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
「非言无,只言有此数端,则不能以正心矣。」又问:「圣人之言可践否?」曰:「苟不可践,何足以垂教万世?」
译“并不是说没有,只是说存在这几种情况,就不能使心端正了。”又问:“圣人的话可以实行吗?”回答说:“如果不能实行,怎么足以流传教诲万世呢?”
伯温问学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已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又问顔子如何学孔子?到此深▯曰:顔子所以大过人者,只是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与能屡空耳。棣问:去骄吝可以为屡空否?曰:然。骄吝最是不善之总名,骄只为有已,吝如不能改过,亦是吝。
伯温又问:“心术最难,如何执持?”曰:“敬。”
棣问防《春秋》如何防?先生曰:“某年二十时,防《春秋》,黄赘隅问某如何防?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先生曰:「史记载宰予被杀,孔子羞之。尝疑田氏不败,无縁被杀。若为齐君而死,是乃忠义,孔子何羞之有?及观左氏,乃是阚止为陈常所杀,亦字子我,谬误如此。用休问:夫子贤于尧舜,如何?」子曰:「此是说功,尧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尧舜之道而垂教万世,门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温又问:「尧舜非孔子,其道能传后世否?」曰:「无孔子,有甚凭据?」
子文问:“师也过,商也不及,如论交,可见否?”曰:“气象间亦可见。”又曰:“子夏、子张皆论交,子张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问:“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如何?”曰:“无友不忠信之人。”
棣问使孔孟同时,将与孔子并驾其说于天下邪?将学孔子邪?曰:安能并驾!虽顔子亦未达一间耳。顔孟虽无大优劣,观其立言,孟子终未及顔子。昔孙莘老尝问顔孟优劣,答之曰:「不必问,但防其立言如何。凡学者读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问:「大学知本止」,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何也?」曰:「且举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听讼则必使无讼,是本也。」
李嘉仲问:“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须圣人裁成辅相之。如嵗有四时,圣人春则教民播种,秋则教民收获,是裁成也;教民锄耘灌溉,是辅相也。”又问:“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时,未尝不教民,故立之君师,设官以治之。周公师保万民,与《防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后世未尝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闘而已【李处遯,字嘉仲】
张思叔问:“贤贤易色如何?”曰:“见贤即变,易顔色,愈加恭敬。”
棣问春秋书王如何曰圣人以王道作经故书王范文甫问杜预以谓周王如何曰圣人假周王以见意棣又问汉儒以谓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于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书春王正月将如何书此汉儒之惑也先生将伤寒药与兵士因曰在坟所与庄上常合药与人有时自笑以此济人何其狭也然只做得这个事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见教授夏侯旄甚叹服曰前时来相见问后极说与他既问却不管他好恶须与尽说与之学之久染习深不是尽说力诋介甫无缘得他觉悟亦曽说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观他意思只是要乐子之无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无穷大明既升岂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巳在人主上自右主圣臣贤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观其说鲁用天子礼乐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乃大叚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岂有过分之事凡有所为皆是臣职所当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亲最孝观其言如此其事亲之际想亦洋洋自得以为孝有余也臣子身上皆无过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说曽子只言事亲若曽子可矣不言有余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后无闻焉亦自以为报君足矣当时所为盖不诚意嘉仲曰陈瓘亦可谓难得矣先生曰陈瓘却未见其已【夏侯旄字节夫】
伯温问:“西狩获麟,已后又有二年,经不知如何?”曰:“是孔门弟子所续,当时以谓必能尽得圣人作经之意,及再三考防,极有失作经意处。”
亨仲问:「表记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如何?」曰:「本不可
译伯温问:做学问的人怎样才能有所收获?先生说:“只要将圣人的言语反复玩味,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收获。应当在《论语》中深入探求,把各位弟子提问的地方当作是自己提问,把圣人回答的地方当作是今天亲耳听到,自然会有收获。即使孔孟再生,也不过是用这种方法教导人罢了。如果能在《论语》《孟子》中深入探求玩味,将来涵养心性,能成就什么样的气质呢?”
又问:颜回是怎样学习孔子的?先生说到此处深入剖析说:“颜回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只是因为他得到一个好的道理就牢牢地记在心里,以及能够经常保持内心的虚静罢了。”棣问:去掉骄傲和吝啬,可以算是经常保持内心虚静吗?先生说:“是的。骄傲和吝啬是最不善的总称,骄傲只是因为有了自我,吝啬比如不能改正过错,也是吝啬。”
伯温又问:“心术最难把握,怎样持守?”先生说:“敬。”
棣问:编修《春秋》怎样编修?先生说:“我二十岁时,编修《春秋》,黄赘隅问我怎样编修?我回答说:‘用传文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辨别传文的真伪。’”
先生说:“史书记载宰予被杀,孔子为此感到羞耻。我曾怀疑田氏没有败亡,宰予无缘无故被杀。如果他是为齐国国君而死,那是忠义,孔子有什么可羞耻的呢?等到看了《左传》,才知道是阚止被陈常所杀,阚止也字子我,错误竟然如此之大。”用休问:孔子贤于尧舜,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说功业,尧舜治理天下,孔子又推行尧舜之道而垂教万世,门人推崇尊崇,不得不如此。”伯温又问:“尧舜不是孔子,他们的道能传给后世吗?”先生说:“没有孔子,有什么凭据呢?”
子文问:“子张做得过分,子夏做得不够,如果谈论交友,可以看出吗?”先生说:“从气象上也可以看出。”又说:“子夏、子张都谈论交友,子张所说的是成人之间的交往,子夏所说的是小子之间的交往。”又问:“以忠信为主,不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不跟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棣问:假如孔孟同时代,他们是会与孔子并驾齐驱,在天下宣扬各自的学说呢?还是会学习孔子呢?先生说:“怎么能并驾齐驱!即使颜回也还差一点没达到。”又说:“颜回和孟子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优劣之分,但看他们的言论,孟子终究不如颜回。从前孙莘老曾问颜回和孟子谁优谁劣,回答说:‘不必问,只看他们的言论是怎样的。凡是做学问的人读他们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不懂他们的言论。’”
又问:“《大学》说‘知本止’,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何也?’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且举这一件事,其他都要知道根本。听讼一定要使没有诉讼,这是根本。”
李嘉仲问:“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天地之道,不能自己完成,必须靠圣人裁成辅相。比如一年有四季,圣人春天就教百姓播种,秋天就教百姓收获,这是裁成;教百姓锄草灌溉,这是辅相。”又问:“以左右民是怎么回事?”古代的盛世,没有不教导百姓的,所以设立君主和老师,设置官员来治理他们。周公做万民的老师和保护者,与《豫卦》所说的‘左右民’是一样的。后世不教导百姓,任其自生自育,只治理他们的争斗罢了【李处遁,字嘉仲】
张思叔问:“贤贤易色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见到贤人立即改变脸色,更加恭敬。”
棣问:《春秋》记载“王”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圣人以王道作为经典,所以记载“王”。范文甫问:杜预认为这是周王,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圣人借周王来表达意思。棣又问:汉儒认为“王”加在“正月”之上,意思是正朔出自天子,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自然的道理,不写“春王正月”,要怎么写呢?这是汉儒的困惑。先生把治疗伤寒的药给士兵,因此说:在坟地和庄园里常常配药给人,有时自己笑,用这个来救济人,多么狭隘啊!然而只能做这件事。思叔告诉先生说:前几天见到教授夏侯旄,非常叹服。说:以前来相见,问过后极力对他说明,既然问了却不顾他的好恶,必须全部告诉他。与他学习久了,沾染习气深,不是全部告诉他,极力诋毁王安石,无缘让他觉悟。也曾说王安石不知道侍奉君主的道理,看他的意思,只是想要快乐于自己的无知,比如上表说“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无穷;大明既升,岂有爝火之不熄”,这都是意思常常想要凌驾于君主之上。自认为君主圣明臣子贤能是常理,怎么会这样呢?又看他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说周公有人臣不能做的功绩,所以能用人臣不能用的礼乐,这是大大不知道侍奉君主。大凡人臣身上哪有过分的事,凡有所为都是臣子职责应当做的事。王安石平时侍奉双亲最孝顺,看他的言论如此,他侍奉双亲的时候,想必也洋洋自得,以为孝顺有余了。臣子身上都没有过分的事,只有孟子知道,比如他说曾子只说侍奉双亲,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不说有余,只说可以。唐子方做了一件事后没有听说,也自以为报答君主足够了。当时所做的,大概不诚心。嘉仲说:陈瓘也可以说是难得了。先生说:陈瓘却未见其已【夏侯旄字节夫】
伯温问:“西狩获麟,之后又有两年,经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孔门弟子所续写的,当时认为一定能完全得到圣人作经的意思,等到再三考证,极有失去作经意思的地方。”
亨仲问:“《表记》说仁是右,道是左。仁者是人,道者是义。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本来不可
如此分别,然亦有些子意思。」又问:「莫是有轻重否?」曰:「却是有隂阳也。」此却是儒者说语,如经解,只是弄文墨之士为之。
译像这样区分,然而也有一点意思。」又问:「莫非是有轻重之分吗?」回答说:「倒是有阴阳的区别。」这却是儒家学者的说法,像经书注解,只是那些玩弄笔墨的文人所做的。
又问:“如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须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论大成,则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则又其次也。”
又问介甫:“言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如言《尧典》于舜、丹朱、共工、驩兠之事,皆论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后禅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类,皆尧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义理?四凶在尧时亦皆高才职事皆脩,尧如何诛之?然尧已知其恶,非尧亦不能知也。及尧一旦举舜于侧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鲧功又不成,故舜然后远放之。如《吕刑》言‘遏絶苖民’,亦只是舜,孔安国误以为尧。”
又问伯夷叔齐逃,是否曰?让不立,则可,何必逃父邪?叔齐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问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齐归立,则善。伯温曰:孔子称之曰仁,何也?曰:如让国,亦是清节,故称之曰仁。如与季札是也。札让不立,又不为立贤而去,卒有杀僚之乱。故圣人于其来聘,书曰:吴子使札来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为公子也。
嘉仲问否之匪人曰:「防之时,天地交防,而万物生。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时,天地不交,万物不生,无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问:“自反而缩,如何?”曰:“缩,只是直。”又问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舎似曽子,如何?”曰:“北宫黝之养勇也,必为而已,未若舎之能无惧也。无惧则能守约也。子夏之学虽博,然不若曽子之守礼为约,故以黝为似子夏,舎似曽子也。”
棣问:“考仲子之宫,非与?”曰:“圣人之意,又在下句。见其初献六羽也。言初献,则见前此八羽也。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后,相因既备。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顔子得闻,尝语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范季平问:“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学道,则仁在其中矣。”亨仲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
亨仲问:“吾与汝弗如也”之与“比吾与防也”之与如何?曰:“与”字则一般用处不同。孔子以为“吾与汝弗如也”,勉进学者之言,使子贡喻圣人之言,则勉进已也;不喻其言,则以为圣人尚不可及,不能勉进则谬矣。
棣问:“纪裂须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国之重事,使卿逆亦无妨。先儒说亲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于楚,岂可越国亲迎耶?所谓亲迎者,迎于舘耳。文王迎于渭,亦不是出疆远迎。周国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于亲迎之说,直至谓天子须亲迎。况文王亲迎之时,乃为公子,未为君也。”
贵一问:“齐王谓时子欲养弟子以万钟,而使国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赂之尔,故拒之。”
用休问:“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为师?”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师,如此等处,学者极要理防得。若只指认‘温故知新’便可为人师,则窄狭却气象也。凡防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如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由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顔子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观此数句,便见圣贤气象大叚不同。若读此不得见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防得圣贤气象。
嘉仲问:“韶,尽羙又尽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乐未尽善,言当时传舜之乐则尽善尽羙传武王之乐则未尽善耳。”
先生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译又问:“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清心寡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美的人了。”回答说:“必须兼备这四个人的才能,又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美的人了。然而论及大成的境界,则不止于此;如今所说的完美的人,又是次一等的了。”
又问王安石:“说尧实行天道来治理百姓,舜实行人道来侍奉上天,怎样理解?”回答说:“王安石自己不认识‘道’字。道从未有过天与人的区别,只是在天上就称为天道,在地上就称为地道,在人身上就称为人道。比如《尧典》中对于舜、丹朱、共工、驩兜的事情,都进行了论述,还没有涉及到升降黜陟的政治。到了《舜典》才禅让帝位给舜,惩处四凶而天下信服之类的事情,这都是尧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舜之所以能治理天下的道理,这是什么义理呢?四凶在尧的时候也都是高才,职事都修治得很好,尧为什么要诛杀他们呢?然而尧已经知道他们的恶行,不是尧也不能知道啊。等到尧一旦从卑微中举荐舜,让四凶北面称臣,四凶不能忍受,于是违抗命令,鲧的功绩又没有成就,所以舜才将他们远远流放。比如《吕刑》中说‘遏绝苗民’,也只是舜做的事,孔安国误以为是尧做的。”
又问伯夷、叔齐逃避君位,是否是因为说?让位而不即位,是可以的,何必逃避父亲呢?叔齐承受父亲的命令,尤其不应该逃避。又问中子即位,是否是因为说?怎么能这样呢,只应该招回叔齐(一作伯夷)来即位,这样才好。伯温说:孔子称赞他们为仁,为什么呢?回答说:像让国这件事,也是清高的节操,所以称赞他们为仁。就像季札一样。季札让位而不即位,又不因为立贤而离开,最终发生了杀僚的祸乱。所以圣人在他前来聘问时,记载说:吴子派季札来聘问,去掉他的公子称号,说他不配做公子。
嘉仲问《否》卦的“匪人”说:“防(泰)的时候,天地交泰,万物生长。凡是生于天地之间的,都是人道。到了否的时候,天地不交,万物不生,没有人道,所以说‘否之匪人’。”
亨仲问:“自我反省而理直,怎样理解?”回答说:“缩,就是直。”又问:“北宫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子,怎样理解?”回答说:“北宫黝培养勇气,一定要做到才罢休,不如孟施舍能够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就能守住简约。子夏的学问虽然广博,但不如曾子守礼来得简约,所以说北宫黝像子夏,孟施舍像曾子。”
棣问:“考察仲子的宫室,不对吗?”回答说:“圣人的意思,在于下一句。看到他初次献舞用六羽。说初次献舞,就可见以前是用八羽。《春秋》的记载,是百王不变的法度。三王以后,相沿袭备。周道衰微,而圣人考虑到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于是坠落,所以作这一部书。这个义理,门人都听不到,只有颜回听到,曾经告诉他说:‘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戴周朝的冠冕,音乐则用韶舞,就是这个意思。’这部书是文质适中,宽猛适宜,是非公正的。”范季平问:“博学而坚定志向,恳切发问而思考切近的事情,仁就在其中,怎样理解?”回答说:“仁就是道,是百善之首。如果能学道,那么仁就在其中了。”亨仲问:“怎样是思考切近的事情?”回答说:“以同类的事物进行推演。
亨仲问:“吾与汝弗如也”中的“与”和“比吾与防也”中的“与”怎样区别?回答说:“与”字虽然一样,用处不同。孔子认为“吾与汝弗如也”,是勉励学者进取的话,使子贡理解圣人的话,就是勉励自己进取;不理解他的话,就认为圣人尚且不可及,不能勉励进取就是错误的。
棣问:“纪裂须为君逆女怎样理解?”回答说:“迎娶夫人是国家的重大事情,派卿去迎接也没有妨碍。先儒说亲自迎接非常可笑。比如秦君娶楚女,难道可以越国亲自迎接吗?所谓亲自迎接,是在馆舍迎接罢了。文王在渭水迎接,也不是出疆远迎。周国本来就在渭水旁边,先儒因此就拘泥于亲自迎接的说法,甚至说天子必须亲自迎接。况且文王亲自迎接的时候,还是公子,还没有做国君。”
贵一问:“齐王对时子说想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弟子,让国人有所敬仰效法。孟子为什么拒绝他?”回答说:“齐王的意思,不是尊重孟子,而是想贿赂他,所以拒绝他。”
用休问:“温习旧知识而知道新东西,怎样可以为人师?”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有这一件事可以为人师,像这样的地方,学者极要理会明白。如果只认定‘温故知新’就可以为人师,那就狭隘了气象。凡是阅读文字,不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的气象。比如孔子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把车马衣裘和朋友共用,用坏了也不遗憾。’颜回说:‘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看这几句话,便见圣贤气象大不相同。如果读这些不能见到圣贤气象,其他地方也难见到。学者必须理会明白圣贤气象。”
嘉仲问:“韶,尽美又尽善吗?”先生说:“不是这样。是说武王的音乐未尽善,是说当时传下来的舜的音乐则尽善尽美,传下来的武王的音乐则未尽善罢了。”
先生说:“子在齐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不是三个月,本是音字。”
文胜质则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文虽多而不知其意,文胜正如此也。
译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这里的“史”指的是周代官府中的史官、胥吏和差役。史官是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所以说史官掌管官方文书以辅助治理。如果文采虽然丰富却不懂得其中的意旨,文采胜过质朴的情况正是如此。
又曰学者须要知言
周伯温问:“回也三月不违仁,如何?”曰:“不违处只是无纤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问:“博施济众,何故仁不足以尽之?”曰:“既谓之博施济众,则无尽也。尧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泽,远近有间,势或不能及。以此观之,能博施济众,则是圣也。”又问:“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称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紏,所事非正。春秋书公伐齐纳紏,称紏而不称子紏,不当立者也。不当立而事之,失于初也。及其败也,可以死,亦可以无死。与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为非而改之,义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权其宜,可以无死矣。故仲尼称之曰‘如其仁’,谓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紏正而不死,后虽有大功,圣人岂复称之耶?若以圣人不观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称其后来之是非,则甚害义理也。”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
又问:“郑人来输平,曰更成也。国君而轻变其平,反复可罪。”又问:“终隐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称。然轻欲变平,是甚国君之道。”
又问宋穆公立与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凭,是其知人处。若以其子享之为知人,则非也。后来卒至宋乱,宣公行私惠之过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防《语》《孟》,且须熟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已不可只作一塲话说。人只防得此二书切已终身尽多也。」棣问:「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开发也。」又问:「岂非顔子见圣人之道无疑欤?」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贯之。」曽子便理防得,遂曰:「唯。」其他门人便须辨问也。
又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则言祭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恭敬。”
又问:“祭起于圣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獭有祭,鹰有祭,皆是天性,岂有人而不如鸟乎?圣人因而裁成礼法,以教人耳。”又问:“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礼家如此说。”又问:“今士庶家不可立庙,当如何也?”庶人祭于寝,今之正防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时不可用影。”又问:“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杀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须无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茎,须便是别人。”
棣又问:“克已复礼,如何是仁?”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已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
谢用休问:“入太庙,每事问曰:‘虽知亦问,敬谨之至。’又问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义,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问:“如仪礼中礼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礼云‘问名、纳吉、纳币’皆须卜,岂有问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处难信也。”又尝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则当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则当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鲁郊三卜、四卜、五卜,至于不郊,非礼。”又问:“三年一郊与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间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谷,夏则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圆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一嵗不祭天,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礼?”
用休问北郊之礼曰北郊不可废元祐时朝廷议行只为五月间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为难行不知郊天郊地礼制自不同天是资始故凡用物皆尚纯借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则资生安可亦用大裘当时诸公知大
译又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懂得如何理解言辞。
周伯温问:“颜回三个月不违背仁,是怎么回事?”先生说:“不违背的地方,只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一作‘欲’,以下同】。有一点私意,就是不仁。”又问:“广泛地施予恩惠、救济众人,为什么仁还不足以概括它?”先生说:“既然说是广泛施予、救济众人,那就是没有穷尽的。尧的治理,不是不想让四海之外都受到他的恩泽,但远近有差别,形势或许达不到。由此看来,能够广泛施予、救济众人,那就是圣人了。”又问:“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只是称赞他有仁的功绩罢了。管仲起初侍奉公子纠,所侍奉的人名分不正。《春秋》记载‘公伐齐纳纠’,称‘纠’而不称‘公子纠’,说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不应当立而他却侍奉他,这是起初的过失。等到他失败时,可以死,也可以不死。与人共事而为之死,是合乎情理的。知道起初侍奉的人不对而改正,是合乎道义的。召忽的死,是正直的。管仲的不死,是权衡了适宜,是可以不死的。所以孔子称赞他说‘如其仁’,是说他有仁的功绩。假使管仲所侍奉的公子纠名分正当而他却不死,后来即使有大功,圣人难道还会称赞他吗?如果认为圣人不观察他死或不死的对错,而只称赞他后来的对错,那就严重损害义理了。”又问:“什么是仁?”先生说:“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先生就常教他们从“公”字去思量。
又问:“郑国人来送平,说更改盟约。国君轻易改变盟约,反复无常,是有罪的。”又问:“整个隐公在位期间,为什么诸侯之间不互相侵伐?”先生说:“不互相侵伐,固然值得称赞。但轻易想改变盟约,这哪里是国君应有的道理。”
又问宋穆公立与夷为君是否正确?先生说:这大大不对。《左传》的话,非常不符合穆公的本意,却是知人,只是不立公子凭,这是他知人的地方。如果认为他立儿子与夷是知人,那就错了。后来终于导致宋国大乱,这是宣公施行私惠的过错【一作‘罪’】。
先生说:“凡是阅读《论语》《孟子》,必须先要熟读玩味。将圣人的言语切己体察,不可以只当作一场话说。人只要能把这两本书切己体察,终身受益就很多了。”棣问:“‘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孔子退下来反省他心中的私意,也足以开发(他的智慧)。”又问:“难道不是颜子对圣人的道没有疑惑吗?”先生说:“是的。”孔子说:“一以贯之。”曾子便理会得,于是说:“唯。”其他门人就必须辩问。
又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什么意思?”先生说:“‘祭如在’,是说祭祖宗;‘祭神如神在’,是说祭神。祭先祖先在于孝,祭神在于恭敬。”
又问:“祭祀起源于圣人的制作,用来教导人吗?”先生说:“不是的。祭祀本于天性,如豺有祭,獭有祭,鹰有祭,都是天性,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圣人因此裁成礼法,用来教导人罢了。”又问:“现在人不祭高祖,该怎么办?”先生说:“高祖自有丧服,不祭非常不对。我家却祭高祖。”又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也只是礼学家这样说的。”又问:“现在士庶人家不能立庙,该怎么办?”先生说:“庶人祭于寝,现在的正确做法就是这样。凡是礼以义理兴起是可以的,如富家及士人设置一个影堂也可以,但祭祀时不可用影。”又问:“用牌位怎么样?”先生说:“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就可以了。如我家的牌位样式是杀诸侯的制度。大凡影不可用,祭祀若用影,祭祀必须没有一丝差错才行。若多了一根,就必须是别人了。”
棣又问:“克己复礼,什么是仁?”先生说:“不合礼的地方就是私意,既然是私意,怎么会有仁?凡人必须克制尽自己的私意,之后只有礼,才是仁的地方。”
谢用休问:“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说:‘虽然知道也问,是敬谨到了极点。’又问旅祭的名字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古代的祭祀名字,都有意义,如旅也不可得而知。”
棣问:“如《仪礼》中的礼制可以考证而相信吗?”先生说:“相信。其可信的如说昏礼云‘问名、纳吉、纳币’都须占卜,哪有问名了而又占卜?如果占卜不吉,事情可以停止吗?像这些地方难信。”又曾怀疑卜郊也不是不知道果如何?先生说:“《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就应当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就应当用下辛,不可再卜了。如鲁郊三卜、四卜、五卜,以至于不郊,是不合礼的。”又问:“三年一郊与古制相比怎么样?”先生说:“古时一年之间祭天很多,春天就因百姓播种而祈谷,夏天就担心旱灾而大雩,以至于秋天就明堂,冬天就圆丘,都是人君为百姓的心。凡是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一年不祭天,哪有三年一亲郊的礼?”
用休问北郊之礼说北郊不可废元祐时朝廷议行只为五月间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为难行不知郊天郊地礼制自不同天是资始故凡用物皆尚纯借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则资生安可亦用大裘当时诸公知大
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吕汲公作大使某与坐说话次吕相责云先生不可如此圣人当时不曽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则是答曰相公见圣人不如此处怎生圣人固不可跂及然学圣人者不可轻易防了圣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礼不能行得又无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复问一句也吕公及其壻王某等便问北郊之礼当如何答曰朝廷不曽来问今日岂当对诸公说邪是时苏子瞻便据昊天有成命之诗谓郊祀同文潞公便谓譬如祭父母作一处何害曰此诗冬至夏至皆歌岂不可邪郊天地又与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报本之祭须各以类祭岂得同时邪又问六天之说曰此起于谶书郑▯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黒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问周礼之说果如何曰周礼中说祭祀更不可考证六天之说正与今人说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时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尔学者大惑也又问郊天冬至当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与上帝之说如何曰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干
译皮衣不能穿,不知道另外用一件皮衣。以前宣仁太后陵墓安葬时,吕汲公担任大使,我与他坐着谈话,吕相责备说:“先生不能这样,圣人当时不曾这样,现在先生教朝廷怎么做才是对的呢?”我回答说:“相公看到圣人不像这样做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呢?圣人固然不可企及,但学习圣人的人不可轻易违背了圣人。只如现在朝廷一次北郊的礼仪不能实行,又没有一个人说西京有程某,又反问一句。”吕公和他的女婿王某等人便问:“北郊的礼仪应当如何?”我回答说:“朝廷不曾来问,今天怎么应当对各位说呢?”这时苏子瞻便依据《昊天有成命》这首诗,认为郊祀应当同祭,文潞公便说:“譬如祭祀父母,放在一处有什么害处呢?”我说:“这首诗冬至夏至都歌唱,难道不可以吗?郊祭天地又与共同祭祀父母不同。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必须各自按类别祭祀,怎么能同时呢?”又问关于“六天”的说法,我说:“这起源于谶纬之书,郑玄之徒从而扩大它,非常可笑。帝王是气的主宰,东方称为青帝,南方称为赤帝,西方称为白帝,北方称为黑帝,中央称为黄帝,哪有上帝而另外有五个帝的道理?这是因为《周礼》说祭祀昊天上帝,后来又说要祭祀五帝也是这样,所以众儒附会这种说法。”又问《周礼》的说法究竟如何,我说:“《周礼》中说的祭祀更不可考证,‘六天’的说法正与现在人说‘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时相同,不知道乾坤之外是什么是六子,譬如人的四肢只是一个身体罢了,学者大惑不解。”又问郊祭上天冬至应当占卜吗,我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哪里等待占卜呢?”又说:“天与上帝的说法如何?”我说:“以形体来说称为天,以主宰来说称为帝,以功用来说称为皇神,以妙用来说称为神,以性情来说称为乾。”
又问:“易言知▯神之情状,果有情状否?”曰:“有之。”又问:“既有情状,必有▯神矣。”曰:“易说▯神便是造化也。”又问:“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何也?”曰:“气之蒸成耳。”又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庙中祈祷,不知雨露是甚物,从何处出,复于庙中求耶?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却都不说着,却于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讨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问:“莫是人自兴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兴之也。世人只因祈祷而有雨,遂指为灵验耳,岂知适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圣见及,问人曰:‘如何形状?’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騐其妄。兴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尝来问学,但非信道笃者。曽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后语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为火所焚,即是无灵验,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灭,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时不做事,待何时邪?惜乎定识不至此。
贵一问:“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无不及也。”
用休问:老者安之,少者懐之,朋友信之。曰:此数句最好,先观子路、顔渊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圣人是天地气象。
孟敦夫问庄子齐物论如何?曰:庄子之意,欲齐物理耶?物理从来齐,何待庄子而后齐?若齐物形,物形从来不齐,如何齐得?此意是庄子见道浅,不柰胸中所得何,遂着此论也。
伯温问:“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来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问:“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无义理。释氏与道家说▯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说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温问:“至大至刚以直,以此三者养气否?”曰:“不然,是气之体如此。”又问:“养气以义否?”曰:“然。”又问:“配义与道如何?”曰:“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何?”曰:“知言然后可以养气,盖不知言无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孙丑“夫子乌乎长之”问,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养气”答之。又问:“夜气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时气清耳。至平旦之气,未与事接,亦清,只如小儿读书,早晨便记得也。”又问:“孔子言血气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气,如《礼记》说‘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理义之强,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须要理义胜之。”又问:“吾不复梦见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于梦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将萎之时,自谓不复梦见周公矣。因此说梦,便可致思,思圣人与众人之梦如何?梦是何物?”高宗梦得《说》如何?曰:“此是诚意所感,故形于梦。”
又问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问,有此理否?曰:不问有此理,无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与舜喜象意一般,须详防舜、周公用心处。《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贤之意,与《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含章有陨自天。杞生于最高处,▯羙物生低处。以杞包▯,则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贤者出,故有陨自天也。后人遂有天祐生贤佐之说。
棣问:“福善祸滛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则有福,滛则有祸。”又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问:“今人善恶之报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言其体动静如此。知者乐所【一作凡】运用处,皆乐。仁者寿,以静而寿。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统而言之,则只谓之身;别而
译又问:“《易经》说‘知鬼神之情状’,究竟鬼神有没有情状?”回答说:“有的。”又问:“既然有情状,那一定有鬼神了。”回答说:“《易经》所说的鬼神,就是造化本身。”又问:“名山大川能够兴云致雨,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是气的蒸腾形成的罢了。”又问:“既然有祭祀,那么难道不需要有鬼神吗?”回答说:“气本身就是神。现在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去庙里祈祷,却不知道雨露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来,又跑到庙里去求呢?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他们却不提,反而在山川之外的土木偶像身上寻找雨露,土木偶像身上会有雨露吗?”又问:“难道是人自己兴妖作怪吗?”回答说:“连妖也没有,都是人心作祟。世人只因为祈祷后下了雨,就指称灵验,哪里知道那是偶然巧合?我常到泗州,恰逢大圣显灵,我问旁人:‘是什么形状?’一个人说:‘像这样。’另一个人说:‘像那样。’仅凭这一点就可以验证其虚妄。兴妖作怪的人都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叫朱定的人,也曾来问学,但他不是信道笃诚的人。他曾在泗州做官,正值城中起火,朱定就派士兵抬着僧伽像避火。我后来对朱定说:‘为什么不把僧伽像抬到火中?如果被火烧了,就是没有灵验,这样就可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如果火因此熄灭,就可以让天下人尊敬他。’那时候不做事,还等什么时候呢?可惜朱定的见识达不到这个境界。
贵一问:“‘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回答说:“日月的光明有本源,所以凡是能容纳光线的地方必定能照到;君子的道有本源,所以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
用休问:“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回答说:“这几句话最好,先看子路、颜渊的话,后看圣人的话,分明可以看出圣人具有天地的气象。”
孟敦夫问:“庄子的《齐物论》怎么样?”回答说:“庄子的意思,是想齐一物理吗?物理从来就是齐一的,何必等到庄子之后才齐一?如果是指齐一物的形体,物的形体从来就不齐一,怎么齐得?这个意思是庄子见道浅薄,无奈胸中所得如此,于是写了这篇论著。”
伯温问:“祭祀用祝文吗?”回答说:“我家向来相承不用,现在打算用了。”又问:“有五祀吗?”回答说:“没有。”“祭祀这些完全没有义理。佛教和道教谈论鬼神,非常可笑。道家的狂妄尤其严重,以至于说人身上耳目口鼻都有神。”
周伯温问:“‘至大至刚以直’,是用这三者来养气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是说气的本体如此。”又问:“养气是用义吗?”回答说:“是的。”又问:“‘配义与道’怎么理解?”回答说:“配道,说的是本体;配义,说的是作用。”又问:“‘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怎么理解?”回答说:“懂得言辞然后才可以养气,因为不懂言辞就无法知道道。”这是回答公孙丑“夫子擅长什么”的提问,不想说“我知道”,所以用“知言养气”来回答。又问:“夜气怎么样?”回答说:“这只是说休息时气清罢了。至于平旦之气,没有接触事务,也是清的,就像小孩子读书,早晨就能记住一样。”又问:“孔子说血气怎么样?”回答说:“这只是大凡说血气,如《礼记》所说‘南方之强’就是。南方人柔弱,所谓的强,是理义的强,君子居于其中;北方人强悍,所谓的强,是血气的强,所以小人居于其中。凡人的血气,必须用理义来战胜它。”又问:“‘吾不复梦见周公’怎么样?”回答说:“孔子起初想要实行周公之道,以至于梦寐不忘,到了晚年不遇哲人、将萎之时,自认为不再梦见周公了。因此说梦,就可以引发思考,思考圣人与众人的梦有什么不同?梦是什么东西?”高宗梦得《说命》怎么样?回答说:“这是诚意所感,所以显现在梦中。”
又问金縢,周公想要代替武王死,怎么样?回答说:这只是周公的心意。又问,有这个道理吗?回答说:不问有没有这个道理,只是周公作为臣子的心意。其中的言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来有这件事,后人自己作文补足了这一篇。这件事与舜喜欢象的心意一样,必须详细防备舜、周公用心的地方。《尚书》文字颠倒的地方很多,如《金縢》尤其不可信。
高宗好贤的心意,与《易经·姤卦》相同。九五以杞包茅,含章有陨自天。杞生长在最高处,茅这种美好的东西生长在低处。以杞包茅,就是至尊者恩及下位的意思。既然能这样,自然会有贤者出现,所以说有陨自天。后人于是有了上天保佑生出贤佐的说法。
棣问:“福善祸淫怎么样?”回答说:“这是自然的道理,善就有福,淫就有祸。”又问:“天道怎么样?”回答说:“只是理,理就是天道。比如‘皇天震怒’,终究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问:“现在人善恶的报应怎么样?”回答说:“幸运与不幸罢了。”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是说他们的本体动静如此。知者乐于运用的地方,都乐于。仁者寿,因为静而寿。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就像人的身体,统而言之,就只称为身体;分别而言,
言之,则有四支。
世间术数多,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祖父葬时,亦用地理人,尊长皆信,惟先兄与某不然。后来只用昭穆法。或问凭何文字择地?曰:只昭穆【两字作眼】是地理书也,但风调地厚处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长召地理人到葬处,曰:此是商音絶处,何故如此下穴?某应之曰:固知是絶处,且试防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数倍之矣。在讲筵时,曽说与温公云:更得范纯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时一言亦失,却道他见修史自有门路。某应之曰:不问有无门路,但筵中须得他。温公问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润之气。纯夫色温而气和,尤可以开陈是非,道人主之意。后来遂除侍讲。
译我所说的,有四个方面。
世间的术数繁多,只有风水地理之书最没有道理。祖父下葬时,也请了风水先生,长辈们都相信,只有已故的兄长和我认为不对。后来只采用昭穆法(即按宗法礼制排列辈分次序来择地)。有人问依据什么文字来选择墓地?回答说:只要昭穆二字作为关键,就是风水地理书了,只要风水调和、土地厚实的地方就足够了。我曾用昭穆法葬了一处墓穴,不久长辈召来风水先生到墓穴处,说:“这里是商音断绝的地方,为什么这样下穴?”我回答说:“本来知道是断绝的地方,姑且试试会怎样?”我家到现在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了。
在讲筵(皇帝听讲的场所)时,我曾对司马温公说:“如果范纯夫也在讲筵中尤其好。”温公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却说他认为修史自有门路。我回答说:“不问有没有门路,只是讲筵中必须得有他。”温公问什么原因?我说:“我自觉缺少温润之气。范纯夫神色温和而气息平和,尤其能够阐明是非,引导君主的心意。”后来于是任命他为侍讲。
用休问:“井田今可行否?”曰:“岂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谓:“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诸草木,上上着得许多,便生许多,天地生物,常相称,岂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问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桞子厚有论,亦窥测得分数。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变者,罢侯置守是也。
伯温问:“梦帝与我九龄,曰:‘与龄之说不可信,安有寿数而与人移易之理?’”棣问:“孔子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如何?”曰:“于理有之。”
陈贵一问:“人之寿数可以力移否?”曰:“盖有之。”棣问:“如今人有养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难。”世间有三件事至难,可以夺造化之力: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人不为耳。故闗朗有“周能过歴,秦止二世”之说,诚有此理。
棣问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见,故孟子曰:“是岂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顺其情而悖天理,则流而至于恶,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顺也。又问才出于气否?曰: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恶人,如韩愈所言,公都子所问之人是也。然此论生知之圣人,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所谓“尧舜性之”是生知也,“汤武反之”是学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无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弃是也。又问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为轮辕,可以为梁栋,可以为榱桷者才也。今人说有才,乃是言才之羙者,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又问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又问佛说性如何?曰:佛亦是说本善,只不合将才做縁习。又问说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沤,亦有些意思。又问佛言死生轮回可否?曰:此事说有说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一句尽断了,故对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贤者,方外山林之士,但为爱脇持人说利害,其实为利耳。其学譬如以管窥天,谓他不见天不得,只是不广大。
问:防止于三年,何义?曰:嵗一周,则天道一变,人心亦随以变。惟人子孝于亲,至此犹未忘,故必至于再变。犹未忘,又继之以一时。
伯温问:“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如何?”曰:“尽其心者,我自尽其心,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实只能穷理便尽性至命也。”又问:“事天?”曰:“奉顺之【一本无之字】而已。”富公尝语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闲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闲人,相公将谁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试为我言之。”曰:“禅伯是也。”曰:“禅伯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何谓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贾贩人至夜亦息,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
先生尝与一官贠、一僧同防。一官贠说条贯,既退,先生问僧曰:「晓之否邪?」僧曰:「吾释子不知条贯。」曰:「贤将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岂有二理?」
贵一问兴于诗如何?曰:“古人自小讽诵,如今讴唱,自然善心生而兴起。今人不同,虽老师宿儒不知诗也。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此乃为伯鱼而言,盖恐其未尽治家之道尔。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不然则犹正墙面而立。”
或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如何?”曰:“观其清处,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谓隘矣。疑若有恶矣,然却能不念旧恶,故孔子特发明其情。武王伐纣,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
译用休问:“井田制现在还能实行吗?”先生回答:“哪有古代能实行而今天不能实行的呢?”有人提出:“现在人口多而土地少。”先生认为并非如此,拿草木来作比喻,土地肥沃能承载多少,就能生长多少,天地化育万物,总是相互匹配的,哪有人口多而土地少的道理呢?
嘉仲问:“分封制现在还能实行吗?”先生说:“分封制的办法,本来是由于不得已才产生的。柳宗元有论述,也窥测到了几分道理。秦朝的制度固然不好,但也有不可改变的地方,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就是如此。”
伯温问:“梦见上帝赐给我九年的寿命,说‘赐寿的说法不可信,哪有寿命可以转移给人的道理呢?’”棣问:“孔子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从道理上讲是有的。”
陈贵一问:“人的寿命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吗?”先生说:“大概有这样的情况。”棣问:“像现在有些人通过保养形体来延年益寿,是这样吗?”先生说:“是的,但非常困难。”世间有三件事极其艰难,可以夺取造化的力量:为了国家而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保养形体而达到长生,通过学习而成为圣人。这三件事的功夫是一样的,分明人力可以胜过造化,只是人们不去做罢了。所以闗朗有“周朝能超过历数,秦朝只传二世”的说法,确实有这种道理。
棣问:“孔子和孟子论性不同,是怎么回事?”先生说:“孟子说性善,是指性的本体;孔子说性相近,是指人们禀受的本性相差不远。人性都是善的,所以善的一面可以从四种情感的萌芽中看出来,因此孟子说:‘这难道是人所固有的情感吗!’至于不能顺应这种情感而违背天理,就会流于恶,所以说:‘至于人的情感,是可以为善的。’这是指顺应本性而言。又问才能是否出于气质?先生说:气质清则才能善,气质浊则才能恶。禀受最清之气而生的是圣人,禀受最浊之气而生的是恶人,就像韩愈所说,公都子所问的人就是如此。然而这是论天生知道的圣人,如果是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无论气质清浊都可以达到善,恢复性的本体,所谓‘尧舜是出于本性’,这是生知;‘汤武是反过来努力’,这是学知。孔子所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也没有不可改变的道理,之所以不可改变只有两种情况:自我暴弃罢了。又问什么是才能?先生说:就像木材一样。譬如树木,弯曲或笔直是它的本性,可以做车轮车轴,可以做梁柱,可以做椽子,这是它的才能。现在人说有才能,是讲才能中美好的部分,才能是人的资质,顺着本性修养它,即使是最恶的人也可以战胜恶而变为善。又问性是怎样的?先生说:性就是理,所谓‘理性’就是如此。天下的理推究其本源,没有不善的。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何尝不善呢?发动而符合节度,就没有不善的地方。凡是说善恶,都是先有善而后有恶;说吉凶,都是先有吉而后有凶;说是非,都是先有是而后有非。又问佛家说的性是怎样的?先生说:佛家也是说本性为善,只是不该把才能当作缘习。又问佛家说生死是怎样的?先生说:譬如水泡,也有些意思。又问佛家说生死轮回可信吗?先生说:这件事说有说无都难,必须自己悟见。圣人只用一句话就断绝了,所以对子路说:‘还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呢?’佛家也是西方的贤者,方外山林之士,只是因为爱听胁持人说利害,其实是为了利。他们的学问就像用竹管窥天,说他看不见天是不对的,只是不广大罢了。”
问:“防止于三年,是什么意思?”先生说:“一年一周,天道就变化一次,人心也随着变化。只有做儿子的孝顺父母,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忘记,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二次变化。还没有忘记,又接着一个时期。”
伯温问:“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尽其心的人,我自己尽我的心,能尽心就自然知道性,知道天了。”就像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按照次序来说,不得不如此,其实只要穷理就能尽性至命了。”又问:“事天呢?”先生说:“奉顺罢了。”富公曾经对先生说:“先生是天下最闲的人。”先生说:“我做不了天下最闲的人,相公把谁当作天下最忙的人呢?”富公说:“先生试着为我说说。”先生说:“禅僧就是。”富公说:“禅僧行住坐卧无不在道,为什么说最忙?”先生说:“相公所说的才是忙,现在市井商贩到了晚上也休息,如果禅僧的心什么时候休息过呢?”
先生曾经和一个官员、一个僧人一起聚会。一个官员讲述条贯,退下后,先生问僧人说:“你懂吗?”僧人说:“我们出家人不懂条贯。”先生说:“你竟然把三界之外的事当作别的事吗?天下难道有两种理吗?”
贵一问:“兴起于诗,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古人从小讽诵,就像现在的歌唱一样,自然善心生起而兴起。现在的人不同,即使是老师宿儒也不懂诗。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这是对伯鱼而言的,大概担心他没有完全掌握治家的道理罢了。想要治国治天下,必须先从修身齐家开始,不然就像面壁而立。”
有人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是怎么回事?”先生说:“看他们清高的地方,衣服帽子不正,就远远地离开,可以说是狭隘了。怀疑好像有恶,然而却能不念旧恶,所以孔子特别阐明他们的情状。武王伐纣,伯夷只知道君臣的分别不可……”
,不知武王顺夭命诛独夫也。问:‘武王果杀纣否?’曰:‘武王不曽杀纣,人只见《洪范》有杀纣字尔。武王伐纣,而纣自杀,亦须言杀纣也。向使纣曽杀帝乙,则武王却须杀纣也。’石曼卿有诗言:‘伯夷耻居汤武干戈地,来死唐虞揖让墟。’亦有是理。首阳乃在河中府虞乡也。问:‘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禄耳。’
译(他们)不知道武王是顺应天命诛杀独夫。问:“武王果真杀了纣王吗?”回答说:“武王不曾杀纣,人们只是看到《洪范》里有‘杀纣’的字眼罢了。武王讨伐纣王,而纣王自杀,也必须说成是杀了纣王。假使纣王曾经杀过帝乙,那么武王就必须杀纣王了。”石曼卿有诗说:“伯夷以居住在汤武用兵之地为耻,来到唐虞禅让的废墟死去。”也有这样的道理。首阳山就在河中府虞乡。问:“不食周粟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只是不食周的俸禄罢了。”
用休问:「陈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圣人为之,则是仁否?」曰:「不然。」圣人为之,亦是清忠。
乡党分明画出一个圣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阶。当此时,放气不屏,故逞顔色。复其位,复班位之序。过位,是过君之虚位。享礼有容色,此享燕宾客之时,有容色者,盖一在于庄,则情不通也。私觌则又和悦矣,皆孔子为大夫出入起居之节。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缁衣是朝服,素衣是防服,黄衣是蜡服。麑是鹿儿。齐必有明衣布,欲其洁。明衣如今凉衫之类。缁衣明衣,皆恶其文之着而为之也。非帷裳必杀之,帷裳固不杀矣。其他衣裳亦杀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鲁致仕时,月朔朝也。乡人傩,古人以驱厉气,亦有此理。天地有厉气,而至诚作威严以驱之。式凶服负版,盖在车中。
居敬则自然简。居简而行简,则似乎简矣。然乃所以不简,盖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矣。居敬则心中无物,是乃简也。
仁者,先难而后获,何如?曰:有为而作,皆先获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为仁而已,今人皆先获也。
又问:“述而不作,如何?”曰:“此圣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公山、弗扰、佛肸召子,欲往者,圣人以天下无不可与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往;然终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亲于其身,为不善为问。孔子以“坚白匏▯”为对。系而不食者,匏▯系而不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义也。匏▯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义也。
唐棣之华,乃千叶;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则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岂不尔思?但居处相远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盖言权实不相远耳。权之为义,犹称锤也。能用权,乃知道;亦不可言权便是道也。自汉以下,更无人识「权」字。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正中庸所谓:“施诸已不愿,亦勿施于人。”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圣人作事,无不知。
或问:“善人之为邦如何?可胜残去杀?”曰:“只是能使人不为不善。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之人也。不践迹,是不践已前为恶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问王者必世而后仁何如?曰:三十,曰壮,有室之时,父子相继为一世。王者之効则速矣。又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战至七年,则可以即戎矣。凡防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问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虽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专言君畜臣,臣畜君。」
问:“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处,小徳是小处,出入如可以取,可以无取之类是也。”又问:“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为信,不果乃所以为果。”
范公甫将赴河清尉,问:“到官三日,例须谒庙,如何?”曰:“正者谒之,如社稷及先圣是也,其他古先贤哲亦当谒之。”又问:“城隍当谒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问:“只恐骇众尔。”曰:“唐狄仁杰废江浙间滛祠千七百处,所存惟吴大伯、伍子胥二庙尔,今人做不得,以谓时不同,是诚不然,只是无狄仁杰耳,当时子胥庙存之亦无谓。”
畅中伯问:“宻云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隂所,凡雨须阳倡乃成,隂倡则不成矣。今云过西则雨,过东则否,是其义也。所谓尚往者,隂自西而徃,不待阳矣。”
凡防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学者防一部《论语》,见圣人所以与弟子许多议论,而无所得,是不易得也。读书虽多,亦奚以为?子文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与知也,不能使知之尔。”
或问诸葛孔明亦无足取?大凡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则君子不为。亮杀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谓杀一不辜,非此之谓。亮
译用休问:“陈文子的清廉,令尹子文的忠诚,如果让圣人来这样做,这算是仁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来这样做,也只是清廉和忠诚罢了。
《乡党》篇分明描绘出一个圣人,如果降低一等,就是从堂上走下来,降下台阶。在这个时候,气息不屏住,所以脸色舒展。回到原位,是回到班列位次中的顺序。经过君主的空位,是指在经过君主虚设的位置时。宴享宾客时有容色,这宴享宾客的时候,有容色,大概一方面在于庄重,如果太庄重,情感就无法沟通。私下拜见时又和悦了,这些都是孔子作为大夫出入起居的礼节。黑色衣服配羔羊皮袍,白色衣服配小鹿皮袍,黄色衣服配狐皮袍,各有用途,不必说黑色衣服是朝服,白色衣服是丧服,黄色衣服是蜡祭服。麑是小鹿。斋戒时一定要有明衣布,想要它洁净。明衣就像现在的凉衫之类。黑色衣服和明衣,都是因为厌恶花纹明显而制作的。如果不是围裳,一定要缝边,围裳本来就不缝边。其他衣裳也缝边。每月初一一定穿着朝服去朝见,这是孔子在鲁国任职时,每月初一朝见君主。乡人傩祭,古人用来驱除厉气,也有这个道理。天地有厉气,以至诚之心作出威严来驱除它。在车上扶着车前横木,背负版牍,大概是在车中。
内心恭敬自然就会简约。内心简约而行为也简约,那就似乎简约了。然而这正是之所以不简约的原因,因为先有心追求简约,就多了一个“简”的念头了。内心恭敬则心中没有杂念,这才是简约。
仁者,先付出艰难的努力而后获得收获,怎么样?回答说:有所作为而行动,都是先获得收获的。比如为了利益而行仁就是这样。古人只知道行仁罢了,今人都是先追求收获。
又问:“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圣人没有得到位分,只能阐述罢了。公山弗扰、佛肸召孔子,孔子想要去,是因为圣人认为天下没有不可与之有所作为的人,也没有不可改过的人,所以想去;然而最终没有去,是因为知道他们一定不能改过。”子路于是引用亲近于自身的行为,以不善为问。孔子以“坚硬的匏瓜”来回答。系着而不吃的,是匏瓜系着而不被使用之物,有不食不用的意思。匏瓜也是不吃的东西,所以借此取义。
唐棣的花,是千叶花;郁李本来不偏不反,比喻兄弟;现在却偏反,就比喻兄弟失和。兄弟失和,难道不思念吗?只是居住的地方相距遥远罢了。孔子说:“没有真正思念罢了,哪里有什么遥远呢?”这是说权变和实质并不遥远。权变的含义,就像秤锤一样。能使用权变,才懂得道;但也不能说权变就是道。自从汉代以来,再也没有人认识“权”字了。
我不希望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希望强加于人。正符合《中庸》所说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大概有不知道却凭空创作的人,凡人做事,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圣人做事,没有不知道的。
有人问:“善人治理国家怎么样?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吗?”回答说:“只是能使人不做不善的事。善人不遵循前人的足迹,也是不能进入道室的人。不遵循前人的足迹,是不遵循以前为恶的足迹,然而还没有进入道的境界。”
又问: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而后才能施行仁政,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三十年,称为壮年,有家庭的时候,父子相继为一世。王者的功效是很快的。又问:善人教化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吗?回答说:教化百姓战争,到七年,就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凡是解释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类的事情,都应当思考它们是如何作为的,才有益处。
问小畜卦说:“小畜,是所蓄养的小,以及所蓄养的虽然大但少,都是小畜。不必专门说君主蓄养臣子,臣子蓄养君主。”
问:“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出入是可以的。”回答说:“大德是大处,小德是小处,出入就像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之类的是。”又问:“言语不一定守信,行为不一定果断,这是出入的事情吗?”回答说:“也是。然而不守信正是为了守信,不果断正是为了果断。”
范公甫将要赴任河清尉,问:“到官三天,按惯例必须谒庙,怎么样?”回答说:“正当的就去谒见,比如社稷和先圣是这样,其他古先贤哲也应当谒见。”又问:“城隍应当谒见吗?”回答说:“城隍不是土地之神,只是社稷罢了,哪里还有土地神呢?”又问:“只怕惊骇众人罢了。”回答说:“唐代狄仁杰废除了江浙间淫祠一千七百处,所保留的只有吴大伯、伍子胥两座庙罢了,现在的人做不了,认为时势不同,这确实不对,只是没有狄仁杰罢了,当时保留伍子胥庙也没有意义。”
畅中伯问:“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回答说:西郊是阴气所在,凡是雨必须阳气倡导才能形成,阴气倡导就不能形成。现在云过西就下雨,过东就不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尚往者,阴气自西而往,不等待阳气了。
凡是解释文字,先要明白其文义,然后才可以探求其意。没有文义不明白而能看见其意的。学者解释一部《论语》,看见圣人之所以与弟子许多议论,却没有什么收获,这是不容易得到的。读书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子文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回答说:“不可使知之者,不是百姓不足以与之知道,是不能使他们知道罢了。”
有人问诸葛孔明也没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吗?大凡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君子也不做。诸葛亮杀戮很多。先生说:不是这样。所谓杀一个无辜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诸葛亮
以天子之命诛天下之贼,虽多何害?周伯温见先生,先生曰:从来觉有所得否?学者要自得。六经浩眇,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迳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伯温问: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圣,须是于思虑间得之。大抵只是一个明理。棣问:学者见得这道理后,笃信力行时,亦有见否?曰:见亦不一。果有所见后,和信也不要矣。又问:莫是既见道理,皆是当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东便是东,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为彼不信,故见此是信尔。孟子于四端不言信,亦可见矣。
译凭借天子的命令去讨伐天下的奸贼,即使杀得多又有什么妨害?周伯温拜见先生,先生说:“你向来有没有觉悟而有所收获呢?做学问的人贵在自我领悟。六经深广幽远,初学时难以完全通晓,暂且先看清门径,各自确立一个入门的途径,回去后依此探求就可以了。”伯温问:“怎样才能够自我领悟?”先生说:“思考。思考叫做睿智。睿智造就圣德,必须在思考的过程中去获得。大体上只是明白事理罢了。”棣问:“学者领悟了这个道理之后,在坚定信仰、努力践行的时候,是否还有新的领悟?”先生说:“领悟也不尽相同。如果真的有所领悟,连‘信’也不需要了。”棣又问:“莫非是既然领悟了道理,就都是理所当然的吗?”先生说:“是的。凡是道理所在的地方,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哪里还需要‘信’呢?凡是说到‘信’,只是因为对方不相信,所以这里才强调‘信’罢了。孟子在论述四端时没有提到‘信’,也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
伯温又问:“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又问:“凡运用处是心否?”曰:“是意也。”棣问:“意是心之所发否?”曰:“有心而后有意。”又问:“孟子言‘心出入无时’如何?”曰:“心本无出入,孟子只是据操舎言之。”伯温又问:“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则无出入矣,逐物是欲。”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
宋 朱子 编
附杂録后
问郑伯以璧假许田,左氏以谓易祊田,黎淳以隐十一年入许之事,破左氏谓许田是许之田,如何?曰:左氏说是也,既是许之田,如何却假之于鲁?十一年虽入许,许未尝灭,许叔已奉祀也。
问:桓四年无秋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
用休问哀公问社于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误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战栗,故仲尼有后来言语。
先生曰:「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本不在是惑也。之后乃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文误也。」
问:揖让而升,下而饮,是下堂饮否?曰:古之制,罚爵皆在堂下。又问:唯不胜下饮否?曰:恐皆下堂,但胜者饮,不胜者也。
思叔问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识不足孟纯问何颙常称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问如霍光萧曹之徒如何曰此可为汉时王佐才棣问史称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学术若论至王佐才须是伊周其次莫如张良诸葛亮陆宣公
问夏逆妇姜于齐,何故便书“妇”?曰:此是文公在防服将满之时纳币,故圣人于其逆时便成之为妇,罪其居防而取也。《春秋》微显阐幽,乃在如此处。凡事分明可见者,圣人更不微文以见意,只直书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防服中成昏,故只书“逆女”也。文公则但在防服纳币,至逆女却在四年,圣人欲显其居防纳币之罪,故书“妇姜”便成之为妇也。其意言虽至四年方逆女,其实与防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类。观其用心,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问《春秋》书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盖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如治世而有此变,则不能为灾;乱世则为灾矣。人血气盛,虽遇寒暑邪秽,不能为害;其气血衰,则为害必矣。
问荧惑退舎果然否?曰:观宋景公不能至,是问反风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圣人为之臣,尚几不能保。金縢书,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变。非有动天之德不能至也。
问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数考之,固然。观对尧言,众则曰:「佥。」四岳则曰:「岳亦可见也。」
晋侯之执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执之是也。”晋与之同盟,而后执之,故书“曹伯”而不去其爵。晋侯不夺爵,未至于夺爵也。归自京师,则言“若无罪而归”,罪天王不能行爵赏也。凡言“归”者,易辞;“归之”者,强归之辞。问:“龙能有,能无如何?”曰:“安能无,但能隐见耳。”所以能隐见者,为能屈伸尔。非特龙,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问:“书至如何?”曰:“告庙而书,亦有不縁告庙而书者。”又问:“还复曰还,只是归复,如今所谓倒廻。”又问:“隐皆不书至。”曰:“告庙之礼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则羣雀集而食之。人故与之,则不即来食。须是久乃集,盖人有意在尔。若负粟者适遗下,则便集而食矣。」
问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与桓公如齐,终啓弑桓之恶,其罪大矣。故圣人于其逊于齐、致于庙,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见大义,与国人已絶矣。然弑桓之恶,文姜实不知,但縁文姜而啓尔。庄公母子之情则不絶,故
译伯温又问:“孟子说心、性、天只是一个理,对吗?”回答说:“对。从理的角度来说,叫做天;从禀受的角度来说,叫做性;从存在于人身的角度来说,叫做心。”又问:“凡是运用之处都是心吗?”回答说:“那是意。”棣问:“意是心所发出的吗?”回答说:“有了心然后才有意的。”又问:“孟子说‘心出入无时’该怎么理解?”回答说:“心本来没有出入,孟子只是根据操持与舍弃的情况来说的。”伯温又问:“人追逐外物,是心在追逐它吗?”回答说:“心是没有出入的,追逐外物是欲望。”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
宋 朱子 编
附在杂录之后
问:关于郑伯用璧玉换取许田的事,《左传》认为是交换祊田,黎淳用隐公十一年许国入许的事来驳斥《左传》,认为许田是许国的田地,怎么解释?回答说:《左传》的说法是对的,既然是许国的田地,怎么会向鲁国借呢?隐公十一年虽然许国入许,但许国并没有灭亡,许叔已经主持祭祀了。
问:桓公四年没有记载秋冬,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圣人作经,要完备四季。像桓公不道,背逆天理,所以不记载秋冬。《春秋》只有两处这样,都是说他没有天理。
用休问哀公问宰我关于社的问题说:“社字本来是主字,是文字错误。”宰我不该说让百姓战栗的话,所以孔子有后来的言语。
先生说:“‘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本来不在这里迷惑。之后才在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是文字错误。”
问:作揖谦让而上堂,下堂饮酒,是下堂饮酒吗?回答说:古代的规矩,罚酒都在堂下。又问:只有不胜者下堂饮酒吗?回答说:恐怕都下堂,只是胜者饮酒,不胜者也饮酒。
思叔问荀彧怎么样,回答说:荀彧才高但见识不足。孟纯问何颙常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回答说:不是王佐之才。嘉仲问像霍光、萧何、曹参等人怎么样,回答说:这可以算是汉代的王佐之才。棣问史称董仲舒是王佐之才,怎么解释?回答说:董仲舒是说他的学术,如果论到王佐之才,必须是伊尹、周公,其次没有比得上张良、诸葛亮、陆宣公的。
问:夏公在齐国迎娶妇姜,为什么直接写“妇”?回答说:这是文公在丧期将满的时候纳币,所以圣人在他迎娶的时候就写成妇,罪责他在丧期娶妻。《春秋》微言大义,阐发幽隐,就在于这些地方。凡是分明可见的事,圣人不再用隐晦的文字来表明意思,只是直书而已。像桓公三年和宣公元年迎娶女子,都分明是在丧期中成婚,所以只写“逆女”。文公只是在丧期纳币,到迎娶女子却在四年,圣人想要显明他在丧期纳币的罪过,所以写“妇姜”就写成妇了。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到四年才迎娶女子,其实与在丧期成婚是一样的。
先生说:“周公对待兄长,舜对待弟弟,都是一类。看他们的用心,是怎么样的呢?推此心对待别人,也不过如此。然而有差等。”
问:《春秋》记载日食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日食有定数,圣人一定要记载,大概是想让君主因此恐惧修省。如果治世而有这种变故,就不能成为灾害;乱世就成为灾害了。人的血气旺盛,即使遇到寒暑邪秽,也不能为害;血气衰弱,就必然为害。
问:荧惑退舍是真的吗?回答说:看宋景公不能达到,是问反风怎么样?回答说:也不一定。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圣人为他的臣子,尚且几乎不能保全。《金縢》记载,成王又怎么知道呢?只是二公知道,因此用来向成王显示消除变故。没有感动上天的德行是不能达到的。
问四岳:“是一个人吗?”回答说:“是。”用二十二个人数来考证,确实如此。看对尧说的话,众人就说:“佥。”四岳就说:“岳”,也可以看出来。
晋侯拘捕曹伯,对吗?回答说:“曹伯有弑逆的罪过,拘捕他是对的。”晋国与他结盟,然后拘捕他,所以写“曹伯”而不除去他的爵位。晋侯不剥夺爵位,还没有到剥夺爵位的程度。从京师回来,就说“如果没有罪而回来”,罪责天王不能执行爵赏。凡是说“归”的,是委婉的辞令;“归之”的,是强迫回来的辞令。问:“龙能有,能无,怎么解释?”回答说:“怎么能无,只是能隐现罢了。”所以能隐现,是因为能屈伸。不只是龙,凡是小物很有能屈伸的。问:“书至怎么解释?”回答说:“告庙而书,也有不因为告庙而书的。”又问:“还复说还,只是归复,像现在所说的倒回。”又问:“隐公都不书至。”回答说:“告庙的礼节不行。”
先生指着庭下的群雀给弟子们看说:“地上原来有东西,群雀就聚集来吃。人故意给它,就不马上来吃。必须过很久才聚集,大概是人有意在。如果背粟的人恰好遗落下来,就马上聚集来吃了。”
问:在太庙禘祭,用致夫人,是哀姜吗?回答说:是文姜。文姜与桓公去齐国,最终开启了弑桓的恶行,她的罪过很大。所以圣人在她逊于齐、致于庙时,都只说“夫人”,而除去“姜氏”,以显示大义,与国人已经断绝了。然而弑桓的恶行,文姜实在不知道,只是因为文姜而开启罢了。庄公母子的感情则不断绝,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