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八

译元丰八年二月癸巳日，皇帝病重，迁居福宁殿东阁的西间。三省、枢密院官员入内问候圣体，在榻前见到皇帝。王珪说：“去年冬天曾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将在明年春天出阁，希望早日建立东宫。”王珪等共奏了三次，皇帝只是回头略微点头。王珪又请求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等皇帝康复后再恢复旧制，皇帝也回头看着他们点头表示同意。退下后，众人移到东阁，皇子、皇后、太皇太后和朱德妃都在帘后。王珪等请求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皇太后推辞躲避。入内都知张茂则说：“太后暂且为了国家社稷的大事，不应当坚决推辞。”王珪等人再三请求，皇太后哭泣着答应了。王珪进言说：“从去年皇帝命皇子侍奉宴席以来，群臣都曾见过他；现在他一定又长大了，请求再让我们见一见。”这一月，三省、枢密院和亲王从朔旦到今天，都由内东门进入福宁殿问候，只有今天没有再次进入。此前，蔡确认为皇帝如果重新任用吕公著和司马光，自己一定会被罢免宰相之职，于是暗中与邢恕谋划，并因此同皇太后的侄兄、州团练使公绘和宁州团练使公纪交游。皇帝刚开始卧病时，邢恕暗中听说公绘、公纪二人推辞而没有前往。第二天，邢恕又派人把他们召到东府。蔡确说：“应当去见他们。”职方邢恕说：“我家有一株桃树，开着白花，可以治愈人主的疾病；这种说法出自《道藏》，请留下来看看。”进入中庭后，看到的却是红桃花，公绘、公纪惊问：“白花在哪里？”邢恕握住二人的手说：“右相让我来布置亲信。皇上病势没有减轻，延安郡王年幼，应当及早商议确定储位。雍王、曹王都是贤王。”公绘等人害怕地说：“你是想给我们家招来祸患吗？”说完就离开了。不久，邢恕反过来说雍王颢有觊觎皇位的心思，皇太后将舍弃延安郡王而改立他为皇帝。王珪实际上主持了这件事，并同内殿承制、致仕王棫一起制造诬陷诽谤。王棫是开封人，曾经跟随高遵裕在泾原掌管机宜，是个险诈机巧的人。因此邢恕就借助他。人们知道蔡确和王珪意见不同，平素彼此不能相容，邢恕想借此陷害王珪。后来邢恕急忙问蔡确：“皇上的起居近来怎么样？”蔡确说：“病势将要好转，正准备选择日期临御殿堂。”邢恕微微冷笑说：“皇上的病又发作了，失声而且两眼直视；我听说宫内另有安排，首相在外面替他办理，你作为次相，难道不知道吗？有一天如果下来一张纸条，立某人为嗣君，你就不知道死期到了。你自己估量一下，在朝廷有什么功劳和德望吗？” 天下士大夫平素归心于你吗？”蔡确惊恐地说：“那么计策将怎么办？”邢恕说：“延安郡王今年春天出阁，皇帝去年冬天本来就已有成命，群臣没有不知道的。你何不借口问候病情，率领同列一起入内，赶快在皇帝面前说明此事？事情的开端如果是建立东宫，由你的言论促成早日建立，那么在千秋万岁之后，你就会安稳如泰山了。”蔡确深以为然。邢恕又说：“这件事应当稍微设置兵备；现在和往常不同，也许可以借此表明事情的曲折。”又说：“只告诉章惇，不要让其他同列知道。子厚就是章惇的字。”蔡确惭愧道谢，对邢恕说：“和叔去见子厚时，我会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他。”章惇本来凶险，很快答应下来，于是同蔡确确定计策，又约定在开封府会合。蔡京在那天率领精壮士兵在朝廷等待变故，对他们说：“大臣共同商议建立储君，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用壮士把他杀掉。”这一天，三省、枢密院官员都入内问候皇帝，起初也不敢提及建立储君的事。退下后，才在枢密院南厅共同商议。蔡确、章惇多次用言语逼迫王珪；王珪只要应答稍有差错，他们就准备把他作为首要罪犯诛杀。王珪口吃，接连说了几声“是”，过了很久才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还需要商议什么呢？”其实王珪并没有其他意图，只是畏缩迟疑，不能在事先进言，所以引起了怀疑。到了这时王珪说出这番话，蔡确、章惇也就无法把他怎么样了。不久他们又入内奏请并得到允许，一同出来，在殿门外遇见雍王颢和曹王頵。章惇故意提高声音说：“已经得到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了。”雍王颢说：“天下幸甚。”不久宫禁之中安定如常，辅臣等各自罢归。第二天，果然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蔡确、章惇、蔡京、邢恕的邪恶谋划虽然没有得以施行，他们的踪迹诡秘，也无法辨明追究；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有定策之功。事情过了很久，相关言论传开，最终成为朝廷的大祸。这件事实际上是邢恕发动的。【元丰末年建立储君的事情，各家说法不同。绍兴年间的史官后来另外加以考订，专门仿照元祐旧文，确实得到了事实本相。只是遗憾记载不够详细，现在采集各书，稍加增补。推究后来造成那样惨烈祸患的原因，甚至使夷狄进入国境，大概是因为王珪担任首相时没有早日奏请建立太子，使蔡确、章惇、蔡京等人得以乘隙进谗，而事情的萌芽则是邢恕首先发动的。至于让蔡京率领刽子手进入内廷，蔡确、章惇当时变色，必定还有别的说法，是用来欺骗王珪的，所以王珪没有对此产生怀疑。然而开封府的事，和朝廷有什么关系？屯驻军队的安排归罪于王珪，不过是因为他愚昧昏暗罢了。如果王珪能够当即拒绝，既然没有可疑的迹象，那么横祸又从哪里来呢？大概当时所谓可疑的迹象也不过如此罢了。后来这些事情逐渐传播，又不断增饰，于是他们便自称有定策之功。黄履的奏疏、高士京的书信，以及蔡懋在宣和年间所写的札子，都使用诬蔑诽谤的文字，甚至假称为御制，荒诞到了极点，实在令人痛哭。若不是建炎初年圣明的君主及早醒悟、果断明辨，那么朝廷的事情哪里会有平息的一天呢？】三月甲午朔日，执政前往内东门问候，皇太后垂帘，皇太子站在帘外。皇太后告诉王珪等人：“皇太子聪慧俊秀，喜好学习，每天诵读《论语》七卷，不太喜欢嬉戏玩耍，只是学习书法。自从皇帝服药以来，他亲手抄写佛经三卷为皇帝祈福。”于是拿出所写的经书给王珪等人看，字写得非常端谨。王珪等人拜谢祝贺，于是宣布制书立他为太子，改名为煦，仍命有司择日准备礼仪册命。又下诏，军国事务一并由皇太子暂时共同处理，等皇帝康复后恢复旧制。执政再次入内，问候圣体并进呈奏事。按照册立皇太子的惯例，降下赦书。皇太后告诉王珪等人：“皇太子已经册立，大事已经确定，天下的事情还要靠你们用心办理。”王珪等人说：“朝廷的法度纲纪完备，臣等怎敢不尽心奉行。”从此执政每天入内两次。【旧纪记载：甲午日，立延安郡王佣为皇太子，改赐名为集，诏令军国事务由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

译新纪记载为：哲宗即位，立为皇子。旧录中的诬谤，绍兴史臣已经列举许多明白文字加以辨正，曾布的手记也说：“神宗和宣仁皇后立孙，本来没有嫌隙，事情早已确定；但奸邪之人捏造诬陷，全都说成是蔡确、章惇定策的功劳。史官已经删去了。”从政江端友上书说：“皇帝陛下，臣恭敬地看到，宣仁圣烈皇后在元丰末年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天下人都归心于她。九年之间，朝廷清明，天下安定，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颂这为大公直正之道、仁爱百姓和万物之心，足以接近仁宗。至于竭力施行祖宗的正当政事，抑制断绝外戚的私恩，当时无论年高有德的士人，还是田野中至为愚昧的人，都说重新见到了女中尧舜。她的功德如此巍峨，天下的歌颂又如此广泛，却有一个邢恕捏造毫无根据的话，加以诬陷议论，使后世产生疑惑。这就像日月的光明，却被浮云遮蔽，臣实在痛恨不已。”】丁酉日，皇太后派勾当御药院梁从政询问王珪等人：“想把温州僧人道亲前年进献的龙寿丹给皇帝服用，你们认为可以不可以？” 王珪等人说：“现在病势已经这样，医工束手无策，没有别的办法，只希望这药有灵异，万一有效，便可以进给皇帝服用，但即使如此恐怕也来不及了。”起初，元丰五年秋天，皇帝身体不适。道亲到尚书省，自称前年在雁荡山上岩间，有一个老人从山上下来同他讲话，交给他一丸药，大小像弹丸，说：‘你赶快进京把它献给皇帝。这药是用万岁胜膏熬成的，可以放在金盂玉钵中研磨；每天服三次，三天服九次。服用此药，可以保有九九之数。’药名叫龙寿丹。道亲得到药后，几个月没有动身。后来又在山林中遇到那位老人，老人仍催促他上路。等到他到达京城，已经听说皇帝身体不适。他按照老人的话，不敢隐瞒，向尚书省说明此事；尚书省认为奇异，不敢接受他的状子。后来道亲因奏事谈到此事，皇帝命梁从政取来他的状子和药，并询问他有什么要求。道亲说：‘老人只告诫我进献药物，没有说要请求救济孤苦贫穷的人，也没有请求禁止天下捕龟；还请求太岁、本命、四立日谨慎饮酒服药，此外没有别的要求。’皇帝派梁从政到雁荡山，以烧香为名去访寻老人，但什么也没有见到。到这时，皇太后派人在睿思殿找到了那丸药。药物和道亲的两份状子，都是皇帝亲自封题，写明了其中的话。所谓九九，是说皇帝即位到十八年；又说“四立日要谨慎饮酒服药”。皇帝在立春日得病，据说是戊戌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宰相王珪宣读遗制，哲宗即位，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事务一并由太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办理。如果以往典礼有所缺失，命有司进一步讨论。庚子日，任命宰臣王珪为山陵使，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德妃朱氏为太妃。辛丑日，即元丰八年三月八日，群臣到宫阙门上表，请求皇帝亲自听政；又到内东门请求太皇太后听政，都得到批答拒绝。从此上表三次，太皇太后才答应。己酉日，因皇帝即位，分别派三省官员祭告天地、社稷、宗庙，内臣分别前往各神祠祭告。己卯日，礼部、御史台、阁门上奏讨论旧例，详细制定皇帝临御殿堂和垂帘听政的仪式。每逢朔望六参，进呈皇帝御览。百官在殿上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当朝见、谢恩、辞行的班次退下时，都令他们从内东门递进榜子。皇帝逢双日临御延和殿，垂帘听政的日子，参见官员起居；太皇太后稍向西移班，向皇帝起居，并行再拜礼。三省、枢密院奏报事务，超过三日的，行四拜礼而不舞蹈。等到祔庙礼完成后，起居礼恢复通常仪式。帘前传达事务由内侍负责；陛下由阁门、军头司引领，呈报可以暂时交给有司办理的公事，随后具条上奏。吏部审核举人，垂帘听政日引见应当谢恩的朝臣；遇到朔望参见的日子不坐朝，并且先到殿门，再到东门。凡应当召见、赐予的人，都在门前赐予，照此执行。丙辰日，皇帝在迎阳门幄殿临御，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宰臣、亲王以下合班起居，通常按札规定分为十六班；这次合班，是因为阁门奏请的缘故。己未日，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缜，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都升为通议大夫；尚书左丞李清臣升为大中大夫。庚申日，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郇国公王珪升为金紫光禄大夫，进封岐国公；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升为通议大夫。诏令因皇帝登位，赐给致仕前宰相、守太师、潞国公文彦博，前执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张方平，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冯京，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孙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吕公著，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资政殿学士、知濠州蒲宗孟，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等人宽衣、银带、银帛，数量各有差等。起初，司马光四次任提举崇福宫，任期届满后不敢赴阙，又请求留在西京任留司御史台。奏表上呈后，国子监还没有答复。恰逢神宗驾崩，司马光想入内哭临，又因为避嫌而不敢去。不久听说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都已聚集在宫阙之下，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司马光前往，司马光才听从。卫士见到司马光，都抬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都拥着他的马呼喊：“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所到之处都有几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恰逢获准辞免，于是直接回去了。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事者说：“派内侍梁惟简慰劳司马光，并询问应当先办什么事。”司马光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周易》说，天地交合就成为泰卦，不交合就成为否卦。君主和父亲如同天，臣民如同地。所以君主放下身段询问政事，臣子竭尽诚意进言和纠正，那么各项政务就会得到治理，国家就会安定。君主厌恶逆耳之言，臣子经营保全自身的计策，那么下情就会被堵塞，众人的心就会离散反叛。自从有人民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道路由岔路组成，近处稍微错开半步，远处就会失去千里。如今皇帝陛下刚登上大宝，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共同裁断万机，圣明谋议确实宏大。

译刚开始发布号令，不能不慎重；这正是治乱的岔路，也是安危的分界。应当把紧要急迫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琐碎细小的事情放在后面。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偷安苟且当作聪明，把犯颜直谏、正直的言论当作狂妄，因而下情被遮蔽，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被堵塞，也不能下达。民间忧愁困苦，痛心疾首，而上面却不能知道；明主辛勤忧劳，早起晚睡，而下面却没有地方陈述。公私两方面都困窘，盗贼已经频繁出现，尤其依赖上天降下福祐，年成才没有大饥荒，又靠祖宗留下的谋略，人民才没有异心。否则天下的形势，难道不令人寒心吗？这些过错全在群臣，愚昧的百姓不明白，往往把罪过归给先帝。这就是臣日夜感愤、痛心泣血、不顾死亡，想要向朝廷启发说明的原因。臣认为今天最应先做的事情，没有比明确下诏、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职还是没有官职，只要知道朝廷的过失和民间的疾苦，都应允许进呈实封奏状，尽情极力陈说；并且把诏令颁发到州县和各路州军，在当地重要繁华的地方张榜晓谕。京城内则投到鼓院、检院，交给主判官立即送入；京城外则投到州军，交给长史当天附递奏闻，都不得要求索取副本，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之人，就责令他们找人作保，以便查明；等奏请取得旨意后再释放，并让他们各自离去。然后还希望陛下利用听政的空闲，稍稍赐暇阅览这些奏状；其中义理精当的，就下发采纳其意见，并显著擢用进言之人；其次则取用其长处，舍弃其短处；那些狂妄愚昧、鄙陋不堪采用的，批示已知，退下罢了，也不加罪。这样，进言之人就会日益增多，群臣没有隐瞒，陛下虽然居于九重深宫，四海之事却如同指在掌中；一切举措施为，都可以按照陛下的意愿，这就是天下治理安定的源头、太平的根本。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臣恭敬地请求陛下亲自裁决，下令学士院起草诏书施行。四月，又下诏：元丰六年以前拖欠的夏秋税租以及缘纳钱物，都依照三月六日赦书的指挥，特予免除。诏书说：恭敬地想，先皇帝统治天下十九年，早晚勤勉精进，建立政事制度，用来惠泽天下、传给后世。近来听说有关部门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有的过分烦扰，违背先前下达的诏旨；有的苟且敷衍，只具备文书形式，不能布施宣扬实际的恩惠；有的妄自揣测，懈怠于履行职务。恐怕朝廷已经制定的法令会因此毁坏松弛。应当再次告谕中外臣民：从今以后，同心协力，遵循正理，奉行诏令，以符合先帝更改法度、惠安百姓的心意；有敢不敬奉的，一定使他受到应得的罪罚。仍应由御史台加以察访、弹劾，并奏报朝廷。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任知潮州；承奉郎、秘书少监孙觉兼任侍讲；奉议郎、宗正寺丞刘次庄任殿中侍御史；奉议郎、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孙升任监察御史；朝奉郎刘挚、宣德郎张汝贤任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贤校理梁焘任工部郎中；奉议郎黄庭坚任校书郎。诏令已经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退休的文彦博任职，但文彦博不接受，辞谢免任。两镇节度使一职，诏令准许枢密院依照旧制，开设便门与中书省相通，以便到部堂议事。辛巳，奉议郎、职方员外郎邢恕任左司员外郎。蔡确起初并不认识邢恕；文彦博回到洛阳时，邢恕作诗为他送行。神宗曾对蔡确说，或者是说邢恕又在馆阁之下，应当升迁。蔡确说：‘熙宁变法开始时，邢恕持有不同意见，不可以任用。’神宗没有回答。蔡确退朝后立即召见邢恕，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邢恕不久升任著作郎，不到半年，又升任职方员外郎。邢恕一向与司马光、吕公著交好；蔡确爱重司马光和吕公著，认为他们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于是便同邢恕深相结交。邢恕本来想借此同二人结交。然而邢恕为人轻浮险诈，又因为蔡确有制定策略的功劳，于是很快升任都司。中书省说：‘登极赦书以及本月八日的朝廷旨意中，百姓拖欠去年的夏秋税租、元丰六年以前积欠的税租，以及缘纳钱物、倚合税等，请求一并特予免除。’诏令各民户所欠元丰七年以前的常平钱、免役钱、息钱，各免除五分。买扑场务、佃租田宅和空地超过期限应罚的钱，征调修筑奉天河防的紧急夫役，开挖修整京城护城河以及兴修永利工程的夫役罚钱，役人误领的工食钱，也一并免除。司马光说：‘疏理新法对百姓造成的祸害，这些都是群臣急于求取进用，误导先帝，使利益归于自身，怨恨归于君上，并不是先帝的本意。’他又说：‘例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件事，都是当今的急务，也是应当首先改革整治的事情。现在的办法，不如选择其中便利百姓、有益国家的保留下来，把伤害百姓、损害国家的全部废除，使天下人明白知道朝廷有爱护百姓的意愿；苛刻的官吏一定会改变而变得忠厚，离心怨恨的百姓也一定会改变而亲近称誉朝廷。这样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是盛事吗？况且如今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陛下暂时与皇帝共同处分，这正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政事，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道理。’ 还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去做呢？惟愿圣明裁察。陈所急于二月三十日上奏说：‘由于近年风俗衰败，士大夫把偷安苟且当作聪明，把直言危论当作狂妄，致使民间忧愁困苦而上层不能知晓，明主忧劳勤政而下民没有地方申诉，公私都陷于困窘，盗贼已经屡屡发生。应当下诏：无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有人知道朝廷的过失以及民间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鼓院、检院和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意见精当的，就实行他的意见并显著表彰其人；狂妄……愚昧鄙陋的，批示已知而退下，也不加罪。’如今皇帝陛下刚刚即位，太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天下人无不注目倾听。臣自从到西京以来，早晚恭敬地听闻更新政事，认为朝廷一定会努力做到使四方都能看见、四方都能听见，以抒发天下多年积蓄的愤懑。如今却没有听说开通言路的诏书颁布到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说：‘在京城不可不同时设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求依照保马最初制定的条约，限定并均定每年合买的数额；又请求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专心学习。朝廷认为他们越过本职进言，于是各罚钱三千斤。

译臣突然听到这件事，怅然若失，愤懑压抑不已。臣并不是偏袒这两个人，只是直接替朝廷爱惜治理国家的体制罢了。迎合上意、闭口不言，以求容身并窃取俸禄，这是小人的利益；威势和福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没有谁敢进言，这是大臣的利益。然而百姓在下方怨恨而上面听不到，国家处在危险边缘而上面不知道，这对陛下有什么利益呢？那宋彭年、王谔，臣平素并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只是痛惜陛下刚开始临政，而两位臣子首先就因为进言获罪。臣恐怕中外听到这件事，忠臣会离心，正直之士会丧失气节，想做官的人收起官帽而藏起来，想进谏的人则噤声互相告诫；这样一来，上面的聪明仍有不能照察之处，下面的实情和欺伪仍有不能通达之处，太平的功业就还不能指望。如今两位臣子的处罚既然已经无法追回，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如同臣先前所奏，下诏规定不论有官无官、是否在职，人人都可以进言；选择其中可取的，稍加表彰奖赏，那么天下人听说朝廷乐于听取善言，就不会懈怠于论事；没有可取之处的，搁置不问，希望如此还能使献纳忠言的人不断前来。臣禀性愚直，文学和政事都在他人之下，只是不懂得避忌，不阿附权贵，遇到事情便妄自直言，没有顾忌回避；凭借这一点，臣承蒙历朝知遇，也为众人所称许。如果连这样也不能进言，那么臣在圣人面前就再没有什么可用之处了。对上辜负太皇太后陛下询问的心意，对下辜负微臣一生希望尽忠的心愿，内心自我痛惜，即使死了也难以瞑目。臣长久以来忝居安逸之地，如今朝廷授予臣名藩，按道义不敢推辞。现在已经收到文书，本州岛县传递接收公文，出发赴任；到任之日，只能勉力竭尽疲弱驽钝之才，谨慎勤勉地履行本职，如果能力确实不能胜任，便只能俯伏等待无休止的罪责。于是命令他先经过宫阙入朝觐见。己亥，诏令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驿传赴京。庚戌，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岐国公王珪去世，停止视朝五日。起初追赠太尉，后来又追赠太师，谥号为文恭。礼部说应当举哀成服，诏令因大行皇帝灵柩停殡而免除。王珪从辅政到任宰相，共十六年，没有提出建立和革新的政绩，只是守成而已。当时称他为‘三旨宰相’：宰相上殿进呈时说‘请取圣旨’，得到答复后又说‘请圣旨裁可’，退下后向进言办事的人说明说‘因为已经取得圣旨了’。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任门下侍郎。起初司马光任知陈州，经过宫阙却没有入朝应对，上疏大略说：‘臣请求下诏广泛开通言路，无论有官还是无官，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还请向各路州军下令，在交通要闹之处张榜晓谕。’ 鼓院、检院和州军长吏不得压制退回。臣昨天奉圣旨命令入朝觐见，到了京城后，承蒙中使降临，将五月五日的诏书赐给臣阅读。臣狂妄浅陋地进言，竟曲蒙陛下采纳，这岂只是微臣一人的幸运，也是天下人的幸运。这是圣王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太平的根本。可是臣恭敬地从头到尾阅读诏书，其中固然全都很好，但中间有一段说：‘至于暗中另有图谋，触犯不属于自己的职责，或者煽动蛊惑有关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则窥测朝廷的意旨，以求侥幸、迎合圣意；对下则炫耀蛊惑流俗，以求取得虚名。确实有这种情形。如果不加惩治，必然会扰乱风俗、损害治理。既然如此，贬黜处罚的实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臣听说，明主推诚相待臣下，不存疑忌；忠臣竭尽诚心侍奉君上，没有畏惧回避。因此上下情意没有不通达的，言论没有不充分表达的。如今诏书明明求取谏言，却反而预先用六件事情加以防范。臣认为，人臣只有不进言才不会获罪，一旦进言，就可以用这六件事来治罪。恭请圣明在诏书中删去中间这一段，如同臣三月三十日所奏，将诏书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专心求取谏言，没有拒绝谏言的心意，各自尽其胸中所怀，不必担心受到贬黜处罚。这样，中外的事情、远近的情况，就会如同指在掌中。’门下侍郎一职授予司马光以后，司马光又用札子辞谢免任，请求入朝应对完毕后赴陈州，并请求更改新法。于是太皇太后派中使梁维简赐下手诏，劝谕他供职，说：‘嗣君年幼而德望尚未成熟，我将同他共同处理万事，所依赖的正直之士来辅佐国家；政事尤其需要同你商量，你又为什么推辞呢？’又下诏令开通言路，必须等你供职后施行。司马光于是接受任命。六月，诏令河东各州军人户现今拖欠的和籴粮草，从三月六日赦书到达之日起，元丰七年以前所欠的，一并免除。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任知陈州。韩维起初赴临阙廷时，太皇太后下手诏慰劳询问。韩维上奏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必追求高远，只在于审察人情罢了。认识人心并不难，用自己的心推知他人的情感，就可以看见。大凡人的感情，贫穷就希望富裕，困苦就希望快乐，劳累困顿就希望休息，郁闷闭塞就希望通达。陛下如果确实能始终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百姓就会富裕；始终把爱护百姓放在心上，百姓就会快乐。劳役事务中妨碍农事的，就废除它，劳累困顿就能得到缓解；’ 法令禁制中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就废除它，郁闷闭塞就会通达。由此推开并扩大，竭尽诚心去实行，那么神孙观察陛下的法度，不必教导就会自行成就；圣德贤士听闻陛下的风范，不必烦劳晓谕，就会争先尽忠尽力。何必担忧军民不欣然拥戴、国家社稷不安定牢固呢？’他又上奏说：‘臣近来恭敬地看到传录送到朝堂的榜文，其中开示大信、招致群言，都是前代帝王的高尚作为，也是当今朝廷的急务，天下实在有幸。然而臣还有疑惑之处，就是“乃阴有所怀，至不得已也”这一段，共七十五字；幸而这并不是原来诏谕圣旨的本意，而是有人增饰写成的。又说：“如果不加以改正，臣恐怕从今以后圣上的听闻会逐渐受到壅蔽。”恭请陛下深切察觉这一弊端，痛下决心断绝其根源，特意以圣意批示下达旨意，命令删去这七十五字，只按照榜文前面所说的另行撰写诏文，遍颁天下，使四方万国的人豁然明白圣人喜好听取谏言的心意，如同拨开云雾看见青天白日，岂不痛快！’于是起用韩维任知陈州；他还未出发，便召入朝廷，于是留在经筵任职。这一天，司马光说：‘臣恭敬地看见皇帝陛下刚刚登上大宝，太皇太后共同裁决万机，谨慎自持、虚心纳谏，渴望求取谏言。

译五月三日特意下诏，大大开通言路，这确实是明主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太平的根本。臣私下看到诏书中间有一段，天下看到的人还没有了解圣上的心意，都认为朝廷虽然名义上求取谏言，实际上却厌恶人们进言，预先设置刑罚禁令，凡有进言者都可以用六件事治罪。臣愚昧，希望陛下慈悲，下令学士院另行起草诏书，删去中间这一段，务必勤切求取正直的言论，使进言者尽忠竭诚，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还请求遍颁天下：在京城于尚书省前以及马行街张榜，在外则各州府军监都在交通要闹处晓谕；不论有官还是无官，只要知道朝廷的过失和百姓的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奏状陈述政事。在京城就投到登闻鼓院、检院，交给主管官立即上呈；在外则投到州府军监，由长吏接收，当天发递，奏报时不得索取副本，也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对于没有产业的百姓，担心其中有奸诈，就让本州责令找人作保，以便查明；等奏请取得旨意后释放，使他们立即能够进呈上述实封奏状。所进言中最为恰当的，采用他的意见并显著表彰其人；是非各有一半的，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言论没有可采之处、事情也不能实行的，同样不加罪。这样，下情就没有不能通达的，美善的言论不会被埋没，圣上的聪明就能周遍四方，天下之事便如同指在掌中。有人担心奏状太多，难以亲自阅览，就先逐条交给三省官员审看，选择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送入宫中，留在左右，以备规戒。有人请求下发有关部门施行，朝廷听从了。丁亥，诏书说：‘朕继承先祖的谋略，有幸奉守宗庙，刚开始总揽各项政务，对于大道尚感郁闷不明，早晚恭敬畏惧，不敢安逸，唯恐不能彰显先帝的美德功烈，不能使天下百姓安定。长久思考古代的君王，在开始执政时，一定使目光明察、听闻通达，以防止壅蔽；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以辅助自己的不足。这样，万物人情就能全部上达，利益恩泽也能下及到底。《诗经》不是说过“访问我所安止之处”吗？这就是成王寻求辅佐的做法，也是群臣进献劝戒的缘由；上下相互警戒，以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朕非常仰慕。凡中外臣僚和百姓，都允许用实封奏状直言朝政的过失、百姓的疾苦；在京城投到登闻鼓检院，在外则在所属州驿设置投递处以便上闻。朕将亲自阅览，求取其中可行的意见而施行。’司马光共三次上奏，请求修改前诏，于是朝廷才开始采用他的意见。吕公著已经上奏十件事情【十件事情见《辅道哲宗门》】，太皇太后派中使梁惟简告诉吕公著说：‘看了你的奏章，深受启发和裨益，完全看出你的忠诚正直，实在值得称许。如今正要拯救百姓疾苦、改变政事，先改哪一项？不要再草率从事，全部详细说明来上奏。’吕公著再次上奏说：‘陛下如果一定要重新整治各项政务，使它不惊动众人听闻而又确实使利益到达百姓，最急迫的莫过于任用人才。请求广泛开通言路，选任台谏官，起用正直之人，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于是推荐【孙觉、范纯仁、李常、刘挚、王岩叟、苏辙】。太皇太后把吕公著的札子封好，交给司马光详细考察其中所陈述的人是否具有兼济天下的才能，并直截了当地写明应当任用还是不应当任用，奏报朝廷。司马光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唐淑问、范祖禹等六人；范纯仁、吕大防、王岩叟、王存、孙觉；又推荐赵君锡、李常、晏知止、范纯礼、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苏轼、朱光庭、苏辙】。知庆州范纯仁奉诏陈述政事得失【六月二十二日下诏求取言论。范纯仁在庆州，本月未能上疏，详情另见】。秋七月，朝奉大夫范纯礼任户部郎中【六月末司马光所推荐】；吕公著任尚书左丞，上奏说：‘凡三省事务中应当进呈、请取圣旨的，都应当这样做，以纠正从前的过失。’ 诏令：凡三省中应当请取圣旨的事务，以及台谏官的章奏，都一同进呈并施行。庚戌，三省、枢密院说：‘凡共同差除以及进呈文书，按理必须会议的，先在都堂会议；如果遇到休假，或者已经回到东西府厅，也可以通过便门往来聚集议论。’朝廷听从了。司马光认为近年以来各州审讯捕获的强盗中，有的并未杀人，情理上值得怜悯，应当一概从宽赦免【明代难州的长者说：‘元祐初年，温公主持国政，天下刑罚比过去减少了不到一半；若不是盛大的德行，谁能做到呢？’】司马光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下诏开通言路，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臣僚和臣民进言，陈述朝廷的过失、民间的疾苦，朝廷仍下令将奏状送出，臣与执政大臣审看了第一次送出的三十卷。臣谨慎地同各位执政选择其中的奏言，除去没有可取之处的以及冗长的言辞以外，其中可取的已经用黄纸签出并送入宫中。恭请陛下取出这些签出的奏言，再赐予详细阅览；或者留在身边，以备规戒；或者下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这样，忠言就会日益进来，圣上的聪明就会日益广博，实在是百姓的深厚幸运、国家社稷的盛大福分。其中也有一件事情而众人共同进言的，臣也重复签出，正是想让陛下知道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以及众人共同的愿望。’ 又说：“青苗、免役、保甲、保马等法使百姓困苦。”九月辛丑，诏令吕大防说：“卿镇守蜀地已经很久，熟知西南百姓的疾苦利害。新法中有使百姓困苦、尚不便利的地方，想来卿听闻见到的很多。卿尚未到朝廷，应先把所见所闻逐条分析，紧急递送奏章，在内侍省投进，不得有任何隐瞒。”朝奉郎、秘书少监刘挚任侍御史。刘挚说：“臣深思，陛下刚即位亲政之初，首先要做的，应该没有比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所以臣今天就任，首先进献这个意见。自祖宗以来，谏官、御史的员额和品秩，很少有不完备的，凡是在职者都被称为谏诤之臣。希望圣上慈悲，在谏院增加谏官员额，本台六察御史也都允许议论政事；他们所负责的按察事务，自然仍照旧不废。这样才可使他们共同竭尽忠诚力量，互相辅佐圣政。”朝奉郎苏轼任礼部郎中。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说：“青苗、役法、保甲之法，还有十分之六七仍然存在，却反而把错误说成正确、粉饰过失来欺骗圣听；这不是以至诚之心替国家除去大害、恢复大利、便利百姓、谋求太平长久的办法。臣愿陛下像刚开始听政时那样奋然独断，实行这几件事，那么天下的大乱就会平定，陛下可以无事高枕而卧了。”【保甲、役法】十月癸酉，诏令仿照《六典》设置谏官，把应设置的员额列明上报。

译这是采纳了刘挚的意见。丁丑，诏令尚书、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待制以上官员，各举荐两名可以充任谏官的人。任命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右正言，苏辙为司谏，范祖禹为正言。命三司、枢密院一同进呈。太皇太后问这五个人怎么样，执政回答，叫章惇在外面说：“按照旧例，谏官由两制以上官员奏举，再由执政进拟。如今这些任命直接从宫中发出，臣不知道陛下凭什么知道他们，莫非是左右近臣所为吗？这个门路不可渐渐开启。”太皇太后说：“这些人都是大臣所举荐的，不是左右近臣所为。”后来因亲属关系有嫌疑，范纯仁改任天章阁待制，范祖禹改任著作佐郎。不久又让范纯仁兼任侍读。诏令监察御史兼任言事职务，殿中御史兼任侍事职务。这是开始采用吕公著和刘挚的意见。诏令说：“近来诏令屡次下达，又兼顾均衡宽缓民力、使公私便利安定。如果听说官吏习惯旧态，不立即奉行，或者以致废置阻格，使远近百姓没有完全受到恩惠。从今以后，都要尽心奉行；监司负责检查，如果有违背，立即由御史台弹劾奏报。” 侍御史刘挚说：“臣私下认为，州县政务的兴废、得失，责任应在监司。监司的职责也是很重的。一个人贤能或不肖，数千里之地的祸福都系于他。近来蒙圣旨哀怜百姓，已经把罪恶特别严重的监司罢免了。然而其余的人才颇为良莠混杂，心意不一，各自怀有私心；其中暗中观望的人，必然因循旧习而怠慢命令，使恩惠受到阻塞；其中见识浅薄而图谋私利的人，又会矫枉过正，或把本来应当办理的事情办过了头。这两种情形不可不察，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大概消除这种弊患。臣希望圣上详细斟酌。河北、河东、陕西一向号称事务繁剧的地区，过去所任用的使者多出于仓促擢升，大多没有经历民政，个人声望又低，只知道过分施行威严苛刻，最终仍不能使人心服。现在应当稍微恢复祖宗旧例，在三路各设置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任，以提高职位的责任。其余各路，也希望推选资历任职稍高、熟悉民政、懂得治体而接近中道的人，分别补充监司职位，明确授予他们政令，使他们忠厚安民而不失于宽纵，严肃办理事务而不失于浅薄。部使者如果真能如此，州县政务也会随之改善，那么先帝的政事和陛下的恩德，或许可以下达到百姓，与民休息，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考察现今行为不端的人，一概澄清淘汰、罢免。被罢免的人，如果不是有明显过错，就恢复其资历，另行考察后任用，只要使他们不至于失去职任、无所作为而已。如今首先要办的事情，恐怕确实就在这里。伏望陛下详细斟酌施行。十一月，朝议大夫鲜于侁任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对人说：“如今又让子骏担任转运使，实在不合适。朝廷要查求东部地区的弊病，非子骏不可。他是这一道的福星，也可以成为各路转运使的榜样。”又说：“怎么才能得到一百个子骏，分布在天下呢？”鲜于侁到任后，上奏请求罢除莱芜、利国两处盐铁冶炼，又请求海盐按照河北的办法开放通商，百姓非常高兴。又请求停止高丽朝贡，只允许高丽到两浙进行互市，不必烦扰朝廷。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朝廷对待高丽的礼数，也比以前减少了。司马光说：“臣深思，陛下年纪尚轻，太皇太后亲临处理万机，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执政，垂拱而坐，等待他们办成。万一群臣意见不同，势均力敌，不能统一，伏望陛下特别留心察看，审明是非。如果甲对而乙错，就应舍弃乙而听从甲；如果乙对而甲错，就应舍弃甲而听从乙。这样，群臣没有谁敢不服从，善政就会日益更新。不然，陛下虽然有求治之心，政事功业却永远不能成就。”奉议郎、太常丞王觌任右正言。王觌一上任就上疏议论知人和安民。司马光说：“臣观察今天公私财力都已耗竭，远近百姓都很疲敝，其根源大致出于用兵。先帝深深痛悼这种情形，厌恶喋喋不休的谄谀之言，思求众多贤良之士，于是下达哀痛诏书，停止战争、使百姓富足，统有天下，开始承接祖宗基业。太皇太后共同听理政务，首先告诫边吏不得擅自出兵侵掠，使华夷双方都安宁。如今契丹继续保持友好，秉常前来纳贡，干德奉表，征讨戎人、开拓疆土的事情，都已经停止了。那么设置提举散青苗、免役钱、点教保甲、设置都作院、养马、设置将官、市易司、封桩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使司等机构，就全都成了虚设。陛下幸而下诏让臣民各自陈说疾苦，已经送来的有一千多章，没有一篇不说到这几件事，可见它们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是众人都知道的，并非臣一人的私见。利害已经显明，如同日月一样清楚。大家都在陈说疾苦，而群臣仍习惯于因循安逸，所以害怕发言。” 改革虽然都削减了，但监司仍照旧存在，将官仍然保留，保甲仍在教阅，保马仍在饲养，边州的屯戍没有减少，军器制造没有停止，茶盐新额仍然存在，差役旧法还没有恢复。因此，虽然用兵停止了，公私的劳费却仍未停止。这样因循下去，不知道改变道路，数年以后，万一遇到水旱灾害和大饥荒，盗贼成群而起，给国家造成的忧患，怎么敢不尽心考虑呢？伏愿陛下从圣心决断，凡是王安石等所制定的新法，确实胜过旧法的就保留；其余臣民认为不如旧法的事情，恳请陛下告谕执政，趁臣民上封事之时，详细讨论利害，进呈陛下裁决后施行。从前夏遵循禹的训典，商采用汤的法度，周遵循文王、武王的典章，大概创业垂统的君主把谋划留给后代，后世应当谨慎守护，不可失掉。如果各种措施都遵循旧章，只要使政事全都像熙宁初年那样，那么百姓万物都会欣欣向荣，天下太平，再没有其他事情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革除弊病不能仓促，应当慢慢来。这样做与让医生治疗疾病，却说不要使病很快痊愈、也不要拔除病根，有什么不同？替医生谋划是好事，替病人谋划又有什么好处呢！”

译御史刘挚说：“臣伏见昨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听理政务时，施恩安抚天下，除去百姓所不安的事情，以至于振兴停滞的事务、贬黜贪婪苛刻之人，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没有一天虚度。所以近到京畿，远到海边，没有不受到鼓舞、承受风教，倾心等待太平的。然而近来一两个月以来，政事号令见于施行的，空疏稀少；朝廷内外众口嗷嗷，却没有什么可以听闻。深究其原因，都是认为这是执政大臣议论不一致造成的。有暗中拱手坐观的人，有表面附和而内心不合的人，有强横专断、任意制人的人，有忍辱含垢而怀念旧制的人。事情积滞在前，相互观望而不发，于是上面的仁恩不能施于下，朝廷的各项政务壅塞而不能实行，以致文书滞留，人情隔绝。伏望圣上详察事变，防微杜渐，特诏辅臣务必同心协力，恭敬地互相倚重以取得信任，除去二心以成就国事。如今政事中有拖延未决的，应催促他们逐条上报意见，希望圣上从睿断出发，分别明辨后施行，使天下得到幸运。又说：天时失常的灾变，恳请首先允许台谏官上殿奏事，使公议和民情不至于隔绝。” 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诏令说：“长久没有按时降雪，担心囚犯案件滞留。在京城，委派刑部郎中、御史；开封府界，委派现任提点司；各路州军，委派监司，催促审结。此前上封事的人说得恳切，认为正因为时雪没有应验、阴阳不和，或许是刑狱处理不当、体恤慎刑的法令还不够宽，所以应当下诏恤问天下刑狱。”右正言朱光庭上疏说，章惇、蔡确、韩缜等人居于职位，恐怕会连累圣政。甲辰，御史王岩叟说：“如今天下百姓所受的祸害，没有比青苗、免役之法更大的；暗中困苦百姓、流毒数路的，没有比茶盐之法更严重的。陛下本来已经知道，却仍优柔不决，不能断绝祸害的根源，这就是民心仍然郁结、上天之意仍未开通的原因。朝中的大奸，没有比蔡确的阴险邪恶、章惇的谗害凶狠更严重的了。他们互相结党，蒙蔽天听，虐待下民、欺罔君上，在两朝显露的不忠行迹，天下人都希望驱逐他们，使政治清平；陛下却反而容留他们，这就是民心仍然郁结、天意仍然未开的原因。伏望陛下上体天心，下察民意，奋发刚决，彻底革除大害，彻底除去大奸，为宗庙社稷带来无穷福庆，也为百姓带来最大的幸福。” 臣对于这番拳拳忠告，实在不能尽述。己酉，司马光因病请假。司马光、吕公著升官后，司马光不久又因病请假。这一天又有诏令，免除正旦谢恩和恭谢之礼，司马光惶恐不敢奉诏，请求等病稍好后入宫谢恩，依照减拜的诏旨办理。司马光从此连续一百三十天不能出门，但奏疏接连不断。五月十三日，司马光才入延和殿面对皇帝，又写信给三省，大意说：“如今法度最应首先改革的，没有比免役钱更重要的了。它不但刻剥贫民，使他们无法生活，又只顾得到各地无赖浮民，让他们供给日役，官府却不能有效地为此筹划。不如全部罢除免役钱，恢复旧日差役，民间能够减轻负担的已经十有七八。又说：朝廷如今想整治天下、使贫民休息，首先必须让十八路各得到一两名好的监司，忠厚而明白事理，爱护百姓而忘却私利，使他们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前些日子起草的监司资格以及委官荐举文书，不知诸位是否已经全部看过？如果这样可以实行，就尽早告知我进呈施行。又说：旱情形势令人忧惧，应当用常平米赈济，直到庄稼成熟之日再归还，不再收取利息，这样才是真正的实惠。范景仁当仁宗病重、尚无继嗣、天下寒心而无人敢开口时，独自首先提出重大建议，以安定宗庙社稷。” 章惇十九次被任命都不接受，请求优厚地施恩推恩。司马光又写信给枢密院，大意说：“吕大忠说忧虑敌寇，时而恭顺、时而傲慢，是由于私下贸易公开进行的缘故。至于延庆侵占疆土，有害无利，最终应当归还给他，但今天还不能归还。等吕大忠到任后，审察形势，先奏请严禁私市；不必每年询问对方，必须等他们曲意服从、派人来请求，然后朝廷下诏，公开归还所侵疆土，赦免他们的罪过，贡使往来一切照旧。这个策略非常好，请明天再召见他，详细询问。河东经略司总领二十余州军，边境线一千余里，土地连接两个敌国，这个帅府的重要性，哪里有超过它的？却让吉甫管理，果真能称职吗？他自己请求到扬州，诸公为什么不早些答应，另选老成稳重、有胆略的人代替他呢？御史所说罢除保甲按阅，非常恰当，应当听从。”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说：“晦叔从年轻时立志求学，做官后加以实行，端正方正、忠厚，天下人都仰慕佩服。到了老年才获得执掌国政的机会，平生所蕴蓄的抱负，如果不在今天施展，还等待什么呢？”近来舆论颇为议论晦叔过于谨慎沉默，如果此时再不在朝廷上力争，一旦事情有所失误，就会成为他们一派的宰相了。” 希望您千万谨慎！司马光确实不敢把忧国视为自己的责任，但昨天以富家作比喻的意见已经上达圣听了。司马光自从生病以来，把自身完全交给医者处理，唯独国家还没有托付给谁，今天就托付给晦叔了。二月丁卯，诏令说：“朕承继圣明的基业，总揽各项政务，长久思考四方万里之远，能够使官吏称职、百姓蒙受恩泽，是因为司、监官员任用了合适的人。然而如果不是左右侍从之臣各自举荐所知，怎么能把天下的人才全部得到并任用呢？孔子说：‘如果有人受到称誉，他一定曾经接受过考验。’朕将考核他们的才能和是否称职，据此升降、诛罚、赏赐。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官员，应在诏令到达一个月内，各自举荐曾经任过一任知州以上职务、聪明公正、所到之处有声望、能够充任监司的人两名。交给中书登记，遇到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有缺额时，选择任用。如果到任以后才能见识昏昧愚钝、职事废弛，荐举者不加察问、任凭喜怒行事，就各按本人的罪行轻重加以惩处，并加重惩罚举荐者。”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依旧以原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当时因病再次请求任宫观官，尚未得到答复便有了这道诏命，司马光坚决辞让，诏命不许。

译闰二月，司马光想公开上章举荐文彦博代替自己，未获允许。诏令户部查核各类欠负所属的名目和数目若干、官本若干、利息或罚款以及各户应缴的过息罚钱数，并查明免役钱和坊场净利等钱被抛下的数额，以及欠户已经缴纳过息罚钱的情况，是否应当抵充物力，迅速详细具明保证上报。这是采纳苏辙甲戌日的奏议。孙觉说：“臣私下看到，已经下制任命司马光为左仆射，朝廷内外都庆贺，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但臣看到司马光议论役法颇为疏略，不久又有诏命另派韩维等四人详细审定法令、推行实施，这样才可以长久。司马光的学问、品行和操守，群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如果再得到忠诚正直、笃实可靠、才能见识明敏的人同他互相辅佐、筹划处理，那么万事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韩缜人品污下，才能薄弱，声望又低，伏望圣上慈悲，罢免韩缜的宰相职位，另行推选有德有言、能够胜任的人，提拔来代替他。”诏令各路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其余各路只设置一名副使，或者一名判官。各路提举官一并罢除，这是听从司马光的意见。王岩叟又奏说：“两宫垂帘听政，像这样杜绝内外交通，非常好。” 因为斜封墨敕不应在今天出现，自古以来这类事情大多出于外人与宦官、女谒相互勾结，于是卖官鬻狱，无所不至，不可不从细微处加以防范。太皇太后说：“非常正确。”壬寅，右司谏苏辙说：“臣听说，减轻赋税、散发积蓄储藏，如果是为了救济贫困、使百姓安居生活，时间久了也不会胜过使他们富足。所以臣希望从元丰库或内藏库、军库中请求二十万贯钱，作为招募军队的费用，选择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到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壮精悍的人作为禁军，依据各人的才能确定军分。河北盗贼成群，大都是保甲遗留下来的党徒，如果再遇饥荒，所发生的变故就无法预知。臣访闻淮南长期干旱，二麦都已经枯死，官吏却还没有赈济。臣想请求下令淮南官司，先把所管义仓米按各地情况赈济，同时把常平米减价出售，并查问监司、州县为什么都没有申请筹划；又请求察访各处是否有类似缺粮的地方，一律照此办理。”又奉诏蠲免积欠。丙辰，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入宫进对。太皇太后说：“我知道你们公正，不是执政任用你们；朝廷有什么过失，都一一说来。”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官家年纪又小，与神宗时不同。如果没有台谏官公正忠孝、执事之臣任用得人，凭一个人的耳目怎么能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既然称为执政，如果不执掌奏报政事，那还要台谏官做什么？如果畏惧回避，又凭什么成就政事？你驳斥安焘非常恰当，我非常清楚你是公正之人。不是不知道安焘没有才能、没有公众声望，只是顾念托付，不想把他全部罢去。你们所说的事情大多已经施行，其他事情也不要回避仇怨，安心议论政事。三月，右司谏苏辙议论任命安焘的诰命，认为不应让给事中宣读。此时，工部尚书孙永任吏部侍郎，李常任户部尚书。李常是文士，缺少吏治才干，有人怀疑他不能胜任。有人问司马光，司马光说：“让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那么天下就知道朝廷并不是急于征利、贪求财物，仿效朝廷而搜刮苛刻的祸患或许可以稍稍止息。”李常说：“各路官吏没有领会朝廷爱民的旨意，以至于凡是供应县官的财物，都可以废弛。”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赋税和征课百姓，是国政的大事；如果这些有的不能振作，凭什么辅助国家的用度？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告诫官吏，不要以为宽民恤物的恩德正在上面施行，就对赋税和征课百姓的事务废弛不治，以致耽误国家大计。此前，太皇太后派勾当内东门司梁惟简赐给文彦博亲笔诏书说：“我在宫中阅读旧书，得到卿在神宗时亲自书写的奏章，看到卿的议论切合治理的要领，至诚忧国、忠义之心都可以看出，深为赞叹。卿平时的蕴蓄尚且如此，何况正逢国家艰难之际，想来更加忧劳。我辅佐处理机务，已经超过一年了。近来罢免升黜臣僚、改革各项政务，是否合乎公议？夏国还没有归附，应当用什么办法驾驭？卿所知道的贤人中，有可以担任重大职务的，应立即论荐，以副我访求人才的意旨。所询问的事情可以逐条具奏，切待高明意见，以补救缺失。”【据《元祐密疏》，文彦博这篇奏议于三月十五日上呈，现附在本月。】当天，文彦博奏荐三名可以担任重大职务的人【刘庠、苏颂、刘奉世】，又陈说困制西羌的策略。考功员外郎林旦任殿中侍御史，承议郎韩川权发遣推官，上官均一并任监察御史，这是中丞刘挚举荐的。中书舍人苏轼不执行叙复，沈起起草词头，命令入内押班梁从吉带诏书赐给守太师、致仕的文彦博：“卿历任二府，辅佐三朝，声名闻于四海，功劳在于天下。” “我怀念、思念元老，渴望见到您的仪表风范，应该迅速赶来，以满足我的虚心求教。”诏书到达之日，卿可以乘肩舆赴阙，并让儿子昭庆居中随侍，命河南安排沿途供给和行李。此前，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因病坚决辞让，只请求召用文彦博来辅佐自己，未获允许。到将要任用韩缜时，太皇太后把亲笔批札交给司马光，想按照他的奏议办理。司马光奏称，文彦博的功勋、德望、爵位和年齿都远在自己之上，如果让文彦博任尚书左仆射，自己任尚书右仆射，事情的体制就完全端正了。太皇太后又批示交给司马光说：“卿忧虑国家、深谋远虑而不替自己打算，这也可以知道。如今如果一旦让彦博的名位在卿之上，我这样对待卿的心意实在很不合适，卿再考虑一下。”司马光又奏说：“臣私下认为，彦博辅佐四朝，功勋德望显著，官为太师，年八十一岁。臣成为京官时，彦博已经是宰相。臣所奏是为了增益国体，唯愿陛下听从。”太皇太后最终没有听从。等韩缜被罢免后，立即派中使召文彦博来，大概是采用了司马光的奏议。诏令各路赈济灾伤、办理盗贼事务，以及转运司兼管盗贼赏钱，可以从青苗息钱中支用，等役法办理完毕后，再奏请指挥。”

译左司谏王岩叟说：“访闻淮南旱灾严重，物价暴涨，本路监司却很不留意，伏望选派官员办理。”诏令发运司截留上供米十万石，按照市价酌情减价出售给缺粮人户，每户不得超过三石；卖米所得的钱起运到京城。司马光说：“臣伏见近日下达的朝旨，命户部指示府界及各路提点刑狱司，查核州县人户；如果确实缺粮，就根据现有义仓、常平米谷迅速赈济，并叮咛指挥州县多方存恤，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这确实是安民的要道。然而使流民不流徙，全在于本县令佐是否得人。希望再命提点刑狱司经常查核各县令佐：有能尽心存恤缺粮人户、即使遭受灾伤也没有流移的，应明确上报公正地给予优厚奖擢；完全不用心赈济、以致人户多有流移的，应查究上报，请求实行停职替换，这样或许能使官吏有所劝惩，百姓实实在在蒙受圣恩。”三省进呈，依照奏议施行。右谏议孙觉说：“淮南、两浙遭受灾伤，米谷价格暴涨，担心盗贼因此而起，请求派官员查核，广泛赈济；把各路灾伤情况都如实下达申报，申报不实的治罪。” 当时灾伤情况，转运等司都没有奏报；等到宿州、亳州灾情极其严重，诏令派发转运司查核受灾州县的缺粮处所，又命宿州、亳州分析说明没有奏报灾伤的经过，并把目前斛斗的例价、冬季运输情况一并上报。诏令内外待制以上官员各举荐两名能够充任转运判官的人。辛丑，诏令说：“朕想到兰台、延阁都是收藏图书秘记的地方，但校勘、编撰的职位和次序多有缺额。长久思念祖宗乐于培养贤能俊才，常常诏令二府荐举士人，安置在秘府，培养他们的德行才器，以等待试用，朕非常仰慕。执政大臣是我所重视的人，应各自举荐三名文学、政事、品行可以入选馆阁的臣子，各列姓名上报，听说朕将考察他们的才器，甄别任用。”乙卯，右司谏苏辙说：“臣伏见淮南遭受旱灾，百姓粮食价格暴涨，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万石以救急，这种深切体恤百姓的意旨，是当时从未有过的。然而臣访闻本路自正月以来，义仓、常平仓的粮食陆续赈济，大约到夏季中麦子成熟时，稍微可以供应充足；没想到如今旱涝灾害更加严重，夏麦没有收成希望，而秋收还在一百日以后。即使先前截留的上供米已经分配在本路，恐怕也不能遍及饥民。” 访闻发运司约定，今年应当留作替代上供的粮食以外，其余粮食只按照请求购买的价格全部拨给都郡出售，不得收回买粮钱。还应先具明多少留作替代上供、多少可以出售以及原先购买的价格，奏报上来。这样米数稍多一些，才有利于救济、接续饥荒，可以支撑到秋收。此前，太皇太后派中使程衍带御札分别赐给司马光、范纯仁，要求奏请以文彦博为师臣、备任顾问，以尊重朝廷、使四夷服从。朱光庭在札子中请求尊礼文彦博为帝师，不要让他劳累处理宰相事务。朱光庭的三道札子都交给卿详细阅看，可以亲自逐条具奏的就上报。司马光说：“臣蒙恩推举为首相，自知智力浅薄衰弱，经历政事不多，所以请求陛下让文彦博以侍中身份任左仆射，臣辅佐他，这样或许不至于获罪后悔。如今范纯仁、朱光庭认为彦博是元老、师臣，不可烦劳他处理吏事，这要由陛下裁度。如果只让他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每五日或六日入朝一次，因而到门下、中书都堂与各项政务商议；执政到他的宅第咨询谋划；其余日常文书只交给仆射以下签署发遣，这样也足以尊重大臣、优待老臣。”太皇太后听从了。司马光辞让，获准乘轿子，每三日到都堂聚集议事一次。中书舍人苏轼不执行，张诚起草词头；范百禄不执行，李定起草词头。甲寅，诏令说：“朕想到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求宽厚、爱惜万物、仁爱百姓；但士大夫中有人不能推究朝廷本意，为求功劳而搜刮苛刻，有的妄自制造边事，有的连续兴起狱讼，弊端积累日久才知道。因此群臣的议论不能停息，朝廷才要惩治革除。整饬风俗、修明纲纪，这是出于重大考虑，实在是不得已。何况罪行显著的已经得到惩处，罪恶重大的已经被斥退，就应荡涤隐蔽包庇，宽略细小过失，哪里还应追究治罪而连累上天的和气？疾病已经严重，孔子也不再加以攻治；治理众人要宽厚，这是有虞氏所崇尚的，也是治国之道，务求保全大体。凡在今天以前有牵涉这些事情的，一律不再追问；言事者不要再弹劾，有司不得施行，各自都使其改过自新，共同归于美好风俗。向朝廷内外公布，体察朕的心意。”八月，左司谏苏辙请求选择监司，使各郡县稍微得到良吏。九月，司马光去世【见《拾遗门》】。中丞刘挚说：下诏安抚反侧之人的做法不对，请求停止这道诏书，以免四方产生疑惑。翰林学士苏轼荐举王巩，认为他节操高尚、品行方正，可以充任献纳科。十二月，诏令依照元丰三年诏书，今后不再上尊号。任命叶康直为直龙图阁，权知秦州。曾肇、苏辙再次缴还词头。有人说：“曲意为皇朝捐躯出征，怎敢推辞劳苦，愿意扫荡边地尘氛，安静地扶持红日升上青霄。”却完全没有料到权奸从中阻挠，急忙派遣紧急牌符召回军队，脱下战袍，白白让父老百姓望着军旗。傅尧俞、王岩叟一同在延和殿进对。傅尧俞先前进对时，太皇太后说：“因为卿有才望，所以任用卿。”傅尧俞拜谢完还没有奏事，太皇太后先问：“如今天下政事怎么样？”傅尧俞称赞很好，又说：“只怕陛下亲临朝政日久，稍有懈怠；如果能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常以大公之德自守，那么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左司谏朱光庭说，学士院试馆所载的策题，考试官不识大体，这是最大的不忠；策题采用了苏轼的文章。诏令特别免罪。王岩叟说，各州县受灾、缺少粮食的人户，允许结保借贷，并命令免收利息，常平谷减价出售。二年二月，诏令左司谏朱光庭到河北路，与一名监司遍视灾荒，按照多次下达的指挥办理赈济；有未尽、未便之处，允许酌情处理，事情稍微重大就奏报请示，并访察本路历来如何赈济。”

译如今世俗风气大多认为，官吏如果不奉行法令，就应当按察弹劾上报。诏令苏轼撰写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碑额，这是富弼之子绍庭请求的。三月，学士苏轼起草太皇太后受册诏书；诏令内外官员荐举能够担任知州的人，这是听从御史吕陶的意见。诏令说：“朕承受祖宗的福佑，得以接受大统，学习治道的日子还浅，对于致治之道昏昧无知，每件事情都不能适中，以至于损害阴阳的和谐。于是从冬天直到夏天，旱灾肆虐，四方之内受灾的地方很广，百姓嗷嗷无告、无处诉说。长久思考灾变的到来，想来并非无故。或许是朕听取纳谏不能合乎事理吗？赏罚失当而赋税没有节制吗？民力已经枯竭却还大兴土木吗？还是忠言壅塞，不能上达，而恩德泽惠不能流布呢？为什么灾异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克制自己、反省过失、洗心革德，又凭什么回应、消除天变，使天下达到大和？从本月十一日开始，朕当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公卿大夫也要努力修治各自职务，共同谋求消除灾变、恢复正常。四月，诏令说：“旱灾肆虐，禾苗将要枯死，百姓有什么罪？追究根源确实在朕。朕虽然侧身自责、减损膳食，仍担心无法消除灾变，而有司却在此时屡次奏请举行受册礼，这是想以隆重名号和盛大礼仪加在我身上，是加重我的不德。” 今后所有受册礼，暂且都应停止。又诏令各路监司分别督促郡县审理刑狱，因为长久没有按时降雨。司谏王觌提出了请求。台司谏苏辙上疏，请求明确下诏，允许百官当面奏陈政事，以尽量听到群臣的不同意见，考察人才的贤能和不肖，或许灾患可以止息。五月，诏令学士院下达敕书，奖谕知楚州程之元，称说他在淮南赈济方面的数件事。这是因为程之元尽心存抚百姓，请求褒奖擢用。癸酉，吏部侍郎胡宗愈任御史中丞，因便殿奏对时，皇帝问朋党之弊。胡宗愈说：“君子以义相亲附；小人把君子指为朋党，君子则称小人为奸邪。陛下选用中立不偏的人，朋党自然会澄清。”于是进呈《君子无党论》。八月，诏令赐文彦博、吕公著，以后入朝凡有拜礼，一律特别免除。卿应当专心振作谋划有益事务，不必拘泥于无益的礼仪。翰林苏轼奏说：“关于免除彦博、公著拜礼的指挥，臣不敢起草。”诏令依从了。当天，太皇太后派中使赐给宰相、执政酒果和黄金犀带，并传旨说：“知道卿等对边事极为劳心，所以有这次赏赐。”吕公著告诉文彦博等人说：“秘密赐给的东西可以辞掉；果庄如果曾得罪先帝，如今获得它确实值得庆贺。但如果立即说成是庙堂之功，将帅听到后就会有过分的希望，开启后来贪功生事的弊端，不可不仔细考虑。”文彦博等于是各自请求免受赏赐，未获允许，只好接受。臣僚说：赦令已经减免、放免民间秋夏二税积欠以及坊场亏欠课利等，州县却不肯依赦令直接放免；请求御史台访察民间欠负中尚未办理、以及虽然办理却没有办完的，交给吏部重新严加黜责。诏令各路监司限一个月迅速依照敕令办结，列明情况奏报。十月，朱光庭任太常少卿。诏令运送淮南两州所买粮食四十万斛，赈济京路。丁卯，诏令在吕公著私第赐御筵，派中使赐酒以及禁中的果品珍宝、绶带、金花环和奇珍异物，数量是平常人的十倍。用御用饮器劝席间饮酒，十分勉强；唯独对吕公著较为宽容，都是不同寻常的恩典。壬申，诏令吕公著等在文臣中选择有才干品行、风采力量、廉洁智慧、熟悉边事而可以大用的人。吕公著奏荐孙固、苏颂、李常、孙觉、赵瞻、顾临、胡宗愈等七人。苏辙任户部侍郎，顾临任给事中。十一月，孔文仲任中书舍人，丰稷任右司谏，杨康国任监察御史。知枢密院安焘说：“大雪异常，长久的阴气没有消解，小民失去职业，上天使陛下忧虑。希望下令贬黜有关人员，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刘安世任右正言。诏令停止变卖市易司元丰年间的物资，这是依照三省的请求。甲戌，苏轼说：“臣近来当面奏陈，为什么圣旨屡次进入文字罗织？臣已经详细说明疾病的状况，又蒙宣谕，难道是因为台谏官有意见吗？臣兄弟孤立，向来得到进用，都是皇帝和太皇太后主张，并不是由于其他人。如今只要安心，不必忧虑别人议论，不用再上文字请求离职。臣退下后思量，前些时日臣从登州召回，直到充任中书舍人，原先并没有人攻击，只说臣参与议定役法。等到蒙恩擢任学士后，便被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人不断攻击，以至于请求到外地任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斛〕 他们巧妙地添加言辞、加以酝酿，称之为诽谤。还没有到试院，就先说臣任意取用文章。虽然圣明的君主知道臣无罪，但臣私下想来，大概因为臣天性刚直笨拙，议论不随人意，而所受宠禄超过本分，地位又接近权要，所以引起纷争，也实在是情理中的事。臣只想坚决请求到一郡任职，这就是辜负圣上知遇、违背恩旨；想被贬退却不请求，又是同台谏官为敌，不避开他们的锋芒，势必不得安宁。如今既然没有允许臣请求外任，臣也不敢远离左右，只请求解除学士职务，授予臣京师闲散冷清的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监祭酒之类；或者请求只在经筵供职，这样或许可以免得众人侧目，稍微得到安定。”三月，吕公著任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仍然一天三次到经筵，两天一次入朝。于是到都堂议事，吕大防、范纯仁的制书由苏轼起草。当晚，苏轼在内东门小殿进对，接受诏旨后，太皇太后说：“有一件事要问内翰，前年任的是什么官职？”苏轼说：“汝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说：“现在是什么官职？”苏轼说：“臣充任翰林学士。”太皇太后说：“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苏轼说：“蒙遇陛下。”太皇太后说：“这不关老身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十一月〕 有人巧妙地编造言辞、加以酝酿，把这些说成是诽谤。还没到试院，就先说我会任意取录文章。虽然圣主知道我没有罪，但我私下思量，大概是因为我的性情刚直而拙朴，议论又不肯随波逐流，而所受宠禄超过本分，所处地位又过于亲近逼仄，所以才招致纷纷议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臣只想坚决请求出任一郡长官，那就是辜负圣上的知遇，也违背圣上的恩旨；想要被罢黜却不请求外任，那就是同台谏官作对，不避开他们的锋芒，势必不得安宁。如今既然没有获准请求出任一郡长官，臣也不敢远离左右，只请求解除学士职务，授臣京师中清闲而不重要的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监祭酒之类；或者只请求在经筵供职，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众人侧目，使自己稍得安宁。”三月，吕公著任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仍然一日三次赴经筵，两日上朝一次。后来他到都堂议事，吕大防、纯仁制蘓轼草也。当天晚上，苏轼在内东门小殿回答召问。宣读完诏旨后，太皇太后说：“有一件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说：“汝州团练副使。”太皇太后说：“现在任什么官职？”苏轼说：“臣充任翰林学士。”太皇太后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苏轼说：“是因为蒙受陛下的知遇。”太皇太后说：“这不关老身的事。”

译苏轼说：“一定是出自官家的意思。”太皇太后说：“也不关官家的事。”苏轼说：“难道是大臣推荐、议论的吗？”太皇太后说：“也不关老身的事。”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一定没有另外托人请求。”太皇太后说：“我已经这样观察学士很久了。这是神宗皇帝的意思。神宗有时吃饭时停下筷子看文章，宫人一定说：‘这是苏轼的文章。’皇帝忽然称赞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任用学士就升天了。”苏轼失声痛哭，太皇太后和皇帝身边的人也都哭泣。不久，太皇太后命苏轼入座，赐茶说：“内翰只管尽心侍奉官家，以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苏轼拜谢后出宫，太皇太后撤去金莲炬，送他回院。尚书刘挚任中书侍郎，王存任尚书左丞，胡宗愈任尚书右丞，孙觉任御史中丞。右司谏刘安世入宫应对。太皇太后问近日的差除是否合宜，刘安世说：“朝廷任用的人都符合舆论期望，只有胡宗愈，公议认为不合适。”太后说：“姑且慢慢观察他的作为。”刘安世退下后说，胡宗愈不宜担任本辖之任，请求撤销新命，授予他外任官职。彭汝砺任中书舍人，范祖禹任起居舍人。五月，辞免任命，改任傅尧俞为吏部侍郎，王觌为右谏议大夫。五月，翰林苏轼、侍郎苏辙一同入朝应对。欧阳棐任著作郎、实录院检讨。不久罢免；黄庭坚四月仍任著作郎。御史赵挺之说黄庭坚奸邪回曲，于是命王觌论奏胡宗愈不应降职并外任。太皇太后亲自下诏说：“皇帝继承帝位至今四年，华夷归附，天地一同应验祥瑞。皇太妃以恭敬节俭的品德和抚育之恩，虽已按时册封并奉行礼仪，但按情理看仍恐有所未尽。皇帝有奉尊祖宗的义务，不能有两个尊长；而我推究《春秋》中‘母以子贵’的义理，应当推行天下奉养皇太妃之礼，以慰藉为人子女之心。现在应令礼部、太常寺讨论，如果按典故还有褒崇未尽之处，就详细列明上报。”七月丙寅，翟思任殿中侍御史，是依从苏轼等人的举荐。诏令遇到灾害歉收，减免赋税六分以下的，所带纳的欠负也按减税分数催收；减免七分以上的，一并暂缓征收。八月，王彭年任监察御史，是依从孙觉、盛陶的举荐。知齐州王岩叟任起居舍人。三年九月，侍读苏轼抄录《迩英阁进读宝训》中的文字进呈。【苏辙所作《苏轼墓志》说：苏轼曾经阅读《宝训》，因联系当时政事，历数当今赏罚不明，善恶得不到劝惩；又说黄河正向北流，却强行使它向东流；夏人侵犯镇戎，杀死将近几万人，将帅隐瞒不报，朝廷也不追问。事情件件如此，恐怕会成为衰乱的开端，这是辅政者所痛恨的。】李常任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孙觉称病请求免职。【九月】十月，李常充任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康任著作郎兼侍讲。司马康刚服丧期满，朝廷就召用他。十二月，刘攽任中书舍人。闰十二月，郓州州学教授周橦罢职归乡，是吏部采纳刘安世、苏轼的意见。致仕官范镇去世，苏轼上奏说：“太宗曾在殿庭蓄养马匹。有人说，天下众多的百姓，不能像养马一样放置在殿庭中，应当广泛任用忠贤之人为耳目。如果忠贤被疏远，谄佞之人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无法上达。于是他又陈述二世、胜广、后主以及隋军渡江的事情。”近来边将奏报不真实，这种风气渐渐不可助长。御史李常说：“苏轼进读《宝训》时，奏报边将欺瞒弊端，请求追根究底，以正典刑。”诏令户部裁减节省浮费。甲寅，太皇太后宣谕辅臣说：“如今官员冗滥，从宰执以下，恩泽都应有所减损，本家也必须裁定，应该从上面开始，这样才公平一致。”吕公着说：“这是盛德之事，应当把始末查究清楚后上报。”不久诏令说：“官员冗滥的弊病由来已久，流弊发展到极点，集中在今天，以致实际员额相对于规定员额几乎相差一倍。如果不裁减入流的名额，就无法从选取士人的源头澄清。我现在以微薄之身首先为天下做表率，永远想到临御之初，常常告诫有关官司，荫补私亲旧例没有定额。” “我自认为德薄，怎敢与前人相比，已经下诏，家庭恩泽只按母后的等级办理，现在还应进一步削减，以表明一定实行。忠义之士应当认识到这份诚意，各自不要存有顾念内亲的私心，共同成就节约的制度。今后每逢圣节、大礼、生辰，亲属按例应得到的恩泽，都要裁减，皇太后、皇太妃也照此办理。”韩忠彦、苏辙上奏请求节约费用、使百姓富足，请求从宫禁开始。诏令各路监司不要推荐侍从官以上官员及帅臣，是听从左司谏韩川的请求。四年，刘安世说谢景温的差除不合适。二月，谢景温任知郓州。二月，知潞州梁焘任左谏议大夫，王子韶任太常少卿。刘安世说：“王子韶资质性情奸邪谄佞，熙宁年间士大夫称他为‘十钻’，把他称作‘衙内钻’，是因为他不论寒暑都登门拜访公卿；他结交权要的子弟，善于巧妙地自我推销，像锥子一样锋利。请将他放归，以免错误的恩典。”三月，刘攽去世，右丞胡宗愈任知。陈州丁亥日，诏令停止春宴。刘安世、李常因旱灾请求这样办理，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给事中赵君锡上奏说：“苏轼请求外任，朝廷任命他知杭州。圣恩优厚地对待他，并没有改变；但中外舆论却因此缺然解体。” “为什么呢？苏轼的文章追及六经，凌驾班固、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本朝以来，只有杨亿、欧阳修和苏轼几个人而已。如今苏轼飘然离开朝廷，那么奸邪之人和邪党一定会说朝廷渐渐厌弃直臣，奸人也将乘此空隙逐渐重新进用，这实在关系到消长盛衰的关键。苏轼领任远方藩郡，承受皇恩、牧养百姓，也足以施展他的才能，但所能施行的范围有限，所能使人受益的地方不广。哪里比得上让他留在朝廷，采用他的善言，使天下蒙受福泽；听取他的直言，使圣心更加开明；实行他的诏令，使四方风气为之改变，奸邪停止谋划，善类更加进用？伏望收回已经授予他的外任新命，仍留在禁林，继续侍奉经筵，以成就太平的基础。”四月，梁焘在延和殿应对说：“春夏屡次阴天而不下雨，都是君主犹豫不决的象征。希望当面诏令大臣，协同尽忠，决断疑事，不要使政事滞留。现在皇帝年纪还轻，太后保佑圣躬，隔着帘幕处理政事，容易受到蒙蔽。希望端正纲纪，明确法度，采纳忠言，讲求仁政，使明白的恩德和实际的惠泽普遍施及四方。希望皇帝陛下时常亲自处理政事，将来亲临朝政后能够独自决断，熟悉政务机要。太皇太后近年来对中外进呈的文字，常常一同商量；官家提出意见并作裁决，都有圣断。”

译梁焘回答说：“圣德日益更新，天下非常幸运，这是太后的保佑之功。希望官家更加勤进圣学，每日学习经史，熟记《宝训》，按照旧事施行。”集贤校理李德刍任都官员外郎。司谏吴安诗说：“他过去在宗正寺，凭借王安石的声势。”御史翟思说：“诏令李德刍仍任校书郎。”范祖禹上奏：“端正君心【见《辅导门》】。四月，李常等人都被罢职外调，因为没有议论蔡确，或者没有起草责备蔡确的词文，所以被调出。孙升、贾易任殿中侍御史。徐州教授程师道等候太学正出现缺额时任用，是左谏议梁焘推荐的。秋天，范纯仁罢去宰相职务，是因为营救蔡确并为此进言。吴处厚论奏蔡确之事【见第二十八卷】。王岩叟任枢密都承旨。黄庭坚任集贤校理。诏令河中、凤翔、邠经今后都选择差遣守臣，是听从彦博的请求。诏令郡县考核成绩优等的人，由三省考察后任用，是听从梁焘的请求。诏令郡县派苏辙等人充任祝贺辽国生辰使。九月辛巳，诏令举行大享明堂。范纯仁任知颍昌府，诏令按照大礼令赐给物品，另外加赐器币二百五十疋两。” 十月，朱光庭任右谏议大夫，梁焘任御史中丞，刘安世任左谏议大夫，韩川任侍御史，司马康任左正言兼侍讲。韩川、司马康都辞免，朝廷同意了。十一月，孙固任知枢密院事，刘挚任门下侍郎，傅尧俞任中书侍郎。己丑，太后亲自下诏说：“三朝的盛大礼仪，是会见王公群臣到庭奉酒祝寿。皇帝临朝五年，恭敬端庄，庆典聚集而万象更新，接受朝见和宴飨。我总理机务，协助处理政纲，能够享有太平安定，却常常心怀抑制和畏惧。如今有关官司竟想依照天圣旧例，在会庆殿接受称贺。我的德行浅薄，怎敢与先后相比而举行隆重礼仪？按典法来说，也应考察是否符合常规。看来这一天，皇帝在禁中向我致贺，群臣在东廊奉上表章，已经足以显扬国家的庆典，也足以表现孝敬谨慎的风气，何必要在外朝举行礼仪呢？”来年正月初一，不再临御殿接受群臣祝贺和祝寿，等皇帝临御殿礼毕，百官一同在内东门拜表。此前尚书礼部检阅天圣年间章献明肃皇太后元日临御会庆殿，接受皇帝奏贺祝寿以及宰相、百官、契丹使以下起居称贺的仪式，因而提出请求，所以有这道诏令。刘安世、范祖禹论奏禁中寻找乳母之事。苏轼谈论浙江灾害歉收。十二月，谏议大夫刘安世上奏谈论禁中寻找乳母之事，说：“有些人的议论，竟说陛下渐渐疏远先王的经典，逐渐亲近后宫女子的宠爱。这种说法流传开来，实在损害圣德。”五年春，录用石介的儿子石师中为郊社斋郎，是听从刘挚、韩忠彦、孙固的请求。二月，丰稷任起居舍人，孙升任侍御史。三月，杨畏任监察御史，刘安世、朱光庭极力攻击他。翰林苏辙说去年冬天没有下雪，今年春夏应时的雨水又极少，希望陛下举行祖宗旧例，下诏有关官司停止朝会、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命百官和吏民都可以上封事，指出时政的缺失。丁巳，诏令说：“朕承继帝业至今五年，居于尊位，却还没有通晓各种政务，早晚恭敬承受帝业，戒惧自励如同涉过深渊薄冰，常常担心德行不能与祖宗相同，无法向下慰藉民望、向上符合天意。如今冬雪没有应验，春雨也不如时，到了初夏，旱灾如同火烧，麦子不能充作食物，禾苗还没有出土，年成危急，百姓将要惶恐不安。虽然祈祷祝告无所不用其极，神灵却没有回应。” “只有反省并约束自己，灾害或许可以消除。或许是政令松弛，官吏有作恶而没有惩罚吗？徭役赋税失当，百姓因劳役而困苦，却没有人察觉吗？忠言受到阻塞而未能传达，贤才受到压抑而未被任用吗？心里虽然有所触动，实行起来却还没有达到。应当彰明恐惧自省的诚意，希望阴阳不至于失调。从本月二十三日以后，可以减少日常膳食，不临御前殿；到了将来五月一日，停止在文德殿视朝。奉养东朝时，深感惭愧于每天享用珍贵食物。临朝面对众位官员，更希望有益的言论能够上达。只要有利于百姓，就没有什么不可做的。”这是苏轼所作的词。四月，范纯仁任知延安，赵卨任知太原。不久改任韩川为中书舍人。五月，王岩叟任龙图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张舜民任殿中侍御史，杨康国任监察御史，杨畏罢为工部员外郎，刘安世任中书舍人，苏轼任御史中丞，朱光庭任给事中，刘唐老任右正言，司马康任左司谏，杨康国任殿中侍御史。张舜民辞免，贾易任国子司业，充任殿中侍御史。不久又改任淮南提点刑狱。八月，刘挚、吕大防等争论吏额之事【见《党事门》】。朱光庭改任亳州，刘安世任提举崇福宫，都是因为邓伯温的缘故。第二年正月，朱光庭仍任给事中，梁焘出任知郑州，范纯仁任给事中，王岩叟权知开封府，杨康国任左司谏，孔仲武兼任侍读，岑象求任殿中侍御史，黄廉任枢密都承旨。殿中侍御史说让岑象求身居要职不合适。此前苏辙说：“太皇太后陛下深居帷幄，耳目很少，只有几位台谏官。如果听任执政者自行选择，不公开选用正直之人，恐怕天下的安危就不能传达到面前，朝廷的形势也危险了。希望陛下留心审察。”徐君平、虞策一同任监察御史。苏辙、邓温伯推荐尚书右丞许将知定州，是因为中丞苏轼的意见。上官均罢为知广德军，因为上官均营救许将，中丞苏辙、御史岑象求上奏弹劾。六年春，御史孙升任起居舍人，苏轼任吏部尚书，是从杭州召回。刘安世任中书舍人，不久改任枢密都承旨。正月，刘挚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岩叟充任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苏辙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苏轼任翰林学士、承旨，赵君锡任御史中丞。

译丁未，右司谏杨康国上奏说：“群臣弹劾并奏请说尚书右丞苏辙不应任职。执政者认为他的过失有六项，陛下却不认为是过错，这恐怕是因为陛下认为苏辙兄弟都有文学才能，所以对他们特别宠爱奖赏，并且坚持任用苏辙。陛下难道不知道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也有文学才能吗？但他们所作所为竟是那样。如果说苏辙兄弟没有文学才能，那是不对的；但说他们践行大道，还没有达到。他们所学，是学习仪、秦那一套。他们的文章务求驰骋，喜欢写纵横捭阖之文，没有安静深厚的义理，也像他们的为人。和王安石相比尚且不如，应当与章惇、蔡确、吕惠卿不相上下。至于写美丽浮华、奢侈艳丽的小词，则超过他们，连苏辙也比不上他的哥哥苏轼。兄弟二人因此在外戚和宦官之家多有名声。他们的学问如此，哪里足以替陛下谋划、主持裁断国家议论，和陛下一同治理天下事务呢？”辛亥，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奏事完毕，留下来私下谢恩。太皇太后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才望，所以破格任用你，你应当尽心报答朝廷。”王岩叟说：“臣离开言路很久，不能从容面见圣颜，今天想略陈一点愚见，希望您垂听并询问。不知应当说些什么？” 王岩叟说：“陛下听政以来，采纳谏言、听从善意，凡是有所更改，都符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静，百姓没有怨恨叹息之声，这就是成效。希望陛下坚定相信而不要怀疑，守住这些成果而不要丧失，这就是宗庙社稷千秋万世的福分。但愿每逢任用人才之时，都更加审慎考察。邪正本来就难以辨别，任用一人稍有差错，就关系到治乱。确实有些人表面上与众人相同，内心却怀有不同的趋向，不认为今天的事情正确，只等待时机，侥幸谋求反复；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在朝廷中留存一天。”太后说：“这件事我常常在里面对官家说。以前曾进言说：‘陛下今天进修圣学，正是要明白邪正二字。正直之人在朝，朝廷就安定；君主没有错误的举动，下面就有实现太平的条件。一个邪人进入朝廷，就有不安的征兆。并不是因为一个人就必然造成这种局面，而是与他同类、响应他的人很多，会蒙蔽君主，使君主无从得知，不知不觉养成祸患。’”太皇太后非常赞同。她又说：“听说曾有人把君子和小人一同任用的说法告诉陛下，果真如此吗？这是误导陛下的话，不能听。君子和小人没有并用的道理。圣人只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形成泰卦；“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形成否卦。小人已经进用后，君子不与他争着进用，只是自行引退；君子已经离去，小人争相进用，这就是危乱的根源，不可不慎重。希望陛下经常对此用心。”太后说：“我明白了。”王岩叟于是退下。知杭州苏轼说：浙西连续两年遭受水灾，苏州、湖州最为严重。虽然已经详细访察听闻，但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看一次。我从下塘路由湖州进入苏州，亲眼看到积水还没有退去。伏望圣慈察知臣微薄的诚意，怜悯一方百姓，特赐诏令，除发运司依原先诏令已截留拨出的二十万石外，再请求兑拨三十万石给浙西各州，用于出粜、借贷。如果发运司去年原本没有收购粮食，就请求一面截留上供米五十万石，另令发运司将桩钱一百万贯，等今年秋收成熟时收购粮食归还。若朝廷不认为臣的话正确，等到饥荒、疫病大规模发生后才施行赈济，恐怕也来不及了。郑雍任右谏议大夫，右丞苏轼押入视事。贾易任侍御史，叶伸任殿中侍御史。叶伸请求外调，诏令另行安排差遣。安鼎任监察御史，姚勔任右正言。庚戌日，《迩英阁进读宝训》读到任命彭乘为起居舍人之事。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说：“臣近来奉到诏书和圣旨，不许臣辞免学士承旨的恩命，也不许臣请求外任知州。臣已经第三次请求，朝廷已经除授臣为杨、越、陈、蔡四郡中的一郡，离开朝廷。臣私下担心区区诚意不能立即改变天意，所以必须完全表露本心，再次冒犯圣听。陛下即位后从贬所起用臣，不到一年，便使臣充任禁林官，遭遇如此特殊，古今没有可比。臣每每自思，自己如昆虫草木般微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天地生成之德，只有独立而不依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才能稍微报答万分之一。起初因为衙前差役的利害问题，臣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因此与司马光意见不同。司马光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诸人反而预先揣测司马光的意思，于是与臣结仇。臣又一向憎恶程颐的奸邪，未曾对他假以辞色，所以程颐的党人无不侧目。自从程颐等人被废黜后，几个大奸人虽然被罢免，但其余党羽还在朝廷要近之地，暗中替他们经营，只是还没有暴露罢了。小臣周橦竟敢上疏，请求用王安石配享，这一向作为科场常例。周橦微如草芥，竟敢提出这种建议，一定有人在暗中主持此事。” “因此臣上书直接挫折他们的奸邪锋芒，请求重重施行惩处，以破坏小人的谋划。从此党人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极力论说黄河不能强行改变流向的利害，等到上疏争论此事时，便大大违逆了执政者的意旨。积累这些事情，臣恐怕会另生祸患。又因手臂疼痛、眼睛昏花，所以多次请求外调。臣俯伏思量，自己忝居禁近三年之间，台谏官弹劾臣多次，只因臣在发策、草麻等事上被罗织罪名，把言语说成诽谤讥刺，本来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却被他们自行加以诬陷，借暧昧之辞进谗。陛下没有察觉这些事情没有事实，也没有降旨罢免他们，不知有多少次了。若不是二圣仁慈明察，看透臣的内心，臣就会被党人倾陷，性命也保不住，哪里敢奢望像先帝那样赦免臣？臣早日出任杭州知州，已经两年，才勉强免除人们的议论。期间依法之外刺配颜章、颜益二人，是因为公私积弊，事情实在不得已。陛下已经赦免臣，但言者并不赦免，论奏不停。他们的用意难道真是在说颜章等人吗？由此可知党人的用意，从来没有一天不在倾陷臣，只是搜寻污垢、挑剔瑕疵，才得到这件事。如今臣忽然蒙受圣恩，召回并提拔任用，又任命臣弟苏辙为执政。这两件事都不是大臣的本意，臣私下料想党人一定非常猜忌，磨刀等待，形势必然如此。”

译“臣听到命令后惊惧不安，把福分当成灾祸，当天就上奏辞免，请求外任知州。走到半路，果然弟弟苏辙被台谏攻击，只得出殿到官署等待治罪。又蒙陛下曲意察见实情，才得以保全。臣刚愎自用，众人都知道；党人对臣的猜忌比对弟弟苏辙更深，臣哪里敢以衰病之身再次触犯他们的锋芒？臣虽然知道自己无罪可说，但如今的言者哪里会询问是非曲直？臣私下认为，君主对待臣子，不过是以公道相知；党人报复怨恨，必定会巧妙地发难并暗中中伤。臣哪里敢依恃二圣以公道相知，却傲视党人暗中中伤的祸患？所以臣不避烦琐冒渎，陈述自从入仕以来进退的始末，是想让陛下知道，臣因直言危行、独立不改而触犯众怒，根源由来已久。伏望圣慈察知臣的至诚，特赐诏令，令执政检核臣屡次上奏，只作为亲属嫌疑而回避，早日授臣一郡。若朝廷不因臣无能而弃置，仍想驱使臣，或者授臣一个艰难重要的边郡，臣不敢推辞，报国之心至死方休。只是臣不愿居于禁近之地，使党人猜疑而另外暗中中伤臣。六月，梁焘知郑州，因日食上奏说：“臣听说太阳是众阳之长，是君主的象征，以清明普照为德，不容许受到侵蔽欺掩。” “如今又在五月初一发生日食，作为灾变也太严重了。希望陛下思考消除灾变的道理；而消除灾变最快的办法，没有比修养德行更好的。修养德行的关键，没有比进修学问更重要。伏望屏退声色之娱，披阅经史，在宫中清静安闲时，熟读前代治乱的要领。退朝以后、经筵之外，闲暇时召见讲读侍臣，询问讨论。”梁焘又奏告太后说：“日食灾变的应验，是君主软弱、臣下强盛，下面凌驾上面、上面衰替，也就是阴侵凌阳。应当实行三项措施来消除它：尽早端正宫中的地位，以作为内助。”希望陛下在外整饬政事，以申明君主之道，劝皇帝进修学问，以增强君德。丙辰，吕大防说：“昨天得到御前札子，皇帝把苏轼撰写的《上清储祥宫碑颂》拿给臣看，说修建宫观的费用出自禁中。这件事近臣知道，而外朝很少有人知道，因此让内外都知道，十分便利。”太后宣谕说：“上清储祥宫本来是先帝所建，意在为皇嗣祈福。如今正要完成先帝的愿望，所有费用都是本宫收入的钱物，按照制度办理，没有一分一毫侵用国库。近来有一两位进言者，只是不知道此事。”八月，范百禄在转对时说三件事：“完全遵循祖宗典故，效法先王遗迹，可以使太学彰显文明教化；采纳众人的言论，可以了解天下的事情；严肃举行大祀，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保佑，使四时和顺。不要因为樵夫的话地位低贱就废弃，也许民间道路上的言语会有所补益。” 又说赵君锡谈论苏轼题诗之事，太后说：“竟然拿这件事诬陷苏轼。先帝三月升天，苏轼五月题诗，却胡乱说苏轼另有用意，像这样的话怎么能承受？显然只是搜集琐碎之事来构陷。”起初，贾易进言谈论赵君锡，怀疑是赵君锡受贾易指使。韩忠彦说：“赵君锡一向没有主见。”王岩叟说：“赵君锡虽然没有主见，却也不是助长恶行的人。如今罢免他，士大夫舆论也惋惜他的声望。进退用人太快，陛下尤其应当谨慎。”太后说：“确实应当极其谨慎，必须寻求老成之人。”韩忠彦说：“应当选择忠厚的人。”王岩叟说：“必须得到守持中道的人来任用才好。”闰八月，左朝请郎、梓州路转运判官董敦逸和左朝请郎黄庆基，一同任监察御史。董敦逸是永丰人。辛亥，诏令说：“朕承受至尊的美德，托身于王公之上，蒙受太皇太后成全的慈训，海内安宁。恭敬地想，太皇太后有圣德的美善，居天下尊崇的地位，保佑朕身，功德及于宗庙社稷，人与神都归附，天地一同降赐祥瑞。” “考察甲年还相的次序，正值庆贺符瑞开始的时辰，仰承赞颂寿福，用来表达诚挚的祝愿。从前神宗皇帝在世时，曾举行奉祀光献皇后的礼仪，我曾为此恳切请求多次，后来谈到会耗费财物，便当面告诫全部停止。长久思念大德的报答，正要寻求尊贵安宁的福禄；如果对此没有谋划，将用什么向天下显示孝敬，又怎样把至深感情通达神明呢？应当在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年岁旦斋戒的法令中规定：天下州军在城内的僧、尼、道士、女冠，在一天之内，于京城中太上清储祥、集禧、建炎、醴泉、万寿等六处宫观，以及大相国寺十禅院，自正旦日起各用僧道建立道场七昼夜。”宫观罢散后，□披露内心，冒昧听闻圣慈每次向陛下宣谕，总以不喜欢管理事务为言，常常希望安静，这正是圣意的根本。臣没有一天不思量，知道太后的深思远虑和深识，采用臣以前的进言，臣从那时就已看出来了。请求检核臣以前的奏章，早日赐下诏旨，把决断归于君主，以成全大功。还来不及进言，先帝的大臣多因才能而进用，可以稍稍重新起用，委任他们为别都、名藩，以成全始终。壬申，起居舍人吕陶说：臣恭敬看见《迩英阁》讲读结束后，群臣退下，有人留下吕希哲继续奏事，臣却不能参与听闻。” “臣私下认为，起居舍人的职务，是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凡是讲读官有所奏陈，或者陛下宣答、询问、听闻，都必须记录下来，修成信史。如今竟不能预先听闻他们所奏，臣深恐在职责分守上不妥。伏望特降圣旨，今后讲读结束后若有群臣留下奏请，也允许记注官侍立，以便执笔记录，不致缺略。”太后同意了。这一月，左仆射吕大防因病恳切请求罢去政职，太后宣谕说：“主上年纪还轻，相公不能离开职位，再稍等几年，我也将退居东朝。”吕大防于是再也不敢起身处理政事。八年二月，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任右司谏，吕希哲坚决辞免。苏轼在迩英阁看见吕希哲的任命，戏谑地对他说：“法筵中的龙象，应当观察第一义。”吕希哲退下后没有回应，对范祖禹说：“如果辞免不能获准，我就以杨畏为首。”当时杨畏正处在言路，因以险诈获得任用，所以吕希哲这样说。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自到颍昌便入延和殿应对，不久就有这道任命。范纯仁辞让到第七次，仍未获准，太后又派中使催促范纯仁就任。”

译范纯仁入宫谢恩时，太后宣谕说：“相公暂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又说：“人们说相公一定会先提拔王觌、彭汝砺，怎么样？”范纯仁说：“这两人很得人望，陛下应当早日任用他们。”后来太后又对范纯仁说：“你的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在章献明肃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他只劝章肃皇太后尽到母亲的责任；到仁宗亲自处理政事时，又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责任，可以说是忠臣。公的名望归于众人，一定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范纯仁叩头谢恩说：“臣不肖，哪里足以当受陛下奖勉和委任的意思？然而不敢不努力。”八月丙午、辛酉，太后生病，皇帝不处理政事。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彦忠、刘奉世进入崇庆殿问候太后病体。吕大防等人说：“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时，曾经常常为京城及京畿内……”罪人太皇太后说：“难道不能像这样吗，大防？”说：“元丰年间，神宗皇帝亲自因圣体服药而下达这道指挥。如今皇上为太后这样做，在礼体上尤其顺当。”皇帝说：“依照旧例，以前每逢奏事，皇帝从未作出处理。到这时，皇帝认为太皇太后有意谦抑，所以有这番宣谕。”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九 （宋）彭百川撰写 宣仁皇太后保佑哲宗 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夏四月丁丑，资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着兼任侍读。吕公着当时知扬州，朝廷召回任用他，是遵循先帝的意旨。【此前，神宗曾告诉辅臣说：皇子明年出阁，应当让吕公着担任师傅。到这时，吕公着侍奉经筵。】癸未，司马光上疏说：“君主的德行有三项：仁、明、武。达到治理的道路有三项：任用官员、相信赏赐、一定惩罚。”他的奏言大略说：“臣遍观古今行事，竭尽一生的思考，拿圣贤的格言来验证，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不能私自改变。因此臣冒昧首先为历朝君主陈述这些。不知道臣的人，会认为臣进献的是迂腐空泛、陈旧熟套的话；了解臣的人，会认为臣认识天下的根本。”六月丙子，起任知陈州的韩维赴阙，于是留在经筵。癸未，吕公着入宫觐见，上奏说：臣切实思考，君主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领，以端正开端；然后日积月累，学问不断光明精进，日日更新，达到大治。臣因此竭尽愚诚，论说圣人之道，大略提出十件事，仰助陛下的明察：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人，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要安逸。” “伏望陛下留心察看，如果这些话有可采纳之处，请放在御座旁，早晚回顾省察，也许能对圣德稍有万分之一的帮助。”癸未，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任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任侍讲。此前，御史刘挚说：“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帝王事业。凭借非凡的资质、早熟的善性，又有太皇太后的极大仁厚德行在上面保护开导，因此成就条件已经齐备。然而正值春秋鼎盛之时，所需要的是滋养，左右前后应当与正直之人相处，言语行动、所见所闻，也应当接触正士；那么负责讲学、进读、辅导的官员，难道能不慎重选择吗？臣看见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都是新进的年轻人，越级突然起用，论德行尚未得到验证，论声望一向很轻，让他们担任这些官职，众人都认为不合适。请罢免他们的兼职，以符合公议；仍希望在内外两制以上官员中，另选经术、品行、忠信、孝悌、淳厚、老成的人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