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四

译均输之政，是由于商贾手实之祸，甚至涉及鸡和猪。若有人侵害国家、危害百姓，大多都挥臂自称首恶。奉行吕大防的制诏，则说：‘百姓也已经劳苦了，希望听到休养的日期。’撰写司马光神道碑，则说：‘他退守时如洛水、屈水的陂泽。’像这样的言论，流传在人们口中的不止一件。应当追究他所犯的罪行，明正典刑。制诰中削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旧任左朝奉郎、英州知州。制词是中书舍人蔡卞起草的。范纯仁说：‘臣正在病假之中，仍请求罢免职务。朝廷的事情本来不应当参与听闻，但臣还有没有说尽的诚意，希望稍微有助于圣听。臣私下看见全体台谏官都说苏轼奉行吕惠卿制诰时，言语涉及诅咒毁谤。由于熙宁法度出自谏议大臣，而州县奉行时又多有过分失当之处，苏轼在奉行制词之际，竟至于过分诋毁吕惠卿。如今台谏章疏牵连先朝，对事体不利。况且如今进言的人，多是垂帘听政时被提拔到言路的臣子，他们当时畏惧回避，不立即进献忠言，今天观望形势后才开始弹劾。如果立即施行他们的主张，恐怕也会玷污垂帘听政时的圣明，妨害陛下纯厚孝道的至德。’高士敦过去在成都时，曾有人犯罪，来之邵当时任本路监司，却完全没有举发。” 等到太皇太后升天，高士敦特别肯为来之邵改官，来之邵才拿以前的事情进行弹劾。又，苏轼任执政时，曾被人弹劾攻击，进言的人不久都被贬黜，当时台谏官完全不为他辨明。等到苏辙获罪，便说对他的贬谪太轻，这是压制刚强者而欺凌柔弱者，这类事情大多如此，使朝廷赏罚失去适当尺度，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他又说，吕惠卿被贬时，李清臣正任左丞；如果制词涉及讥刺毁谤，李清臣难道肯签署诏书并发出吗？如今旧臣中只有李清臣还在这里，更请求询问查访，皇上不听。范祖禹任龙图阁直学士、陕州知州；此前范祖禹多次请求外调，皇上说：“不必写文字进来。”执政官有空缺时，明白了苏辙被责罚改任州官，范祖禹再次上章请求任郡守，皇上不许，大概皇上想让范祖禹代替苏辙。后来阻止他的人很多，范祖禹坚决请求外调，于是有了这项任命。虞策说苏轼所受罪罚不恰当，诏令苏轼降职充任左承议郎。闰四月戊寅，新差任荆南湖路提举常平的茹东济仍旧任沧州通判。进言者议论茹东济常常把刘挚的私信泄露给杨畏看，奸险浅薄、没有操行，为人所不齿，因此如此。甲申，安焘升一官为门下侍郎。乙酉，吕惠卿任苏州知州。刘拯说：“宣仁太后常对宰相说：‘编修实录的官员，不要任用曾经在先朝被责罚降职的人，因为担心……’”诽谤之书一旦编成，就无法改正追究。当时权臣专擅政权，虽然曾任命邓温伯、陆佃、林希、曾肇来回应宣谕，不久却把他们罢去，改由吕公著的女婿、司马光的门人范祖禹、苏轼的门人张耒、秦观来代替。至于吕公著施行常平法，失去了天下人心；如果说韩琦是顺应人心，那么赵鞅举兵来除掉君主身边的恶人，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先帝担心他们诬陷忠臣以胁迫君主，命词臣明白说明其中缘故，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听说吕公著任提举实录时，说并没有这句话，命史官改掉；有人请求重新审阅。其间记载不符合事实，任意移动、改易、增删文字，情形涉及诬陷诋毁，于是上报请求加重贬黜责罚，以端正国家法典，皇上同意了。又说苏轼竟敢把私人的愤恨表现在诏诰之中，重重诬陷丑化诋毁，苏轼对先帝实在太不臣了。王德谦愤恨他诬陷诋毁过分，上书说明此事，不久便被遣斥而死。秦观是浮薄小人，影随形附于苏轼，先前为苏轼请求罪罚，便剥夺秦观的职任，以向天下后世显示。诏令苏轼按例叙复，日期不得与秦观一同叙复。削去馆阁校勘之职，添差监理处州茶、盐、酒务。左正言上官均说：“臣私下看见宰相吕大防，天性强横狠戾，心怀邪念而违背国家，常同御史中丞苏辙暗中互相依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事情的始末，出于圣明决断，特加施行，以明白显示朝廷的好恶，判别忠邪，端正纲纪；这样以后朝廷尊严而天下安定，这是国家最优先的事务。惟愿陛下留神采择。”五月，章惇请求贬责放逐主张弃地的议臣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共十一人。张商英请求贬责降职主持合祭的议臣章惇专擅政权、厌恶听闻上官均的不同意见，于是罢免上官均的言职。己未，侍郎杨畏任吏部侍郎；吕大防破格升迁后，杨畏任礼部侍郎。杨畏知道吕大防将要离职，章惇必定会重新被任用；当时章惇居住在苏州，有个叫张横的人，是章惇妻子的侄子。章惇正逢妻子去世，张横前去吊唁，杨畏先托张横传话说：“我估量事势轻重，借吕大防、苏辙的力量驱逐刘挚、梁焘等人，又想把吕大防、苏辙二人一并驱逐；一旦被察觉，就会立即罢免我的言职。”杨畏表面上处在元祐一边，内心却在熙宁、元丰一边，是首先为章惇等公开拓宽道路的人。等章惇奉召赴京，百官到郊外迎接，只有杨畏请求单独会见，杨畏自行陈述，言语多半质朴直接。吕大防有个直省官听到了这件事，叹息说：“杨侍郎从前谄媚侍奉吕相公，也像今天拜见章相公一样。”章惇相信了这句话，所以有了让杨畏回任吏部侍郎的任命。六月，御史黄履说：“吕大防、刘挚、梁焘在垂帘听政时，都是掌权的大臣；梁焘先鼓动传播邪说，吴居厚接着陈说诗注，刘安世等人于是共同攻击他。执政大臣在朝廷内部已经主张此事，又把蔡确差遣到岭外；蔡确多次遇到恩赦，却不让他活着回来。他家中有慈母，始终不能相见，死得并非因罪，朝廷内外都愤慨叹息。自从陛下亲自处理机要政务，洞察奸邪诬陷，才逐渐从地下重新擢升官职。臣私下认为，遭受横逆的人既然已经伸张忠愤，那么极力排斥陷害他的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典刑，应当加以显著贬黜，以符合公议。左司谏翟思说：吕大防等人擅自制造威福，相互勾结诬陷并贬逐吕惠卿、蔡确，请求分别按罪定刑，至今还没有听说施行。臣认为治理之道没有比辨别忠邪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明确赏罚更优先的。忠臣虽然受到奖赏，但邪臣不加惩罚，就无法消除隐藏的奸邪；希望陛下出于睿断，以慰公议。左正言上官均说：近来臣曾具札子论奏，前宰相吕大防、苏辙擅自掌握国家权柄，不顾公议，援引用柔弱奸邪之臣，如李之纯被提拔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都被任为谏官、御史。

译这四个人，奸险倾侧、柔弱邪曲，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他们所弹劾攻击的人，都是接受吕大防、苏辙暗中授意，或者附会迎合他们的意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臣私下看到陛下亲自处理机务，收回国家权柄，吕大防、苏辙的党羽已经除去十分之七八；然而杨畏等六人仍居于清要之职，还不能使士论满意。伏望陛下察考吕大防、苏辙擅权欺君的罪行，推究杨畏等结交邪党、危害正道、趋附时势、倾覆他人的恶行，谴责、贬黜、罢免他们，依照典刑处理，以向天下显示。右正言张商英说：先皇帝的盛德大业，超越古今；然而先帝升遐以后，司马光、吕大防、吕公著、刘挚又援引朋党，来施行机要政议。至于废除免役法，便说有“揭簿定差”四个字；下诏求取直言，却专门奖赏讥刺毁谤之人；设置诉理机构为罪犯申雪，则把熙宁元年以后的一切罪案都追究；放弃渠阳州县，则说尽了甘言猥语，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凡是详定局所提出的建议，中书省所审查核实的事务，户部所施行办理的政令，言官所论列的事情，词臣所撰写发布的诏命，都加以指摘、抉剔、鄙薄、嘲笑。在垂帘听政之时，内廷得志的臣子在内部剪除陛下的羽翼，执政中掌权的人在外部攻击驱逐陛下的股肱之臣，天下的形势实在危险而岌岌可危。希望陛下多次省察宫禁之中的事情，检查前后章疏，交给臣详细看阅、签贴后上奏，陛下再同大臣审议斟酌而决定可否。张商英、吕惠卿为蔡确申诉冤屈，刘极请求恢复蔡确官职，皇上同意了。又有人说吕大防有八项罪过，诏令吕大防降职任随州知州。侍御史来之邵说：先皇帝熙宁初年，任用宰相王安石，创立法度，以恩惠施及天下。后来司马光进入朝廷掌握政柄，提拔刘挚为侍御史，王岩叟、朱光庭进入言路，结成党羽。宰相从蔡确以下，全力排斥驱逐先帝顾命大臣，几乎全被除去，陛下于是孤立在上。先朝的法度次第被废除变更，先帝二十年积累的功业和施行的政事，一下子全都化为空无。认为先朝的赏罚不合道理，便全部听从诉理；刘挚的罪无论轻重，大多从宽原宥减免。因此先帝提拔任用的人，往往被闲置废黜，而司马光的党羽分布朝廷内外。认为先帝的财政用度取得不合正义，便把各种市易、借贷钱币，不论本金利息，一律减免放弃。比如当时积存的米有九百万斛，一天之内几乎散尽。这些事情，都是出于司马光的意图，却借用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的言论来施行。当时先帝陵墓的土还没有干，司马光等人却轮番唱和，铲除改革、一扫而空。忠臣义士只看着而忍住声音，没有人敢问是谁。司马光和王岩叟、朱光庭相继去世，只有刘挚还没有灭亡，这实在是上天留给陛下的。如今刘挚仍以观文殿学士身份在外统领藩镇，长期拖延了上天的诛罚，士大夫的舆论因此郁结。希望陛下治刘挚的罪，明正典刑：对上伸张先帝的志意，对下满足士大夫的愿望。刘挚被削去学士职，任黄州知州。御史周秩说：刘挚因此受到责罚。苏辙降职任袁州知州，苏轼安置惠州。御史来之邵说：苏轼是因为讥刺斥责先朝的缘故。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说：吏部送到任命吏部侍郎王钦臣为宝文阁侍制、知制诰、庐州知州的词头。考察王钦臣资性险邪，本来是因为附会宰相吕大防才得以进用。大防的任命都被压下不行。大奸刚被斥退，其余党羽又被改任、贬窜，于是仕进之路肃清。王钦臣怎么可以授予侍从职，又把一方之地交给他治理？所有制词，臣不敢撰写进呈。诏令王钦臣任集贤殿修撰、和州知州。监察御史刘拯说：吕希哲学术没有名声，是通过奏补入仕的，哪里能够替陛下阐明道德的深奥义理？伏望陛下替官职选择合适的人，另行给他差遣。林希说：吕希哲出任怀州知州。左司谏翟思说：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因为讥刺毁谤先朝、变乱法度、擅自制造威福，应该削夺职权官位，贬为地方州郡长官，安置到岭表。朝廷内外听到命令，人人都感到欣喜痛快。然而司马光、吕公著首先发动此事，虽然已经死在家中，所赠官职和美好谥号也完全可以追夺。王岩叟同刘挚同恶相济，如果假以年岁，他本来应当被流窜到远方，那么所赠官职以及给予子孙的恩泽，也都应当追夺。与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办事的，有文彦博、范纯仁；背弃公义、死心追随党羽的，有安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请求分别依典刑处置。右正言张商英说：宣仁圣烈皇后奉行先帝遗命，保佑陛下；只因仁宗旧居深宫，亲自以慈爱临御，处理政事只求公正和惠民。她何曾预先知道吕惠卿擅自发动兵甲、蔡确贪取上天之功、作诗讥刺毁谤等事情？进言的臣子本来是因为吕惠卿同司马光在经义上有矛盾，才构造这些事情来讨好司马光。有人担心蔡确以后再次被任用，必定想杀掉他来灭口，于是说出危险的言语激怒帘幕之内外，里应外合，施行他们的奸邪言论，把蔡确杀死在新州，把吕惠卿流窜到建州。太皇太后本来公平仁慈，可群臣却把她引向滥用酷刑、任意处罚，甚至贬斥、处死宰相；假使这些人换个处境，站到吕后、武后当朝时的位置上，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请查验宫中臣僚所起草的奏疏，以及吕惠卿、蔡确本家递进的状文，召集台省官员共同议论。如果事情出于谗毁构陷，就应按诬告反坐处理，国家自有常刑。元凶竟至于只有臣下而没有君上，也太过分了！即使揪住他的头发逐条数说罪状，也数不尽应诛之罪。陛下即使想把这件事搁置不办，又怎能对宗庙和法令交代？又怎能对天下和后世交代？商英又说：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唐老、孙升、韩川等人在元祐初年无罪而受到中伤，应当施行放逐和责罚。梁焘任鄂州知州，刘安世任南安军知军，吴安诗任兖州监酒税，韩川任坊州知州，孙升任房州知州。三省说：日前提举修撰《仁宗皇帝实录》的吕大防奏称，《仁宗皇帝实录》如今已经成书，希望按照旧例，除留下定本外，把现存草稿副本各留一本，交给提举实录官以备查考。其余仍依照此前下达的诏令焚毁。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廷诏令依诏书和法令办理：吕大防、范祖禹把所得草稿封好封角，派得力人员押送驿铺，送到修国史院交纳。

译如果有传抄到其他版本的，也一并封好封角送交；如果私自转抄给别人，就命令其自行陈述；若擅自隐匿留存，当予以重责贬斥。周秩说：恐怕《实录》有诬罔之处，所以才把它传给诸书留在后世。三省把周秩上呈的三道奏章进呈皇帝，其中一道说：臣自从任言职以来，听到奸人的邪说已经很久了。它们对政事的危害有五点。自陛下亲自执政以来，天下人没有不欢欣鼓舞、心怀安定的，只有元祐党人三十多人而已。刘挚的恶党已经被吕大防、苏轼、苏辙一党排挤出朝，现今在朝廷中的已经很少了。只有大防一党的恶党，一半已经出外任职，一半还在京城。在宫禁中的，近来也逐渐被驱逐；在朝廷中的，正日夜经营，制造诽谤，危害政事。如今陛下想要修复先帝的大业，如果不把恶党全部清除，他们一定会制造奸谋，挑起事端，中伤陛下所信任的人。除草必须连根除掉，不要让它滋生蔓延。周秩进读奏章时，皇帝说：“这是什么话？宫官有什么不能做的？执政大臣所说亲王偏私于权臣，尤其不对。假使徐王听到这些话，恐怕也会感到不安。”皇帝认为周秩的操守和言论十分狂妄，不合情理；如果让他任言职，朝廷就不可能安宁。于是罢免了周秩。执政大臣起初想把他改任省官，皇帝说：“给他外任。”于是让他以守广德军的身份任职。谏官张商英说：“吕希纯在元祐年间常常封还驳正词头，不应把他同附会吕大防、苏轼之事联系起来。”皇帝说：“去年冬天因为宫中缺少供使令的人，才召来几名旧人，这件事可以攻击外廷的利害。可是范祖禹、丰稷、文及甫都上奏章陈述古今祸福，想以此打动朕的听闻。吕希纯等人又封还奏章加以争辩，为什么竟然如此？”安焘回答说：“听说文及甫等人上书，也是受人指使。”皇帝说：“一定是苏辙。”正好中书舍人林希说：吕希纯曾经起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中任近职者的诰命，其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用语不当；又有擅改祭祀礼文、进用牙盘食等几件事。于是削夺吕希纯的宝文阁待制职名，仍任亳州知州。三省说：“范纯仁、韩维朋比司马光，长期纵容群凶，诋毁先帝，变乱法度，以放纵不轨之心。范纯仁还首先提出放弃土地的主张，滋长边境祸患。”诏令范纯仁特降一官，改为通议大夫，差遣照旧。韩维已经退休，特意置而不问。台御史中丞黄履说：“前宰相司马光刚开始辅政时，朝廷中像司马光执政那样；当时士大夫舆论一致称赞他，认为司马光确实能够辅佐成就圣德，向上报答先帝。谁知司马光深藏狠戾之性，追怀并发泄对先朝的怨愤，凡是施行的事情都颠倒是非。法令的制定和变革，本来应当根据时势需要，难道一代的法令章程全都没有可取之处，竟把过错归给前人，把声誉归于自己？如果这样的人可以容忍，还有谁不可以任用？过去唐太宗因为封伦罪恶深重，死后才显明其恶，连追赠的官职和美谥也加以追夺。希望陛下仿效古例，详细斟酌施行。”张商英又说：“请加重处理刘挚等人的罪责。”又说：“王存、吕大防为吕公着撰写神道碑，诬谤宗庙，请一并依法处理。”御史周秩说：“司马光把先帝看作仇敌，却谥为文正，这不是用来劝戒后世的做法，应当订正谥号的美恶。”为了惩戒后世，周秩又说：吕公着不能挽救和匡正局面，司马光只是替子孙急于求取富贵，不避嫌疑而居其位。至于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都是吕公着所援引的人，是国家的大奸。陛下如果不查明他们的奸罪以昭示天下，那么吕公着所处置的一切都会成为本朝故事，从而引出后世大臣僭越窃权的祸患。周秩又说：吕大防、刘挚、苏轼都被削职而任知州，是因为臣上奏论列吕大防等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大奸大恶，而如今朝廷只是从轻责罚罢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一定要从轻责罚他们，就不应把他们所议论的事情作为罪名。如果追究他们私下经营、不守法度的行为，那么他们的罪过多得数不清。况且刘挚和苏辙对人的讥刺斥责并不比苏轼少，吕大防又采用苏轼的谋划和言论，却比苏轼获罪更轻，天下一定会认为不公。诏令司马光、吕公着各自追夺所赠官职和谥号，并追夺所赐神道碑额；王嵓叟所获赠官也一并追夺。知随州吕大防降为知黄州，刘挚任知兖州，苏辙任知筠州，梁焘在鄂州居住，刘安世在南安军居住。当初，章惇采用蔡卞的意见，认为司马光和吕公着都应当掘墓剖棺。三省一同进呈时，只有许将没有发言。章惇等退下后，皇帝留下许将问：“你为什么不说话？”许将说：“掘墓剖棺，恐怕不是盛德之事。”皇帝说：“朕认为这对公家没有好处。”于是搁置了这道奏议，只命令斥去碑文。周秩又说秦观罪重而责罚太轻，舆论并不认为妥当。处州监当、右正言张商英说：“臣听说吕大防降官后任知随州，内臣陈衍降官后任监当。陈衍不过是陛下的家奴，竟敢同宰臣、学士交结，干预国家大政。”诏令说：陈衍傲慢狠戾、态度不恭，在宫省中逞威作势，遇事专横放肆，很多事情不奏报，同类都害怕他，没有人敢指责他。按他的罪恶，应当处以重诛；姑且显示宽仁，不打算把他置于极刑，可以追毁他从出身以来所取得的文字凭据，除名勒停，送到白州编管，并令当地官司派得力人员押送他前往。戊午日，诏书说：“把往事归罪于居位者，必然完全归责于臣下；心中藏怒、长期怀怨，怎么可以上及君亲？朕继承帝位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的尊位，权且共同听政阅览，仁慈之心和真诚意愿专在保佑朕身。她自认为处在帘帷之内，见闻不能周全，所以破格任用大臣，推心置腹地把政事交给他们，不只是倚重年高有德之人，所希望的是发扬光大先帝的圣功。司马光、吕公着忘记历朝累积的大恩，怀着平日的怨望，趁国家发生变故，放纵朋党的奸邪，援引吕大防、刘挚等人，有的还一同自求进入仕途。

译他们有的被提升为执掌政务的宰辅，有的交替担任言官，代为掌管诏令文辞，有的负责封还驳正东台文书，有的劝请进入经筵；在朕左右前后，都是你们的亲信；当时赏罚、恩威全由你们发出。你们内外周旋，欺骗蒙蔽，上下呼应，竟任意诋毁宗庙神灵，朝廷号令也动辄肆意纷更；有人首先相信偏颇之辞，轻率改动役法，设置诉理局，使有罪者得到侥幸；下达所谓体恤疾苦的诏令，诱使群小进言；诬称横征暴敛便滥行蠲免，苟且免除拖欠；诬称国库储藏丰厚，便妄自耗费常平仓积储；崇尚声律而轻视经术，任用穿凿附会之说而扰乱官府礼仪；放弃疆土却错误地说是与戎人和好，松弛军备却把过错归于穷兵黩武；城隍本来可以保护百姓，却停止增修疏浚；器械本来是资用之物，却停止修缮完备。凡属于经国谋划的事务，全都废弃，人才混杂，无法辨别品流；党羽纵横，轮番争夺胜负；只求发泄乘时而起的愤怒，完全忘记托付国家的谋划；正好利用朕昏暗而不发言的时机，这尤其不是慈闱的本意。十年来同恶相济，四海百姓忍气吞声，敌人的谋划得以实行，边地受到祸害。昔日周王受命，召公辅佐开国的军队；江右虽弱小，兴宗却有改朝换代的感叹。天下和后世将怎样评价朕？朕临朝不能庄重，和古人相比尚且惭愧，何况又疏远、轻视地位卑微的士人，使他们冒死进献言论；忠义旧臣也交相上章抗议，事迹十分明显，法令怎能对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人徇私？这些人都已经按等级处理并责罚贬降完毕。唉！朕优礼近臣，本想委曲保全体面；既然你们亲自破坏严明的法典，如今又逃过诛杀。至于追逐利益之徒，缩肩逢迎，结成市集，更应加以申诫，使他们革除邪曲。朕推行不忍之仁，开示自新之路；除已经处理、责降的人以外，其余一概不问，议论者也不要再说。对于有意见的，等实录修撰官以下人员及被弃置废除的渠阳寨人，另依别诏处理。你们群臣，明白听从朕命。当时司马光等已经被贬，皇帝认为刑罚应当适中，所以降下这道诏书。右正言张商英说：文彦博都辜负国恩，请求查考事情始末，推究是非。诏令说：台谏官的职责，按义理本应论列；但文彦博年事已高，是历经四朝的旧相，先皇对他的待遇恩礼极厚，应当加以宽宥以优待老臣，可以特意置而不问。户部尚书蔡京说：神宗皇帝在熙宁初年，将要在天下有所作为，得到王安石而任用他，于是设置条例司，选拔天下英才，设置官职、分掌职务，共同讲求办理这些事务，以兴利除弊，功业显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逐渐匮乏，美好的意愿和良好的法令全都遭到诋毁和诬陷。如今正应当参考旧例，考察合宜的办法，以符合陛下追述先帝遗志的意愿，成就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功效。然而可兴办的事务正要逐项提出，哪里是臣一人之力所能胜任的？希望圣慈查考熙宁年间设置条例司的旧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选拔通达世务的贤才，共同考究，或许可以成就一代事业，昭示万世。此后因此设置机构进行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查考利弊。八月，诏令服丧中的范纯粹降一官，任知延安府，因为御史郭知章论说他在元祐年间曾建议放弃安强、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所以有此命令。九月，翰林学士蔡卞、林希说：先帝《日历》自熙宁三年三月以后至该年年底，系元祐年间秘书省官孔武仲、黄庭坚、司马康修纂；自熙宁四年以后至七年年底，由范祖禹修纂。而黄庭坚、司马康、范祖禹又都是修撰先帝《实录》的官员。听说他们所记载的内容只与此前修撰的先帝《实录》互相表里，用意在于增删，很多地方失实。因为修国史院已经得到诏旨，重新修撰先帝《实录》，所有此前范祖禹等人进呈的《日历》，臣等请求一并查阅详审并改正，务求完全符合事实，使后世考察史书的官员没有疑惑。皇帝同意了。冬十月，张商英说：愿陛下不要忘记大臣专权的时候，章惇不要忘记在汝州的时候，安焘不要忘记在颍昌的时候，李清臣、曾布不要忘记在河阳的时候。曾布说：“臣不明白这话。”皇帝说：“朕没有说过这种话。”只是张商英议论政事多有这种情形，实在太过分了。十一月，御史郭知章、黄庆基上奏请求贬斥修撰《神宗实录》的官员。甲午日，三省一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的奏章，说国史院所修先帝《实录》大多附会奸邪之言，诋毁斥责熙宁以来的政事，请求重行放逐贬黜。诏令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司谏张商英论说参与修撰《神宗实录》的官员诬蔑毁谤先帝，对臣下来说是不忠。二年春正月戊戌日，左司谏张商英说：臣看见吏部侍郎杨畏反复无常的行迹和情状，前后都很明白，不为公论所赞同，却仓皇寻求使自己安身的办法。凡是立于朝廷的士人，只要稍微与他的意旨不合，他就指为刘挚党人，暗中施行离间，彭汝砺、黄裳、叶涛这些人就是如此。议论者说，来之邵所上奏章中稍有文理的，都是畏替当今补救败坏、修复废弛之事，开始建立头绪；而杨畏没有完全革除这些弊端，反而足以造成危害。希望圣明考察言论、询问行为，决定升降并施行。诏令追夺吕大防两官，追夺赵彦若、范祖禹、陆佃、曾肇、林希各一官。除林希在职时间较短外，曾肇任小州知州，陆佃等服丧期满后任小州知州，黄庭坚特追夺一官。常安民说：陆佃也参与修书，罪同而处罚不同，希望考正他的罪责。曾布写札子说：毁坏废弃先朝法度的人既然已经被黜逐，那么前日的良法善政，就应当依次讲求，增删施行；可是国论却从未涉及这些。

译曾布又说：政事如果不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不能办成；如果只是把个人的爱憎喜怒作为准则，那么人才一定难以进用。如今既然不能公正地选拔人才，政事又从哪里办起？如果不稍微恢复那些可以施行的法度，那就是认为先朝政事不可施行；既然不可施行，那么毁坏废弃它的人凭什么获罪？皇帝听后警醒。曾布于是说：役法已经施行，但成文书才刚上呈，议论却没有折中统一。蔡京、王右忠是侍从人选，但两人的见解多有不同，执政大臣又没有通晓此事，下面的官属每天互相争论，众议恐怕不容易了结。前些日子刚下达役法时，只说依照元丰八年现行条约施行，这已经曲尽其意。等到章惇想另立一种版本，去年秋天科纳役钱，于是延长到今年五月；役人多已替换释放，却又命令等到今年释放完毕，只损失这两科役钱，便有八百余万。如今臣的文书已经上呈，议论不一，将来施行必然有不合人情的地方。元祐所行只是说不合人情，如今若也不合人情，又和元祐有什么不同？二月，三省将陆佃原修的《苏利渉》等传记进呈。于是诏令说：陆佃从乡里田间的诸生做到禁从，升任御史，事情经历多年，却一味俯仰顺从、含糊阿谀、沉默不言，曲意迎合群奸的意图，只求自己安稳。你说自己有所建言和说明，却从来没有争论过；如今又说自己同样遭到讥刺毁谤，那么在进退之间都看不出有什么风节。虽然奏章纷至沓来，众人也不愿容纳你；但有罪有疑应当从轻，古代已有成训，姑且剥夺你延阁职名，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勉励你自行反省修治，以符合宽宥之意。可以削落龙图阁待制，仍任前职左朝请郎。吕大防再降一官，这是听从御史刘拯的意见。乙亥日，给事中黄裳说：史院的事情，是吕大防倡议发动的，罪责不应在范祖禹、黄庭坚之下，怎么可以轻易宽恕？于是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刘拯又论列曾肇、陆佃等人的罪责。三月，责令任知滁州；范纯仁任知陈州，邢恕任知青州。八月，诏令吕大防不得引用一定年数的赦恩来叙复。九月壬寅日，范纯仁在陈州听说此事后，忧愤了好几天，斋戒上奏，大意说：“臣私下看见吕大防等人被放逐贬谪到江湖之地，已经过了一年又一年，还没有得到恩旨，长期困于拘囚之中。他们有的年老体衰，有的向来患病，不能适应水土，血气衰竭，骨肉分离，抬眼四顾而无处申诉，恐怕将要突然死去，像朝露一样消散，客死异乡。不仅会使圣心忧伤，也恐怕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 仰仗陛下圣心仁厚，天性高明，效法大舜持中而治，建立皇极并加以宽宥。每次颁布赦令，都不追问罪过；即使绞刑、斩刑的重囚以及剃发、刺面的徒隶，也都蒙受赦免宽宥，并允许迁徙释放。哪里有身边的股肱近臣、头簪足履般的旧臣，反而肯忘记陛下的怜悯，长期让他们流离在外呢？只是担心一两个执政大臣追究他们往日的事情，嫉恨得太深，在启奏陈述时不为陛下详细说明。如果不是圣上独断，圣心详加思考，洞察事情根本，断绝祸患萌芽，完全屏除猜疑嫌怨的迹象，特别施加宽大的恩典，那么他们都会因为大赦文书而被命令到便利之处居住，使他们能够自新改过，不至于成为羁旅异乡的鬼魂。”范纯仁三次上奏，皇帝批评他标新立异、沽名邀誉，削职任知随州。壬戌日，诏令说：御史常安民存心凶险，性情很邪僻，把他置于要职实在不合适，可以罢免职务，给他监当差遣。常安民又上言说：“如今那些倡导绍述之说的大臣，大多确实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一时依附朋比的人也跟着附和，于是使事情更加过分。张商英在元祐年间献诗给吕公着以求进用，言辞谄媚无耻，士大夫都传为笑谈。等到他做了谏官，却上奏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着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近来任言官时，却上奏论说司马光、吕公着，请求掘墓剖棺、鞭尸。陛下考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所以凡是劝陛下绍述先帝的人，都是想借先帝之名施行奸谋；他们认为其他事情难以迷惑陛下，提到先帝就容易使陛下感动，因此想发泄私仇、陷害良善的人，必须借此改变陛下的意旨，这一点不可不察。如今权臣专横，朋党充满朝廷，言官从未说过他们一句，只知道论说元祐旧事，竭力攻击已经离职的人。臣等蒙受陛下提拔，不敢辜负恩德；摧枯拉朽般攻击旧人，臣实在以此为耻。满朝都嫉恨臣，诬陷不止一件；臣生性愚直，恐怕终究不能抵挡朋党的舆论，请求出任外职。”皇帝只是以宽慰的话开导他。御史董敦逸上奏说：“常安民一向称赞二苏是文章之士，负有天下重望，不应弹劾攻击；这说明他就是二苏的党羽。”诏令罢免常安民的御史职，与知军章惇一并批驳诏书中的言语，送吏部安排监当。冬十月，章惇贬斥元祐旧臣，都用白帖子办理。安焘、李清臣与章惇争论不休，皇帝也怀疑章惇，章惇非常害怕。雍私下对章惇说：“使用白帖子，有王安石的旧例。”章惇大喜，把相关案牍取来呈给皇帝；章惇于是认为议论已经安定下来，以为雍是想用这件事结交自己。然而雍最终还是被罢免。十二月，知青州邢恕任试礼部侍郎，孙谔说：“杨畏反复无常，削职后仍任知河中府。”二年正月，御史陈次升说：“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人的敕牒中分条说：‘至于追逐利益、缩肩逢迎而结成市集的人，姑且随从他们的人，都应革除邪曲；除已经责降的人外，其余一概不问，议论也不要再说。’近来我切实看到汪浃、李重等人被送吏部，按应当任职的差遣追究，因为他们在元祐年间所进的文字而获罪，那么前面的敕牒几乎成了空文，将凭什么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如今又听说派官员编排元祐臣僚的奏章，命令如此，凭什么向人显示信用？所有编排奏章的指挥，都应停止罢除。”五月，孙谔论说役法有碍绍述之事【见《绍述门》】。六月，曾布说：“常立曾谄媚王安石而毁谤先帝，情状更加可诛。”陈瓘之所以违逆蔡卞，只是因为陛下把王安石作为准绳，罗织士人，这对政事危害最大。

译何况王安石所主张的事情，有不少并不与先帝相同，哪里能只以王安石作为依据？蔡卞因此恼怒，而士人没有不认为陈瓘的话正确。六月，吕大防进职后任知秦州，因为他在元祐年间曾主持边防议论。八月丙子日，诏令王嵓叟、吕大防等人所得的恩例和所举荐的官员一并罢止；梁焘仍在鄂州居住，刘世安仍在南安军居住；范祖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世安安置英州，因为他在四年上奏论说哲宗求乳母之事。诏令姚勔请求不经过磨勘，给事中蹇序辰说他附会诋毁先帝。十二月，蔡京辨明自己不附和司马光改动役法之罪【见《役法门》】。四年春，诏令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按类列名被责降、宫观居住、勒停、安置、分司的官员，其子孙、弟侄都不得在本州岛、邻州任职；子孙还一并安排到次等迁远路。凡属于应任的差遣，已经授予但尚未赴任的，以及正在任职的人，一律罢免。庚戌日，李清臣出任知河中府。王存退休，恩例只给一名。言官指责王存在元祐初年议论政事时有所附会，所以如此。三省说：司马光、吕公着倡导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极其深重。至于凶党同恶相济，以及首尾附会的人，只是因为如今恰好已经死亡，来不及明正典刑。死后还享受优厚的恩数，罪罚与罪行不相称，轻重失当。如果说他们已经死了就不追究，那么后世的乱臣贼子凭什么受到警戒？至于告老辞职的人，也应当略加惩罚，使他们有所沮丧。制文大意说：司空吕公着窃取虚名，越级执掌宰相权柄，诽谤前代功臣，变乱旧章。虽然来不及在他生前放逐诛戮，但惩罚警戒可以垂示后世，可特意追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仆射司马光，暗中结交中人，突然窃取宰相权柄，变更良法，诋毁先朝，暗藏轻视君上的邪恶谋划，想发泄倾覆动摇之心。使他的子孙错误地承受国家厚恩，凭什么作为臣子的最大警戒？虽然逃脱了公开诛杀，也应当置于散官之列，可特意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已故王嵓叟严重诬蔑先帝，愚弄朕身，极力赞成邪谋，暗怀异志，罪恶十分明显，神鬼都足以诛罚他。虽已表示小惩，仍不符合公议，可追贬为雷州别驾。诏令追夺赵瞻、傅尧俞所获赠官；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的遗表恩例各给两人，其余全部除去并追夺。诏令罢免张兢辰的官职，因为蔡京说他谄媚侍奉吕大防、苏辙。又诏令追夺赵瞻、傅尧俞的谥诰。三省说：近来下达的指挥，因司马光等人诋毁先帝、变更法度，分别加以追贬。谨按吕大防、刘挚、梁焘、苏辙为臣不忠，罪行与司马光等相同。朝廷虽然一向惩罚责斥，但刑罚与罪过不相称。范纯仁又因另外的过失而削职，对本罪却从未略加正法。生者与死者采用不同刑法，无法把警示垂示万世。吕大防的制文大意说：朋比奸邪、专擅国政，罪责有余；制造诽谤、欺骗上天，按道理不可赦免。应加显著贬黜，以端正严明刑法，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的制文大意说：从前走上邪路，竭力依附党魁，倡导和附和奸谋，毁辱先代功臣。不到几年，便凭借宰司之位，公论尚未平息，而责罚太轻、罪行太重。可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的制文大意说：怀有倾侧、附从逆臣的心思，挟持纵横策士的谋略，起初同兄长苏轼肆意诋毁，后来又同司马光一起协助成就险恶之事。朕回望宗庙，遥想裕陵，在道义上不敢因私恩而难以施舍宽贷。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的制文大意说：从前依附凶党，升任谏职，排挤陷害旧日辅弼，诋毁诬蔑先朝，推荐引进群凶，毁弃既成法令；虽然只是从轻责罚，仍不符合严明刑法。可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的制文大意说：故意标新立异以求取名声，隐瞒实情而趋逐利益；议论亲近之事，就向宗祖制造诬陷；谈论变法，就把过错归给先朝；欺骗君主以帮助邪谋，放弃土地以开启边患；暗中勾连群枉，协助凶党，最终凭借攀援而做到宰辅，只受到从轻谴责，长期逃避严厉诛罚。如果让他这样终身逃脱追究，凭什么向后世表示惩戒？可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以上人员命当地派官员伴送，前往途中经过的军州交接。刘奉世的制文大意说：从前以小官身份附会奸党，凶险狡猾，没有人比得上你；有关官司失于刑罚，众论仍不认为妥当。可削职，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韩维的制文大意说：自从初政以来，实际进入近侍机构，首先赞成邪谋，严重诬蔑先代功臣；把抑制兼并说成繁琐禁令，把救济贫困说成谋取利益；任意引进亲信私党，助成奸恶。近来虽然从轻责罚，实际上违背公论。可削职，特授左朝议大夫退休。王觌的制文大意说：资质才赋偏邪，善于曲解宽借；附会奸党，诋毁先朝，排挤陷害良善，变乱法度。可削职，仍按原官分司东京，通州居住。韩川、孙升、吕陶的制文大意说：近来大奸旧恶相互勾结，专擅朝政，而你们挟持怨愤成为他们的死党，巧妙诋毁法度，以实现变更法度的谋划；多次排斥忠良，以虚假的顾托之罪陷害他们。用心积累到如此地步，议论你们的罪行应当怎样？可各依原官分司南京；韩川在随州居住，孙升在陕州居住。范纯礼、赵君锡、马默的制文大意说：从前在初政时，常常跻身近班，怀有借势乘权的心思，产生背弃公义、死党相结的谋划，附会邪说，专门逢迎取悦；没有办法彰明奸邪，公论十分郁结。可各自削职，仍按原官办理；范纯礼在蔡州居住，赵君锡在本处居住，马默在单州居住。顾临的制文大意说：附会凶党，竭力接受荐举；先前由于洞察奸谋，没有让你越级进入近列；等到掌管留钥，又结交罪犯宦官。虽然因人议论，常常只是降职，责罚太轻而罪行太重，众人认为不合适。可削职，仍按原官管勾洪州玉隆观，饶州居住。范纯粹的制文大意说：倾邪险僻，是出于天性；反复引导逢迎，忘记父亲的志向；兄弟互相倡和，协助凶奸；改变先朝拓土之功，造成一时收缩国土的主张。失于刑罚已经很久，公论尚未平息。可削职，仍按原官管勾江州太平观，均州居住。孔武仲的制文大意说：附会奸党，越级处于要职；到了亲政初年，竟敢采取坚持到底的做法。失于刑罚已经很久，公论尚未平息。可削职，仍按原官管勾洪州玉隆观，池州居住。王汾的制文大意说：早年凭普通才干，滥居儒馆；元祐年间附会诋毁、欺罔，众论喧腾，罪状明白。可削职，仍按原官退休。

译王钦臣、张来的制文大意说：你们因缘附会奸险之人，越级升入要职，挟持邪说和谋划，煽动凶恶气焰。王钦臣可削职，管勾江州太平观，信州居住；张来可削职，添差监黄州酒务。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等人的制文说：当他们的父亲在世时，便借国家威灵作为自己的门第资历；等到吕大防掌权，又暗中援引凶党，贩卖权力和利益，并且都凭庸常才干而获得美职。应当全部依次降职，有的仍给予分司，或许可以使刑罚不致轻重失当。至于侥幸免于刑罚的人，吕希哲分司和州居住，吕希纯分司金州居住，吕希绩在光州居住。姚勔的制文大意说：从前依附凶邪之人，为他们拼死出力，阻挠、伤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仍按原官分司，衢州居住。吴安诗的制文大意说：近来群凶聚集作恶，接踵而至地专擅朝政；你依靠朋党邪人，窃居谏官之列，煽动凶恶气焰，附会邪谋，发泄宿怨以排挤劳苦有功的旧臣，构造险恶言语以提出倾覆动摇的议论。虽然曾经从轻责罚，却还没有用严刑正法。可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削职，添差监处州盐酒；知齐州贾易，任海州盐税。程颐放归田里，钱勰、杨畏一同被逐，永远不得叙复，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朱光庭追贬郴州别驾；孙觉、赵卨、李之绳、杜纯一并追夺职名及遗表恩例，李周追贬。以上责词，都是叶涛起草的。当初，吕大忠把从皇帝那里听到“吕大防可以重新任相”的话告诉章惇；等他回到渭州后，便通过通判潘适详细说了这件事。潘适叹息说：“您说错话了，一定会深深后悔。”不久吕大忠加官，请求缴还职名，以求量移，吕大防不同意。于是吕大防再次被责罚，安置循州；有人说这是因为循州再次责罚之事，皇帝的话实际上激怒了章惇等人，大概章惇等怀疑皇帝想重新进用元祐旧人。三年甲申日，文彦博的制文大意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行为虚伪却固执；三朝充任公卿师傅，四十年间担任将相，却忘记朕的大德，放纵自己的愤恨之心；开始时迷误国家而心怀欺诈，最终朋比奸邪而背弃善良；把理财裕民的政绩说成暴虐聚敛的利益，把经天纬地的功勋说成盗贼草寇的谋略。有这样的臣子，合乎道义吗？唉！明正惩罚、端正刑法，永远作为垂示后世的警戒，彰显善行、憎恶恶行，向上慰藉在天之灵。可特授太子太保，仍以原官潞国公退休。张茂先、梁惟简、谭扆、赵约以及内人樊氏，都被责罚贬降。闰三月丙戌日，诏令文彦博的几个儿子一并解除官职侍养老父。追夺司马康的赠官。丁亥日，诏令再次责降韩川，道州安置；孙升，汀州安置。诏令韩忠彦降授充资政殿学士，任知定州。蹇序辰说他在元祐初年附会奸恶。诏令苏轼撰写上清储祥宫碑，让赵京撰文并书写。壬辰日，诏令责罚王隐、王觌、孔文仲、鲜于侁、吴处厚等人。郑雍因诽谤先朝获罪，削职任知定州；二月，又改任郑州。安焘削落观文殿大学士，仍按原官任职。他因蔡京、蹇序辰指称其奸邪而获罪；叶涛因论说安焘不当，削职任知光州。甲辰日，诏令安置在惠州的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世移送高州安置。诏令毁抹吕惠卿的责官文书，诏词是应吕惠卿请求而作。三月壬辰日，中书舍人、同修国史院蹇序辰说：朝廷前些日子追究并订正司马光等人的前罪，明白昭示他们的罪罚，以告知朝廷内外；考察言论、观察事情，许多踪迹诡秘，无法完全查究。至于他们的奏章和文字散存在有关官司，如果不乘时搜取、编类，年久之后就会沉沦散失；或者奸邪党羽互相构陷，也会有藏匿、毁弃的弊端。希望选派官员，把奸臣的言行和士人的状文编类起来，以向天下和后世显示最大的警戒。皇帝同意了，派给事中徐铎和蹇序辰办理。四月己亥日，安置在循州的吕大防死于虔州。辛丑日，已故吕公着追贬昌平军司户参军，已故司马光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壬寅日，诏令范纯仁、王嵓叟、司马光、吕公着、赵卨等人的恩例一并追夺，并予以归还，这是因为吏部、刑部有所请求。中丞黄履上奏请求追究王珪的罪责，诏令王珪遗表恩例一并追夺，王珪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五月，陈衍的儿子慥、梁维简一并没收财产，亲戚和关系亲厚的人也一并责罚贬降。辛未日，舍人蹇序辰不肯起草吴居厚的告词，因而说：吴居厚在元祐年间被责罚，本来没有贪赃私罪，到绍圣亲政时才重新被收用。议论者还拿以前的事情来指责他，臣如果苟且随从流俗，就会显示自己贪图利益、朋比奸邪，无法表达区区忠心。臣最深切担心的是，这会损害先帝知人的明察，违背今日绍述先帝之志。希望把臣的这道奏章和吴居厚的除命一并下达，张榜公布，以表明朝廷的好恶，作为四方的风尚；这样就不只是臣感到幸运了。诏令张榜示于朝堂：朕以微薄之身承继先帝的基业，永远思念先帝的美好功业和盛大美德，想把它昭示万世。然而近来遭到群奸共同发泄宿怨，兴起讹言、制造诽谤，极力诋毁排斥，政事和人才几乎全被废毁；朕早晚忧惧，不敢有片刻安闲，想着与卿士大夫共同承继先帝的志向，希望德业流传无穷。想到如今在朝廷的臣子，很少懂得事奉君主的道义；他们把随乡愿、同流俗看作善士，制造虚假声誉来进用无能之人，把包容私情、结党相先当作能事，把奉法守公当作罪过。才智足以胜任的人，群庸一同嫉恨；志向趋向既然端正，便被视为深藏不可测的仇敌。端正明亮、刚强挺立而具有独立操守的人，不能被众人容纳；含糊阿附、曲意回邪、持两可之说的人，却必定在流俗中获得名声。沉溺其中而不肯回头，实在险恶浅薄而可耻。于是他们暗中怀着私恩，公开废弃公论，把奸臣所斥逐的人说成罪有应得，把奸臣所变更的事情说成适宜；把先帝所创立的制度说成不对，把先帝所褒奖擢用的人说成不当；借着譬喻援引余党，侥幸重新收录任用，务求使旧有章程不能纯一，煽动是非不定的议论，想要开启善恶之人轮流任用的端绪，把小人的道路混托在难以察知之中，在天下尚未完全信服之时使人心疑惑。

译幸而时局中途发生变化，希望百姓之心能够同归于一。每当想到这些，实在令人感慨叹息。朕考察言论、观察事情，清楚看见了奸邪之心，想要端正法典刑罚，确实应当申明警戒。从今日起，你们应当更新改作，以惩罚那些过错，使人全都趋向正道，明确表示什么该赞许、什么该厌恶，并不是姑息苟且；如果有人执迷不改，必定严惩，决不赦免。告诫你们在位诸臣，希望都能恭敬承受。秋七月，下诏准许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的吕大防归葬。起初吕大防在处州去世，皇上听说后，询问吕大防为何到了处州；等到他的家属请求归葬，便答应了。议论此事的人由此知道，痛贬元祐党人的做法并不是皇上的本意。辛未，蔡谓上奏说，他看见文及甫常常给邢恕写信，言语大逆不道，于是下诏令蔡京、章惇立即在同文馆审究此事。九月壬子，下诏说：“中外臣僚等都准许直言朝政的缺失，朕亲自阅览，并虚心改正，希望借此消除天下的变乱。”乙卯，下诏说：“朕凭微薄之身得以保全宗庙，恭敬地主持祭祀神灵和上天，小心谨慎，不敢稍有懈怠，只怕德行不足而上干天象。如今彗星出现在西方，这是很大的灾异谴告；上天显示变异，朕实在害怕。因此减少膳食、回避朝会，寻求直言、停止宴饮，广施恩泽，大赦并宽宥囚犯罪过，希望消除妖祥，重新迎来善气。” 可以大赦天下。”唉，遇到灾异便恐惧，诏命关系重大，还要依赖公卿们尽心辅佐政事，彼此修正不足，共同达到太平。告诫你们各方面的臣僚，都要体察朕的心意。庚申，彗星侵入天市垣和帝座。十一月，刘奉世兄弟被责降为中丞，邢恕说这是因为他们倾害顾命大臣。丁丑，下诏将程颐在涪州编管，罪名是他与司马光同恶相济。化州安置的安焘去世。十二月，新州安置的刘挚去世。下诏将其责授黔州别驾，涪州安置。黄庭坚移到戎州安置，因为要避开与使者有亲属关系的嫌疑。元符元年二月，蔡京等审究同文馆案件，最终没有得到要领，于是改为派遣升卿和必到岭外，谋划把元祐党人全部杀掉。当时刘挚、梁焘已经先去世，朝廷尤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董必被诏任为河北东西路察访使，吕升卿任河北漕运官。三月，下诏将陈衍特意处死。起初，章惇、蔡卞害怕元祐旧臣有一天重新起用，日夜同邢恕谋划排挤陷害他们的办法。已经再次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令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越过岭南，心里仍不满足，又利用黄履的奏疏攻击高英，追贬王珪，都诬陷他们图谋危害皇上，追查言论逐渐牵连到宣仁圣烈皇后。皇上也颇为这些说法所迷惑。最后兴起同文馆案件，将要把元祐旧臣全部诛杀；他们暗中结交宦官郝随作为助力，专门罗织、构陷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有人建议追废宣仁圣烈皇后。张士良此前被流放到雷州，章惇、蔡卞逮捕迎接诏使，想让他证明宣仁圣烈皇后确有废立之意。张士良到后，他们拿出旧日御药，并把鼎、镬、刀、锯等刑具排列在他面前，对他说：“说有此事，就恢复你的旧官；不说，就处死你。”张士良仰天叹道：“太后不可诬陷，天地神明也不可欺骗。” 张士良请求立即受戮，蔡京、章惇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用陈衍的罪状来搪塞诏命，关于废立宣仁圣烈皇后的议论因此平息；但章惇、蔡卞始终不肯释放元祐旧臣。蔡京、章惇进呈刘挚等人的事情，皇上说：“元祐的人果真这样吗？”蔡京、章惇说：“确实有这种心思，只是反叛的形迹还没有显露。”皇上说：“刘挚等人已经被责罚流放到远方，朕遵循祖宗遗意，从未杀戮大臣；释放他们，不要再治罪。”癸酉，三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上奏称，经过体察，知雷州朝请郎张逢同本州岛官吏到门口接见苏辙，第二天设宴会，召苏辙住在监司行衙，又命令他租用进纳太庙斋郎吴国鉴的宅第。张逢每月率领一两次移厨设宴款待，又派白直七人借事让本州岛海康县令陈谔调派杂役，追呼工匠等为吴国鉴修宅；还强迫居民拆退篱笆脚、拓宽小巷，以便人马通行，避开苏辙所住的门巷，以及借用手力等事。下诏将苏辙移到循州安置，张逢特意勒停，陈谔特意冲替。本路提点刑狱梁子美既然与苏辙是亲姻之家，却不申明回避，加上其余监司失于察觉，各罚金三十斤。夏四月，下诏，化州安置的梁焘去世，不许归葬，命家属到昭州居住。林希出任亳州知州，邢恕出任汝州知州。因为林希私下怀有积累的怨愤，意在中伤；邢恕暗中怀恨，妄想得到进用，所以一并贬黜他们。五月，下诏刘挚、梁焘的各个儿子都勒停，永远不再收录叙用。因为文及甫等人供出的逐项罪状中，有的人已经死亡，无法查验，所以要明正典刑。六月，中丞安惇说，请朝廷委派官员把元祐年间理诉所的一宗公案详细审看；如果原来改判正确，就请申请追究获罪之人的责任，仍依原判施行。下诏令蹇序辰、安惇审看，凡言语对先朝不敬顺的，把职位、姓名另行列具上报。蹇序辰先前已有这个任命，皇上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安惇又进言告诉蔡卞，劝章惇务必实行，并命蹇序辰与安惇、徐铎共同主持此事。此后因诉理而遭祸的人共有七八百人，实在是蹇序辰和安惇开启了此事。七月，三省说，蔡京第三次上奏，文及甫揭发刘挚有司马昭之心，以及他的党羽，应废黜他们的子孙。臣等听说刘挚、梁焘已经受到处分，其余显贵官员还没有指示。章惇、安焘、郑雍一并特意罢免。

译三省说，刘挚等党人中的王岩叟前后议论政事，包藏祸心，最为凶恶悖逆。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仍然屡次上疏诬蔑欺罔圣德，暗中蓄谋邪计，虽然都已经分别遣置，但屡屡据臣僚上奏请求施行。下诏将范祖禹移到化州安置，刘安世移到梅州安置；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的各个儿子都勒停，永远不再收录叙用。九月庚戌，追夺官职并勒停、在横州编管的秦观，特意除名，永远不再收录叙用，移送雷州编管，因为他附和司马光等人，与他们同恶相济。吕大防的各个儿子都勒停。御史邓裴请求依照范祖禹等人的先例办理。看详诉理所说，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书讥刺诽谤朝廷，以及王安国毁谤其兄王安石等罪名，在元祐元年得到昭雪是不恰当的。下诏元祐年间的相关指挥一概不再施行，并命令改正。郑侠勒停，在英州编管，永远不许量移。十月，看详诉理所说，元祐臣僚上书请求为诉理所规定期限，使所有含冤的人都能洗雪，借此广施圣恩，招来和气。根据他们说对先朝不敬顺，诏令王觌特意责授鼎州团练，在丰州安置。甲午，范祖禹去世；化州的张敦礼被责降，罪名是元祐年间曾上言请求罢免蔡确、任用司马光，有五项罪过。欧阳裴被削职，并给予合适的差遣，罪名是朋比依附元祐大臣。十一月，三省说，元丰末年、元祐年间王巩多次上书议论朝政；张保源也多次上书议论朝政，附和奸臣。下诏追毁王巩的出身凭证，告勅全州编管；张保源勒停，在峡州居住。三年正月庚申，知大名府韩忠彦致仕，王存各降一官。中丞安惇替二人上奏请求昭雪；谢景初言语不顺，所以有此命令。二月乙未，曾布说，章惇、蔡卞处置元祐人，众人的议论都认为确实过分，难道是为了诋毁先朝吗？大概多是怨恨报复罢了。丙午，诏令孙谔给予合适的差遣，原因是他参与元祐诉理，曾说有含冤饮恨的话。御史左肤说，他追恨先帝，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罪。三月己未，中丞安惇说，元祐案件的案牍涉及一千多人，原来的判决轻重，各人都与罪相当。原来审看这些案件的官员刘挚等，以及管勾文字叶伸、苏加、朱裔等，罪迹显著，按道理不能宽赦。下诏令有关部门具列每个人到任的年月日，审理其情节和罪犯后施行。下诏叶伸降三官，苏加等勒停。辛酉，萧世宗任吏部员外郎，张行任户部员外郎。萧世宗在元祐年间上书论说青苗、免役等便利百姓的政策，主张恢复免役法，共上书四十篇，所以有此任命。四月，顾临去世。知桂州程节、员外郎谭掞、荆湖提刑梁子美各降官，罪名是昌化军使张中征用士兵修驿站，因苏轼担任察访使时董必弹劾程节没有察觉，所以有此命令。唐领因为借用舟船运载新州安置的刘挚遗骨获罪，下诏唐领先冲替，降往淮南，仍将弹劾情况上报【唐领当时任知楚州】。黄隐被责令到南安军安置，罪名是元祐时依附奸党。五月，新任韶州知州孔文仲被责授惠州别驾，在英州安置，罪名是元祐年间上书诽谤讥刺先朝政事。知泸州王献可降一官并罢任，罪名是元祐年间上书议论朝政，所以有此命令。梁和、林大节、王祐、陈嘉言是梁惟简等人的亲戚，一并给予远方小监当的差遣。戊辰，下诏陈次升因为元祐年间任御史时所上奏章诋毁先朝政事，朕常常包容他的过错，希望让他自我更新，授给他练职；他竟又习惯旧态，观望着发表言论，可以罢职，令其监掌全州酒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章〕 七月，韶州六曹诸司说，凡是元丰以来、四月以后申请废除先帝法度的奏章，以及提出这些主张的官员姓名，都应编类成册；其中三省如果有毁匿行为，罪赏一律依照所编章疏已经取得的朝旨办理。这是采用尚书蹇序辰、宣德郎李积中的意见。九月丁未，下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此前将要册立皇后时，宫中传出皇太后的手诏说：“不是这个人，还能是谁？”翰林学士蒋之奇把这句话载入白麻，因此有“如果不是这个人，谁可以做皇后”的话。后来皇太后临朝听政，因为瑶华无罪被废，追究元符年间册立皇后的原因，蒋之奇进呈所奉手诏，验看字迹，原来是刘友端所书。后来曾布问章惇：“制作元祐手诏的是刘友端所写，皇太后从未见过、听说过，这是为什么？”章惇急忙说：“是我把它送入内宫的。”当时章惇专门掌管诰命，内侍郝随用此巩固权势和宠信，刘友端帮助他；三人凶险狡诈，互相配合，所以长乐宫的手札是章惇撰定后送入宫中，刘友端假传诏制写道：“宫禁之事秘密，别人无法辨明。”通判毕渐说：“元祐年间各路所立的碑记、刻石、纪述等，都命令毁碎。” 皇上听从了。甲子，右正言邹浩上疏劝谏册立皇后的过失。奏疏上奏后，下诏说邹浩言语多狂妄，除名勒停，在新州编管。闰九月，贾易在邵州安置，因为他在元祐年间曾长期任谏官，辅翼权臣，诬陷诽谤先王遗法，所以有此命令。十月，文及甫被削职，出任均州知州。十一月乙亥，翰林学士蒋之奇、知开封吕嘉问、权吏部叶祖洽都被削职出守。王回除名勒停，罪名是与谏官邹浩言语往来。田衍、王琳、岑域、吴礼、李友谅都特意追夺一官并勒停。白时中、岑穰、张廷坚、毕渐、蔡蹈、张琳、范致虚各冲替。陈举、朱绞、傅楫、胡安远、范致君各特意追夺一官并勒停。蒋球特意冲替。叶丞、王溥勒停，罪名是用银钱赠送邹浩，并且送信叙说别情。吕希绩降授朝请郎，分司南京，在随州居住三年。徽宗即位后，派使者到永州慰问范纯仁，召韩忠彦为吏部尚书，李清臣为礼部官员。当时绍圣党人在朝廷掌权，人人心怀异意。前一天，皇上对徐绩说：“你正直鲠直，是朕所倚赖的人。”

译徐绩于是谈到选择宰相的困难。皇上说：“已经下诏任用范纯仁、韩忠彦。”徐绩叩头祝贺说：“得到合适的人了。”二月辛酉，下诏恢复邹浩宣德郎的官职，监掌袁州酒税。癸亥，下诏将永州安置的范纯仁任为左中散大夫，分司南京，在邓州居住。吕希纯在唐州居住，王觌在和州居住，韩川在随州居住，刘奉世在光州居住，唐义口在安州居住，吴安诗在澧州居住，吕希哲在随州居住，吕希绩在衡州居住，吕陶任便居住。苏轼移到永州安置，刘安世移到衡州，秦观移到英州，程颐移到峡州。杨畏知襄州，王古知润州，王钦臣知襄州，范纯仁知亳州，范纯粹知相州，张耒任黄州通判，晁补之任武宁军签书判官、勾当公事，王隐监掌江州酒税，黄庭坚任鄂州监税，贾易监掌舒州茶、盐、酒。三月甲午，任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邹浩为右正言，陈瓘为左正言；叙用英州安置的孔文仲，昭州编管的汪衍，封州编管的余爽，金州编管的王巩；让峡州居住的张保源一并恢复官职。乙未，任上官均为秘书少监，孙谔为右司谏。癸巳，任郑雍逸为左班殿直，韩忠彦为右仆射，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朝廷内外都拭目以待新政，皇上有意采用中间路线，调和不同意见；因为韩忠彦稳重宽厚平和，首先任命他为宰相。乙卯，叙复元祐大臣。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哀怜失职的士大夫很多，虽然已经略加收复，仍不能满足朕的心意。如今上天保佑我家，生出杰出人才，忽然有六种庆祥，恩惠及于各方，解开罗网，赦免罪人，抚恤众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呢？这就是最终的意旨。”范纯仁提举嵩山崇福宫，准许回颍昌；刘奉世任明道宫，准许回陈州；王觌任崇福宫，韩川任太平宫，吕希纯任鸿庆宫，吴安诗任崇福宫，唐又闲任鸿庆宫，都任便居住。王钦臣知颍昌，吕陶、张耒、刘当时都给予知州，吕希哲、吕希绩、贾易任小州，刘唐老、黄隐堂除知军，晁补之任通判，黄庭坚任佥判；苏轼移到永州，苏辙移到衡州，郑侠放逐后任便居住。起初，御史中丞安惇说邹浩不能任用，恐怕会显露对先朝的态度。皇上说：“先朝的大事，中丞不发言，邹浩却敢于发言，任用他有什么妨碍？”至于陈瓘说邹浩竭尽忠诚，安惇身居风宪之职，却默默坐视，已经很惭愧了，何况还要议论邹浩的不是吗？下诏罢免安惇，任潭州知州。五月，此前台官龚夬、陈瓘、任伯雨都说尚书左丞蔡卞有过恶。龚夬说：“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妄称完全得到王安石的学说，用来欺骗朝廷；而一时贪利的人又帮助成就他的说法。如今他竟参与政务机密，清议沸腾，应当重重贬黜他，以慰天下。”陈瓘说：“章惇前些日子的所作所为，都是蔡卞教唆的。蔡卞以继承神宗为名，以编纂承继王安石为主旨，树立私门所保存的东西，把它当作国是；夺取祖宗的大美，把它归于私门。”龚夬又说：“章惇的行迹容易看清，蔡卞的内心却难以看见。按《春秋》责究动机，那么难以看见的罪过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任伯雨说：“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诬蔑、歪曲宣仁圣烈皇后的保佑之功，罗织元祐皇后的疑似罪名。安惇主持理诉所，使获罪的士大夫达到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编排章疏，使仅仅因为言语便获罪的人达到数千人。先帝亲自执政六年，从未有过失误，只有这几件事，全都是蔡卞所为。” 一天，皇上说：“台谏已经攻击蔡卞十多篇奏章了，蔡卞于是请求辞职，便出任江宁府知府。”戊子，陈瓘说：“绍圣年间重新修撰《神宗实录》，史官夺取宗庙的美誉归于旧臣，设置掌书之官来尊崇私家史书。现有的绍圣《神宗实录》，希望下诏让史臣另行删修。”下诏令三省参照核对后进呈。左仆射韩忠彦向皇上说：“元祐年间活着的人已经蒙受恩典，而死去的人却还没有分别甄别恢复官职，这应当出自皇上的心意。”曾肇也说：“陛下即位以来，废黜流放的人都已经还在世者，所受恩惠已经很厚，只有游魂枯骨还没有蒙受恩泽，请出自圣心，明发诏令，叙复他们。”于是下诏说，元祐旧臣老臣还在贬谪之中，施恩怜恤颁行，怎么能唯独落在后面？太子少保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一并恢复原官。六月，左正言陈瓘说：“邢恕近来诬陷司马光、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都有奸谋，使他们的家族几乎覆灭，公论早已不能容忍此事继续下去，应当确定他的罪。”于是韩忠彦请求改写司马光等人的告命。皇上说：“只要在责罚邢恕的告词中载明这个意思，天下人就都知道了。”制书说：“忠诚与谗邪分辨清楚，内外就会肃然；是非公正，劝善惩恶就会实行。” 你的用心险恶倾危，向来有意附会，捏造不实言语。你屡次诬陷宣仁圣烈皇后，既不是亲耳听闻，又没有证据；追究其来源，全都没有根由。使司马光、吕公著蒙受凶悖的名声，遭受诛杀流窜之罪，欺骗上天、贻误国家，都是你的责任。何况他们二人确实是你的门下之士，你借助他们的声誉来引荐重用，恩义并不轻。一旦突然翻脸，竟成为仇敌，排挤陷害，屡次编造虚假言语。”下诏削去官职，罢免荆南知州，责授少府监，分司西京，在均州居住。九月，侍御史陈次升说：“左仆射章惇自从登上宰相之位，把私人的言论当作公论，奉使前往山陵时，安排错乱、处置乖谬。”中丞丰稷、御史陈师锡说：“章惇主持国政七年，窃取威权恩宠，天下人敢于伤害贤者，敢于杀人的重大事情都被他包藏，阴谋发展成各种异议。”陈瓘说：“章惇独任宰相八年，迷乱国家、贻误朝廷，罪行不能掩盖。奉使时失职，事情关系到泰陵；又说他帮助尊崇私家史书，甚至轻慢神宗；夸耀自己的功劳，竟至诬陷宣仁圣烈皇后。他乐于用兵，大肆制造边境事端，陕西百姓已经怨恨，而仍不停修筑；内府财物已经耗尽，而转运仍不停止。他杀死张悦以堵塞众口，扩大邹浩之狱以断绝言路。”

译于是章惇请求罢去政务，辛未出任越州知州。起初中丞丰稷入宫应对，学士承旨蔡京在殿阶之间向丰稷作揖说：“天子从外服下诏召公任中司，今天一定会有高明的议论。”丰稷正色回答：“走着瞧，自然会知道。”到这时，他与侍御史陈师锡共同说蔡京、蔡卞兄弟同恶相济，迷乱国家、贻误朝廷，请求依法正罪，没有得到答复。甲申，蔡卞提举杭州洞霄宫，在太平州居住。张商英削职出任随州知州，范镗削职出任滁州知州，罪名是依附权要。乙丑，此前陈佑论说张瓘门下的李清臣，说哲宗天性仁慈孝顺，每次面对臣下都有爱护人的言语，却任命章惇为宰相，不设置次辅。章惇性情残酷苛刻，诱导皇上心意的无非是残忍杀伐之事，伤害和气，导致水旱灾害接连多年。自古以来，像章惇这样的大臣很少，应当施行诛戮来安慰民望。于是下诏责授章惇为散官，在潭州安置。然而议论的人认为李清臣反复迎合。丙申，蔡京被派往永兴军；御史说他在外结交后族，在内侍奉宦官，交相勾结于东朝，忧惧触犯圣颜，给社稷留下祸患，成为天下的祸害。林希出任福州知州，叶祖洽、徐铎一并削职。御史说他们帮助章惇作恶。己未，下诏说：“我永远想到神宗创立一代的典章制度，留给后世。任事之臣用心有时过分，这是朕所不取的。治理政事、任用人才，朕没有彼此之分；斟酌损益，只看合不合乎义。朕愿与在位者共同谋求安康功业，以成就继承先志的美名。从今以后，如果有曲解学术、抱有偏见，妄想改作，谋求经营国事的，应当和众人一起弃绝他们。”辛酉，左仆射韩忠彦性情柔弱懦怯，天下大事多由右仆射曾布决定。于是有人议论元祐、绍圣都有过失，想用最大公正消除朋党。十一月，下诏明年改元建中靖国；任新除的贾易为谏议大夫，左司谏邹浩为起居舍人；蔡京知江宁，郭知章任永兴军；苏轼任成都玉局观，苏辙提举太平宫，任便居住；黄庭坚知叙州，刘安世知郓州。侍御史陈次升、龚夬再次说蔡京奸邪罪恶，下诏蔡京削去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辛巳，御史陈次升说：“哲宗皇帝责问宰执时，蔡卞身居政府之位，肆意施行奸谋巧计；他的凶恶气焰越来越炽烈，巧妙操弄赏罚，专门施行恩惠和报仇，编排章疏，中伤士人，有的把人投到远方，有的使人陷得更深，种种毒害流布天下，实在不忍听闻。” 当时人称他为“笑面夜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又右正言张廷坚也说蔡卞奸邪罪恶，下诏蔡卞到别处居住。建中靖国元年，左正言任伯雨说章惇长期专擅朝廷权柄，迷乱国家、欺罔皇上，毒害流布士大夫。此前他在帘前提出异议，幸赖太皇太后睿智，事先作出决定，所以奸谋没有实行，想来实在令人寒心。下诏责罚章惇，任雷州司户。六月，尚书左丞范纯礼起初上奏说，近来看到朝廷以元丰为是、以元祐为非；元丰的政事全都出自先帝的规划，似乎没有不好的地方，但官吏执行时未必一一符合法意，所以百姓虽然受到恩赐，也有可能受到伤害。元祐的治理，开始时执政者虽稍加润色，也大多仍是先帝的法度。如今议论政事的官员中，有些人在元祐年间不得志，便借此来动摇陛下的心意，未必全是为了国事，大概是乘机邀求私利的人。又说，自古天下治乱，关键只在任用人才如何；现在略陈祖宗任用人才的要领。秋七月初，朝廷稍稍改变熙宁、元丰以来的政事，而范致虚上言说不应改变，并说臣读陛下泰陵诗，末章写道：“周绍裕陵尊”，这正是陛下孝悌的本心；臣希望陛下守住这一点就够了。皇上立即召见他，说：“朕将破格任用你，任命你为左正言。”恰逢有诏令修史官取元祐、绍圣《实录》，依照公论参详，务必不失实情。甲子，范致虚说神宗一代的信史尚未确立；元祐的史书因先朝认为它诋毁诬陷，于是废弃不用；绍圣的史书如今又被认为有所掩蔽，重新另行议论编撰。既然修史而到了反复改动的地步，凭什么传信于后世？臣认为，没有绍圣之书，就无法考察订正元祐的诋毁；没有今日，也无法考察订正绍圣的掩蔽。臣希望陛下下诏告诫史官，书成以后若有删削不公，都按轻重定罪。元祐的诋毁诬陷已经交由先朝考订并施行遣责；绍圣的掩蔽按理应逐条列出，昭示天下后世，以表达陛下的孝思。下诏送国史院。七月，陈瓘上奏：“臣曾请求另修《神宗实录》，以成就一代典章，却没有听说施行，大概是因为绍圣的史臣如今成为宰相的缘故。”没有得到答复。当时陈瓘暂任给事中，右仆射曾布将要推荐他，当天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陈瓘。陈瓘说：“我和曾布议论政事不合，他这是用官爵来诱饵我。如果接受他的推荐而以后又和他意见不同，那么公义和私恩两方面都会感到惭愧。”到此时陈瓘到政事堂，拿着书信拜见曾布，极力论说，大略说：“尊崇私家史书而压低宗庙，因边费而败坏先政，这两件事都是陛下眼下的过失。” 陈瓘所撰《日录辨》一篇，所谓尊崇私家史书而压低宗庙，从中可以看见。他近来任无为军知军，知道天下根本的财物都运往西边，于是论述国用；所谓因边费而败坏先政，也可以看见。于是他把副本交给曾布。曾布说陈瓘所论是元祐时期见识浅陋的说法，又说：“即使有卜书，曾布我也不会动摇。”陈瓘于是向三省申诉，请求追究妄言之罪，及早施行流放贬黜。宰相曾布说：“陈瓘责备我们尊崇私家史书、压低宗庙，因边费而败坏先政，他的罪过就是这些。”皇上命令责罚陈瓘，左仆射韩忠彦、右丞陆佃说：“陈瓘的话确实过分；如果责罚他，反而会使他借此成名。”曾布尚且能够容忍陈瓘。八月乙卯，任陈瓘为秦州知州。冬十月，门下侍郎李清臣与仆射曾布有嫌隙，经常在皇上面前互相诋毁。谏官议论曾布的过失，皇上因为陈佑与李清臣交结，想贬黜曾布而援助李清臣，将要罢免陈佑。谏官江公望急忙进言：“陛下临朝以来，已经更换三名言官，驱逐七名谏臣，这不是天下人的期望。如今陈佑论说宰相的过失，正是他的职责，怎么可以就说他另有意图呢？”

译皇上非常赞许这番话。到此时，曾布派人暗示江公望：“如果你能议论李清臣，就以谏议大夫的职位安置你。”江公望没有答应，把这句话报告给皇上，并且说明朋党异同的弊端。然而御史彭汝霖于是迎合曾布的意旨，屡次论说李清臣奸邪。又起初议论营建景灵西宫时，李清臣常常进谏劝止。等到宫殿建成，李清臣逐渐被疏远排斥，便设法自我巩固。李清臣上奏说：“西宫建成，京城人都很欢喜。”皇上没有回答。到这时，李清臣心中不安，又被彭汝霖弹劾。乙未，罢免其职，任大名府知府。壬午，三省奏事完毕，右仆射曾布独自留下进呈。宫中降下起居郎邓洵武所作的《爱莫助之图》，其中认为陛下正在继承先志，却没有群臣辅助。图像史书年表，列为旁通，分为左右；将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分为七栏。左边写“绍述”，右边写“元祐”。左栏列出帮助绍述的人，宰相、执政官中只有温益一人，其余每栏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用等。右栏列出满朝辅相、公卿、百官，全部在其中，多达一百多人。又在左栏排列一项，用小贴子揭去曾布秘密禀报的臣僚姓名。皇上说：“邓洵武说，不能没有蔡京，否则不能和你同心，所以把曾布揭去。”邓洵武所陈述的既然与臣下所见不同，自然不应参与议论，请将它收纳起来。第二天，皇上便改为交给温益，温益欣然奉行。邓洵武请求登记记录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皇上决意任用蔡京。崇宁元年，朱肱上书议论政事，又进呈他写给宰相的信说：“近年来日食有三次，地震有一次；这虽然是太平之世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四月是正阳之月，而河东上郡发生地震，仅十天之内再次出现这种异常，实在太严重了，不知公将用什么来消除它？刘寿是您的门人，如今已经任御史，您有过失，难道可以不让他进言吗？像上官均、丰稷、贾易、邹浩等人都相继外调，这几位公卿的进退任用足以影响治乱；您作为太宰，而正直之人相继离开朝廷，这就是日食、地震的原因。绍圣年间，章惇、蔡卞以奸邪谄谀相互配合，他们的罪恶数不胜数；其中最大的一件，是四位公卿在枢府坐视沉默，不能说没有过错。如果认为西府不应参与议论，那么侍从大臣都参与谋议，何况执政呢？元祐大臣范纯仁再次被贬，能进言的人有之，您却没有援救；废黜元祐皇后，龚夬能进言，您却没有援救；议论元符皇后，邹浩能进言，您却没有援救；把谏官置于死地，黄履能进言，您却没有援救。这是章惇罪恶中最大的一部分，而您没有半点相助的功劳。如今您又应当承担主持政务的重任，只有遇到灾异而恐惧，才能消除天变；听到善言而改过迁善，才能求得直言。这就是朱肱对您的期望。”下诏交三省办理。朱肱是朱服的从弟。江津人赵谂，年轻时敏捷机敏，绍圣初年考中甲科，任成都教授。因为章惇驱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便想起兵占据蜀地，与亲近的何奬、王师直、贾时成以及术士罗京等共同谋划。恰逢皇上登基大赦的诏书到达，赵谂对何奬等人说：“章惇一定会失败；天下既已安定，人心就难以发动，先前的谋议希望不要再说出口。”于是入京，授任太学博士；但党羽中有掌管郡县的人揭发了他的谋划，案件将要牵连诛灭全族。戊戌，下诏将他们全部处死。夏五月，曾布常常在皇上面前说韩忠彦正在树立党羽以倾覆自己。曾布的弟弟曾肇写信劝诫他说：“兄长如今得到皇上信任，正应当任用正直之人，扶助王道，以杜绝章惇、蔡卞重新起用的苗头。但几个月以来，所谓善人相继离开朝廷，在朝中的也被置于闲散之地；而被进用为辅臣、从官、台谏的，往往都是从前侍奉章惇、蔡卞的人。” “一旦兄长的势力稍不如今日这样兴盛，必定首先引进章惇、蔡卞；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恐怕来不及顾惜其他人，曾氏一族的祸患难道能够逃脱吗？”王古、王觌、丰稷、贾易都可以一起谋议，希望兄长虚心克制自己，同他们议论；只要正直之人聚集在朝廷，小人的势力自然就会消退。曾布没有听从。到这时，谏官吴材、王能用帮助曾布的说法。党争再次兴起，善类都被流放排斥，其中吴材出力最多。己巳，吴材、王能用等上章排斥元祐党人，仍没有停止。只有谏议大夫彭汝霖与御史邹余、郭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元祐人的罪状已经记在绍圣贬籍中，证据俱在。此前元符末年叙复太过宽厚；如果由朝廷自行检举裁减，几天就可以办完，不必等到弹劾之人逐一指名后才施行，只会使人们的议论纷纷不止。应当告谕执政大臣，依据情节轻重，确定罪行大小，再上禀圣裁。于是右仆射曾布采用他的意见，把姓名全部列出进呈。下诏再次责降元祐党人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梁焘、范纯仁、刘挚、王岩叟、王存、傅尧俞、郑雍以下，各人按差等削夺官职；只有韩维、孙固因为是神宗潜邸旧人，特意免除。丙子，下诏元祐党人各自已经削夺官秩，从今以后没有人再敢说话，也不要再说。秋八月，曾布罢去宰相之职。戊子，破格任命蔡京为右仆射，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八月己亥，登记元祐党人以及元符末年宰相司马光、侍从苏轼、其他官员秦观以下，共一百二十人。二年正月，知枢密院蔡卞追究元符末年的仇怨，言官的奏疏已经指斥他的罪恶；任伯雨论说他想追废宣仁皇后一事，尤其切中要害，于是上疏自我辩解，并以任伯雨为首加以攻击。于是三省检查任伯雨等人的奏章。乙酉，将邹浩、陈瓘、龚夬等十人分别贬到各州，只有任伯雨远谪昌化军。四月，当时有诏令毁掉苏轼所刊《东坡集》；言官又说程颐入山著书，恐怕会涉及朝政，于是下诏程颐除名，命令监司察看他所著的书。九月，下诏天下监司、长史、右各自树立元祐奸党碑【详见党碑内】。四年五月，解除党人父子兄弟的禁令。五年春甲辰，任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于是刘逵首先劝皇上砸碎元祐党碑，放宽对上书被登记在册者的禁令。

译等到蔡京被罢免时。乙巳，下诏命中外直言朝政缺失。当时宫中在半夜派黄门到朝堂毁掉石刻。第二天，蔡京看见后，厉声说：“石刻可以毁掉，名声却不能消灭。”皇上对詹丕远说：“听说朝廷内外都说刘逵不能任用、法度不能改变、蔡京不能罢免，朕因此惊惧不安，不能入睡。”詹丕远说：“蔡京误国，陛下应当知道；刘逵有什么不能任用的？”皇上说：“例如砸碎党人石刻、放宽对上书被登记在册者的禁令，都是刘逵所做；朕应当据此论说时政的过失。” 宣和七年六月，当时元祐党人已经全部被清除，只有直秘阁刘安世孤然独存，声誉更加受到尊重。戊午，刘安世去世。此前苏轼评论元祐人物说：“器之是真正的铁汉。”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五 （宋）彭百川撰写 程颐出仕与退处的始末 元祐元年闰二月丁巳，任乡贡进士程颐为通直郎、汝州团练推官，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因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以及西京留守韩维推荐他的学术，所以有这一任命。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改任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此前，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举用隐逸之士，天下百姓就会归心。’臣认为，举荐他们容易，给他们俸禄却难；给俸禄容易，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却难。如果不以礼相待，不妥善安排他们，就不能得到他们来任职；不能得到他们任职，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臣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问极其精通圣人的精微之处，品行完全具备君子的纯粹德性。他早年与兄长程颢都因德行著称，声名显于当时。陛下正想任用程颢时，程颢却去世了，贤士大夫没有不共同叹息，认为这是朝廷的遗憾。如今幸而陛下重新起用程颐并任用他，臣希望陛下增加用来礼待他的礼数，选择安置他的妥善办法，使这位高尚贤能之士能够为陛下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得到的就不只是程颐一人了。四海之内那些潜藏光彩、隐居守德的人，也都将相互招引，出仕朝廷。” 愚臣我一片微薄之心，想要扩大陛下的美德，诚意就是这样。只愿圣明的君主留心察看，那就十分幸运了。丙辰，左司谏王嵓叟、右正言朱光庭进面对太皇太后说：“您多次推荐程颐，如今已经授任宣德郎，明日等候发布文书召他来应对。”太皇太后又说：“如果差除官职都这样办理，即使是众望所归的人，也不能吝惜授予他应得的名望；自然不能失信于人，不能用话来掩塞众人的口。”门下侍郎司马光说：“本月二十一日，中使陈衍奉圣旨问我：‘明日程颐上殿，如果奏对有可取之处，应当升授什么官职？不能让他进入经筵，又应当用什么名目？’我私下考虑，程颐本来以布衣身份守道而不出仕。前些时候朝廷授他幕职官、西京教授，他曾经推辞。后来朝廷诏令他赴阙，授宣德郎、秘书郎，他又推辞。低级官员中能够任经筵官的，只有崇政殿说书。如果以新近再次授予的官职，让他充任崇政殿说书，已经足以算是破格提拔，只是程颐坚决推辞，不敢接受罢了。还请圣意裁夺。”辛巳，宣德郎、秘书郎程颐授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上殿以后，朝廷立即任命他为经筵官。程颐当面辞谢，未获允许，于是详细上奏说：“我听说，能够知人善任，是尧帝也感到困难的事。即使陛下圣明，洞察力高超，但臣只是在片刻之间得到进对的机会，陛下见到臣的哪些方面，便骤然加以提拔任用，臣不敢据此推辞；只请求臣再上殿进呈三道札子，谈论经筵的事情。所说如果正确，那么陛下任用臣就没有错误，臣接受任命也无愧；所说如果不正确，说明臣的才干不足以任用，陛下就可以听从臣的辞谢，让臣退避。第一道札子说：‘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虽然具有天赋的聪明圣明之才，但辅导培养的方法不可不周全。所谓辅导培养，并不是等到皇帝在诏诰中说错话以后才进谏，而在于平日的涵养熏陶罢了。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自然就会改变气质，成就德性器识。请求朝廷慎重选择贤能有德之士，等待他们劝讲；讲读结束以后，常常留下二人轮流值日，一人值宿，以便皇帝随时询问。我听说，经筵隔日才开一次，讲读几行文字，群臣排列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情意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这样一来，要求经筵发挥辅导培养的功效就很困难了。如今主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便请求您频繁出帘听讲，但只要时常召见讲官，时间久了，自然会相互熟悉。大抵同近侍相处得久而熟悉，就会产生轻慢；同贤士大夫相处得久而熟悉，就会产生爱敬。这正是培养成就圣德、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造福的方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第二道札子说：‘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过前代。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导培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成德义，在于防止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分的嗜好；保养身体，在于使起居适宜，存有畏惧谨慎之心。臣想请求皇帝陛下左右扶持、供奉侍应的宫人和内臣，都选择年满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一切华巧奢丽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要使奢丽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近俗的话不进入耳中。又请求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祇应，以侍候皇帝的起居；凡是行动和休息，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发生剪桐叶作戏之类的事情，就根据事情随时规劝；如果违背辅导培养的原则，就应当进谏纠正。调护圣躬，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第三道札子说：‘臣私下看见，经筵臣僚侍立的人坐着，而讲说的人独自站立，按照礼制是悖逆的。请求今后特别命令讲官坐着讲说，这不仅使义理顺当，也可以表示主上尊重儒者、重视道统的意思。我听说，经筵讲官在御座旁边用手指着书本，所以不能坐下。另请命一人指书，讲官稍微离御案远一些坐着讲说。我看朝廷只是沿袭旧有体制，把经筵当作一件美事而已。臣认为，天下的重大责任，只有宰相和经筵两项。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德的成就则应由经筵负责。由此说来，怎么能不把经筵看得重要呢？’御史中丞刘挚说：臣恭敬地看到，制命授布衣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这实在是尊重儒者、重视道统、振兴举用遗逸之士，使天下归心，本来就是圣朝应当做的事。朝廷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的身份起用他，程颐已经极力推辞却没有被接受，才赴召入朝。陛下又以宣德郎、秘书郎的官职等待他。程颐到达以后，还没有立即接受任命，陛下又赐他在延和殿进对，并且授予他通籍的官职，把他安置在经筵。大概程颐不断谦逊退让，而陛下的恩命却一次比一次增加。臣担心程颐在出仕、退处、辞谢、接受这些事情上，义理有所难以心安。希望陛下审察真假，重视名器。听说程颐正在辞谢恩制，请下令依照程颐的请求，成全他的节操，只授给他最初任命的官职，既使他能够靠俸禄奉养父母，又使他接受任命合乎义理，免受似是而非的讥谤；日后如果发现他确实可以任用，再提拔也不晚。程颐最终仍留在经筵，刘挚的建议没有被采用。程颐常常以老师自居，他侍讲时神色非常庄重，说话多有讽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