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外集四

译教导得好了，更何况他的成就不仅限于此，又怎么能说它不可以流传呢？我观察大参公治理我们浙江，宽厚而不放纵，仁爱而有勇气，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在众人之中，我原本就怀疑他之前必定有开启他德行的人。如今看了履素的作品，才知道他的渊源如此深远。世间的君子，如果不知道大参公的来历，我请他们观看履素的作品；如果不知道履素的贤德，我请他们观看大参公的贤德，这就没有疑问了。那么这部文集，确实关系到罗氏家族的文献传承，又怎么能不流传呢？”大参公起身拜谢说：“我本来就想把它作为罗氏的家书，请就用你的话作为序言吧。”大参公名鉴，字某，凭借进士身份逐步升任到现在的官职。他有深厚的德行和卓越的才能，前途远大，尚未达到极限。大参公的父亲某，也是以进士出身，凭借文学和政治事功显赫。罗氏家族的文献传承，在这里更加有了证明。

译○两浙观风诗序（壬戌年）

《两浙观风诗》，是浙江的士大夫为佥宪陈公所作。古时候天子巡狩到达诸侯国，就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后来巡狩制度废弃，陈列诗歌的做法也就消失了。春秋时期，各国君主和大夫相互盟会、问候、派遣使者，还各自赋诗来表达志向并互相祝颂。现在观风之作，大概也是这种祝颂的意思吧。天子的巡狩，不仅仅是陈列诗歌观察民风而已。他刚到达四方山岳之下，就向山川致祭，会见当地的诸侯，统一律历、礼乐、制度、衣服和物价，来观察百姓的好恶；去会见百岁老人询问政事的得失，奖赏有功的人，惩罚有罪的人。这大概是为了颁布王政而兴办治绩，这件事也是多么重大啊！汉代的直指、循行，唐、宋的观察、廉访、采访等职官，以及现在的按察使，虽然都称为观风，但实际上是代替天子执行巡狩的事务。所以观风，是天子的职责。

陈公出身于著名的进士，从秋官郎升任浙江佥宪，掌握着操纵、予夺、生死、荣辱的大权，代替天子在一方观察民风，这也算是荣耀且重任在身了！唉，这也是很难的啊！陈公刚到浙江时，恰逢那年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饥饿的人仰望着等待喂食，被吊挂的人呼喊着盼望解救；生病的人呻吟，抑郁的人怨恨；心中不平的人发声；弱者、强者、跌倒的人、咬人的人，顽固作恶的人、狡猾偷窃的人，趁着间隙投奔，接连不断地环状兴起。在这个时候如果陈公没有办法处理，我就看到他会危险且危急了。依靠陈公的才能，明智神武，不震怒不激切，安抚柔和、磨砺剔除，才使得事情得以成功。一个月的时间里，饥饿的人吃饱了，被吊挂的人解救了，呻吟的人歌唱了，怨恨的人快乐了，不平的人申诉了；跌倒的人起来了，咬人的人驯服了，作恶的人顺从了，偷窃的人安定了；涤荡剖刷之后，一切归于无事。于是修缮废弃的，举荐坠落的，询问百姓的疾苦并让他们休息，慰劳农民、鼓励学习，来兴办教化。然后登上会稽山，登上天姥山，进入雁荡山，登上金娥山，览观江山的形胜，感慨地叹息！凭吊伍子胥的忠义，礼敬严光的高洁；在隆庞中追寻远大的足迹，在仿佛中把握流传的风范；这本来也是大丈夫得志行道的一种快乐啊！然而陈公起初，他担忧百姓的忧患，也真是无所不至了。陈公只因为担忧百姓的忧患，所以百姓也乐于陈公的快乐，一起欢欣鼓舞来歌颂陈公的德行。那么今天的观风之作，难道只是显示我们对陈公的深厚，也显示陈公对我们的深厚啊。虽然如此，陈公担忧百姓的忧患，他的恩惠已经无日可忘了；百姓乐于陈公的快乐，他们的爱慕也已经与日俱深了。以陈公的才器，天子怎么能长久让他留在外任呢？那么陈公终究会有离开的时候。那么值得快乐的日子能有多少呢？而值得担忧的事情最终由谁来承担呢？那么今天的观风之作，就不只是歌颂陈公对我们的深厚，还将通过陈公寄托希望于继任者也能像陈公一样。那么陈公虽然离开，但他担忧百姓的心，还将永远有所寄托而因此不坠。

○山东乡试录序（甲子年）

山东，是古代齐、鲁、宋、卫的地方，也是孔夫子的故乡。曾经读孔夫子的《家语》，他的门人高弟，大抵都出自齐、鲁、宋、卫这些地方，本来希望一次到那里，来观察山川的灵秀奇特，将必定有像古人那样的人出生在那里，而我却无法得到他们。今年是大弘治甲子年，天下应当再次举行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某等人带着礼和币来请守仁担任考试官。旧例，主持考校的人只务求得到人才，起初不限定职任；后来三四十年来，开始都只用学职，于是导致应名取具，事情归于外帘，而糊名易书的用意就微弱了。近来进言的人颇认为这不方便，大臣上奏他们的议论。天子说：“是的，就按照旧例。”于是聘请礼考校，完全像建国初年的旧制，而守仁得以作为部属来在此地主持考试事务，虽然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不自己庆幸这种遭遇吗！又何况是孔夫子的故乡，本来是我平日希望一次到的地方；而竟然得以尽观所谓贤士的文章并考校他们，难道不是平生最大的幸运吗！虽然如此，我也私下有大恐惧。把重任委托给考校，是为了求才。求才而心里不尽，是不忠；心里尽了，而得不到真才，是不明。不忠的责任，我知道只要尽我的心罢了；不明的罪过，我终究该怎么办呢！大概从前孔夫子的时候，及门之士曾经有三千人了，身通六艺的有七十多人；其中尤其卓然而显赫的，德行言语方面有颜回、闵子、子贡、子赐之徒，政事文学方面有由、求、游、夏之属。现在所选取的士人，起初从提学副使陈某那里选拔的大概有三千多人，而得到一千四百人，接着考试他们，得到七十五人。唉！这三千多人，都是孔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得游于门墙的吗？这七十五人，都是身通六艺的吗？现在的山东，还是古代的山东，虽然现在不如古代，但也难道没有一两个像昔贤的人吗？而现在所选取的如果不包括他们，难道不是主持考校者不明的罪过吗？虽然如此，我对各位士人也有话想说。有这样的人而不选取，这确实是主持考校者不明的罪过。主持考校者以此求之，以此取之，而各位士人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应其求，来不负其所取，这也是各位士

译这是读书人的耻辱。虽然如此，我怎敢断言确实没有那样的人呢！孔子曾经说：“如果鲁国没有君子，我从哪里学到这些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是普通人；我是什么人？也是普通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身为孔子的同乡，如果还不能像古人那样，却不以不如古人为耻，又不知道如何自我勉励，这就是自暴自弃，这种人叫做不肖。不肖与不明，相差能有多远呢？那么主持考核的人与各位读书人，也都负有责任啊。唉！主持考核的人的责任，从今以后不能不感到畏惧，而难以有所作为了。至于各位读书人的责任，那些不听劝诫的人尚且可以自我勉励，却又担心他们可能因此自我设限、止步不前。各位读书人何不说道：我们应当努力啊，不要让主持考核的人最终难免于不明智的指责。这样才无愧于这次选拔，也无愧于作为孔子的同乡了。这次选拔，某某等人共同负责考核，御史〇实际负责监临，某某负责提调，某某负责监试，某某某又在外面协助赞襄和防范，都出了力，不能不记载。其余的众多办事人员，则已经详细列在名录中了。

译◎附录山东乡试录

○四书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编者注：本录原列为隆庆刊本第三十一下，但并非全是王阳明的作品，现在将其移置于此卷，附在王阳明序文之后。）

承担大臣的名号，践行大臣的道义。大臣之所以成为大臣，正是因为他能够尽到大臣的道义；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称他为大臣呢？从前我们的孔子因为季子然的提问，认为仲由、冉求可以做大臣，而告诉他们做大臣的道义，不容易做到；大臣的名号，可以轻易许给他人吗？那些居于朝廷之上，作为天子的得力助手，处于辅佐君主的位置，作为百官表率的人，是大臣；所谓的大臣，难道仅仅因为地位崇高尊贵，而与群臣不同吗？难道也可以奔走顺从，而与群臣没有区别吗？必定是在侍奉君主时，坚守德行而不违背正道，凡是用来启发君主善心的，都是仁义之言；坚守正道而不屈服，凡是用来纠正君主错误心思的，无不是尧、舜之道；不迎合心意顺从旨意，来顺承君主的欲望；必定要纠正过失、匡正谬误，来引导君主走向正道。像这样以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让身为君主的人，对我的仁义之言感到喜悦，却不加以推究，那么我的志向就无法实行了。难道可以委屈自身来顺从君主吗？对我的尧、舜之道，虽然听从却不改正，那么我的劝谏就不被采纳了；难道可以歪曲道义来顺从他人吗？大概必定会辞官退隐，来树立自己的节操，即使有万钟的俸禄也不屑一顾；必定会观察时机而行动，来保全自己的操守，即使整天忙碌也做不到。这就是以道义侍奉君主，就能不歪曲自己的道义；如果行不通就停止，就能不辱没自身。所谓的大臣，大概就是这样，哪里是仲由、冉求所能达到的呢？曾经看到孔子赞许仲由、冉求二人治理国家，认为他们也有做大臣的才能；后来在这里，唯独不认为他们是大臣，难道仅仅是为了暗中挫败季氏的心意吗？实在是因为古代的大臣，进用符合礼制，退隐符合道义，而仲由、冉求对于季氏，既不能匡正，又不能离去，那么也只是徒有大臣的才能，而没有大臣的节操，所以不免被才能所驱使罢了。虽然如此，比起那些被爵位俸禄束缚而不知道停止的人，不还是有差别吗！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竭尽持守恭敬的功夫，端正《九经》的根本。修身是《九经》的根本，如果不是内心和外表、安静和活动时都统一于恭敬，那么修身又能做什么呢？从前我们的孔子回答鲁哀公关于政事的提问，而涉及到这一点，好像在说：《九经》没有比修身更重要的，修身只在于以恭敬为主；如果能使内心志向安静专一，而没有错杂的私欲，内心光明洁净，而不被人欲所遮蔽，那么内在就达到了精纯专一；戴上冠冕佩戴玉饰，而容貌举止端庄严肃，垂下大带端正手板，而威仪整肃，那么外在就达到了极度的约束；又必定要克制私欲以回归礼制，而所做的事都符合节度，不仅仅是在安静时存养，还要在人欲刚刚萌发时就遏制它，而所走的道路不违背礼制，尤其要在行动时加以省察；这就是所谓竭尽持守恭敬的功夫，像这样，又有什么不是用来修身的呢？确实，如果不统一内在，就无法制约外在；如果不整齐外在，就无法涵养内在；修身的道理就不完备了。安静时不存养，固然无法确立根本；行动时不省察，又无法战胜私欲；修身的道理就没有穷尽了。现在在内在制约精纯专一，而在外在达到极度的约束，这就是内外互相涵养，而身体没有不修好的。行动必定符合礼制，而不违背所存养的内心；行动必定端正，而不失去所涵养的内在，这就是动静不违背，而身体没有不修好的。这就是所谓端正《九经》的根本，像这样，又有什么不基于持守恭敬的呢？大体上《九经》的顺序，以身体为根本，而圣学的要点，以恭敬为先，能够以恭敬修身，那么笃实恭敬而天下就太平了。这大概是尧、舜的道，孔子举出来告诉鲁哀公，正想要借此在春秋时期复兴唐、虞的治世，而子思继承大舜、文王、武王、周公之后，也是为了阐明他们所传承的道是一致的。后世有能举而行之的人，那么二帝、三王的治世，难道会超出这个范围吗！这本来就是子思的意思。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稑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圣人各自有忧虑百姓的念头，而同样有承担责任的心。圣人忧虑百姓，他们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忧虑百姓，虽然各自依据自己的职责，而他们把责任归于自身，何尝有不同呢？从前孟子论述禹、稷急于拯救百姓，而推究他们的心，认为大禹平定水土，虽然他所施行的，无非是疏通河流、阻挡海水进入大海的功绩，而百姓可以免于被水淹没；然而他急切的心情，认为天下如此广阔，我的足迹既然有没到的地方，那么水没有治理的地方，也一定会有；水泛滥，既然有不可避免的地方，那么百姓遭受溺水的，也可能会有；百姓陷于溺亡，是因为水没有治理，我承担治水的责任，如果水有不治，从而淹没我的百姓，这是水淹没百姓，也就是我淹没百姓；百姓被水淹没，实际上是我淹没他们，我拯救他们，能不急切吗？后稷教导百姓耕种，虽然他所做的，无非是按时播种百谷的事情，而百姓可以免于遭受饥荒；然而他匆忙的心情，认为万民如此众多，我的耕种，固然不能

译教诲百姓，难道能保证没有不知道的人吗？百姓种植庄稼，即使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一定懂得，难道能保证没有挨饿的人吗？百姓之所以挨饿，是因为谷物没有播种。我负有播种谷物的责任，如果谷物没有播种而导致百姓挨饿，这就是让百姓遭受饥饿，也就是我让百姓遭受苦难。百姓在食物上挨饿，实际上是我让他们挨饿，我难道可以延缓去拯救他们吗？大禹和后稷的心，急于拯救百姓大概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他们虽然身处太平盛世，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的原因吧！虽然如此，急于拯救百姓，固然是圣贤忧念世道的本心，而安于自我坚守，又是君子修身立命的常道。因此，颜回不改其乐，孟子认为他与大禹、后稷同道，确实是因为大禹、后稷、颜回都是安于自己的本分而行事。后世的人各自偏执于一面的见解，做官的人把迎合时势当作通达，隐居的人把忘却世事当作高尚，这大概就是他们进不能忧虑大禹、后稷所忧虑的，退不能享受颜回所享受的快乐的原因吧！

译○《易经》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大人与天道，默契于天道尚未显现之时，奉行于天道已经显现之后。大人与天道，本是一体的；那么，默契并奉行天道，难道有先后的间隔吗？从前《文言传》阐述《乾》卦九五爻的含义而涉及此意，说大人对于天道，形体虽然不同，道理却没有差异。从大人先于天道而言，时机尚未到来，道理隐于无形，天道尚未有所作为；大人则先于天道而有所作为，大概必须通过规划来开创开端，而内心所想的，暗中与天道相符合；通过裁成来创造起始，而意念所行的，默默与天道相契合；比如五典尚未确立，由我来确立，而与天道所叙列的，有吻合之处；五礼尚未制定，依据义理来制定，而与天道所秩次的，没有差异；天道何曾违背过他呢？从大人后于天道而言，时机已经到来，道理显于有形，天道已经有所作为，大人则后于天道而奉行它，大概必须穷究神妙来继承天意，而道理中固有的，只顺承它而不违背；通晓变化来记述天事，而道理中应当实行的，恭敬顺从它而不违背；比如天道叙列五典，我设立政教来引导，五典由我而更加敦厚；天道秩次五礼，我制定等级来整齐，五礼由我而更加常用；我何曾违背过天道呢？这就是说，先于天道而不违背，大人就是天道；后于天道而奉行天道，天道就是大人；大人与天道，难道可以把它们看作两回事吗？这就是九五爻之所以成为天下所利于见到的原因吧？大抵道理没有天人的区别，在天就是天道，在人就是人道，它们的分别虽然不同，它们的道理却是一致的。众人拘泥于形体，知道有分别，却不知道有道理，才开始与天地不相似了。只有圣人纯粹于义理，而没有私欲。他的礼就是天地的本体，他的心就是天地的心，而他之所以作为的，没有不是天地所作为的；所以说：“遵循道理就与天道合一。”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天地显现自然的数理，圣人效法它来创作经典。经典不是随意创作的啊！天地如果不显现自然的数理，那么圣人从哪里效法它来创作经典呢？《系辞传》谈论卜筮而推究圣人创作《易经》的缘由，它的意思大概说《易经》的用途不外乎卜筮，而《易经》的创作则效法河图洛书。因此，通达于天的是黄河，伏羲时代，天降祥瑞，龙马背负河图而出，它的数理用五个生数统领五个成数而共同处于其方位，这是数理的本体。通达于地的是洛水，大禹时代，地呈祥瑞，神龟携带洛书而出，它的数理用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而各自处于其位置，这是数理的功用。河图洛书出现了，圣人怎样效法它呢？那伏羲效法河图来画八卦，虚置五与十，这是太极；积累二十个奇数，而合并二十个偶数，以一、二、三、四变为六、七、八、九，那么仪象的本体就确立了；分析四方的组合来确立乾、坤、坎、离，填补四隅的空缺来确立兑、震、巽、艮，那么八卦的位置就确定了。这变化无穷的奥妙，哪一样不是以河图为本源呢？大禹效法洛书来叙述九畴，充实其中的五，这是皇极；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纪排列在前，有序而不混乱；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征而九五福排列在后，有条理而不紊乱。这先后不变的次序，哪一样不是以洛书为本源呢？唉！圣人创作《易经》，它源自天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卜筮的功用所以能推行啊！大抵《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只是伏羲先得到河图来画卦，不依赖于洛书；大禹独自得到洛书来叙述九畴，不必考证河图。如果深入探究来说，那么洛书固然可以作为《易经》，而河图也可以作为《范》，又怎么知道河图不能成为洛书，洛书不能成为河图呢？唉！道理的区别，不是深通造化的人，谁能知道呢？

○《尚书》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

大臣劝告君主，就是勉励他修习君道来留给后人，必定以尊崇师道来成就功业来证明。君道的修习，没有不尊崇师道而能达到的；大臣的议论如此，他也是善于劝告君主的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新的德行固然用来凝聚人心，而建立中正就可以尽到君道，我们的君王一定要勉励顾念这个功业，来彰显他的德行，探求中正的全体，而由我自己建立它，作为百姓的准则；保持日益增进的恭敬，来彰显善道，穷尽中正的妙用，而由我自己确立它，作为天下的标准。然而中正究竟从哪里建立呢？那中正体现在事情上，必定用我心意的裁断来制约，使行动没有不适宜的，然后它的功用就推行了；中正存在于心中，必定用天理的节文来制约，使静止没有不正当的，然后它的本体就确立了；像这样，那么难道只是可以在百姓中建立中正而已吗？子孙百代，都能够承受美好的典范而节制无穷，而建立中正的功用，宽绰而有富余；子孙千亿，都能够仰承遗留的规矩而不坠失，而建立中正的推广，恢弘而有余地。然而这个道理，不学习就无法达到。大概古人的话，认为传授道理是老师的责任，人君如果能够虚心接受别人，没有违背抵触，那么道理就获得于自己，

译这可以作为建立最高准则的根本，从而使帝王的功业更加昌盛宏大；考察德行是老师的职责，人君如果真的愿意安心接受教导，毫无抵触拒绝，那么德行就能在自身成就，足以成为确立标准的基础，从而使帝王的基业日益开拓。这就是说，君主的道修明，然后其影响才能深远；老师的道确立，然后其功业才能成就；我们的君王难道可以不在此努力吗？我曾反复推敲仲虺这一章的主旨，它是“弘扬德行、建立中正，真诚地执守中正”这一思想的延续；是“约束内心、规范行事，通过克制外在来涵养内在”这一方法的遗存；至于“能自得师”这一句话，这又是心学的格言，帝王的大法。那么仲虺的学问，他从尧、舜那里所继承的真是深厚啊！孟子叙述道统的传承，说伊尹、莱朱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人，而解说者认为莱朱就是仲虺，这确实可信啊！

译△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不要任用奸佞小人，只应任用贤良君子。

大臣勉励贤王施行治理，关键在于严格地远离小人，而专心地任用君子。因为君子与小人的任用，天下的治乱就系于其中，君主建立政事，怎么能不严格对待那一方而专一于这一方呢？周公以此告诫成王，意思难道不是说，建立政事固然在于用人，而用人不当恰恰是扰乱政事的原因吗？那些贤良君子不可舍弃，而奸佞小人不可任用，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今以后建立政事，要使所有治理百姓的措施不至于苟且因循，那么具体施行的细节，本来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那将依靠谁呢？从今以后建立政事，要使所有所谓的政事与法度不至于懈怠废弛，那么处理的繁杂事务，也不是凭一己之力所能举动的，那将任用谁呢？必定对于奸佞小人，要去除他们而不任用；对于贤良君子，要任用他们而不怀疑；这样之后政事就没有不能建立的。所谓奸佞小人，行为虚伪而固执，并且有办法掩饰他们的欺诈，言语错误却善辩，并且有办法混淆是非真假，如果不加以远离，他们将妨碍我们的政事；必须严防以堵塞他们侥幸进入仕途的路径，慎重选拔以杜绝他们急躁求进的门路，不要让他们得以残害我们的百姓，败坏我们的政事，扰乱我们的法度。所谓贤良君子，坚守恒常的德行，利害不能使他们恐惧，怀抱贞正吉祥的节操，事变不能使他们动摇，如果不加以任用，就无法成就我们的治理；必须推诚布信使彼此没有猜疑，隆重委托使始终没有隔阂，务必让他们得以安抚我们的百姓，成就我们的政事，平定我们的法度。唉！严格地去除小人，那么小人就没有机会钻空子；专一地任用君子，那么君子就有条件成就功业；国家的治理，大概就在于此吧！再考察《尚书》，禹、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告诫君主时，在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上，每每特别留意。因为君主德行的兴衰，世道的升降，其根源都出于此，这不是小事。秦汉以后，议论朝政的大臣，很少懂得这个道理，只有诸葛孔明的话说：“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他的意思唯独与此相合，所以评论的人认为他是三代的遗才。

○诗

△不得安居休息，是因为猃狁的缘故。

戍守的士兵自述劳苦不得休息，是因为祸患没有平息。猃狁的祸患不能不防备，那么戍守的劳苦自然不可避免了。君王在派遣戍卒的时候，代替他们这样说，这就是所谓的“叙述他们的情状并用道义来劝勉”吧！这首诗的意思，大概说人固然有不能忘记的情感，但也有不得不做的道义；那休息的快乐，我难道独自没有这种情感吗？安居的安稳，我难道独自没有这种念头吗？实在是因为王命派遣戍守，这身体已经属于军队，而形势不允许自己图方便罢了。因此在行伍之间局促不安，在风尘之下奔走忙碌，军队出动有纪律而号令严厉，怎敢违抗，军法有常规，而轮换的期限怎敢落后？那么我虽然有休息的情感，却实在没有闲暇；虽然怀有安居的念头，却也来不及。然而这难道是上级故意要困顿我们吗？难道我们的君主一定要劳累我们吗？实在是因为猃狁侵扰中原，这次行动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而道义不允许自己停止罢了。他们侵扰边境的祸患虽然也不固定，但欺凌中原的心实在不能助长，假使让他们肆意猖獗，那么腥膻的忧患，难道只在于朝廷吗？如果他们乘虚偷袭，那么生灵涂炭的痛苦，就将波及我们的百姓。所以我们不得休息，无非是为了保全家庭，而防备猃狁；我们无暇安居，无非是为了安定中原，而防御外寇。唉！叙述他们勤苦悲伤的情状，并用同仇敌忾、勤王救国的道义来劝勉，周王以此派遣戍卒，这就是他们劳苦而不怨恨的原因吧！大体上君主治理国家，好战就会灭亡，忘战就会危险，所以用兵虽然不是先王所愿意的，但备战训练的训诫也不敢落后。看这首诗派遣戍卒，不仅可以看出周王重视役使百姓，怜悯哀怜之情到了极点，也可以看出周朝平时防御猃狁，大概也是无所不至；所以猃狁在夏商周三代，终究不能大肆施加荼毒。后世无事时懈怠松弛，有事时惊慌失措，戎狄不得安宁，是有原因的啊！

△非常高大且宏伟，万民都顺从。

新建的庙制顺应人心，这是诗人颂扬鲁侯的诗。人君的举动，应当以民心为心，鲁侯修庙而顺应了民心，诗人能不颂扬赞美他吗？鲁国人赞美僖公修庙而作了这首诗，说到我们公修庙，木材全都运来，都是甫地的好木材，规划竭尽了奚斯的思虑；意思是说，低矮宫室的节俭，可以供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来孝敬鬼神，那么新建的庙宇，即使非常高大，也是适宜的；茅草屋顶的简陋，可以供自己居住，而不是用来敬奉祖先，那么新建的庙宇，即使非常宏伟，也不是过分；所以以前低矮的，现在增高它，体制极其巍峨，大概是革新飞翔，非常高大而长远；以前狭窄的，现在拓宽它，规模极其弘远，大概是宽敞如弈局，而且硕大而宏大。然而庙制极其美好的，难道只是竭尽我们公的孝思吗？实在是为了顺从万民的仰望。因为周公这位皇祖，恩德遍及百姓，而庙宇不配，本来就是百姓愿意改建的；现在的非常高大，也只是顺从百姓的愿望罢了。恩泽流传后世，而庙

译之前没有修缮，本是大家愿意修治的。如今孔庙如此宏伟，也只是顺从我们百姓的愿望罢了。因此，先前对庙宇不够宏伟感到遗憾的人，现在都欢欣鼓舞地亲眼目睹，无不认为庙宇的宏伟是恰当的，并非过分；先前对没有修缮而抱怨的人，现在都欣喜地满足了愿望，无不认为庙宇的宏伟并非过分，而是恰当的。唉！庙制由上级修定，民心在下顺应，那么他们办事的善举，由此可以看见，而鲁公的贤德，也可以推想了。况且考察鲁国的先君，从伯禽以下，用来安抚养育百姓的方法，无非是仁爱忠厚的道理，而周公的功德，尤其有恩泽覆盖并潜移默化地浸润百姓，所以百姓长久不忘，即使是一座庙宇的修缮，也必定要依据先世的恩泽来歌颂祈祷；等到秦、汉战乱时期，尚且能不停止弦歌诵读，坚守礼义，为主君死节，而汉高祖不敢加兵。圣人的恩泽，真是深远啊！

译○《春秋》（楚子攻入陈国〈宣公十一年〉，楚子包围郑国，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楚子灭掉萧国）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情丘结盟（都发生在宣公十二年）

对外用兵合乎道义，而霸主国家却自我削弱其威严，这就可以被贬斥；对外用兵滥用武力，而霸主国家仅仅依靠诚信来抵御，尤其值得讥讽；这是因为楚国以争夺霸权为心，而晋国丧失了对待它的方法，《春秋》因此两方面都展示了它的法则。自从晋景公没有治理中原的谋略，而后楚庄王就有了窥伺北方的图谋，起初攻入陈国，是为了讨伐罪行，于是夏征舒被杀；接着包围郑国，是因为郑国对自己有二心，于是潘尪最终结盟；一方面讨伐晋国所未讨伐的，一方面平定郑国所想要平定的，这虽然不免是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然而其义理却是公正的，其言辞却是顺理的。晋国想要强大，必须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观察敌方的破绽而后行动，这才可以，却竟然发动没有名义的军队，并且让荀林父来统帅，楚子已经退兵了，却仍然想要与他交战，先縠违抗命令了，而不能执行他的避战策略；于是导致在邲地的战争中大败，而晋国于是无法支撑。那么，统领晋国军队的是荀林父，抛弃晋国军队的是荀林父，责任哪里能逃避呢？《春秋》在陈国记载“入”，在郑国记载“围”，是为了消灭楚国的罪行，而在邲之战中，唯独记载荀林父来主导，用来表示违反军纪、丧失军队的警戒。自从晋国的威严已经自我削弱，而后楚国的势力更加扩张，攻打萧国不停止，进而包围它的城池，包围萧国不停止，进而击溃它的军队，用吞噬小国的威势，作为恐吓中原的计谋，这是它不能用礼来约束内心，而其志向已经骄盈，其用兵已经滥用了。晋国想要抵御它，必须信任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治事务，这才可以；却竟然在情丘结盟，而让先縠来主导，不能加强主干行善，而只是崇尚杀牲歃血；不能屈从于众人的谋略，而只是致力于取信于鬼神；所以它的盟约也随即失败，而晋国最终不能竞争，那么，主导这个盟约的，是丧失军队的人，参与这个盟约的，是各国的卿，责任哪里能归咎呢？《春秋》不称萧国溃败，特意用“灭”来记载，是为了断绝楚国的罪行；而情丘的盟约，则一并贬斥列卿，而称“人”用来表示谋划国家失职的警戒。唉！楚庄王的假借仁义，晋景公的失策，不必等待言语解说，竟然在书法中显现出来，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造化之功的原因吗！再进一步论述：仗义执言，是齐桓公、晋文公用来控制中原的方法；晋国主持中原盟会，虽然世代遵守这个方法，尚且不免成为三代圣王的罪人，却又一并抛弃了祖先的家法，却急于会合狄人攻打郑国，而把讨伐陈国留给楚国，使得楚国得以在辰陵向诸侯炫耀，那么在这个时候，即使邲之战不败，情丘之盟不改变，而大势已经属于楚国了。唉！孔子沐浴斋戒的请求，不被鲁哀公采用而鲁国衰替；董公缟素的说法，被汉高祖采用而汉朝兴起，我对此深有感慨。

△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昭公五年）

《春秋》记载对外用兵而特别提升远人，是因为事情有可善之处，而类别没有可以断绝的。大概君子与人行善，而世类的议论，也不废弃；然而徐、越跟随楚国攻打吴国，而《春秋》提升他们，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感慨庆封被杀，楚国已经在东面被吴国衔恨，鄙地告急，吴国又对楚国致怨，至此楚子内联诸侯外连徐、越，而有攻打吴国的战役。然而怎么看出事情有可善之处呢？大概庆封的恶行，是齐国的罪人；吴子接纳并安置他，这是崇尚恶行，楚子抓住并杀了他，这是讨伐罪行，那边理曲这边理直，公论在当时已经昭示了。为什么吴子违背道义举兵，困住三邑的百姓，报复朱方的怨恨，难道不是狄人的道路吗？楚子率领诸侯攻打他，声讨崇尚恶行的过错，询问违背道义的原因，这是用有名去讨伐无名，用无罪去讨伐有罪，衡量那善于此的道理，本来有可善之处了。又怎么看出类别没有可以断绝的呢？大概徐、越是夷人，是华夏变为夷狄的人，徐本是伯益的后代，越本是大禹的后代，伟大的德行显赫的功绩，先世曾经与周室相通，只是他们的后人亵渎礼制称王，甘心于僭越伪诈，得罪于典常，所以成为狄人的道路。君子端正王法来废黜他们，上虽不让他们与中国人等同，下也不让他们与夷狄相同，大概因为后人的僭越伪诈，固然法律所不宽贷，而先世的功德，也是道义所不泯灭的；衡量那赏赐延及后世的典章，大概不是可以断绝的吧！事情既然有可善之处，类别又没有可以断绝的，所以越国开始见于经文，而与徐国都得以称“人”，圣人认为楚国的讨伐是正确的，比吴国为善，那些跟随的人，又都是圣贤的后代，那么进而称“人”是可以的。《春秋》对于断绝人如此谨慎。再论述吴、楚，在《春秋》中也只是徐、越罢了。吴国以泰伯的后代而称王，楚国以祝融的后代而称王，所以《春秋》也用对待徐、越的态度对待他们，扰乱华夏就举出称号，向往道义就称“人”，等到他们渐渐参与盟会，也只称“子”，竟然不能以本爵位通称；大概对待他们虽然宽恕，而其法则本来未曾不严格。那么僭越伪诈的人，难道能逃脱《春秋》的斧钺吗！

○《礼记》

△君子谨慎他用来与人交往的东西

君子所谨慎的，是交接之道。君子与人交接，必定有其

译道啊，在这里如果不谨慎，怎么能没有过失呢！记载礼器的文章，其主旨似乎说：“观察礼乐就能知道治乱的缘由。”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对待交际的器具。君子与人交际，难道没有礼吗？而礼难道一定要玉帛的交错吗？凡是事情得其次序的都是礼，礼的得失，是人的得失所由显现的，所以礼是在所当谨慎的。难道没有乐吗？而乐难道一定要钟鼓的铿锵吗？凡是事物得其和谐的也都是乐，乐的邪正，是人的邪正所由彰显的，所以乐是在所当谨慎的。君子对于和序的德行，本来就在幽独之地谨慎对待，而在与人交际的时候，又是和序的德行所由显现的，怎么能不谨慎呢？君子对于礼乐的道理，本来就在制作的大事上谨慎对待，而在与人交际的时候，也是礼乐的道理所由寄托的，可以不谨慎吗？所以君子与人交际，一举一动细微之处，似乎可以忽略，但一定兢兢业业常常加以检束，务求符合礼而符合乐；与人应酬应对，一言一语细微之处，似乎可以轻视，但一定小心翼翼恒存戒慎，务求得其次序而得其和谐，所交往的是乡邦的贱士，而他的笑语随意，却肃然如大宾，这是交际，何况所交往的是尊贵的人呢？所面对的是平民百姓，而他的威仪始终合乎法度，严肃如大祭，这是承接，何况所面对的是令人敬畏的人呢？君子谨慎对待与人交际的方式如此，这就是他动容周旋，必定符合礼乐，而在人前不失色的原因啊！再说，礼乐是与人交际的器具，慎独是与人交际的根本。君子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到的地方戒慎，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省察，在没有人显扬的地方省察，使内心存留的，无非是中正和乐的道理，所以他与外物接触，自然没有过与不及的差错。以前的君子，竟然有在朝会聘享的时候，至于失礼而不自觉的，是因为没有慎独的功夫，所以表面上想要掩盖，但最终无法掩盖罢了。所以君子想要谨慎对待与人交际的方式，必须先做到慎独然后才可以。

译内心喜好什么，身体必定安适于此；君主喜好什么，百姓必定向往于此。

内在有所感应，外在必定回应；上位有所感应，下位必定回应。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心脏对于身体一样；虽然内外、上下的位置不同，但感应相通的道理何曾有过差异呢？从前圣人的意思是说，百姓以君主为心，君主以百姓为身体，身体必定顺从心脏，那么百姓也必定顺从君主了。心脏存在于体内，身体存在于体外，内外形势不同，似乎互不关联；然而心脏只要没有喜好罢了，一旦有了喜好，身体顺从它，自然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比如心脏喜好色彩，眼睛必定安适于色彩；心脏喜好声音，耳朵必定安适于声音；心脏喜好安逸享乐，四肢也必定以安逸享乐为安适；发自内心而令自己满足，有一种不勉强就能做到的道理；内心发动而外体回应，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妙处。这是为什么呢？心脏是身体的主宰，心脏在内部喜好，身体在外部顺从，这本来就是事理必然的吗！至于君主对于百姓，又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居于上位，百姓居于下位，上下名分不同，似乎互不相关；然而君主只要没有喜好罢了，一旦有了喜好，百姓向往它，也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比如君主喜好仁德，百姓没有不向往仁德的；君主喜好道义，百姓没有不向往道义的；君主喜好暴乱，百姓也必定以暴乱为向往了；在此倡导而在彼应和，有一种不命令就能推行的契机；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有一种不催促就能迅速感化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君主是百姓的主宰，君主在上位喜好，百姓在下位顺从，本来也是事理必然的吗！这就是说，内外、上下本是一体，此感彼应，自然出于同一机理，君主对于百姓，能不谨慎对待用来感化百姓的方法吗？

再进一步讨论，身体固然必定顺从心脏；百姓固然必定顺从君主；然而谁又知道心脏的存亡，与身体有关联，而君主的存亡，与百姓有关联呢？做君主的，只知道下位必定顺从上位，却不知道上位的存亡与下位有关联，就会放纵自己、顺从私欲，随心所欲，那还有什么顾忌畏惧呢？所以孔子在下文必定接着说：“君主因百姓而生存，也因百姓而灭亡。”唉，多么令人恐惧啊！

○ 论

△ 君主的心志，关键在于如何培养

君主的心志，要看用来培养它的是什么罢了？用善来培养，就趋向高明，心志一天比一天明智；用恶来培养，就流于卑污低下，心志一天比一天愚昧；所以君主用来培养自己心志的方法，不可以不谨慎。天下的事物，没有得不到培养而能生长的，即使是微小的草木，也必定要有雨露的滋润、冷暖的调节，然后才能得以茂盛舒展；何况君主的心志，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礼乐刑政教化的源头，不是极度的公正就无法杜绝天下的私心；不是极度的端正就无法平息天下的邪恶；不是极度的善良就无法感化天下的恶行；而如果心志不明智，又无法辨别公私的差异，识别邪正的归属，分辨善恶的区别，而君主心志是否明智，本来取决于用来培养它的方法，怎么能不谨慎呢？君主心志的明智，在于君子用善来培养；君主心志的愚昧，在于小人用恶来培养；然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也很难辨别。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尧、舜相传授受时之所以反复叮咛，也就是因为这个；那么君主的心志，也很难培养。而君主一身，那些趁虚而入、攻击心志的因素，环绕在四周，那么君主心志的培养，本来又很难做到没有间断。因此，必须有匡正辅助的方法，然后才能培养心志；必须有洞察细微的明察，然后才能培养心志；必须有笃实精专的诚意，然后才能培养心志；这本来是公私由此不同、邪正由此分开、善恶由此判定的关键，也是君主心志明智或愚昧的关口。世上的君主，谁不希望自己的心志公正呢？然而往往失之于邪恶；谁不希望自己的心志善良呢？然而往往失之于恶行；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君子的培养。用君子培养，却不能不夹杂小人的影响，那么君主心志不明智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前太甲颠覆典章法度，最终却能践行仁义，成为商朝的明君，是因为有伊尹这样的圣人培养他；成王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最终却能勤于德行，成为周朝的盛世之王，是因为有周公这样的圣人培养他；夏桀、商纣的心志，难道不知道仁义的美好吗？最终却难免荒淫败坏法度，是因为培养他们的是恶来、飞廉这类人。唉！这也足以知道培养的重要性了。人即使极其愚昧，难道没有善心的萌发吗？即使贤能智慧，难道没有恶心的萌发吗？在善心萌发时，如果有贤人君子在其中扩充培植，那么善行将无所不至，心志一天比一天明智；在恶心萌发时，如果有小人引诱逢迎在旁边，那么恶行也将无所不至，心志一天比一天愚昧。所以君主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心志明智，那就罢了；如果希望心志明智，那么贤人君子的培养，固然不可一日缺少。为什么呢？君主的心志，不公正就会自私，不端正就会邪恶，不善良就会恶劣，不亲近贤人君子，就会亲近小人，本来没有漠然中立、两不偏倚的情况。一旦失去正确的培养，就会流于自私，心志的明智也就荡然无存了。

译陷入邪道，心智就会迷惑；沉溺于恶行，心智就会消亡；这样怎能避免平庸祸患的降临呢？只有依靠贤人君子来加以涵养，那么义理的学问，足以克制私心；刚大的正气，足以消除邪念；正直的言论，足以去除恶念；扩充其公心使之日益壮大，扶持其正气使之日益强劲，激发其善念使之日益更新，这就叫做匡正辅助的方法，从而涵养心智有所依靠。然而柔媚的人近似纯良，凶狠的人类似刚直，所以正直的士人有时会被排斥，凶狠的人反而得以进用，最终无法获得匡正辅助的助力，因此必须谨慎选择并明辨是非，务必使身处前后左右的人都是贤人君子，而不让混淆之人夹杂其中，这就叫做洞察细微的明智，从而涵养心智不致迷惑。然而刚直的人难以顺从，谄媚的人容易接近；违背意愿的人难以投合，阿谀顺从的人容易亲近；这样君子对君主的涵养还未多久，小人对君主的蒙蔽就已经跟随而来；用善来涵养的正在退去，用恶来蒙蔽的已经进入。所以君主对于贤士君子，必须信任深厚，使小人不能离间；任用专一，使奸邪不能阻挠；全心全意，只以匡正辅助为依靠，这就叫做坚定专一的诚意；从而涵养心智，不至于产生鸿鹄般远大的杂念，不至于出现一曝十寒的间断，这样之后起居动静，都与贤士君子相处，这才是所谓用善来涵养。这样之后私心被克制而心智没有不公正的；邪念被消除而心智没有不端正的；恶念被去除而心智没有不善的；公正就没有不明的，端正就没有不达的，善良就没有不通的，而心智没有不智慧的。这样之后就可以杜绝天下的私欲，可以平息天下的邪气，可以教化天下的恶行，可以兴办礼乐修明教化，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而这些哪一件不在于其所受涵养呢！哪一件不在于用善来涵养呢！君主的心志，关键在于所受的涵养，范氏的说法，大概是针对涵养君心而言的，而我的论述，则认为如果君主没有洞察的明智和专一的诚意，即使有贤士君子良好的涵养，也无法奏效，这还未能触及君主自我涵养的根本。然而必须君主自我涵养其心，然后才能具备洞察的明智和专一的诚意来任用他人，而其自我涵养的方法，本来不是他人所能替代的。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勉强为之，却在幽独无人之处放纵肆意，那么即使有贤人君子，最终也无能为力，所以君主尤其贵在自我涵养。至于自我涵养的功夫，只在于存养省察，而其关键又不外乎持守恭敬罢了。我愿将此作为今天的进献。

译○表

△拟唐张九龄进呈《千秋金监录》表（开元二十四年）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张九龄上书言：恭敬地逢遇千秋圣节，谨将所撰写的《千秋金监录》进呈。臣九龄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伏想古代训诫有所收获，既定法度没有过失，自古成就治世的明君，无不以过往典籍为师，所以武王有咨询《洪范》之举，高宗兴起对旧学的思念，这大概是因为伏遇……（此处原文缺字）。既武且文，喜好询问与考察，赤龙感应唐尧的开端，白鱼预示周武王的兴起，因此顺应五百年的昌盛时机，能够继承亿万年的宏大统绪。时节正值八月，节日恰逢千秋，凡是朝廷重臣，都有宝镜进献，祝颂之意寄托其中，恭敬之心是将要表达。臣九龄学问浅薄如面对墙壁，忠诚发自内心，私下认为群臣所献，虽然接近正冠的比喻，但衡量事奉君主以礼的原则，还欠缺崇尚德行的规范；至于环佩奇珍，尚方库中自有，而珠玉作为宝物，即使是诸侯也视为灾殃。仰观太宗皇帝“以人为镜”的谋略，窃取伏羲制器崇尚象征的意义，深思古昔，效仿丹书，粗略记述废兴，谬称《金监》。大概搜寻旧史，无非是金石般确凿的言论；而采撷前人的见闻，颇费陶冶熔铸的功夫；亲身执笔如实记录，怎敢粉饰虚浮的文辞？鼓铸尧舜的楷模，熔炼商周的范式；考察是非的痕迹，善恶无处遁形；观察兴替的缘由，真如形影相随；那《六经》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而诸子的谈论，又怎会没有见解呢？只是恐怕陛下万机繁忙无暇顾及，愿抒发一点心得稍作补益，虽然未能像贾山的《至言》那样，或许也可以比肩陆贾的《新语》。善行可循而恶行可戒，情状具现在眼前；乱有开端而治有源头，典范视之于掌上；公私都如烛光照亮，光芒涵容阳德的精华；幽隐之事全部陈露，寒光照亮阴邪的胆魄；大概华封人的祝颂，未能穷尽其三，而魏征所缺失的，姑且进献其一。如果陛下能自得良师，或许也可以就近取法于此，视远亦能明察，反观没有不清晰的。诚使不被私欲遮蔽，自然应当明见万里；最终能不断以义理磨砺，固将洞察细微；值此昧爽所需之时，用作光明助益。伏愿时常赐阅，不要使其蒙受尘埃；应当以殷为鉴，激励周宣王的勤勉；顾念天命，效法成汤的日日更新；永远铭记不显之德的昭昭，或许能识得微衷的耿耿。月临日照，帝德运行于光天；岳峙川流，圣寿等同厚地！臣不胜瞻仰天颜、仰慕圣德、激切惶恐之至！谨将所述《千秋金监录》随表进呈以闻。

○策五道

问：王者功业成就便制作乐舞，治理安定便制定礼仪，所以功业大的乐舞完备，治理遍的礼仪具足，而五帝不沿袭前代的乐舞，三王不承袭前代的礼仪。自汉代以来，礼乐日渐衰微，既然不能祖述宪章，以恢复三代的旧制，也不过是苟且因循，以承袭近世的陋习罢了。大概是有位而无德，本来就应该这样。只有我太祖、太宗，以圣人之身居天子之位，所以其制作的隆重，卓然千古，确实有不沿袭前代之处，唯独其广大渊微，有非世俗儒生所能测识的。合九庙而同堂，这有仿效古代的吗？一郊社而并祭，这有见于经典的吗？声容之制完备，而郊祭的舞蹈，去掉干戚作为仪容；雅颂之美，而燕享的音乐归属教坊以司颂，这些都是三代所未闻而创制的。然而治化之隆盛，超然于三代之上，那么其中固宜自有考察三王而不谬误的地方，而非圣人谁能知晓？鲁国，是我夫子之乡，而先王的礼乐在那里。夫子说：“我学周礼，现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这本来是鲁人世世代代坚守的。各位士子必定能明白地陈述。

圣人制定礼乐，不只是为了观瞻美好而已；本来就是要根据人情来制定节文，并借此移风易俗。礼乐的说法，也很繁多，而其大意，不过是根据人情来制定节文，所以礼乐之制，虽然有古今的差异，而礼乐之情，则没有古今的不同。《传》说：“知道礼乐之情的人能创作，识别礼乐之文的人能传述。创作的人称为圣，传述的人称为明，所以钟鼓管磬、羽龠干戚，是乐的器具；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乐的文采；簋俎豆、制度文章，是礼的器具；升降上下、周旋裼袭，是礼的文采。”所谓礼乐之情，难道仅仅在于钟鼓、干戚、簋俎、制度之间而已吗？难道仅仅在于屈伸、缀兆、升降、周旋之间而已吗？后世谈论礼乐的人，不推究其情，而详细考究形器之末，所以论明堂，就迷惑于吕氏《考工》的说法；议郊庙，就局限于郑氏王肃的学说；钟吕纷争于黍尺，而尺度牵泥于周天，纷纷扰扰，最终没有一定的见解，而礼乐也因此更加废坠，这难道知道礼乐的大端，不过是根据人情而制定节文吗？《传》说：“礼，是义的实际，符合义的就是礼，即使先王没有的也可以根据义来兴起。”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现在在这里行礼，而有以

译如果人们的心因此安定，在这里制作音乐，让听到的人欣喜地露出喜色，那么即使是因义理而设立的礼仪、世俗的音乐，它们与古代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在这里举行礼仪，却大大违背人的情感，在这里制作音乐，让听到的人头痛皱眉而互相抱怨，那么即使是曲折回旋符合周礼，敲击《咸池》《韶》乐，对于治理又有什么补益呢？顺着这个意思推而广之，那么您向下咨询的那些问题，无论是九座宗庙各有不同的制度，还是合并在一起同堂祭祀，都是可以的；无论是郊祀和社祭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合而为一同时祭祀，也都是可以的；声音容貌的完备固然好，但如果有所不完备，似乎也没有妨害；雅乐颂乐的纯正固然美，但如果有所不纯正，或许也没有祸患。唉！这大概就是我们太祖、太宗之所以成为创制立法的圣人，并且能够深刻认识礼乐真情的原因吧！我私下曾经俯身观察祖宗的治化功德，浩大崇高，盘踞极远于天地之外，真能超越夏商周三代而媲美于唐尧虞舜；如果不是礼乐尽善尽美，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我这个草野之臣，心里能知道它的大概，但嘴上却说不出来，所以曾经认为天下的人，如果不能了解我们祖宗治化功德的隆盛，那么对于礼乐的盛大，本来就应该有所不了解。虽然如此，先王的制度，也是不可以不研究的。《祭法》说：“天子七座宗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增加文王、武王的世室成为九座，宗庙的门都朝南，神位都朝东，各自独享一座宗庙的尊贵，而昭穆次序不乱，这是周代的制度。郊祀和社祭的礼仪，天尊贵而地卑下，在郊外用盛大的仪式报答上天，在社坛用神道祭祀大地，所以在泰坛焚烧柴火，是祭天；在泰折埋藏祭品，是祭地；它们不合并祭祀已经很久了。祭天所用的音乐，吕氏《月令》说在仲夏‘命令乐师修缮鼗鼓，调准琴瑟管箫，拿着干戚戈羽，调试竽笙篪簧，整治钟磬祝号，使用盛大的音乐来大旱求雨’。那么祭天的音乐，是有干戚戈羽的。子夏告诉魏文侯关于古乐，认为进退有序，和谐端正而广阔，弦乐、匏乐、笙簧，配合着拊鼓，开始时用文舞，结束时用武舞，用相来调节节奏，用雅来讯问疾速，而那些涉及俳优侏儒的，称为新乐。国家的郊庙礼仪，虽然是因义理而设立，本来也不妨碍它符合义理并且协调。虽然如此，难道不如既符合义理又合乎古制那样更好吗？国家祭祀享用的音乐，虽然不效法古代，本来也不妨碍它顺应人情而成为典范。虽然如此，难道不如顺应人情而又合乎古制那样更好吗？从前成周的礼乐，到周公时才完备，对于文王、武王的制度，超过的加以减损，不足的加以增益，然后才符合大中至正；这就是周公之所以被称为善于继承和阐述，并以大孝著称的原因。儒生稽古的谈论，固然难免拘泥呆板，我敢放肆地说这些狂妄的话，是依靠有善于继承和阐述的圣天子在位啊。

译问：佛家和道家成为天下的祸害，已经不是一天了；天下公开议论攻击他们的人，也不止一个了，然而最终不能去除他们，难道是因为他们的道无法去除吗？还是因为去除他们的方法不得当呢？或者干脆不去除，他们也不足以成为天下的祸患吗？如今所谓的佛家和道家，鄙陋污秽、浅薄低劣，他们的虚妄起初并不难看清，而程子却认为他们比起杨朱、墨翟，更加接近道理；难道他们起初本来自有说法，而今天所习传的，只是他们残余的糟粕吗？佛家的传承，在经传中没有考证，至于老子，则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人，孔子与他同时代，未曾有一句话攻击他的错误，而后世却排斥他不停，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朱的为我，墨翟的兼爱，确实不是正道，但比起后世贪婪无耻、放纵私利而行的人，不是有区别吗？而孟子认为他们无父无君，甚至比作禽兽，那么韩愈认为佛家和道家的祸害比杨朱、墨翟更严重，他将比作什么呢？还是说不知道当今时代如果有兼爱、为我的人，他们也是应该排斥的呢？还是应该采纳的呢？当今时代没有看到所谓杨朱、墨翟那样的人，那么祸患就只限于佛家和道家了；不知道佛家和道家之外还有可担忧的吗？还是没有可担忧的呢？只说他们是对的，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议论他们是错的，却不识别他们为什么错；众口一词以求与人和谐，我对此深感羞耻，所以希望各位君子深入辨析。

天下的道只有一个罢了，认为有两个的，是因为道没有彰明。孔子说：“道之所以没有彰明，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贤的人达不到它。”唉！道是统一的，而人有聪明愚笨、贤能不贤的区别，这就是产生超过和达不到弊病的原因，也是异端产生的根源吧？那么天下攻击异端的人，也先彰明孔子的道罢了。孔子的道彰明了，他们不攻击就会自行破败；不然，我把他们当作异端，他们也会把我当作异端，好比洞穴中争斗的老鼠，是非从哪里辨别呢？如今我们孔子的道，开始于存养慎独的细微之处，终结于化育参赞的重大事业；实行于日常行为之间，通达于国家天下的远方，人得不到它，不可以做人，物得不到它，不可以做物，就像水火豆麻布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然而异端的人，竟然与之抗衡并立为三，这也是道没有彰明的人的罪过。道如果不彰明，如果不超过，就是达不到。超过和达不到，都是没有得到中正之道，那么也就是异端罢了。那么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如今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他们起初也不是想要扰乱天下；而最终扰乱了天下，这是他们的门徒的罪过。孔子的道，起初本来想要治理天下，而难免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迷惑，这也是他们的门徒的罪过。怎么说呢？佛家我无法知道；至于老子，则以懂得礼仪闻名，而我们的孔子曾经向他问礼，那么他为人大概也不是平庸低下的人，他修身养性，以求合乎大道，起初难道与孔子相差很远吗？只是他专注于为自己而没有心意于天下国家，然后与我们的孔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通达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不同罢了。他的心意，认为我仁了，那么天下的不仁，我不知道也可以；我义了，那么天下的不义，我不知道也可以；占据实质而去除名称，收敛器具而不展示用途，把心放在毫无计较的地方，也不让天下的计较动摇他的心，这种念头，本来也不是有害于天下的，而哪里知道弊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呢？如今孔子的道，超过的人可以低头就范，不贤的人可以踮脚达到，这确实是实行万世而没有弊病的；然而子夏之后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是庄周，子弓之后有荀况，荀况之后是李斯，大概也不能没有弊病，这难道是我们孔子的道造成的吗？所以善于学习的，那么即使老子的学说对天下没有益处，也可以对天下没有害处；不善于学习的，那么即使我们孔子的道，也不能没有弊病。如今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贪婪鄙陋以为相同，冒进无耻更大的了。贪婪鄙陋以为相同的人说：“我们的孔子本来无可无不可。”冒进无耻的人说：“我们的孔子本来急切于行道。”唉！我用我们孔子的道来做奸邪之事，那么他们也可以用他们的老师的学说来做奸邪之事，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如今佛家和道家的门徒，以苦空为行为，以虚幻为学说的人，已经得不到他们的本源了；然而他们以苦空，而我们以贪婪鄙陋；他们以虚幻，而我们以冒进；像这样攻击他们，他们已经有言辞了，又怎么能使他们心服呢？孟子说：“经典端正了，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了，就没有邪恶了。”如今不急忙自我攻击弊病，以求彰明我们孔子的道，而只以攻击佛家和道家为心意，也可见他们不知道根本了！我再说，您以攻击佛家和道家为问，而我急切于自我攻击，难道是不理解您的旨意吗？《春秋》的道理，责备自己严格而对待别人宽恕；我们孔子的训诫，先治理自己而后治理别人。至于佛家和道家与杨朱、墨翟的错误，孟子在前面已经驳斥，韩愈、欧阳修等人在后面已经驳斥，哪里还需要等待我来说呢？

译您认为孔子未曾批评过老子，那么孔子大概确实批评过他，说：“乡愿，是道德的败坏者。”大概乡愿那种迎合世俗、附和污浊世风的行为，正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而“和光同尘”这种说法，大概是老子的门徒所阐发的，但老子也有启发他们之处。所以，我们孔夫子批评乡愿，并非直接批评老子；而是批评那些学习老子学说却走偏了的乡愿。后世谈论老子学说的人，大都出于乡愿的心态，所以说“孔子大概确实批评过他”。

译问：古人说：“立志要像伊尹那样，学习要像颜回那样。”各位都是立志效法伊尹、学习颜回的人，请就这两人的事迹来质询一下。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本来打算终身如此。商汤的聘礼去了三次，他才幡然醒悟而起身出仕，这难道是随意而为的吗？然而后世竟有人认为是伊尹用割肉烹煮来要挟商汤，这孟子早已明确辩驳过；至于夏桀，本来未曾用聘礼去聘请伊尹，伊尹却自己前往投奔他，去了五次，前人说是他急于拯救百姓而加速功业的完成，果真如此，那他与用割烹来要挟商汤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颜渊跟随孔子学习，其详细且精要之处，没有超过“四勿”的教诲，这“四勿”四个字，现在初学的人全都自以为能懂，而孔门弟子数以千计，其中最下等的也应该比现在的人强，为什么唯独只有颜回才可以谈论这个呢？至于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着粗茶淡饭而不改变快乐，这更是孔子深深赞赏、屡次感叹并称赞为贤德的地方，然而从前的人却认为这是智者的细微小事，这难道不像现在初学的人自以为能懂“四勿”的教诲吗？伊尹啊，因为商汤是圣人，所以三次聘请才前往；因为夏桀是暴君，所以五次投奔也不推辞。颜回的“四勿”，孔门弟子都未曾听闻，而现在初学的人却自以为能懂得箪瓢之乐，孔子认为很难，而从前的人却认为很容易：这难道没有说法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伊尹的志向就荒谬了，而颜回的学问就浅薄了。

寻求古人的志向，一定要先寻求自己的志向，然后才能辨别他们出处的是非；议论古人的学问，一定要先议论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识别他们造诣的深浅；这就是伊尹的志向、颜回的学问之所以不容易窥测的原因。我曾观察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樂，本来打算终身在田间劳作，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会顾惜，后来被成汤三次聘请的诚意所感动，才幡然醒悟而起身出仕，这确实非常不容易。然而战国时期的人，仍然认为他是用割烹来要挟商汤，如果不是孟子的辩驳，那么千载之下，谁又能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呢？至于五次投奔夏桀的说法，还有可疑的地方；孟子说：“去服役，是合乎义的；去拜见，是不合乎义的。”伊尹作为平民去夏桀那里服役，是可以的；为了行道而去投奔夏桀，是不可以的；伊尹对于成汤这样的圣人，尚且一定要等他三次聘请，是因为认为身体不可受辱，而道义不可歪曲。假如伊尹不等夏桀聘请而自己前往，那就是极大地侮辱身体、歪曲道义了，那怎么能成为伊尹呢？假如伊尹心里认为商汤虽然是圣君，夏桀虽然是暴君，但投奔了他，既然已经把他当作君主了，又怎么能跟随他去讨伐他呢？夏桀的暴虐，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他放着成汤这样的圣君不用，还会在意伊尹吗？假如伊尹不知道而投奔他，这是无知；知道了而投奔他，这是不明智；投奔了他又去讨伐他，这是不忠诚；这三点没有一个是可行的，难道说伊尹会这样做吗？柳宗元认为伊尹五次投奔夏桀，是大人想要加速功业的完成。并且说：“我看圣人急于拯救百姓，没有比伊尹更甚的，伊尹的伟大，没有比五次投奔夏桀更大的。”苏东坡讥讽他，认为柳宗元是想以此来自我辩解跟随王叔文的错误，可以说抓住了他的心思。然而五次投奔的说法，孟子也曾说过，而解释的人认为伊尹投奔夏桀，是商汤推荐的，那么伊尹只知道以商汤的心为心罢了。这在圣人那里固然一定有处理此事的方法；而我认为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有伊尹的志向才可以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没有看到它不归于反复悖乱的结局。至于颜回“四勿”的教诲，这大概是圣贤心学的大道，有不容易用言语表达的地方，那些自以为能懂的人，就像说越南是南、冀北是北，谁不知道越在南而冀在北呢？至于道理的曲折险易，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就无法识别。现在拿“四勿”去问人，确实没有不知道的；等到追究他们所说的非礼，却又都默然无法回答。现在天下的事情，本来有看似合乎礼而实际上不合乎礼的；也有看似不合乎礼而实际上合乎礼的；那些细微之处多到不可胜数，假如不是穷尽天下的事物而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在疑似细微之间，谁能果断而不迷惑呢？既然对于所谓的非礼还没有辨别清楚，就果断地想要做到不看、不听、不言、不动，这也就是告子所说的“言语上不通就不去用心思考”罢了，这怎么能克制自己、回复礼制而达到仁呢？只有颜回在平日已经尽了博学约守的功夫，而他的明智所照见的，已经几乎没有丝毫的疑惑，所以在事情来到、事物出现时，天理人欲，不需要商议推测，就已经分明，然后才行动，勇决而没有迟疑，这正是所谓有极度的明智来察知细微，有极度的刚健来促成决断。孔门的弟子，从子贡的聪颖，也不能对“一贯”没有疑惑；那么“四勿”的教诲，当然只有颜回才能听到了。至于箪瓢之乐，那么颜回的贤德尽在于此，大概是他所得到的很深的地方。周敦颐曾经让二程去探寻，那么已经知道它的难了；只有韩愈认为颜回得到了圣人作为依靠，那么他不忧愁而快乐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认为这是智者的细微小事，起初好像没有什么难的，这大概是说了表面而没有探究其中。大概箪瓢之乐，其关键在于穷究道理，其功夫始于慎独，能穷究道理，所以能选择中庸，而回复道理以成为仁；能慎独，所以能克制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达到三个月不

译违背；大概是因为人的私欲完全净尽，天理自然流行，所以内心反省没有愧疚，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因而心胸开阔、身体安泰，甚至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韩愈的学问，只讲诚意正心而没有达到格物致知，那么穷究事理、慎守独处的功夫，正是他最大的缺失；那么对于颜回的快乐，他理解得浅薄也就理所当然了。唉！立志于伊尹的志向，然后才能了解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回的学问，然后才能了解颜回的学问；我生性愚钝，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只是我平日也不敢自甘堕落、自我放弃，而在心神融会贯通之余，似乎也有些许领悟，加上您今天的提问，又恰好有所触动启发，因此我冒昧地胡乱说了一些，希望您不要认为我僭越，并加以教导。

译问：风俗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自汉代以来，风俗日益败坏，就像江河一天天流向大海一样，不知道还能挽回并恢复古代的状况吗？还是就这样一去不返呢？孔子说齐国改变一次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改变一次可以达到先王之道，而解说的人认为这两个国家的风俗有优劣，所以它们变革达到先王之道有难易之分。风俗在三代时期，不知道总共经历了多少次变革，才形成汉代的风俗；在汉代，又不知道总共经历了多少次变革，才形成唐代和宋代的风俗；即使屡次变革而向上提升，也不过是达到汉代以上罢了，达到唐代就停止了，怎么能因此就恢复到三代呢？现在的风俗，贾谊所叹息的情况是存在的；皇上的德行，超过汉文帝等士人，如果有贾谊那样的言论，本来也是皇上乐意听取并乐于谈论的。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风俗颓废萎靡而人们不自知更大的了。风俗颓废萎靡而不自知，就像积水流向沟壑，逐渐蔓延泛滥，起初好像没有什么祸患，等到最后，奔腾溃决，忽然间无法维持，早晨就枯竭了，因此即使军队强大，土地广阔，财赋丰盛，边境安宁，天下的治理终究无法实现，那么风俗的颓废萎靡，确实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把风俗作为首要任务的，周武王战胜殷商，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封黄帝、尧、舜的后代；下车后封王子比干的墓，释放箕子的囚禁，经过商容的里巷时致敬；在这个时候，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的政令，还没来得及全部颁布，却先急切地做这些事，实在是因为关系到天下的风俗，将以此兴起笃厚忠贞的风气。所以周朝的富强不如秦国，广大不如汉朝，但延续世系达到八百年，难道不是风俗的美好导致的吗！现在天下的风俗，确实有值得忧虑的地方，但没有人能明确说出来，为什么呢？西汉末年，风俗失之于懦弱；东汉末年，风俗失之于激切；晋代失之于虚浮；唐代失之于奢靡；这些都是可以言说的。至于现在的风俗，说它懦弱，却又类似强悍；说它激切，却又类似随同流俗；说它虚浮，却又类似琐碎；说它奢靡，却又类似鄙陋；这些都是有值得忧虑的实质，却没有可以描述的名称。我本来也有见解，但又有所不敢说。虽然如此，圣明的天子在上，贤能的公卿在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直言，就没有地方使用我的直率了。请让我直接说吧：孔子说：“乡愿，是道德的贼。”孟子说：“指责他举不出什么过错，批评他找不到什么可刺之处，居住时好像忠信，行为时好像廉洁，同流合污，合乎污浊的世道，自以为是，却不能与他进入尧、舜的大道，卑顺地取悦于世的人，就是乡愿。”大概现在风俗的祸患，在于追求圆滑通达而轻视忠信，崇尚进取而鄙视廉洁，看重轻浮狡诈而轻视朴实直率，议论法律条文而忽略道义，论说表面形迹而遗弃内心术数，崇尚和同而鄙视狷介；像这样的人，逐渐浸染习得已经不止一天了，那么天下的人本来就已经在其中相互遗忘而不自知，突然告诉他们，好像不足以成为祸患，但天下的祸患最终必然从这里兴起；泛泛地看，好像与乡愿无关，但慢慢观察，那么不相似的地方很少了。我认为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如就他们所轻视的东西加以振作。为什么呢？现在所轻视的，是忠信，一定要随之重视；所鄙视的，是廉洁，一定要随之崇尚；所看轻的，是朴实直率，一定要随之重视；所遗弃的，是内心术数，一定要随之论说；所鄙视的，是狷介，一定要随之崇尚；然而现在的议论者，一定认为这几样东西没有不振作的，那也是思考不够的缘故。大抵听到别人的话，不能心平气和，而先横生不以为然念头，没有能看到实际情况的。说这几样东西没有不振作，那么现在所追求的，果真是忠信吗？果真是圆滑通达吗？所崇尚的，果真是进取吗？果真是廉洁吗？其余的也都以此思考，然后看到他们所说的振作，大概只是名义上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的议论者，一定认为怎样才能得到忠信廉洁的实质并加以振作？我认为郭隗的事，断然也可以看到；作为上位者，只担心没有诚意罢了。如果诚心振作，我看到天下没有不欣然顺从风向的。孟子说：“伯夷，是圣人的清高者；柳下惠，是圣人的和顺者；所以听到伯夷风气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立志；听到柳下惠风气的人，鄙陋的人变得敦厚，刻薄的人变得宽厚。”伯夷、柳下惠的风气之所以能让人在千年之下听到而兴起，只是因为有诚意罢了。现在说：“我将用忠信廉洁振作天下，但内心并不以为然。”那么乡愿所说的居住时好像忠信，行为时好像廉洁的人，本来也不是没有的。

问：通晓当世事务的人，只有豪杰是这样，现在从科举中选取士人，虽然不免在记诵文辞之间，但主管部门的意思，本来就是寻求豪杰。不是不能深入探究以考察士人的博学，但对待他们太浅薄了，所以希望共同详细论述当世的事务。官员冗杂而事务更加不治，将用什么来整顿呢？赋税繁多而财力更加不足，将用什么来平衡呢？藩镇遍布天下而俸禄日益增加，形势将无法控制，将用什么来处理呢？情势遍布海内而军队日益消耗

译那么，将用什么办法来谋划呢？蝗灾旱灾接连不断，流民遍布道路，将用什么办法来救济呢？诉讼案件繁杂增多，盗贼猖獗兴盛，将用什么办法来平息呢？权贵之家侵夺利益，百姓心中怨恨不满，将用什么办法来裁断呢？戎狄胡人窥伺偷袭，边境尚未安宁，将用什么办法来抵御呢？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当今的紧急事务，不是迂腐的儒生和拘谨的士人所能胜任的，希望听听您的见解。

译您询问当今的政务，并对各位生员寄予豪杰般的期望，我实在感到羞愧不安，担心无法符合您的期待；然而您的提问，不能虚应故事，请允许我不加推辞地回答。

大概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纲纪不振更大的了，而您所问的，尚未触及这一点。自古以来纲纪不振，是由于君主在上垂拱无为、宴安享乐，而臣子在下玩忽职守、懈怠松弛。如今朝廷发出一纸诏令以号召天下，各级官府无不震惊恐惧，不能说纲纪不振，然而下级对上级的回应，不过停留在文书案牍之间，缺乏坚贞固守、忠诚老实的实质，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言谈举止都如常，但精神恍惚，好像身心不相协调，那么在遇到险阻烦难时，必定不能胜任辛劳，这怎么能成就天下的治理呢？所以我认为当今的政务，没有比整顿严肃纲纪更重要的了，然后天下的治理才能随之理顺。因此我先论述纲纪，然后才回答您的问题。

官员冗杂而政务不治，其弊端有三：朝廷用来激励天下、驱使豪杰的，不过是名位和器物罢了。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如今不能谨慎爱惜，甚至有时加给异端奸邪之徒，又让他们列在贤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我知道他们不屑与之并列；这是豪杰之所以解体、政务之所以不治的原因，即名位器物过于泛滥。至于升迁授职时，不论才能是否胜任，一概以年月名次先后为序，使天下人都存有必定能得到的心思，而没有做不到的顾虑，又针对一件事特设一个官职，或者两人共同管理一个职务，十只羊九个牧人，徒增纷扰。至于边远疲弊之地，应当简选贤能特别加以安抚治理，功绩显著，就优厚地提拔，以示尊崇奖赏，有志之士，也没有不乐意去做的，反而委任给平庸低劣之人，致使日益凋敝，这是选用过于疏忽的过错。天下的治理，没有比守令更紧急的，而县令对于百姓，尤为切近，从前汉文帝时，做官的人长期子孙世代居官，以官职为姓氏，如今只依据纸上的功绩，急于调动，而在两三年之间要求见效，那些做守令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无不急于求去，而没有真诚确凿的长远规划，这是追求见效太快的结果。

赋税繁重而财力不足，是因为无益的耗费多，而吃闲饭的人众；去掉这两者，又统一天下的赋税，使每个郡计算其收入数额，平均摊派到田地上，不允许有官民三等赋税的差异，那么诡诈射利的弊端就会止息，赋税也就稍微公平了。至于建立藩屏的议论，更是当今的切要事务，而天下人不敢说的，想要寻求善后的策略，在于朝廷之上，心存继承志向，不把更改当作罪过，建议的大臣，心存为国，不把获罪作为自我阻碍，然后才可以议论这件事；不然，即使议论也没有益处。大概从前汉朝的诸侯，都封给土地，所以祸患在于强大而不分封，分封就容易削弱；如今的藩国，都供给俸禄，所以祸患在于众多而不联合，联合就容易办理。然而晁错一句话，就身首不保，天下虽然悲叹晁错因忠诚而被杀，谁还敢再说话呢？

处理戎狄的关键，在于利用地利而顺应人情。大概南方人习惯于南方，北方人习惯于北方，这叫地利，南方人不安于北方，北方人不安于南方，这叫人情。现在把那些习惯且已得到安置的人登记在本土，而把那些不习惯且未得到安置者的粮饷，输送到边疆，招募骁勇之士充实塞下，或许也能两全其美。蝗灾旱灾接连不断而流民遍布道路，是官员冗杂而政务更加不治所导致的；狱讼繁多而盗贼猖獗，是赋税繁重而财力更加不足所引起的。权贵之家侵夺利益而人心怨恨，在于用礼制来约束他们，而在向背之间加以转变罢了。从前田蚡请求考察工地以扩建宅第，武帝愤怒地说：“为什么不干脆夺取武库？”田蚡恐惧而退下。凭着田蚡的骄横，武帝一句话他就不敢再放纵，何况不及田蚡的人，如果真的有禁令惩戒，他们又怎敢肆无忌惮呢？

胡人窥探窃取而边境不安宁，在于防备不预先准备，而畏惧太深的过错。胡人祸患，既深且久，足以作为鉴戒；而当今的士人，如果遇到边境战报稍安，就都认为不再有事，解除警戒放松防备，安然相处，苟且度日，而所谓选将练兵、蓄财养士的事，一旦置之度外，即使实行，也不过是应付文书，实际上没有急切忧虑的意思；等到一旦有事，就惊慌失措，好像不能度过一天。大概古代善于抵御戎狄的人，平时没有懈怠苟且之心，所以临事没有纷乱错误的祸患，兢兢业业地防备，谈笑自若地处理，这就是成功的原因。至于控制抵御的策略，古今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在于当权者选择处理，我不能另外说明。

您求取士人，不专在于记诵文辞之间，所以各位生员的文章，也往往超出科举之外，只要他们的议论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您能采择！

△山东乡试录后序

弘治甲子年秋八月甲申日，《山东乡试录》编成，考试官刑部主事王守仁已在卷首作序，用来记录考试事务的谨慎

译况且说得很详细了；我承蒙空缺而代理职务之后，不能没有一句话来向各位金榜题名的君子宣告。山东是天下的巨大藩屏，南面耸立着泰山，作为五岳的宗主，东面汇聚着大海，会合百川的流水；我们的先师以道德为师，凝聚灵气孕育秀美，在数千年前卓然诞生，这些都是穷尽天地、贯穿古今、超然独立而特别兴盛的事物。然而登上泰山才知道它的高，观看大海才知道它的大，生长在先师的国家，理应对那高且大的道德有所听闻，这样才不愧为这个国家的人！各位君子在这名录上题名的人，难道也有所听闻吗？从开始学习起，阅读他的书，聚集起来进行论辩，抒发成为文章，直到今天，凭借这些获得点滴的进步，而将来还未停止的，都是先师遗留下来的余绪；唯独对道德没有听闻，这确实是求学者的通病，不只是这个国家如此。然而大海和泰山，天下都知道它们的高和大，看得真切且听得熟悉，必定从东方人开始，对于道德，也应当像这样才可以。况且道德难道超越所读的书以及所论辩而写成的文章吗？理气有精粗之分，言行有难易之别，穷达有顺逆之异，这就是道德很少被听闻的原因。所谓大海和泰山，是地势的险要；先师的道德，是根本；虽然好像共同并立于天地间，但它们之所以兴盛，原因却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我实在浅陋于听闻道德，有幸以笔墨之事在这个国家任职，希望名录上的士人，有这样的人，所以列举东方藩屏的兴盛，乐于向天下人宣扬。

译气候图序（戊辰）

天地一个元运的周期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为十二会；一会分为三十运；一运分为十二世；一世分为三十年；一年分为十二月；一月分为二气；一气分为三候；一候分为五日；一日分为十二时；累积四千三百二十时、三百六十日而成为七十二候。会，是元的候；世，是运的候；月，是年的候；候，是月的候。天地的运行，日月的光明，寒暑的更替，气化万物生息终始的过程，都包含在这里面了。月，是用月象来验证的；气，是用气象来验证的；候，是用物候来验证的。比如孟春之月，它的气是立春、雨水；它的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开始活动、鱼背着冰、水獭陈列鱼等；《月令》等书籍可以考证。气候的运行，虽然出于天时，但实际上与人事有关。因此古代的君臣，必定谨慎地修明政令，以顺从天道；细致考察气运，以警惕人为的过失。所以大治的时代，天上没有疾风暴雨的灾异，地上没有昆虫草木的妖孽。孔子作《春秋》，大雨、雷电、大雪就记载，大水就记载，无冰就记载，无麦苗就记载，麋鹿多就记载，蜮蜚雨、蝗虫生就记载，六退飞就记载，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就记载，春无水就记载，鸲鹆来巢就记载。这些都是为了显示气候的异常变化，而世道的兴衰治乱，人事的盛衰得失，都在这里有了印证；以此来向世间的君臣展示恐惧修省的道理。

大总兵怀柔伯施公命令画工绘制《七十二候图》，派遣使者带着礼物来到龙场，嘱托守仁在图中写一段序言。守仁对使者说：“这是施公治理政事的根本，善念的发端，警惕心的萌芽。”使者说：“怎么知道的？”守仁说：“人的情感必定有所不敢忽视的，然后才会显现在意念中；必定有所不敢遗忘的，然后才会存留于心。显现在意念中，存留于心，然后才会表现在脸色言语上，刻在弓矢几杖盘盂剑席上，画在图书上，并且每天反省自己的内心。所以喜欢驰骋的人，喜爱观看射猎游田的物品；贪图安逸享乐的人，喜欢亲近博弈宴饮的器具。施公在图绘中看到的，不是那些而是这些，我因此知道这是善念的发端；我因此知道这是警惕心的萌芽。他大概是要警惕人为的过失而谨慎修明政令吧！他大概是要细致考察气运而顺从天道吧！警惕，是万善的根本，众美的基础。施公能在此刻念，他可以成为贤人吧！由此通过人事通达天道，通过一月的候来观察世运会元，来探求万物的幽深微妙，穷尽天地的始终，都从这里开始。我因此喜欢听闻并乐于称道，为他作序而不推辞。”

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戊戊辰）

正德己巳年夏四月，贵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接受皇上的命令，得以辞官回家。在此之前，毛公曾在子陵钓台旁边选择地点建立桐江书院好几年了，现在将要在那里养老，认为自己的志向终于得以实现，非常高兴。而同事中爱惜毛公离去的人，于是互相叹息不忍，聚集在南门外为他饯行。酒已经斟上，有人站起来对毛公说：“君子的道理，不过是出仕与隐居罢了。出仕有所作为，隐居有所快乐。毛公起初以名进士的身份在南部从政，处理繁杂的事务，已经很有公辅的声望。等到在云、贵之间担任方面官十多年，对内整顿军民，对外安抚各戎蛮夷，政务举荐而德威显著。虽然因此招致嫉妒和诽谤，但名声也因此更加显赫，显露于天下。这不叫有所作为吗？现在归来，抛弃声名利禄，垂钓读书，乐于泉石的幽静，靠近烟霞而隐藏踪迹；宠辱不与之相关，世俗的累赘不加之于身。这不叫有所快乐吗？毛公在出仕与隐居的关头，大概也没有遗憾了吧！”毛公起身拜谢。又有说话的人说：“虽然如此，毛公出仕做官时，太夫人老了，先父忠襄公又留有未竟的志向，想出仕就违背母亲，想奉养就违背父亲，不得已权衡两者的轻重，出仕并在功业上自我奋发。人们只看到毛公为国家忧虑操劳而忘记家庭，不知道这都是为了完成忠襄公的志向，而且没有一天不在奉养太夫人。现在归来，在忠襄公的庙里报告成功，在太夫人膝下拜见，早晚承欢，伸展色养的孝道，毛公的愿望实现了。但他为国为民的辛劳，拳拳不舍的念头，又怎么能释然忘记！那么毛公虽然想一天享受归隐的乐趣，大概也有所不能吧。”毛公又起身拜谢。又有说话的人说：“虽然如此，君子的道理，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被任用而不施行的，是往而不返的人；不被任用而不藏起来的，是溺而不止的人。毛公被任用，已经有施行的；他不被任用，有不能藏起来的吗？我没见过有他的用而没有他的体的。”毛公又起身拜谢，于是离去。

阳明山人听到这些话并评论说：“开始的话，说的是事情，而没有涉及到内心；第二次说话的人，得到了毛公的心，而没有穷尽

译道；所谓“终”字，就是穷尽于道，不能再有增加了。这大概就是斯公所践行的吧！”各位大夫都说：“对。您何不把它写下来赠给随行的人呢？”

译恩寿双庆诗后序（戊辰年）

正德丙寅年，丹徒沙隐王公七十岁寿辰，他的夫人严氏六十九岁。这一年，天子因为王公的儿子侍御君显贵，封王公为监察御史，封夫人严氏为孺人。在朝廷中的才俊，都作诗歌颂皇上对王公的恩德，以此祝颂王公长寿，赞美侍御君的贤德。又过了一年，侍御君奉命巡视贵阳，因为公务繁忙，无暇侍奉父母，便带着这本诗集一同前往。每当他登上高丘，望着飞云，徘徊瞻望眷恋，感慨兴起欢乐，又黯然产生长久的思念，就取出这本诗集翻阅，低声吟诵，放声歌咏叹息，以此来舒展胸怀，表达志向。虽然身在万里之外，却仿佛就在父母膝下举杯祝寿，听到《诗》《礼》而走向庭院一样。在贵阳任职的士大夫，从都宪王公以下，又互相唱和，编成一大卷，嘱托我在后面作序。

孝子对于父母，本来不一定非要捧着酒杯、穿着彩衣戏耍来祝寿，不一定非要提供柔软滑腻、美味甘甜的食物来奉养，不一定非要伺候起居、奔走扶持来尽劳力。这并不是做儿子的内心认为不必这样做，而是做儿子的内心愿意这样做，而父母认为不必这样做，只有那样做，我的心才快乐。儿子如果只做前者而不做后者，违背了父母的心意，却说“我认为这是孝”，这怎么能算是养志呢？孝没有比养志更大的了。父母对儿子的愿望是：“弘扬你的德行，远播你的名声。整日嬉笑，哪里比得上名声垂于史册，使我永远显赫？饮食口腹之欲，哪里比得上恩泽遍及百姓，以彰显我的施予能力？服劳奔走，哪里比得上追随夔、皋的足迹，以表明我的教育能力？”并不是父母对儿子的愿望都是这样的，父母这样希望儿子，而儿子不能做到，那就无法实现这种愿望；儿子能做到，而父母不这样希望儿子，那也无法实现这种能力。这样希望儿子的，是贤明的父母；这样承奉父母的，是贤明的儿子；这两者常常百中难遇其一，哪里可以指望呢？侍御君在朝廷时，忠爱通达于皇上；他巡视贵阳时，德威普及于百姓。凡是宣布恩惠，安抚百姓，救治疾病并哺育他们，哪一桩不是王公和严夫人的慈爱！凡是震慑大奸使其不能放肆，消除大弊使其不再发生，梳理调和，安抚各少数民族并纳入华夏，以免天子担忧一方，哪一桩不是侍御君的孝行！而所有这些，又哪一桩不是侍御君用来为父母祝寿的方式呢！王公和严夫人的贤德，靳太史的《序》已经详细说明了。他们修身齐家，确实可以说是有这样的父亲就有这样的儿子。这些诗的创作，不是虚情假意和谄媚，所以我作这篇序。

重刊文章轨范序（戊辰年）

宋代谢枋得选取对科举考试有用的古文，从汉代到宋代，共六十九篇，标明篇章句字的法则，命名为《文章轨范》。大概古文的奥妙不止于此，这只是为科举应试者设置的罢了。世上的学者沿袭已久，而贵阳的士人却很少见到。侍御王汝楫在巡视的闲暇，亲手抄录他所记忆的，寻求善本校对这本书；与方伯郭公等人商议，共同捐献俸禄，刻版印刷，想要以此嘉惠贵阳的士人。说：“枋得是宋朝忠臣，本来也是通过科举入仕的，这对我稍有训诫。”嘱托我在卷首写一段话。

自从百家之言兴起，然后才有《六经》；自从科举之习兴起，然后才有所谓的古文。古文距离《六经》已经很远了；由古文到科举，又更加远了。士君子有志于圣贤之学，却专门在科举中寻求，何止千里之差！然而中世以此选拔士人，士人虽然有圣贤之学，有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志向，不通过科举入仕，终究不能在大行于天下。大概士人初次相见一定要带礼物，所以科举就是士君子求见君主的羔羊和野鸡。羔羊和野鸡不加修饰，这就是无礼；无礼，就无法用于交际了。所以追求科举精工而不从事古文，文章不可能精工；不精工于科举而谋求侥幸进身，这是用伪饰的羔羊和野鸡来欺骗君主。虽然如此，羔羊和野鸡修饰了，却没有恭敬的实质，那羔羊和野鸡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修饰羔羊和野鸡，不是为了取悦君主，而是表达我的诚意；精工于科举，不是为了向君主求利，而是表达我的诚意。世人只看到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大多徇私谋利，没有侍奉君主的实质，于是归咎于科举。不知道当他们从事科举时，只想钓取名利，猎取身家的丰厚，以苟且求得一时的成功，而最初并没有诚意。邹孟轲说：“恭敬，是礼物尚未送出时的心意。”伊川先生说：“从洒扫应对，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知道恭敬的实质在于修饰羔羊和野鸡之前，就知道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心意，不在于习练科举之后；知道洒扫应对可以进于圣人，就知道科举可以通达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境界。我担心贵阳的士人认为两位公卿做这件事，只是作为他们希求宠禄的工具，那么两位公卿的志向就荒废了，所以我说这些话。

五经臆说序（戊辰年）

得到鱼就忘记筌，酒酿完就抛弃糟粕。鱼和酒还没有得到，却说这是筌和糟粕，鱼和酒终究是得不到的。《五经》，圣人的学问都具备在其中。然而从已经听闻的角度来说，它们对于道，也不过是筌和糟粕罢了。我常奇怪世上的儒者从筌中求鱼

译却把酒糟酒渣当作美酒。说酒糟酒渣是美酒，还差不多，因为酒糟酒渣之中确实存有美酒。在鱼篓里寻找鱼，那么鱼篓和鱼就相距甚远了。

译龙场地处南方夷人居住的万山之中，书籍无法携带，每日坐在石穴中，默记以前读过的书并记录下来。心中有所领悟，就为之作训释。经过七个月，《五经》的大旨大致都通晓了，将其命名为《臆说》。大概不必完全符合先贤的观点，姑且抒发胸中的见解，借此娱乐性情、涵养心性罢了。那么我这样做，本来就像忘记鱼而只关注钓竿，寄托兴致于酒曲之中，并非真心在于品味酒味啊。唉！看我的论述而不能领会我的本心，认为这些只是捕鱼的竹器和酿酒的糟粕，从而去寻求鱼和酒，那就错了。

这些论述共有四十六卷，《经》各有十卷，而《礼》的论述尚多缺失，仅有六卷罢了。

△潘氏四封录序（辛未年）

歙县潘氏在朝廷做官的，有户部主事潘选、大理寺副潘珍、户部员外郎潘旦、南大理评事潘鉴，共四人。正德五年冬天，潘珍、潘旦因三年考核最优，潘选、潘鉴因两宫尊号之事，在短短一个月内，都得到推恩，按照他们的官职封赠他们的亲人。于是将八道制书编录成册，夸耀皇上的恩赐以光耀其家族后裔。潘来对我说：“恩德低下而宠幸浮泛，这怎么可以呢？请赐一言以永保我潘氏。”我说：“一个家族有四人显贵，后继者相望，多么兴盛啊！在一个月之内都受到荣耀恩泽，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听说，大山上的树木千仞高，四个主干下垂，而四座山峰之巅，飞鸟的鸣叫声互相听不到。春气到来时，四个主干末梢的花叶如同一，这是因为它们所出的根，相同而不期然地达到这种境界。潘氏在婺州，声望自宋、元以来就很高，其培植根本深厚。这四位，本来就是潘氏的四个主干。只要不是闭塞昏暗，如果恰逢清明时期和和谐际会，他们高耸挺拔、通达顺畅，谁能阻挡！那么他们受到宠命，以及不约而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虽然如此，树木的生长，风雨雷霆的鼓舞，炎暑的酷烈，阴寒冰雪的严酷剥落，使它们质地坚实、气息完备，不仅仅是雨露的滋润生成它们。恩宠爵禄，是雨露；号令宣播，是风雨雷霆；法度政事的苛细烦困，是炎暑；时局的险厄患难颠沛，是阴寒冰雪的严酷剥落；哪一样不是生成它们的呢？这四位大概也略微经历过了。他们的才能足以成为厅堂的主柱和房屋的梁栋，我希望潘氏更加培植其根本。”四位拜谢后起身说：“我们更加用忠孝来培植它！用诚敬来灌溉它！用义来树立它而用礼来防范它！”我说：“那么潘氏的高耸挺拔、通达顺畅，将会更加无穷无尽了。”我不写应酬诗文已经四年多了。大理寺副潘珍在暨阳任职时，我曾答应为他写文章，还没来得及写就南北分离了。现在又在京城相见，并以此要求兑现承诺，所以不能推辞。

△送章达德归东雁序（辛未年）

章达德将要返回东雁，石龙山人替他请求，于是甘泉子托付他《考〇》，阳明子为他作《衡门》。座中有客人，笑着说：“奇怪啊！两位先生的话，我不能理解。〇尔形，无莹尔精，这就够了。现在只是忙于职业无暇顾及，却还怀念雁荡吗？那章子，是雁荡出产的人，却可以居住而不居住，依恋京城数年而不返回，这是两者相互羡慕其外在啊。如果游心恬淡，而栖神于流俗尘嚣之外的环堵之间，难道没有屏霞、天柱吗？雁荡又何必一定要到达才算到达呢？否则，寄托踪迹于泉石，而利禄在心中，即使住在常云山顶，又能居住吗？”于是阳明子仰头叹息，低头沉默，最终没有回答他。记下他的话留给章子说：“客人看见我杜权行走了。你不要忘记客人的话，也不要因为客人的话而忘记甘泉子的托付！”

△寿汤云谷序（甲戌年）

弘治壬戌年春天，我向西寻访句曲和丹阳，汤云谷同行。当时，云谷正任行人，留意神仙之学，为我谈论呼吸屈伸之术，凝神化气之道，无所不至。等到与他登上三茅之巅，下探叶阳，休息于玉宸，感慨陶隐君的遗迹，慨叹秽浊，飘然有脱离人间之志。我当时都不赞同，云谷意不以为然，说：“你难道对我有看法吗？”我说：“是的。你眉间惨然，还有忧世之色。这道，推迟十年，或许可以。”云谷说：“你看我的面貌，而我信我的心。”分别后，云谷入朝任给事中，又升任右给事。尽心职务，奔波劳累，最终因直道得罪权奸被贬外放。而我也因言事获罪，奔走谪居乡间，十几年没有相见。

到了正德癸酉年某月，我从吏部调任南太仆寺；再次经过丹阳，而云谷已在家三年了。拜访他，他迎上来说：“还记得‘眉间’之说吗？我信我的心，而不如你看我的面貌，为什么呢？现在果然十年后才从泥涂中出来，这是可信的。然而说古之庶几，那么面貌更加衰老，年龄更加逝去，离道更加遥远；唯独这个似乎没有完全如此。”我说：“现在几乎可以了。现在我又听到你的话，看到你的面貌；又看到你的房子；又看到你的乡人。”云谷说：“奇怪啊！言貌既远矣，庐与

译同乡的人也可以见到我吗？”回答说：“古代有道的士人，外表枯槁而内心润泽，身处狭隘而心胸宽广；累赘解除而没有什么能扰乱他的精神，机心忘却而没有什么能违背世俗。因此他的神色愉悦，他的居处安适；他所遭遇的事情如同清风拂过万物，而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你步伐缓慢、头发改变，而容貌似乎更加疲惫，然而你的精神已经内藏了；言语谦下、心意恳切，而气息似乎更加衰弱，然而你的神气已经守住了；居室房屋没有比旧时增加什么，而志向意气开阔，你的累赘已经解除了；同乡的人互相忘记贤愚贵贱，既把你当作慈母，又把你当作婴儿，你的机心已经忘却了。精神内藏则太和之气流动，神气守住则天光焕发，累赘解除则怡悦而宁静，机心忘却则心灵纯真而专一：这四种情况是得道的证明。道无所不在而神没有定方，安于常道、顺随自然，这就达到极致了。又何必脱离人世呢？”云谷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我信任自己的心，却不如你通过我的屋舍和同乡人来了解我。”

译于是云谷先生七十岁了。这个月，正值他生日，同乡的人正商量用什么方式为他祝寿，听说我到了，都来请我写祝寿的话。我说：“唉，你们乡里的先生已经接近于道了，还用长寿来祝贺他吗？长寿不足以作为对你们乡里先生的祝贺。你们乡里有像你们乡里先生这样的有道之士，使你们乡里的子弟都有值得敬仰效法的榜样，出外侍奉君主，就学习他的道来立身行事；在家居住，就学习他的道来修养自身，就像射箭有靶子一样，各自射中自己向往的目标。那么先生的长寿，对于你们乡里的人来说，才真正值得祝贺啊。”第二年三月，我再次担任鸿胪寺的官职，同乡的人又写信来请我写序，于是追记了这些话。

△文山别集序（甲戌年）

《文山别集》，是宋朝丞相文山先生自己叙述他勤王救国所经历的事情，后人因此采集编纂而成的。其中所遭遇的险阻艰难，颠沛流离的各种状况，如果不是先生自己叙述，本来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先生的忠贞节操覆盖宇宙，都在这部书中有依据。后来的人通过文辞考察事迹，被先生的大义感动，自然而然地激发起忠君爱国之心，有的人甚至流泪哭泣，瞪大眼睛、紧握手腕，想着失去君主而没有安身之处。这部集子对臣子的道义，难道益处很小吗！

古代的君子忠于他们的君主，只求竭尽自己的心意来求得自我满足罢了，哪里会琐碎地诉说，来求取世人的了解呢？然而仁人忠于君主的心，也希望别人忠于君主。忠于君主，就是竭尽心意罢了。希望别人忠于君主，而想着用我忠于君主的行为来启发他们的良心，本来有人来不及知道，如果不自己说出来，怎么能够影响到别人呢？这就是先生自己叙述的原因，将要用来教导世间的忠义。当他那个时代，仗义死节的士人没有不详细记载的，也因此得以流传，这又是与人为善的表现。这部集子，在先生自我尽忠方面，好像嫌求取世人的了解；以先生教导人的方面来看，我却只担心他们了解得不充分！在先生自我尽忠方面，好像可以不必流传；以先生与人为善的方面来看，我却只担心它流传得不远！

先生的曾孙，现任太仆少卿公宗严，重新刻印这部集子并嘱托我为它写序。我担任庐陵知县时，公的族弟某曾经拿写序的事来商量，这次所以不能推辞。唉！在颠沛流离中不忘与人为善，是节操的宽裕；竭尽自我尽忠的心而希望别人一同归于善，是忠义的推广；不以求取了解为嫌而实行教导别人的诚意，是仁德的笃厚。效法贤人崇尚美德，来彰显先世的美德叫做孝；阐明训诫叙述事迹，来扩大影响别人的教化叫做义。我在这部集子的序言中，没有惭愧推辞的理由了！

△金坛县志序（乙亥年）

麻城的刘君天和担任金坛县令时，三个月就政绩显著。考察县里的旧事而创立县志，说：“唉，太难了！我想观察风气所适宜的地方，民俗所趋向的方向，却没有证据，向乡里的老人询问，有遗漏的听闻；我想观察往昔的得失，民俗的急缓弛张，先后没有可以查考的，向民间询问，有隐藏的真实情况；我想观察山川的条理，疆域的边界，道路井邑的往来聚散，制定常规，适应变化，却没有可以裁断的依据；因为地方偏僻荒秽，进入山林，有遗漏的考察。也只是文献不足罢了。唉！古代君子忠诚，旧政事告诉新任县令，我怎么能竭尽我的心意呢？政事，有时可能会停止；告知，有时可能会穷尽。写在册子上世代保存，这作为告知，不也很深远吗！”县志成书，派人来请我写序。

我观察它，井然有序有伦理，错综复杂有章法。天，是万物的祖父；地，是万物的祖母。所以先以天文开头，其次以地理接续。地一定有物产，所以其次以食货接续；物产兴起而事务发生，所以其次以官政接续；政令施行而用礼来整齐，那么教化就建立了，所以其次以学校接续；学校用来兴起贤才，所以其次以选举接续；贤才兴起然后才能论及，所以其次以人物接续；人物一定有居住的地方，所以其次以宫室接续；居住一定有事务，事务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所以最后以杂志结尾。唉！这难道只是记载县里的旧事吗，君子可以观察政事了。

经书中的天文，是用来确立根本的；纪书中的地理，是用来顺应利益的；参书中的食货，是用来满足养育的；综书中的官政，是用来均衡施予的；节书中的典礼，是用来成就风俗的；达书中的学校，是用来更新德行的；作书中的选举，是用来任用人才的；考书中的人物，是用来辨别等级的；修书中的宫室，是用来安定居住的；通书中的杂志，是用来穷尽变化的。所以根本确立而天道可以看见了；利益顺从而地道可以依循了；养育满足而民生可以厚道了；施予均衡而民政可以平定了；风俗成就而民志可以确立了；德行更新而民性可以恢复了；人才任用等级辨别而民治可以长久；居住安定穷尽变化而民义不匮乏了。修治这十项来治理，推广到邦国天下都可以，何况是一个县呢？所以说：君子可以观察政事了。

△送南元善人观序（乙酉年）

渭南的南侯担任越州太守时，越州的弊病已经几十年了。巨奸大恶，盘踞根深蒂固，好的太守相继到来，没能除去；政事积累败坏，风俗因此败坏萎靡。到了这时才果断地剪除整治而焕然一新，凶恶贪婪

译残暴的禁令无法施行；而那些狡诈虚伪、淫乱奢侈，游手好闲、苟且偷安的人，也都感到违背常理，有所不便。他们一起叽叽喳喳，编织谗言，散布诽谤；像城狐社鼠那样的奸邪之人，又趁机结党营私，煽风点火，诽谤于是大肆流行。那些为元善担忧的士大夫劝阻他说：“诽谤太严重了，何不就此停止呢？”元善好像没听见一样，坚持得更加坚定，实行得更加坚决。并且说：“百姓并非没有是非之心，却蒙蔽昏暗到这种地步，本来就是学问不讲究、教化不明确的缘故。我难道能推卸责任，而把过错全归于百姓吗？”于是每天到学宫，召见诸生，用圣贤的志向激励他们，用身心修养的学问启发他们。士人也受习气沾染的蒙蔽，喧哗着怀疑惊怪，说：“这是迂腐空泛的言论，将要废弃我们的事务！”于是又一起叽叽喳喳，诋毁议论。那些为元善担忧的士大夫劝阻他说：“百姓的诽谤像刚燃起的火焰，士人又往上面浇油，谁能不被烧尽呢？何不就此停止呢？”元善好像没听见一样，坚持得更坚定，实行得更坚决。于是等到修缮稽山书院，聚集其中的优秀俊才，每天与他们谆谆教诲，〇〇（此处原文缺字，意为反复教导），经过数月，诚心感动，心意信服。三学以及各县的士人也逐渐被感动，每天都有所觉悟，每月都有所领悟。于是争相奋起说：“我如今才知道圣贤的志向必定可以达成！如果不是侯爷到来，我大概已经放弃了吧！侯爷真是我的老师啊！”于是百姓的诽谤也逐渐消退。起初还说：“侯爷对我，利害各半；我对侯爷，恩爱各半。”到这时恩惠普及、恩泽流淌，政事更加便利，大家后悔说：“我起初不知道侯爷爱护我，反而认为他危害我；我起初不知道侯爷拯救我，反而认为他劳苦我；我难道没有人心吗！侯爷真是我的严父、慈母啊！”于是侯爷将要入京觐见，百姓惶恐不安请求挽留，没能留住，一起向众多士人商量说：“我离开了慈母，我将依靠谁哺育？我离开了严父，我将依靠谁倚仗？”士人说：“唉！只有父亲和母亲，才生下你的身体；只有侯爷是我的老师，才生发我的心志。我难道可以一天没有老师的临教吗！”于是一起借重阳明子来请求挽留。阳明子说：“三年一次的觐见，是大典。侯爷怎么能挽留呢？虽然如此，这在于你们士人和百姓的心。秉承志向而不违背，是子女善于奉养；离开师友而不背离，是弟子善于学习。不然的话，即使住在膝下侍奉几杖，还是不善奉养而持戈入室的人。何必一定要挽留侯爷呢！”众人都沉默不语，过了很久，说：“公的话是对的。”互相看着，犹豫后退下。第二天，师生又相继前来请求说：“没有用来表达我们情感的东西，希望把公的话转达给侯爷。或许侯爷能早日回来，从而加速诸生的教化，慰藉百姓伸长脖子期盼的心情。”

译△送闻人邦允序

听说叫邦允的人，是阳明先生的表弟，即将去福建苍峡任职，便来向先生请教。阳明先生对他说：“要庄重，不要因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而看轻自己；要荣耀，不要因为官职低微而怠慢他人。如果不是通过科举入仕，别人对待你就容易轻视，从而自己也看轻自己的情况是有的；官职低微，别人对待你就容易怠慢，从而自己也怠慢他人的情况也是有的。科举入仕是为了成就自身，却依仗它来逞强霸道，这是祸乱的阶梯；身居高位是为了践行道义，却急于以此谋取私利，这是盗窃资财，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所说的庄重，是因为我有内在的宝贵品质罢了，并不是指骄傲和傲慢；我所说的荣耀，是因为我的职责容易履行罢了，并不是指显赫和炫耀。如果把内在的宝贵品质视为庄重，把履行好职责视为荣耀，那么别人对我的轻视和怠慢，又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去吧，我还能说什么呢！”

△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戊子年）

嘉靖丁亥年冬天，守仁奉命视察思州、田州的军队，省吾林君以广西右参政的身份，实际参与军务。既然思州、田州已经归顺，谋划安抚绥靖的方法，大家都认为，如果不是凭借宽厚仁恕的品德，以及一向被各少数民族信服威望的人，像父亲那样临视、像母亲那样抚育他们，恐怕不能仅靠强力或诡计在短时期内压制住他们，而能长久保持没有变故。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省吾。于是上报省吾的名字请求朝廷，乞求授予他宪职，委任他重权，让他留任安抚这片土地，大概一两年就能教化融洽、人心革新，朝廷就可以永远不再为这一方边地担忧了吧！但又认为圣明的天子正在侧身坐席、励精图治，寻求卓越的人才，需要改变风气、善于治理，像省吾这样早有德行和声望的人，大臣们已经接连上章推荐，或许奏请还没送达，就已经有隆重委任和提拔了，恐怕他不肯为了区区两府的遗民，淹留岁月而借以加重自己的权位。奏疏呈上去不到一个月，巡抚郧阳的命令果然下达了。在这个时候，八寨的瑶族积祸千里，长达数十年，正商议出兵讨伐他们的罪过。省吾将要率领思州、田州报效的民众先行出发。消息传来，大家都为省吾祝贺，并且说可以免除兵戈驱驰的劳苦了。省吾说：“不是这样。事情正在做却中途停止，仁爱的人能忍心吗？遇到危难就苟且逃避，讲道义的人会这样做吗？我已经身负其责，幸好有改命的机会，却急忙离去，认为这样符合我的心意，我能这样做吗？”于是不停止行程而前往。冒着暑热和雨水，冒着瘴气毒物，乘危破险，最终完成了对八寨的讨伐而返回。

唉！如今世上的士大夫计较追逐功名，比市井小民计较刀锥之利还要厉害，稍有患害可能牵连到自己，就设置陷阱，结党营私，以巧妙脱身侥幸免祸；一旦不能遂其私欲，就怒目张臂互相抵触、钩心斗角，公然这样做，竟然不以为耻，而别人也没有指责他们的。大概士风的衰败浅薄，到了这种地步也就到了极点！而省吾的操守，却与时俗相反到这种程度。古人所说的托付孤儿、寄托性命，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的人，省吾具备这样的品质。

正德初年，我因为武选郎的职务抵触逆贼刘瑾，被逮捕关入锦衣卫监狱；而省吾也因为大理评事的职务触犯时讳而被拘禁，我们在枷锁之间一起研讨《易经》长达一个月，大概昼夜不懈怠，忘记了自己是被拘禁的囚犯。到现在分别已经二十多年了，才又在这里相会。省吾的容貌更加丰满，气质更加纯粹，议论更加平实。而他孜孜不倦讲学的心，却像过去一样更加恳切。在公事之余，我们一起考证旧闻和新的收获。我自从近年偶然对良知之学有所体悟，就全部告诉了省吾；而省吾听了之后，像江河决口一样畅达，可以说是平生的一大快事。没有辜负二十年的分别啊！现在天下的不治，是由于士风的衰败浅薄；而士风的衰败浅薄，是由于学术的不明；学术的不明，是由于没有豪杰之士为之倡导罢了。省吾忠信仁厚的品质，上天赋予他的本就与人不同，而他好学的心，又能老而不倦像这样，他的德行日益更新而事业日益广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从此阐明学术，改变士风，以成就天下的治理，将不正是由省吾来倡导吗！在送别省吾的时候，写下这些来表达深切勉励的意思。如果在声威地位之间有所期望，而在去留之际牵动情感，这难道值得为省吾所说的吗！

●卷二十三外集五

◎记

○兴国守胡孟登生像记（壬戌年）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的身份被贬为兴国县丞。过了三年，提拔为知州。胡公既然长期治理这个地方，于是铲除奸邪、种植利益，百姓因此大为和谐。又过了一年壬戌年，提拔为浙江按察司佥事而离去。百姓既然挽留胡公不可，就一起祭祀胡公的画像，以报答胡公的恩德。而学宫左边有叠山祠用来祭祀宋朝大臣谢枋得，已经很久了。那里的读书人说：“把胡公的画像合祀在这里。唉！我们州脱离胡元战乱而进入皇朝，虽然文风稍微振兴，但陋习没有消除。读书人登科甲显名于四方的人，相望如早晨天空的星星，数量不能以一二来计数。大概直到今天竟然茫然绝响的，已经有多少科了。自从胡公到来，开山辟地以扩大学宫，洗去污垢、磨砺钝器以革新士人的习气，然后人们知道崇尚礼仪、兴起礼乐，而文采在湖、湘之间蔚然兴起；被推荐参加乡试的人，一年就有三个。大概孔夫子的道大行于兴国，确实是从胡公开始的。胡公的恩德，本来不用多说；而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在这方面是最大的。在这里祭祀胡公，是合适的！”百姓说：“不可以。应该为胡公另外建立一座庙。胡公没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