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一

译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戊寅日，保庆皇后去世。当初皇上起居饮食，皇后总是陪伴在旁，因此对皇上的拥卫扶持，恩意周到而勤勉。皇后天性慈仁谦逊，过失很少。皇帝曾召她的侄子永节、永德到禁中，想授予他们诸司副使，皇后推辞说：“小孩子哪里承受得起这样大的恩宠？如果只是小官职，倒还可以。”于是同时任命他们为左右侍禁。皇帝又每年给她缗钱二万，供她沐浴等用，皇后再次推辞说：“这些钱都出自百姓的劳力，希望留下来供养军队。”皇上没有听从。皇上一直没有子嗣，皇后从容劝皇上选择宗室子弟养在宫中，因此英宗在宫邸时还未龆龄，便由皇后抚养。皇祐四年六月甲子日，皇太子宗实特意升任右内率府率。宗实是允让的第十三子，出生四岁时便养在宫中。至和元年十二月，皇上年纪已大，仍没有继嗣。皇祐末年，太常博士张述上书说：“臣听说漆室的女子也有忧虑国家的心，倚着门柱叹息。臣在朝廷任职二十五年了，却为区区忧虑，不敢早早替陛下提出长久治世的策略，连漆室女子都不如，这是臣实在感到惭愧的事。百姓的生命系于宗庙社稷这一重大根本，而继嗣又是它的根本。普通男女有百金的财产，尚且能够预先谋划、托付后事，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 建隆、乾德年间的臣子，谁不希望太祖皇帝享有亿万年的寿命？端拱、天禧年间的臣子，他们的心情也没有不是这样。然而天地有运行，日月有盈亏，阴阳的规律有闰年有常年，气运达到极点就回转，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变化，这是理所必然的。艺祖把神器传给太宗，太宗传给真宗，真宗传给陛下，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再传延十万年，这才算孝。如今陛下年四十四岁，宗庙社稷的大计却还没有托付之人，这就是臣日夜徘徊忧虑的原因。陛下知道这件事，却因为避嫌疑而不能决定，这不是孝。群臣也知道这件事，却因为忌讳和回避而不敢进言，这不是忠。陛下享有天下的尊贵却不因此懈怠，拥有天下的财富却不因此奢侈，远远超过成康、文景。臣认为应当默默祈告天地岳渎，分赐后宫宠爱，使恩爱平均施行；如果仍然没有获得皇嗣，就选择宗室中有才干而贤德的人，区别其礼秩，试任职务，让内外都知道圣心已有所归属，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这一年又上疏说：“臣听说《易》所谓‘明两作离’，大人应当接续光明照耀四方。当时京师从五月起连降大雨，水漫城郭，冲坏房屋，各路也上奏水旱灾害，皇上下诏让群臣陈说缺失。” 知谏院范镇说：天变的发生，根本在于储贰之位空虚，请把臣前一篇奏章下交执政大臣，迅速裁定，以消除天变。文彦博、富弼等共同商议册立储君，却从未同两府商议。枢密使王德用听说后，合掌抬额说：“要把这样一尊菩萨安置在哪里呢？”有人把这话告诉翰林欧阳修，欧阳修说：“老衙官懂得什么？”欧阳修又说：“水灾到来，五行发生变异，传说简慢社庙就会使水成为灾害。陛下严肃奉行礼仪，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还没有册立储贰。《易经》说：‘王器莫若长子’，大概这是上天的警戒吧？水属阴，这是上天的谴责告诫，必不会无故发出。希望陛下深思，早日决定，或许可以消除灾患，转化为福应。”奏疏一共上了两次，都留在宫中，没有发出。知制诰吴奎说：“君王以社稷为根本，以宗庙为重；社稷还没有奉祀之主，宗庙还没有承继之人。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继嗣尚未确立，如今的灾害正是天地和祖宗启发圣意；否则，为什么陛下没有大的过失，朝廷也没有严重的失误，却忽然降下这样的灾异呢？”殿中侍御史李景初也说：“这是阴盛阳微的警戒，大概因为皇子尚未确立，才导致这场大忧，希望陛下早作打算。” 八月，司马光上疏说：“当前最重大而紧迫的事务，在于根本尚未确立。”癸丑日，范镇又说：“陛下即位三十五年，把采纳谏言作为美德，把敬畏上天放在心上，至于小小的议论，也从未不虚心接纳；如今却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反而拒绝谏言而不采用，违背天意而不加警戒吗？臣的职责就是进言，不敢吝惜性命，默默不说而辜负陛下。请把臣先前所上的奏章交给大臣，迅速决定这件大事。”甲寅日，范镇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我前后六次上奏宗庙社稷的大计，其中两次送到中书省，经过一个多月、十多天，寂然无声，看不到有任何施行。希望诸公带着我的书信，在皇上面前进言，迅速决定大计。如果不这样，就赐我死刑，放我回乡务农，这也都是诸公的恩赐。”乙卯日，范镇又说：“臣先前六次上奏宗庙大计，奉圣旨送到中书省。陛下没有把臣的奏章留在宫中，而是下送中书省，是想让中书大臣奉行此事。臣两次到中书省，而中书省却互相寻找托词，拖延不办。” 继承人如果不能早日确定，那么这将成为一时的忧患，并遗留下万世的祸患。纵观前代，事情一旦仓促发生，有时由宫闱发出命令，有时由宦官主谋，有时由奸臣首先提出，他们贪图让幼儿长久在位，使政事昏暗不明，以便窃取权力。国家安危的关键，往往在顷刻之间爆发，而朝廷议论却安然不作谋划，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范镇前后上了七道奏疏，最后一篇尤其激切，文章多有重复，所以不全部载录。皇上最终没有因此治他的罪。范镇是小溪人。审刑院吴及上疏，推论到宦官以及继承人的问题，说：“胎卵尚未成形便伤害凤凰，以至于宦官众多，而继承人还没有养育成人。”奏书呈上后，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奇异。嘉祐元年春，皇上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见，突然因风眩发病，冠冕歪斜，只得催促完成礼仪便退朝。己未日，皇上患病，便写作文彦博与两府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人，询问皇上在禁中的起居情况。史志聪等人认为禁中的事情严密，不敢泄露。文彦博愤怒地斥责他们说：“主上突然得病，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范惟房等人出入宫禁，竟然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究竟想做什么？”从今以后，皇上的病势有任何增减，必须一一报告清楚；又命令把他们带到中书，取得军令状。史志聪等人平素谨慎老实，都听从了命令。到了晚上，皇城各门报告说应当下锁。

译史志聪说：“你去向宰相报告，我不能承担他的军令。” 从此，禁中的事情，宰相没有不知道详细情况的。左千牛卫大将军幼年被养在宫中，皇上和皇后把他抚养照料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他出宫回到府第后，皇上仍不断慰问、赏赐，宗室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皇上刚开始患病，不能临朝，朝廷内外都忧虑恐惧。文彦博、富弼、刘沆劝皇上早立继承人，皇上答应了。参政王尧臣的弟弟王纯臣多次对王尧臣称赞宗实贤能，当时任王府官。王尧臣把这件事告诉文彦博等人。文彦博等人也知道宗实是皇上心中属意的人，于是决定请求立宗实为继承人。奏稿已经拟好，还没有呈进，皇上的病就痊愈了，这件事也因此中止。当天，知谏院范镇上疏说：“陛下设置谏官，是为了谋划宗庙社稷的大事。如今陛下不因为臣愚钝而嫌弃臣，任用臣为谏官，臣难道敢不以社稷大计来侍奉陛下吗？”他又说：“真宗把宗室的儿子接到宫中抚养，这是天下最重大的忧虑。太祖皇帝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皇帝，这是天下最大的公义，也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奏疏呈上后，文彦博派提点开封府公事蔡挺去问范镇说了什么。范镇把情况告诉了他。第二天，蔡挺对范镇说：“既然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与执政大臣商议？”范镇说：“我料定自己必死，所以才敢这样说。” 如果同执政大臣商议，他们中有人认为不可行，事情难道还能不半途而废吗？”六月，御史赵抃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圣体偶然有一次不适，朝廷内外人心无不动摇。幸赖宗庙社稷降下灵佑，天地神明予以保佑，四海蒙受福泽，圣上的身体逐渐康复。然而，天上仍有谴责的征象显现，几乎没有一个月不出现；下面又有流传妖言的风气，甚至一再发生。上天或许是因为陛下的皇嗣尚未确立，人心还没有所归属，所以降下这些祥异，想让陛下深思远虑，赶快有所作为。希望陛下思考怎样回应谴责征象和妖言的警戒，思考怎样巩固三圣百年的基业，思考怎样安定朝廷内外臣民的忧虑疑惑，思考怎样打消奸雄阴贼的觊觎窥伺；请陛下断自圣心，发自诚意，选用宗室中贤良善良的子弟，或者让他们在宫中接受教育，或者封建任用并安排在左右，用贤良之士辅导他们，用正直之人作为根本屏障，使宗室根本深厚稳固。具备这两方面，希望陛下向天下显示最大的公正，作出选择。庚午日，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大略说：‘按照礼制，太宗没有儿子，就应当以同室宗亲作为后嗣；被立为后嗣的人，就是把他当作儿子。因此，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侍奉所继承的那一支，完全如同侍奉父亲一样，这就是尊重尊长、亲爱亲属的道理。’ 臣恭敬地思量，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功德流布人间，嫡系和旁支可以延续百世，子孙可以达到千亿；但陛下尚未有皇嗣，人心忧虑危惧。臣恳望陛下深切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出于圣意作出决断，明确无疑地从宗室中挑选聪明、刚正、孝顺、友爱、仁慈的人，使他暂居储贰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服。如果还不想这样做，那么暂且让他辅佐政事，或者掌管宿卫，或者治理京邑，也足以镇定安抚天下人心。当时皇上在位已久，国家继承人尚未确立；等到皇上身体不适，天下人寒心，却没有人敢于进言。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议论，司马光听到后接着进言，又写信给范镇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说就罢了，一旦说出口，难道还能回头顾虑吗？希望您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进言更加有力。□□□这是陛下想要为宗庙制定大计，而大臣们却不愿意。丁巳日，他又上疏。庚申日，任命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范镇推辞不接受，说：‘陛下如果认为臣所说不对，就应当加给臣万死之罪；如果认为臣所说正确，怎么可以不先考虑宗庙社稷的大计，却仓促地给臣转官升职呢？’范镇又因慧星显现为谴责征象而上言：‘星已经消失了，皇上又上言责备臣没有尽到言责。’ 九月，司马光又上疏说：‘自古以来，进谏争辩并不以官职为限，从公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工、商旅、盲人、聋人、樵夫和割草人，没有不能进言的，这是为了通达下情、察知国政。如果设置了专门官职而只允许任此官的人进言，不是此官的人就不能说话，那么下情就会壅塞而不能通达。这样一来，国家即使有迫切的忧患，行路的人都知道，在上位的人却听不到，这种危害难道不深重吗？’陛下因为水灾，常常下达明诏，向朝廷内外征求意见，勤于寻求政事的得失，臣怎么敢舍弃这一重大原则，隐瞒不说呢？当时范镇也多次辞去所授官职，并且请求趁恭谢大礼之时确定立嗣的大议。丙午日，范镇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诸位公卿看今天的事情与前些日子的事情，哪一个更难？一定会说今天比前些日子难；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难？事情既然难而不能办理，将来就不会变得容易。这就是所说的难易有时机，不能忽视。此前执政大臣把皇上身体不适的情况告诉我，说诸位大臣也曾提出过这个策略；如今间接的议论已经传入皇上耳中，所以更加困难，因此我才提到这件事。’十一月，范镇入宫答对，说：‘臣前后上奏共十九次，深切担心奏章被留在宫中而不下发，大臣们不能全部看到。如今把这些奏章抄录进呈，请求交给中书、枢密院大臣共同参议。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请让他在朝廷上同臣辩论；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就请明白地加罪于臣。臣的至诚之情，全都在这里了。’范镇待罪将近一百天，必须等到皇上把事情说明白，便哭泣着请求。皇上也哭着说：‘朕知道你的话是对的，应当等两三年。’范镇因此最终辞去谏职，朝廷也不能强行挽留他。嘉祐二年八月，翰林学士欧阳修因兖国公主出嫁，趁机进言说：‘臣愚见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时机，由圣意作出决定，从宗室中选取才德贤能、值得喜爱的人，登记为皇子；让他出入左右，问安、侍奉饮食，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嘉祐三年春，太常博士吴及服丧期满，被提升为校理。乙巳日，改任右正言、谏院供职。他上疏说：‘陛下拥有广大的海内疆土，宗庙又十分重要，但国家根本尚未确立，四方人心无所归依，上下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由圣断决定，提升宗室成员来充任储副。’他又说：‘禁止内侍收养儿子的制度违背天理，断绝人欲，并暗中损害皇嗣。希望下诏令大臣明确说明开宝年间的训诫，命令内侍中三十岁而没有养父的人，允许收养一个儿子。’皇上顺应天意，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三月乙卯日，范镇任知制诰。

译范镇自从被罢去谏职后，每逢有事，从来没有不以储嗣为话题的。等到任知制诰，他入宫谢恩，又当面进言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等待三年了，希望早日确定国家大计。’六月庚戌日，权知开封府包拯、权御史中丞进言说：‘东宫空缺已经很久，天下人都以此为忧。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确立，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皇帝说：‘你想立谁？’包拯说：‘臣没有才能却忝居此职，请求预先建立太子，是为了宗庙万世的大计。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在怀疑臣。臣年已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想求取身后的福分，请陛下裁察。’皇帝高兴地说：‘慢慢再议论这件事。’十二月，韩宗彦认为皇上年事已高而尚未有继承人，上书请求修订胎养令。嘉祐四年夏，诏令有关官署取来柴氏谱系，在各房中选取最长者一人，命他在岁时亲自奉行周祀。著作郎何鬲因为皇嗣尚未确立，上疏请求访求周、唐的苗裔，以备二王后。嘉祐六年，知制诰宋祁去世。宋祁兄弟都因儒学显达，而宋祁尤其擅长文章，善于议论。他在清简、约束、庄重方面不如哥哥；议论者认为宋祁没有做到公卿辅弼，于是宋祁自己写遗奏说：‘陛下享有国政已经四十年，东宫仍然空缺，天下人心危惧不安。为了社稷着想，不如选取宗室中的贤能之才，进封为亲王，作为执掌匕鬯、主持宗庙祭祀的人。如果六宫有妃嫔临产入馆的喜庆，皇嗣繁衍，那么宗室子弟就降封为郡王，以避让嫡长子，这就是安定人心、防范祸患的大计。’谥号为景文。六月甲戌日，张述上奏说：‘选取太祖、太宗的贤良子孙来确立皇嗣，这是天下人的希望。’闰八月丁未日，司马光上奏说：‘臣过去任并州通判时，曾三次上奏，请求陛下早日确定继承人，以遏制祸乱的根源。当时臣疏远地处在外地，尚且不敢隐藏忠心和爱护之情，特意陈述社稷大计。何况如今臣侍奉在陛下左右，官职又以进谏争辩为名。臣私下认为，国家最重大、最紧迫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舍弃这件事不说，专门拿琐碎小事来烦扰圣听，就是臣怀藏奸心而侍奉陛下，罪行即使被处以脯醢之刑也不能容忍。希望陛下取出臣所上三章，稍加省察；如果其中有可以采纳的地方，就请圣意决断，早日赐予施行。这样，天地神祇、宗庙社稷、群臣百姓都将受到福泽，只在陛下一句话而已。’司马光上奏后，又当面向皇上请求此事。当时皇上简默不言，即使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答应而已。听到司马光的话后，皇上沉思了很久，说：‘莫非你是想选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 司马光说：‘臣说这件事时，自己以为一定会死，没想到陛下竟然开诚接纳。’皇上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样的事。’于是命令司马光把所说的话交给中书。司马光说：‘不可以，请陛下亲自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宰相。’这天，司马光到中书报告事情，韩琦问司马光今天说了什么。司马光默默盘算，认为国家大事不能不让宰相知道，又思考怎样扩大皇上的意图，便说：‘所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说话。九月，司马光再次奏报继承人的事情：‘天下安危的根本，希望陛下果断迅速地实行。’起初，韩琦已经明白司马光的意思；十天以后下诏，命他与御史里行陈洙共同详细审定行户的利害。陈洙同司马光避开旁人谈话说：‘前些日子举行大享明堂礼，韩公代理太尉，洙任监察，韩公从容地对洙说：“听说你和君实友善，近来曾建议确立继承人；遗憾的是不能把你所说的交给中书。想要提出这个议论，却没有由头，便以讨论行户利害为名，并不是想烦劳你。”韩公是想让洙见到您，把这个意思传达给您。’于是司马光又写好奏章，并且当面说：‘臣先前向陛下进言时，陛下欣然接受，并不认为困难，我以为马上就会施行；如今却寂然毫无消息，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盛年。’ 他们的子孙应当达到千亿，为什么要仓促地做这种不祥之事呢？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之际援立自己亲厚友善的人。唐朝自文宗以后，确立继承人都出自左右近臣的意思，甚至有人成为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皇上大为醒悟，说：‘把司马光送到中书。’司马光到了中书，对韩琦说：‘诸位公卿如果不趁今天把话说清楚，将来半夜之间，禁中拿出一张小纸，指定某人为继承人，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韩琦等人都唯唯应诺，说：‘岂敢不尽力。’陈洙不久也写好奏章，请求选择宗室中的贤者立为后嗣。奏章发出后，他对家人说：‘我今天上了一份奏章，谈的是社稷大计；如果因此获大罪，就会死；罪轻一些，也会被贬谪流放，你们应当做好准备。’押送奏状的人还没有回来，陈洙便突然得病去世。当时知江州吕诲也上言说：‘希望陛下念及国家根本的重要和宗庙的谋划，思考宗祖创建宋朝的艰难，鉴戒成帝刘骜延续汉朝基业的做法，杜绝奸臣附会的源头，断绝后世窥伺觊觎的渐进趋势，早日作出决定，以安慰安定人心。’冬十月壬辰日，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任知宗正寺。起初，司马光把自己上奏的章疏送到中书后，宫中又发出知江州吕诲的奏章。宰相韩琦等人与同列一起奏事，读完司马光、吕诲的两篇奏章，还没有来得及启奏。皇上突然说：‘朕有这个意思已经很久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于是环顾左右说：‘宗室中谁可以呢？’韩琦说：‘这件事不应由臣下提出，应当出自圣上的选择。’皇上说：‘宫中曾养了两个儿子，小的非常纯朴而且不聪慧，大的可以。’韩琦请求问他的姓名，皇上说：‘名叫某某的那个人，如今三十多岁了。’议论决定、将要退下时，韩琦又奏说：‘这件事非常重大，臣等不敢立即施行，请陛下今天再想一想，明天再请示圣旨。’第二天奏事时又提起此事，皇上说：‘绝无疑问。’韩琦说：‘事情应当逐步办理，请容臣等商议。’所授官职当时还处于父丧期间，于是议定起复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皇上高兴地说：‘这样很好。’韩琦说：‘这件事一旦施行，就不能中止；请陛下坚定决断，不要疑虑，最好从宫中亲自批示。’皇上说：‘这件事怎么可以让妇人知道？只由中书施行就可以了。’于是下诏。至和末年，皇上得病，文彦博等劝皇上早日立继承人，皇上答应了。恰逢病愈，便把他们的奏疏搁置下来。此后，进言的人接连不断，皇上仍未答应。

译这样过了五六年，进言的人也渐渐懈怠了。韩琦请求在宫内兴建学校，想借此使皇上醒悟，趁机进言确立继承人。皇上说：‘后宫一两位妃嫔将要临产入馆，你暂且等一等。’后来她们都生下了皇女。一天，韩琦取《汉书·孔光传》进呈，说：‘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没有儿子，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只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能够这样做；以陛下的圣明，又有什么困难呢？太祖替天下作长远考虑，福泽流传到今天；何况宗室子弟入宫继承皇位，就等于陛下真正有了儿子。这样的盛德大庆，流传万古，谁能超过陛下？希望陛下把太祖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于是借着司马光等人的进言，终于改变了皇上的心意；起初皇上仍然像过去一样推辞。癸巳日，诸王宫侍讲王猎任宗正等伴读。王猎担任宫僚共十三年，有辅导之功，所以得到提拔任用。吴奎推荐他，可以担任经筵文学之选。韩琦说他不私下拜访请托，是一个有操守的人。十一月，知宗正寺宗实上表，请求服满丧期。皇帝问韩琦，韩琦说：‘陛下既然知道他贤能而选用了他，如今他不敢立即接受，大概正因为他的气度见识宏大，这正是他贤能的地方。希望陛下坚持起复他。’皇上收到第四份表章后，才听从了他的请求。嘉祐七年春，宗实请求恢复知宗正寺一职，告敕下发合门后，不准他辞受。秋七月，他又辞让，仍不准许。这月，王陶上疏进言，又请求入宫答对，说宫嫔和宦官中有人迷惑圣听，使宗实退避而不敢上前。皇上问王陶：‘想不想另外给他一个名目？’王陶说：‘这只是一种差遣名目，请求与执政大臣商议。’皇上说：‘应当另给一个名目。’于是韩琦等人才开始议论立宗实为皇子。丙午日，宗实再次辞让，皇上答应了。起初，宗实辞让知宗正寺的告敕，皇上对韩琦说：‘他既然这样，何不暂且停止这件事呢？’韩琦说：‘这件事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希望陛下赐给他亲笔手札，使他知道这是出自圣意，他一定不敢推辞。’等到派使者前去时，宗实却屡次以有病为辞。韩琦与欧阳修私下商议说：‘知宗正寺的任命既已发出，外人都知道他必将成为皇子，不如干脆正式确定名分。’欧阳修说：‘知宗正寺的告敕交给合门后，他还可以不接受；如今立为皇子，只要使用诏书，这件事就足以确定。’于是入宫答对，请求允许宗实辞去知宗正寺。皇上说：‘不要马上改作其他名目，直接立他为皇子。’韩琦说：‘请枢密院和张升进来。’皇帝当面对他们说明此事。张升说：‘陛下没有疑虑吗？’ 皇帝说：“朕想先使民心有所归属，只要姓赵的便可以了。”升立即拜了两拜称贺。韩琦等请求皇帝亲笔手札送到中书。丁丑日，韩琦告诉翰林王珪，让他起草诏书，王珪对此感到疑惑。戊寅日，王珪请求入对，说：“这是大事，以后不能后悔。外间议论都说是执政大臣强迫陛下这样做；如果不是出自陛下本意，那么祸乱的萌芽就难以预知了。”皇帝指着自己的心说：“这是出自朕的内心，并不是由于大臣的话。不这样做，众人的心就不得安定，卿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于是王珪在殿上拜了两拜，说：“陛下能够独自决断关系宗庙社稷的大事，这是天下的福分。”退下后便起草诏书进呈。诏书说：亲爱亲属，是王者首先应办理的事务。大概二帝盛大兴隆的治绩，就是由此而来的，朕非常仰慕。现任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是皇兄濮安懿王的儿子，也如同朕的儿子。他自幼在宫中抚养，聪慧仁厚贤能，早年便已显露出来。前些日子从宗室近支中选拔他，命他治理宗正事务，使者多次到他的宅第，他却更加坚持谦让，久久不肯接受任命，朕非常仰慕他。朕蒙受先帝遗留下来的恩德，继承圣明事业，不敢有所失坠。建立亲爱之道，应当从亲近亲属开始，这本来可以敦厚天下的风俗，并且上以慰藉宗庙。就把他立为皇子。癸未日，赐皇子名为曙。皇帝已经下达了诏令。己卯日，诏书下达后，皇子仍然坚持躺卧称病，不肯入宫。司马光、王陶等说：“普通人争夺丝毫的利益，甚至到了互相争抢的地步。如今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已经三百多天不接受任命，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件事，便足以知道陛下圣明，能够替天下得到贤才。然而臣听说：‘父亲召唤，不能答应一声便算了；君主召见，不等驾车备好就应当立即前往。’使者奉命而来，不接受推辞之词；皇子不应当推辞谦让，使者也不应当白白返回。凡是召唤皇子的诏令，内外都已准备妥当，既然要责罚降黜，也应当以臣子的义理责备皇子，他应当一定入宫。”皇帝与辅臣商议此事。韩琦说：“如今既然已经成为陛下的儿子，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希望令宗族亲属敦促劝勉他，他们在内的臣下必定不敢违抗。”辛丑日，皇子乘肩舆前往，说：“恐怕最终会违失君父的命令。”当时皇子最初推辞时，宗正与记室孟阳曾共同谋划。皇子所上的表章，都是孟阳撰写的。每写一表，皇子送给孟阳十金，孟阳推辞不受。皇子说：“这不足以表示感谢，等我得到朝廷允许后，才应当厚赏你。”总共上了十八表，孟阳得到了一千多缗。等到立为皇子后，他仍然坚称有病。孟阳进入卧室拜见他说：“主上察知太尉的贤德，又参合天人与助力，于是发布了恩德深厚的诏令。太尉独自称病坚持卧床，这样做的义理在哪里？”皇子说：“我不敢以此求取福分来逃避祸患。”孟阳说：“太尉侍奉两宫，作为父母的内外亲属，天下都听闻此事。主上为万世考虑，已经立你为儿子。如今如果仍然坚决推辞不拜，即使获准请求而回到藩国，难道就能从此安享宴乐而没有忧患吗？”皇子抚着床榻起身说：“我的想法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与宗谔等一同入宫，随行的贵贱人员不到三十人，行李简少萧然，与寒士没有不同，只有几橱书籍而已。朝廷内外听说后，都互相庆贺。九月己巳日，任皇子为齐州防御使，封巨鹿郡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口〕

译八年二月，皇帝身体不适。三月乙丑日，皇帝在崇福殿突然驾崩。夏四月壬辰朔日，辅臣进入寝殿后，决定召皇子入宫告知丧事。因为皇帝已经晏驾，皇子惊惧地说：“我不敢这样做。”于是辅臣奔上前去，共同把他拉住。召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到了日昃时分，百官都已集合，仍穿着吉服，只系金带、佩鱼袋。他们从垂拱殿门外哭着进入，在宁福殿前列班哭泣。韩琦在皇帝面前宣读遗制，英宗即皇帝位。《嘉祐》八年夏四月壬申日，英宗即皇帝位。辅臣奏事时，皇帝必定当面详细询问事情的始末，然后作出裁决，没有一件不合乎道理。朝廷内外都一致称颂，认为他是明主。这天晚上，皇帝忽然得病，言语失去条理。己卯日，举行大敛。仁宗驾崩八天后，皇帝的病情加重，大声呼喊，狂奔乱走，无法完成礼仪。韩琦急忙丢下手杖，卷起帘子把持住皇帝。皇帝呼叫内人，嘱咐她们要用心加以扶护。皇帝自从身体不适以来，丧礼都由礼官办理。群臣进来慰问时，皇帝垂帘而坐，未能亲自临坐。乙未日，举行大祥礼，皇帝才亲自主持行礼，又卷帘而坐接受慰问，人心才稍稍安定。戊戌日，司马光上疏，大略说：“如今圣体已经痊愈平复，刚开始亲临大政，四海之人都在拭目以待、倾耳听闻，所有举措言行，都不能不慎重。《易经》说：‘君子应当在做事时谋划好开端。’《召诰》说：‘王于是开始恢复。’唉！譬如生育孩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为自己留下明智的命令。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也不过是奖赏善人、惩罚恶人罢了。这三件事做得正确，远近之人都会欣然向往，受其感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这三件事做错了，流传到四方，人人都会离心离德，纲纪无法建立，万事衰败。治乱的根源、安危的关键，全都在这里。希望陛下安定心志，重视此事，精心审慎地思考，如同射箭必须有靶子一样，一定要万无一失、瞄准目标后才发箭。陛下思念先朝，想要报答先帝的恩德，孝敬谨慎地侍奉皇太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子，这确实是仁孝到了极点，远远超过常人。臣希望陛下即使凭天性已经做到，也再加以圣心自勉，早晚不懈怠，谨慎地坚持到底如同开始一样，以此凝聚亿兆百姓的心，向四方推行教化，那么福禄就会流传给子孙，美好的声誉也会流传无穷。”六月癸酉日，皇帝又因病不能出殿。当时只有两府大臣能够入宫对答。戊寅日，侍御史吕诲上疏说：“陛下登基至今已经数月，对先帝的哀慕日益深切，毁伤身体超过丧礼规定。圣体患病已久仍未平复，万机政务滞留，都在等待英明决断。法宫深严幽闭，臣下不能看见皇帝的清明仪容，臣子的心情实在不知如何安置。传闻太医所进的阳剂已经停止使用，改服其他药物，臣身在宫外，不知道是否属实。陛下如果认为方术没有效果，应当重新选择高明的医生，精心加以调护；如果认为不服药也会有喜事，认为只要按日等待即可，那么臣恐怕调节失宜，五行二气逐渐淫滥乖戾，邪气侵害正气，这不是保全圣体、为宗社考虑的办法。况且居丧的礼节如果做到损害生命，圣经对此深深告诫；士人继承家业尚且说不可以这样，何况身负万乘之重的君主呢？高宗居丧时，曾对傅说说：‘开启你的心意来启发我、滋润我的心。假如药物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平常居处尚且谈到这些，陛下确实遭受疾病，难道可以不想到吗？臣斗胆请求陛下明断节制，减少哀哭，重申命令给二府，责成太医，讲求药物，不要让疾病被轻忽，务必用药达到昏眩的程度，以期一定痊愈，使天下震动，知道礼乐刑政能够在朝夕之间施行。皇太后只为疾病忧虑，若能欣然得到安慰，岂不是好事吗？皇帝自从患病后，就厌恶服药。韩琦常亲自拿着药杯进献，皇帝没有喝完便推开，药汁沾污了韩琦的衣服。太后急忙出来，赐给韩琦服饰，韩琦不敢接受。太后说：‘相公实在不容易。’ 癸巳日，司马光上疏给皇太后和皇帝，大略说：‘皇帝如果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如果没有皇帝，也无法安定天下。两宫彼此依恃，就如同头目与心腹的关系。皇帝圣体平安时，侍奉皇太后、顺承她的容色，应当没有不合礼的地方。如果药物尚未见效，早晚省视、问安寒暖有不能周全之处，也是皇太后应该宽容的。’孔子说：‘闵子骞真孝啊，别人无法在他的父母兄弟之间挑拨离间。’这是说他的诚信纯厚到了极点，表里都显明，别人不能从中离间。孟子说：‘父子之间互相责求善行，是损害恩情的最大事情。’这是说骨肉至亲之间，只应当以恩情礼数相互厚待，不应计较细微的是非。臣愚昧地希望皇帝思考孔子的话，皇太后不要忘记孟子的告诫。万一奸人想要进谗说合，涉及离间两宫，应当立即诛杀，以明确昭示天下，使所有人都知道进谗妄言的人不能欺骗迷惑圣明之主。’皇帝最初由于忧虑疑惧而成病，举止有时改变平常的尺度，对宦官尤其缺少恩意，身边许多人对此不满，于是他们共同制造谗言离间，使两宫产生嫌隙。太后对辅臣常常提到此事。韩琦因此说出危急的话，感动太后道：‘臣等只是在外面看得见，官家在宫内的保护全靠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料，太后也不能安稳。’太后惊问：‘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韩琦说：‘太后加以照料，众人自然也会加以照料。’同列大臣都缩着脖子、流着汗。有人对韩琦说：‘这不是太过分了吗？’韩琦说：‘不这样说，就无法从中斡旋。’有人传说皇帝在宫中的过失，众人颇受触动。韩琦说：‘难道有人在殿上从未说错一句话，进入宫门后就会犯许多错误吗？’韩琦坚决不相信这种说法，传言也渐渐平息。秋八月壬子日，皇帝驾临紫宸殿。皇帝自六月癸酉日以来没有临殿，到这时才重新出现。十一月，司马光上疏给皇太后，大略说：‘如今仁宗刚刚弃世，皇帝久病未愈，天下的形势危如累卵，只能依靠两宫和睦来求得安定。天地覆盖承载万物，岂能效法普通人家，为言语细节争执，产生丝毫嫌隙，而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呢？’他又上疏劝谏皇帝说：‘臣曾两次上疏，认为陛下承受仁宗的天下，想要报答他的恩德，就应当孝敬谨慎地侍奉皇太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主，不要让奸邪之人有机会离间，使两宫产生嫌隙，上面给宗庙造成忧患，下面成为百姓的灾祸。

译臣披心沥胆，已经把话说得极其恳切悲痛。不知道臣的话是否已经传达到圣听，还是因为万机繁忙，未曾进呈给陛下？这正是安危的根本、成败的端绪，不可不察。’又说：‘《周书》说：“小民怨恨你、辱骂你，那么君王自己就应当敬慎修德。”古人说：“御寒没有比穿皮衣更好的，制止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陛下的疾病尚未痊愈，固然没有办法。若病愈以后，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亲自到皇太后的宫阁，克制自己，责备自己，以谢此前的过失；早晚温恭地侍奉在她身边，预先体察她的意图，顺承她的心意，举动都不违背、不擅自作主，使大孝的美德极其纯粹而光明显著，超过刚登上帝位的时候。这样，上下都会感到欣慰喜悦，宗社永远安定。如今道路上的妄传，又能造成什么损害呢？’古代最孝的人，即使有不慈爱的母亲，也尚且能使她感悟喜悦，改变心意。何况皇太后的圣明仁善之德闻名四方，自从陛下患病以来，她日夜流泪，向神明祈祷，忧劳困顿，只希望陛下平安，就像耕作者盼望收成、渡水者盼望获济一样。陛下难道不思考怎样安慰她吗？吕诲上书给皇太后，劝太后调治皇帝的身体，以平息离间之言；又写信劝皇帝尽行孝道，亲自参与药物之事，陈说得恳切周到，许多人难以说出这样的话。他又请求早日确立东宫，这是为宗庙社稷长久考虑。当皇帝病情严重时，言语行为多有乖错，往往触犯太后，太后无法忍受。身边进谗离间的人，有的暗中存有废立皇帝的意图。昭陵重新覆土之后，韩琦从陵上回来，太后派中使拿着一封文书交给韩琦。韩琦打开后，看到的是皇帝所写的歌词以及记载宫中过失的事情。韩琦立即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毁，并让使者回奏说：‘太后每次说官家心神不安，所以语言举动不合节度，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等到韩琦在帘前入对，太后呜咽流泪，把事情全部告诉他，并且说：‘老身几乎没有容身之处了，须要相公为我作主。’韩琦说：‘这是疾病造成的缘故，病好了，一定不会这样。儿子有病，母亲难道不能容忍吗？’太后不高兴。欧阳修接着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慈圣善的德行闻名天下。过去温成的宠爱，因为嫉妒逐渐形成骄纵放肆，太后处置这件事宽裕从容，没有什么不能容忍。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吗？’太后说：‘能得到各位知道这些道理，就很好了。’欧阳修说：‘这件事难道只是我们这些人知道吗？朝廷内外没有人不知道。’太后的心意稍稍和缓。欧阳修又说：‘仁宗在位多年，德泽深入人心，人们信服他，所以一旦驾崩，天下承受遗命，拥戴继承的君主，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异议。如今太后深居宫中，我们不过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我们的举动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无语。后来韩琦等见到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无礼。’他们回答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并不少，但唯独称颂舜为大孝，难道其余人都不孝吗？父母慈爱、子女孝顺，这是平常的事，不值得特别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不失孝道，才可以称为孝。臣只担心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达到对待父母的程度，哪里有父母会不慈爱的呢？’皇帝大为醒悟，从此也不再说这件事。此前十月，辅臣请求依照干兴年间的旧例，召侍臣讲读。不久诏令说要等到来年春天。司马光认为学习是帝王的首要事务，不应因寒暑而废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十二月己巳日，皇帝开始到迩英殿，召侍讲、侍读讲解《论语》《史记》。吕公著讲到“学而时习之”，说：‘《说命》说：“人应求取广博的见闻，时时想着建立功业，学习古人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既然如此，君主的学习，就应当观察自古圣贤君主如舜、禹、汤所用的心思，以求得治理天下国家的要道，而不是像博士、生徒那样只研究章句、解释和训诂罢了。’又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吕公著说：‘从天子到平民，都依赖朋友相互讲习。然而读书人以得到朋友为难，所以有朋友从远方来，便把它当作快乐。至于君主的学习，就应当尽力任用当世的贤人，使他们每天在燕闲时前来见面，讲论劝勉左右近臣。又认为身边的贤人还不够，于是到山林岩穴访求人才，到被滞留埋没的人中寻访，那么怀抱道术、具有德行的老人，都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天子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他的快乐也就更大了。’又讲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吕公著说：‘处在下位而不被上位者知晓的人很多，但处在上位而没有被下位者了解的情况也有。因此古代君主如果政令没有取得信任、人心没有归服，就反过来要求自己，修养德行，而不把愤怒施加给别人，就像舜广泛施行文德、周文王自己敬慎修德一样。’刘敞读《史记》读到尧把天下授给舜时，因而陈述说：‘舜原来处于卑微的地位，尧越过四岳把帝位禅让给他，天地享受他的治理，百姓拥戴他，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孝友之德光照上下。什么叫孝友？善于对待父母叫孝，善于对待兄弟叫友。’刘敞言辞声气明白流畅，皇帝为之肃然改容，知道他是在借此讽谏。身边听讲的人都变了脸色，当天便把这番话传到宫外。退下以后，王珪对刘敞说：‘您竟然直言到了这个地步吗？’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治平元年三月，司马光说：‘臣听说君子受到别人一餐饭的恩惠，尚且不忍心辜负，何况皇太后有三项莫大的恩德，陛下难道能片刻忘记吗？先帝立陛下为继承人，皇太后在宫中给予协助，这是第一项；先帝驾崩的当夜，太后决定国家大策，迎立圣明的陛下，这是第二项；陛下登基数日便得病，不省人事，朝廷内外人心惶惑、手足无措，皇太后替陛下处理万机，镇定安抚内外，等待陛下痊愈，这是第三项。有这一项恩德，陛下子子孙孙报答她都报答不尽，何况三项恩德兼而有之呢？陛下奉养太后的礼数如果有丝毫不完备，四海之人会把陛下看成什么样的人？天地鬼神又会把陛下看成什么样的人？这不能不引起陛下的深思。’如今陛下已经能够依礼奉养太后，臣又冒昧进言，实在希望陛下对此警戒谨慎，始终不感到厌倦；对外尽到恭敬，对内尽到亲爱，使孝德日益更新，美好声誉传遍四方，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保全万世的福禄罢了。万一有小人用细小末节的事情离间陛下母子，不再顾及国家倾覆的忧患，只图谋经营自身利益，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有关官府，明确公正地治罪，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圣明仁孝、不辜负大恩，而谗佞之人不能从中离间。

译司马光又说：‘祖宗在位时，闲居无事，曾经召见侍从、近臣，同他们从容地讲论各种事情。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选人，凡是能够进宫见面的，往往召他们上前，亲自加以询问，曲折详细，无不周全。之所以这样，一是希望使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不受阻塞蒙蔽；二是想了解这些人的才能器识和能否胜任职务，因此黜免、升迁、任用、舍弃都能适当，太平的事业也由此实现。’恭敬地想到陛下在藩邸潜藏德行，超过三十五年，一旦飞龙在天，拥有四海；虽然圣贤英明睿智，得自天性，但从未同当世士大夫接触，也未能完全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和伪饰之情。臣认为应当诏令侍从、近臣，每天轮流一人值守资善堂，夜间住在崇文馆，以备不时召见。如果有事情请假，就由次一等的官员轮换值宿。其余群臣进见和奏事的人，也希望陛下稍稍解除严肃威重的态度，详细加以询问，以扩大听闻和见识，帮助大政。后来司马光进言说，陛下侍奉皇太后，应当完全如同侍奉濮王，并且有所超过。司马光不久因意见没有被采用，请求出任外官。皇帝命宰臣宣谕说：‘卿所说的事情大略都已施行，而且还担任谏官，不必请求外任。’ 司马光又奏说：‘陛下虽然侍奉皇太后，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仍未达到侍奉濮王时承顺容色、曲尽敬意的程度。虽然省阅各项政务，却还不曾询问群臣，讲论治理和动乱的紧要事务。陛下如果认为做到这两点就可以停止，那么两宫的心意便没有办法和合，万机政务又怎么能够治理办妥？祸乱的根源仍然存在，太平的期限就还很遥远。臣即使每天侍奉在丹扆之前，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如果奉养太后的礼数日益增加，访求治国之道，勤勉劳作而不懈怠，使慈母在上欢欣，百姓在下安乐，那么臣即使身在远方，也如同在陛下身边。’吕诲又再次进言：‘先帝从公侯宗族中选拔陛下，正是看重陛下贤能年长、可以托付大事，所考虑的就是今天。陛下患病时，如果没有皇太后在内辅政，政事就无所依凭；大臣们为国建立这个谋策是忠诚的。然而陛下临朝驾临前殿，百官退朝后，两府大臣才来到内东门，这样纲领权柄全都掌握在皇太后手中。陛下自己尚未专断，又能依靠什么呢？臣希望陛下内心受到感悟，不要再以此为忧，只在宫内勤勉率先尽孝奉养，率领宫中人尽行礼节，那么妇姑之间就会尽情相接，母子之爱也会更加亲密。’ 亲自修治政务，掌握威权和赏罚，每天同近臣讲求治国之道，事情没有过度的举动，做到这些就是顺理成章；皇太后自然会得到安慰，恩意之间没有隔阂，在深宫中安闲休息，优游清静，含饴弄孙，不再干预政事，这难道不是皇太后的心愿吗？吕诲于是对皇太后说：‘恭敬地认为，殿下保佑圣子，积累了三十年；辅佐扶翼又超过一年，天下安定，宗庙社稷稳固，慈恩已经极为深厚，圣功也极为伟大。然而要使成就达到完备，实在艰难；保持敬慎直到最终，也同样艰难。由于万机政务繁多，殿下焦心劳神，从未稍稍休息，这不是安享福寿的根本。况且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勤勉自励到如此程度，在殿下心中应当已经足以得到安慰。臣认为，东殿的帘帷可以五七日临朝一次，咨询大臣，不使政务旷废，也许能稍稍平均安逸与辅政之间的时间，并没有什么损害。’应当在关键时刻沉着思考，依靠独断，预先宣布教令，明白告知朝廷；对外显示谦让的适宜，对内享受优游的快乐，上顺天道，下满足群情，享有这种完全的美好，岂不是好事吗？夏四月，权任御史中丞王畴想让皇帝出行，以安定人心。丁丑日，他上疏。于是谏官和执政大臣也相继请求。皇帝说：“应当同太后商议。”韩琦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太后说：“疾病刚刚痊愈，恐怕还不能出行。”韩琦说：“皇上的意思也自认为可以出行了。”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司选择日期上报。癸未日，放出宫女三百五十五人。司马光说：“这是为了顺遂民情，重视人世，节省浮费，避开嫌疑。”司马光又说：“请依照古礼，确定后宫人数和制度，选择良家子女入宫。”甲申日，皇帝驾临延英阁。皇帝自即位后患病，到此时仍未完全安康，而且多半不喜欢进药。吕公著讲解《论语》说：“孔子所慎重的事：斋戒、战争、疾病。”因而说道：“拥有天下的人，是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对于斋戒祭祀，必须极其诚敬，不能不谨慎。古代君主一怒之下就会伏尸流血，所以对于兴兵动众，不能不谨慎。至于人的疾病，常常发生在起居饮食之间，普通人尚且应当谨慎，何况君主责任重大、守护国家任务重要，更应节制嗜欲声色，亲近医药，为宗社爱护自身，不能不谨慎。”皇帝采纳了他的话，为此低头并改变容色。后来辅臣奏事时，又谈到吕公著，欧阳修说：“公著为人恬淡安静，有文才。” 皇帝说：“与经筵讲解相比，他讲得很好。”司马光请求皇帝早日出宫，为百姓祈雨，以满足朝廷内外的愿望。甲午日，在相国寺、醴泉观祈雨。皇帝久病，到这时士人和百姓欢呼庆贺。戊申日，皇太后亲自写手书交给中书，表示归还政权。这天便不再处理军国事务。此前，皇帝病情稍有好转，自去年秋天起就隔日到前殿、后殿视朝听政。两府大臣每次退朝后，入内东宫小殿复奏政事。太后像最初那样，后来又两次提出归还政权，亲手写书给大臣让他们转告皇帝，却总被留下而没有公布。皇帝既已康复，没有其他问题，太后又颁下诏书归还政权。韩琦也想停止在东殿垂帘听政，曾有一天拿十多件事情一并禀告皇帝，皇帝迅速裁决，全部恰当。韩琦退下后与同列互相庆贺，于是对曾公亮等说：“昭陵重新覆土后，韩琦本来就应当请求退职，只是皇上的身体尚未平复，拖延到今天。皇上听政裁决竟然如此不知疲倦，确实是天下的大庆。”韩琦在帘前先把请求外任一乡郡的事告诉太后，并须得到曾公亮等人的赞成。曾公亮等都说：“朝廷怎么可以没有您？您不必请求外任。”于是他们到东殿，再次奏报皇帝已经裁决的十多件事。太后每一件都称好。同列退下后，韩琦独自留下，便把先前同曾公亮等所说的话告诉太后。太后说：“相公怎么可以请求退职？老身本应居于深宫，却每天还在这里，实在是不得已；姑且让老身先退吧。”韩琦立即说：“前代像马氏、邓氏那样贤明的人，也免不了贪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立即归还政权，实在是马氏、邓氏所不能比的。”于是拜了两拜称贺，并且说台谏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归还政权，不知决定在什么时候撤下帘子。太后突然起身，韩琦立即提高声音命令仪銮司撤帘。帘子落下后，太后仍在御屏后面，只能隐约看见太后的衣服。

译吕诲上奏说：‘恭敬地听说皇太后停止与皇帝共同听政，谦让尊贵的德行更加光明显著，在这圣明的时代，确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臣深切认为，陛下正在大力推行孝治，按道义急切地希望使亲人安宁；尊奉皇太后的礼节，应当完全做到恭敬顺从。过去先帝从公族中选拔陛下，三十年间，谁不知道皇太后经营谋划、保佑扶持的功劳？她口头宣读遗制，竭力扶持天下。不幸在先帝驾崩五天以后，陛下患病，大臣共同谋划，才建立这一措施。辅佐了一年多，政令平允，对于陛下的恩德已经极其深厚，对于宗庙社稷的谋划也极其深远。如今突然宣布诏令，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对皇太后来说是得到了归政的结果，对陛下来说应当怎样呢？希望陛下内心特别降下诏旨，委婉地表现谦让，反复多次，感动群情，使其大体合乎礼制，追念先帝的顾托，不失去圣母的欢心，完全做到孝敬恭顺，这才是最完善的。使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不让人暗中议论，保持始终如一的盛德。’吕诲不久又说：‘帝尧接受天命，不以拥有帝位为快乐，而以天下为忧患；等到功业完成，根本都在仁孝罢了。先帝在位四十多年，天下安宁，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仁孝而已。一旦把万乘之业交付给陛下，继承之后怎么能不把仁孝放在首位？’ 况且皇太后侍奉先帝很久，熟悉并详知治国之道，如今正要停止共同处理政务。即使陛下极其英明，凡是百官来禀报事情，都表示自己不敢擅自专断的意思，这样上可以安慰太后的慈颜，所得的好处是很大的。百姓知道陛下奉侍亲长完全合乎礼节，谁不会一致受到感化呢？达到帝尧的治道，并不困难。庚戌日，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说：太后对于陛下有保养、扶持的力量，古代贤后的功劳也不能超过她。希望诏令大臣讲求尊崇皇太后的礼仪。于是诏令中书、枢密院商议尊崇皇太后的仪范，奏报朝廷。知谏院司马光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仁宗皇帝把四海之大交给陛下，恩德之大，天地都不足以相比。如今仁宗驾崩以后，骨肉至亲中只有皇太后和几位公主，陛下应当竭尽力量和心意，供奉、侍承、抚养她们，以符合仁宗皇帝的心意。又说：《大学》说：‘古代想要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必先端正自己的心。心中有所愤怒，就不能端正；心中有所喜好快乐，也不能端正。’陛下从宫邸奋发而出，进入继承皇位的行列，从隐伏到飞腾登位，旧日的恩情和宿日的怨恨，难道能完全没有吗？然而如今正是开始亲自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能稍稍置于圣虑之外，以免损害最公正的原则。君主的要道，在于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也就是奖善罚恶罢了。爵位俸禄，是天下的爵位俸禄，不是用来优厚君主所喜爱之人的；刑罚，是天下的刑罚，不是用来满足君主愤怒的。因此，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和士大夫共同决定；在市集上施刑，要和众人共同弃绝受刑者。这样明白表示不敢以自己的私意行事，体现的是天下的公议。愿四海的贤才纷纷并进，希望陛下稍稍留心考察其中。有才德高尚丰厚、符合众望的人，就进用他，即使是过去的怨家仇敌，也不要抛弃；器量见识平庸低下、对时局没有补益的人，就罢退他，即使是亲近的姻亲，也不要任用；有励志修行、建立功劳、为世人推重的人，就奖赏他，即使是自己心中憎恶的人，也不要废弃；怀有奸邪、触犯禁令、为众人所憎恨的人，就惩罚他，即使是自己心中喜爱的人，也不要赦免。这样，民间就不会遗漏贤才，社稷便能永远安定。司马光又上疏给皇太后说：‘臣深切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贵贱虽然不同，人情却是一样的。我曾观察天下士人百姓之家，长幼共同居住，年长者有时恩意不周，衣食不丰；年幼者有时容貌不恭敬，言语不谦逊。如果年幼者孝顺恭敬而不怨恨，年长者慈爱宽惠而不责备，上下和睦，家道就会兴盛；如果年幼者把对方看作怨敌，年长者把对方看作应受责备的人，上下乖离，家道就会衰败。开始时彼此失和的事情很小，最终造成的祸患却很大。再加上有人用谗言从中离间，于是父子互相怀疑，兄弟彼此嫉妒，祸乱和暴虐一同兴起，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凡是闺门之内，子妇若有极其孝顺恭敬的心，长辈就应当欣然以慈爱之心接纳她；如果她的过错超过限度，也应当用忠孝之心教导她。教导已经周全而她仍不听从，那么责备她可以，治她的罪也可以。等她已经改正，又应当以欢喜的心情接待她，不能因为一次触犯脸色就终身厌恶她，最终也不肯接受她的道歉。所以骨肉之间可以有威严和怒意，却不应有憎恨和疾恶；可以有诘问和责备，却不应有猜疑和忌恨。这是自古圣人驾驭亲属的办法。臣深切想到，皇帝、皇后对于殿下兼有内外亲属的关系，自幼承蒙殿下保育，如今成为万民的父母，谁能说不是依靠殿下的力量？臣认为殿下本应抚慰、怜爱、顾念他们，感情如同亲生，周全地保护他们以完成大德，不可偶然因为细微的过失，便积蓄长久的怒气，抛弃生养成就的深厚恩德，招来疏远的深重怨恨。这是愚人和智者都知道的道理。皇帝去年得病时，容貌言辞确实有些可疑；他得罪殿下的事情，臣已经曾经对殿下说过，不能用没有疾病之人的礼节去责备有疾病的人。况且醉酒后犯错，醒来后尚且可以赦免，何况有病的人不能自知，本来又不是他心中想要做的事，怎么可以事后追究，把它当作罪过呢？皇后从幼年起，早晚都在殿下怀中嬉戏，分食甘美之物，哺乳果品，抚慰爱护，有恩而无威严。如今既然正式位居中宫，能够再次奉献膳食、盥洗衣物来侍奉殿下，她心中依仗着往日的爱护，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仍以幼时的心情对待殿下，所以有时有所请求，如果不能及时满意便会恼怒、怨望，不能完全像普通人家妇姑之间那样行礼。殿下即使因此发怒责备她，本来也是应该的，谁能说不可以？但事情过去以后，殿下如果就此抛弃她，不再收恤，像仇敌一样憎恨嫉妒她，臣认为这就过分了。臣身在宫阙门外，没有办法知道禁廷内的事情，只是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不知真假；传言都说近来皇帝、皇后侍奉殿下的礼节比过去更加恭勤，而殿下待他们过于严厉，接见他们过于简慢。有时他们进见殿下，殿下虽赐座，却像对待疏远的客人一样，交谈不过几句话，片刻之间便又把他们遣走。

译这样一来，母子之间的恩情什么时候才能通达，妇姑之间的礼节又如何能够施行？使他们疑惑恐惧、不敢主动亲近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臣深切想到，殿下以母仪临天下超过三十年，柔和明智的声誉在内外都很融洽。皇帝潜居藩邸时，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仁孝之行光照远近。先帝以至公大义选择贤能者继承皇位，海内之人都认为继统之日，慈爱孝顺的风气一定会从家庭推及国家，实在没有想到民间巷陌忽然会有不同的议论。推究其根源，大概是皇帝患病期间，宫禁之中一定有谗佞之人编造修饰言语，彼此离间构陷：一是想假装效忠，以此取得殿下的知遇，侥幸求取利禄；二是自知平素过失很多，害怕继承皇位的君主严明，不能容忍自己；三是想暗中窃取权柄，厌恶君主明察，使自己不能放纵。因此他们日夜窥伺，搜集皇帝哪怕丝毫的过失，没有不传到殿下耳中的。殿下虽然极其聪明，也不能没有疑虑；虽然极其仁慈，也不能没有愤怒。皇帝凭着刚强健毅的性情，却被众人的言论压制，无法为自己申辩，怎么能不愤懑郁结？于是使两宫之间产生明显的隔阂，久而不能解除，流传到宫外，朝廷和民间的士人中有人敢暗中议论是非，实在令人惋惜。如今上天已经使殿下内心受到启发，殿下深深发出慈爱之旨，卓然作出长远的考虑，把天下的政权全都归还给皇帝。这是宗庙神灵的护佑，也是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料想，谗邪之人的内心如沸水一样，越发不能安定，他们一定会竭力谋求离间；那些人全都是为自己一身的私利打算，并不是为国家和殿下考虑。臣希望殿下深察他们的情状，不要再听信采纳，斥退疏远这些人，不要把他们安置在身边，并召来宣谕皇帝说：皇帝过去那些纷纷扰扰的事情都是这类人所为，从今以后，母子之间应当坦然无疑。皇帝一定会流泪拜伏，感激地推辞谢恩，然后两宫的欢悦便全部恢复如旧。皇帝进见时，殿下应当给他温和的脸色，留下他从容交谈，来往不加限制；有时置办酒宴，谈笑相处，欣然接待他，按照一家人的礼节，那么殿下安享孝养，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呢？心平气和，长寿无疆，国家安定，内外没有忧患，声名美好，流传无穷。与其信任谗邪之人，处处猜疑防范，整天忧愁不安，因忧愤而生病，国家不得安宁、祸乱横生、讥谤之言流传后世，二者的得失相差实在太远了。况且殿下既然能够把祖宗的事业交给皇帝，又把大政授予他，为什么偏偏在恩情礼数上始终不能豁然回心、平息怒气呢？如今宫闱之中，殿下的骨肉至亲只有皇帝、皇后、长公主以及几位皇子、公主而已，其余的人都如同路人，对殿下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连亲近的人尚且不能用恩德和信任团结，反而猜疑并疏远他们，那么疏远的人难道会独自肯接受殿下的顾念和待遇，尽力效死，始终没有二心吗？尊贵没有比成为天子的母亲更尊贵的，富有没有比接受四海供养更富有。如今殿下拥有这样的富贵却不能自得其乐，亲近本来可以疏远的人，疏远本来可以亲近的人，使受恩的儿子、儿媳徘徊而不能自安，恭敬畏惧而不敢进见，即使内心怀有反哺之心，也无从施展。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臣不顾死亡来进献忠直之言，希望殿下母子和悦、国家安宁，这就是臣用来报效的事情。辛未日，富弼辞谢所升官职，大略说：‘陛下记录臣在先帝时微小的功劳，哪里比得上报答皇太后今日的大恩呢？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曾对臣与胡宿、吴奎说：“我没有丈夫，是孤单的寡妇，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臣等共同听到这话，实在感到伤心。我想中书也一定听说过这件事；又私下听说，先帝的各位公主，陛下改变她们的居处来安置自己的女儿，像这样的事情尤其严重，但从未听说陛下稍稍想到这些。’ 恭敬地想，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仁恩德泽深入人心，甚至遍及虫鱼草木。臣侍奉先帝也有三十多年，从布衣被提拔到宰相，所受恩德可以说很大。如今臣不忍看见仁宗的遗孀和幼女像这样无所依归，臣反而坐享陛下迁升宠任的恩遇，难道还能心安吗？仁宗和皇太后对陛下有如天地般的大恩，可是还没有听说陛下有什么报答的方法。臣对于陛下，不过是先前提出那一点丝发般微小议论的劳绩，又有什么赏赐可以再加呢？陛下忘记天地般的大恩，却记录丝粟般的小劳，可以说是颠倒是非、极不思考了。天下事情中最紧急、最应该先办的，只有仁宗的一位皇后和五位女儿，也就是所谓的孤儿遗属；而百官万民即使竭尽力量，也不能先行解决她们的忧乐，她们的处境全系于陛下一人之手。关键在于陛下施加照顾怜恤的恩德，想到并怜悯她们；这样天道就会帮助人，恩情归于子子孙孙，享受无穷的福祉。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弼又上奏说：“愿陛下奉行仁宗的祭祀，完全做到恭敬谨慎；侍奉皇太后，以极其诚实恭敬的礼节使她和颜悦色。如果这样勤勉不止，孝德自然会彰显于外，京师上下都会一致歌咏，传遍天下，最终形成良好风教，陛下可以不费力而实现治理。到那时推恩施惠，恩典加倍于今日，臣自然不会推辞谦让，君臣之间都能得到适宜的结果，难道不是很美好吗？难道不是很盛大吗？”这样的奏章上了六七次，才得到优厚的诏书答复。圣诏说：“恭敬地想，仁宗皇帝应当报答的恩德，像昊天一样没有穷尽；皇太后如同母亲养育我，正要以天下的奉养在朝夕之间承奉她的容颜，何况还说得上是孝道的极致吗？又说：如今既然勉励我以侍奉亲人的道理，我却拒绝君命而不接受，难道这话是违背道理的吗？”弼又上奏两次，最终没有被听从。弼于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八月丙子，司马光上奏请求延请并接见群臣。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被安置到蕲州。起初，皇上还是皇子时，曾命任守忠宣召他，任守忠却躲避而不肯前往；等到皇上即位后身体不适，任守忠便挑拨两宫争斗，又擅自取用奉宸库的金珠数万两，献给皇后而获得赏赐。司马光、吕诲交相上章弹劾他，司马光列举他的十项罪状，请求把他斩首并陈尸于都城街市。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贬黜了任守忠。九月初，诏令开放迩英阁，但重阳节应当停讲。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说：“先帝在位时没有事情，常常开设讲筵；近来因为圣体不安，才在盛暑和严寒的月份暂时停讲几个月。如今陛下刚开始清明，又亲近儒雅之士，讲求治国之道，希望不要片刻停息，每天都亲临讲筵。” 皇帝听从了。

译治平二年八月，因为灾异下诏给朝廷内外的臣僚，并允许他们上奏直言时政得失。学士起草诏书说：“执政大臣应当警惕地思考天变。”皇帝在诏书后亲笔写道：“淫雨成为灾害，是上天告诫我没有德行。”又写道：“执政大臣，是我的股肱之臣，应当协调德行，互相修养，以辅佐我所不能及之处。”司马光上疏大略说：“臣私下认为，皇太后仁慈明达的德行，始于先朝；她在陛下还在襁褓中时，便保育圣躬。陛下入宫承继大统，不能说完全不是太后的力量。当陛下刚开始生病时，外间传言皇太后在梓宫前为陛下叩头祈祷，额头都因此受伤。像这样，难道能说她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吗？不幸谗毁奸贼之人相互离间，终于使两宫之间的感情明显有了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有所不慈，陛下作为人子，怎么可以计较谁是谁非，因而产生忿恨，对爱敬之心有所不足呢？《传》说：‘忘记大的恩德，消除小的怨恨。’ 先帝把陛下从众人中提拔出来，从防御使升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和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如今梓宫停殡，却已经失去了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也都被屏居在闲宫。臣请用小事来作比喻：平民如果这样做，尚且会在乡里受到贬斥，何况以天子的尊贵，受到四海仰望呢？臣希望陛上考察天意，下顺人心，侍奉皇太后，更加孝敬谨慎，务必取得她的欢心。对各位长公主也要时时加以存问和优恤，不要使她们无所依归。总揽国家大权，不要把权力交给他人；选拔任用英俊之才，修明声名而考核实际，奖赏有功、惩罚有罪，舍弃小事而取大事，铲除堵塞弊端和侥幸宠幸，全面更新大政，延请接纳正直的言论，虚心听从善言，所有这些都要用至诚来实行。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人呢？陛下如果果真能在这些事情上竭尽诚意，那么最高的德行将日益更新，美好的名声传遍四方，人心喜悦，天道和顺，百谷繁茂，祥瑞降临，蛮夷相继归服，福泽流传给子孙。”吕诲说：“遮蔽阻遏有德之人，上天降下的灾害就是水灾。大概是有德之人被阻塞压制而不能任用。”陛下应当小心谨慎地修身反省，挽救这些过失，希望能够消除灾变、恢复正常。吕大防说：“雨水成为灾害，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灾异。”他陈述八件事说：“君主的恩德没有树立，臣下的权势过于强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西北方面相互谋划，盗贼肆意横行，群情失去职守，刑罚失去公平。” 知制诰郑獬当时任荆南知州，上疏说：“陛下下诏寻求忠言，群臣的章疏应该选择官员掌管，命令他们专门负责此事。如果其中有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议论，是可以施行于当世的，就召见其人共同商议。这样，诏书所求就有实际内容，陛下得到的言论也有实际用途。还应把这些记入史册，写成‘某年因大水下诏求言’。求取直言，采用某人的意见而实行某件事，以此革除前世把诏书当作空话的弊病；不要让陛下的诏书藏在有关部门，最后只成为几幅空纸而已。”十月，司马光说：臣凭借驽钝衰朽的资质得以侍奉劝讲，私下看到陛下天性好学，勤勉不倦；然而在经席之中，从未发言询问什么。臣愚昧地猜想，陛下是想保护群臣的短处，恐怕他们在应答时仓促失措，不能在众人面前陈述清楚，反而使他们受辱；这实在是圣心仁慈宽恕到了极点，群臣即使舍弃生命也无以报答。然而臣听说《易》说：‘君子通过学习积累知识，通过询问来辨明事理。’《论语》说：‘遇到疑问就想到询问。’《中庸》说：‘有不明白的，不问到明白就不停止；有不能辨别的，不辨到清楚就不停止。’按照这些话来看，学习如果没有询问和辨析，就没有办法得到阐明。如今陛下默默地领会，却不加以询问访问，这虽然是臣等见识浅陋者的幸运，臣私下却恐怕无法宣畅经书的旨意，帮助发扬圣明的德性。恭敬地希望从今以后在讲筵中，如果有臣等讲解得不完全的地方，请陛下赐予诘问；或者担心一时记忆不能完备，可以允许我们退下后查考寻求，第二天另写奏札详细奏报，这样或许可以辅助陛下考察古道的志向，成就每日更新的益处。” 治平年间西夏扰乱边境

译治平元年夏季庚午日，赐给谅祚诏书，告诫他从今以后应当精心选择使臣，不要让他们制造事端。在此以前，夏国祝贺皇帝登极，进奏人吴宗等到顺天门，想佩带鱼袋并让仪仗物品随行，引伴高宜禁止他们这样做，不让他们留在驿馆。一天晚上，断绝了供给，吴宗说了不恭敬的话，高宜依照旧例折辱他，过了很久才允许他入内。等到赐食时，吴宗在殿门向押判张觐申诉，诏令把他送回延州，与高宜辨明此事。高宜是延州派遣来的。程戡奉诏任通判，责问这件事。吴宗说：‘引伴说应当动用一百万军队，才进入贺兰山洞穴，这是什么话？’通判说：‘听说使者当面称国主为少主，所以引伴才有这样的回答；过错在使者，不在引伴。’吴宗沮丧服输，于是不再争辩。司马光、吕诲请求加重高宜的罪责，没有得到答复。这年秋天，夏国主谅祚多次出兵侵犯秦凤、泾原，抄掠熟户，扰乱边寨；弓箭手杀人掠夺牲畜，数以万计。诏令派文思副使王无忌携带诏书责问。司马光说：‘去年先帝去世，谅祚派使者前来致祭，延州派指使高宜押送伴随使者入京，高宜言语轻佻放肆，傲慢对待他的使者，侮辱他的国主。使者临行辞别时，向朝廷大臣亲自申诉；当时臣与吕诲一同上言，请求加罪于高宜，朝廷却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使他们怀着怨恨回到国外，国人都认为这是耻辱。今年以来，谅祚招纳亡命之徒，集合军队，窥伺边境，攻围堡寨，驱赶胁迫熟户八千多个族，杀掠弓箭手数千人。如此悖逆，而朝廷反倒派臣下携诏安抚晓谕他；他顺从就安抚他，傲慢凶狠就畏惧他。若使臣到达那里，谅祚叩头伏罪，禁止侵掠，或许还可以赦免；若再次拒绝违抗王命，言辞和理由骄横傲慢，继续侵掠不止，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对待他？损伤国威、降低国势，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如今公私都已困乏，士卒骄惰，将帅缺乏人才，西夏侵犯边境，这是值得忧虑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可是朝廷上下安然无事，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朝廷自有防备，而疏远外事的臣下不能预先知道吗？臣私下对此很疑惑。所谓防备，不只是增加驻屯的兵马、积蓄粮草而已；关键在于选拔将帅、整顿军政，这两方面都缺失，怎么能说有防备呢？臣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懑，恭敬地希望陛下广泛召集群臣，询问防备边境的策略，选择其中好的意见努力实行。” 十一月己亥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检阅陕西义勇。起初，宰相韩琦上奏说：‘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以来，都凭借百姓充当士兵，所以人数虽多却能够供养。至于汉武帝因此建立雄伟制度、制服天下、威服四夷，更不是近世所蓄养的冗兵可以相比的。唐代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天宝以后废止而不能恢复，因循到五代，广泛招募长期征戍的士兵，因此使天下困乏而不能供给。如今的义勇，河北约有五万多人，河东约有八万人，勇猛强悍而质朴实在，是天性如此；他们又有财产产业，是父母妻子所依靠的，如果稍加训练，也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部战事开始时，也曾三丁选一人，壮丁充作弓手；后来又刺字，编为捷胜军。等到夏国归顺，朝廷所■〈扌东〉如今保存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是控制防御西部边境的地方，事情应当一体办理。如今如果在陕西各州也检点义勇，只在手背刺字，那么又能知道不会再刺面，可以不使人惊骇。或者先命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刺字试行，安定之后再推广到各郡，虽然一时不免有小的扰动，但最终会成为长久的利益。诏令同意了。枢密副使胡宿请求暂且只在沿边州军刺字，皇上说不如立即实行。韩琦的意图也正是如此，于是命徐亿等前往，除商州、虢州二州外，其余全部登记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人，六丁选二人，九丁选三人；年龄二十至五十岁、才勇兼备者充任，只刺手背。每五百人为一指挥，设置使、副各一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侯、承局、押官各五人。每年十月轮番上役，阅教一个月后停止。又诏令泰州、成纪等六县中，凡买得保毅田并承领名额的人家，每三丁刺一人，六丁刺二人，九丁刺三人，全部编为义勇；每人赐钱二千，共得到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后来又诏令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三州的义勇，遇到召集防守时每天给米二升，每月给酱菜钱三百。知谏院司马光上奏，前后共有五次请求停止给陕西义勇刺字，说：‘这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祸害，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最终都没有被听从。他又六次上奏，并向中书省申述，弹劾自己请求离职，也始终没有获准。他曾到中书省与韩琦争辩，韩琦对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造成声势、后兑现实际；如今谅祚正桀骜不驯，让他听说陕西突然增加二十万军队，难道不会震惧吗？’ 司马光说：‘用兵时，先造成声势，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兵力，只能在一天之内使用。稍微拖延，敌人就会知道实情，声势便不能再用了。如今我们增加二十万兵，但实际上不能使用，过十天西夏人就会知道详细情况，难道还会害怕吗？’韩琦不能回答，又说：‘你只看到了庆历年间陕西乡兵最初刺手背，后来都刺面而充作正规军的忧虑。现在已经下发敕令和榜文与百姓约定，永远不把他们充作军队、派往边疆了。’司马光说：‘即使是我，也不能免除疑虑。’韩琦说：‘有我在这里，你不必忧虑；如果这话不能兑现，……’司马光说：‘我终究不敢相信，只是不敢相信罢了；我担心的是相公自己也不能相信。’韩琦愤怒地说：‘你为什么这样轻视我？’司马光说：‘相公长期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万一相公调任外出，别人掌管此事，凭借相公已经造成的这些兵力，派使者运粮并派他们戍守边疆，不过反掌之间的事。’韩琦默然，最终也没有因此停止。此后十年，义勇运粮、戍守边疆成为惯例。

译十二月，内侍王昭明任环庆路钤辖，兼管鄜延蕃部事务；李若愚任泾原钤辖，兼代理管勾秦凤蕃部事务，命他们预先筹划。几天以后，又让左藏副使梁寔统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统领鄜延，同时命王昭明等专门负责本路事务。前代因为让宦官参与边疆事务，将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到了有这样的任命时，人们都认为不妥。谏官吕诲说到宦官监军的危害，请求罢免这四人。御史傅谋、俞某、赵瞻都上奏论列此事，赵瞻又因入对而极力请求收回任命，否则愿意公开驱逐他们。最终都没有被采纳。知延州程戡说：‘蕃部之所以逃亡，是因为苦于边吏苛刻暴虐，只是被西夏人诱骗掠夺罢了。如今王昭明等人只能召来首领，用言语慰问抚恤，以酒食、茶、帛犒赏，终究不足以收拢他们的心，反而严重扰动边境的听闻。应当改任王昭明等为路分钤辖、都监，各自统领一将军马，兼任沿边巡检使，不要再专门掌管蕃部事务。’也没有被采纳。治平二年春，诏令夏主谅祚不得再从泾原、秦凤两路熟户及弓箭手所属地界侵扰。起初朝廷派王元忌携诏责问谅祚，谅祚拖延不接受诏书，却借夏国贺使附带表章，自己说明起兵的原因，把罪过归于我方边吏，言辞多不符合事实。朝廷又用诏书告诫晓谕他，他最终仍不听从。癸酉日，参政欧阳修说：‘谅祚猖獗，而防备抵御的计策完全没有选对人，应该任用曾经镇守环庆的孙沔，来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诏令任命孙沔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河中府。欧阳修曾上奏西部边疆事务说：‘兵力分散而防守兵少，是兵家最大的祸害；祸害常常在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最大的利益；利益常常在敌方，所以敌人往来总能得志。如今如果能够反过来做，把我方的祸害转给敌人，夺取敌人的利益，那么我方就应当先实行出兵进攻的计策，使对方疲于防守，这样我们也能得志。这就是臣所说的当前可以采用的谋略。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巡抚慰，遍见各位将领，与他们详细谋划，以确定大计。凡是山川、道路里程以及蕃汉步兵骑兵适宜出入等可以预先知道的情况，都绘图上报方案；其余不能预先说明的，交给将帅，使他们根据形势随机应变，因敌制胜。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稍加容忍，既用来使他骄纵，又用来缓和事态，以等待我方做好准备。同时严令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帅，磨利兵器，储备资财粮食，常备行军计划；等到他的反叛文书早晨送到，王师傍晚就出兵，使他心惊，夺取他的器械，使他无暇应付，那么胜势就在我方。’ 往年议论这件事的人也想招抚收编横山蕃部，谋取山界土地。然而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凭借胜利的声势，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强大，这样才肯前来归附。由此说来，出兵进攻也是有利的。司马光说：‘群臣既不能替陛下谋划忠诚的策略，陛下又不能自己对此忧虑，那么谁来忧虑呢？臣恐怕边臣请求增兵没有穷尽，朝廷招募士兵也没有止境，仓库中的束帛有限，百姓的膏血也有尽头。不知道国家长期患有这样的沉疴，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希望陛下停止招募禁军，选拔将帅，训练现有的军队，用来防备抵御四夷，不必担心兵力不足。五月，权知开封冯京任陕西安抚使，代替陈旭。此前韩琦说：‘庆历年间臣曾与范仲淹一同上奏抵御西戎的四条策略，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元昊就请求议和了。如今谅祚是个狂妄的童子，不能与元昊相比，竟敢这样轻率行动，形势将要毁掉盟约。希望把臣当时所上四策交给两府共同商议，选出可以实行的，交给边帅。’等到任命冯京出使陕西，韩琦又说：‘何亮、刘平各自谈论过西部事务。何亮认为灵武不能放弃，放弃后西夏人一定会吞并各部族，成为后日的大患；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如今全都应验了。’ 刘平所陈述的四条策略略有不同，但大体上认为取得西夏人的山界土地和部族，是最大的利益。希望把两人的奏章一并交给冯京，和四路使臣共同商议。然而冯京所议的方案最终没有听到下文。六月己酉日，司马光说：‘臣听说，明智的君王在事情开始时谋划，在祸患还微小时考虑，因此用力不劳而收效很大。臣深切地看到，国家抵御外夷的办法，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宜。天下安静、外族归顺时，却喜欢同他们计较末节，争竞细小的事情；等到他们桀骜强暴以后，又反过来姑息，不能诛讨。这是使外夷更加轻视中国之心，都会怨恨柔顺归服而乐于背叛。近来西夏人的祸患起于高宜，北方的嫌隙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还没有醒悟，仍认为两人的所作所为是对的，反而认为遵循道理、恪守本分的人是错的。因此边境武臣都锐意制造事端，有的把开拓十几里荒废土地作为功劳，有的把杀掠三五个敌方老弱百姓当作勇敢。朝廷动不动就称赞他们有才能，突然提拔任用。后来敌人心中愤恨，于是前来报复，屠杀剪除熟户，抢掠边民，所丧失的动辄以千计；朝廷却只知道惊骇，增加兵力、聚集粮食，对招致敌寇的人既不追究，对守边的人也不责罚。这样却希望四夷宾服、边疆没有忧患，正如添柴扇火，却希望汤水不沸腾一样。臣愚昧而深切地认为，真宗皇帝与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封他为国主，每年捐出百万财物，分给两个敌国，难道是喜欢这样做才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使自己受屈辱的羞愧很小，爱护百姓的仁德很大，所以这样做。如今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事业，守护已经安定的根基，而执政大臣却多次因为争夺桑田这类小怨愤，不考虑灌瓜这类大计，使边境的祸患纷纷不止，臣私下替陛下痛惜。近来听说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以及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苗，这不过是边境的小事，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可是朝廷却因为前任雄州知州李中佑不能禁止防御而认为他没有才能，另选州将替代他。臣恐怕新任将领到达后，必定以李中佑为戒，却以赵滋为榜样，擅自杀害敌方百姓，那么战斗的开端将往来不断。何况如今民力凋敝，仓库空虚枯竭，将帅缺乏人才，士卒没有训练，夏国已经有了愤恨，多次前来侵犯，祸患的根源已经形成。如果又加上与契丹失去欢心，臣恐怕国力不容易支撑。恭敬地希望陛下严厉告诫北部边境的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守常例，发生捕鱼船、柳树苗之类的小规模相互侵犯，只能用文书整治会商、晓谕道理，使他们的官府自行禁止约束，不能用箭矢刀刃相加。

译如果再三晓谕仍不听从，就把情况报告朝廷；即使专门派使臣到他们的朝廷同他们辨论是非，也没有妨碍。如果仍不听从，不如广泛寻求贤能人才，增加整顿政事，等到公私富足、士马强健精锐，然后以正当理由讨伐他们，便可以把他们驱赶到漠北的穷庐，恢复汉、唐的疆土。与他们争夺捕鱼、柳树苗的胜负，难道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十二月甲辰日，夏国主谅祚派人来祝贺正旦。丁未日，使者来祝贺寿圣节。司马光说，谅祚之所以仍旧派遣使者、称臣进贡，一是因为有利于每年所获赐的金帛二十多万，二是因为有利于入京贸易，三是想让朝廷不对他设防。三年九月，夏国主谅祚出兵侵犯大顺城，又侵犯柔远寨，焚烧屈乞等三村和栅垒、木岭。起初，环庆经略安抚使蔡挺的斥候明确知道谅祚入侵，立即派各将分守要害；认为大顺城坚固，即使遭到攻击也攻不破，便没有增加柔远城的兵力。蔡挺厌恶命令都副总管张玉率重兵守卫柔远城。下令让近边熟户进入青野城堡避难，告诫各寨不得迎战。谅祚率领数万步骑攻围大顺城三天，蕃官赵明……与官兵合力攻击他；谅祚披银甲、戴毡帽督战，蔡挺先挑选强弩，分列在护城壕外，装上箭向下射去，把重甲射穿。谅祚被流箭射中，逃走了。他转而侵犯柔远城，张玉招募三千名胆大勇猛的人，夜间出兵袭扰敌营，敌人于是惊慌溃败。皇上派中使赐给蔡挺亲笔诏书慰劳。谅祚退兵驻扎在金汤，声称要增发步骑，并且发出傲慢的言辞，说必须取得每年的赐物后，才会再次攻围大顺城。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说：‘朝廷积习如此，所以敌虏才敢狂妄悖逆；如果不稍加责问，国威就不会立即建立。’于是扣留当年应赐的银帛，发文书到宥州询问原因。皇上高兴地说：‘本来就知道这个人可以依靠。’诏令陆诜得到宥州答复后，详细报告；谅祚果然非常沮丧，在寨下盘旋，四次取粮，最终不敢入侵。又因为当年歉收，贪图得到赐物，便回报说：‘边吏擅自兴兵，眼看就要把他们诛杀。’起初夏人侵犯大顺城时，皇上询问两府将采取什么策略。宰相韩琦请求扣留岁赐，派使臣携诏责问。枢密使文彦博等说：‘这样做边境的嫌隙就太大了。’又援引宝元、康定年间丧师的旧事来动摇皇上的心意。韩琦说：‘兵家必须估量敌我形势；如今抵御戎人的准备远胜过去，况且谅祚是个狂妄的童子，怎么能与元昊相比？’一定要责问他，必定会得到答复。皇上最终听从韩琦的意见，派何次公前往。使者退朝后，两府因为所议不同，各自私下交谈。文彦博对同党说：‘他自己说能够料敌，且看他料得怎样。’过了一个多月，何次公回来，带着谅祚的表章上奏。当时皇上卧病，辅臣入内问候起居完毕，韩琦叩击御榻问：‘谅祚服罪了吗？’皇上强忍病痛看着韩琦说：‘完全如你所料。’谅祚所上的表章，虽然说接受赐物、景仰朝廷，不敢违背先贤，却仍有许多辩解，把罪过归于边吏。于是朝廷又赐诏责问他，命他专门派遣使者另行进献贡物和盟誓表文，明确说明今后要严格告诫边吏及酋长，各自守护边界，不得擅自集合兵马相互侵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路一带长久以来属于汉界的熟户，以及归顺汉朝的西蕃，不得再行劫掠和逼迫他们归投。对于汉界中不安分的叛逃者，也不得再行招纳。如果违背这项盟约，就是断绝友好关系。其余事项则遵照先前颁下的警诫诏书，朝廷的恩典礼遇自然一切照旧。四年闰三月甲申日，夏主谅祚派使者来进献土产谢罪，请求告诫酋长守护边疆，按照去年冬天所赐诏书的旨意办理。朝廷又用诏书答复说：‘如果封奏像这样忠诚信实、不再违背，那么恩典礼遇和每年的赏赐都照旧，仍赐银、绢各五百匹。’ 议论濮安懿王应当如何尊奉的异同

译治平元年夏季戊申日，皇太后发出亲笔书交给中书省，归还政权。这一天便不再处理军国大事【详见《辅导门》】。癸亥日，宰相韩琦说：‘濮安懿王德行盛美，地位虽降，也应当按照应有的礼制尊敬。陛下承受先朝遗命，亲自承继圣统，却顾念大义而把私亲之情放在后面。对这样重大而尊敬的事情，不可轻率发起讨论。臣等忝居宰辅，确实听到了国人的议论，认为应当考察古制、约束于礼，依照实际情况适当处理，使其能够隆厚恩典、广施爱意，希望上可以彰明孝治，下可以厚重民俗。臣恭请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应共同施行的典礼，详细处理妥当，及时施行。’诏令等到大祥之后再议。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日，诏令议定崇奉濮王的典礼，上报朝廷。这是宰臣韩琦等把治平元年的奏议重新进呈。六月初，开始议定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互相顾望而不敢先发言，只有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自奋笔起草礼仪议案。完成后，王珪立即命令吏员把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底案。他的议案说：‘臣等谨按《仪礼·丧服》，为别人后嗣的人，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的继承责任，就必须尊敬地服丧。为所继承的人的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的儿子以及把兄弟的儿子当作儿子的人服丧，都如同亲生子一样。’ 又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有两次斩衰三年服，只能特别加重于大宗，而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又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兄弟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成为别人后嗣的人要避开为兄弟服重丧。由此看来，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作为所继之家的儿子，就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尊者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如果把恭敬和爱护之心分施给那边，就不能专一于这里，所以才这样规定。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继大统的，有的推尊生身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合适，受到后世讥议。臣等不敢把这些事作为圣朝的法则。前代入继的人，大多是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的谋略有的出自母后，有的出自近臣，不像仁宗皇帝年纪尚未衰老时，深深考虑宗庙的重大，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交给他。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接宗庙，才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养顾复之恩，但是陛下所以能够背负屏风、端正冠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晓古今，深切认为今天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和大国，使其极为尊荣。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确实是适宜的。议案上报中书省后，奏报王珪等人的议论，但没有看到详细裁定。濮王应当称作什么亲属，是否要称名？王珪等议论说：濮王对仁宗是兄长，对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按照楚王、泾王的旧例。议论的人有的想称皇伯。考功天章待制吕公著说：‘真宗把太祖称作皇伯，考功的身份不能加在濮王身上。’这月己酉日，中书省又上奏：‘按《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再按令文、典制中关于五服年限的敕令，都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所继父亲服斩衰三年，为自己的父母服齐衰一年。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继承的父母和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汉宣帝、光武帝也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如今王珪等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看不到明确依据，请下令尚书省召集群臣共同议论。’皇帝同意了。执政者认为，朝廷一定会有人迎合，而台谏官也都支持此议。王珪的议论声势汹汹，还没有来得及上奏。太后听说此事，辛亥日从宫中发出亲笔书严厉责备韩琦等，认为不应议论称皇考。韩琦等向太后奏报，说王珪等议论称皇伯毫无根据，并且想拖延此事，等待太后的意思缓解。甲寅日下诏说：‘听说集体议论时意见不一致，应当暂且停止议论；应令有关部门广泛考求典故，务必符合礼经后上报。’范镇当时任判太常，便率领礼官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辈，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辈，所以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然而议论者仍有人认为不对，说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王为父，那么过失又不是汉宣帝、光武帝所能相比的。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建立寝庙、议论昭穆，都不正确。’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代儒者的议论、魏明帝诏书，合计五篇，奏报朝廷。执政者得到奏章后愤怒，于是责备范镇说：‘诏书说应当命令考察详议，你为什么马上列举上奏？’范镇说：‘有关部门接到诏书，不敢拖延留置，立即上报，这正是它的职责，为什么反而把这当作罪过？’于是台官从中丞贾黯以下，各自上奏请求尽早听从王珪等人的议论。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说：‘朝廷既然知道议论不一致，就应当辨明是非，召集众人商议，明确应当遵从哪一方面；怎么可以事情还没有确定，就仓促停止集体议论，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诏令反复无常，不是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做法。’ 臣于是冒昧陈述愚见，斗胆上奏。臣谨按《仪礼》：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大宗要服斩衰，小宗服周制，不得有两次斩衰；这已经明确说明对那一方亲近尊崇，而与此一方有所区别。又按令文、典制关于五服年限的敕令，出继的儿子对于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这是为了区别本生亲属和所继亲属。在宗籍中应当办理除名和附籍，这样就可以明白法令的意义。至于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这两位皇帝都是承继本宗，并不是旁支出继的儿子，和今天的事情大不相同。王珪等议论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这合乎礼制。至于他们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都是本朝典礼，怎么能说没有依据？臣深究诏令的本意，只是想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共同称父；如果这样，尊者就有两个，上面的昭穆就有两套斩衰服制，礼制和法令的大原则都会相互违背。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从藩邸跃升，入继大统，面南而尊临天下，都是先帝的恩德。大祥祭礼刚结束，尚且还没有来得及亲自前往拜谒，便突然提出这样的议论，士大夫都没有人认为这是正确的。陛下亲自勤勉奉养，上奉慈闱，承接太后的容色尚且唯恐做得不够，何况还要顾念私亲之恩，区别亲疏而忘记大义呢？

译即使有关部门顺从人情、斟酌礼制，把安懿王作为考、把仙游县君作为妣，向朝廷内外公布，这能安定吗？一切只因为这件事不是出自陛下清明的本心，必定是奸佞之臣提出建议，苟且取悦圣意，才会如此。辅臣不能替陛下陈明正论，反而要开启其中的裂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忽视先帝的眷顾倚重，使陛下陷入不正之地，这能算忠臣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大圣明的思虑，行动都遵循孝治，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至公。既然停止了三省集体议论，就应当另下诏旨，以王珪等人的议论为定论。对于前后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应当把提出者全部贬出京外，辨明是非、说明其罪过，依法处置，这样可以消除群臣的疑惑，杜绝邪说。不这样做，凭什么表明陛下没有私心，判明朝廷内外深重的疑惑，并把这件事流传长久？所造成的损害不会小。又说：天下人才都聪明睿智，学问通晓古今经义，明白灿然，不应当还有疑惑。礼所说的大宗，是把宗族收合在一起。陛下继承大宗而拥有天下，义理重大，恩情不能遮蔽，怎么可以再顾念小宗呢？臣下不是不希望陛下使生身亲属尊贵显赫、褒美崇隆其封爵、极尽美好的称号，只是不应超过典礼的规定。何况最高的孝道，不能按照自己的私情对待亲属，关键只在于诚心罢了。这全在陛下心中，难道不值得思考吗？只是因为邪佞之人进言，惑乱人情，陛下何妨吝惜一幅诏书，推明并显示自己的诚信，以皇伯的称号定下来，追正封爵，使之符合典礼，这样朝廷内外的人心就会完全消除疑惑。如果不这样做，纷纷扰扰的议论会损害圣明，不仅会被万世讥笑，恐怕还会被四夷轻视。又说：陛下登基以来，能够勤于政事，继承先帝事业，孝诚已经达到极致；只有濮安懿王这一件事不合典礼，也不符合人情，实在令臣替陛下惋惜。然而事情是由中书省发起议论的，两制和礼官进行集体议论，台谏官的章疏也都没有得到施行；虽然有暂时停止议论的指挥，最终仍未彻底解决，议论纷纷，朝廷内外更加疑惑。宰相以前请求这样办理，必定难以再收回；又有人不断陈述意见，确实会成为圣躬的负担。要解除天下的疑惑，没有比陛下作出明断更好的办法；特别从宫中发出手诏，追封濮安懿王为大国，并确定大礼典章的称号，仍在郊祀前办完，以安慰满足人心，在体制上也是顺当的。奏章都被留在宫中，没有施行。司马光又说，圣人办事与众人同心同欲，所以能够向下协调人心，向上顺应天意。《洪范》说：‘三个人占卜时，应当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 大凡国家有重大疑难，就应当由众人共同决定，自上古以来就是这样。臣看见此前诏令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行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该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两次集体会议，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这样说，大概是想按照礼制奉尊濮王，以义理辅佐陛下。可是政府的意图，却是独自想尊濮王为皇考，巧妙修饰言辞，误导迷惑圣德，不顾先王的大典，蔑视抛弃天下的公议，以致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都已经接受奉赠，而崇奉濮王的礼制却没有得到增加。对于这两种议论的是非，臣再请为陛下分别说明。政府说《仪礼》、令文以及五服年限的敕令，都说成为别人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也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亲生父母都称作父母。臣按礼法认为，必须针对具体事情制定文字，使人能够明白。法令若想说明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什么丧，如果不称他们为父母，就不知道该如何制定文辞。这只是政府欺骗天下人，认为天下人都不懂文理。政府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考察，宣帝承继昭帝之后，以孙辈继承祖辈，所以尊他的父亲为皇考，却不敢尊他的祖父为皇考，因为那样会与昭帝处于同一昭穆。光武帝出身平民，诛灭王莽，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天下，名义上说是中兴，实际上是开创基业。即使他自行建立七庙，尚且不能算大错，何况这里只称濮王为皇考，可见其谦让自抑已经很深了。如今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传》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再尊奉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什么地位呢？政府先前以二帝没有给他们的父祖加尊号为依据，已经可以作为法则了。如果说皇考这个称号今天也可以使用，那么两件事恐怕并不相同。假使仁宗还在统治天下，濮王也安然健在，在这种情况下，若命陛下为皇子，就一定不会称濮王为父亲，而会称为伯父；若先帝在世，就称伯父，先帝去世后才称父亲。臣料想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为皇伯，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如今满朝臣子，除非怀着奸佞之心，想要迎合政府、误导陛下，否则都知道濮王称皇考是不可行的，那么众人的心愿也就可以知道了。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察看群臣的心情呢？群臣并非不知道濮王对于陛下是天性至亲；如果只为迎合圣意而不顾礼义，过分尊崇濮王，难道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没有祸患吗？他们之所以区区坚持这个道理，只是不愿陛下失去天下人的心，遭受万世的讥讽罢了。由此看来，群臣是忠是佞、是邪是正，是很容易看清的。希望陛下上考古代典章，下顺众人意愿，按照王珪等人的议论，以礼尊奉濮安懿王，这也是协调天人关系的一件事。治平二年十二月，郊祀完毕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又重申先前的议论，请求尽早确定尊奉安濮王的礼仪。不久，他被召进延和殿，恳切地陈述意见。皇上对吕诲说：“群臣是担心本宫兄弟很多，将来会过分封爵，所以才这样说。”吕诲立即辩解说并不是这样，退朝后又说：“臣深思，仁宗对于堂兄弟们尚且厚加封爵，何况陛下与濮宫的亲属关系，有谁敢从中离间呢？近来中宫与皇太后接受策命，内外安宁喜庆，如果恩泽能够施及天伦，才是盛大的美事。即使十分愚昧的人，也不应进献这种意见。请公布进言者的姓名，与众人一同惩罚，不应宽容，以免助长谗邪。”吕诲前后七次上奏都没有得到采纳，于是请求免去台职、补任外官，又上奏四次，仍未获准，便弹劾韩琦说：“臣认为，求得治理的根本，必须扩大君主的聪明；驾驭臣下的威权，应当严格遵守法制。聪明不能扩大，下面的实情就无法向上通达；法制不严，大臣就能够专擅政权。乾的德性以刚健为本，坤的形体以柔顺为要；反过来就会使君臣的义理丧失，强弱的形势分离。履霜之戒，确实有逐渐形成的迹象。”

译自古以来，强臣逐渐坐大，正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察的缘故。臣不敢广泛列举强臣的事例，只拿汉、唐两位大臣的事迹来说明。霍光在孝宣帝时、李德裕在武宗朝，都可以说是有功。然而他们专擅权柄，盗用威福，最终以威势震慑君主，却不能保全自身和族人。《尚书》说：“臣下擅自施福作威，会危害他的家，凶险及于他的国。”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况且刑罚和赏赐，是君主掌握的权柄，难道可以在一天之内倒拿着权柄交给别人吗？如今韩琦自恃功勋，日益专横放纵，广泛布置朋党，使法度败坏混乱。朝廷升任一个官员，人们都说是韩琦的亲旧；贬黜一个官员，人们都说是韩琦的怨敌。世人的议论如此，未必全都确实，但韩琦持守政事不公，声势日益强盛，成为众人所指，终究不能逃避。以至于小人趁机迎合风旨，奔走于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后面，只知道韩琦的恩怨，却不知道陛下的威福。比如嘉祐年间议立皇嗣，虽然此前上章恳请的大臣很多，但也是先帝和皇太后早已属意此事，在宫中保育，事情本来已经确定；到这时韩琦加以赞成，也不能说没有功劳。等到陛下即位几个月后，韩琦请求下令有关部门议定濮王典礼，先后两次交给两制，援用汉宣帝、汉光武帝的旧例，想要称为皇考。臣仔细考察诏书原意，本来并不是陛下的意思，这是韩琦诱导奉承的过错。永昭陵封土还没有干，先帝遗留下来的声音还在耳边，他的心却已经改变了，竟以为上天可以欺骗，导致两宫互相猜疑，激起天下人的怨怒，诽谤都归于陛下，这是人们所不忍说的事。争论了半年仍未决定，韩琦还坚持错误而不肯改正，能说这是忠吗？推想他当时赞成此事的用意，本来就是想为今日谋求福报，这已经很明显了。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应当任用勋旧来辅佐。至于辅佐圣明、赞助襄助、参与机密，韩琦却完全没有进用贤能的意思，只求任用依附自己的人。陈旭在先朝起初凭奸邪进用，最终也因此被罢退；韩琦又竭力排除众议，使他重新登上显要职位。像陈旭这一类人，多得数不清，都被授予美官、安排在重要职位，彼此内外呼应，以形成朋党。他们报效国家的心意究竟在哪里，谁知道呢？正当天下多事之际，台谏的章疏早晨上奏，晚上就被罢止，堵塞进言的道路，意在专擅政权，蒙蔽皇帝的耳目，使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通达。皇上的明察怎么能够远及四方？使忠臣怀有吞声忍气的遗憾，使圣君背上拒绝谏言的名声，中外都不平，只是陛下尚未觉察自己的真实心意罢了。何况陛下即位以来，升官、加禄、封爵，赏功报德，没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而韩琦却丝毫没有谦逊收敛，反而更加刚愎；半年之内两次请求罢职，没有疾病却坚决辞官，卧在家中等待宠命，还自以为可以树立孤忠的名声，哪里知道正直之道很难行得通呢？如果真知道人臣进退的分寸、天道盈亏的规律，就不应在章奏中说出这样的话。即使像干兴年间，丁谓、曹利用辅佐幼君和太后，也没有得到今天陛下报答韩琦这样厚重的恩礼，仍然因为横暴专恣、不公不正而相继失败被逐。臣看韩琦的才干和功劳，比不上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他骄慢君主的神色却超过了他们。韩琦请求退职时，没有人不希望陛下答应他的请求，收回宰相印信，谁知陛下反而更加加厚恩礼，强迫他继续任事。仰仗圣上的眷顾，俯念他过去的功劳，陛下有所偏爱而忘却其他，长久也不厌倦；但这又如何面对公议呢？臣所担心的是，朝廷长期处于安定状态，正是陛下大有作为的时候，不应因循守旧，应当致力于变革。韩琦的才干和作用，恐怕不足以穷尽天下安危之事。如今士人议论沸腾，人心愤懑，难道还不应收回掌握在韩琦手中的威福，警惕履霜般逐渐积累的征兆，罢免韩琦的权柄，让他退居外藩吗？这不只是国家的福分，也是为了保全他的家族始终。只希望圣上决断此事，不要犹豫；若认为臣说得对，希望赐令一定实行；若认为臣说得不对，臣甘愿接受常法惩处。臣区区的诚恳，全都倾尽于此了。治平三年春正月，吕诲前后十一奏，请依照王珪等人的议论确定濮王追崇的典礼，皇上没有答复。吕诲请求免去台职，也没有得到答复。这月，他与侍御史范纯仁、御史里行吕大防联合上奏说：“豺狼当道，首先应当驱逐；奸邪在朝，岂敢把弹劾放在后面。臣等伏见参政欧阳修首先提出妄议，另引经据典来歪曲正道，以眼前小利劝说君主，背负先帝想给濮王加上不正尊号的意图，使陛下陷于错误举措的讥讽。朝廷的命令令人震惊，天下人因此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赦、人臣共同弃绝的行为。哀帝威权丧失的教训，既然难以施用于圣朝，那么臣下的奸邪，也绝不能逃脱公论；应当多次重新议论，以安定众人的心意。”又极力指责韩琦、曾公亮、赵槩等人苟且依违，从未辨明纠正，请求将欧阳修交给司法部门治罪，并纠正韩琦等人的罪责，以向内外谢罪。戊辰日，又上奏说：“如今不纠正濮王的礼制，就无法安慰众人的心；不惩罚首恶之人，就无法澄清朝政。”癸酉日，又上奏请求把前后章疏交给外朝施行，以便区别邪正，使天下信服。吕诲等人不断申论。中书也用札子向皇上自我辩解说：“臣等伏见朝廷议论濮王典礼，两制和礼官请求称皇伯；中书的意见认为，这件事依照旧例应当交大理寺审慎处理，必须符合典故后才能施行。” “皇伯”这个称号，考察经史都没有依据。正想下令三省百官广泛访求群议，以求得恰当的办法，陛下却屈意亲自下诏中止，因此众议纷纷，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臣认为，众议虽然很多，但说法不外乎三种：第一，认为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说会使宗庙简薄而招致水灾，这是严重诬蔑天人的话；第三，说不应以汉宣帝、汉哀帝为法，以免扰乱统纪，这是不考察事情本末的议论。臣请求为陛下逐条列出并加以辨析。这三件事不再全部记录，希望陛下痛快地下明诏，向内外公布，明确宣布“皇伯”毫无根据，绝不可称；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名号。至于在京师建立庙宇、扰乱统纪等事，都不是朝廷原来的议论，希望这样可以消除疑惑。如果这样仍然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无法替它辩解了。”皇上的心意不能不倾向中书，但没有立即下诏。执政大臣于是共同秘密商议，想让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让皇上下诏谦让而不接受尊号，只称亲，并在园中建立庙宇，以表示这不是皇上的本意，同时作为日后进一步尊崇的开端。丙子日，中书在垂拱殿奏事，韩琦因祭祀斋戒，皇上特意派中使把密封文书送到中书，执政大臣彼此相看而笑。

译吕诲等人听说后，立即上奏：“臣等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议，以及韩琦、曾公亮、赵槩等人依违附会，但都没有获准交给外朝施行，因此交还御史诰敕，在家等待治罪，请早日赐予贬黜责罚。”皇上拿御笔批过的密封诰敕，派内侍陈守清催促吕诲等人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虽然接受了诰敕，仍在家等待治罪。丁丑日，中书奏事，皇上又派中使召韩琦一同商议，当即下诏说，准据皇太后手书：“我听说群臣议论请求皇帝封濮王，到现在还没有施行。”我再次查阅前史，才知道自有旧例：让濮安懿王令皇帝称亲，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下诏称皇上。手诏说，朕亲自接受皇太后的慈旨，已经下达如前的手书。此前，学士司马光上言：“臣听说政府的谋划，想要假托皇太后的手书；至于不称考而称亲，即使巧加粉饰百般解释，归根结底还是辜负先帝的恩意，损害陛下的义理，违背圣人的礼制，失去天下人的心。政府大臣只能自己欺骗自己，怎么能欺骗皇天上帝和天下人呢？”到这时诏书下达，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请求停止称亲的说法。” 皇上没有答复。下诏让百官议论追崇的典礼。诸王府侍讲孙固说：“礼制可以改变，天性不能改变。濮王应当称亲。”议论还没有汇集，便有诏令停止议论。戊寅日，吕诲等人又上奏：“如果不把罪责归给首先提出此议的人，天下就会疑惑，没有人能够解释。”御史范纯仁又上奏：“请求追回并停止先前的议论。”韩琦见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列说：“我与希文的恩情如同兄弟，把纯仁看作子侄，他竟忍心这样攻击我吗？”这一天，合门两次用诏令通知吕诲等人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人又上奏：“如今濮王典礼虽然取消了特别尊号，但首先提出邪议的大臣还没有受到公开责罚，内外仍然感到疑惑。”己卯日又上奏：“今天的情况与汉宣帝时不同，关于在园中建庙的指挥，应当特意追还停止。”庚辰日又上奏：“臣等请求把臣这篇奏章交给百官共同议论，欧阳修作为首恶，以及韩琦命令高居简等人迷惑太后的罪责；否则天下的疑惑不能消除，君父的义理也无法彰明。”辛巳日又上奏：“皇上命令中书下札子催促我们到御史台任职，但吕诲等人交还札子，并把前后所奏九份状文送交中书，坚决辞去台职。”这一天，为避濮安懿王名中的一个字，设置濮王园令一人，由大使臣担任；募兵二百人，以供奉园庙为名额；命王世宁、张征等人丈量濮王园的大小，皇上都听从了中书的请求。吕公著说：“谨按礼文，七庙的名讳，即使没有成为统治天下的君王，也请求下诏说明：濮王名中的一个字，只有上书奏事时听任改写，其余公私文字都不再避讳，希望同祖宗七庙的名讳略有区别；天下臣子又怎么敢冒犯呢？”皇上没有采纳。壬午日，下诏停止尚书省讨论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人的申奏次序，询问执政应当怎么办。韩琦等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会知道。”欧阳修说：“御史认为道理不能两立；如果认为我们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认为我们无罪，就请取得圣旨。”皇上犹豫了很久，才命令罢黜御史。随后又说：“不应责罚得太重。”吕诲被罢去侍御史、知杂事，任工部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被削去监察御史里行，任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按照旧例，知杂御史解除官职，都应有诏词。当时知制诰韩维当值，又兼掌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务。执政担心韩维交还诏词，不肯起草诏书并封驳敕命，于是直接把敕命送到吕诲等人的家中。仍然把多次不遵奉圣旨到御史台任职，作为吕诲等人的罪名。韩维说，罢黜御史关系到政体，却不让有关部门预先知道，这是纲纪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以重新提出议论，以端正官法。司马光说：“请求留任吕诲、范纯仁为监察御史。”吕大防和吕公著也说：“希望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包容荒谬、涵容污垢，特别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让他们回来任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三月辛酉日，传尧俞、赵鼎、赵瞻出使契丹回来，因为曾经与吕诲等人议论濮王之事，吕诲被罢职后，他们不敢赴任。于是尧俞任知和州，赵鼎任汾州通判。司马光上奏：“臣与尧俞等七人同为谏官，共同议论典礼。如今尧俞等六人都已经补任外官，只有臣一人还留在京城。天下人都说臣开始时率领众人共同坚持正论，最后却顾惜俸禄官位，苟且逃避刑罚。臣虽极其愚笨，也粗知名节，受到这样的指责，凭什么做人？希望依照臣先前的奏请，早日赐予贬黜。”前后共上奏四次，最终没有获准。御史彭思永上疏，请求纠正典礼、召回进言的官员，并因此请求罢职，皇上没有答应。辛未日，皇上亲自下诏说：“朕近来接受皇太后的慈旨，濮王让朕称亲，并且还有追崇的命令。朕推考《汉史》中宣帝称自己的生父为亲，又谥为悼，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既然有旧例，便遵从慈训，不敢接受追崇的典礼。朕又因为上承仁宗考庙社的重大义理，不能同时奉祀私人亲属，所以只在园中建立庙宇，使濮王的子孙世袭濮王，自行主持祭祀，远避嫌疑而有所区别；这是想为万世筹划，难道都是权宜之举吗？然而台官吕诲等人起初专门坚持应当称皇伯、追封大国的议论。朕认为，对于生身亲属改称皇伯，考察历代都没有典据；追封大国，又不是礼制中可以加爵的办法。此前停止议论以后，吕诲等人仍不断上奏，因为没有实行而愤怒，于是援引汉室哀帝、恭皇、定陶等称号，提出在京师建庙、扰乱正统纲纪等朝廷从未议及的事情。他们不断加以诬蔑诋毁，把自己比作师丹，意图动摇人心、迷惑众听，以至于封还诏敕，擅自不到御史台任职，把要求留中不发的奏章明白交还中书，把记录传布皇上训诫的文字传抄到都城各处；等到手诏发布，吕诲等人又说称亲、立庙都不恰当。”

译朕阅览吕诲等人先前的奏疏，他们也说生育之恩，礼制上应当厚加追崇。祥祭、禫祭已经完毕后，再讲求典礼，褒扬尊崇本生亲属。如今却反过来说称亲不对，前后的言论互相抵触。尧俞等人不顾义理，彼此呼应，既扰乱权柄来向众人示威，又把过错归给别人以求取名声。朕姑且务求包容，屈从于明确的法令，只命令他们各自以原官补任外地，仍担心士大夫和士民大众不了解事情本末，只被传闻迷惑，想要消除群疑，理应加以说明。应令中书门下让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并向各处发文告示，使大家知道朕的心意。夏四月丙戌日，礼院说，濮王建立庙宇，应当举行祭告，祝文先命教授撰写。又命翰林冯京，冯京说没有现成体式，请求交礼院议定。礼院议定说：“皇帝某谨派官员恭敬地祭告亲濮王。”不久，因为先前诏令让濮王子孙奉祀，于是又修改了这个议定。皇帝曾经把称亲的议论拿去询问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王猎，认为这样不可行。皇帝说：“濮王平素待你很厚，你也应当这样吗？”王猎回答：“臣蒙受濮王厚恩，所以不敢用不合礼的名号加在濮王身上，这正是臣报答他的方式。”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二 （宋）彭百川撰 神宗圣政 治平四年夏四月，殿中丞唐淑问任监察御史里行。皇上告诫他说：“朕因为你家世代的缘故任用你，你应当谨守家法。臣下最忌讳在外面交结、暗中依附，你应当亲自取得君主的知遇。近来进言的人还喜欢挑剔细小事情，把这当作自己的能耐，扰乱皇上的聪明，没有什么益处。议论政事一定要致力于大体，这才算称职。” 唐淑问是唐介的儿子。此前，诏令同签书枢密院事、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郭逵赴京，御史中丞王陶、谏官邵亢等都说郭逵出身微贱，不可以掌管枢密院要务。皇上亲笔批示告诫王陶等说：“先朝任用郭逵，虽然士人议论纷纭，但他在任不过几个月，如今突然罢免他，这是说先帝有任人失误。朕对于郭逵本来并非亲旧，但作为人子，绝不能彰显父亲的过错，宁可承担不善于知人的责任。”起初，王陶等人多次说韩琦从嘉祐末年起连续掌握国柄，造成君弱臣强，请求罢免他。这一天，王陶于是极力诋毁韩琦，以为一定能够促成罢免。后来皇上没有答应，王陶才感到失望。己酉日，诏令内外官员所上密封奏事，交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学士司马光详细审定利害后上报。此前，御史台把文状申报中书，中书没有答复。御史中丞王陶于是把文状呈给宰相，说：“天子刚刚即位，大臣不应废坏朝廷礼仪。”中书仍没有答复。王陶于是弹劾韩琦和曾公亮不守臣节，甚至引用霍光、梁冀专横放纵等事作比，说韩琦骄慢君主的神态超过霍光，并且说自己是为了保全韩琦的家族，所以才弹劾他。大意说：“韩琦等人长期处于重要职位，新近辅佐继承皇位的君主，却突然在百官瞻仰的朝廷上，把朝廷礼仪视得如同内室小事；对于再拜、上表等礼仪，却看得重如丘山。他们阻挠御史台文书，傲慢轻视风宪，应当依照明确法令惩处，以整肃百官。”皇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任御史中丞，与王陶互换职务。丁卯日，司马光入宫应对，皇上告诉他说：“已经任命你为中丞。”司马光说：“言官的职务是人们所畏惧的，臣不敢推辞。但王陶说宰相不押班，宰相果然没有赴朝，而王陶却突然被罢去言职。不押班是小事，王陶的言论虽然有过错，但爱惜礼制、保存旧例，本来不应废弃。近来宰相权力很重，如今又因为王陶进言宰相而罢免他，那么中丞之职以后就不能再做了。臣请求等宰相押班以后再接受诏命。”皇上答应了。当时任命司马光为中丞的诏书已经送入阁门，而任命王陶为学士的诏令中书却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