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

译嘉祐六年六月丙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去修起居注一职。获准后，朝廷又再次下令任命他，王安石又推辞了七八次，才接受任命。于是径直升任知制诰，王安石从此不再推辞官职。曾有诏令规定：今后经过舍人院，不得申请改除文字。王安石于是上疏争论舍人院的职掌，言辞颇为触犯执政大臣，王安石从此与执政大臣发生抵牾。治平二年冬十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这是因为他母亲服丧期满。王安石服丧期满后，诏令他赴京，他多次以疾病为由推辞，请求分司任职。皇上对辅臣说：“王安石历经先帝一朝，多次召见都不肯起用，或许可以说是不恭敬；如今再次召他又不肯来，究竟是真的有病吗？”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和才干，是当时德才兼备的人，应当受到重用。他多次被召却不肯来，一定是因为疾病，不敢欺骗蒙蔽。”吴奎说：“王安石从前任纠察刑狱，争论刑名不当之事，后来有诏令赦免他的罪，他却不肯入朝谢恩；他常常认为韩琦压制阻挠自己，所以不肯入朝。”曾公亮说：“王安石确实有宰相之才，吴奎所说的话是在迷惑圣听。”吴奎说：“臣曾经与王安石共同主管群牧，完全见到他处理事务迂腐疏阔，而且袒护自己的过失。万一任用他，必定会扰乱纲纪。”曾公亮说：“说我迷惑圣听，难道是臣在迷惑圣听吗？”皇上没有弄清楚，吴奎又反复陈说，皇上采纳了吴奎的话，于是不再召王安石。癸卯，王安石任江宁府知府，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会辞谢；等诏令送到，他立即到府中处理政事。有人说：“曾公亮竭力推荐王安石，大概是想借此倾倒韩琦。”四年春，神宗即位。八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任翰林学士，被召入朝任用。皇上对吴奎说：“王安石确实是翰林学士的人选。”吴奎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确实远远超过常人。”皇上问：“处理政事怎么样？”吴奎说：“恐怕迂腐疏阔。”皇上不相信，于是立即召用王安石。诏书说：“王安石的学问足以成为世人的老师，品行足以成为人的表率；他不急于自我进取，却能优游处在东藩。如今众人一致称誉他，应当召回禁中，使他在左右前后以道义辅佐我，难道只是专门让他撰写文章、起草诏书而已吗？可特授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四月壬寅，诏令新任翰林学士王安石越级入朝应对。皇上对王安石说：“我很早就听说您的道德仁义，您有忠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应当不要吝惜，把它们告诉我。如今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回答：“应当从选择治国之术开始。”皇上问：“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王安石回答：“陛下每件事都以尧、舜为法。唐太宗的见识并不深远，所作所为也不完全合乎法度，只是乘隋朝极其混乱之后，子孙又都昏庸邪恶，所以唯独在后世受到称誉。治道有升降，今天这个时代，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法。那是最简明而不烦琐、最切要而不迂腐、最容易实行而不困难的办法。只是后世的学士大夫不能通晓圣人的道，因而常常把尧、舜之道看成难以实行的法则，哪里知道圣人治理天下、建立法度，通常是按照中等人的能力来制定的呢？”皇上说：“您可以说是在要求君主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了。不过我自视浅陋，恐怕无法符合您的期望。您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能够共同实现这一治道。”皇上又曾问王安石：“祖宗守住天下能够百年没有大的变乱，大致达到太平，靠的是什么办法？”王安石退下后上奏说：“本朝承袭历代沿袭末俗的弊病，却没有亲近贤友、与群臣议论的风气。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女子；出朝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司的琐碎事务，从来不像古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把它施行于天下。凡事只是顺应自然的理势，因而君主精神的运用有所不足，名实之间也有所不察。君子并不是没有被任用，但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当的言论并不是不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用诗赋、记诵来选取天下人才，却没有通过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举名次和资历次序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官府考核试用的制度。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员。调动迁转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游说清谈的人又因此得以混淆真相。结交私党、培植声望的人多能获得显要官职，独立经营职事的人反而有时受到排挤阻碍，所以上下都只是苟且懒惰、求取容身而已。即使有才能的人，任职后也与庸人没有区别。农民被徭役损害，虽然曾经特别加以救济抚恤，却没有为他们设置官员来治理水土、兴修水利。士兵中混杂着疲弱衰老的人，却从未加强整顿训练，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将领并长期授予边疆统兵权。宫廷宿卫聚集的只是成群的懒散无赖之徒，还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的习俗。宗室没有真正实行教导和选举，也没有办法符合先王对于亲疏尊卑区别对待的适宜制度。至于理财，大体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劳勤政，国家却不强盛。只是幸亏没有遇到盗贼大规模兴盛的时候，也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害，所以天下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这是人事，也有上天的帮助。大概是历代圣君相继，都仰畏上天、俯畏民众，宽仁、恭敬、节俭，忠诚、宽恕、诚实笃厚，这就是他们得到上天帮助的原因。伏望陛下亲自具备最高的圣明资质，承受无穷的基业，知道上天的帮助不能长久依赖，也知道人事不能最终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是在今天。臣不敢擅自废弃将要阐明的道理，而苟且逃避触犯忌讳的责罚。伏望陛下幸而赦免臣并留心察看，这就是天下的福分。第二天，皇上对王安石说：“昨天我把您的奏书读了好几遍，谈论本朝的事情，可以说是精辟详尽。讨论治国之道，没有什么能超过这篇。”皇上又说：“您今天所说的很多，我恐怕有所遗忘，请把今天应对的话记录下来进呈。”王安石答应后退下，最终却没有再记录。丁丑，赐布衣王安国进士及第，注授初等职官。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他没有什么书不读，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但每次参加礼部试都没有考中。后来又参加茂材异等科考试，有司评定他的策论为第一，召入秘阁复试，因母亲去世而作罢。

译神宗即位后，翰林承旨王珪首先推荐王安国。枢密副使韩绛、邵亢又共同把王安国所著《序言》十卷进呈，于是皇上亲自下诏称赞，命令召入舍人院考试。七月，诏令司马光、王安石共同审定登州谋杀案的刑罚。司马光与王安石意见不同；有人说王安石不通晓法律，却喜欢议论法律，评论者认为他的意见不对。当时知谏院吴申上疏论事，辅臣把吴申的奏疏进呈，认为祖宗形成的法令不可违背，也不可违背朝廷众人的意见。皇上笑着说：“众人的意见怎么能不违背？刑名这种末节尚且不能不违背，何况远大之事呢？”学士王安石说：“先王只是考察众人的意见，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听从。”又说：“比如谨慎奉行成法，却不知道吴申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如果事事因循弊法，不敢有一点改变，还说这是谨慎奉行成法，恐怕并不正确。”皇上因此不听吴申的意见，吴申因言论被罢去谏官职务。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说：“臣等恭敬地看到旧例，南郊祭祀礼仪结束后，陪祀官都蒙受赏赐，实际上这并非臣等所安心接受的，愿望得到特别批准，顺从我们的诚恳请求。大礼结束后，两府臣僚请停止赏赐银绢。”诏令送到学士院取旨。司马光上奏说：“臣知道这些物品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想逐渐减少其他多余的费用，从今天开始罢了。” 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数只有这些，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桑弘羊能够使国用充裕，如果不从百姓那里取得，他将从哪里取得呢？”王安石说：“太祖时赵普任宰相，赏赐有时达到万数；如今郊祀赏赐，难道只是多一点吗？”司马光说：“赵普等人在帷幄中筹划，平定诸国，赏赐达到万数，不也是应该的吗？如今两府官员帮助祭祀，不过是奉行申严之令、主持沃盥礼、进奏帨巾罢了，有什么功劳辛劳，能够与赵普等人相比呢？”争论了很久。王珪说：“司马光说节省费用要从贵近之臣开始，司马光说得对。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恐怕会损害国家体统，王安石说得也对。请陛下裁决。”皇上说：“我也与司马光意见相同，现在暂且用不准许来答复即可。”这一天恰好轮到王安石起草诏令，于是他按照皇上的意思起草批札，说所请求的事情不应准许。曾公亮等于是再也不敢辞谢。皇上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拿这件事询问辅臣。曾公亮乘机推荐王安石。唐介说：“恐怕难以担当大任。”皇上说：“你认为他的文学不能任用吗？”唐介说：“他拘泥于古法，议论迂腐疏阔，后来如果让他处理政事，恐怕会有许多变更，必定扰乱天下。” 唐介退到中书，对曾公亮等说：“将来王安石果真被任用，天下一定会受到困扰。各位公卿自己会知道的。”当时执政大臣进呈任命名单，皇上久久不能决定。过了几天，皇上才说：“我问过王安石，认为是可以的，可以立即施行。”唐介说：“陛下这样做，使大臣如何安心？既然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就应当立即任用他，怎么能让中书省在翰林学士那里决定政事是否可行？如果认为臣没有才能，应当先罢免臣。这种话传到天下，恐怕不是显示信用的做法。”唐介虽然这样说，但皇上的心意更加倾向王安石了。皇上说：“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王安石回答：“魏征、诸葛亮都是有道之人所感到羞耻的，哪里值得谈论呢？”天下太平已经一百年，学者又很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能够辅助治理，这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术还不精，即使有皋陶、夔、后稷、契、傅说那样的贤人，也一定会被小人蒙蔽，因而收敛才智离去罢了。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大夫、参知政事。在此以前，王安石见皇上，议论天下大事，皇上说：“这不是您就不能替我推行。我料想您的学问达到这样的程度，也一定想有所施展。” 王安石回答：“臣还没有侍奉陛下时，本来就愿意帮助陛下有所作为。天下的风俗、法度全都衰败，在朝廷中善人很少；君子安于常规、习于旧事，没有什么见识，奸人则厌恶正直、憎恨正道而有所忌惮。有忌惮的人在前面倡导，无知的人在后面附和。即使有少数人明白地独自看出这些问题，也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功效，就被异议压倒了。陛下如果确实想任用臣，应当先讲学，使陛下对臣所学的本末没有疑惑，或许才可以取得粗略的成效。”皇上说：“我了解您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今天才了解。”皇上又说：“我仰慕您的道德，却不知道您将采取什么施政措施。”王安石先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从此王安石开始变更祖宗的法度，天下骚动不安了。诏令设立制置司、条例司。甲子，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共同主持其事。王安石说：“现在国家财用分散在开阖、征敛、散发等环节，彼此不能相通，所以浪费很多，损失了天下的财利。应当使利益从一个渠道流出；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制的本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当与百姓争利。如今想要理财，就应当修治泉府之法，以收取财利权力。然而这项法令一旦修治，必定严重违背流俗，异议的人也会很多。这件事需要陛下先作出决断，然后才能实行。这必须借助人才。”皇上说：“确实如此。如今只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已经很少，何况还要推行它呢？”王安石说：“人才难以得到，也难以识别。如今让有能力的人理财，十个人中也会有一两个人把事情办坏，何况所选择任用的不止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这种失败呢？”皇上说：“过去只要一个人把事情办坏，就于是废止原来的谋划，这就是事情很少成功的原因。所以设立专司来讲求理财的方法。”王安石于是请求任用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皇上同意了。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后九月，又加任集贤校理。起初想把吕惠卿安排到经筵，曾公亮认为京官没有这样的先例，必须改换朝冠。曾公亮又说，经筵官不能再兼任修订条例之职。王安石认为没有妨碍，这才作罢。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起初，陈升之拜相后，便说条例司难以签署文书，想让孙觉、吕惠卿主管此局，而由陈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其事。王安石说：“臣仔细推究这件事，只有按照原来的办法才可以。”陈升之说：“臣身为宰相，所有事务都由臣统领，所主管的职事，怎么可以称为一司呢？”

译王安石说：“如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其应当先理财，只是特别设立一司来处理当前事务，把它并入其他机构并没有妨碍。现在分设为一司，事情容易商议；如果归入中书省，就要等四个人都没有异议后，才能起草准备文书，恐怕会变成必须逐一经过四人审阅，然后才能交给负责陈述的人；还必须等四人都同意，事情就会积压而难以完成。陛下既然让陈升之和臣担任执政，必定不会怀疑陈升之和臣专擅办事、图谋奸邪。何况制置司所奏请的事情，都要经过中书省审覆后才能施行，自然不必并入中书省再到皇上面前争论。”太阳已经升高，仍未决定，众人于是退下。后来皇上又与陈升之商议，陈升之坚持认为不应设司。皇上想让王安石单独主持，王安石认为不便，说：“陛下不是要设立此司，让中书、枢密院各派一人吗？如今如果任用韩绛主持，就很方便。”皇上说：“好。”所以有了这一任命。陈升之非常狡猾而且欲望很多，善于迎合附会，以求取得富贵。他还是小官时，在淮南与王安石相遇，王安石非常器重他。王安石当时任扬州签判，曾写文章赠送给陈升之。等王安石掌权后，要变更旧制度，担心同为执政的人从中阻挠不从，便设立制置条例司，邀请陈升之一同办事。凡是王安石想做的事，都由条例司直接奏报施行，再也没有阻滞。陈升之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却竭力赞助，有时故意提出一点小小的不同意见，表面上好像并不与王安石完全相同。王安石没有察觉他的欺诈，反而深深感激他。因此王安石推重陈升之说：“这件事何不归入三司，何必把它揽来作为自己的责任呢？”王安石非常害怕。二人于是开始分开。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任右正言，集贤院孙觉一并任同修起居注。皇上起初想任用苏轼和孙觉，王安石说：“苏轼哪里是值得奖掖的人？”皇上说：“苏轼有文学才能，我见他似乎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都称赞苏轼。王安石说：“这是个险诈邪恶的人，臣不是随便这样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他写《贾谊论》，采取从容游说、渐渐浸润的手法，深交绛侯、灌婴，以取得天下的权力；又依附欧阳修，因而写《正统论》，章望之非难他，他便写文章排斥章望之。他的论说完全没有道理。不仅如此，他父亲去世服丧时，韩琦等人送给他金帛，他没有接受，却贩运几船苏木进入四川，这是人所共知的。”司马光说：“吕惠卿收受钱财，反而说苏轼为人平静，这实在是恶意诬陷。” 陛下想要改变风俗、平息邪说，如果突然任用这个人，那么事情怎么能够辨明呢？陛下所喜爱的是这个人，他并非没有才智，但按照士人的声望，确实不能废弃。如果省府推判官有空缺，也可以任用他；但他现在只是通判的资历次序，怎么能立即让他修起居注呢？”皇上于是罢免苏轼，不再任用。闰十一月，条例司奏请差遣官员提举各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等事。皇上问王安石真宗时的边疆事务，王安石说：“臣查考实录，当时君臣的议论从未说到根本，上下相互应付，都只是草率敷衍罢了，这样怎么能够安定边境呢？”癸未，皇上对王安石、韩维说：“吕公著说，条例司近来办事越来越疏漏，所举荐的官员都是因为奴事吕惠卿才得到任用，并不是因为韩绛。”王安石说：“从外部举荐的人，确实有些不是臣等所认识的，但都是采纳众人的意见。如果说他们奴事吕惠卿，那么吕惠卿到条例司才有几天，在外面的人怎么能够奴事他呢？”三年春正月，条例司说，提举常平广惠仓的人，在本职之外不得干预其他事务，以免扰民。右正言李常说：“臣近来听说，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把陈汝义进献的羡余钱五十万贯，随着和买绢钱一起发散；如今却每贯收取见钱一贯五百文，除了常税折科和买之外，又收取二十五贯。” 又下诏令各路常平广惠仓发放青苗钱，本来是为了救济贫困，并且必须出于百姓自愿。如今担心官吏不体会这一意旨，追逼呼叫、摊派分配，反而造成骚扰；应当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官体察衡量、监督察访，违犯者加以禁止，并列名上报。胆敢阻止妨碍百姓自愿请求的，予以惩罚。其余见“青苗”门。王安石既然称病在家，翰林学士司马光再次起草批答说：“朕认为你的才华高过古人，名望重于当世，从山野隐逸中召来，推心置腹、委以诚意，言听计从，没有人能够离间，这些都是众人所共知的。如今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你却想交还职务，退下来求取自己的安逸，这是你的私意，本来没有什么遗憾；但朕的期望将要托付给谁呢？”王安石得到批答后大怒，立即上章为自己辩解。皇上把他的奏章封还，亲自批示告诉王安石说：“诏书中那两句话，是因为作文时有督迫之意所造成的过失，也是朕没有详细阅读的过错。如今看了，朕非常惭愧。”第二天，王安石才入朝见皇上，坚持请求罢职。在此以前，文彦博多次请求罢去枢密使，皇上告诉他必须满一年后才允许离去。韩绛与王安石合力排挤文彦博，每次议事，韩绛多当面阻挠他。文彦博心中不平，于是援引满一年后离职的诏令，坚决请求出任外官。皇上当面告诉他恢复处理政事。王安石称病请假期间，皇上告诉执政大臣停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想立即奉诏执行，赵抃却独自等待王安石出来后让他亲自罢止，连续多日不能决定。王安石入朝应对，皇上慰劳问候他说：“青苗法一点害处也没有，最严重不过是损失少量钱物。”王安石恢复职务后，更加坚持推行青苗法，别人议论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耳中。王安石请求分司时，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都说有紧急奏章，请求登殿陈述，不应听从王安石的请求。王安石离职后，心里非常害怕。等王安石恢复职务，王子韶等人才私下互相庆贺。王安石重新处理政事后，志气更加强悍，并责备曾公亮等说：“做宰相应当有坚持，怎么能随便下札子呢？”如今朝廷已经完全抑制摊派青苗钱，又把当天诏书中的有关语句删去，曾公亮等不敢抗拒。王安石得势后，每每称赞皇上能够独断，皇上也专门信任他。苏轼在策论中说：“晋武帝平定吴国，依靠独断而成功；苻坚攻打晋朝，依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等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等任用子之而灭亡。同样是独断或任用，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为什么呢？”王安石看到后很不高兴。皇上多次想任用苏轼，王安石总是阻挠诋毁他。苏轼又上疏说：“陛下自从今年以来所实行的新政，都与治理太平之世的道路不相同。”

译苏轼又写了一篇拟作进士应御试的策论，皇上立即把苏轼的策论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的才华也很高，但所学不正。如今又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言论放纵到了这种地步，请把他黜退。”曾公亮说：“苏轼只不过是意见不同，没有可以治罪的地方。”另一天，王安石又对皇上说：“陛下为什么不黜退苏轼？难道是因为可惜他的才干吗？譬如调教劣马，必须减少它的草料，加以鞭打，这样才可以使用。像苏轼这样的人，如果不使他困顿以至于自我悔悟，不挫败他不得志的心意，他怎么肯为陛下效力？况且像苏轼这一类人，才干能够被利用的地方很少，造成的祸患却很大，陛下不能不察看。”皇上告诉王安石：“你听说过‘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有听说。皇上说：“陈荐说外面的人议论，如今朝廷认为天变不足以畏惧，人言不足以顾惜，祖宗的法度不足以守护。昨天学士院进呈试馆职的策论，题意专门指这三件事，这是什么道理？朝廷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说法？已经另外出了昨天的题目。”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任参知政事。韩绛有时与王安石共同奏报条例司的事务，曾经称赞皇上说：“臣看王安石陈述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极其恰当的言论，都可以采用。” 陛下应当深入省察。”所以王安石尤其感激韩绛。李定任御史，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任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一向与王安石友善。吕公著任中丞时，人们认为谢景温必定先降职为御史；等吕公著被罢免，谢景温才得到这一任命。四月，皇上对司马光说：“王安石不好好谋求官职，也不讲究自己的奉养，可以说是贤者。”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贤能，但性情不通晓事务而且刚愎，这是他的短处。他又不应当信任奸邪的吕惠卿，把吕惠卿作为谋主。王安石替他大力推行，所以天下人都指称王安石是奸邪之人。”皇上说：“如今天下汹汹不安，正如孙叔敖所说，国家有了这种东西，众人就会厌恶它。”司马光说：“但陛下应当先辨察是非，然后坚持正确的一方。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错误。陛下难道能够只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说完便退下。五月甲辰，诏令说，近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是为了调均、流通天下财利；如今大体已经兴举，今后只在于尽力承接办理，以促成成效，应当罢免该司，事务归还中书省。在此以前，文彦博等人都请求罢去制置条例司。皇上对文彦博说：“等众人的议论稍微平息，就应当罢去它。不想急于罢去，是担心伤害王安石的缘故。”三年六月，降职。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被派为监南康军盐酒税，因为违背诏旨不发放常平钱而获罪，这是他自己弹劾自己的。后来他又上书称赞青苗法实际上便利，起初只是自己迷惑而不知道。当时参知政事冯京想借此重新任用他，宰相王安石说：“做人反复到这种地步，怎么可以任用呢？”当时，京畿内刚开始设置保甲，正要观察其端绪；知宿州元积中于是请求把它推行到四方，所以京城中都说：“几百年来误用刑名，如今才得以停止。”王安石喜欢元积中附和自己，所以有了这项任命。丙戌，贬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胡宗愈为真州通判，并削去馆职。胡宗愈任谏官时，遇到事情一定进言，却不肯写出姓名，言辞多半含蓄委婉，所以皇上的批示中有“潜伏中伤”等话。有人说皇上的批示其实是吕惠卿所写。起初想让他与知县曾公亮一同任职，曾公亮不同意，于是才任为通判。七月，枢密使吕公弼罢职，任太原知府。吕公弼将要离职，皇上讨论由谁替代他。曾公亮、韩绛极力称赞司马光，皇上迟疑不能决定。起初想任用蔡挺，后来又想同时任用冯京和司马光。王安石说：“司马光固然很好，但如今风俗还未安定，异议仍然纷纷，如果任用司马光，异议就有了宗主。如今只想兴办农业，而各路官府观望不前，不肯努力施行；如果再让异议有了宗主，那么事情就没有办法做成了。”皇上于是没有任用司马光。曾公亮说：“真宗任用寇准时，有人问真宗：‘如果任由异议相互搅扰，那么治国之道怎么能够成功？’如果最终让君子和小人相互搅扰，君子只会收敛才智而已。”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癸巳，赐大理寺丞王钦臣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唐垧出身。起初，唐垧任北京监当官，上书说青苗法不可实行，应当斩杀一两个持异议的大臣。王安石推荐唐垧适合任职馆阁，因此召入应对。唐垧有才华和辩才，韩琦非常喜爱他。唐垧离开后，韩琦才听说了他的话。七月，龙图阁学士大夫祖无择任忠正军节度副使。嘉祐年间，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任知制诰，当时词臣被允许接受润笔物。王安石因推辞一个人的馈赠没有得到对方满意，便没有接受，把那件物品放在舍人院的梁上。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职后，祖无择取来作为本院公用。王安石听说后厌恶祖无择，认为他不廉洁。王安石掌权后，祖无择于是获罪。秋八月乙丑，司马光在垂拱殿应对，请求任许州知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皇上说：“您怎么能出任外官？朕想恢复您以前的任命，您暂且接受吧。”司马光说：“臣原来的职务尚且不能胜任，何况还要被进用呢？”皇上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不敢留下。”皇上沉吟了很久，说：“王安石一向与您友善，您为什么要自我怀疑？”司马光说：“凡是一向与王安石友善的人，如苏轼一类，都被他诋毁平日的操行，以至于陷入法网。臣虽然不敢逃避被削职罢黜，但只担心他这个人有时先前认为正确，后来又认为错误。”皇上说：“王安石与吕公著亲密如胶似漆，等吕公著获罪时却不隐瞒，这正是王安石的忠诚。”皇上又说：“青苗法已经显现成效。”司马光说：“天下人都知道它不对，只有王安石的党羽认为它正确。”癸巳，皇上说：“苏轼不是好的士人。”司马光说：“难道他还不如李定不孝吗？”王安石听后很高兴，任用司马光为台官。王安石常常想把一两个党羽安排在经筵，以便防备监察那些应对奏答的人。吕惠卿因为父亲去世服丧，王安石还没有确定把心腹托付给谁；曾布机巧狡猾，善于迎合，王安石喜欢他，所以让曾布代替吕惠卿入侍经筵。

译曾布的资历很浅，众人尤其不服；曾布坚决推辞，最终此事作罢。庚子，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兼任三城节度使，他暗中帮助王安石。王安石因为曾公亮深深帮助自己而感激他，所以推尊曾公亮，压制韩琦。御史到中书省争论青苗法的事情，曾公亮低头不回答。王安石厉声与他来回争论，因此进言的人也认为王安石专擅，而曾公亮没有参与其中。苏轼曾责备曾公亮，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心意相同，这就是天意。”王安石仍然认为曾公亮没有完全同意自己，多次加以毁谤。曾公亮虽然多次请求退休，皇上总是挽留他，后来才允许曾公亮罢相。司马光入朝应对，请求任许州知州和留守御史台，皇上说：“一定要得到许州吗？”司马光说：“臣哪里敢要求一定如此，只要稍微便利乡里，对臣来说就是幸运了。”司马光任永兴知府时，司马光辞谢，皇上对司马光说：“如今把长安边鄙委托给您，那里的一举一动以及本地民间的利弊，都应当上报。”司马光说：“谨奉诏令。”司马光说青苗钱和助役法是陕西的祸患，皇上说：“助役法只在京东、两浙实行。”冬十月，职方员外郎邓绾任集贤校理，校正中书孔目房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邓绾原名维清，是双流人，进士考试中名列高等，多次升迁为宁州通判。他上书说：“陛下得到伊尹、吕尚这样的辅佐，制定青苗、免税钱法等，百姓没有不歌颂圣恩的。臣根据在宁州所见，便知道整个一路看来都将如此，可以预见天下都会这样；这确实是世所罕见的良法。愿陛下坚定地守护并推行它，不要因浮泛的议论而改变。”他又写信给王安石并颂扬王安石，王安石非常高兴，把这件事告诉皇上，皇上让邓绾乘驿马到京师。正值庆州发生西夏盗寇之事，邓绾进呈边疆事务，皇上问他认识王安石吗？邓绾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古人。”又问他认识吕惠卿吗？邓绾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贤人。”邓绾见到王安石，高兴得像见到旧交。邓绾来到京师后，同乡人都笑骂他。邓绾说：“任凭你们笑骂，笑骂吧！好官我一定要做。”不久，命邓绾兼任编修中书户房条例。十二月辛酉，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任提举嵩山崇福宫。在此以前的九月，皇上想调吕诲任河南知府，诏令还没有下达便搁置了。吕诲虽然在外任职，遇到朝廷有重大得失，仍然不断进言。因此他以疾病为由求退，便有了这项任命。适逢诏令两制官员举荐谏官，众人都认为当今适合担任谏官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苏轼，于是范镇便以苏轼应诏。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是王安石弟弟安国的姻亲。谢景温认为苏轼担任谏官会攻击王安石的短处，于是用诽谤之言竭力排斥苏轼。范镇举荐苏轼为谏官，是因为苏轼先前服母丧时，曾占用许多人的船只，私自贩运苏木。王安石下令京东、淮南、江南东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调查核实，结果这些事情并不属实，士人舆论因此鄙薄王安石。范镇又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为贤良，孔文仲在对策中极力陈说新法的害处。起初，宋敏求把孔文仲评为异等，皇上让王珪复核，王珪按第四等详定。韩维赞同初考的评定，王安石见后非常憎恶，秘密向皇上进言，皇上亲自批示黜退孔文仲，命令重新进呈，最后下诏让孔文仲罢归原来的官职。孙固多次封还制书，皇上不准许。范镇于是说：“我先前举荐苏轼为谏官，后来举荐孔文仲为贤良方正，可以说没有辜负朝廷了。”当天上章请求退休。冯京劝解他说：“参政何必如此！”于是削去范镇的翰林学士职务，以本官户部侍郎退休。命舍人蔡延庆起草告词，其中有诋毁欺骗、要挟君主的话。王安石仍然不感到痛快，亲自加以修改，极力丑化诋毁范镇。第二天，蔡延庆向范镇道贺，并且说明制词出自王安石，以此为自己辩解。范镇读完后笑着说：“才华不足以任职的能力，范镇敞开胸怀来承受；内心怀有求利的事实，那是王安石自己在说自己。”随即上表称谢，说：“希望陛下集合群臣的议论作为耳目，以除去壅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人为腹心，以培植和平的福分。”天下人听说后，都认为范镇壮烈可敬。起初在至和年间，赵抃任侍郎、御史，曾与范镇争论弹劾宰臣陈执中家中杀死婢女的事情，因此与范镇有隔阂。到了这时，王安石恨范镇多次在皇上面前攻击自己，并且说：“陛下问赵抃，就知道他的为人。”后来皇上以此事询问赵抃，赵抃回答：“他是忠臣。”皇上说：“您怎么一听就知道他忠诚？”赵抃回答：“嘉祐初年，仁宗身体违和，范镇首先请求册立皇嗣以安定国家，这难道不是忠诚吗？”退下后，王安石惆怅地对赵抃说：“您不是与景仁有嫌隙吗？”赵抃说：“不敢因为私怨损害公事。”丁卯，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以本官守任参知政事。丁酉，曾布任知制诰。皇上起初想任用张琥担任此职，王安石让张琥撰写文章，张琥坚决推辞不写。曾布主动请求撰写，张琥因此违背王安石的心意，不能任知制诰。冬十二月，章惇经制边疆事务，官吏多被他轻慢侮辱，只有商英与他抗辩，据理力争，丝毫不屈服。章惇认为他奇异可取，于是向王安石推荐商英，商英因此被召入应对，得到提拔任用。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说，天长期阴暗，星辰运行失常，应当罢免有关官员。王安石于是称病请假，冯京等进呈其事，皇上把王安石送往英州编管。皇上批示命令将他刺配到英州牢城。第二天王安石才出面。王安石说：“臣私下观察陛下之所以不能调和天下、兼并制服敌国，正是因为不明白帝王的大略，并不是说陛下连这样的小事也不能察知。陛下修身齐家，即使尧、舜、文王、武王也没有超过您的地方；至于精细处理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即使有人不能仰承圣明，然而帝王的大略似乎不必讨论这些。如今在位的人，有些把韩琦、富弼侍奉得如同仆妾一样，但陛下尚且不能使他们改变，何况敌国呢？”二月，皇上又说三司判官应当负责督察。王安石说：“况且刑名法制并不是治国的根本，只应当进一步讨论、讲求帝王的道术罢了。”

译如果不致力于此，却只想多立法制来驾驭群臣，恐怕不能成事。”这一天，王安石留在殿中，请求出任东南某郡。皇上对此十分诧异，说：“卿之所以被朕任用，不是为了爵禄，只是因为卿怀有道术，可以泽及百姓；不应当自行埋没，使别人不能受到这种恩泽而已。朕愚昧浅陋，起初什么也不懂，自从卿在翰林院，才开始听到道德之说，内心稍有开悟。卿是朕的老师和大臣，朕决不允许卿出任外官。”夏六月丁卯，王安石厌恶李评，一定要罢免他。李评办完上寿新仪后，文辞荒诞傲慢，如果加以审讯，就能明白他欺骗蒙蔽的情状，于是命令把他送到宣徽院审查。不久，皇上批示命李评不再主管合门事务。此后，王安石请假，皇上命冯宗道前去慰问。安石于是附上表札，请求解除机务。皇上奇怪安石想离职，说：“卿莫非认为朕有疑心吗？自从制诰知道卿的才干、把天下之事交给卿以来，像吕诲那样的人，卿稍微正过卯、卢祀，朕本来就知道卿不会被吕诲迷惑。吕公著同卿交游，关系非常亲善；然而韩琦一定要发兵讨伐君侧的恶人，朕也不会被公著所迷惑。公著所迷惑。朕与卿彼此相知，是近世以来从未有过的，难道卿不肯为朕稍稍屈身吗？”安石说：“大臣长期专擅政事，没有没有嫌隙的；等到有了嫌隙才请求离去，就会损害陛下知人的明察，也会伤害臣的私人义理。”皇上坚持挽留他。安石连续上奏三四次，皇上仍坚持挽留，并约定让他入中书省任职。安石又写了奏章，但阁门等处都奉有诏旨，不许接收安石的文书。甲戌，王安石见皇上说：“陛下不许臣离去，臣不敢固执违抗圣旨，但臣确实有病。如果再勉强支撑半年，实在不能坚持，就必须再次烦劳圣听。”秋七月，前处州缙云尉、条例删定官郭逢源上疏说：“臣私下观察，自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具有盛德而有所作为的君主，本来没有像陛下这样的；而怀有道术的人，自孔子、孟子以后，也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他又上疏说：“废除枢密院，把事务全部归于中书省；武臣的除授补用，全由宰相决定；军旅之事，各自责成其统帅；把文武事务合为一道，把将帅和宰相归于一职；使兵农重新归于一致——这是尧舜一样的举措。”奏疏上呈后，皇上非常不高兴。后来皇上对安石说：“逢源一定是轻浮俊秀之人。”安石说：“陛下凭什么知道呢？” 皇上说：“看他上呈的奏书，想要合并枢密院，废除募兵。”安石说：“人才难得，像逢源这样的人也应当明白事理，可以试用。”唐垧被贬为潮州别驾；他原任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起初，唐垧因王安石推荐而得到召见，很快被任用为谏官。他多次上论而未获采纳，于是借百官起居之机，越过班次叩殿请求面见。皇上命令制止他，唐垧坚持请求登殿宣读奏疏，指责王安石用人和变法不对。皇上恼怒他的诡诈激烈，因此将他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发。奏疏大略说：王安石任用曾布为心腹，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仆役；对违逆自己意旨的人，长期不召回。附和他的人，即使是不肖之徒，也被说成贤能；他们又制造奸事，命章惇改变李定案件的情状，并擅自议论宗庙之事，怀有轻慢神灵之心。保甲法把农民编为士兵，遇到灾荒之年必然导致怨恨叛乱。免役法损害下层而补益上层，人人都怨恨叹息；但又命令坚守职责，阻塞州县的事情，不让上报。至于保甲法，曾布阻塞民情，欺骗诬蔑君主，说百姓都是情愿的；又设置市易司，使都城有人因此饿死。并把安石比作李林甫、卢杞。第二天，执政进呈此事。安石认为唐垧向来狂妄，不值得责罚，于是改授他为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熙宁六年二月，此前王安石因病请假，已经十多天，于是请求解除机务，并入宫答对。皇上当面退还他的奏章，安石坚持请求罢职，皇上不答应。皇上说：“卿这样做，一定是认为朕最终不能取得成功，长期留下也没有补益，所以决定离去。”安石说：“陛下的圣德日益提高，不是臣所能仰望的。后来贤能俊秀之士，自然有足以任用的人；臣长期妨碍贤人进用之路，又有疾病，所以请求罢职，并没有别的原因。”皇上说：“朕任命卿为宰相，事事都依赖卿来办成。后来可以任用的人是谁？谁可以做宰相？这是卿所见到的。”安石说：“怎么能说没有这样的人，只是陛下还没有试用罢了。”皇上再三开导晓谕，安石才告假，请求将养调理。不久，皇上又召见安石的儿子王雱，再三问候慰劳，又命冯京、王珪传达诏旨，于是安石重新入朝处理政事。夏四月，皇上命沈起秘密筹划经营交趾之事，诸位大臣都不得参与知悉，凡有奏请都听凭沈起裁报。九月，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太常丞杨汲在府界游田各十顷。侯叔献等引河水淤灌田地，在京畿各县和澶州之间决水，毁坏民田、房屋和坟墓，百姓每年都遭受这种祸患。其他州县的游田大多也如此，但朝廷并不知道。龙图学士孙固任成都府知府。在此以前，皇上因为孙固是东宫旧僚属，曾问孙固王安石能否任宰相。孙固说：“安石文章和品行都很高，任侍从、掌献纳，是合适的人选。宰相自有宰相的尺度，而安石缺少从容宽厚。”皇上共四次询问此事，孙固都这样回答。等到安石主持国政后，孙固多次议论政事而不安，因此有此缘故。丙戌，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韩绛依旧官职任平章事，监修国史；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携诏书，召韩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任执政共六年，正逢长期旱灾，百姓流离失所，皇上忧虑之情显露在脸上。每当辅臣入对，皇上都叹息恳切，更加怀疑新法不便，想要废止。安石不高兴，多次请求离去，皇上不答应；吕惠卿又让他的党羽每天到匦函处，借用别人的名义写役书，请求挽留王安石，坚持实行新法。皇上于是派吕惠卿带手诏劝告安石，想让他担任师傅之类的官职，留在京师，但安石坚持请求离去。皇上又赐手诏说：“后来接到卿的奏章，知道这是义理上难以处理的事。卿想求一个方便的郡任休息，朕也不愿再三强求卿留下。现已下制命，任命卿知江宁，希望卿安心休息，以满足卿的愿望。

译朕完全体察到卿的诚意，卿应当有所报答。手札都保存着，不要有任何食言。”从此，安石意志坚定地长期离去。皇上又赐手诏说：“韩绛想见卿一面，可能有事要商议，卿可以替朕详细奏报当今民情政事中最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安石推荐韩绛代替自己，仍让吕惠卿辅佐他，按照安石所做的办法遵守不变。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此时已经下了五道诏书。此前，吕惠卿担心朝廷内外会因王安石罢相而议论新法不便，便写信遍送各路监司、郡守，让他们陈述利弊。到这时又说：“皇上已经下诏重申此事。”王雱任右正言、天章阁侍讲，因病不能入朝，皇上又下诏给他俸禄，免除朝谢，允许他跟随王安石前往江宁，并继续担任修撰、评议。又诏令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共同提举。乙亥，诏令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编管汀州。起初，郑侠任监门官时，正逢大旱，上书谈论政事，并把百姓衣衫褴褛的情状画成图献上。奏书上呈后，皇上叹息，整夜不能入睡，于是下诏求取直言。又有诏旨，赦免郑侠擅自传发马递的罪。适逢安石请求罢相，皇上不答应。郑侠说，这是安石造成的；罢免安石，上天一定会下雨。安石罢相后，果然下了雨。郑侠自以为所说应验，不久又上疏五千多字，既谈时政得失，又说安石制定新法，成为百姓的祸害；说吕惠卿结党奸邪，蒙蔽皇上的聪明；只有冯京持不同意见，敢于和安石抗争，请求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吕惠卿大怒，于是向皇上禀告，请求夺去郑侠的官职，编管汀州。八年春正月甲午朔，皇上不上朝处理政事。谏议大夫冯京以本官知亳州。郑侠被流放到汀州后，很多人同情他，有人资助他的行装。吕惠卿对郑侠的怨恨没有停止，又厌恶冯京发表不同意见，想借郑侠排挤冯京，并牵连王安国。于是趁机向皇上说：“郑侠的奏书所说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是众人都知道的。但如果说宫禁之中有人披甲登殿辱骂皇上，这是宫禁内部的事，郑侠怎么会知道？”原来郑侠前后所说的话，都说是王安国引导他上奏，皇上也对此有所怀疑。后来皇上问冯京：“卿认识郑侠吗？”冯京回答：“臣一向不认识。”郑侠的侍御知杂事张琥立即弹劾上奏，说冯京这位大臣与郑侠有交往的迹象，请求追回郑侠，交付狱官严厉审治。皇上下诏把郑侠送到御史台。冯京向来敬重王雱，而他的议论常与王安国相同；因为不赞成新法，王安国亲近厚待他。郑侠到登闻鼓院上书。判检院丁讽请他进来喝茶，并称赞、鼓励他所说的话。丁讽又曾见到冯京，谈及郑侠；冯京称赞郑侠的言辞非常好，说小臣不容易敢这样做。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后，冯京于是被罢去政事。郑侠被远地迁徙，丁讽等人也都获罪。吕惠卿侍奉安石如同父子，王安国意气任性，厌恶吕惠卿的奸巧，几次当面斥责他。吕惠卿恨得咬牙。安石罢相后，引用吕惠卿辅政；吕惠卿于是想取代安石，又害怕安石回来，便借郑侠案件陷害王安国，也借此阻止安石。辛丑，察访荆湖常平等事。蒲宗孟说：“近来制定法令，百姓以手实上报家中财产，官府登记入册，以纠正百年以来有名无实、情况不明的户籍，并使他们的力役平均，这是天下的良法。但州县受灾五分以上，就不实行此法，暂且留待丰年。”臣以为，让百姓自己据实填写，并没有扰民之处，为什么要等到丰收年呢？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不因丰年或凶年而放松此法。”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吕惠卿制定手实法，使奉使者到各地后，连极细小的事情也要分辨清楚，天下人都以此为苦；而蒲宗孟却上了这样的奏章。张方平说：“中户以下，很少有积蓄，田地和蚕桑的收成，每年有厚有薄，家户有减少有增加，哪里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这不仅会煽动迷惑人心，更会扰乱新法。如今这件事，专门用来骚扰百姓，只会使天下徒然纷扰，实际上对国家没有帮助。”这一年十月，终于废止手实法。甲寅，诏令罢除各将的参谋。起初设置三十将，允许武举学生充任参谋。谏官范百禄说：“边境事务还没有紧急机警到这种程度，为什么要用平民来任参谋？只会助长奔走钻营罢了。”于是罢除。丁卯，前曲阳县尉吕和卿任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在此以前，吕惠卿命吕和卿建议实行手实法。到这时，判军器监章惇出于私情认为他可以任丞，于是特意改官。癸酉，知江宁府王安石依旧官职任知平章事。起初，安石推荐韩绛和吕惠卿代替自己；吕惠卿得势后，害怕安石重新入朝，于是想堵死他的道路，凡是可以伤害安石的手段，无不费尽心机采用。他又多次与韩绛发生抵牾，韩绛趁机向皇上禀告，请求重新任用安石为相。皇上同意了。吕惠卿听到诏命，十分惊愕。第二天，皇上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带诏书到江宁召安石，安石没有推辞，于是日夜兼程赶赴宫阙。三月戊午，皇上对王安石说：“小人渐渐安定下来了，卿暂且可以有所作为。”又说：“自从卿离去以后，小人极其纷扰，只是依靠吕惠卿主持支持而已。” 皇上于是说吕惠卿不可任用。安石说：“他的几个兄弟都不可任用。吕和卿这个人，臣起初并不了解；昨天他送臣到陈留的路上，与他交谈，觉得他很明白事理。”安石说：“臣父子蒙受陛下知遇，实在只是想帮助成就陛下的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扰扰，臣不敢安心任职。如今陛下重新下诏任用臣，实在是想稍稍有所效力，以报答陛下察知臣的用心。”皇上说：“这本来就是朕对卿的期望。君臣之间开始不要留下形迹，留下形迹最妨碍事情。”闰四月，皇上想任用宣徽使张方平为枢密使，批示已经发出，王安石正要办理文书，吕惠卿扣留文书说：“晚上召集会议再议吧。”又私下对王安石说：“安道如果入朝，一定对我们这一党不利。”第二天再次进呈，事情于是搁置。皇上便诏令司农司、条例司详细陈述废止耆户长、壮丁的利弊，编写成册，送入宫中。御史、临川人蔡承禧说：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擅自揽权，轻慢皇上，并牵连参知政事吕惠卿；又说吕惠卿征召刘谷为经义所检讨官，给他官俸，让他教授小儿。丁亥，宰臣王安石与吕惠卿一同入对，皇上只看着安石，多次称赞他没有私心，大概是为了让吕惠卿明白。

译于是吕惠卿请求离去，皇上不答应。秋七月，任命吕升卿为崇政殿说书、同管勾国子监，按照他的请求作出这一任命。蔡承禧弹劾吕升卿；吕升卿既为自己辩解，又请求发札文给蔡承禧。王安石向皇上禀告：“恐怕不应这样做；如果承禧再纷纷争论，就要烦劳陛下处置。”皇上于是作罢。起初，宰执共同进呈蔡承禧弹劾吕升卿的事情，吕惠卿便请假，上表三次请求出任外官。皇上说：“卿任参政，责任不在卿，卿何必这样？”吕惠卿说：“先前安石离去时，一时缺少人手，所以我接受任命而不推辞。安石重新回来，按理应当坚决离去。”皇上说：“卿是因为承禧的缘故吗？”承禧说：“卿的弟弟与卿无关。”吕惠卿说：“即使承禧指责臣，臣任参知政事，如果自认为没有过错，难道会因此请求离去吗？何况臣弟对事情的辩解又是这样吗？”皇上说：“难道是因为安石议论用人与你不合吗？安石一定会忘记卿。”吕惠卿说：“安石对臣有什么忌惮呢？陛下当初任用安石，是因为他势力孤单而帮助他，所以每件事都容易办成。如今陛下认为对安石的帮助过多而加以节制，所以每件事都难以办成；这样臣在朝廷中补益少而造成的损害多，不如成全臣离去。” 陛下只要听从安石，天下的治理就可以成功。”皇上说：“终究不让卿离去。”吕惠卿说：“陛下多次向臣宣谕，要臣辅佐安石，不知这是为什么？参知政事难道不是参与知悉陛下的政事吗？”皇上说：“安石所处理的政事就是朕的政事。”吕惠卿于是说：“承禧之所以谈论臣弟，意图其实在于臣。”皇上说：“朕已经明白了，卿不必过虑。”吕惠卿不得已，只好重新就职。九月，吕惠卿因吕升卿之事请求罢去政务；重新就职后，与安石更加不和。于是他单独留下向皇上禀告：“臣猜想安石在江宁时心中有所疑虑，所以这样迅速回来。回来以后，一定是陛下的圣谕。后来我曾借来看臣的奏对日录，安石的疑虑颇为解除。忽然在两天前，余中、叶唐懿来对臣说，安石恼怒臣改动了他的诗义。”皇上说：“安石没有别的意思。”冬十月己丑，皇上已经决定罢免吕惠卿的政务，所以先调出吕升卿。此时御史蔡承禧上奏：“臣多次说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干预威福、赏罚之权，天下人共同愤怒。”这一天，皇上下手诏说：“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破格提拔他，使他参与政务；但他不能以公心消除私情，替国家主持正直，反而袒护包庇同党，屈曲扰乱典章刑法，众多言论交相攻击，深深惊动朕的听闻。可保留原官，知陈州。” 庚子，知制诰、直学士院、权三司使章惇知湖州。此前，御史中丞邓绾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日陛下果断罢黜吕惠卿，命令审查办理他的罪行。吕惠卿执政一年多，所建立的朋党不止一处，但没有谁像章惇那样与吕惠卿相互助成。吕惠卿虽然已经被罢黜驱逐，却还把章惇留在朝廷，这就像治病只医治四肢而不治另一处，清除一堂的粪秽却还留下半堂污秽。”于是罢去章惇的三司使，只保留原官。十一月丙戌，此前王安石因病居家，皇上派中使慰问，又命辅臣到他家议事。当时有不附和新法的人，安石想严惩他们，皇上不同意。安石争论说：“如果不是这样，法令就不能推行。”皇上说：“听说民间也颇以新法为苦。”安石说：“严寒酷暑、大雨之时，百姓尚且怨恨叹息，这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皇上说：“难道连严寒酷暑所造成的怨恨也没有，才算好吗？”安石不高兴。十二月己丑，王安礼知润州。此前吕惠卿说安礼任馆职时，轻佻游乐没有节制，于是安礼请求出任外官，皇上立即同意。安石仍因为吕惠卿过去居丧时住在润州，想让安礼寻求他的过失，事情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九年六月乙酉朔，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上奏：“从前邓绾说，臣在丁忧期间托张若济借贷本部门的钱，听说经过审查追究，前后七个月才结束。如今朝廷又派寋周辅，他是邓绾的同乡，曾任御史台推直官；这不仅在法律上有嫌疑，也妨碍请求另选官员设置审理机构。”皇上下诏，命屯田郎、新任权发遣秦凤路提点刑狱李竦与寋周辅逐日审讯。安石已经与吕惠卿交恶，便命徐禧、王右等审查华亭狱案，没有查到吕惠卿的罪过，又让寋周辅审查此事。安石的儿子王雱还担心不能严厉责罚吕惠卿，练亨甫、吕嘉问共同谋划，把邓绾等人所列举的吕惠卿的事情，夹杂在其他案卷中，一起送入制狱。安石起初并不知道。吕惠卿所结交的堂吏遇到告发，便自行申诉，并且控告邓绾和安石，前后共有几十纸，大略说：“安石完全抛弃了平素所学，却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技巧，把它当作奇术，以至于助成诬告、胁迫和控制，蒙蔽贤人、结党奸邪，迁怒而施行狠毒，违抗命令、伪造法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这几种罪恶，全是在一年之间竭力做成的。”这些事情没有不具备的；即使世上那些失意、倒行逆施的人，也未必达到这种程度。平日的声望，一旦扫地，不知道安石为什么苦苦做出这种事。这样谋划自身，拿它来谋划国家，必定没有长远计划。陛下既然认为安石不可缺少而安置他，臣本来就不容易再说什么。又说：陛下平日把安石当作什么样的人来对待？安石平日又把自己当作什么样的人来要求？没想到在困窘急迫之时，竟到了这种地步。又说：臣所论述的，都是击中他内心隐秘之处的话。”皇上把吕惠卿所控诉的事情给安石看后，安石谢罪说没有此事，回去后询问王雱。王雱于是说出了实情，安石才责怪王雱。王雱先患毒疮，练亨甫、吕嘉问等也相继获罪，安石因此惭愧，又多次请求离去。皇上从此对安石的心意也稍稍衰减了。王雱性情刻薄深沉，喜欢杀戮，常称商君为豪杰之士，经常劝安石诛杀不听命的大臣，但安石没有听从。安石辅政时，把朝廷内外的老成大臣几乎罢免驱逐殆尽，多任用门下机敏轻浮的少年和诸生，一概以王氏之学为师；讲官策试诸生，凡是谈及时政的，都加以斥责驱逐。等到与吕惠卿交恶后，那些告发吕氏奸私之事的人，都是由王雱指使的。七月壬戌，诏令宰臣王安石和王雱终身供职。九月，这年秋天，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请求致仕，皇上下诏答复不准。张方平于是上奏论述率钱募役的危害，大略说：愚昧却不可欺骗、柔弱却不可战胜的，是百姓。

译所以圣人非常畏惧他们，也非常重视他们；想要保全国家，必须先得到民心，这叫作把自身藏得牢固，也是安置器物于安全之处的道理。十月丙午，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第二次入朝后，多次称病请求离去；等到儿子王雱去世，又悲伤不堪，竭力请求解除机务。皇上也更加厌恶安石所做的事情，因此有了这一任命。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任同平章事。吴充性情谨慎缜密，在两府任职时，多次趁机说安石的政事不便。皇上认为他立场中正而没有私心，所以任命他为相。知成都府冯京任知枢密院事。此前，吕惠卿把安石前后写给他的私信手稿全部拿出来上奏，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者入朝”，所指就是冯京。冯京与安石同时在中书，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信中这样说。另一封说“不要让皇上知道”。因此皇上认为安石欺骗自己，于是重新任用冯京。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上奏，请求把田地施舍给蒋山、太平兴国等寺，作为常住财产，为他的父母和儿子王雱营办功德，皇上同意。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说：“如今如果法令已经败坏却不改变，百姓疲敝却不加体恤，万一小偷越来越多，蜂蝎般的祸患产生毒害，只恐怕朝廷宰相的位置也未必容易安坐。” 即使把机要权柄交给别人，自己到外藩均衡安逸，也本来不是可以休息肩负的地方；即使到了辞去官职、在东山放任啸傲，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既然如此，相公今天挽救天下的急难、保全国家的安定，更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的了。如果不废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不停止征伐的谋划，却想求得成效，这就像厌恶沸腾的汤水反而增加柴薪，前往鄢郢却把车驾向北一样。吴充代替王安石为相，知道天下不便于新法，想有所变更，曾请求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又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多人，都是王安石斥逐的人。因此司马光把这封信送给他，但吴充不能采用，司马光最终也没有起用。十年五月，诏令中书舍人下给假一个月，让他到江宁府探视王安石的疾病。六月，集禧观使王安石请求把他在江宁府上元县所居的园屋改为僧寺，请求赐给寺额，皇上同意，赐额为“报宁禅院”。有人说，安石疼爱儿子王雱；王雱性情险恶，安石在政府中所做的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王雱使他做的。王雱死后，安石悲悼很久，始终不能忘怀，曾恍惚看见王雱像重囚一样戴着铁枷，于是请求把园屋改为僧寺，大概是替王雱向佛求救。元丰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去世。司马光亲笔写信给吕公著说：“介甫的文章和节义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只是性情不明白事理，又喜欢坚持错误，以致忠直之士被疏远，谗佞之人纷纷聚集，败坏法度，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正要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介甫去世，反复无常的人一定会从各方面诋毁他。我的意思是，朝廷应当优厚地加以礼遇，以振起浮薄的风气。如果有所收获，就立即上报。不知道晦叔认为怎样？不必另外答复。请在御座前用笔札尽力主张此事，那就要仰仗晦叔了。”皇上下诏第二次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大柱，并赐遗表恩七人，命令各地办理应有的葬礼事务。《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四 （宋）彭百川撰 神宗朝臣关于新法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