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

译太祖。干德三年春三月，自唐天宝以来，方镇驻屯重兵，大多把赋税收入留给自己供养，名为留使、留州，向朝廷上供的很少。五代时方镇更加势大，往往命令部曲主管场院，厚重征敛以谋取私利；属于三司管辖的，就补任大吏加以监督，在上缴定额之外，常常收入自己囊中，有的私下称作“奉贡”，希望借此求取恩赏。太祖即位后，仍沿用以前的制度，牧守来朝，都有贡奉。等到赵普做宰相，劝皇帝革除这些弊病。这月下令各州，除了度支经费以外，凡是金帛中用来补助军费的，都送到京城，不得占留【去年已经有这一诏令，所以说“申命”】。当时方镇缺少主帅，逐渐任命文臣权知所在的场院，间或派遣京朝官、廷臣监督，又设置转运使、通判，逐条禁约文书账簿，逐渐制定得精密起来。从此财利归于朝廷，而外部权力削弱了。建国初年，赋税全部收入左藏库；后来取得荆湖、攻下西蜀，把储积充作羡余，皇帝回头对左右说：“军旅方面的事情，应当预先做好准备，不能临事时向百姓厚重征敛。”于是就在讲武殿后另设内库，用来储藏金帛，号称封桩库。每年年终用度有剩余的数目，都收入其中。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命礼部员外郎贾黄中、左补阙程能、左赞善大夫冯瓒分别掌管左藏三库。在此以前，货币和金帛由一处共同掌管，年久以后储蓄充盈有余。下令分开管理后，太宗初即位，亲临左藏库查看储积，对宰相说：“这些金帛像山一样，怎么能够用完？先帝每每焦虑劳神，把经费放在心上，怎么可以过度使用？”于是把左藏北库分为内藏库，并把讲武殿后的封桩库也隶属于它。改封桩库为景福库。当初，太祖另设封桩库，常常秘密对近臣说：“石晋只顾自己的利益，割让幽、蓟来贿赂契丹，使一方百姓独自被隔绝在外境，我对此非常怜悯。想等这个库的积蓄达到三五十万时，就派使者到契丹约定：如果能够归还我国土地和百姓，就把这些金帛全部用作赎价；如果说不行，我就散发积滞的财物招募勇士，让他们图谋攻取回来。”正好太祖去世，最终没有实现。四年二月，诏令说：“出纳吝啬，可以说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如果还要谋求得到羡余，必然会极力实行苛取。若不是加倍收纳百姓的租税、私下削减军队粮食，又凭什么得到羡余？应当追究并恢复这件事原来的情况，不要再颁行这种做法。” 除去官府规定的损耗外，还要严格加以禁止。”开宝八年十二月，直史馆田锡上疏说：“专管征榷货物财利，搜求财利的网罗太密。酒曲专卖，只求增加收入；商税征收，只求超出定额。然而国家军队数量众多，支出之处很多，课税收入不得不这样增加，征收专卖税也不得不这样严密。若比较搜尽民财的各种做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开宝元年十一月，诏令各州通判和粮官到任时，都必须亲自查阅账籍和官物，不得只凭主史主管认可的文状。主库吏每两年更换一次，这是听从淮南转运使苏晓的请求。开宝三年冬十月，太祖查看桂阳监每年收入白银的数目，对宰相说：“山林川泽的财利虽然很多，但很听说采纳并不容易。”十一月乙巳，诏令按旧定额减少三分之一，以宽缓民力。端拱元年十二月，直史馆罗处约上疏说：“臣这些日子以来，在上朝之余，有时在卿士中间听到关于时政的议论，都说圣上认为三司之中掌管国家财政的事务，簿书既多，纲目条文确实繁琐，准备改革过去不完善的规章，希望谋求折中的办法。臣私下听说省中有人上言，想设置十二名判官兼领三司职务，贵在让各自专管本局，确实合乎中道。臣以为，三司的制度并不是古制。大概是唐朝中叶以后，兵乱接连不断，河朔不服王命，战争没有平息，所以赋税和专卖收入的事务，才从尚书省分出三司来总管。然而国家所需的费用，是朝廷的急务，使属官吏员受到的倚重特别深，有时加重他们的职任来安置，有时优厚他们的俸禄来委任；那些勉强做事的人，只求姑且因循敷衍；那些竭尽心力为国办事的人，有时反而受到嫉恨。因循敷衍，对国家没有补益；嫉恨排斥，又不合时宜。有些见识浅近的人，把专门寻找过错作为谋取功名的办法；有远见的人，则把多方讨好作为自身谋求的手段。这种弊病相沿已久。如今提出十二名判官的办法，也只是权宜补救弊病的一端罢了。但是圣朝政治已经达到太平，应当考察古制，作为传之后世的法则。依臣管见，不如恢复尚书省旧制。尚书丞郎、正郎、员外郎、主事、令史等官，请依照《六典》的旧仪制设置。把现在三司掌管钱物、粟帛、专卖、度支的事务，平均分配到二十四司，这样各司都有职掌，可以责成它们完成事务。如今仓部、金部，怎么能知道仓廪府库的盈亏？司田、司川，谁能知道屯田劳役和河渠工程的远近情况？这样就会有其名而无其实，积久的习惯便产生弊病。何况恢复都省的事务，下臣尚且能共同知道它可以恢复，何况陛下聪明睿智呢？如今三司勾院，就是尚书省的这个部门，原本是负责勾稽复核的机构，掌管内外经费。陛下如果想恢复旧制，那么制度全都具备。至于九等和三监，多数都是冗杂拖沓的机构，虽然有官名，却不再履行原有职务。臣希望陛下在天下太平之时，建立可以长久遵行的制度，不必再另派使臣，另设官署。这样名分正当、言语顺理，言语顺理便能办成事情；裁省冗员，也能减少经费。端拱二年九月，因为河北用兵，军粮供应十分紧迫，开始命令商人把草料粮食运到边塞，根据路程远近酌情提高其价格；商人拿交券到京师，用缗钱偿付，或者发文到江淮，用茶盐支付，这叫作折中。有人说商人运送的物资多有弊端、质量低劣，于是停止了这种办法，每年损失国用将近一百万。冬十月癸酉，又命令折中仓听任商人把粮食运到京师，再到江浙请求茶盐。

译淳化二年秋七月己亥，太宗对三司使李惟清等说：“财货是用来补助用度的，如果取得财货不合乎正道，违背了朕惠养百姓的心意，怎么能够招来和气呢？应当共同致力于公平节制，不要造成过重的征敛【见《圣政门》】。淳化三年十二月，把左藏库分为左右两藏，每藏各设二库。右藏负责收入，左藏负责支出；等右藏充盈以后，再转给左藏使用。按钱、金银、匹帛分类，共设六库，分别负责收纳和发放。第二年，仍然废除右藏，分为四库：钱库、金银库、丝绵库、生色匹帛库和杂色匹帛库。淳化四年春二月，朝廷自从平定各国以后，财力雄厚。然而军队集中在京师，外州没有留下财物，天下的支用全都出自三司，所以费用逐渐增多。太宗勤勉处理各项事务，有时亲自裁决，一定把爱护百姓、节省费用作为根本。真宗 至道元年，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分条上奏三司利弊七十一件事，中书省参考后，其中四十四件认为可以实行，于是记入簿籍；另外十九件命令陈恕等议定以后再实行。癸亥，太宗谈到三司，便对侍臣说：“朕难道不知道应当以崇高的身份自任吗？只是为了拯救世人、养育百姓，所以即使是钱粮这些细小事务，也亲自用心分别处理。朕如果不用心，这些事情怎么能够整顿呢？” 至道三年，这一年收获谷物二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十多硕，钱四百六十五万多贯。咸平元年十一月，太宗第一次命令三司把内外钱粮的总数详细上报。盐铁使陈恕过了很久仍不上报，太宗命令辅臣责问他。陈恕说：“天子正值年轻，如果知道府库充盈有余，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所以不敢上报。”太宗听后认为他说得好【见《真宗圣政门》】。咸平四年二月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见拖欠官物的人，太宗亲自逐一辨问，共七天，释放二千六百多人，免除他们所欠官物二百六十多万；已经督促缴纳而不合礼法的，用内库钱退还；已经死亡的，发给其家属。咸平五年二月癸酉，诏令说：“近来主管钱库的人，常常收取羡余作为考课积数，大概是在收支之际有所偏重和轻忽。这种行为应当责罚，不应奖励。应当命令有关部门严格加以告诫，不要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九月庚戌，盐铁使王嗣宗说：“常常承蒙陛下宣示说，朕不应当管理钱粮的细小事务，所忧虑的只是天下百姓。如今国家经费事务非常繁多，赋税收入逐渐减少，即使陛下勤俭的德行超过古代先王，怎奈冗余供养的人仍然很多，耗损侵蚀仍然广泛，更应当对各项事务加以减省节约，否则用度不足，又会加重扰民。”太宗说：“朕所忧虑的正是这个。” 咸平六年六月，在此以前，三司各自设置使局，互不统领，各自谋求把事情办妥，以迅速办理为要务；至于钱物收支、调拨使用，以及互相调剂有无，就各自专门吝惜封闭，动不动彼此违误；有时互相揭发利弊，以求邀功取进，喧闹的议论甚至传到皇帝那里，太宗颇为烦扰，只好亲自裁决，文书符牒互相发出，使人不知道听从哪一方。丁亥，开始把盐铁、度支两个部门合并为一个使司，又设置盐铁、户部、度支副使；除非上奏事务或有所改革变更，才署名核验，其余事务都由本部副使、判官主管。三司副使从此开始参与内朝事务【据《林特传》附见】。以吏部侍郎陈恕为尚书左丞、知开封府。陈恕前后在三司任职十多年，深入了解其中的利弊，许多条例都经过他改创。他调任其他官职时，常常推荐寇准可以任用；等寇准到了三司，就把前后新近改创的事务分类编成方册，将晓谕用的榜帖按照新内容另行刻写，带到陈恕府第请他署名，陈恕一一签署，不再推辞。寇准拜谢离去，所以三司后来多遵循陈恕的旧制，实际上从此开始。景德二年五月己巳，当时太平日久，掌管财赋的人所受法令禁制越来越严密，搜罗所有遗利；凡是考核课额，都以租额前一界的数目作为标准，逐年增加。专卖机构连续多年有羡余，三司便把超收的数目提高为定额，上报时不等候朝廷诏旨，有时因此造成搜刮。癸酉，诏令对增加定额的做法或者上奏裁减。景德四年八月己酉，三司盐铁副使林特、刘承珪、李溥等因议定茶法、使每年课额增加而升官。此前，有关部门上报历年课额：景德元年实行旧法，收入五百六十九万贯；景德二年实行新法，收入四百一十万贯；景德二年收入二百八十五万贯。林特等说：“增加的部分是官府投入的本钱少而获得的利益多，这是实际收入；亏损的只是虚列的钱数。”于是林特等都升了官阶，并且下诏命令三司实行新法，不得擅自改变。冬十月，自干德、开宝以来，遇到用兵以及水旱灾害赈济、庆贺赏赐等事，有关部门估算度支不足时，必定查核数目，向内藏库借贷，等赋税收入有余时再偿还。淳化以后，天下每年借贷有时达到三百万，连续多年不能偿还，便从账簿中注销。于是太宗命令陈彭年撰写《内藏库记》，记述这件事，拿出来给王旦等人看，说：“这个库只是为计司准备经费罢了，计司有不足，必然要从百姓那里取得；如果不节省费用，怎么能够得到补济？”

译大中祥符元年，李士衡用本路钱财帮助祭祀事务【见《天书门》】。大中祥符三年春正月己未，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说：“本路各军每年供应绢帛七十万匹，到春天时百姓多有匮乏，常常向豪强富户借贷；正要缴纳税租，又要偿还拖欠，所以织机生产的利润更加微薄。请官府预先发给绢帛钱，让它们按期送到百姓手中；百姓既能获利，官府也足够使用。”诏令同意，并命令按优厚价格支付。后来便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天下。七月甲寅，太宗查看《元和国计簿》，三司使丁谓进言说：“如今府库充盈，仓库丰足。”太宗说：“百姓安康富足，确实依赖天地和祖宗降下祥瑞；国家储备有所准备，也有赖计司尽力办理。”大中祥符四年九月丙子，三司盐铁副使林特上报祭祀汾阴的庆赐条例册。太宗于是对宰相说：“外路所供给的物资，比往年南郊祭祀时多十多万，大概是因为招募军队太多了。其中年老、有病、不能任事的人，应当命令加以甄别清理。”王旦说：“议论政事的人称，民间稍有歉收以及游手之人，都应当招募编入军籍。然而一旦都编入军队，怎么能再恢复原业？不如全部送回务农，有了收益自然会逐渐繁殖增多。” 丁巳，太宗因为江南、淮南接壤，而盐和酒的价格不相等，命令三司与江淮制置发运使李溥制定办法上报。有关部门坚持说担心损失每年的课额，太宗说：“只要对百姓方便，何必顾虑每年的收入？”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乙酉，并州上报草料粮食的数目可以供应四五年，太宗说：“河东连年丰收，储存尤其多。从今以后各路遇到丰收年，应当及时积存粮食，作为灾年的储备。”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丁卯，三司借内藏库钱五十万贯，以备祭祀和赏赐。七年春二月戊辰，三司借内藏库钱五十万贯。三月庚申，三司借内藏库绫十五万匹。八年五月辛卯，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等说：“本管各军除去准备支用的物资外，还有钱四十万贯、绢五千匹、丝三千两、布二十万匹，请全部上供。”诏书优厚地加以褒奖，但命令这些钱帛留在本路储存，不必再运送。九年夏四月丁亥，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说：“安邑、解县两盐池现存盐三千二百七十六斤，总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估算价值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百缗。臣深切担心还有遗留的财利，希望实行条约加以管理。”太宗说：“土地肥沃、财物丰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如果过分追求增加羡余，必然有时会发生亏缺，不准这样做。”丁未，李溥说：饶州、池州沿江连接四州的钱盐事务，每年共铸钱一百二十万贯，使用铜四百五十三万斤。四个产盐州以及产铜州军现存的铜，共有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多斤。又有信州铅山等地的铜矿，自咸平初年开采以来，商旅争相聚集，官场每年购买五六十万斤。开采量已经很多，但总数只达到二三百万斤。希望酌情确定适中的定额。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李溥，因任期届满而再次任职。李溥自己说，江淮每年收入经查核比旧额增加五百七十多万斤。己未，河北转运使李士衡献出用于南郊祭祀的绢布六十万匹、钱二十万贯。每逢举行大礼，李士衡必定把本部门供应军队的物资作为贡物。计司查核其数目，确实很多。因此对这份奏件加以分列说明，有诏嘉奖。太宗于是对辅臣说：“李士衡临事仓促时有才干，但办事粗疏，所以人们往往把他看作虚浮荒诞。然而朝廷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大小都能随即办成，这也是他的长处。”乙酉，权知三司马元方说：“明年春天举行大礼，需要从内藏库借用赏赐物品，按照奉祀的旧例办理。其中有杂色匹帛。”内藏库说：“咸平、景德以来，南郊祭祀都不曾拨用这些物品，担心以后形成先例。”王旦月初奉下御札，命令内藏库供应各军赏赐。当时马元方任职于三司，难道没有筹划安排吗？这些赏赐只依照旧例借用内帑金一万两、银三十万两、钱七十万贯、细绢一百万匹，其余由三司筹划。太宗说：“马元方在三司，诽谤议论很多，为什么？”王旦等说：“马元方尽心于公家，但性情急躁而缺少思虑，同僚有不同意见，多用丑恶言语诋毁他，这就是他招来怨恨的原因。”九月，李士衡等说：“河北南郊赏赐军队的细绢和绵，从前都由本部门负责运输，现在本部门积存颇多，希望允许用来充作赏赐。”诏令天雄军、相州、衡州、贝州、博州等州的物资仍按旧例运送到内藏库，其余依从李士衡等的请求。十一月甲辰，三司说：“各州商贾使用飞钱的办法想要停止，明年用官布、缯、绢偿还所缺。”诏令发内藏钱二十万缗，供给这项费用。天禧元年三月庚戌，陕西转运使司段惟几说，本部门每年供应各军衣绢二百万匹，都从川陕用车船运输，现在请求把多余的七十万匹上供。诏令在当地另设仓库储存。九月，真宗拿出三司使马元方上报的每年供入财用数目，给李迪看。当时连年旱灾蝗灾，真宗担忧供给不足，问道：“用什么来补济费用？”李迪说：“祖宗最初设置内藏，是想筹办军队、收复西北故土，以及用来赈济灾荒。如今边境没有其他费用，陛下用这些钱财来补助国家用度，那么赋税就可以宽减，百姓也不会劳苦。”真宗于是拿出数百万金帛借给三司。李迪说：“天子对财物本来就不分内外，希望下诏把这些赐给三司，以彰显德泽，何必说是借呢？”天禧二年夏四月，三司借内藏钱二十万贯。秋七月丁卯，三司借内藏钱五十万贯。真宗撰写《宽财利论》，赐给李士衡。又拿出内藏钱二百万贯，帮助经费。李士衡于是请求把御制刻在本厅，真宗同意。九月丁卯，诏令赐给钱和绵，三司借内藏银十万两。冬十二月，所收租税与至道末年相比，谷增加二百七十万八千多贯，绢减少一万多匹，絁、紬减少九万二千多匹，布增加五十万六千多匹，线减少五万五千多两，茶增加一百一十七万八千多斤。至道年间，两京各州每年征收专卖酒的课额，铜钱一百二十一万零四十多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多贯，川地出售酒曲的钱四十八万贯。天禧末年，专卖课额中的铜钱为七百七十九万六千多贯，铁钱增加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多贯，出售酒曲的钱增加二十九万一千贯。闹市、渡口等税收中获得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年增加到八百零四万贯。仁宗

译天圣元年正月丙寅朔，诏令改年号。自宋朝兴起以来，吴、蜀、江南、荆湖南、粤地都富足强盛，相继归附太祖、太宗；朝廷因袭它们原有的储藏，守臣不能把轻重高下区别开来。议论者有人说，边地买粮用现钱支付，恐怕京府的仓库不足以接济，争相说这样不便。朝廷下书责问计置司，于是命令硕等巡视。谘便分条上奏利害，大略说：推行新法的成效已经显现，多年侵蚀损害的根源一朝堵塞，商人得益于恢复旧制；如果想有所动摇，希望努力实行，不要被流言轻易改变。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张榜告谕商人，说明推行新法不变的意思，并按等级赏赐典吏银和绢。八月，李谘等已经分条上奏茶法利害，朝廷推行新法的命令下达后，仍有人说不便。辛未，命学士孙奭等再次详细审定。十一月，孙奭等说：商人采用贴射办法，好的茶都归了商人，进入官府的都是粗劣不好的茶，所以没有人肯出售。又有奸人借贴射为名，强行收购、强行贩卖，侵夺官府利益，这些弊病不能不除。请停止贴射，由法定官府重新发给本钱收购茶叶；商人缴钱售茶的办法应当恢复，并减少各项科率。庚辰，诏令依从孙奭等的建议。从此河北入中又采用三说旧法，向东南发给缗钱的，由京师榷货务偿付。天圣四年六月，停止永兴、秦、坊等州新设的醋务。起初，陕西运司说醋有微薄利润，已经设置专卖机构加以专卖，请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天下。王曾说：专卖酒大概是前代不得已而实行的，如果又专卖醋，就太过分了，所以停止。冬天，发内帑缗钱二十万，交给京西路购买军储。天圣六年，限制采金的利润【四月二日】。六月乙酉，发内库缗钱二十万，交给京西运司购买军储盐课的净余。天圣七年三月甲申，有人上封事说天下茶盐课额亏损，请求更改法令。仁宗拿这件事询问寇瑊，说：“议论的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关键。”河北入中，军粮都依靠商旅供给；如果官府把商人的利润全部拿走，商旅就不再前往，边地百姓便会困于运输供给，法令怎么可以屡次更改？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对辅臣说：“茶和盐是百姓所食用的东西，强行设法禁止，导致犯法的人很多；只是因为经费仍然很大，不能放宽禁令，又怎么能屡次更改法令呢？”秦州盐课亏损数十万缗，事情牵连十一州，诏令殿中丞薛奎前往查究。薛奎回来上奏说：三司发放钞券迟缓，并不是各州造成的；有人说盐法是用来充足军费的，但这并不是好的政务办法。若实在不得已，就让商人转运贸易使货物流通，只在关口收取税，哪一种对上下都有利，难道不是胜过设置重禁、使货物流通受阻吗？这会成为百姓的祸患，于是诏令把所欠的全部免除。天圣八年春，有人上书说县官专卖盐虽然获得利润，却造成祸害；传说两池积盐【陕西解、安邑】堆积成山，上面长出了树，树大到合抱，数量多得无法核算。请允许商人自由贩卖，按平价出售，以宽缓民力。于是诏令盛度、王随议定更改盐法。王随与权知三司使胡则制定通商的五项好处，上奏朝廷。丙申，诏令说：“盐池的利益，是百姓食用盐的资助。现命近臣详细制定宽缓的制度，特别放宽繁琐禁令，以惠及百姓。”于是废除三京二十八州的专卖法，听任商人交纳钱或金银，由京师榷货务发给凭证，到两盐池取盐。有人说，上书的人是王景。王景曾说盐池有利，提出通商策略，大臣说不便，太后想要实行，有人认为县官必然会损耗很多，太后说：“即使损失几十万，也可以损失它，有什么妨害？”大臣不敢再说，所以命令盛度等与三司详细讨论利害，最终实行了王景的策略。盐池百姓都感激皇恩，从此商人往来流通，然而每年的课额收入却损耗了。天圣九年夏四月辛巳，三司请求在京师榷货务收入茶盐钱，每年定为一百八十万三千缗；建州茶市定为三十万斤；真州转般茶每年定额为二百五十纲；建州茶五百斤有余，朝廷同意。明道元年十二月，议论解盐法。明道二年八月，三司自己说：“籍田礼以后，接连有赏赐，用度不足，请向内藏库借贷。”庚申，发缗钱一百万赐给三司。仁宗对宰相说：“国家的钱本来不分内外，只是用来帮助经费罢了。”士系回答说：“不是这样，有关部门终究免不了侵夺百姓。”十一月甲辰，因为京师发生饥荒，发库绢二十万匹，交给三司，代替本路应上供的数额。王随陈述商人改易盐法的五项好处。景祐元年，朝廷任用王随、盛度制定解池盐法，以增加的羡余补偿一名官员的费用。五月，程琳任三司使，对出入禁中的事务尤其谨慎；凡有需要取用和复核的事项，内侍上表请求停止。程琳听说后，亲自向仁宗申辩说：“三司的财赋全都是朝廷所有，臣只是替陛下爱惜罢了，对臣个人有什么关系？”仁宗认为他说得对。壬申，发内藏钱一百万赐给三司。秋天，天下常平仓设置已经很久，一直由司农寺管理。壬子，开始诏令各路转运使和州长吏，推举本部门专门主管常平钱粮的官员。不久，淮南转运使吴遵路说：“本路拨下二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粮才四十多万，遇到荒年不足以救济，希望自行筹划增加到一百万，其他人不得挪用。”朝廷准许了。景祐二年冬，有人上封事说：“各路每年把缗钱运送到京师，导致四方钱重而货轻。”丁卯，诏令江东购买紬绢，福建、广东、广西都购买白银上供，淮南、湖北、两浙仍像过去一样输送缗钱，共计三十万。景祐三年三月，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求放宽茶课，把每年所收的课额平均分摊给郭乡村的人户。诏令三司与评定所共同审度上报，大家都认为不能实行。

译到了嘉祐四年，最终实行了这个办法。同月，李谘等说：“停止河北入中时虚报价格的办法，用实钱偿付草料粮食和茶，如同天圣年间的制度；又停止保任符验的办法。”起初，孙奭等虽然增加了商人缴钱的数额，却仍把它作为引导获利的办法，所以商人争相购买虚报价格的券契，以求获得厚利，而实际缴钱的人很少，县官每天都在受到侵削。到这时，李谘等请求参照天圣三年入钱的数额，只减少一千多；入中的价格参照天圣元年的数额，只增加三百。诏令全部准许【陕西入中愿意得到茶的商人，缴钱十万，在所在地领取凭券，到东南领取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认为有利，争相想出售陕西凭券，于是把钱交入京师；有人请求禁止，均已施行】。李谘又说：“孙奭等变更法令，每年损失的利益多得无法计算；况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比较，五年之间，河北沿边十六州军因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现在一下子恢复旧法，恐怕豪商不便于依托权势来摇动朝廷，请预先申明命令。”于是仁宗为此下诏告诫，县官滥费的情况从此减少。嘉祐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共同详细审定茶法，请求从今以后商人对置、全额购买茶叶，每一百贯现钱中以四分折纳金银，朝廷同意。甲午，内藏库主管说，每年拨出缗钱六十万帮助三司，这件事始于天禧三年十二月。当时诏书严厉告诫三司不得再有借贷。从明道二年到现在才四年，所借钱帛总共九百一十七万三千多，请求重申天禧年间的诏书加以告诫。奏请获准。宝元元年，有人上封事说：“改革茶法，每年运送银绢到京师，再到河北换取草料粮食，摊派扰民，使内地府库空虚，又使商旅困顿，这不方便。”丙辰，命张观、程戡、韩琦与三司另行议定。秋七月，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求把钱交到京师，用来购买真州等四务十三场的茶；价值十万的，又参照景祐三年数额减为六万七千。河北入中，愿意售茶的，又减一千；诏令又再减二千。于是交入京师的钱只为六万五千，河北入中的钱只为六万四千。康定元年九月，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权三司使郑戬兼任同知枢密院事。郑戬在三司任职才半年，就重新制定转运使考课的格式，分别评定殿后和优等；又核查三司的出入账目，得到羡余钱四百万缗。庚子，发内帑钱绢一百万，交给三司帮助经费。十二月，发内库绢一百万，交给三司帮助边防。丙戌，诏令司农等拿常平钱一百万缗帮助三司供给经费。景祐末年以后不许挪用常平钱，几年之间已有剩余储积；但军粮不足，所以颁下这道诏令。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陈述三件便宜之事，其中第三件说：“专卖商贾货物，如果扩大获利，上面就难以独占，必须与下层百姓共同经营，然后货物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现在议论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归于公家并独自占有，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所得的利益反而越少。这样一来，一年之间只会说变法不合适。想把十分利益全部归于公家，结果反而亏损，连十分之三也得不到；不如与商人共享，通常还能得到其中五分。大商人能够储蓄货物，难道会亲自拿着一点点货物到市场上出售吗？一定要有小贩小商前来分销。小贩小商没有利润就不肯做，所以大商人不嫉妒小贩小商的利润，是依靠自己货物多；即使每件取得的利润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无穷无尽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而腐坏，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导小贩；善于经营国家的人，也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导大商人。这就是与商人共享利益、以取得较少而导致较多的办法。”戊申，通判河中的皮仲容任知商州，兼任提点采铜铸钱事。皮仲容曾建议铸造一枚当十枚使用的大钱；诏令下达两制及三司议论此事后，认为可以权宜实行，以帮助边防充实财力。于是叶清臣采纳皮仲容的建议，铸造当十钱。学士承旨丁度上奏说：“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钱以及本朝的钱法，在轻重大小上最为适中，这种钱恐怕难以改变民间私铸的情况。”三司使叶清臣说：“新的茶法已经适中，请选择明白熟悉财利事务的臣僚另行考核征课；皇上用号令统摄，如果多次更改，民众听闻后会感到迷惑。”于是诏令立即由三司裁定，务必优待贩运者，但最终没有改动。起初，明道二年重新采用天禧旧制，听任商人把钱粮交到京师以及淮南、浙江、江南、荆湖的州军，换取盐。到了景祐二年，三司说各路博易没有利益，于是停止，但商人把钱交到京师的办法没有缘故地保留。这一年又诏令商人把粮食草料交入陕西，并且愿意领取东南盐的，增加数额给他们。正逢河北谷价低廉，三司因此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说法，招募人把粮食交入，同时用东南盐代替京师的现钱。诏令收购粮食到二十万石为止。庆历元年秋乙卯，任命榷盐铁判官萧承基、户部勾院王琪共同提举计度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盐酒事务。王琪说：“天禧年间因为荆湖盐价高，诏令每斤减三钱或二钱；此后交入内地的盐逐渐减少，请恢复旧制。”朝廷准许。命令江州、饶州、池州铸造铁钱三百万缗，用来准备陕西的各种费用。丙辰，因为京城粮价昂贵，打开仓库发放粮食一百万斛，降低价格出售，以救济贫民。庆历二年六月甲戌，发内库银一百万两、紬绢各一万匹，交给三司供给边防费用。庆历三年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任户部郎中、权知三司使。王尧臣刚接受任命时，对仁宗说：“如今国家和百姓都已经困敝了，陛下任用臣，准备怎样做呢？”于是请求自行选择属官，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王尧臣果然以办事有成效闻名。这一年，王尧臣把陕西、河东三路在用兵以前和用兵以后每年财帛出入的数目汇总计算，奏报朝廷。宝元元年尚未用兵时，三路出入的钱帛粮草是：陕西收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收入二千一十四万，支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

译河东收入一千三十八万，支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以后，陕西收入三千三百九十万，支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北收入三千七百四十五万，支出二千五百五十二万；河东收入一千一百七十六万，支出二千三百三万。又统计京畿地区金帛的出入：宝元元年收入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这一年举行郊祀，所以出入数目比平常年份多。庆历二年收入二千九百二十七万，支出三千六百一十七万多，这些数目都没有计入其他项目。由此推算，战争兴起后的费用非常巨大。庚申，盐铁判官吕绍宁任淮南转运使，到淮南后立即上缴羡余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求退还这笔钱，并治罪吕绍宁，以警戒奸猾刻剥的官吏。五月，淮南、江南每年漕运的粮食不足以供给京师军储，大臣为此忧虑。枢密副使范仲淹说：“国子博士许玄可以专门倚重任用。”辛未，提升许玄为江西、两浙、荆湖制置判官。许玄说：“凭六路七十二州的粮食来满足京师，我不相信。”到任后，沿江州县留下三个月的粮食，其余全部调发；各地按远近依次互相补充，征发一千多艘船只转运漕粮向西。“■〈樊，石代大〉”为原文无法辨识的异体或OCR字样，译文保留原符号，无法确定其具体矿产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月、八月、六年、正月、三年〕 益州、梓州、夔州三路转运使都请求增加盐的并课，每年可以增加钱十多万，王尧臣因此不敢答应。仁宗询问他的理由，他回答说：“庸蜀偏远，恩泽很少到达，而贡赋收入常常加倍，百姓的力量因此困乏。朝廷既没有抚恤他们，又要从中谋利，这是使他们更加困苦。即使有小利，也必然有大损失。”仁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但权幸之臣阻塞道路，常常因为裁抑之事而攻击他；京师多次流传飞语，仁宗一概不予理会，而王尧臣仍然神色自若。后来他对仁宗说：“臣的办法只能做到这里了，而且臣的母亲年老，希望解除三司职务。”罢职以后，仁宗回头安慰慰劳他，王尧臣叩头说：“这不是臣的才能，只是陛下信任臣罢了。”五月，减少邛州盐并的年度额钱一百万，议论者说每年使县官损失钱二万多缗。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说：“太祖时军队十三万，太宗时十八万，章圣时十八万，如今又增加一倍。军队贵在精锐而不在数量众多，冗散人员坐享粮食，并不是办法。”三司虽然总管财用大计，但实际事务在外地，请各道帅臣共同承担责任。乙未，诏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郑戬知永兴军，程琳兼任本路计置粮草事务，这是听从王拱辰的建议。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任翰林学士、权知三司使。他说，自开宝以来，河北的盐允许民间贸易，官府收取其税，每年定额钱十五万缗。上书的人常请求实行专卖，以收取遗留的利益。当时余靖任谏官，进言说：“自从用兵以来，河北百姓要接受检点、义勇、壮士以及各种科率，多年来没有得到休息。臣常常痛惜燕蓟之地陷入边人之手，陷落百年而百姓已经忘却南望故国的心情。按照边地的办法，大体上简便易行，盐和酒曲都便宜，科派劳役不繁重，所以如此。过去太祖皇帝时，推行施恩的意旨来惠及河朔，所以允许盐商流通，只命令收税。如今如果一下子实行专卖并禁止民间贸易，价格必然大幅上涨；百姓如果心怀怨恨和后悔，到那时又怎么来得及呢？”这项议论于是搁置【张方平再次主张实行专卖的事，见《圣政门》】。庆历七年，三司使张方平说：“经查核，自陕西用兵以来，内外增加设置的禁军有八百六十多指挥，约四十多万人。按照包括人员、长行在内的中等标准，每人每月约有料钱五百，粮食二石五斗；春季发衣料绢六匹、绵十三两，随衣钱三千。计算每年共支出料钱二百四十万缗、粮食一千二百万石，按规定折合米共七百二十万石、紬绢二百四十万匹、绵四百八十万两、随衣钱二百二十万缗。”}], 每次南郊祭祀赏赐六十万缗，其中马军有一百二十多个指挥；如果马匹全部足额计算，共有六万多匹。每支军队的草料是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这些军队包括三路的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以及本路土兵连营，都依靠供应给养，约有二十多万人；这些屯驻戍守的士兵应当达到四十万。又自庆历二年以后，增加供应西北的银绢，内外文武冗官每天都在增多，因此三司的经费已无法供给。若依据国家天下的广大和每年的收入数额，自古以来从没有这样多的。然而主管部门在调度时却屡见匮乏，这完全是因为支出项目太多，不量入为出造成的。请举一件事来说，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类推。景祐年间，天下预先购买的绸绢是一百九十万匹，到了去年却增加到三百万匹，各路转运司大多对此提出诉苦，主管部门却始终不予处理。那些议论者只知道茶盐等课利制度有弊，却不知道弊端产生的原因。臣详细考察其缘故，认为制度本身其实没有弊病，只是形势使它变成这样罢了。如果设置军队有方略，边防费用就可以节省；兼并土地的百姓也不能窥测时局缓急来侵夺利益权力，主管部门就能控制其轻重了。

译太祖皇帝所蓄养的军队不到十五万人，太宗蓄养的军队也不过四十万人。先皇在咸平年间为防备边境敌寇、抵御北方敌人，搜罗招募战士达到五十万人。等到契丹请求和好，祥符以后逐渐清理、放散和裁汰军队，把牧马地交给耕种的百姓，凡是边将占有士兵以自我固守的，也一律罢除。到了宝元年间，已有将近四十年，可以说是长久安定了。此前因为西夏阻抗命令，才开始借用民兵，不久又命令把剩余民兵补入军籍，于是在陕西、河北、东京、西京增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随后又在江淮、荆湖、福建等路设置宣毅军，内外总共增加设置禁军约四十二万多人。加上三朝旧兵、义勇、州郡厢军以及各种小分剩员等尚未计入的军队，连营的士兵日益增加，耕田的百姓日益减少。近来七年之间，民力极度困乏，百姓的财富被耗尽，国家的府库也空虚，而这些冗兵习惯于姑息待遇，逐渐骄横而势力炽盛，渐渐形成严重的祸患。然而上下都安然无事，不想设法挽救，只怕招募设置的军队不够多。大概财计的盈亏、时局的安危，都系于军队罢了。臣近来约略估算今年京城的支出，先前已经进呈，只是按照平常呈报的用度作预先筹划，使收支周转能够圆融，也仅仅是有所准备而已。从今以后，如果再因此增加横征的费用，又遇上饥荒，即使有智者也很难妥善收拾后果了。伏望命令中书、枢密院查考臣前面的奏章，仔细加以讨论，及早采取措施；即便如此，也还必须多年才能见效，拖延下去就更加来不及了。八年初，陕西发生战事，转运调度不够，商州知州皮仲容在康定元年十二月才提出建议：把洛南县红峰山号州青水的铜矿加以治理，设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随后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元年正月张奎任陕西漕司】和永兴军知军范雍【元年范雍知永兴军兼任漕司】请求铸造大钱，与小钱并行，大钱一枚当小钱十枚。张奎等又请求利用普州积存的铁铸造小钱。元年九月张奎调任河东，二年十月又在晋、泽二州铸造大铁钱，也规定一枚当十枚，用来帮助关中的军费。不久三司奏请停止河东铸造铁钱，而陕西又从仪州竹夹岭取得黄铜，设置博济监铸造大钱【《实录》记在四年】。朝廷于是下诏令江南铸造大铜钱，池州、江州、饶州又铸造小钱，全部运到关中。几个州的钱混杂流通，大致是三百枚大铜钱铸成十枚大铜钱，因此民间私自铸钱的人很多，钱文大乱，物价飞涨，公私都以此为患。并州知州郑戬请求河东铁钱以二枚当铜钱一枚流通一年，后来又规定三枚当一枚，或五枚当一枚，并停止官炉铸钱，每天只铸造后流通旧钱。朝廷曾派鱼周询、欧阳修分别考察两路钱法的利弊。这月，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和三司使叶清臣先上奏陕西钱法的意见，请依照江南的建议，商州大铜钱一枚当小钱三枚。又说奸人之所以不铸小钱，是因为铸大铜钱获利丰厚，而官府又不一定禁止。如果铸大钱无利可图，他们就会改铸小铁钱；如果陕西也规定三枚当一枚，并且停止官府设置的铸钱炉，朝廷都予以施行。从此奸人获利稍少，但滥铸仍未能完全杜绝。后来下诏商州停止铸造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命令陕西大铜钱一枚当两枚小钱。嘉祐四年三月，私铸才停止。然而法令屡次变更，士兵和百姓的资用都受到损耗，大多嗟叹怨恨。过了很久才开始稳定。九月癸亥，三司说韶州天兴场铜矿大量产铜，每年可采二十五万斤，请求设置监来铸钱。诏令把它定名为永兴监。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任陕西路提点刑狱，兼任制置解盐。范祥先前请求改革两路盐法，朝廷下诏令范祥乘驿马到陕西，与都转运使共同商议。当时正是庆历四年春天。不久双方意见不合，范祥又因服丧离职。到这时，范祥再次提出原来的建议，所以有了这道任命。让他自行专卖并推行这套法令，公私都认为便利。十二月丙子，诏令三司：河北沿边州军中，客商缴纳粮草入中，改行四说法。每一百贯为一标准，在京城支给钱三十贯、香药和象牙十五贯；在外地支给盐十五贯、茶四十贯。起初，权发遣铁判官董沔说得很切实：如今的天下并不比端拱、淳化年间的天下差，而现在的赋税收入并没有比过去减少，之所以财用困乏，是因为废除了三说法。他请求恢复三说法，以挽救财用困乏的弊病。朝廷把他的意见交给三司讨论，三司说应当依照董沔的建议办理。董沔是平阴人。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派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到陕西，与陕西运司商议盐法。起初，范祥建议改革盐法，议论者争相说这样做不便利，朝廷却独自认为有利，把推行此事的任务交给范祥。包拯接受命令后，立即说：“臣从前在陕西，完全了解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提出禁榷的建议以来，公私都受到烦扰，嗟叹怨恨的声音充满道路。前后臣僚请求恢复旧法，实行通商来救济关中的凋敝，有关部门却坚持原来的奏议，始终不肯施行。近来因为范祥再次提出请求，起用曾任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而亲眼见到盐法祸患的人，于是请求依照范祥的筹划，恢复通商旧法。这对于国家有利，对百姓没有害处。”臣详细看过范祥所奏的事项，内容颇为明白。况且国家富有天下，应当以体恤百姓为根本。现在即使财用稍微困窘，也应当考虑长远的办法，难道忍心为了争几十万缗钱，而不能再延缓一两千日来等待成效吗？如果听信无根据的议论，重新实行有弊病的法令，使关中的百姓将如何安置手脚、维持生活？包拯到了陕西，支持范祥的主张，又说：“财用之所以困乏，大概是自从西部战事以来，三路都依靠三司供给，收入有限而支出无限，怎么能不困乏呢？

译如今边防没有战事，也应当把国家的大计放在首位。如果不锐意经营并作长远打算，臣恐怕财力日削月减，造成的祸害不会小。万一稍有紧急警报，靠什么来应付？只要让三路各自足以供用，府库何必担心不充实呢？”包拯又说：“景德、庆历年间，天下财赋每年收入和支出的数目……”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学士承旨王安臣、入内都知王守忠、右司谏陈旭和三司使核算天下每年收支数目，奏报朝廷【四年正月奏报】。自康定元年起，陕西招募商人入中边境粮草，开始增加用东南盐支付；河北也逐渐使用三说法，以东南盐代替京师支付的缗钱，等数额够了就停止。到了庆历三年，三司又提出请求。按照康定元年的法令，招募商人入中，于是诏令入中陕西、河东的商人，拿凭券到京师，钱和金帛各偿付一半；不愿接受金帛的，给香药、茶、盐。到了八年，河北实行四说法支付盐，任凭商人选择，而东南盐的利润特别丰厚，商人不愿接受金帛，愿意得到盐。到了八年，河北实行四说法，以盐作为其中一项；并且沿边输入的粮草都按虚估价格计算，价格上涨到原来的数倍。商人招募到京师后，反而受到商人的压价。盐一百八斤，过去售价十万钱，到这时只值六万钱。商人按照钱的估价拿凭券取盐，不再把钱送入京师。京师府库更加匮乏，于是诏令三司详细制定办法。王尧臣等请求恢复把钱送入京师，按照旧数增加给盐；沿边入中粮草、先取得凭券领取盐的，河东、陕西入中粮草价值十万钱，只给七万钱价值的盐；河北又减少为六万五千钱，并且规定先把十万钱送入京师，才允许兼给盐，这叫作“对贴”。从此送入京师的钱逐渐恢复原状。八月，知谏院陈旭说：“阮逸曾经建议制作钱葆，用翠羽装饰，又用鹿皮作凭借，想与钱同时流通。钱币的作用，是天下的大事；它的轻重与物价相适应，才能在民间流通而不枯竭。从前张汤替汉武帝巧妙制造皮币，受到后世讥刺。阮逸的诡异怪诞更加严重，怎么可以采用它而为后世开启奸诈之心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十一月壬辰，赐淮南、江浙、荆南制置发运使、金部员外郎许元进士出身。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发运使总领六路十八州军，所调度的财货、钱币、粮谷每年达千百万，应该选用合适的人并让他长期任职。如今许元多次上章请求解除职务，朕考虑后认为，不如加以奖励，使他竭尽才干，所以特意下了这道诏书。”三年二月，诏令三司：河北入中粮草恢复实行见钱法。起初，四说法只施行于沿边各州，内地各州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实行；现请立即按照康定元年的诏书办理。从此三说法、四说法同时在河北实行。不久，茶法又败坏，输入粮草的人大多按虚估价格计算，占十成中的八成，公私双方都失去利益，请求恢复见钱法。皇上同意了，仍然完全采用景祐三年的约策。又担心好事之徒横加议论，庚子下诏大意说：“从今以后，有人依照以前的事情提出议论，都必须彻底了解其中道理，审慎判断是否可以施行。如果把事情上奏后，查问发现没有事实根据，就处以重罚。”起初采用董沔的建议，河北实行便籴，沿边施行三说法，内郡施行四说法。国子博士、监榷货务薛向说：“祖宗的法令，是让塞外百姓缴纳粮食，三司拿出茶、盐、香药、象牙等物，按价值相抵，这叫三说。内郡则由转运司用常赋充当。如今改用四说法，是每年比过去多从中都支出钱，而茶、盐、香药、象牙等物的出产很多、使用却有限，于是压低价格也卖不出去，官府和民间都失去利益。” 不久，朝廷把他的意见交下去讨论，议论者都支持董沔的主张。薛向又撰写编年书，叙述祖宗以来河北三说法以及使用现钱的利弊，书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不到三年，榷货务积存的交引钱达到七百万贯，却没有办法偿付；而山场榷务的茶、江淮的盐、中都的香药等物，富商争相用财力收购，三边的粮食却无法买入。朝廷开始采用王尧臣详细制定的办法，作为查阅文书，于是贬黜董沔，补任外郡官，又恢复见钱法，并委派薛向设置场务，支用榷货务积存的交引钱来救治弊病，诏令提拔薛向任大藩长官。十二月，先前包拯从陕西回来，看到恢复见钱法以及最近下达的诏令，陕西盐暂且依照范祥的筹划，实行通商放行。这确实是国家的大利，但中外臣僚没有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时常有无根据的议论；所幸朝廷特别主持支持此事。又因为范祥现任本路提刑，与运司之间平常公事往来，有时甚至发生分歧，恐怕不能同心协力办成此事，实在很不方便，希望圣上特别允许立即授范祥为本路运副，只按提刑的资序办理，这样有利于筹划盐法，详细比较新法和旧法。实行两年增加钱五十一万六千贯有余，希望允许臣的请求，这样或许可以使沿边军储充足。三司使田况也请求让范祥长期任职，专门负责此事。己亥，范祥任陕西转运副使，仍赐给金紫服饰，以此表示宠信。二年春，王尧臣等核算庆历、皇祐四年天下财赋的总收入和总支出，凡金帛、丝绵、柴薪、草料之类都列入其中，参照比较损耗和增益。皇祐四年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支出后没有余数；于是编成一卷书，丙辰上奏，诏令送交三司，取一年中的数目作为定式【二年正月受命】。二月，兵部郎中傅永任户部副使。庆历末年，傅永从梓州漕司调往陕西，当时关中使用折十铁钱，私自铸造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公私都以此为患。傅永献策请求改革钱法，到了陕西境内便询问百姓缺少什么，借给他们种子和粮食，命令等麦子成熟后归还本金，只少量收取利息，百姓非常高兴。傅永立即下令州县，凡是发放出去的三百八十万缗大钱，等利息收尽后才上报。不久朝廷改革钱法，于是下令小铁钱三枚折合大铁钱一枚，百姓出乎意料，破产失业，自杀而死的人很多，私铸也因此衰止。借出的粮食收得麦子四十万斛，商人在边境买粮而在中都领取钱，每年达五百万缗。当时江北上奏请求钱，朝廷没有办法供给，傅永说各道仓廪充实，请把本应领取的钱拨给他们，皇上赞叹并嘉奖了他。

译自康定年间用兵以来，陕州、华州以西的物资都转运到边境，百姓力量极其困乏。傅永命令他们先在本部输纳，再折算钱转运到边境，储备粮食也没有缺乏。王尧臣详细制定课利积存的办法，把这件事上奏，于是赐给他市易的岁利，据说可以遣送利益五十万，认为这样做可行，便委任茂则负责此事。范镇说，内藏库和榷货务同样都是国家的财物，哪有榷货务本来想使商人的资金滞留，却让内藏库趁价格低时买入，与民争利，损害体制、破坏法令的道理？皇上答应了范镇的意见，立即停止此事。自皇祐二年改用见钱法以后，京师积存的钱少，无法支应入中的费用。皇帝从内库拿出钱帛一百万赐给三司。时间久了，入中的商人逐渐增多，京师府库更加匮乏。商人拿着凭券等待，往往说要等一年或几个月才到货，只好降低价格卖给那些积蓄财物的人。所以主张财利的人想要改革此法。朝廷实行后很快又停止了，但从此沿边虚估的弊病再次兴起。皇祐四年壬戌三月，拿出绢十万匹；七月，钱三十万缗、绢十万匹；五年七月，钱十万缗、绢三十万匹、绵十万匹；这一年六月，绸绢五十万匹、缗钱三十万。官兵和官吏支取费用，朝廷不时命令官员裁减节省，却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办法。嘉祐元年秋，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吏部知益州张方平任三司使。西部边境用兵，西蜀有许多调发。张方平从益州回来，上奏请求免除横征的赋税四十万贯匹，以及邛州铸钱十万。蜀人以此为便利，他又规划漕运十四条办法。张方平开始主持京师财计时，原有三年粮食和马料的储备，到这时只够一年，并且还减少了一半。宰相富弼读完张方平的奏章时，前一封文书的蜡烛已经燃尽十刻，侍卫都疲惫得斜倚着站立。皇上长叹，称赞此事。富弼说：“这是国家的大根本，不是一般的奏章。”于是全部按照奏议施行。退朝后，富弼对张方平说：“自庆历以来，公众对食货的议论已经很详尽了。朝廷每有增益，必定以您的奏议为根本。凡是任命主持财计的人，从来没有不先考虑您的。”此后不到一年，京师便有了五年的储备。二年十一月，设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主管公事和盐运，设一名官员。起初，三司说商旅在榷货务以货物换取现钱，东南盐每年的课利为四百万缗，各路搬运不足，课利又日益亏损，请选派官员设置机构来主持此事【欧阳修有奏章可以考察】。三年春壬辰，又任命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这是听从三司使张方平和御史中丞包拯的意见。范祥自庆历八年十月开始制置解盐，皇祐四年五月因其他罪过被责罚离职。范祥起初说每年可以收入缗钱二百三十万，后来却没有达到。皇祐三年收入缗钱三百二十一万，四年收入二百十五万。以四年的数目同庆历六年相比，增加六十八万；同七年相比，增加二十万。过去每年从榷货务支出的缗钱，庆历二年为六百四十七万，六年为四百八十万；到这时榷货务的钱不再从那里支出。此后每年收入虽有增减而不稳定，到至和五年仍达到一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为一百六十九万。后来便以至和元年的收入作为每年的课额，确定按收入计算支出，可以帮助边费十分之八九；沿边又允许用粮草入中抵充实钱，但虚估的弊病更加严重，凭券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每年损失官府课利不下百万。所以张方平和包拯又起用范祥。范祥接受任命后，请求严格禁止以粮草入中；对于嘉祐以前已经发出的凭券，每券另缴钱一千，然后才给盐。又说商人拿着凭券，如果在京师卖盐，都将亏损本钱，请在京师设置官署，储存钱二十万缗，等待商人到来；凭券若按盐价折钱，就由官府替他们出售。凭券纸价六十，盐席价十千，不得增减，用来平定市场价格，使商人不能操纵价格轻重。诏令由都盐院的盐官兼任此职，从此逐渐恢复范祥原来的办法。皇祐四年春二月，才命令韩绛、陈旭、吕景初在三司设置机构，讨论放宽茶禁。这年十月，三司说应当以至和以后一年中的数额作为标准，把钱均摊给茶户；百姓出资收买茶叶的地方，征收费用，请边地官员考察利弊上报。诏令派王靖等人分赴六路巡行，回来后都说按照三司的建议办理很便利。己巳，诏书说：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同百姓共享，所以百姓在下能够富足，君主在上能够富裕，国家没有战事，刑法也清简。自唐代建中年间开始有茶禁，上下相沿的规定将近三百年。听说近来它造成的祸患更加严重，百姓遭受征求逼取的困苦，实在令人不忍。因此江湖之间，方圆数千里，竟成了设置陷阱来危害百姓的地方。朕心中悲悯，想到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曾间或派遣使者前往当地，询问之后，百姓欢喜地都愿意解除茶禁，按时把每年的课利上缴官府。一两名近臣分条分析情况，朕仍觉得不够妥当，于是又裁减每年输纳的课利，使百姓得以宽裕富足，彼此依靠谋生；删去禁令条文，使商人能够自由贸易获利。历代积累的弊病，一旦全部除去，作为永久的常法，不再更改制度；损减上面的收入，增加下面的利益，使百姓得到安息。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和借机作奸的党徒，妄自陈述议论、奏章来迷惑官府，因此一定要依法严惩，不能有任何宽贷。起初，派去的官员既然议定放宽茶禁，于是按照三司每年的课利均摊给茶户，总共是缗钱六十三万有余；让他们向县里输纳，和过去输茶时相比，所出几乎增加了数倍。朝廷认为难以实行，于是减去一半，每年输纳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余，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一同储存，用来等待边境买粮。从此只有腊茶仍然照旧禁止，其余茶叶遍行天下。癸卯，诏书说：听说陕西民间私自大量铸造大钱，以至于市场交易不能通行。现行钱中，以三枚大钱折合两枚小铁钱。本道官员已经支取三个月俸禄的，便按数量补发。议论者本想把大铁钱改为一枚当一枚。提点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陆诜说：“民间看重小铜钱，大铁钱将来一枚当三枚小钱，尚且还认为太轻。如今命令它与小钱等值，大钱必然废弃。请规定一枚当两枚，这样公私损失都不大，商贾可以通行；兼且私铸没有利润，就一定会自行停止。”诏令施行。从此私铸才停止。然而法令屡次变更，士兵和百姓在资用上受到损耗，大多嗟叹怨恨。过了很久才稳定下来。

译五年三月己巳，诏书说解除茶禁以后，议论者仍说朝廷只顾使百姓便利、想要减少刑法，出发点确实是善意；然而茶户困于缴纳钱，商人利润微薄，贩卖茶叶的人减少，州县征税日益紧缩，经费不能充足。知制诰刘敞、学士欧阳修都充分议论其中的弊病，认为商人不来贸易，税额不能增加，而且国家用度也缺乏，这是三种危害。欧阳修认为放宽禁令有一种好处，却有五种危害。当时朝廷正排除众议而推行此法，刘敞等人的意见虽然提出了，却没有被采纳。六年夏，权任三司使包拯任给事中。包拯在三司时，凡是各管库为皇上供应的物品，都向外郡摊派征取，积累下来使百姓困苦。包拯特别同百姓公平交易，使他们免受骚扰。官吏欠负钱帛而被关押的，常常逃走，凡是因此拘捕其妻子的人，包拯都释放了。司马光说：“财利在于培养它的根本源头【见《谋国远略门》】。”秋丁丑，命翰林吴奎、王瓘一同详细制定茶法。起初，江湖一带漕运来的盐既混杂又劣质，加上官府定价太高，所以百姓获利而食用私盐。沿海百姓以捕鱼、制盐为业，因此成为盗贼的人很多。庆历年间，广东运使李敷、王由等请求把广州的盐运到南雄州，以供应虔州、吉州和江南运司。起初认为这样做不便利，后来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又请求把广东盐运入虔州。江西也说由自己筹备本钱来领取。皇祐五年，才诏令屯田员外施元长乘驿马会同江西、广东运司商议。至和初年，施元长与运使阎询、元绛都赞同周湛的意见，而发运使许元认为不可。三司采纳许元的意见，于是停止。又有人请求官府设置铺站，把广东盐运到虔州；有人请求调整虔州官盐价格来平抑盐价。朝廷曾派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马会同所属盐司商议，随后又命提点铸钱沈扶复查。黄炳想降低增加后的官定价格，每斤定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的夏税按每户一百钱为标准，命令买盐三斤，随夏税一同缴纳。官府设置五都仓储存盐，招募盐铺户向二州缴钱，到五仓领取盐，再运回三州贸易。朝廷最终采纳黄炳、沈扶等人的策略，但每年只增加买盐六十多万斤。此前，蔡挺任南安知县时，曾经分条上奏利弊。到这时，提拔蔡挺为江西提刑兼制置使。蔡挺把淮南漕盐的新纲增加到十二纲，沈扶把新选的江西漕船编为十纲，并任命三班使臣负责。有一批从通秦、楚都仓运盐的纲船三十五艘到达州中，于是发运交给官府，剩余的就给漕州的吏卒。官府又以平价的一半收取这些盐，因此减少了侵吞盗卖的弊病，盐价于是稍微下降。后来又降低买盐价格，每年课额比旧数增加三百多万斤，于是停止沈扶等人所实行的随夏税缴纳买盐办法。私自贩盐的人逐渐畏惧收敛，朝廷认为蔡挺有才能，便把他留任。英宗 治平二年，国家内外赋税收入一亿一千多万，支出一亿二千多万；各路积存一亿一万，京师没有包括在内。九月庚辰，三司使韩绛上奏《治平会计录》六卷。神宗 熙宁元年三月，皇上对文彦博等说：“如今理财是最紧要的事务，养兵备边，府库不能不充实；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省用度。”于是说，太宗朝有一名老宫人还在世，曾对朕说：“太宗、太祖使用财物非常节约，曾有侍御请求增加俸禄，太宗命令给他钱一万，却嫌所赐太少。”太宗说：“朕过去任供奉官时，俸禄只有一万钱，这个数目已经足以养家，怎么敢说少呢？”于是把他幽禁到死。五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一同考察裁减国家制度，仍取庆历二年的数目，与现今支出不同的地方，逐项折算上报。司马光等回答说：“国家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用度太奢侈，赏罚没有节制，宗室人数繁多，官职冗滥，军队训练不精，这五件事不是愚臣一朝一夕能够裁减的。如果只是想按照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把它同现今支出的数目比较，这只应当由三司提供分项说明，其中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立即就能全部看出。”第二天便停止裁减制度的机构，只让三司提供分项说明。二年正月丁亥，皇上对辅臣说：“近来看到内藏库只是登记文书而已，财货出入几乎没有防范。以前曾把龟脑、珍珠拿到榷货务出售，几年不交钱，也不查考。常听说太宗时期内藏库的财货，每满一千便用一根象牙签作记号；物品名称不同，所用钱的种类也不同，其他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区别。太宗常常把它们装在匣中，放置在御阁，用来同账簿中的定数相互查验。晚年常常拿出钱来给真宗看，说：‘好好保管这些，足够了。’如今掌管内藏库的臣僚都不懂账籍和防范财物出入的办法，应当另选人来掌管。”于是让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代替那个不称职的人。九月，条例司说：“银、铜矿冶所产的物品都上供，而费用却由各路支出，因此转运司不肯努力增加课额，造成损失。如今既然把钱货暂借给发运司，听任它调度使用六路财物，那么东西南各地的经费都应当责成办理，请命令发运司兼任提举九路银、铜、铅、锡矿冶以及市舶等事务。”皇上同意了。薛向、罗应任提举。三年六月，皇上批示：“薛向等总管东南各项财利，开始办理事务时，确实要依靠各处官吏，无论远近相互接应，才能集中办理。近来虽然屡次下达指挥，像薛向等所奏请辞退的官吏，都听任他们与负责应办的人一同置办均输；还允许他们自行任用属官【二年七月】。”十月辛丑，派发运司管勾运盐刘忱与陕西转运使共同考察本路兴置铸钱监的利弊，上报朝廷。发运使薛向等请求拿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回买岑水场铜铅四百多万斤，运往陕西。

译在陕西以西增加铸钱一百万缗，以储备边防费用。后来刘忱等上奏的事情很多，与薛向的意见相互符合，于是诏令施行。四年二月戊辰，皇上对辅臣说：“从前茶法的弊病。”文彦博说：“不是茶法本身有弊病。大概是过去西北用兵，边境粮食急需调运，于是用茶来偿付，数量既然很多，茶又卖不出去，就在各地堆积，所以虚估的钱数很多而破坏了法令。”王安石说：“榷茶所获得的利益已经很多了。”吴充说：“仁宗朝茶法很有弊病，当时每年仍能得到九十多万缗，也不算少。茶是因为用兵而败坏的，文彦博的话是对的。”五年四月壬子，诏令环庆路盐池上年亏损钱五十五万缗，让转运使和制置解盐司详细分析上报。皇上说：“盐酒之法既然还不能放宽，就必须严格禁止。”王安石说：“陛下即使治理国家达到唐虞时期，盐酒法也不必放宽。如果想把利益推给百姓，只需要务农罢了。对末业不加禁止，反而会更加危害农业，不是尧舜的政治。”九月丙午朔，权任三司使薛向说：“延庆、秦、渭等九州过去都有折博务，招募商人输入粮草、钱帛，用解盐偿付，每年收入缗钱一百六十六万。如今把秦州的古渭寨划出设置通远军，又有新城镇、洮军，都还没有储备物资来应付缓急。”皇上同意了。七年四月，皇上说：“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就足够了，如今从各方面取财，不能算少。”王安石说：“古代并不只是十分之一的税而已。市场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还有絘市、总布、质布、廛布之类很多税目。关市有征税，而货物有不经过关卡的，就没收他的货物并处罚其人。古代取财不只是十分之一；如今的税也不比先王时期重，只是不均，又有兼并造成祸害。”六月，皇上对辅臣说：“天下财用，朝廷如果稍微留意，能够节省的数目就不可胜计。昨天检阅并合军营，如今核算，裁减军员十将以下三千多人，除去二节特支和兼任将领以外，每年可以节省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绢绸二十万匹、布三万端、草二百万束。如果每件事都这样办理，再加上各路转运使任用得当，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筹划财用，那财物难道还会不够使用吗？”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来迪。设置永兴、秦凤路交子时，正值关中钱法有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求用钱四十买入缺损恶钱一斤；这样民间转而专门流通省陌大钱，小铜钱少而不够使用，请把所买的恶钱全部…… 改铸成大钱，而民间流通的私铸大钱，则用小铜钱一枚买入后重新铸造。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请求全部收买恶钱，并且每个流通场所都设置钱、铁相互兑换的办法。秦凤路转运使熊本说：收买恶钱，以及禁止旧有通行的大钱、铜钱相互兑换，都不便利。于是诏令各司估量利弊上报。冬十月庚辰，诏令三司设置会计司，以宰臣韩绛任提举。此前，韩绛上奏说三司总管天下财赋，但收入数目完全没有总括考核盈亏的办法，想选派官员设置机构，把天下户口、丁口、税赋以及场务、矿冶、河渡、房廊等租额年课和一路粮食出入的数目，删去重复登记的项目，每年比较增加的数额，并列出废置项目、钱物余羡和额外费用等数目，使有无能够互相调济。这样国家的财计就能办理，朝廷可以少费议论，政事也足以减轻百姓负担；仍请求下令任命提举。三司使章惇也说：天下财赋账籍纷乱，没有办法考察损耗和增加的数目，请选拔人才删修成册，每年核对其增减，用来考核各路主管官员是否称职，以便升迁或黜退。因此有了这道任命。八年三月丁酉，诏令秦凤路等地转运司，估量所铸大铁钱的数目以及充作交子本钱以外，不必广泛铸造，委托熊本总领筹办。六月，三司使章惇说：河东永利两监盐的每年课额旧数是二十万缗。自从允许商人在边境输入粮草，增加给付凭券、支付给商人后，商人得到一千钱的凭券，只能卖四百钱，县官暗中损失的钱数，以及盐铺已经获得的利益，都非常多。又因为私盐不禁止，每年课额逐渐减少，只剩十万四千多缗。如果按粮草虚估的价格计算，官府实际只能得到三万多缗，与旧额相比损失十分之八。如今如果依照解盐的利润，招募商人缴钱请求买盐，或者由官府自行出售，同时严格禁止私自贩卖，每年课额一定会大大增加，沿边的粮草则改用现钱买入。诏令河东转运使范子奇、赵子几考察并详细拟定条约上报。出售祠庙【见《圣政门》】。十年禁止羡余【见《圣政门》】。六月，皇上担心民间使用大钱会使富民藏匿小钱，又担心四方听说实行两种钱，便以为国家困窘，于是想停止流通折二钱。王安石加以阻止，皇上想重新采用，但两宫最终没有采用折二钱，所以折二钱从未进入禁中。侍御史周尹说：近来钱币不统一，如今希望折二钱以后不再另行流通，因此铸造时也不必挑选。从今以后只按一文使用。元丰元年十二月，皇上每当想到北方边境受到侵扰，便慷慨产生收复幽燕的志向，于是在景福殿的库中聚集金帛作为军费。这年开始更改库名，并作诗题写在上面说：“五代失去谋略，留下的祸患极其炽烈；艺祖建立国家，想着有所惩戒。于是设置内府，希望用来招募士卒。曾孙当保守它，岂敢忘记那志向。”共有三十库。后来积存的余羡增多，又题诗说：“每天恭敬戒惧，内心不敢妄自安逸；宏大的基业顾念着我，不凭武力又怎能成就军功。”三年正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的官员说，自从设置机构以来，实际收取的利入，元丰元年为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万贯石，二年为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贯石。群牧司收取废监租课等钱一百一十六万缗有余。十二月，知邠州王孝先上奏屯田情况，说田司在熙宁七年至十年共支出钱十五万五千四百多缗。五年，诏令户部右曹从京东等十二路发出常平钱八百万缗，运入元丰库。左藏、内藏以及其他地方又有元丰库和各司储存的杂项余羡钱。六年三月，吴居厚说：“自设置盐税司将近二十年，商人拖欠正赋税钱七万六千多，后来加倍征税，达到十五万二千多缗，都是周革任提举时没有拘收管理造成的。”

译请求依照辛卯诏书：“从今以后，凡筹划创立课利，每年每收到一万缗，便升一资。”十二月，自熙宁初年开始改革矾法以来，每年的课利收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余；连续增加五年，于是取熙宁六年的平均数，确定为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余，作为新的定额。到元丰六年增加到三十七万七千九百缗，成为军矾。百姓自行出售，设置场务出售，每年课额为一百五十万斤，所用本钱一万八千缗。从治平到元丰，数目没有增加，追记如下。七年十二月，天下免役钱折合缗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粮谷、绢帛折合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石匹。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户部上言，请求停止醋的专卖禁令，朝廷同意了。二月，诏令户部黄□兼任按察四川路茶法。刘挚上言，请求大幅减少每年购买茶叶的定额，逐步提高接近实际价格的价钱，削除缴纳茶叶时名目不明的钱款，用来供养茶园户，革除欺诈侥幸的弊端。苏辙说：孟蜀割据后，才开始实行茶叶专卖法，艺祖将它废除了。淳化年间，王小波、李顺因贩茶失业，于是成为大盗。近来，李稷引荐陆师闵共同办事，在成都府增加茶额并设置都茶场，允许用金银等各种货物进行博易，于是以折博为名，派遣公人、牙人到民间骚扰，再也没有安宁的年份了。如今请求朝廷废止、放开专卖法，使小民自行交易，只收取税钱而已。四月，上官均说：财用出自同一机构，财物有无和数量多少才能相互调剂。近来听说内藏库出售多年前的缣帛，每匹只卖二三百文，而每匹应接近二千文，按所卖的价格计算，十匹中只相当于一两匹的价值，这是有关官司的罪过。臣请求令户部、大府等对内藏库各库加以检查，同时转运、使用那些存放已久的货币。八月，户部请求拨给余便司钱二十万贯，用于河北籴买，朝廷同意了。王岩叟回答说：青苗法是使百姓困苦的办法，几年以后，百姓将会自己充足，国家的用度也会充足。朱光庭也进言说：百姓富足了，君主同谁会不富足呢？王岩叟又说：陛下如果忧虑财用不足，恐怕小人窥伺机会，妄自献上求取功利的言论。十二月，诏令各路将元丰七年以前坊场免役宽剩钱允许留下一半，其余置办场和买可变卖转运的货物，这些货物逐步起运，送到元丰库交纳。三年正月，将封桩钱物库改名为元祐库，隶属于尚书省左右司。三月，诏令将元丰、元祐库改为元丰南库、北库，增加南库官一员。闰十二月，韩忠彦、苏辙、韩宗道等说：本部近来编成《元祐会计录》，大致计算天下一年所收的钱、谷、金、帛等物，还不足以支出一年的费用。臣等今天想把朝廷使用的钱物详细加以裁减节省，多的不要达到损害财用，少的不要达到妨害政事。六年九月，诏令从元祐六年起，每年从内藏库拨缗钱五十万，送往元丰库桩管，以补助沿边军需。绍圣元年正月，用元丰库钱十万、绢七万匹，供给宣仁皇后山陵的费用。七月，蔡京上奏理财之术，说应核查各路元祐年间财利的名额，至于所需费用可以减少还是不能减少，都分别具文奏报，立为成法。十一月，户部说各路上供的钱帛大多拖欠不足。章惇说：“自元祐以来，司马光等人一味散发府库财物，姑息小民，以致财用匮乏。”皇上说：“利法已经松弛败坏，应当加以讲求整治。” 元符元年，皇上拿内库银、绢二百匹两，送到各路经略司，以供边事之用。内库缺银，便用绢七十万匹折抵发给。寿原路请求赐给度牒五十道，交给本司作为备边费用，诏令同意其请求。二年秋七月，皇上对曾布说：“陕西的钱币币值轻，想要变更钱法。郑雍想发行钞，安泾认为不可。他说：‘钱法不可以轻易变更，如今幸好有钞法，可以救济物价昂贵的弊病，使物价平稳；盐课、盐铁钱的币值较重，百姓不吃昂贵的盐，公私所得利益并不相同，为什么不实行钞法，反而想要变更钱法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三年十一月，户部说：“天下坊场三万一千余处，总计一界一千一百余万，每年将一百万收入内帑，帮助国家用度；但亏折和拖欠，有的甚至破产也不能偿还，请求修订建立良法。”朝廷同意了。徽宗 政和三年六月，尚书省说：“自从创行新的盐钞制度，刚满一年，已经收取息钱□□余万贯。如果不发放出去，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这些钱，盐课收入的兴盛也达到极点了。” 宣和二年，当时盐法已经败坏，王黼命令州县设置限额、确定数额，发给盐钞，摊派给各户。例如一户发给十张盐钞，后来竟发展到按人口发给，家家户户都受到骚扰，即使婴儿也不能免除。《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九 （宋）彭百川 撰写《官制沿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