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十

译。”于是派内侍带赏赐召见并慰劳他说：“此前没有从政府执政大臣中再次出任知成都的人，卿能替朕前往吗？” 赵抃说：“陛下已经明白宣布，这就是诏命，难道还要顾虑什么旧例吗？”皇帝非常高兴。六年三月，诏令提刑司设置检法官一人。【元丰元年罢置，六年重新设置。】七年十二月庚辰，诏令修撰经义所的吕陶、顾临都以白衣身份任修撰经义所检讨。到这时，又让选人进入中书学习，办理检正事务；中书五房也设置学习公事的职位。从今以后，封赠三代以及妻子都一并追封。因为王厚上言，王韶的妻子单独去世而没有得到封赠，所以有此规定。闰四月丙午，诏令从今以后知谏院列入两省的班次。当时同知谏院范百禄列入两省班次，御史台加以阻止。范百禄上言，希望诏令有司裁定为固定格式，因此有此诏令。八年十一月，任命苏颂主管三班院。此前苏颂说：“尚书省是古代的天台，是朝廷万事的根本，一切都从这里发出。仁宗朝大臣常常建议把审官院移归吏部，把三班院移归兵部，把审官院移归刑部，这样就稍微接近古制。当时因苟且因循、害怕劳作，终于没有实行。”他请求先设置朝臣二员，振举纲纪，等到秩序建立后，再把审官等三院移归相应部门，那么南宫旧制就可以恢复，一代典章也会因此盛大。后来官制施行，果然如同苏颂所说。九年五月，诏令驸马今后改官以及任职七年时，都须取旨决定。【元丰年间的法令才开始写入令典。】十年十月辛巳，枢密院直学士、给事中、知定州薛向任工部侍郎，仍然连任。薛向辞去所升迁的官职，诏令下达后不准辞免。【见《政刑门》。】讲官坐立。【见《学举门》。】七年，新任知大名府陈升之任知枢密院事。过去由判枢密院改任知院的，应当任副使；后来都改为同知院事。如果设置使，则同知院的副职改为副使。于是文彦博、吕公弼任使，韩绛、邵亢任副使。皇帝认为陈升之三次进入西府，所以稍微区别礼制，便任命他为知院事。枢密院同时设置使、副使和知院，从此开始。十二月，吕公着说：“正侍中自本朝以来从未降授。像文彦博、贾昌朝那样，以节度使兼领枢密院，直到真正拜为正职；自范质、赵普以后，只有丁谓、冯拯、韩琦因为受遗诏辅政而任宰相，所以才有特殊任命。”设置条例司。【见《安石门》。】二年三月，陈襄兼任起居舍人，范纯仁任直集贤院、司修起居注。皇帝认为修起居注就相当于知制诰，想让谏官兼任修注，于是任用陈襄、范纯仁兼任起居注职务；由陈襄、范纯仁开始。十一月，司马光请求叙述百官制度的沿革，并把公卿的任免编成一册，仿照汉代《百官公卿表》，诏令准许。诏令规定，百官任用按照本人的资序；正言降一等授官，权发遣也依此办理。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任礼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本朝宰相中有以侍郎任宰相的，学士王珪起草诏词时，援引旧例说明，因此陈升之越级升为尚书。丙午，修定阁门仪制所说：“垂拱殿曲宴，当值的翰林学士等直学士都应赴宴入座；但兼任其他职务的翰林学士不得参加。这是因为国初只有文明翰林、枢密直学士，所以一定让当值者参加，以求简便。如今学士的名位很重要，都可以赴座，而不当值的翰林学士却唯独不能参加，考察官制似乎不够统一。请从今以后曲宴一律听许赴座。”诏令采纳。此前，王安石说：“臣伏见馆阁一次任命竟达到十人，馆阁本来是用来储备公卿人才的。陛下试着考察他们，让他们担任讲官、谏官、监司，就一定能知道谁可任用。这个弊病在于没有亲自考试来核

译实。臣希望陛下考察众人所说的才干优良、品行美好的公卿人选，召令三馆祗候中有应当议论之事的人到中书，让他们暂且逐条上奏，这样就能审察其人是否贤能。”

译皇帝认为“祗候”这个名称不雅，命王安石另造一个美名。于是任命前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检书。丙子，诏令从今以后提刑官重新由文臣、武臣一并选派。此前武臣多不熟悉吏文，往往不足以考察所辖地区的人才；有些人才能够任用为兵官，却被调来担任这种职务，也都不符合因才任用的本意，所以全部罢除。人们都认为这样很方便。三月二日，设置宗正丞三员，任命张稚圭担任，这是采纳王安石意见的结果。丙辰，翰林学士司马光任知审官院。诏令规定，从今以后中书、枢密院所发宣敕札子中带有圣旨批状的，除机密事项外，一律送银台司封存查验。因为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说，门下省封驳制度应当审核章奏、纠举违制之事。三年四月壬申，知青州欧阳修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写入法令，规定不得超过二员；后来富弼以宣徽使兼任，连同欧阳修成为三人，这是援用富弼的先例。知制诰宋敏求说：中书任命李定为权监察御史里行，起草诏词时，臣考虑到御史这一官职原有规定，须任太常博士并经过两次升迁、担任通判；去年却突然任用京官，如今又让幕职官直接升入朝官，处在纠察弹劾之地，臣恐怕不遵循旧官制，不能满足众议。宋敏求没有敢于起草这份词头，并以疾病为由推辞。知制诰由幕职官任御史里行。【李定事见《安石门》。】五月癸卯，皇帝批示：近来任命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略微违背成命，诏令没有下达，可以一并让他们回到本司序列。此前，宋敏求封还李定的词头，诏令送给苏颂，另行颁布官职赏赐命令；苏颂辞谢，诏令再次送舍人院。轮到李大临时，李大临也封还词头。后来王安石进呈荐举御史的新条文，说如果不拘泥于职官高低，并且在其中选用选人，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权任里行，就不必再改授中允。皇帝又诏令苏颂照先前降下的指挥起草诰命，苏颂仍像起初一样据理上奏，皇帝诏令催促他直接到舍人院办理。蔡延庆等人就职，并责罚李大临等人；蔡延庆于是起草任命诏书。诏草送上后，蔡延庆上奏请求罢止此事。通进银台司命令李定任知谏院。【见《安石门》；自直舍人兴国以后不再任命，上面所说依旧制任命蔡延庆等人，李定辞谢。】诏令增加设置宫观管勾当或提举官。当时有些大臣历任监司、知州，年老衰弱而不能任职，便让他们担任闲散职务。王安石也想用此职位安置异己，因此增加宫观官员名额。王直温仍以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的身份任职。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从王直温开始。壬子，诏令废除入阁仪。诏令说：国家以两枢作为内廷辅政机构，辅佐皇帝、掌管兵权，责任十分重大；但沿袭旧制，自古以来凡职级达到升朝官以上的，必定兼任选择后才授职，因此三公府反而承担有司的事务，这不是用来寄托朕股肱之臣的本意。如今使臣增员很多，如果不设置官员来总领其事，就不足以统一文武官员的法令、激励内外人才。因此应当在审官东院之外另设审官西院，派知院官二员，专门管理阁门祗候以上官员，并设置诸司磨勘、常程差遣事务。齐恢任知院，韩缜一并任职；以太常礼院治所作为审官西院，该院归太常寺设置机构。此前，皇帝谈到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想交给三班院办理；王安石和韩绛认为不如设置审官西院，于是把意见上报，皇帝当即下令设置，但没有同枢密院商议。等到文彦博等人入对，便说此事不便；议论者认为韩绛和王安石合谋，想阻挠文彦博并夺取他的权力，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在此以前，大使臣的差遣都归枢密院管理，没有先后名次，当时人也颇为忧虑其中不公平。八月，东上阁门使李评任枢密都承旨。承旨过去由阁门使以上或大将军担任，后来专用枢密院吏，如今重新任用士人，从李评开始。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王广廉说：一个县的事务无论繁简，都只有令、佐三员；而主簿、县尉的职责各不相同。假如事务发生错误，即使不是职责范围内的人看见弊端，也不能救正制止。因此希望让有司专门掌管考核簿书，县尉专门掌管捕盗，除此之外，县中事务都让他们共同管理，诏令采纳。九月戊子朔，中书说：中书总领百官，辅佐天下政事，但所设置的属吏仍沿用旧制；应当精选士人，稍微依照先王设置辅弼的意思，请设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二员，并都由朝官充任。皇城使、端州团练使、知恩州李绶任枢密副都承旨；由士人担任枢密副都承旨，从李绶开始。己亥，皇帝命曾布、朱温等人共同考试法官，考试法官从此开始。翰林学士韩维等上奏文德殿朔望视朝仪，依据入阁旧图所载加以裁定、增删，诏令准许。二月，诏令各路选择尚未出仕而有经术、品行义理的人，准许暂任教授并发给俸禄；选人中学问可以为人师者，命令充任教授。诏令审官院确定差遣知州、知军的人选，一同赴中书秘密具报足以任职者，随即引见取旨。条例司说：希望各路所属州中，事务繁重的县，户数达到二万以上的，增加设置丞一员，由幕职官、县令充任。四年四月，太常博士李实、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刘挚一并任监察御史里行。按旧例，御史不兼带馆职；自从事前执政辞官后，才为担任御史降诏两省。降诏从刘挚开始。

译元丰元年，大理寺设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三年，将国子监直讲改为太学博士。四月戊申，御史台说：“奉诏重新设置六察，监察京城官司。现在请把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等隶属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等隶属兵察；礼部、祠部及太常寺等隶属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属工察。”诏令采纳。庚申，诏令御史台六察案官以二年为一任，根据所纠劾官员稽延、违失、失职等事的多少评定考绩优劣。五月癸亥朔，擢升御史中丞李定，请求增置台主簿一员，检查六察文书，诏令采纳。八月，诏令规定：文武官员之间没有相互统摄的，先按官职相同排列，以职掌区分；职掌相同的，按服色区分；服色相同的，按资序区分；资序相同的，按改官先后区分；改官相同的，按出身区分。唐制，文官选授由吏部掌管，武官选授由兵部掌管。苏颂说：“希望文武官员都归吏部管理，实行四选法。”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奏，根据升等、改官制定新的寄禄官品阶：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以下至承务郎都依次改定。诏令采纳。十二月甲子，诏令规定：凡应当升迁授官的，都立即依照寄禄官授予。大两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其他官员至朝请大夫，都一并进行磨勘。进士任职八年、十年，其他人升迁一次；所计算的年限从降下指挥之日开始。大两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计算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计算四年，仍依照旧制。四年八月，罢除中书堂选，职位空缺归吏部。宇文昌说：“六察只在有司实行，却不在二府实行，这是只治理细节而委弃纲领。”没有得到答复。十月，诏令从今以后授任职事官而寄禄官为一品的，称为行；低于二品的，称为守；低于品级的，称为试；品级相同的，不再讨论行、守。十一月庚寅，诏令中书办理。丁酉，开启天章阁，进呈品官制的除目。诏令中书检正官、开府王震、江陵吴雍入内记录皇帝言语，并授给他们左右近侍的职务，仍让他们亲自书写，当时人以此为荣。后来议论中止。诏令枢密院设置知院、同知院，而使、副、签书的名目全部罢除。此前将要改革官制时，议论者想废除枢密院，将其归并兵部。皇帝说：“祖宗没有把兵权交还有司，而是设置专门官员统领，使彼此制约，不能废除。” 于是有了这道诏令。五年五月，诏令规定：三公、三师、宰相、执政、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中通常任宰相者，以及观文殿大学士以上官员，佩金球文方团带，佩鱼袋；观文殿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佩御仙花带；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以上及资政殿学士特班、翰林学士、尚书，仍佩鱼袋。二月，旧制由吏、户、兵、礼、刑五房分掌事务，到这时整理为三省：门下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都按照房名主管办理。六曹的事务又分为班簿、开拆、章奏、制敕，共十库。中书省分设吏、户、礼、兵、刑、工、班簿、开拆、制敕，与门下省相同，但没有章奏房；后来又增加催驱、点检，共十一房。尚书省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开拆、催驱、制敕，库也与门下省相同，又增加知杂房，共十房。设置的属吏有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等。枢密院原来设兵、吏、户部四房，到这时分为南北河西、支差、在京、教阅、广西、兵籍、民兵、吏、知杂九房，连同原有分类共十房。后来又增加支马、小吏二房，吏房、民房的名称与三省相同。诏令规定：中书当面接受圣旨办理的事务，另用黄纸书写成令；侍郎、舍人宣读奉行完毕后，抄录送到门下省，称为宣黄。接受批示下达的文书，如果复请得到圣旨，或入状得到允许奏事，另用黄纸书写，也宣读奉行完毕后抄送门下省，称为录黄。枢密院依照此例用白纸抄送；当面得到圣旨的称为录白，批奏得到皇帝署押的称为画旨。门下省收到录黄、宣黄、录白、画旨，都留下作为底本。癸酉，王珪依照原官职任守尚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照原官职任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戊寅，诏令六曹尚书依照翰林学士的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照直学士的例，在朝谢日不再区分行、守、权、试，并都服佩鱼袋；罢职改授其他官员时，不再带行字。皇帝曾谈到苏绰创立、恢复官制，分设六曹，体制统一；到这时命令详定官制，正是要把这一意思规定为制度。三省说，九寺、二监分别隶属六曹，希望申明后下达执行。皇帝说：“不可。一个寺、一个监的职事有时分属六曹，怎么能专门隶属于某一曹呢？”于是说：“九寺、二监按事务分别受六曹统属，把它写入法令。” 皇帝批示说，自从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官员以及新近被差遣任命的人，凡有申禀公事，每天都报告事务滞留；与过去中书拖延的数量相比，增加了数倍，众人都担心无法办理事务。皇帝把命令称为缓办之语，近臣很后悔改行官制。蔡确等人揣摩皇帝的心意，便想废止官制，于是极力陈说新官制设置的禄秩比旧制优厚，每月可以节省俸钱二万余贯，皇帝的意思才立即停止。六月，诏令规定：今后事务无论大小，均由中书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共同得到圣旨办理的事务，属吏不再带三省的名称。当天，辅臣有人说，中书省独自取旨，体制权力太重。皇帝说：“三省体制相等：中书省筹划并议论，门下省审查并复奏，尚书省承接并执行。如果有不恰当之处，自然可以论奏，不应沿袭这种说法来扰乱政体。”此前，官制施行后虽然仍保留三省名称，却没有研究设置各省官员的原本意图，于是把中书、门下分为三处，各自取得圣旨、发布命令，已经纷乱而没有统纪。到这时，皇帝的一句话便确定下来。甲子，详定官制所说：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签署文书，是因为朝廷把天下之法交给各主管机构依案处理，并将有关文书上报，等待朝廷命令后交给有司办理；由执政官代替皇帝承担责任，这是适当的，君主只须听取报告而已。

译朝廷把天下事务分给六曹治理，由都省总领，由六察监察；六曹失职，就由都省负责纠察；都省失于纠察，就由六察负责弹劾举发。上下相互维系，各有职守，那么把奏抄文书交给都省执政官办理，按理是恰当的。待制升迁官职按三年计算，到这时改为三年升迁一次。六年三月，王拱宸判大名府，因为官制施行后罢除了宣徽使，便有此任命。五月，左右司郎中过去按执政分厅办理事务；当时开门接见、当面报告政事，每天到了傍晚还不能全部处理，有时事务紧急，又到私人住宅造访；如果意见不同，便来回传送，事务多被耽搁堵塞。问属吏是什么原因，属吏回答：“从前郎官愿意这样。”刘挚于是向执政说明，请求都在堂上会集时报告事务可否，当面决定，以免传话和滞留的弊病，执政都说可以。从此事务都公开裁决，上下都感到便利；但是其他郎官不敢请求接见、听取答复和办理事务，私下也没有可以授意的机会，暗中不高兴的人很多。刘挚罢职后，郎官又恢复分厅当面报告事务的旧状。七月，吴雍任直龙图阁、河北路转运使兼措置籴使；都司授任职务，从吴雍开始。九月，起居郎蔡京说：过去修起居注的官员有二人，不分左右，所以每月轮流由一人修纂。起居郎、起居舍人分别隶属两省，是为了配置左右史官；左史应当记录行动，右史应当记录言语。仍请依旧制每月轮流修纂，大概是因为两者的职事还没有分别。希望从今以后，起居郎、起居舍人分别按左右记录言语和行动；如果准许这一请求，凡应当厘正的事项，另行详细陈述。诏令采纳。皇帝巡幸尚书省，车驾停在令厅门口，对执政说：“新尚书省宏伟壮丽，很与新官制相称。”王珪等回答：“规划和制作全都出自圣明谋划。”随后到仆射厅，皇帝又说：“新省的建造并非苟且而已，卿等应当率领、激励属官，努力修治职事。”随后又召见尚书、侍郎以下官员，按各曹询问他们所掌管的职事，并都告诫说：“朕用来待遇和托付你们的责任并不轻，应该各自想到自我勉励，尽心办理职事。”又传诏给尚书省执政官及正服内尚未出仕的一名承务郎，六曹都司从吏部尚书到员外郎的寄禄官各升一等，属吏也分别赐给赏赐。十二月，外郎加勋，依宗室法；武骑尉使由法也升为朝官，加勋；内殿崇班、内常侍赐勋，并升为骑都尉。起初，皇帝考察古制，整顿治理官制；随后又恢复尚书二十四司的职事，修建新的尚书省。其规模、安排以及细密曲折之处，都出自皇帝诏旨裁定，群臣奉诏督促工程，建筑壮伟雄盛，近世从未有过。由此三省、枢密院的地位和官员仪制焕然一新。七年二月丙戌，诏令御史台：侍御史知杂事改称侍御史，不再带知杂事；以言事者任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任监察御史，恩数都同知杂事。三月庚申，诏令御史中丞的班次压在六曹侍郎之上。起初，元丰五年特别施行官制时，皇帝亲自绘图制帖加以确定；尚未颁布，先对辅臣说：“官制将要施行，我想新旧人员都任用。”又说：“御史大夫如果不是司马光，就没有合适的人选。”蔡确进言说：“国势刚刚稳定，希望稍微延迟。”王珪也帮助蔡确，于是此事作罢。等到任命司马光为第四任提举崇福宫时，诏令规定任满三十个月，不必等待替代官员到任，便发来赴阙，大概是准备重新起用司马光。哲宗。元丰八年五月，诏令奉议郎、吏部员外郎文及任直龙图阁、知文州，这是因为以彦博请求免去两镇节度使之职，所以有了这道任命。郎官被授予馆职，是从文及开始的。七月，吕公著说：“臣恭敬地看到，《周官》所说的三公、三少，掌管讲论治道、治理国家，辅佐天地，但都分别兼治卿的职务，大概进朝时就坐而论道，退朝后便实际办理政事，这是三代的明确制度。国朝的制度，殿上奏事只分为枢密院两班。近来先帝修订官制，凡是任命臣僚以及兴办、改革、废止、设置事务，先由中书省取旨，继由门下省审查复核，再由尚书省执行，每省各为一班。自元丰五年改定官制以来，政权都归于中书省。王珪以左相身份在门下省，只能拱手而立，不再复核。王安礼每每愤愤不平，想纠正此事却不能做到。”吕公著奉命后还没有接受任命，就把这些话向皇上陈奏。此后于是诏令，凡三省共同取旨的事务以及台谏的章奏，都一并进呈施行。八月，吏部郎中曾肇、朝请郎兼礼部郎官林希，同时兼任著作职事官，从此开始有兼任职事官的制度。元祐元年二月，诏令起居郎、起居舍人依照旧制，不分开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在此以前，起居郎蔡京说：“《礼记》虽然有左史、右史分别记录言语和行动的说法，但历代实际上没有把言语、行动分开记录的旧例，只是说行动记在《春秋》，言语记在《尚书》。如今考察《尚书》，也不能免于兼记言语和行动，请求依照旧制办理，所以有了这道诏令。”闰二月，诏令从今以后，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中曾任执政官的，也依此办理。司马光说：“请把三司所掌管的钱谷财用事务中，分散在五曹及各寺监的部分，一并收归户部。这样，财利之权就统一了；如果再能选用合适的人，天下的财赋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诏令制定天下钱谷事务全部隶属于户部的制度，罢免诸路提举官【见《宣仁门》】。三月，诏令职事官可以兼带馆职，班次和杂压按照职事官中的次序排列。尚书如果不是由学士授予的，不再兼带待制官。二年，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中不是由待制授予的，任满一年加授待制。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集贤院、直秘阁、集贤校理以上的职务，今后内外官都准许兼带并授予这些职务。六月，诏令学士、待制被授为侍郎时，同时兼带原职。

译给事中、谏议大夫按惯例不兼带待制，任职满一年加授待制、满二年加授直学士的指挥，一概不再施行。八月，苏辙说：“臣恭敬地看到，旧法规定县尉都由选人担任。近年以来百姓贫困、盗贼增多，于是请求实行重法，地分县尉一律改用武夫。自从改法以来，武夫贪婪暴虐，骚扰乡村，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听说凡是任用武夫，县令和百姓都以此为忧患。请求恢复由吏部依旧只派选人担任县尉。”诏令除沿边县的县尉仍依旧办理外，其余一律派选人。苏辙又说：“祖宗在世时，使相、节度使不掌管京师的机构；他们奉命入朝，必定改任其他官职，有的任东宫三司，有的任诸位大将军。太平兴国年间，因为赵普有辅佐建立国家的功勋，从河阳回朝后只任太子少保；因为向洪、张永德是旧臣，也都任环卫官。直到现在，各道钤辖、都总管中以防团使身份退休的，也由诸卫安置，这大概就是遗留下来的制度。近来李宪以宣州观察使身份提举明道宫，王正中以嘉州团练使身份提举太极观，这两人贪污暴虐、骄横无忌，败军失律，罪恶累累，即使死了也还罪责有余。圣恩宽贷，都把他们安置在优厚的地方，却又首先扰乱国家法令，借给他们使职名号，应该考察修订制度，追回错误施予的恩典，以保存旧典。” 十一月，王岩叟说：“中书舍人在近臣中属于优异的选拔人选。在官制改革以前，称为知制诰，专门负责撰写诏诰，不参与政事。自从改革官制后，就成为中书省的属官，分掌押署制书、敕令。凡是国家的政令，没有一件不参与。因此，中书舍人不只是选取文学才能，还必须兼任处理政事的责任。近来任命刘□，被称为选得其人。”御史吕陶说：“舍人曾肇，操守品行偏颇不正，文学才能浅薄，如今竟然擢升居于西掖，尤其使群臣惊骇。”中书舍人的职务清要，地位尊峻，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对外掌管诏命，以文章议论润饰皇帝的谋略；对内分掌各房事务，凭借知识、才干和谋虑参与裁决机密政务。前代推重此职，称为宰相的判官。怎么可以只因资序迁转，便轻率地虚授呢？十二月，诏令少府将、军器监、都水使者今后排在七寺少卿之上；监丞排在台寺主簿之上。二年正月，任命盛侨为国子司业。原来国子司业只有一员，现在增加一员，盛侨与黄隐一同担任。五月，诏令同知枢密院范纯仁按照尚书左右丞的礼制，凡先行降下任命的，班次列在上面。此前神宗确定名分，以官职为次序，不以任命先后为次序。于是特别颁下新的制度。三年，诏令：“从今以后，朝议大夫、中散大夫、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都设置左右两等。”十月，恢复设置南、北院宣徽使，仪制品秩和恩典待遇依照旧制。十一月，诏令左右中散大夫以上以十员为额，左右谏议大夫以五十员为额。十二月，设置六曹尚书的权官，俸禄赏赐依照六曹侍郎，守法叙班排在试尚书之下。四年十月，诏令恢复设置外都水使者。此时河北转运使兼任殿中侍御史的孙升说：“先帝担忧各部门的职事不能办好，所以建立三省六曹来治理各项政务。然而人们乐于因循，众人习惯苟且，弊病随着事务而产生。如果没有按察、核验、钩考的办法，就一定会走向败坏。又设置六察，考察六曹办理事务时的拖延和违失，并轮派御史检查三省簿书的差错，可以说详尽而周全了。六曹、寺监共有二百四十多个案，胥吏一千七百多人，其他官司二百七十处，内外事务堆积交错，纷繁复杂。可是旧制只用六名察官、十四名书吏来钩考和审核案牍；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心力强健、明察有智、办事精敏，怎么能周遍地查明其中的情况？六曹百司的事务没有走向败坏，正是依赖六察来警戒督促。” “这正是先帝规模宏大深远、追踪三代制度的表现。”朝廷近年连察官都没有补足，这次又因浮费而提出建议，不再由本台制定法规，擅自减少书吏。六名察官只留下八名书吏，分头治理六察。吏员既然少了，所选择的人就尤其必须精审。而以八名书吏查核二百多个案、一千多名人员、二百多个胥吏所负责的官署，如果所选之人不精干，只求表面上保存六察的名目、实际上使其名存实亡，那也就罢了。若一定要究明六曹的弊病、完成先帝的志愿，那么臣虽然极其愚钝，也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恭请圣上慈爱地详察，深切珍惜六察原本是先帝挽救、补救六曹败坏的用意，特地下达指挥给中书省，重新制定法规，内外都将感到庆幸。”刘安世说，安焘如今将在仲夏离职，枢密院只剩赵瞻，恐怕不能完全缺少官员，请依照旧例令宰相兼任枢密院。范祖禹推荐冯京、赵卨可以担任此职。八月，此前司马康上奏他父亲司马光留下的稿本，其中一条请求合并中书、门下两省为一省。司马光曾与吕公著、韩维、张璪共同上奏说：“唐朝初年开始合并中书、门下两省的职务，所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名。后来又设置政事堂，大概是因为中书省发布诏令，门下省掌管封驳，每天都有争论，纷纷扰扰不能决定，所以让两省先在政事堂议定，然后奏报皇帝。” 开元年间，张说上奏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从此相承直到本朝，没有人能改变。神宗皇帝认为唐朝中叶以后，官职烦琐冗滥，名位制度混乱，想加以改革和纠正，这确实非常正确。但应当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考察前代的错误，删去重复，去掉冗长，必须有这样的事务才设置相应的官职，不必完全依照唐代《六典》把中书分成三省，令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复奏，尚书省执行。凡是内降文书以及各处送到门下、中书两省的奏状、申状，大多都送到尚书省下属六曹，交给各案查验、检索文书，会同询问事情的原委；近处就询问寺监，远处就询问州郡，一切材料齐备以后，再衡量事理作出决定，归档后申报尚书省，送中书省取旨。中书省取得旨意后，送门下省复奏画可，然后誊录下发尚书省；尚书省再下发六曹，才可以发符文给各处。这样一来，文书烦琐冗长，办理迂回曲折，近的要几个月，远的超过一年，也不能办结。有时四方的紧急奏报等待回复，有时官吏百姓的诉讼请求裁决，全都困于滞留。又设置门下省，想让它封驳中书省的录黄、枢密院的录白，恐怕也有不恰当之处。

译如果要让门下省履行职责，就必须每天加以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于是彼此不和。所以自从设置门下省以来，驳议很少。即使门下省有驳议，也必须退回中书省取旨。中书省有时不肯放弃原来的意见，又重新修改办理。并且内批文字及各处的奏请，多数都下交三省共同进呈。那么门下省的官员已经商议并奏报决定，如果再复核驳正，就会反复往返。近来中书省的文书有紧急的，往往又不送门下省。这样，门下省的官职实际上成了虚设，只是白白使吏员增加一倍，文书更加烦琐，对事情没有益处。臣等如今共同商议，请求依旧令中书、门下两省共同处理职务，以都堂作为政事堂。凡有政事、差除以及谏官章奏，既然已有圣旨令三省共同进呈，其余事务都令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共同商议、签署、办理。大事则进呈请求降下敕札，小事则直接批下状牒指挥，一如旧日中书、门下的旧例。第二，请求令六曹长官，也就是古代的六卿，处理事务中的小事，怎么可以让他们专门上达？臣等商议，请求今后凡有诏令下达执行，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署以后，也分发给六曹本曹的尚书、侍郎及本厅郎官，依次签署。” 交给本厅郎官查找公案，会同询问事情原委，衡量事理，详细核查条文，写下判语说：“现在准备怎样施行？”然后依次呈给侍郎、尚书。如果郎官所作的判决已经恰当，侍郎就签署通过并认可判决；应当上奏的直接上奏，应当下发执行的直接下发执行。如果还不恰当，就交由侍郎、尚书改判；事情可否办理，由本曹长官决定。文书交给本厅郎官时，由本曹长官根据事情大小规定期限；如果有拖延，就加以纠察弹劾。如果确实因有事故而尚未办结，就向长官申报请求延长期限。吏部尚书像旧日判东西审官院，左选侍郎像旧日判流内铨，右选侍郎像旧日判三班院，户部长官像旧日三司使，刑部像旧日审刑院。过去本司的文书只是直接上奏、直接下发；现在想令六曹长官依此办理，不再经过仆射、左右丞、郎官来更改法条或请求特旨。比如刑部遇到刑名疑难，或情理值得怜悯，或情节严重而法律规定较轻，因而请求特免停职、替换、编管、配役之类；或者事情重大，或道理有疑问，不是六曹所能决定的，可以到仆射、左右丞处呈递咨文，或者具状申报都省，交由仆射、左右丞商议；也可以上殿取旨，或以头签札子奏闻，或递入熟状，或批判指挥。” 各类人的诉状，都只经过本曹长官，呈给尚书、侍郎和本厅；郎官依次签署判决、押署判词并作出裁决，就像朝廷下达的文书一样，臣民所上的札子也依次办理。如果六曹不予接收，或者很久不能办结，或者判决不恰当，就令登闻鼓院进状，文书下交尚书省，由仆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交给狱官看详定夺。如果明显不恰当，就加以纠察弹劾。这样可贵之处在于上下相承，各有职分，办理事务简便径直，政务能够集中办成。十一月，三省说，寄禄官分为左右两等，进士出身者都列为左字，其余人都列为右字，诏令同意。五年九月，恢复设置集贤学士。苏辙说，今日监察御史已经长久缺少四员，恐怕不是治理天下应有的情形。唐朝设置御史属官，都由御史自行举荐；本朝认为御史是耳目之官，不愿让执政任用私人，以防止壅塞蒙蔽，如今请求对近来的制度稍作改变。现在台官的次序是任过两任知县的人，不至于让执政者自行任用台官。六年四月，杨畏任殿中侍御史。当时吕大防、刘挚各有不同的打算，想得到杨畏作为助力；赵君锡推荐杨畏，实际上是刘挚授意的，杨畏最终却帮助吕大防攻击刘挚。六月，诏令国史院设置修撰官二员，由其中的长官兼任知院事。闰八月，集贤院学士自从官制施行后不再任命，到这时李周开始担任此职。不久又诏令，集贤院学士由曾任权侍郎以上的人充任时，班次列在大中大夫之上。七年十二月，诏令六察的案重新设置监察御史三员，分别统领。此前元丰八年冬，减少监察御史二员，令殿中侍御史兼任；而且察官也准许上言政事，到此时恢复原制。太常说，本朝沿用唐朝旧制，以御史为监察使，轮流主持太常礼院、监察礼仪。近来改用博士担任献官，于是停止监察礼仪，只由御史专门监察礼事；御史缺员便没有人督察，请求由博士监察礼仪，诏令同意。八年三月，侍讲学士范祖禹任翰林学士。范祖禹说，冯京授侍讲学士以后任翰林学士，并不兼任侍读；司马光、吕公著以翰林学士兼任侍读；叔祖镇以翰林学士兼任侍读，都没有兼任学士的职务。臣没有想到一年之内得到两个学士职名，心中有所不安，臣应当辞免。六月，尚书左丞梁焘兼任醴泉观使。按照旧例，非宰相不能授为观使，于是设置“同使”的名号，让梁焘以此领任。绍圣元年三月，来之邵说：集贤院学士的班次和杂压排列在中散大夫之上。二年，常安民说：应当修订权侍郎迁转的法规。三省所奏请的权侍郎，如果是由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以及曾任修撰者升任的，满二年后取旨，授为正式的给事中、舍人。他还说，寄禄官分左右两等，关于细转法的规定还没有完全查究补正，请求保留这三等，分别列为左右两类，废止其他规定。诏令同意。四月，诏令职事官停止兼带馆职，非职事官仍旧可以兼带。把集贤院改为殿直院，改授直秘阁。集贤校理任期三年。四月，宣徽使因官制改革而废止，相关事务分别隶属于各省、寺。元祐三年恢复设置，但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诏令罢免宣徽使。四年十二月，陈次升任御史。章惇、蔡卞让颜林转达心意说：“如果愿意相助，还担心得不到优美的官职吗？”陈次升说：“我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官职，你们竟然替执政者来授意吗？”后来，曾布对皇上说：“陈次升每件事都和执政者作对。”皇上说：“他确实没有依附任何人。” 元符元年十二月，诏令元祐年间恢复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指挥，不再施行。徽宗 大观二年，右正言蔡居厚因为谏省只有自己一人，进言说臣专门承担进谏的职责，听闻见识单薄，请求增授两员，以拓宽进言的渠道。五月，诏令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系用红犀带，不佩鱼袋。

译崇宁三年，按照旧例，起居郎和起居舍人面见外朝时，分别设置相对的职位。如果是在燕朝，轮值当天的舍人林摅说：“皇上认为对答时记录言语和行动，不应因为内朝、外朝而采用不同的例制。”诏令同意。政和元年十一月，旧制规定文臣借赐绯服、紫服，都不佩鱼袋。王诏说，监司、知州等官守居其位而不佩鱼袋，与旧例没有区别。诏令从此开始准许佩鱼袋。二年六月，恢复设置宫观官，并增加设置县，这是因为此前减少冗员而罢废了这些设置。九月，诏令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以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又用左右辅弼、太宰、少宰的名称，替换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的名称。又诏令规定武选官的称号，从通侍、王侍中、亮中卫、拱卫、左武、右武大夫直到下班祗应，都改用阶官名称。四年，诏令武横行增加设置大夫，连同旧有的共为十三阶，郎官也同样办理。宣和七年，诏令依照元丰制度恢复设置尚书令，但只设虚名而不任命。三公只作为阶官，不得令其统领三省。钦宗 靖康元年，诏令台谏官应当由皇帝亲自选拔任用，不采用丞相推荐人选的办法，确立为固定制度。罢免廉访使者，恢复设置走马承受。十一月，依照元丰制度，把太宰、少宰改回左右仆射。兵制的增减改革 太祖 建隆二年五月甲戌，诏令殿前司、侍卫司以及各州长史所属军队，把勇猛强健的人登记提升，年老体弱、怯懦的人淘汰。起初设置剩员，用来安置退下的士兵。十一月，后周广顺初年，镇州各县十户中选出勇敢善战的一人充任弓箭手，其余九户供应武器、粮食和草料。这一年诏令释放他们，共一千四百人【此据《两朝兵志》】。三年七月，先前云捷军中有人伪造侍卫司印章，被捕获后处斩。皇上说：“各州军队近来一再加以简练，竟然还有这样不守法的人吗？”庚辰，命令搜捕，全部发配海岛。于是奸猾之徒收敛踪迹。十一月甲子，又在西郊举行大阅兵。皇上对近臣说：“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人，但真正可用的人极少。我必须按照名册检阅他们，淘汰冗员和羸弱者，又亲自考核他们击刺、骑马、射箭的技艺，使他们全都成为精锐。所以顺应时令讲习武事。”十二月，诏令从万户到千户，各设置弓手，人数各有差等。这是听从赵普的意见，重新设置县尉的缘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人〕 干德元年春正月乙卯，派遣使者九人，选取关西道乡兵交给庆州。戊午，派卢怀忠任毡球使前往洛阳，张继勋任染院副使，康延泽等率领步、骑兵数千人，一同前往襄州。夏四月庚寅，拿出内府钱财，招募各军将士的子弟数千人，挖掘池塘，把蔡水引入各民户门下，建造楼船一百艘。选取士卒，号为水虎捷，在池中练习水战，命右武统军承陈照主管这项工程。三年八月戊戌朔，命天下长吏选择本道军队中勇猛强健的人，登记姓名送到京城，以补充禁军的缺额。又选取强壮士卒，确定为兵样，分送各道。后来又以木棍制作高低不同的等级，发给各州军队，委托长吏监督招募和训练，等到训练精熟，就送到京城。皇上每次到便殿，都亲自临场考验他们，这是采用赵普建议的缘故。九月己巳，皇上到讲武殿，检阅各道军队，得到一万多人，把马军编为骁雄、雄武，统属侍卫司。开宝四年十一月己未，起初，皇上选取后蜀亲兵中熟习弓马的一百多人，编为十班内殿直，俸禄赏赐优厚，和御马直相等。于是郊祀礼仪完毕后，皇上让御马直随从护卫，特意命令增加每人五千钱的给赐；而川班内殿直却不能按照御马直的旧例得到同样待遇，于是相继击登闻鼓陈诉请求。皇上大怒，派中书省对他们说：“朕所给予的就是恩泽，哪里还有什么旧例可言！”命

译令斩杀其中妄加诉求的人四十多人，其余全部发配隶属于许州骁捷军。他们的都校都处以杖刑并降职，于是废除了这个班。當时内臣中有左飞龙使李承进，曾侍奉后唐。皇上问：“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享国却不长久，是什么原因？”李承进说：“庄宗喜欢打猎，专门姑息将士。每次出行驻扎、迎接郊祀，禁兵卫士必定拦住马头，告诉他说儿郎们寒冷，希望给予接济。庄宗就顺从他们的愿望供给他们，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因而失去对禁军的职权约束，导致他们作乱，大概是威令不能实行，实在是赏赐没有节制。”皇上拍着大腿叹息说：“朕用二十年在黄河两岸作战，取得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无止境的要求，凭此来统治天下，真可说是把国家当作儿戏。” “朕如今抚养士卒，当然不吝惜爵位和赏赐；但如果有一个人触犯我的命令，就只有用剑刑杀掉他了。”设置静江军【见《广南门》】。太宗 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庚辰，诏令用美好的名称替换禁军旧号：铁骑改为日骑，控鹤改为天武，龙骑改为龙卫，虎捷改为虎卫。九月，皇上留意军事，每次退朝后就在便殿或后苑亲自检阅禁军，选取强健者隶属亲军，羸弱、衰老者全部分配到外州。从此藩卫之兵更加精强。崔翰部署士卒，南北绵延二十里，树立五色旗来号令将士，以旗帜所举作为进退的节度。每当按照旗帜指挥调动，千乘万骑周旋行动如同一体，铠甲兵器的盛大近代无与伦比。皇上非常高兴，立即派中使秘密把一条金带赐给崔翰，对他说：“这是朕在藩邸时所穿戴的。”又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人，一定不会侍奉晋朝。”这是说晋朝将帅大多没有选得合适的人，军政败坏紊乱，所以如此。八年春正月，皇上想到征伐的劳苦，每月赐给沿边士卒白金，军中称为月头银【曹彬罢职后，因此皇上不再赐给】。曹彬把乡民编为士兵【见《契丹门》】。六月，把日骑改为捧日。皇上因为契丹入侵，派使者到各州选取壮丁组成义军。淳化五年八月，命令左右卫各设置士卒一千人。皇上认为京师六卫负责巡逻警戒却使用禁军，不合旧制。至道元年十一月己未，在便殿检阅武艺。卫士中已经有人能够拉开一石五斗的弓，连续射二十发仍然余力充足。皇上于是对近臣说：“如今天下太平，优秀人才不断出现，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又命令骑兵、步兵数百人，分东西列阵。强弩手观察他们的进退，齐发箭矢如同一人，动作停止都合乎节度。皇上说：“这不过是殿廷之间的数百人，军威尚且值得观看，何况堂堂大阵，列成数万人的阵势呢？”三年八月，江淮发运使杨允恭捕获贩卖私盐的贼人三十九人。皇上说：“可以把他们编成一军，用来准备舟船水运的劳役，号为平河。” 真宗 咸平元年，皇上检阅、考试御龙直二百多人武艺。二年闰三月，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不任用合适的人就无法安定边疆；边疆不安定就无法减少军队；不能减少军队就无法节省费用；不能节省费用就无法使百姓宽裕；不能使百姓宽裕就无法达到治理。除去这几件事，即使有智者，也无法谋划了。”奏疏送入后，皇上用优厚的诏书褒奖答复。三年甲子，各军校依次选拔补充，多数人自己陈述功劳。马步军都头呼延赞独自进言说：“臣每月俸禄十万钱，实际用不到一半，已经很幸运了。自己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效国家，不敢希望升迁，只怕福分超过承受能力而灾祸发生。”接受赏赐后退下，众人都很赞赏他知足守分。十二月，河北、河东的强壮，在五代时瀛州、霸州等州就已有了；这一年才开始诏令登记河北百姓为强壮，在各地设置名册，选择善于射箭的人，依次补为校长；准许自己置办马匹和铠甲的人免除户役。

译不久又招募其中勇敢的人，把他们编组附属于大军，作为营栅，官府供应铠甲。四年九月庚寅，诏令陕西民户每户出一名男丁，号为保毅军，供给资粮，与正兵分担戍守城池。多次派遣御史吴倩与转运使共同主管此事，共得到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五人。

译沿边军士中原先选取合格的，都升为禁军，号为保捷。吴升上言，请求恢复古代车战的办法以及车战的优点，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五年，命萧延皓把勇敢有能力捕贼守隘的人编立为广捷军。六年三月，御史田锡说：“国家因为军兵不足，于是就在曹州、单州等州召集乡村强壮的人，挑选为士兵。起初命令他们防守本城，后来又抽调到京师，这不是说失信，却很妨碍农业。”四月，此前京师把禁军派往河东，人数不足，就用州兵补充，十人中也不足二三人合格。到这时，帅臣请求依旧制补充，于是命张延挑选义军一万三千人，编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经常加以训练，以补充戍守河东的缺额。九月，招募京城附近的强壮者补入禁卫，诏令高琼教阅军伍、整顿军容，召近臣观看。皇上高兴，于是对高琼说：“昨天还是村民，今天全都成了精兵。” 景德元年秋七月戊子，陕西转运使说：西面沿边各州从保义军中挑选编成振武军四十指挥。皇上说：“几年前贼人围攻灵州，各路请求援兵，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于是商议建立这支军队。朕询问懂军事和熟悉边事的人，他们都说自从建立这支军队后，边境声势很振作，戎人畏惧，不敢再来侵犯了。”二年三月，安阳人陈贯喜欢谈兵，皇上讨论他所上三篇文章，大略说禁军应当用来保卫京师，不应当戍守边疆。戍守边疆不如招募当地人，登记在本军名册中；让百姓成为固定的府兵，使北方的军队抵御狄人，西方的军队抵御猺人。此时，知镇戎军曹玮说：“凡应募担任弓箭手的人，请拨给闲田，免除他们的租税，春秋两季耕种、收获；出兵时则护卫耕作。”诏令同意，仍设置巡检统领他们。后来，河东也招募设置了这类兵。四年夏四月辛未，皇上说：“近来河东招募当地人组成军队，以至于契丹还没有平定。现在边防警报已经停止，于是诏令把现有人数作为定额，缺额就补充。” 大中祥符六年，诏令江淮军队在金明池练习水战，按照城池编立为虎翼水军，这是因为太祖时的神卫水军已经废止很久了。干兴元年，本朝亲兵总共分属三司：殿前司、捧日军、天武军、马军司、龙卫军、步军司、神卫军，称为上四军。各军分为左右厢，每厢三军，每军各有指挥使。王沂上言：“两边屯驻重兵，耗费国家财用，请求用河北强壮替代禁军，以节省冗兵；实行屯田耕作，以节省国家费用。” 仁宗 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因为向元昊发动西征，夏竦请求增加设置土兵，替换戍边军队，使东部军队返回。他说东兵有五害，土兵有五利。杨偕上言，与他始终论辩，夏竦的意见最终被驳倒。康定元年，吴遵路一向建议恢复民兵，于是诏令吴遵路登记河东乡村百姓作为备边兵，并把这套办法下达到各路。九月乙丑，诏令河北、河东路的强壮，陕西、京西、京东路新设置的弓手，都以三十五人为一团，设置押官；四团为一都，设置正、 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一指挥，分别按照等级任职。二十岁登记入册，六十岁免除，选取家人或其他户的人代替，准许私自设置弓弩。每年十月以后、正月以前，分批到州里接受半个月的教阅，随即遣返务农；有时遇到返回时被召集守城、捕盗，每天供给粮食二升。每年正月，县把名册上报州，州把名册上奏兵部，考核举荐不合规定的人。庆历元年二月，诏令京东、西路、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募设置宣毅军，大州二指挥，小州一指挥。只有陕西仍旧称为保捷；两河的强壮虽然另称“义勇”，也有隶属宣毅军的。起初招募额外弓手时，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奏说明利害八件事。张方平所议大致如下，但当时没有全部采用。四月，田况上奏十条兵策。第七条说：“蕃落、广锐、振武、保捷都是土兵，体力强健敏捷，武艺精熟强劲，作战时常常冲在士卒前面。自从昊贼侵扰边境以来，只有土兵奋勇争先，志在争功。然而他们所请求的给赐很少，不如东军中地位最低的人。振武军料钱五百，其中五十作为折支，积累多年才能支给一次，而且都是破烂不堪、不能使用的物品。比如新增加的虎翼军，名义上从南方选拔充实，实际上资质柔弱，他们自己说不知道作战，见到贼人就害怕送命，听到的人都以此为笑。朝廷只不过是特别凑足人数来充作民兵罢了。如果说增加土兵的给赐难以施行，请在特别支给时比平常优厚地增加数额，或者另行制定南郊赏赐的条例来激励他们，那么他们立功一定不会在东军之后。第八条说：沿边屯戍的骑兵，军额较高的没有比龙卫军更高的了，但听说其中有人连铠甲都不能穿上、马都不能骑。何况骁胜、宣武之类的军队，奔驰、拉弓不过五六斗；每次教射练习都朝空中放箭，箭在马前十二步便掉落在地。“以贼人铠甲的坚固程度，即使能够射中，也不能穿透，何况还有不能射中的情况。请秘密考核边兵，增加步兵而减少骑兵，只要五人中得到一名合格的就足够了。西北边境都有蕃兵。所谓蕃兵，就是塞外归附的各部落组织起来，作为藩篱的军队。”于是王尧臣建议，请派人招募愿意效力的部落首领，登记姓名以及士兵、马匹的数目；人数达到一千人的，准许他们自行推举一名有谋略、勇敢的人，授予班行、巡检的名号，让将领出境攻破、荡平生户；所获得的财物，官府不要查验核实；得到敌人首级以及使敌人受伤的，给予赏赐；仍然依照本族的职名升补，并增加俸钱。诏令依照所请办理。十二月，韩琦请求各路部署准许设置亲兵一百五十人，钤辖、都监各设置一百人，仍然每天供给钱二千。冬季，诏令知秦州韩琦一再奏报本路兵备向来太少，请求增加军队、马匹；诏令韩琦详细估量，以点到的弓手中选取年轻壮健者刺面，有的编为保毅弓箭手，有的另立名额，迅速把利害具奏。诏令依从韩琦的请求，挑选峡西弓手全部刺面，充任保捷指挥。此时西部边境用兵，各州保教军总计六千五百一十八人；河东、河北义勇在庆历初年，河北总计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东总计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都是挑选强壮者，并将民丁刺字于手背后编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千五百十八人〕

译三年九月，仁宗打开天章阁，召富弼、范仲淹入内对答，陈述十件事，其中第七件是修治武备，请求秘密委托两地，以京畿的军马为依据，仿照唐朝的办法，招募强壮的人，使他们三季务农，大大节省供给费用；再集中训练作战，自然可以防备外患。设置万胜军【见《安略门》】。六年秋七月，三司使王拱宸谈到三朝兵数【见《用度门》】。十年十二月，三司使张方平说，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内外增加的禁军约四十多万人；又说太祖为防备边境所蓄养的军队不超过十五万人，太宗也不过四十万人。此前咸平年间为防备西北招募士兵达到五十多万人，因为夏人阻拒命令，才开始登记民兵，不久命令刺字把他们补入军籍，内外设置的禁军总计约四十二万多人；连同三朝旧有军队将近一百万人，乡军、义勇、州郡厢军以及各军小分、剩员等，都没有计入其中。八年三月，张方平逐条回答皇帝关于时政的手诏，说到亲卫之兵时，臣考察《周官》，虎贲士掌管守卫王宫，都是士人；赵国左师触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太后，希望补充黑衣卫士的空缺来守卫王宫，可见王宫的卫士也兼用卿大夫的子弟。秦、汉时代的宿卫之士，选取有才干武艺的人时，必定选择端正谨慎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尊贵之人，不能不审慎。建国初年，宿卫招募安置的多是游荡懒惰、没有根基的人，请求从各班中选取。那些服役年久、资序靠前的人，调入东西下班殿侍；又有门第和家业的人，勉励建立保委制度，选取他们充任殿内卫士。还说，太祖整顿军法非常严格，军人不得穿黑衣，只准穿褐衣，衣服下摆不得超过膝盖。哪里会有红紫色的衣服？葱和韭菜不得带入营门，哪里能知道鱼肉的味道？又制定轮换戍守的办法，使他们远离妻子儿女；在外戍守的日子里，往往人员少而物资充足，子弟和衣食容易供给。每月领取粮食时，营地在城西的，就到城东领取；营地在城东的，就到城西领取。不许雇车乘载，必须让他们自己背负，以劳役的缘故，使士卒在衣食之外没有额外的羡慕，能够安于辛苦，也容易驱使。天圣年间，有人上言说东西仓互相供给军粮，原本是想让军人相互求取；军人不知道，这本来是太祖的制度，如今却不同了。衣服奢侈，所领的廪给连自身都不够，所有的还要让妻子儿女争取，既然不能免于冻饿，怎么能不归怨于皇上呢？如果帅臣自己能够节俭，以身作则，那么军人大概就可以得到维持和救济了。皇祐四年三月，包拯建议罢免河北屯兵，把他们分派到河南。如果认为戍边士兵不能立即减少，那么就训练义勇，以加强边防；即使只少量供给干粮，每年所费也不应超过屯兵一个月的费用。朝廷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包拯又奏请分地屯驻，最终没有施行【包拯想把旧有沿边州军的兵马，除留下防守所需的兵力外，其余屯驻、驻泊的各军全部令其返回本营领取粮食，遇到警报立即起兵，最多十天便可到达】。又采用郭■〈言恣〉制造的独辕弩，招募土兵教习他们。制成以后，经略使夏安期说这种弩很便利，于是诏令设置独弩军。嘉祐四年三月，有人上奏论议，建议把义勇作为河北的伏兵。他认为，古代农民和士兵是一体的，有战事时就训练作战，没有战事时就散归乡里，按时讲习，不需要国家储备粮饷；如今河北的义勇军就是这种情况。可惜他们居住在各郡，只能用来防守城池而已。朝廷把这篇奏章下发，令河北帅臣等人议论。他们说：“河北、河东都是边塞之地，自从设置义勇以来，州县按时检阅，他们对义勇的情况已经熟悉，调动他们肯定没有疑虑。”诏令同意了这一建议。七年六月初，自庆历以来，军队总数已经达到二百二十五万，其中禁军八十二万，比起祖宗时期，募兵逐渐增多。到这时，韩琦请求按照每年的钱帛收入数额，制定固定的军费额度。诏令中书、枢密院整理并裁定此事，制定定额。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建议招募并刺面陕西义勇，总数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贾录说是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司马光极力说不可。韩琦说：“如今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而后求实际。现在谅祚正桀骜不驯，假如陕西突然增加二十万军队，难道不会使他震惊畏惧吗？”司马光说：“这样只能暂时欺骗他，稍微缓和一些，敌人就会知道其中实情，难道还能没有忧惧吗？”韩琦无法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陕西乡兵刚开始刺手背，后来又刺面，充作正规军，担心今天又会这样罢了。如今已经颁下刺面榜文，并同百姓约定，永远不把他们充作军队或派往边疆。我在这里，您不必忧虑。”司马光说：“相公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但万一您离开藩镇，换了别人任职，他们会因为相公已经造成的军队成例，派使者运粮并派兵戍守边疆，逐渐成为惯例。”二年十二月，这一年兵额略有减少，但隶属军籍的仍有一百一十六万。三年四月，诏令河北战兵三十万一千多人，陕西战兵四十五万零九百多人，加上义勇，命本路都总管经常训练。当时边臣有人奏请增加军队，朝廷认为兵数已经不少，所以颁下这道诏令。四年，张方平谈论国家财政，认为冗兵是当今最大的祸患。他计算禁军一人每年约需五十千钱，十万人每年耗费五百万缗。庆历时期的军额，比景祐以前增加了八百六十多个指挥、四十多万人，这一年增加的费用就是二千万缗。八月，殿前马步军司说：“各路指挥所管军士达不到原定额数，而军官人数却很多。今后除三年一次转运员军、分批依旧制办理外，其余都按照实际管辖的军队数推定军官额数；升迁、补授以及合并管理五都的事，也按此办理。”诏令同意。治平年间，军队总数是一百零六万二千，其中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与庆历时期的军籍相比，减少了几十万人；与开宝时期的军籍相比，增加到七十万二千人。神宗

译熙宁元年二月，赵卨说：“绥州不能放弃，应劝郭逵招集投降的羌人。”郭逵听从了。他运送丹州的粮食供给降羌，每人每天三升。郭逵于是选出其中强壮的一千多人，刺面充作士兵；其余成年男子都刺上“忠勇”二字，使他们不能逃回去。丙申日，枢密使吕公弼请求从河北义勇中，每个指挥挑选少壮、具有武艺的人，奉旨刺面，列为上等二军。九月，神宗说：“朕曾问王存军费的事情，他却说臣没有讲习兵书。于是我问王安石怎样节省军队，王安石说：‘陛下现在想节省军队，应当选择边将中的人才，以一州为单位，各自精心训练；还要鼓舞该州百姓，使他们都学习勇武，这样就可以减少军队。’”闰十二月，神宗询问府兵制度，说：“府兵制度同租庸调法相互配合。”王安石说：“如今轮番服役的人，就给他们衣服和粮食，这样不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即使还没有租庸调法，也可以实行。现在义勇既然由良民充任，就应当用礼义加以奖赏和养护；又选择乡里中首屈一指的人才担任将校，适当加以奖拔，那么人们自然会心悦诚服。如今募来的士兵担任宿卫，甚至有积累官阶升到刺史、防团的人，把这种做法移用于义勇，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今募来的士兵出自无赖之人，尚且可以担任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的人员，难道还不如这些人吗？这就是先王已经形成的制度，是国家长远的计策。”神宗极为赞同。神宗谈到边兵已经不足以守边，虽然供给衣粮会耗费财力，但又不能削减。王安石说：“现在如果再削减，确实就没有办法应付紧急情况；不削减，财费又会使国家困窘，永远没有尽头。如果不能治理军队，稍稍恢复古代制度，那么中原决无富强的道理。”神宗于是说，义勇可以分为四番，轮流出戍。吕公弼说：“必须先把募兵节省下来，然后才能议论这件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募兵死亡的人数，用义勇来补充，就可以了。”神宗又问府兵的事情，王安石说：“府兵各处都可以实行，也可以命他们入卫。”吕公弼说：“韩绛、文彦博都认为入卫困难。”兵部上报陕西、河北、河东二十六郡原有军籍十五万三千四百人，加上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人，共十五万六千八百人，编为三百二十一指挥。河北三十三郡原有军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人，现在军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人，编为四百三十指挥。河东二十郡则按照规定，免除户下支移、折变等负担，另行编团会集训练，仍旧按往日散遣，并发给口粮；又允许自行出伦者登记入籍，等有缺额时收录补充。诏令同意。诏令淮南等路委派长吏和兵官，选取少壮、能够学习武艺的厢军，依照编列进行教阅；编团后酌情免除艰难工役，常驻城中以备差遣。四月，张田在桂州任职超过两年。朝廷自智高作乱以来，派兵戍守岭南，那里多有瘴气，张田便全部征用土丁、峒兵，教他们兵法，并奏请撤罢戍兵。十二月，诏令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全部分隶河北总管司。此前，这支军队没有承担河北戍守任务，近年分屯于各路；朝廷将要削减沿边土兵，以节省三司供给军粮的费用，所以有这道诏令。二年春正月乙酉日，枢密院进呈减少驻营兵额的方案，并说祖宗朝北方戍守无警时，便立即罢兵；如今既已讲和，而屯兵却很多，只是白白耗费钱帛。韩绛说：“朝廷必须修明法度、爱惜财币，才能使百姓休养生息；只靠一个人节俭，不足以成就教化。”陈升之说：“即使通过议论暗中削减本路兵力，再到京东招募补充，也将会有次序，几年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 神宗说：“你们可以议定后上报。”枢密院说：厢军近来已经通过编团训练武艺，想把它们编成威边指挥，请求按照州军大小规定人数，从三百人到一百人不等；同时改定军额：淮南称壮武，江南称雄武，荆湖称静江，两浙称崇节，福建称保节，并在军额上都加“教阅”二字。诏令同意。三年冬十月，此前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岁以上而不合训练标准的，称为“量减请受”，诏令同意。淮南吕公弼说：“事情关系重大，难以立即施行。”曾公亮说：“应当逐步办理。”王安石说：“执政大臣同心协力，不动摇人心，自然不会有事。”陈荐说：“禁兵驻在京师，是祖宗的制度，重视内地而轻视外地，人情已经安于此制。一旦让他们离开国都，客居江淮，不是使他们安定的办法。”应当照旧办理，诏令同意，最终停止遣退。庆历以后，总计七万七千人，编为一百五十指挥。三路义勇军总数四十二万三千五百多人。河东、陕西弓箭手的数目，河东七千五百人，现在军籍七千人；陕西十郡连同旧寨军籍四万六千三百人，只有秦凤有寨户。后来义勇逐渐停止，联结起来作为保甲。三月，诏令把龙猛八指挥合并为六指挥。原定额三百五十人，现在以三百人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各军间或有合并废罢的，到熙宁初年，大规模整顿军额；有的军队合并成新的编制。经过合并裁省以后，部伍整齐严肃，不再有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缺员的情况。三年，王安石进言义勇教阅的事情。当时土兵有缺额，诏令招募三千人，随即用义勇补足。虽然按时训练，却还没有用于征战和防守；可以按照府兵遗法，让他们轮番替代。诏令又询问远近分番的办法，王安石立即分条上奏：把四州义勇分为三番，每番三千人，负责防秋，周而复始。这样每年可以减少募土兵八万硕，减少料钱六千多缗、冬春衣布五千匹、绵三万七千两。诏令同意，在各路施行。冬十月乙酉日，渭州说：职方司停止保毅应役，神宗命每人缴纳钱三千，并令总管平凉等县上报情况。保毅原先设置时，因年代久远，许多人已经不是本户正丁，而且各家都贫困，请求免除缴粮，照旧供给修缮等各种差役。起初，咸平五年因西路用兵，派侍御史吴应与陕西转运使检阅沿边民间丁壮，得到六万八千七百人，号称保毅军。

译到治平年间，刺面陕西义勇，于是命令环庆路的保毅一并拨归义勇。三年，薛向等人说：两路保毅都在田亩上征收科差，年长日久，只有租税名目，起初并没有正式丁男，都是临时由各户按田亩合钱雇人充役。应当全部免除保毅应役，只令他们输纳钱财，略作修城之用。到这时，百姓认为这样不方便，于是又命令减少其数额。十二月己未日，宫中颁出开封府界及各路兵员更戍的办法。己巳日，文彦博等上报在京、开封府界、京东等路的禁军数目。神宗也从宫中拿出治平年间的兵数，互相参照，询问了很久，最终规定：殿前司虎翼军除水军一指挥外，保留六十指挥，每指挥以五百人为额，共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加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额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八千三百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路、西路各一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共四千四百人。河北因人数仍然很多，须以后再议。四年二月庚午日，只批示停止殿前马步军司的差发，其他兵数并不多；京师是国家根本所在，削弱它在道理上不合适。治平四年、熙宁元年派出的兵，可以核查后抽回。夏四月，王安石想改革宿卫【见《安石门》】。九月丙戌日，诏令今后把广南东路、西路的土兵抢手、邕州洞丁、荆湖南北路土丁弩手、夔州路义勇军编写成册，年终上奏。封州邓中玄请求在广东尚未设置抢手的州县，如广、惠等五郡，都设置抢手，诏令同意。十一月，提点诸路县镇司先前说，各县兵级弓手中武艺精良的，遇到按月请受时，应当像保甲一样，酌量给予赏赐，诏令同意。十二月，枢密院说，各路厢军额数过多，从骑射军到牢城军，名目共有二十三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共有八百四十个，士兵共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但府界及各司因事招募的军额尚未计算在内。五年正月，此前曾孝宽替王安石说，有军士极力诋毁朝廷，尤其认为合并营房不便。有人说，连续阴谋到这种程度，正是要造反的时候。王安石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了神宗。文彦博说：“近来朝廷多有变更，人心汹汹的事情不止一件。”王安石说：“朝廷的事情应该变更，怎么可以因循不改？合并营房也是应当如此。这些人竟敢纷纷公开诋毁朝廷，确实毫无顾忌。至于说要造反，必须全部加以审察。”吴充说：“合并营房的事情已经很久了，人们也已经习惯，怎么会因此发生这种事？近来只有保甲一事使人心不安【保甲百姓有人写匿名书，王安石大怒，于是拿出钱五百千缉捕写书的人〔此处原文有缺字〕。有百姓私下议论说：‘农事正当〔此处原文有缺字〕却要奔走，我还要阅武；如果不杀王相，我们这些人就不能休息。’巡逻者抓到此人，交给〔此处原文有缺字〕。王安石认定写匿名书的人一定就是此人，便让人刑讯构成案件；百姓受不了拷打，最终仍不认罪。林希说：开封推官乐涅叟在府任职不到一年，凡是议论时事以及辱骂王安石的案件，共有十多起。】夏五月辛丑日，命校书王安礼编修三路义勇的条贯。八月庚子日，神宗谈到太宗时期用兵很多，制作大小卷册交给将帅，用来控制他们的进退，不如太祖时期。王安石说：“太祖了解将帅的情况，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心力。比如有人说郭进谋反，太祖就把告发郭进的人送给郭进，这说明他知道郭进并没有谋反，所以才这样处理。这同唐德宗把告发李琦谋反的人送给李琦，情况不同。后来郭进果然被奸人陷害，最终自杀；伤业也被奸人陷害，不得善终。将帅竭尽力量，结果却是这样，这不只是中御失误的问题。”冯京说：“河北义勇有十八万，已经足够，为什么还要设置弓箭壮？”王安石说：“河北义勇收入户籍，河北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就只令其中十八万人学习武艺作为义勇，不可让所有人都学习武艺；应当像如今府界的保甲法那样修订。”六年冬，戎州、泸州、江安县各设置武宁军一指挥，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神宗说：“合并裁减军营，共节省军员四千多人，这相当于十万军队的资费。”如果训练精良，使人尽其用，不仅能够战胜敌人，也能节省财费。王安石等人说：“多年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门命令他们训练军队；有时在便殿召见，亲自考察检阅，赏罚分明的，称为屯驻，并非戍守各州；隶属于总管司的，称为驻泊，不是屯驻；驻泊军因粮价低而留在便利之处领取粮饷的，称为就粮。各司招募的，称为役兵；各州招募的，称为本城厢兵；接受教阅的，称为教阅厢兵。蕃夷归附后，召集他们并加以使用的，称为蕃汉兵。按每十户取五人，教他们学习武事的，称为民兵。”熙宁、元丰年间，兵制大体完备了【这些兵制全部在首篇新叙中，此处只摘取附见】。禁军中，俸钱一千的为上军，五百以上的为中军，五百以下的为下军。他们的赏罚、升迁和叙用，都以此为等级；政令由枢密院掌管，每年秋季检验他们的技艺，予以奖赏和劝勉。熙宁年间的军籍，天下禁军共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年间的军籍，共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神宗即位之初，治平年间的军队总数是一百一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庆历年间的军籍增加到七十万二千人。神宗担心冗兵使国家财用无法接续，开始议论削减合并，于是亲自制定了许多选练军队、整饬武备的法令。有一天，神宗回头对辅臣说：“前代造成祸乱的，是无赖而不得志的人。艺祖平定天下后，把他们全部招集起来，刺面充军，连营居住，以什伍编制相互约束，用军法节制；厚禄优待他们的首领，使他们自爱自重，并把生杀之权交给首领，把威权寄托在等级制度之中，使他们不敢妄动。这样既不敢作恶，又取用他们的力量来保卫和供养良民，使各人安居田里，所以太平的基业得以确立，也没有叛乱的百姓。

译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艺祖养兵只有二十多万人，其中各道十多万人，使京师的军队足以控制各道，就没有外部叛乱；把各道的军队合起来又足以抵挡京师，就没有内部变乱。内外相互制约，没有一方过重的忧患，天下太平一百多年，大概根本就在这里。神宗即位之初想节省军队，王安石回答说：“拣选训练募来的士兵，并鼓舞三路百姓学习武艺，这样就可以节省军队。”后来便把京畿百姓按什伍编制，设置为保甲，各路也可以推行。元丰年间，义勇、保甲于是轮番上番，代替禁军宿卫；巡检、县尉司所节省的募兵也有几万人。诏令规定，缺额而不补充的军队，汇总其节省下来的利费，专门储备起来，以备武备之用。此后民兵数量便超过了募兵。国家长期议论，想要选取民间有武艺的人，像唐代府兵轮番上京担任宿卫一样。虽然尚未实行，但其规模和意义已经很宏远了【这是《兵志》首篇所说的，姑且附见，仍须详细考察其保存军队的效果】。本朝把负责备战和卫戍的军队称为禁军，把供给差役、迁徙等事务的军队称为厢军，各自隶属于所在州的本城；在中央总归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管其政令。因事务而设立名称的军队，各自隶属于有关部门；又把接受教阅的厢军最初称为厢军，禁军后来都把它们作为下等禁军。那些供各司差遣使用的军队，也都按照所承担的事务隶属于相应部门。熙宁三年，诏令把禁军分为五都，并按照法令考察治理厢军。此后禁军有的降为剩员，有的提升等级，来充当厢军，办理各路力役事务；广南、两浙之间，间或诏令增加招募，西京转运司所招募的多达三万多人。陕西削减额数五千人，但也达到三万人。河朔流民寄居京东的，按照旧制招募训练，编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用来除盗和赈济饥民。河北及熙河路修筑城垒，河北招募五千人，熙河也招募三千人。修筑京城时，撤废马监军，设置广固保忠，共十指挥，也是五千人。湖南猺人平定后，戎州、泸州兴兵，洮河转运粮草，也都增加设置军队。大体说来，熙宁、元丰年间厢军数量比祖宗时期更多。自三代以后，凡国家的力役都从百姓中征调，所以百姓因劳役而疲弊。宋朝取得天下后，全部使用厢军承担劳役，凡是工程、役作、工徒、营缮，百姓都不参与，因此天下百姓的力量得以完整坚固，太平延续百年。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诏令雄州、云翼两指挥照旧保留，每指挥以三百人为额。二年正月，文彦博说：“厢军原来隶属于枢密院，新制度改隶兵部；况且本府的军队，怎么可以没有军籍？”于是诏令各郡令自行进呈军籍册，并把副本上报枢密院，仍然轮流张贴公布。三年正月，诏令京西厢军以三万三千五百人为额，增加粹州、克宁厢八百人。绍圣四年十二月，设置都大兵房枢密院。自熙宁开始设置兵籍，此后每月、每季度都张贴公布并进呈。到这时，制定格式，令承旨司在年终编造总军籍，详细列出各路现有军数，报送枢密院。从此以后，军籍便有据可考。元符三年六月，枢密院说：“河北增加马军、广威步军、保捷二万多人，而在京禁军缺额一万人。命帅司挑选愿意调换为在京军队的人，发给副本。”诏令同意。徽宗 崇宁五年，枢密院说：“禁军缺额二十四万，近来新设置广勇、崇捷、崇政十万人，仍然缺十四万。” 政和三年闰二月，此前朝廷下令各路扩大实行保五法，以寄寓军令。京东西路提举官任谅担心追呼、抑配会导致百姓困弊，于是亲自逐级搜求选拔，不到一个月便得到甲五十万，领先于各路。诏令加任谅直秘阁，升一官。八年，童贯挑选强健的青少年，编入胜捷军作为亲兵，共九千人。《太平治迹统类》第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