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译（学问）达到接合的境界罢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君子的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不到达圣人的境界就停止的，都是自暴自弃。孝敬应当孝敬的人，敬爱应当敬爱的人，由此推广开来，也就成为圣人了。

译多耍权术的人，是祸害；真心喜好功名的人，损害道义；追求虚名的人，败坏本心。

君主贵在英明而不贵在明察，臣子贵在正直而不贵在权变。

顺应本性之善，称之为道。道与本性是同一的。因为本性之善如此，所以称之为性善。本性的根本，称之为命。本性的自然状态，称之为天。从本性中产生出形体的，称之为心。从本性中产生出动静的，称之为情。凡这几者，都是同一的。圣人根据事物来制定名称，所以名称不同。像这样，后来的学者却随着文字去分析义理，探求奇异的说法，这就离圣人的本意很远了。

顺着本性而行，都是善的。圣人因为本性是善的，就用仁、义、礼、智、信来命名它。因为施行的方面不同，所以用这五者来区别。合起来说，都是道；分开来说，也都是道。舍弃这些而行，就是违背本性，就是违背道。而世人都说本性、道与这五者不同，他们大概是不学习吧？大概是没有体悟本性吧？大概是不知道道存在于哪里吧？

道什么最大？本性最大。千里的遥远，数千年的长久，它们的动静起居，似乎已经消失了。然而有时思念起来，那么千里的遥远就在眼前，数千年的长久与几天的相近没有区别。人的本性也是很大的啊！唉！人轻视自己的本性，真是可悲啊！人的本性是同一的，而世人都说：“我怎么能成为圣人呢？”这是不相信自己，大概也是不考察吧？

自我获得的人，所坚守的牢固；而相信自己的人，所行的不怀疑。

学习贵在相信，相信在于真诚。真诚就相信了，相信就真诚了。不相信就不能确立，不真诚就不能实行。

有人问：“周公的功业，是人做不到的。”我说：“不是这样，圣人所做的，是人应当做的。尽到人所应当做的，那么我的功业，也就是周公的功业了。凡是人做不到的，圣人也不做。”

君子的学习，只要抓住其归宿罢了。

百姓可以启发他们明白，不可以使他们愚昧。百姓可以教育他们，不可以用威势压制他们。百姓可以顺从他们，不可以强迫他们。百姓可以役使他们，不可以欺骗他们。

孔子说：“仲由欲望多，怎么能刚强呢？欲望对人危害太严重了。人做不善的事，是欲望引诱的。被引诱而不知道，就会到了天理灭绝而不知道反省的地步。所以眼睛贪恋美色，耳朵贪恋美声，以至于鼻子贪恋香气，嘴巴贪恋美味，身体贪恋安逸，这都是有所驱使的。那么用什么来堵塞欲望呢？回答说：思考罢了。学习没有比思考更珍贵的，只有思考能堵塞欲望。曾子的三次反省，是堵塞欲望的方法。好胜的人灭绝天理，放纵欲望的人扰乱常道。”

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都是时机。未曾不合乎中道，所以说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中，是说寂静不动的。所以说它是天下的根本。发动而都符合节度，叫做和。和，是说感应而通达的。所以说它是天下的通达之道。

学习，是使人向内探求。不向内探求而向外探求，不是圣人的学习。什么是不向内探求而向外探求？以文采为主的就是。学习，是使人向根本探求。不向根本探求而向枝节探求，不是圣人的学习。什么是不向根本探求而向枝节探求？考究详略、采集同异的就是。这两者都对自身无益，君子不学习。

墨子的道德达到了极致，而君子不学习他。因为他舍弃正道而走向别途。相如、太史迁的才华达到了极致，而君子不看重他们。因为所谓学习，不是学习这些。

庄子是背叛圣人的人，而世人都说“纠正时世的弊端”。纠正时世的弊端，本来就是这样吗？伯夷、柳下惠，是纠正时世弊端的人。他们与圣人有什么不同呢？还是没有什么不同呢？庄周、老聃，他们与伯夷、柳下惠类似吗？不类似吗？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用来达到远大目标恐怕会陷入困境。”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大了。”这是说异端有可取之处，但不是正道的。

君子以见识为根本，行为次之。现在有人，力量能实行，而见识不足以知道，就会有异端出现。他将流荡而不知道返回，内心不知道好恶，外面不知道是非。即使有尾生的守信，曾参的孝顺，我也不看重了。学习没有比知道言语更珍贵的，道没有比见识更珍贵的，时事没有比知道要点更珍贵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外在的，不可以动摇我的心。

孟子说：“这种气，极其盛大极其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损害它，这大概是说浩然之气，极其盛大极其刚强而且正直。能培养它就没有害处了。”

伊尹在有莘之地耕种，傅说在傅岩筑墙。天下的事情，不是逐一去学习的；天下的贤才，不是逐一去认识的。明白它在自己身上罢了。君子不希望才华超过道德，不希望名声超过实际，不希望文采超过质朴。才华超过道德的人不吉祥，名声超过实际的人有灾祸，文采超过质朴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长久相处。

有人问：“颜回住在陋巷而不改变他的快乐，与贫穷低贱而住在陋巷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贫穷低贱而住在陋巷的人，处在富贵中就会失去本心；颜回住在陋巷，还是这样；处在富贵中，还是这样。”

通晓昼夜的道理而知道，昼夜是死生的道理。

知道生的道理，就知道死的道理；尽到侍奉活人的道理，就尽到侍奉死人的道理。死生、人鬼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为什么呢？

译和顺之气积聚于内心，英华之气便显发于外表。所以说话便形成文采，行动便合乎法度。

译学问不贵在广博，贵在端正罢了。言语不贵在繁多，贵在恰当罢了。政令不贵在详尽，贵在顺遂罢了。

“意必固我”的毛病，在它们消亡之后，必然会有事发生。这是求学的人应当尽心去做的。夜间气息所保存的，就是良知和良能。如果加以扩充和充实，把白天所受到的损害转化为夜间气息所保存的，然后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孟子说：“充分尽致地发挥本心的人，就能认识人的本性。认识了人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命。心、性、天，并没有不同。”

人人都有这种道，只有君子能够体认并运用它。不能体认并运用它的人，都是自暴自弃的人。所以孟子说：“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就不足以侍奉父母。”扩充与不扩充，都在于我自己罢了。

道德深厚的人，外物不能扰乱他，形体也不会生病。形体不生病，是因为外物不能扰乱他。所以善于学习的人，面对生死脸色不变，遭受病痛哀伤内心不动，这是由于平日修养有素，不是一朝一夕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内心浮躁的人，不热却烦躁，不冷却战栗，没有厌恶却发怒，没有喜悦却欢喜，没有获取却兴起。君子没有比端正自己的气更重要的了，想要端正气，没有比端正志向更好的了。志向既然端正，那么即使热也不烦躁，即使冷也不战栗，没有无故的怒，没有无故的喜，没有无故的取，去留依然如此，生死依然如此。这就叫做不动心。

志向顺遂，气就不逆；气顺遂，志向自然端正。志向顺遂而气端正，这就是浩然之气。那么培养浩然之气，就在于坚守志向，不暴戾地耗损气罢了。《中庸》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又说：“道不远离人。”这不过是圣人为了初学者所说的罢了。说到极致，哪里有什么可离与不可离、远与近的说法呢？

学习是容易的，知道是难的，知道并不难，体认并得到它才是难的。

致曲者，就是就其偏狭之处而加以推致。

人人都有比自身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原因。

求学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既然已经研习透彻，那么六经可以不专门研习而自然明白。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图，圣人用心的所在，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及我之所以没有达到、没有得到的原因，逐句地探求，白天诵读并体味，半夜思考，使心平和，使气平易，存留疑惑，那么圣人的意旨就显现了。

人出生以后，小的方面喜好驰骋打猎，大的方面喜好建立功名，这都是血气旺盛，使之如此罢了。所以血气衰退时，就有不足的神色；生病时，就有可怜的话语。人的本性，极其伟大，却被形体和气所役使，而自己不知道，可悲啊。

我没有见过吝啬钱财而能行善的人，也没有见过不诚实而能行善的人。

君子学习，是为了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而老子认为，不是用来使百姓明智，而是用来使百姓愚昧，这也是自残其本性了。

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一起求学。学习并且善于思考，然后才可以走向道。思考并且有所收获，就可以有所立。有所立并且加以教化，就可以通权达变。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视听言动，专一于礼就叫做仁。仁对于礼，并没有不同。孔子告诉仲弓说：“出门好像去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重大祭祀。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君子如果能这样，用心如果能这样，存心难道有不仁的吗？而其根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没有好学的志向，那么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没有益处。然而圣人在上位，百姓多行善，是因为沉浸于教化，深远而持久。长久地听闻。《礼记》中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道学，深入思考自己寻求。《礼记》中的《表记》，大概也接近道吧？它的言论端正。

求学的人一定要寻求老师。记忆问答和文章，不足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因为所学的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寻求老师不可不慎重。所谓老师，是什么呢？回答说：是理，是义。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成为自然。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改变这句话。孔子说：“本性相近，习惯使相远。只有上智和下愚不可改变。”下愚不是本性，是不能尽其才罢了。

君子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仁义的本性。如果放纵自己的心而不知道反省，那么也就是禽兽罢了。

形体改变则本性改变，本性并非容易改变，是气使之如此罢了。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并不是断绝百姓的欲望而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而是用来防范欲望，警戒奢侈，使他们进入正道。

广泛识别鸟兽草木的名称，是为了明白道理。

最显明的没有比事情更甚，最细微的没有比道理更甚。而事与理一致，微与显同源。古代的君子，所谓善于学习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能通晓这一点罢了。

君子的学习，贵在逐一明白，明白了就有功效。

德行盛大的人，言语流传；文辞盛大的人，言语也流传。

名物数目的学问，君子学习它，但不把它作为根本；言语有序，君子知道它，但不把它作为开始。

孔子的道，发挥出来成为行为，如《乡党》所记载的，是由真诚而明白。从《乡党》所记载的学习，以至于达到孔子，是由明白而真诚。等到达到极致，是一样的。

听到善言就拜谢，这是禹所

译（人们）把他当作圣人。凭借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凭借知识丰富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这就是颜回成为大贤人的原因。后来的求学之人，有一点长处就自满自足，真是可悲啊！做学问的方法，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考就能获得，不思考就不能获得。所以《尚书》说：“思考就会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思考是明智的原因，明智是成为圣人的原因。

译学习，以认知为本；结交朋友次之；实践次之；言语次之。

信任不足以穷尽真诚，犹如喜爱不足以穷尽仁德。

董仲舒说：“端正其义理，不谋求其私利；彰明其道义，不计算其功效。”这是董仲舒之所以超越其他诸子的原因。

尧舜行善，与夏桀、盗跖作恶，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是一样的。

老子说：“失道而后有德，失德而后有仁，失仁而后有义，失义而后有礼。这样道德仁义礼就分成了五种。”

圣人没有优劣之分，尧舜的禅让，大禹的功绩，商汤周武王的征伐，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和顺，伊尹的担当，周公在高位而道得以施行，孔子在低位而道不能施行，他们的道是一样的。

不深入思考就不能达到道的境界，不深入思考而获得的，容易失去。然而学者中有不思考不忧虑而获得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那些不思考不忧虑而获得的，正是通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把不思考不忧虑当作不思考而自以为获得的人，是没有的。

推究事物的开始就足以知道它的结局，反推事物的结局就足以知道它的开始。关于生死的学说，就是这样罢了。所以以春天为开始，推究它，必然会有冬天；以冬天为结局，反推它，必然会有春天。生死，与这类情况相似。

其次是致力于细微之处的人，通过学习然后才知道。但他们成就时，与生来就知道的人没有不同。所以君子，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没有比画地为牢更有害的，没有比自满更糟糕的，没有比自暴自弃更罪恶的。学习不停止，这就是商汤、周武王成为圣人的原因。

古代的学者，为了完善自己，最终达到成就万物；现在的学者，为了外物，最终导致防范自己。

杞柳，是荀子的观点；湍水，是杨子的观点。

圣人所知道的，应该没有不到的；圣人所实行的，应该没有不尽的。然而《尚书》称颂尧舜，不说刑罚必定符合罪行，奖赏必定符合功劳，而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从重，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规”。这与后世苛刻严酷的议论不同。自我夸耀的人接近刑罚，自我欢喜的人不能进步，自大的人远离道。

君子的学习，必须每天更新。每天更新，就是每天进步。不每天更新，必定每天退步。没有进步而不退步的人。只有圣人的道，没有进退，因为他所达到的境界是极致的。

侍奉君上的道理，没有比忠诚更好的；对待下属的道理，没有比发怒更好的。

《中庸》这本书，是学者的最高境界。而它开始时说：“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大概说的是学者从真诚开始。

杨子没有自得之处，所以他的话蔓延不断，优柔寡断。他论人性时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善的一面就成为善人，修养恶的一面就成为恶人。”荀子违背圣人，所以把孟子列在十二子之中，并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果真是恶吗？圣人怎么能违背本性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圣人的话，远如天，近如地。它的远，好像不可企及；它的近，也可以实行。杨子说：“圣人的话远如天，贤人的话近如地。”这是不对的。

有人问贾谊说：“贾谊的话说：‘如果没有孔子、墨翟的贤能，孔子和墨子一句话，他的见识就浅薄了，他也不是善于学习的人。’”

一定要实行井田制，一定要实行封建制，一定要实行肉刑，这不是圣人的道。善于治理的人，仿效井田制而实行，百姓不痛苦；仿效封建制而使用，百姓不劳累；仿效肉刑而使用，百姓不怨恨。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得到圣人的意图而不取其形式。形式，是圣人根据当时的利益而制定的。

人防范而学习，将要成就它。已经成就了，将要实行它。学习而不能成就，是学习的问题；成就而不能实行，也是学习的问题，那怎么值得珍贵呢！

对待人有道，不怀疑罢了。如果那人有心害我，即使怀疑，也不能改变他的心。如果那人无心害我，怀疑就会使自己的德行内在受损，怨恨外在产生。所以不怀疑就两全其美，怀疑就两败俱伤。而没有多疑能成为君子的人。

从前圣人确立做人的道理，叫仁，叫义。孔子说：“仁者，就是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义者，就是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只有能亲爱亲人，所以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只有能尊重贤人，所以贤人在位，能者在职。只有仁和义，穷尽了做人的道理。穷尽做人的道理，就称为圣人。学者不可以不真诚，不真诚就不能为善，不真诚就不能成为君子。修学不真诚，就会杂乱；做事不真诚，就会失败。为自己谋划不真诚，就是欺骗自己的心而自弃志向；与人交往不真诚，就是损害自己的德行而增加别人的怨恨。现在的小道异端，也必须真诚然后才能得到，何况想要成为君子的人呢？所以说：“学者不可以不真诚。”虽然如此，真诚在于知道道的根本而真诚地对待它。

古代占卜，将要决定疑惑。现在的占卜，就不是这样，计算命运的穷通，比较身世的显达与否罢了。唉！也太迷惑了。

不思考，所以有疑惑；不探求，所以没有收获；不询问，所以不知道。

世上服用丹药想要长寿的人，也太愚蠢了！命运，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增减；而想要服用丹药长寿，可悲啊！

见到养生的人问长生，称为大愚；见到占卜的人问吉凶，称为大惑。

有人问人性，回答说顺从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

孔子去世后，曾子的道日益光大。孔子去世后，

译传承孔子学说的，只有曾子罢了。曾子将道统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去世后，道统便无人继承。到了孟子这里，圣人的学说才更加尊崇。

译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止息就止息，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所以懂得《易经》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孟子说：“王者的教化衰微而《诗经》消亡，《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兴起。《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有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之间不能互相征伐。”所以懂得《春秋》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

礼的根本，出自百姓的情感，圣人只是顺着它加以引导罢了。礼的器物，出自百姓的风俗，圣人只是顺着它加以节制和修饰罢了。如果圣人再次出现，必定依据当今的衣服器物来制定节制和修饰的规范。他所说的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不过在于当时的君王斟酌增减罢了。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二程遗书》>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附録

宋 朱子 编

明道先生行状【见伊川先生文集】

门人朋友叙述【序见伊川先生文集】

河间刘立之说：“先生幼年就有奇特的资质，聪明智慧令人惊叹，几岁时就有成年人的气度。曾作《酌贪泉》诗说：‘内心如果坚定，外物怎么能改变呢？’当时的前辈学者赞许他的志向节操。等到长大，豪迈勇敢自我奋发，不沉溺于流俗。跟随汝南周茂叔求学，穷究性命之理，顺从本性以契合大道，体悟大道以成就德行，出处进退合乎孔孟之道，从容自然毫不勉强。刚过二十岁就在京师参加科举，声望美好。老儒生和资深学者都自认为不如他，没有不登门希望与他交往的。初任永兴军鄠县主簿，永兴帅府派他出外任职，都是禁中重臣对待先生，没有不尽礼节的。任晋城令，当地风俗质朴鄙陋，百姓不知道学习，中间几百年没有考中科举的人。先生挑选其中的优秀者建立学校，提供粮食器具聚集起来教育他们，早晚督促勉励，诱导鼓励学者，风气像风吹倒草木一样日渐兴盛。熙宁、元丰年间，参加科举的人多达数百，考中科举的有十余人。先生处理政务，条令教化精密细致，而以诚心为主导。晋城的百姓受先生教化，凶暴强横的子弟甚至以犯罪为耻。直到先生离任后的三年间，登记在册的几万户人家，犯重罪入狱的才有一人。然而乡里仍然以不遵守教令为深深的耻辱。熙宁七年，立之在晋城做官，距离先生离任已经十多年，看见百姓有人口众多却不分家另过的，问其原因，说是太守程公教化的结果。他的诚心感人就是这样。被推荐为御史，神宗召见询问，问为什么做御史，回答说：‘让臣拾遗补过，辅助朝廷是可以的；让臣搜集臣下的短处来沽名钓誉则不能。’神宗赞叹欣赏，认为他符合御史的本分。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执政，议论变法改令，进言的人攻击得很猛烈，甚至有发怒肆意辱骂，无所不至的。先生唯独以至诚开导接纳，君臣奏疏写好后就销毁草稿，不拿给子侄看，常说：‘宣扬自己夸耀众人，是我所不做的。’曾被召赴中堂议事，王安石正发怒，进言的人严厉地看着他。先生慢慢说：‘天下的事，不是一家人的私议，希望您心平气和地听取。’王安石为此感到惭愧屈服。善于谈论太公，请求担任崇福宫提举，先生请求折减资序担任监当官，以便奉养母亲回到洛阳，从容侍奉双亲，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晓明达，义理精微，乐于告知不知疲倦，士大夫跟随他讲学的早晚门庭若市，虚心前往满载而归，人人都得到想要的。先生在御史任上，有南方士人游说执政大臣的，刚从南方回来还没到，依附权贵的说法，先在京城散布，而且这人平时议论有亏缺。先生上奏陈述他的行为，后来先生被任命判武学，这人已经身居高位显赫，害怕先生再次进用，于是上书说先生在新法之初首先提出异论。先生笑着说：‘这难道能诬蔑我吗？’又因奉养亲人请求担任汝州监当官。先生高才远业，沉沦屈居卑职冗员，人们为先生叹息，而先生处之恪尽职守毫不懈怠，说：‘做事怎么能不谨慎？’当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见，朝廷正要重用他，还没到京城就生病去世了。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他的出处来占卜时世的兴衰，听到死讯的那天，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没有不流泪的。自从孟子去世，圣学失传，学者穿凿附会妄作，不知道如何进入德行。先生杰出地自立于千载之后，清除杂草秽土，开示本源，圣人的庭院家喻户晓可以进入，学士大夫才知道方向。然而高才世所罕见，能进入其藩篱门槛的，大概很少，何况堂奥呢？先生德性充实完美，纯粹和顺之气洋溢于面容背部，快乐平易多宽恕，终日怡悦。立之跟随先生三十年，未曾见他有愤怒严厉的样子，待人温和，无论贤与不贤都让他诚恳尽情。听到别人一善，赞叹鼓励，惟恐他不坚定；别人有不足，开导诱导，惟恐他达不到。所以即使桀骜不恭，见到先生没有不感动喜悦而信服转化的。风格高迈，不事标榜修饰，而自有界限。看他的容貌神色，听他的教诲言语，则放逸之心邪气不再萌生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归，家素来清贫，租住在洛阳城，先生以俸禄供养族人饮食众多，豆粟仅够，而老少各”

译让他尽情欢乐。对于内外孤苦无依、无处投靠的人，都收养他们，抚育教导，期望他们成为有用的人。嫁女娶妇，都先安排孤遗之人，然后才轮到自家的子女。吃饭没有两种以上的肉食，穿衣没有多余的替换衣物。女儿到了适婚年龄却迟迟未嫁，甚至因为没有钱财来送嫁。先生通晓从政之道，以仁爱为根本，所以所到之处，百姓都把他当作父母一样敬爱。立之曾经向先生请教治理百姓的方法，说：“让百姓各自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实情。”又曾经问御史说：“端正自己来感化万物。”即使是愚笨不贤的人，也敬服先生的教诲，不敢忘记懈怠。先生怀有经世济民的大才，具备开创事业、成就功业的才能，虽然不被当时所用，但他的至诚之心遍布天下，唯恐有一物不得其所。看见百姓的疾苦，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听说朝廷的举措稍有失误，忧虑就表现在脸色上。曾经论述过使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明、使风俗达到成康那样的太平的意图，他的言论感人至深，激动人心。千五百年间，才出现这样一个人，时运命途竟然如此，美好的志向不能实现，恩惠不能施予，真是可惜啊！立之与先生有世代交情，先人高风亮节，有奇特的操守，与先生的交情尤其亲密。先人早逝，立之才几岁，先生的兄弟把他带回家，像对待子侄一样教养他，最终使他立起家业。末世风俗淡薄，朋友之道衰微，听到先生的风范，应当感到羞愧。立之跟随先生时间最久，听到先生的教诲最多，了解先生的行事最为详细。先生最终任职于北方边陲，不能参加丧服行列，听到讣告悲痛号哭，肝肠寸断。先生高尚的节操和深厚的道义，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至于那些细微曲折、一言一行足以作为后世法则，而人们所不了解的地方，我深怕它们埋没不传，成为门人的耻辱，于是写下我所知道的，以备后人采录。

译沛国朱光度说：“唉！大道不明、不行的状况已经很久了。自从子思把它记载在书册上，其后孟子倡导它。孟子死后没有得到传承，韩愈的话确实可信啊。大体上先生的学问，以真诚为根本。仰观天空，清明高远，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之所以如此，不过是真诚罢了。俯察大地，广博承载，山川凝聚，草木繁茂，之所以如此，不过是真诚罢了。人处于天地之间，参赞化育没有间隙，纯粹而不间断，大概就在于此吧？所谓真诚，是天德。圣人由真诚而通达明理，他静止时如深渊停水，行动时如神速般迅捷。天地之所以各安其位，万物之所以生长发育，哪一样不是遵循这条道路呢？先生获得了圣人的真诚。从开始学习到成就德行，虽然天资聪颖卓越，超出常人，然而卓绝的见解，都根源于真诚。所以推而至于侍奉父母就真诚孝顺，侍奉君主就真诚忠诚，友爱兄弟就宽裕从容，对待朋友就长久守信不忘，修身谨慎行事就在暗室独处时也不愧于心，治理政事爱护百姓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如果不是获得圣人的真诚，谁能做到这样呢？才能周遍万物却不自以为高尚，学问贯通三才却不自以为满足，行为贯通神明却不自以为特异，见识照察古今却不自以为有所得。至于六经的深奥义理，百家的不同学说，探究搜求，在胸中判然分明。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出现在面前，但烛照它不失毫厘，权衡它不失轻重。凡是贫贱富贵死生，都不能动摇他的心。真可以说是大丈夫啊，如果不是所获得的道理深，所涵养的德行厚，能达到这样吗？唉！上天生下这个人，让他平治天下，功德难道是小补吗？正当圣明的政令日新月异，贤者汇聚进用，大概将用这条大道唤醒民众，而上天却迅速夺去他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不幸了。孔子说：‘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自从孟子以来，一千多年，先王的大道，得到先生后才得以传承。他补助天地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啊。虽然不能身居高位来恩泽天下，然而用这条大道向世人倡导，也已经显著。其中看见并了解的人，尚能效仿他，先生就不算灭亡了。”

河间邢恕说：“先生的德行品性超越常人，外表温和内心刚强，眉目清秀峻拔，说话声音铿锵有力。我早年跟随先生的弟弟学习，初次在磁州见到先生。他的气质容貌清明纯粹，他待人接物和善而有包容，他判断义理刚正而不侵犯，他思考精妙创造深奥的义理，他的话浅近但推测起来意义深远。我开始恍然自失，才知道天下有成就德行的君子，所谓完人，像先生就是这样。”先生担任澶州幕僚一年多，罢官回家。我后来路过澶州，询问村民，没有不称赞先生的，咨嗟叹息。大概先生从政，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担忧公事如同家事，他的诚心感动人。虽然只是郡府的僚佐，又只一年多就离开，以至于田夫野人都知道他的姓名，又赞叹他的贤能。如果先生担任一郡长官，又会怎样呢？如果先生行用于天下，又会怎样呢？既然不被朝廷任用，因为奉养双亲的缘故，在仓库任职以获取俸禄作为供养。居住在洛阳几十年，沉溺于道德性命之间，有办法自我涵养其浑厚浩大冲和融通而必然合乎规矩准绳。大概是颜回一流的人，黄宪、刘迅之类的人不足称道。洛阳确实是别都，是士人的聚集地。做官的人都仰慕教化，跟随他质疑解惑。乡里的士大夫都敬仰他，乐于与他交往。学士们都以他为宗师，讲论大道劝勉义理。过往经过洛阳的旅客，如果有名望有见识的，必定登门拜访，虚心而去，充实而归。没有不心悦诚服、整理衣襟而真诚佩服的。于是先生自身更加退隐，地位更加卑微，而名声更加高于天下。当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共同听断政事，凡是政事中有利的事保留，有害的事去除。重新起用司马光君实担任门下侍郎，任用吕公晦叔担任尚书左丞，而先生也以宗正丞被征召。执政大臣每天等待他到来，将大加任用他。讣告传到京城，各位大臣人人叹嗟，为朝廷惋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听到消息，没有不互相慰问的，认为这是哲人去世啊。唉！只有先生以直道议论政事，不合时宜离开朝廷十七年。如今太皇太后执政，命令不出宫闱，天下本来已经安宁，正大力讲求政事的得失，纠正偏差矫正枉曲，借助人才来完成治理功业的时候。像先生这样的才能，无论大小左右内外任用都没有不适宜的。大概他所知道的，上至尧舜三代帝王的治理，他之所以包涵博大悠远细微上下，与天地同流，他的教化如同及时雨，先生本来已经默默识记了。至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至行军打仗战阵的方法，没有不研究的，都达到极致。外至夷狄的情状，山川道路的险易，边境防戍，城寨斥堠控带的要害，没有不详细知道的。他的吏事操决，文法簿书，又都精密详练。像先生，可以说是通儒全才了。而所有才能没有试用其万一，又不幸在高龄去世，这是有志之士所以痛哭流涕的原因。

成都范祖禹说：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心正直外表方正，他的学问本于诚意正心，认为圣贤的学问可以必定达到，勇于努力实行，不写空洞的文章。他在朝廷，与道

译行为举止，以忠诚信实为主，不推崇虚名。他治理政事，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怀着悲痛慈爱之心进行教化爱护，出于至诚，兴利除害，百姓的愿望必定能够实现。所以先生所到之处，百姓依赖他如同父母，即使离开很久，百姓思念他也不会忘记。先生曾说：县的政事可以通达天下，一个县邑，就是天下的楷模。先生因为父母年老，请求担任清闲的官职，居住在洛阳，将近十年，与弟弟伊川先生在家讲学，教化在乡里推行。家中贫困，吃粗劣的食物，有时接济不上，但侍奉父母务必顺养他们的志趣，周济族人，必定竭尽自己的力量。前来跟从学习的士人，在馆舍中络绎不绝，有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先生对于学问，不致力于解析为细枝末节的言辞，关键在于用于自身修养并明白天道。他教导人说：不是孔子的道就不可以学习。大概自从孟子去世后，中庸的学问就不再传承，后世的士人不遵循根本而用心于末节，所以不能使他们进入尧舜的大道。先生凭借独到的智慧自我领悟，距离圣人一千多年，阐发了关键所在，直接窥见深奥的堂奥，天地之理穷尽了，事物的变化也无所不晓。他的容貌严肃而气息平和，意志坚定而言辞严厉，远看令人敬畏，接近却使人亲切，向他请教的人无穷无尽，他从容应对，回答的内容愈发新颖，真是求学者的老师。他成就的人才在当时很多，虽然长期远离朝廷，但人们常常把他的出仕或隐退看作时运的通达或阻塞。既然任命他为宗正丞，天下人每天盼望先生入朝，认为他将要被重用。等到听说他去世，上自公卿，下至街巷的士人百姓，没有不哀悼他的，说：时运不幸啊，这是天命啊。

译游酢在《行状》后写道：

建安人游酢说：“先生道德的高尚境界，经世济民的长远谋划，以及进退之间的大节，伊川先生季先生和门下的优秀弟子已经论述其实质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谨此搜集他遗留的事迹，以备采录罢了。”

“先生生来就有美好的资质，很早就听闻大道。年纪刚过二十，明诚先生张载（字子厚）将他视为朋友并尊为老师。子厚年轻时自恃才华，认为率领数万骑兵可以横行匈奴，看待叛乱的羌人如同对付容易对付的人，所以跟随先生。他身边多能讲述边疆事务的人。后来听到先生的论议，便回去向他的门徒谢罪，完全抛弃了旧有的学问，转而致力于大道。他看待先生，虽然是外兄弟的儿子，但虚心求教、渴望受益的心情，恳切得唯恐赶不上。等到先生出仕做官，子厚还写信给扈，因为自己定性未能做到不动心，向先生请教，先生为他破除疑惑，使内心与外在、动与静在道理上贯通为一，阅读他的书信可以考证而知。”

“后来子厚学问有成，德行尊贵，有识之士认为他可以同孟子相比，但他仍然秘藏自己的学问，不常向人讲解。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即使见闻再多，如果不致力于培养德行，只是徒然善于口头谈论罢了，所以不屑于与他们交谈。”

“先生对他说：‘大道在天下不明已经很久了，人们习惯于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自认为已经足够，如果一定要像孔子门下那样，不到学生苦思冥想而不得时不去开导，不到学生想表达却说不出时不去启发，那么师生之间就会势同隔绝，先王的大道或许几乎就要熄灭了。当今之时，应当随着他们的资质来诱导他们，虽然见识有昏暗与明亮之分，志向有浅显与深远之别，但也各自有所收获，这样尧舜的大道或许可以逐渐实现。’”

“子厚采纳了他的话，所以关中地区的学者亲身践行，大多与洛阳的人共同推崇，这都源于先生的启发。”

“先生被提拔为御史，皇上的恩宠非常深厚，屡次得到圣旨。他所进献的言论一定依据正道，事情常在萌芽阶段就辨明，在渐变中加以警戒。”

“有一天，神宗随意谈到辞令，先生说：‘君主的学习，只应当以急务为要，辞令不是首要的。’神宗因此改变了脸色。”

“恰逢天节宫嫔争着献奇巧之物为天子祝寿，先生既在朝堂上直言，又回头对执政大臣告诫他们。执政大臣说：‘宫嫔实在不是出于皇上的本意，有什么妨害呢？’”

“先生说：‘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皇上的心志，妨害太多了。您的话不对。’执政大臣无言以对，于是理屈。”

“当时有同在御史台任职的人，志向未必相同，但内心仰慕先生的为人。曾经对人说：‘别人的贤德，还可以议论。至于伯淳（先生字），则像美玉一样，反复审视，表里透彻，看不到丝毫瑕疵。’”

“先生平生与人交往没有隐瞒，即使是仆人也一定托付以忠信，所以别人也不忍心欺骗他。曾经从澶渊派遣奴仆带着金子到京城购买用品，计算金子的数量可以抵当二百千钱，奴仆没有父母妻子，同僚听说后，无不惊骇且讥讽。不久奴仆按期带着物品回来，众人才赞叹信服。大抵诚心发自内心，通达四肢，看见的人信服仰慕，侍奉的人改变心意，大多像这样。先生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视父母如受伤般怜惜，又气质清越，洒脱得仿佛超脱尘世之外，按理不能忍受劳苦。等到遇到事情，却常常与地位低下的人同起居饮食，别人不能忍受艰难，而先生处之泰然。曾经督管劳役，即使是严寒酷暑，不穿皮衣不撑伞盖。当时巡视，众人无法预测他何时到达，所以人们自然尽力，常常提前完成事务。以往夫役队伍半夜多喧哗，一人恐惧，万人竞起，奸人乘虚盗窃的事不可胜数。先生用军纪对待他们，于是最终没有喧哗的人。等到劳役结束夫役散去，队伍依然肃整如常。刚到鄠县时，有个监管酒税的人，因贿赂闻名，但他依仗武力，在身上刺字，自称能杀人，众人都害怕他，即使是监司州将也不敢揭发。先生到任，将与他共事，那人心里不安，便对先生说：‘外面人说我偷盗官钱，新来的主簿将要揭发我，我势穷必杀人。’话还没说完，先生笑着说：‘人的谣言，竟到了这种地步。您吃着君主的俸禄，难道肯做盗贼？万一有这种事，也将救死不暇，怎么能杀人？’那人沉默不敢再说话，后来也私下偿还了他所盗的钱，最终善终离去。州里的属官有丧父后遭遇祖母丧事的，身为嫡孙，未能完成承重之礼，先生为他推演典章法度的意旨，告知得很详尽，那人听从了，至今遂成为定例，而天下的士大夫才开始习以为常。大抵先生驾驭小人，使他们不触犯法律；帮助君子，使他们一定成就美德，大多像这样。先生虽然不被重用，但从未有一天忘记朝廷，然而长期隐居的节操，坚定如石，胸中的气度，冲和淡泊。所到之处，士大夫多弃官跟随他学习，早上相见晚上就回去，饮其和顺之气，食其实质之教，时间久了不能离去。他的门徒中有贫穷的，穿着单衣过冬，多年而志向不变，身体不屈服。大抵先生的教化，关键在于为了自我修养，而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所学都是用心体会而自得，不向外求，所以非常贫穷的人忘记饥寒，已经做官的人忘记爵禄。鲁钝的人变得敏捷谨慎，细致的人变得宽裕，刚强的人不违背情理，质朴的人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不像世俗的士人妄意空谈，追咏古人的糟粕，而自身并不参与，等到付诸事业，则茫然无据罢了。当时朝廷图谋任用真正的儒士以恩惠天下，天下有识之士认为先生即将被大用。不幸先生去世。唉！大道的行与废，果然不是人力所能为的。可悲啊！哭着为他作赞曰：‘天地之心，难道是太一的体现吗？天’

译大地的化育，难道是太和之气的运行吗？它确实高而明，万物被它覆盖；它确实低而厚，万物被它承载。这不正是因为它统一吗？阳气从这里舒展，阴气从这里凝聚，消长盈虚，看不见它的形迹。这不正是因为它和谐吗？孔子的德行，难道是内心融和、思虑澄澈，默默契合于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那样庄严肃穆而没有止境，浑然一体而没有边际，以至于善于言辞的人都不足以歌颂他的美德呢？唉！谁说这大道没有施行，这百姓没有觉醒，而先觉者就离世了呢？百世之后，有想见孔子而不可得的人，难道不能从天地之间观察到他吗？

译哀词 吕大临

唉！距离圣人已经太远了，这种文化传统也衰微了。先王流传下来的良好风气与善政，已经泯灭而不可见；明师与贤弟子传授的学问，已经断绝而不得闻。人们把精通章句训诂当作才能，去穷究遗留的经典；把精通礼仪制度当作才能，去穷尽儒家的术数。致使圣人之道，在腐儒讽诵之余被玩弄，在百姓日常用度的细微处被隐藏。向内反省自己，则茫然无所得；向外施行于天下，则似乎不可行。异端邪说争相抗衡，尚且不与此相同。先生负有特立独行的才华，知晓《大学》的要旨，博闻强记，亲身实践并努力防范，明察人伦，通晓事物，达到极致，心中豁然开朗，透彻地见到道的本体。他达到简约的境界，虽然感发的世事变化不一，知道用这颗心去应对而不会穷尽；虽然天下的道理极其众多，知道反求自身而自然充足。他达到专一的程度，异端并立而不能使他动摇，圣人复起也不能使他改变。他修养的成就，和顺之气充满洋溢，表现在声音容貌上，然而望之崇高深远，不可轻慢。遇事从容不迫，然而诚心恳切悲痛，不肯放下。他自我承担的责任重大，宁愿学习圣人而未达到，不愿凭一件善事成名；宁愿以一件事物未蒙受恩泽为自身的病痛，不愿以一时的利益为自身的功劳。他自信坚定，我的志向可以实行，就不苟且地保持清高而决定去留；我的道义所安处，即使是小官也有所不屑。那安顿天地、养育万物的，是道；传承这种道的，是这种文化；振兴已经坠落的文统，通达尚未实行的道的，是先生。致使学问未能最终传承，志向未能最终实行，达到这种极端的境地，是天意啊。先生的德行，可以形容的，还可以说得出；他那独自智慧自得，合乎天道，契合先圣的，是说不清楚的。元丰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去世。门人学者，都用自己所得来命名先生的德行。先生的德行不容易命名，这也是各自抒发他们的志向罢了。汲郡吕大临书写。

明道先生墓表【见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谱

先生名颐，字正叔，是明道先生的弟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年就有高远的见识，不合礼法的事不做【见语录】。十四五岁时，与明道一同在舂陵周茂叔先生门下受业【见哲宗徽宗实录】。皇祐二年，十八岁，上书朝廷，劝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摒弃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并且请求召见当面陈述所学，没有得到答复。偶尔游历太学，当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正主持教导，曾经用“颜子所好何学”为题测试诸生，得到先生的答卷，大为惊讶，立即延请相见，让他担任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住在相邻的斋舍，首先以师礼侍奉他。不久，四方来跟随学习的士人日益增多【见吕氏童蒙训】。参加进士考试，嘉祐四年，廷试落榜，于是不再复试。太中公多次应当得到任子恩荫，就推让给族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年间，近臣屡次推荐，先生自认为学问不足，不愿做官【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说：公担任国子监祭酒，命令众博士到先生住处敦请他担任太学正，先生坚决推辞，公就亲自乘车去拜访他。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要出发，说：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独行的操守，出类拔萃的资质，嘉祐四年已参加殿试，此后断绝进取的念头，往来太学，诸生愿意得到他作为老师。臣正统领国子监，亲自前往敦请，最终不能使他屈服。臣曾与他交谈，他透彻明白经术，通晓古今治乱的要旨，实在有经世济物的才能，不同于拘泥的士人和偏狭的儒生，徒有偏长，如果他在朝廷，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伏望特别以不次提拔任用。明道行状说：神宗曾经让推择人才，先生所推荐的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和弟弟颐为称首】。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着，以及西京留守韩公绛，向朝廷上奏他的品行道义【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说：臣等切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是儒者的高蹈，圣世的逸民。伏望特别加召命，破格提拔，足以成为士人的楷模，裨益风化。又按明文定公文集说：这时谏官朱光庭又说：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质劲正，有中立不倚的风范，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的妙处，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如果用此人，让他担任劝讲，必定能辅养圣德，启发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说颐通晓先王的蕴奥，通达当世的务要，是天民中的先觉，圣代中的真儒，让他每日侍奉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又论祖宗时，起用陈抟、种放，高风素节，闻于天下。衡量颐的贤能，陈抟、种放未必能超过他，颐的道则有陈抟、种放所不及的。智者观察他的所学，真得圣人的传授，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的器具。乞访问他的至言至论，所以平治天下的道理。又说颐：以言乎道，则贯彻三

译在才德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在德行方面，包容众美而没有一种善行被遗漏；在学问方面，博通古今而没有一种事物不知道；在才能方面，开物成务而没有一种道理不被统摄。因此，圣人的大道，到了这里才得以传承。况且正值天子开始进学的时候，如果让真正的儒者独占讲席，难道不是盛况吗？十一月丁巳日，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录】先生再次推辞，不久被召赴京城。元祐元年三月，到达京师【王岩叟上奏说：臣见程颐学问极尽圣人的精微，行为达到君子的纯粹，早年与其兄程颢都以德名显扬于当时。陛下重新起用程颐，程颐应召而来，在朝廷待诏。四方杰出的人才，无不翘首以盼，观察朝廷如何对待他，安置他是否得当，并据此议论。那么陛下此举，关乎天下人心。臣希望陛下增加对待他的礼节，选择安置他的方法，使高贤能为陛下尽其才用，那么所得到的就不只是程颐一人而已。天下隐居的有德之士，都将互相招引为朝廷出山了】授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推辞说：神宗时平民被召，自有先例，现在臣还未得入见，不敢接受任命【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圣恩特授程颐京官，并兼任校书郎，足以显示陛下优待高贤，使天下人归心于盛德。然而臣的一点诚意，还有话要对陛下说，希望陛下召见一次，试着用一句话询问治国的关键，陛下至明，自然可以观察。臣认为程颐抱道养德的日子长久，潜神积虑的功夫深厚，静观天下义理的多，一定有嘉言来刷新圣听。这是臣之所以极力推荐程颐的原因，但不是为了程颐，是想成全陛下之美。陛下召见之后才任命他为官，那么程颐接受而无愧疚。陛下给予而不后悔，授受之间，双方都得到好处了】于是召见程颐在太皇太后面前，告知将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先生推辞未果，才接受西京国子监教授的任命，并且上奏论述经筵三件事：其一，皇上年轻，辅佐教养为急务，应选拔贤德之人担任讲官，让他们陪侍宿直，陈述道理，以此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请求皇上左右的内侍宫人，都选拔老成厚重之人，不让奢侈靡费之物、浅薄俗气之言接触耳目，并设置经筵侍应内臣十人，让他们观察皇上在宫中的动静告知讲官，如果有小的过失，得以随时防范劝谏；其三，请求让讲官坐着讲课，以培养君主尊儒重道之心，恭敬畏惧之德。并说：“如果言论可行，怎敢不就职；如果不可用，希望允许我推辞【奏章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议论先生推辞卑职而居尊位，未被任命就先议论政事是不对的，大概是不了解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理本来就很精妙了】不久命令下达，以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次推辞后才接受任命。四月，按惯例因暑热停止讲课，先生上奏说：“辅导少主，不应该如此疏略。请求让讲官在六参日上殿问安，借此从容进献教诲，以辅佐皇上德行【见文集】五月，派遣与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官共同审阅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所定的，大致认为学校是礼义为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实在不是教养之道，请求将考试改为考核，有所不到位的，则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评定高低。建立尊贤堂以延揽天下道德之士，削减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以专一委任，激励行为检点以厚植风化，以及设置待宾吏，在师斋设立观光法，像这样的也有几十条【见文集。旧实录说：礼部尚书胡宗愈说先帝聚集士人以学习，教导人以道，三舍科条本来已经精密，应当一切照旧，因此深深诋毁先生，说不应该让他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说今日最大最急的，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的长久之计，只有辅佐培养皇上德行，而辅佐培养之道，不只是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而已，要使每一步都不离开正人，才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现在隔日讲一次，解释几行书，益处既少，又自从四月停止讲课，直到中秋不接触儒臣，几乎不符合古人早晚辅佐的意思。说等到初秋就让讲官轮流入侍，陈述义理，并选拔臣僚家中十一二岁的子弟三人侍奉皇上学习。况且迩英阁狭窄暑热，恐怕对皇上身体不宜，而讲课日宰臣史官都入侍，使皇上不能舒展愉快。请求从今以后一月在崇政殿讲两次，然后宰臣史官入侍，其余日子在延和殿讲课，那么后殿垂帘，太皇太后时常亲临，不仅省察主上进修学业，对于后德未必没有补益，而且使讲官想要有所进言，容易上达，所关系尤大。又讲读官惯例兼任其他职务，请求也罢免，使他们能积累诚意以感动皇上之心，都没有答复。八月派遣兼任判登闻鼓院先生，引用前面的说法并且说：“入朝谈论道德，出外掌管诉讼，不是用人之道。”再次推辞不接受【见文集】。杨时说：“事奉道与做官不同。常夷甫以平民入朝，神宗想优待他的俸禄，让他兼任几个局如鼓院、染院之类

译，夷甫全部接受。等到伊川先生担任讲官时，朝廷也想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就坚决推辞。大概以前之所以不做官是为了坚守道义，那么今天做官必须官职足以推行道义才可以接受，否则就是苟且求取俸禄。然而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在辞受取舍上的原则，人们很少知道。所以常公接受任命人们不认为不对，而先生推辞任命人们也不认为正确。

元祐二年，先生又上疏议论延和殿讲读垂帘的事，并且请求时常召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进学的次序。又上奏说迩英殿暑热，请求就在崇政殿、延和殿或其他宽敞凉爽的地方讲读。给事中顾临认为在殿上讲读不可行，有防止修缮扩建迩英阁的提议。先生又上疏认为：“修缮扩建迩英阁那么臣的请求就实现了。然而祖宗以来都是在殿上坐着讲读，从仁宗开始才在迩英殿讲读而讲官站立侍奉，这不过是顺应一时的便利罢了，并非像顾临的意思那样。现在顾临的意思不过是用尊崇君主来说事，却不知道尊崇君主的道理，如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就会误导皇上的见识，臣的职责是辅导，不得不辩明。”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定提前斋戒，预先告诫自己潜心思考保持诚心，希望以此感动皇上的心意【见文集】。而他的解说，常常在文义之外反复推究阐明，归结到人主身上。一天应当讲《论语》中颜回不改其乐一章，门人有人怀疑这一章没有涉及君主的事，将拿什么来说呢？等到讲完，文义阐述完毕后又说：“住在陋巷的士人，仁义在身，忘记了自己的贫贱；君主地位崇高，奉养极尽完备，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改变？况且颜回有辅佐王者的才能，却只有一箪食一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比周公还富有。鲁君任用舍弃人才如此，难道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赞叹佩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也常常点头表示赞同【见文集】。不知道的人有时讥笑他过于委曲求全，先生说：“不在此处尽心竭力，那在何处呢？”

皇上如果服药，当天就去问医官皇上起居【见语录】。然而入宫侍奉的时候，容貌极其庄重。当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有时侍立整天也不松懈。皇上虽然示意他稍微休息，他也不离开。有人拿这事问先生说：“君主的威严，相比潞公的恭敬，哪个是得哪个是失？”先生说：“潞公是四朝大臣，侍奉君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布衣身份担任辅导之职，也不敢不自重【见邵氏见闻录】。”

曾经听说皇上在宫中起身行走漱口，必定避开蝼蚁，于是请问皇上：“有这事吗？”皇上说：“是的，确实害怕伤害它们。”先生说：“希望陛下把这种心推广到天下，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见语录】。”

一天讲完还没退下，皇上忽然起身靠着栏杆戏弄折断柳枝，先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无故摧折。”皇上不高兴【见马永乡所编刘谏议语录，并且说温公听说后也不高兴，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事】。

所讲的书中如果有“容”字，宦官用黄色纸遮盖它说：“这是皇上在藩邸时的忌讳字。”先生讲完进言说：“君主的权势，不怕不尊贵，怕的是臣下尊崇他太过分而骄傲之心产生。这都是亲近习近之人养成的，不可以不警戒。请从今以后旧名讳、嫌名都不再避讳【见语录】。”

当时神宗的丧期还没结束，而百官因为冬至上贺表，先生说节令变迁，思念之情正切，请求把贺表改为慰表。等到丧期结束，有关部门又要开音乐设宴，先生又上奏请求罢宴说：“丧期结束而使用吉礼，那么因事用乐就可以了。现在特意设宴，这是欢喜的表现【见文集】。”

曾经听说后苑用金子制作水桶，问后苑的人说：“这是崇庆宫的东西。”先生说：“如果是皇上使用的，那么我不敢多问。”

先生在职，几个月不说俸禄的事，官吏也不给他发放。后来各位公卿知道了，让户部特别发放给他。又不为妻子请求邑封，有人问他，先生说：“我从草野中起用，三次推辞没得到允许，然后才接受任命，今天难道要为妻子请求封号吗【见语录】。”

经筵承受张茂则曾经召集各位讲官喝茶看画，先生说：“我平生不喝茶，也不懂画，最终没去【见山语录，有人说恐怕没有这事】。”

文潞公曾经和吕、范各位公卿入宫侍奉经筵，听先生讲说，退下后一起感叹说：“真是侍讲啊。”一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士很多，而先生也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回避。因此同朝之士中有以文章名世的憎恨他像仇敌一样，和他的党羽巧妙地诋毁诽谤【见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也自称臣一向憎恨程某的奸邪，不曾对他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说：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而两省官员想要去祭奠司马光。先前，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怎么可以贺赦刚完就去吊唁？’在座有人反驳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并没有说不唱歌就可以哭，现在贺赦完了去吊唁，于礼无害。’苏轼于是用粗俗的话戏弄程颐，众人大笑，结怨的开端大概从此开始。又语录说：国忌日行香，伊川先生命令供应素食。子瞻责问他说：‘正叔不喜欢佛，为什么吃素？’先生说：‘礼制规定守丧不饮酒不吃肉，忌日是丧期的余绪。’子瞻让人准备肉食说：‘为刘氏的人袒露左臂。’于是范醇夫等人吃素，秦、黄等人吃肉。又鲜于绰传》

译《信录》记载：旧例在经筵设斋宴时，两制以上官员及台谏官都供应素食，但因食物粗糙，后来轮流改为食防，都使用肉食了。元祐初年，崇政殿说书程正叔认为吃肉不对，提议改为素食，多数人不同意。一天，门人范醇夫负责安排饮食，于是准备了素食。内翰苏子瞻因此用鄙俗的话戏弄程正叔，程正叔的门人朱公掞等人怀恨在心，于是双方结下仇怨。此后素食也不再实行。又《语录》记载：当时吕申公任宰相，凡事有疑问，必定向伊川请教，进退人才，二苏怀疑伊川在其中起作用，所以极力诋毁他。又说：朝廷想任命游酢为某官，苏右丞阻挠并毁谤到伊川，宰相苏子容说：“您不可以这样。”吕颂观察过往他门前的人无不恭敬。又查《刘谏议尽言集》也有不同意见，刘挚并非苏轼党羽，大概是不了解实情罢了。

一天赴经筵讲读，皇上因患疮疹不坐朝，已经好几天了。先生退朝后去见宰相，问皇上不临朝的事知道吗？回答说不知道。先生说：“两位圣人在朝，皇上不临朝，太皇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况且君主有病，而大臣不知道，可以吗？”第二天，宰相将先生的话上奏，请求问安。因此大臣也多不高兴。而谏议大夫孔文仲于是上奏说：“先生品行卑劣奸巧，向来没有乡里好评。在经筵讲说僭越专横，忘记本分，遍访权贵大臣，历次拜谒台谏，口出怨言扰乱朝纲，以报恩怨，致使市井之人视他为五凶之首。请求让他回乡，以显示法度。”八月，任命他管理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孔文仲传记载吕申公的话说：“孔文仲被苏轼诱逼，他议论政事都采用苏轼的意思。”又吕申公家传也记载他与吕大防、刘挚、王存一同驳斥孔文仲所论朱光庭的事，言语非常激烈。并且说：“孔文仲本来以刚直著称，但愚钝不懂事理，被轻浮浅薄的人利用，以伤害善良之人。晚年才自知被小人欺骗，愤郁呕血而死。”查《旧实录》固然多有虚妄，但这类记载也并非没有根据。《新录》都删去了，失去了事实真相。又范太史家传记载：“元祐九年上奏说：‘臣见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颐在便殿对答，从布衣提拔为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认为得人了，实在是罕见的盛事。而才过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学术品行，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着都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不是为了欺骗蒙蔽而误圣听。程颐在经筵，急于让皇帝陛下增进学问，所以他的讲说言语常常繁多。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不设防备，不熟悉朝廷体制，而进言的人说程颐大奸大恶，贪婪索取，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凭借故旧倾轧大臣，以意气役使台谏，这些话都是诬陷不实。大概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向来推崇信服程颐的经术，所以不知情的人指认为程颐党羽。陛下谨慎选择经筵官员，像程颐这样的贤人，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像臣等忝列讲职，实在不敢望程颐项背。臣长久想为程颐说一句话，怀在心中多年，犹豫没有结果，致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受到诬陷诽谤，臣每次想到，没有不惭愧的。现在臣已请求离职，如果再次召程颐劝讲，必定对圣明有补益，臣即使终老在外，也没有遗憾了】”

先生就职后，再次上奏请求回乡，说：“臣本是布衣，因说书得到朝官，现在因罪罢免，那么所授官职不应得三年俸禄，又请求都不予答复，于是请求退休，再次请求也不予答复。”五年正月，因父亲程太中公去世去官，七年服丧期满，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记载：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殿奏事，三省进呈，程颐服丧期满，想给予馆职判检院，帘中认为他不安静，命令只给予西监，于是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起初，程颐在经筵，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而苏轼在翰林，也多依附他的人，于是有了洛党、蜀党的议论。两党道不同，互相诋毁，程颐最终被蜀党排挤。现在又恰逢苏轼弟苏辙执政，刚进禀便说：‘只怕不肯安静在帘中入其说，’所以程颐不再被召】先生再次推辞，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他有怨恨轻躁的言语。五月改授管理崇福宫【见《旧录》】未就任，因病寻医。元祐九年，哲宗初亲政，重申直秘阁、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先生再次推辞不就【见文集】绍圣年间，因党争被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往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说：“这次出行，良佐知道，是族子公孙与邢恕做的。”先生说：“族子太愚蠢，不值得责备，所以人情深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知天命，何必责怪臧氏【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易传》完成并为之作序。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往峡州。四月，因赦免恢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书见《曲阜集》】回到洛阳【《记善录》记载：先生从涪州回来，气色容貌，胡须头发都比以往好】十月恢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接受任命后，立即请假，想拖延时间作为寻医的计策，不久就供职。门人尹焞深深怀疑，先生说

译皇上刚即位，我首先蒙受大恩，如果不这样，又怎能仰承皇上的德意呢？然而我不能出仕，心意已经决定了，领取一个月的俸禄后，之后就随我的心意行事了【见《文集语録》，又刘忠肃公《家私记》说：这次任命是李邦直、范彞叟的主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回所恢复的官职，依旧退休【此前未曾退休，却说依旧退休，怀疑他在西京国子监任职不久，就曾经退休过。也不详实】。崇寜二年四月，言官弹劾他原本是因为奸党论荐才得到官职，虽然曾经明正罪罚，但叙复过于优厚【已经追回所恢复的官职，又说叙复过于优厚，也不详实】。现在又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禁令，追回销毁他出身以来的文字，他所著的书命令监司觉察【《语録》说：范致虚说程某用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作为他的羽翼，事情下达河南府体究，全部驱逐学徒，再次列入党籍】。先生于是迁居到龙门以南，告诉四方学者说：“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不必来我的门下【见《语録》】。”五年，复授宣义郎致仕【见《实録》】。当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无法得到传授，有人为此请求。先生说：“自量精力尚未衰退，还希望有所进步。”后来他卧病不起，才开始将《易传》传授给尹焞、张绎【尹焞说：“先生践行尽《易》，他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详细品味即可见矣。”又说：“先生平生用意只在《易传》，求先生的学问，看这就足够了。”《语録》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以所记有工拙，大概未能没有失误。【见《语録》】】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见《实录》】。在病危时，门人进来说：“先生平日所学，正是今日要用的。”先生勉强睁开眼微微说：“说道着用便不是。”那人还没走出寝门先生就去世了【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起初，明道先生曾经对先生说：“日后能使人尊严师道的，是我的弟弟。如果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那我就不推让了【见《语录》侯仲良说：朱公掞在汝州见明道，过了一个月才回去，告诉人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天先生坐着闭目，二子站立侍奉不敢离开，很久先生才回头看说：‘二子还在这里吗？天晚了，暂且回宿舍。’二子退下，门外雪深尺余。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大概他的学问已到至处，只是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罢了。明道则已从容，可惜他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祐间，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去世后，昔日的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没有能形容其德羙者，然而先生曾经对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说：“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寛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防，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防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又说：“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说：“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顾而集矣。”有人说：“人谓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说：“陜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防所铸，子不逾母，谓无利也，遂止之。”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増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卑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嵗入必倍矣。増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当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槩矣】

译祭文 张绎

唉！利害产生于自身，礼义根植于内心。因为内心防范利害，所以把礼义当作虚妄。因此先生在这世上踽踽独行，众人却认为他迂腐。只有崇尚德行的人认为这是卓越的行为，忠诚守信的人认为这是可信赖的。坚守道义的人认为不可侵犯，通晓权变的人认为不可拘泥。对于我们的先生，哪里有什么刻意的心机？内心与道相合，浑然没有界限。没有欲望可以束缚他，自我克制的人知道这很难做到。不树立主张来发表言论，懂得言辞的人知道其中的关键。德行如同毫毛，毫毛还有同类，无声无息，怎么可以亲近呢？唉！先生的道无法用名称来界定。那些说话的人反而认为这是弊病，这颗心终究无法显现。只有泰山认为它高，日月认为它明亮。春风认为它温和，严霜认为它清冽。过去的儒者们，各自践行他们的志向，有的通过数理获得，有的通过礼仪观察。学者们趋向它，世代继承它的美德。唯独我们的先生，淡泊得没有味道，却得到了味道的真谛。死去了才停止。从我见到先生到现在七年了。包容孕育化育，使万物繁茂滋长。天地容纳我，父母生养我。君主和亲人临照我，老师成就我。想要报答的心，哪一天能忘记呢？先生曾经说过，体现在文字上的有七分的“心”，描绘在图画上的有七分的“仪”。七分的“仪”固然不能增加，七分的“心”或许还可以推究。从今以后，我将在伊水洛水之滨建造房屋，遥望先生的坟墓，以此度过我的一生。唉！夫子去世而微言绝迹，本来就无法听到了。然而天不说话而四季运行，地不说话而万物生长。只希望与几位朋友洗涤心灵去除智巧，推究事物去除私意，期望默默契合这道。在先生那里，道并没有消亡。唉！几位朋友的志向，不依赖外物就能显现。先生的行为，不依赖诔文就能验证。然而山崩梁坏，寄托情感的地方在哪里？凄风中的祭奠，恭敬地在庭院祭祀。百年的遗憾，一并在此倾吐。

尹氏说：“先生的〇，洛阳人害怕进入，同党中没有敢送葬的人，所以祭文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和尹焞四人。半夜有穿着素衣骑着白马的人到来，一看，是邵溥，于是附上了他的名字。大概邵溥也有所畏惧，傍晚才出城，所以后来在语录中记载：‘先生把《易经》传授给门人说：‘只说出了七分，学者还需要自己体悟探究。’所以祭文中有七分之语。’”

奏状（节略） 胡安国

臣看见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吕公着执政当国，急于得到人才，首先推荐河南处士程颐，请求下诏召见，破格提拔，于是从平民中起用，超越常规进入讲席。自从担任劝讲之职，不辨析言辞解释文义，用来积累诚意、感动圣心的方法，本来就无法得知。等到任职行事，举动一定遵循礼制；辞官离去，进退一定符合道义。他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自超出诸儒之上，门人高弟没有人能继承他。虽然在崇宁年间被严加禁止，学者私下相传习，不可遏制。后来程颐的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渐渐被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磨砺。而其中追求利禄的人，借他们的学说来自我推销，学者不能辨别真伪，河洛之学几乎断绝。壬子年，臣曾到行在，有个叫仲并的人说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对他说：“伊川之学不绝如缕，可以说是孤立，为什么说盛行呢？难道是因为他的学说满门，人人传抄吗？纳口而出就认为盛行吗？”从此以来，穿儒服的人，因为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法使士人心服，所以众论〇〇，深加诋毁嘲笑。那些学习伊洛之学的人，都想屏绝他们的门徒，却上溯到伊川。臣私下认为这太过分了。圣人之道用来垂训万世，无非是中庸，没有非常高难行的学说，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最高论断。然而中庸的意义长期不明，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它的意义可以思考而获得。不然，就会有人说高明是用来处身的，中庸是用来接物的，本末上下分为两途，而它的意义更加不明。士大夫的学问应该以孔孟为师，大概言行相称，可以济世实用，这也是不可改变的最高论断。然而孔孟之道长期不传，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道可以学习而达到。不然，就会有人用六经语孟的书作为口耳之学来获取世俗资财，而贪图利禄，更加找不到入门的路径。现在想要让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不能跟随程颐的学问，这是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进，不也是错误吗？程颐的文章，对于《易经》，就依据理来阐明象，知道体用的一源；对于《春秋》，就见于行事，知道圣人的大用；对于其他经典和语孟，就阐明其宗旨，知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那么狂言怪语、淫说鄙论，难道是程颐的文章吗？程颐的行为，他处身接物，忠诚感动州里；他侍奉父母顺从兄长

译那么孝顺悌敬就会在家庭中彰显；至于言辞接受与取舍，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一丝一毫也不去获取或给予。其他人即使给他千钟的俸禄，他也必定不会顾惜。其余方面则也与常人相同。既然如此，那么头戴幅巾、身穿大袖，昂首阔步，难道是他们的行为吗？从前伯夷、柳下惠的贤德，如果没有孔子，那么（伯夷）不过是西山的饿死之人，（柳下惠）不过是鲁国被罢黜的臣子罢了。本朝自嘉祐年间以来，西京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这四位，都在道学德行上闻名于当世。恰逢王安石掌权，再加上蔡京执政，对他们极力排斥压制，所以有了邵雍、张载的困厄，他们的道无法施行，实在令人惋惜。现在邵雍所著的有《皇极经世书》《正蒙》，程颐有《易传》《春秋传》，程颢虽然没有来得及著述，但门人弟子质疑请教，他回答问题的话语留存于世很多。又有书信、铭文、诗歌并行于世，而流传的多数失去了原貌。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下达命令，让礼官讨论旧例，给这四位加上封号，载入祭祀典制，以显示圣明之世即使在禁暴诛乱、奉辞伐罪的时候，仍然有崇尚儒学、重视道义、尊重道德、喜爱正义的心意。并诏令馆阁收集这四位的遗书，委派官员校正，采纳施行，便于学者传习，辅佐六经，以推崇孔子、孟子的道，使邪说不能趁机兴起，从而使天下的道术确定，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二程遗书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