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二

译扣留没有下发。戊辰日，参知政事吴奎、赵槩面对皇上，坚决请求把王陶贬到外地，皇上不许；他们请求秘密授予王陶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皇上答应了。不久皇上亲自批示交给中书，任王陶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还没有入朝，吴奎立即上奏说：“王陶天性险恶浅薄，只把势利当作依靠，巧诈反复，情态千变万化；考察他的素质，真还不如市井小人。” 陛下念及他是东宫旧臣，首先加以任用，提拔为中丞。王陶于是挟持旧日恩宠，专门做险恶之事，轻率放肆而尖刻浅薄，罗织细微过失，互相牵扯，摧辱大臣，排斥压制正直贤良的人。至于韩琦、曾公亮不押班的事情，已经存在很久，历来沿袭，逐渐成为礼制废弛，并不是这两位大臣故意懈怠。王陶凭御史台的制度弹劾，行动本来就可以方便，何至于引用背负芒刺之类的话，把自己说成跋扈，任意深加诋毁？由此可见，王陶处心积虑，就是要排挤陷害大臣，暗中玩弄国家权力。”己巳日，吴奎称病请求罢去政事，王陶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蒙天子的六项罪状。侍御史吴绅上奏：“御史中丞因为进言而请求罢职，在家等待治罪，朝廷下诏不许；请求留任王陶，仍旧供职，并上疏弹劾吴奎有无视君主之心，列举他的五项罪状。”皇上因此终于知道吴奎的用意。司马光入朝奏事，皇上也把吴奎的奏疏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请求只恢复王陶原来的职务，皇上答应了。皇上随即又想授予王陶侍读学士，司马光退下后，第二天再次上奏，皇上很不高兴。此时任命司马光为中丞的诏书还在阁门，皇上又收回去，过了三天才交给中书。此前，皇上把王陶的奏疏封好给韩琦看，韩琦上奏说：“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只要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把臣捆走了。” 皇上因此受到触动，询问知制诰、知谏院滕甫。滕甫说：“宰相不押班，确实有罪；如果因此说他跋扈，就是欺骗上天、陷害他人了。”王陶为人聪敏锋利，眉目疏朗秀美，擅长书法，性情急躁，神色严厉而内心怯弱。起初他侍奉韩琦十分谨慎，所以韩琦很器重他，迅速提拔任用。王陶暗中知道皇上不满意执政大臣专权，任中丞后，便谋划更换大臣，空出宰相职位以便自己充任。当初建立东宫时，英宗命令以蔡杭为詹事，韩琦坚持推荐王陶，文彦博私下对韩琦说：“为什么不只任用蔡杭？”韩琦于是把两人一并任用。等到韩琦受到王陶攻击，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担任詹事的时候吗？”韩琦非常惭愧，说：“看清事情太晚了，真应该挨打。”癸酉日，司马光开始接受御史中丞诰命，上疏说：“臣蒙陛下从众臣中提拔出来，委以风宪之职，天下琐碎事情都还不足以向陛下进言，敢先谈君主修心治国的要领，这实在是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修心有三项要领：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治国有三项要领：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当年仁宗时，臣刚任谏官，第一次上殿就曾陈述这些话。” 先皇帝时，臣曾上奏《历年图》，又把这些话写在后序中。如今有幸遇到陛下，臣再次把这些话放在最前面，是因为臣平生勤学所得最精要的内容，全都在这里。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它迂腐空泛，试着加以省察。五月乙酉日，新任河北体量安抚使陈荐说：皇祐初年，河北接连发生饥荒，朝廷停发汴纲米七十余万石，经黄河水运来救济这一地区的百姓。请求依照先例停发三十万石米，转运到澶州、卫州、通利军、北京赈济。皇上听从了。戊子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任颍州知州。起初，王陶被罢去御史中丞而任翰林学士，韩维说：宰相跋扈，按法令应当治罪。御史中丞说得对，宰相怎么能没有罪？如果中丞说得不对，怎么能只罢去台职就算了？如今任他为翰林学士，这是升迁。陛

译下既不能明辨大臣，使他背负恶名，产生不安之意，又使进言者无缘无故被罢黜，令远方疑惑。希望让群臣廷面对质，使是非两方面都得到判明。等到吴奎奉皇上亲笔批示被罢去参知政事、升一官任知青州时，韩维认为吴奎素有学问，敦厚谨慎稳重，可以任事，提拔为参知政事，众人都认为用人得当。

译如今才过几个月，只因为议论政事时稍微没有婉转顺从，便加以斥逐，进退大臣不应如此。这同王陶被罢去中丞却加授翰林学士有什么不同？王陶既然出任外地，韩维也上表请求补任外官，皇上答应了。尚未出发，又改任汝州。司马光说：韩维沉静安详、端正雅正，也是陛下过去宫僚中声誉最好的人之一。如今他无故称病请求出任外官，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原因。希望圣上再加详察，或者暂且留他在身边，使他拾遗补阙，确实会有所帮助。丙申日，诏令各路监司，以及河北、河东、陕西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体量管内三班使臣至殿侍、散直、就粮将校等，把其中有胆略勇气、谋略才能，或者武艺精湛、熟悉边境事务，可以依才能任用的人，列名上报。诏令允许举荐中行员外郎任侍御史里行，这是听从司马光的意见。甲辰日，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唐英是双流人，是经翰林王珪、范镇推荐的。英宗初年即位时，张唐英上《谨始书》，说：作为后嗣的人既然成为所继承者的儿子，恐怕将来有人援引定陶旧事来迷惑圣明的德性，希望在事态逐渐形成之前加以杜绝。后来台谏官相继被斥逐，王珪、范镇认为张唐英有先见之明，所以推荐了他。王陶赴谏州任职时，上表谢任，数千字全都诋毁执政大臣。执政大臣大怒，将要请求治他的罪。司马光说：如今如果因为他在表章中诋毁大臣，就重加贬责，那么国家兴衰的关键，难道就在这里吗？应当仔细察看。王陶于是得以免罪。吕公著担心皇上又召回王陶，便上疏说：“臣担心奸邪小人趁奏对之时迎合皇上心意，遮蔽王陶的罪行，说他忠诚正直。希望陛下割舍对一人的私恩，采纳天下公议，起用持守中立的人，杜绝阿党之源，不要被偏见和私下的说法迷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己未日，派官员在四门赈济。司马光说：“这样处置，有害而无益。不如选择监司，让他们察看灾情；州县长官不能胜任的，就予以更换。”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也这样说。于是诏令四门发米，六月停止；又令州县加以约束，倍加存恤百姓。右司谏刘庠说：“近来手诏减免天下贡物，放出宫女数百人，减少后苑作工匠，省去应乘章服。所有这些更改，请交给史馆记录。”皇上没有采纳。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赵抃任知谏院，兼提举万寿观。赵抃入见皇上后，皇上对他说：“你单骑进入四川，只随身带一只鹤和一张琴，治理政事竟这样简易吗？”人们说他曾独居室中，有一只龟仿效他的吐纳服气，所以才有这样的传闻。此前，从四川远道来的人，大多历任省府官员和大臣，把这件事作为进言。皇上说：“任用赵抃为谏官，是依赖他的进言。假如想重用他，何必一定要进入两府呢？”赵抃上疏说：“任用有道德的人，委任辅弼大臣；辨别邪正；去除奢侈之心；信守号令；公平赏罚；谨慎机密，防备意外；不要屡次赦免；容纳诤谏，共十件事。”又说：“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马默，都刚直敢于进言，长期受到贬谴而没有复职，无法慰藉士大夫的期望。”又论述五项费用，认为宫掖、宗庙、宫监、丘垄、土木工程的费用，很多意见被采纳。赐给知潭州司马少卿王罕褒奖慰问的敕书，并赐绢三百匹，因为监司根据考课，认定他任职两年列入优等。己巳日，京师发生地震。皇上对辅臣说：“这次地震是什么征兆？”吴奎说：“只是小人的党势强盛罢了。”皇上不高兴。这月，判河阳富弼上疏说：“陛下自从开始临朝统治，喜欢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努力扩大自己的聪明，这是古代圣王所崇尚的，也是君主之道最美好的境界。” 四方都受到鼓舞，歌颂皇上，认为臣下的真伪、时政的得失，一定不能逃过圣上的鉴察，太平可以很快实现。然而其中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君主采纳听取意见时，所以得到人才常常少，不能得到人才常常多。得到人才少，所以有益的事情常常不足；不能得到人才多，所以坏事常常有余。臣认为，帝王并没有什么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才是帝王的职事。但千种官职、百类事务，难道都要烦劳帝王亲自辨别吗？只要任用合适的人，求得能够担任天下事务的人。所谓大臣，不过十几人，不让一个小人参与其中；把千官百职都交给大臣，由他们参与选择，于是向下直到州县官吏，也没有不得人的了。即使有人想作乱，也不可能成功。九月己丑日，韩琦多次因入朝应对，恳切请求罢去宰相。皇上察知韩琦不能再留，赐给他亲笔札书说：“朕认为大臣的进退，是国家最看重的事情，何况你的功勋照耀三朝，朕对你的眷顾没有尽头。现在允许你暂时到藩镇任职，朕将空置宰相职位，等待你回来。”韩琦急忙上奏：“宰辅的任命，朝廷有固定制度；老臣没有功绩，不应空置职位等待我。希望赶快进用贤良的辅弼，以光大新的政务。” 辛丑日，韩琦任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吕公弼任枢密使，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张方平在翰林院时，曾起草诏书，皇上亲笔札书褒奖他说：“你的文章典雅，焕然具有三代的意味；又善于把繁多内容写得简约，意义广博而文辞简少，即使《尚书》中的训诰，也没有超过它的。”赵抃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曾秘密上奏：“有些臣僚在外面受到诽谤，起初怀疑后来释然；有些人在先前提出诡异说法，起初使人迷惑，最终却明白了。希望陛下察看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行为；如果有人挟带私情进奏，怀藏奸心欺骗皇上，就把他屏斥到远方。”皇上亲笔下诏说：“你在处理政事之余，能够时时用经义来启发辅导朕；如果不是博通达于治理、内心确实坚定，怎么能做到这样？你的意旨深远，朕还没有完全领会。正如药若不使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会痊愈，应当不怕烦琐，把全部情况详尽陈述。”赵抃又具奏，皇上嘉许并采纳了。司马光被召入应对，说张方平奸邪。皇上变了脸色说：“朝廷每有任命，众人的议论总是纷纭，这难道不是朝廷喜欢多事吗？”司马光说：“这正是朝廷的好事。知人之明，连帝尧都感到困难，何况陛下刚即位，万一任用了一个奸邪之人，如果台谏官依旧沉默不言，陛下从哪里知道呢？”

译这才不是好事。”皇上说：“吴奎是依附宰相吗？”司马光说：“臣不知道。”皇上说：“吴奎有罪吗？”司马光说：“吴奎说王陶有过错是事实，怎么能没有罪？只是士人的舆论支持吴奎而不支持王陶。”皇上说：“结交宰相和结交君主，哪一种更贤明？”司马光说：“结交宰相是奸邪；但迎合君主意旨，观察君主的趋向而顺从他的人，同样是奸邪。”皇上说：“两府中谁可以留任，谁可以任用？”司马光说：“这是陛下威权所应当采择的事，小臣哪里敢参与？但安于现职、等待命令的是君子；走旁门捷径求取进用的是小人。陛下任用人，应当任用君子，不应任用小人。”癸卯日，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论奏张方平，皇上命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并让他在圣学门进见。司马光又上奏：“臣愚昧，不明白圣旨，又恐怕连累吕公著。陛下曾说：‘吕公著正直方正，朕让他掌管银台，本来就是担心诏令有失，想让他加以封驳。为什么要上奏呢？’”吕公著也具奏说：“臣近来为司马光等人下达诰敕，认为有所不便，所以具文封驳。” 臣私下认为自己是正直的，所以才把诰敕送到阁门。朝廷既然认为臣的意见不当，就应当公开实行贬黜责罚；所下的敕告，也必须经过本司。因为臣即使有罪，这个职务也不能废弃。如果因为臣一句意见不当，就使今后掌管封驳的部门不能履行纠正职事，那么祖宗的法度就会因臣而毁坏。皇上亲笔批示：“吕公著的奏章，准许他两天后求见，朕当面说明心意，以解除你的遗憾。”另一天入朝应对时，皇上单独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是因为司马光的道德学问，想让他在皇帝身边，并不是因为他的进言。”皇上又曾对吕公著说：“司马光过于正直，像是迂阔。”吕公著说：“孔子是至圣，子路还说他迂；孟轲是大贤，当时的君主也说他迂。何况司马光怎么能免得这个名声？大抵考虑事情深远，就容易近于迂阔。希望陛下再加察看。”中书、枢密院议论边境事务，很多意见不一致。赵明与西人交战，中书赏赐其功，枢密院却下令加以约束；郭逵修筑堡栅，枢密院正要责问，中书却已经下达褒奖诏书。滕甫说：“战守是大事，国家安危寄托在这里。如今中书想要作战，枢密院想要防守，凭什么号令天下？希望诏令大臣，凡是战守大事，必须等任命主帅后议论一致，才能下令。” 皇上非常认为他说得对。冬十一月丁丑日，皇上对文彦博等说：“各路帅臣、转运使的职任极其重要，一道之内百姓的安危休戚都系于此，应当慎重选择人选，让他们长久任职。汉宣帝按照名分考核实际，必须采用这种办法。”文彦博等说：“治理国家的要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皇上说：“你们想成就这件事并不难，关键只在于不要只做空谈。”丙戌日，诏令从今以后两府举荐官员，应当分别说明被举荐者的才能和所长，能够胜任什么职务，以符合朕‘为官择人’的意旨。奏章上报后，令中书请旨，量才试用。曾公亮、文彦博、赵槩也依照这一办法举荐官员。丁亥日，诏令说：“考课的法令，是用来锻炼群臣、核实名实的。如今各路监司掌管各州长官的政务，已经把分别列举事项作为法令。至于县令的职务，与百姓尤其接近，却一直没有立法，恐怕不符合爱养百姓的道理。应令天下州军分别上报所属县令治理情况优劣的分类条目，令考课院详细审定后上报。”乙未日，诏令说：“如今内外各种人才汇集并进，不可说不多，但仍担心藏有才器、抱持道术的人沉沦在下级官僚中，郁结而不能施展。应令内外官员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才。” 皇上见到现任两府的三个人：有的人以亲自求荐为耻，长期滞居低位；有的人偶然因为一点小过失，便连累了同僚；这些人都因名声而被皇上知晓。皇上说：“我观察夏、商、周三代直到唐朝，没有哪个百年间没有患难的。国家承袭祖宗的基业，太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继承帝位，日夜感到恐惧，思考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什么比选择人才更重要。” 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下诏改年号。丙申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唐介任参知政事。庚午日，皇上对文彦博说：“天下的弊病太多，不能不加以革除。”文彦博说：“譬如琴瑟不协调，就必须改弦更张。”韩绛说：“处理政务、建立事业，应当有大小先后次序。”三月乙未日，下诏河北转运司预先筹划设置赈济饥民的措施。夏四月壬寅日，富弼入宫觐见，皇上还免去他的拜礼，两人坐下从容交谈。皇上说：“希望听听你关于治理之道的意见。”富弼认为皇上锐意进取。于是回答说：“君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那么奸人就能借机迎合君主的心意。陛下应当像上天鉴察人一样，按照人的善恶来判断；如果是他自己招致的结果，然后再根据功罪施以诛罚或赏赐，这样功劳和罪过才能符合实际。”皇上称赞他说得好。皇上又询问北方边境的事情，富弼分条回答得十分详尽。富弼说：“自陛下即位以来，应当首先广施恩德，而且二十年内都不可以谈论用兵，也不应当重赏边境上的功劳，恐怕因此招致事端。一旦发生战争，所关系到的祸福就非同小可，希望陛下不要预先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皇上沉默了很久。皇上又问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富弼说：“首先应使天下富足安定。” 皇上认为他说得好。癸亥日，孙觉任右正言，到谏院供职。皇上对孙觉说想要革除积弊，孙觉回答：“弊病不能贸然革除，革除得当，悔恨才会消失。”后来一天，皇上对身边的人说：“孙觉很懂得治理的道理。”孙觉是高邮人。秋七月壬戌日，下诏定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己邜日群臣上尊号。司马光说：“这不是先王的法典。”皇上赐诏答复司马光说：“朕正因为地震和淫雨而每天担忧祸患，却承受这样的盛名，对和惠之德感到惭愧，确实如你所说，最终不会允许此事。”八月壬寅日，京城又发生地震。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知谏院孙觉出任越州通判。孙觉降官以后，多次上章请求出任外官，皇上不准。孙觉认为：“去年有被罚金的御史，如今又有被贬秩的谏官御史；怀藏奸邪，或者议论政事越过职权，或者沉默不言而不能胜任职务，这些人都是朝廷应该放逐黜退的。然而从来没有被罚金、贬秩后仍然留在职位上的人。邵亢也多次上章请求出外任职，皇上不准。孙觉于是向阁门、御史台以及自己所管辖的各局移文说：“我正在论奏邵亢、滕甫奸邪之事，等待治罪，此后不再入朝，也不办理职务。”阁门把这件事上报。皇上批示说：“孙觉的移文与他所说的事情不相同，应当给他外任差遣。”

译邵亢又照旧入朝处理政事。京城再次发生地震。乙巳日，下诏鄜延路转运使，除计算购买三年军粮储备外，各寨还须储备一年以上的粮食，把数目详细上报。辛亥日，在迩英殿进讲时，皇上因谈到治道而说：“州县长吏大多没有任用合适的人，政事也不能得到精心选择和处理。”司马光说：“人不容易了解，天下有三百多个州，要求把人选得非常精确，确实很难。但只要能选择各路监司，再让监司选择所属州的知州，知州选择所属县的知县，得到合适的人就多了。如今的监司，承担的是古代方伯、州牧的职责，关系一整路的安危休戚，应当慎重选择贤才。”皇上又问谏官要想选得合适，谁可以任用。司马光回答：“臣仓促之间想不起来，请允许臣退下后秘密上奏。”不久，他具奏说：“凡是选择言事官，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是不贪恋富贵；其次是重视并珍惜名器；再次是通晓治理国家的体要。具备这三点的人，确实也很难得到。臣愚昧，哪里足以辨识贤能？臣私下认为，已经经过考验的人，比较可信。臣见到铁盐副使吕诲，多次担任言职，不畏强暴，曾两次被贬降，仍坚持节操而不改变；侍御史吕景，外表温和厚重，内心操守坚定正直，见到利益知道羞耻，面对义理毫不迟疑。在臣所知道的人中，这两人似乎可以充任此选。” 丙午日，皇上询问使百姓富足的办法。司马光说：“使百姓富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县令最接近百姓，要知道县令能干还是不能干，没有比转运使更合适的了。陛下只要能够选好转运使，由转运使考察知州，由知州考察县令，还忧虑百姓不能富足吗？”乙夘日，下诏从奉宸库拿出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万，交给河北四路榷场出售，另行封存钱款，以备买马。十一月甲午日，司马光入朝辞行，趁机请求到河阳、晋州、绛州任职。皇上说：“汲黯在朝，淮南王就停止了谋划，你还不能出任外官。”此前，屯田郎中陈习因为在转对时指责他人的过失、发泄私人怨恨，被责罚为监新孙镇酒税。知谏院吴充回答皇上的询问，谈到贬黜陈习的事情。吴充说：“陛下既然下诏，命百官轮流转对，它的大意本来就是斥责在位者徇私，纠察朝廷中的过失。张寿、荣禋、霍交等人就是在位官员，而陈习正轮到转对，是遵照诏令指陈问题，并不是越职议论政事。因为这个罪名处罚他，恐怕会向天下表示诏书不可信。御史孙昌龄、龙图直学士韩绛以及翰林学士王安石，也都对此进言。王安石说得尤其恳切：“君主听取天下意见，不能有所偏颇；一旦偏向厌恶别人指陈罪过，那么弊端就会发展到奸邪之事无法上闻。” 真宗只是厌恶有人暗中交结欢好、阴谋中伤他人，所以曾下诏规定言事者不得把奏章留在宫中不发，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然而后来由此产生的弊端，竟发展到大臣中的奸邪佞巧之人所作所为，真宗始终不能听闻。皇上于是批示说：“陈习如今已经省思过错，可以特意召回，仍按原来的差遣任用。”王安石的札子是朝廷共同看到的，他竟敢指斥真宗最终不能听闻大臣的奸邪佞巧之事，这话难道还不算尤其恳切吗？由此已经可以看出王安石所谓“祖宗不足法”的征兆了。十二月乙丑日，任命琦为大名府知府。此前，皇上派内侍刘有方带着手诏赐给琦说：“河朔发生地震，经过秋冬仍未停止，朕非常警惕忧惧，常常虚置上宰之位，等待卿回来。大名府是天下的咽喉要地，想任命卿去那里，只要卿勉力接受诏命，那么朝廷哪里还会有北顾之忧呢？”琦上奏说：“君主任用臣下，应当立即下达命令；如今先派使者传达委婉的意旨，这是陛下仁慈体恤老臣，过分表示优礼。但在承受这种重大灾异之后，正应当由朝廷加意谨慎，凡有措施，都必须得到相应的支持。”于是皇上又下手诏，允许他便宜行事，并说：“如果朝廷有可以支持的地方，朕当尽力为你主持。”二年春正月，知同州赵尚寛、知唐州髙赋、知齐州王广渊上奏设置义仓的事情。皇上批示：“近来下诏让齐州、唐州等郡研究修复社仓，并谋求长久实行的办法。”知陈留县苏消也说：“臣所管辖的县最接近京畿，应当作为天下郡县的倡导，劝谕百姓设置义仓，以防备水旱灾害，并逐条上报处置办法。户等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也照此办理。村设社，社设仓，仓设置守仓者，由耆长负责输纳，县里登记造册。年成丰收，就按数量取出粮食；储藏太久，就采用借贷的办法，使新粮旧粮相接；数量多少不一，就采用相互调剂的办法，使彼此得到补助。”皇上说：“陈留是京畿的辅县，距离近，容易考察，可以暂且听任它施行，慢慢考察利弊。”苏消又谈义仓之事，并评论臣僚所说不便实行的有十二条、可以实行的有五条。诏令删去一事：每逢荒年饥荒，向受灾户借贷种粮，不便免除，仍责令他们限二三年偿还。其余交给中书进一步详审斟酌，其他都依照所奏施行。又诏告曾公亮说：“近来王广渊在齐州创设义仓，已经劝率筹集粮食十余万石，如果逐渐能够办成，就让王广渊离任，必须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继续办理此事，可以特诏王广渊举荐一名知州。” 二月，司马光登殿应对，请求任一州，皇上不准，说：“君子和小人都知道你方正。吕公着出使契丹时，契丹也问吕公着：‘有一个叫司马光的人，他很方正，现在担任什么官？’你的名声已经被敌国知道了，怎么能出任外官呢？”司马光说：“这只是虚名，不值得相信。”他坚持请求外任，皇上不准。司马光当初罢任御史中丞时，契丹曾问吕公着为什么司马光不再任御史中丞，吕公着回来后告诉皇上，所以皇上才知道这件事。三月壬辰日，分派辅臣到郊庙社稷祈雨。皇上非常忧虑旱灾，说应当避开正殿，又担心妨碍同天节宴。富弼说：“这只在于陛下的至诚，也不必避殿。”皇上说：“避殿停止宴乐，也只是文饰而已。”富弼说：“阴阳不调和，都是我们臣下调理失职造成的。但我们臣下微小，不足以感动上天；陛下以至诚感应上天，上天就一定会回应。”皇上又问安置宗室的事情，富弼说：“这件事出自陛下，外人来谋划就会造成亲亲之间的疏离。”曾公亮说：“这也应当从外部裁定。”富弼说：“办理此事应当逐渐进行，恐怕会导致纷乱。”王安石说：“这件事只是希望在恩情和义理之间不受损害，使他们能够安定罢了。”

译皇上又问裁定亲疏关系应当怎样适宜，曾公亮认为应当以皇上自身作为亲疏的标准。皇上说：“应当以祖宗为界限。”王安石说：“以陛下自身为标准，就是以祖宗为界限。”四月，同天节停止上寿，这一天下了雨。富弼说：“陛下避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这三件事确实符合典礼。诞日特意停止称觞庆贺，最为深切，所以很快感动了天地。当日便降雨，幽冥的感应大大显著，仿佛就在眼前。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下雨而高兴，而应当因为长年的灾变而恐惧。大概修养德行而招来降雨，其应验就是这样；万一德行有所损害，灾害的应验哪里会延缓呢？”皇上亲自写信答复：“你的话合乎义理而忠诚，亲自说明正理，文辞直截。如果不是心怀爱君之意、志在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岂敢不把它放在枕边，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自戒。更希望您不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可以指日而待。”癸丑日，此前，同知谏院范纯仁说：“如今两府以下，便是侍从官，实际承担九卿的职务。他们也应当早晚讨论政事，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现在却只把主判司存等职务交给他们，使之成为自己的职事；他们的恩宠仅次于四辅，所得报酬却超过众多官员。” 希望下诏督责朝廷的缺失，并且必须逐条论列。”范纯仁所上奏章交给政府评定，酌量施行赏罚。皇上与执政大臣商议此事，王安石也认为理所当然。丙辰日，下诏说：“如今身在这个职位的人，看到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的甚至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如果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应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必须各自具奏，尽情直言，不得隐瞒。唉，好的意见说了却不采用，过错在朕；把意见遗弃而不说，你们就是不恭敬。将用这件事考察在位官员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并彰明黜陟的法典。”这是王安石所拟的诏词。五月丙子日，吕诲进言废止十阁之制。七月癸未日，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天下长久安定，各种事务逐渐废弛，何况灾异也不小，正应当勤勉努力去谋求治理；在事情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应当加以谋划。如果事情紧急而困难，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唐明皇处在安定时期，治军非常严格，在骊山讲武，制度极为严明。”文彦博说：“唐明皇晚年决策失误，把兵力分给两位统帅，终于导致变乱。”韩绛说：“凭唐明皇英明睿智、想求得治理的情况，如果不是晚年荒淫迷惑、忽视政事，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 皇上说：“君主怎么可以怠慢政事治理呢？朕并不是喜欢劳苦，只是更加想到人的精力在年轻时很可惜，想趁着时机有所作为，以使百姓安定。至于用兵，这是圣人的重大权柄，是用来安定天下的。但不能轻易使用，不只是因为杀人是内心不忍，实在也恐怕上天不予保佑。”己丑日，皇上曾因西夏世代桀骜不驯、背弃恩惠、侵犯边境，而朝廷每逢停止用兵，处置又没有办法，以致受到侮慢，于是下诏让文彦博等各自陈述边防长远而周备的策略，并下手诏交给陜西、河东的帅臣，逐条上报便宜措施。到这时汇集各方面的策略，共分十六门，奉旨裁定处理；又增加十件事，仍令选择使者，带着所拟事项与各路帅臣再次讨论审核可行与否，拟定后请示皇上。皇上到资政殿，召见文彦博等人，赐茶完毕后说：“请坐下，想从容地讨论政事。”皇上又谈到选择任用知州还没有做到合适，说：“朕常想到祖宗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如今却把一个州的百姓交给一个庸人，常常痛心疾首。卿等认为怎样才可以呢？”文彦博上奏：“责任在监司，应当得到极为公正的人，委任他们考察监督。”公弼说：“朝廷应当选择各路长官，这样十八路监司就没有不能胜任的了。” 韩琦等上表进呈新修成的《英宗实录》三十卷、目录三卷。八月丙午日，司马光上疏说：“陛下已经出来视朝，接着又到经筵，到中午才回到禁中。入宫以后，臣还听说陛下也不得安闲。每天阅览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一直到深夜；又在灯下研读经史，博览群书。即使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宁，周文王忙到日仄仍无暇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勤勤恳恳求治至今三年，功业却没有显著，大概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冬十月丙申日，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职，任武宁军节度使、判亳州。富弼前后五次上章请求交还政柄，又多次当面恳求皇上，皇上深为惋惜他的离去。因为富弼想去西京养病，于是命他判河南；富弼入朝谢恩后，又辞去河南之任，请求任亳州，皇上答应了。命学士院贴麻改正任命文书，这时诏令已经下达六天了。富弼起初入相时，皇上立即授予他司空兼侍中的官职，富弼坚决推辞才免去。到罢相时，皇上不再另外加赐恩典，大概是皇上本来就不愿意让他离去。富弼将要离开时，又对皇上说：“近来见到亲旧，才知道人情大为不安，进用的多是小人，各处发生地震等灾变，应当稍稍安静一些。” 皇上既然答应富弼辞去职位，便问富弼：“卿离开以后，谁应当代替卿？”富弼推荐文彦博。皇上沉默了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沉默不答。皇上说：“人才难道自己不知道吗？朕自量不能谋划长远，不过只能保守祖宗留下的基业罢了。”王安石说：“陛下不应过分推辞，以陛下这样的圣明资质，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当天，皇上问节省财用应当怎样办理，王安石回答说应当首先裁减军队。皇上说：“与庆历年间相比，数量已经减得很多了，只有另想办法才行。”王安石说：“精心训练所募士兵，并鼓励三路百姓练习武艺，就可以节省。”己亥日，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延和殿应对，皇上问近来对宰相陈升之的议论怎么样。司马光回答：“现在任命文书已经下达，向内外宣布了，臣即使说了又有什么用？”皇上说：“姑且说说看。”司马光说：“闽地人狡猾险诈，楚地人轻率随便。如今两位宰相都是闽人，两位参政都是楚人，他们必然会援引乡党之士，使朝廷充满这类人，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变得更加淳厚呢？”皇上说：“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和边事，别人比不上。”司马光说：“陈升之的才智确实如圣旨所说，但恐怕他不能在重大节义关头保持操守、不被夺志。”

译从前汉高祖评论宰相，认为王陵有些愚直，可以由陈平辅佐他；陈平的智慧有余，但难以独自任用。真宗任用丁谓、王钦若时，也用马知节从旁参与制约。凡是有才智的人，一定要有忠诚正直的人从旁配置，这是明君任用人才的方法。”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很有人望，他离去实在可惜。”皇上说：“朕挽留他已经尽力了，是他坚决要离开。”司马光说：“他想离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用，与同列不合。”皇上说：“王安石怎么样？”司马光说：“人们说安石奸邪，是毁谤得太过分了；但他不通晓事务，又固执强拗罢了。”皇上说：“韩琦敢于担当事务，比富弼贤能，只是还不够强硬。”司马光说：“韩琦确实有忠于国家的心，但喜欢坚持自己的错误，这是他的短处。”皇上于是逐一问到群臣，问至吕惠卿时，司马光说：“吕惠卿阴险机巧，不是好的士人，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蒙受毁谤的事情，都是吕惠卿所做的。近来破格进用他，只是不合众人的心意。”皇上说：“吕惠卿应对明敏，也似乎是美才。”司马光说：“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能，又怎么能动摇君主呢？” 于是谈到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应当由天子亲自选择合适的人。皇上说：“谏官难以得到合适的人选，卿再替朕选择一些。”司马光退朝后推荐学士陈荐、史馆苏轼、集贤校理赵彦若、职方员外郎王元规。甲辰日，内批说：“宋守约可以以本官签书枢密院事。”当时宋守约以威武军留后任步军都指挥使，王安石见到他，对曾公亮说：“这怎么可以奉行诏命？”曾公亮沉默不答，王安石又回头对陈升之说：“按道理这件事怎么样？舆论果真赞成吗？”陈升之说：“恐怕也不会赞成。”王安石说：“也必须替皇上进言。”两天以后，宋守约签书枢密院事的任命便被取消。宋守约统领军队十多年，专以严明著称；他所居之处肃静无声，即使蝉飞到庭院中，也会被击打驱除。有人讥笑他做得过分。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说：“每逢有本职公事，想上殿陈奏，必须先等候朝廷旨意。获准上殿后，还要等候排列班次，往往要经过十多天。倘若遇到朝政有缺失，或外部事务关系到时机紧迫、不能延误的事情，掌管耳目的官员即使不应当紧急陈奏，听到这些事情也无法上报。臣等恭敬地看到天禧年间的诏书说：‘有诏令不当，官员曾经涉及私自扣押、处置失宜、刑赏违背制度、征求无节制、冤屈滥罚未能申理等事，都交给谏官奏论，宪臣弹劾举发。’ 这大概就是台谏官的职责；既然言责相同，那么进见的期限按理也不应有差别。为什么唯独宪臣受到隔绝，待遇特别不同？希望请求朝廷让他们依照谏官的惯例向阁门递交文牒，立即允许登殿应对。诏令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都准许直接向阁门申报。上殿时，御史中丞吕公着说：“昨天命令两制讨论选择州牧、郡守、台省官，以及取士养人的办法；其余治理国家所需的措施，也想要逐一修订完备。这些都是国家的首要事务，一天也不能延缓。当时人们提出不同意见，都认为不可改变旧制，而只把因循守旧看作便利。陛下的天资高明超迈，洞察深远，认为浮泛的议论不对，想来一定将有所作为。然而从那以后，实际施行的只有财用方面的一两件事。像先前所讨论的那些可以推进治道、改变风俗的措施，长久以来没有听说选择其中可行的加以实行。希望陛下推行坚定爱好的意志，奉行到底，使三王的治理终于能够在今天重新出现。”司马光读《通鉴》读到萧何、曹参的事情【见《圣学门》】。十一月庚午日，迩英殿讲读完毕，皇上留下司马光，询问改变宗室法令的事。司马光回答：“这件事确实应当改变，但应当逐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 甲戌日，下诏给中书、枢密院说：“如今下达的裁减宗族新制中，凡是需要列出具体条件的，令有关部门议定后上报。”于是便依照中书省所奏实行。诏书说：“自从我朝祖宗敦厚地叙录、安排行国族，大的便疏远封为有爵有土的王公，次等的便登记名籍于宫禁台省，并且留在京师参与朝见。然而世代日渐久远，皇族支派越来越繁多；亲疏既有不同，恩典就有厚薄；才能有贤有不肖，俸禄也有多少轻重。如今却一概置于同一行列，也就等于按照流品接受分等。虽然敦睦亲族的原则很宽广，但施德的道义还没有周全。因此朝廷大臣多次进言，宰执接连请求，认为应当制定限制，按照等级区别对待。朕想到亲戚之间，经史中有训诫，汉唐时代的典章旧例也都存在：有的用九族辨别尊卑，有的用九宗记载远近，有的允许推恩分封子弟，有的允许自行应试来证明才能，有的宗室子弟贤能便可以参加科举，有的诸王之女可以自行决定婚姻。这些都是过去实行过的办法，只是考察当今仍有不完备之处。何况我朝制定制度，动辄取法先王，难道宗室的等级差别反而没有确定的制度吗？因此让群臣共同议论，准备作为一代通行的规制。朕详细阅览奏章，其中列举条目，说宗祖的昭穆亲疏，本来就应当世世封授王公子孙，同时也应当因亲疏而有等级差别。” 至于服属关系已经疏尽，以及才能技艺都很优异的，应当根据才能器识加以甄别提拔，使他们任职时能够勤勉努力。至于任子法令、通婚礼仪，以及百官所办理的各种常规事务，一律采用外官的办法。众臣这样说已经很久了，朕的意见还有什么疑问？应当告示后世，颁布明确的命令。应依照中书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变宗室补授官职的办法，使他们只补授一任官职，却突然增加廪给。后来弊端扩大而无法停止。到韩琦任宰相时，曾经商议改变这种办法，但没有成功。皇上即位后，便想改变制度。于是王安石为皇上详细说明处置办法，皇上说好。闰十一月壬寅日，张载任崇文院校书。此前吕公着推荐张载，皇上召见问他治理之道。张载说：“治理政事如果不以三代为法，最终就是苟且之道。”皇上认为张载的才能超过邢恕，王安石也认为如此，于是任命了他。十二月，内降旨意给开封府，减价购买浙灯四千余枝。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说：“陛下留心经术，动辄以尧舜为法，即使穷尽天下人的嗜好欲望，也不足以替代这种乐趣；即使享尽天下的玩好之物，也不足以解除这种忧虑，难道会把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奉承三宫的权宜做法罢了。况且卖灯的都是平民，怎么可以用低价偿付他们的价值？

译希望赶快停止这件事。将来放灯以及各种游观之类的活动，都务必从俭约办理。近来裁减皇族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极其明断、深谋远虑，割舍亲爱而为百姓着想。然而其中不能没有人对陛下稍有期望，只希望陛下也稍微自我约束，以身作则。”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随奏书献上三句话：“希望陛下凝聚人心，使风俗敦厚，保存纲纪。”奏书总共七十多字。苏轼一向不受王安石喜欢，王安石让他权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多事务使他困顿。苏轼判决处理事务精明敏捷，声名更加远播，议论政事也更加不停。三年五月，同修起居注陈襄兼直舍人院、兼天章阁侍讲。此前，皇上忧虑没有知制诰，执政大臣以祖宗旧例有直舍人院的官职，想让陈襄担任。王安石说：“如果这样授官，就不能轻易给人增加资序，使官职容易得到，所以陈襄才有这个任命。”陈襄辞去直院和侍讲之职，皇上亲自下诏晓谕陈襄说：“近来任命卿为知制诰，因为你以言事未能实现为由，恳切地不接受诏命，并且请求出任外官。朕一向仰慕卿的经术，已经很惋惜卿远去，特意恢复你的旧职，希望你能在朕左右讲论经术，逐渐受到道义的熏陶，以满足你的愿望。”听说陈襄最终仍然辞去，皇上答应了。此前，丙戌日的赦书命令各路搜访有品行道义的士人，把姓名上报。癸丑日，前任陜县令范育任崇文院校书。范育的父亲范祥曾经得到召见应对，进呈《复田役书》，皇上把转对时所上的三十道章疏交给范育考察详定，因此任用他。八月，皇上批示：“近来命令司农寺专门主管天下常平仓、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务，考察编修中书条例所说的事项，看看有二十二件是否应归有关部门管理。”此前，皇上责怪中书省事务多有拖延滞留，王安石说：“臣多次上奏，中书省有许多事务应当裁减，归还有关部门办理；想请示修订条例的官员，先列出应当减省的许多事项，再逐件进呈。”皇上答应了。九月，泾原路安抚司说：“本路熟户蕃部缺少粮食，请求下发度僧牒一百道。”皇上批示：“赐五百道，交给陜西宣抚司换取现钱购买粮食，赈济接济他们。”四年春正月，下诏出售天下广惠仓的田地，作为三路及京东青苗钱的本钱，诏令依从此事，立即把广惠仓、常平仓、寺仓所储存的粟麦拨给他们。戊申日，下诏宣徽南院使郭逵回本院供职，馆阁校勘顾临任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提举常平等事。顾临谈论军务，曾经被召见应对，皇上询问兵学，顾临说：“用兵以仁义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遵循事理，动静变化的关键，正是安危所系。”于是分条上奏十件事。等到出任湖南时，他的议论与执政大臣相违，于是请求解职侍养老母，诏令他回馆阁供职，过了一年才重新起用。二月，编修条例所说：“舍人院授官都有固定格式，而授官之人没有一天不出现；外制臣僚又都兼管其他事务，请求从今以后内外一切除授、责降，都撰定检用。”皇上依从了。三月，皇上召两府大臣到资政殿应对，拿出陜西运司关于庆州军队叛乱的奏章给他们看，皇上深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说：“朝廷施政务必符合人心，以安静稳重为先。陛下即位以来，振作精神求治，但人心还没有安定，大概是变更制度过多造成的。祖宗以来的法制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废弛而未被执行的地方罢了。”庚寅日，下诏各路设置学宫，每州拨给田十顷作为学粮。乙未日，皇上谈到庆历年间财用困乏、政事不能振作，王安石说：“财用充足以后才可以用兵；但财用充足不仅仅是为了用兵一件事。如今应当先搜求选拔人才，治理财用，务必使百姓富足安定，那么四夷之事就不值得多谈了。” 皇上谈到财用枯竭，认为都是因为设置的官职太多。王安石说：“以臣所见，似乎不是由于官职太多。”皇上说：“设置禁军五十余万，都用来当值、迎送官员。”占使吕公弼说：“先朝待制只允许占用两名额外人员。”王安石说：“应当忧虑待制不是合适的人，有人不能胜任陛下的任使而败坏朝廷事务；不应忧虑供待制役使的人太多。”夏四月，下诏停止陜西现行的交子法。五月乙丑日，司农寺说：“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求把广惠仓的钱谷并入常平仓。”皇上依从了。秋九月癸夘日，中书省说：“天下选人的俸禄既少，而且多少不一，恐怕不足以劝勉廉吏。”三司考核会计并拟定方案，请求增加俸禄后上报，皇上依从了。此前，选人的廪给不足，甚至只能请求钱七千、麦两石而已；贫困得不能养活自己，往往陷入苟且卑贱、不廉洁的境地。皇上听说后，所以改变了这项制度。后来三班使臣最终没有得到增加。癸夘日，侍御史知杂事邓绾上言：“请求把锡庆院赐给太学使用，并修建五城庙古学。”诏令将作监丞宋靖国、权发遣户部判官吕嘉问共同考察后上报。十一月壬午朔日，下诏凡朝廷提拔任用人才、赏功罚罪等可以起到惩戒和劝勉作用的事情，今后由中书、枢密院专门令检正、检详官各一人，每月把事状进奏院编写后下达各路。甲申日，下诏免除天下现欠的借贷粮食，共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余，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余。皇上认为各路百姓拖欠借贷粮食已经很久，每年催促索取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全部免除。百姓听到诏令，没有不称庆的。己酉日，司农寺说：“各路出售绝户田产所得的钱，请依照本寺调拨，补助常平仓的籴本。”皇上依从了。五年三月，皇上对王安石说：“楚建中说，昨天陜西用兵，总共耗费钱七百余万，有这回事吗？”王安石说：“臣也怀疑，但楚建中考核沈起簿书中的数目，果然如此；钱、银、紬、绢合计一千二百万贯匹，一路半年多的时间，所耗费已经如此之多，靠什么供给呢？”于是王安石对皇上说，西边的事情稍稍平息，边防计策正应当安排；天下的困弊，只有军队是祸患。如果处置得当，中原就可以富强，其余事情都不值得议论。己亥日，下诏勋臣的后代即使有致仕官，也依照没有享受俸禄的人推恩录用。

译此前，明堂赦文规定，曾任两府及节度使的人家，凡是有一种德行而后代没有人享受俸禄的，就量才录用他们的子孙。后来有关部门把致仕官也算作享受俸禄的人，所以有了这道诏令。五月癸未日，下诏凡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的吏掾，接受财物的都按赃法论处。六月丙寅日，下诏西作坊铸造京城各门的铜符契三十四副。皇上认为京城门禁不严，向来没有符契，命枢密院依据旧史重新制造铜契，铜契中刻有鱼形，以门名作标记，分为左右两半，分别发给和收纳，用来防备意外；这样开闭城门的办法比旧制严密了。乙亥日，枢密院说：仁宗时曾经建立武学，后来中途停止。庆历三年五月丁亥日设置武学，八月戊午日又罢废。请求恢复武学，诏令在武成王庙设置武学，选择懂得军事的文武官员担任教授。闰七月丙辰日，知颍州翰林学士吕公着判太常寺。此前，侍御史刘孝孙弹劾吕公着在颍州多次饮宴，他的子弟还拿公库器皿到豪民家抵押借钱，因此部吏无所畏惧。诏令转运副使陈知检复查，结果都不属实。皇上对王安石说：“我早就知道吕公着一定没有这回事，如今果然如此。”王安石说：“吕公着确实使郡政受到损害，或者说是不能治理；如果把他改任为依照新法设置的通判，吕公着怎么肯听从？”王安石说：“吕公着只是宽松懈怠，并不是刚强固执。”皇上不想让吕公着治理郡政，王安石说：“让他入京主管、判理闲散机构也没有妨害。”于是改任他掌管太常寺。御史张商英说：“判刑部王庭筠立法规定，蝗虫、蝗蝻造成灾害，必须捕捉干净后才能上奏。如今大名府、祈保郭、莫州、顺安、保定军所上奏的共有四十九状，其中三十九状因为尚未捕尽，进奏院按照法令不敢转奏。况且蝗虫、蝗蝻几乎遍及河朔，而邸吏拘泥文书规定，封存奏牍，姑且等到捕除干净后才允许上报，那么陛下想上答天戒、下恤民隐也已经晚了。希望陛下裁减省略这项规定。”皇上批示命令进奏院遍告各路：今后凡有灾伤，都必须责令当地立即上奏，以符合朝廷敬畏天威、遇到灾害便恐惧警戒的心意。乙丑日，派起居舍人、枢密都承旨曾孝寛、赵子几前往河东路察访义勇的利弊，以及考察官吏办理常平寺事务是否合乎法令。八月，赐太学生叶适进士出身。叶适及第后任试校书郎、衢州推官、郓州学教授。叶适是处州人，管勾国子监张墟说叶适屡次考试均列优等。这个月，下诏司农寺把方田均税的条约和格式颁布到天下。九月辛丑日，同知谏院张墟说：“朝廷自从推行新法以来，至今已经好几年，州县官吏大多不能完全公正，只能依靠监司督责。近来监司所到之处，才稍微了解利害得失，却又已经调任去主管别的路。请求从今以后各路监司都令其长期任职，明显有功劳成效的，就加授爵秩。”皇上于是说：“如今官吏频繁调换，凭什么能够成就治理？汉宣帝让有功劳的人负责，增加他们的官秩并赏赐钱财，正是抓住了要领。各任监司只要委任之后责成其办事；如果没有才能，就废黜退职，那么他们自然会奋发努力。”十二月，下诏派官员检视陜西武备，这是听从知华州吕大防的请求。吕大防因山崩之事陈述私人忧虑三条、谋划一条，认为三路和京东的人情强悍剽悍，最应当预先考虑。沿边地区还有城池、兵械等可以凭恃的设施，而内郡的武备一向废弛，将帅也多未精心选择。请求精心选拔三路和京东的守臣，希望使奸猾而图谋作乱的人没有机会窥伺。万一发生祸患，我们也有办法等待并应对。诏令各路学官都交由中书选择京朝官、选人，或者荐举人员充任。又诏令各路选择举人最多的州军，依照五路的办法，各设置教授一员；委托国子监询问考核通晓经史、以及新近及第、出身为进士而可以担任各路学官的人，把他们所作的文章才艺上报。乙亥日，下诏各路察访官：河东、两浙路允许奏举选人充任京官、职官、县令十二人，其余各路十人，升迁不受员数限制。戊申日，下诏新建水硙、碾、碓而妨碍灌溉民田的，按违制论处；即使离任遇赦，也不减免，主管官司纵容包庇的同样论处。六年六月，中书把劝课农桑的办法上奏皇上。皇上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应当用来劝勉百姓。但百姓不敢自己努力，是因为州县把这件事规定为资产，抬高他们的户等；其中有关考察、督促和条约，也有应当申明的地方。”己亥日，设置军器监，总管内外军器事务；它所统摄的机构都依照将作监的制度，仍任命吕惠卿、曾孝寛为判监。军器旧日由三司胄案掌管，到这时才按照唐令设置军器监，也从此废除胄案。此前，皇上对辅臣说：“河北的兵器都不能使用。”王安石说：“兵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准备好的，而且必须预先置办。” 皇上于是商议设置监司、设立官员提举，第二天便下达了这道命令。八月己亥，枢密使王充说：“朝廷广泛开通言路，即使卑微至庶人也包括在内。即便皂隶有可以进言的事情，也都能让皇上听到，这是最公正的议论。然而近来士大夫动辄写信上奏，有的把家信托给当权者，在其中排斥诋毁、营求弹劾，增饰事实，心存偏爱或嫌恶，说话毫无顾忌。即使朝廷必定加以审核，等到蒙受审察，被诬陷的人也已经困顿受辱了。这就像含沙射人，又像来缊还妇，怀着阴险之心伤害善良之人，假托公议来满足私人的恩怨。这种风气逐渐形成，实在玷污圣明的政治。请令有关部门申明并严格执行法禁，或许可以惩治这种浅薄的风俗。”诏令中书、枢密院从今以后一并遵守条制。九月戊申，淮南东路转运司说：“如今扬州百姓因追逐成熟庄稼而到了泗州，眼下应当救济。”两浙提点刑狱司又说：“润州旱灾十分严重，请求发放仓廪粮食，或者酌量给予僧人度牒以及紫衣、师号。”敕令招募人输纳粮食，以备赈济；诏令各处拨给常平司粮食三万石，招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丙辰，引进使、眉州防御使李端悫说：“朔日和望日驾临文德殿，严寒酷暑时多次烦劳清道。紫宸殿的朝会，一年之中很少驾临。”

译他请求朔日驾临文德殿，望日驾临紫宸殿，希望正衙和内殿的朝仪都能举行。皇上听从了。十一月冬至，安置中太一神像，诏令天下关押的囚犯，死罪以下一律释放。各路遭受灾伤的民户，如果因本名税物计算错误而违背省限、不在减免范围内，令监司核实情况后予以减免。此前，皇上因为久旱，想借冬至发布德音，顺承太一的赐福，亲自下诏令辅臣商议。王安石等请求依照诏旨办理，拟定应当施行的条目进呈。皇上又在禁中增加了减免一项，可见他这样察理政事、体恤百姓。乙丑，皇上对陕西军队人数少、财用不足感到奇怪，又认为转运使不是合适的人选，说：“让这些人治理财赋、办理事务，恐怕不能做到。”安石说：“恐怕不能归罪于监司。既然用兵，所花费必然如此。至于一些小的计算失误，或许也有，但未必就能导致财用匮乏。七年二月，皇上因难以选择将帅而叹道：‘《诗经》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够更新政事、养育人民，最终才可以征伐玁狁，使蛮荆来受威服。如今朝廷可以说是所用的不是所养育的人，所养育的又不是所任用的人。你们应当替朕养育人才，以应对缓急之需。’ 皇上又叹息说，想求得一位像富弼那样善于辨析、奉使出行的人，也不可得。安石说：“恐怕不至于如此，只是陛下考察人才还没有做到全面。”七年三月癸亥，皇上批示：“听说都城米价暴涨，可以令司农寺发放寄仓和常平仓的米，不计原来的收购价格，按照市场现价酌量减价出售，每斗定价一百五十钱。”此前已经诏令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三司米一百九十万斛，按每斗一百钱出售，至于百姓再减十钱，并增设官场出售，百姓对此十分便利。乙丑，诏书说：“朕涉猎治道的时间还短，对实现治理天下昏暗无知，处理事情失去适中之道，上天因此降下灾异，破坏阴阳的和谐，于是从冬天直到现在，旱灾肆虐。近来曾诏令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居正殿，希望以此弥补过失、消除灾变，但灾变历时日久，仍未得到应验。我半夜惊醒，震惧不安。或许是朕听取采纳意见不合于道理吗？审理狱讼没有符合实情吗？征收赋税失去节制吗？忠诚谋略和正直言论郁积而不能上达，而阿谀奉承、蒙蔽视听以成就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祥瑞之气长期不能显现呢？”中外文武臣僚都可以用实封上奏朝政的缺失。这是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所作的诏词。此前，韩维在延和殿回答皇上说：“久不下雨，朕日夜焦虑劳苦，该怎么办？” 韩维说：“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减少膳食、避开正殿，这只是实行旧有故事，恐怕不足以应对天变。希望陛下痛切地自我责备，下诏广泛寻求直言，以疏通壅塞。”皇上有所感悟，立即命韩维起草诏书，诏书发布后人们都很高兴。四月己巳，皇上因久旱忧虑而表现在脸色上，每当辅臣进见，他没有一次不叹息而情意恳切，想要全部停止保甲、方田等事务。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尧、汤也不能避免的。陛下即位以来，连续多年丰收，如今旱灾虽然远未严重到那种程度，只应更加修明人事，以应对天灾，不足以使圣心忧虑。”壬申，皇上批示：“各灾伤路分的方田、保甲，除了已经编排、方量以及编造五等户籍簿的地方外，可以迅速下令，并暂且停止。”这一天降了雨。皇上谈到免役法的利弊，又说：“今天的法令，只要能使万民出钱，而且负担比过去轻，就是良法。至于减少确定公使钱，民众尤其拿来议论，这实际上是去除了衙前陪费的深重弊端。”冯京说：“朝廷立法，本意是爱护百姓，但在具体安排上有时未尽善。陛下只应广泛开通言路，天下议论中凡是便利的就实行，有不便利的就不要吝惜改正，这样天下便会受到恩惠了。” 五月戊戌朔，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说：“臣听说，用实际行动来应合天意，要表现在施政行为上；以实际行动发动百姓，不能只靠空话。上天生下愚臣，大概是为了圣明的时代。伏望陛下诏令正直有道之士，召他们到公交车署来对策，如司马光、苏辙之类，再次任用在左右，以辅佐圣德。有这样的臣子，陛下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吕惠卿抓住他话中的意思，于是将他贬到和州安置。诏令熙河每年的经费，令凤秦路转运司、熙河路经略司在平时详细申报一年的收支数目给中书。自开建熙河以来，每年费用为四百万缗。癸丑，学士承旨韩维出任河阳知州，他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多次请求离职。正逢他的哥哥韩绛入朝为相，又援引旧例，请求出任外官，于是被调出。韩绛入相时，韩维实际起草了任命诏书，当时人以此为荣。六月癸酉，河东都转运使张景宪任右谏议大夫，重新任职。此前，各路官吏执行新法，有的违背或失误，监司多有上奏弹劾，人情惶恐不安。张景宪没有弹劾一人。议论者想把河东分为两路，事情交给张景宪处理。他说，河东土地肥沃和贫瘠相杂，州县贫富也不同，正应当使有无相通，以备边境购买物资，于是这一议论便停止了。两浙路提刑卢乘任太常博士，升任一等，并兼任提举监事，年终考核成绩增加。此时大概已经调任江南东路。皇上对辅臣说：“知州、转运使应当任职长久。”吕惠卿说：“众人的议论都认为选拔县令是当务之急，却不知道官员各有职分，哪里不需要选择人才呢？”皇上说：“刺史、县令治理百姓最为直接，所以选择人才是当务之急。县令中有功绩的，朝廷提拔两三人，以此激励众官，不也很好吗？”秋七月戊戌，诏令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戊申，赐僧人度牒二千五百份，试授监主簿、斋郎、州助教敕告补■〈片忿〉五十份，赈济泾源、环庆路汉人和蕃部饥民，并作为永兴路常平仓的籴本。八月庚午，诏令监司每半年各具报一次有无处置、改正事务，并保举、揭发所属官员，申报中书考察；如有可以施行的，就下令有关部门通行于所属各处。这是听从河北转运判官吕温卿的请求。丙戌，命知制诰沈括任河北西路察访使，代替章惇。此前，朝廷派内侍登记百姓的车辆以备边防，百姓不明白朝廷的用意，上下骚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译又因市易法造成祸患，西蜀井盐无法禁止，想把私人盐井全部充公，再运输、解送盐来补足，满朝臣子始终没有定论。沈括当时任修起居注，于是向皇上说明车辆和私人盐井的利弊，第二天这两件事都停止了。执政者高兴地对沈括说：“您有什么办法，几句话就使这两件事停止了？”皇上称许他关于太平车的说法，沈括说：“圣王可以用道理使人折服，不能只用言语争辩。如果车确实可用、互市确实可以禁止，沈括不敢把正确的说成错误。”九月，当时各路发生灾旱，有关部门未能赈济。壬子，皇上对辅臣说：“天下的常平仓，如果一半散钱取息，一半减价籴米，这两者就像秤的两端相互依存，不能把一方做得过重或过轻，这样百姓一定会受益。如今有关部门专心推行新法，只想散钱，却对常平旧有规制无人督责。大体说来，前代法度中有可以实行的，应当谨慎遵守。”壬戌，诏令河北遭受灾伤的州军停止籴米，仍令转运司详细报告现有以及所赐的钱粮是否有缺少，上报朝廷。辛巳，诏令河南发运使每年购买西浙紬绢，从今以后应在产地设置场所收买，或者预先给钱，不得压抑百姓。此前，朝廷已经诏令百姓输纳时免除行钱；开封府知府孙永后来在回答时又谈论此事，说这不是百姓所愿，于是言官弹劾他，认为这是诋毁阻挠法令，御史张琥又这样说。河阳端明殿学士韩维此前与孙永持相同意见，二人都不应当这样做。十一月庚子，孙永被罢免开封府职务，韩维被降职。己未，冬至，在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大赦天下。十二月，上封事的人说河北西路遭受灾伤，请求各州分别派官员到名山大川和灵祠祈祷。河北西路的县州从今以后祷祠祭祀一律依照仪式，以节省钱财购买祭礼。熙宁八年正月丁酉，彗星出现在东方。己亥，宰臣王安石率领在位群臣直言，于是诏令中外各自陈说朝政得失。中丞邓绾又说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叶济结党为奸。庚子，章惇被罢免，出任湖州知州。于是知制诰沈括代理三司使。壬寅，大赦天下，彗星消失。起初，吕惠卿制定手实法后，司农寺下令各路，对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处。知密州苏轼对主持举荐常平官的人说：“按违制论罪，如果命令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如今命令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律令来役使人。”皇上说：“暂且缓一缓。”当时县中有时遇到灾伤，便把粮食留下等待丰年，于是荆湖察访蒲宗孟说：“百姓只是拱手等待，实际上没有受到扰害，又何必等到农事丰收呢？” 他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丰年或凶年而放松或收紧这项法令。”辛丑，诏令依从他的请求。二月己丑，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李承之等上呈礼房条例十三卷，以及目录十九册，诏令施行。夏四月，皇上与安石讨论理财。安石说：“只要审慎处理，不被小人扰乱，使有才之士肯为陛下尽力，理财之道就非常多。”曾孝宽告诉皇上，认为两个人共同办事不如专门任用一个人。此前，皇上批示：“听说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不断流徙，有的因为与下户同保。请常平司的钱粮保内的人，近来因缺粮大多已经逃到外地，恐怕将来只向户下催收，所以一概迁避。应当令当地核实情况上报。”七年十一月丁酉，这一天王安石把各路核实情况的奏状上报，说有的人是分房减口，怎么能说是逃移呢？不知道当时是谁这样对陛下说的。”皇上说：“忘了是谁。”安石说：“既然有人这样说，必定有事实。既然如此，就是州县、监司应当追究并查明隐瞒欺骗。如果没有事实，那么保留这样诬罔的人有什么好处？陛下想要明察四方、通达视听，如果容许这种人长期存在，正足以自我蒙蔽。” 闰四月，皇上谈到宣王时期没有人不竭尽全力奉事君上。吕惠卿说：“宣王时期只是这样而已，还比不上文王、武王。”安石说：“宣王强盛时才能这样，等到他衰弱时，便只剩下我的朋友敬王了。谗言一兴起，善人君子只来不及考虑祸乱，哪里还会有竭尽全力奉事君上的人？”皇上说：“宣王尚且能够在郊外、牧地奏凯而归，这也岂是容易达到的？”安石说：“宣王任用尹吉甫出征，如果没有张仲在内辅佐，吉甫就无法成就功业。”韩琦奏请暂缓征收预买紬绢以及县中购买借贷的斛斗。王安石对韩绛说：“这不可实行。”韩绛说：“百姓困苦不堪，必须宽缓体恤。”等到进呈时，安石说：“近年方镇、监司只把讨好百姓作为事情。”皇上说：“韩琦的用心可以知道。上天接连造成饥荒，正是他的愿望。前些时问他北方的事情，他竟说必须全部改变过去所做的，契丹自然就会无事。”安石说：“韩琦两次经历朝廷的大变动，可以说是有功。陛下以礼相待他即可。如果同他谋划国家大事，这就叫作启宠纳侮。”五月丙寅，命近臣向天地、宗庙、社稷祈雨。己丑，诏令永兴军等路转运判官叶康直前往鄜延、环庆路赈济饥民。冬十月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任宣徽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在朝廷虽然没有担任职务，但提出了许多建议，于是上朝请求到外地任职。皇上说：“你在朝中难道有与谁交恶吗？为什么这样急着想离开？”张方平说：“臣一生从未与人交恶，只是想回乡养老罢了。”皇上知道无法挽留，于是下达了这道任命。皇上对张方平说：“朕起初想让你与韩绛共事，但你的政见不同；又想任命你为枢密使，而你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又不同。接受先帝临终的遗命，最终却没有办法符合朕的心意吗？”说着眼泪便流了下来。中书请求拨钱二百万缗，分散到江淮等七路，遇到谷价低时买入以充实储备，遇到价格高时也允许酌量减价出售。皇上听从了，允许借留内藏库的上供钱物以及发运司的孳息钱总计二百缗，分三年拨还。十一月癸未，右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宋敏求任龙图阁直学士，右司郎中、知制诰陈襄任枢密直学士。此前，知制诰邓润甫说：“近来群臣专门崇尚告发攻讦，这不是国家的美事，应当提拔任用敦厚之人，以改变风俗。”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几天，宋敏求和陈襄便得到这样的任命。

译从熙宁三年开始，制定天下官吏的俸禄，并实行严法，以断绝请托的弊端。那一年，京师各司支给吏禄钱，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余。到曾任三司使的括在熙宁八年时，当年支给吏禄共三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余。京师原有吏禄者，以及天下吏禄，都没有包括在这个数目中。九年三月庚申，皇上谈论人才和财用，说臣下登对时多半窥测君主的意图，提出迎合的说法；其中不合道理的，朕便加以诘问责难，是想让他们知道上意所趋向，但也担心因此有人不敢进言。辅臣回答说：“唐太宗威严，魏征进谏切直，太宗最终仍然优容他。后来不喜欢魏征的人，大概是不应当把谏草给别人看。”皇上说：“魏征把谏草给别人看，不是为了宣扬君主的过错，只是喜欢求名罢了。”六月壬子，富弼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在于根据大臣的邪正而决定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分。恳切请求对此再三重视。这份札子只怕陛下略知一两件外事而已，请立即下发，免得将来后悔。”八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说：“司农寺近来下达敕制，应当把祠庙都依照坊场、河渡招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实际上损害国家大体。” 他请求朝廷不要出卖阏伯、微子、巡远三座庙，以符合国家严肃恭敬地奉行典礼、追崇前代功烈的用意。皇上批示：“司农寺出卖天下祠庙，使国家受辱、亵渎神灵，这是最严重的事情，应迅速命令今后不再施行。司农寺的官吏，令开封府弹劾。”冬十月，皇上批示：“询问得知前些天的小雨对农夫也略有帮助，应当选择日期酬谢。”戊子，皇上批示：“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心术很是邪僻，性情奸诈反复，议论士人、荐举人才不守本分，可以降去御史中丞，改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十一月，御史彭汝砺说：“臣观察朝廷近年任用言论的方式，赞同的，众人便推举他，认为是奇才、懂得治道，果然得到任用；反对的，众人便把他视为愚昧、认为他同于流俗、不懂得变通，果然被废弃。然而是非在于自身，不在于同意或反对。假如赞同是因为有所依附，那么即使意见相同，也是欺骗；假如反对却有所取舍，那么即使意见不同，也是忠诚。上位者的好恶，是百姓的表率。上位者只把赞同当作可贵，百姓也会把赞同视为尊贵；只把反对当作可恶，人们也会把反对视为卑贱。”十年二月，侍郎、御史周尹说：“昨天弹劾李稷任用法令不公以及不葬父亲的事情，请早日下手诏，改任李稷为军器监丞。” 御史彭汝砺说：“我切听说河东、京北的盗贼不能禁止，甚至在白天于集市杀人，攻打城池、掠夺乡邑。巡检、县尉的职责在于追捕盗贼、查找踪迹，这些事情还需要有待于他们去做。臣观察汉代京兆盗贼众多时，从长期废置中的王尊起用；渤海发生惊扰时，任用年近衰老的龚遂。请求选拔通达明智、富有谋略的人，改为统领州政，稍微宽免各项科派、征敛和欠负，以安定下户。”甲辰，诏令已经差遣的徐禧，详细提出可以宽恤、赈济、补救的事项上报。后来徐禧上奏赈恤事项：一是免除赋税，减少役钱；二是免除欠负，养育孤儿遗属；三是停止压抑百姓、变更禁令、科派置办等事；四是放免銿夫和服役人员；五是减少地理、省科、拨给等事项，全部听从。五月庚申，诏令把欧阳修《五代史》收藏于秘阁。癸亥，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赵抃任越州知州。当时两浙旱灾蝗灾，米价暴涨，饿死者十分之五六，各州都在道路上张榜，设置告赏，禁止提高米价。赵抃独自在道路上发布命令，允许有米的人提高价格出售，于是各州米商纷纷聚集到越州，米价反而更加低廉，百姓没有饿死的。这一年，卢秉上奏报告财政，皇上问：“前些天听说滁州、和州的百姓吃蝗虫来救饥，有这回事吗？”卢秉回答：“有这回事，百姓饥饿得厉害，死者相互枕藉。” 皇上泫然流泪说：“只有赵抃替朕说的话与你相合。”在此以前，发运司入朝奏事时多半进献盈余来希望得到恩宠，只有卢秉拿出七十万缗钱偿还三司过去的欠款，并且说发运司只应督促六路财赋按时上缴，本来就没有所谓盈余可以进献，所进的都是定额，请求从此禁止这种做法。皇上赞许并采纳了。秋七月辛亥，诏令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辛未，太常丞、集贤校理、知湖州鞠真卿任太常博士、直秘阁，这是因为宣徽北院使王拱辰、邓润甫说：“真卿自改任官职直到入朝为官三十年，从未请求磨勘，因此应当提升。”丙子，诏令太常礼院继续编修礼阁新仪。八月戊戌，诏令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任京东路体量宣抚使。黄廉接受任命后，列举了一百多条事项：郡守、县令中能够救灾养民的，应慰劳、招抚、劝导，使他们就地打开仓廪、府库赈济；因水灾无法供给、占据民居而不能恢复生产的，应选择高地让百姓聚居，都使他们有房屋躲避洪水；远行而不能回归的人，派使者迁移并供给，都使他们有粮食；被水淹的郡县免除赋税、废除债务；流民遗弃在道路上的男女儿童，收养他们；年壮而饥饿的人，招募他们服役。起初水灾淹没州 县共三十四个，毁坏民田三十万顷，毁坏房屋三十八万家，最终救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户；壮丁参加工程而获得食物的，又有二万七千人，共得到七十三万二千工；拨给常年耕牛和备用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回朝后议论并推荐人才，有一人后来得到朝廷收用。甲辰，诏令内外待制以上官员以及台谏官、发运使、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各自举荐一名文臣，要求才干品行足以升擢，令中书审察，依照才能试用；不得举荐馆职人员以及两府现任官的亲属。这是听从监察御史黄廉的奏请。起初，黄廉奏请后，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有这道诏令。应诏被举荐的有一百多人，黄廉又说，那些势力孤单、地位寒微、踪迹偏远的下僚，既然能够以姓名上达皇上，希望诏令中书审察他们的才能并加以任用；这样才能赶紧下达明确诏令，使这件事不在天下徒然实行。冬十月乙未，知河阳吕公著任提举中太一宫。吕公著到京师，在延和殿回答皇上慰劳询问，皇上说：“七八年没有见到你，特别觉得你老了。”吕公著面对回答说：“臣恭读近来的诏令，要求举荐才能品行足以升擢的官员。然而多年以来天下士人中，陛下平素知道他们有才能，也曾让他们试办事务，最终却闲散不用的还很多，未必都是因为迂腐、荒谬乖僻而难以任用。”

译自从熙宁初年议论新法、不依附执政者，都被谴责驱逐，不再收用，所以吕公著见到皇上后首先谈及此事。十二月丁丑朔，壬午，诏令从明年正月朔旦改元为元丰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陈襄、集贤校理经履李清臣、王存详细审定郊庙奉祀礼文。壬申，光禄卿、知潞州史照再次任职；史照考课为河东第一，因此有此任命。闰正月戊子，权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任江南路转运判官，辞行之日又上疏议论时事，并且说：“不怕没有顺从君上的臣子，只怕没有进谏诤言的臣子；不怕没有敢于做事的臣子，只怕没有敢于说话的臣子。”皇上察知他的忠诚，慰劳晓谕了很久。六月癸卯朔，发生日食。秋七月庚子，起初澶渊决口的水重新堵塞，吕公著上疏，大意说：“近来数次兴起诏狱，修建僧寺而烦劳众人，有关部门在罗织锻炼方面做到了极端，群臣没有不震惊恐惧的，等到临近判决时大多从轻处理。过去于公不过是一个狱吏，尚且因为积阴德而得到报偿，使子孙显贵众多。如今陛下是万乘之尊，拥有广大的天下，布德施惠，本来应当受到无穷福报，并施及万世。”吕公著入朝回答时，皇上迎上去说：“看了你的奏疏，深深体会到近臣竭尽规谏的道理。” 当时狱讼逐渐繁多，而皇上的继嗣还不广，吕公著言辞顺畅而意旨恳切，所以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吕公著于是当面奏请应当增加馆阁官的选拔，又议论应当放宽对县令的制度。八月丁卯，知枢密院冯京病重，皇上半夜传诏左右，恰好梦见冯京入朝，感到十分欣慰，于是赐诏说：“渴望想见你的仪容，梦中也不能忘怀。”等到病愈入朝，皇上首先把梦中之事告诉了他。九月乙酉，吕公著、薛向一同任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就职后，与同僚奏事完毕，独自留下来谢恩，坚持说：“臣年老而闲居外地，承蒙陛下在晚年收用，臣只知道恭敬尽心地进献忠言，以报答陛下的恩遇。自熙宁以来，因为朝廷议论不同，正直之士和贤良之人一概被小人排斥阻隔，被指为阻挠破坏法度的人，不能再任用，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希望陛下加以省察。”皇上说：“确实如此，应当依次收用他们。”冬十月己未，权发遣州罗观请求把义仓法颁行于川陕西路，皇上听从了。诏令端明殿直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充任《资治通鉴》编修，听其检阅文字，皇上听从了。十二月，崔台符任大理卿，大理寺用了十七天建成。二年五月，群臣在垂拱殿奏事，皇上衣服上有一种虫子，善于钻入人的耳朵，皇上急忙说：“这是飞虫。”三年二月辛丑，命辅臣祈雨。三月乙酉，宰相、平章事吴充被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吴充任宰相时，致力于安静少扰，不妄自役使人，不倚仗自己的长处，他向皇上所说的话，别人没有知道的。己丑，皇上因为慈圣光宪太后的缘故，大加恩赏曹氏，受赏的共有一百多人。皇上又说：“褒奖宠爱外戚，确实不是国家的美事，只是因为慈圣光宪太后对宗庙社稷有功，所以应当优厚抚恤她的家族罢了。”吕公著于是说：“自古以来亡国乱家的原因，不过是亲近任用小人、宦官，接受女宠请托，宠爱外戚等几件事而已。”皇上深以为然。当时王中正、宋用臣等掌管事务，所以吕公著借此讽谏皇上。退朝后，薛向叹道：“您竟敢这样谈论这种事情！”薛向吓得汗流浃背。夏四月乙卯，御史中丞季定说：“奉行朝廷法令、使其落实到百姓身上的，是各路监司。考核纠察的法令规定，御史台分派官员察看各司违慢之事；如果推广这项法令来察看各路监司，应该没有不可以的。” 如果这样做，朝廷法令就不至于毁坏废弃，皇上听从了。丙戌，诏令群臣寻求直言。当时占卜者说京城将有兵变，诏令修缮京城、储备军器，严格实行保甲、养护保马。知制诰王安礼上疏说：“和气可以招致祥瑞，乖戾之气可以招致灾异。想来群臣的是非好恶有不遵循正道的，乘机谋权逐利的人没有被察觉，他们用尽力量于沟壑瘠地，在园夫身上追逐利益，恐怕有因此招来星变的。臣希望陛下省却不急迫的改作，宽缓不能胜任的工役。至于祈禳一类的小术，贬损旧有典章，恐怕不是用实际行动应天的办法。”皇上看了奏章，赞叹不已。另一天进见回答时，皇上说：“王珪想让你条陈具体原因。朕常说左右大臣应当顺应下情，使之上达，不应阻挠拒绝人们的言论，以堵塞君主的视听。如今用一指遮住眼睛，即使泰山、华山就在面前也看不见。近臣蒙蔽君主，与此有什么不同？朕现在信任你，你只管说。”闰九月壬子，诏令在都城门外赐文彦博钱，安排御筵为他送行，令中书、枢密院臣僚一同赴宴。皇上亲自作诗赐给他。诏令参知政事章惇为诗作序。皇上诏告文彦博说：“你在仁宗朝早年便位列三公，怀抱忠诚、奋力献策，最终建立了成功。” 如今来观看外廷共同成就宗庙礼仪，尊崇提升你的公爵品秩；过去曾到洛师任职，赐宴并赐诗，以昭示特殊礼遇，又命近臣作序并记载此事，希望流传无穷，彰显贤人的功业。你应当承受朕的心意，完全体会圣明的思虑。现赐给你诗和序，务必领受。”乙卯，潞国公文彦博任河东、永兴节度使，韩国公富弼任守司徒，追赠刘沆谥号文安，改赐王尧臣谥号文忠。王尧臣的儿子、水部员外郎王同老任秘阁校理。冬十月辛酉，详定官制所检讨文字、光禄寺丞李德刍上表进呈《元丰郡县志》共三十卷。十二月乙未朔，诏令各路监司详细报告所属知州、通判中政绩最优者；其中有尚未经过朝廷任用的，令中书登记其姓名。

译元丰四年三月甲辰，翰林学士、承议郎张璪任大中大夫、参知政事。此前，王珪曾三次推荐张璪，皇上都没有任用。王珪说：“张璪果真贤能，陛下却从未任用他，认为他不贤，这是谗言。臣恐怕士人再也不能进用了。臣任宰相，三次推荐贤才，三次都不被采用，这是臣失职，请求罢免。”皇上高兴地说：“宰相就应当这样，姑且试用你。”你的德行不改变，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知制诰王安礼任翰林学士。王安礼起初对训词并不经意，但典雅丰赡、润泽优美，皇上多次称赞。御史丰稷说：“王安礼性情行为淫邪偏僻，师言鄙视他。如今把他提拔到翰林词禁之地，地位亲近、职权重要，将凭什么教导众多士人、成为四方的表率？”御史朱服又说：“学士的职务不只是从事文翰。如今王安礼的品行义理如此，而朝廷却不断提升他，难道这是陛下昭示好恶、使人知道应当修养品行的做法吗？”臣等伏望追还停止王安礼的新任命，皇上不听。戊申，诏令河东、河北路转运司寻找程婴、公孙杵臼坟墓所在之处，以承议郎吴处厚说二人保全赵氏孤儿，请求加封爵位，因此有此诏令。诏令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建立庙宇，并载入祀典。六月甲子，有人上书请求审慎选择郡守、县令。皇上对辅臣说：“天下郡守、县令有一千多人，他们的才能和性情难以全部了解，只有在这里建立法令，使那里的人仿效；遵从法令就是正确，违背法令就是错误。这样升降官员才有标准，这就是所谓朝廷有政令。假如每家自行施政、每个人自行形成风俗，先王之所以一定要诛罚朝廷，正是因为必须统一好恶来确定国是。郡守、县令虽然众多，法令实行几年之后，自然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 元丰五年二月，皇上说：“刺史、县令治理百姓最为直接。汉代刺史中有入朝任三公的，大概正是因为重视他们的职任。如今藩郡不过几十个，却往往多用非其人，那么县令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从今以后更应当谨慎选择。”辛亥，分别命令辅臣祈雨。四月壬子，知开封府王安礼说：“三院的案件已经清空。”王安礼遇到案件立即裁断，庭中没有积留的诉讼，长期拘押等待辨明的案件也一概论决。于是他以狱空的情况到各府门前拜谒。辽国使者经过，看见后叹息，称为奇事。皇上说：“从前由余出使秦国，观察内史廖等人的政事；他们从容进行礼仪宴飨而夺取他的谋略，是因为秦国有人才。王安礼留心吏事，能够使外族惊异，古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完成三十卷进呈。蔡确已经任右仆射，又兼中书侍郎，想借此自我抬高，于是议论尚书省发文给中书时，应当加上“上”字以表示尊重。王安礼问皇上：“陛下任用蔡确为宰相，难道是因为他的才干谋术特别高明，还是只是迁转恰好到了这个职位？”皇上说：“是后者。”王安礼回头说：“陛下既说只是恰好到了这个职位，他怎么能够自我抬高呢？” 皇上每次在燕闲时召见大臣，常常谈到前代兴亡之事。皇上临朝已久，群臣俯伏听命，没有人能够有所论说。当时有人因奏事受到诘责，王安礼进言说：“陛下固然圣明，但左右辅弼应当选择品行自好的士人，有廉耻方正之节的人居于其中，朝廷才会尊贵。”皇上认为他说得好。七月乙未，皇上对辅臣说：“唐明皇晚年安逸享乐，以致发生祸乱。像本朝没有前代离宫别馆、游乐奢侈之事，不只是没有去做，也是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做。因为北有强敌，西有狡黠的羌人，朝廷忙于支撑应付还来不及。然而两个敌国的势力之所以难以控制，是因为一个有城郭国家，一个是随行迁徙的国家，自古以来荒远之地不过如此。如今兼有中原所有的土地，比汉、唐还要强盛。”六年八月，诏令尚书左丞蒲宗孟以本官出任汝州知州。蒲宗孟因违法修治西府获罪。此前，宰执一同进见时，皇上有感于没有人才而叹息。蒲宗孟回答说：“人才有一半被司马光的邪说毁坏了。”皇上没有说话，久久正视蒲宗孟。蒲宗孟非常恐惧，不知如何自处。皇上又说：“蒲宗孟竟然不取法司马光吗？不论其他事情，单说辞去枢密副使这一点，朕即位以来只见过司马光一个人，其他人即使逼迫他们离去，他们也不肯。” 冬十月，诏令封孟轲为邹国公。这是因为吏部尚书曾孝宽说，孟轲在邹地有庙，属于兖州，却还没有加封爵命，所以特意封爵。七年五月，范纯仁代理知河中府，官制开始施行时，皇上想召范纯仁的弟弟范纯粹从陕西转运副使入朝回答，皇上问范纯仁是否安好，范纯粹如实回答，因此皇上醒悟，不久便有这道任命。范纯仁到河中时，正值督促教阅保甲十分严厉，除老幼之外不许留在家中，农事全都荒废。范纯仁上疏请求暂且停止教阅，没有得到答复。六月，礼部说，欧阳修等人编纂《太常因革礼》，起自建隆，止于嘉祐，只是百官礼仪在嘉祐以后缺失而没有记录；熙宁以来制定礼文，足以垂法万世，请下令太常寺让博士接续编纂，以备查考阅读，皇上听从了。十二月，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任资政殿学士，诏令褒奖晓谕，赐给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也因为《资治通鉴》修成。皇上感到疾病，开始有建立储君的意向，又对辅臣说：“明年春天建立储君，就让司马光和吕公著担任师保。”蔡确知道司马光一定会重新被任用，想要托身于司马光，于是对职方员外郎邢恕说：“皇上任命君实为资政殿学士，是特殊礼遇。”

译“君实喜欢辞去官职，蔡确出仕较晚，是和叔门下的士人，应当写信劝他不要辞职。”因此邢恕只给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写信，把蔡确的话告诉司马康，让司马康转告司马光。司马光笑而不答，又两次辞谢之后才接受任命。八年二月癸巳，皇上病重，迁往福宁殿东阁的西间，三省、枢密院入内问候圣体，在皇上的榻前见到他。三月戊戌，皇上在福宁殿驾崩，宰臣王珪宣读遗制，哲宗皇帝即位。史臣说：“皇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侍奉西宫竭尽诚心和力量，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孝行。慈圣光宪太后去世时，他哀伤过度，服丧期满后仍思念不止；每逢岁时进献酒食，到了继仁殿总要痛哭很久。以礼对待皇后，宫廷严肃整齐；亲爱两个弟弟，没有丝毫隔阂，直到晚年才让他们居住在外第。皇上的圣学高深远大，言论一定依据经典，深入探究道德的内涵，又精通象数；每次谈论经史，多有超出常人意料之处。有时隔一天到迩英殿听讲，即使风雨也不改变在禁中读书，有时读到半夜。在东宫时，素来听说王安石有众多声誉，熙宁初年提拔他辅政，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安石更改法令，中外争相说不便利，皇上也产生怀疑；安石不得意，请求退职，八年间不再被召用，但皇上的恩宠顾念并未衰减。” 司马光、吕公著虽然在议论上始终与他不合，却极力称赞他的贤能。他励精图治，唯恐来不及；总揽万机，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遇到休假，仍独自在便殿处理政事，有时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甚至到了两宫派人催促他的时候。侍臣中有人因此进言，皇上说：“我享有天下供奉，却喜欢劳苦、厌恶安逸，实在是想用这种方式勤勉办事来报答天下。”将要制定官制时，他仍在馆阁中考察制度沿革，历时一年才完成。人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他虽然治事严整，聪明勇敢、果断坚决，但仓促处理事务时必定仁慈宽恕。群臣进见接受询问，有时不能回答，皇上担心使他们失去体面，便转过话头谈别的事。有人违背他的心意，虽非常不高兴，最终还是保全了他。每当用兵，有时整夜不能入睡；边疆奏报接连不断，他都按礼制筹划处置，命令诸将，必定叮咛周详严密，授予他们既定的谋略。即使相隔千里，皇上仍亲自节制，洞察军事机宜，没有什么隐情能够逃脱。恩威并用，人人不敢不竭尽全力。像李宪、张诚一类人，虽然受到极度亲信和任用，但皇上从未放松对他们的驾驭，他们无不畏惧皇上的威严明察，没有谁敢放肆。他想先攻取灵夏，消灭西羌，再图谋北伐，于是在边塞积储粮食，达到数千万石，又大量储备兵器以待时机。等到永乐陷落，才知道用兵的艰难，于是也打消了西征的念头。他在位共十九年，规划宏大深远，取法三代；汉代以下的鄙陋制度，他一概不取。他谦逊退让，摒弃浮华而致力于实际，终身不接受尊号。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德。《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 （宋）彭百川撰写 神宗任用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