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四

译神宗即位后，振作精神求取治理天下之道，因为王安石的学问品行受到当时声望推重，便召他入翰林。不久，又引荐他参与大政。有一天，紫宸殿早朝，二府奏事很久，时间已经晚了，按惯例隔日在崇政殿接见。皇上换衣后重新就坐，依次传呼引见。中丞吕诲在崇政殿等待召对，侍读在迩英殿也将前往资善堂，等待宣召；两人在朝路相遇，司马光先秘密问吕诲：“今天请求面见皇上，要说什么？”吕诲从袖中拿出弹劾奏文，原来是要弹劾新任参知政事。司马光惊愕地说：“凭介甫的文学、品行和道义，任命下达的那天，众人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为什么要弹劾他呢？”吕诲严肃地说：“君实也说这种话吗？安石虽然有一时的声名，却迎合皇上的意向，喜欢固执偏见，不通晓人情，轻信奸邪反复之人；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听到顺耳的话就高兴，真正施行时却又疏远。如果任侍从还可以，倘若让他处在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受他的祸害。”司马光又劝他说：“我和公是心腹朋友，如果有所怀疑，不敢不全部说出。今天的议论，还没有看到他有不善的迹象，似乎太过仓促；或许另有奏疏，希望先把它进呈，暂且搁置这件事，再加以筹划考虑。”吕诲说：“皇上刚刚即位，年纪还轻，朝夕同他谋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事。这是心腹之疾，医治还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缓办吗？” 话还没有说完，两人便各自趋行离开。吕诲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大奸之人像忠臣，大诈之人像诚信之人；即使有任用和舍弃，也关系到时局的安危。至于少正卯，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顺着错误却文饰它，强于记忆而且博学；若不是宣父圣明，谁能除掉他？卢■〈木巳〉奸邪，唐德宗不知道，最终成为大患，所以说知人的困难，尧舜也以此为忧。陛下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为学士，士大夫都说陛下圣明，提拔有文才的人，使他能够适才任用。如今却把他推进两府的相位，众人议论都认为不妥；但在权衡轻重之下，果然不能欺骗其轻重。臣谨按安石，外表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傲慢，轻慢皇上；暗中阴险，残害事物，这些都是众所共知的。现在略举十件事，都是亲眼看见的事实；即使有一句接近诬陷，臣也万死不辞。这十件事是：轻慢皇上、无礼；喜好和厌恶都想推进；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要挟君主以求取名声；徇私枉公；以私怨报复；倚仗势力招揽权力；专擅政权，危害国家；商量谋取财利，以动摇天下。臣考察安石的作为，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务求与别人不同，徒然用文辞掩饰错误，最终欺骗皇上、蒙蔽下民。臣私下忧虑，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就是这个人。陛下谋求治理天下，应当考察众人的意见；如今上天的灾异屡次出现，人心尚未安定，正应当澄清整治，不应当扰乱混浊。像安石这样长期处在朝廷中，必定没有安静的道理；臣之所以倾吐诚恳意见，是不顾横遭灾祸，希望感动陛下的聪明，使陛下能够辨别真伪。然而诋毁奸邪大臣的罪责，臣不敢苟且逃避；处境孤危如同寄身，职分也不得安稳，应当再次上章请求避开怨恨，听候皇上裁决。”这一天，司马光退回玉堂，因为吕诲仓促弹劾安石，整天思考这件事，却想不出他的道理。后来士大夫之间又传说吕诲的奏疏，往往也私下议论其中言辞激切，怀疑他过分。熙宁二年二月，前大名府推官苏辙任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此前，苏辙上书议论政事，当天被召到延和殿答对；奏疏上呈后，皇上批示交给中书省说：“详细看这篇奏疏的意思，苏辙专心研究当今事务，很能抓住要点；只是郁郁处在下级官位，不能伸展诚意，也很可惜。”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当时安石刚刚得到皇上的宠信，急于谋求财利，设置条例检详文字官，命吕惠卿、苏辙共同担任。安石多与吕惠卿谋划，苏辙议论事情常常与他们抵牾。一天，介甫拿出一卷书说：“这是青苗法，诸位仔细议论它。” 苏辙认为不便，便把意见告诉他。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他们缴纳二分利息，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的困苦，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在发放和收取之间，官吏会借机作奸；钱到了百姓手里，即使是良民也免不了胡乱使用；到了缴还钱款时，即使是富民也免不了超过期限。这样一来，鞭打责罚必然要使用，州县也会不胜其烦。”介甫说：“你说得有道理，慢慢商议后再实行。”当时皇上已经任用富弼为宰相，富弼仍以脚病请假；皇上派勾当院、御药院刘有方传达诏旨，命他先到中书省任职。富弼坚决推辞说：“哪有从外郡召来、还没有见到天子，就立刻坐在朝廷宰堂，参与听闻天下政务的道理呢？”这一天，富弼才入宫觐见。皇上对富弼说：“君臣之间必须上下互相尽诚，尽忠守节，不得有所隐瞒。”富弼在御座前下拜说：“臣的下拜，不只是为陛下具有尧舜般的圣明而庆贺，也是为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而庆贺。像这样的宣谕，即使不作为当今的言论，也可以成为万世子孙的法则。尽忠而不隐瞒，即使只有臣一人，也对事情没有益处；必须朝廷中的群臣、天下的官吏人人尽忠，才能办成天下的事务。”皇上说：“卿的论说十分详尽，很好。” 富弼又说：“臣从沿途来到京城，听士大夫们说，大体上守道的人心中多不安，希求进用的人往往得志称愿。陛下应精心辨别流品，不要使忠臣和奸邪混淆；小人逐渐进用，这是关系治乱的大事。陛下如果不认为臣的话荒谬，稍稍听取采纳，将来一定会有所补益。”富弼又说：“臣听说朝廷内外的事情渐渐有所改变，这一定是有小人向陛下进说了。大体上小人只喜欢在变动中活动，因为有所希求。由于朝政保持安静，事情都有常法，小人就没有可希求的东西。愿陛下深入审察，不要导致后悔。臣又听说天下财用不充足，执事大臣必须多加筹划。应当计算的，是数日一次的祭祀费用、百官俸禄、六军供给、西北赏赐、人员往来等费用。至于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宫中索取、两宅请俸，以及土木兴作等各种费用，也应当设置机构统一核算，逐渐节省无力供给的开支；这样百姓就没有横征暴敛的痛苦，国用也没有不足的忧虑。”皇上改变容色，听取采纳说：“今天听到卿的高论，如同沃润朕心，可以说是金石之言，朕不会忘记。”富弼说：“大臣必须和衷共济，才能成就政务。”

译皇上立即问安石所设置的条例司情况怎样。安石说：“条例检详文字已经略微看出条理脉络，也有一些事情要等待人才到位后才能举措。但如今想治理财利，就必须任用能干的人。天下只看见朝廷把任用能干的人放在优先位置，却没有把任用贤人作为急务；只看见朝廷把理财作为事务，却没有把礼乐教化放在同样急迫的位置；只看见朝廷深切考虑国家大体的先后缓急。”皇上点头赞同。于是设置条例司。熙宁二年夏四月，滕甫知郓州。他性情疏朗通达，在皇上面前议论事情如同家人父子，说话不加文饰，能够洞见内心。皇上很厚待滕甫，当时常派小黄门拿着短封御札询问事情；滕甫往往拿给别人夸耀。后来他看见御札中有用字错误，便有人进谗说滕甫宣扬皇上的短处，皇上因此疏远了他。安石厌恶滕甫，所以极力排挤他。滕甫入宫辞行，对皇上说：“臣只知道侍奉陛下而已，不能侍奉党人；这样留下也没有益处。”皇上因此改变了脸色。知制诰钱公辅罢知谏院。当时皇上把政务委托给政府，要求达到太平。有一天，执政召台谏官到都堂，传谕皇上说：“朕求治理天下如同饥渴，正要依靠同心协力来成事。”钱公辅回答：“如果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天下谁敢不同意；如果不对，公辅即使同意，也是不得已。” 钱公辅平素与王安石一同入翰林任学士时，安石首先推荐他，说他忠信笃实、富有文学，□□禁林一定会有所补益。但安石极力主张薛向，应当进用；而钱公辅正请求罢黜薛向。安石向来厌恶钱公辅，准备废黜驱逐他；钱公辅反而营救解除对薛向的处置。安石因此怨恨钱公辅，向皇上说：“臣昨天因为公辅在先朝议论政事，似乎不是希求迎合世俗、窥伺机会的人，所以推荐他来代替臣。实在没有想到如今他挟持邪说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时皇上听到安石说“公辅挟邪”，便问安石以前册事、罢免他怎样。安石说：“近日安日也应当罢免，大概按道理应当罢免，就不是因为某一件事而罢免；被罢免的人自己也会认为适宜。陛下进退群臣，应当如同天道施行生杀，自然而然即可。”于是罢免钱公辅的谏院职务。丁未，给事中、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唐介多次在皇上面前与安石议论登州谋首之事。唐介说：“新法天下人都认为不可行。”安石说：“认为不可行的人都是朋党。”安石强词争辩，皇上赞成他的话。唐介无法忍受愤懑，过了一段时间，背上毒疮发作而死。五月，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郑獬与滕甫关系亲善，王安石一向厌恶他们，称他们为“滕屠、郑沽”。安石曾对皇上说：“郑獬非常阴险，不适合让他留在朝廷内部。”按照旧例，制书和差遣任命，必须由宰相执笔。当时富弼请假，曾经出使西京，王安石突然亲自执笔。议论此事的人都怀疑安石是在行使私意。御史中丞吕诲立即上奏说：“臣所惋惜的，不是舍不得这四个人离去；所惋惜的是朝廷的体统，不要让有权势的大臣盗弄权柄。”皇上把吕诲的奏疏交给执政们看。安石说：“这三个人被调出，臣只是惭愧不能把事情的实情全部说明、揭露他们的罪状，使小人知道有所畏惧。没想到言官反而这样说。”这一天，王安石因吕诲弹劾他的奏章请求辞去相位，皇上立即封还他的奏章，命他像以前一样处理政事。苏轼议论科举之事。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出任邓州知州。吕诲起初弹劾安石，皇上派人劝解，他却更加坚持，又上奏说：“臣受国家恩遇，家中有忠臣的传统，只知道以死守节来图报效。臣私下认为，我朝开国一百多年，四方没有发生战事，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然而太平长久，事务本来有关系到圣虑的地方；想到这里，尤其应当谨慎地安排措施、谋划政事，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安危在于委任得当。” 任用人当取其旧有德行，广泛推行恩惠和信义，直到各种事务，都要讲求利弊；关键在于深沉谋划、默默运筹，不露形迹，因事制宜，革除弊端、补救废弛。上应天灾，务必以安静为要，这才是今天应做的事。”王安石本来凭文章才学得到任用，最终仓促升为辅弼，迎合陛下的意旨，张扬一时的政事，首先议论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的财利来源都想动摇；斥退近侍，盗弄权柄，倾害危及老臣，急于求取宰相之位，使人情十分郁结，公议也不能容忍，唯独陛下还没有觉察，倚重任用安石，同他讲求治国之道的要领，决定天下事务的进退。臣恐怕这对盛世没有益处，只会因不能识人而造成祸害。于是安石请求离职，皇上退还了他的奏章，安石便详细陈谢并起草安事。安石掌管政事以后，更加自信，每天都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完全改变祖宗的法令，专门致力于聚敛钱财，制定条目，颁行四方。州县官吏奉行这些法令，稍有违背他的意旨，就责令追究。所任用的全是奸邪浅薄的年轻人，天下因而骚动不安。于是从前那些认为吕诲所说过于严厉的人，都惭愧仰服并叹息，认为吕诲还说得不够，而吕诲也因此竭力请求出任外官，终于获罪。八月，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税，监察御史钱顗监衢州税。起初，御史刘述和刘琦等上奏弹劾王安石，说他任意行事，轻率改变法度；奏疏上去后便卧家待罪。刘述因退还敕札而获罪被弹劾，尚未恢复职位，所以二人被充任贬职官员。钱顗将要出京任职时，因斥骂孙昌龄说：“平日我从未了解你，只因为王安石居丧在金陵时，你任幕官，谄媚侍奉安石，所以安石把你推荐给彭思永，使你得以担任御史。今天你也应当稍微想到报国，为什么一味依附安石来求取美官？”钱顗如今获罪，按理应当远远流放；你取得美官，自以为得计，我看你还不如狗猪。”说完便拂袖上马。到这时，诏书说刘琦的言论多不合事实，办事总是近于沽名，因而罢免官职；曹规在朝廷上喧哗，也可以降为监当官。于是翰林司马光上奏说刘琦等不应贬谪，没有得到答复。八月，诏令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任同知谏院。起初，纯仁认为薛向不可以担任发运使，否则可能使民心产生变化而生事。皇上说：“如今命发运使兼管六路财赋，目的在于调剂有无，怎么会因此使百姓和人心怨恨惊恐呢？”纯仁说：“君主不应当谈论求利，只应致力于农桑和节省用度罢了。”纯仁公开上奏，明白为钱顗、刘琦申辩，指斥王安石。

译中书又说：“今天忽然听到诏命，说台官刘琦等人的事情近来多有沽名行为，因而罢免御史、充任监当官，命令传来时，朝廷内外都震惊了。大概臣下以尽职为忠，君主以采纳谏言为美，所以仁宗开通言路，宽容优待谏臣，执政者不敢任性，小人不敢妨害政事，因而太平长久，亿万百姓归心。先帝容纳直言，从未改变脸色。当时吕诲和纯仁同为御史，也曾擅自接受告身，都受到慰问。主上想要继承先帝的光辉业绩，却因二三位执政不能以正道引导君主，教化有时失去先后次序，刑赏有时不合轻重；把事情的本末藏在文书中，却只造成外间议论喧腾。凡是担任言责的臣子，没有不及时论奏的。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就是为了让过失能够被知晓，而掌权大臣却于是搜罗他们的罪过。主上将依靠什么呢？况且参政自负有文学才学，议论能够迎合君意，却专凭自己的才能，不明白时事；性情又轻率，容易相信奸邪反复之人，一有想法便发表意见，自以为合乎道理，想求取眼前功效，忘掉旧日所学，舍弃尧舜识人安民的道理，讲述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论财利却违背孟轲，把老成之人鄙视为因循守旧，把公论抛弃为流俗之言，异议者便指为不肖，合乎自己意旨的人便称为能贤。这样，主上失去了能够听取谏言的美德，时政有拔苗助长的忧患。曾相公平日地位高而不肯退让，廉节已经亏损，又想求得容身，只一味随声附和；如果只是顾念旧日交情，拘守文法，那么法令一出便一概顺从。赵参政心里知道这样不对，却辞辩不能胜任，凡事不能竭力挽救，只是听说退朝后还要另有非议。这些都是朝廷大臣所做的事，怎么能使政令没有过失？曾公亮等把范纯仁的状章呈上，又罢免他起居舍人的职务，令其任同修起居注、条例可检详文字。苏辙说：“我每次在本司商议公事，往往都不相合。臣已经伏奏，本司详细陈述了意见不同的事情，请求授予一个合于资格的差遣。”诏令依从所请，任命他为河南府推官。苏辙起初任检详文字时，朝廷多次召集刘彝等八人，派遣他们到四方。苏辙于是请求拜见宰相陈升之，陈升之问：“你来见我有什么事？”苏辙回答：“有疑问想请教您。近日诏令要派遣八位使者到各路，不知您是明知其中的利弊所在，才派他们去核实情况吗？还是不知道而贸然派他们出外，罗织各种事情呢？”升之说：“你的意思是什么？”苏辙回答：“过去嘉祐年间派使者宽恤百姓，使者回来后上奏的事例多半难以施行，不免被天下人讥笑。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升之说：“我很惋惜奉诏审察宽恤之事，像范尧夫所说的，大多合乎道理。” 苏辙说：“这次派遣的人中，像范尧夫这样的有几人？”升之说：“所派的人中，贤能者将不肯去。”苏辙说：“您明知此事不便，却特意派遣使者，而贤能者又不肯去，那怎么办呢？”最终还是派遣了他们。后来苏辙又说均输、青苗不是良法，写状章诋毁陈升之。王安石非常愤怒，想加罪于他，升之阻止了。皇上看了苏辙的状章，问苏辙和苏轼怎么样。皇上认为他们的学问彼此相当。王安石说：“臣已经上奏议论过，苏轼兄弟大体上把飞箝、押阖当作自己的事情。”皇上说：“这样看来，他们应当迎合时事来形成异论。”安石说：“大体说来，小人善于押阖，并不一定要完全迎合君主的意旨才算得利。”九月，皇上对陈升之、王安石说：“如今赋税并不少，只是用度没有节制，怎样节省用度？”升之、安石都说到军费和宗室费用，以及设置交子务的事情。在这以前，御史张戬说吕惠卿奸邪，不可留在君主身边。几天后，安石又单独进见，竭力陈述惠卿被诬陷的情由，以及各种奸诈求利的事情，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三年正月，知河南府张方平提举集禧观。此前，方平奉诏举荐两名能够担任谏官的人，便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入朝进见后，皇上想任命方平为宣徽使，留在京师。王安石说：“这是重大的任命，四方都在观望。方平是奸邪之人，谁不知道？恐怕这样任命他，对圣政没有补益。”安石又说：“陛下留方平在朝中十分不便。方平担任御史中丞时，依附贾昌朝一党，使仁宗的赏罚受到许多错误影响。如今把他留在朝中，对陛下有什么补益？只会使群邪另有一个宗主罢了。”方平也坚决请求到南京任职并等待召用，于是命他知陈州。方平说：“民事和戎事，是国家的根本。希望陛下在听取意见之外扩大聪明，在判断得失之前采纳公论，深入察看军民的情状，厚重地为社稷谋划。朝廷尊严而国体安定，和顺之气相应而嘉禾生长；即使退下去接受诛杀，我也甘心。”皇上对方平说：“能不能再稍微留一留？” 方平说：“退下后我就要出发了。”二月，韩琦论说青苗之事。二月，傅尧俞任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尧俞服丧期满后到京师，王安石平日与尧俞友善，却没有立即见他。安石多次召见他，见面后谈到新法，安石对尧俞说：“如今政事纷纷扰扰，等你来已经很久了。我准备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的职务安置你。”尧俞谢绝说：“新法世人都认为不便，确实如此，我应当竭力论说。平生从未欺骗过人，敢把实情告诉您。”安石不高兴，于是便有了这个任命。辛巳，司马光说：“臣蒙受圣恩，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之所以屡次违背诏命而不敢接受，是因为臣先前曾上疏说不应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又曾因经筵侍坐时说过，散发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四十多名使者，专门负责散发青苗钱；臣又怀疑由于我的言论激怒了提出这一计划的大臣，使他们更加竭力推行，因此闭口不敢再说。如今实行才几天，朝廷内外已经沸腾。那些说青苗不便的人，只是议论今天的祸害；臣所忧虑的却是十年以后，并非今天。臣听说先帝曾从内藏库拿出一百万缗，帮助天下常平仓储备钱粮，总数达到一千余万贯石；如今无缘无故全部散发出去，日后想恢复常平法而重新收聚，那时钱米还能达到这个数目吗？臣认为，散发青苗钱的危害还小，破坏常平法的危害却大得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白觉悟，听取采纳臣的意见，罢去制置三司，召回各地使者，臣即使完全交出官爵，只求成为天下百姓中的一员，以此终了余年，也已经是极大的幸事了。如果这些意见不足以采纳，陛下即使把臣引入朝廷而置于二府，也只会使天下人指责臣是贪图荣华、冒受宠幸的人，不知陛下将怎样使用臣。”

译赵抃后悔没有罢除青苗法。此前，皇上想把司马光安置在西府，王安石说：“司马光虽然喜欢提出异议，但他的才能哪里能危害政事？只是这样做等于为提出异议的人树立旗帜罢了。”司马光朝夕相互切磋琢磨的，不过是刘攽、刘恕、苏辙这些人。司马光竭力辞免时，韩琦在魏地，急忙写信给文彦博，请他劝勉司马光，说：“主上倚重他并厚待他，也许可以施行他的道。道不能实行，然后离去也可以。”彦博把韩琦的信给司马光看，司马光正色说：“古今因名利诱惑而损害丧失名节的人不少。”于是彦博又写信答复韩琦说：“君实办事，是今人所不能及的，简直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求。”乙未，条例司上奏，尊重地驳斥韩琦所说的话，这些都是王安石亲自拟写的。不久韩琦又说：“承蒙制置司认为臣所说的都不恰当，臣详细查看它驳斥的事情，发现多处删去了臣原奏中恳切直率的话，曲意设置阻挠。希望陛下亲自阅览后交付中书、密院审查，并送御史台召集百官议论。如果臣所说不当，甘愿接受流放诛杀。如果制置司的处置违背方针，天下必将受到它的弊害。即请依照臣的奏请施行。”皇上看了韩琦的奏章，其中引用《周礼》《丧记》“无过三月”等话，安石驳斥说，这说的是赊贷官物，并不是称贷。范镇说：“自古以来，从未有天子开设货场的。”王安石说：“范镇所说的话，陛下如果不是稍微看见《周礼》中有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丙申，右正言孙觉说：“臣切实看到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统一条文，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共有七条。至于论述收取、发放、出纳的弊端，以及将来陷害和损失人们能够知道的事情，全都置之不论。至于援引经义来附会先王之法，以及防微杜渐、将要招致怨恨而造成祸患的事情，臣可以极力陈说。其中条文有三条。”右正言李常说：“王安石以文学闻名于世，行为和道义得到君主信任，却不以仁德为根本来发布号令，不考察义理来处理财赋，反而辅佐陛下施行这种使百姓受害、使人怨恨的办法。”陈升之、曾公亮、赵抃都位列百官之首，亲自专掌大政，却像鼠头一样畏缩于这项议论，完全没有坚持。臣对于安石虽然有旧日交情之义，但如果心怀私情而不说，谁还会替朝廷说话呢？中丞吕公著如今正在检核臣屡次上奏的内容，希望早日赐予施行。张戬说：“天下人的议论很难掩盖，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行动必定遵循道理，对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只与义理相合。过去认为建议可行，便派人试行；如今已经知道有害，反而罢除它，这是顺应天下人的心意，成就天下的事务。过去认为不对，现在认为正确，有什么可害怕改正的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看见它，聪明的人能在混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止。何况今天的事理已经明显易知，如果不趁着苗头迅速决定，越是坚持，必然留下后悔。等后悔后才改正，损害自己就多了。”近来条例司驳斥大臣的奏章，举劾不奉行法令的官员，更加阻挠公议，先已失去众人的心。衡量它罪责的轻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可取之处。于是把孙觉的奏疏呈上，王安石说孙觉所说没有道理，还没有读完便停下了。皇上说：“人们的言论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安石说：“从大臣到台谏官，都有异议，言论这样纷纷，有什么奇怪？”皇上说：“均输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说？”安石说：“常平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大臣本来就不高兴，只是陛下刚即位，认为这是善政，他们不敢提出异议。”陈升之说：“怎么可以让上下到处询问群臣呢？这都是提举官在所在之地夸大妄为，所以招致了这些言论。”皇上又谈到程颢的奏疏，安石说：“程颢来到中书时，臣略微告诉他，各地长官毁谤朝廷法令，朝廷应当申明法意，使他们了解法令的本意；这不能说是驳斥大臣的章奏。程颢却说大臣论列事情应当有所包容，这是损害义理的说法。” 如果不申明法令的本意，天下就更加不明白；这样一来，异议又怎么能够平息呢？”皇上于是谈到台谏官的言论不能失去人心，安石说：“所谓得到人心，是因为合乎义理。义理，就是人心所喜悦的。”皇上又谈到安石下令稍微修改常平法以迎合众心，安石说：“陛下正要用道胜过流俗，这和权宜退让没有不同。如今稍微退让，便会坐视被流俗战胜。”三月，皇上派刘有方传达旨意，命司马光依旧供职。这一天司马光又在崇政殿进见，因而拜谢。皇上说：“你为什么抗命不肯接受？”光说：“臣自知对朝廷没有能力，所以不敢接受。抗命的罪还小，尸位素餐的罪更大，因此如此。”皇上说：“如今士大夫喧扰，都是为了这件事。你身为侍从，听到这些，竟不停止、不向朕说罢了。”皇上说：“你看过原来的敕令吗？”光说：“没有看过。”皇上说：“原敕令并没有命令强迫。”光说：“敕令虽然没有命令强迫，但所派的使者都暗中命令强迫。比如开封府界的十七县，只有陈留、姜潜、张勅把榜文张贴在县门和四门，听任百姓自己来请求，然后发给他们；其余地方大概没有一个人来请求。由此看来，其余十六县恐怕都免不了受到强迫。”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去条例司检详文字，范镇罢任知通进银台司。起初，范镇说韩琦的奏章应当由中书直接施行，不必下交条例司；也不应当让李常分析并封还诏书。圣旨多次传谕范镇执行，他仍不肯。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皇上准许了。范镇又封还诏书，□下令再次送给范镇执行。范镇又封还说：“陛下亲自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时，士大夫交口称贺，称赞得到了人才。如今一旦追回诰敕，不只是诏命反复，实在恐怕会阻挠司马光正直的议论和忠诚的谋划。”皇上不准许，便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不再由银台司发下。范镇说：“难道是由于臣无能，让一两个小臣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说妨害正道吗？求利的风气日益增长，崇尚德行的风气渐渐衰微，这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臣奉职不称职，论议没有补益，希望准许臣先前的奏请，早日赐予降职责罚。”因此罢免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降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李常说：“散发常平钱，使毒害流布四海；州县有钱却没有偿还，只是让百姓承担利息。”

译皇上命他详细列出州县官吏的姓名，他到五六次都不肯列出，反而请求罢职，所以被贬黜。皇上批示：“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掌权大臣，歪曲事实。王子韶表面上要求守正，内心却怀有结党为奸的实情。他所上章奏和当面奏对，前后反复不一致，一并降职为知县。”张戬多次说青苗不便，最后上疏说：“近来臣请求罢去制置司及各路使者，并说散发青苗钱取利会造成祸害。王安石处理政事错误，专门聚敛，争强好胜而坚持错误，刚愎自用一天比一天严重。吕惠卿阴险轻薄、奸诈凶恶，却还留在君主身边。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人心里知道不对，却优柔寡断，观望退避，面对危局不能扶持。”张戬上疏后，又到中书竭力争辩，言辞和气势非常严厉。曾公亮低头不回答，安石用扇子遮住脸笑。张戬愤怒地说：“参政笑我张戬，我笑参政所做的事，难道只是我张戬笑，天下谁不笑呢？”陈升之解围说：“察院不必这样。”张戬回头说：“难道只有相公可以没有过错吗？”退下后便居家待罪，所以最终与王子韶一同被贬黜。侍御史知杂事陈襄任同修起居注，罢任知杂事。陈襄多次上奏请求罢除青苗法，后来有旨意召他到中书试任制诰，陈襄以不善辞令为由不参加考试，请求出任外官。王安石请求任用他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令已经下达。皇上批示另行进呈，于是改掉了这一任命。程颢被任命为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这是因为程颢罢任御史后，恳切请求辞去京西的职务。程颢与王安石一向交情深厚，条例司奏请派他入使，他也在被派遣之列。有一天，程颢与王安石谈话，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如果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市场上，新法就能推行了。”程颢严肃地说：“我正在和参政讨论国事，子弟有什么关系？”从此，程颢与王安石不再相合。等到诏令荐举御史中丞时，吕公著以程颢应诏，王安石还很高兴，以为程颢会帮助自己。然而天下百姓越来越苦于新法，请求停止青苗钱、罢去提举官，王安石大失所望。程颢也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请求罢职。神宗说：“为什么人们的议论这样纷纷不止？”王安石说：“这些人都是小人。如果他们依附吕公著，实现自己的意图，那么天下的利益都会归于他们，所以纷纷议论不止。”五月，任命宣徽使判大名府，欧阳修复任观文殿学士、知蔡州。此前，欧阳修从历任官职做到两府长官，凡是提出建议，言辞和旨意都坚定明确，所以王安石说他可以担当大事。等到王安石辅政后，大量变更旧制，同列官员没有与他意见相合的。欧阳修当时判青州，王安石天天向皇帝推荐他，让他判太原，意在引荐他参与执政，使他和自己一起推行改革天下的法令。欧阳修坚决推辞，正在上章论说青苗法不当，指出济阙直放债取利。中书省说欧阳修擅自发布诏令，只是特意不追究他的罪责。欧阳修随即上表谢恩，言辞更加触犯王安石，其中有这样的话：“特别喜欢新奇事物的人，往往只想到固守拙朴；众人正热衷于功利时，有些人却只想苟且遵循常规。至于军旅之事、军事机宜，又不是我所学，平素也没有用心。只是凭着病弱衰老的身体，抱持昏昧老朽、乖谬违理的见解，承担本来就不是我所学的事务；一旦有失败过失，即使杀了我的身体，也不足以抵偿责任。”他又说，有三件事是自己一定应当辞去的，有一件事使自己难以安心。王安石看到后很不高兴，奏请准许他的请求，于是有了这个任命。司马光说，欧阳修表中“告诫小人不要坚持错误，效法君子改正过失”两句话，是亲手写给皇帝看的，其中的用意是有所在的。范镇请求退休，胡宗愈任真州通判。二月，司马光由知永兴军改知许州。司马光在永兴军宣抚司时，请求增修城墙，即使内地郡县不靠近边境，也要像边郡一样增修。司马光上奏请求停止此事，又请求在长安、河中、汾州增添军马；他认为年成不好，百姓粮食困难，恐怕无法供应军需，请求停止增屯，皇帝没有准许。司马光的意见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没有得到答复。司马光又上章说：“臣无才，最居群臣之下；预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敢果断不如范镇。伏望陛下以圣恩裁定臣的罪责；如果臣有罪，请按照罪责处置。臣与范镇一同请求，准许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臣的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诏令司马光改任知许州，并命令他经过京城时入朝觐见。有人说：“陛下不能采用司马光的意见，他一定不会来。”皇帝说：“暂且不论是否采用他的意见，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少犯过失了。”司马光请求辞去许州之职，坚决请求留任御史台，过了很久皇帝才依从他的请求。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新法。此前，富弼判亳州，正要推行青苗息钱法。富弼认为，推行此法，财物就会聚集到皇帝那里，百姓则会离散于下层。而且，富裕百姓不愿借取青苗钱，愿意借取的都是贫民；贫民日后又不能偿还，所以他坚持不予推行。但是提举常平仓赵济弹劾富弼，说他以大臣身份阻挠新法；法术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实行，如果置之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奏章下发到亳州，诏狱官邓绾又弹劾富弼，牵连逮捕了很多人，案件尚未判决。适逢任命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对家人说：“赶快收拾行装，不要安心居住。”他随即上疏，论说亳州狱案的发生不合正理。奏疏上报后，皇帝欣然接受。到这时案件审理完毕，通判唐諲、签判萧傅以及徐公衮、石夷庚、永成等七县的县令、县丞，合计十六人，各自被冲替，富弼也受到责罚。熙宁四年五月，提举崇福宫吕诲退休。吕诲说：“臣本来没有长期的疾病，偶然遇到医生用药施治违背医理，完全不懂得诊察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审察病情有标本，治疗有先后，竟妄投汤剂，任凭性情处理，诊脉稍有差错，祸患便蔓延到四肢，渐渐形成风痹，于是行走困难。所担心的不只是遭受■〈▯炙〉盭之苦，又将忧虑心腹发生变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怎么办呢？”

译即使这样，一个人的危难本来还不值得顾虑，然而九族所托付的事情，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我想逃避俸禄来苟全性命，不等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便交还政权，大概是想以自己的疾病向朝廷说明这一点。”吕诲病势危急时，亲笔写信嘱托司马光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司马光前去探望他时，吕诲的眼睛已经将要闭上。司马光呼唤道：“还有什么事要托付给我吗？”吕诲睁开眼睛，勉强看着他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你要努力。”于是去世。六月，刘挚说：“臣切实认为，如今天下有两种议论：一种是安于常规、习惯旧制、以无事为乐的议论；一种是改变古制、变更法令、以敢于作为为乐的议论。两种议论各自成立，互相认为一方对、一方错；当时把采用哪一种议论作为进退的标准，人们也就把它作为离任或就职的标准。臣曾经探求这两种人的用意，大概都是有正确之处，也都有错误之处。以无事为乐的人认为，守住祖宗的成法，只要根据旧有基础补救其中的偏失，就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至于昏昧的人，却苟且简略、懒惰怠慢，便想胶着于旧习而不知道随机变通，这就是他们的短处。喜欢有所作为的人认为，法令的道理已经窘迫，如果不大加变革，就不足以疏通事物、成就事务，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地方。至于穿凿附会的人，却把自作聪明当作能干，抛弃正理而任凭机智，轻率放纵、独断专行，强迫百姓去做事，这就是他们错误的地方。” 两种势力形成这样对立的局面，事情就没有归宿。臣认为，这种风气不能逐渐滋长。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朋党之事，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刘挚曾经当面觐见皇帝，皇帝问他：“你认识王安石吗？”王安石称赞你有才器。刘挚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少时父亲便去世，靠自己努力求学，并不认识王安石。” 甲戌日，富弼判汝州。富弼先前已经获准休假，准备到西京养病。于是富弼辞去汝州之职，请求依照先前的奏请办理，皇帝不准许。富弼亲自前往汝州，仍以年老多病、神志昏塞为由，请求免于签署新法文书，只令通判以下官员施行。夏四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说：“臣恭敬地读到诏书，高兴得流下眼泪。从前成汤列举六件事自我责备，如今陛下以四件事求取谏言，圣人的作为在不同的时代相互符合。诏书所说的，正是当今最深重的忧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朝廷的政事缺失，大的不过有六项：一是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的债务日益加重，而官府却没有得到什么；二是免除上户的差役，却收取下户的钱，用来供养浮浪之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与普通百姓争利，实际上却耗散了官府财物；四是没有了解中原的实际情况，反而侵扰边疆，所得少而失去多；五是编组保甲，教习凶器，使农民疲惫困顿；六是听信狂妄狡诈之人，妄图兴办功利之事，劳累百姓、耗费财物。至于其他琐碎的米盐事务，都不值得向陛下陈说。舍弃大的问题而谈细小的，舍弃紧急的问题而谈缓慢的，表面上显出进言和劝止的样子，内心却怀着附和迎合的意图，这是奸邪之中最突出的一类，臣不敢这样做。” 知青州滕甫上疏说：“新法中危害百姓的部分，陛下已经知道了。只要一下手诏，宣布熙宁二年以来新法中有不便之处的全部停止，那么民气就会和顺，天意也会得到舒解。”皇帝曾经和两位王爷击球嬉戏，以玉带作赌注。頵说：“如果臣获胜，不要玉带，只请求停止青苗法和市易法。”皇帝听了不高兴。熙宁八年十月，富弼说：“臣近日忽然听说时常宣布大赦，出于非常的恩典；又听说另下手诏，准许朝廷内外的臣僚直言朝廷的过失。满城百姓欢呼鼓舞，声音在道路上喧腾，传到幽远之处。由此推及，那么天下人没有不感到慰藉喜悦的。臣再次仔细看这道手诏，原来是陛下亲笔所写，并非学士代作。对于多年以来的灾异，如山崩、地震、旱灾、荒年之类，前后都包括在内，一一归咎于自己，文辞旨意哀痛深切而明白。忠义之士读到它，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因此星变很快便消失了。臣希望陛下把臣的奏章全部取来，不要遗漏身份孤微的人所上之言；在万机之暇，逐一亲自阅览，选择众说相合的意见，果断而不被迷惑，立即赐予施行，以实践虚心纳谏、改正过失的态度，言辞也能回应上天显示的重大变异，使恩泽遍及天下，急迫得如同驿站传递文书一样。这样人心就会喜悦归服，天道也会助其顺利，天人相应，立即达到太平，哪里还会有灾祸出现，使陛下惊忧呢？” 张方平说：“新法推行已经六年，事情的利弊不是一两件可以数清的。天地运行的本心，在于天地的变化，而天地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和气不能应合，灾异接连发生。这些事情一定有尚未符合百姓意愿的地方。法令既然没有使百姓满意，事情虽然最终必然要改变；如果又害怕改变，百姓将无法忍受。这就是臣为陛下痛心疾首、一夜之间九次起身的原因。何况如今风俗竞相奔逐名利，苟且敝坏成为风气；结党相互倾轧，彼此以利害相攻；攻讦从朝廷开始，争辩诉讼在台阁兴起，这不是用来彰明圣人教化的做法。毁誉因个人好恶而偏私，赏罚因个人爱憎而偏颇，这不是用来端正王法的做法。士大夫的风气既然如此，还有愿意为国家临难守节、为大义而死，面对艰难忧患也不改变操守的人吗？人各有自己的内心，激发它就会表现出来。吉祥善良的人言辞少，君子不善于言谈，外表似乎不足，内心却是真诚的。能说会道、反应敏捷的人，外表似乎有余，内心却可能是虚伪的。只有贤明的人能够精细地鉴察这些，所以才能在随声附和之外扩大视听，在细微征兆之前探究得失，掌握权力纲要，执持权柄。事情有在前面造成的过失，不可不悔恨；祸患有在后面发生的可能，不可不畏惧。就像抢救火灾和溺水一样，形势不能迟缓；迟缓了就来不及救助。” 皇帝对这些意见都宽容地接受了。吕公著说：“陛下自即位以来，早早临朝，晚晚退朝，振作精神处理各种政务，谋划大概是宏大而深远的。然而陛下临朝愿意求治，已经很久了，朝廷中的士大夫却越来越乖戾不和。立场中正、敢于进言的人，遭受谗毁而被放逐；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人，则援引同类而得到升迁。郡县受到频繁扰乱，百姓不得安生；上下互相蒙蔽，皇帝身边前后左右的人都不敢直言。事情是邪是正，人是贤是无能，本来大体上早已确定。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还推举某人，认为他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却驱逐他，认为他是天下最邪恶的人。前后纷乱不定，轻慢、亵渎圣德的人，大概不止一个。对于人才既然反复无常，那么对于政事也会乖谬而不能审慎决断，这一点可以知道。陛下难道唯独没有察觉吗？何况有一两个人，在他们尚未被进用以前，天下本来已经知道他们是奸邪小人；只是取其一时的附会迎合，因而竭力推进他们，这正是损害陛下明察人才能力的地方。臣今天所说的，也不是说今天的法令全都不能施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开阔聪明，广泛接纳正直之士，公正地兼听并观，听取天下人的议论，那么事情中好的部分固然应当保留，不好的部分就应当削减。只要确实不便利，即使已经实行，也不要因为害怕改变而不改。”

译有可取之处的言论，不要因为属于不同意见就废弃不用。这样，陛下不必劳费心神，也不会惊动众人的耳目，各项政务自然会得到治理，百姓安定之后，才可以使军队和粮食充足，抵御外来的侵侮。《太平治迹统类》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五。（宋）彭百川撰。神宗经制西夏。赵元昊死后，谅祚即位。到谅祚即位第十九年，这年秋天，他率领三万军队前来为熟户赵明报仇，包围大顺城。官军与赵明一起攻击他，谅祚被流箭射中，战败逃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库副使何次公携带诏书，询问谅祚入侵的原因；并采纳鄜延经略使陆诜的意见，命令边塞以下停止发给冬衣、衣服、银和绢。谅祚听到使者传达此事后，断绝了朝廷的赏赐，气势大为沮丧。正好皇帝即位，谅祚立即派人快马递送表章谢罪，皇帝赦免了他的罪，回以优厚的诏书，并派供备库使高遵裕押送大行皇帝遗留的物品赐给他。谅祚也派使者进献物品，帮助修建皇帝的山陵。于是皇帝批示说：“去年下诏责问夏国，而边界首要之处发生祸乱，估计使臣往来交涉争辩，最为辛劳。现在事情已经平息，应当把他的姓名上报。”于是延州西路都巡检杨定进升一级官职，仍擢升为阁门通事舍人、权知保安军。枢密院察访官说：“夏国既然已经进表谢罪，言辞和道理都恭敬顺从，请下诏命令沿边城寨守卫疆场，不得挑起事端。”诏令依从了他的请求。过了两个月，种谔又突然袭击纳威明山，夺取绥州，四方的战事从这里重新开始。名山本是熟户，九岁时被元昊占据，后来长期担任银州、夏州、绥州三州的监军，他的营帐在绥州旁边，统领二十多个小使。”},{ 牙头吏史屈子这个人，生性狡猾，替众人借来谅祚的生息钱，多年不能偿还。当时发生大饥荒，谅祚屡次[“黠”字疑误]，使兵民疲惫困苦。屈子于是劝说各个小帅，秘密谋划向宋朝归附。又有名山的弟弟夷山，先前已经先行投降，成为熟户；谔便想通过夷山诱使名山投降。[原文“名山之弟夷山，前已先降为熟户谔因夷山以诱名山之弟前已先降以来”文字重复或有脱误，具体关系不详。]名山对此全都不知道。谔当即上奏说：“谅祚连月用兵，人心已经离散并有二心；他曾想登上横山，部族帐幕全都越过兴州，人们已经有怀念故土、不愿迁徙的心意了。因此，首领威明山与绥州、银州数万人共同谋划归顺，请趁着天时人心，准许他们归化投上。”诏令转运使薛向到朝廷询问此事，又诏令陆诜召谔到本司审议，并让薛向回来后在延州共同商议。陆诜说：“数万人的队伍，舍弃土地前来投降，他们的真情和伪意还不能知道，而且将来打算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于是召谔询问情况，便同薛向共同议定后上奏说：“如果威明山凭借兵力确实能够占据横山，并向我国表示归顺，那么就因此授给他刺史之职，世代封授，使他自己成为屏障，这对中国有利。如果名山不能出让这个地方，放弃他的土地而迁徙他，众人前来却没有实际利益，反而使我们轻易断绝与夏人的关系，开启边境上的事端，这不是办法。”皇帝又召见本路掌机宜张穆之，详细询问此事。张穆之说事情一定可以办成，于是可以调陆诜任秦州知州，诏令暂且照此观察结果。事情还没有实行，谔派遣的熟户韩轻带着蜡封书信前去与屈子约定的人，已经回来报告了。谔当夜立即发兵，奔驰赶往绥州。折断世前来会合，直抵名山的部帐。名山大惊，拿起长枪想要交战。夷山呼喊他说：“哥哥已经约定投降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他的姐姐听出声音，说：“你是谁？”夷山说：“我是夷山。”姐姐说：“凭什么验证？”夷山给她看自己没有一根手指的手。姐姐说：“确实是你。”名山说：“我什么时候接受过投降？”夷山说：“哥哥已经接受了种使送来的金盂。”名山说：“金盂在哪里？”文喜正拿着金盂进献给屈子，并且威胁名山说：“宋军十万人已经到了！”名山扔下长枪大笑，不得已才投降。谔于是占据绥州。陆诜大为惊骇，弹劾谔擅自兴兵。陆诜等人被替换离任，走到鄜州时，又有诏令留下陆诜，继续共同谋划边境事务。陆诜奔驰入朝，当面陈述利害，请求用皇帝的玺书慰问晓谕夏国，放弃并交还绥州，依法追究种谔的罪责。当时文彦博任枢密使，也认为谅祚称臣进贡，如今袭取他的土地没有名义，请求归还绥州。适逢韩琦刚刚罢相，任相州知州。皇帝于是命令韩琦任永兴军、陕西四路经略使，估量绥州可以接受还是应当退还，再上报朝廷。韩琦到陕西后，上言说可以接受绥州。文彦博依据朝廷旨意责问他说：“如果接受它，就应当给它运送粮食，用军队戍守；一旦有紧急情况，还应当出兵救援。这两件事都准备好了吗？”韩琦回答说：“不必给他们运粮、派兵戍守，也不必救援，他们自己会把这看作归属于谅祚。立即移文鄜延，命令那里不要供应粮食，并追回戍守的军队。如果谅祚进攻威明山，也不要救援。”延州知州郭逵认为这样做不可行。韩琦派经略使干官刘航前去督促此事。郭逵坚持己见，不肯听从，说：“这样一来，投降的户口就无法自我存活，都会溃散离去。”于是上奏请求前往绥州筑城，设置军队戍守。转运使为此总共耗费六百万缗。杨定这个人，左右逢源地出卖国家，曾经接受谅祚大量金银，担任沿边都巡检；他私自出塞会见谅祚，还上表说他的儿子仲通曾往来谅祚所在之处，朝廷起初并不知道这些事。等到种谔占据绥州，谅祚已经作出决定，[“费已故”疑为脱误或讹文]，费用也已经发生，于是便商议推究杨定，诱骗并杀死他，同时把仲通也捉走。皇帝对文彦博说：“杨定被夏人杀死，对朝廷的体面来说怎么样？”文彦博回答说：“这是谅祚违犯顺义，过错在他。应当把此事交给延州，移文责问。如果朝贡不再送来，就严密设置边防，断绝和市来困扰他；但还不可以深入讨伐。” 邵亢认为天下的财力已经耗尽、民力已经困乏，不能用兵，应当晓谕边臣不要制造事端，趁机安抚、存恤当地百姓。如果夏国不听命，然后出兵就更加名正言顺了。他分条陈述此事，皇上亲自下诏答复邵亢说：“近来阅览你的奏章，确实符合朕的心意。大宋百姓的民力是大事，兴兵以后不免要征调财物，人心一旦动摇，安危就系于此。朕以微薄之身承受五圣相传的大业，每日都担心不能胜任。永远想到先帝托付的重任，所以前些时候向你咨询，希望求得良策。况且赫赫大国，威制天下，边境之人辜负恩德，都是常有的事。如今若由我们轻率发动，先违背信约，又引兵深入，夺取他们的城邑。若替契丹考虑，就会说：‘夏国还没有失去藩臣的礼节，而南朝却突然收复它的土地，那么谁能说大朝没有意图夺取燕幽之地呢？’这样说来，二寇的心意，必将不约而同地自行合流。这也是朕所忧虑的。”当时种谔已经因擅自兴兵而被弹劾，众人大多归罪于种谔。只有张穆认为种谔有奇功，朝廷察觉张穆的话超过事实，怀疑张穆与薛向里应外合，促成种谔之事，误了边防谋划，于是罢免张穆，命他在永兴听候诏旨；又罢免薛向，降责为绛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