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

译元丰八年冬十月，监察御史王岩叟说：听到传闻，章惇在帘前询问陛下批示任命谏官的事情，反复曲折地追问，言语涉及轻慢侮辱。外廷传闻此事，众人都共同愤怒。谨按：差遣任命谏官，本来属于三省，不关枢密院；章惇却不遵守职守，越权放言，竟敢这样做。何况陛下任命的几个人，都是天下公议所推举、历来希望他们担任御史谏官的人。章惇身为大臣，既不能荐举贤能、辅助国家，看到陛下任用贤才，又从中嫉妒、阻挠、压制他们。臣不知道章惇怀着什么心来侍奉陛下，请求公开贬黜他，以严明臣下的职分，尊重君主的威严。左正言朱光庭说：蔡确是先帝简拔的人，官位做到宰相，然而在送终之际，十分不尽恭敬。又说章惇欺骗蒙蔽、肆意辩解，韩缜扶助邪恶、冒受宠荣。他多次上章，言辞十分恳切。当初，蔡确与章惇、邢恕共同谋划诬陷欺骗太后，自称有定策之功。韩缜心中不平，等到蔡确担任山陵使时，便在帘前详细陈述蔡确等人的奸状，因此东朝和外朝都知道了【蔡确先被罢免，韩缜暂时留任；因为揭发了蔡确等人的奸状，所以东朝认为他忠诚，这是据伯温辨诬之说】。十一月丙午，步军都虞候刘昌祚任知渭州。御史刘挚说：臣深切听闻，宗祖的法度是不让武人担任大帅而专制一道，必定任用文臣为经略使来总制全局；武人担任总管，统领兵马，号称将官，进退、出入、作战、守备都受节制，只听从经略使的指挥。国家承平一百二十多年，内外无事，正是因为用这样的制度驾驭边臣，得到了正确的方法。臣深切认为，祖宗不任用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不是浅近之人所能测度的。像刘昌祚这样的人并非难得；即使确实有卓越过人的才能，可以托付重任，祖宗的法度也会因此废弃。恭请选拔内外文武官员中曾经守边的人，让他们担任大帅，使祖宗法度长存不废。不久，诏令说，管军中曾经有很多缺额的人员；刘昌祚已经差遣为知渭州，应该另行取旨差官；如果告身已经下发，就应当缴还。御史王岩叟说：保甲制度危害百姓【见《保甲门》】。刘挚说：蹇辅及其子蹇序辰，以监司身份奉使，创设增加卖额，江西、湖南百姓因而获罪破产，应分别命令他们出任外官。侍御史王岩叟再次说：章惇罪过太多，请按大不恭论罪，请求交付有司治章惇之罪。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刘挚说：宰臣蔡确骄傲傲慢，臣曾经详细上奏弹劾，后来却没有听到施行的消息。希望陛下以天下为重，不要容养奸恶，早日作出圣断，罢免蔡确，以彰明国家法度，安定朝廷内外。壬申日，侍御史刘挚等说：“臣近来看到蔡确既然担任山陵使，回来后本应按照旧例坚决请求离职，却不应贪恋权力、固守宠荣，不顾公众议论，傲然安居，毫无廉耻之节，败坏陛下所倡导的风俗，破坏陛下的典章。按照臣的职分，不能不替朝廷争辩此事。陛下也应体察孤臣辛勤不止地攻击权臣，又有什么好处？凡人的情感，没有不喜欢安逸、厌恶危险，喜欢荣誉、厌恶耻辱的。然而臣不避祸患，是因为确实为了君主，确实为了国家，哪里还顾惜自身的危险呢？希望陛下把臣前后所上的章疏交给三省施行，早日罢免蔡确的政权，使天下知道朝廷不压制忠言、不阻挠公议，不容奸臣败坏风俗、破坏典章，扶持天下的名节，以激励臣下事君；这样臣等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任命中书舍人王震为给事中，监察御史王岩叟说：“王震只是因为阿谀奉承、附和迎合，突然升到清要近侍之职。前一年奉命出使西边，所到之处贪婪猥琐，出使没有廉洁正直的声誉，立朝没有端正忠亮的称誉。封还诏书、驳正政令的职务，不是王震应当担任的。” 不久命令王震出任地方长官。侍御史刘挚说：“臣近来已经具状论奏蔡确违背诏令、废弃礼制、骄傲傲慢而不恭敬，没有大臣进退应有的操守，请求陛下作出圣断，罢免他的职位，但尚未蒙准施行。蔡确从山陵回来后，竟让门下人向众人扬言：‘蔡确有定策之功，是继承皇位的皇帝所倚赖的人，不可一日离职。’当今左右之人恭敬地称颂皇帝陛下，陛下是先帝的正统继承人，是祖宗传下来的继承次序，也是太皇太后所眷顾任命、四海所归附拥戴的人。蔡确等不过是奉行诏命罢了，哪里有什么定策之功？前些日子普施恩典授予官职，学士起草制书时，在蔡确的词中树立了他独高的定策之功；命令下达之日，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过错，而蔡确竟承受此说，向众人夸耀以自我标榜，贪冒欺骗，声称如今的天下必定要依赖他才能安定，轻视朝廷，毫无谦逊辞让、离开国政之意，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罢免蔡确的职任，以安定朝廷内外。”贴黄略说：“蔡确与章惇一向亲善，如今又结成朋党，想要消磨善人的气节，阻挠圣政。朝廷内外都说，如果不罢免蔡确和章惇，善良之人就难以保存，天下终究不能蒙受仁厚的恩泽。”十二月丙午，左正言朱光庭奏道：“左仆射蔡确、枢密院章惇、右仆射韩缜，都应该罢免。” 门下侍郎司马光、侍御史范纯仁、侍读韩维，都公正忠诚、正直无私，也都应该安置在君主左右。臣希望陛下深切察看臣的言论，特别作出圣断，把三名奸臣斥退到外地，以清理百官；把三名贤臣进用到朝廷内部，以辅佐万机，那么朝廷纲纪就不会紊乱，圣明教化就能够施行。太平的风气从此开始了。戊寅日，侍御史刘挚又说：“欺骗蒙蔽先帝，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如今还在府堂之中，亲近陛下，人人都把这当作忧患。”他又引用仁宗听取韩琦一句话，便罢免王随、陈尧佐、石中立、韩亿四名执政的先例，说今日罢免这三人，并不困难，只在于陛下一句话而已。请求把臣前后所上的章疏交付外廷施行。二月辛未，左正言朱光庭的奏疏大略说：“司马光的贤能，已经得到陛下信任；范纯仁、韩维如今也已进用于经筵。这三位大臣的贤能，都有志于成就皋夔、周公、召公那样的事业。希望陛下进用三人，代替蔡确、章惇、韩缜的职任。”甲戌日，侍御史刘挚说：“臣多次具状弹劾宰相蔡确、枢密院章惇，请求施行罢免，直到如今还没有听到可否的指示。”其大略说：“天下怀有私心、谋求私利的人，都把这三人作为首领；

译天下坚守忠义的人，都畏惧这三人，不敢自我效力。如今陛下如果能够果断决策，罢免蔡确、章惇，那么善良之人就会安心，小人就会改变。凡天下奉行诏令、变更政事的人，无不专心尽力，不再疑虑畏惧。朝廷万世的福利，就在这一举。左正言朱光庭奏请施行所说蔡确等三人奸邪的章疏。监察御史王岩叟第二次请求早日赐下指示，把臣前后论奏三名奸臣的章疏交外廷施行。甲申日，蔡确说已经再次具表请求辞位，奉旨命臣主管门下省。臣等待辞职获准，希望另差权官主管。诏令差遣尚书左丞吕公著。御史中丞刘挚说：“蔡确辞位求退，他所上的表章没有引咎之意，反而有论功的话，是贪取上天之功、欺骗天下。希望重新加重放逐，以正典章法度。”左谏议大夫孙觉说：“蔡确、韩缜并不是凭德行进用的。蔡确因为办理狱讼，士大夫都认为冤屈；韩缜因为划分边界，无故割地遗弃给敌寇，边地之人对此恨之入骨。恭请陛下因灾异之故，罢免这三人，另选有德有才、众人敬畏信服的人，使他们担当重要职位。”他又奏道：“蔡确已经迁出东位，应当早日赐予罢免。” 像蔡确、韩缜这两人，应另行选择在天下负有重望、才干过人、忠于社稷、至死不改的人来代替他们，以整肃群臣对于异同的议论。请求罢免蔡确一人，对上可以安定朝廷，对下可以安定百姓，也可以慰藉忠臣义士的愿望。臣对忧愤国事、爱护君主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论述职役、免役的利弊。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上奏说：“臣见到从冬季进入春季。”当时还没有降雪，如果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将依靠什么？如今圣明君主在位，应当努力任用辅臣。如果不能分清忠臣和奸邪，凭什么招来和气？臣深切认为，蔡确不恭敬，章惇不忠诚，韩缜不知羞耻，他们的行为已经清楚显露，怎么还可以容许他们居位而连累圣政？臣虽然曾两次具奏论劾，到如今仍未见施行。希望陛下上察天意，下察人情，任用贤能不要犹疑，去除邪恶不要迟疑，自然天人相应，祥瑞降临，丰年的应验本来还不算晚。王岩叟说新法危害百姓【见《宣仁门》】。庚戌日，刘挚又第四次上章说蔡确有十项罪状，应罢免他的职务，使他出任外官，以回应天变、招来和气、慰藉公议，更新改元后的政治。辛亥日，朱光庭说：如今圣政日益更新，本应风调雨顺；之所以尚未如此，大概是因为忠邪还没有分清，这是上天有意使陛下醒悟。假如看清奸邪，早日作出圣断，那么和气招来祥瑞，当然还不算晚。如果蔡确不忠，私党章惇不忠而且邪恶，韩缜不知羞耻而冒受宠荣，这些人都不足以担当大任。臣以异常之事论说，希望陛下留神省察，使天下获得幸运。王岩叟又说：蔡确、章惇奸邪，希望早日依照前面奏疏所请求的施行，对上回答天意，对下慰藉人心。刘挚又说：请求罢免蔡确和章惇，另选有德望的人；把持守正道、敢于直言的司马光、范纯仁安排在左右，成就陛下的善政。戊午日，孙觉说：臣深切看到两汉发生大灾异时罢免宰相，是因为宰相负有调和治理的责任；请求依照两汉旧例，罢免蔡确、韩缜，以警戒百官。二月，左正言朱光庭奏疏大略说：臣曾经论说奸邪，蔡确、章惇、韩缜排在最前；论说忠贤，司马光、范纯仁排在最前。去除奸邪、任用忠贤，唯有先做这件事最为紧要，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断，去除奸邪、任用贤能，以助顺天意，招来和气。丙寅日，御史刘挚又说：蔡确、章惇夸耀功劳、肆意作恶，而陛下恐怕伤害先前接受遗诏时所受的小恩，因此容忍他们，这就会成为日后国家的大患。希望陛下把臣前后所上的疏章下发三省，早日振作刚断，罢免三人，使天下获得安宁。丁卯日，王岩叟又奏道：蔡确、章惇是佞人中的杰出者；天下人看见他们被论罪、被贬黜，就会压制四海奸雄的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了。只希望裁量斟酌，早日准许施行。闰二月己丑朔日，右司谏苏辙说：臣近来论说蔡确、韩缜才干不足以任用，并且有许多罪恶，请求赐予罢免，至今尚未蒙准施行。其大略说：蔡确等人都是碌碌无为的普通才干，没有超人的实际成就。朝廷若要取其德行，没听说他们有值得称道的孝悌；若要取其才干，没听说有功业可以记载；若要取其学问，没听说他们的经术可以作为师法。他们只是用媚悦上下的手段，牢固保住宠位。陛下为什么不正确处理韩缜的罪过？对上替先帝分担毁谤，对下慰藉天下人的希望。朱光庭又上奏说：“臣多次上章请求退去三名奸臣、进用三名贤臣。今天蔡确请求离职，这是天下想要除去一名奸臣。希望陛下趁他自己请求离开而让他离开，不要犹疑。外面还有奸臣章惇，仍安然处在职位上，也希望陛下早日施行屏退。” 王岩叟入朝对答，极力论说蔡确阴险邪恶、巧言谄佞，又论说蔡确的弟弟蔡硕奸诈贪赃。庚寅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照原官职充任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陈州，按照他的请求办理。台谏官多次上章论说蔡确，朝廷执意不肯依法正其罪，世人对此引为遗憾。右谏议大夫孙觉兼任侍讲，改为给事中。孙觉说：“臣恭敬听闻有诏命任命臣为给事中，恩典深厚，本不是臣敢当的。像臣这样愚钝卑贱的人，前后论奏政事不合圣意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按理早就应当在今日被逐斥了。如今蒙恩任命给事中，对臣个人来说极为荣幸。然而臣前后论奏韩缜，尚未蒙准施行；一旦离职，使韩缜得以挟怨诬陷，臣实在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如今在能够进言的位置上，还可以把事情的始末陈述出来，为陛下说明；日后离职，怨恨嫌隙已经形成，恐怕会像翟思、黄降那样，即使想为自己辩解，也不可能了。希望收回任命臣为给事中的新命，使臣暂且供职谏官；等日后韩缜离职，再另行差遣，臣不敢推辞。”十二天后，诏令孙觉复任谏议大夫。孙觉又说：“司马光、韩缜同时为相，正所谓冰炭同器。希望罢免韩缜的相位，选择有德有才、能胜任的人来代替他。”

译丙申日，王岩叟上疏，希望贬黜章惇，以满足人心、回应天意、完成陛下清明的政治。甲辰日，御史中丞刘挚说：“户部尚书曾布奸邪，请求罢免他，另调任一个职务，以符合公众议论。”苏辙又上章，请求罢免韩缜，早日依法惩处，以向天下谢罪。朱光庭、王觌又上章说：“韩缜、章惇、张璪，罢去他们不可不快。”庚戌日，曾布任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这是采纳刘挚意见的结果。御史中丞刘挚说：“臣昨天多次具奏弹劾知枢密院章惇，请求施行罢黜，尚未蒙准施行。谨按章惇轻薄险恶强悍，没有士人的操行；他的傲慢无礼不只施于同列，甚至在帘陛之前也强横固执、傲慢放肆，举止傲慢，专门阻挠破坏善政，完全没有臣子事君的节操。这是士大夫议论和人情所共同愤恨、憎恶、疑惑而不服的。又说陛下裁减保甲之法，章惇常常议论认为不对；近来改正差役，他又放肆发表横议。幸赖陛下深察利害，主持法意，不被邪说异论所动。然而纷纷的议论说法，阻碍、损害并扰乱陛下听察的事情，也已经很多了。希望把臣的章疏发到外廷，迅速作出圣断，罢免章惇，使他出任外官，以保全圣政。” 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蔡京任知成德军。在此以前，司马光主持差役法，而蔡京在五日期限内全部改行京畿各县的免役法。又擅自判决狱讼，被右司谏苏辙、监察御史孙升论奏，未获答复；于是再次论奏。后来隆狱判决完毕，特罚铜三十斤【此据丁未录】。闰二月辛丑日，诏令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有臣僚说他轻薄无行，喜欢作俳谐偈语；近来两次在帘前与辅臣议政，举动多有轻慢悖逆，完全没有恭敬君上的礼节。应解除机密政务，保留原官，出知汝州。在此以前，皇上即位后，宣仁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更改弊政。章惇与蔡确都在位，窥伺政事得失。章惇还以戏谑侮辱的方式困扰司马光。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多次上章列举他的罪恶，请求贬黜他，尚未得到答复。不久章惇又在帘前与司马光争辩役法，甚至说“一天也难以奉陪，宁可吃剑”。太后大怒，于是刘挚等更加接连上疏论奏，遂有这次贬黜【此据丁未录】。乙卯日，同知枢密院事安焘任知枢密院，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任中大夫、同知枢密院。在此以前，皇上因为安焘是旧臣，便从同知枢密院升为知枢密院，以范纯仁补同知枢密院的空缺。命令下达后，给事中王岩叟封还诏书，认为安焘不应升任。御史刘挚、谏议大夫孙觉、司谏苏辙也提出异议，都没有被采纳。命令再次下达，给事中等又封还，于是没有把诏书送到门下省读审。因此台谏官联合上章争论得更加激烈，西省也抗章一同上奏，仍未被采纳。刘挚极力陈说，范纯仁也多次上章坚决辞让。于是安焘的告身不再下发，范纯仁的告身才送到门下省读审【丁未录】。壬申日，诏令安焘坚决辞去枢密院职务，特准依照请求仍任同知枢密院，并命班列左丞李清臣：范纯仁的告身尚未经过给事中读审，现存阁门，可以勾取，另行抄出录黄和告身，遍经门下省官员施行。夏四月戊子朔、己丑日，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任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台谏官前后论奏韩缜罪过很多，都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内批说，韩缜自认为才干不足，恐怕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所以请求出任地方官，以区别于那些夸耀功劳、追求名声而离去的人。韩缜得到了进退应有的体面，因此有升官的特殊安排，应该在制词中说明这个意思。“夸耀功劳、追求名声”指的是蔡确、章惇。当初，韩缜与蔡确一同为相，孙觉、苏辙、刘挚、朱光庭、王觌多次上章请求罢免他。蔡确既然罢职离开，皇上任司马光为左仆射，孙觉等认为贤与不肖不应同时存在于国家体制中。韩缜虽然不符合众望，但也必须等他请求离职后才能让他出外任职。孙觉等奏道：“陛下以恩典礼遇大臣，虽是盛德之事，但臣等身负言责，如果进言不能奏效，按义理就不应停止；只是担心从此章疏纷纷而来，烦扰亵渎圣听，对韩缜更加不利。”不久韩缜也向人扬言，认为过了寒食就要请求罢政；不久又说：“那天是神宗小祥。”后来刘挚等交相上章，攻击韩缜更加急切，于是有了这项任命【此据丁未录】。乙未日，诏令李宪特降节度观察留后一官，提举明道宫；王中正特降遥郡团练刺史两官，提举太极观，并在当地居住；石得一降为藏库使，主管崇福宫；宋用臣降为皇城使，差遣照旧【此据《名臣奏议》】。在此以前，中丞刘挚说：“臣私下认为，陛下临朝以来，随着时势调节政务，有时放宽、有时收紧，继承并完成先帝治理国家、建立法制的意旨，使光明照耀天下，利益兴起、祸害消除，四方都受到鼓舞。至于朝廷清明，能够分别邪正，斥退奸佞，铲除强横之人；精妙的思虑、神明的决断，从容闲暇，不因喜怒而施行，也不在言语脸色上显露，而天下的善恶因此分明，是非因此端正，这是多么盛大的局面啊！然而这时臣切实感到奇怪：天地的和气还时常没有应验，忠臣义士的议论还时常没有得到平复，这是什么缘故呢？臣曾经对此加以推究，大概是天下最大的罪恶之人仍有待诛杀，天下的重大恶人仍有漏网，国家法令仍有未能端正之处；这就是朝廷内外仍然不能满足的原因。国家政治的失误，没有比让奸恶之人侥幸免罪更大的了。如今论说其中最严重的，前些日子的那四名宦官就是这样。臣身负监察风宪的职责，虽然知道会触犯权贵宠臣，说出言论就会招来祸患，然而臣负有进言的责任，贪图报答陛下的恩遇，哪里还顾惜自身的危险呢？谨为陛下说明。王中正在元丰四年率领二十万王师从河东出界，在边境上徘徊，将近半个月后才出兵，在疆域外盘旋，停驻沙漠而不前进。他公然违背诏书，没有赴兴灵会师的约定。天气寒冷而且下大雪，士卒饥饿冻僵，他坐视军队使士卒死亡十分之九到十分之八。古代将帅固然有无功而还的，但也应当保全军队，回去向国家报告。如今精兵强骑，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自己招致狼狈，死亡几乎殆尽。

译按军法论处，本应立即公开诛杀。王中正却丝毫没有自我责罚、请求治罪，先帝以宽容天下的度量，没有责备呵斥他，反而还命人赐予慰问、存恤。后来王中正慢慢请求担任闲职，带着优厚俸禄安逸离去。这是国家法令没有端正的第一件事。李宪在熙河，贪图功劳、制造事端，所作所为无非欺骗蒙蔽。朝廷的威权、恩赏和刑罚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官吏的废置、任用和舍弃，都出自他一句话。监司、帅臣以下的官员侍奉李宪如同父兄，而李宪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作奴隶和县官。财物费用听凭他取舍，内府的金帛也被他运往万里之外。百姓的膏血，各种搜刮所得，都倾注给李宪，仿佛倒入深谷。他们出没吞吐，鬼神也看不见，而一切都不向有司汇报。兴灵之役，李宪首先违背戒约，躲避会师期限，竟停兵修筑兰州城，遗患至今。到永乐被围时，李宪又拖延不急于赴援，使数十万士卒血肉涂地；罪恶贯满，仅仅算作统领一路军队的罪责还不够。这是国家法令没有端正的第二件事。宋用臣逞其个人智谋，借事搜刮，权力压夺小民衣食的来源，琐碎细小的东西没有不取，使盛朝的政治几乎比弊病丛生的唐朝还严重。丈量田陌、计算间架、设置榻地等事情，伤害国家体制，也不顾毁谤指责。凡是出入传达诏命，快得像风火一样，专门用巧妙迎合来取得宠悦，事情无不顺合，动不动就假传密旨。因此擅自施行威权恩惠，侵凌官府，冒昧侵夺财货，完全没有案籍记录。都城的困顿憔悴，正是商旅不行的原因；创伤和毒害至今纷乱，没有得到治理。然而他也没有失去在富庶之地享受俸禄的待遇。这是国家法令没有端正的第三件事。石得一主管皇城司。有关部门设置侦察巡逻，本来是想了解军事机密以及人的奸恶隐匿；石得一却凭借残酷刻薄的资质，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他放纵派遣侦察者，分布各处，如棋子遍地，张设陷阱和罗网。挨家挨户查访，把没有的说成有，把虚假的说成真实。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富家小民，流言早晨传到朝廷，晚上就进了监狱。有司没有古人秉持正道的心思，认为这种诏狱办成就是有功，办不成反而有罪。因此拷打审讯惨毒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什么案件不能逼取，没有什么问题得不到承认。受到他暗中伤害的人，数也数不清。于是上下人情惶恐不安，早晚都不敢自保，彼此相顾而不敢明言，几乎持续了十年。现在石得一被发觉，仍然没有失去优厚俸禄，安坐享受。这是国家法令没有端正的第四件事。这四个人权势震动朝廷内外，毒害流布百姓，怨恨都归于国家。宰相和执政明知这些事，却不把它们报告皇上；谏官、御史害怕，也不敢论说他们的罪恶。幸而圣明之人在上，有时凭先帝神武英明的气概镇压他们的奸恶；否则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仅仅像唐朝宦官那样吗？即使尧那样圣明，也不能免除四凶在朝；直到舜兴起，才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孔子治理鲁国七天，便诛杀少正卯；然而先帝没有来得及诛杀这四人，把这件事遗留给陛下。陛下应以舜处理四凶之事自任，如今听说按年论刑，尚未听说依典刑诏令有司办理，臣不能明白。恭请陛下把臣的章疏附于外廷议论，明确公布这四人的罪行，流放并诛戮他们，以彰明国家法度，使天下信服。谨此弹劾上奏。王岩叟说：伏请察看使、知潞州张诚一，以前任枢密院都承旨。有盗贼挖掘父亲的坟墓，张诚一以修墓为名请假亲往，竟从墓穴中取出他父亲所系的黑犀排方带带回，换了衬里后自己系在腰间，这与一同抢劫父墓有什么不同？族人没有不想让朝廷正其罪的，只是害怕张诚一倚仗宠幸、玩弄权力，威福都掌握在他口中，所以不敢揭发。又有他的生母去世，经过多年却无故不下葬，仍把棺柩放在城北寺中；并不是时令不允许举行葬礼，而是他贪恋嗜好荣利，不肯抽出几天时间办理。到六月，朱光庭又说张诚一邪恶险诈，诏令责罚张诚一，授左武卫将军，分司南京，允许在当地居住。龙图阁学士、新任知江宁府李定，做官已经很久，却逃避为母服丧；明知他的母亲是仇氏，竟不承认，等到别人议论，又把过错推给父亲身边的人，反复巧妙地制造疑辞，欺骗自己的良心、背弃亲人，仿佛一生从来没有母亲。熙宁年间，他任知制诰时，与陈官御史交相上章论奏；有司考核他的事迹，情况十分清楚，天下没有不憎恶的。可是宰相王安石曲解法律、违背正道，独自替他主张，致使张诚一和李定这两个大逆不孝、天理不容、人伦共同唾弃的人，各自凭借崇高官阶和贵重俸禄，曲意担任大藩长官，成为一方之长；这样怎么能顺应天理、彰明人伦、端正朝廷的治理、厚重四方的风俗呢？恭请圣明一并放逐他们，不让他们列于朝廷，以作为天下万世不孝之人的警戒。王岩叟前后共三次论奏张诚一和李定。殿中侍御史吕陶、中丞刘挚等也相继上章，请求明确依法处置二人。于是诏令开封府和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查究张诚一盗墓的确实事实，以及淮南提刑司查究李定不服丧的确切原因，并就近发文询问李定，查明罪状。保结证明后上报。五月己亥日，右司谏苏辙说：臣恭敬看到，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有张汤的巧诈辩说，又兼有卢杞的奸邪凶恶，见利忘义，贪取财物没有满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正二人〕 王安石最初任执政时，把吕惠卿当作心腹。王安石是山野之人，刚愎自傲而荒诞，对于吏治事务本来似乎没有什么知识。吕惠卿加以指示教导，帮助他成就恶行。青苗、助役等法，都出自吕惠卿之手。后来又创设手实簿法，尺长的屋椽、寸大的土地都检括无遗，鸡、豚、狗、猪也几乎全部抄录查验。专门采用告发检举，推究分析到极细微之处，用鞭笞对待天下百姓，纸张笔墨价格飞涨，小民的烦苦超过青苗、助役。后来吕惠卿自己因贪赃罪被贬黜，于是竭力陈说边疆事务，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他在延安改变军制，杂用蕃汉之人；对上与冯京意见不同，对下与蔡延庆极力争辩，只有党人徐禧帮助他，于是皇上相信了他的谗言，违背实情、扰乱政事，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是吕惠卿从平民时就保荐的人，始终由他提拔任用；后来朝廷把边政交给徐禧。败报刚传来，就震动皇宫，使皇上因此忧虑不安，实在是由此前的嫌隙造成的，至今仍留下祸根。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有像鸟翼庇护一样的恩惠，也有父亲和老师般的情义。当他们谋求进用时，关系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彼此提拔，以欺骗朝廷。等到权位相等，势力互相冲突，反目相噬，变成仇敌。起初王安石罢相时，推荐吕惠卿担任执政；吕惠卿获得职位后，担心王安石再次被起用，于是制造王安石、李士宁的案件，以阻止王安石复出。

译王安石与冯京同年出生，被召回后，便互相交替攻击。吕惠卿说王安石与冯京相互勾结作奸，揭发王安石的私信，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所谓“齐年”，就是冯京。王安石、冯京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认为他的罪过不重，吕惠卿又揭发王安石另一封信，其中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吕惠卿和王安石，曾经推心置腹，托付妻子儿女，平日结交，唯恐关系不够深；所以即使书信中出现欺骗君主的话，也不再怀疑追问。吕惠卿在没有出事时，已经把这些信一一收录，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一旦争夺利益，便互相攻击、贬斥，不遗余力，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这种事连犬豕都不会做，吕惠卿却做了，竟然毫不惭愧。何况从去年以来，朝廷罢黜吴君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人，有的因为谋求利益，有的因为滥用兵力，只要做过一件危害百姓的事，都不能逃脱谴责。如今吕惠卿一人兼有众多恶行，自己知道罪过重大，却想凭借闲散之地免罪。天下公议不肯赦免他。然而近来论事者论奏奸邪，甚至邓绾、李定之流的细小罪过都全部列举，却没有涉及吕惠卿，大概是因为他凶悍猜忌，像蝮蛇蝎子一样，万一再被起用，必定睚眦必报，所以进言的人不敢轻易发言。臣不肯轻率发言，却也不怕死亡，献上这番愚直之言。恭请陛下由圣意裁断，略依法正其罪。即使还不能把他用污铁钻之类的刑具处置，也应当追夺、削除官职，把他投弃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魍魉。六月癸巳日，刘挚说吕惠卿有五项罪过，大略是：吕惠卿明知自己是奸人，却奉命擅自用兵，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臣恐怕应当防微杜渐，朝廷不应包容养育而不加考虑。臣身居执法之职，职责在于纠举奸邪，伏请把臣的章疏交外廷议论，定下吕惠卿的罪，考察古义，依法律处分，以伸张大公之法，作为奸雄的警戒。甲午日，左司谏王岩叟说：吕惠卿立心悖逆，轻视朝廷，故意违背诏书，两次擅自发兵进入西界，导致西人于五月率一千五百骑兵侵犯边境，供奉官王英战死。吕惠卿为国家制造事端，结下怨恨、招来祸患；陛下如今释放他而不治罪，日后边臣有人援引吕惠卿为借口，擅自发兵来逞志，陛下将凭什么责罚他们？这是不能不思考的。希望陛下奋发独断的威权，端正大奸的罪行，以命令四方。右司谏苏辙说：吕惠卿天性凶恶邪僻，奸恶堆积如山；自熙宁以来，青苗、助役、市易、保甲、手实簿法，都出自吕惠卿之手。至于轻率动用甲兵、兴造重大狱案，凡是危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事情，都是他开创的端绪；直到今天，多日过去仍未见施行惩处。臣恐怕国家的政令和刑法从此大为废弛，希望查取臣以前的奏章，交外廷施行。右正言王觌说：吕惠卿妄自发动军队，违背圣上孝亲的心意，废格赦书诏敕，没有人臣应有的礼节，毁坏祖宗慎重开始的意旨，开启日后边疆的祸患；他侥幸求取功劳赏赐，对内使军民产生疑虑，对外失去西北方面的信任，损害国家体统，蛀蚀圣政，请求早日施行诛杀、流放，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忠之人的警戒。六月，苏辙说：吕和卿是吕惠卿的弟弟，章惇推荐他。他首先施行手实簿法，造成的百姓危害很多；手实法比蹇周辅、吴君厚专卖盐铁等事情还严重，却独自安然无事，不受追问，窃据郎曹之职，实在损害国家法度，恭请朝廷重重加以贬黜责罚。诏令吕和卿权知台州。刘挚说：中书侍郎张璪，天性倾邪，不知忠义；立于朝廷、行己处事，阿谀柔媚，结交依附奸佞之人，没有自立的节操。他最初以邪说迎合王安石而进身，稍后又以奸谋依附吕惠卿，后来跟随王珪谄媚蔡确，结党于章惇。这几个人的性情虽然不同，但张璪能够窥测情势、改变节操，在他们身边随时迎合，都能取得各人的欢心。臣曾两次上殿论奏，希望陛下迅速作出圣断，以清理仕进之路，符合公众议论。殿中侍御史林旦说崔台符附和王安石的过失。诏令知潞州、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罢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苏州。这是因为谏官苏辙等论说他的奸恶，以及他在太原府任职时屡次违背登宝位赦书、出兵西界。丙午日，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苏辙、左正言王觌等上奏论说吕惠卿的罪恶，请求把他投弃到四方边远之地。辛亥日，吕惠卿被责授建武军节度副使，在本州安置，这是采纳四名谏官奏请的结果。内批交付三省说：吕惠卿罪恶满贯，虽然已经施行处分，但台谏官仍不断弹劾，难以让他居住在善地，可以流放到遥远的小处所，以符合公众议论。起初吕惠卿被责授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苏州；中书舍人范百禄起草制词，其中有说：“朕继承先帝伟大的功业，害怕不能胜任；然而法令有弊，不能不变更整顿，百姓劳苦，不能不振作德政。考察这些事情的根源，法令已经成为祸害的阶梯。”右仆射吕公著写信告诫范百禄说：“恐怕这样会彰显先帝的过失，应当删去。” 百禄像公一样，著论时只是把“人们议论纷纷”作为说法。到了中书舍人苏轼起草制词时说：“凶恶的人占据职位，百姓不得安居；司寇失去刑法的准则，士人各有不同的议论。稍稍纠正这种滔天的罪行，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则。吕惠卿凭着斗筲般狭小的才识，依仗穿窬般偷窃的智术，谄媚侍奉宰辅，一同升入朝廷，幸灾乐祸而贪图功劳，喜好用兵而嗜好杀戮，把聚敛财利当作仁义，把法律条文当作《诗》《书》。首先倡行青苗法，接着推行助役法；均输法的政令，使自己等同于商人；手实法的祸害，下至鸡和猪。只要能够损害国家、祸害百姓，他们全都挽起袖子争先去做。”先帝求贤好像唯恐来不及，听从善言好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他起初怀着帝尧那样的心情，姑且试用伯鲧；最终虽有孔子那样的圣明，却不相信宰予，揭发他长期隐藏的奸邪，把他贬到辅郡。后来还怀疑他已经改过，稍稍授予他重权；他又陈说欺骗君上的言论，接着有砀山之贬。朝廷反复教诫，他的恶心仍不悔改，浮躁轻佻，虚妄诬陷；皇帝的仁德诏令尚在，他便开始同知己一起欺骗君主。高兴时互相摩足以表示欢悦，愤怒时反目相向、互相吞噬；连续制造大狱，揭发他的私人书信，党羽彼此攻击，几乎牵连天下一半的人，奸诈贪赃杂乱不堪，横行祸害江东。到他再次被任用的那一年，他开始挑起与西戎的嫌隙，妄自提出新主意，变乱旧有章法，竭力援引狂生的谋划，逐渐酿成永乐之祸。

译想到这些往事，流下眼泪又有什么用呢？等到我即位之初，首先发布安定边境的诏令，借助我的号令，成全你的欺诈谋略；没想到皇帝的诏书反而只成为疑忌贼人的工具。迷惑国家、违背正道，自古以来很少听闻；即使拖延在两观之间处死你，也不过是薄示三危山流放的惩罚。国家自有常法，朕不敢徇私。六月甲寅，下诏宽免党人与党派之罪。此前，元丰年间，邓绾结党依附王安石，神宗察觉后，认为邓绾天性奸邪反复，便从御史中丞任上斥退。哲宗即位后，又任命他知邓州，后来又调任扬州。御史林旦弹劾邓绾奸邪，请求废黜他。当时范纯仁任知枢密院，认为他既然已经受到先朝处分，如今又治他的罪，对人的过失追究太深，无法使有罪之人安定。群臣都认为这样做合适，御史却认为不可。当天，刘挚、王觌都上疏进谏，皇帝唯独听从范纯仁的话，出内手诏颁给监察御史。上官均说，下诏宽免党人是不对的。这一天，扬汲被罢去宝文阁待制，任知黄州；崔台符降一官，任知相州；王孝先降一官，任知濮州。此前，扬汲等人相继任大理卿，执法严酷苛刻，审理案件迎合自己的意旨。到这时被御史弹劾，上官均奏疏大意说：“邪恶暴虐的人不斥退，就无法警戒残暴的官吏；侍从官不清除，就无法整顿纲纪；掌管刑狱的人不合适，就无法使善良的人安宁。希望陛下特别加以罢黜，以符合公众的议论。”于是三人一同被贬。司谏王岩叟又说张璪奸邪，此外还四次上奏说张颉邪佞。右正言王觌说：“臣深切地看到，今天任命监司，多不符合公众的议论。”他又说，中书侍郎张璪表面柔和而内心狠毒，言语甘美而行为险恶，请求罢免他的执政职务。癸酉，新任中书舍人林希改任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此前曾有诏旨任命林希为中书舍人，御史刘挚、王岩叟弹劾林希结党依附张璪，认为不能让他担任中书属官，便详细上奏。刘挚第二天又说起此事，孙升再次接连上章论列，于是有了这道任命。九月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以资政学士身份任知郑州。此前，谏官和御史如王觌、孙升、王岩叟、苏辙、刘挚等多次上章疏论张璪邪佞，请求将他外放。皇帝想以合乎礼数的方式让他退职，但奏章不肯发下；王觌等人论列此事也不肯停止。起初，帘中传谕王岩叟等人说：“明堂大礼以后，张璪一定退职。”到这时明堂礼成，张璪也称病请求外任，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苏轼任起居舍人，曾肇一并任中书舍人。王岩叟总共八次上章论说曾肇，皇帝都不听；于是他请求停止言责之职，皇帝也不听，并且认为曾肇并非没有才干而得到进用。御史吕陶也说曾肇邪恶阴险。十二月，王岩叟入朝应对，再次论说曾肇的事情：“曾肇是奸臣曾布的弟弟，妄称郑州可以废为县，朝廷派曾肇再次查核是否可行。曾肇心里明知这并不是郑州人所乐意归附的事情，实际上却是替他的兄长用话欺骗皇上。皇上听信他的话，便认为郑州可以废为县，于是将其废掉。由于曾肇的一句话，使一个州受到弊害，几乎二十年。曾肇是真正的小人，不可以任用。请求罢去他的中书舍人职务，命他出任外任。”【此为王岩叟入朝应对时的言辞】元祐二年四月壬申朔，戊申，尚左仆射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知河阳。起初，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多次请求罢免清臣，清臣自己也多次上表请求补任外职，于是有了这道任命。五月壬子，下诏命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一同举荐两名监察御史。二人等上奏：“臣先前奉诏举荐御史，于是推荐了承议郎张舜民。他任官有补益，却无缘无故被罢黜，请求陛下特别加以宽容，允许他回到言路。”己未，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说张舜民不应罢去御史之职，多次上奏而没有得到答复。庚申，下诏命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等到都堂听诏。梁焘同御史与宰相一起到堂下论争，持续了很久。第二天皇帝当面晓谕，他们便退下等待治罪。孙升又弹劾给事中张问没有封还驳正罢免张舜民职务的事情，梁焘责问张问，张问只是引咎而已。于是皇帝批示交付三省说：“王岩叟等人长期处在言路，应当稍加选择提升。”梁焘在禁中辱骂同僚、援引朋党，应当罢免。于是采纳吕公著的意见，王岩叟等人都得到优厚的升迁。梁焘接受了这道任命。左仆射吕公著先前考虑到言官将会激怒皇帝，使朝廷犯下惩罚直言之臣的过失，于是上奏请求稍加优厚地升迁他们，让他们解除言职。王岩叟任起居舍人，不肯接受，于是改任知齐州。尚书左丞刘挚说：“十五日，吕公著送来给我看内降的批示，要罢免谏官梁焘等十几人。臣料想陛下必定是因为张舜民出言轻率而牵连元老，这是第一种过失。议论者想安慰大臣而罢免御史，这是第二种过失。言官不体察圣明优待礼遇旧臣的心意，这是第三种过失。如今又突然罢免谏官和御史，恐怕不止三种过失。”七月，朝奉郎沈季长任少府少监，谏议大夫孔文仲说：“沈季长本来没有学问技能，只是王安石门下的人，鼓吹传扬王氏经义，使众多学者昏聩。如今一旦从外路召来任副贰等监，沈季长的党羽就会像蚂蚁一样散布开来。一个沈季长得到进用，便会有一百个沈季长接连而来，再也无法阻止。”左司谏吕陶也这样进言，诏令罢免沈季长少府少监，任知秀州。御史中丞胡宗愈说：“杜纯很是偏狭苛刻，没有学术，进用又不是通过科举，执法还徇私，请求罢去他的侍御史。”执政大臣竭力替杜纯辩解，但皇帝从内廷下诏，命他与王觌互换任职。

译胡宗愈又说：“杜纯谄媚依附章惇，于是被出任知相州。”群臣上言：“臣听说近来有一道指挥，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居住吕惠卿准许到泰州居住。臣私下听到朝廷议论，人心汹汹不安。吕惠卿心术贪婪险恶，性情凶暴邪僻，他的言论足以煽动群小，险恶蛮横足以胁迫上下。他执政时，凶恶之人遍布朝内朝外，残余党羽至今还没有消失。听说要把吕惠卿安置到江淮之间，群小无不互相庆贺。况且吕惠卿凶残忍毒、贪得无厌，一旦得到近地居住，必定日夜召集党羽，竭力肆意钻营求取，制造谣言，谋害朝政。凶恶之人逐渐壮大，其势力令人忧虑。希望朝廷仍依照原来安排，暂且命他居住建州，这道指挥不要施行。进言的人有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御史王珪、司谏韩川。十一月，监察御史赵挺之说：朱光庭奉命出使河北，却白白耗尽了多年积存的物资。又有监察御史方蒙说：朱光庭一出使，便耗空了河北筹措的财物。况且措置司筹办物料，经营操劳已经很多了。如果发放得当，即使遇到水旱灾荒，也可以作为多年的储备。一遇饥荒就几乎把它们散发殆尽，请求实行贬黜降职，以符合舆论。诏令朱光庭把详细情况全部上报。三年二月，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任右正言。司马光去世后，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司马光门下向来厚待亲善的人中，谁应当首先任用为台谏官？”吕公著以刘安世回答，于是提拔他【缺页】。哲宗放弃四寨。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夏人再次派使者到朝廷陈述慰问，随后又进献物品助办山陵。同年十二月乙丑，他们的母亲去世，又来报告哀讯，并以马和骆驼进献，诏令答复他们；他们又进献贡物表示感谢。当时，朝廷追究先帝的本意，是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但外廷的议论认为夏人已经衰弱，不必过分姑息。唯独范纯仁不这样认为，上书说：“夏国派人到朝廷已经多日，还没有见到放他们回去。近来侦探得知贼中的情况，逐渐增加屯驻的兵马，必定是敌情疑惧沮丧，却想另外制造边境祸患。希望陛下为了陕西百姓的缘故，在土地问题上稍稍顺从他们的愿望，使他们恢复通常的进贡，这样或许可以停止战争，使西夏重新看见太平。陛下好生的德行，遍及百姓；祖宗的社稷，可以享有万世安宁。”【此处“在陛下一言”疑为衔接或文字有误】“臣曾读过汉光武帝答复臧宫、马武的书信，其中确实有很深的警戒。臣恐怕陛下想听闻这些，谨慎地抄录并进呈，唯愿圣心采择。”【诏书说：“黄石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柔是德，刚是贼；弱是仁的助力，强是怨的工具。所以说：有德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事使人快乐；无德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事使自身快乐。”】使别人快乐的人长久快乐，使自己快乐的人最终灭亡。舍弃眼前而谋划远方的人劳苦而没有功效，舍弃远方而谋划眼前的人安逸而能有结果。安逸的政事多产生忠臣，劳苦的政事多产生乱臣。所以说：一心扩张土地的，土地反而荒芜；一心扩张德行的，国家反而强盛。守有自己的所有就能安定，贪图他人所有就会残害。残害毁灭的政策，即使一时成功也必定失败。如今国家没有良善的政事，灾异不断，百姓惶惶不安，人人不能自保，却还要远事边外，能有所得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庭强盛，屯田并加强警备，传闻往往有很多不实。如果真能举天下一半的力量消灭大盗，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不是时机，不如停止战争。”当时范纯仁以侍讲身份被召来，侍读韩维、门下侍郎司马光也都劝皇帝放弃土地、与戎人和好是有利的。韩维上奏说：“先帝时大举兵力，向西讨伐夏贼，以问罪为名，收取他们的土地，导致夏人违背恭顺；外国的习俗，以不报仇雪恨为耻。如今国力逐渐恢复，他们一定会来再次夺取。如果夺去这些土地，那么先帝多次出兵所得的土

译地一旦失去，便会成为可耻之事；如果发兵拒战，边境的嫌隙又会开启，战争灾祸相继而来，将没有终止的时候。我深切考虑，战争不可不停止的理由有三条，土地应当放弃的理由有五条。” 皇帝年纪还轻，太皇太后深居宫中，哪里曾经熟悉军旅之事？万一敌兵多次侵犯边境，调发军队、运输粮食，应接不暇；或者因此震动皇上的心，使圣虑劳苦，这是战争应当停止的第一个理由。自从灵川之战、永乐之败以来，关陕凋敝耗损，士气还没有恢复；如今如果兴起大规模战事，必定有人违抗命令、逃散成为盗贼。外部忧患正在发生，内部祸患又将兴起，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夏国，这是战争应当停止的第二个理由。绵延千里的土地，屯驻数十万军队，必须依靠有深谋远虑、声望很重的大臣统领，忠义勇猛的将领负责作战，能办事、能出力的大臣督促办理粮饷；朝廷中恐怕还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充任。这又因为兵器物资都是此前丢弃剩下的，府库粮仓已经空乏，这是战争应当停止的第三个理由。先帝因为秉常接受朝廷的爵命，而国母擅自将他囚禁废黜，所以发兵问罪。如今梁氏已经死亡，秉常恢复了王位，恭顺有礼；如果此时恢复他的旧有土地，那么神宗问罪的名义就没有落空，这是土地应当放弃的第一个理由。朝廷自从得到熙河，每年耗费缗钱五六百万；得到兰州后又耗费一百多万。得到土地却耗费广大，拓地的利益也就很清楚了，这是土地应当放弃的第二个理由。议论者认为兰州靠近夏人的巢穴，地势最为险要，也有关键作用，可以增置城堡；放弃它不方便。如果打算发兵收复灵、夏，保留它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意图，劳苦百姓、耗费财物，供养一块空虚的土地，那就又增加了一个熙河，这是土地应当放弃的第三个理由。辽、夏两国通过婚姻相互联系，万一辽国送来书信，援引先帝发兵的意旨，请求把失地交给它，那么恩惠归于辽国；不给它，就显明先帝的过失，边境祸患又会兴起，这是土地应当放弃的第四个理由。人所看重的是礼义恩信，所轻视的是珠玉锦绣。如今厚待所看重的而薄待所轻视的，那么我们的道义便尊崇；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以成就我们所不想要的结果，四夷就会服从，这是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五个理由。七年，苏轼任知扬州。六月癸丑朔，听说淮南、两浙积欠最多，连续多年遭遇灾荒，百姓流徙相接。如今淮南才收获一季麦子，浙西还不能保证收成，应当命淮南东西、两浙各路查核拖欠的赋负，不论新旧、是否有官府本钱，都特别暂缓一年征收；已经有宽限期限的，就依照原来下达的指挥办理。这是苏轼的建议。辛酉，吕大防任尚书左丞，苏颂任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苏辙任守门下侍郎，韩忠彦任知枢密院，范百禄任守中书侍郎，梁焘任守尚书左丞，郑雍任尚书右丞，刘奉世任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梁焘辞谢新任，太皇太后问他：“近来朝廷有什么政事缺失？”梁焘回答：“如今圣德日益更新，天下安宁平静。至于边防、黄河水患，内外都在讲求研究，必须广泛询问熟悉此事的人，考察河患来办理；至于边境事务，必须询问西边的人。”【原文“问西。」人河事”疑有串句或脱误】又上言说：刘安世、范祖禹应当安排在皇帝左右，使他们参与裁断国事。又说：如今边境事务最为紧急，范淯治理边境有功，应当优先任用。又说：安焘一天之内议论两制差除，执政大臣意见不同，不能决定。吕大防回头问梁焘：“你认为谁可以任用？”梁焘说：“相公长久居于朝廷，收养培养人才，本来应当有很多合适的人，必定自有合适人选。只是不要因爱憎而受偏听牵制，把为朝廷得到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正是我对您的希望。”吕大防说：“只是苦于缺少人才。”梁焘说：“天下什么时候真的缺少人才？只是好人不肯求取进用，必须在识别上分明。”梁焘又说：“公正

译能够产生明察，那么识别人才自然就会明白。”三省说：核对赦文，应当把官吏、军民以及各色人等所欠官府的各种债负，在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五百贯以下的全部免除，五百贯以上的上奏裁决。派侍从官与户部共同点检催督，限三年办完。

译诏令翰林学士顾临、御史中丞李之纯与户部的长官、副长官依照赦文施行，并在户部设置专司。诏令环州以及各镇寨守御居民、入保的汉人和番人户等所借的口粮，其中曾经遭到贼军骑兵侵犯的地方，命经略司一并特别免除，详细列出数目上报。梁焘说：臣昨天在翰苑任职时，曾秘密写札子，建议设醮一场，在京城内外各州军从正旦日起办理食物、设醮三日，并支用系省钱，嘉奖并与臣民共同增加吉祥祈祷，希望朝廷内外都能共同得到余福。元祐元年二月壬戌，司马光上奏说：“神宗皇帝因为秉常被臣下囚禁，发兵前去讨伐。敌人命令河外诸将收取边境的功劳，设置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功劳，这不是国家的长远谋划。这几个寨子孤立偏远，难以接应救援；田地不足以耕种，开垦的土地又不足以守御。中国得到它们，只能分派屯驻兵马，白白耗费草料粮食，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中国得到它们没有好处，而敌方失去它们却受到危害，为什么呢？因为深入他们的境内，靠近他们的腹心，他们常常担心中国前来讨伐袭击，所以不肯放弃。一年前，敌方曾专门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归还这些地方，其意图只是想求回原来的境界而已。朝廷于是下达指挥，前面说：‘之所以兴起军队，本来是想捉拿罪人，救助受到幽禁侮辱的人，并没有意图侵取疆土。’后面又说：‘只是把已经得到的一点边地姑且作为惩罚的表示，哪里还会有请求陈说、要求归还的道理？’这样，朝廷诏旨前后已经自行矛盾。他们既然失望，便愤怒怨恨，移文给保安军，言辞不恭敬，说：‘如今前来庆贺正旦的使者，难以议定遣返；陛下既然明断，就全都不派使者入朝庆贺，这不臣服太严重了。’” 然而每年四次派使者到朝廷，臣推测敌人的意图有三种：第一，仍希望朝廷赦免他们的罪过，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第二，表面上装作恭顺，使中国懈怠，伺机入侵；第三，他们国家贫乏，使者往来可以得到赏赐之物，并借此经商。过去卫国背叛晋国，晋国夺取了戚田；等到卫人已经服从，郤缺说：“从前卫国不和睦，所以夺取它的土地；如今已经和睦，可以归还给它。叛乱却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势？服从却不安抚，凭什么表示怀柔？既没有威势又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于是把戚田归还给卫国。如今西人所作所为就是这样，朝廷既不能拒绝他们的使者，也不能打开接纳之门同他们重新开始；彼此只是迎送、供给馆舍粮食，使者离去后便完全不再过问，日复一日，将要超过两年。臣深切地认为，朝廷以为西人势力已经衰弱，所以把他们置之度外，却完全没有想到几年前王师大举深入，士兵将领所经过的地方如烈火焚烧，割取他们的疆土，多次请求也不归还；他们怨恨狠毒、觊觎失地的心，日日夜夜都没有忘记。这就像虎狼低头熟睡，人看见它不动，便亲近它、侮辱它。依臣考虑，有两条策略：第一，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第二，禁止他们私下交易。什么叫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凡是天子即位，天下都焕然一新，洗涤瑕疵、荡除污秽，无论大小都不遗漏。李继迁扰乱西部边疆十多年，关中困顿疲敝；真宗即位后，赦免他的重大罪过，割让灵、夏等数州，任命他的儿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于是边境安宁了。”安宁了四十年，这是祖宗一贯的成法。如今秉常的罪过不比李继迁大，米脂等寨也不多于宁夏。陛下如果确实在超过一年改元之际特地下诏推恩，全部赦免以前的罪过；今后的进贡赏赐，全部依照旧章办理；废除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等寨，命延、庆二州全部加以毁撤；除省地以外，原来属于夏国的旧境，一并归还给它。至于定西城、兰州，议论者有人说那里原是花麻居住的地方，赵元昊把女儿嫁给他，以羁縻方式使其服役隶属，并非花麻的本土，想暂且留作后来的谋划，这样似乎还有名义。至于会州还在化外，而经略司却已经称为熙河兰会。敌人曾怀疑中国还存有开辟疆土的意图，不如改称熙河岷兰经略司。这样，西人忽然受到意料之外的恩德诏令，即使禽兽木石也会感动，何况是人类，怎么能不臣服？议论者有人说：先帝兴师动众，耗费千万，仅仅得到几个寨子，如今无缘无故放弃它们，是中国的耻辱。从前汉元帝放弃朱崖，议论说：“朕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如果使威势不能施行，就想诛杀他们；通晓时势变化，又忧虑万民。”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不受讨伐相比，哪一种困厄更大呢？于是放弃朱崖。这是帝王的宽宏气度，有什么可耻的？万一西人积累怨恨而逞凶，寻找空隙、伺机而动，战争相连、灾祸交结，像从前李继迁、元昊那样，即使有一千多个米脂寨，又有什么益处呢？什么叫禁止他们私下交易？西夏所产不过是羊、马、毡毯，他们本国用不完；三面背靠夷羌，卖出去也没有市场，只有中国的茶、彩帛和各种货物能够输入，所以他们的百姓如同婴儿，仰望中国哺育他们。寳庆元年间，元昊辜负恩德、僭越作乱，中国不曾踏入其境、击破其军、擒获贼人、屠戮城池，却仍保有他的社稷。前后六年，元昊派使者借助边吏，卑辞请求归附，叩头称臣。推究他的私心，未必不是贪图中国的财货，思求私下交易的利益。因此旧制规定，官府发给客商公据，才允许同西人交易。近来的法令禁令松弛，边民和西人私下交易，日夜公开进行；又频繁派使者来中国经商，虽然得不到每年的赏赐之物，但公私都不缺乏物资，于是得以傲慢放纵。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拒绝他们的使者，明白告诫边吏，严格禁止私下交易，经过几年，公私都困顿疲弊，他们自己谋划将来，礼节必定更加恭敬；然后再责问并赦免他们，允许恢复私下交易。然而边民与西人交易已经很久，习惯玩弄成了常态，一旦禁止，事情便很难办。不如采用前一条策略，道理正大，万全而没有过失。又上奏说：臣在十二日上言，请求下诏赦免西人的罪过，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以安定边境；到现在执政大臣的议论还没有决定。如果实行臣前面的策略，可以万全；后面的策略有得有失，怎么能放弃上策而采用下策，舍弃万全而选择有失呢？如今百姓困苦、国力穷乏，府库窘迫，又刚刚遭逢大丧，山陵才修成。从去年十月以来没有下雨，万一激怒西人，他们有一句话说得不恭敬，那么连臣前面的策略也不能实行了。执政大臣正认为西人微弱，不足忧虑，固执地坚持先禁止私下交易的议论。臣虽然提出两条策略，本来认为归还其侵地、责备后再赦免是上策；严格禁止私下交易，等他们贫困后前来服从再赦免，是下策。要断绝私下交易，不是制定严厉法令、统帅和大臣具备智勇就能够轻易实行的；不如采用前策，万无一失。这并不是前后反复、安静说来却平庸违背。”

译希望陛下早日明察这两种议论，采纳其中较好的。后来范纯仁到京入朝应对，已经奉诏到都堂议论边境事务。退下后上疏说：“臣昨天被召见后，随即蒙三省、枢密院召赴都堂，询问边境事务。臣刚从外任回来，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只能随着询问陈述回答。问到是否想下诏立即化解仇恨、消除怨气、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臣便以此回答；问到是否想审察敌情、处置时机，臣便回答说应专门委任使臣；问到是否可以放弃土地，臣便回答说不能立即给出，应当交换蕃军和民众。我因为不了解先朝兴兵征讨的原委，以及夏人后来请求和好、请求土地和朝廷答诏拒绝的始末，加上臣的见识思虑短浅，茫然没有确定的意见，不能完全回答所问。臣思考国家安危所系，加上二三位执政大臣，如果意见不同，陛下深居九重，不容易裁决。如今臣有愚见，应当秘密详细写出呈陈，难以在文字中充分表达。希望圣慈只作为中旨，特地下诏召臣上殿，赐给闲暇时间，使臣能够陈述一二，稍稍有助于圣明。”皇帝于是宣问李清臣。李清臣上奏说：“臣认为，夏国虽然已经派遣问候使者，却还没有完成进贡；考察它的深层意图，实在是以通好为名的用兵策略，观察我国强弱，以为朝廷已经有厌弃战争的诏谕，于是会自行放弃新得的疆土，坐等取得完全胜利。如果我们依旧坚守，今年秋天物力稍稍完备后，他们一定会从左右两面攻掠，使接应仓促慌乱；即使不能袭破营寨，也会使我方上下震动，自己谋划退守。臣料想，外方的计策必定会出于此。昨天蒙皇帝宣问，执政大臣的奏议还没有切实涉及；只是边境大事本是辅政大臣的责任，却让皇上增添忧虑，愚臣深感惭愧恐惧。臣看到吕大防、范纯仁都曾在西部寨堡任职，如今又都在京师；他们明察审慎、熟悉练达，众人都称许他们。希望特别降下圣问，交给他们笔札，让他们分条陈述边防计划，以及新建城寨哪些可以守、哪些可以弃，果断处理：如果夏国没有服从，应当怎样处置？从前应当怎样防守？把他们的奏议交给三省、枢密院，与司马光所说的共同参酌利害；或者选派一人巡视边寨，亲自同各路守帅商定，听取上奏，这样或许不会误事。如果蒙准许，请先秘密降下御批，分别交给吕大防、范纯仁；等他们有所奏陈，再赐览审慎斟酌施行。至于选派一人巡视并参与议定，另请下达指挥，以便得到审慎周详的边防计划。丙子，李清臣的奏疏送入。皇帝立即派中使出宫，拿出手诏询问范纯仁、吕大防说：“夏国自神宗皇帝升遐以后，先后派使者来吊慰祭奠，接着又来报告国母丧事，进献遗物，如今又派使者入朝进贡谢恩。使者从北方来，表面上显得恭顺，这一点稍微可以看出。然而西人狡猾，他们的诚心究竟如何，还无法测知。至于你们先前得到的边地，即使建立了城寨，也担心孤立偏远，不容易接应；放弃它会削弱国威，守住它又始终担心戎人记在心中。卿长期任职于西部寨堡，深知边境情况，应当尽情提出好的谋略，帮助我分担忧劳。可以写好边防计划，说明今后应当怎样处置、怎样防守，亲自书写密封上奏，不必拘束文辞。”范纯仁上奏说：“臣深切看到，自朝廷用兵以来，夏国靠近汉地的百姓大多失去生业，并且在寨堡二百多里内不敢耕种，上下都想讲和。又自从陛下即位，圣明的政事焕然一新，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加以免除；诏令一下，民间欢呼鼓舞，甚至印刷出售、传播各处，称为‘快活条’。这些事实通过当时的传闻传到四夷，边上的臣僚也体察朝廷的意旨，不放纵侵扰。夏国认为朝廷待它不同于过去，于是派使者来慰问，以探察朝廷的意图。朝廷对他们初次到来的使者礼意优厚，所以他们接连肯来。至于他们多次都不失恭顺，却始终不敢再提出请求土地，可能是因为先前来朝时朝廷拒绝得太严厉，担心一旦开口又失去朝廷的意旨，那样和好就更加困难。如今听说夏人又将到朝廷，如果选择押伴使臣，同他们推诚相谈，顺势谈论美善的政事以及陛下好生恶杀、舍己从人的德行，他们一定会有所答对，那么西夏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他们愿意和好，就可以让押伴使臣按照皇帝的意图向他们说明。自从用兵以来，有许多陷入蕃地的官吏、军民还在两国边界；如果夏国全部将他们交还朝廷，就把这些俘获的生口赏赐还给夏国。如果边境上有不便之事，也可以借此陈请，朝廷一定会酌量应付。他们如果说前来请求土地、请求进贡只是梁氏的意图，就应当在朝廷不答应的情况下回答说：前来请求土地、请求进贡是梁氏的意图。”【原文此处有重复，疑为衔接或抄录问题】“梁氏的意图，应当由朝廷不答应。如今梁氏已经死亡，朝廷对于国主必定没有什么为难之处。他们如果没有别的回答，就请求委托延州赵卨宣布这道谕令。等他们愿意归还百姓并来请求土地，便可以下诏允许，也不必怀疑他们狡猾。等他们把陷入蕃地的官吏、军民押在边界上，就把先前得到的边地以及土地、寨堡内外的汉人居民和所属户口，先逐步迁入内地，再把前后人员聚集起来。他们把夏国的生口带到边界后，立定誓约文表，约定日期，两国互相交还。这样处置，取舍就有名义，对国势没有损害。” 那些先前得到的边地，虽然建立了山寨，其中实际上有些地方孤立偏远，不容易接应和供应粮饷。留下它们，戎人必定会记在心中，恐怕使边境事务难以平息。如果用它们换得陷入蕃地的百姓，不仅不损害国体，而且和气充满天地，圣德超过古今，中国将得到无穷的利益。如果赵卨说明后他们不肯交换，或者交换之后诈谋另起、另有索求，那么朝廷自然可以断绝关系，严格命令边臣坚守营垒、安静防守，任凭他们行动。这样我们正直而他们理亏，我们安逸而他们劳苦；他们理亏，神人都会共同愤怒；他们劳苦，即使长久不来朝廷，也不损害王道。在交割土地之际以及宣布谕令的时候，其中如果有意图变化，应当分阶段再交赵卨修整上奏，不要落入敌人的奸计。臣仓促略述大概，以答复圣问。如果蒙召见应对，还有口头奏陈的事情，任凭陛下选择施行。”吕大防上奏说：“臣见识昏暗、才干短浅，对于治理朝廷没有补益；蒙您询问机密事务，怎敢不倾尽愚陋。诏书所询问的事情，谨分条陈述如下。诏书问夏人狡猾，不知道他们的诚心如何。臣认为，外国自古没有信用，西夏自李继迁以来专门从事诡诈。只要驾驭他们得当，诡诈就无从施展；如果失去方法，他们的骄纵放肆就会更加严重。

译因此对待他们不能不审慎。臣观察如今夏人的情况，大略已经看出来了。羌人看重赏赐，先帝大举兵力直接进入灵武，几乎进入他们的国家，却不能凭数万人的军队进入边塞来报复。永乐诸将错误谋划而败坏事情，使这个贼人得到借口。然而这终究是王师深入而没有预料到祸患的过错，并不是他们本国出兵取胜，因而大概不能算作他们的光荣。敌人没有能力做大事，这是第一点。自从开边进筑的开始，敌人必定竭力争夺。前些时候兰州城拓展疆界很广，敌人虽然再次来争，也不能得到。去年冰封后没有来攻，城池已经更加完备，敌人的希望也断绝了。敌人没有能力做大事，这是第二点。近来听说秉常软弱，梁氏能够使用他的部众。如今梁氏死亡，而秉常是生是死还不能知道。如果秉常还在，那么内部的祸难尚未平息，哪里有余暇谋划外部？即使秉常还在，也不足以畏惧。如今多次派使者入朝，大概是想观望拖延，不敢先发动进攻以暴露自己的弱势。臣听说敌国使者早晚会入朝，可以让负责押伴的臣僚暂且以私下的意思询问来使。如今主上继位，大辽等诸国都派使者入朝祝贺，夏国是朝廷的藩臣，为什么唯独它不来？由此观察他们的意图，便足以考察真伪。臣从前在永兴军任职时，得到米脂投降的羌人，他们详细说过秉常的所作所为；如果这些话可信，秉常一定不能使用他的部众。臣近来接待北方使者，曾谈到夏国派使者入贡，北方使者反问是派什么人出使；由此看来，秉常是生是死，臣还不能知道。诏书问，先前得到的边地虽建立了城寨，也担心孤立偏远、不容易接应；放弃它会削弱国威，守住它又始终担心戎人记在心中。臣认为，新近收取的疆土，议论者多说可以放弃，大概是思考得不成熟。诏旨认为放弃会削弱国威，这是圣明深远的谋虑；但臣还认为，不只是削弱国威，也会留下被四夷侮辱的开端。况且兰州、定西的土地，本来不是夏国的封境；他们的君长又曾接受朝廷的俸禄，自元昊以来才盗据延、庆城寨，因而接近汉界。如今一旦得到又放弃，实在看不出可行之处。今天处置的适当办法，只能下诏给本路，明确会州一处不再收取；将熙和兰会路改为熙州兰州路；至于兰州、延庆两路新建的城寨，只依照实际查明的地界进行守御，这样也可以稍稍安定敌情，决定和好的计划。议论者说，城寨兵少便不足以出战，兵多又没有力量供应粮饷。臣认为，绥、兰一带的土地都应当依附城寨，每天增加招募民兵、开垦荒地以满足粮食需要，这样供应粮饷的费用就会减少；专门从事防守计划，少量保留战兵，那么骑兵就可以大量削减。增加招募民兵，开垦荒地，分别采取守御和作战的办法，减少供应粮饷的费用；如果认为可行，就请下诏让我分条裁定其中的利害。况且元昊得到甘、凉后，便窥伺陇、蜀，后来因为唃氏控制洮、兰一带而强盛，无法进取。如今青唐发生叛乱，势力逐渐分裂；如果又失去洮、兰，那么日后陇、蜀的祸患，不可不预先防备。诏书问边境应当怎样处置，今后应当怎样防守。臣认为，今天的边防计划，首先在于选择将帅，其次在于转运，其他设施都可以随后办理。诏书问，建国初年西部祸患多在环庆，太祖皇帝选择姚内斌、董遵诲守卫二州，租赋收入、兵械费用一切听任他们自行办理，西人便不敢入侵。如今用四海百姓的力量供养边境还不足，太祖凭二州的租赋费用抵御戎人却有余；由此说来，守御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而已。臣认为，陕西五路应当选择有威名而忠厚的大臣担任统帅，其次选择将佐；又选择公正、强干、明察的大臣任转运使，让各人分别选择有才能的人充任属下。命边臣专门负责防守计划，而把作战、救援的兵力储备在内地。平时就分散开来耕种，敌人到来时便聚集防守，同时作为内郡的兵力来援助边地。根据敌人的多少、深入程度而一定予以回击，不让他们得逞，也不要轻举妄动制造事端。守兵即使看见有利机会，也不许出战；战兵即使看见有利机会，也不得长久驻留边地。这样费用节省、供应容易，防守坚固，也不会落入他们的计谋。范纯仁和吕大防的议论既然不同，朝廷更加迷惑。只有司马光竭力坚持和议，上奏说：“臣先在二月中上言，请趁新天子继承统绪，下诏赦免西人的罪过，同他们重新开始。即使还没有归还侵占的疆土，也暂且给他们岁赐。这一做法道理正大，万全而没有过失。”后来执政大臣的意见各不相同，阻挠、推延，搁置不用。臣听说如今西人已经有了关报，派使者到朝廷祝贺登上宝位。国家如果又不下诏开门接纳，万一他们积蓄怨恨、放纵悖逆之心，或者一名骑兵侵犯边境、一句话说得不恭敬，到那时即使想招纳，也会变成畏惧他们横行，损伤威势、毁坏重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这样，连前面的策略也不能实行了。希望命三省、枢密院把臣所上文字进呈，由圣心裁断，不要再有疑惑。”又把这些内容一并进呈。李清臣也请求颁发给他们赏赐，他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合。不久，西人果然派使者请求土地。到这一天，司马光、王岩叟、苏辙都上奏论说，认为不可不答应。不久，夏国使者住在馆舍，但议论仍未定。范纯仁再次上书，刘挚、苏辙也奏请答应他们。范纯仁奏道：“臣看前些日子在帘前，文彦博等各位执政大臣议论疆界事务时，群臣已经有很多奏对。臣有些个人见解，不敢长久烦扰圣听，想另选日期再奏陈。臣又因病在家，未能如愿。只是担心夏人在朝廷上议论日多，所以谨将意见条列上奏。若用所得土地交换被夏国俘陷的蕃人，这样便可以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宁，这是上策。兰州、定西城原本是西蕃的土地，后来归属夏国，景德年间已经有誓表约定，不再掳掠西蕃。对方虽然坚决要求，我方也有理由留下它们。其余事情交给边帅婉转商量。我虽然不能立即停止战争，但对方应当不会马上猖狂。这是中策。若只留下寨门、吴堡、义合，放弃远处那些可以守住的二三座城寨，那么朝廷给他们这些土地不足以显示恩德，他们得到这些土地也不足以满足欲望。这样战争必然不能停止，夷夏都不得安宁，陛下的仁政又怎能重新显示安危胜负的关键？前途遥远，尚不可预料。所得土地还不到秦汉时期疆域的万分之一，却妨碍陛下施行尧舜之政，而且留下后患，这是下策。唯愿陛下择取其中意见，以成为万世无疆的福祉。”

译他又奏道：“臣先前议论用夏国土地交换被俘陷的蕃人，仍担心他们心怀狡诈，打算派三五十人去接受所赐土地。臣想请求另行允许夏国：每送来一名汉人，除赐给土地外，再给绢十匹，那么他们贪图利益，必定愿意全部交换。只不过耗费中国的缣帛来交换几十个人，却能使陛下的恩德超过古今、感动华夷，足以成为万世法则。”刘挚奏道：“议论此事的人，我曾询问过事情的始末，知道主张弃地的人说：‘往年兴兵，本来是为了慰问百姓、讨伐罪人；既然取得土地以谋求自身利益，形势必然会争夺，因争夺而耗费财物、伤害百姓。若不是因为地势使然，不得不放弃，后来才放弃，不如把空城送给他们，以表示恩惠。’这话是对的。然而反对者说：‘给地可以停止争端，但如果他们像虎狼一样永不满足，得到土地、据守险要，容易骚扰附近郡县，怎么能保证不成为祸患呢？’主张守地的人说：‘预先储备器械，增加招募土兵，远处侦察、近处援助，什么地方不能守？况且先帝所得土地而又把它给人，这样做本身也说明可以守。’反对者又说：‘敌人得不到土地，战争就不能停止，日久月长，边境事端更加扩大，怎么能始终保证守住这片土地呢？’所以，议论此事的人并不是没有把道理说尽；但到了要消弭尚未发生的祸患时，正如反对者所担忧的那样，即使善于谋划的人也不敢承担责任。” 臣切实估计，朝廷深谋远虑，尚未想立即决定，必定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臣个人认为，用兵来最终守住土地，实在难以保证；不如放弃土地，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祸患。臣虽然老了，愿意保证到死也不愿看到边境发生祸患。愿陛下宽赦臣的愚见，让臣把话说完。臣听说过去所得土地，在熙河是兰州，在鄜延是五寨。兰州本是西蕃故地，五寨本来就是夏国所有。它们的道路远近曲直、物产利益厚薄、所需守兵多少、转运粮饷劳逸，都是朝廷已经详细研究过的，臣不再重复。但在夏人看来，这些是必争之地；他们将以誓约为理由来请求，若坚持请求而我方坚决不给，他们将如困兽般争斗，借助兵戎发泄愤怒，朝廷也将有西顾之忧。即使我军获胜，臣仍认为这不是国家的利益，何况双方杀伤相当，胜败还不能预知。陛下正值谅阴期间，太皇太后垂帘称制，正考虑让百姓休养，却为争夺尺寸无用之地而血战，这就像拿隋侯之珠去弹射千仞高处的鸟雀；即使最终守住土地，臣也不敢保证其结果。自祖宗以来，每年耗费金帛数十万，派使者修订盟约，而两个敌国叩首顺命，已经有数十上百年了。外国喜欢战争而不知满足，本来就是天性。但它们尚且能够如此，正是因为恩惠和利益足以羁縻其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现在应当乘着先帝讨伐攻击所形成的威势，趁他们屈服之时广施恩惠，归还被侵占的土地，恢复每年的赏赐，郑重告诫他们，分担并消除过去的祸患，重新谨守旧约。他们即使桀骜狡黠，既然怨恨已经消除、欲望得到满足，就应当没有什么可以发作的，也会感激退让，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何苦调动军队、违抗天命，使自己的百姓遭受屠戮，去攻伐他们的国家，难道只有对方得到利益吗？古人饲养老虎，要掌握它饥饱的时机，使它发泄怒气，老虎有时尚且可以驯养，何况外国呢？由此说来，放弃土地、停止战争，不只是臣以死担保，自祖宗以来治理两边，也是采用这个办法。愿陛下采纳议论者的意见，观察前日的形势，按这个意思作出决定。大计既已决定，其余施行的次序，只需由朝廷裁定罢了。但臣怀着拳拳愚忠，不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出。如今土地请求在他们，土地给予在我方，这是主人等待客人，是安逸等待劳苦。替他们考虑是急迫的，替我方考虑则应当从容镇定，以无事相待。臣切见议论者对这些土地惶惶不安，把它们看得如金城汤池，只怕守不住；否则又把它们看成附着的赘瘤、悬挂的疣，只决定尽快割舍。异议纷纷而起，为什么这样急迫？实在没有大体。如今使者虽住在馆舍，也暂且不要急着答应给地，只用好言辞答复并送走他们；或者先发给每年的赏赐，稍微表示并不爱惜土地的意思，等观察他们效顺是否坚决，经过再三之后，再在适当年月给他们土地。” 所谓允许外国的事情不止一项，难道还会晚吗？苏辙说：陛下即位以来，夏国虽然多次派使者来，但从未谈及疆界事务。推测他们狡诈的内心，大概知道朝廷厌恶战争，所以故意不来请求，想让这个议议由朝廷主动提出；他们深知朝廷不会答应，等情势穷尽之后，才来请求命令。如果再不答应，来使徒然返回，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必定后悔。他们若调集兵马、屯聚边境，答应他们就显不出恩惠，不答应就会使事端无穷。臣又听说，过去夺取兰州十五寨，并不是先帝坚决主张的。先帝起初商议夺取灵武，内臣李宪害怕而不敢前往，于是改取兰州。先帝起初商议进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等不遵从圣略，于是出兵夺取五寨。这两件事都是由于将领不了解皇上的意图，想借此邀功免罪。先帝的本意却不是这样。元丰六年，夏国派使者请罪，先帝嘉奖其恭敬顺服，下令告诫边吏不得侵掠。后来他们又派使者谢恩，请求恢复疆土，先帝仍下诏让保安军与宥州商议划定疆界，因循未能确定。先帝突然离世，事情便拖到了今天。由此说来，兰州、五寨的取得并非先帝本心，放弃它们反而符合先帝隐微的意图。” 如今不深入考察事情的始末，随意提出守地的主张，如果不估量民力、不替国家谋划，只图自己方便，就不是国家的利益。又听说议论者有人认为，无论弃地还是守地都免不了用兵；弃地则用兵较迟，守地则用兵较快，迟速之间，利害相差不远。若就这样把土地给了对方，恐怕也未必是好策略。臣听说圣人应对变化的关键，就在迟与速之间；只要稍微拖缓一些，我们能够筹划的办法就已经多了。昔日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吴王不来朝见，图谋扰乱天下。汉文帝专门致力于包容抚养，增加赐予几杖，恩惠礼遇日益隆厚；刘濞虽暗藏祸心，终究不能发动。等到汉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吴王的郡县，认为削减也会反叛、不削也会反叛；削减则祸患来得急而小，不削则祸患来得迟而大。削藩的诏书一下，七国全都反叛，以至于调发天下军队，派遣三十六将，才把他们攻破。议论者如果不探究利害的深浅、比较祸福的轻重，就会认为文帝近于仁厚柔弱，景帝近于刚强果断。然而按文帝的计策，祸患发动得迟，便可以从容准备防御；经过一些年月，变化自然发生，逐渐形成制约的形势，即使有十个刘濞，又能做什么呢？按景帝的计策，祸患发动后还来不及转身便已到来，兵刃一旦交接，国家命运在一天之内决定；即使把晁错剁成肉吃，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如今主张弃地的策略与汉文帝相同，主张守地的策略与汉景帝相似。臣请求宣谕执政大臣：主张弃地，道理正当而祸患来得迟；主张守地，道理曲折而祸患来得快。曲直、迟速，哪一种更有利、更有害？何况皇上年轻，母后听政，将帅、官吏、士兵与朝廷的恩情尚未接洽，战争发生之时，谁会替陛下效死？如果军书纷至、胜负纷乱，临机决断时，谁来承担责任？唯愿陛下反复深思，早日裁决，不要使西戎另有机会猖狂，使弃守两方面都被对方利用。当时执政大臣大多各持己见，二三人争论很久没有统一，只有司马光、文彦博、赵瞻坚决主张弃地，众人不能改变他们，于是决定把永乐陷没的人员全部归还给夏国，按人口计算赏赐绢帛，仍把葭芦、米脂等四寨给予他们。边使离去后，御史林旦还争论弃地有十条不可，奏道：熙宁年间，种谔攻取绥德城，议论者认为不可，朝廷上下都不愿放弃，只有韩琦在陕西坚持不可弃城的主张。先帝听从韩琦的话，城最终没有放弃，直到今天士人舆论还赞美韩琦有守成之节，也佩服先帝善于决断。羌夷贪婪而狡黠，抱着侥幸来强行请求，必须用道理驳倒他们，使他们无话可说、内心沮丧，然后才会有所畏惧，不敢放肆猖狂。” 难道应当先自行示弱，只想勉强满足他们的心愿吗？凭天下的富强，却战战兢兢地害怕三两座城寨，臣切实认为，议论者的私人忧虑是过分的筹划。古代敌国争夺尺寸土地，甚至耗尽国库、苦战而不后悔，这固然不足以作为法则，但古今的道理也可以由此看见。况且多年经营的功劳，因为一次请求就给了对方，似乎也太容易了。如今世俗议论往往把贾捐之放弃朱厓作为口实。朱厓隔着大海，多次劳烦远征攻取很不方便；如今西方人请求的，是吴地，并不隔着大海，也不是需要辛劳攻取的地方。错误地拿它们相比，不是很奇怪吗？只是边臣姑息求安，只求办完眼前的事情、幸免近期忧患，却不顾长远祸患；又因为疏远边地的人，妄自猜想朝廷完全放松边防，于是提出弃地的说法。这些话传入皇上耳中，反而会使狡黠的羌人得计、边民失去安身之所，难道能不考虑吗？况且守地以困扰敌人，给地以资助敌人，损益利害十分明白，不可不察。如今西夏使者已经回去，是否答应给地，臣尚不知道；但臣既然任谏官，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论列。如今事情关系国家体统，怎敢沉默？伏愿圣慈在作决定之时，再加审察。只要精选边帅，慎选监司，罢免不急之官，节省无名之费，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安抚熟户，开辟田野，严格禁止制造事端，惩罚侥幸邀功的赏赐，哪里还担心二三座城寨不能供养？” 这样或许可以使各方的观望完全断绝，使他们不再觊觎。奏章送入后，皇上没有采纳。这一年是元祐二年。第二年春夏，夏国有人拿着秉常的遗物来进贡，诏令他的儿子干顺为夏国主，依照明道二年册封元昊为节度使、西平王的先例，册文说：“皇帝这样说：尧建立万邦，百姓于是和睦；周朝设置五等爵位，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做法，也是国家既定的制度。咨告你干顺：惟我历代圣主，眷顾你们西部边陲，赐予土地、建立国家，使你们守卫王室，保有姓氏、接受氏族，与宗室盟国同列，恩惠礼遇十分优厚。如今你继承祖先的后裔，接续这道藩篱，却能够恭敬严肃地事奉君上，整饬自身而安静虔诚，再次派遣使者，带来地方贡物，传达到朕的耳中，实在值得嘉许。因此考察典章旧例，显扬宠荣的名号，赐给你茅土的封爵，又增加服饰车乘的等级，隆重颁发大册，以安抚一方。现在派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骑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封你为夏国主，永远做宋朝的藩辅。笃厚地崇尚德行，自能成就显赫光明；忠诚地奉戴君上，永远承受福祉。往后恭敬地接受这项明白的命令，不要辜负我一人的谋略训诫。” 干顺接受册封后，他的臣子梁乙逋擅自掌权、违抗命令，正以兰州寨门为借口，不派使者来谢恩，也不来庆贺坤成节。那年秋天，他于是侵犯镇戎军。苏辙上疏说：“臣见到西戎自秉常遭祸以来，人心离散、彼此猜疑。梁氏与许多人同族，分别控制东西厢的兵马，双方势力相当，疑惧阻隔日益加深。入侵的谋划由此衰息。朝廷招抚接纳，他们就归服，使者接连而来，臣下的礼数也很周到。今年夏初，他们开始生出桀骜之心，出兵数万，突然袭击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退回巢穴。朝廷正要安抚众人，便用君臣之礼接待他们，又加以册命的恩惠，派使者厚赐金钱。戎狄有如禽兽的心肠，便拿地界作为借口，不再派人来谢恩。庆贺坤成节的使者也于是没有到来。听到这些的人没有不愤怒的。臣切实认为，当今的事务，必须先了解招致敌寇的端由，审查行事的得失，然后推测敌情所在，确定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那么羌戎这样的微小丑类，势必也没有什么作为。栋戬世代效忠出力，不是各个蕃部可以相比的。近来他年老多病，他的宰相阿里库擅自掌管国事，大将果庄、温希新等都心怀不服。阿里库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栋戬的嗣子，朝廷便把节钺交给了他。” 谋划不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阿里库知道自己失去众人之心，便残酷地使用威刑。果庄自认为与他地位相当、同为一体，却反而处在他之下，心中常常不悦。夏人乘机降低身份礼遇士人，先同阿里库解除仇怨、结交欢好，又让他转而劝说果庄，出兵入侵；还诱骗胁迫人多保忠，让他侵扰泾原。暗中发动的党羽已经建立，羽翼已经形成，于是敢于狂妄进言来煽动朝廷。假如当初阿里库来报告嗣位之事，朝廷遍问星多保忠等人究竟谁应当继立：如果众人都认可阿里库，那么立他以后众人必然无话可说；如果认为不可以，就把栋戬原有的官秩分开，以三使的名额授予这三个人。这样，阿里库只是侥幸得到任命，果庄也没有怨望，夏人便没有人可以援助他们，又怎能动摇局势呢？而且几年来朝廷厌恶战争，羌人中也察觉到朝廷的意图，因而自行安定。近来忽然命令熙和调集人马，修筑大城、设置四关，又除去第二年将要修筑龛谷的消息，声势既然突然显露，敌寇之心便不安，于是出兵自强，事端也由此产生。这就是招致敌寇的端由。先帝因梁氏篡逆，出兵诛讨，侵夺地界造成的怨恨极深，推测他们想报仇，一天也没有忘记。陛下心意殷切，想要招纳，所以他们连年入贡、使百姓休息、停止战争，这也并非他们的本意。”

译即使他们违犯天命，本来一定也会找得到借口。如今赐给他们册命，耗费金钱二十余万缗作为礼物。他们既然同我方有君臣名分，随后便可以用忠义的节操责备他们。朝廷此举在道义上十分有利，而羌寇没有谋略，于是放肆骄横。对内，国内士民自己知道理亏，必定不肯为他们效力；对外，中国的将领士兵都有战斗之志，容易建立功劳。即使耗费金帛、封立并滋养仇敌，小人认为这是失策；但分别曲直，以此激励将士，智者认为这是得计。这就是行事的得失。元昊本来怀有大志，长于用兵；谅祚天性凶狂，轻率地使用军队，但国力弱小，最终困顿而死。如今梁氏又不能与元昊、谅祚相比，我认为他自以为圣明，恭敬沉默、守成而已，并无意使用武力，所以可以肆意而不知满足。兰州、会州各边应当增加兵力、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人心就会离散。他们原本的打算不过是在秋冬进行小规模的跳梁试探，朝廷只要守边没有过失，他们就会在寨中请求和盟，本来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果一味只求和好，他们的请求就会有百般花样，逐渐令人无法忍受。这就是敌情所在。臣担心夏人还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图，无法折服他们的奸心。愿陛下明白下诏，张榜告示沿边各郡，大意说：‘夏国自谅祚死亡以来，先帝出兵慰问百姓、讨伐罪人，既断绝每年的赏赐，又禁止和市。’ 羌人困守沙漠，老少贫困饥饿，不能自行生存。朕统治四海，听说这一方的情况，于是命令各道禁止侵掠邻近寨子的田地，才使他们恢复耕种。既已开通和市，又有一名进贡使者到来，所赐予的财物不可计数，他们贸易后返回，获得的利益也无法计算。朕想到孤儿年幼弱小，部族携贰离心，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册命，借给他宠荣威灵，凭什么威服羌人豪酋、保有疆土？朝廷士大夫都说他的心反复无常，必定还不能完全相信。使者将要出发时，话还没有说完。朕有保存将亡、延续已绝的志向，决定而不疑，因此派遣使者出境，授予他礼命，金钱币帛在道路上接连不断。然而他怀有狼子野心，接受馈赠却背弃德义，不派使者来谢恩，也不庆贺坤成节。朕以君主之道抚养他，他却不以臣子的礼节报答。朕将把这种行为视为天地所憎恶，将相全都愤怒。朕认为只是狂妄谋划、违逆节义的一两个人所为，奸臣和国人有什么罪，难道都应遭受杀戮吗？因此为了停止战争、安定众人，尚未议论攻讨。然而逆与顺的道理，不可不明白。命令沿江诸将整饬激励兵马，广泛储备粮饷，若有人敢侵犯边塞，立即依法严惩，决不赦免。臣推测，这道命令一下，羌人会惭愧丧气；即使不会立即归顺，也会使奸计受挫，无法号令部下。” 各路军民知道对方理亏、我方正当，人人都想着拼死作战，勇气一经发作，边境声势便增强百倍。请求讲和的使者，一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颠覆敌人长远谋略的办法。臣听说朝廷近来已经增加屯驻的兵将，扩大储备，商议断绝和市，并让熙河帅臣招抚阿里库、果庄、温希新、星多保忠等人。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不交战而使敌军屈服’。但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所应当说的，只因蒙受国恩，不敢不尽言。从前熙宁、元祐年间施行政令，虽然不便于百姓，但先帝用威势来辅助，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朝廷施行政令很好，但刑法和政令不明，朝廷内外都松弛懈怠。臣认为应当因事依法处理，以明确告示天下。臣先前所说，去年大臣接受并采用阿里库欺骗蒙蔽的奏报，授给他节制之权，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副使苟且简略、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有数万敌骑到来，杀掠数千人，是因为侦察不明、戒备防御来不及，这就是两路将帅松弛怠慢、对朝廷不忠的罪过。陛下为何不把去年参与议论的大臣，无论在任还是已经离任的，都夺去一官；至于两路将帅，也分别依罪处罚，以此号令四方，或许可以使人知道畏惧。” 如今陛下不能整肃臣下，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得到的。三省、枢密院于是请求发兵，奏道：“夏国自秉常报告丧事以来，朝廷既抚恤其国，又册封他的儿子，赏赐十分丰厚，国内部落的老幼都欢欣跳跃。谁知他们强国弱，仍然另有异心。听说干顺不能治理国事，有凌伊特布擅自掌权、树立威势，凡是故主的近亲及旧日任事之人，多被他杀害。他认为居守边塞、没有事情，奸谋不能成功，所以动辄侵犯边境，以请求土地为名，不派使者庆贺坤成节、不派使者谢册封，反复强行乞求，另有二心。如果不加以诛讨，就无法显示威势。边境方面独自以天下大局为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下诏说：‘夏国国内混乱、君主年幼，所以侵犯边境以及不派使者来庆贺、谢恩，都是因为强臣凌伊特布等擅自掌权、违抗命令，暗中另有图谋，并不是国主和国人的罪过。怎么可以立即兴兵讨伐，使归向北方的人一概遭到诛戮？应命令各路帅臣不得先行挑起事端，将所发兵马驻扎在边界。如果特布等人能够彻底改变谋划，忠心事奉本国，向朝廷效顺，由本国国王按章通贡，就特别允许接受他们，使他们改过自新。如果最终仍然违抗天命，就命令各路乘机深入，务必只在境外铲除首恶，不得滥及无辜。’” 国内原来不依附乙逋的首领想要脱离出来归附，乙逋的同党中有能够归顺的，也听任当地报告。后来夏人虽然时常侵犯边境，但大多不能得志，才派使者来谢册封，请求用所给的四寨交换兰州、寨门，密院提出意见，答复诏书的意思，认为不能答应。皇上采纳了这个意见，先把每年的赏赐发给他们。诏书说：“夏国主阅览你所奏的事情：此前派人前往延州，允许会同将永乐等地人口以及归还的四处寨子，交换寨门、兰州两处土地，这实在是朝廷斟酌折中的裁决，你应当全部承继守护。世代封爵者虔诚地修行贡职，必须等到战争停止以后。后来你又陈述恢复土地的请求，朕多次降下诏旨，详细说明朕的意志。哪里想到经过这么久，你还拖延不执行诏命？忽然看到你的奏封，深深相信你的诚意。只是关于改变谋划的议论，仍有陈述。可是争论大事所体现的恭敬，实在听凭裁决。再次想到你的忠诚顺服，特别感到赞叹嘉许。虽然交换土地的请求应当完全遵照前次诏书，但关于折中处理的请求，应当另行以优厚恩典表示。除汉地、蕃地的土地处理已有明确指示，难以准许交换以外，所有每年的赏赐，依照前诏约定，等地界确定后，仍旧推行特别恩赐。已经命令有关官署，不必等到地界确定完毕，查照旧例施行。” 你们应当体会朝廷恩德信义的深厚，谨慎遵守封疆严守的戒令，永远考虑安抚平定，以保全长久。到此，便把那逄原以下的一百四十九人归还给朝廷。《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 回复　引用　置顶 wave99　发送短消息 加为好友 wave99　当前离线

译用户编号1，帖子42，精华0，积分62，威望0，金钱40，贡献0，阅读权限200，在线时间43小时，注册时间2009-5-12，最后登录2010-8-20，管理员 发表于2009-9-24 18:25，只看该作者，踩窝窝，送礼物，问候他；●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一 （宋）彭百川撰 哲宗擒获果庄 元祐二年八月，因为俘获西番果庄、青伊结，群臣上表庆贺。果庄是栋戬的别将，桀骜狡黠而有智谋，所统领的军队精锐，多次成为边境祸患。熙宁年间，他诱骗并陷害景思立，神宗多次下诏想活捉他送来。他成为熙河的祸患二十多年，到了这时朝廷停止战争、减少陇右戍兵，他便与夏国解除仇怨、结为援助。夏国在天都聚集军队，召集十二监军大举出兵，果庄于是驱逐巴珍觉注常家十城，往洮州收集老弱和辎重，喂饱战马、磨砺兵器。有人说羌人轻视防备，应命令帅臣临机处置，这样就可以把他捉住俘获。于是派监丞游师雄到熙州宣谕旨意，刘舜卿立即召集将领商议方略。姚兕、种谊请求分兵两路，迅速整装、轻装携带粮资，沿洮水前进。姚兕从洮水以西出发，率武胜军正规兵，会合河州熟户，攻打讲珠城，胁迫夺取六通宗族，派人从间道出发，焚烧河桥，断绝西面的援军。种谊从洮水以东出发，以岷蕃包顺为前锋，经由奇龙谷会合通远蕃兵，夜间渡过邦金州，黎明到达洮州城。当时城墙修筑尚未完工，军队一鼓作气攻破城池，俘获首领九人，俘获并斩杀数千人，于是生擒果庄，奏报朝廷。群臣一致商议在翼朝殿庆贺。知制诰苏辙奏道：“臣听说熙河经略司上奏擒获果庄，宰相想在明天举行庆贺。臣愚见认为，偏师单独取胜，固然值得庆贺，但明天庆贺似乎太快了。听说本路出兵，按照一名将领的指示，正要前往青唐，那是阿里库的巢穴。如果等三五天，必定还会有后续奏报，届时庆贺也不晚。如今俘获这个小丑，功劳不小；奖赏功劳、勉励后人，本来不应轻率。但朝廷正在整顿边防、整治骄纵怠慢，如果捷报早晨送到，朝廷当天便庆贺，边臣听到后，自以为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或者认为恩礼过分，就会使将领骄傲、士卒懈怠，以后便没有办法驱使他们。愿朝廷以镇静来安定形势，使人不能测度。昔日谢玄攻破苻坚，书信送到时，他正和客人下围棋，只说：‘孩子们也终于攻破敌人了。’难道不是故意装作平常吗？这是因为万国都在观望，事情体制本应如此。关于明日庆贺的事，请详细斟酌后下令。”皇上没有听从，宰臣于是率领百官在延和殿上表庆贺，皇上下诏答复。又到永裕陵奏告，并宣谕宰执说边事劳苦，赐给知枢密范纯仁犀带及黄金三百两，范纯仁辞谢不接受。奏道：“如今西夏猖獗，还听说正在调集兵马、大举行动。出兵作战是君主的忧患、臣子的耻辱，臣应当等待治罪并尽力效命，哪里适合再接受特殊恩赐。” 伏望圣慈察知臣的诚意，若将来西方的事情平定安宁，臣再接受赏赐也不晚。”于是苏辙提出建议，请求下诏让边臣与果庄约定：如果他能够诛杀阿里库，就允许他活着回去。奏道：“善于用兵，先要使人心服，其次才使敌力屈服，这样战争容易停止而功业可以成就。如果只依靠武力，那么即使战胜，敌寇也会更加深重，何况没有获胜呢？功业成就而战争不能停止，何况没有成就呢？近来西方用兵多年，先帝的本意在于慰问百姓、讨伐罪人，但贪图功劳、制造事端的臣子只一味杀人争地，得到尺寸土地，便先筑城堡、设州县，使四夷憎恨畏惧，以为朝廷专门想取得土地，并不是想消灭我们的族类，所以他们合力拼死作战，没有谁真正服从。如今朝廷虽然爱惜生灵，但他们还不相信这种心意，憎恨畏惧也没有减弱；内心既不服，就只有较量武力，武力一旦屈服，胜负还未可知。如今刚刚俘获果庄，威势震动远方，边臣争相想建立功劳，认为洮西的土地可以取得。即使真的取得，也免不了筑城堡、设置屯兵、任命官吏、积聚粮食来守卫，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歇息呢？王韶攻取熙河，整军独自获胜；如果王韶有长远考虑，诛杀叛乱者，只需因此任用忠顺的羌族豪酋罢了，那么如今还需要再做什么呢？” 之所以战争连年不断、灾祸相互纠结，使中国疲惫困敝，就是因为把那里的土地设置为郡县。从前的错误不吸取教训，后来的人又不引以为戒，如今又想取得讲珠城，说它是要害之地，不可不取。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谈论要害之地，那么西方没有一处不是可以取得的。假使各羌部知道中国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敌寇会更加深重，战争无法停止，这个祸患哪里能够估量呢？愿陛下郑重告诫边使：叛乱就讨伐，归服就安抚。从今以后，不取得一尺土地，不焚烧民屋，不役使老弱。这样经过一年，各羌部就可以通过传送檄文而平定。然而朝廷的深切意旨即使已经说明，将帅也未必遵从。即使每天发布文书，最终恐怕仍然没有益处。应当用驿站召陕西转运使一人赴朝，当面告诫他，让他回去晓谕将帅，并察看那些不按告谕执行的人。又听说朝廷议论认为果庄违抗天命，应当诛杀；但把他比作鸟兽，不值得过分责备。他的子孙部族仍足以在边境横行，保全他的首级、用来维系其人心，作为重要人质，或许可以取得他的作用，这实在是当前的良策。臣切实估计，果庄凶悍豪强，年老多病、濒临死亡，必定不甘心受困受辱而作长久生存的打算；他知道不能活着回去，便会使臣子们犹豫顾忌、不敢再报仇，自己一定会求死来激起众人的愤怒。” 即使不是这样，年老、多病、怨恨愤怒，也不是长久生存的办法。果庄一死，他的儿子必定报仇，必定想与阿里库联合，并同夏人结交，这就像秦国和越国的人同船遇到风浪，双方的交情必然牢固。而温希新处在阿里库和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形势危险，也会被一并吞并，而我方不能救援，使两个盗贼联合起来，从三面窥伺熙河，其祸患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数尽的。按臣的计策，应当诏告边臣，与果庄约定：如果他能使部族讨伐阿里库，并接纳赵纯忠，就放你活着回去，以天地作证来表示信义。果庄若答应，就等于少花费富贵来收买人，只要把皇帝的深意告诉他即可。果庄有了活着回去的希望，就不会谋求死计，他的部众也必定听从。用他的部众同温希新联合讨伐阿里库，一定能够取胜。取胜并接纳赵纯忠之后，即使放果庄回去，也可以没有后患，这是必然的形势。西羌本来与夏人世代为仇，而果庄本来又与阿里库不和。如果答应放他回去，众人必定互相攻伐；即使不能杀死阿里库，也足以使两个盗贼彼此猜疑、不能联合。昔日太史慈与孙策交战，几乎杀死孙策；孙策后来得到太史慈，没有杀他，放他返回豫章，最终取得了奇功。李愬擒获吴元济的将领李佑，便解开他的捆绑任用他，与他同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