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六

译庄献大中祥符三年夏季，□皇帝对起说：“知道朕□有即入禁中，怀着金钱出来，□刘修仪庄重少言，□□□□□玉钗坠落，内心厌恶它。皇帝私下占卜钗□进献，竟然没有毁坏，皇帝非常高兴，不久果然生下儿子。”【李氏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为仁宗】七年三月丁未日，任皇子受益为□将军，封为庆国公。起初，宰相多次说皇子还没有议定封建，朝廷内外都寄托着希望；如今礼仪已经修成，请求特别下制册封。皇帝虽然听从了，但因谦让没有加封王爵。旧制国公食邑三千户，这次命令只给一千户，这是有关官署的错误。皇子就是后宫李氏所生的孩子。当时在五年，刘皇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派杨婉仪保护照看他，所以仁宗常称皇后为大娘，称杨婉仪为小娘娘。天禧二年二月丁卯日，任命寿春郡王为节度使，加授太保，封为升王。此前，宰臣因入对，多次说升王天性聪慧颖悟，喜好学习、乐于行善，孝顺谨慎、敦厚笃实，远远表现出老成的气度，但还没有正式确定封爵，朝廷内外人心都寄托着希望，希望早日议定尊崇册立之事。皇帝谦让了很久，才答应了。丁酉日，群臣上表请求册立皇太子，表章上了三次，皇帝答应了。此前，寺丞陈执中上《复古要道》三篇，皇帝召见他。当时皇帝已经患病，年事很高，大臣没有人敢谈论建立储君的事；直到陈执中进献《演要》三篇，以早日确定天下根本为理由，皇帝在便殿召见他并慰劳询问了很久，不久提拔他为右正言。陈执中是陈恕的儿子。甲辰日，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禛，大赦天下。任命参知政事李迪兼任太子宾客，下诏皇太子要像对待师傅一样礼敬他。癸丑日，皇帝作《元良箴》赐给皇太子，又作诗分别赐给太子宾客以下的官员。九月辛巳日，太子宾客李迪说：“昨天东宫举行赐宴，臣有幸陪侍，皇太子举止合乎礼法，不轻浮放纵；伶官的杂剧，他从未正眼看过；我们仰望他时，没有不恭敬肃穆的。”皇帝说：“他曾经住在内庭，□□太子天性仁厚有德，庄重、温和而宽裕，这是宗庙社稷的福庆。” □四年，宰相□准一向轻视曹利用。丁谓见皇帝身体不适，难以言语，□等人便对□准进行诬陷，说他□思念宗庙之重□可以辅佐皇帝□林、杨亿□所谋，丁谓□害怕□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七月□曹利用加授平章事，然而□等人于是告发事变，□怀政了□准于是被贬，怀政被处死，并且还想把责任牵连到太子。李迪从容奏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提出这样的说法？太子地位没有动摇，李迪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十一月乙丑日，皇帝告诉大臣：“朕近来睡眠和饮食已经颇为康复，但军国大事仍不免劳心；太子的储君德行渐渐成就。皇后一向贤明，处理事情公平允当，深可托付。朕想让太子到外朝处理政务，皇后在内宫居中详细裁决，卿等可以议定此事。”闰十二月乙亥日，皇帝勉强支撑病体到承明殿，召见辅臣说明病情，于是告诫他们要尽心辅导储君，并拿出亲笔书写的一幅手书交给他们。当时太子虽然在资善堂听理政事，但事情都由皇后决定，朝廷内外都以此为忧。王曾对丁谓说：“太子年幼，若不是中宫皇后就不能立稳；中宫如果不倚靠皇太子的尊重地位，人心就不会归附。皇后厚待太子，太子才能安稳；太子安稳，正是使刘氏安稳的办法。” 丁谓认为这话有道理，便把这些话告诉皇后和两宫，于是二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最终没有了嫌隙。干兴元年二月，皇帝身体不适，病情逐渐加重。自皇帝患病以来，太子出宫便监理军国大事，入宫便探视皇帝、查看医药。皇后把宫中的财物用度全部拿出来，派使者到天下各寺观为皇帝祈福，多得数不清。皇帝常说：“皇后即使仓促行事也不违背规矩，朕没有忧虑了。”太子的行动起居，皇后必定亲自调护；至于乳母、保母和小臣，也都选择勤谨忠厚、任职年久的人，早晚教导他们恭敬谨慎。太子纯孝的德行，也出于天性，不是寻常情性所能达到的。戊午日，皇帝在延庆殿去世。仁宗皇帝即位，军国事务由皇帝和太后共同处分。丁谓想去掉“权”字，王曾不同意，于是作罢。当时朝廷内外人心汹汹，王曾神色严正、独自坚持，朝廷因此倚赖他而显得稳重。秋季，王曾加授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任给事中，鲁宗道任右谏议大夫，一同担任参知政事。八月乙巳日，皇帝和皇太后驾临承明殿，垂帘听政，从此开始采用王曾的建议。【王曾提出这个建议，请求每五日临朝一次】□□□□□。宰相率领百官上表祝贺，太后悲哀恸哭，命内侍宣谕说：“等皇帝年长以后，就应当把政权归还给他。”十月己未日，把真宗的神主附入太庙。起初，太后想把自己平生使用的服饰玩物都像在宫中一样陈设出来，用银罩覆盖神主。参知政事吕夷简说：“这些还不足以报答先帝。如今天下政务掌握在两宫手中，只有太后远离奸邪、奖赏忠直、辅导皇帝、成就圣德，这才是报答先帝的办法，没有什么比这更好。”辛巳日，太后开始在崇政殿西阁听政，召侍讲孙奭、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解《论语》。利瓦伊、晏殊也参加了。起初诏令规定逢双日召见，自此连单日也召见。王曾认为皇帝刚刚即位，应当亲近师儒，所以命孙奭等人入宫侍讲。皇帝在经筵听讲时，有时左右张望，有时用脚敲踏床榻，孙奭便拱手站立，不再讲解。每当讲学时，礼貌仪态一定庄重，皇帝也因此肃然改变态度，认真听讲。十二月，京城谷价飞涨。戊申日，朝廷从常平仓发出粮米，分在十四个场所按低价出售，以救济贫民。天圣元年癸未日，命御史刘筠议定裁减冗费，这是听从□裕的建议。夏季四月辛丑日，中书□河东、陕西部署并奉使契丹□，皇帝听从了。判吏部南曹丁度□事，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增加劝讲官；二是增加□河东、河北服役士兵的补□；三是因犯私罪被杖责的人，允许□戒外戚说。皇帝封缄□者，而御史□御史以下各□空缺不补，因此说到□日实行法令、审查旧例。

译丙午日，命御史姜同放天下。□安殿乙卯日，诏令详臣前往察看。御史鞠咏说：“陛下□决屯塞，久雨损害庄稼，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来应对灾害□。臣希望陛下任用忠良，斥退奸邪，以国宝来训导劝勉农民和士兵，充实积聚仓廪，以此作为上天的祥瑞。草木水泽的怪异现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天圣二年春季癸未日，皇太后亲手写信赐给辅臣，说明自己临朝听政、希望治理好国家的意愿。三月，皇太后告诉宰相说：“近来选择儒臣侍奉皇帝讲读，确实很有启发和帮助。”秋季七月，任命权知开封府薛奎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他上疏谈论选择人才、崇尚节俭、屏除声色等十多件事。皇太后赐给玉泉山景德院白金三千两。太后地位低微时曾经经过玉泉山，有位老僧说她将来会极为尊贵；事情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太后派使者召他，他没有来，便派人询问他需要什么。他说：“道人没有什么需要。玉泉寺没有僧堂，长芦寺没有三门。”太后一直记着这件事，所以有这次赏赐。寺门建成后总是被蛟龙毁坏，太后一定要把它建成，便用数万斤生铁层层铸成小门，终于建成；人们说蛟龙害怕铁。天圣三年春季，江东主簿王堪上疏陈述十件事，包括恢复制科、设置营田、建立义仓、恢复阅武制度、兴办郡学、减免度僧等事。皇帝认为王堪学识通达世务，命他到学士院参加考试。甲子日，皇太后命人选择前代有助于孝养、补益政治的文字，准备给皇帝阅览。七月辛未日，下诏西川所织造的绫改织成绢，用来供应边费。此前，有上封事的人把这件事作为建议，皇帝对辅臣说：“朕正想这样做，应当赶快施行。”王曾等人说：“臣估计一匹锦缎的费用可以织成几匹绢。陛下崇尚节俭，以此惠及远方百姓，臣等岂敢不奉行诏令。”十二月，诏令说京城物价飞涨，命三司拿出廪米中质量较差的粮食，借给京畿百姓，约定三年后偿还其中一半；又分设几十处粜米场，只收半价，百姓争相前往，到春季结束没有人挨饿。此前，太仓中有陈腐、不能供军队食用的粮米，程林代理三司事务时提出这个建议，朝廷听从了，共发出粮米六十万斛。天圣六年夏季四月癸未日，命燕肃等人议定减免三司每年征收的上供物品。五月，下诏停止温、鼎、广等州进贡柑橘，停止咸阳百姓原来进贡的守毫梨。七月壬戌日，知制诰徐奭等人说，应详细核定三司所欠负的款项，共免除天下二百三十六万。十二月，任命范仲淹为秘阁校理。起初，范仲淹遭遇母亲丧事，上书执政，请求选择郡守、县令，斥退游荡懒惰之人，革除冗员和僭越，使学校选拔人才、重视教育，培养将帅。才能充实，边防储备可靠，臣斥退奸佞，朝廷没有过失，百姓没有怨言，以此杜绝奸雄，全文一万多字。王曾看后认为奇伟，也知道范仲淹是晏殊的门客。晏殊推荐别人充任馆职，王曾对晏殊说：“舍弃范仲淹而推荐这个人吗？”晏殊已经替那人办理了公文，但还没有施行，于是改为推荐范仲淹。晏殊听从了。辛巳日，有上封事的人谈到积税□的利益，希望使天下流通。何无何□月，参知政事鲁宗道去世。太后□石何如主？回答说：“唐代的□参知政事吕夷简□长期不任用。”士逊授□张耆上尔□行用。明道元年，仁宗皇帝即位。某妃默默居住在先朝妃□之后，皇帝自己并不知道。她病重□在苑中，在嘉庆院停灵。□宰相吕夷简奏事时，因而说：“□相，难道预先参与宫中事务吗？”引皇帝一同□子。吕夷简说：太后日后如果不想□简请求发丧成服，准备宫中伏葬的时候，有诏书想要凿开宫□来办理丧事。吕夷简立即请求入对说：“凿开宫墙并不是丧礼。臣身为宰相，朝廷大事按理应当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太后不答应，臣始终不退。崇勋来回三次，吕夷简神色严正地对崇勋说：“宸妃生育了圣上，而丧事不合礼制，将来一定有人要承担这个罪责，不要说吕夷简今天没有进言。”崇勋害怕了，飞驰去告诉太后，太后才答应了。起初，宸妃入宫时，她的弟弟李用和才七岁。宸妃生下儿子后，太后派刘美等人访查她的亲属，在民间找到了李用和，补授三班奉职。癸巳日，升任李用和为礼宾副使。八月壬戌日，太内发生火灾，延烧到八座宫殿。百官早晨入朝，宫门没有开；辅臣请求入对，皇帝登上拱宸门，百官在楼下跪拜，只有吕夷简不拜。皇帝派人询问原因，他说：“宫廷发生了变故，臣希望亲眼仰望圣颜。” 皇帝举起帘子让他看见自己，吕夷简这才下拜。丁卯日，大赦天下。当时宦官设置狱案审理火灾之事，找到一个缝衣人的火斗，已经诬陷他认罪，便把案件交给开封府狱。知开封府程琳认为不是这样，御史蒋堂也说：“火灾发生没有迹象，怎么知道不是天意？陛下应当修养德行来应对变故，如今却把罪过归给宫人；宫人交付狱吏审问，还有什么罪名找不到？如果因此赐死他们，就是加重上天的谴责。”皇帝放宽了案件，最终没有人因此被判死。殿中丞滕祖谅奉诏回答事务时说，国家以火德统治天下，火失去本性，是因为政事失去了根本，于是请求太后归还政权。秘书丞刘钺也请求太后还政，言辞尤其耿直激切，二人的奏请都没有得到答复。明道二年三月庚寅日，因为皇太后身体不适，大赦天下。甲午日，皇太后去世。四月丙申朔日，下诏求助，删去遗诰中“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的话。皇太后去世后，左右近臣才有人把宸妃的事情告诉皇帝。皇帝号哭悲恸，连续多日不止。壬寅日，进尊宸妃为皇太后。甲辰日，改葬于永定陵。有人说太后不是正常死亡，丧葬也不合礼制。皇帝也产生怀疑，于是打开梓宫查看。皇帝派李用和察看，李用和回来报告说，遗容如同活着时，衣服装饰都整齐完备。李用和入内报告后，皇帝叹息说：“人们的话难道可信吗！”于是到大行皇帝的神御前焚香哭泣说：“从今以后，大娘娘平生的事情就清楚了。” 《仁宗圣政》。

译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去世。夏季四月庚戌日，任命流放者林献可为三班奉职。起初，林献可直言请求太后还政，太后发怒，把他流放到岭南。到这时才录用他。壬子日，下诏内外官员不得进献物品以求恩泽，也不得通过亲戚关系递送表章。若有传宣，就让有关官署实封后覆奏；内降任官的命令，辅臣审查后处理或废止。创修寺观，不得进献干元节香及山仪。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裁抑侥幸之事，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召知应天府宋□绶、范仲淹赴京。丙辰日，贬黜江德□。辅臣认为江德明等人相互勾结、请托求见，便斥退他们，恐怕一同造成祸乱。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后，吕夷简首先上疏陈述八□：杜绝女宠干政，疏远近侍，罢免□耆、夏竦等人；这些人都大□，唯独不依附太后。蕳方押□后临朝□此以干军政□阁中得德用前□密。李迪、王随、李谘□蔡齐任权三司使，范讽任右司谏。戊午日，减免天下□余饷，遗留给近臣、侍史、知杂事□陈。范仲淹以江淮、京东遭受灾害，请求间奏说：“宫中如果半个月没有食物，应该怎么办？如今数路粮食困难，而皇上却不加以体恤。”甲申日，命范仲淹安抚江淮；他所到之处都打开仓廪赈济贫困断绝之民，禁止淫祀，并上奏请求减免庐州、舒州折役茶和江东丁口盐钱。饥民中有人吃乌昧草，便采来献给皇帝，请求皇帝把这件事告知六宫和贵戚，以警戒他们不要滋长奢侈之心。又陈述八件事，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七月戊子，诏令因旱灾和蝗灾去掉尊号，并命令朝廷内外直言政事得失。八月丙申，追赠修古为右谏议大夫。修古为人鲠直而有风骨节操，宋庄献太后临朝时，权幸之人掌握政事，人人都瞻前顾后、畏惧避忌，修古遇到事情总要直言，从不屈服动摇。他起初被贬为杭州通判，还未赴任，又改任兴化知州，死在任上，贫穷得不能归葬，宾客和属官凑钱五十万吊祭。修古的小女儿哭着对母亲说：“怎么能用这些钱连累先人呢？”最终拒绝收取。皇帝思念修古，所以特意优厚地追赠他。癸卯，诏令凡是任命或调任转运使以及藩镇、边郡守臣的，从今以后都允许入殿奏事。甲辰，诏令把两川的绫锦改换为细绢，以供应军队所需。当时皇帝年纪尚轻，后苑制作珠玉器物，比以往更加兴盛。御史庞籍进言说：“今年冬天螟虫成灾，百姓忧虑将要辗转死去。北方有耶律，西方有柘拔，陛下怎么能不以节俭为准则、以奢靡为戒，重视爱惜国家费用，把百姓的急难放在首位呢？”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十一月，召孔道辅任右谏议大夫。戊寅，大理评事川涣任右【原文“为右也”疑有脱误，具体官职不明】。一座塔尚且不能自行防卫，反而被大火毁掉，又有什么福力可以庇护百姓呢？当时正值酷暑，余靖向皇帝极力进言。余靖修饰仪容后入内，对皇帝说：“被一个汗臭汉子熏得难受死了，他还把唾沫喷到了我的脸上。”皇帝对台谏官宽容到了这种程度。其中有这样的话：“陛下如果怜悯百姓的困苦，就应取出后宫中无用的物品、内帑中有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边费；不要征收中等民户一年的田租，并明白降下诏书，布告朝廷内外。这样陛下就能结纳天下百姓，感召和气，即使建造一百座塔，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如果把这些无用的浮费停下来，百姓就会更加怨恨了。甲寅，皇帝对辅臣说：“年成旱而飞蝗又非常严重，百姓有什么罪，竟遭遇这种灾祸？我默默祈祷上帝，愿意把罪责归到我这个盲弱之身上。”章得象回答说：“我们不能辅佐治理、宣扬教化，以致灾害降临百姓，又使陛下忧虑。如今圣上说到这些，一定已经能够默默感动上天了。”富弼主持北方事务，分条上奏河北防守十二条策略【见《庙算门》】。这一天，谏官余靖等说：“灾异接连出现，飞蝗作孽，陛下责备自身、承认过错，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不让灾祸殃及百姓。因此我们逐一陈述朝廷君臣上下有这样的过失，大臣有这样的罪过；我们的罪责极其深重，伏望陛下把我们远远贬逐。” 又说：“天下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令人忧惧，天灾和人事方面的异常接连发生，难道不是我们不能尽力辅佐的结果吗？或者朝廷还……【原文多处缺字、串句，以下语义无法确考】……请求撤回近期下发的札子，不要使朝廷自行削弱按察使的权力，而让贪赃和年老昏聩的官吏感到快意。”九月甲申，杜衍依旧任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杜衍抑制侥幸求进，凡是宫中传出的恩赏命令，大多都搁置不行；积存的诏旨达到几十张，他就常常拿到皇帝面前。谏官欧阳修入对皇帝时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把宫中传出的命令封还了吗？凡是有人向陛下求取某事，陛下总是以杜衍不同意为由加以制止，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的还多。”参知政事贾昌朝任枢密使，青州人陈执中任参知政事。谏官蔡襄、孙甫等说：“陈执中不学无术而刚愎自用，如果任用他处理政事，是天下的不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皇帝不听，谏官们争论不止，于是皇帝命中使带着敕书到青州赐给陈执中，并且传达旨意说：“朕任用你，满朝官员都认为不可以；朕不被众人的言论迷惑，所以竭力任用你。”第二天，谏官入殿，皇帝变了脸色，迎面对他们说：“难道不是要谈陈执中吗？朕已经召他来了。”谏官于是再也不敢说。冬季己酉日，知谏院蔡襄任知【原文“知□州”缺地名】，因年老请求出任乡郡；他和孙甫一起论说陈执中的事情，皇帝不听，于是两人都请求外任。蔡襄先获准，孙甫出使契丹尚未回来。苏舜钦等人因事获罪而被排斥，王拱辰得意地说：“我这一次把他们一网打尽了。”【事情见《朋党门》】知潞州尹洙上疏，大略说：“臣听说，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在治理国家的道理上，这两种过失是一样的。去年朝廷提拔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等人，先后任谏官。臣很早就知道这几个人贤能，一旦看到他们被任用，既感到高兴，又庆幸陛下得到了贤才并加以任用。所担心的，只是任用了却不能始终信任他们罢了。凭陛下明察臣下的智慧，以及欧阳修等人所受的深厚知遇，难道会有任用他们却不能始终信任的情况吗？唐代魏征死后，文皇帝亲自撰写碑文赐给他。后来有人说魏征结党阿附，文皇帝竟毁掉了那块碑。”

译近世君臣相互知遇，没有像文皇帝和魏征这样的；然而谗间之言随之而来，于是活着和死后的恩遇都不能始终如一，臣每每想到这里，没有不感到愤慨叹息、不能自已的。由此看来，认识贤才容易，始终信任他们实在困难。”又说：“公论和朋党，有时取决于皇上的意旨，而不取决于对方是忠是邪。君臣之间有大义。臣既然替陛下提出忠诚的谋略，难道还要顾虑被指责为朋党吗？只是担心一旦被称为朋党，那么所陈述的话就不能被采纳，这是臣深深忧虑的。”诏令依照天禧年间的政事，设置谏官六员【见《圣政门》】。庆历五年春，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任邠州知州，枢密副使富弼任郓州知州。两人既然出任外职，进谗言的人更加猖獗，凡是朝廷中……【原文此处多处缺字、串句，无法确译】……田况上奏请求裁减冗兵【见《远略门》】。欧阳修说朝廷施行变更，富弼、范仲淹提出任用官员的建议；又说富弼尽忠却被贬黜，皇帝没有答复。韩琦论说富弼被责罚而补任闲散州郡，他有什么辜负朝廷的地方？奏疏递入后没有得到答复。韩琦心中不安，请求补任外职。在迩英阁读《汉书》讲到汉高祖封信为齐王的事情时，皇帝说：“汉高祖能够听从劝谏，善于用人而不疑虑，竟然如此。”丁度回答说：“汉高祖聪明而气度宏大，所以臣下都能竭尽忠诚；如果不是这样，又凭什么奠定帝业呢？”章得象被罢免宰相职务，陈州御史里行孙沆多次把这件事作为……【原文“数以为。言”疑有错乱】。知制诰余靖任知言州，御史刘元瑜等弹劾余靖失去使者的礼仪，说他出使契丹时使用番语。冬十月，诏令撤销按察使这一名号。当时执政大臣阻挠推行范仲淹、富弼所办的事情，借大赦之机，于是有了这一命令。起初讨论普遍施恩时，百官得到优厚赏赐，军士也得到赏赐。参知政事吴育说：“没有事情却制造侥幸求进之事，这是谁替陛下提出的？请治他的罪。”不久皇帝对辅臣说：“外面的人恐怕会攻击执政大臣，应当防止喧哗。”吴育说：“这一定是提出建议的人想借此动摇圣听，希望陛下不要忧虑。臣既然把自身托付给国家，又怕什么呢？”乙未，迩英阁读经书《武经总要》至真宗朝，李继和上言：“国初李汉超镇守关南时，私下用钱贸易，用来补助公家费用，有人把这件事依法弹劾。” 太祖反而命令把他拖欠的税款全部免除。”皇帝说：“像这样任用人，谁会不尽力呢？”庆历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监说太阳应当在三月初一发生日食。皇帝对辅臣说：“日食的灾咎，大概是上天用来谴责、警告君主的；我愿意把罪过归到自己身上，不要牵连臣民。对于百姓的一切疾苦，更应当思考如何询问查究，使他们安宁获利。”壬寅，皇帝对臣下说：“前些日子任命和子璋为阁门副使，这次又任命和子珣为通事舍人，朕已经告诫他们说：‘朝廷的爵位和赏赐，是应当与天下人共同分享的。如果外戚之家兄弟都这样迁升补授，朕凭什么对待旧日功臣呢？’”贾昌朝回答说：“太后家族自古以来本来就多承受恩泽。如今陛下能够慎重爱惜爵位和赏赐，不肯轻易授予，这不只是向天下显示极其公正，也可以保全外戚的福分。”王拱辰任三司使，建议恢复河北盐的专卖；漕臣鱼周询另提出增加盐利的办法，说每年可以得到缗钱七十多万。三司上奏准备采用他的策略，皇帝说：“使百姓顿时吃到昂贵的盐，难道是朕的本意吗？”于是三司重新制定榷盐法，但还没有下达。张方平见皇帝时问：“河北又要实行盐专卖，这是为什么？”皇帝说：“起初只是商议立法，并不是再次实行。” 张方平说：“周世宗实行河北盐专卖，触犯禁令的人动辄处死。周世宗北伐时，父老拦在道路上哭诉，希望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中。”【原文此处“□某禁世宗许之……”等多处缺字、乱码、串句，无法确译】……八年，宫中卫士发生变乱，勾当皇城司王从善等五人都被调到外地，杨怀敏、夏竦庇护他们，仍旧担任原职。御史何郯等多次上疏，皇帝对何郯说：“古代的谏臣曾经有撞碎脑袋的，你能这样做吗？”何郯回答说：“古代君主不听劝谏，所以臣下有撞碎脑袋的。如今陛下没有不听的谏言，何必这样做？如果一定要撞碎脑袋，那么美名归于臣下，过失就在君上了。”皇帝欣然采纳了。甲寅，皇帝临幸龙图阁、天章阁，召近臣和宗室观看太宗的《游艺集》、真宗的《幸澶渊诗》。又拿出亲笔诏书赐给辅臣，并诏令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说：“朕想听到朝廷的缺失、左右近臣结党邪曲的情况、朝廷内外隐瞒欺诈的事情、州县官吏的暴虐，以及不便于百姓的法令和朝廷的重要事务；你们都应把这些陈述出来。朕给你们提供笔札，命令你们立即在座席上答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宰相陈执中坚决辞谢，皇帝谕令三四次后才听从。西府官员回去后又把这件事上奏。夏竦知道陈执中没有学问，实际上是替皇帝谋划，想使陈执中陷入困境。陈执中正在辞谢而尚未获准时，参知政事宋庠说：“两汉时的对策，本来是延请民间士人；如今身居政府要职，却把自己比作诸生，这不是尊重朝廷的做法。请到中书省共同商议。”皇帝同意了。议论者认为这懂得体制。【张方平、鱼周询的答复见《远略门》，叶清臣在永兴也分条作答】夏四月，御史何郯说：“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想使国家长久安定，没有别的道路，关键只在于核实名分和实际、辨别邪正并加以任用。”他极力论说夏竦奸邪。适逢京城没有云却下了冰雹，皇帝正在便殿，急忙召翰林学士。不一会儿张方平到来，皇帝对他说：“夏竦奸邪，以致出现这样的天变，赶快起草诏制把他逐出。”辛酉，夏竦被罢去枢密使，任河阳知州。壬辰，皇帝对辅臣说：“春夏两季久雨，朕每天吃粗疏的饭食，早晚向上帝祈祷；如果淫雨还不停，就应当停止进食而只喝水，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朕身上。不过朕不想让外面听到这件事，怕被认为是接近求取名声。”宰臣文彦博回答说：“如今气象清明安和，实在是圣德感通所致。”

译皇祐元年春三月丙午，皇帝临幸后苑宝岐殿观看收割麦子，回头对辅臣说：“朕新建这座殿，不想种花草，而是每年种麦，希望知道农事的不容易。”秋季，翰林侍读学士张锡在宫中讲书，皇帝感叹他学识广博，便用飞白书写“博学”二字赐给他。皇帝又问治理之道，张锡回答说：“节制嗜好欲望，是修养自身的根本；慎重审理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当时贵妃正受宠幸，张锡因此借机讽谏。皇帝变了脸色说：“你的话很好，朕只恨任用你太晚了。”皇祐二年六月，在迩英阁讲书时……【原文“□□□，但有□大宗徒□俭……”等多处缺字、乱码，无法确译】。四月庚子，迩英阁讲书，杨安国说：“鼎是烹煮食物的器物，它象征任用人才；任用得当，即使事情重大也能够承担；任用不当，就一定会颠覆。”皇帝说：“任用人才不可不谨慎慎重。”丁未，皇帝到迩英阁，对讲读官说：“《易》的旨意精深微妙，朕常常拿疑难问题询问你们，会不会使你们感到烦劳？” 曾公亮回答说：“臣等有幸承受圣上的询问，只怕不能回答，哪里敢说烦劳呢？”皇帝说：“你们都是久负盛名的老儒，学问广博，能够阐发许多道理；朕即使在盛暑时也从未感到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丁度又进言说：“自古以来帝王临朝日久，不是内心被声色所迷惑，就是对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勤勉不倦地学习圣贤之学，即使尧、舜的聪明也不过如此。”于是叩头致谢。五月，眉州彭山县进献瑞麦图，有几株一茎五穗。皇帝说：“朕曾经禁止各地进献祥瑞，如今麦子长得这样好，可以说是真正的祥瑞了。应赐给种田人束帛，以资鼓励。”六月，无为军进献灵芝三百五十株。皇帝说：“朕以丰收年景为祥瑞，以贤能之臣为珍宝；草木昆虫的奇异，哪里值得重视呢？”知军茹孝标免罪，并且告诫天下从今以后不得再把这类事情上报。戊子，汝州都部署杨景宗请求任一郡长官，皇帝对辅臣说：“杨景宗是章惠太后的弟弟，朕难道不念及他吗？但他性情贪婪暴虐，年老以后更加严重；如今给他一个郡，必将使一方百姓受害。”没有批准。乙丑，皇帝对辅臣说：“近来各职司上报长吏不治理政事的事情很多，中书省却从未施行处理。” 况且长吏关系到百姓的性命，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应当挑选其中情节严重的罢免，情节较轻的调换。”文彦博等惭愧地谢罪退下。于是从鄂州王开、台州吕士宗等人起，有的因为衰老，有的因为懈怠怠慢而被罢免、斥退或调任的，共十六人。甲子，信州有百姓抢劫粮米并伤害粮主，按法律应当处死。皇帝对辅臣说：“因饥饿而抢粮，值得怜悯；放纵行凶而伤害粮主，却难以宽恕。小民没有知识，终究是因为饥饿罢了。”又说：“刑罚不可过于宽松，也不可过于严酷。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做到宽严适中，使上下都没有怨言，这样即使发生水旱灾害也不能造成祸患。你们应当以此为戒。”十月，皇帝对庞籍说：“谏官、御史，必须任用忠厚淳朴正直、通晓世务、明白治国体要的人，以革除浮薄的弊端。”庞籍接受圣谕后，从此中书省奉诏选举台官，必定把皇帝的话载入敕令。乙亥，皇帝对辅臣说：“江淮连年荒歉，百姓力量匮乏；近来听说发运司只一味搜刮剥削，把完成定额当作能干，虽然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是强行摊派。减免今年上供米一百万石。”皇祐四年二月戊寅，皇帝对辅臣说：“东南接连几年歉收，百姓财力困乏，朕常常诏令每年捐免一百万石。” 如今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却想分别前往两江，向南方调发军储，这是……【原文“是□束□一欹□之法试□则覆虚□列侍观□下当与□陛下□台上□”多处缺字、乱码、串句，无法确译】。庆历五年夏四月丁酉，迩英阁讲《冏命》：“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皇帝说：“君臣之间一定要真诚相通，然后治理之道才能成功。”杨安国回答说：“陛下聪明而有文德，听从劝谏而不违拒，如同流水向下奔流；把群臣看作同僚朋友，自古以来的盛王也没有这样的。”皇帝说：“臣下能够进献忠言，朕怎么会吝惜像夏禹那样下拜呢？”学士孙抃任谏议大夫，暂代御史中丞。孙抃性情笃厚，少言寡语，质朴简略而没有威仪，长期身处显要职位，却很少提出建言。诏令下达后，谏官韩绛上奏说孙抃不是能够纠察弹劾的人才，不可以任用为风宪之官。孙抃于是亲自上疏说：“臣观察当今士人，趋向进取的多，廉洁退让的少；把善于求取功名看作精神，把能够攻击别人看作风采；反应敏捷而善于言辞、像啬夫一样的人，被称为有议论；刻薄深险、像酷吏一样的人，被称为有政绩。谏官所谓的人才，莫非就是指这些吗？如果是这样，臣确实做不到。”皇帝察知了他的意思，便命他照常处理政务。秋季庚戌，皇帝对辅臣说：“听说各州军常常在夏秋之间，先上奏说时雨充足、田里的庄稼长势茂盛，后来有时发生灾害损伤，却不能再上奏，致使百姓的赋税不能减免，这实在不是官吏爱护百姓的本意，应当重申告诫他们。”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城太医进献药方，其中有内犀牛角，[缺字]，其中一件是通天犀。内侍中负责在午殿办理[缺字]事务的人，大多已经[缺字]很久了。朕在[缺字]癸丑日临朝，马遵[缺字]。中间又涉及李林[缺字]、人主等事，但[缺字]天下公议，[缺字]少卿周湛[缺字]辞。皇上谕示说：[缺字]恐怕封[缺字]，说臣[缺字]月乙丑[缺字]之兴[缺字]，知道审[缺字]不实之罪。皇上说：“州郡[缺字]听说，如今守臣自己陈述，官府和民间房舍倒塌，想来也是因为百姓，应当宽免罪责。”五月，先前有一段时间少有降雨，皇帝问翰林吕公绰为什么会下雨。吕公绰说：“案件长期拘押不决，就会造成旱灾。”皇帝亲自审理积压的案件，不久便下起大雨。当时吕公绰奉命任河阳知州，几个月后在乙丑日，诏令留在京中侍讲经筵。六月戊戌，永兴军知军文彦博任吏部尚书、平章事，兼判并州；富弼任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刘沆加授兵部郎，监修国史。文彦博和富弼同时受命，这天宣布制书。皇帝派小黄门数人在庭中窥察，士大夫们都庆幸朝廷得到了贤能之人。几天后，翰林学士欧阳修在殿上奏事，皇帝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他，并说：“古人寻求宰相，有时从梦兆和卜筮中得到；如今朕任用两位宰相，民情竟如此拥护，难道不是比梦兆和卜筮更贤明吗？”

译欧阳修叩头称贺。癸卯日，学士张升任右谏议大夫，暂代御史中丞。皇上曾对执政大臣说，张升性情正直，可以担任掌管风宪的官职，代替孙抃。富弼起初入朝为相时，欧阳修任翰林学士，人们都说这是三次任用贤人的举措。甲辰日，郓州知州庞籍改任并州知州。庞籍经过京城入宫应对，皇上谈到新任宰相文彦博、富弼，神情十分得意，对庞籍说：“这两位宰相怎么样？”庞籍说：“两位大臣都是朝廷精选的人才，陛下提拔他们，非常符合天下人的期望。”皇上说：“确实如你所说。”文彦博还常有偏私之处，至于富弼，众口一词都说他是贤相。庞籍说：“陛下既然知道这两位大臣贤能，任用他们就应当坚定地信任，长期任用，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话任用他，不久又因为另一个人的话而毁弃他，臣恐怕太平事业不容易最终实现。”皇上说：“你的话是对的。”秋季戊辰日，资政殿大学士吴育任宣徽南院使，兼判延州。吴育在宫中侍读时，皇帝谈到臣下的毁誉多半出于爱憎。吴育说：“圣上的话简明扼要而切合实际，这是天下的幸运。即使知道这些道理并说出来，也不如观察之后真正实行。自古以来，人君因为听信谗邪而导致祸乱，因为识破奸险而实现安定，安危变化万端，都不出爱憎二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通达这个道理，那么群书可以不必全都阅读；不通达这个道理，即使博览群书也没有益处。皇帝更加器重吴育，几次想重用他。谏官诬奏吴育在河南借贷[缺字]民钱之事，于是命他出任地方长官。十月丁卯日，在迩英阁阅读《史记·龟策传》。皇上问：“古人的行动，必定都要依据这个吗？”孙抃回答说：“古代遇到重大疑问，既然已经在自己心中作了决定，又向众人询问，难道还不是因为有天命吗？[此处原文疑有串句或缺字]后来任永兴知军，又改任并州，这就是用龟卜来判断吉凶。所谓谋划要问自己的内心，要问卿士，要问庶人，还要问卜筮。圣人重视真诚，默默地与神意相契合，这样才算得当。”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很好。壬子日，在迩英阁阅读《左传》。郑国人铸造刑书，王沬说：“子产把郑国的法律铸在鼎上，[缺字]百姓，[缺字]太史，[缺字]免于[缺字]。”[其后“嘉祐”至句末文字多有缺损或串乱，无法完整释读。]翰林学士范镇说到司会的话：“我对此感到惭愧，不敢怨恨。”只有胡宿认为，苏辙的策论并不合适，其中引用唐穆宗、恭宗以死来说明盛世，这不是适宜说的话，极力请求罢黜他。此前，在三人之中，苏辙独有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不可不收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三岁〕 执政大臣也认为应当罢黜他。皇上不同意，说：“寻求直言，却因为直言而弃用他，天下将会怎样看我？”于是将他收入第四等。到授官为知制诰时，王安石怀疑苏辙是在攻击右宰相和皇上，拿谷永来比他，不肯替他撰写制词。韩琦笑着说：“他的策论说宰相不值得任用，想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难道还会把他比作谷永吗？”于是改命沈遘担任考官，沈遘便替他撰写了制词。不久，谏官杨政见皇上说：“苏辙是臣推荐的人。陛下宽赦他的狂直而收录他，这是盛德之事，请先把这件事交给史馆记载。”皇上很高兴，听从了他的请求。七年冬季丙申日，皇帝临幸龙图、天章二阁，召集辅臣、近侍、三司副使、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和掌管军务的官员，观看祖宗的御书。又临幸宝文阁，把飞白书分别赏赐给随从大臣。下至馆阁官员，都作了观书诗。韩琦等人相继唱和，于是在群玉殿设宴，传诏学士王珪撰写诗序，刻在阁中的石碑上。庚子日，再次在天章阁聚会，观看祥瑞之物，又在群玉殿设宴。皇帝说：“天下长期没有战事，今天的快乐和卿等共同享有，应当尽情喝醉，不要推辞。”又赐给他们宫中的花、金盘和香药。皇帝又召韩琦到御榻前，赐给他一卮酒。随从大臣都到场，直到傍晚才散。八年春二月癸未日，皇上身体不适。甲申日，颁下恩诏，天下囚犯的罪刑各减一等，徒刑以下的全部释放。丙戌日，中书、枢密院在景福殿西阁奏事，看见皇上使用的帷幕、褥垫都质朴、素淡而且昏暗破旧，已经很久没有更换。皇上回头对韩琦等人说：“朕居住宫中，平常奉养自己一向如此。这些东西也是百姓的膏血，难道可以轻易耗费吗？” 景祐年间君臣讨论乐制

译景祐元年十月壬午日，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共同按照王朴的律法考校乐器。燕肃当时任判太常寺，建议说，旧太常寺的钟磬都涂有彩色，每三年举行亲祠时就重新装饰。年份久了，涂层越积越厚，声音越来越不合调，所以有了这道命令。皇帝亲自阅看律法，并在背面题字，交给太常寺。燕肃等人随即取来钟磬，刮除表层，考击试验，再按照律法校定声音，结果都合乎要求。二年二月，燕肃等上奏报告乐器考校完成，并让皇帝见了工匠。戊午日，皇帝到延福宫亲自阅看，演奏郊庙乐曲五十一曲。于是问李照音乐怎么样，李照回答说：“乐音偏高。”皇帝命他详细陈述。李照于是建议说：“王朴制定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比禁坊乐高二律。击奏黄钟，发出的却是大吕；击奏夹钟，发出的却是夷则。这是冬天兴用夏令，春天招来秋气。大概五代战乱时，雅乐废坏，王朴创意制造律准，不合古法。本朝使用它，最终没有得到福应。此外，编钟、镈钟和磬没有大小、轻重、厚薄、长短的差别，铜锡也不精纯，声韵失去美好。大的压制小的，小的又受到抑制，不是合乎中度的乐器。相传它们是唐代旧钟，其中也有王朴制造的。” 轩辕氏命令伶伦截取竹子制作律管，又令神瞽调和其中的声音，随后声音便与凤凰鸣叫相应，而各管长短参差也像凤凰的翅膀。这种音乐流传于极其久远的古代，是不可刊改的经典。”我希望听从臣下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一套编钟，可以使度量衡和权衡彼此调和。诏令许可，于是仍在锡庆院铸造。庚申日，太常博士宋祁进献《文乐图义》二卷。夏季丁巳日，李照说奉诏制作玉律来等待和气，请求到潞州上党县羊头山取得秬黍，并到下怀州河内县采集葭莩。皇帝听从了。戊辰日，命宰相吕夷简、王曾共同总管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共同总管，集贤校理李照主管御乐院，邓保信专门监造，仍以内入都知阎文应提举。起初李照铸成一虡编钟进呈皇帝，便建议改制大乐。他取京县的秬黍累积成尺以制定律法，铸钟来校验，声音仍然偏高。又改用太府布帛尺作为标准，于是下令太常寺制定律法。李照又制定律管的计量方法：以九十粒黍的容量作为四百二十星，每一星按九抄计算，一粒黍的容量为四星六抄，九十粒黍就是四百二十星，以此作为十二管的定法。庚午日，诏令中外臣僚以及民间人士中懂得雅乐音律的，可以由所在地推荐上报，也可以自行陈述。侍御史刘系谈论音乐说：“音乐是国家政治教化的大本，与政教相通，不应轻易改变乐器，希望选择博学之士来补任卿、丞之职。”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却不能听从。五月，李照进献九乳编钟图，原来钟上装饰旋虫，改为龙；他又自行创制八音新器，并请求另造[缺字]，不要作为编钟。辛卯日，命工匠前往淮阳军治理磬石。李照又说：“既然已经改制金石乐器，那么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也应当一并改制，以备献享。”六月，左司谏姚仲孙说：“臣听说正在改制雅乐，使它调和绝音，说旧律太高，削减它使之降低；用高音来显示低音，人们固然都知道这一点。然而制作时如果不够精密，削减之后必然会偏离尺度。臣实在不知道这样做依据什么道理，却贸然敢于改变。听说他所做的事情，大多奇诡怪异。至于炼白石作为磬，铸造中等铜料作为钟，又想用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作为乐器的装饰，臣虽愚昧，私下仍有所怀疑。自祖宗以来，考校修正大乐，在郊庙中进献使用，已经延续将近八十年。追念先朝，完备地举行盛大礼仪，在岱岳燔柴，在汾睢瘗玉，振兴前代君王长期衰落的风尚，举行历代难以实行的典礼。每年举行祭祀之时，雅乐全部陈列，用来感通神明、承受上天的恩赐。先儒已经仔细讨论过，从来没有异议。如果一旦轻率采用新规，全部抛弃旧制，臣私下认为不可。”希望特别下诏停止此事，只使用旧乐。当时皇帝已经允许李照制造乐器，事情也已经开始，而且想究明他的做法究竟是对是错，所以姚仲孙的奏章最终没有交给有关官署。此前，太常寺的钟磬每十六枚为一虡，其中四个清声相承而不击。乙丑日，李照说：“十二律的声音已经齐备，其余四个清声是郑、卫之乐，请求编钟只保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钟，那么哀伤、邪僻的声音就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了。”冯元等驳斥说：“钟和磬这两种乐器，不可以轻易改变。如今李照想减为十二枚，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我们认为不可。”钟磬为十六枚，本来依据周、汉诸儒的说法，也见于唐代典章制度所载；想减为十二枚，只有李照一人这样认为。臣认为依照旧制就好。皇帝命令暂且以十二枚为一格使用，并下诏说：“等到有懂得音律的人，能够考察四钟的调式、清浊，再由有关官署另行议定上报。”辛未日，皇帝在崇政殿召集辅臣观看新乐。景祐二年秋季庚子日，侍御史曹修睦说：“李照改制历代乐制，颇为迂阔荒诞，而且耗费极大，请交给有关部门审查弹劾。” 皇帝认为李照制作的钟磬与众音颇为和谐，只停止增加制造，并下诏告谕曹修睦。和知杭州郑向说：“推官阮逸通晓音律，正在订正他所撰写的十二篇乐论和十二支律管，诏令阮逸赴阙。”此前，所进献的乐书中说，县设有建鼓，却起初并不考击，又没有三鼗，而且旧时使用的各种鼓，大多简陋破旧。于是敕令冯元等详细考察典故。甲辰日，冯元等说：“建鼓有四面，现在都具备却不敲击，另外在县的四角设置四面散鼓，敲击它们来代替建鼓。”干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清楚设置的原因，而且古书中没有记载，去掉它更合时宜。”虽然奏请得到批准，但散鼓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又因为雷鼓、灵鼓、路鼓虽然敲击，却都不能发出正常声音，所以常常依靠散鼓来作为乐节。而雷鼗、灵鼗缺少，尚未制造；如今既然修正雅乐，应当再下令让大匠改造各种鼓，使敲击时能够发声，并按照古制创制三鼗，先摇动它们以通报三鼓，依照干德诏书停止使用四面散鼓。”奏请获得批准。康成所说的八面、灵鼓六面、路鼓四鼓的数目，经典中没有详细说明；然而神明有尊卑，鼓数有多有少，礼制有隆有杀，这种道理或许是如此。

译后来冯元等又上奏说：“按照殿庭备奏的制度，四角的建鼓已经随着月份调和音律，只是没有用来节制音乐的乐器。而《周官》所说的鼓人以晋鼓击奏金奏，正可以用来施行。”诏令依照《周官》的旧法制造。于是县内开始有了晋鼓。古代把镈钟敲击作为节拍和检束，却没有合曲的说法。大射礼中有两只镈钟，都是交错敲击。后周按照十二镈相生的次序敲击。景德年间，李宗谔兼领太常寺，总考十二镈钟；乐工沿袭旧法，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是黄钟、大簇、蕤宾；六曲是每调各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的县乐则环绕着敲击。李宗谔说：“金部乐器中，镈钟最难调和，差一声就会使宫商失去次序。假如十二镈的乐工都能精熟演习，那么快慢就有条理，随着月份使用相应的律，所有乐曲都能贯通。”真宗于是下诏，在黄钟、大簇二宫另外增加文舞、武舞、福酒三曲。到这时，诏令冯元等询问考击的方法。冯元等上奏说：“后周常常按照相生的法则敲击，音韵很和谐。本朝也采用随均合曲的方法，但只用于殿庭，没有推广到郊庙。应当让十二钟按照时辰排列位置，随着音均击奏以节制乐曲，这样便于合乐，同时也可以并用于郊庙；轩县以下则不使用。” 这种制度是为了更加完备乐制、尊重王制。诏令同意实行。辛酉日，皇上创作《警严曲》，交给太常寺隶属乐工学习，命名为《振容》。歌辞是依照李照的请求创作的。不久认为这个名称没有意义，改名为《奉禋》，又改为《景安》。四首《佑安》、五首《兴安》在元年，另有《大安曲》在元年，只有“元率安”应当考订。[此处曲名及数量文字疑有讹误。]己巳日，崇政殿召集辅臣观看所制作的乐器，皇上拿出双凤管，交给太常寺乐工学习。这种乐器把两支管合在一起以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装有两簧。当时又拿出两仪琴和十二弦琴两种，以备雅乐使用。两仪琴装有两根弦；十二弦琴按照普通琴的形制，但增加弦数，以象征律吕的数目。又敕令改造十弦琴、九弦琴，都命令把琴首做成圆形，以祭祀天；把琴首做成方形，以祭祀地。命李照共同修撰乐书。丁丑日，宫中颁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给群臣。第一篇解释十二均；第二篇说明所主管的事务；第三篇辨析音声；第四篇绘图说明律吕相生，以及祭祀天地、宗庙所用的律和阴阳数的配合；第五篇说明十二管的长短；第六篇说明历代的度量衡和权衡，都是以阴阳为根本，与四时相配，建立在日辰之上，贯通于鞮笁，并用壬式、遁甲的方法加以推演。九月，李照说：“太常寺所用的祝，四面全都装饰着时令花卉，不合古制，请改用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合五方。”皇帝同意了。他又和邓保信制作五架铜方响，乐工认为不能使用，于是停止。又按照制度制作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替镈钟，并去掉建鼓。武后临朝称制时，改用镈钟，从此便没有革除。到这时，皇帝诏令询问冯元等：“大磬应依据什么制度？在什么礼仪中考击？应当怎样使用？”癸未日，冯元等详细回答说：“古代用特磬代替镈钟，本来用于内宫，后来扩展到祭祀。考击的方法，由于诏旨不让各器循环交替敲击，而是确立依照音均合曲的制度，所以特磬本来就应当不超出本均，与编钟相互应和，作为音乐的节拍。”诏令批准。丁酉日，李照任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其余人员分别迁升补授，因为新乐制作完成。起初李照认为旧乐的磬音偏高，于是以太府尺为标准，实际比古尺一尺二寸还多一些。他独自负责重新制造各种乐器，所确定的黄钟律声音又极低，乐工歌唱时，在其音韵中没有无射倍磬，于是又凿坏旧钟磬，想全部使用新器。皇上当时广泛寻求懂音律的人，听信李照的话；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乐工知道这样不可行，却不敢非难他。阎文应推许照的功劳，因此特意给他改授官职。照是根据自己的创制说，现今的荜篥就是《邠诗》所说的苇管，《诗经》中有“觱发”一语；而且现在荜篥在伶人中称作“苇子”，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于是制作大管荜篥作为雅乐，议论此事的人都讥笑它。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说：“宋祁所进呈的《大乐图仪》，其中论述武舞所执的九种乐器，只是依据《礼》举出大概，没有说明它们使用的先后次序，所以各种乐器一齐进奏，便没有始终的区别。况且，鼗是所谓引导舞蹈开始的乐器；铎是所谓传达鼓声的乐器；錞是所谓与鼓声相和的乐器；铙是所谓使鼓乐停止的乐器；相是所谓辅助乐舞的乐器；雅是所谓用来节制行进步伐的乐器。哪里有舞蹈刚开始就同时使用止鼓的铙？止鼓的铙已经摇动，却又用传达鼓声的铎来扰乱它。臣认为，舞者进场时，左手执干，右手执戚，分成八列；另使乐工执旌走在最前面，用鼗和绎发出开始的信号，用錞来和应，左手执雅以击节。等到舞蹈将要完成时，就鸣铙使队列退下，敲击雅来调节步伐。鼗、铎、錞、相都停止，不再演奏。这样或许符合舞仪，请按照宋祁所论奏报施行。”这年冬天，礼官说：“鲁隐公五年，考察仲子的宗庙，首次进献时使用六羽舞。” 何休、范宁等人都认为，记载中不说“佾”，是因为“佾”中明明包含干舞；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江左宋以及建平王宏都依据这一说法，因此章太后庙只使用文舞。到了唐代垂拱年间以来，中宫的乐悬已经使用镈钟，后来相沿成习，所以仪坤等庙进献时使用武舞，备齐金石之乐，尤其不合礼制。此前诏令议定奉慈庙的乐制，有司援引旧典，已经用特磬代替镈钟，取其阴教崇尚柔顺、以安静为本的意义。如今乐器中去掉大钟，舞蹈中加入干盾，颇为违背经典的旨意，请停止使用武德之舞，只用文德之舞。”奏议得到批准。景祐三年丙辰，诏令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吉，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共同考校订正旧有的钟律。胡瑗是海陵人，凭经学在吴中教授生徒。范仲淹此前任苏州知州时，推荐胡瑗以白衣身份召入，在崇政殿应对，他与阮逸一同受命。乙未日，冯元进呈以秬黍制成的新尺，另行制作钟、磬各一架。六月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进呈所制的乐尺和龠，并说这种方法本于《汉书·律历志》，可以用来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诏令冯元、聂冠卿共同校定后上报。秋季，冯元、聂冠卿、宋祁进呈《景祐广乐记》【并官】。八月，右司谏韩琦说：“乐声的产生，源于人的内心。”

译臣起初考虑这件事，认为不如追究制作音乐的根源，把它作为达到治理完善的根本，使政令平和简约，纯正光明的德化普遍流行，四海之内的百姓击壤鼓腹，歌颂太平。这样的音乐才是古代治理天下的音乐，难道只能从外在气象上去寻求吗？既然要通达音乐的本源，又应当研究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况且西北两边长久以来松弛了防备，应该暂缓这次寻求乐律的议论，转而访求安定边境的策略。把急务放在最急迫的事情上，从治理原则说是最好的。请下令有关官司，暂且把两家音律法所制作的管尺、钟、磬的度量记录下来，保存而不施行；再访求天下通晓音律的人，让他们详细考订正确后再施用。第二年，如果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把王朴、阮逸、胡瑗、邓保信三种方法，另行诏令通晓古制的大臣考察，取其中符合经典和史志的部分来备用。雅乐演奏本来也还不晚。”诏令丁度等人迅速详细审定后上报。九月，丁度说：“邓保信所制作的尺，是推算出来的，所据的计算方法大都差错，各不相同。周、汉的度量方法中，阮逸、胡瑗所制之尺，是把上党所产秬黍中的中等颗粒累积排列，以求得尺的长度，再制定黄钟之律。现在采用再次累积的方法制成尺，与阮逸、胡瑗所制的又不相同。秬黍有圆的、长的，也有大小不同的，邓保信使用的是圆黍，而且首尾相接排列；阮逸等只使用大的秬黍，所以再次考定时便会不同。尺既然有差异，因而很难确定钟磬的制度。” 现在如果想使数种器物的制度互相参验而没有差错，那么班固《汉书·律历志》所载的分积分法比较接近正确方法。阮逸等用大黍累积成尺，用小黍充实龠，这本身就违背了原来的方法。邓保信以秬黍的长度作为分，接近后魏公孙崇所说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当时已经没有施行。何况邓保信现在的尺，是用圆黍累积而成，并且首尾相接，这又与用来充实龠的秬黍再次累积成尺的方法不同。他所制量器的分寸既然不符合方制，那么权衡的方法也就不能单独采用。”诏令将这些方法全部停止使用。又诏令丁度等人详细审定大府寺以及邓保信、阮逸、胡瑗所制作的四种尺。丁度等说：“尺度的创立，年代非常久远。《周官》说璧羡用来起度，广八尺，袤一寸。《礼记》说展开手掌为一尺，《淮南子》说十二粒粟为一寸，《孙子》说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虽然保存有不同的说法，却没有办法确定采用哪一种。汉代元始年间，召集天下通晓音律的人一百多人，让刘歆主管这件事。当时距离周朝灭亡已经二百多年，古代的律度应当还有保存下来的。凭刘歆广博贯通经艺、通晓历法、律法和算术的才能，他有所制作，理应不是平常之作。近来考察他审定尺度的方法，他说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前代儒者解释经籍，也引用这一说法作为依据。” 历代沿袭这一方法，并把它写入确定的法令。然而每年的收成有丰有歉，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即使在同一年之内、同一地区之中，取秬黍来校验，也仍然不能完全一致。这大概说明尺这种东西确实难以做到完全统一。古代制定法度，只保存它的大概标准，所以前代制作尺度，不只是累积秬黍，还一定要寻找古雅的器物，用秬黍加以校验。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人校定尺度，用来调和钟律，这就是晋代以前的尺。荀公曾用七种古物加以考核：第一是姑洗玉律，第二是小吕玉律，第三是两京铜望臬，第四是金错望臬，第五是铜斛，第六是古钱，第七是建武铜尺。当时荀公曾制作的尺，是按照古器来校验的，本来标明的尺寸没有差异。前史称赞他用心精密。《隋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各代尺度共有十五等，但以晋代以前的尺为根本，因为它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臣私下认为，周、汉两代享国长久，圣贤所制定的制度可以取法。而隋氏毁坏和熔铸金石等典雅规范的器物，保存下来的很少。古代器物中，尺寸分寸明确记载在史籍、可以用来互相校验的，只有汉钱而已。周代所说的圜法，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考察。” 半两钱实际重量为八铢，汉初的半两钱重四铢，钱文也写作“半两”。汉武帝时期开始通行五铢钱，直到隋朝，多数仍以五铢为名称。由于历代尺度屡次改变，所以钱的大小、轻重很少有相同的。只有刘歆制定铜斛的方法，以及他所铸的错刀、大泉五十，还有王莽天凤元年改铸的货布、货泉这一类钱，后世没有听说再有铸造。臣等查考《汉志》、《通典》、《唐六典》，其中说：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错刀的钱环像大泉，钱身形状像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尺五寸，宽一寸，钱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钱足分枝长八分，中间宽二分，钱身与穿孔之间的肉部直径为二分半；货泉重五铢，直径一寸。现在把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种钱相互校验，分寸恰好相同；其中有的大小、轻重与原志记载略有差异，大概是因为当时私铸的钱很多，不一定都符合制度。只应当选用那些钱首、钱足、肉部、穿孔以及宽度分寸都符合正史记载的，用它们来校验，那么铜斛所用的尺就可以由此得知了。考察经籍中所载的制度，都起源于周代；由此可知，刘歆传承的学术方法、祖冲之精妙的算术、荀公曾的详密考校，既然都与周尺相合，就是最值得取法的。”},{ 又详细考察隋代牛里仁等人的议论，其中称：后周太祖命令苏绰制作铁尺，这种铁尺与宋尺相同，用铜钟的律制来统一田地的丈量。唐代祖孝孙说，隋朝平定陈国以后，废弃周代玉尺，采用这种铁尺来定律；但它比晋代以前的尺长六分四厘。现在司天监所用的景表尺，就是和岘所说的西京铜望臬，大概是西汉的器物；和岘所说的洛阳西京，其实是唐代的都城。现在用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钱来校验，景表尺长六分有余，大致与宋、周、隋的尺相合。由此说来，铜斛以及货泉、货布等钱的尺寸，已经清楚而可以验证。唐朝享国三百年，它所制定的制度法度虽然比不上周、汉，也可以说是一个治理安定的时代。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寻求合适的尺度，应当依照汉钱的分寸。若认为太祖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创制制度并为后世确立法则，曾经诏令和岘等人使用景表尺主管修治金石乐器，七十年间屡次用于郊庙祭祀，考察并合于唐代制度，以此显示太祖留给后世的谋略，那么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并且可以暂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到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再让他考察订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王林制作的律准尺，比汉钱的尺寸长二分有余，比景表尺短四分。它既然此前历代从未施行，又经过太祖朝再次改易；阮逸、胡瑗、邓保信所用的是太府寺尺，其制度更加长，距离古制也更加远。”}],

译阮逸又进呈《周礼度量法议》，想先铸造嘉量，然后再取尺来测量权衡；这种说法疏漏错乱，不能依从施用。臣等谨慎考察唐代文献，重新制作景表尺一件，校验汉铁尺二件，以及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共计十七件，汇总校验后上呈。诏令丁度等分别用铁尺、景表尺制作律管，与阮逸、胡瑗所制的太常新旧钟比较，考定音调的高低，奏报朝廷。丁度等上奏说这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请另行诏令通晓此事的人总领校定，诏令于是停止了这件事。然而高若讷最终采用汉代货泉的尺度，以一寸为标准，依照《隋书》确定的十五种尺上呈朝廷，收藏在太常寺。历代尺度的长短没有记录。壬辰年，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掌书记，任命知城父县胡瑗为试校书郎。当初诏令阮逸、胡瑗制作钟磬的律度，按照这种方法制作的尺虽然与古制多有不合，仍然推恩任用并遣送他们。宝元元年七月，右司谏韩琦说：“先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我常常阅看《景祐广乐记》，看到李照所制作的乐器和乐律不合古法，全都任意采用自己的意见，另行制定律度，朝廷又因此施行，明白的人早已认为不对。如今将要亲自到南郊祭祀，不能再次把违背古法的音乐献给天地和宗庙。我私下听说太常寺旧乐还有保存下来的，举行郊祀大礼，请恢复使用它。”诏令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与两制官共同审定后上报。宋绶等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的议论认为没有考据依据。希望依照韩琦的请求，郊庙恢复使用和岘所制定的旧钟磬；没有经过李照镌磨的旧乐还保存着三县有余、七虡，郊庙和殿庭都可以重新使用。”于是诏令太常寺旧乐全部恢复旧制，李照所制作的乐器不再施行。《太平治迹统类》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七 （宋）彭百川撰 皇祐年间论乐律同异 皇祐二年三月，诏令停止今年亲自到南郊祭祀，改在九月择日到明堂举行祭祀。六月丙寅，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说：“奉诏与太常寺共同商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将它用于明堂。”王尧臣等说：“自唐末以来多有变故，乐律的文献残缺散失，考击乐器的方法很久没有传下来。如今如果让匏、土、丝、竹等各类乐器都寻求清声，还没有见到这种方法。又据大乐署各位乐工陈述：磬、箫、琴、和、巢笙五种乐器本来有清声；埙、箎、竽、筑、瑟五种乐器本来没有清声。五弦琴、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亲自制定的谱法。臣等共同议论，清声、正声这两种声调既然有典籍依据，按理应当施用。从今以后，大乐演奏夷则以下四均，在正律作为宫音时，商、角依次同时使用清声；其余八均全部按照通常的方法。至于丝、竹等乐器，原来有清声的，令其随着钟、磬一同教习；原来没有清声的，不可以凭臆想创制方法，暂且仍按旧法。只有歌唱者本来使用中声，所以夏禹以声音制定律，说明人的声音都可以达到。若强行要求达到做不到的程度，反而足以损害中和之音。” 请停止使用正声以外的声调来歌唱；这样与各种乐器相应，也自然是同一个音调，不会另有差错。”阮逸所上奏的声谱，使清声和浊声相互呼应，先后交替敲击，所取的音调柔靡曼妙，接近郑声，不能使用。诏令同意。丁卯日，诏令把御撰的黄钟五音五曲共五十七字，下发太常寺隶属人员学习演练。九月丁亥日，皇帝驾临崇政殿，召集近臣、宗室、馆阁官员和台谏官，观看雅乐中宫架、登歌、舞佾的演奏，共演奏九十一曲，全部演遍。于是拿出太宗皇帝的琴阮谱以及御撰的明堂乐曲音谱，还有按谱练习的大乐新录，赐给群臣。又拿出新制的颂埙、匏笙、洞箫，仍令登歌演奏，让八音乐器各演奏一曲。随后召鼓吹局按场演奏大乐，鼓吹令、鼓吹丞直到乐工、徒吏，分别赏赐缗钱。十一月，召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