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四
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远，其学比后世为尤详，又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今之礼书，皆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传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然则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复矣【明道】
译所谓纯正的儒学，不过是洛阳的邵雍（尧夫）和秦地的张载（子厚）罢了。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先王并不遥远，他的学问比后世更为详尽，而且典籍也没有经过秦朝的焚毁，然而关于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已经不听说有详细的记载了。现在的礼书，都是从焚毁后的残存中搜集整理出来的，而且大多出自汉代儒者一时的推测和附会。怎么能够完全相信它们，并对每一句话都进行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具体的制度本来就不可能一一恢复原貌了。
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睟然达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亏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尝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归而求之。
孟子论三代之学，其名与《王制》所记不同，恐汉儒所记未必是也。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葢天理人情，于是为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尝有恶也，使周公逆知其将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则其过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説」，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谓佛之理比孔子为径，曰：“天下果有径理，则仲尼岂欲使学者迂远而难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径，则是冐险阻，犯荆棘而已【侍讲】
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専对。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専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问我于辞命则不能，恐非孟子语。葢自谓不能辞命，则以善言徳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谓不能者，使学者务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亲，若曾子可也；吾以谓事君，若周公可也。葢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闻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闻其为有余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当为也，安得独用天子之礼乎？其因袭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彻，故仲尼论而非之，以谓周公其衰矣【侍讲】
师保之任，古人难之。故召公不説者，不敢安于保也。周公作书以勉之，以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頼其臣，而使召公谋所以裕已也。
复子明辟如称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阳自谓：「朝不坐，宴不与，杀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为有礼？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则当引其君于道，志于仁，而后已。彼商阳者，士卒耳，惟当致力于君命，而乃行私情于其间。孔子葢不与也。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者，疑记者谬。
盟可用也，要之则不可。故孔子与蒲人盟，而适卫者，特行其本情耳。葢与之盟，与未尝盟同，故孔子适卫无疑。使要盟而可用，与卖国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则于人之愚智贤否有所不能知，虽知之有所不尽，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则所亲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亲者有之，故思事亲不可不知人。故尧之亲九族，亦明俊徳之人为先。葢有天下者以知人为难，以亲贤为急。
二南之诗，葢圣人取之，以为天下国家之法，使邦家乡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国家者，未有不自齐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继之以文王之诗。《关雎》诗所谓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为配君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葢《关雎》之义如此，非谓后妃之心为然也。
安定之门人，徃徃知稽古爱民矣。则于为政也，何有？古者乡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无争鬬之狱。今之郡邑之讼，徃徃出于愚民，以戾气相搆。善为政者，勿听焉可也。又时取强暴而好讥侮者，痛惩之，则柔良者安，鬬讼可息矣【昭远本连上二段】
君子之遇事，无巨细，一于敬而已。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饰私智以为竒，非敬也。要之，无敢慢而已。语曰：「居处恭，执事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然则执事敬者，固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则笃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难者，在有诸己而已。能有诸己，则居之安，资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驯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则能不受变于俗者鲜矣。
冯道更相数主，皆其讐也。安定以为，当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讐，无伤也。荀彧佐曹操诛伐，而卒死于操
译人必定要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的气度才会光辉地显达于外。所以，如果内心没有求得，就不要去求气，这是可以的。【明道】
君子教导人，有时引导他，有时拒绝他，都是根据他所欠缺的地方来成就他罢了。孟子不接受曹交，因为曹交未曾懂得道，道本来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所以让他回去自己探求。
孟子论述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其名称与《王制》所记载的不同，恐怕汉代儒者所记载的未必是正确的。
象忧愁他也忧愁，象喜悦他也喜悦。大概天理人情，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舜对待象，周公对待管叔，他们的用心是一样的啊。管叔未曾有恶念，假如周公预先知道他将要叛乱，那周公是什么心思呢？正因为管叔的叛乱，不是周公所能预知的，那么他的过失就有所难免了。所以孟子说：“周公的过失，不也是应当的吗？”
孟子所说的“舜完廪浚井的说法”，恐怕未必有这件事，只是论述其中的道理罢了。尧在上面，却让百官在八亩田地中侍奉舜，哪里容得下象能够杀害兄长而让两个嫂子治理他的居所呢？学习孟子的人，用己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就可以了。
有人说佛家的道理比孔子的道理更直接，我说：“天下如果有更直接的道理，那么仲尼难道想让学者迂回遥远而难以达到吗？”所以背离仲尼的道而取捷径，那就是冒着险阻，触犯荆棘罢了。【侍讲】
研究经典是为了能够应用。比如诵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他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号称研究经典的人，果真能在政事和独立应对之间通达吗？那么他们所谓的穷究经典，不过是章句的末节罢了。这是求学者的最大祸患。
问我关于辞令方面的事，我不能，恐怕这不是孟子的话。大概自认为不能处理辞令，就是以善于言说德行自居了。恐怕君子或许不是这样，说：“孔子兼有才能，而自认为不能，是让学者致力于根本罢了。”【明道】
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我认为侍奉君主，像周公那样就可以了。大概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听说有自知自己不足的，没听说有自认为有余的。周公的功绩固然伟大，然而这是臣子本分所应当做的，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仪呢？那种因袭的弊端，于是导致季氏僭用八佾，三家僭用雍彻，所以孔子论述并批评他们，认为周公的礼制衰败了。”【侍讲】
师保的职责，古人认为很难胜任。所以召公不高兴，是不敢安心担任保的职务。周公作书来勉励他，认为在过去君主之所以能达到治理，都依赖他们的臣子，而让召公谋划如何使自身充裕。
“复子明辟”如同称告嗣位的天子王了。
工尹商阳自说：“朝会不坐，宴饮不参与，杀三个人，足以回报命令。”怠慢君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哪里还有礼呢？君子立于国家的朝廷，就应当引导他的君主走向正道，立志于仁，然后才停止。那商阳，只是士卒罢了，只应当致力于君主的命令，却在其中施行私情。孔子大概不赞同他。所谓“在杀人之中，又有礼”的说法，怀疑是记录者的错误。
盟誓可以使用，但胁迫下的盟誓则不可以。所以孔子与蒲人盟誓，而前往卫国，只是实行他的本意罢了。大概与他盟誓，与未曾盟誓相同，所以孔子前往卫国没有疑虑。如果胁迫下的盟誓可以使用，那么卖国背君也可以胁迫盟誓了。
不知道天，那么对于人的愚笨、智慧、贤良、不肖有所不能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有所不尽，所以想要了解人不可以不了解天。不了解人，那么所亲近的人或许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道路或许不是正确的道路，从而羞辱自身、危害亲人的情况就有了，所以想要侍奉亲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所以尧亲近九族，也以明察俊德的人为先。大概拥有天下的人，以了解人为难，以亲近贤人为急。
《二南》的诗，大概是圣人选取它们，作为天下国家的法则，使邦国、乡里的人都能歌咏它们。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从整顿家庭开始的。先说后妃，次说夫人，再次说大夫的妻子。而古代的人有能修养自身，来教化在位者的，文王就是这样。所以接着是文王的诗。《关雎》诗所说的窈窕淑女，就是后妃。所以序言认为她配君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概是《关雎》的意义如此，不是说后妃的心是这样的。
安定的门人，往往知道考察古事、爱护百姓了。那么对于为政，有什么困难呢？古代乡间田地同井，而百姓出入互相友爱，所以没有争斗的诉讼。现在郡邑的诉讼，往往出自愚民，以戾气互相构陷。善于为政的人，不听从他们就可以了。又时常选取强暴而喜欢讥讽侮辱的人，严厉惩罚他们，那么柔良的人就安宁，争斗诉讼就可以平息了。【昭远本连上二段】
君子遇到事情，无论大小，只在于恭敬罢了。轻视细微的事情以自高，不是恭敬。修饰私智以显得奇特，不是恭敬。总之，不敢怠慢罢了。俗话说：“居处恭顺，办事恭敬，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那么办事恭敬，本来就是仁的开端。推展这种心并成就它，那么笃实恭敬而天下就太平了。
士人所难的，在于自身具备罢了。能够自身具备，那么居处安稳，积累深厚，而美好且伟大，可以逐渐达到了。只知道可欲的善，而若存若亡罢了，那么能不受世俗改变的人就很少了。
冯道更替侍奉多位君主，都是他的仇敌。安定认为，在五代末年，百姓不至于肝脑涂地，冯道是有力的。虽然侍奉仇敌，也没有伤害。荀彧辅佐曹操诛伐，而最终死于曹操之手。
。君实以为，东汉之衰，彧与攸视天下无足与安刘氏者，惟操为可依，故俯首从之。方是时，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为不忠，在彧为不智。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吾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已也。则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译君实认为，东汉衰败时，荀彧和荀攸看到天下没有足以安定刘氏的人，只有曹操可以依靠，所以低头顺从了他。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曹操有其他野心。君子说：从道义上讲是不忠，对荀彧来说是不智。如果认为做事本就有轻重权衡，我正以天下为心，来不及顾及别人对自己的议论。那么，委屈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
世之议子云者，多疑其投阁之事。以法言观之，葢未必有。又天禄阁世传以为髙百尺，宜不可投。然子云之罪，特不在此。黾勉于莽贤之间，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为大丈夫哉？
公山弗扰以费叛，不以召畔，人逆党而召孔子，则其志欲迁善悔过，而未知其术耳。使孔子而不欲徃，是沮人为善也，何足以为孔子。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一作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逺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
干，圣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属焉。坤，学者之分也。有诸己之信属焉。
仲尼言仁，未尝兼义，独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配。葢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可与语道矣。世之所论于义者，多外之，不然则混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説者也。
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
刚毅木讷，质之近乎仁也。力行，学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以为仁之方也。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该，非中也；一事不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可以驯致也。
君子之于中庸也，无适而不中，则其心与中庸无异体矣。小人之于中庸，无所忌惮，则与戒慎恐惧者异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辱矣。
二程遗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五
宋 朱子 编
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
仲尼，元气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顔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葢亦时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顔子防有迹，孟子其迹着。
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
老子曰：「无为」，又曰：「无为而无不为」。当有为而以无为为之，是乃有为为也。圣人作《易》，未尝言无为，惟曰：「无思也，无为也」，此戒夫作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动静之理，未尝为一偏之説矣。
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一作要】识体。
蹇便是处蹇之道，困便是处困之道。道无时不可行。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其才雄，只见雄才，便是不及孔子。处人须当学顔子，便入圣人气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则【一本无天分不则字】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订顽立心便达得天徳
孔子尽是明快人，顔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辨。
孔子为中
译世上议论扬雄的人，大多怀疑他投阁自杀的事。从《法言》来看，大概未必有这回事。又传说天禄阁高达百尺，按理是不可以投下去的。然而扬雄的罪过，并不在于此。他在王莽的贤才之间勉强周旋，因畏惧死亡而不敢离去，这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
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反叛，不是因为召他而反叛；别人作为逆党而召请孔子，那么他的志向是想迁善悔过，只是不知道方法罢了。假使孔子不愿意前往，那就是阻碍别人行善，哪里配得上称为孔子呢。
道之外没有事物，事物之外没有道。这就是说天地之间没有哪里不是道。就父子而言，父子在于亲爱；就君臣而言，君臣在于严肃（或敬重）；以至于夫妇、长幼、朋友，没有哪一关系不是道。这就是道之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原因。然而毁弃人伦，去除四大（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那就离道很远了。所以君子对于天下，没有一定要做的，也没有一定不做的，只与义相配合。如果有必定要做和必定不做的，那就与道有了间隔，不是天地的全体了。那佛教的学说，在恭敬以端正内心方面是有的，但在用义来规范外在行为方面却没有。所以拘泥固执的人陷入枯槁，通达放纵的人归于肆意妄为，这就是佛教的教义之所以狭隘的原因。我们的道则不然，只是顺从本性罢了。这个道理，圣人在《易经》中已经完备地论述过了。
乾，是圣人的本分。可欲的善归属于它。坤，是学者的本分。自身具备的诚信归属于它。
孔子谈论仁，不曾兼及义，唯独在《易经》中说：“确立人的道理，就是仁与义。”而孟子谈论仁，必定以义来配合。大概仁是本体，义是作用。知道义作为作用而不外在于仁，就可以和他谈论道了。世上所议论的义，大多把它看作外在的，不然就是混淆而没有区别，这不是懂得仁义学说的人。
门人有人说：“我和人相处，看到他有过错而不告诉他，心里就不安；告诉他而不接受，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和他相处而不告诉他的过错，不是忠诚。关键在于诚意在说话之前就相通，那么话一说出来，别人就相信了。”
刚毅质朴，是本质接近仁的表现。努力践行，是学习接近仁的表现。至于最高的仁，则是把天地看作一个身体，而天地之间的万物万形看作四肢百体。人哪有看着自己的四肢百体而不爱的呢？圣人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只是能体现这种心罢了，何曾支离破碎、多方面地从外面去寻求呢？所以能就近取譬，是孔子用来开导子贡，作为行仁的方法。医书中有把手足中风麻木称为四体不仁的，因为病痛不能累及内心。手足在我身上，而病痛不知道，这不是不仁又是什么？世上那些狠心无恩的人，他们的自暴自弃也不过如此罢了。
一件事物不涵盖，不是中；一件事不做，不是中；一息不停留，不是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偏颇罢了。所以说：“道啊，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修养这个道的人，只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敬畏罢了。由此而不停息，那么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也可以逐渐达到了。
君子对于中庸，没有哪里不中，那么他的心与中庸就没有不同的本体了。小人对于中庸，无所忌惮，那就与保持警惕敬畏的人不同了。这就是他们违背中庸的原因。
劝人向善的方法，要使诚意有余，而言语不足，那么对别人有益，而在我自己这里就没有耻辱了。
二程遗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五
宋 朱子 编
理与心是一体的，但人不能把它们会通为一
孔子，是元气。颜回，是春生。孟子，是秋杀尽。看到孔子无所不包，颜回展示不违背、如愚的学问，对后世有自然和谐的气象，不言而化。孟子则显露他的才华，大概也是时势使然罢了。孔子，是天地。颜回，是和风庆云。孟子，是泰山巍峨的气象。看他们的言论，都可以看出来。孔子没有痕迹，颜回稍有痕迹，孟子痕迹明显。
人心常要活泼，就能周流无穷，而不滞留在一个角落。
老子说：“无为”，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应当有为时却以无为的方式去做，这就是有为的作为。圣人作《易经》，不曾说无为，只说：“无思也，无为也”，这是告诫人们不要妄为。然而下面就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是动静之理，不曾成为偏颇的学说。
谈论圣人则没有不同，事功则有不同。孔子贤于尧舜，是谈论事功而言。孔子的言语，句句是自然的；孟子的言语，句句是实事。
论学就要明理，论治就必须识体。
蹇就是处蹇之道，困就是处困之道。道没有什么时候不可行。孟子对道有功，是万世的老师。他的才华雄健，只见雄才，就是不及孔子。待人应当学习颜回，就进入圣人的气象。
父子君臣，是天下的定理，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怎能没有天分而不有私心？那么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有所不为。有丝毫私心，就不是王者的事。
订顽立心便达得天德
孔子尽是明快的人，颜回尽是温和恭顺，孟子尽是雄辩。
孔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