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一

译不是豪杰名将不能这样做，这是处理外部事务的方法。有人说，果庄的俘获没有用；邻近边界的羌族豪酋拼死作战才把他擒获，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回去，这些人必定没有保全之理。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果庄死在中国，他的部众仇恨必定更深；如果让他活着回去，他们的仇恨反而较浅。这些人依靠中国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西羌的祸患，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解除仇怨、结成联盟；如果各处都彼此为仇，正是中国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朝廷也曾商议把果庄留在边境，以招抚他的儿子结鄂特促。独纯仁请求诛杀他，奏道：朝廷俘获罪人，却害怕他的子弟，防备他们结仇；如果不诛杀，就会废弃刑法。如今留下他来招抚他的儿子，儿子一定会说：‘我父亲能够活着，是由于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都前往，父子就会一起死；如果重新统领部族，效力并报仇，那么告诉陵墓的仪式就只是徒然举行。’果庄年过七十，被囚禁在异乡，死亡就在早晚之间。他一死，他的儿子必定把怨恨归于朝廷；即使以善终来告谕，他也一定不相信；再加上解说纷争、追究罪人之子，会严重损害朝廷的威严。如果任由他们疑怪，就会使怨叛有了名义。况且果庄自先朝以来，杀害中国蕃汉兵民以千万计，每天都盼望在藁街被杀，以决定生死存亡。若对他的供养超过有功之人，只会激起幽明两界的愤怒，损伤和气。” 又因为果庄被擒，本来是熙河蕃将怨恨他曾加害自己，所以才使游师雄因愤恨而请求出兵。如今冒死将他擒获，却不能痛快处理，恐怕也会挫伤他们的斗志。况且阿里库来请求果庄，是等候请求得到允许，然后纳贡。如果把果庄留在边境，不仅阿里库不肯纳贡，而且他的嗣子已经说：‘果庄在汉地还是在羌地，都一样。’如今把他留在边境厚加供养，怜恤他的羸弱病瘦，正是在实行阿里库所说的话；他将会把施恩卖给果庄的儿子，哪里还会再感激朝廷呢？诛杀果庄，对上可以伸张先帝的愤怒，对下可以端正朝廷的法令，增强远方的畏惧，洗雪南川的仇恨，增加战士的勇气。而且阿里库知道朝廷果断诛除恶人，就不敢轻慢并强行邀求，早日愿意纳贡；这是一次行动而获得多种利益。诏令将果庄换上槛车护送，交大理寺审讯治罪后上报。不久他到达京城，诏令说不诛杀果庄，是因为他已经被擒获；阿里库狼狈而极其恐惧，上表请求命令。平章军国事文彦博想让果庄与阿里库的来使相见，范纯仁奏道：‘此前文彦博与枢密院坚决想让阿里库的来使同果庄见面，是想让结鄂特促知道他的父亲确实还在，以便安心。臣认为不是这样。果庄是西蕃骑将，关系到本国的轻重，未被擒获时，尚且敢于同中国抗争；被擒以后，边境形势更加狼狈。’ 如果他们请求归顺，就要借助果庄来明确看见实情；但他开始谢罪时，已经把过错推给果庄本人，虽然在给舜卿的蕃字信中曾请求放他回去，却不敢正式陈请。如今若让他们相见，他们心中必定猜疑，认为朝廷有意让他归国，却又必须另生事端；或者请求放果庄回国，像夏国请求归还城寨一样，到时候就必须坚决拒绝，嫌怨又会产生。如果再在拒绝之后果庄病死，他们必定说朝廷因为他们的请求而杀了他，这尤其可以成为阿里库出兵的借口。这样看来，今天让使者相见没有好处，反而足以成为日后的忧患。大国的一举一动，应使远方的人难以测度；让他活着，可以显示恩德；让他死去，也不能使人产生怨恨。如今想取悦他的儿子，把朝廷所有的心意都让他看见，恐怕会产生轻慢之心，有损大体。若认为必须依从大臣的意见，请等将来常贡使者来时，借事情逐渐传达消息，也足以显示陛下宽容赦免的恩德。果庄被擒已久，他们的国家已经绝望，所以在请求归顺的蕃字文书中，把一切罪过都归给果庄。如果反而让他们相见，恐怕又会产生觊觎之心。结鄂特促等人既然知道朝廷让他们见到父亲，必定把能够相见作为期待；以后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而果庄死亡，恐怕嫌隙又会产生，请圣上再详细察看。朝廷又想授予果庄官职，范纯仁坚决争辩说：‘果庄作恶，陷害并使许多将帅覆没，近来南川之围，杀害边民也很多，百里土地因此空无一人。’ 边民重视仇恨，发愤而作远距离报复，偶然将他擒获，便把消息告于裕陵。阿里库失去强援，既释放了先朝的愤怒，又使天下人痛快。陛下曲意显示最大的仁慈，特意宽免他的死罪，使他的族类心怀感激，这已经是国家权宜的办法。如今再任命他官职，恐怕事情就过分了。陛下把百姓看作子女，赏罚极为公平；如今杀一个普通人，必定被处以大刑，杀害众多人却反而得到爵位，不仅刑罚和赏赐颠倒，也恐怕被害人家的冤愤无从申诉，使天道和人心两方面都违背。’他又奏道：‘果庄曾被授为团练使，也曾赐给金带，尚且不顾恩义；如今授给一个校尉，哪里足以收服他的心？如果朝廷一定要给他一个官职，应当等到以后，不必太快。果庄被俘献上的那天，臣亲自奉受圣旨，命令招诱他的儿子归汉，或者在送来人质时，作为宽免果庄性命的条件。果庄不肯书写蕃字招诱儿子，只开口说：“我只有一死。”像这样违抗命令，朝廷尚且宽免他的死罪，已经是优厚的恩典。现在授给他官职，恐怕会损害信义。’皇上没有听从，最终授予他陪戎校尉，每月支给粮食和钱三十缗，春冬两季各给绢十匹，冬季给绵三十两，马一匹，供给草料豆子；命开封府推判官一人负责提举。后来就把他遣送到秦州居住。起初，夏人入侵，走到半路，听说果庄被擒，立即返回，劫掠镇戎军，但一无所获，几天后就逃走了。苏轼料想他们一定会请求讲和、恢复进贡，便上疏请求对此加以驳难，大意说：“臣听说熙河路上奏生擒果庄，朝廷内外都同感庆贺。臣愚昧无知，但切实认为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今天。若应对得当、处置有方，要使边境安定、百姓休息，必定要从这件事开始。所以想先陈述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再讨论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从前先帝用兵，多年使中原疲敝，但夏人也困顿挫折，几乎灭亡。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土地有二百余里。每年的赏赐既已停止，和市也断绝了。他们那里一匹帛价值至五十余千，老弱辗转迁徙，牛羊倒毙损坏，不可胜数。在饥饿羸弱之后，才开始叩关求和。当时执政谋划得不深，中原厌恶战争，接纳使者，每次都赏赐并允许贸易，使者大致能得到绢五万余匹，回去卖给本国百姓，每匹卖五六千钱，一次出使所得，总计不少于二十万缗。这样既使他们的百姓吃饱而产生奋发之心，又使他们窥知我方厌恶战争、想要讲和，以为讲和与战争的权力都在我方手中。因此，他们认为边境有利可图就进犯，否则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译如果当时趁他们请求讲和之际接受请求，却不接纳使者，并且下诏让边臣往返商议，把新占领土地的取舍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等到他们言辞、态度都屈服之后再接纳，那么即使他们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即使他们有改变对我方态度的想法，但如果不能同西蕃解除仇怨、结为友好，也不敢轻举妄动。阿里库是栋戬的叛臣，他挟持契丹公主，杀死了栋戬的两个妻子。栋戬死后，阿里库把丧事隐瞒不发，过了一年才诈称自己是栋戬的嗣子，并写上果庄、温希新等人的名字，向朝廷请求承认。当时如果暂且让边臣审问果庄等人：阿里库应当立为君主，还是不应当立？如果朝廷依从你们的请求，于是授给节钺，阿里库就真成了你们的君主。你们能像臣下栋戬那样忠诚吗？如果这些人无言可答，那就说明各羌已经心悦诚服，既然已经立他为主，后来又能统一各部，我们还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服，争端就是由他们自己挑起的。爵位和命令还没有下达，理亏的就不在我们。既然他们一国有三个公侯，我们就分别施加恩礼，各按一个接近上等使额的等级授予官命。果庄等人各自得到想要的，应该一定不会发生祸患。当时执政没有考虑到这些，只想省事求安，于是请求立即授予节钺。阿里库自己知道不该继立，又担心果庄来讨伐，所以想借西夏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才有了解除仇怨、结好西夏的谋划。果庄也因朝廷竟让叛臣做我们的君主而感到不平，所以愤怒地侵盗边境。夏人知道各羌已经反叛，因此起兵同他们讲和。这就是臣所说的前后招致寇患的原因，明主不可不知道。元昊本来胸怀大志，擅长用兵；谅祚天性凶暴狂妄，轻率地动用民众，所以成为边境祸患。多年以后局势安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向来同别人不和。正当内部相互谋害之时，他们怎么能凭借残喘之力，再同中原为敌呢？推测他们的奸谋，大概已经不能同元昊、谅祚相比了。他们以为二圣的仁慈宽恕著于远近，一定没有动武的意图，于是可以放肆地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州、会州诸城和鄜延五寨，在形势威胁下必定会听从；一旦猖狂起来，提出的要求没有得不到的。他们的谋划不过如此罢了。如今朝廷向各路降诏，命令并勉励边地备战防守，充分说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改过自新。臣认为，听到他们的请求就答应得太容易，接纳他们来得太快，还没有打一仗就厌恶战争、想要讲和，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样一来，又重蹈前日的过失了。从今以后，听说果庄被诛杀，他们或许会逐渐谋划叩关求和，一定会先说一半恭顺、一半强硬的话，接着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如果朝廷再次接纳他们的使者，那么讲和或战争的权力全在敌人手中；有求必得不到满足，就一定反叛。所以臣希望明主在内心作出决断，郑重诏令大臣，秘密同诸将商议。如果夏人叩关求和，就接受他们的文辞却退回使者，然后明确命令边臣说：夏人受了恩惠却不感恩，无故侵犯顺服之地；如今虽来叩关求和，但反复无常，难以保证。如果他们确实诚心改过、归向教化，就应当同边臣商议。假如他们的言辞、态度还没有非常屈服，约束条件尤其不坚决明确，那么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们也不是急切地求和。如果他们心悦诚服而来，即使我们不接纳他们的使者，也一定不会在往返商议之间立即再次侵盗边境；如果不是心悦诚服，那么即使我们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能保证他们不反复吗？今年泾原的人，难道是我们接待他们不周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兵士训练有素、粮食充足，侦察守望严密清楚，敌人没有大的收获，不过几年就会自行困顿衰弱。现在虽然只是略有劳费，后来必定会更加稳固。这就是臣所说的如今对待敌人的要领，也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如今朝廷使百姓休息而委屈自己，臣进言却想要对此加以驳难，看起来似乎同圣意不同。然而古代圣贤要施行自己的意图，必定委曲周全地实现它，从来不径直任性而行。将要收拢它，必先暂且放纵它；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如果权衡利害，考察最终结果，臣认为对边民来说，必定能够长久安定而且牢固。圣意本来没有丝毫不同，但朝廷之中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成没有事情。臣实在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能主动制造事端，也不能害怕事端，这两种弊病相差不多。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同有病却不服药一样，都可能杀人。主动制造事端，是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端，是有病却不服药。近来阿里库请求继立，人们知道不应该答应，朝廷却答应了，只求没有事情。然而事情的发展竟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岂不是近于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想要立即接纳夏人的使者，就是病还没有除掉，药却先停止了，这同能够治好病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蒙受恩德最深，所以敢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没有过多久，夏人便派遣使者请求讲和。哲宗朝讨论放弃西夏地界。

译朝廷商议割让城寨给夏人，以交换陷入蕃地的汉人，命鄜延经略赵卨主持划定边界的商议。于是归还永乐陷没的一百四十九人。赵卨请求依照夏人的要求，以绥州的先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之内酌量修筑堡铺，十里以外一律作为荒闲地，靠近黄河的地方仍以黄河为界，朝廷全部听从了。兰州的胜如、质孤两堡，原来从元丰五年起就废弃了；熙河兰岷路经略范育修复以后，又想在兰州北面渡过黄河二十里作为边界。夏人猜疑阻挠，商议没有结果，只好放弃。范纯仁任太原帅，急忙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怀柔西方，恩德已经十分周备；册封、赐地都出自圣上的决断，于是使多年征战的军队不能侵犯边塞，蕃汉百姓得以保全的不可胜数。近来听说熙河边臣划定北界，吝惜长期废弃的塞地和要害之处，不愿将其赐给夏人，导致他们傲慢不从。臣深恐蕃人疑心，破坏和议，久而久之发生变故；万一他们再次猖狂，容忍他们就会损害国威，讨伐他们则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战事连绵而不能解，劳费没有期限。希望陛下查考原来的盟约和朝廷诏旨，特别赐予允准，遵循孟子乐天的言论，考察虞舜舞干戚而使人归服的德行，天下幸甚。”他又说，司马光曾陈述放弃寨堡的策略，以及后来交换俘虏、降赐封册的事情，臣确实参与过商议；昏昧的人多认为不对，朝廷极力实行浮泛的议论，事情才得以平息。如今同西夏思臣商定边界，所争的只是划定地界，差别并不大。如果把城寨向外二十里，蕃人贪得无厌，也可以向他们说明道理，他们又肯依从，臣担心边将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把城寨二十里以外圣恩准许赐给的土地，或者把过去用兵时没有占据的地方指作要害，却在那里筑城占守，损害朝廷的大信用，破坏国家先前的谋划，这一点不可不察。有人说，蕃人贪得无厌，一定会进一步提出要求；当年凭借祖宗的兵势和国力，尚且因为德明归顺，就赐给他数州，加封国主名号，以安定百姓、停止战争，并没有因为小利而轻启战争；后来他们归服，何曾再来侵犯？何况如今所指的利害极小。过去樊哙想带十万人横行匈奴之中，季布认为这是当面欺谩；武夫、边将的言论大多属于这一类，如今正可以作为鉴戒。不久，西夏派使者入朝庆贺坤成，边界的商议又重新展开。御史中丞苏辙上奏说：“西夏轻佻狡猾，屡次反叛，所造成的祸患难以预料。他们假称商量地界，拖延不决，舍弃商议回到本国；招请他们也不来，于是边界问题开始被认为不可再议，庆贺坤成的使者也应当不会来了。今天上天诱发了他们内心的想法，使他们已经来到边境，地界又照旧可以商议。趁他们还没有立即断绝关系，招抚怀柔的计策还可以重新施行，这是对中原有利的。” 臣担心朝廷不在今天彻底追究，必定要等边患已经发生以后才设法处理，那就来不及了。听说熙河近来修缮质狐、胜如二堡，侵夺夏人的御庄良田。又想在兰州北面渡过黄河二十里修筑堡寨，夏人因此猜疑，不接受约束。他们怨恨边臣，不相信朝廷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只是因为岁赐丰厚、和市待遇优厚，勉强修饰臣下的礼节，实际上并不是感念朝廷的恩德。假如稍有便利可乘，哪里会安然不动而不犯过错呢？只是朝廷对于西夏，舍弃金帛，割让疆土，什么都不吝惜，到现在已经多年了。熙河的帅臣、将领不能体察朝廷的用心，却贪求尺寸之功和赏赐，来损害国家大事，实在令人痛恨。前些年熙河修筑西关城，声称将依次修筑龛谷、果庄，夏人于是惊疑，便出动大军攻扰一路，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如今既然修筑质孤、胜如，势必还会扩展到龛谷，夏人惊疑，就会同果庄事件一样。这样一来，理亏的是熙河，不是夏人的罪过。兰州造成的祸患，向来由来已久。先帝分别派遣诸将进入夏境，李宪攻取灵武，却胆怯不敢深入，只以此来塞责。从此以后，筑城、积兵、修治器械、储积粮食，天下的劳费动辄以千万计。好事的臣子又因不惜遗留的力量，认为金城本是汉代屯田的旧地，田地极其肥沃，不愁没有粮食，不愁不能耕种，只愁没有堡障。凡是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以及渡河筑城，都是他们所说的保障。过去熙河派兵侵入并耕种这些土地，都被夏人杀死，何况筑堡必然招致寇患，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朝廷安然不以为怪，坐等开启战争的端绪，实在可惜。兰州不耕种，确实是放弃了利益；但如果夏人反叛，它造成的祸患同不耕种相比，何止大百倍。因此朝廷应该辨明利害的轻重，有所取舍。何况兰州的边患稍稍平息，物价略为平定，同用兵时相比，何止只有三分之一。如果能忍受这点劳费，经过岁月的消磨，等到夏人稍稍衰弱，决定不敢争夺，再商议修筑，似乎才是得策。不知边臣为什么如此急迫。若不采用臣的意见，臣料想夏人久而久之必定反叛，用兵以后又不敢招抚他们，劳费和羞辱一定更加严重。如今敌人强大就畏惧，敌人弱小就欺凌，恐怕不是大国应有的体统。当时西夏人虽然派了使者，但同时正在聚集军队谋划侵犯边塞，范纯仁又上奏说：“臣近来上札子，因为夏国的边界还没有划定，担心边将失信，再次导致用兵，所陈述的利害已经相当明白。近来臣又看到枢密院的指示以及各路的关报，西夏人频繁侵入汉地；又听说边将想趁此机会希求功劳，恐怕到了秋凉时又会发生祸患。臣日夜过度忧虑，不能缄口不言。臣看到陛下曾同司马光等谋划来确定大患的处理办法，如今却被边将和浅陋的议论阻碍了长远谋划。先前已经放弃而形成的四寨，交换俘虏，是为了显示轻视土地、爱护人民的恩德。如今传闻又留下两座无法守卫的土地，再次引起事端。大概现在边臣吝惜土地，比往年更甚；那些喜欢制造事端的人如果不及早醒悟，恐怕会重蹈前车。夏人已经在朝廷进贡，如果他们所请求的事情不是悖逆无理，希望赐予宽容接纳，或者让押伴使者向他们宣谕。所有地界，应当尽早划定。如果边臣还没有完全领会朝廷诏旨，有所遗漏，请特别允许他们上奏陈述，由朝廷斟酌发出指示；然后严厉告诫边臣划定地界，不得损害大信用，另起事端。蕃人虽然贪婪，也一定很难再生出怨恨反叛之心，百姓休息、停止武备，指日可待。不久之后，夏人果然带领五千骑兵，攻毁质孤、胜如两堡后离去。朝廷任命直龙图阁叶康直为宝文阁待制、知熙州，召回范育任侍郎。苏辙认为范育处置失当，召回他却反而赏赐叶康直，是赏罚颠倒，请求把叶康直同种谊、种朴一起贬谪。又说叶康直也不能担任熙河帅，奏道：“先帝当初开拓熙河时，本来没有兰州。等到李宪违背命令，开始修筑质孤、胜如，来侵占夏国的良田，又说没有质孤、胜如，兰州也不能保全，辗转制造事端，把原本毫无边防之事，完全变成将吏不得安闲的局面。

译如果不制造事端，就没有办法求取爵位赏赐，这是边臣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的普遍弊病。如果试着反问他们，理就会自行穷尽。为什么呢？两座寨堡的大小如何？新近驻屯的兵甲有多少？夏人如果用重兵突然袭击，势必难以守住。既然攻下两座城，再乘胜攻打兰州，那么兰州的危险同从前有什么不同？如今不追究实际情况，轻易相信他们的话，来毁掉大信用。如果夏人因此不顺服，表面上仍修饰朝贡，接受赏赐的利益，实际上却制造过错，逞强攻击边寨，恐怕两座寨堡的地利还不足以抵偿这些后果；这就是所谓质孤、胜如绝对不能筑城的原因。”先帝安抚统御西蕃时，栋戬年老而没有儿子，赵纯忠是他的族子，先帝常派黄履带着许多金钱财物，以纯忠的名义去见栋戬。当时圣意大概已经有所安排。事情没有成功，栋戬后来果然被阿里库杀死。阿里库是栋戬的家奴；栋戬的臣子如果庄、温希新等人，都有不服从阿里库的意图，这确实是一个一时的机会。当时朝廷如果趁此机会、利用这个空隙，派将出兵，权且接纳赵纯忠，那么不世之功或许可以建立。大臣没有作出这样的谋划，却立即用旄钺宠信安抚这个篡夺者，使他借助中国所授的爵命来役使蕃部，君臣的形势从此不能稳固。从此以后，阿里库表面上修饰臣下的礼节，没有明显的反叛迹象，而范育等想在这个时候重新实行从前的策略，大概也是疏忽了。种谔过去在先朝，轻率而多诈，失败多、成功少；成了先帝所轻视的人，如今种谊、种朴同种谔没有不同。种谊前些年偶然凭借精锐部队突然袭击，果庄因此自负。西蕃长久以来都在设置防备，也没有可以乘隙取胜的形势。何况范育自从到任以来，多次陈述这个计策，距离蕃界这么近，谁会不知道？臣认为如果军队果真出境，一定会有忧患。又听说近日擅自招纳青唐蕃部，人数多达几千，接纳他们本来没有朝廷诏旨，又没有安置的地方。如果把他们退回去，在他们那里就等同于反叛，一定会被屠杀。若按擅自行动的罪名追究，罪责并不轻。臣不明白朝廷曲意庇护他们的用意在哪里。如果不一并实行责罚、降职，恐怕朝廷的忧患不会停止。即使阿里库同夏人结连，彼此因同病而相互救助，再次侵犯边境，胜负尚未决定，这时大臣不敢承担责任，使圣君圣母在帷幄之中忧劳，即使把议论此事的人杀掉，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所谓阿里库绝对不可取的原因。两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和边臣性命，祸患的机关一发动，间隔片刻就会接踵而来。希望陛下贬斥这三人，对外派往异域，使外域知道这种狂妄的谋划本来不是圣上的意思，便容易招抚怀柔；对内使边臣知道赏罚仍然存在，不敢妄自作为。这是应该迅速实行的事。然而熙河遭到这次破坏，双方互相猜疑，想要招纳安抚、使局面平定，不得到良将并不容易。叶康直只是凭借权贵的节制，统辖秦凤边面，勉强号称无事。叶康直前一个冬天无故修城，导致夏兵逼近边境，服役的军队已经集合，他害怕不能开工，便妄称土地冻结而向朝廷请示；工程没有完成，夏兵才离去。既然没有安定边境的谋略，正当熙河动荡之时，臣恐怕陛下西顾的忧虑还不能消除。一定要把他调往别的路，另命熟悉事务的老将统领西河，并且赐给成文诏令，使他知道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这样边患或许可以稍稍平息。诏令范育仍任知熙州，叶康直任陕西路都转运使。苏辙更加认为不可以，三次上疏争辩。太皇太后虽然认为他说得对，大臣们却总是固执，苏辙的建议因此中止。到这时，秦凤路提点刑狱游师雄详细说明西夏人入侵胜如堡的情况：虽然有三个人受到中伤，但由于巡检纪守义擒获西夏贼兵四人，并且发现有横向挖掘的地道，因而保全了胜如、质孤两堡。巡检王享不能预先做好守备，诏令王享降一级官，展限一期；没收纪守信的罪责，特意免除处罚；范育、种谊也特意免罪。后来夏人多次侵犯胜如、质孤，挖穿城墙纵火，最终使边界问题的谋议失败。熙宁、元祐年间讨论役法的变更【附淮海文】

译余靖刚被罢免中丞之职，又回到翰林。成都进士李戒给余靖投书，献上役法的主要办法，说百姓苦于繁重的差役，并不苦于繁重的赋税，请求增加天下田税的钱和谷各十分之一，招募人充任役夫，剩余的钱粮仍然可以帮助经费。希望明公在朝廷上直言进谏，若能施行，公私都可以富足。余靖以自己已经离职为由推辞。当时韩绛知成都，李戒把建议献给他，韩绛非常赞同，入朝任三司使后，想上奏推行。不久，皇帝即位，韩绛于是说：“损害农民的弊病，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其余弊病还不容易立即一一列举。”希望把臣的奏议下发，发布哀痛的诏令，令中外臣民都详细说明差役的利害来上报。辛未日，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自祖宗以来，一向努力加恩于农民，发布宽免抚恤的命令，赐予免除赋役的恩典。然而近年来，间或因为水旱灾害而很是导致流离失所。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州县差役仍然繁重，劳逸不均，喜欢办理不急迫的事务，以致夺去农时、损害财力的缘故。”忧愁痛苦的声音上达而触犯和气，实在值得伤悯。命令各路转运司遍行文书告知所属州军：如果官吏知道差役利害、可以宽减，就密封条列详细上报。委任台省官员会集议论，考察验证古代制度后裁定，使劳役不再有偏重的弊害，这样农民就会知道从事生产的利益，产生乐于务农的心。役法的议论，实际上始于平治四年。秋七月，诏令朝廷内外臣民限一月详细陈述差役的利害，密封上报。乙丑日，龙图阁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共同详定朝廷内外臣民所陈述的差役利害。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同知谏院吴充说：“陛下如今念及根本事务还没有兴办，农政没有修治，命令臣陈述意见。臣认为乡役之中，衙前役最为繁重。上等民户被差充役夫，官府登记杯、器、匕、筯等物，全部按照资产计算确定数量，以满足需要，势头像漏底的酒器一样。甚至有的家庭资财已经耗尽，拖欠的负债还没有清偿，子孙已经死去，邻居和保伍仍然要代替承担，因此民间设法逃避繁重的差役，不敢多耕土地；为了躲避户等，骨肉亲属不敢按义理聚居；又害怕被登记人丁，严重的甚至嫁掉母亲、离开亲属，兄弟分立户籍，风俗日益败坏。希望下令中书省选择臣民所说的利害，及时施行。”随后诏令中书省和韩绛同王安石制定三司条例；参与议论的人认为王安石的意见好，雇役法于是决定施行。熙宁四年五月，杨绘说：“不是不知道助役法是为了解决差役不均，想使它趋于均平。然而听说主管此事的人只专心于多征钱、严厉执行，以至天下人不能完全明白朝廷的本意，将会把它当作惯例，剩余的钱又由官府取走，这一点不可不说。”戊戌日，东明县百姓因为县里征收助役钱不当，相互带领着拦住宰相，自行陈诉，人数总共有几百人。王安石既向他们说明道理，命令他们退下，便告诉皇帝说：“知东明县贾藩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并非皇上所栽培的人，不可任用。”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令追究东明县的事情。庚子日，司农寺等和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上奏：“京畿内有百姓不了解新法，于是听见卿大夫们说按户等第征收的助役钱很多，希望仍按旧法充役。”诏令司农寺让各县晓谕百姓：如果有人不愿交钱，除去原来不应当服役的年月，令其条列认定本等应服的差役，到了以后年月就到官府充役，不再令其交钱。皇帝起初怀疑官户缴纳的助役钱太少，王安石说：“官户、坊郭户所收的役钱确实不多，但估量时势只能这样，所以他们纷纷说不对。在官任职的人故意破坏法令，提出异议；坊郭等户纠集众人击鼓拦驾，阻拦执政大臣，恐怕陛下会因此动心。”杨绘说：“助役法不便，陛下发布了充分的诏令，命令询问民间愿意不愿意，然后分别实行，又指出我杨绘的意见不对。”皇帝答应了他。丙午日，王安石说：“关于役钱的文书，皇上认为百姓的赋税已经很重，坊郭户、官户等不必减税、提高户等第次，还要再少收一些也没有害处。”王安石说：“如今赋税征收并不重，只是兼并之家侵占、积累得太多罢了。”皇帝说：“这正是兼并所以应当用权宜办法处理的原因。”王安石说：“兼并者，只有古代的大圣君才能制服他们。所谓兼并者，都是有权势、有力量、其议论足以震动士大夫的人。如今制定法令只顺从人的便利，还不足以控制兼并。”同年六月，杨绘又说助役法难以实行，他提出五点理由：百姓难以得到钱，这是第一点；靠近边境的州军，奸细难以防范，这是第二点；各地因税额多少不同而不同，这是第三点；耆长不是合适的人选，盗贼难以制止，这是第四点；专门依靠雇人管理役务，就会使官物丢失，这是第五点。请求先讨论防止这五种祸害，然后制定为固定制度。他又具录前后四次论说助役法的奏章，用来为自己辩解，并且说：“臣的情状已经在四次奏章中全部说明了。”刘挚又说：“臣近来论述助役法的十种祸害，如今奉到圣旨，批示送来曾布札子中所列的条件，责令臣分析说明。陛下认为臣说得对吗？如果认为对，事情在前面的奏章中已经说尽，可以复查；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把臣贬黜罢了。臣所说的也不过是十种祸害，所以不再逐条陈述。然而现在我们以职事进言，却要让我们分析内外情况，使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而是司农寺倚仗宠信来庇护自己，是改作大臣曲解法令以蒙蔽圣明罢了。如今陛下认为天下的形势安定吗？还不安定吗？治理好了吗？还没有治理好吗？如果还没有安定、治理好，那么以陛下的睿智，言语、行动、起居都亲自履行德礼，早晚勤勉不懈，而天下仍未安定、治理好，这是谁造成的呢？陛下即位以来，专心负责督促成效，希望达到太平，认为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取得君主专政权力的人就是这样。两三年之间，政令开合、局势动摇，天下没有一个百姓、一件事物得到适当安置。大概青苗法的议论一兴起，天下就开始怀疑朝廷是在聚敛；青苗法还没有充实推行，均输法就施行了；法令刚刚造成骚扰，边境的谋划就开始了；边境的祸患还没有平息，章河之役又发生了；章河之役还没有平定，助役之事又兴起。又要兴修水利，于是劳民而没有功效；又要丈量田地，耗费很大却没有成效；又要裁并州县，各路都强迫百姓来应付命令；又要修建东西二府，于是大大困乏了百姓的财力；宫门附近，砍伐工程将近一年还没有停止；议论理财，于是商贾、市井、屠户、贩夫等人都被召到政事堂；征取财利，下至历日也由官府自行办理。沿着这些事推下去，无法一一说尽。古代贤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必定循序渐进，等待条件成熟，施行设置都有次序。如今几百件事情同时兴起并作，想在短短几年内改变天下，使者往来奔走，牵合于州县之间，小人则从内外相互依附、帮助。至于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为没有能力；狭隘浅薄、强辩的人，却被选取为可以任用。

译恪守正道、忧虑国事的人，被说成是流俗败坏常理；扰乱百姓的人，却被说成是通权达变。能够依附自己的人，不按常规越级提拔，说是擢用人才；不能招揽的人，就以有名望为理由斥退，说是执行法令。凡是政府的谋议、处置、筹划以及授官、任用、升降，只有属掾曾布同他讨论。规定同列大臣可以预先听闻，结果都在曾布之后奔走乞求，曾布门下如同集市，哪有比这更关系国家体统的事呢？祖宗的旧臣，被刻意贬低、鄙弃，离去的几乎已经尽了；百年来形成的法令，被铲除、废止、改革，留下的没有多少。难道不奇怪吗？贤士大夫每年被引退的，究竟有多少人？陛下也曾察看过这些吗？排斥旧臣，是因为权势地位上没有能同自己抗衡的人，权力就可以保住；排斥异己，是因为都可以任用门下的人；废除旧法，是为了说：‘今天统治天下的制度，都是自己所创立的，陛下又将任凭我来听取和伸缩。’奏章送到后，王安石说：‘所奏前后有很多地方，现在一并不予分析。’于是诏令杨绘被罢去翰林学士、御史，改任侍读学士；刘挚被罢去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任衡州监仓。两天后，又任命杨绘知郑州。十二月，刘蒙任湖阳县知县。当初实行免役法时，使者召集各县县令开会，唯独刘蒙认为不便，退下后便逐条上奏利害，随即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离职。熙宁五年十二月，给事中李中师此前任知河南府，当时朝廷刚命令百姓出钱免役，李中师在各州中率先推行。富弼告老还乡居住，李中师在城中登记他的户等，命令他同富民一样交钱，为迎合司农寺的意旨，多收而且宽留剩余钱，比其他地方特别繁重，洛阳人因此怨恨他。李中师厚厚结交宦官。庚寅日，诏令召他入朝任牧郡使。熙宁七年，诏令规定定州百姓中有卖房屋却没有缴纳免役钱的，命安抚司、转运司核实实际情况上报。王安石说：“百姓卖房屋来缴纳役钱，我不能保证他们都能这样做，因为官吏执行法令，必定有许多不均之处。然而论事要讲权宜，必须询问从前差役中卖房屋赔补的人，与现在相比究竟哪一种多、哪一种少，这样才能清楚看见役法的利害。”六月初，免役法施行时，百姓按照资产交钱。当时曲阳县尉吕和卿首先比较县中户等的高下、差役的轻重，分为若干等级，命县令师李肃之认为很好，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吕和卿因父母丧事离职。到这时，参知政事吕惠卿兼领司农寺，便采用吕和卿的议论作为手实法。吕和卿是吕惠卿的弟弟。乙卯日，司农寺说：‘五等户籍簿册由书手供给的内容，大多有隐瞒遗漏而不真实；熙宁诏令只是删去旧条文，没有制定新制度，到了编造簿册时反而没有可以遵守的文书。承接以前的建议，只有让百姓自己填写手实，并允许别人检举告发，这种方法最为严密；贫富都没有办法隐瞒，确实是编造户籍簿册的好办法。”诏令把这件事送交编修司农列司。吕惠卿又说：“免役出钱有时不均，是由于簿籍制度不好。按照户令，所谓手实，就是每户把丁口、田地、房宅的实际情况具列出来。嘉祐诏令编造五等簿籍，使用乡野居民或户长，他们哪里能详细知道百姓的贫富？如果不让百姓自己填写手实，就没有隐瞒的责任，怎么肯主动陈述？又没有赏赐条例，谁肯检举揭发？这不能采用。应该仿照手实的意思，让各户自己估定家产；如果故意漏报就是隐匿财产，实行赏赐告发的办法，或许可以得到它的好处。”不久，手实法每年把簿式发给百姓，命令他们填报后按价值分为五等；隐瞒者允许告发，告发所得的三分之一充作赏钱。中丞邓绾驳斥这个议论，谏官范百禄也说：“编造簿册实行手实，告发隐匿财产还有赏钱，而且只是发布手实的文书却还没有施行，大概是想让人自己估定家产；百姓一定不会如实报告，公开允许互相攻讦结仇，那么礼义廉耻的风气就要衰败了。”朝廷没有答复。不久，手实法施行，祸害甚至牵连鸡和猪，百姓不堪其苦。冬十二月，司农寺请求废除户长、坊正；各州县坊郭户的税赋、苗役钱，以邻近的主户二三十家编成一甲，轮流设置甲头，催缴一项税就轮换一次；每甲设置牌籍，登记姓名，到轮换之日彼此交割，县里不再拘捕追呼、集合差役，朝廷听从了。元丰三年二月，判司农寺李定等请求在府界各县的乡村，让第四、第五等户摊出役钱，皇帝没有听从。元丰四年六月，判司农寺舒亶曾说役法不均，责任在提举。皇帝说：“不能责备提举。近臣中有从陕西来的，想把中下等户的役钱全部免除。朕认为不对。众人共同承担就容易办理；上等户百姓少，如果把中下等户全部免除而只向上等户征足役钱，就更加不均了。古人说‘均无贫’，朝廷立法只是想求均平罢了。”让他们重新讨论后上报。元丰八年八月，户部说：“现已按照朝廷旨意修订完成各路役书，各种役人的多少，或者增减、并设，以及发给酬劳和雇值的轻重不均，都根据各路核量得到的情况修订补入。如今请求把各路摊出的役钱原额，在役书中确定应使用的钱数；另外留下的宽剩不得超过二分，其余的用来稍稍宽减民力。”皇帝听从了。十月，知安福县上官公立献上书，说明免役取民钱的条例，皇帝听从了。诏令府界各路的耆长、壮丁役以及募人充任的役务【耆长按第三等户，户长按第四等户中应募者】，分别按等级给钱；原来由保正代替耆长、催税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的办法，一并废止。元祐元年正月，刘挚说：“助役法的弊病，可以拿定州安喜县一县作为证明。户部按照诏令规定，府界各路的耆长、壮丁役，都募人充任，并按等级给雇钱。原来由保正代替耆长、催税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的办法，一并废止。详细考察所募的耆长、户长，如果全部雇募，就担心所拨给的钱数太少，不能实行应募。并且壮丁旧例本来规定为第四等以下，过去不出役钱，只轮流充役，如今又不给雇钱，也担心难以雇募。还担心各路提举所属的州县，因为现在看见朝廷降下的诏旨，就一概创设雇募。又担心雇募之后反而要在百姓身上再摊派役钱。请求府界各路凡是本来有轮流差役以及雇人的地方，都依照原来的法令；如果有增减事项，也依照役法增减施行。”他又说：“合并废除州县，虽然可以节省役钱，作为封桩利息，但酒税定额虚缺损失的数目却多得不可胜计。”诏令关于合并废除州县的事，现令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等，一同估量哪些应当合并、哪些不应当合并，上报朝廷。在此以前，司马光说：“陛下诏令群臣和百姓各自上封事，没有人不说免役钱的害处，足以知道这是天下共同的忧患，毫无疑问。臣如今愚见，不如直接降下诏令，免除天下的免役钱，一概废止。”

译各种役人，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人数，委任县令、县丞亲自核查五等丁产簿来确定差役。仍令刑部查考熙宁年间正在施行的差役条贯，刊印后颁发给各州。又担心天下役人的利害各不相同，请求下诏，除朝廷另行指示外，还令开封府界和各路转运司抄送各州县，委托县官详细考察，务必使役法完全适合实际情况。”司谏苏辙说：“司马光请求废除免役钱，恢复差役法，请求圣上依照奏议施行。臣切实看到司马光札子所陈述的是差役的大事，已经得到允准，这是当然的；其中不免有疏略和小的差错，执政大臣难道不知道吗？如果出于公心共同成事，就应当按照司马光所请求的主要意思施行，修正细节，然后下达；只需略略抄录札子，前面署司马光的名字，后面署圣旨依奏施行。这样一来，从今以后一定有人借中外异同的议论来动摇大计。希望陛下只考察祖宗以来差役法施行时百姓有什么祸害；近年免役法施行后民间的弊病，已经听得看得厌烦，能不能施行、是否应当废止，立即就可以决定，不必再思考。监察御史孙升说：“陛下即位以来，因为旧臣的正直议论而恢复施行差役旧法，其中不免有阻碍，按理应当委曲斟酌，只把便利安定公私作为要务。希望早日降下诏令，命令各路转运使告诫所属各司，全都体会朝廷的意旨。顺应百姓的愿望，施恩养育百姓，希望祖宗的成法早日得到妥善实行。当初，章惇说司马光想废除免役法、实行差役法，事情虽然已经奉诏依奏施行，但臣反复详细考察，其中有很多疏略。总的来说，司马光所论述的事情也有许多过分之处。只是他说下等户没有不充役的，如今一概缴纳钱；而且钱不是民间铸造的，都出自官府。上等农户之家，大多只有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谷物已经更加低贱；这两件事，是免役纳钱利害中最重要的说法。然而当初朝廷自己议论实行免役法时，因为派出的使者不体察先帝爱护百姓的意旨，没有完成这项法令本来良好的用意。如今正是重新变更、修订完善的时候，按理应当审慎详尽地办理。臣认为，不如先把这个意思具文申明，下诏转运司、提举司和各州县，都尽心研究，预先具列利害，规划先后次序；等朝廷派使者分路办理，那么最多不过一两年，天下的役法就能安排周全，完全适合实际，使百姓受到恩泽，上可成就先帝的美好利益，下可兴起无穷的大利；同如今草率变革、一味想赶快施行的弊病相比，利害相差万万。他又同同列争辩说：“保甲、保马法一天不废除，就一天有害。役法也是这样，熙宁初年用雇役代替差役，施行得太快，所以造成今天的弊病。如今又要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讨论、充分讲究后再停止争论。限定五天办理，这些弊病将会更加严重。”御史刘挚说：“如今把免役改为差役，总体原则已经端正，大的祸害已经革除。譬如病人，病根已经去掉，其余的只应当慢慢调养治疗罢了。臣担心上下那些观望的人，会抓住小小的事情，大肆张扬煽动。希望陛下和太皇太后坚持这个意旨，坚决施行而不要疑惑，不要被不同的议论所动摇。”苏辙说：“天下免役钱一概废止，大纲已经妥当获准；其中条目有疏略，不能一一列举，全在有关官司逐步修订完善后再详细办理。如果不彻底追究始末，恐怕施行之后又会产生其他弊病。请求朝廷把现有的役钱暂且仍旧用于雇役，到今年年底为止；在今年以内催促各处审议差役，确实认为没有弊病后，等今年冬天逐步拨差，从来年开始实行。这样，一方面使乡户得到详细的差役条贯，施行以后不再有人议论；另一方面，百姓已经交了一年役钱来雇役，民力得以舒缓，进退都方便。” 起初，司马光上奏请求恢复差役法，得到诏旨准许后，开封府蔡京立即限五日之内，命两县按照旧日役人数，差派一千多人充役。他急忙到东府，把这件事告诉司马光。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这样，还担心法令不能推行吗？”议论者认为，蔡京只是迎合风向，想讨好司马光，并非真心办事。因此，苏辙首先说【苏辙的奏疏在前】：尚书吕公著的札子考察核对司马光近来提出的役法文字，其中不免有疏漏。如果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再以公心加以申明并下达施行，必定能成为成法。章惇所上文字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大多出于不平之气，只想求胜。今天早晨，三省、枢密院在部堂会商，章惇、安焘的意见很不通达。况且役法本来不属于枢密院，如果议论不能一致，必然难以做到公平允当。希望陛下详细斟酌，或者选派近臣三五人专门审定后奏闻。乙亥，诏令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门审定此事并奏报。起初，范纯仁从庆州奉诏入朝。范纯仁平素与司马光关系亲厚，听说司马光奏请恢复差役法，便说：“这个法令固然不便利，但也有不能一下子废除的地方，大概治理国家只在于去掉太过分的弊端罢了。”于是他对司马光说，想暂且议定缓慢推行，先在一个州试行，观察它的利弊和是否可行，然后逐渐推行到一路，这样或许不会扰乱百姓，法令也可以长久实行。司马光不听，范纯仁叹息说：“这又成了一个王介甫了。”又拆开一封信给他看，说：“承蒙您给我看奏稿，足以看出您的用心。但这个法令只要缓慢推行并熟悉其具体办法，就不会扰民；如果仓促推行而又疏略，就会扰民。您既然知道纯仁不想急于推行，却又把更有利于坚决推行的意见给我看，大概是想让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而闭口不言罢了。闭口不言有什么难的？不仅可以闭口不言，还可以默默赞成您，使您高兴，并能在您门下自容，何必冒犯您的怒气而喋喋不休呢？如果真是这样，纯仁还不如像年轻时迎合王介甫那样，求取早日富贵，又何必白发苍苍还在这里厚着脸皮讨好您、求得契合呢？”司马光仍不听。起初，范百禄对司马光说：“熙宁初年，我任咸平县知县，役法实行后，开封府卫前有数百人被免役，百姓非常高兴。后来主管官吏追求羡余，专门刻剥百姓，这才成为役法的危害。现在只须减少出钱的数额，以宽减百姓负担即可。”司马光没有听从。又讨论州县官吏因差役而索取贿赂，应从重依加等之法发配流放。范百禄掌管刑房，坚持认为不可，并且说：“乡民受到徭役困扰，今天办事的官吏接受贿赂，明天役法废除后，他们又拿财物送给别人；如果再用重法惩处他们，将会看到脸上刺字、穿着赭衣的人挤满道路了。”司马光说：“不是您，我几乎就要成为百姓的祸害了。”

译于是停止了这件事。王安石在金陵，听说变更法令，并不在意；等听到废止役法，脸色大变，说：“竟然废止到了这种地步吗？”这个法令最终不可以废除。王安石曾与先帝讨论两年后才实行，已经把各种情形都考虑周全，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闰二月，诏令仍让各州县张榜，允许以往缴纳免役钱的人停止缴纳；又命吕大防、孙永、韩维、范纯仁等进见。四人回答太皇太后说：“役法是大事，过去征收役钱，下户很不容易，你们各自都应仔细办理。”又选任六名属官，须曾经担任知县或有差遣经历的人。又命令推行差役法，对于主张求取现成成效的人，允许各种身份的人进言，陈述各路应当审察和更改的事项。闰二月，朝廷诏旨暂不施行，这是听从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的意见。苏辙说：“近来奏请废止免役钱、实行差役，纲领已经较为妥当，但其中的疏漏错误有五点。第一，衙前役的危害，熙宁以前使人家破败，严重得如同兵火，天下都以此为苦。先帝知道这一点，制定免役法，命官府收取坊场，由官府自行出卖，用免役钱雇用役人，用坊场钱作为衙前遭遇患难时的酬劳和奖赏。第二，坊郭人户在熙宁以前有科配的劳苦，新法开始让他们和乡村人户一样出役钱，免除刺配，这个法令很便利；但所出的役钱太重，不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请下令按照现在的役钱数额裁减，斟酌确定适中的数目；把前面所说卖坊场所得的钱，除支出雇用衙前以及招募非正常纲运的费用外，平时切实积存，准备支付下面所列的费用。第三，新法以来，已经减少并确定各类役人的确切数额，实行十多年没有缺额，这说明熙宁以前旧法所定人数过多，徒然耗费民力。第四，熙宁年间散从、弓手等役，常常苦于接送，极其劳累困弊。第五，州县胥吏招募雇用来充役，不领取雇钱；如果愿意充役，就酌量发给雇钱，同时废除重法，仍从原来坊郭、坊场等钱中支出；如果不够，就差派乡户。”诏令把这些意见送交看详役法所。刘挚说：“臣看见章惇从前因为依附王安石，终于进入执掌政务的行列。近来陛下改变免役、恢复差役，人情上下没有不认为这样做正确的；章惇却想把正确说成错误，竟敢提出异议，阻挠并诋毁圣政。他宁可辜负朝廷，也不忍辜负王安石，所以章惇不被罢免，就不足以使朝廷安定、善政成功。恳请正定章惇不忠之罪，罢免贬黜他。”苏辙说：“臣近来奏报蔡京主持施行差役法，故意扰民，想败坏已经制定的法令。又说臣近来弹劾蔡京施行差役时不遵照圣旨，申请防止妨碍事项，是挟持邪说、破坏法令。”章惇与司马光争论役法之事【见《委任台谏门》】。三月，看详役法所说：“请下令各路，除衙前役外，各类役人只按照现在实际使用的数额定额差派。” 今夏，征收钱财的规定停止，不再催促；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的命令也不施行，朝廷同意了。夏四月，中书舍人苏轼审定役法。苏轼说：“臣看见先帝最初施行役法时，规定征收宽剩钱不得超过三分，用来防备灾伤，主管官吏奉行这一规定。应当统算天下的数额，实际只有十四五分；但实行十六七年，钱常常积存而不用，以至于达到三十余万。先帝的圣意本来有他的用处。愚昧的百姓因此说，名义上是免役，实际上是加重征敛。现在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应当追究体察先帝的本意，把这些钱仍在役法中发散出去，以堵塞愚民无知的说法，兴起长久而无穷的利益。现在如果想把宽剩钱全部停止，将来就没有经费；况且系官土地的数目不多，现有的钱虽然有三十万贯石，但因战争兴起而借支的已经将近一半。臣现在请求从内帑的钱帛中拨还战争兴起时借用的钱斛，使三千万贯石恢复完整，只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作为边备费用实行发给；通过募役法五七年，役费便可减少大半，农民得以富足，这是无穷的利益。”五月，苏辙说：“臣四次上章，说明蔡京任开封府知府，推行役法；他知道旧法规定的役人数目过多，近来又降旨允许州县斟酌妨碍事项，登记户册、确定差派，也没有限定日期。” 但蔡京违背圣旨，派人监督逼迫开封、祥符两县按照旧法人数，在几天之内把差派办完，想以扰民来阻挠成法。又说，朝廷近来废止免役、重新实行差役，小民刚刚免除役钱，鼓舞庆贺；士大夫因百姓高兴，便认为差役一实行，百姓就没有事了。臣愚昧地认为，免役的危害虽然去除了，但差役的弊端也不能不知道。现在除正在讨论的衙前差派、招募尚未形成定法外，其余户长、弓手、散从等役，一概定额差派，贪官暴吏私下相互庆贺。为什么呢？市井之人应役，家产并不富厚，生长以来又熟悉官府，即使想侵吞挪用，也无从下手。现在耕田种地的百姓，性情如麋鹿，一进入州县，自己已经恐惧不安；况且家中有田产，官府有所要求无不答应，如果不是廉吏，谁不会生出妄想？重新实行差役，百般扰害又会增加。听说各路已经实行这种弊端，恐怕过些年月，役人困苦之后，必定反过来思念免役的便利，那对圣政的损害就不小了。请明确降下诏书，告诫监司和长史，希望各级官吏知道朝廷爱惜乡役，和神宗朝爱惜雇役一样。前些日子约束官吏侵扰役人的条款，请刑部抄录出来，在州县张榜，使百姓知道；仍要经常督察，凡有违犯一概不赦。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得到差役的利益而没有危害，天下也会蒙受恩泽。” 七月，苏轼说：“臣奏请废止免役法的审定，圣旨不允许。臣认为差役法必定应当改革，不应当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多取百姓的钱。如果不多取百姓的钱，也足以使百姓得利。我曾经把这个意见告诉司马光，他不以为然。臣说：从前韩魏公刺举陕西义勇时，您任谏官，极力与他争论，韩魏公也不顾。过去我听您详细说过这件事，难道今天却不允许我把意见全部说出来吗？”司马光不高兴，便停止谈论。刘挚说：“朝廷忘记了免役的弊端，下诏改行差役法，天下人知道已经很久了。制定法令开始施行时，因为仓促而改变，又提出雇募的主张，想制定招募的办法，却不能完成。朝廷担心常平法的弊端，于是兼用旧制施行；还没有过几个月，就改成青苗法。后来又下诏责罚最先提出建议的大臣，而敛散之事如今又照旧施行，这是两件大事。四方都睁眼等待观察这一盛举，但朝令反复再三，怎么使天下人相信呢？臣希望朝廷反复谋划，估量确实能够施行以后再发布命令，这样到最后才能贯彻。恳请降旨划定界限：从某月某日起，役人除衙前役允许招募外，凡使院职级、弓手中截取的等级、留在曹司的库子等名目充当役人的，其余役人如果还敢支取雇钱，一律以故意违背条制论罪。这样或许役法能够早日完成，不让小人庆幸它不能成功。”

译八月，苏辙说：御史陈次升上奏，认为役法尚未确定，人心受到迷惑，请求命令详定役法所迅速议定；或者先把雇用的各类名额以及官户、寺观、单丁、女户等应当分摊出役钱的条例，先后次序地施行。州县情形不同的，等各州申报到后再裁定。承蒙诏令批示送交详定议法所。臣看详该所奏议，要求它尽早确定役人应当差派、应当雇用的类别和数额，以及坊郭、官户、寺观等应当出役钱的条例，申奏施行，下令让百姓知道定法，不再惊惶疑惑。又王觌说：听说各路州县有的役人数多，而乡村各等户数少，差役不足；从今以后，即使按次序让各等人户相互承担，将来年限满时也难以找到人户接替。即使有人户可以分作三处轮番休息、充当役人，也只能经历不多的年岁。中户应役过于频繁，力量必然困乏，议论者对此感到忧虑。臣认为不然。因为助役、免役法开始推行时，天下州郡先统计一年雇役钱和宽剩钱的数额，然后再向百姓征收。向百姓征收不能没有定法，而且还要做到平均，就必须根据各户家业多少折算成缗钱来计算。大概的办法是：一州一年雇役钱和宽剩钱若干，州中百姓家业若干，于是每贯家业每年出免役钱若干，钱数这样就足够了。” 法令虽然如此，但百姓家产的数额不可能准确掌握。实际上州县又先集合各等人户，让他们各自认定本户应缴的免役钱数，这样才足以计算一年的数额；然后命令他们报出全部家业，并告诉他们：“每贯家业应缴免役钱若干；现在某年缴纳若干钱，就相当于家业若干贯。”这些人户于是具状分列家产；如果按照应缴免役钱的数额推算，家业所得只是原数的三分之一，而且还要少一些。既然已经确定钱数多少，所谓等第本来就没有用处；但等第制度的施行又不能废弃。如果州县只采用从前不分等第而差派役人的办法，那么可以应役的人户就很少，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想让天下乡村可以应役的人户稍多一些，能够轮番休息而不困乏，就必须告谕天下郡县，恢复各户等第，并使等第较为符合实际；这样力量就能均衡，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恭请斟酌施行。侍御史吕陶说：人户贫富高下不均，如果不经常差派上户，就无法宽缓中户、下户的负担。必须斟酌立法：户数多的地方以十二年为期限，户数少的地方以九年为期限，分两次总计应役人数，均匀定额差派。如果有一贯税钱，在九年或十二年内应差役一次，那么有二贯以上的差役两次，每次各出一人。钱数更多的，还要增加新的差役；但在九年或十二年内差役三次，也不过五六人。这里说每次各差一人，并不是一次同时差五六人；仍然允许私下雇人，只是请求把这一奏议交给详定役法所裁决。癸未，吕陶说：过去嘉祐年间的差役从宽，而条文禁令大略简约，贪吏猾胥趁农夫在官府服役，便专心侵吞掠取，百姓非常痛苦。熙宁年间的免役法只令百姓出钱，由官府雇募，凡侵害农夫的行为一律禁止。但主管官吏把宽免条文弄得过于严厉，民间钱财终于匮乏断绝。陛下深切怜悯百姓，重新实行差役。臣认为两种法令如果不能相互配合，恩惠就不能完全到达百姓。既然采用嘉祐制度来差派役人，却不采用熙宁法令来禁止侵扰，那么即使没有近年役钱的劳苦，又会重新出现昔日应役的危害。伏请再次命令主管官吏，严格督责，不要拖延期限；各路役帐齐备后，迅速裁定，以完成差役法。王岩叟说：役法不便利的地方有六条。二年十一月，尚书李常说：熙宁以来改变差役法，使缴纳税赋的人家全都出钱，从民间招募人充役。时间久了民力疲敝，所以重新讨论差役法，稍微参酌古今，写成法书交给户部推行。” 天下四海如此广大，万世情势又不断变化，风俗、好恶各不相同；上户富足安定，下户贫乏困窘。富足的人把差役看作祸患，难以再做到均齐；贫乏的人认为出力服役较为适宜，希望长期休息养力，不能用一条法令治理天下。我擅自请求兼取差役、助役二法，随着时势和上下户情形取舍适宜之处，条分缕述其大概，如果这样做，百姓或许可以长久承受。恳请圣上慈悲，把它交给主管官吏进一步议论，或许能够对圣政略有补益。三年二月，学士兼侍读苏轼说：“差役法，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利，只有几名台官主持这个议论，硬说不能改变，四处窥伺等待发言的人，所以人们害怕而不敢说出来。”近来听说疏远的小臣张行者极力陈述其中弊端，谏官韩川深深诋毁他，甚至想再次把他编管流放【张行者是张述之的从孙。他说，神宗讨论纳役时，曾经把它称为助役；认为如果只实行助役，仍不能完全免除差役，将使后世既差役又纳钱，这样便会成为免役，他的考虑很深。现在废免役而恢复差役，对上违背先帝留下的谋划，对下违背百姓安定的愿望，难道能说是继承先帝事业吗？《易》谈到差役，下户一年所损失的，有些要服役几年，有些要几十年才再次服役；各等逐渐降低，危害更加深重，大概并不是圣人所说损有余、补不足以及天道有张有弛的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一三年〕 他又说：“臣担心实行此法的人会认为自己有意改变法令，却无心便利百姓。昨天改变法令，是为了天下百姓，其中不应夹杂任何私心。”他的奏疏上了十次，诏令监司取其戒励之意上报，于是事情停止】诏令说，差役法中有不便利的事项，命王岩叟、韩琦与刘安世共同审察，详细列举利害上奏。此前，刘安世说：“如今差役法已经郑重诏告，执政大臣本来就应坚守最初的议议，不要听从浮泛言论而任意改变。”六月，苏辙上疏说：“过去嘉祐以前，乡村差派衙前役，民间常有家破产亡的祸患。熙宁以后，卖出坊场来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役的痛苦。元祐初年一心想恢复旧制，一律重新差派，官府收取坊场钱，百姓承担衙前费用，四方惊疑观望；不久知道无法施行，又恢复雇役。雇役法有做得不完备的地方，只应当随着具体事情加以修订完善。但去年修订后重新实行差役，虽然保留雇役法，却先允许优先差派；州县官吏从发动人户服差役中得到好处，差役法一实行，马上就能把名额差足，雇役法虽存在，谁还肯实行呢？又熙宁雇役法实行三年，人户都出役钱；上户因为家业高强，出钱没有限度，下户过去不充役，也要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都不免怨恨。”

译中户既然亲自服差役，如今又只需出不多的钱，实行雇役法最为便利。等到元祐废止雇役法，上户、下户两等人欢欣雀跃是可以想见的，中户却反而受到危害，所以天下人思念雇役而厌恶差役，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都应当根据弊端修订法令，作为安定百姓、安定国家的办法。”六年九月，郑雍说：“元祐恢复差役法已经经历六七年，请朝廷选择监司、知州，召到三省，让他们亲自接受朝廷诏旨；先从一两个州开始，召集各县令长，采集民间关于役法的利弊，并与监司、长史共同议论，名为一州一县法。”七年九月，三省说：现在考察各路助役钱不够，每年支用只达到一半，以致狭乡县分差役频繁并行；任职官吏不体察朝廷法意，专门占有吝惜，不切实进行雇募来减轻民力。现在命令各监司、州县按照以下统一诏令施行：第一，差役人户中，三等以上户空闲四年，四等以下户空闲六年。如果达不到逐年规定的期限，就根据所缺的役人进行雇募。如果本路役钱支用不到二分，除空闲年限规定之外不雇募；另外允许役人只由三等户贴钱雇用，使其空闲达到四年；下三等户都贴钱雇用，使其空闲达到六年。” 本县计算各等应当服役的人户，除去按规定空闲的年限，各等应当差派若干户充役；如果不足以满足所需人数，就确定两种差派名额。役满后再差人接替；雇役有缺额，就招募人补足。后来户口升降，差派和雇募不能整齐划一，暂且仍依旧额；又限定从本诏旨到达之日起，由县令、县佐根据应雇人数实行招募。州县先从重役开始替换释放；已经入役的人，如果没有命令雇用州役，就雇用县役。州县役如果本来就不足，就依照最近诏旨差派次一等人户。这是在本等之内，按下户物力达到七分以上计算，不以户籍所载为定。若次等达不到十分，只以本等空闲一年计算。一切乡县役人，除已经雇用衙前役、守分役外，轮番差派仍按旧制。已经雇用的州县役，不得因此开除或另作说明。一种官府雇用的役人是弓手，先雇曾经充任弓手的人；不足时，招募勇武而操行端正的人充役，雇募者依此办理。一名壮丁，在本村应当差派的人户中，依照版簿次序实际轮番充役，半年一换。除已经在本等中承担其他役外，如果村中有四十户应差壮丁，则本村有壮丁二人的，每年由四户轮番承担，十年轮遍后重新开始。一州一路中有狭乡役役频繁的县分，募钱不足，就申报提刑司，依条款调拨其他地方的助役宽剩钱；仍不足，就申报本司，请求拨支坊场、河渡宽剩钱。所谓可拨支的钱，是除支出衙前雇食钱、酬劳纲运接送人员等费用外的剩余数额；以每年应当支酬等项费用的十分为率，每年留二分作为准备衙前等项支用的钱，一千贯；其余的钱留存五年，积至一千贯后不再桩留。如果仍然不足，就申报户部，照此调拨其他路逐年免役宽剩钱中的助役钱，仍按旧制每年存留一分。如果现今已经有宽剩钱以及历来积存的钱，就自行按五分桩留；有支出时便补足。一切差派军队接送、属于代替雇钱的役人，按照已经使用的军人身份领取钱物；年终时，命提刑司拨还转运司，其余依旧条办理。一切重役人口都应当按规定替换释放；已经招募的人仍旧在役，愿意领取雇钱的听其自便。一切后来招募到的役人，必须有产业并缴纳税赋，不得招募有疮疾、曾经赎罪或犯过刑的人以及各种工艺人；还要召集两个有产业的人作保，每人的数额不得超过旧日募钱数。衙前役中，如果人户愿意依照陕西镇戎、德顺军、熙州的衙前法，以官田充作招募费用，听其自便。官田应缴的租税，就从坊场、河渡钱中拨还所属机构。诏令全部依照先前的办法施行【元祐对役法如此留意，可惜不久又被绍圣破坏了】。秦少游进议说：役法的议论长期不能决定，主管官吏阅览四方文书，彼此牵制、优柔寡断，相互观望而不能裁决，已经两年了。虽然略微修改删定，写成一时的法令，想求得一个月的成效，最终仍未确定到足以使人心服、流传万世而不生弊端的程度。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士大夫各自偏执，并且各有系恋吝惜，不能以至公之心处理罢了。役法这种制度，科条品目虽然曲折不同，不过是差役、免役两种办法而已。差役法虽然说是轮番任用府中吏胥徒众中的人，几年更换一次，但捕盗的人奔命不暇，主管仓库的人准备赏赐没有等级，粮仓因飞挽运输而空竭，资产因厨传供给而破败；执事者忧虑它的弊端，于是改成免役法。免役法虽然说是每年让内外百姓都轮流出雇钱以免亲身服役，但平摊钱额甚至涉及房屋，核查财产又涉及车马；把富户多出的钱聚敛起来作为宽剩，把钱厚积起来作为封桩，弊端又超过差役了。大概差役法没有弊端，就不会产生免役法；免役法没有弊端，今天的议论也不会兴起。士大夫在嘉祐以前任用时认为差役正确、免役错误；在熙宁以后任用时又认为免役正确、差役错误。私意在内心摇摆，公议便在外部改变。唉，难道只是两年不能定论吗？即使十年不能定论，也不足为怪。希望诏令主管官吏不要受新旧之争牵制，不要拘泥于差役、免役的名称，完全取两法中适用于今天的部分，另编成一书，称为《元祐役法》，这样嘉祐、熙宁两朝的大臣也都会默然心服了。丁未，朱勃论述免役法的利弊，诏令送户部看详役法所审察。丁卯，中书省说：考察推行差役至今已经十年，百姓苦于差役扰乱，议论者前后改动不一，始终没有形成确定的法令。诏令府界和各路恢复免役法，仍以诏旨到达之日为开始。闰四月，权荆湖提刑安惇说：差役法实行九年，始终没有办妥，希望恢复熙宁旧法，命百姓平均缴纳役钱。诏令送户部看详役法所审察。五月，张商英说：梓州路有职官张行者，元祐年间上疏七十次，请求恢复免役法。中书省的公文再次下达转运司，要求取具责罚、勉励的意见。臣不明白户长、部贰，竟敢堵塞朝廷内外的耳目，请追究此人，依据实际情状议定法罪。枢密院说：户部看详役法所申报各路恢复免役法，尚未审定是否合适？应当依旧施行免役法。诏令一并依照熙宁旧日敕令施行。

译绍圣三年五月，孙谔说：“免役法是一代的制度。如今官府役人的数目和雇值，果真都不过是让百姓出钱吗？果真没有不均的弊端吗？官府役人的数目，元丰年间比元祐年间虽然多，元祐年间有所减少，却未曾耽误事情；既然如此，多不如少。散役人的雇值，元丰年间较重，元祐年间虽然较轻，却未曾使役事荒废；既然如此，重不如轻。那么元丰法难道不如元祐法吗？”回答说：“大纲既已确立，却不能不有所增减，这是因为具体条目很多。数额减少、雇值减轻，百姓出钱较容易，所以法令可以长久实行。恳请广泛采纳群臣意见，不要把元丰、元祐作为彼此区别的依据，只要便利百姓，没有不均的忧患，就裁定成书，留给后世；这样先帝的功业就会像日月一样光明。请陛下诏令二府大臣议论。”翰林学士详定重修敕令，蔡京说：“孙谔所说的役法，臣详察他的意见，认为他所说的是：元丰年间数额多而雇值重，元祐年间数额少而雇值轻；多不如少，重不如轻，这显然是说元丰之法不如元祐之法。他又替自己的奸邪言论文饰，说随着时势有所增减是错误的。先帝劳心思考，因时制宜，役数和雇值的轻重增减，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研究后制定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它不如元祐呢？” 元祐年间的人诋毁、歪曲、诬陷、欺罔先帝，是忠臣义士都应共同憎恨的；孙谔却在陛下追述绍继先帝功业之时，故意说出这种话。臣对此十分惊骇，恳请陛下留意审察。”诏令孙谔罢任左正言，出任广德军知军。《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二 （宋）彭百川撰写 熙宁、元祐年间关于青苗的议论 皇祐五年三月，任命陕西转运使李参专门负责设置和管理解盐，接替范祥。当时李参任转运使已经五年了。自从军队兴起，戍守士兵苦于粮食不足，李参观察到百姓缺粮的时候，命人暗中估算粮麦的收入，预先借给官钱，麦子成熟后偿还。这被称为苗钱，几年后军粮有余，后来青苗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熙宁二年，王安石主持变更法度。九月，三司条例司议论施行青苗法。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督运陕西，奏请发给几千名僧人的度牒作为本司推行青苗法的本钱，春季发放，秋季收回，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合。到这时，请求先在河北施行。丁卯，三司条例司说，想用各路常平、广惠二仓的粮食，粮价贵时发出，粮价贱时收进，像陕西青苗法一样，并且听取百姓自愿，这样或许农民不至于缺粮，能及时从事农事，使兼并之家无法乘人急迫之时谋利，朝廷同意了。十一月，司马光进读完毕，皇帝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士大夫就喧闹，都说不可。”司马光说：“朝廷发放青苗钱，这件事不便利。”吕惠卿说：“司马光不了解这件事。富室放债会危害百姓，由县官来做，才是有利于百姓。”司马光说：“过去太宗在河东实行和籴，购买粮草供给戍兵，直到今天仍成为深重的弊病。朝廷虽然知道它危害百姓，但因为用度不足，无法挽救。我担心青苗法的危害，也会像河东和籴一样。”吕申说：“司马光的话，可以说是最正确的议论。”三月，春季，诏令各地发放青苗钱，不得强行摊派，违犯者依法处置。学士范镇说：“常平仓起于汉代盛世，根据粮价贵贱发放和收取，以便利农民和商人，是最接近古制的办法，即使唐尧虞舜的政治也没有不同。” 青苗法却起于唐朝衰败之时，不值得效法。况且陛下痛恨富民多取利息而只少取一些，仍然如同走五十步的人嘲笑走一百步的人。只请求陛下观察天地运行、万物生长的道理，停止施行青苗法。”右正言李常、孙觉也说：“王广廉最近到京师，倡议采用取三分利息的办法；又听说制置司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请明确诏告主管官吏，不要强行施行，暂且试行。”河北、陕西等数路，王广廉先在河北推行，百姓喧然说不便利；王广廉入朝奏报，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