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九
据某所见，二公皆深知《易》者。”师直曰：“何故？”先生曰：“以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译据我所见，这两位先生都是深通《易经》的人。”师直问：“这是什么缘故？”先生说：“因为转运使能够屈尊向一位主簿请教，而这位主簿也敢于直言转运使不懂《易经》，如果不是深通《易经》之道的人，是做不到的。”
云行雨施是干之亨处
干六爻，如欲见圣人曽履处，当以舜可见，在侧陋便是潜，陶渔时便是见，升闻时便是干干纳于大麓时，便是跃。
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又纣鸷狠若此，太史公谓有七十万众，未知是否然。书亦自云纣之众若林，三年之中，岂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后面正经便说惟十有三年，先儒误妄，遂转为观兵之说。先王无观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错却，便是后面正经三字错却。
先儒以六为老隂，八为少隂，固不是。介甫以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是圣人旋安排义理也。此且定隂阳之数，岂便说得义理？九六只是取纯隂纯阳，惟六为纯隂，只取河图数见之。过六则一阳生，至八便不是纯隂。或以小畜为臣畜君，以大畜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这个道理，随大小用。」陈莹中答吴国华书：「天在山中说云，便是芥子纳须弥之义。」先生谓：「正南北说，却须弥无体，芥子无量。」
问莹中尝爱文中子，或问学《易》子曰：“终日干干，可也。”此语最尽，文王所以圣，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说经义，如只管节节推上去，可知是尽。夫‘终日干干’未尽得《易》，据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谓‘干干’是不巳，不已又是道，渐渐推去，则自然是尽。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体【一作徃】如此。这里须是自见得。张绎曰：「此便是无穷。」先生曰：「固是道无穷，然怎生一个无穷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却他】
问括囊事，还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隂，故云贤人隐，便做不得在位。又问：恐后人縁此谓有朝隐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尝有此说，谓扬雄为禄隐，扬雄后人只为见他著书，便须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问：如剧秦文，莫不当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羙之乃讥之也。然王莽将来族诛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讥？讥之济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己自不知明哲煌煌之义，何足以保身？作太▯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牀上叠牀。他只是于易中得一数为之，于歴法虽有合，只是无益。今更于易中推出来，做一百般太▯，亦得要尤难明，亦得只是不济事。
大明终始，人能大明，干之终始，便知六位时成。却时乘六龙，以当天事。
先迷后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盖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后得主而有常处，脱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
至大至刚，以直，此三者不可阙一，阙一便不是浩然之气。如坤所谓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刚，言刚则害坤体。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动也刚，方即刚也。」因问见李吁録明道语中，却与先生说别，解至刚处云：「刚则不屈。」则是于至刚巳带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顺理而养之，」则是以直字连下句，在学者着工夫处说。却先生曰：「先兄无此言，便不讲论。」到此旧尝令学者不要如此编録，才听得转动便别。旧曽防只有李吁一本无错编者，他人多只依说时不敢改动，或脱忘一两字便大别。李吁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徃徃録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语，只「刚则不屈」亦未稳当。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
译云行雨施，是乾卦亨通之处。
乾卦的六爻，如果想要见到圣人曾经践履的地方，应当以舜帝为例来观察：处在侧陋之地，便是潜龙；从事陶器、渔猎之时，便是见龙；名声上达之时，便是乾乾；被纳入大麓之时，便是跃龙。
王安石以武王在孟津观兵来解释九四爻，毫无义理，况且观兵的说法本身也没有这回事。如果今天天命已经断绝，那么今天他就是独夫，怎么容得下再留他三年？如果今天天命没有断绝，他就是君主。作为臣子，怎么可以用兵胁迫君主？哪有这种道理？况且纣王凶狠残暴到如此地步，太史公说他有七十万军队，不知道是否属实。《尚书》自己也说纣王的军队如树林般密集，在这三年之中，怎么肯容许武王就这样作罢？这不过是《太誓》一篇前面的序言说“十有一年”，后面的正文却说“惟十有三年”，先儒错误地妄加推测，于是转变为观兵的说法。先王没有观兵的事情，不是前面的序言错了一个字，就是后面的正文错了三个字。
先儒认为六是老阴，八是少阴，这固然不对。王安石认为这是进君子而退小人，那就是圣人随意安排义理了。这不过是确定阴阳的数目，怎么能说得通义理呢？九和六只是取纯阴纯阳，只有六是纯阴，只取河图数中可见的。超过六就有一阳生，到了八就不是纯阴了。有人以小畜卦为臣畜君，以大畜卦为君畜臣。先生说道：“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养的东西大，小畜只是所畜养的东西小，不必指定一件事，无论是君畜臣，还是臣畜君，都是这个道理，随大小而用。”陈莹中回复吴国华的信中说：“天在山中说云，就是芥子纳须弥的意思。”先生说道：“正南北说，却须弥没有形体，芥子无量。”
问：陈莹中曾经喜爱文中子，有人问学习《易经》，文中子说：“终日乾乾，可以了。”这句话最完备，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也不过是不已罢了。先生说道：“凡是解说经义，如果只是一节一节地推上去，可知是完备的。‘终日乾乾’并没有完全穷尽《易经》，根据这一句，只做得九三爻的用处。如果说‘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渐渐推下去，那么自然就是完备的。只是理不是这样的。”
孔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说道的本体如此。这里必须是自己看见。张绎说道：“这就是无穷。”先生说道：“固然道是无穷的，然而怎么一个无穷就了结了他？”
问：括囊之事，还能做得在位之用吗？先生说道：“六四爻位是在上，然而坤卦的六四却是重阴，所以说贤人隐退，就做不得在位之用。”又问：恐怕后人因此认为有朝隐者？先生说道：“哪有这种道理。以前林希曾有这种说法，认为扬雄是禄隐，扬雄后人只因为看见他著书，就必须要做他，怎么做得？是因为问：像《剧秦美新》这样的文章，难道不应该作吗？先生说道：有人说不是，赞美他乃是讥讽他。然而王莽将要灭族诛杀他，也不足道，又何必讥讽？讥讽能济得什么事？有人说：暂且以免死，然而自己已经不知道明哲保身的意义，怎么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阐明《易经》，却更加晦涩。像《易经》，其实无益，真是屋下架屋，床上叠床。他只是从《易经》中取一个数来做，在历法上虽然相合，只是无益。现在再从《易经》中推演出来，做一百种《太玄》，也要更加难以明白，也只是不济事。”
大明终始，人能够大明，乾的终始，便知道六位时成。然后时乘六龙，以当天事。
先迷后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因为坤道只是主利，《文言》后得主而有常处，脱掉了一个利字。
王安石解释：“直方大”说，“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
至大至刚，以直，这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气。像坤卦所说的直方大就是这样。但是坤卦不可言刚，言刚则害坤体。然而孔子在《文言》中又说：“坤至柔而动也刚，方即刚也。”因此问：看见李吁录明道语中，却与先生说的不同，解释至刚处说：“刚则不屈。”那就是在至刚中已经带上了直的意思。又说：“以直道顺理而养之，”那就是以直字连下句，在学者着工夫处说。然而先生说道：“先兄没有这种话，便不讲论。”到这里旧曾令学者不要这样编录，才听得转动便别。旧曾防只有李吁一本无错编者，他人多只依说时不敢改动，或脱忘一两字便大别。李吁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往往录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语，只“刚则不屈”亦未稳当。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语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譬犹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为栋梁，可以为榱桷者才也。才则有善与不善，性则无不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
者，只有两般：为自暴自弃，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扬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
译人性的差别，只有两种：一是自暴自弃，不肯学习。如果肯学习，不自暴自弃，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扬雄、韩愈谈论人性，实际上说的是人的资质。
韩退之说：「叔向之母闻杨食我之生，知其必灭宗，此无足怪。其始便禀得恶气，便有灭宗之理，所以闻其声而知之也。使其能学以胜其气，复其性，可无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问先生云：性无不善，才有善不善。扬雄、韩愈皆说着才。然观孟子意，却似才亦无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处，只是云舎则失之，不肯言初禀时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尔」，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嵗防溺之耳。又观牛山之木，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尝无才，只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是岂人之情也哉？」所以无才者，只为旦昼之所为，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则是以情观之，而才未尝不善。观此数处，切疑才是一个为善之资，譬如作一器械，须是有器械材料，方可为也。如云：「恻隐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则得之，舎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则四端者，便是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尽此四端之才也。观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无不善，亦不肯于所禀处说不善。今谓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为善便是情，能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盖公都子正问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万章问象杀舜事，夫尧巳妻之二女，迭为宾主，当是时已自近君，岂复有完廪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栖，当是时尧在上，象还自度得道杀却舜后取其二女，尧便了得否？必无此事。然孟子未暇与辨，且答这下意。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亦是才。问：「生而知之，要学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学，然圣人必须学。」
先生每与司马君实说话，不曽放过。如范尧夫十件事，只争得三四件便己。先生曰：「君实只为能受尽言，尽人忤逆，终不怒，便是好处。」
君实尝问先生云：“欲除一人给事中，谁可为者？”愿为光说一人。先生曰：“相公何为若此言也？如当初泛论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虽有其人，何可言？”君实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终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断不说】
先进后进，如今人说前軰后軰。先进于礼乐，谓旧时前軰之人于礼乐，在今观之，以为朴也。后进于礼乐，谓今晩进之人于礼乐，在今观之，以为君子。君子者，文质彬彬之名。盖周末文盛，故以前人为野，而自以当时为君子，不知其过于文也。故孔子曰：“则吾从先进。”
孔子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问：“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才说：“去兵。”便问：“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自非圣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问，不是圣人不能如此答。
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因举吕与叔解，亦云《儒行》夸大之语，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义理。先生曰：「煞害义理，恰恨易便只洁净精防了，却诗便只温柔敦原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鲧，一片皆未可据。
问圣人有为贫而仕者否？曰：“孔子为乘田、委吏是也。”又问：“或云乘田、委吏非为贫，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为兆，为鲁司寇便是为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国子监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饥饿不能出门户时，当别相度。”
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
邓文孚问孟子还可为圣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又问孟子书中有不是
译韩愈说：“叔向的母亲听到杨食我出生时的啼哭，就知道他必定会灭掉宗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起初就禀受了恶劣之气，便有了灭宗的道理，所以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了。假使他能够通过学问来战胜这种气质，恢复本性，就不会有这种祸患了。”
“性相近也”，这句话说的是人所禀受的本性，并不是说本性的根本。孟子所说的，正是直接谈论本性的根本。
有人问先生：“性没有不善的，才有善与不善。扬雄、韩愈都谈到了‘才’。然而看孟子的意思，似乎‘才’也没有不善的。等到说到不善的原因，只是说‘舍弃就会失去’，不肯说初禀受时有不善的‘才’。比如他说：‘不是上天赋予的资质不同’，这特别表明不善不在于‘才’，只是因为遭遇了荒年、溺水等外在因素罢了。再看牛山上的树木，人们看到它光秃秃的，以为它从来没有过树木的资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山的本性从未没有过树木的资质，只是因为斧头砍伐、牛羊啃食而受害罢了。又说：‘人们看到他像禽兽一样，以为他从来没有过善的资质，这难道是人之情吗？’所以没有善的资质，只是因为白天所做的坏事，又束缚丧失了它罢了。又说：‘至于他的实情，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谓的善。至于做不善的事，不是资质的过错。’这就是从实情来看，而资质从未不善。看这几处，深切怀疑‘才’是一个为善的资本，譬如制作一件器具，必须有用具的材料，才能制作。如说：‘恻隐之心，就是仁……’所以说：‘追求就能得到，舍弃就会失去。’有的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是因为不能竭尽他的资质。那么四端，就是为善的资质。所以不善，是因为不能竭尽这四端的资质。看孟子的意思，似乎说性、情、才三者都没有不善，也不肯在禀受的地方说不善。现在说才有善与不善，为什么呢？”有人回答说：“善的所在就是性，想要为善就是情，能够为善就是才。”为什么先生说：“上智下愚就是才。”以尧为君却有象，以瞽叟为父却有舜，也是才。然而孟子只说：“不是资质的过错”，这是因为公都子正问性善，孟子姑且回答他的正意，来不及一一辨析，又恐怕失去本意。比如万章问象杀舜的事，尧已经嫁了两个女儿给他，轮流做宾客和主人，当时已经接近君位，怎么还会有烧粮仓、填井的事呢？象想让两个嫂子服侍他，当时尧在上面，象还自度得道杀了舜后取走两个女儿，尧能容忍吗？必定没有这种事。然而孟子来不及与他辨析，姑且回答这下面的意思。
生来就知道，通过学习才知道，也是才。问：“生来就知道，需要学习吗？”先生说：“生来就知道，固然不等待学习，然而圣人必须学习。”
先生每次和司马君实说话，不曾放过。比如范尧夫的十件事，只争得了三四件就已经了。先生说：“君实只是因为能接受尽言，尽人忤逆，最终不怒，这就是好处。”
君实曾经问先生说：“想要除一个人做给事中，谁可以胜任？”希望为我推荐一个人。先生说：“相公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当初泛论人才，还可以。现在既然这样，我即使有这样的人，怎么能说呢？”君实说：“出于您的口，进入我的耳，又有什么害处？”先生始终不说【另一版本说：先生说：“我坚决不说”】
先进后进，就像现在人说前辈后辈。先进于礼乐，是说旧时前辈的人对于礼乐，在现在看来，认为质朴。后进于礼乐，是说现在后进的人对于礼乐，在现在看来，认为君子。君子，是文质彬彬的名称。大概周末文饰盛行，所以以前人为野，而自认为当时为君子，不知道他们过于文饰了。所以孔子说：“那我跟随先进。”
孔子的弟子善于提问，一直穷究到底。比如问：“乡里人都喜欢他，怎么样？”说：“不可以。”便又问：“乡里人都讨厌他，怎么样？”又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便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个，在这三者中先去掉哪个？”才说：“去掉军备。”便问：“如果不得已再去掉一个，在这两者中先去掉哪个？”如果不是圣人不能回答。便说：“去掉粮食。”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不是孔子的弟子不能这样问，不是圣人不能这样答。
《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因举吕与叔解，也说《儒行》是夸大的话，不是孔子的话，然而也不妨害义理。先生说：“非常妨害义理，恰恨《易》便只洁净精微了，然而《诗》便只温柔敦厚了，然而都不是。”
《祭法》，比如夏后氏郊祭鲧，一片都不可据。
问圣人有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吗？说：“孔子做乘田、委吏就是。”又问：“有人说乘田、委吏不是因为贫穷，是为了预兆。”先生说：“乘田、委吏却不是为了预兆，做鲁司寇才是为了预兆【另一版本此处下有十六字说：“有人说先生不接受国子监的任命，是固执的”】先生因此说近来有人以此相劝勉，我回答说：“等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时，当另外考虑。”
荀子、扬雄连性都不认识，更说什么道。
邓文孚问孟子还可以成为圣人吗？说：不敢马上说。他是圣人，然而学问已经到了极致。又问孟子书中有不是
处否？曰：只是门人録时错一两字。如说「大人则藐之」，夫君子无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说夷惠处云：皆古圣人，须错字。若以夷惠为圣之清、圣之和则可，便以为圣人则不可。防孟子意必不以夷惠为圣人。如伊尹又别，初在畎亩，汤使人问之曰：「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是不肯仕也。及汤尽礼，然后翻然而从之，亦是圣之时。如五就汤、五就桀，自是后来事。盖已出了，则当以汤之心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译处否？回答说：只是门人记录时错了一两个字。比如说到“大人则藐之”，君子没有不恭敬的，如果心里去轻视别人，那就不对了。再说到伯夷、柳下惠的地方说：都是古代的圣人，必须是有错字。如果把伯夷、柳下惠看作圣人的清高、圣人的随和，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把他们当作圣人，那就不行了。程子认为孟子的意思必定不把伯夷、柳下惠当作圣人。至于伊尹又不同，他起初在田间耕作，商汤派人问他：“我为什么用商汤的礼物来聘请你呢？”这是他不肯出仕的意思。等到商汤极尽礼数，然后他才改变态度而跟随商汤，这也是圣人的时中。至于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那是后来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出仕了，就应当以商汤的心为心，所以五次投奔夏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及后来逐不附已者，独不怨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张戬尝于政事堂与介甫争辨事，因举经语引证，介甫乃曰：「安石却不防读书，贤却防读书。」戬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这个便是不防读书。」
佛家有印证之说，极好笑。岂有我晓得这个道理后，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时来传法，如期去，便传得。安有此理？
谢良佐与张绎说某到山林中静处便有喜意觉着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庙佛殿处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见彼乃敬若还常敬则到佛殿庙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处时此物安在直到静处乃觉绎言伊云只有这些子已觉先生曰这回比旧时煞长进这些子已觉固是若谓只有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注朱子权亲见谢先生云某未尝如此说恐传録之悮也】
屡空，兼两意，惟其能虚中，所以能屡空。货殖便生计较，才计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顺受正命也。吕与叔解作：「如货殖先生云，传记中言子贡货殖处，亦多此。」子贡始时事。
万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鸟中做得窝子，极有巧妙处，是他良能，不待学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人只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或云：介甫说以一守，以中行，只为要事事分作两处。
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
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如《二南》之诗，及《大雅》《小雅》，是当时通上下皆用底诗。盖是修身治家底事。
闗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郎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兴后妃之柔顺。左右流之，左右者，随水之貎。左右采之者，顺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顺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顺之貎，以兴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乐如此也。
忧在进贤，不滛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自是《闗雎》之义如此，非谓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错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谓我须要得，是有命也。仁义礼智，天道在人，赋于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学，故君子不谓命。
则以学文便是读书，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须是先尽得孝弟，然后读书，非谓已前不可读书。
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羙，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礼以和为贵，故先王之道，以此为羙，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见，言文王视民如伤，以纣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见。汤执中，武王不泄迩，非谓武王不能执中，汤却泄迩，盖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谓各举其最盛者，非也。圣人亦无不盛。
鲁得用天子礼乐，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谓周公有人臣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礼，非也。臣子身上没分外过当底事，凡言舜、言曽子为孝，不可谓曽子、舜过于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说能明峻德之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盖先尊贤，然后能亲亲。夫亲亲固所当先，然不先尊贤，则不能知亲亲之道。《礼记》言克明峻德，顾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于明也。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处，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巳前无此说。
陈平只是幸而成功，当时顺却诸吕，亦只是畏死。汉之君臣当恁时，岂有朴素头为社稷者？使后来少主在事变却时，他也则随却。如令周勃先入北军，陈平亦不是推功让能底人，只
译王安石曾经与程颢讨论政事意见不合，于是对程颢说：“您的学问就像爬墙，说的话难以实行。”程颢回答说：“参政（王安石）的学问就像抓风。”等到后来王安石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时，唯独不怨恨程颢吗？并且说：“这个人虽然还没明白大道，也是忠信的人。”张戬曾经在政事堂与王安石争辩事情，于是引用经书中的话作为证据，王安石就说：“安石我却不防备读书，您却防备读书。”张戬不能回答。先生于是说：“却不向道，仅这一点就是‘不防备读书’。”
佛家有印证的说法，极其可笑。难道是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因为别人说是，才是；别人说不是，便不是？又比如五祖让六祖三更时分来传法，按时去了，就传得了。哪有这种道理？
谢良佐对张绎说，我到了山林中的静处就有喜悦的感觉，察觉到这一点不对。先生说，人每到神庙佛殿的地方就恭敬，为什么？也只是平常不恭敬，见到那里才恭敬。如果平常也恭敬，那么到佛殿庙宇也就只是这样。不知道在喧闹的地方时，这个东西在哪里？直到静处才察觉。张绎说，伊川先生说只有这些许已经察觉了。先生说，这回比旧时大大长进了，这些许已经察觉固然不错，如果说只有这些许，我却不敢相信。【胡云本注：朱子亲自见到谢先生说，我未曾这样说过，恐怕是传录的错误】
屡空，兼有两种意思，只因为他能内心虚空，所以能屡次贫困。从事商业就会产生计较，一旦产生计较，就是不顺受天命。不顺受天命的人，不能顺受正命。吕与叔解释为：“像货殖。”先生说，传记中说到子贡从事商业的地方，也多此意。这是子贡起初做的事情。
万物都有天生的能力，比如平常禽鸟中筑巢，极其巧妙，是它们的天生能力，不需要学习。人刚出生只有吃奶这一件事，不是学习，其他都是学习。人只是因为智巧太多，反而害了自己。
人心，是私欲；道心，是正心。危，指不安；微，指精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专是要达到精一。精而一之，才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的地方。有人说：王安石说以一守，以中行，只因为要把事事分作两处。
《诗经》的小序就是当时的国史所作。如果当时不作，即使孔子也不能知道，何况子夏呢？至于大序，那就不是圣人不能作。
用之，在乡里呢？用之，在邦国呢？像《二南》的诗，以及《大雅》《小雅》，是当时上下都通用的诗。大概是修身治家的事。
《关雎》乐于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淑女，就是后妃。所以说用荇菜，来兴起后妃的柔顺。左右流之，左右，是随水流动的样子。左右采之，是顺水而采。左右芼之，是顺水而芼。都是说荇菜柔顺的样子，来兴起后妃的德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说后妃匹配君子，和乐到如此程度。
忧虑在于进用贤才，不沉溺于美色，哀叹窈窕淑女，思念贤才，而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意。这是《关雎》的意义本来如此，不是说后妃。这一行非常分明，人们自己错误地解释了。
口、目、耳、鼻、四肢的欲望，是性。然而有分限，不能说我要得到，这是命。仁义礼智，是天道在人，赋予的命有厚薄，这是命。然而有性，可以学习，所以君子不认为是命。
那么以学习文章就是读书，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父子兄弟，必须先尽到孝悌，然后读书，不是说以前不可以读书。
礼过度就会疏离，所以礼的作用以和为贵。先王的道，这就是美，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乐过度就会放纵，所以有所不能实行。知道和而求和，不用礼来节制，也不能实行。礼以和为贵，所以先王的道，以此为美，而小事大事都遵循它。然而却有所不能实行的，是因为知道和而求和，不用礼来节制，所以也不能实行。
盼望大道却没有见到，是说文王视民如伤，因为纣王在上，盼望天下有道却没有见到。汤执中，武王不泄迩，不是说武王不能执中，汤却泄迩，而是各自因一件事来说。人们说各自举出最盛行的，不对。圣人也没有不盛行的。
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如果周公在世，一定不肯接受。所以孔子说：“周公的衰微了吗？”孔子认为这是周公的衰微，是成王的过失。王安石认为周公有臣子不能做的功绩，所以得以使用臣子不能使用的礼，不对。臣子身上没有分外过当的事，凡说舜、说曾子为孝，不能说曾子、舜过于孝。
克明峻德，只是说能明峻德的人。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叫修身、尊贤、亲亲。大概先尊贤，然后能亲亲。虽然亲亲固然应当先，然而不先尊贤，就不能知道亲亲的道理。《礼记》说克明峻德，顾諟天之明命，都是自明，都由于明。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说百姓的地方，都只是民。百官族姓，以前没有这种说法。
陈平只是侥幸成功，当时顺从诸吕，也只是畏惧死亡。汉代的君臣在那时，哪有朴素头为社稷的人？假使后来少主在事变时，他也就会跟随。如果周勃先进入北军，陈平也不是推功让能的人，只
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其谋甚拙，其后成功亦幸。如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
译这是想占便宜，让周勃先去试探危难。他的计谋非常笨拙，后来能够成功也是侥幸。如果按照臣子的道义来说，应当以王陵的做法为正确。
周勃当时初入北军，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则甚忽然，当时皆右袒，后还如何？当时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号令？如未料得，岂不生变？只合驱之以义，管它从与不从。韩信初亡，萧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两日不追。及萧何反问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当时高祖岂不知此二人乃肯放与项羽？两日不追邪？乃是萧何与高帝二人商量做来，欲致韩信之死尔。当时史官已被高祖瞒过，后人又被史官瞒。
惜乎，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马仲达，不曽合战。更得这两个，战得几阵，不妨有可观。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防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处。
先生在讲筵尝典钱使，诸公因问，必是俸给大段不足，后乃知到任不曽请俸，诸公遂牒户部问不支俸钱，户部索前任歴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莱，无前任歴子【旧例初入京官时用下状出给料钱，歴其意谓朝廷起我，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遂令户部自为出劵歴，户部只欲与折支，诸公又理防舘阁，尚请见钱，岂有经筵官只请折支？又检例已无崇政殿说书多时，戸部遂定巳前未请者只与折支，自后为始支见钱，先生后自涪陵归，复官半年不曽请俸，粮料院吏人忽来索请劵状子，先生云：“自来不防写状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録与受官月日。”
先生在经筵时，与赵侍郎范纯甫同在后省，行见晓示至节令，命妇进表贺太皇及太后太妃。赵范更问备办，因问先生。先生云：“某家无命妇。”二公愕然，问何不叙封。先生曰：“某当时起自草莱，三辞然后受命，岂有今日乃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无封号】问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人皆以为本分者不【一作不以】为害。先生曰：“只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
范尧夫为蜀漕，成都帅死，尧夫权府。是时先生随侍过成都，尧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门头僧寺相见。尧夫因问先生：“在此有何所闻？”先生曰：“闻公尝言，当使三军之士知事帅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语否？”尧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语，一国之福也。”尧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尧夫再三问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权府前帅方死，便使他臣子张乐大排此事，当时莫可罢。”尧夫云：“便是纯仁当时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尧夫惊愕，即应声曰：“悔当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时，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归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来是为帅君。小人须是切巳乃知思量。若只与他物事，他自归去，岂更知有思量？尧夫乃嗟叹曰：“今日不出，安得闻此言！”
先生云：「韩持国服义最不可得。」一日，某与持国、范夷叟泛舟于頴昌西湖。须臾，客将去，有一官员上书谒见大资。某将谓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资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来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为正叔【一作姨夫】太执，求荐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为曽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逦寻医。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难之，谓供职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无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则知某者也，当时执政大臣皆相知，故不当如此。受今则皆无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贫，不使饥饿于我土地。某须领他朝廷厚意，与受一月料钱。然官则某必做不得，既已受
译周勃当时刚进入北军，也很笨拙，什么事让士兵袒露左臂？这就很突然，当时大家都袒露右臂，后来怎么又变了？如果当时已经预料到必定会袒露左臂，又何必再发号令？如果没有预料到，难道不会发生变故吗？只应该用大义来驱使他们，管他们服从不服从。韩信刚逃亡时，萧何去追他，高祖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却两天不去追。等到萧何反问他说：“谁逃亡了？”回答说：“我不是逃亡，是去追逃亡的人。”当时高祖难道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肯放韩信去投项羽的吗？为什么两天不追呢？这是萧何与高帝两人商量好的，想要置韩信于死地罢了。当时的史官已经被高祖蒙骗，后人又被史官蒙骗。
可惜啊，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马懿，不曾真正交战。如果再让这两个人，大战几场，倒是有可观之处。
先生每次读史读到一半，就合上书思考，推测其成败，然后如果发现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又更加深入思考。其中有很多是因为侥幸而成功，因为不幸而失败。现在的人只看到成功者，就认为是对的；失败者，就认为是错的。不知道成功者往往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失败者往往有很多对的地方。
读史必须看到圣贤所蕴含的治乱关键，贤人君子出仕隐退的准则，这就是格物。现在的人只把现成的事情当作是正确的来使用，不知道这有很多误导人的地方。
先生在讲筵时曾担任钱使，各位公卿因此问，一定是俸禄大大不足，后来才知道到任后不曾领取俸禄，各位公卿于是发文给户部询问为什么不发俸钱，户部索要前任的履历文书，先生说：“我出身草野，没有前任履历文书【旧例初入京官时用下状出给料钱，履历的意思是指朝廷起用我，就应当由廪人供给粮食，庖人供给肉】于是让户部自己出具凭证履历，户部只想给折支，各位公卿又管理馆阁，尚且领取现钱，哪有经筵官只领取折支的道理？又查考旧例，已经很久没有崇政殿说书这个职位了，户部于是决定以前未领取的只给折支，从以后开始支发现钱，先生后来从涪陵回来，复官半年不曾领取俸禄，粮料院的吏人忽然来索要请领的状子，先生说：“向来不曾写状子，受事的人不去，只让子弟抄录受官的月日。”
先生在经筵时，与赵侍郎范纯甫同在尚书省，出行时看到晓示到节令，命妇进表祝贺太皇太后及太后、太妃。赵范更详细询问筹备事宜，因而问先生。先生说：“我家没有命妇。”两位公卿愕然，问为什么不叙封。先生说：“我当时出身草野，三次推辞然后才接受任命，哪有今天为妻子求封号的道理【他的夫人至今没有封号】问现在的人陈乞恩例，合乎道义吗？人们都认为本分的人不【一作不以】为害。先生说：“只是因为如今士大夫说‘乞’字惯了，却动不动又是‘乞’。”因而问陈乞封父祖怎么样？先生说：“这件事体又不同。”再三请求指教，只说其中的道理很长，等别的时候再说。
范尧夫担任蜀地转运使，成都主帅去世，尧夫代理府事。这时先生随侍经过成都，尧夫出城送行。先生已经走了二里，急忙派人追上他，回到门头僧寺相见。尧夫因而问先生：“在这里有什么听到的？”先生说：“听说您曾说，应当让三军将士知道侍奉主帅如同侍奉父母，不知道有这样的话吗？”尧夫愕然，怀疑他的话不是这样。先生说：“您果然有这样的话，是一国的福气。”尧夫才高兴，先生却说：“恐怕您不能让人做到这样。”尧夫再三问他，先生说：“就像前日，您代理府事，前主帅刚死，就让他臣子张乐大排宴席，当时不可停止。”尧夫说：“就是纯仁当时不就席，只让通判陪坐。”先生说：“这尤其不对。”尧夫惊愕，随即应声说：“后悔当初只该打散就是。”先生说：“更不是。”小人心中得到一点东西时，就高兴不得，就不足。他既然没有得到东西，却回去思考，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东西，原来是因为主帅。小人必须切身才知道思考。如果只给他东西，他自回去，难道还会知道思考吗？尧夫于是感叹说：“今天不出来，怎么能听到这话！”
先生说：“韩持国最不可得义。”一天，我与持国、范夷叟在颍昌西湖泛舟。不久，客将离去，有一个官员上书谒见大资。我以为有什么急切公事，原来是求知己。我说：“大资居位却不求人，却使人到来求自己，是什么道理？”夷叟说：“只是因为正叔【一作姨夫】太固执，求荐章常事也。”我说：“不然，只是因为曾经有不求者不与，来求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便信服。
先生刚受命，就在休假，想慢慢寻医。后来供职，门人尹焞深以为难，说供职不对。先生说：“新君即位，首先蒙受大恩，从二千里外放回，也没有道理不接受。我在先朝，就知道我的人，当时执政大臣都相知，所以不应当这样。接受现在则都没有相知，朝廷的意思只是怜悯我的贫困，不让我饥饿在我的土地。我必须领受朝廷厚意，接受一个月料钱。然而官职我必定做不得，既然已经接受
先生因言：「今日供职，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转运司状，某不曽签国子监，自系台省。台省系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状，岂有台省倒申外司之理？只为从前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体，直得恁地。须防圣人欲正名处，见得道名不正时，便至礼乐不兴，自然住不得。夫礼乐，岂玉帛之交错，钟鼓之铿锵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时，须一一与理防。」
谢某曽问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与故人耳【族子谓程公孙，故人谓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系之】天，安用尤臧氏？」因问邢七虽为恶，然必不到更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书到某云：『屡于权宰处言之。』不知身为言官，却说此话，未知倾与不倾，只合救与不救，便在其间。」又问：「邢七久从先生，想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防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授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须是未读《周南》《召南》，一似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曽读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师保之任，足以当此一爻也。
若要不学佛，须是见得他小便，自然不学。
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防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徴问圣人有忧乎？曰：“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徴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此言及好下半截，却云徴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乱道。文中子言：“封禅之费，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此言极好。古者封禅，非谓夸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后世便把来做一件矜夸底事。如《周颂》告成功，乃是陈先王功德，非谓夸自己功德。
文中子续经甚谬，恐无此。如续书始于汉，自汉已来制诰，又何足记？续诗之备六伐，如晋、宋、后魏、北齐、后周、隋之诗，又何足采？
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駮，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己自不识性，更说甚道？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言却好。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每有一两处直是搏得亲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问文中子谓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诸葛亮可以当此否？先生曰：礼乐则未敢望他，只说诸葛已近王佐。又问：如取刘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这一事大不是，便是计较利害。当时只为不得，此则无以为资。然岂有人特地出迎他，却于坐上执之，大叚害事。只是个为利，君子则不然，只一个义不可便休，岂可苟为？又问：如汤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谓并兼取他，只为助他与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乱者乃取，亡者乃侮。
张良亦是个儒者，进退间极有道理。人道汉高祖能用张良，却不知是张良能用高祖。良计谋不妄发，发必中，如后来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从。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岂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
译先生于是说道：“如今任职，第一件便做不得。吏人押送申状给转运司，我没有在国子监签押，自己隶属台省。台省是朝廷的官署，外朝官署有事应当呈递申状，哪有台省反而向外部官署呈递申状的道理？只是因为从前的人只计较利害，不计较事理体统，才弄到这般地步。必须防备圣人想要正名的地方，看到名分不正时，就会导致礼乐不能兴盛，自然停不下来。所谓礼乐，难道是玉帛交错、钟鼓铿锵吗？如今第一件便如此，别人不知道，好像喜欢做作，只是这点小事，我就做不了这官。如果要做这官，就必须一一与理相防。”
谢某曾问起涪州之行，知道其由来，不过是族子与故人罢了【族子指程公孙，故人指邢恕】。先生回答说：“族子极其愚笨，不值得责备；故人情谊极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然知道天命，哪里还用得着怨恨臧氏呢？”于是问起邢七虽然作恶，但必定不会更加倾陷先生吧。先生说：“是的，邢七也有信给我说：‘屡次在权宰处提及。’不知道身为言官，却说这样的话，不知是倾陷还是不倾陷，只在于救与不救，便在其中了。”又问：“邢七长久跟随先生，想必全无知识，后来极其狼狈。”先生说：“说全无知识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战胜利欲之心，便到了如此地步。”
先生说：“我从十七八岁读《论语》，当时已经明白文义。读得越久，只觉得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感触的，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欢喜的，有读了后知道喜好它的，有读了后不知手舞足蹈的。”
如今人不防备读书，就像诵读《诗经》三百篇，授予他政事，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必须是未读《诗经》时，授予政事，不能通达，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读了《诗经》后，便能通达政事，能独立应对四方，这才是读《诗经》的人。而不读《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墙而立；必须是未读《周南》《召南》时，好像面墙，读了之后，便不再面墙，方才是有验证。大抵读书，这便就是方法。比如读《论语》，以前未读，是这个人；读了之后，还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
大抵上一爻，都是师保的责任，足以当这一爻。
如果要不想学佛，必须是看清他的浅陋，自然就不学了。
文中子本来是一位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到他的议论，附会编成书，其中极有格言，是荀子、扬雄道不到的地方。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比如魏徵问圣人有忧虑吗？回答说：“天下都忧虑，我独自能不忧虑吗。”问疑惑吗？回答说：“天下都疑惑，我独自能不疑惑吗。”魏徵退下对董常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忧虑？穷理尽性，我有什么疑惑？”这话及好下半截，却说魏徵所问的是迹，我告诉你们的是心。心迹之判久矣，便乱说。文中子说：“封禅的费用，不是古制，那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这话极好。古时封禅，不是说夸耀治平，乃是依本分祭天地。后世便把它当作一件矜夸的事。比如《周颂》告成功，乃是陈述先王功德，不是说夸耀自己功德。
文中子续经很荒谬，恐怕没有这事。比如续《尚书》始于汉，自汉以来制诰，又有什么值得记载？续《诗经》完备六伐，如晋、宋、后魏、北齐、后周、隋之诗，又有什么值得采录？
韩退之说孟子醇乎醇，这话极好，不是见得孟子意，也说不到。他说荀、扬大醇小疵，则不对。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而自己不认识性，更说什么道？韩退之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话却好。只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只如《原道》一篇极好，退之每有一两处直是搏得亲切，直似知道，然而却只是博也。
问文中子谓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诸葛亮可以当此否？先生说：礼乐则未敢望他，只说诸葛已近王佐。又问：如取刘璋事如何？先生说：只是这一事大不是，便是计较利害。当时只为不得，此则无以为资。然而岂有人特地出迎他，却于坐上执之，大叚害事。只是个为利，君子则不然，只一个义不可便休，岂可苟为？又问：如汤兼弱攻昧如何？先生说：弱者兼之，非谓并兼取他，只为助他与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乱者乃取，亡者乃侮。
张良也是个儒者，进退间极有道理。人说汉高祖能用张良，却不知是张良能用高祖。良计谋不妄发，发必中，如后来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从。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岂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
五德之运，却有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胜数。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隂阳；一时言之，便自有一时隂阳；一嵗言之，便自有一嵗隂阳；一纪言之，便自有一纪隂阳。气运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隂阳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灾，盖亦有此理。只是须于这上有道理，如闗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间须言如此处之则吉，不如此处之则凶，每事如此。盖虽是天命，可以人夺也。如仙家养形以夺既衰之年，圣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为有这道理。
或云寻常观人出辞气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尽。」昔横渠尝以此观人，未尝不中。然某不与他如此，后来其弟戬亦学他如此观人，皆不中。此安可学？
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道理却总是想，当时亦须有来歴，其间只是气运使不得，错不错，未说就使其法不错，亦用不得，除是尧舜时十日一风，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说潦旱，今年气运当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时此且做各有方气不同，又却有一州一县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夫事外无心，心外无事。世人只被为物所役，便觉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滞执泥坑里，便事事转动不得，没着身处。
庄子齐物，夫物本齐，安俟汝齐？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齐时，别去甚处下脚手？不过得推一个理，一也。物未尝不齐，只是你自家不齐，不干物不齐也。
先生在经筵，闻禁中下后苑作坊取金水桶贰只，因见潞公问之。潞公言：“无彦博曽入禁中，见只是朱红，无金为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惊怪。某当时便令问欲理防，却闻得长乐宫，遂己。当时恐是皇帝阁中，某须理防。
先生旧在讲筵说《论语》“南容三复白圭”处，内臣贴却“容”字，因问之内臣，云是上旧名。先生讲罢，因说：“适来臣讲书，见内臣贴却‘容’字。夫人主处天下之尊，居亿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过当，便生骄心，皆是左右近习之人养成之也。尝观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始月’，‘蒸饼’为‘炊饼’，皆此类。请自后只讳正名，不讳嫌名及旧名。”才说了，次日孙莘老讲《论语》“读子畏于匡为正”，先生云：“且着个地名也得。”“子畏于正”是甚义理？又讲“君祭先饭”处，因说：“古人饮食必祭，食糓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无德不报。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也，必思所以报其君。凡勤勤尽忠者，为报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皆是报民也。”每讲一处，有以开导人主之心处，便说。始初内臣宫嫔门皆携笔在后抄録，后来见说着佞人之类，皆恶之。吕微仲使人言：“今后且刻可伤触人。”范尧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尽说不妨【又讲“君祭”以下，甫田本添】
或问横渠言圣人无知，因问有知，先生曰：「才说无知，便不堪是圣人。当人不问时，只与木石同也。」
先生云：「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
苏昞録横渠语云：“和叔言香声，横渠云：‘香与声，犹是有形，随风徃来，可以断续，犹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银器中，隔外便见水珠。曽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见不尽，却不说此是水之清，银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甆椀中不如此？’”
二程遗书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二十
宋 朱子 编
周伯忱本
问左氏言子路助衞輙，观其学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輙，只为孔悝陷于不义，欲救之耳。盖蒯聩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从之，故也。曰：子路当
译五德运转的道理，确实存在。万事万物都有这五种德行，从小到大，数不胜数。说一天，就有一天的阴阳；说一个时辰，就有一个时辰的阴阳；说一年，就有一年的阴阳；说一纪，就有一纪的阴阳。气运不停息，比如王者的一代，又是一个大的阴阳。唐朝属土德，所以很少发生黄河水患。本朝属火德，多发生水灾（一作火灾），大概也有这个道理。只是必须在这上面讲究道理，比如关朗占卜百年之事，最好在其中说明这样处理就吉祥，不这样处理就凶险，每件事都如此。虽然说是天命，但人可以改变它。就像道家养生以夺取已经衰败的寿命，圣人有道以延长已经衰微的命运，只是因为有这个道理。
有人说，平常观察人的言辞语气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先生说：“怎么可以完全如此呢？”过去张载曾经用这种方法观察人，没有不准确的。然而我不和他一样，后来他的弟弟张戬也学他这样观察人，都不准确。这怎么可以学习呢？
观察《素问》的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期的人所作，说它是三坟之书，那就错了。其中的道理却总是推测出来的，当时也必须有来历，其间只是气运使得无法准确，对错不说，即使使其方法不错，也用不得，除非是尧舜时代十日刮一次风，五日下一场雨，才开始用得上。且如说水旱灾害，今年气运应当水灾，然而河北水灾，江南干旱，此时暂且说各地气候不同，却又有一州一县之中水旱不同的，怎么确定呢？
学佛的人大多想要忘记是非，是非怎么可以忘记呢？自有许多道理，什么事要忘记呢？事情之外没有心，心之外没有事情。世人只被外物所役使，就觉得苦事多。如果让万物各归其位，就是役使外物了。世人只因为一起在那昏惑迷暗的海中，拘泥固执的坑里，就事事转动不得，没有安身之处。
庄子齐物，万物本来齐一，哪里等待你去齐一？万物如此多样，如果要齐一时，另去什么地方下手脚？不过是推究一个理，一而已。万物未曾不齐，只是你自己不齐，与万物不齐无关。
先生在经筵，听说宫中下命令从后苑作坊取两只金水桶，于是见到吕公问这件事。吕公说：“无彦博曾经进入宫中，看见只是朱红色，没有用金做的。”我便让人取文书给吕公看，吕公才惊怪。我当时便让人问想要理防，却听说长乐宫，于是停止。当时恐怕是皇帝阁中，我必须理防。
先生以前在讲筵讲《论语》“南容三复白圭”处，内臣贴掉了“容”字，于是问内臣，说是皇上旧名。先生讲完，于是说：“刚才臣讲书，看见内臣贴掉‘容’字。人主处天下之尊，居亿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过当，便生骄心，都是左右近习之人养成的。曾经观察仁宗时，宫嫔称‘正月’为‘始月’，‘蒸饼’为‘炊饼’，都是这类。请以后只避讳正名，不避讳嫌名及旧名。”刚说完，第二天孙莘老讲《论语》“读子畏于匡为正”，先生说：“暂且放个地名也可以。”“子畏于正”是什么义理？又讲“君祭先饭”处，于是说：“古人饮食必祭，吃粮食必思念开始耕种的人；吃蔬菜必思念开始种植的人。先王没有不报答的德行。如此，做臣子的，居其位，食其禄，必思念何所得爵禄来处。乃得于君也，必思念所以报答君主。凡是勤勤恳恳尽忠的，是为了报答君主。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的，大概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必思念所以报答百姓。古代的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都是报答百姓。”每讲一处，有以开导人主之心的地方，便说。起初内臣宫嫔们都带着笔在后面抄录，后来见说着佞人之类，都厌恶。吕微仲派人说：“今后暂且刻可伤触人。”范尧夫说：“但不道著名字，尽说不妨【又讲“君祭”以下，甫田本添】
有人问张载说圣人无知，于是问有知，先生说：“才说无知，便不堪是圣人。当人不问时，只与木石同也。”
先生说：“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
苏昞记录横渠语说：“和叔言香声，横渠云：‘香与声，犹是有形，随风往来，可以断续，犹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银器中，隔外便见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说：‘此亦见不尽，却不说此是水之清，银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瓷碗中不如此？’”
二程遗书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二十
宋 朱子 编
周伯忱本
问左氏言子路助卫辄，观其学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辄，只为孔悝陷于不义，欲救之耳。盖蒯聩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从之，故也。曰：子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