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二

译说民间欢呼歌颂圣德。言官交相攻击此事，朝廷不得已才下达这道诏令。庚申，提典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说：“人户现有应当借取的粮食五十余万石，如今又发放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怕民力承受不了。”诏令把此事送交条例司，并召来提举官告诫。此前，侯叔献屡次督促吕景发放青苗钱，吕景认为京畿地区的课利没有盈余；条例司又另取购买陕西盐钞的钱五千万作为青苗钱，于是吕景再次这样上奏。三年二月初一，韩琦说：“淮南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广惠仓司发文办理发给青苗钱的事。臣认为，国家颁布号令、制定法制，必须使自己的话可信，让百姓得到实际利益，这样四方谁会不欣然服从呢？” 详细考察熙宁二年诏书，它的本意在于优待百姓，不让兼并之家乘百姓急迫之时谋取加倍利息。利息都归于百姓，官府并不从中获利，这就是先王散发恩惠、兴利惠民的意思。如今从第一等户以下到第三等以上的坊郭户，只要有产业可以抵押留存，就依青苗法发给借款；这与官府放取利息、最初抑制兼并之家以救济贫困的本意相违背，想让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况且上户看见官府给中户发钱，谁不愿意领取？本户夏秋两季各有税赋，又有预买，还有转运司和买等各项缴纳，历年应当借贷的麦种钱等名目很多。现在又增加这一项青苗钱，从制置司到一路官吏上下惶惑，都说如果不强行摊派，上户必定不愿领取；近下户等即使领取，也必然难以催收，将来势必实行刑罚督促，并强令干保人等均摊赔偿。大体说，兼并之家放债取息，虽然利息稍厚，但因为欠债时官府不允许接受其债务，何况旧债尚未偿还一半，早已又获得新的贷款；兼并之家既有本钱，所以能够相因延续，逐年取利。现在官府发放青苗钱却不是这样，必须在夏秋随税缴纳；灾伤达到五分以上，允许分科催还；如果连续两科发生灾伤，官府必然没有本钱继续发放，官本也会因此亏失。它的危害就是这样。” 更希望圣明广泛访察，如果臣说的没有虚妄，请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委任提典刑狱，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癸亥，皇帝亲自拿出韩琦的奏疏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在外任职仍不忘王室。朕起初认为青苗法可以便利百姓，没想到竟然会这样危害百姓。”王安石勃然起身，因而诘难韩琦的奏疏，说：“陛下修订常平法是为了帮助百姓，至于收取利息也是周公遗留下来的法令。”曾公亮说坊郭户不应发放钱，陈升之说只是担心州县怕麻烦而不肯征收，所以才强行摊派给上户。王安石说：“强行摊派恐怕确实会有，但等到对此严厉施行贬黜责罚，弊端自然会绝迹。”此前程颢说成都不可以设置常平，王安石极力认为不可，说：“臣议论这件事已经几十万言了，陛下还这样怀疑，事事都被异议迷惑，天下的事情还怎么能够办成呢？”回答说：“总要听尽众人的意见。”第二天，王安石称病不上朝。王安石主持政事，主张青苗法【见《安石门》】；司马光论青苗法【见《新法门》】；赵抃后悔没有废止青苗法【见《安石门》】。甲申，把韩琦论青苗法的奏疏交给条例司。李常说，其中尤其严重的，是竟使善良百姓承担备办缴纳费用，虚认贯数以转取二分利息。皇帝看了李常的奏疏，问应当如何处置。王安石说：“让他说明究竟是哪个州县。”曾公亮、陈升之都说：“谏官只是听到传闻而进言，怎么可以让他说明具体州县？”曾公亮说：“王安石只是想让自己的议论获胜罢了。”皇帝最终命李常作出说明。己酉，韩琦说：“臣已经年老多病，希望罢免臣所任的河北使，改任大名府路安抚使。”皇帝同意了。实际上，这是王安石恼怒韩琦阻挠青苗法的结果。当时陈留也不敢发放钱，知县姜潜称病离任。皇帝又催促司马光入朝进见，司马光说：“应当早日收回枢密院的告敕。”皇帝同意

译了。三月，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请求废除条例司和常平使者。四月，李定权任监察御史里行。李定平素与王安石友善，孙觉从淮南回来，极力推荐李定，于是召他到京师，他陈说青苗法的便利。王安石很高兴，便向皇帝推荐他，请求召见，并对他说：“你上殿时，应当把这些话全部向皇上说明。”等到进见皇帝，皇帝果然询问新法，李定按照王安石教给他的话回答。皇帝批示交给中书省，想任用李定为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认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坚决争论，于是改命，不撰写任命李定的词头【见《官制门》】。三年十二月，开封府判赵瞻任邓州知州，赵瞻因出使而获得奏事的机会。

译皇帝问：“卿长期担任监司，竟然知道青苗法便利吗？”赵瞻回答：“青苗法在唐朝末世实行时，扰乱之中搜刮百姓财物，确实有利于官府；现在如果要为长久打算，爱护百姓，确实不便利。”王安石暗中派党羽俞充诱导他说：“应当以御史知杂的职位相待。”赵瞻没有答应，因此不能留在京师。当时赵瞻出使尚未回来。元祐元年三月，朱光庭说：“臣计算天下青苗钱的数目，除去先前已经支发的以外，现在存有的钱还很多。希望把一州现有的钱数交给监司斟酌，根据各县户口多少，并用来收购粮食；存留的斛■〈豆斗〉，在丰年提高价格收购，在小饥荒时降低价格出卖。”诏令户部指示各路提刑，斟酌收购粮食的数额后上报。夏四月，王岩叟说：“臣看到圣旨，提举官多年积蓄的钱粮财物，全部积存为常平仓的钱物，委托提刑交割并主管，依照常平仓法办理。士绅议论说朝廷恢复了这一制度，就免除收取二分利息了。如今看到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又重新建立常平钱粮发给、收取并出息的办法，朝廷内外没有不再次怀疑朝廷以逐利为事务的。难道青苗法全都以取息来帮助费用吗？还是以救济养育百姓为主呢？如果以帮助费用为主，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以惠养百姓为主，那么十六年以来，只看见百姓日益陷入困穷，而官府自己还不知道。恳请诏令主管官吏废除它，天下将非常幸运。”五月，御史上官均说：“臣希望施行闰二月八日的诏书，废除青苗法，恢复常平平籴之法，作为万世共同的利益。” 六月，苏辙说：“青苗法危害百姓，是朝廷所忧虑的事情；废止却没有废尽，停止后又重新讨论实行，使天下怀疑朝廷是在谋求利益，这是臣深感痛惜的。恳请追还并停止近来下达的青苗法指挥，诏告天下，今后不再发放青苗钱。”王觌说：“神宗即位之初，执政大臣建议废除常平法，发放青苗钱，士绅的公论都认为不对，但主持这一议论的人坚持得非常牢固。先帝圣明，于是独断决定，命令取常平钱斛留存一半；这说明先帝认为常平法不可废除。希望废除青苗法，依照今年二月九日的敕令施行常平法，以完成先帝的意愿。”刘挚说：“如今看到吕惠卿被责罚降职，制词中有‘首先创议青苗法’的话。既然以提出这一建议为罪，那么就是朝廷知道青苗法不可施行。恳请恢复常平法，使天下得到安宁。”秋七月，苏辙入朝进言：“臣近来奏请废除青苗钱，希望把臣僚前后所上的奏疏全部取出，斟酌施行。”八月，司马光上札子，请求分等收购和出卖粮食。此后，王岩叟说：“臣看到昨天降下的朝旨，文字虽然详细却不通达，四方来的人更加怀疑它不便利。请依照旧法，不要分别设立三等，也不要再申报请求本州及上司的指挥；其余新近降下的朝旨，另行颁布。” 庚寅日，刘挚说：“臣近日因为惠卿责降诰词中有‘首建青苗’的话，而青苗法并没有废止，曾经详细上奏论列，却没有得到采纳。希望依照今年二月的敕文，按照常平旧法施行。王岩叟、苏辙、朱光庭、王觌说：‘臣等多次上奏请求废罢青苗法，都没有得到交付外朝施行。如果众议一定认为废罢是对的，请早日降旨裁断，以安慰民心；如果认为不对，请明白施行贬黜责罚，以惩戒臣等妄言狂率。’六月，司马光说：‘青苗钱对百姓的危害极大，臣僚前后上言的并不止一次。现在希望普遍下令给各路提刑司，常平钱粮只令州县依照旧法，按时买进卖出；青苗钱则不再发放。过去所欠的二分利息全部免除。’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当初，范纯仁因为国用不足，建议恢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下达诏旨，大概是范纯仁的主意，当时司马光正在休假，没有参与。后来召见谏官，大家都说不应施行。司马光不久写奏札请求约束州县，不得强行摊派；苏辙又封还诏奏，请求废罢青苗法。司马光这才完全醒悟，抱病勉强入朝回答说：‘近日不知是什么奸邪之人劝陛下恢复施行这件事。’范纯仁惊恐变色，退后站立，不敢说话。青苗钱于是废罢，不再发放。王岩叟等所说的大臣，实际指的是范纯仁。中书省录黄送来后，苏轼上奏说：‘臣看免役法已经全部革除，青苗法却只是沿袭旧法而略加损益，想要实行的正是“每月偷一只鸡”的做法。熙宁的法令本来就不允许强行摊派，如今虽然再次禁止，危害仍然存在。而且官吏在发放青苗钱时，必定会聚集酒坊，设置音乐，售卖酒水，百姓甚至有空手回去的。每次发放青苗钱，酒税就突然增加，这是臣亲眼所见、因而流泪的事情。二十年间，因为拖欠青苗钱而卖掉田宅、子女，投水、自缢的人，多得数不清。朝廷难道忍心再次施行吗？让百姓只图一时使用钱财，却不考虑日后催缴，实在不是良法。如今已经施行常平买进卖出的办法，除了惠及百姓，官府也略有收益，何必收取二分利息而招致无穷怨恨？臣深感惋惜，希望降旨今后不再发放所请借的钱，等到丰收之日，分作五年十期，随两税一同缴纳，这样或许能使农民得到喘息，也可免遭后世讥议。上述录黄，臣还不敢下发。’十二月，臣僚上言：‘朝廷停止发放青苗钱，命各路提刑司委派丰收州县广泛买粮卖粮，本意是想经常有储备；而户部却请求在不收粮的年份计算年计，这违背了朝廷养民的本意。’ 请下令各路转运司，凡应当买入的粮食，不论先后次序，都令常平仓收买。”诏令同意了。熙宁、元祐年间关于市易的议论。

译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日，诏令说：“天下商人把货物运到京城，大多受到兼并之家的困扰，应当拿出藏库中的钱帛，选派官员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在此以前，有个叫魏继宗的人，自称草泽，上书说：“京城是百货聚集之地，市场没有固定价格，贵贱相互倾轧，富人能够夺取穷人的利益，这样才可以治理天下。”于是中书省上奏：“在京市易务设监官二人，提举一人，勾当公事官一人，允许召募在京各行铺户的牙人充任本务行人。”牙人遇到客商货物不愿卖给官府的，允许在市易务中投卖；勾行人与客商按公平价格，根据行人所需要的货物数量，先支给官钱购买，并不强行压迫。如果不是行人所需要的货物，而价格确实可以收储转卖，也委派官员转卖收买，按照当时市价出售，不过是取得利润。因此下达这道诏令，任命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又赐库钱一百万缗作为市易本钱，其余用交钞及折博物支付，命三司供给。当初，三司请求制定市易十三条，其中一条说：“兼并之家谋求多取利益，有害于新法。”市易务宽大监察，把这件事申报三司，准备依法处置。御批删去了这一条，其余全部批准。御史刘孝孙说：“这正可见陛下宽仁爱民到了极点。”王安石说：“孝孙称这是圣政，臣认为这正是圣政的缺失。”皇帝说：“如果只是设置法令来倾抑兼并之家，那么兼并之家自然不会造成危害。”王安石说：“如果不明确制定法令，只设置办法互相倾轧，那就是纸铺孙家所做的事。”五月，吕嘉问说：“把泥内酒坊等处连成三个灶，每年可节省柴四十余万；推及一县，可节省三十三万斤；估计各州每年可节省柴钱十六万缗。”最初提出连三灶办法的是王靖，王靖改定三灶法，常震也请求给予奖赏。诏令王靖升迁为大将，免除磨勘五年；常震不受选限，试任国子四门助教，并赐曹州酒坊钱三千缗。七月，诏令在京商税院、杂买场、杂卖务全部隶属于提举市易务。闰七月，先前皇帝批示给王安石说：“听说市易务办事极为苛细，市场上的人怨恨诽谤，认为官司逐渐把天下货物都收归官有，自己经营，可以下令让它只照旧办理。”魏继宗原先筹划的办法便施行了。王安石禀告皇帝说：“陛下所听到的如果确有事实，请宣布给臣看。”皇帝说：“听说设置奖赏捉拿不来买卖的人。” 王安石说：“这件事尤其可以知道是胡说。”吕嘉问说：“事情到了臣这里，臣不知道果真有此事；如果臣是以聚敛钱财误导陛下，那么陛下应当知道臣一向的行为。若臣不是这样做的，就没有理由发生这种事，请容臣追查核实，另行详细奏报。”冬十一月，皇帝对王安石说：“市易务确实有收买果实的事吗？这未免太烦琐了，现在罢掉它怎么样？”王安石说：“市易司使百姓在上面受官司强行购买的困扰，在下面又受兼并之家收取利息的痛苦，于是投状请求借官钱取息，实行仓法供应官府果实。自从立法以来，贩卖者比过去都能立即拿到现钱，行人比过去官司和兼并之家所耗费的减少了十分之七八，宫中又得到优质果实供应。这些果实过去都是逐家供应，等到多次查验事情，原来确实如此。陛下认为这损害国体，臣认为并非如此。”皇帝笑着说：“买到的果实比过去好得多，行人也极为便利。行人都是贫困的，应当免除他们的利息钱。”王安石说：“他们比过去已经各自苏息了，为什么还要免除利息钱？”六年春，枢密文彦博说：“臣近来上言市易司派官员监督卖果实，损害国体，聚集民怨，请求停止。如今已经过了十天还没有施行。凡是衣冠之家尚且不能从市场牟利，缙绅清议都不容许，堂堂大国难道还要汲汲求利，任凭众议非难吗？” 王安石说：“陛下近来发放百姓所借粮食至二百万，支给军队每人十斗全粮，一年增加的费用也有数十万缗。天下谁不知道陛下不以货利自肥？难道已经花费这么多，反而要从果实中收取缗钱利息来谋利吗？”文彦博所说的事于是被搁置，没有答复。六月，提举在京市易务上奏：“三班借职张吉甫任本界勾当公事，辞谢说自己现在是李清臣的指挥使，正处于降谪之中，一旦舍弃他，在道义上不安。”皇帝叹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张吉甫陈说的义理很高，远比李清臣贤能，可以成全他的志向。”王安石说：“起初听说张吉甫很有办事才能，如今所陈说的却是他的个人义理；朝廷任用人才，正应当如此。”起初，韩绛任宣抚使时，李清臣受其征辟，后来韩绛没有成功而被贬，李清臣为保全自己，多次诋毁韩绛，所以皇帝轻视他。七年正月，派李■〈木巳〉考察成都府设置市易务的利弊。皇帝问王安石：“纳免役钱怎么样？有人说挑汤瓶也要出钱，有这回事吗？”王安石说：“姑且说挑汤瓶要出钱，必定有人这样说。陛下为什么不宣布此事，交给有关部门核实？像市易司这样的事，若不是吕嘉问，谁能守法而不回避左右近习？” 这不是因为吕嘉问为自己辩解而触犯近习，而且这件事臣亲自一一办理，也颇费心神，正是不愿背负自己所学、为天下制定法令的责任。”皇帝说：“士大夫认为不便的很多。”王安石说：“士大夫有的对朝政不满意，有的和近习内外勾结；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让近习这样能够兴办治功的。”起初，吕嘉问提举市易务，倚仗王安石，欺凌怠慢三司使薛向，并且多次谈论市易事务以及曾布。薛向接任三司使后，向来知道吕嘉问骄纵放肆，心中不能平衡。后来听说皇帝多次以市易事务苛细责问中书省，便想改弦更张，却没有机会。当月丁巳日，皇帝夜间下手诏赐给曾布说：“听说市易务近日收买货物，有违朝廷立法的本意，可以详细具奏。”曾布在崇政殿答对，详细奏报所听到的情况。皇帝看后，惊喜之色显露出来，对王安石说：“曾布说市易不便，你知道吗？”王安石说：“知道。”皇帝说：“曾布说得怎么样？”王安石说：“曾布今天上殿，一定会亲自说。”于是留下来奏对，说：“市易的事情，曾布和吕嘉问彼此不和。曾布所说的已经送到中书省。”当天晚上，皇帝批示询问王安石，担心吕嘉问确实欺罔皇帝，而不是曾布出于个人愤恨。

译王安石详细上奏说明并非如此。于是诏令他和惠卿一同追查市易司不便的事情。王安石的意向偏向吕嘉问，不认为曾布所说正确，所以让惠卿置身其中。曾布接受诏令，与惠卿共同追查市易事务。四月，皇帝批示可以让曾布、惠卿一处审问。皇帝又亲笔写札子赐给曾布，命他前来答对。曾布立即详细陈述行人的诉状，并把惠卿奸诈欺骗的情形上奏。曾布答对时，皇帝安慰晓谕了他很久，因而说：“惠卿确实不能再共事了。”当时皇帝决意要按问治罪，王安石最终不肯舍弃惠卿，改用其他官员。惠卿上奏请求翻覆审查，大概是谋求变更这件事。皇帝对此产生怀疑，所以仍然把事情交给两人。五月，中书户房核对市易司事务，以及曾布追查市易违法之事，诏令章惇、曾孝宽到军器监设置机构追查上报。八天以后，曾布在延和殿答对，说明户房意见不同的原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曾布于是说市易已经设置狱案，自己早晚会被贬黜，从此一定再也不能得到皇帝召见。皇帝说：“你作为三司使，所属部门违法，有什么罪？”曾布说：“陛下认为我无罪，却不知道中书省的意思如何。况且臣和章惇有嫌隙，如今却让章惇审理此狱，其用意已经很明显了。” 皇帝说：“有曾孝宽在，事情既然交付狱官审理，未必不会秉公。”皇帝安慰劳勉他说：“你不必这样，从今以后不再召你答对。”后来过了八十多天，曾布才被贬。六月，皇帝批示提举市司奏报两年收取息钱九十六万余缗，而历年朝廷诏旨已经支出九十五万缗，命令核对是在哪一月下令、支往何处。【新本也删去了这一段，后来又保存下来，这可以作为欺罔的证据。】八年，吕嘉问兼任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说：“大概自秦以来，还没有用专卖制度控制兼并之家的办法。臣认为，如果市易司能够控制兼并之家并治理财货，那么法令颁布或不颁布，都不用担心没有财用。”提举市易司原定为刘佐、韩绛。韩绛坚决争辩，认为刘佐不应获得这项差遣。王安石说：“市易司一向由官司举荐，不需要另立条制；而且七八万贯的场务，必须交给有能力的人。”韩绛仍然坚决争辩。王安石认为这样做会废弃法令，拜了两拜请求辞去宰相之位，说：“宰相不能这样做。”皇帝惊讶地说：“这是小事，何必如此？”韩绛说：“小事尚且不争，何况大事呢？”最终罢免了刘佐，韩绛就任。元丰二年正月，诏令按照市易旧法借赊钱，以田宅或金钱作抵押的，由三人作保即可发给，利息都按十分之二收取。超过期限不缴纳的，每月罚钱百分之二。贫困而无赖的子弟领取官货后不能偿还，利息和罚钱越积越多，官府拘捕囚禁、督促责罚，最终只是留下虚假的数目。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地、布帛作抵押的减免利息；没有抵押、只靠相互担保的，不再发给。元丰二年正月以前，除本金、利息以外所欠的罚钱全部免除，共计数十万缗。欠本金和利息的人延长期限一年半，众议颇为满意。八年四月，又诏令在京城以及西州、泗州设置的货物等场全部罢废。中书省今年正月九日的赦书说：“内外人户现今所欠的市易钱物，以及强令所属部门核查原先借贷所请的本金、利息等钱，都要把已经缴纳和现今所欠的数目详细列明上奏。”其中的息钱应当议定减免，但在京城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依照赦书上报。诏令刘拯等到御史台设置机构，核查欠钱的大户免放七成，小户全部免放。六月，诏令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除依敕令免放的钱外，应缴纳的本金特别展限三年。八月，户部奏称，核查各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当以来，兼查镇寨市易抵当，已经按照诏旨不再兴置。现在考察后认为，除各路州军抵当收息账簿可以保留外，各州县市易及其他地方的一切都可以裁省罢废。诏令同意了。【抵当原本没有废罢，只是罢废市易。】十一月，兵部员外叶祖洽上奏：“市易所欠的钱虽然有宽限期限的恩惠，但是民力已经困敝，必定无从偿还。希望敕令有关部门核查，确实无力偿还的，特别予以放免。”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日，朝散大夫吕嘉问出任淮阳军知军，因为孙升说市易法刚开始施行时，吕嘉问实际主持其事，欺骗皇帝、破坏法令，所以有这一任命。闰二月，录用已故左侍禁李公度的儿子李适，因为李公度曾任熙州市易监，收取息钱十八万有余。诏令户部，对各路人户现今所欠的市易钱，一律免除。苏辙说：“蜀中榷茶、市易等事务现在交给郭槩核实事实，但郭槩完全不指出实际弊端。比如市易比较收取息钱，起初是韩玠拿灵泉作标准，务求多取息钱；郭槩因为他的叔祖韩缜任仆射，不敢核实真实情况，反而胡说韩玠从未按户口比较息钱，又替韩玠巧言辩解，附和下情、欺骗皇上，按情理不能宽恕。臣请求降旨先罢免贬黜郭槩，前面所说的事情另行委派官员核实办理。”诏令郭槩另行差遣；关于卖盐、市易的事情，命令黄廉先行核实上报。己酉日，诏令市易务现在计置下来、准备买给外国使者的物品五万余贯，命令按照现有数目供应出售；等到开始计置时，命令行人照旧供应。元丰四年西驿买卖的物品，命市易务负责认领出售，朝廷以后不再施行原来的诏令。又诏令，凡内外监理市官所欠的钱，在京城委托太仆寺办理，开封界内命提点诸路转运司办理，限一个月分别追索各户原先领取的官本；允许用已经缴纳的息钱、罚钱抵充，官本缴清后立即免放；坊场净利钱也按此办法，用已经缴纳的罚钱抵充净利。对于仍欠官本和净利、产业已经用尽且没有抵押担保，或者本人及担保人孤贫的，暂时停止催理。至于以前积欠的免役钱，减免一半，其余分作三年，随夏税一并缴纳。本月四日的诏令不予施行，是因为苏轼上奏。七月，苏辙说：“请求把欠市易钱的人户所缴纳的息钱、罚钱总数合并计算，抵扣已经缴纳的款项以及所请官本的数目，立即予以免除。承蒙恩准依此施行，恩德广泛施及百姓。然而听说京城下户贫家起初多用假名借新还旧，因此无法合并计算息钱，免放的恩惠大多只施及上户。臣近来亲自询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告诉臣：如果把所欠二百贯以下的户一律免除，所放的钱最多，事情也最公平。臣考察他的说法，因为人们所欠的都是利息，如果把现今所欠二百贯以下的一律免除，钱数并不多，希望特别予以免除，或者趁将来赦书、明堂诏令下达时施行，或者再转令各路施行，这样细民就会感戴恩德，国家也会得到无数好处。”

译其中的好处多得数不清。□其中吕嘉问主持创设市易，危害百姓最深，虽然已经责罚贬降，但仍然在民间有牵涉，更请求加重流窜，以向天下谢罪。宋肇的三道札子，全部抄录进呈如下。八月，李常说：如今常平、坊场免役钱的积余共五十余万贯，分散在各州县，钱贯腐朽而不能使用。起初是因为货币流通可以救济百姓，臣希望请求命有关部门商议，在各州县分别设置平籴司，选人主持，仿照古代平籴粜法，按照平价足额公开收敛；等到价格上涨时，酌量减少几分再出卖，但不得亏损原价，并以有利于农桑百姓为先。这样或许能使货币流通，天下四海都蒙受福泽。二年三月，梁焘上奏说：听说朝廷下旨拘收现今欠官钱人户的产业，臣切实认为不应这样。命令一下，民情就会惊扰，很有违陛下使四方安静的本意。请求降下圣旨施恩，展期办理追索，以安定百姓之心。四月，李常说：朝廷自元祐以来，以圣明政治为先，以慈仁为根本，以爱护养育百姓为职责，本应使和气感动上天，吉祥的征应普遍降临。然而入春以来，时雨失常，惊动圣心，祈祷禳灾、修身省察，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小雨已经降下，最终仍未能充分滋润大地。臣想到如今人情尤其郁结，贫弱者仍然困苦。只有市易这一件事，自从恩准免除二百贯以来，所消减的也并不多。过去说有三万缗，现在只剩四百余缗了；过去说有一百余万缗，现在才剩二十九余贯了。已经免除的既然不少，仍被追索的却尤其不幸，穷困之情还没有得到舒缓。臣担心和气正是因此没有普遍降临。臣任职户部，凡是一文钱的金、一尺帛，都无不替朝廷爱惜。如今希望以免除为事，实在是因为上面会损害圣政，下面会扰乱至和。伏望陛下果断决定，不要疑虑，奋然独断。五月，诏令凡因市易增加羡余而获得酬奖的官员，只有已经身亡、退休以及磨勘期限获减一年以下的人，全部免除追究。吕嘉问追削三官，展宽磨勘四年；吴安诗追削两官；贾昌卫追削一官。三年三月，诏令停止出售市易司元丰库的物品，这是听从三省的请求。十月，刘安世说：新利路转运判官韩玠，元丰年间奉命出使蜀道，推行市易法，过于苛刻急迫，以至于让县官亲自使用升斗计量，也难免受到凌辱。陛下即位之初，尚且因为有人说韩玠残酷刻薄而宽待他，朝廷还认为其中有疑问，于是交给别的机构核实。当时韩玠的叔祖韩缜正任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槩畏惧回避权势，没有上奏这件事。陛下责备他观望，先行降职贬黜；后来维持韩玠执政时所犯之罪，却没有追究到底，如今突然又恢复原来的任命，还有什么可以惩戒的呢？伏望收回新的任命，以符合公议。八年二月，尚书省核查得知，市易欠负已经下达诏令，今年正月朝廷旨意规定，每户五百贯以下的依赦免除，大姓仍不得超过三保。属于应当免除的人户，不再另行奏请裁决；其余各种系官欠钱物中，只要有一项少于欠缴科名，合计名下各项欠数五百贯以下的，一律免除。奉圣旨，每户分别按照各次、各名目的数目免除，不得超过三项。已经属于应当免除的人户，不再奏请裁决（阙页）。熙宁、元祐年间关于保甲、保马的变更。

译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日，中书省说：司农寺制定九县保甲条制，先在开封、祥符两县选派官员，把民户编成保甲，等到编成次序后，再逐渐推及其他县。诏令同意。此前，同勾管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赵子几说：近年来盗贼遍布，公然成为百姓的祸害。现在想依照旧日保甲制度，各自设立首领，使他们互相统辖，并制定捕盗赏格，于是下令司农寺详细制定。到这时，增删修订后施行。后来，皇帝对王安石说：使用募兵和民兵也没有什么不同。王安石说：如果徭役过于困苦，就会发生变化；然而募兵多是浮浪之人，不像良农。皇帝说：民兵虽然好，只是会妨碍农事，怎么办？王安石说：先王把农民当作兵，让乡遂之民兼寓军旅之事；如今边境农民没有编成什伍，也不知道作战守备的方法。皇帝说：只是民兵，不能指望他们作战守备，怎么办？王安石说：募兵和民兵没有什么不同，只看将帅怎样使用罢了。四年三月，皇帝召台府官员到资政殿答对，文彦博说：保甲以五家为一保，还可以；如今竟然以五百家为一大保，那么骚扰劳苦可想而知。文彦博又说：祖宗的法制都在，不必更改，以免失去人心。皇帝说：更改法制，对士大夫确实有许多人不高兴；但对百姓有什么不便呢？王安石说：法制虽然都在，财用应当充足，中原应当强盛；如今这些都没有做到，不能说法制完备。甲午日，皇帝批示枢密院命令教阅，词诉一并交提点司按察。八月壬寅日，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从先说：本路有枪手一万四千人。如今编排保甲，如果每两丁抽取一人，可以得到丁二十五万八千；如果每三丁抽取一人，可以得到丁十三万四千，即使按少的计算，也仍是枪手的十倍。希望委派本路都监二人分别主持教阅。诏令司农寺详细制定条约上报。后来规定，户等在第四等以上、家中有三丁的，抽一人为兵；每一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每月轮流教阅一次，每三天比较考核一次，技艺高强的先行放归。李宜之请求废罢保定军，□派官员前去察看，但众人进入军卫，请求保留编额，十分喧哗。李宜之认为这是派去的官员故意放纵他们这样做。王安石禀告皇帝说：陛下想把河北百姓编成什伍以供使用，如果这样而不治理，往后就不能使用了。世京因不能禁约，所以也受到责罚。保定军最终没有废罢。翰林学士曾布等说：近来司农寺、兵部检正所立的法令，臣等现在已经修成义勇、保甲和养马三条法令。诏令兵部施行。七年，诏令开封府保甲免除本人夫役三个月。诏令各军只令都总管司施行。此前诏令五路自安抚使以下，提举各军义勇、保甲，每年听候诏旨升降赏罚。大名府知府韩绛说，各军除责成总管司办理外，义勇等事务都依照现行处分。有了这道诏令。察访使曾孝宽说：庆历八年曾诏令，河北州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备马一匹，以备官府购买。请求查考此事，保马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八年，司农寺说：保甲制度规定，客户中五家相近的编为小保，五小保编为大保，十大保编为都保，各路都依此施行。元丰二年，提举广东常平林颜说：如今天下每家编为保，每保设保长，保长设正，难道这样就不能容纳奸人了吗？大概这是让兵由农供养，把武士藏在耕作之中，也就是所谓先教导而后使用他们的办法。于是诏令广东保甲隶属于武士。八年夏四月，枢密院说：保甲中两丁之家，现今受教的人年幼体弱，或者长期患病，以及除应受教者之外，凡第五等以下、田地不足二十亩的人，都听任提举司审验后予以免除。不久五月，诏令府界三路在保甲实行以前恢复设置弓兵。六月，韩维上奏说，保甲、保马的弊端，希望详细斟酌施行。六月，枢密院说：听说近来府界三路编团教阅保甲，多因正长骚扰，或者巡教官指挥苛刻暴虐，以致小人凶暴、欺凌抗法；各处提举官大多一味姑息，不喜欢州县公开办理，导致官吏畏惧回避，不敢举发；监司观望，也不加以按察弹劾。应令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司及州县等察觉、按察弹劾施行。又诏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的户马，近来已经支给价钱，马军分目；如今府界以及京东等路养马的指挥全部罢废。又诏令，京东、西路保马法没有固定期限，民间容易按期办理，但有关部门不致力于遵守，反而妄自提出请求，期限逼迫急切，于是造成骚扰。先帝曾经亲自下诏责问约束，至今仍不能奉行。京东、西两路保马，原先诏令规定的年限和收买数目，超过规定数目而多买的月份，全部先按照决年分之数办理。又诏令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杨景、提举京西路保马兼保甲张修，都乘传赴京，在三省禀议改废这项徭役。诏令京东、西路保马等级分配后剩余的马匹，发往太仆寺；不符合分配标准的，退还民户变卖，并缴回所发价钱。秋七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说：保甲已经有命令让他们逐捕盗贼，县尉以及弓兵手级的人数，应当依照保甲以前的数目优厚设置；保甲不应让他们管理捕盗。若让他们进攻讨伐四夷，那么即使教阅熟练，也从未见他们实际与外国作战。诏书告诫边境官吏不得侵扰外界，务求安静；保甲实际上有什么用呢？农民不能承受忧愁困苦，如果遇到明道年间的蝗灾、康定年间的旱灾、至和年间的水灾，就会成为国家的大患。

译近来群盗王冲借保甲之名行劫，又有鹿县保甲射伤提干孙文以下、以下犯上的事，伏望陛下从圣心裁断，全部罢除各路保甲的保正、保长，使他们归农；让他们负责巡捕盗贼，让户长催督赋税；所养的保马则拣选后收回，由太仆寺酌量发给价钱。这样，开封府界和五路的百姓，谁不会欢呼鼓舞呢？如果认为保甲中有武艺已经成就的人，让他们归农可惜，那么请求各县依照沿边弓箭手的办法，允许荫占本户田三顷，并免除二税。奏疏上呈后，蔡确等坚持上奏反对，没有施行。诏令说，保甲依枢密院本月六日的指挥办理，保马另行议定法令。范纯仁上奏说：起初因为保甲子弟得到指挥，每次只教阅两日或三日，比过去的次数少得多，但仍然免不了来往聚集；有的以约定同保私自阅习为名，不肯专心从事本业，官府、乡里父老以及父兄最终都难以察觉。臣现在请求，三路保甲一年应当教阅的天数，计算后安排在农闲月份，并全部归于农业，这样官府和父老都容易管理。八月，诏令府界三路保甲从明年正月一日起依照义勇法施行。太皇太后告诉辅臣说：“民间的保马应当尽早罢去，有些法令对百姓不便。” 元祐年间关于合祭、分祭的异同。元祐五年五月，尚书左丞许将建议，应当讨论祭祀皇地祇的事情。诏令礼部、太常寺共同详细议论，议定后上报。六月，礼部、太常寺说：“奉诏议论皇地祇的祠祀典制。由于郊祭是国家大典，请求与尚书、侍郎、两省官以及侍从官以上共同议论。”诏令同意。七年三月，礼部说：“诏令共同议论皇地祇的祭祀典制。依照礼制，中崔公度上状切实看到，多次集合议论仍未取得一致。将来南郊如果另行大礼，请采用资政殿学士陈荐的意见，依旧合祭天地，并让百神配享的出处一并交集议裁定。”公度曾说：“谨按《周颂·昊天有成命》的序文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乐歌。’又《周礼》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汉武帝郊祀歌说：‘上天施布恩泽，后土使五谷丰熟，四时繁荣。’这些都是在南郊合祭天地的说法。《周颂》表现的是合祭礼的本意，《周礼》记载的是按时分别祭祀的礼文。如今时势难以实行分别祭祀，就应当依旧合祭，并依照祖宗旧仪，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法。” 礼部又说：“礼部郎中叶祖洽建议，希望朝廷恢复明堂祭祀五帝的常礼。”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张献、宋景年议论说：“如果祭祀昊天上帝时兼祭五帝，像旧仪那样，就是合乎礼制的变通，与祖宗大享之礼前后相成，祭祀典制没有缺失。”太常博士朱彦请求：“季秋在明堂举行宗祀，以祖宗配享上帝，取合诸经，按义理是恰当的。”礼部详细审察说：“如果在明堂举行宗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王官配享，属于合乎礼制的变通。”本部因为还没有奉到明旨，不敢集合议论。诏令一并让侍从官和礼官集合议论上报。九月，此前吏部彭汝砺说：“依照敕令共同议论南郊合祭的事情，是非大概还没有定论。先帝敬谨顺应天意，废黜邪说、确立正道，太常寺施行多年，内外都得到福祉，圣明的创制已经明白记述，神明也很欣慰。如今为什么还要疑虑而想改动呢？改换诏命实在不是所愿，只希望朝廷慎重再三，反复考察，务求最为恰当，以符合先帝尊奉神灵的本意。”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翰林侍讲范祖禹等八人议论说：“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两者都不能不亲自祭祀。如今三年举行一次郊

译祭，已经不是古制，而北郊还没有亲自祭祀的日期。如果不亲自见地祇，就是尊奉天而不亲近地，侍奉父而没有侍奉母。伏请合祭天地，如同祖宗旧例。”范祖禹又说：起初天地分别祭祀，经典中有明确文字；然而自汉代以来不能实行，已经一千多年了。宋朝兴起以来，太祖郊祭四次，太宗郊祭五次，真宗郊祭九次，英宗郊祭二次，神宗郊祭三次，都是合祭。没有合祭的，只有元丰一年郊祭。陛下将来如果果真能够举行北郊之礼，然后停止合祭，也不算错误。伏请在圜丘合祭，依照熙宁十年的典礼。吏部侍郎范纯礼等二十二人议论说：“南郊合祭天地，经典中没有记载。君王亲自祭祀天，而地却缺少祭祀，也不是典礼。”神宗皇帝考察古代议论，下诏停止合祭。元丰六年，皇帝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享；又诏令亲自祭祀北郊，仪式如同南郊，并命有关部门修订仪注，这样对于奉承神祇的礼仪没有违背。伏请一并依照先朝已经下达的诏旨施行。孔武仲等又请求在孟冬纯阴之月，前往北郊亲自祭祀，如同祭祀神州地祇。权兵部侍郎杜纯请求在苑中设置望祠，在坛场安置爟火，等到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就在夏至祭祀北郊，由上公代理其事，每次献祭都举起爟火。诏令工部侍郎王钦臣议论，认为应当像祖宗旧例一样，合祭天地，一次表达对上天宏大恩赐的报答。曾肇又说：“臣认为，天地合祭不是先王的礼制，这是学士大夫共同知道的。议论者认为，如果停止合祭，天子就没有亲自见到地祇的时候；夏至亲自祭祀北郊，又以五月举行礼仪为困难。想借南郊同时举行祭祀地祇的礼仪，从人事上寻求便利，这样做可以；但如果把这当作亲自见到地祇的实际礼仪，就不对了。臣愚昧地认为，合祭不能恢复，亲自祭祀也不能废止，只应斟酌时宜，省去繁琐的形式末节；至于亲祀的礼仪，没有什么不能实行的。”壬辰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三省进呈翰林学士顾临等关于郊祀的议论。太皇太后说：“应当依照仁宗和先帝的旧例。”当时吕大防说：“天地的祭祀，自汉代以来，合祭、分祭并不一致。唐天宝以后，只有天子亲自祭祀时，才在南郊合祭。国朝以来，大多三年举行一次亲郊，同时祭祀天地、宗庙，因而向天下施行赦免，并赏赐各军，于是成为常例，也不可废除。” 即使想每年都在本坛亲自举行，也反而无法做到。如今让诸儒进献议论，想采用礼官先前的说法，南郊不设置皇地祇神位，只祭昊天上帝，并非没有依据；但对于祖宗权宜制定的制度，却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苏颂说：“如今正值南郊之礼，请求依照旧例。”苏辙说：“议论者坚持合祭、分祭两种说法，各自都有依据。神宗合祭天地，至今已经十五年。皇帝即位至今已经八年，却未曾亲自见到地祇，这是朝廷的缺典，不能不加以纠正。”范百禄说：“祖宗都遵循旧例，每逢南郊就合祭天地。神宗认为圜丘没有祭祀天地的道理，于是诏令礼官考察寻求典礼。元丰年间南郊只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先帝所废除的制度，既有古代依据又合乎当今，不可轻易更改。”甲午日，召进呈议论时，吕大防说：“今天应当为了国家大事，勉强施行权宜制度，等将来北郊制度和太庙享礼议定之后再施行，也不晚。”范百禄说：“祖宗在圜丘合祭，都是沿用后代权宜一时的制度。神宗皇帝元丰六年南郊不合祭地祇，正是恢复先王典礼。”太皇太后说：“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大概是为了国是。”

译苏颂、苏辙、郑雍都说，合祭天地自汉、唐以来一直实行。自古帝王受命开始，没有不在郊外祭见天地的。第二天，三省把所议事项逐条陈述上奏，诏令依此办理。学士下达诏书。戊戌日，诏令说：国家郊庙按时祭祀，自祖宗以来都命官员代理祭祀，只有每三年举行一次亲郊；到冬至，在圜丘合祭天地。元丰年间，有关部门援引《周礼》制度主张合祭，与古代礼仪不合。先帝于是诏令制定亲自祭祀北郊的仪式，但尚未实行。这一年郊祭不设置皇地祇神位，而宗庙祭享全都依照权宜制度。朕以浅薄昏昧之资继承六圣的美德和宏大基业，如今举行禋祭，在上帝前奠献玉帛，在宗庙中灌鬯，而地祇、天神已经很久没有亲自祭祀了。何况朕正要修明郊外祭见天地的开端，这年冬至日在南郊，应当依照熙宁十年的旧例，设置皇地祇神位，以庄重地报答天地同时降下的恩赐。等郊礼结束后，依照先前降下的诏令，集合官员详细议论亲祀北郊的事情，以及举行郊祀之年宗庙享礼的典制，上报朝廷。八年三月，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上《圜丘合祭六议》，大略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至日亲自祭祀郊庙神祇，祭享报答确实蒙受了吉祥的应验。既然如此，圜丘合祭正合乎天地之心，不应再有更改。臣私下认为，议论此事的人想改变祖宗旧制，主张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以为这样才合乎《周礼》。请允许臣说明《周礼》与今天礼制的不同：古代祭天有三种，明堂飨帝一种，四时迎气五种，祭地神三种，飨宗庙四种，这些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祀，也都由天子亲祭，这就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祀，先祭享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必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遍祭太庙，然后祭祀天地，这就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天子亲祭如此之多，每年举行也不觉得困难；如今的礼制，天子亲祭如此之少，却三年才举行一次，还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天子出入时仪仗器物不多，护卫也很简略；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了。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祭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祀后大赦，也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百官，都可以荫补亲属，也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这也不是《周礼》。这些事情都不改变，却偏偏对于地神说“周代不应在圜丘祭地”，这是什么道理？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曾奋发武功，甚至在六月出兵，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天气才开始炎热，便向南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才开始寒冷，便向北到恒山，这同样是今天的寒暑。后世君主能够这样做吗？之所以十二年才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难道却说今天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所不能实行；夏、商的礼制，周代有所不能采用，都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完成武功，大概是不得已，而且以南仲为将，宣王并未亲自出征。如今想制定一代礼制，作为三年常行的制度，怎么能拿六月出兵来相比呢？”议论此事的人又一定会说：“夏至不能亲自行礼，那么派官员代行祭祀，也有旧例，这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 《周礼·大宗伯》说：“如果王不亲自参加，就代替王居于祭位。”郑玄注释说：“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解说：“所谓有事故，是指王生病以及遭逢哀痛之事，这些都包括在内。”既然如此，代行祭祀就不是平安吉祥时所用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有司代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果在应当亲自郊祀的年份却派官员代行，就是无故而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此事的人又一定会说：“删去繁琐的仪式和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回答说：“古代把天子亲郊作为常礼，所以没有所谓繁琐仪式；如今把亲郊作为大礼，有些繁琐仪式就不能删减。例如设置帷幕、城垣、幔帐和屋舍，盛夏时有风雨侵袭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郊时戴通天冠、乘大辂。正午时分，百官舍止，众多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装备齐全，人马都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所能承受的。君王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不能有所偏废。侍奉天神完备，侍奉地神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怎么能把它说成繁琐末节而一概删去呢？国家供养军队不同于前代，自唐代以来，即使没有军赏，也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能简省。大辂一旦出动，就必然要有赏赐。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耗尽国库财物，还担心不够。郊祀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给？把赏赐分开给予，难道不会使人心失望吗？议论此事的人又一定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又三年祭地一次，这也是臣所不知道的。”三年祭祀一次，是因为间隔疏远而显得宽缓。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重视祭地而使祭天更加疏远。自古以来从未有六年祭天一次的做法。这样一来，典礼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却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灵一定不会来享用祭品，这不是礼制应有的做法。议论此事的人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以十月祭祀神州来替代夏至在方泽祭地，就可以避免盛夏举行祭祀的祸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讨论这些，是因为想要实行《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这是《周礼》的正式制度呢，还是因时变通的权宜之制呢？如果变通礼制、顺应时势是可以的，那么合祭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避免。议论此事的人又一定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地神，皇上不亲自郊祀，只点燃烽火传达祭祀之意，天子在宫禁中遥望祭祀。”

译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说山川在境内但不在京城四郊，所以从远处望祭。如今所在之处，低头就能看见大地，却说是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大地吗？以上六种议论，就是决定是否合祭天地的问题。把天地分开祭祀，绝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是想在应当郊祀的年份祭祀天地和宗庙，把它们分成三次罢了。但分成三次有三件不可行的事：夏至这一天不能调动大众举行大祭，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建国以来，天地和宗庙一同嘉享，这种祭祀是历代圣主相承而采用的礼制，是神灵所享用、祖宗所安宁的制度，不能轻易变动；一旦变动，就会关系到吉凶祸福，不能不加考虑，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仔细考虑过，没有一件有可行的道理。恭请依照旧制为宜。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正是古今的正礼，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初次郊祀的年份应当施行，实际上还应成为无穷长久的制度和不可刊改的典章。愿陛下谨慎遵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和宗庙祭享，以使上下神灵得到安宁。仍乞请将臣这篇奏章下发，交给有司集体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驳解臣所陈述的六种议论，使大家都信服：对上合乎《周礼》，对下又不造成当今军国方面的忧患。不可偏执一端而不讨论合祭是否可行，重要的是严肃对待祭祀大典，按时确定下来。臣又说，臣近来上奏论述在圜丘合祭天地，不仅合乎时宜，也自然上合三代和六经，是万世不可刊改的典章。但臣不敢断定自己一定正确，所以提出六种议论，以开启讨论异同的端绪。希望圣旨下达，命议论此事的人同臣反复诘问辩难，把这六种议论的是非全部辨明，然后取其通达可行的意见，这样才能确定结论。如今奉到圣旨，只命集议官集体讨论后上奏。臣深怕议论者各自伸张己见，却不互相诘问辩难，那么是非和可否终究无法决定。臣现在请求，在集议之日，如果所见不同，就必须逐条驳难臣的六种议论，明确写出可行与不可行的情形，不得只坚持一种说法而不互相诘难。这并不是臣敢于自以为是、求取胜利，而是想取长补短、选择通达的办法。【范祖禹传记说：朝廷采纳苏轼的请求，命议论者互相诘难。范祖禹立即对吕大防说：“应当禀告朝廷，酌量其可行与否来施行。如果让他们互相诘难，必然导致纷争，使事情失去体统，又有什么补益呢？”】吕大防认为他说得对，只命礼官集体讨论而已。此前两篇奏章已经送去集议，苏轼又说请求必须互相诘难。不久又停止集议，难道是采用了范祖禹的意见吗？】夏四月丁巳，诏书说：“朕听说五帝不沿袭前代的乐制，三王不承袭前代的礼制，世代都有增减损益，因时制宜。惟我祖宗严肃奉行郊祀和宗庙祭祀，凡应当派官员代行的事情，都考察并合于前代典籍。只有天子亲自祭祀，是根据大礼亲自裁定的；每隔三年以亲祭之礼面对天地二仪，使百神都得到祭祀，使恩赐遍及四海。直到先帝元丰末年，讲求方丘专门祭地的礼仪，大概是补足一代礼制的缺文，振兴历代君王的隆盛典章。朕惟恐德行浅薄，却继承守护伟大的基业，既然列位圣帝已经实行，谨当遵守奉行。先朝没有举行，朕担心不能胜任，所以往年仲冬竭尽诚意举行大礼，神灵享用祭品并有所回应。祖考熙宁年间的诏令，又命有司再次集体讨论，还想咨询考察诸儒的意见，稽考参照六经的文字；然而既然道理已经没有疑问，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由朕亲自决定，符合众人的意见，恭敬遵循旧章，永远作为成法。今后南郊祭祀天地，依照元祐七年的旧例施行，同时停止礼官详细讨论诏词的做法。诏词由范祖禹起草。《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 （宋）彭百川撰 《元祐党事始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