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卷十六
仁，所谓利者何？利曰：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防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如释氏之学，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译仁，所谓“利”的是什么？利，是指：不仅仅指财物利益的利，凡是存有求利之心便不可以。比如做一件事，必须防备自己安稳便利的地方，这都是求利之心。圣人以义为利，合乎义的地方就是利。比如佛教的学说，都基于求利，所以便不对。
赵景平问：“未见蹈仁而死者，何谓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杀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二程遗书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二程遗书》>
钦定四库全书
二程遗书卷十七
宋 朱子 编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説，独答顔囘云：「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
义之精者，须是自求得之。如此，则善求义也。
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
暌之上九，离也。离之为德，在诸卦莫不以为明，独于暌便变为恶。以阳在上则为亢，以刚在上则为狠，以明在上变而为察。以狠以察，所以为暌之极也。
故曰：「见豕负涂，载▯一车，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则吉。遇雨者，暌解也。暌解有二义：一、是物极则必反，故暌极则必通。若暌极不通，却终于暌而已。二、是所以能解暌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先生尝说某于《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韩退之称：“聴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然某于《易传》，后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书，待刘绚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诗》，全无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书却已成。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坚执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了日月，即是天地间一蠧也。功泽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补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陈氏方见尹子于姑苏，问《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为不满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酒者，古人养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酤，民有买扑，无故辄令人聚饮，亦大为民食之蠧也。损民食，惰民业，招刑聚冦，皆出于此。如损节得酒课，民食亦为小充分。明民食，却醸为水，后令人饮之，又不当饥饱。若未能絶得买扑，若且只诸县都鄙为之，亦利不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然于物上理会也得，不理防也得【且须于学上格物，不可不诣理也】
常见伯淳所在，临政便上下响应。到了人众后，便成风。成风则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以动之也。
大凢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恶，识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须渐好。
或问：“古之道如是之明，后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无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圣人既出，故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二千年间，求如一顔闵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爲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逺，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
译赵景平问道：“没有听说过践行仁德而死的人，什么叫践行仁德而死？”回答说：“跳入水火而死的人是有过的，但杀身成仁的人却没有。”
三王的制度，各自是一王的制度，所以夏商周三代有所增减，文饰与质朴随着时宜而改变。如果孔子所确立的制度，则是通行万世而不可改变的制度。孔子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说过，唯独回答颜回时说：“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佩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舞。”这是在四代中举出一个法式。其细节虽然无法看见，但孔子只指示其大略的法度，让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以修定。两千年来，也没有一个人能识得。
义的精微之处，必须是自己求得。这样，就是善于求义了。
善于读《中庸》的人，只要得到这一卷书，终身也用不尽。
《易经》暌卦的上九爻，是分离。分离作为德行，在其他卦中没有不把它看作光明的，唯独在暌卦中就变成了恶。因为阳爻在上就过于刚亢，刚爻在上就过于狠戾，光明在上就变为苛察。因为狠戾和苛察，所以成为暌卦的极致。
所以说：“看见猪背上涂满污泥，又看见车上载满鬼怪，这都是自己任性和苛察所导致的。”然而前往却遇到雨，就吉利了。遇到雨，意味着暌隔的消解。暌隔的消解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必然反转，所以暌隔到了极点就必然通达。如果暌隔到了极点还不通达，那就终于暌隔而已。二是能够消解暌隔的，却是运用光明的功效。
大致卦爻刚确立时，义理已经具备，随即圣人又别起义理来错综其中。就像《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就写出了不同的意思。如果按照以前的体例来看，就大错特错了。
先生曾经说我在《易传》方面，现在却已经自成书，只是陆续修改，期望到七十岁，这本书就可以出版。韩愈曾说：“听觉和视力不如从前，道德日益背离初心。”然而我在《易传》方面，后来修改的并不多，不知为何，所以暂且再期望用十年的功夫，看看如何。《春秋》的书，等刘绚的文字到了，再下工夫也不迟。现在的人解释《诗经》，完全没有意思，这却需要写出一些文字。《中庸》的书却已经完成。现在的农夫，在严寒酷暑和风雨中，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现在的百工技艺，制作器具，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守卫国土，我得以安宁。却这样虚度日月，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了。功绩恩泽又达不到百姓，别的事又做不了，只有修补圣人的遗书，或许有点补益罢了【陈氏方在姑苏见到尹子，问《中庸》的注解，尹子说：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已经烧掉了】
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探究事物的道理，不如在自身上体察，所得尤其深切。酒，是古人养老祭祀所用的。现在官府有专卖，百姓有承包，无缘无故就让人聚饮，也是大大损害百姓粮食的蛀虫。损害百姓粮食，荒废百姓职业，招致刑罚聚集盗贼，都出于此。如果减少节制得到酒税，百姓粮食也稍微充足。明确百姓粮食，却酿成水，后来让人饮用，又不符合饥饱的需要。如果还不能杜绝承包，如果暂且只在各县的郊野实行，利益也不小。
人要明理，如果只在一件事物上明理，也不济事，必须汇集众理，然后豁然自有领悟之处。然而在事物上理会也可以，不理会也可以【暂且必须在学问上格物，不可不抵达义理】
常见伯淳所在，处理政务便上下响应。到了人多的时候，就形成风气。形成风气就有所鼓动。天地间只是一个风来鼓动它。
大致儒者，不敢期望深造于道，且只得以存心端正，分别善恶，识廉耻，这样的人，大多也必然逐渐变好。
有人问：“古代的道德如此光明，后世的道德如此昏暗，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这没有别的，知道的人多就道德光明，知道的人少就道德昏暗。知道的人多少，也取决于教化。以鲁国来说，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州，然而一时间所出的大贤有十余人，岂不是有教化才导致这样的吗？大概是圣人既已出现，所以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历经两千年间，求像一个颜回、闵子骞的人却不可得。”
大致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错。其开始很微小，其最终就不可挽救。比如子张过分，子夏不及，在圣人的中道中，子张只是过于厚重些，子夏只是不及些。然而厚重就逐渐至于兼爱，不及就便至于为我。其过与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流遂至于杨朱、墨翟。至于像杨朱、墨翟，也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演，便至于此。大概其差错必然至于此。
孟子辨别舜和跖的区别，只在义利之间。说“间”，是指相距不远，所争的只是毫末罢了。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罢了。才超出义，便以利来说了。只那计较，便是为了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是天下人的常情。人都知道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只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了。
传经很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