数珠。等到给他数珠，他又不接受。他哪里知道‘中’字对于治心没有益处，不如数珠那样有效。夜里用来安身，睡觉就闭上眼睛，不知道苦苦思量些什么，只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心。三更时分常有人唤醒他。”

学者对于佛教的学说，必须像对待淫声美色那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陷入其中。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既告诉了他五帝三王的事迹，又告诫他要放逐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奸佞之人，说：“郑声淫荡，奸佞之人危险。”那些奸佞之人，是那一边的奸佞，然而对于自己则是危险的，只是因为他们能使人改变志向，所以危险。至于大禹的话说：“何必害怕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只说害怕就够了，只是必须这样警戒谨慎，还恐怕难免。佛教的学说，更不必说，常常告诫到让自己自信之后，便不能被扰乱。

用书籍来传授道，与口耳相传，大不相同。见面交谈，因事阐发，那么意思就一起传达清楚了。书籍虽然言语很多，其实并不能详尽。

关中地区气运衰微，被边事所困扰，连年歉收。近来馈送边防的物资断绝，今日的事势还不可知，大有令人担忧的地方。以至于士人相继沦陷，作为关中支柱的人，就去世了，唉，真奇怪啊。凡是说王气的人，确实有这个道理。生成一样事物，必须有这种气，不论善恶，必须有这样大气之美，所以生成这样的人。至于阙里有许多气运，所以这道统的流传，直到今天。从前横渠讲出这个道理，到这里几乎衰微了。只有介甫一个人的气运，大小都很大。

伯淳曾经和子厚在兴国时，曾经整日讲论，却说：“不知道从前曾经有什么人在这里讲过这件事。”

与叔所问的，今天应该不再有什么疑问，现在还有差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以前也有杂学，所以今天怀疑所进的学问有相似之处，于是怀疑养气有帮助，便不再相信这个说法，大概是因为以前思虑纷扰，现在想要虚静，所以认为有帮助。以前思虑纷扰，又不是义理，又不是事故，这样的话只是狂妄的人罢了，惩罚这种毛病，所以想要得到虚静。其极致想要像枯木死灰，这又不对，大概人是活物，又怎么能成为枯木死灰？既然活着就必须有动作，必须有思虑，一定要成为枯木死灰，除非是死了。忠信之所以能增进德行，为什么呢？闲邪则诚自然存在，诚存在就是忠信了。什么是闲邪？非礼的不看、不听、不言、不动，邪气就闲下来了。由此说来，又什么时候要身体像枯木，心像死灰，又像绝四之后，究竟如何？又什么时候必须像枯木死灰，用敬来使内心正直，那么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凡事都这样，大小都很直截了当。

有人说养气可以作为养心的辅助，我说敬就是敬，敬字上不能再添加什么。譬如敬父亲，又哪里需要说道还要用敬兄长来辅助呢？又如今端坐靠近火，是敬于向火了，又哪里需要说道还要用敬于水来辅助呢？就像有人曾经到过东京，又曾经到过西京，又曾经到过长安，如果一个地方上心来了，那么其他地方就不能参与。既然如此，人心里容纳不下两样东西。

饮酒不可喝醉，不至于混乱，不仅不可扰乱意志，只是血气也不可让它混乱。只要让它通畅融洽就可以了。

邢和叔后来也沾染了禅学，他为人明辨有才，后来更通晓世事，他在学问上也是日月至焉的人【尹氏说：明辨有才而又沾染禅学，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伯淳自认为只能让别人把他当作恶人而敬而远之。曾经有一位朝士很久没见，对伯淳说：“以伯淳如此聪明，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终究不肯回头？”伯淳回答说：“大概害怕回头后错了。”

大概，凡是相见必须有所阻碍。大概有先定的意思。和叔【一作与叔】据理却应该滞碍，而不然的原因，只是他至诚便相信，心直笃信。

理必须穷尽，性必须尽，命不可说穷尽，只是至于命罢了。横渠从前常比喻，命是源头，穷理与尽性如同开渠引源。然而渠与源是两样东西，后来这个议论必定改变了。

现在说道就必须等待寂灭湛静，形体就像枯木，心就像死灰，哪有直接做墙壁木石而称之为道的？所珍贵的是智慧周遍天地万物而不遗漏，又什么时候要像死灰；所珍贵的是动容周旋符合礼仪，又什么时候要像枯木。论心术没有比得上孟子的，只说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现在既然像枯木死灰，那么却在何处有事？

君实能够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问则原本不知道如何学。尧夫的坦荡平易没有思虑纷扰的忧患，也只是天资自己美好罢了，都不是学问的功效。

持国曾经论及克己复礼，认为克并不是道。伯淳说克就是克之道。持国又说道就不需要克，伯淳说道就不需要克，这却不对。持国

译事情在于圣人，就没有什么可克服的。如今治理国家，必须克制住自己的私欲，然后才能恢复礼制。

译程颐评价杨时，说他是学得灵活、才华高的人。杨时对王安石的新学极为精通，今天只要有一点疑问，就能完全知道其中的弊端。然而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王安石之学，大体上是支离破碎的。程颢曾经和杨时一起读了几篇文章，后来杨时完全能够类推并通晓其中的道理。

有人问：“《诗经》三百篇，不是一个人所作，难以用一种方法来推演？”程颢说：“不对。‘三百’‘三千’篇中所选取的，不仅符合雅颂的音律，也是选取那些符合教化意义的篇章。篇目之中也有次序，有浅有深，原本没有固定次序的也有。”

新政的变革，也是我们的党争所致，有些做得太过分，成就了今天的事情，使天下百姓遭受苦难，这也应该双方分担罪责。当时天下形势岌岌可危，王安石多次想要辞职。那时王安石只是凭着几件事向皇帝试探去留，如果青苗法的议论不被采纳，他就决定辞职。程颢在皇帝面前与孙洙一同领会了皇帝想要了结此事的意图，大体上皇帝不想压制王安石，想要有人来承担这件事，而王安石的意图也并不是非要不可。程颢曾说：“管仲尚且能说政令应当像流水一样，以顺应人心。如今参政（王安石）却非要去做不顺人心的事，为什么呢？”王安石的意图只是担心开始时被人阻挠，后来事情行不通。程颢却说：“只要做顺人心的事，谁不愿意跟随呢？”王安石听到这话，感激程颢的诚意，却认为是上天赐予的福气。那天在中书省大相违背，是因为王安石大怒，于是以死力争于皇帝面前，皇帝因此听从了他，从此党派之分就形成了。孙洙受到约束而不肯执行，于是获罪被贬，而程颢也待罪。不久任命程颢为京西提刑，程颢又请求面见皇帝，于是见到皇帝，皇帝说有什么文字（奏章）。程颢说：“如今近在咫尺的圣颜尚且不能稍微挽回圣意，文字还有什么用呢？”想要离去，皇帝却问了多次，程颢每次都以“陛下不宜轻易用兵”为言，说朝廷群臣没有能胜任陛下事务的人。以今天的祸患来看，还是自己不善从容应对，至于像青苗法且先放过，又有什么妨碍。程颢担任谏官时，苦于不曾使用文字大纲，只是在皇帝面前说了，其他一些小的文字只是备礼而已。大体上自仁宗朝优待宽容谏臣，担任谏官的人必定以诋毁攻击而被罢免为贤能，习以为常，唯恐别人不说自己称职而被罢免是占了便宜。近来诸位大概也难免此弊，如果这样做，那就是为自己还有私意在，而不是因为朝廷不干事理。

今天朝廷之所以特别厌恶忌恨程颢，是因为他能够处理事情，只是致力于学问，这举动对其他人有所不便，所以特别深深地厌恶他。

以我自我反省，还是自己当初学问未到，意念不诚，德行尚薄，不足以感动他人。天意，这样思考就是如此。然而根据今天的情况，气势盛大，当时想要一两个人来触动它，确实像河边的人捧土去堵塞孟津，实在可笑。根据当时的事势，又发展到今天，岂不是命运？

只要存有一个私意，就是馁，就是缺少了浩然之气。诚，是事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这里缺少了它，那么这里就没有这个事物。浩然之气，又不依赖外物而来，是积累正义而产生的。这一个道理，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只是人达不到它。这里知道这个，就是明善。

生生不息叫做易，是天之所以为道的地方。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承这个生理的就是善。善便有一个根本的意思，元者，是善的首领。万物都有春意，就是继承它而成为善。成就它的是性。成就却等待它，万物自成其性，必须

告子说：“生之谓性，可以。”凡是天地所生的物，必须称之为性，都称之为性，可以。其中却必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他却只说一般。如佛教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这样就不可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大概是对于下面，万物流行，各正性命，这就是所谓的性。遵循其性而不失，这就是所谓的道。这也是通人物而言，遵循性，马就是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牛就是牛之性，又不做马之性。这就是所谓的率性。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适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这就专门在人事上，因为失去了本性，所以修而求复，就进入学问。如果原本不失，那么有什么可修的？这是由仁义行，那就是性已失，所以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也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也是生生不已的意思。天只是以生为道。

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我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吗？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吗？这些都只是天理自然，应当如此。人当时与与，那就是私意。有善有恶，善则理当喜，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彰显它；恶则理当恶，他自绝于理，所以五刑五用。何曾容心喜怒于其间呢？舜举十六相，尧难道不知道？只是因为他们善未显著，所以不自举。舜诛四凶，尧难道不察？只是因为他们恶未显著，那诛得他们吗？举与诛，何曾有毫发夹杂于其间呢？只有一个义理

译（这）是与道义相并立的。人若能放下这具身躯，将其与天地万物同等看待，那又有什么妨碍呢？即使有千万个身躯，又会有什么损伤呢？由此可知，佛教徒那些苦于根尘束缚的人，都是自私的人。

译若要修持，那天的理就在德中。必须有不言而信的人，言语难以形容其状。修养它，就必须做到正直无愧于屋漏之处，以及慎独，这是持守涵养的气象。

知道止息，自然就能安定，万物干扰也不能动摇。并不是另外用一个“定”来辅助“知止”。《诗》《书》中凡是含有主宰意思的，都说“帝”；含有包罗覆盖意思的，就说“天”；含有公共无私意思的，就说“王”。上下千百年间，如同符契相合。

比如天理的意思，诚只是诚于此理，敬只是敬于此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诚，又有一个敬。

所谓天理，这一个道理，还有什么穷尽呢？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人获得它，所以大行其道时不增加，穷困隐居时不减少。在这上面，怎么能说存在、消亡、增加、减少呢？因为它原本就没有丝毫欠缺，各种道理都已具备。

天地确立了位置，而《易》就在其中运行。乾坤毁灭，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那么乾坤或许就停止运行了。《易》是什么？《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当作另一件事，即在事上尽到天理就是《易》。

天地的化育，既然是两种事物，必然运动起来就不齐整。比如两扇磨盘转动，即便齿牙对齐，也无法保持对齐。既然运动，那么产出的东西，怎么能齐整呢？转动则齿牙更替，不再齐整。从此参差万变，巧妙的历算也不能穷尽。

天地之间，有的只是有。比如人的知识见闻，经历数十年，一旦回想，心中了然。这一个道理，就在那里放着。

修养心性，首先要让他减少欲望，这才稍有效果。

心中片刻不和不乐，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这与“以敬端正内心”同理，说敬就是和乐则不可以，但敬必须和乐，只是心中没有杂事罢了。

大凡利害祸福，也必须尽命。必须做到尽命，所谓“直”，就像人用力自己去达到那样。得到与否，命运早已注定。君子必须知道那命运，才能成为君子。如果不了解命运，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所以君子在困穷之时，必须尽命，便能实现志向。其得祸得福，都是自己去招致的，只要申明其志向而已。

寻求它有途径，得到它有命运。这是说寻求对得到没有益处，言下之意是寻求得到并不济事。这话还是只为中等资质的人说的，如果为中等以上的人说，却只说寻求它有途径，不符合道就不寻求，更不需要谈论命运了。

尧夫是豪杰之士，根本不能安分守己。伯淳曾戏称他为乱世之奸雄，在道学上有所得，但无礼不恭，极其严重。又曾告诫他不仁，他仍不承认，认为别人不曾来求学。伯淳说尧夫自是悠悠荡荡（尧夫自称必须像我和李之才那样才能得道）。

天民中的先觉者，比如大家都睡着，别人还未觉醒，我来以先觉者的身份，摇动那些未觉醒的人，也使他们觉醒。等到他们觉醒，原本就没有丝毫欠缺，大概也没有增加什么，恰好一样罢了。所谓天民，大概是完全尽到了天生这些百姓的事业。天生育这些百姓，将用道来觉醒这些百姓，大概说天生这些百姓，将用此道来觉醒这些百姓，那么原本就没有丝毫欠缺，也没有增加，未曾不足以达到可行于天下的地步，是说它完全尽到了天生育百姓的道理，其方法也足以治理天下国家。

可欲的叫做善，这与“元者善之长”同理。

礼乐不可片刻离开身体。

不能反躬自省，天理就灭绝了。所谓天理，各种道理都已具备，原本就没有丝毫欠缺。所以反身而诚，只是说得到以上，更不可说甚么道。

命名为《易》便有理。如果安排定了，还有什么理呢？天地阴阳的变化就像两扇磨盘，升降盈虚，刚柔从未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所以就不齐整。比如磨盘既转动，齿牙都不齐整。既然不齐整，便生出万变。所以物不齐整，是物的常情。而庄周强行要齐物，然而物终究不齐整。尧夫有言：“泥空终是着，齐物到头争。”这肃杀如秋，和暖如春。如秋便是义以方外，如春观万物皆有春意。尧夫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又说：“芙蓉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而言，皆有理）又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若庄周，大抵寓言要进入他放荡的场合。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自以为皆有理，所以想要纵心妄行，总不妨碍。

观察天理，也必须放开意思，开阔心胸，便可见到。打掉了习心，两漏三漏。现在如此混然说做一体，还是二本，哪堪更二本三本？现在虽然知道可欲之为善，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拥有于己，便可言诚。诚便合内外之道。现在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

译所谓“理”，便是说天与人相合。天与人相合，已经是为那些不知的人引导并使之达到这一境界。天与人之间没有间隔，如果理不充满其中，就不能化育万物。说到“赞化育”，已经是脱离人而言说了。

译必须扩大心胸，使之开阔。好比建造九层的高台，必须把基础打得宽大。所谓“元亨”，只是开始而亨通的意思。这是通晓人与物而言的（通元本作“咏”字），是说初始发生之时，大体上都亨通顺利。等到“利贞”时，便是各自端正性命，这后面是专门针对人来说的。“利贞”二字，分别对应性与情。只以性为根本，情是性的发动之处。情又时常有恶的可能，所以“利”以性为本，只是顺利之处为性。若是情，就必须是端正的。

医家把不感知痛痒称为不仁，人把不知觉、不认义理称为不仁，这个比喻最为接近。

之所以说万物一体，是因为都有这个理。只是因为从那里来，生生不息就叫做易。生的时候是一同生的，都完备了这个理。人能够推究，物则气质昏蔽，推究不了。不能说万物没有这个理。人只是因为自私，从自己的躯壳上起念头，所以看得道理小了。他们放下这身躯，都在万物中同等看待，多么畅快快乐。佛家因为不知道这个，从自身上起念头，奈何不了这身躯，所以厌恶它，想要去除尽根尘。因为心源不定，所以想要像枯木死灰一样。然而没有这个理，要有这个理，除非是死了。佛家其实是爱身，放不下，所以说出许多道理。好比背负货物的虫子，已经载不动了，还自己往身上拿东西。又像抱着石头沉入河底，因为重所以沉，终究不说放下石头，只是嫌重罢了。

孟子论述四端时，想要扩充它；论述简约时，说要博学详说而反归于简约，这是内外交互修养的方法。

万物都具备于我，不只是人如此，物也都是这样。都从这里出发，只是物不能推究，人则能推究它。虽然能推究，时常增添一分；不能推究，时常减损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时常有人说：尧尽君道，增添了些君道；舜尽子道，增添了些孝道。原来依旧如此。

张载教人，原本只是说世间的学问胶固，所以说一个“清虚一大”，只求让人稍微损减些私欲，就道理而言。然而人又往别处走，今天且只说敬。

圣人的德行，固然无法用名称来形容。至于颜回的那种气象，我们也能心里知道。想要学习圣人，且须学习颜回（后来曾子、子夏也学到了上面）。

现在的学者恭敬却见不到效果，又不安定的，只是心生杂念，也是太用敬来做事，看重了恭敬而无礼，这就劳累了。恭，是私意下的恭敬；礼，不是形式上的礼，是自然的道理。只恭敬而不符合自然的道理，所以不自在。必须是恭敬而安定。现在容貌必定端正，言语必定正直，并不是说要独善其身，要别人说如何，只是天理应当如此，本无私意，只是遵循理罢了。

邵雍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是温润之物，如果用两块玉来相磨，必定磨不成，必须得到那粗糙的东西，才能磨得出来。好比君子与小人相处，被小人侵凌，就修省畏惧躲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这样道理就出来了。”

公掞昨天在洛阳，书室两旁各有一扇窗，每扇窗有三十六个格子。一边写着“天道之要”，一边写着“仁义之道”，中间挂着一块匾额写着“毋不敬，思无邪”，放在中间。这个意思也很好。

古人虽然有胎教和保傅的教育，也胜过今天的学校乡党教育。古人从小学习，耳目所接触的都是善的，长大后不见异物，所以容易成就。现在的人从小所见都是不善的，刚能说话就习染秽恶，日日消损，更有甚天理须人理都尽然，尚且以些秉彝消损尽不得，所以且这样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穽，据此个薰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平常问，或有些时和岁丰，也是出于侥幸。不然，为什么古代有时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到了后世，却数千年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说内外？外面毕竟是个什么？如果说有外，则须似有个规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个有规模底体面，将这气充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气则只是气，更说甚充塞？如化育则只是化育，更说甚赞？赞与充塞，又早却是别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说，与释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他说便乱。道又去窥测得些，彼其言成住坏空。曰成坏则可，住与空则非也。如小儿既生，亦日日长行，元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个消长盈亏耳，更没别事。

极为天地中是也。然论地中尽有说。据测景以三万里为中。若有穷，然有至一边已及一万五千里。而天地之运盖如初也。然则中者亦时中耳。地形有高下，无适而不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子莫于此二者，以执其中，则中者适未足为中也。故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无适而

译如果不确立一个固定的中点，那么天地变化的奥妙就无穷无尽。如果确定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中点，那就必须有左有右、有前有后，四个角落一旦确定，就各自有了远近的界限，即便扩展到百千万亿，也还是有定数的。大概有定数就终究有尽头，只是不知道这尽头究竟在哪里。

译太阳的形状，没有人没看见过，像轮子，又像饼。如果它的形状是有限的，那么它的光也必定是有限的。如果它只在三万里之内升降出没，那么就必然有光照不到的地方，这又怎么符合常理呢？现在天空的苍茫，难道是天体向下看的样子吗？也应该是这样的。太阳固然属于阳气的精华，但不同于旧说认为它环绕运行，中心是须弥山。太阳没有哪里不是精华，大地没有哪里不是中心，所以太阳没有哪里不是精华。气充满天地之间，但气必须有精华之处，所以看起来像轮子像饼。比如铺一溜柴薪，从头点燃，到处的光都一样，并不是有一块物体推着它前行。气运行到寅位，寅位上就有光；运行到卯位，卯位上就有光。气充满塞，无所不到。如果在这上面领悟了意思，就能明白生物的道理。

读书的人也必须知道不要拘泥于文字而损害义理。比如《尚书》说：“商汤战胜夏桀后，想要迁移夏的社坛，认为不可。”既然认定商汤是圣人，圣人就不允许有轻率的举动。如果商汤起初想要迁移社坛，众人议论认为不可才不迁移，那就是商汤先有了轻率的举动。认为不可，是商汤自己认为不可。商汤认为国家既然灭亡，社坛自然应当迁移。他认为迁移不如不迁移更好，所以只是给它盖个房子。给它盖房子就和迁移它没有什么不同。既然是亡国之社，那么从王城到国都都有，用来作为警戒。所以《春秋》记载“亳社发生火灾”，那么鲁国有亳社，因为盖着房子所以发生火灾。这种制度，必定始于商汤。

长安刮西风就下雨，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必须是从东从北刮风，才会下雨；从南从西刮风，就不下雨。为什么呢？从东从北都属于阳【坎卦本来属阳】，阳唱而阴和，所以下雨；从西从南，属于阴，阴唱而阳不和。《蝃蝀》这首诗说：“早晨虹出现在西方，不到一天就会下雨。”这是阳来唱和，所以下雨。《蝃蝀》在东边，那就是阴先唱和，没有人敢指认它。不是说手指不敢指陈，而是说不可言说。《易经》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从西边，那就是阴先唱和，所以云虽然密却不下雨。现在刮西风却下雨，恐怕是山势造成的。

学者用了很多功夫，下面必须落到道理上。这是进入异端，只是因为自己下面没有安顿之处，那里说得成熟。世人所迷惑的，鬼神转化他，总有什么说法，又说费力讲道理，又陷入无底深渊，所以一生出不来。今天必须是自己下面看得理分明，才不跑偏。形而下，形而上，也必须更加分明。必须做到虽然心有默识，有难以名状之处，但必须说尽。心知性知天，也必须在此留意【这一章没有“落道了是”四个字】

学习就和他穷究道理尽性以至于命，就不失异端之书，虽然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它的流弊必定背离，所以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全部采纳。如果杨朱、墨子也认同尧舜，反对桀纣，是非就可以。但在上面所说的，就是成就他的说法。反对桀认同尧，是我本分的事。在上面过分说，就是他的私意说法。总之，只有一个理。

讲学本来不需要理防，但每次与剔拨出，只是现在杂乱胶固，必须说破。

孟子论述王道，便说徒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徒有法令不能自行，便先从养生【一作道】上说起。将去既庶既富，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所以教化他们。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中言语固然多有毛病，但大旨尽近理。如果《西铭》，就是《原道》的宗祖。《原道》只说到道元，没有达到《西铭》的意思。根据柳宗元的文章，醇正没有超过这篇文章的。自孟子后，大概没见过这本书。

圣人的教化，以所贵率人，释氏以所贱率人【初本无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学佛者难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余见昨日之防章】学佛者难【声去】吾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正叔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所可贱也，故以为仆隶。

防酢，杨时先知学禅，已知向里没安泊处，故来此，却恐不变也。畅大隐许多时学，乃方学禅，是于此葢未有所得也。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防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徳气，似个贵人气象，只是却有气短处，规规太以事为重，伤于周至，却是气局小。景庸则只是才敏，须是天祺与景庸相济，乃为得中也。

子厚则髙才，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凖，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颠沛造次必于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难为名状。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説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説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方其盛时，天下之士徃徃【

译【一作又】既然跟随他学习，自然难以与他强力争辩。只应当自己阐明我们的道理，我们的道理一旦确立，就不必与他争辩了。然而在当下，佛教并没有消解道理，真正需要防范的大患却是王安石之学。这就好比卢从史在潞州时，知道朝廷将要讨伐他，当时便派一人去驱逐那里的节度使。朝廷的议定是要讨伐并驱逐节度使，而李文饶的意思是要先讨伐潞州，那么就不必去整治那边，敌人自己就会败亡了。如今却要先整顿王安石之学，以免败坏了后辈学者。

译异端邪说的学说，兴盛到如此地步。它们流传的时间又如此长久，这也必定是命中注定。然而我们却不称之为天命。

人面对患难，只有一种应对方法，在竭尽人力谋划之后，就必须坦然处之。有人遇到一件事，就心心念念，不肯放下，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妥善处置，放下便是，既无道义也无天命。

大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贤能的人做得过分，不贤的人达不到标准。贤能的人只是做得过分，而不贤的人却全都放弃。

冬至时一阳初生，却必须经历严寒，就像天将亮时反而更暗一样。阴阳交替之际，也不可能截然分开，相互渗透才是道理。天地之间，这样的情况极多。艮卦的含义，是终结万物，又是开始万物，这个理最为精妙。必须玩味探究这个理。

古人说乾坤退居幕后，在不用之地，而使用六子。如果是人，那就区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如果是天，那又是谁为它安排的呢？它如此运作，必定有道理。所以像八卦的含义，必须玩味探究。

早梅，在冬至之前开放，那时一阳尚未生，那么促使它萌发的是什么原因呢？它的繁荣与枯萎，这是万物阴阳升降的一个大节。然而每一枝条各自有一个荣枯的界限，参差不齐，这是因为各自有一个乾坤，各自有消长，只是气的消息变化罢了。正因为有这种消息变化，所以变化无穷无尽。至于松柏，也不是不凋零，只是凋零得晚，凋零得不明显，怎么能缺少这种消息变化呢？正当夏天生长时，却有夏天枯萎的植物，那么在冬天寒冷之际，有萌发的植物，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事物的道理最值得玩味。

阴阳在天地间，虽然没有截然分为阴或阳的道理，必须参差错落，然而一个升降生杀的区别，是不可没有的。

动物和植物的区别，有得天气多的，有得地气多的。本源在于天的，亲近上方；本源在于地的，亲近下方。然而总的来说，即使是草木，也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气，所以沉重浑浊。

伯淳说：“《西铭》，我领悟了这个意思，只是必须依靠它。子厚有如此笔力，其他人无缘写得出。孟子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有了这篇文章，省了多少言语。且让其他人读书。总之，仁孝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片刻不在此，那就变得不仁不孝了。”

《诗经》前面的序言必定是当时人所传下来的，也就是国史中明白得失踪迹的人写的。如果没有这个，怎么能够知道呢？这篇是什么意思？大序则是孔子所作，其余的则不一定。总之，都把握了大意，只是后来的观诗者也添入了内容。

《诗经》有六体，必须逐篇去寻求。有的兼备，有的只偏得其中一两种。现在解释《诗经》的人，风就归结到国风，雅就归结到大雅小雅，颂就归结到颂。诗中反而没有了这三种体，怎么看得懂《诗经》？风这个字，就有风动的意思；兴就有一兴喻的意思；比就是直接比喻，像蛾眉瓠犀那样；赋就是铺陈其事，像齐侯之子，卫侯之妻那样；雅就是正言其事，颂就是称美的言语，像“于嗟乎驺虞”之类。

《关雎》这首诗，如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虑在于进用贤人，不沉溺于美色，这不是后妃的事情。明知这个意思，是作诗者的意图。如此类推。

《诗经》中说到后妃夫人，不一定是指文王的妻子，只是陈述后妃夫人的事情如此而已。然而后来也有当时的诗附入其中的，像《汝坟》就是。且二南的诗，必定是周公所作，其他人恐怕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它是用于床席之上、闺门之内，上下贵贱所共同的，所以用于乡人邦国，而称之为国风。教化天下，只是一个风。至于像《鹿鸣》这样的诗，几篇如宴请群臣、遣送戍役、慰劳还师之类，都是治国的常政，这些诗恐怕也是周公所作，就像后人创作乐章一样。

《论语》中说：“唐棣之华”，是因为权宜而言，是逸诗。孔子删诗，难道只是选取符合雅颂音律的吗？也是说符合这个义理。像《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类，其义理如果不是人人学习达到这个境界，怎么能达到呢？作诗者又不是一个人，上下数千年，若合符节，只是因为符合这一个理。如果不合义理，孔子必定不会选取。

夫子说“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的善意，汪洋浩大，都是这个意思。如说“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必须是塞渊，然后才有騋牝三千【塞渊有义理】。又如《駉》这首诗“坰牧”，是卑贱的事，其中却说“思无邪”。《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在这句。“坰牧”而必要“思无邪”，大概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坰牧。又如《考槃》这首诗，解释者说贤人永远发誓不再告诉君主，不再见君主，又自誓不欺诈，而实际上如此。根据这个怎么会有贤者的气象？孟子在齐国，是什么样的君臣关系，然而他离开时未曾不迟迟顾恋。现在这个君主才不用他，就如此急躁愤怒，是不可触犯的。于是知道这首诗的解释者错了。这首诗是贤者退而穷困处，心不忘君，怨慕之深。君臣犹如父子，怎么能不怨？所以直接达到寤寐弗忘，永远陈述其不得见君与告君，又陈述其此

译真诚就是不欺诈【本章注“塞渊有义理”一作“塞渊于义理”】

译尧和舜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到了商汤和周武王那里便有了区别。孟子所说的“性之反”，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只有孟子区分出来，由此可知尧舜是生来就知道的，汤武是学习后能够做到的。周文王的德行类似尧舜，大禹的德行类似汤武。总之，他们都是圣人。

《诗经》说：“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气味。效法文王，万邦都信服。”上天没有声音气味可以听闻，只看文王，万邦就都信服了。又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息。”这是说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的原因。文王德行的纯粹，这是说文王之所以成为文王的原因。那么文王的德行，简直就像上天一样。上天说光明，与你一同出来治理；上天说清晨，与你一同繁衍。只是因为常常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必须等到心里熟练，自然就能辨别。

快乐就会产生生机，有了生机又怎么能停止呢？必须熟练，才能这样。如果不熟练，还不如稊稗。

这是积累正义而产生的，不是从外面袭取正义得到的。必须积累正义，这方面没有不是正义的。

仁义礼智，根植于内心。它们表现出的光泽，是说这四者本于内心而产生光泽。润泽于面部，充盈于背部，施于四肢。四肢不言而喻。如果不是孟子自己达到这种境界，怎么能说到这种地步？

现在立志于义理而内心不安乐的人，为什么呢？这正是多了一个“助长”的因素。虽然心，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然而持守得太用力，就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只好暂且这样去做，这样的人只是德行孤立。德行不孤立，一定有邻近的人。等到德行盛大之后，自然没有阻碍，左右都能找到源头。

《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才说是优游广大。却又不像异端学说那样，必须像枯木死灰才算是得道。

得到了这个义理，在这里还有什么事？难道还有什么事能超出这个范围吗？看待世间的功名事业，真的如同闲看；看待世间的仁义，真的显得琐碎拘谨，像普通人那样固执小节。这是来自上天的大事，用这个义理又怎么值得谈论？如果知道了这个义理，就有进步的地方；如果不知道，怎么能仰视高处、钻研坚深？在前面在后面，竭尽我的才能，又看到它卓然独立。

德行就是获得，必须实实在在地达到这里才算是获得。

说：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是在说人的修养。

邵尧夫在物理上说得尽善尽美，也大大泄露了天机。

人对天理昏昧，只是因为嗜欲扰乱。庄子说：“嗜欲深的人，天机浅。”这话最正确。

这个义理，仁者又把它看作仁，知者又把它看作知，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所以君子之道就少了。这个义理也不少，也不剩，只是人们看不见它。

现在天下的士人，在朝堂的，又不能说话；退隐的，就忘记了，又不肯说话，这不是朝廷的吉祥之兆。虽然没有看到顺从，也没有遭受大的祸患，难道就可以自我隔绝吗？君臣父子，父子之义不可隔绝。哪有身为侍从，还吃着俸禄，看着国家的危亡，却不加议论的？君臣之义，难道就是这样吗？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理具备，原本没有欠缺，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父子君臣，常理不变，何曾动过？因为不动所以说寂然，虽然不动，感应就通达。感应不是从外面来的。

如果不根本一致，怎么能先天而天不违背，后天而顺应天时？致力于穷究道理的人，不是说必须穷尽天下万物的道理，也不是说穷尽一个道理就到了，只是要积累多了，自然就能明白。

天地哪里有内外？说天地之外，就是不认识天地。人在天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不知道有水，直到出水，才知道动弹不得。

礼一旦丧失就变成夷狄，再丧失就变成禽兽。圣人起初担心人陷入禽兽的境地，所以在《春秋》的法度上极其严谨。中国而使用夷狄的礼仪就方便，夷狄的韩愈说《春秋》严谨，深得其中奥妙。韩愈说他不知道，又说不出话来，说：“《易经》奇异而有法度，《诗经》端正而华美。《春秋》严谨，《左传》浮夸。它们的义理都很好。”

在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小国介于大国之间，奔命不暇，但足以维持数百年，这种形势就像稻田的田埂，各有界限约束，后世于是有土崩之势，道义毁坏就一时毁坏。陈涉一叛，天下就支撑不住。今天堂堂天下，只是西方一败，朝廷就震动，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形势，就像稻田的田埂，各有分隔，就终究不能毁坏。今天下却像一个万顷的池塘，要起事就起不了，一旦兴起就汹涌，于是无可奈何。凭借祖宗的德泽仁厚涵养了一百多年，一时柔和了，人心虽然有豪杰，没有头绪能起来，只要安静，不宜摇动。即使夷狄也散兵却斗，这是中国的福气。

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嘲笑他迂阔，今天朝廷正用着，所以得以长时间安宁。

天地动静之理，天圆就必须转动，地方就必须安静。南北的位置，怎么能不定？下之所以定南北，在于坎离。坎离又不是人安排得来的，莫非是自然的？

《论语》作为一本书

译（他）传授道义、著书立说，是深得圣人学问的人啊。像《乡党》篇那样描绘圣人，如果不是了解圣人的人，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译在暗室独处时也不感到愧疚，这就是持守涵养的气象。

孔子与孟子的区别，只是要区分圣人与贤人。如果让孟子去从事孔子的事业，他完全能够胜任，只是难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譬如用剪下的花枝来插花，花的样子没有不像的地方，只是没有那种自然的造化之功。“功绥斯来，动斯和”，这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地方。

只是这个理，以上却难以言说。比如孔子说“我对这些还不能确信”，这都是因为古人对此理已经明白的缘故。

恭敬而没有过失，这就是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的“中”。恭敬不能直接称为“中”，但恭敬而没有过失，就是达到“中”的原因。

谢良佐（字微仲）的学问，混杂着和乐平易、严肃庄重、宽宏大量，处事多凭心意，难以接纳他人，自认为才高，所以言语接近禅宗谈玄。如果不常议论，那么即使有人诘难，他也不能轻易改变自己的言论，不必相信，心里自认为才高罢了。

邵雍（字尧夫）的学生和叔常说，与尧夫相见时就不再怀疑，分别后就不能不怀疑，然而也不知道最终能否始终不怀疑。不知道他既然已经不再怀疑，为什么最终又产生怀疑？张载（字伯淳）说，为什么不问？他的怀疑不如激烈辩论。

和叔任道，担当风气，力量很强劲，然而深沉潜隐、缜密细致方面有所不及。关于与叔蔡州谢良佐，虽然当时学界因为讨论州学举荐考试的得失，便不再计较。建州杨时，不是昔日的杨时，固然聪颖，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然不及杨时，然而非常聪颖。林大节，虽然稍微迟钝，然而所问便能亲身践行。刘质夫，长期从事此事，从小便在此。李端伯，相聚虽然不久，未见他的操守品行，然而才识聪颖，自然不能停止。

王安石（字介甫）当初只是要推行自己的意志，恐怕天下有不同意见，所以只在皇上心中把持得定，他人不能动摇，因此拒绝言路，进用柔顺奸佞之人，让他们奉行新法，如今他已离去，不知今日却留下祸害。

去年春天边境事务暂时停止，这都是李舜举的功劳。如今不幸恰好丧了此人，也深深值得怜悯。这类事情都是重大的不幸。

李宪的本意，他只是要巩固兰州防线，恐怕败坏他的功绩，必定不肯主张这次行动【元丰四年夺取兴灵之事】。

新进的杨辈数人进入太学，不仅议论必须不同，而且举动也必定不同，所以太学中把他们当作异类看待。又都学习《春秋》，更加骇人听闻了。

邵雍的学问，先从理上推演意、言、象、数。说天下的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推到理的地方，说【处曰添二字】我得到了这个大的，那么万事由我，没有不确定的。然而未必有术，总之也难以治理天下国家。他的为人则是简直无礼不恭，只是轻慢戏弄，即使是天理【一作地】也加以轻慢戏弄。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徃时来之类。

邵雍的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这类话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说来，简直是无端。又如说文字呈上，邵雍皆不恭之甚，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元未有人道来。

行事必须行到诚尽处，程颐（字正叔）说意则善矣，然而说诚尽则诚之为道非能尽也，邵雍戏说且就平侧。

司马子微曾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防一作綦】。

张载（字伯淳）昔在长安仓中闲坐，后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已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吕与叔以气不足而养之，此犹只是自养，求无疾，如道家修养，亦何伤？若须要存想飞升，此则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万人，未必死。彼虽十万人，亦未必能胜。二万人，古者以少击众而取胜者多。葢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绍以十万阻官渡，而曹操只以万卒取之。王莽百万之众，而光武昆阳之众，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则只是数千人取之。符坚下淮百万，而谢元才二万人，一麾而乱。以此观之，兵众则易老，适足以资敌人。一败不支，则自相蹂践。至如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之至，则是自相残也。譬之一人躯干极大，一人轻防，两人相当，则拥肿者迟钝，为轻防者出入左右之，则必困矣。自古师旅胜败，不能无之。然今日边事至号踈旷，前古未之闻也。其源在不任将帅，将帅不慎任人阃外之事，将军处之一一中覆，皆受庙算，上下相狥，安得不如此【元丰五年永乐城事】。

杨定鬼神之説，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识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诗，却有此理。天地间事，只是一个有，一个无。既有即有，无即无。如杜甫诗者，是世界上实有杜甫诗，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个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托梦在彼，亦有是理。

译这不过是心意的感应相通罢了，死者托梦，或许也有这样的道理。有个人渡江，他的妻子落水，他以为妻子必定死了，所以经过金山寺时为她做法事，正在追悼荐拔。第二天忽然他的婢女传达消息，说落水的妻子推测在某处做什么事，这确实是死了。等到两三天后，有渔人划船把妻子送还给他，原来并没有死。大概是在急流中立刻被救活了。那么婢女传达的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心意相互感应相通。既然说有心意感应相通，又何必说生死、古今的区别呢。

译天祺自然有德气，望之有贵人之象，只是气局小，太规规于事为重也。昔在司竹，常爱用一卒长，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皮，遂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人观其徳量如此。

天祺自然有德气，看上去有贵人的气象，只是气度格局较小，过于拘泥于事务为重。从前他在司竹任职时，常喜爱任用一名卒长，等到将要离任时，亲自看见那人偷窃笋皮，于是惩治他，没有丝毫宽贷，罪行已定等待处置，他对待那人仍像以前一样，毫不介意。人们由此观察他的德量如此。

正叔谓子厚：「越狱以谓卿监已上不追摄之者，以其贵，朝廷有防追摄可也。又请枷项，非也，不已太辱矣。贵贵，以其近于君子。」厚谓：「若终不伏，则将奈何？」正叔谓：「宁使公事勘不成则休，朝廷大义不可亏也。」子厚以为然。

正叔对子厚说：“越狱认为卿监以上不追缉拘捕，是因为他们尊贵，朝廷有防备追缉拘捕是可以的。又请求枷项，不对，不是太过侮辱了吗。尊重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子。”子厚说：“如果始终不服，那将怎么办？”正叔说：“宁可让公事查办不成罢了，朝廷的大义不可亏损。”子厚认为正确。

俗人酷畏〇神乆亦不复敬畏

俗人酷畏鬼神，久了也就不再敬畏。

冬至一阳生，而毎遇至后则倍寒，何也？隂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絶之理，故相搀掩过。如天将晓，复至隂黑，亦是理也。大抵终始万物，莫盛乎艮，此尽神妙，须尽研穷此理。

冬至一阳生，而每次遇到冬至后反而加倍寒冷，为什么呢？阴阳消长之际，没有截然断绝的道理，所以相互搀杂掩盖过去。如同天将亮时，又回到阴暗，也是道理。大抵终始万物，没有比艮卦更盛的了，这极其神妙，必须彻底研究穷尽此理。

今尺长于古尺，欲尺度权衡之正，须起于律。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将上下声考之，须【一作既】得其正，便将黍以实其管，看管实防粒，然后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当实千二百粒黍，今羊头山黍不相应，则将数等验之，看如何大小者方应其数，然后为正。昔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岂可运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现在的尺比古尺长，想要尺度权衡正确，必须从律开始。律取黄钟，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世上自有懂音乐的人，将上下声考察，必须得到正确，就将黍米填入管中，看管中实有多少粒，然后推演而定法即可。古法黄钟管应当实一千二百粒黍，现在羊头山的黍米不相应，就将几种等级验证，看怎样大小的黍米才符合其数，然后才正确。从前胡先生定乐，取羊头山的黍米，用三等筛子筛之，取中等者使用，这特别没有确定。这尺是器物上确定的，更有因人而制的。如说深衣的袖子一尺二寸，如果古人身体只用一尺二寸，岂能运肘？就知道因人身而定。

既是为人后者，便须将所后者呼之以为父，以为母，不如是则不正也。却当甚为人后，后之立疑义者，只见礼不杖期内有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便道须是称亲，礼文葢言出为人后，则本父母反呼之以为叔、为伯也，故须着道为其父母以别之，非谓却将本父母亦称父母也。

既然是为别人做后嗣的，就必须将所后的人称为父，称为母，不这样就不正。却应当什么人为后嗣，后嗣设立疑义的人，只见礼制在不杖期内有为别人做后嗣的，为其父母报丧，便说必须称亲，礼文大概说出去为别人做后嗣，则本父母反而称呼他为叔、为伯，所以必须说道为其父母以区别，不是说却将本父母也称父母。

哲庙取孟后诏云：「孟元孙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孙女诏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国。」葢孟元将校曾随文潞公贝州获功，官至团练使，而在是时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丰时事，疑后人记】

哲庙选取孟后的诏书说：“孟元孙女，后孟在女。”而以孟元孙女下诏的，伊川说：“自古天子不娶小国。”大概孟元将校曾跟随文潞公在贝州立功，官至团练使，而在当时只是小使臣罢了【这一段不是元丰时事，怀疑是后人记】

今许大西事，无一人敢议者。自古举事，不能无可否是非，亦须有议论。如符坚夀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宫女有张夫人者，犹上书谏。西晋平呉，当取也。主之者惟张华一人而已。然当时虽羊叔子建议，而朝廷亦不能无言。又如唐师取蔡州，此则在中国容其数十年恣睢，然当时以为不宜取者，固无义理，然亦是有议论。今则庙堂之上，无一人言者，防何不一言而丧邦也【元丰四年用种谔沈括之谋伐西夏】

现在允许大的西事，没有一人敢议论的。自古举事，不能没有可否是非，也必须有议论。如符坚寿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然多有言者，以至宫女有张夫人的，还上书谏。西晋平吴，应当取。主张的只有张华一人而已。然而当时虽然羊叔子建议，而朝廷也不能没有言论。又如唐师取蔡州，这在中国容其数十年恣睢，然而当时以为不宜取的，固然没有义理，然而也是有议论。现在则庙堂之上，没有一人言者，防备什么不一言而丧邦呢【元丰四年用种谔沈括的谋略伐西夏】

今日西师正惟事本不正更説甚去就？君子于任事之际须成败之由【一作责】在己则自当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祸福死生利害由人处之，是不可也。如昨军兴事务繁伙，是亦学也。但恐只了佗纷纷底，则又何益？如从军者之行，必竟是为利禄、为功名。由今之举，便使得人一城一国，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从宦，苟有军事不能免此，是复蹈前事也。然则既如此，曷为而不已也？

今日西师正惟事本不正更说什么去就？君子在任事之际必须成败的原因在己则自当生死以之。现在致其身使祸福死生利害由人处之，是不可以的。如昨天军兴事务繁多，这也是学习。但恐只了那些纷纷的，则又有什么益处？如从军者的行为，必竟是为利禄、为功名。由今天的举动，便使得人一城一国，又是什么功名？君子耻之。今日从宦，如果有军事不能免此，是重复蹈前事。然而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停止呢？

胎息之説，谓之愈疾，则可谓之道？则与圣人之学不干事。圣人未尝説着，若言神住则气住，则是浮屠入定之法。虽谓养气，犹是第二节事，亦须以心为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虚】静，故于道为有助，亦不然。孟子説浩然之气，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养气，只是専为此气，又所为者小，舍大务小，舍本趋末，又济甚事？今言有助于道者，只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释氏摄心之术。论学若如是，则大段杂也。亦不须得道，只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坐如尸，立如齐，只是要养其志，岂只待为养这些气来？又不如是也。

胎息之说，说它愈疾，就可以称为道吗？那就与圣人之学不干事。圣人未曾说过，如果说神住则气住，那是浮屠入定之法。虽说是养气，还是第二节事，也必须以心为主。其心欲慈惠安静，故于道为有助，也不然。孟子说浩然之气，又不如此。现在如果说存心养气，只是专为此气，又所为者小，舍大务小，舍本趋末，又济什么事？现在说有助于道的，只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像释氏摄心之术。论学若如此，则大段杂。也不须得道，只闭目静坐为可以养心，坐如尸，立如齐，只是要养其志，岂只待为养这些气来？又不如此。

浮屠之术，最善化诱，故人多向之。然其术所以化众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学佗，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説，乆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

浮屠之术，最善化诱，故人多向之。然而其术所以化众人，故人也有的向有的不向。如介甫之学它，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无有异者。所谓一正君而国定。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开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