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六

译建隆元年正月，皇帝临幸国子监。二月，又临幸国子监，下诏修饰祠宇，并塑画先圣、先贤、先儒的像。皇帝亲自撰写《文宣王兖国公二赞》。三年六月，任命右谏议大夫崔颂判国子监，开始召集学生讲学。有时派中使赐给他酒和果品，因而对侍臣说：‘现在武臣也想让他们全都读书，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皇帝召宗正丞赵孚到后殿应对，让他讲解《周易》，并对左右说：‘赵孚讲说精深博洽，也可以赏赐。’四年四月丁亥日，皇帝临幸国子监。开宝元年，知制诰李穆推荐王昭素。皇帝在便殿召见他，赐座，让他讲解《易经》的“乾”卦，并趁机询问民间的事情。王昭素所说都诚实无隐，皇帝嘉奖了他。皇帝自开宝以后喜欢读书，曾感叹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赵普担任宰相时，皇帝曾劝他读书。皇帝读《尚书》，因而感叹说：‘四凶所犯的罪，最终只是流放窜逐，为什么近代的法网这样严密呢？’ 太平兴国八年，皇帝利用听政以外的时间阅读经书和史书，寻求能够备作顾问的人，开始任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当取出经史，便召吕文仲来为他朗读。皇帝对宰相说：‘史馆修撰的《太平总类》，从今天起每天进呈三卷，朕要亲自阅读。’宋琪说：‘陛下喜好古典而不知疲倦，以读书为乐；但是每天阅读三卷，恐怕会疲倦。’皇帝说：‘朕天性喜欢读书，打开书卷就有益处；每次看到前代的兴衰，都把它作为借鉴和警戒。虽然不能全部记住，但没有听过、见过的事情，确实已经知道很多了。这部书有一千卷，朕想在一年内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一万卷书，也不算困难。’ 端拱元年八月，皇帝临幸国子监，随即召李觉，让他当面讲解。有一次讲《易经》的泰卦，随从大臣都列坐在旁。李觉于是讲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皇帝非常高兴，赐帛一百匹。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昨天听讲泰卦，文理深奥，足以作为君臣的鉴戒。朕和你们应当遵守，不能懈怠。’ 淳化五年十一月，皇帝临幸国子监，召直讲孙奭讲解《尚书》，判监李正手执经书。孙奭讲《尧典》一篇还没有结束，皇帝便立即命他讲《说命》三篇。皇帝说：‘《尚书》所载的是君王的话，是治理世道的道理；《说命》最为重要。周文王得到太公，高宗得到傅说，他们都是贤相。’又讲到‘行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不是傅说所听闻的道理’这句话时，皇帝说：‘这话确实正确！高宗时代怎么会有这样贤能的宰相呢？’赞叹了很久。真宗皇帝

译真宗崇尚文雅，自从出阁以后，专门把讲学和属词作为乐趣。宫禁中游息的地方，都收藏图籍，放置笔砚。即位以后，他常召诸王府侍讲邢昺和国子监直讲孙奭等人，轮流侍奉讲解，询问经义，过了很久才停止。咸平元年正月，命令选官详细校正经籍，并趁机询问通晓经义的人。参知政事李至说：‘国学讲书崔颐正博通诸经，尤其擅长诵读讲说。’皇帝说：‘朕心中没有政事牵挂时，最喜欢听人讲书，常常寻找这样的人，却尤其难以得到。’第二天，召崔颐正在景福殿讲《尚书》，又在苑中讲《大禹谟》。从这天起，命他到御书院侍奉应对。三年七月，任命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峤同为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为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起初，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侍读，后来又有翰林侍讲学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当时的君主崇尚武力，没有时间向学，所以这个职务长期废置。太宗崇尚儒术，利用听政以外的时间把读书作为乐趣，几乎直到深夜，手不释卷。因此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寄居禁中值宿，以备顾问。不过当时名位和品秩还不高。皇帝聪明好古，奉行先帝的遗志，首先重新设置这一职务，选取年高德劭的老儒充任，班次品秩仅次于翰林学士，俸禄赏赐与翰林学士相同。在秘阁设置值舍，侍读轮流值宿，侍讲固定值宿；每天供应尚食署的珍贵膳食，夜间则轮流住宿。皇帝曾对侍臣说：‘朕听政从未虚度时日，选择经书简册阅读，向来是朕所爱好的事情；只是古代圣人的深奥旨意有些地方还没有弄明白，不免荒废遗忘。昨天设置侍讲、侍读学士，从今以后让他们掌管馆阁书籍，中使每天把当夜值宿官员的姓名送入，朕要召见询问。’从此经常召见他们询问，有时直到半夜。皇帝在便殿，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讲《左氏春秋》，侍读也参加。五天后《春秋》讲完，邢昺说：‘《春秋》这部经，很少有人听，往往讲到中途就停止。’皇帝说：‘勤奋学习有益处，最胜过其他事情，而且对治理政事大有帮助，没有什么比经书中的话更好。朕在听政之余，只有文章学问是乐趣，讲论经艺，以日相继，哪里会疲倦呢？’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到玉宸殿观书。那里是皇帝休息的地方，褥席帷帐都用黄绢制成，没有文彩装饰，收藏书籍八千多卷。皇帝说：‘这里放的只是经过多次校订的正经、正史，小说和其他书不放在这里，因为它靠近宫禁，最便于阅览。’国家搜访图书，数量逐渐增多；臣僚家中有藏书的，朕先借来书目，与所缺的书互相校对，并命人抄写补充，所得很多，确实不是天下太平就不能备办。皇帝在龙图阁设宴为侍讲学士邢昺饯行，皇帝手持《礼记·中庸》篇，邢昺指出其中‘天下国家有九经’的话，因而讲述《大学》序中修身、尊贤的道理，条理贯通，在座的人都肃然倾听，皇帝非常嘉奖并采纳。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皇帝临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皇帝说：‘唐明皇褒崇先圣为王，朕想追谥他为帝，可以吗？’有人说：‘宣父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当给他加帝号。’于是停止，只增加美好的称号。皇帝命王旦选拔儒学之士，王旦推荐崇文院检讨冯元。皇帝召见他，命他讲解《易经·泰卦》。冯元进言说：‘泰卦以地在上、天在下为泰，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互交合。君道最尊，臣道最卑，只有上下相互亲和，才可以辅佐天地，裁成万物。’皇帝非常高兴，赐给冯元绯色章服，并称赞王旦善于选拔人才。天禧元年二月，诏令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冯元在宣和门北阁讲《易经》，侍制也参加。从此在听政以外的时间，便以此为常规。太宗时，邢昺常常编纂札记选本进献。后来皇帝在宫中阅书，得到他的本子，作赞语给近臣看，说：‘朕在东宫时，邢昺担任侍讲，曾经遍讲九经；有的书读过三五遍，有的读过十多遍，只有《尚书》总共讲了十四遍。’这是因为先帝慈爱的旨意加以勉励：每天早晨听书，吃完饭练习射箭，使他与兄弟们朝夕相处，所学习的只是文、武两件事。皇帝虽然政务繁忙，也常在半夜披阅书籍，逐条考察其中的矛盾，细微之处都追究到底；各位儒者疲于应对，撰文务求不杂，制诰著述尤其多。内外臣僚的书奏、歌颂，没有不反复审阅的。暑月有时只穿单薄的葛衣，汗水湿透全身，仍详细阅读不停。文史政事以外，没有其他玩好。皇帝读经史，选择其中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撰成《正说》五十篇。后来仁宗在经筵，命侍臣每天读一篇。仁宗皇帝

译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为寿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书户部郎中、直昭文馆张士逊和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崔遵度一同担任王友。二月，下诏把郡王学堂改为资善堂。真宗赐给郡王歌曲七轴，分别是《劝学》《修身》《怀俭约》《慎所好》《恤黎民》《勿矜伐》《守文》。八月，立为皇太子。参知政事李迪、枢密直学士王昕一同兼任太子宾客。真宗作《元良箴》赐给太子。有个殿侍张迪，供职于太子左右。太子说：‘这个人能和宾客同名吗？’当时正读《尚书》读到‘协于克一’，于是命令他改名为克一。真宗知道后，非常高兴。干兴元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赐给辅臣飞白书各一轴。皇帝从未写过飞白书，有一天试着书写，字体遒劲有力，仿佛平日早已练习过，于是分别赐给他们。戊寅日，下诏说：‘朕仰承先帝的训诫，开始继承积累的福业，想与忠贤之臣每天勤勉地听政阅览。即使到了宵衣旰食的时候，也不敢懈怠安逸；即使常有清闲，也不图享受闲暇安逸。应当召延侍从之臣讲习艺文，努力采纳嘉谋，以依从他们的请求。双日不处理政事时，也应召侍臣到便殿，阅读经史，希望不废弃学习。单日也召侍臣讲读【见《庄献垂帘问》】。’ 天圣二年六月乙未日，赐给尚书工部郎中、直龙图阁冯宗元三品服，因为他讲完了《孝经》全篇。当时皇帝正向学，召冯宗元入内讲解，所以赏赐他。四年五月，召辅臣观看宋绶等人读《唐书》。皇帝于是说：‘朕阅览旧史，常看到功臣很少有人能够保全始终。’王曾说：‘寂等人遭祸，实在是因为功成之后没有退身。’翰林侍读宋绶请求解除三班职务，以便专心讲学劝导。皇太后命令选取前后文字中可以帮助孝养、补益政治的内容，以备皇帝阅览。于是抄录《孝经》《论语》的要言，以及唐太宗撰写的《帝范》、唐明皇朝臣僚进献的《圣典》《君臣政理论》，进呈给皇帝。五年四月辛卯日，在琼林苑赐新科及第的人闻喜宴，派中使赐给他们御诗和《中庸》篇各一轴。起初，皇帝想赐《中庸》篇，命中书省抄录文本。文本进呈后，便命张知白进读，读到‘修身治人之道’时，皇帝一定让他反复陈说。十月乙酉日，兼任修国史。王曾说：‘唐朝史官吴兢在正史、实录之外，记录唐太宗与群臣问答的话，编成《贞观政要》。现在想采录太祖、太宗、真宗的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中事迹没有收入正史的，另编成一部书。’皇帝听从了。明道元年二月，吕夷简进呈《三朝宝训》三十卷，这就是王曾所请求编纂的书。崇政殿设置说书【见《官制门》】；设置迩英、延仪二阁【见《官制门》】；设置天章阁，设置侍讲【见《官制门》】；读《正说》，讲《谨罚论》，讨论严文峻法不是善政【见《论治门》】；读《正说》，讲《养民论》，讨论户口的增减【见《户口门》】；在迩英阁读《正说·春秋》【见《论治门》】。八月，诏令两制官校阅《唐书》中君臣事迹接近治道的内容，每天摘录一两条进呈。起因是翰林学士苏绅说：‘唐宪宗曾命近臣详细列举前代得失的事迹，绘成图以备观览。’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贾昌朝到迩英阁侍讲。按照旧例，御史台丞没有在经筵任职的；只是因为贾昌朝长于讲说，才特意召来。赵师民上疏讨论延请讲读之事【见《论治门》】；赐杨安国、赵师民品服【见《论治门》】；迩英阁出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见《论治门》】；丁度进呈迩英阁圣问【见《论治门》】；讲各国风俗，作为鉴戒【见《论治门》】。三月，讲《诗经》中的‘匪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皇帝说：‘治理大国好像烹煮小鱼，道理与这里相同。’丁度说：‘烹鱼过于烦扰就会碎烂，治理百姓过于烦扰就会离散。如果不是圣学高深，怎么能看见古人求治的用意呢？’读《汉书》，讲汉高祖听从劝谏【见《论治门》】。十一月甲午日，讲《诗经·角弓》篇。皇帝说：‘周幽王不亲近九族，以至于灭亡；《尚书》又说“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这是帝尧盛大的德行，朕非常仰慕。’丁度在经筵任职，皇帝每次称呼学士都不直呼姓名，曾询问丁度关于蓍龟占卜的事。丁度回答说：‘不如把古代的治乱作为蓍龟。’读《三朝经武圣略》【见《论治门》】。庆历七年丙申日，皇帝在迩英阁讲《孝经》，下令赐曾公亮三品服。皇帝对宋祁说：‘这次赏赐不同于其他臣僚。’又说：‘自古帝王都有老师，如今把讲筵的荣耀赐给师儒之臣，是应当的事。’己亥日，讲《论语》序，读到安昌侯张禹时，皇帝说：‘张禹作为人臣和老师都不忠，读书有什么用？’四月己巳日，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说他们都是天下正直之士，与太子同居同出，少年时养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样，习惯也如同自然。皇帝说：‘朕过去在东宫时，崔遵度、张士逊、冯元担任师友，这三人都是老成之人，其中遵度尤其贤良，是师傅。’辛未日，读《贞观政要》。唐太宗说：‘如今任用人才，必须把德行、学识作为根本。’王珪说：‘人臣如果没有学业，哪里能够担当重任？’皇帝说：‘人臣必须懂得书，宰相尤其必须有学问。’杨安国回答说：‘汉代儒者常常引用经书来裁决大事，宰相必须通晓一部经书。’皇帝常对宋祁说：‘近代士人多不致力于通晓经书，只凭一时的技艺，苟且求取富贵；大概由于录用高科及第者，不到十年便居显位，所以士人的品行没有受到鼓励。’

译皇祐元年四月，在迩英阁讲《论语》：‘直率啊，史鱼！’皇帝说：‘蘧伯玉确实是君子，但不如史鱼直率；他没有在国家有道时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便收敛才德而不出仕。’安国回答说：‘圣上的意思是认为蘧伯玉不如史鱼，是想告诫那些不能坚守操守的大臣。’丁未日，讲‘厌恶处在卑下地位却讥讽上位者’。皇帝说：‘什么叫讥讽上位者？’杨安国回答说：‘君主如果有过失，臣下应当竭力纠正；如果不能当面进谏，退下后却在背后说坏话，这就是处在卑下地位而讥讽上位者。’赐讲书张锡飞白字二字【见《论治门》】。十一月庚寅朔日，皇帝驾临崇政殿，召近臣、三馆官、台谏官和宗室观看《三朝训鉴图》。十二月，下诏令卢士宗讲《周易》，并命旧日讲筵学士上殿听讲。乙丑日，再次驾临延和殿，侍读、侍讲都奉命前往。卢士宗讲泰卦，当面授任为天章阁侍讲，赐紫色章服。卢士宗是杨安国推荐的。这一天，诏令右仆射贾昌朝到讲筵备作顾问，不讲书。皇帝因为贾昌朝曾任宰相，又是旧日讲臣，特意这样命令。四月，读《前汉书·东方朔传》，读到‘汉武帝秘密出行多次’，皇帝说：‘处在安定的时候，常常想到危亡的警戒，怎么会有后悔呢？’ 又读到‘把登记的国土作为上林苑’，皇帝说：‘山林川泽的利益，应当与百姓共同享有。’丁度回答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听到陛下的德音，没有一次不为天下忧劳，这就是陛下□□□□□□□□□□□□□□□□□祖宗以来的家法。’甲寅日，张揆读《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读到‘穿大练衣，抑制外戚家族’，于是进言说现在妃嫔的家族过于强盛，不可不加以裁抑削减，使他们保全家族。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三年三月壬辰日，皇帝驾临迩英殿讲《易经》，讲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皇帝说：‘人的情欲都产生于阴阳，而能节制它在于人自身。’讲《易经》的鼎卦【见《论治门》】；丁度论述仁宗好学【同上】；讲读官赐座【见《官制门》】。丁丑日，皇帝写飞白‘师法’二字，各赐讲读官一轴。当时赵师民请假回青州，命令到他那里赐给他。皇祐以后，每年端午，必定赐飞白书扇。四年，陈欹器【见《论治门》】。六月，皇帝驾临延和殿，侍讲学士进呈五经精义。九月，诏令召贾昌朝到讲筵，在左边设置《无逸图》【见《论治门》】。五年夏四月，讲《尚书·冏命》【见《论治门》】。壬辰日，再次驾临延和殿，侍读学士进呈《前史精要》和《后汉书》三十卷。十月甲寅日，再次驾临延和殿，侍讲学士进呈《五经义》《春秋通解》八十卷。至和元年八月壬子日，召观文殿大学士晏殊到经筵，赐座并按宰相的仪制接待。起居注官列在侍读、侍讲官的末位【见《官制门》】。九月己巳日，讲《周礼》到‘薄征缓刑’。杨安国说：‘所谓缓刑，是指对于因误犯而获罪的百姓，在年成歉收时宽免他们，以怜悯其劳苦。如今那些持有兵器、剑和粮廪的人也一概宽免，恐怕不足以禁止奸恶。’皇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都是我的赤子。一旦遇到饥荒，州县不能救济抚恤，百姓被饿死者逼迫，终于成为盗贼；又捕捉他们杀掉，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二年二月，诏令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张升年老，可以免去进读，但仍让他侍奉经筵，以备顾问。讲《周礼》的视祲【见《论治门》】；读太史公传【见《论治门》】。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钱象先善于讲说，言语简约而意义明白。皇帝偶有询问，他必定依据经书回答，因而劝谕政事，进而谈到当时事务，对皇帝有所启发并劝导采纳。前后留在宫中侍奉十五年，特别受到恩遇礼待；每次请求出任外官，总是不被允许。离开后，皇帝必定思念他而再次召回。按照旧例，讲官分日轮流进讲。钱象先已经得到许可担任蔡州知州，皇帝因他将要离开，命他独自把所讲内容讲完，因此同列中本应停止进讲的人，停讲十天。皇帝曾诏令讲官，凡是经传所载的叛逆、祸乱之事，都要直言无讳。治平元年，皇帝对韩琦说：‘凡是事情的施行，最怕因时间长久而懈怠废弛，何况求学之道，更应戒止中途停止。宗室中年幼的人，仍须由本位尊长经常加以率领勉励，希望他们不要懈怠懒惰。可以召舍人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作诏书加以告诫勉励。’皇帝既已命令增设宗室学官，又说：‘宗室人数比以前增加数倍，而宗正司的事务也更加繁多。因此增加设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任命宗惠担任。’于是下达这道诏书【其余见《辅导英宗门》】。嘉祐二年五月，开始在东宫听讲读。皇帝天资好学，不断推究、请问。有时讲到太阳偏西，内侍说恐怕皇帝饿了，应当进食。皇帝说：‘听讲读正感到快乐，哪里觉得饿呢？’英宗认为皇帝读书太多，常派内侍制止他。治平四年正月，皇帝即位。九月壬寅日，御史中丞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在此以前，司马光曾说张方平不应任参知政事。到这时，他又说：‘如果臣以前所说是对的，张方平就应当罢免；如果臣说得不对，臣就应当被远远贬谪。’皇帝亲自下诏说：‘朕看到你的奏章，反而认为你因为前一天论说张方平不应任职，所以才有这次任命。这是你考虑错了，并不是朕的本意。朕因为你的经学、品行受到世人推重，现在将要开设延英阁集会，想得到你朝夕讨论，陈述治道，规劝朕的缺失，所以命你进读《资治通鉴》，朕的意思明白易见。何况命你任职的诏旨在二十六日登对以前就已下达；假如朕因为你议论政事而怪罪你，怎么还会升任你这样美好的职务？你应当体谅朕的诚意，不要再胡乱等待对日。朕也会把旨意告诉你。’十月己酉日，首次驾临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退朝后，皇帝单独留下吕公著，对他说：‘朕因为司马光的道德学问，想让他常在左右劝讲，并不是因为他议论政事。’甲寅日，司马光开始进读《资治通鉴》。皇帝亲自撰写序文，当面赐给司马光，命令书成后写入书中。又赐给他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一卷。

译熙宁元年四月庚申日，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说：‘我们考察旧例，侍讲都赐座。自干兴以后，讲经者才开始站立，而侍听者都坐着听。臣等私下认为，侍听者可以让其站立，而讲经者应当赐座。请交给礼官考察议定，诏令太常礼院详细议定后上报。’后来韩维极力约束，胡宗愈等说：‘臣侍奉君主左右，是古今常规。有时赐座，是出于优厚礼遇。祖宗以来，多有赐座的，因为他们铺陈阐发经义，是为了彰明先王之道。道理所在，礼遇便应有所不同。太祖开宝年间，李穆向朝廷推荐王昭素，召到便殿应对，赐座让他讲《易经·乾卦》。太宗端拱年间，皇帝临幸国子监，外面的车辇将要出发，回头看见讲座，便召学官李觉讲说。李觉说：‘陛下六龙驾车已经在御，臣怎么敢突然登上高座？’太宗因此下车，命有关部门张设帷幕，另设座位。李觉讲《易经》的泰卦，太宗命列坐在旁的侍从大臣回去列坐；手执经书讲解的人，却让他独自站在前面，这样看轻重，确实不妥。臣等认为，应当按照天禧旧制，以彰显陛下考察古制、尊重圣道的心意。’ 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说：‘臣等私下认为，侍从官在天子面前，如果赐座，天子有所询问，尚且应当离席站立回答；何况手执经书站在君主面前，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指陈讲解，所以站立讲说为宜。若说传授道理近似于担任老师，那么现在侍讲所解说的，不过是旧儒章句之学，并没有老师的实际身份，怎么可以专门占席安坐，自取尊重呢？如今朝廷班次制度中，侍讲位居侍读之下，祖宗任命官员的本意和轻重由此可知。现在如果让侍讲随即坐下，那么侍读也应当跟着坐；如果也允许侍读坐下，那么侍从之臣每次进言，都应当坐下了。况且干兴以来，侍臣站立讲说，经历仁宗、英宗两朝，实行已经近十五年，难道可以把它说成一天之内形成的有关部门的过失，而轻易议论改变吗？如今君主对待侍臣，从初次召见直到讲完，都赐他们坐下；尊重德行、看重道术，已经厚待到超过三公了，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讲官侍立，请求仍旧。’起初，孙奭坐着讲说，仁宗还年幼，踮着脚扶案听讲。孙奭于是请求站立讲说，议论者认为不对。王安石兼任侍讲，请求恢复干兴以前的旧例，使参加听讲的人也站立。赐座的日子少，侍立的日子多。于是吕公著等便一同提出建议。不久，众人的意见一同上奏，拿这件事询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臣侍奉仁宗在书筵时也是这样。’站立以后，王安石因讲说而获赐留下。皇帝当面告诉他说：‘你讲说的日子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于是此事便停止。二年十一月，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纪，读到曹参代替萧何担任相国，完全遵循萧何原来的规约，于是说曹参用不扰民的办法镇抚天下，得到了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帝说：‘假使汉朝始终守着萧何的法度，长久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岂止汉朝如此？所谓道，是万世都不会产生弊病的；夏、商、周的子孙，可以长久守着禹、汤、文王、武王的法度，即使流传到今天仍然可以存在。周武王灭商后说“于是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沿用旧制”，即使周朝也采用商朝的政事。《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既然如此，祖宗的旧法怎么可以改变呢？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拿汉高祖的法度反复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汉宣帝采用汉高祖的旧法，只选择贤能的二千石官员治理百姓，天下便大治。汉元帝初即位，颇多改变汉宣帝的政事，丞相匡衡上疏说：“臣私下痛惜国家放弃已经成功的事业，徒然制造这些纷纷扰扰。陛下看汉宣帝、汉元帝的施政，谁更好？”荀卿说：“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之法，所以治理在于得到人才，不可以轻易改变。”’ 皇帝说：‘人才和法度，也不过是相互配合罢了。’司马光说：‘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不必担心法度不完善；得不到合适的人才，即使有好的法度，也会失去施行的先后次序。因此应当急于求取人才，而缓于制定法令。’壬午日，吕惠卿讲《尚书·咸有一德》，于是说法度不能不改变。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像正月开始调和，把法令陈列在象魏那样；有五年一变的，像五年巡视天下，向诸侯考察制度；有一代一变的，像刑罚随世道轻重而调整；有百代不变的，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前一天司马光说，能够守住萧何的法度就能治理，改变它就会混乱。臣私下认为不对。汉惠帝废除夷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汉文帝废除诛杀罪人子女的法令，怎么能说没有改变呢？汉武帝穷兵黩武、贪淫厚敛而盗贼兴起，汉宣帝综核名实而天下大治，汉元帝任用石显、匡恭而杀萧望之，汉道衰落，这些都不是由于变法或不变法。法令有弊病就必须改变，怎么能坐视弊病而不改变呢？《尚书》所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章’，是说实际上并不聪明却强行自作，并不是说旧章绝对不能改变。’ 司马光的用意，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必定是因为国家近来多次更改旧政，所以借此规劝讽谏；又因为臣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和看详中书条例司，所以才发表这一议论。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司马光的话，如果他说得对，就应当听从；如果他说得不对，陛下也应当向天下宣布。修不违背他的意旨，召司马光来诘问，想使议论归于一致。皇帝召司马光到面前，对他说：‘你听到吕惠卿的话了吗？吕惠卿的话怎么样？’司马光回答说：‘吕惠卿的话有对有错。他说汉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治乱的情况，这一点是对的；他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代一变，这一点是错的。正月开始调和，把法令陈列在象魏，是旧有章法，并不是一年一变。也像州长、党正、族师在四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召集百姓，宣读邦法，难道可以说是随时改变、随月改变吗？天子担心诸侯改变礼制、改易乐制，所以五年巡视一次；如果有改变、扰乱旧章的，就削职贬黜，并不是五年改变一次法度。刑罚随世道轻重，是因为新立之国、动乱之国、安定之国应当因时施用，并不是一代改变一次。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住房屋，有破损就修理，不到大毁坏不重新建造；必须得到良匠，又得到美材。如今这两样都没有，臣恐怕连风雨也遮蔽不了。’

译讲筵的官员都在这里，请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不称职而罢黜他可以，却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事。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宰相用治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是依靠条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又是为什么？’吕惠卿说：‘司马光身居侍从之位，看到朝廷事务有不便之处，就应当逐条论列。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应当离去，怎么可以只停留在议论上？’司马光说：‘从前诏书责令侍从之臣议论政事，臣曾上疏指陈得失，像制置条例司之类都在其中，不知是否送达圣听？’皇帝说：‘看到了。’司马光说：‘那么臣并不是没有进言。至于进言不被采用却不离去，这是臣的罪过。’吕惠卿指责臣，确实说中了臣的罪，臣不敢逃避。皇帝说：‘只是共同讲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司马光与吕惠卿讨论青苗法危害百姓。皇帝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士大夫都喧嚷着认为不可，却又不能指明具体哪里不便，这究竟是为什么？’ 三年四月癸未日，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代贾山上疏说，秦始皇处在灭绝人性的境地却自己不知道’，并借此说明听从劝谏的好处和拒绝劝谏的祸害。又读到《青苗门》，读张释之议论啬夫花言巧辩的文字。司马光说：‘孔子说“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花言巧语怎么至于颠覆国家？大概是因为这种人能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而君主又听从他的话；这样一来国家的覆亡确实不难。’当时吕惠卿在座，司马光专门借此斥责他。十年十月，讲《周礼》。元丰元年三月辛巳日，皇帝驾临迩英殿，沈季长讲《周礼》八法。皇帝说：‘有的说邦治，有的说官治，为什么？’沈季长回答完，皇帝说：‘对。’壬午日，侍讲学士吕公著极力论述治道，讲到三皇无为的道理和释、老虚寂的理论。吕公著问皇帝：‘这种道理高深远大，尧舜能够知道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但仍常把知人、安民看作难事，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皇帝又谈到唐太宗，吕公著说：‘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事业，是因为他能克制自己听从劝谏。’皇帝临朝日久，群臣畏惧他的威严，没有人敢进言规劝。到这时听到吕公著的议论，皇帝肃然起敬并接受了。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端明殿学士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多卷。《资治通鉴》从治平三年设置编修机构开始编纂，到五代史编完为止，至此成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皇帝告诉辅臣说：‘前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书，比荀悦的《汉纪》远为高明。’辅臣请求观看，于是命令交付三省，并仍令他们迅速进呈。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下诏褒奖晓谕。哲宗皇帝

译元丰八年十二月，下诏令讲读官到资善堂【见《保佑哲宗门》】元祐元年二月，进读《宝训》【保佑哲宗门】。三月，下诏讲读官今后不再轮流到资善堂值宿【值宿制度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讲臣值宿时，赐座给讲臣，讲读时有坐讲和立讲，在延和殿讲读【以上均见《伊川出寇门》】。夏四月，起初，中书省于景祐二年设置迩英、延英二阁，用来举行讲筵。延英阁在崇政殿西南。吕公著想让管勾讲筵所筹划，如果能得到宽敞凉爽的地方，就用来准备夏季讲筵。诏令修内司绘图呈进。九月甲子，赐宰臣、执政和经筵官在东宫宴饮，皇帝亲自书写唐人诗篇，分别赐给他们，因为讲完了《论语》全篇。乙丑，吕公著以下官员谢赐宴和御书。太皇太后说：“皇帝天资聪敏，在宫中只爱好学习，这样圣明的天性很容易养成。昨天所赐的东西，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吕公著进呈《论语》《孝经》中重要的语句一百篇【宣仁门】。范祖禹劝哲宗把学习看作急务【保佑哲宗门】。苏轼以侍读身份说：“今天在迩英进读《宝训》以及雍熙、淳化年间的事。太宗每次看到雨雪按时而来，总是高兴；如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雨雪又不合时令。我私下认为，陛下自身修养已经有了，而政事还没有修明，弊病在于监司、守令没有任用得当的人。” 四年三月，吏部尚书兼侍讲苏颂等上奏：“臣等编撰汉唐故事，已经奉旨分门编纂成册，进呈御览。”诏令将其命名为《迩英要览》。梁焘劝哲宗读《宝训》【见宣仁门】。十月癸丑，皇帝驾临迩英阁，召讲读官讲完《三朝宝训》。侍讲苏颂等上奏说：“陛下勤勉寻求治国之道，仰法祖宗，臣等常常惭愧自己荒疏，不能阐明其中的道理。”皇帝认为这有助于圣明览读，派内侍宣读答复说：“祖宗的治国之道是有根本源流的，到今天讲完这部书，全都可以资助启发。”苏颂等叩头称谢。十二月，刘安世说：“臣从上月末起，听说传下圣旨，暂时停止讲筵。当时正值兴龙节，我以为将有宴享，所以暂时停止皇帝到迩英阁，以成全庆贺礼仪。如今又过了半个月，既没有别的政事，也不是因为去年大雪严寒的缘故，而劝讲之臣长久不能见到圣颜，臣实在对此感到疑惑。近来民间喧传宫中正在寻找乳母，查考此事，似乎颇有实情。希望圣慈为宗庙社稷的大计，频繁在清闲之时驾临经筵，并召近臣一同讨论前代治乱的要领和当今政事的适宜做法，使他们都能尽情陈述，以助益圣学。” 范祖禹劝哲宗勤奋学习，以远离声色；梁焘请求开设经筵；诏令抄录讲义【以上均见保佑哲宗门】。五年四月，诏令讲读官：今后每逢经筵结束，留下讲读官各一人在迩英阁奏对。仁宗《鉴古观文》二图【保佑哲宗门】。八月，刘唐老说：“《大学》一篇论述进入德行的次序，诏令经筵之臣为此书作训释，进呈御览。”皇帝听从了。六年二月，讲筵所说：“奉旨进呈汉唐故事和《史记》中的史事，其中值得观览的事迹多有记载而少有删录，请将《稽古录》分次进呈，以代替汉唐故事。”三月，吕大防上奏：“仁宗亲笔书写的三十六件事，请命人绘图，放置在座位旁，以备观览。”皇帝听从了。八月，吕大防请求抄录一部仁宗时期的阁记注呈进，以备圣览。皇帝听从了。后来，诏令国史院修订抄写后呈进。十二月，开封府失火。第二天，执政在讲筵上奏说：“大火整夜传报，必定惊动皇上。皇上说：‘火逼近原庙，极其可怕。’”执政退下后，彼此欢叹说：“皇上的言词雅正娴熟，很有裕陵的风范。” 七年三月，王岩叟上奏说：“陛下在宫中靠什么消磨日子？”皇帝说：“只是读书。”王岩叟又说：“圣人的学问，关键在专心和勤奋。屏除其他事务，叫作专心；长久而不疲倦，叫作勤奋。这样做，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读《宝训》【哲宗门】。五月，范祖禹按照讲筵旧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又命令一同进读汉唐书，这就成了讲官兼任读官。他请求专门命读官进读史书，皇帝听从了。绍圣元年六月，停止讲读《礼记》。七月，诏令今后进读使用《新唐书》。这是曾布请求的。四年十月，迩英阁进读《宝训》，皇帝对蔡京说：“《宝训》中的事情多与实录相同，不必再进呈。”蔡京说：“王安石有《日录》，请求下令进呈。”皇帝说：“宫中自有抄本。” 徽宗皇帝。崇宁五年三月，诏令蔡卞深得王安石的学术，应当留在迩英阁任侍读。祖宗朝用制科选取人才。

译建隆二年九月癸未，恢复设置书判拔萃科【《国史》记载为八月，今本为九月，大概八月只是开始列举可施行的事实，实际在九月】。干德元年，恢复考试应拔萃科，田可封等人【见科举门】。二年正月，诏令举荐贤良方正等三科【见科举门】。四月，考试贤良，录取颖贽【见科举门】。四年六月庚寅，皇帝亲自到紫云楼下考试制科举人姜涉等人，从容地对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说：“武则天不过是一个女主，虽然刑罚枉滥，却始终没有杀狄仁杰，因此能够享有国祚，确实是因为这个缘故。”于是谈论前代帝王的得失，直到日晡时分才结束。姜涉等人的文章义理疏略，不符合策问要求，便赐给他们酒食，遣送他们离去。应百篇，举荐赵昌言【见科举门太平兴国五年】。至道三年秋七月，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奉诏上疏，其中第二条说：“制举的科目无法全部列举，略举可以设置的，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道侔伊吕科、才比管乐科、传道经典达于教化科、详明正术可以理人科、文堪经邦科、武足安边科。”臣私下看到太祖朝曾设置制科，当时诏令规定文章三千字以上。成文的字数既然很多，书写就不容易；赐食以后，到开始考试时，既然面对天颜，难道没有戒惧之心吗？又正赶上天色已晚，本来就来不及安宁思考；即使有经邦治国的谋略，哪里能够全部周详？即使有安定边疆的策略，也没有时间充分陈述。如今如果设置这些科目，只仿照汉代公孙弘、董仲舒所受的考试，反复问答，就能完全看出他们的才略，再加以品评鉴别、选拔升用，确实不会违背他们的才学和事业。这样设置制科，有两项好处。” 太宗至道三年九月，右正言、直史馆孙何进呈五条建议，其中第四条谈到恢复制科：“唐朝参酌古今制度，选取天下英俊之士。礼部考试的科目，有进士、明经，以及解释经义、分辨句读、辨析声病、讲究偶对等。制举则有贤良、体用等科，用来成就制度、辅佐治理国家的人才。国家拓展疆土、开辟地域，建立太平的基础，然而制科还没有恢复，清要仕途和优美官职，只有进士、明经逐级迁升，难道不考虑山林乡野中那些非同寻常而被遗弃的人才吗？台谏所推荐的人中，难道没有过分滥举的吗？奖励应制科，林陶【见科举门】。”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辛未，皇帝到殿上考试制举人，命翰林宋白等充任考官，录取秘书丞查道、进士陈钺为第四等，推官王曙为次等。八月己酉，重新考试制举人，录取成安主簿丁逊、舒州推官孙仅、秘书丞何亮、推官孙暨为第四等；任命何亮为太常博士，孙暨为寺丞。景德二年甲子，诏令恢复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文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识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等科，命尚书吏部传告各路，允许文武群臣、草泽隐逸之士前来应试。委托中书门下先行考试，对才器学业值得观赏的人，列具姓名上奏。当时皇帝对寇准说：“如今文武人才很多，难道没有才识优异而尚未升用的人吗？至于将帅的任用，尤其难得其人。前代通过制策考试来观察才能高下，用以求取真正的人才，这也是为国家作长远打算。”于是拿出唐朝制科的科目，从中采用六科中的一科，年策试钱易、石待问。四月，考试贤良方正科，录取著作佐郎陈绛、溧水县令史良、丹县主簿夏竦。此前，皇帝对宰相说：“近来设置此科，是想得到才识兼优的人。如果只考查文章义理，那么积学之士才有可能中选。假如确实有济时之才，怎么知道他不能回答策问中的经义和时务呢？命两制官提出策问，选择其中合适的人任用。”六月，右正言陈彭年请求制定贡部条制，恢复宏辞科，招来经术之士。十月以前，原鄠县主簿高志宁任理评事。志宁以明经科中选，请求应试洞识韬略科，并且请求每天试写三千字。后来他不能完成，皇帝考察到他历任官职没有过失，特意命令提升他的官秩。祥符元年夏，中书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草泽刘若冲、周启明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大理寺丞吕夷简、草泽许申等人参加考试。诏令说，许申等人虽然才思敏捷、文辞丰富，值得嘉奖，但治理之道还不精通，不符合召见应对的要求；刘若冲、周启明、许申都准许应举，并且免除取解。吕夷简优先授予亲民差使。当时有上封事的人说，两汉举荐贤良，多是因为兵乱、灾荒、灾异，所以询问政治的缺失。如今将要东封西祀，接受祥瑞、建立封禅，不应再设置这类科目。于是吏部的科目也一并全部停止。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诏令说：“朕开设几条途径，以便详细延揽天下士人，但制举独自长期废置不设，恐怕我朝豪杰之士因此被遗漏。现在恢复设置此科，并略微增损旧有名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文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堪边寄科。凡是用来对待被荐举和应选的京朝官。又设置书判拔萃科，用来对待应选人的应试。又设置高蹈邱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用来对待被荐举和应举的布衣。又设置武举，用来对待有方略和武勇的人。这些办法都先把才艺学业呈报有关部门考核，然后在秘阁考试，合乎标准后再由天子亲自策问；武举则检阅他们的衡木射箭。”起初，盛度向真宗建议，请设置四科选取人才，说：“经术方面，如果典章刑法都能完备掌握，那么政教就能流行，请设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尧考察臣下是根据实际事务，而不是只凭言语文章选人；审察官员应当以适用为目的，请设置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如今戎狄的警报还没有消除，调发到边疆劳苦戍守，必定要依靠良将来成就功业，请设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诉讼繁多，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如果推究审理失实，就会造成冤屈、伤害生命，请设置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

译景德二年，于是设置六科，大概是因为盛度的建议。当时盛度正在被贬任洪州，皇帝秘密诏令他撰写策问题目，快马递送进呈。到了议论封禅时，吏部的科目全都废止。夏竦执政以后，建议恢复制举，广泛设置科目，以收取被遗漏的人才，皇帝听从了。他又采用盛度以前的建议，于是颁下这道诏令。十二月，以知制诰李仲容判礼部。按照旧例，茂材异等、高蹈邱园、沈沦草泽三科所呈上的策论，先交礼部考核复查，报告以后才能参加考试。当时史馆康孝基任判礼部，评定富弼等十人，认为他们的文辞义理都很优秀。皇帝认为他的品评不够精当，改命李仲容负责，并让康孝基任同判，仍取富弼的策论重新校阅。富弼是河南人。天圣八年春正月，诏令应制科，从今以后准许随礼部贡举一同施行。六月，在崇政殿考试书判拔萃科和武举人。戊申，任命宣州司理余靖为将作监丞、知海阳推官；任命尹洙为武胜节度掌书记、知河阳县；武举人张建侯等十二人也授予官职。乙亥，命学士宋绶、冯元为初考制策官，翰林张得象、御史中丞王随复考，知制诰、右中丞、盐铁副使鞠咏负责编排。从此以后，御试制科人，大体都按这个惯例。丙午，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成都人何咏和茂材异等富弼二人的策文，都列入第四等。丁丑，任命何咏为祠部员外郎、同判永兴军，赐五品服；富弼为将作监丞、知长水县。景祐元年正月，停止书判拔萃科，不再举行御试。从今以后，幕职官、州县官中经三品以上官员任用的，除缘边以及川广、福建地区以外，都准许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六科。升朝官达到太常博士，以及参加进士诸科取解而被黜退的人，不得应茂材等三科和武举。这是采用知制诰李叔的建议。考试书判拔萃科四人【毛询、吴盛、张考、孙李淳】。八年六月己酉，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苏绅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大理丞吴育为茂材异等。张方平，吴育任湖州通判；苏绅任洪州通判；张方平任昆山县知县。六月，诏令寄居等待制科考试的人，从今以后在殿廊下张设幕次，并命大官供给食物。武举人另选日期考试。当时知制诰宋郊说：“贤良和武举人混在一起考试，不是用来对待天下特起之士的办法。”诏令同意他的请求。书判拔萃科四人【邱升、张龎谙、孙伯、王林意】。言官认为，这一科本是有关部门铨选品评的方式，如今却在御轩亲自考试，不合适。春天于是停止【《登科记》】。四年夏丁未，诏令学士院，从今以后制策登科的人都要各自再考试一道策论。当时将作监丞富弼进呈自己所作的文章，皇帝命令考察馆职。富弼以不会作试赋为由辞谢，皇帝特意命他考试策论，因此有了这道诏令。富弼不久授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六月乙丑，诏令详明吏理可使从政、洞识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三科，各自设置策题；贤良方正等四科，使用同一策题。七月壬戌，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人【田况、张方平】和茂材异等邵亢。邵亢因为与张士逊结为姻亲，被报称不合格。实录说，邵亢策文的字数太少，不符合标准；如今采用邵亢本传的记载。邵亢的墓志铭也说，范仲淹推荐他应贤良方正科，授任建康军节度推官。恰逢有人想中伤宰相，暗中说邵亢与宰相结为姻亲，任命于是被阻止。没有人知道其中缘故，大概是宰相张士逊的儿子娶了邵氏，而邵亢恰好与她同姓。张士逊既不能辨明，邵亢也不发一言就离开了。庆历二年八月，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殿中丞钱明逸的策文列入第四等，任命为太常博士、通判庐州；钱明逸是钱易的儿子。六年六月，参知政事吴育与宰相贾昌朝不和。监察御史唐询本来就怨恨吴育，于是迎合贾昌朝的意旨，上奏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科，从汉代到唐代都不是经常设置的。如果上天显现灾异、政治有缺失，才下诏让在位官员举荐。我国朝廷沿用旧文，直到真宗一朝，三次设置此科。陛下即位以后，把科目增加到六科，命两省官和少卿、监以上官员奏举。后来又只使用贤良、茂材三科，随着进士科一同设置。近几年大多是不任保举和任用之官，人人都自行报名科目。而且贤良方正、茂材异等这些名号非常美好，假如举荐并任用他们，还可以说接近古制；如今却独自占有这些美名，反而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又在亲自考试以前，召集有关部门拟出论题，完全采用经史中的名数；等到回答诏策，不过是分条区别义例、考核是否符合注解，至于强记博闻，只是空洞文辞和泛泛之说罢了。至于辅佐国家、陈述治道，还没有看到它有什么补益。起初应诏的只有几个人，后来达到十多人，如今几乎达到三十多人。一旦考中此科，不到几年，就全都升到显要官职，即使不是合适的人，按惯例也不能抑制。”奏疏上呈后，皇帝删去他的姓名，交付中书省。吴育上奏驳斥他说：“三代以来，选取士人的盛况，没有比得上汉唐的。汉文帝上元五年，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皇帝亲自策问，于是有晁错这样的人出仕，这并不是因为发生灾异才举荐的。武帝建元元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诏令贤良应对策问，于是有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人出仕。所举荐的人并不是因为灾异，只是策文中的话有时涉及灾异，也不过是陈述事情的一端罢了。唐开元二年六月甲子，诏令有茂材异等的人都自行举荐，这一年设置直言极谏科。到了宪宗元和年间，制科尤其兴盛，元稹、白居易都是其中特别杰出的人才。看看当时策问题目所询问的，都是帝王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和国家的大事，可以反复考察，当然不能专门限于灾异。陛下自从恢复制科以来，多年随着贡举开设，疏密适中。如果一定要等灾祸谴责发生以后才下诏举荐，不仅失去设置此科的本意，还有三点尤其不可：第一，使那些贤能而长期困顿的士人等待灾异出现后才进用，不是培养廉耻的办法；第二，平时不询问造化和民情，偏偏到灾异时才询问，这不是用来警惧灾谴的办法；第三，轻易改变已经确定的法令，向天下显示朝廷没有求贤之心，不是广开贤才仕进之路的办法。

译况且汉唐所设立的孝廉、进士等科，都是每年照常选取，所以制举可以随时开设。如今礼部进士科几年举行一次，制举因此随之举行，正合适时宜，怎么会妨害时政？何必这样纷纷更改，何况灾异出现并没有固定期限，有时多年都没有发生，那么制举还设置它做什么？有时连续几年发生，也不会妨碍政事。既不根据天灾，也不随着贡部举行，却说是“非时诏举”，毫无头绪，其实就是于是废除这一科。稍微询问民间，言路就有所寄托；多年不举制科，礼意就完全被忘掉了。如今无故更改制度，使被遗漏的人才绝望，对国体的伤害太大了。请求陛下将臣的奏疏交给两制官详细审定。”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不再交给两制官，立即诏令礼部：今后制科随进士贡举一同举行，把它作为法令；仍须近臣论荐，不得自行举荐。皇帝又因此告诫辅臣说：“那位上奏的人请求从宫中批示施行，如今才知道他是在欺骗蒙蔽朕。”吴育又上奏说：“阴险邪曲、阻挠政事，正应当明辨。臣下所说涉及机密，有时是想把功德归于君主，或者入朝报告谋略，成就国家的美名。这类事情可以删去姓名交付外廷处理；制策在天下范围内的公共废置，可以公开说明，怎么能暗中加以阻挠改革，想让事情从皇上那里自行施行？” “这正是奸诈欺罔之人所做的事。如果不是皇上的明察，就会挟持邪说、损害国家，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希望公布他的姓名，依法弹劾，以彰明国法。”吴育本来就是通过制策进用的，皇帝多次称赞他，认为得到了人才，所以唐询极力排斥诋毁他，意图在吴育而不在制科。皇祐元年秋甲申，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殿中丞吴奎的策文列入第四等，任命为太常博士、通判陈州。五年八月辛酉，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寺太祝赵彦若考试武举人。赵彦若所答策文疏略空泛，交给有关部门考核，不能列入等第，于是罢黜他。此前，参加秘阁考试的制举人有十八人，有关部门唯独录取赵彦若，于是他被黜退离开。议论的人说，宰相陈执中不是通过科第进身，所以暗中示意有关部门专门压抑儒士，并不是赵彦若真的不能胜任。嘉祐二年六月，赵彦若的制策没有列入等第，过了四个月，竟没有人应制科。皇帝说：“难道是朕对待他们不够周到吗？”丁巳，诏令朝廷设置制科，以选取天下美异之士。过去因为推恩太厚，而又难以选取合适的人，所以每次录取不过二三人，实在不是广泛延揽人才的办法。命令两制官以上共同商议。后来，抃等人说：“太常博士以下直到选人、草泽人中应制科的，都听任侍制以上官员奏举，不得自行陈述；其中草泽人，也允许本路转运使奏举。考试文章浅陋以及品行履历与所学不相称的，举荐者一并治罪。他们的进用次序，不得援引旧例越级提拔。”皇帝听从了。八月癸亥，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秘书丞王彰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明州推官夏噩参加考试。王彰的对策没有列入等第，夏噩列入第四等，授任光禄寺丞。夏噩考核期满应当升任著作佐郎，宰臣富弼厌恶他，便裁抑了他的升迁。嘉祐十年十二月，此前朝廷议论认为科举举行得太频繁，高等第的人成倍增加，他们获得提拔任用的恩典应当比过去减少，诏令中书门下裁定。丁丑，诏令说：“朕认为国家选取人才、士人等待举荐，不能长期废置，也不能冗滥，所以规定隔年举行的期限，以激励他们勤学；约束贡举人数，以精审选取，著为固定制度，重申告诫有关部门。然而高等第的人如今常常不按次序破格任用，如果沿袭旧例，最终会导致官员泛滥，实在没有意义。从今以后，制科入第三等的，与进士第一等相同，授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事，代还后升任通判，任期届满再考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的，与进士第二、第三等相同，授内使幕职官，代还后改任次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的，与进士第四、第五等相同，授试御史、知县，代还后升任两使职官。锁斤人依照此例。【‘锁斤人’原文疑有讹误】至于才智高超、品行卓异，施用于政事而功绩明显的人，应当用优厚的恩典提拔。”从此以后，突然显贵的人少了，而所得到的人才及其声望风迹，比过去也逐渐衰落。乙未，在崇政殿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旌德县尉钱藻、汪辅之参加考试。陈舜俞、钱藻所答策文都列入第四等，授陈舜俞为著作佐郎、签书忠正军印度使判官事；钱藻试任校书郎、无为军判官。汪辅之也列入等第，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说他品行不好，于是罢黜了他。汪辅之性情急躁愤懑，便写信责问富弼说：“您身为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意旨罢了，天下还能依靠您什么呢？”富弼不能回答。六年八月乙亥，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著作佐郎王介、福昌主簿苏轼、渑池主簿苏辙参加考试。苏轼列入第三等，王介列入第四等，苏辙列入第四等。于是授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其余见论治门。记载说：苏轼、苏辙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苏辙列入第四等。司马光与镇共同商议，镇对此感到为难，因为起初他列在第一等】。八年六月，诏令今后制科人每年参加考试，著作佐郎赵卨等十七人，暂时停止参加将来的科场考试，前往秘阁应试。赵卨是安仁人。英宗治平二年秋甲戌，因制科入等，任命范百禄为秘书丞，升任上一任；前和州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郎。范百禄所答策文说，濮王应当诏令有关部门不要议论推尊之事。范百禄是范镇的侄孙；李清臣是安阳人。韩琦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认为很像苏轼。等到参加秘阁考试，试文送到中书省还没有拆封，欧阳修迎上去说：“考官如果不把李清臣列为第一，就错了。”拆封查看，果然是第一。当时一同拆封策文的有四人，有人说李清臣应当依据《五行传》作答，所谓灾异才是应该得到的答案。李清臣说：“这是汉代儒生的说法，把某种异象对应某件事，我不能知道。民间难道没有疾病痛苦、生活不安乐的事情可以上报吗？”于是他说：“天地广大，譬如人的身体，腹心肺腑有阻塞受损，五官就不得安宁。百姓的生息聚居，就是天地的腹心肺腑；日月星辰，就是天地的五官。善人，是天地的祥异，不只是把异象归于天上；百姓的疾苦和不安乐，才是天地的异象。”李清臣最终没有列入等第。

译四年二月，御史蒋之奇上奏弹劾钱明逸奸邪，说他在仁宗朝依附贾昌朝等人，使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等人遭到陷害，朝廷几乎空无一人，天下人都痛恨他。况且他的文辞错乱，贪污赋税也有名声，怎么可以和贾昌朝一同居于禁苑？同知谏院傅卞也说：“执政召见钱明逸，把奏章给他看，让他自己称病引退。”皇帝后来对吴奎说：“钱明逸不会写文章，为什么能中大科？”吴奎说：“应试也有侥幸，一天之内看不出他的长处，他这个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熙宁三年九月，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又策试武举人。诏令策试贤良方正等科：太常博士、通判蜀州吕陶升任一任；堂除太庙斋郎张绘，堂除判司主簿或县尉；前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命流内铨告示，发往华州团练推官任职。本次参加考试的吕陶等人都中选，而孔文仲的策文起初列入第三等。皇帝亲笔诏令说，制科诵字号试卷，详细观看其中的条对，大体上只是崇尚流俗而后才辨别是非，又诋毁轻视当时政事，援引先王之经却往往失去义理，可以再次进呈。而诵字号正是孔文仲的试卷。于是皇帝读到孔文仲试卷中的“专任德”，说：“德与刑不能偏废，不过挽救时弊有时也可以偏重使用，乂用三德就是这样。”王安石又评论孔文仲，认为他像范百禄，只因对濮王之事的看法，才合乎考官选取高等的标准。于是冯京有意帮助孔文仲，皇帝不听，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十二月戊辰，三班院上言，殿直雷珣请求考试《六韬》《孙吴》兵书十道，并且考试骑射，中选后诏令免除袒使，权任边塞监押、巡检，代还后依照武举人的例子办理。王珪任班使臣时，请求考试兵书，从雷珣开始。秘阁考试所说的应科人陈彦古，所试六论既不识题目，字数也不合要求，全都不足以作为标准，不予考试。自从考试制科以来，空疏没有像陈彦古这样的人，因此制科也被停止。七年五月辛亥，中书门下说：“策试制举，都考经术和时务。如今进士科已经停止考试辞赋，所考的学业与制举没有区别。贤良方正等科目，请求一并停止。”皇帝听从了。此前，中书拟定条例请求停止制举，冯京说：“汉唐以来，豪杰多从此科出身，实行已经很久，不必停止。”皇帝说：“天下的事情可以停止，却不可仓促处理，这样的事很多，恐怕还没有来得及改革。”吕惠卿说：“制科只在于记诵，并不是义理之学。”哲宗时孙觉、苏辙、彭汝砺、张续等人考试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举人。丁卯，皇帝驾临集英殿，考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谢悰参加考试。己巳，赐谢悰进士出身，授初等职官。左正言刘世安说：“臣私下认为，朝廷近来恢复制科，秘阁所考试的人都不合格。陛下正致力于进用人才，不愿把他们一概黜退，所以委曲收取谢悰，以此作为天下士人的劝勉。然而谢悰廷试的策文，往往不能顺应圣意，任意妄言，确实多有疏略；有关部门考核时，他本来就不应列入等第。” “陛下特意赐他进士出身，提拔为辅郡幕职，圣恩优厚特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身份。臣也体察朝廷的意思，不敢另作议论。但近来看到谢悰向尚书省递交辞免新命的状文，竟说‘所有敕告不敢抵授’，把‘抵’写成‘祇’，把‘受’写成‘授’，他的虚浮浅薄、见闻寡陋，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唐朝省中有个‘伏猎侍郎’，因严推的讥讽而罢免。如今陛下正处在崇尚文治的时代，刚刚恢复制举，怎么能容许有人‘抵授贤良’呢？希望陛下惩罚他的浅陋，稍微纠正错误的恩典，追夺并取消谢悰的进士出身，以平息公议。” 七年五月癸巳，诏令秘阁考试制科的论题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及其注本中出题，注本中不得出题。六年九月丁酉，三省说：“御试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的人，有知泸州合江县王普、河中司理司马槱、眉山布衣王当。” 绍圣元年八月，三省进呈秘书省考试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结果，陈旸列第四名，赵天启考试列第二名。皇帝对章惇说：“赵天启曾经上书，极其狂妄。我起初想让他受羁管，又怕阻塞言路；如今他进入选中，特意下旨把他降下。”九月，在集英殿考试科举人。庚戌，三省共同进呈考试制科的结果，张咸、吴俦、陈旸三人列入第三等，给予推恩。皇帝说：“前几天看他们所试的策文，和进士有什么不同？先朝曾经停止此科，什么时候又恢复设置的？”郭知章等回答：“先朝最初亲自考试进士策文时，就停止了制科；元祐二年恢复设置，确实没有什么补益。第一次举制科得到谢悰，第二次得到王当、司马槱等人，听说极其疏漏荒谬。”皇帝说：“完全没有义理可言。”李清臣回答：“汉代也不设置此科，遇到选拔而获得奇异人才，或者因灾异策问大事，都是临时召集。”皇帝说：“如今已经恢复进士殿试策文，这一科既然与进士策文没有区别，它的文章义理还有超过进士策文的吗？”郑雍回答：“只是看参加考试的人怎么样罢了。不过自古以来多有谈论时政缺失的。”皇帝说：“如今进士也可以谈论时政缺失。” 于是诏令停止制科【南渡以来的情况见后集】。历朝任用隐逸之士。

译太祖开宝三年三月，任命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让他以此官职退休。王昭素年轻时笃志好学，有志向和品行；在市场买东西，别人索要价钱就立即偿付，有人推辞，他便说：“赶快收下，不然你将成为说假话的人了。”因此人们不敢欺骗他。正修建房屋时，他把木料堆在墙壁之间，有个盗贼被木料挡住，不能进入。王昭素察觉后，把家中所有东西都扔到屋外，对盗贼说：“快来偷走吧，恐怕捕盗的人就要到了。”盗贼惭愧地逃走了。因此县邑之中没有了盗贼。他著有《易论》三十多篇。皇帝听说他的名声，在便殿召见他，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皇帝问：“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以致相见这么晚。朕向你询问民间事务，你要毫无隐瞒地说。”皇帝更加嘉许他。又问治理天下、保养身体的方法，他回答：“没有比爱护百姓、减少欲望更好的了。”皇帝喜欢这句话，把它写在屏风和几案上。王昭素请求离去，因此有了这个任命。太宗雍熙元年冬十月，皇帝即位时，召华山隐士陈抟入朝觐见。这时陈抟再次来到皇帝面前，皇帝更加以礼相待、加以尊重。皇帝对宰相宋琪说：“陈抟只是说自己不干预世俗利益，是所谓方外之士。他在华山已经四十多年，自称经历五代的乱离，幸逢天下太平，所以来朝觐。”皇帝与他交谈，觉得很有意义，于是派使者送他到中书省。宋琪等从容地问陈抟：“先王得到玄默修养之道，可以用它教化天下吗？”陈抟回答：“我是山野之人，对时政没有用处，也不知道神仙、黄白之术和吐纳的方法，没有什么术法可以传给别人。即使能白日升天，对世间又有什么益处呢？”皇上面貌英俊奇异，有天人的仪表，博通古今，深究治乱，实在是一位有道的君主。现在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兴化、达到大治的时候，勤于实行修炼，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宋琪等把这些话上表进呈，皇帝更加高兴，赐给陈抟“希夷先生”的称号。有司增修装饰他所居住的台观，皇帝多次与他唱和作诗，几个月后才遣送他回去。淳化元年秋八月朔日，诏令征召终南山隐士种放，种放以生病为由推辞不来。种放七岁就能写文章，沉默寡言而高尚清洁，和母亲一起隐居在豹林谷中，以讲学习业，求学者大多跟从他，得到的束修全都用来奉养母亲。母亲也喜爱道术，饮食清淡，善于辟谷。适逢陕西转运使宋维翰说种放有才干品行，诏令派使者征召他。他的母亲恼怒地说：“我平常常劝你不要聚集徒众讲学，你既然已经隐居了，还写文章做什么？如果果真被人知道，就不能安居了；我将抛下你，深入偏远的穷山中去。”种放于是称病不起，他的母亲拿出笔砚烧掉，和种放搬到偏僻荒远、人迹罕至的地方居住。皇帝喜欢他的高尚，诏令不能使他屈服，便在时节到来时问候他，赐钱三万，不改变他的志向。咸平二年春二月己酉，秘书监杨徽之推荐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纶，说他文学纯正谨慎，可以任职儒馆。三月甲寅，任命戚纶为秘阁校理。戚纶的父亲戚同文隐居教授，求学者不远千里前来，考中科举的共有五十六人。杨徽之和门人追尊戚同文为“坚志先生”。四年三月，兵部尚书张齐贤逐条上奏种放的操行，说他孝顺谨慎，愿意让他准备参加贤良方正科的举荐。淳化五年，皇帝对韩丕说：“你早年在嵩阳，当时同辈中颇有被遗漏的隐逸之士吗？”韩丕以田朴回答。皇帝召田朴入便殿应对，他不愿意出仕求进。皇帝赐给他束帛，并授予他的儿子官职。五年秋，派使者带着赏赐和诏书，到终南山召种放赴京，并赐给他绢十万匹。此前，永兴军府判官张齐贤再次上奏，分条说明种放的操行，请求加以表彰赏赐。他说：“我以前在中书省，亲自听到先帝称赞种放的德行，想要破格施恩任用他。只是我当时不了解事情始末，不敢上奏陈说。如今任太守后，才开始充分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这样上奏。”戊申，种放戴着幅巾进入崇政殿朝见，皇上同他交谈，询问民政和边防事务。种放说：“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只在于爱护百姓罢了；只要逐步教化他们就行。”其余话都很谦逊。皇上当天就授予他左司谏、直昭文馆，赐给冠帽、衣带、袍服、笏板，让他住在都亭驿，由大官供给膳食。皇上对宰相说：“种放也有接受俸禄、出仕的意思，只是说自己的行迹孤高。我按照他的情况评论，等到他升入朝廷官员的行列，一定能看到朝廷清明肃正，排斥他人的事情没有人敢做。赏赐一个人，就可以劝勉天下人了。”己酉，种放上表辞谢恩命，皇上不许。过了几个月，皇上又召见他，赐给绯色衣服、象牙笏等物，以及御制五言诗。又赐给他昭庆坊宅第一区，加上帐帷、杂物和银器五十两、钱三十万。种放谢恩当天，皇上在学士院赐酒食给他。这样的荣宠丰厚，近来从未有过。六年三月，左司谏、直昭文馆种放再次上表，请求暂时回到故乡山中，诏令准许。丙午，特意下诏授予他起居舍人的官职；他将要出行时，在龙图阁设宴为他饯行。又下诏让三馆、秘阁的官员在琼林苑设宴为他饯行，皇上赐七言诗三首，在座的人都作诗应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景德二年夏四月，任命起居舍人、昭文馆种放为右谏议大夫。种放以有病为由谢辞，请求游历嵩山，诏令准许。仍命南河守臣经常加以存问安抚。皇上召见他对答，赐宴为他饯行，并作诗送行，恩宠礼遇非常优厚。四年冬十月，种放又从终南山来朝见，是皇上召他来的。皇上对辅政大臣说：“种放近来以崇尚高洁自守为事，询问访察所得，多有可以采纳的意见。朝廷虽然给他加官进爵，却还没有重用他，这说明舆论仍不满足。派内侍带诏书赐给种放，大略说：‘应该体察这种眷顾礼遇，竭尽你的诚心和明识，陈述治理国家的大道，说明辅佐君主的远大谋略，充分建立丰功伟绩来滋润我的心志，副合我这个德薄之人的倚重辅弼，满足朝廷内外的听闻和观望。’于是让他主管枢密事务，希望他或许能做到公正。”种放上表坚决推辞。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种放得到告假，回归乡里。这一天，皇上召见他，并在龙图阁设宴为他饯行。皇上作诗赐给种放，命群臣都作诗应和。当时皇上制举杜镐，杜镐以自己一向不善作文为由辞谢。诏令他援引历代名臣归隐的故事，杜镐于是诵读《北山移文》，其中意思大概是在讥讽种放。三年春正月，种放回到终南山。有使者从秦、雍一带来，得到种放答复陈尧叟的诗五首，奏报给皇上。皇上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对宰相说，种放隐居而努力学习，曾说古今时代不同，不应背离当时而效法古代，这最接近事理。于是下诏召种放赴京。种放上表请求赐假，皇上准许，并下诏答复说：“如果再次召你，不要再推辞。”种放替弟弟汝求取官职，于是汝被授为秘书省正字、同判太常礼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五月辛酉，赐泰山隐士秦卞“贞素先生”的称号，种放回山。秦卞自称一百三十岁，皇上召他到京城，与他交谈；他多次谈到五代的事情，也没有别的养生术，只是能够服食药物以获得长寿罢了。

译四年二月，皇上作《西岳赞仙掌诗》，召见华山隐士郑隐、敷水隐士李宁，赐给他们“贞晦先生”的称号。郑隐自述说：“我起初以经学为业，后来遇到道士传授辟谷炼气的方法，修习颇有成效，于是居住在华山王力岩二十多年。无论冬夏常穿皮裘，在药术方面用了十分的功夫，年老却不衰弱。我常常把药施给别人，别人送给我金帛，多数都拒绝。”皇上赐给他御制诗、药、茶和束帛，郑隐推辞所赐之物，不肯接受。七年，邢惇隐居不出。王曾推荐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邢惇不回答，只授给他许州助教的官职。邢惇回到家乡后，乡里人都不知道他做了官。等到他去世，诏令把他的官诰同废纸一起捆起来，放在房梁之间。八年，河南府上报：工部侍郎种放去世。皇上非常悲伤惋惜，亲自撰写祭文，派内侍前去致祭，护送灵柩回终南山。追赠工部尚书，录用他的后代。雍州学究出身。此前，有人讥讽种放只是因循缄默的人，皇上听说后对辅臣说：“种放替我陈说政事很多，只是外朝不知道罢了。”于是拿出种放上奏的当时政论十三篇，篇目是：议道、议德、议用、议器、议文、议武、议制、议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国、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种放将要去世时，急忙取出前后奏章的草稿烧掉。他穿着道士衣服，召集诸生会饮诀别，酒过几巡便去世了。李渎隐居中条山，不出仕。魏野居住在陕州，整天吟咏诗文，都是有道德学问的人。皇上按礼聘请他们，他们都没有出来做官。仁宗天圣二年五月己亥，赐给杭州隐士林逋粮食和绢帛。两浙转运使说，林逋有节操品行，居住在西湖二十年，从未进城，所以有这次赏赐。六年冬丁卯，赐故杭州处士林逋谥号“和靖先生”，又赐给他的家人米五十万、绢五十匹。林逋临终作诗，其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尤喜曾无封禅书”两句。他去世后，州府将此事上报，皇上为之叹息惋惜，所以有这次赏赐。起初，林逋客居临江时，李谘正参加进士考试，还没有人知道他。林逋对人说：“这个人有辅佐君王的才能。”等到林逋去世，李谘正好任州守，便穿着素服，和他的门人服丧七天为林逋送葬，并把林逋的遗句刻下放入墓穴中。康定元年春，庚子，赐永兴军草泽高怿“安业处士”的称号。高怿是季兴的第四代孙，幼年就能作文，通晓经史百家的学说，跟随种放隐居终南山，与张尧、许勃并称“南山三友”。正逢诏令举荐沉沦于民间的人才，长安知府寇准听说他的名声，便推荐他，但他辞谢不肯出仕。景祐初年，朝廷录用国初侯王的后代，高怿推让给他的弟弟以及。范雍创建京兆府学，召高怿给诸生讲学，座席间常有几十至上百人。到这时，杜衍请求赐给他处士称号，朝廷听从了。诏令州县平时按礼礼遇他，给他良田百亩。后来文彦博说：“高怿的经学广博通达，有超出世人的操行，可以用来激励风俗。”于是赐给他宅第一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庆历元年丙午，陈州布衣郭京被任命为大理评事、陕西都部署司参谋军事。郭京年轻时任侠好义，不经营家业，平时喜欢谈论军事。范仲淹、漆宗谅推荐他，皇上召见后特意授予官职。建州布衣徐复，赐给他“江海处士”的称号。起初，徐复游历京城，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退居后学习《易经》，通晓流衍卦气之法，通过占筮知道自己命中没有禄位，于是打消了求取功名的念头，游历淮扬之间，以研究《易经》为业。几年后，他更加通晓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等各家的学说。有一天，他听同乡林洪范讲解《诗经》，又谈到诗在音乐中所起的作用，忽然好像有所领悟，于是从声气方面探求，终于大体领会了七音、十二律、清浊的次序以及钟磬的大小厚薄、匏竹乐器的高低制度，全都通晓明白。皇上正留意音乐，下诏天下寻求通晓音乐的人。大臣推荐胡瑗，胡瑗制作钟磬，大幅改变古法。徐复笑着说：“圣人把声音寄托在器物中，如今不先探求声音，却反而改变器物，这能用吗？”后来胡瑗制作的乐器都没有奏效。范仲淹经过润州，见到徐复，问他说：“现在用衍卦占算，四夷没有发生变异吗？”徐复说：“西方应当用兵，推算其年月，后来果然没有丝毫差错。” 于是徐复和郭京一起被召见。皇帝问天时和人事，徐复回答说：“按照京房的易卦推算，今年所配的年月日应当属于小过卦，阳刚失去位置而又不居中，这大概是在勉强加强自己的德行吧？”皇帝又问灾变与前代相比怎样，徐复回答说：“如同唐德宗居于奉天时，皇帝发怒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徐复说：‘君主的德行各不相同，陛下不必深深忧虑。’皇帝问为什么，徐复说：‘唐德宗性情猜忌刻薄，喜好功名利禄，想用兵力使天下臣服，他的德行与凶险的运势相会合，于是奔逃而失去国家，仅仅得以免死。陛下恭敬节俭、仁慈宽恕，不难委屈自己而容纳他人；西羌的变乱由元昊发动，陛下不得已应对，虽然战争接连不断没有停止，但神明和人们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虽然时势与德宗相同，却与他的卦气不同，即使不能没有其他事情，也不会很久就会安定。’皇帝称赞说好。又问明年主什么卦，徐复说：“乾卦当令，谈到九五爻画便停止。”皇帝又问京城前年出现黑风应验什么，徐复说：“征兆在宫内，是预示皇室有丧事；其应验是任命我为大理寺评事，我因病辞职，于是赐给我处士称号，并补授我的儿子发为试校书郎。”徐复性情高洁，处世从不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后来徐复居住在杭州十多年后去世。二年冬甲子，任命泰山处士孙复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孙复是平阳人，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退居泰山，学习《春秋》，著有《尊王发微》十二篇，大体本于陆淳而又增加了新的意思。石介很有名望，山东一带从石介以下的人，都以对待先生的礼节侍奉孙复。孙复四十岁还没有娶妻，李迪知道他的贤能，便把自己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孙复起初还有些犹豫，石介和他的弟弟们对他说：“公卿不肯礼贤下士已经很久了。如今丞相不因为先生贫寒卑微，想把女儿托付给先生，应当借此成就丞相的贤名。”孙复于是答应了。孔道辅听说孙复贤能，前去拜见他。石介手持杖、穿着鞋，站在孙复左右侍奉；孙复上下台阶、行拜礼时，石介都扶着他，孙复前去道谢时也是如此。石介做了学官后，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士。”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说孙复有经学才干，应该在朝廷任职，所以召他出来任用。五年春，赐润州草泽邵炼“冲素处士”的称号。知州王琪推荐邵炼，说他守道于丘园，素来有节操品行，所以有这次赏赐。邵炼上表坚决推辞，朝廷准许了。皇祐三年秋，甲寅，赐陕州草泽魏闲“清逸处士”“闲野子”的称号。他世代都有隐逸的德行，知州李昭遘上报他的操行义举，所以有这次赏赐。

译四年五月丙午，太常丞致仕的代渊被任命为祠部员外郎。代渊是导江人，性情简朴清白，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他曾考中进士甲科，得到清水主簿的职位，叹息说：“俸禄不能供养父母，还做这官干什么？”随即回家教授学生，座席常常坐满。王拱辰任两川安抚使时，写信想起用他，他托称有病不去。杨日岩任益州知州时，又推荐他，于是代渊致仕，谢绝了诸生。著有《周易旨要》《佛老杂说》十篇。后来翰林学士田况上奏他的著作，诏令优待加授两级官阶。代渊晚年每天吃蔬菜，戴葛巾、穿粗布衣，往来于山水之间，自号“虚一子”。长官逢年过节来问候，他淡然应对，一点也不谈及私事。嘉祐二年夏六月，任命汝州龙山人孔收为校书郎致仕，任命绛州稷山人韩退为安逸处士。翰林学士承旨孙抃推荐孔收、韩退有操行义举。三年春正月，任命福州进士陈烈为安州司户参军。陈烈性情耿介孤僻，笃实地奉行孝友。庆历初年，他参加乡荐，在礼部考试中落选，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跟随他学习的人常有几百人。天章阁待制曹颖叔任福州知州时推荐他，授予他试校书郎、本州州学教授的官职。于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又推荐他，所以有这次任命。陈烈都辞谢不接受。四年十一月，任命河南处士邵雍为将作监主簿，因为本府以遗逸之才推荐他，所以有这次任命。后来又任命他为颍州团练推官，他都以有病为由辞谢，不肯出仕。同月，赐东州草泽何群“安逸处士”的称号，赐益州草泽章詧“冲退处士”的称号，转运使说他们有操行义举。何群是西充人，喜好古学，议论激昂，虽然以考进士为业，却不是他的志趣。庆历年间，石介在太学，四方来求学的诸生有几千人，何群也从蜀地来到那里。当时讲官召集诸生讲学，石介说：“你们知道何群吗？”何群说：“只想着实行仁义罢了，却不知道饥寒逼近自身。”众人都前往仰慕他。石介于是让何群住在自己家中，使弟子推举他为学长。何群更加自我砥砺，著书几十篇。他对人说：“如今士人的言语轻率随便，举止懒散放纵，他们的衣冠也不如古代严整。”于是请求恢复古代的衣冠制度。他又上书说：“三代选取士人，都以乡里为基础，先考察品行义行，后世却专门以文辞取中，危害最严重的没有比赋更甚的，请求废除它。”石介赞美他的意见。正好谏官、御史也说：“以赋取士，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朝廷交给两制官员讨论，他们都认为进士科从隋代开始，历经唐代数百年，宰相将相大多由此出身，并不是因此得不到人才；况且祖宗施行已久，不可以废除。何群听说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于是把自己一生所作的八百篇赋全部拿来烧掉。讲官看何群的赋既多又精美，却因为他不爱惜自己的文章而把他从太学黜退。何群径直回去，从此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五年夏己亥，颍州进士常秩被任命为试将作监主簿、本州州学教授。翰林学士胡宿说他的文章和品行在乡里闻名。常秩是临汝人，曾多次参加进士考试而没有考中，退居陋巷二十多年，治学有所得，尤其长于《春秋》。学者常把孙复的学问拿来询问常秩，常秩说：“这只是商君的法罢了，脚步超过六尺，以及把灰撒在道路上，都要获罪，实在太不近人情了。【皇祐二年赐束帛】秋甲子，眉山进士苏洵被任命为试校书郎，二十七岁时才发愤求学。一年多后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材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把平时所作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更加用功读书，终于通晓六经和百家学说，下笔片刻便能写出几千字。嘉祐初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他所著《权书》《衡论》《机策》二十二篇，宰相韩琦认为很好，召他到舍人院考试，他再次以有病为由辞谢。本路运使赵抃等人上报推荐他的操行义行，说他在乡里受到推重；欧阳修又说苏洵既然不肯参加考试，请求授给他一官，所以有这次任命。”}], 六年六月庚申，赐给平民章友直白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因为他篆写国子监石经完成，授任将作监主簿，不受选限约束；但他辞谢不肯就任。因此有这次赏赐。友直是建安人，属于得象一族。得象担任宰相时，常想授予他官职，友直辞谢离去，终身没有做官。神宗治平四年秋七月，太学助教刘易被赐号为“安退处士”，仍赐给他粟帛。刘易是州人，性情刚正耿介，学识广博而喜好古学。韩琦任定州知州时，读到他所著的《春秋论》，便授予他试太学助教兼并州学说的职务。他不能因这部书而改变志向去求取仕进，寄居在虢州卢氏，晚年学习辟谷。到这时，朝廷赐给他处士称号。熙宁四年夏，将作监主簿常秩起初不肯做官，世人都认为他一定会退隐。到这时，宰臣王安石改命常秩居于民间；常秩看到所下的诏书，唯独认为诏书是正确的，接受征召，于是出仕。十年九月己酉，追赠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为秘书省著作郎，并赐给他帛。因为河南府知府贾昌衡说，邵雍的品行和义行在乡里闻名，请求加以抚恤。宰相吴充向皇帝请示后，赐给邵雍谥号“康节”。邵雍起初与常秩一同受到征召，最终还是辞谢而没有起身赴任。士大夫都认为他很高尚。《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宋）彭百川撰写。祖宗时期通过科举选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