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八

译景祐元年十二月，屯田员外郎张亢，是张奎的弟弟。他豪迈而有奇特的气节，曾任镇戎军通判，上书说：“赵德明死后，他的儿子元昊喜欢诛杀，势必难以控制，应当赶紧防备边疆，谋划西北的攻守策略。”奏章上了十次，皇上想任用他，恰逢他遭遇母亲丧事。宝元二年甲寅日，延州知州郭劝被削职改任齐州知州，鄜州李渭被降为尚食，任汝州知州，都是因为没有察知贼寇的情况而获罪。朝廷虽然了解元昊的情形，却仍然优待他的使者。起初有人商议诛杀元昊的使者，参政程琳认为两国交兵时使者处在其中，应当妥善遣返。王德、陈执中都想扣留他的使者，盛度等人不同意，最终将其遣返。三月壬寅日，右正言吴育大略说：“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容召见左右大臣，讨论朝政的缺失，广泛访求群臣意见，实行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办法，寻求训练士兵、选练将领的策略，那么一方即使出现小小的警报，也不足以忧虑。”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丙午日，吴育又说：“圣人统治驾驭天下的策略，对夷人和华夏不同。即使有戎虏的君主向慕教化、宾服归顺，最终也只是按照外臣的礼节对待他，羁縻而不使关系断绝罢了。一旦背叛，来了就抵御，离去就不要追赶；这是因为风俗不同、地域有别，他们不属于户籍，不值得按中原臣民的标准责罚。如今元昊如果只是侵犯边境，就应当置之不问；如果已经显露出叛乱的迹象，也必须先发文告，责问他的缘由，不能像对待中原的叛臣那样立即出兵讨伐。大凡用兵的形势，出征讨伐贵在神速，防守抵御则有利于持重。何况夷狄的性情，只以劫掠为事，常常借此假装逃跑，因而多次误导王师。武夫气势正盛，轻率进兵贪图功劳，有时会陷入诱骗诡诈的圈套。现在应当明确烽火和侦候，坚固营垒，清空野外，以挫败他们剽掠急进的锋芒，慢慢观察形势；这才是朝廷的长远谋略。”当初，元昊的反书传来，朝廷立即商议出兵，群臣争相说这个小丑可以立即诛灭，只有吴育建议说：“元昊虽然名义上是藩臣，但一尺赋、一斗租都没有交给县官；困窘的汉人之外，边地服属者反叛并不固定，应当在外部置之不问，向他显示不值得责罚。况且他已经僭用车舆服饰，向部落首领夸耀显示，势必不能自行削减，应当援引国初江南的旧例，稍微改变他的名号，以便顺势安抚并收服他。”奏章送入后，宰相张士逊笑着说：“人们说吴正言心有疯病，果然如此。”于是吴育又上奏，都没有得到答复。癸卯日，贾昌朝上书大略说：“如今西夏僭越狂妄，出兵命将，给朝廷留下忧患。臣认为这还不足以忧虑；国家的用度向来很大，储蓄不厚，民力颇为困乏，这才是值得忧虑的。” “自天圣以来，多次诏令有关部门节省用度，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实行。”又说：“宋朝接受天命以来已经八十年，可以说是太平安定了；然而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办法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边境驿站虽然安宁，军队的装备却没有减少；徭役虽然简省，农业生产却没有得到切实发展。对外给以丰厚的币帛聘礼，对内给以丰厚的廪禄和借贷，此外各种空耗和冗费，难以全部列举。希望陛下鉴察以往的过失，考察当前的事务，把景德以来直到景祐的所有用度，不论大小，都核对其收入和支出的数目，依照祖宗旧制加以约束；不急需的全部省去废止。”诏令枢密学士张若谷、右谏议任师中、右司谏韩琦会同三司，详细审查所奏，裁定应当节省削减的事项后上报。真定都部署夏守赟奉召任用，入朝觐见。皇帝问西部事务，夏守赟说：“平时驻屯的兵马不到一千多人，只能抵御草寇罢了。贼兵突然到来时，连坚守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出战呢？应当集中兵力扼守冲要，伺机拦截攻击，这样可以成功。”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韩琦说，削减浮费应当从宫禁开始。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六月丙寅日，派鲁绝携带诏书，劝说嘉勒斯赉出兵攻击元昊，最终没有成功。此前，诏令陕西安抚使庞籍，传达旨意，按照永兴军夏竦所议的西部边境事务办理。丙子日，夏竦大略说：“臣认为，不比较主客双方的利害，不考虑攻守的便利，却议论追击讨伐，这就是没有策略。若只是修缮治理城垒，整治锋利器械，约束将佐，控制扼守险要之地，却把事情拖延到年月之间，不预先考虑胜负，这正是如今通常的做法。”谨慎地提出十条策略：第一，教练强弩，把它作为奇兵；第二，羁縻所属的羌人，把他们作为藩篱；第三，诏令嘉勒斯赉父子出力破贼；第四，估量地形的险易、远近、寨栅的多少以及士兵的勇怯，据此增减兵力；第五，诏令各路相互支援；第六，招募当地人当兵，号称神虎保捷州，每州一二千人，用来替代东兵；第七，增置弓手、壮丁和猎户，以备守城；第八，合并边境的小寨，不要积聚草料粮食；贼寇进攻紧急时就放弃小寨，进入大寨据守，以保存兵力；第九，关中百姓因犯罪，或者涉及过失误犯的，允许纳粮赎罪；铜一斤折合粮五斗，用来供应边防；第十，裁减、合并边境的冗兵冗官，并减少骑兵，以减轻粮饷运输。当时颇多采纳了这些建议。秋九月甲寅日，直集贤院富弼上疏说：“赵元昊有六件事显露出反叛的迹象。”他说：“这六件事已经持续很久，朝廷内外都听说了，天子却不能知道，朝廷也不加防备，终于养成深重祸患，于是造成这场大骚乱。” “这是两府大臣的罪过。”臣现在大略列举八条，只谈军事，不讨论其他事情。恭请圣明详细选择采用：第一，不杀他的使者，以破坏他的谋略；第二，如今才开始用兵，不要仓促训练军队，以免惊扰众人；第三，不应吝惜内府财物而向百姓征取；第四，不应限制官员而压抑士人；第五，马遵所受的赏赐太薄，不足以激励劝勉；第六，悬赏招募元昊的科条格法没有益处；第七，应当免去夏守赟的职务，另外选用有才能的人；第八，不接见武臣，不是广泛接纳意见的办法。”十一月，修起居注宋祁上疏讨论三冗三费：冗兵、冗官、僧道斋醮熏修的费用，寺观中徒众和官府机构的费用，使相接度的费用。当时陕西正在用兵，调发费用一天比一天紧迫。他又说：“别人不率先实行，百姓就不会跟从；自身不先做到，别人就不会相信。陛下如果能够亲自奉行极度俭省的原则，向四方作出示范，衣服、酒膳不超过旧有规制，请从乘舆开始。锦缎、彩帛、珠玉不得任意耗费，必须从宫中开始。天下人都会响应，百姓的产业日益丰足，人心不动摇，军队就可以再次出征。即使让政令像风一样流行、像闪电一样照耀，西河边的戎人首领也可以被玩弄于股掌之间。”闰十二月，直史馆苏绅陈述八件事：第一，重视爵禄；第二，慎重选拔；第三，明确荐举；第四，使服章有所区别；第五，使人才与职任相宜；第六，选拔将帅；第七，辨明忠邪；第八，修治预备。

译要讲预备的方法，没有比安定百姓、使他们获利，富足国家、使粮食充足更好的了。要使百姓安定，就应为他们选择守宰，明确教化。要使百姓获利，就应去除兼并，禁止游惰和末业，体恤他们的疾苦，放宽徭役；这样百姓就会安定，利益也能长久。要使国家富足，就应崇尚节俭，推重质朴，免除浮费。要使粮食充足，就应裁减官吏的冗滥，去除军粮方面的弊害，杜绝奢靡的弊端。奏书上报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苏绅又请求诏令西部边境制定进攻讨伐的计划，说：可以把十年防守的费用作为一年攻取的资本。他所论述的利害很多。延州知州范雍陈述西部边境守御的利害。知制诰叶清臣论述西部边境军备空虚薄弱。鄜延、环庆副都统刘平上奏攻守策略说：请召夏竦、范雍和两府大臣商议确定攻守策略，命令边臣遵守。起初，夏竦请求设置土兵来替代戍兵，东兵归还的命令下达后，知河中府杨偕说不可以。朝廷让夏竦议论此事，夏竦上奏说：土兵有六项好处；只是担心有小人不忠，因为计谋不是自己提出的，便故意曲解，想要破坏它。果然杨偕上书迷惑圣听。但杨偕所说以少击众，只是空话。如果杨偕能够做到，请命令他代替臣，全部裁减边兵一千人，只留下百官中的十分之一。如果果真凭此平定凶乱、荡平贼寇，就请破格表彰赏赐；如果不能，也请严加谴责，以此警戒进谗邪之人。诏令把夏竦的奏章给杨偕看，杨偕上奏说：臣所陈述的，是说增加兵力而训练又不精，只会徒然耗费国用，敌虏没有平定，中原反而先困乏。夏竦竟然认为臣不忠；这其中的用意，不只是想中伤臣，也是想倾覆朝廷大臣。古人以少击众的事，不可胜数。如今夏竦在泾原守卫城垒，没有听说他出兵，为什么还要用很多兵？大概夏竦的意思是主张交战；如果战败受挫，就想以兵少为借口。又说，兵力并不在条目本身，土地和军队取决于将帅如何训练、抚养、激励。夏竦的议论于是理屈词穷。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请求严格守备潼关，皇帝采纳了。谏官富弼说：“天子守卫边境在于四夷，如今难道要从潼关以西全部放弃吗？”己丑日，富弼说：“自古以来，以内臣监督军队而导致失败的事不止一件。如今入内副都知王守忠担任陕西都钤辖，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希望罢免王守忠，不要派遣他。”皇帝没有听从。宰臣张士逊请求派使者安抚陕西，于是起居舍人韩琦从蜀地回来，详细论述西部军队的形势，立即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皇帝对韩琦说：“夏人猖獗，官军不熟悉战事，多次出兵都没有功效；如今因小小的警报，才开启后患。”乙巳日，诏令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各路搜括购买战马。韩琦说：“陕西征调扰民的事情接连不断，百姓无法承受困苦，请免除这一道的征调，以安定百姓。”皇帝采纳了。丁酉日，诏令枢密院从今以后边境事务都要与宰相共同参议。富弼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委托给枢密院，请求按照国初的制度，令宰相兼任枢密院职务。”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颁下这道诏令。丙午日，改年号，全部允许朝廷内外臣民上呈密封奏章，谈论朝政得失。自从范仲淹被贬、禁止越职言事以来，富弼借论日食之机说，顺应天变不如疏通下情，希望下诏征求直言，废除越职言事的禁令。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丁未日，诏令韩琦与转运司根据百姓的财力，酌情免除所征的刍粮以及调发百姓修筑城池的负担，把具体数目列明上报，朝廷将给予优厚抚恤。将佐中懦弱怯战的，都命令罢免；停止各州上供的物品数十万。当时，庆州人陈叔度陈述边防策略，被补授东南地区的官职。韩琦上奏说：“士人怀着忠义和愤懑，为国家献计，却把他放在偏远地方，怎么能让他施展才干？这不是招致人才的办法。”诏令全部改任边地职务。己酉日，延州知州范雍说：“[原文：胙朝廷]询问臣深入讨伐的策略，臣不知道深入进攻有什么好处。”又说：“借助契丹，令契丹出兵形成犄角之势，也许这样才能消灭这个贼寇。如果能够得到银、夏、绥、宥等州，每年增加给契丹的赏赐一千万，就可以破坏借助契丹的谋略。”范雍被降职为安州知州，因失陷刘平、石元孙而获罪。当时贼寇包围塞门、安远寨，韩琦上奏请求留下范雍以安定众心；如果认为范雍统辖无状，应召回越州的范仲淹，委以重任。丙辰日，宫中下发手诏，命大臣分条陈述陕西攻守策略。庚申日，再次降职郭劝、李渭，言官认为二人不应拒绝山遇使。知枢密院事陈执中大略说：“李士彬一族被破灭，沿边的篱寨也毁坏了，应当选任阁门祗候为寨主，以补足其空缺，抚慰保存熟羌。” 他说：“边兵稍有挫败，只是皮肤上的忧患；民力困窘，却是心腹之患。臣请求首先修治沿边城池，其次，边地如延州的鄜同、环庆的邠宁，不过五七处，酌量加以营造修葺，这样征调既可减少，民力也会稍稍复苏。还必须增加土兵，减少骑兵。土兵增加，守御就有准备；骑兵减少，转运粮饷的负担就可以减轻。用优厚秩禄的科条来诱导兼并之家，放宽茶盐专利以使编户百姓富足。安静防守以骄纵敌人的意志，积蓄锐气以挫败敌人的锋芒。还必须支持主持军务的将臣，使横加议论不能进入；这样忠臣才能竭尽节操，勇士才能忘却生死。当时手诏征询陈执中的意见，他与众人议论后入朝应对，退下后又上奏这些内容。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起居注吴育说：‘近来我曾多次建议请求联络回纥，以击破元昊的贼军；应当招募机敏善辩而有胆略的人，让他们多方招诱，使元昊的党羽离散。’这就是攻伐谋略的关键。壬申日，任达州刺史高志宁为河北安抚使。元昊刚反叛时，高志宁当时任隰州知州，上书请求趁贼兵还没有发动，选拔骁将精兵，分路迅速进攻，捣毁他的巢穴，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奏章上了十次都没有答复，后来调任贝州知州。刘平、石元孙陷入贼手，高志宁叹息说：‘先前的策略不能再用了。’ 朝廷这才想起他的话，当天把他召到朝廷，问现在应当采取什么策略。高志宁说：“如今将领不能通晓权变，士兵也不懂法制，所以失败了。请按照古代的阵法训练他们。”各位将帅认为这与现在所学习的不同，不肯采用。

译高志宁又说：“元昊与契丹相互往来，应当做好防备。” 所以命令他担任经略官，说道：三司使晏殊当时在三司任职，请求罢除由内臣监领军队，不让诸将拘泥于阵图接受指挥，于是招募弓箭手训练他们，以备作战。又请求拿出宫中的闲置物品资助边费，凡是其他机构掌管的财利，晏殊都上奏请求罢除，归还度支，这些事情大多得到施行。宋绶在河南，拟定十条策略献给朝廷。皇帝起初下诏询问攻守的策略，到这时召见他，让他共同管理枢密院。知永兴军杜衍暂任开封府知府。西部边境用兵，百姓苦于征发，官吏有时催促办理，因而借机侵吞掠夺。杜衍为此加以安排规划，根据物资有无、贵贱和道路远近，放宽各地进朝会集的期限，使物资能够按次序输送。永兴军的民费比其他州省了一半。这时范仲淹知永兴军，开始采用韩琦的建议。下诏举荐有才能、可以担任将帅的人，把姓名上报朝廷，这是采纳了富弼的建议。己夘，诏令昊遵路登记河东乡丁，以备边防，又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各路，这是因为昊遵路常常建议重新实行兵民合一。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说：“西部边境正在用兵，将领的权力不可不专，军法不可不严。”因此，面对敌人时，伍中不前进的，由伍长处斩；伍长不前进的，由什长处斩；什长、伍长还可以擅自杀人，统帅的权力反而重到不能诛杀一个小校。军中的号令可以说已经毁坏了。本朝制定法令，禁军将校有过错，应当在平时无事之时，由中书覆核后施行。如今边防用兵超过十几万人，如果将领不能专掌权力，军法不能严明，凭什么抵御敌人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陕西安抚使韩琦上疏说：“防御抵抗的准备，应当以鄜延为先。鄜延如果有重兵驻守，必定没有敌军深入的忧患。其次是环州，它最接近敌境。现在的办法，不如分拨河中、同州的精兵三五千人，进驻鄜州。选拔有才望的大臣，担任本路经略的职务，同时知鄜州、处置边事。命张亢充任本路钤辖，驻扎鄜州。任用朱观知环州，派葛怀敏充任环庆部署。沿边的城寨，除了一向作为大量屯兵之处的地方以外，其余小寨、小栅，都把军队合并调入城中，只留下人员和士兵三二十人，作为侦察警戒。根据事情需要，另行派遣弓箭手防守沿边都监、路分等职务的空缺；随即命令选派沿边州军，招募安置蕃落、保捷等指挥，不必拘泥于规定的等级品秩，只要是有才能、强壮勇敢、能够担任披带之职的人，就选用充任。”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定元年夏四月，大理寺丞、秘阁校勘石延年，前往河东路共同筹办、催促粮草。明道年间，石延年常常建议说：“天下已经三十多年不知道战争，请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为两边做好防备。”没有得到答复。等到西部边境多次告急，朝廷才召见他，命昊遵路出使河东。当时正采用石延年的建议，登记乡丁作为士兵。己亥，陕西安抚使韩琦等人说：“庆州、泾州、鄜州调发百姓修筑城池，妨碍农耕，请允许富民自己雇人，进行大规模修筑；按照工程量授予官职【三万工齐即五万工监薄七万工薄尉八万伪备职十五万工奉职】。乙巳，诏令河北运使姚仲孙、沿边安抚高志宁秘密下令各州军招募土兵，这是采纳了王拱辰的建议【王拱辰奉使回来后说：“敌寇不怕官兵，怕的是土兵。”所以颁下这道诏令】。范仲淹还没有到永兴，癸丑，改任陕西都运使。御史知杂高若讷知永兴军，谏官梁适说：“仲淹此前获罪时，若讷任谏官，诋毁仲淹谋划事情疏略空泛，应当改任他职，换到接近皇帝的任所。”皇帝说：“朕正要任用仲淹，若讷强行干预此事，本来就应当体会朕委托任用仲淹的意思。”下诏告谕他。若讷不久留任判流内铨。壬戌，吕夷简从天雄军重新入朝任宰相，立即让李迪代替他，士逊被罢免政务。甲戍，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说：“边境城寨有五七分的防备，关中的防备却不到二三分。现在的办法，不如严密防守边城，使它能够长期坚守；充实关内，使那里没有空虚可乘。西面以邠州、凤州作为环庆、仪州、渭州的声援；北面以同州、河中控制鄜延的要害；东面以陕州、兰州、华州据守黄河、潼关的险要；中部则以永兴作为都会之府。各处都必须屯兵三二万人。如果敌寇到来，就让边城清理野外，不与敌交战；关中稍微充实，敌人哪里敢深入？再命令五路修整攻取的准备，扩大军队声势，分散敌寇的力量，使他们无法施展骑射之长，牛羊等物也无处出售。这样二三年之间，敌人自己就会困顿衰弱。等到他们众心离叛、出现间隙，再执行上天讨伐的正义，这是上策。”戊寅，夏竦任经略安抚招讨永兴军。己夘，韩琦任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兼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当初，范仲淹与吕夷简有嫌隙；到了议论提升官职时，吕夷简请求破格提升他，皇帝很高兴，认为吕夷简是长者。不久范仲淹入朝谢恩，皇帝劝范仲淹放下从前的怨恨，范仲淹■〈去页〉首说：“我先前所论说的，大概都是国事，吕夷简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知同州庞籍任陕西都转运使，庞籍曾上言：“应当裁量酌定三官的赏赐，用来激励战功，那么敌寇就不难平定【医官内官末官】。”丁亥，任福任环庆副都部署、知庆州，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庞籍说：“如今已经废除了并列在边境的小寨，从今以后遇到缓急情况有警报时，应当一律命令彼此互相援助。”朝廷采纳了。皇帝曾询问丁度抵御敌人的策略，丁度上奏说：“如今士气受伤沮丧，如果急迫追击到敌人的巢穴，粮饷要运输千里，又轻率地牺牲人命，不是恰当的计策。”现在的办法，不如谨慎守卫亭障和陆路，派出远处的侦察兵，控制扼守要害，这是制御敌人的完整策略。于是分条上奏他的策略，名为《备边要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亲自上疏陈述抵御敌人的策略，此后其中很多内容都得到施行。八月乙酉，田况任陕西经略安抚司判官，胡瑗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田况是夏竦征召的，胡瑗是范仲淹征召的。庚戌，范仲淹兼知延州。在此以前，曾有诏令规定，分边兵部署统领一万人，钤辖统领五千人，都监统领二千人。有敌寇时，官职低的人先出战。范仲淹说：“不衡量兵力多少就出战，却只按官职决定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

译他把州兵分为六将，每将六千人，分部训练他们；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让各将轮流出兵抵御敌人，敌人不敢侵犯。后来各路都仿效这种办法。敌人彼此告诫说：“不要把延州当作可以轻视的地方，如今小范老子肚子里自有数万兵甲，不同于可以欺负的大范老子。”“大范”指的是雍、云二州。九月，都官员外郎景泰任左藏库使。景泰是普州人。元昊尚未发动叛乱时，他说如今主将率领军队，没有长远策略，器械残缺不利，士卒懒惰怯弱，城池没有修缮，资粮没有准备，一旦发生警报，凭什么应敌？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元昊果然反叛，景泰又上奏边城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于是有人推荐景泰懂得军事，符合皇帝心意，改换官秩，任知宁州。庚午，种世衡知延州。青涧城、安远寨的寨门已经被敌人攻陷，东路没有藩篱屏障，敌人更加向内侵犯。种世衡向范仲淹说，请求营建、救援宥州。宥州在延安西南，直线距离二百里，正当敌军冲要；向右可以捍卫延安，向左可以运来河东的粮食，向北可以图谋银州、夏州。范仲淹替他向朝廷请求，诏令种世衡就在废弃的营垒上准备修筑。城筑成后，赐名青涧。开垦营田二十顷，招募商人借给他们本钱，使货物流通并获得利润，于是城中逐渐富足充实。他间或出行巡察各个部族，慰劳酋长，有时解下自己所穿戴的衣物相赠，常常设宴与他们饮酒。有人获得敌寇的情报，就赏给他饮酒的器具；因此各部羌人都乐于为他效力。无定河的蕃部抄掠边境，他率领所属羌人前往讨伐攻击，斩首数百。壬午，韩琦把三川寨诸将战败的文书上报，并且说刘继宗、王珪等人应当酌情宽免罪责，以责求他们日后的功效，朝廷采纳了。冬十月甲午，赐泾原都监王珪名马二匹、黄金三十两、裹疮绢一百匹，并派使者前往抚慰晓谕他。下诏在边塞之下公布他的功劳，以激励诸将；又命令把金字处置牌赏赐给他，使他能够专擅杀人。当初，晁宗悫等人到永兴商议边防事务，夏竦等人联合上奏说，如今军队和将领尚未熟练训练，只应持重自守，等待敌人侵犯时乘机掩杀，大军大概还不能轻率出动。等到刘承宗战败，皇帝又用手诏询问出兵日期，夏竦等人才拟定攻守两策，派副使判官尹洙到京师，请皇帝裁决。乙巳，诏令鄜延、泾原两路在正月上旬进兵，入境讨伐西部敌寇。皇帝与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开始采用韩琦所拟定的进攻策略。枢密院杜衍认为侥幸出兵，不是万全之计，没有采纳。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陈述三件便宜之事：疏通漕运，筹划地利。从前筹划地利，是容易做到攻取；如今谈论财利和土地，却难以制定办法。从前百姓只缴纳赋税，所以在赋税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中矿藏、煮海取盐，专卖酒和茶，征收关市税并计算舟车税，尚且有可以施行的办法，来勉强满足一时的用度。自汉代以来直到现在，这些办法一天天增加，征取也越来越细密。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准备有事时使用；如今在无事之时就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全部用尽，却全都耗费在冗余开支上了。等到突然发生事情时，就没有办法再增加征收了。第三是权，商贾。丁未，诏令征集驴匹，以备征讨，这是采纳了陕西经略司上奏的进攻策略。庆历元年正月，朝廷既已采用韩琦拟定的进攻策略，先行告诫出兵日期。知延州范仲淹说到攻守利害：“臣请求保留这一带，一是担心初春天气寒冷，士卒寒冷之中更加胆怯；二是担心彼此隔绝情意，停止用兵将没有期限。如果施行臣浅陋的计策，恐怕这是平定敌人的一个办法。如果经过岁月仍没有成效，就出动重兵夺取绥州、宥州，选择要害据守，以屯田、营兵作为长期坚持的计划。”正如《财用门》中所见，当时陈执中也不想出兵。这些茶山、横山可以用来招降。戊午，诏令采纳范仲淹的请求。范仲淹又说，鄜延路进入敌境的距离比各路都远，如果能够修复城寨，却是长远的谋划。他前后共上奏六次，最终建成承平等十二寨，蕃、汉百姓相继恢复旧业。壬戌，派使者安抚各路。王尧臣将要出发，请求说：“关中的百姓疲敝得尤其严重，请按照诏书慰劳招徕他们，再晓谕他们说敌人平定后免除租税二年。”朝廷采纳了。当月，元昊派人到泾原请求讲和，又派寨主高延德到延州，与范仲淹约定说己夘日到保安军。范仲淹接见高延德，察觉元昊还不肯顺服，而且没有章表，不敢把这件事报告朝廷，于是亲自写信晓谕顺逆之理，派监押韩周和高延德一同返回，抵达元昊那里。二月，夏竦陈述出兵的利害。诏令把夏竦的奏章给范仲淹看。庞籍大略说：“臣庞籍揣度朝廷的议论，大军屯聚已经很久，对上耗费国力，对下困苦民生，想要决定采取攻取的计策；但将佐、士卒又不能完全如意。或者暂且作为一年的持守准备，淘汰冗余士兵，只把精锐留在边境。人数减少，费用每天都会宽裕；军队精锐，才足以防御。凡是敌境所产的物品，都应严立法令加以禁止，使它们不能同边民进行贸易。既然抢掠来的东西无处流通，他们的势力必定日益衰弱。如果再进一步训练将领和士卒，等待敌人出现裂隙、可以乘机利用时，然后大举进攻，或许可以取得万全之策。”陕西签书判官田况列举不可出兵的七件事。韩琦说：“如今进入夏季已经半个月，暑气渐渐出现，必定难以进兵；并且命令各路置办军需、训练告诫军马，等待初秋三个月。”任福战败后，朝廷议论都想撤销各路行营的名号，公开表示招抚接纳，使敌人骄傲懈怠，同时秘密收拢军队，深入敌境讨伐攻击。诏令范仲淹斟酌估量士气的勇怯，如果可以驱策他们前进，就乘机立功。范仲淹说：“依臣所见，延州一路请求依照前面的奏章，暂且修复南安等处的三州废寨。安抚熟户，并把弓箭手编入其中，以巩固藩篱。臣又说，如今请求暂且不可进兵，因为必定担心徒然造成劳苦和损耗。守卫尚且还担心祸患，哪里可以深入敌境？臣不是不知道不听从众议就会很快获罪；然而成败、安危的关键，是国家的大事，臣难道能在这中间逃避罪责吗？臣并非不能督促主兵官员在外出兵讨击；但如果不管疏漏、失败之后才来谋划，又有什么用呢？只希望圣上慈悲体察。”行营的名号最终没有撤销，军队也不再出动。元昊刚刚准备率兵而尚未行动，朝廷就想讨伐他。睦州通判张方平上言：国家自景德以来，既然同契丹订立盟约，天下没有防备，将领不知道用兵，士卒不知道作战，百姓不知道劳苦，差不多已经三十年了。

译如果突然使用他们，必定有军队损失、将领挫败的忧患；战争连续不断、百姓困苦，还必定有盗贼以及意外祸患。应当暂且忍受耻辱、隐藏过失，顺应安抚他们的意愿，使他们尚未发动，取得几年的准备时间；选拔将领、激励士卒，坚固城池、准备器械，先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来等待他们。即使元昊最终一定会反叛，但出兵没有名义，官吏和士卒也不认为朝廷的做法正当，就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小国用兵，三年不能分出胜负；如果不折损自己，就会被攻破。我们以完整的力量制御其后，这才是必胜之道。”张方平的议论，大概与吴育相同，但议论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交战以后，天下骚动，张方平又献上《平戎十策》，大意是说：军队和土地分布千里，我们分散而敌人集中，即使屯兵数十万，敌人也能集中力量以一击十，这是必败的办法。失败以后再谋划，就会使军队疲劳、耗费钱财，不能为自己所用。应当趁百姓力量尚未耗尽，在河东屯驻重兵，显示形势；敌人入侵，必定从延州、渭州出发，而兴州的巢穴防守空虚。我军从麟府渡河，不到十天就可以到达那里，这正是所谓攻击敌人必然救援之处、使其形势受阻的办法。宰相吕夷简见到后，对参知政事宋绶说：“大科得到了人才。”然而最终没有采用他的策略。夏四月，韩琦降任知秦州，任福军队战败。韩琦上章自我弹劾，恰逢夏竦上奏说任福违背韩琦的节制而导致失败，罪责不在韩琦。皇帝知道后，亲自下诏慰劳韩琦。范仲淹降任知耀州，原职仍然保留。大臣说范仲淹不应擅自同元昊通信，也不应擅自烧毁他的奏章。宋庠对皇帝说：“范仲淹可以处斩。”杜衍说：“范仲淹的志向大概是忠于朝廷，只是想招抚内部反叛的羌人罢了，怎么可以重重治罪？”吕夷简慢慢帮助杜衍进言，孙沔也上言申辩。皇帝醒悟，于是减轻了对范仲淹的责罚。诏令陕西经略安抚招讨知永兴军，夏竦屯驻鄜州，同知永兴军陈执中屯驻泾州。当时两人对边防事务的意见不合，所以分别任用。壬申，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部。署理司中事务。当初元昊反叛，暗中诱使所属羌人作为援助，环庆酋长六百人约定给敌人充当向导；后来事情显露，仍然在去留之间犹豫。范仲淹到任后，立即上奏请求巡行边境，依据诏书犒赏各部羌人，检阅他们的人马，订立条约。各部羌人接受命令并且心悦诚服，从此才开始为汉人效力。签书判官田况上奏兵策十四件：第一，撤销行族，以严格边防守备；第二，招募民兵，以增加屯戍力量；第三，选择大将，以明确部伍分属；第四，招募敢死之士，以除掉敌人的羽翼；第五，放宽盐禁，以招抚属户；增加步兵，以减少骑兵；严格军法，不要轻易更换主将；供应米粮酿酒，犒劳士卒；精整兵器铠甲，修治器用，作为守城的准备。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己亥，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说：四路沿边所守的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敌寇三次进攻，三次取胜，这是因为双方兵力多少的形势不相称；他们常常以十对一，我们常常以一对十，胜负的形势非常明显。如今必须比较四路的形势，根据地形增加屯驻的兵马，等待敌人到来。四路之中，泾原最为紧急，必须增加三万兵屯驻渭州，以备出战，作为镇戎山外的援军；再以一万人屯驻泾州，控制扼守交通要会，形成泾州、渭州的声势。这样就可以杜绝敌军深入的忧患。在环州、庆州增加二万兵，屯驻在靠近边境的城寨；敌人来时合力作战，平时则分头防守，也足以控制敌人的冲突。其次，兰州与秦州所管兵马合计二万七千人，分驻各城寨；外地土兵不到万人。虽然考察实际情势，似乎有所凭恃，但如果用来防御抵抗，也还不是能够取得全胜的军队，必须增加一万人，分驻安远诸寨、清水县，扼守东西两面的来路。”}], 敌寇到来，就占据险要、把守关隘，堵住他们的前路；再派出山外的军队截击他们的后路，这样敌人一定不能成为边境的祸患。尧臣又说：“范仲淹、韩琦都是天下的人才，他们的忠义、智谋和勇敢声名震动夷狄，不应因为小事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任福因违背节度获罪，不能直接责罚主帅，只是因此触犯了宰相的意旨，其他建议也都被阻挠而未能实行。”又说：“招抚蕃部中的熟户。”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秋七月，鄜延都钤辖张亢说：“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知道战争。自从元昊叛逆以来，民力凋敝疲惫，边防事务和军政安排都没有适当处理。”他陈述了十件应办的事，但没有得到答复。朝廷命蒋偕和环庆都监王怀端一同招抚蕃落，这是采用了田况的建议。辛卯日，范讽任陕州知州，入朝觐见皇帝，说：“元昊不可攻打，只需用军队守住要害，抵御侵掠，时间久了他自然会服从。假如朝廷内部修明各种政务，亲自实行像祖宗那样的节俭，那么边疆之事就不足以成为陛下的忧患了。”知谏院张方平说：“我恭敬地看到，朝廷派遣朝臣分赴陕西、河东、京东、京西各路，在到达以前，先征调弓箭手和强壮民丁，分别招募愿意充军的人，分配到宣毅、保捷指挥。臣私下认为，此举关系国家安危，谨慎列举六件不便之处。” 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宝元初年，青州人赵宇上书说元昊必然反叛，宰相认为他狂妄，把他安置到福州。等到元昊反叛，赵宇所属的官府没有拘捕他，他便逃到京师，再次上书说刘平勇敢却没有谋略，一定会失败。宰相更加愤怒，命开封府官府以在任官员无故逃亡的罪名弹劾赵宇。司录陈希亮上奏，请求把赵宇所上的奏书交给有关部门审查，等到他的预言应验后，再看是否应当加以责罚。赵宇因此获释。刘平失败后，朝廷便授赵宇为青州司马。赵宇又上献《大衍阵图》和《系说》七篇。己未日，任命他为环州军事推官。辛酉日，韩琦恢复官职，任庆州知州；范仲淹恢复为户部郎中。韩琦上疏大意说：“自从西贼违抗诏命以来，谈论边防事务的人大约有上万人，他们都各自拿出自己的见解，向皇上献忠，而朝廷越发致力于听取采纳，事无巨细都一定实行。其中大多是想保卫疆界、爱护百姓、节省费用的建议。把边民迁入城寨避难，边民就要多次迁移，苦于遭受屠杀掠夺；如果把他们全部迁往内地，那么各族的属户都会被贼寇收编，沿边数百里以外的田野将空无一人，只剩下孤立的堡垒，那么每年的粮草计划从哪里取得？贼寇既然知道后方没有忧患，便会席卷深入关辅地区，国家根本能够不动摇吗？所谓爱护百姓、节省费用，是在贼势尚未平息时使边患日益扩大，费用日减月削，所受损害反而更多。”

译这些做法都是有利于眼前而局限于长远，只顾小处而遗漏大局。如果作为国家长久的策略，就不应这样。凭借祖宗的德业、陛下的仁德圣明和天下的财力，却让小小的寇贼总能实行合兵一处的策略，使我们不敢同他们较量，只因为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便采取退守边境、抛弃百姓的策略，难道不可惜吗？臣之所以竭尽忠心、忧虑国事，哪里忍心隐瞒而不说呢？如今鄜延、泾原、环庆三路在防驻札、防守兵马之外，还可以各自调出一万人，集中到鄜州、庆州、渭州。臣现在为陛下谋划，没有比在三州各增加三万兵更好的办法；选拔任用三名有勇有谋的将帅，统领训练军队，预先分定部曲，远处设置斥候，在春秋两季西夏城寨行动时，先行占据要害。敌寇来时，就会合防驻札的军队，观察有利形势，整顿阵势，合力攻击他们。又在西贼还没有大量集结军队时，出动三州已经整顿好的军队，浅入敌境，大致采取行动：有时破坏他们的和市，有时招抚他们的部落，有时重新修筑堡垒、拓展土地，并广泛招募强健之人，另立经制，以帮助西部军队。属户中有帮助贼寇的，就会合军队秘密行动，将其攻破荡平。各族看到这种形势，自然就不会再有离去或归附的打算，渐渐可以驱使他们。如果他们不能作乱，就可以严格执行青盐、粮食、丝帛的禁令，不让他们同贼寇往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朝廷节俭节费，拿出内库钱财的三分之一，分别帮助边疆使用。把金帛赐给各路帅臣，让他们在敌军中侦察，就能预先知道敌人的动静。遇到盛暑时，就调动军队到边境附近就食，领取粮草。这样二三年之间，贼寇的力量会逐渐屈服，平定就有期限了。这确实是暂时劳苦而长久安逸的办法。冬十月丁亥日，知并州杨偕请求修建新的麟州。他说，迁徙麟州有五项好处，不迁徙有三项祸害。又说：“云州、麟州、夏州都是唐、汉的古郡，一旦放弃它们，难道一个麟州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吗？”皇帝对辅臣说：“麟州是古郡，咸平年间曾经遭受寇兵攻围，并非不可守。如今突然想要放弃它，这是要退却而以黄河作为边界。”皇帝下诏命杨偕迅速修复宁远寨，使它与麟州相连接。夏竦、陈执中都被罢免。夏竦任河中府判官，陈执中任陕州知州。起初把陕西分为四路：秦州由韩琦负责，渭州由王沿负责，庆州由范仲淹负责，延州由庞籍负责；四人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使、沿边招讨使。十一月丁未日，高继宣任知并州、河东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代替杨偕。杨偕列举六件事：一，罢免宦官参与军事；二，迁移麟州；三，允许临机专断行事；四，罢黜多余的将帅；五，招募武士；六，专门负责补授官职。并且说：“如果能够采用我的意见，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算了。”朝廷对此感到为难，奏疏没有上报。杨偕被罢免知邢州。田况想在镇戎、原州、渭州一带大力兴办营田，以缓解边疆的军需。这个月，梁适从陕西回来。范仲淹附上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两项建议：进攻，就想推进修筑城寨，以占据敌方土地；防守，就想兴办屯田，以减轻转运粮草的困难。他说，国家采用进攻策略，就应当夺取距离较近的地方，使军势不致危险；采用防守策略，就一定要谋求长久，使民力不致困乏。这样以后才会有汉文帝和乐的德行，而不会有汉武帝哀痛悔恨的结局，天下就幸甚了。【《律书》记载汉文帝，而且没有议论军事之事。】十二月，韩琦说，自从前些日子山外之战以来，各将领大多战死，所属士兵也损失很多。现在如果不建立法制，各人就只求保全性命。如果人数不多，军法就一定能够实行。于是请求陕西、河东各路部署允许设置亲兵：部署一百五十人，钤辖一百人，招讨、都监等七十人，每人每月各给钱二百。出兵临敌时，主将如果战败死亡，一律斩首。范仲淹上奏说，朝廷派遣宦官，督促各路轻率进入敌境，是错误的。二年春正月，范仲淹上奏请求给枢密院官员和宣徽院各一百道空名头子，遇到缓急时填写，用来奖励战功以及招降蕃部，朝廷采纳了。” 布衣雷蕳夫隐居不出仕，枢密使杜衍推荐他，朝廷召见他，谈论边事十分明辨，皇帝很高兴，命中书省查考真宗任用种放的旧例。吕夷简说：“士大夫中有口才的人，未必能够成事，姑且试用他。”于是任命雷蕳夫为校书郎。知庆州范仲淹上奏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两项建议，诏书答复说，将帅屡次遭受挫败，还没有十分勇敢果断；即使侥幸取得一次胜利，恐怕也不是良策。假如攻克敌地，又会增添守备的负担；不如暂且勤于训练，严格加强防御，远处设置侦察哨，控制敌人的奔突，见到有利形势就前进，观察敌人的漏洞再行动，这样或许可以养精蓄锐、维持长久。你应当深刻体会这个意思，同邻近各路互相支援，齐心尽力，有适宜的办法就秘密详细奏报。范仲淹再次上奏，大意说：“如今臣统领庆州，日夜思考这件事，进攻有利有害，防守有安有危。进攻远处的敌地，祸害一定到来；进攻近处的敌地，利益就会随之而来。浅近推进修筑城寨，用土兵防守就安全，用东兵防守就危险。进攻应当夺取近处的地方，使军势不致危险；防守应当谋求长久，使民力不致困乏。招纳的策略可以在其中实行。”诏令陕西各路参与商议后上奏。知秦州韩琦请求降给枢密院五十道空名宣头，用来奖赏有功的属羌，朝廷采纳了。” 这一年春天，范仲淹巡视边境到达环州，州辖的羌人暗中联合寇贼，成为边患。范仲淹认为，种世衡一向得到属羌的拥戴，而青涧城已经坚固，于是上奏请求让种世衡镇守安抚那里。庞籍请求留下种世衡，诏令范仲淹另选他人。范仲淹说：“属羌没有种世衡就不能安抚。”诏令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种世衡命各族设置烽火，有紧急情况就举火报警，披甲备马等待。又征收官吏和百姓的财物，有过失的人如果射中目标，就释放他的罪责。因此人人都精通射术，寇贼不敢再靠近环州。种世衡在青涧时被属吏以违法之事告发，查验后确实都有证据。庞籍说：“种世衡披荆斩棘建立青涧城，如果只按法律拘办，将使边将无从施展手脚。”诏令不要追究。等到种世衡调任环州，便到庞籍那里拜谢并哭着说：“种世衡的心肠像石头一样坚硬，今天却为您流泪了。”己亥日，任命韩琦为秦州观察使，王沿为泾州观察使，庞籍为鄜州观察使，范仲淹为汾州观察使，四人都兼任观察使。【夏四月。】五月甲寅日，诏令三馆臣僚上密封奏事，并允许请求入对。欧阳修上疏说有三项弊病：一是不慎重发布号令，二是不明确赏罚，三是不重视功绩和实效。又提出五件事：一是兵，二是将，三是财用，四是防御戎狄的策略，五是可以任用的大臣。”

译冬戊辰日，中丞贾昌朝上疏说：“太祖刚刚取得天下时，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武臣、土兵、牙校势力强盛，便把他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当时认为这是有利于万世的举措。如今羌人和西方的叛乱，也只是选择将领，召集士人和农民；士兵平时没有训练，本来就难以指挥；将领没有选得合适，怎么能避免屡次更换？用屡次更换的将领驾驭未经训练的士兵，所以作战一定失败。这就是削弱方镇过度造成的弊病。”他又说：“现在边防最紧迫的有六件事：一是驾驭将帅；二是恢复土兵；三是训练营卒；四是制御戎狄；五是安抚蕃部；六是明确侦察候望。起初，贾昌朝担任馆伴契丹使者，建议说，和亲会使国家受到羞辱，内地一尺土地也不能答应割让。朝廷商议想用金帛诱使契丹攻打元昊。贾昌朝说：‘契丹如果答应我国并立了功，就会无穷无尽地索取报偿，而且还会把我国拿去向元昊交易。过去唐朝结交吐蕃，想借助吐蕃讨伐朱泚，陆贽认为不可，后来才知道吐蕃暗中与朱泚联合；如今怎么知道契丹的谋划不会也是这样呢？’于是命贾昌朝出使契丹回报使者，贾昌朝竭力推辞，因而上了这道奏疏。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原州属羌明珠、灭藏两个部族有一些兵户，和元昊首尾隔绝。” 邻近一路的范仲淹听说泾原路想要袭击讨伐他们，乙巳日上奏说：“这两个部族道路险阻，不能攻打。前些日子高继嵩曾经因此丧失军队，平时尚且担心他们反复不定，如今讨伐他们，他们一定会同贼寇内外呼应，向南进入原州，向西骚扰镇戎，向东侵犯环州，边患将没有尽头。应当趁昊贼从另一条道路大举入侵之时，集中军队向北夺取细腰、卢泉作为保障，切断贼寇的道路，这样两个部族自然会安定，环州、镇戎之间的通道也可以畅通无阻，就没有忧患了。”两年以后，朝廷果然修筑了细腰、胡芦等寨。皇帝因为泾原路受到创伤，想让范仲淹和文彦博互换职任，派内侍王怀德去向范仲淹说明。范仲淹辞谢说：“泾原地势和职任都很重要，臣恐怕不足以独自担当，希望和韩琦共同经略泾原，一同驻守泾明。韩琦兼管秦凤，臣兼管环庆。这样做，第一，夷狄和华夏百姓会稍稍安定，事情不必急于改换；第二，泾原有警报时，我和韩琦可以合并秦凤、环庆的军队，从两面夹击推进；如果秦凤、环庆有警，也可以率领泾原的军队相互援助；第三，协同修治环州、镇戎等寨，借助这两路的人力物力，一定能迅速取得成功；第四，臣与韩琦日夜谋划，选拔训练士兵和将领，逐渐收复横山，切断贼寇的臂助，不出几年就可以期待平定。” 希望诏令庞籍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秦州交给文彦博，庆州任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也可以办理筹集之事，渭州有一名武臣就够了。”于是重新设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兼沿边招讨使的职务，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别统领。范仲淹和韩琦在泾州开设府署，同时调文彦博统领秦州、滕宗谅统领庆州，这些都依从了范仲淹的请求。起初，葛怀敏的军队在定川战败，各郡都震惊恐惧。滕宗谅看到城中兵力少，便招募数千农民，穿上军服登城，又招募勇敢善战的人侦察贼寇远近的形势，报告邻近各郡，使它们做好防备。恰逢范仲淹率领环庆军队前来援助，当时阴天昏暗达十天之久，人心忧虑沮丧。滕宗谅于是大量置办牛肉和酒迎接犒劳士卒，又把定川战死者的遗骸借佛寺祭祀，哭祭并酹酒，随后厚厚抚恤他们的家属，使各家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安置。因此士卒受到感动，精神振作，边民也稍稍安定，所以范仲淹推荐滕宗谅代替自己。校理余靖说：“秦州非韩琦不能守，文彦博刚刚进用，王怀德没有声望。”朝廷没有答复。辛卯日，诏令新任知永兴的郑戬兼管勾陕西转运司计度粮草事务。郑戬建议说：“军队行进所需要的物资，希望下令有关部门折合计算为三等，不是紧急必需的就取消。” 十二月庚午日，泾原安抚使王尧臣说：“如今考察衡量定川之败，过失有四项。希望命令边臣深刻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不可再驱使士卒陷入失败的机会。”种世衡使用反间计，元昊想要讲和，这件事没有记录。三年春，王尧臣到达陕西，说：“我看到鄜延、环庆两路地势险固，容易防守，只有泾原不是这样。自汉、唐以来，这里就是戎狄冲击的要地。臣粗略论述本路五州军城寨控制、扼守要害以及与贼寇道路相通之处，防备御敌的策略共五件，希望下令韩琦、范仲淹考察斟酌后施行。”诏令韩琦、范仲淹、庞籍说：“凡是军务期限内不能上报的，都允许临机专断办理。”这是采用了安抚使王尧臣的意见。乙卯日，韩琦、范仲淹等说：“元昊派人赴京，将要商议接受和约。臣等认为，如果元昊夸大言辞、提出过分要求，坚持不改僭越的年号，那么有三件事不可答应；如果他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接受‘兀卒’的称号，也有三件事必须严加防备。伏望圣上在接受和议与抵御侮辱之间，审慎决定处置办法，为圣朝的长久利益考虑。”校理余靖说：“臣私下看到，昊贼擅自派遣官员进入境内，想同朝廷讲和。臣愚昧地推测，认为要挫败北方人的气势、压制西羌的锐气，不如不讲和，这是最好的策略。” 如果有人想要迅速达成和好而屈辱名分，那么天下人都会共同以此为耻；即使强兵驻扎在边境，也只能进行血战罢了。若将来贼寇自己出现过失而前来求和，主动权在我们手中，就不必拒绝他们。只是请陛下裁决。夏四月己亥日，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说：“如今元昊派他的伪官拿着书信来，想要商议通好，而外间都传说元昊不肯称臣。昨天听说诏令已经传下，西使经过的州郡增加迎接礼仪，又命各州通判到驿站设宴接待，这太过分了，我深深担心以后难以处置，会丧失中原控制夷狄的办法。又听说西使前来，大概是因为契丹的劝告；既然元昊畏惧契丹，朝廷就可以暂且持重。即使这次议和没有谈成，也还有后来的谋划。大凡处理事情，关键在于开始；开始如果失当，后来就难以挽救纠正。今天又听说西使入朝觐见，赐给他的礼物非常丰厚，既然允许他伪造官职、补授官职的请求，元昊就会自以为得志。臣去年出使契丹，曾同馆伴刘六符谈论过，将来如果让元昊重新称臣，那么本朝每年增加给契丹的金帛馈赠。起初既然没有避开这个名义，如今又没有立即按照约定实行，承受了先前的耻辱却没有取得实际利益，实在可惜。如今朝廷给予的许可太多，将会产生两种忧患：如果契丹认为中原既然不能使元昊称臣，那么元昊又怎么肯受我国控制？契丹一定会因此派使者来，不知我们将用什么言辞答复。”

译如果契丹认为元昊本来向两朝称臣，如今既然南朝不再要求他称臣，渐渐就会成为敌国，那么契丹便会自以为独尊。将来如果因为边境的嫌隙又提出要求，不知我们将用什么办法拒绝？臣从早到晚思考这件事，这两种情况必有一种发生，不能不早作考虑。余靖说：臣私下看到，朝廷每逢契丹派使者到京，元昊派人来朝，大臣商量时只想保守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虽然都是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却都不知道。等到处置已经完成，即使其中有不妥之处，也没有办法议论陈列。臣反复思考，国家设置侍从之官，是为了挽救过失，本来是希望办事没有过错、谋划没有遗漏。” 《尚书》不是说过吗：“谋划要同卿士商议，同庶人商议，还要同卜筮商议。” 这就是说，事情有重大疑难时，谋划就应当广泛征求意见。汉武帝征伐四方夷狄、开设边郡时，侍从之臣多次使丞相屈服，汉朝当时称赞这件事，把它作为美谈。如今掌权的大臣秘密商议，外廷不能听闻，一旦某个考虑失误，便来不及挽救，这是形势上令人忧虑的。凡是北狄、西戎的事务，关系安危的，都应让侍从和谏诤之官知道。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也不应因此泄漏。” 《左传》说：“谋划时希望参与的人多，作决定时希望由一个人独断。” 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希望陛下妥善裁断选择。此前欧阳修说：“臣料想，国家如今如果不能委曲听从他的要求，不如优厚地宠待来使，给予他们丰厚的礼遇。元昊免不了会出兵侵犯，发泄他的愤怒之心。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他必然会自己损害事情的体面；不如赶紧整治备战，以谋求取胜。”欧阳修虽然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朝廷始终没有听从。况且元昊既然不肯称臣，像李定等人来，又提出许多要求。两府和谏官都想答应，只有韩琦认为不可以，多次在皇帝面前合掌进言。晏殊说：“众人的意见已经一致，只有韩琦一人不同。”皇帝回头询问韩琦，韩琦详细陈说这样做的不便。皇帝说：“再仔细商议。”到了廷议时，韩琦仍说不可以，态度更加坚定。晏殊变了脸色起身，又上奏章说：“如今西界派人来讲和，其中的祸患有三点。希望暂且命令中书、枢密院再三辩论诘难，使朝廷能够保持大体，也使契丹没有争端，这样议和或许才是适宜的策略。”谏官蔡襄、余靖为欧阳修辩护，又说：“臣认为，如今不以屈辱意志为羞、急于求成议和的人，有五类：一是对陛下不忠的人想急于议和；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议和；三是奸邪的人想急于议和；四是疲弱的军队和怯懦的将领想急于议和；五是陜西百姓急于求和。” 甲午日，枢密韩琦上疏说：“臣听说汉文帝承接汉高祖、汉惠帝之后的太平局面，亲自实行修养节俭，使国家治理、百姓安定，刑罚搁置不用。当时贾谊上书议论政事，尚且认为形势值得痛哭长叹，难道他是过分了吗？这是因为他的忧虑思考深远，是为长久的计划，希望大汉的事业流传万世而不陷入困窘。如今陛下继承三位圣人的美好功业，仁德广泛施及远方，天下完全安定，百姓安乐地生活已经八十多年了。然而臣痛切地观察当前时事，真可说是日夜泣血，岂只是痛哭长叹而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西羌、北狄的祸患和争端已经形成，而上下都安然自得，不知道朝廷将要危急、国家还没有安定。臣冒昧把当前应该首先实行的七件事全部列出，进献给陛下。大略如下：第一，整顿政治根本。枢密院是掌管兵事的地方，如今所主持的多是奇异琐碎、微末的事务；中书省的公事虽然臣没有参与听闻，恐怕也类似。臣认为，应诏令中书、枢密院把有成例的事务著为法令；可以拟定后进呈的，不必当面奏报；其余细小琐碎的事务，都可以归给有关部门办理，使二府能够从容谋议。皇帝召见赐对时，只专心办理大事。第二，考虑边疆事务。如今政府沿袭旧例，刚到午时就想出去，稍微停留又怕众人疑惑；退朝吃完饭，便匆忙签署文书离去，哪里有时间议论边疆事务呢？” 臣认为，应当到未时以后才出去，把这一个时辰延长出来，专门讨论边疆事务。第三，选拔贤能人才。自从太平以来，

译任用人才采用按资历升迁的办法，因此遗漏了很多人才。近来中书、枢密院要找一名武臣替代郭承裕，聚集议论了好几天也不能决定。臣认为，应仿照祖宗旧制，在武臣中破格越级提拔，以考验他们的才能。第四，防备河北。自从北狄通好三十多年，武备全部废弛，近来收到轻慢的书信，众人骚动不安，不知所措。应选派两名转运使，秘密授予经营谋划的方略，责成他们在限定期限内办成。营建守御设施的情形，应当让我们平素已有准备。第五，巩固河东。前年昊贼攻陷丰州，几乎掠尽黄河以外的属户，麟府形势孤立断绝。应责成本道帅臣估量险要地势，修建城堡，减少转运粮饷，作为长期坚持的计划。第六，收揽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准备水旱灾害和战争时使用，并不是私自积蓄财物来满足欲望。自从用兵以来，财用匮乏，应当逐渐拿出金帛来帮助边疆军需，使百姓的负担得以宽缓，众人的心也就安定了。第七，经营洛邑【见《迁都远略事》】。臣陈述八件事的大略，认为如今救治弊病的方法，不过是选任将帅，明确考察监察，增加财利，抑制侥幸，提拔有才能的官吏，罢退无才的官员，去除冗食之人，谨慎任用官员的途径。” 然而推行这几件事，毁谤一定会随之而来。希望陛下委托并信任辅臣，听任他们安排处置；即使有怨言和毁谤，也决意不疑，那么纲纪就会逐渐振作，太平也可以期待了。难道这两种忧虑足以成为国家的祸患吗？”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欧阳修说：“臣听说韩琦因为范仲淹已经担任参政，想要亲自请求出任，不知道是否如此。依臣愚见，不如暂且派范仲淹迅速前往。韩琦和范仲淹都是国家所委任的大臣，才能和职任都足以信赖。然而范仲淹凭借在陜西军民中所积累的恩德和威信，尤其受到众人推重信服。如果范仲淹在外抵御敌兵，韩琦在中央应付事务，一定能够共同成就大事，也许可以避免后来的祸患。”谏官孙甫说：“臣痛切地观察西人议和，这件事的有利之处只有一项，有害之处却有四项。利害的关键、安危的计策，希望陛下熟思而审察。”乙酉日，陜西宣抚使田况说：“从初冬以来，各路俘获的间谍都声称，西界一带有乞刚娘嵬等腹心谋划叛乱，事情败露后被诛杀，国内大乱。臣私下怀疑，朝廷正派使者去议和，是因为贼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他们确实想议和，就应当夸耀显示凶猛的势力，庆幸我方委曲听从，来满足他们的私欲，怎么肯捏造并传播这种消息，自己暴露出危急衰弱呢？这说明他们的势力实际上已经衰弱，正在急切地寻求依靠和归附。” 如果他们国内的人果真叛乱，却仍然倔强，妄自提出索求，就不应过多答应他们，以免向四夷显示我们的弱势。如果所谓谋反的消息全是欺诈，那么他们触犯谋划、心怀毒意，意图尚且无法估量。即使把他们所要求的全部答应，也只是在招致侮辱。朝廷如果依赖和议而放松戒备，贼人显露出疲弱的形态，伺机寻找破绽，祸患从疏忽之处爆发，这是前人所告诫的。希望陛下与二府大臣仔细思考，谋划处置此事；每年的给赐不可再优厚增加。”欧阳修说：“臣伏见张子奭奉命出使贼中，近来已经到达朝廷。听说贼人的意思虽然肯称臣受册，但还有几件事提出索求，朝廷还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置。如今如果只是为臣下苟且求安的打算，就不必吝惜，完全可以委曲答应。如果是为国家长远的谋划，就不能只顾眼前，必须考虑后患。臣希望陛下询问议事的大臣，如果对这五件事不予记录，而他们万一能够提出理由，那不是臣所能赶上的；如果他们没有理由，那么天下的忧患就从此开始了。又说：西城即使和好，所得利益也极少；北戎如果发动，祸患将没有边际。臣前后并非没有恳切进言，只是如今已经来不及了。伏望陛下留意思考。”戊申日，谏官孙甫说：“汉朝用金帛送给匈奴，贾谊认为这是中原受到的卑辱太过分了，于是流下眼泪。如今与一个小蕃部议和，每年给付的物品近来又增加到二十五万，而对方仍然傲慢不逊，不能满足其意愿，所受的卑辱又超过汉朝了。”

译今天的事情，又在于预先选择将帅。选择将帅的方法，必然要由大臣负责。过去周世宗因凤州、秦州的叛乱，命宰相王溥选择将领，于是得到向拱；事情成功后，世宗诏告王溥说：‘平定秦州、凤州，是你的功劳。’大概自古以来的良将，大多是由辅臣推荐任用的。庆州、秦州，只有朝廷选择将帅并深思熟虑。四年，停止修建水洛城，是听从宣抚使韩琦的奏请。辛未日，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名照旧，并以代部署张亢为本路钤辖。滕宗谅和张亢都被交付狱官审理，并州的案件还没有审结，就有了这项任命，这是听从参知政事范仲淹的意见。谏官孙甫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一天曾经废弃军队。虽然如此，军队没有良将，就等同于没有军队。祖宗朝养兵不多，却能战胜夷狄，是因为有良将。如今养兵很多，却不曾取胜，并不是没有将领，而是不知道他们的才能便任用他们。韩琦、田况近来都从遥远的陜西回来，对于边将的才能不可能不了解。请诏令韩琦等分别列出四路将领的能与不能，其中最差的予以黜退，这样或许可以得到合适的将帅而取得胜利。” 夏五月，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一起在崇政殿应对，向皇帝进呈策略说：“臣等考虑，和与不和都会成为大患；既然如此，当前的谋划不如选择将帅、训练军队、筹划用武的策略，以和好作为权宜之计，以战守作为实际事务。让对方知道我们有谋略、有准备，就不敢轻易发动，他们之间的盟约也可以稳固；如果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准备，轻易背弃盟约，我们就趁他们骄傲，因势攻击，他们未必能够成为中原的祸患。姑且试着用一句话概括：第一，臣等观察西戎，积蓄祸患已有多年；元昊在外依靠北戎，多次凭借战胜而得势，却又总是请求通好归顺，实际上是图谋休养，所得的是很大的利益，所屈服的只是空洞的名义。陛下应当像唐高祖、唐太宗那样尊崇礼仪、厚重守信，把结盟和好作为权宜之计；选拔训练士兵，则攻守都有准备。这是和议策略中正确的做法。第二，长久防守的计策，没有比蓄养土兵更好的了。土兵人数多，熟悉山川，习惯战斗，比起训练一般士兵，功效加倍。然而沿边和次边的土兵人数少，分守各处不足。还应当在重要便利的城寨增加招募安置，把他们的家属迁到边地，任其营务轮换，免于出军，使父母妻子得以保全团聚；作战时彼此救援，守备时彼此安定。” 这就是可以依靠的军队。陜西新近刺募的保捷军中，孱弱不能作战的，应当首先淘汰，使他们回到四亩田地去。这样既节省军费，又增加农业劳力。三万东兵，三分之一屯驻边地，以助土兵的声势；三分之一迁往次边，或者屯驻关辅，以减轻运输粮饷的劳苦；三分之一归于京师，以加强禁卫的防备。沿边招募的弓箭手，应当让他们聚居在险要之处，与城寨相互呼应。敌人如果小规模来犯，就由属户番兵、弓箭手和各寨土兵共同抵御；敌人如果大举进攻，就一定会先被侦知集结出动的日期。我们的沿边兵车完全可以驻在坚固的城中，等待敌人的进退。敌人想长驱而来，就让各将领出兵跟踪袭击其后；想保护军队退回我方，就让各城合力趁其疲敝攻击。进攻没有利益，退却又有祸患，不能同时兼顾两种行动，势必败亡。这是守备策略中正确的做法。第三，西夏的军队，动辄号称十万；用坐守的军队抵挡敌人专门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人数多少不相敌，便会导致失败。如果我们再采用这种计策，让敌人劳顿而我方安逸，就一定能够取胜。臣请求在麟府、鄜延、环庆、泾原各路分别选取三五名将佐，派遣一二十名使臣，配备步卒一万、骑兵三千，组成三军。” 用新制定的阵法训练他们，等到他们精锐勇健之后，再观察敌人的破绽，让三军相互在横山一带进行劫掠。横山一带的蕃部，元昊入侵时必定会充当前锋。投降的人厚加赏赐，并收纳其人质；各部都命令他们安居本土，抗拒者则合力迅速攻击，必定击败其部族，使贼军疲于奔命而无暇他顾，各部落心怀怨恨。这样我方军势自然振作起来。这是春秋时期吴国使用三军击破楚国的策略。元昊如果失去横山的形势，可以说是斩断了他的右臂。这是进攻策略中正确的做法。【又陈述北狄七件事，见《契丹门》】这一天，两人在皇帝面前指陈说明了好几个时辰，才退下。参知政事范仲淹担任陜西安抚使。此前，范仲淹听说契丹与元昊相互攻伐，估计其中有六件可疑之处、三件可忧之处。他说：如今请圣上慈悲地询问大臣，如果契丹可以保证守信，一定不会入侵，也不会同元昊联合，那么请求今日让大臣共同具奏一份，呈到御前，使朝廷内外安定，不再忧虑；如果怀疑将来会误了大事，也应当让责任有所归属。如果大臣不能保证守信，那么就应立即筹划河东的防御策略。戊午日，冨弼上奏说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杜衍说契丹一定不会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争论，指责杜衍，却不以此为怨恨。韩琦请求出兵，说不需要一个人一匹马。” 范仲淹请求再次应对，奏报韩琦的话，军队最终没有出动。范仲淹并不因此忤逆不满。此前，范仲淹受命主持西部事务，冨弼主持北部事务。冨弼分条上奏河北守御十二条策略。关于这些守御事务，冨弼说：近来看到元昊所上誓书和奏表，言辞和道理都恭敬顺从，完全遵守朝廷所约定的内容，只是在榷场方面略有商议。等杨守素到朝廷后，臣请求用婉转和顺的态度同他商议，向他表示和好的意愿，使他深信不疑；不能因为他表面恭顺，就在元约之外另行诘难勒索。应该从多方面予以容纳，让他们没有防备我们的意思，那么他们一定会尽力同契丹相持。如果两个敌人相互厮杀，这是朝廷的福气，是上天所给予的机会。范仲淹又说：前代帝王同戎人结好通和，礼节和情意都非常厚重，并不是志向不高而力量不足。大概是害怕边疆战事不停，困苦百姓；用兵时间长了，必然会产生其他变故，成为国家的忧患。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亲身经历百战的人，平定天下以后，也不敢滥用武力而屈意事奉戎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等到国力强盛、将帅得人，就长驱击破敌人，以洗雪天下的耻辱。如今西部军队多年不能平定，近来才派使者去商议通好。现在众人的意见想要重新夺回寨门，以保全疆土；而且西戎既骄傲又怯弱，不值得同它争执，只要名分和体制已经顺遂，其余都可以暂且借让来成就和好。然后再谋议边疆事务，退移兵马，减少粮草，苏息百姓，勉励农业，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使百姓富足、土地强盛，以等待西夷发生变化。”

译这就是有道的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也是国家没有困窘的福分。谏官蔡襄说：元昊陈奏的数目，据听说誓书的大体内容很像朝廷的约束。加上余靖请求出使北方，已经有回奏，也没有别的冲突之意。臣私下认为，应迅速举行封册之礼，诏令按照余靖所说办理，仍命延州先给夏人发文书。范仲淹于是奏请，张亢所得以增广的堡寨，应当让他负责统领这项工程。诏令下达后，明镐认为不可，多次发文制止张亢。张亢说：‘我既然奉诏设置堡寨，怎么能因为经略使发文就停止呢？即使因此获罪，违背节度，我本来就甘心承受。堡寨一定要修成。’每次收到文书，他都把它放在案上，督促工役更加急迫。小堡有的用一天就修成了，工程完毕后才拆开发文，封好上奏弹劾自己。朝廷没有追问，归附的蕃汉百姓有几千户，每年减少戍兵一万人。黄河以外于是安定。十一月初，环州、原州之间的属羌中，明珠、减藏、康奴三族势力最大，向来被称为强悍凶暴；安抚他们，他们就骄横得无法控制；讨伐他们，又因地势险要而无法进入。他们北面有二州同西界交通。宣抚使范仲淹于是设置并修筑古细腰城，截断他们的通路，便传檄命知环州种世衡和知原州蒋阶共同办理此事。种世衡当时正卧病在床，立即起身出兵，同蒋阶在细腰会合，让甲士昼夜修筑城池。他先派人使用计谋招抚，敌人果然没有争夺；又召来三族酋长犒劳他们，告诉他们说，官府修筑这座城是为了替你们防御敌寇。三族既出乎意料，又失去了敌寇援助，于是便服从了。城池建成后，种世衡去世。冬十月，范仲淹再次传檄蒋阶修筑大虫堡。堡垒还没有完工，就被明珠、减藏伺机拦截攻击，蒋阶便从小路逃回，伏在经略使的堂下请求处死。王素准备赦免他的罪，让他再去完成工程以赎罪。狄青说蒋阶轻率而没有谋略，再去一定会再次失败。王素说蒋阶如果死了，部署就会出发。狄青于是再不敢说话。蒋阶最终完成所修的堡垒，带着他们的酋长回来。起初，明珠设计策划，其部族多次作乱；蒋阶暗中派兵等候，斩首四百多人，酋豪二十九人，焚烧帐落八十处，缴获牛马三千头。所俘获的人都在堂下被剖割肢解，座中宾客因此停止饮食，而蒋阶却神色自若地笑着。五年春，枢密使韩琦说：朝廷已经给夏国和契丹封册了。西征回来以后，应当知道此时如果便说天下太平、无事可忧，那么后来会有三件大忧患；如果按照过去的祸患来考虑长远，那么后来一定会有大利益。【一禾尽录】臣希望陛下深思，除去大忧、取得大利，这就是天下的福分。又陈述陜西应当共同办理的事务：让主帅长期任职，把军队迁到有粮处，裁去冗兵，以减轻经费。皇帝全部施用了他的意见。六年，诏令陜西安抚使和转运使说：朝廷开纳夏国，本来是想宽减财用、体恤百姓；自从接受誓书以来，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但调度仍然非常紧迫，不敢用兵。现议论裁减节省各项费用，以及增加设置的官员、指使、使臣中如今没有用处的人员，全部逐条上奏。这是听从枢密副使龎藉的意见。辛酉日，诏令河东经略使郑戬裁减本道边费，奏报朝廷。” 仁宗朝，契丹议论关南地界。

译天圣二年，契丹举行大规模阅兵，声称要到幽州打猎，朝廷为此忧虑，把这件事询问二府，二府都请求储备粮食、训练军队，以等待意外变故。枢密副使张知白独自说：“契丹修好还没有多久，如今它出动军队，是想借此试探朝廷刚刚改变的态度而已，难道可以由我们自己挑起事端吗？如果始终对此感到疑虑，不如趁北河决口，以防治河患为名；万一发生变故，也足以派上用场。”不久，契丹果然背弃盟约。景祐元年十二月，有人传说契丹在幽州、涿州之间聚集军队，河北都感到惊恐。癸酉日，任命张克为北京使，知安肃军。他因而入朝应对说：“狄人每年享受的金帛非常丰厚，如今他们的君主孱弱，又逢年成歉收，想要起兵前来，只是故意放出这种话，并非真实情况。万一他们背弃约约，臣请求披挂铠甲，作为各军的先头部队。”朝廷想要大规模调发军队以作防备，辅臣相继议论。皇帝面前，参知政事蔡齐提出三项策略，推断契丹一定不会改变盟约；契丹已经在幽州祭天，只是让军队驻屯在边境上罢了。二年，契丹主加尊号为文武仁圣昭孝皇帝。庆历三年春二月，契丹谋划在幽州、蓟州聚集军队，先派使者送来书信，要求割取关南地区。知保州衣库使王果事先买到了他们书信的稿本，把它报告朝廷，并且说契丹暗中与昊贼结盟，必定要背弃盟约，请从广信军以西、沿山口贼马出入的道路预先加以按察防守。朝廷下札给河北安抚使，秘密整顿边防。乙未日，下诏真定府、天雄军、澶州各准备兵马十万人、刍粮二千车、器甲五百副。又下诏河北路提点刑狱，察看所属州军中应当修缮的城池、城隍并加以修治。又下诏河北各州的强壮，自三月以后都到州中阅习，委托知州挑选其中强健有力的人，在手背刺字编为义勇军；不■〈首页〉者释放，但保存名籍，以备守卫和修缮城池。从此以后，强壮之制逐渐废弛。诏令刚下，人心纷扰。河北转运使李昭述乘坐驿传快车，每天赶路数舍，向父老百姓开导解释，人心才安定下来。辛丑日，任新任知河州保静军留后王德用为保静军节度使。契丹将要背盟，仁宗皇帝起用德用于曹州，又任命他为留后、知青州，不到几天又改任澶州，召他入朝觐见。德用流着泪说：“臣以前犯下大罪，幸蒙陛下赦免而没有诛杀，如今实在不值得再劳烦陛下任命。” 皇帝慰劳他说：“河北正处于警戒之中，只是借重卿的威望和名声去镇守安抚罢了。”又赐给他亲笔诏书派遣他前去，随即授任他为节度使。三月己巳日，契丹派宣徽南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六符来送书信，说：“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自从世代修好，时时派遣使者诏告封疆，虽然区别两国名号，却在典册中记载一家相亲的美好，本来是想使这种关系绵延长久，确实有些话要陈述。我私下认为，马桥关以南原是石晋割让的土地，直到柴氏取代郭周、兴起一时的狂谋，掠取十县旧有疆土，人与神都共同愤恨，宗庙社稷也不能长久。至于贵国祖先开创基业后，不久便同我国继续成为友好邻国。到了太宗继承皇位，在有征伐之事的北方，才平定并州、汾州，便以没有名义的军队直抵燕州、蓟州；（“羽召精鎤御”原文疑有讹误）最终退兵，于是导致国势转移、国家强盛、军队富足。南北王府以及内外各军，多年来一直辛劳于战事，日夜防备背弃盟约之事，前后反复，始末都很清楚。过去我曾听说，贵国专门派遣将臣去平定河右的炙凉地区，胜负屡次变换；却没有听说李元昊在北朝早已称藩，多次增加尚主之礼，能够保全君臣之道，实际上成为甥舅亲属。” 如果他有罪，应当加以诛杀，也应当把情况报告给我们。近来郭稹按时到来，杜防又返回，虽然都带来了音信文书，但我们只担心其中有欺诈和侦谍。既然已经发动了残害百姓的征伐，就没有顾忌损伤器物的嫌疑了。修筑长堤，堵塞险要道路，挖开塘水，增置边军。既然暗中积累了猜疑嫌隙，恐怕很难厚待信义、敦睦关系。假如还想到长久友好，共同消除疑虑，为什么不把晋阳过去归附的地区、关公元割让的县邑，都归还给我国，以使百姓安宁呢？这样就能更加深厚兄弟般的情谊，长久保全子孙的谋划。遥想您英明通达，深知我们的诚意。正值春日和暖，愿您善自保重，安享福裕。”此前西边的战事久久不能解决，刘六符认为中原怯弱而且厌恶战争困苦，于是教唆他的君主在幽州、涿州聚兵，声称要入侵。刘六符和萧英离去后，带着书信前来，要求关南十县。正月己巳日，边吏报告契丹使者将要到来，朝廷因此焦虑得连饭也吃不下。朝廷遍选可以出使狄地的人，群臣都害怕前往。宰相吕夷简举荐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入便殿应对。富弼叩头说：“君主忧虑，臣下便感到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皇帝因此神色为之一变。壬申日，任命富弼为接伴使。富弼在二月丙子日离开京师，到了雄州。过了很久，萧英等人才进入边境，朝廷派中使前去慰劳。萧英声称脚有病，不肯下拜。富弼对他说：“我常常出使北方，有时病得躺在车中，听到命令也立即下拜。如今中使到了，您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觉起来，于是让人扶着下拜。富弼观察到萧英等人自知是狄方先违背盟约，连随从也都面有惧色，可以借此动摇他们，所以每次同他们交谈都坦诚尽言，希望以此取得实情。萧英等人因此也推诚相告，没有隐瞒，便暗中把他们君主所想要的东西告诉富弼，并且说：“能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便用一件事敷衍过去。君王爱护养育百姓，旧日的友好关系不可失去。”富弼把这些全部报告朝廷。萧英等人到达后，朝廷命御史中丞贾昌朝负责馆伴。朝廷商议契丹所要求的事情，决定不答应割地，却答应把信安僖简王允宁的女儿许配给契丹梁王洪基，并且可能增加每年的财物。只有富弼认为联姻不可行。当初，北主的弟弟宗元号称太弟，倚仗太后的势力在国内专横执政，常常自行互通书信和财物。皇帝想借这次使者来回复他，便让贾昌朝询问刘六符。刘六符推辞说：“这对太后来说是好事，但对我国朝廷却不方便。”贾昌朝说：“既然如此，而你们又想让梁王求取和亲，皇帝难道能够安心吗？”刘六符无法回答。不久，狄方停止了联姻的议议。

译辛未日，授予富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的官职，这是因为将要派他出使回聘。富弼说：“国家有急难，只要有命令我就服从，不敢以劳苦有损臣子的职责。可是，怎么能事先用官爵来贿赂我去出使呢？”坚决推辞不接受。庚辰日，下诏任命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使，国信使西上阁门使符惟忠为副使。又答书说：‘从前我先祖章圣皇帝保有国家基业，惠养百姓，同大契丹昭圣皇帝停止战争、讲和修好，互通聘问，订立盟约。于是我继承帝位，共同遵守先帝的谋训，边境百姓安居，已经将近四十年。如今贵国专门派遣使臣，特地送来书信询问，并且以瓦桥旧地、晋阳旧封，援引石门被割让、城池归还周朝旧境之事，都是异代之事，怎能牵涉到本朝？自景德初年起，才开始敦厚邻国堡寨之间的信约，凡是各种细小旧事，全都不放在心上，何况太宗皇帝亲自留驻并州郊外，根本不是为了图谋燕地；当时贵国急忙派出援兵，既然在石岭交战，继而发动蓟门战役，其中义理并非反复，事情自有缘由。元昊接受赐姓、称藩，接受正朔和俸禄，却忽然图谋狂妄僭越，开始扰乱边疆；我国谋议讨伐消灭他的事情，已经曾经报告给贵国。杜防、郭稹传达说明的情况，到这里都很详尽。’ 西征难道可以说没有回报吗？出使的车辆往来不断，多次听到嫉恨恶人的言论；间谍相互奔走，却没有说明联姻的缘故，忽然窥见不同的议论，实在令人惘然。你们说将要安抚□□原，却反而因此讥讽我们有所忌惮；又说修筑营垒、堤坝，挖开水塘，去年霖雨过后□，大大造成水流漫溢的灾患；既然不是为了疏导，也只是稍微加强防备，怎么能因此蓄积猜疑，损害和睦呢？至于准备堵塞险要道路、检阅训练士卒，不过是边臣谨守职责的常规，也是乡兵登记入籍的旧制；在贵国境内，难道要撤去守兵，把一切都显示得坦荡无阻，反而使双方产生疑忌和阻隔吗？所以只有保持友好，才能保全长久关系；突然提出索取土地的话，实在不是盟约文书中的约定。来信中的言辞已经全部了解，虚心察鉴而且十分明白；两国不得相互侵犯，沿边各自守卫疆界，除两封书信所说之外，一无所求；希望长久坚持，不违背先人的意志，相信您明达，应当深切感念。”另外嘱咐富弼转达“清和妙臻戬穀”等祝愿，其余事情让富弼口头陈述。这封书信是翰林学士王拱辰撰写的。甲午日，调任知澶州；任王德用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下诏说明任用他的意图。当初，刘六符在澶州见到王德用，高兴地说：“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今天竟有幸在这里见到您。” “今年大丰收，难道不是由于您的仁政所达到的结果吗？”王德用向他致谢说：“有圣明的天子在上，本来就常有丰年。”接着他又因为自己已经衰老，指着座上的宾客，逐一陈述他们的家世；刘六符听得肃然起敬。五月丁卯日，调任知成德军；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张存任河北转运使。在此以前，张存上言说：“契丹同元昊联姻，恐怕会暗中互相呼应；河北各城很久没有修治，应当下诏提醒，不要忽视。”于是把河北各州的城池全部修治，并让张存负责督察。二年秋七月，当初，富弼、张茂实因为联姻和增加每年财物两件事，前往契丹回访，听从契丹所选择的方案。富弼到了满达河，刘六符负责接待他。刘六符对富弼说：“北朝皇帝坚决要割地，怎么办？”富弼说：“北朝如果想割地，这一定是意在破坏盟约，只是借此作为名目；朝廷必定不会答应，只有横戈相待罢了。”刘六符说：“如果南朝坚决坚持不让步，那么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富弼说：“北朝无缘无故要求割地，南朝没有立即发兵拒绝，却派使者用好听的话交涉，又商议嫁女、增加岁币；即使这样仍然不答应，难道是南朝坚决坚持不让步吗？”等到见到北主，富弼说：“两朝君主父子相继修好，将近四十年，为什么突然一旦要求割地？” 北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水塘，修治城池，征用民兵，这是什么意思？”群臣争着要发兵，而我认为不如先派使者索取关南土地，索求而得不到，再发兵也不晚。富弼说：“北朝忘记章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当初听从诸将的话，北兵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况且北朝同中原通好，君主独享其中的利益，而臣下没有所得；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祸患却由君主承担。所以北朝群臣争相劝说用兵，都是替自身谋划，并不是替国家考虑。”北主惊问：“为什么这样说？”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助；末帝昏乱，神人都抛弃了他。那时中原疆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凭全军独自取胜；但是掳掠所得的金帛充满了群臣之家，而壮士和良马死伤过半，这个祸患由谁来承担呢？如今中原疆域万里，各处精兵以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够保证一定取胜吗？”北主说：“不能。”富弼说：“胜负还不能预知，即使北朝取胜，所损失的士卒和马匹，群臣来承担吗？” “还是由君主来承担呢？如果两国和好不断，岁币全都归于君主，臣下所得的，不过是每年三名出使者的待遇罢了，对群臣有什么利益呢？”北主恍然大悟，长时间点头赞同。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水塘是何承矩开始修筑的，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以前。地势低洼，水流聚集，形势上不得不增修城池和城隍，这些都是修治旧有设施；民兵也是旧有名籍，只是补充其中的缺额罢了，并不是违背盟约。”北主说：“如果没有你说这些，我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不过我所想得到的，只是那片土地罢了。”富弼说：“晋高祖把卢龙一道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征伐夺取关南，这些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了，如果还想索取异代的旧地，难道是北朝的利益吗？”北主无言，过了一会儿说：“元昊称藩并娶公主，南朝讨伐他，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富弼说：“北朝以前讨伐高丽、黑水，难道总是向南朝报告吗？况且天子命臣向陛下致意说：‘从前不知道元昊同弟弟结为姻亲，因为他辜负恩德、扰乱边疆，所以讨伐他，而弟弟却有烦恼和怨言。如今攻击他，就会伤害兄弟之间的情谊；不攻击他，又不忍心坐视官吏百姓死亡，不知弟弟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

译北主回头看着他的臣下，同他们谈了很久，才说：“元昊成为寇贼，难道可以让南朝不去攻击他吗？”富弼退下后，刘六符对他说：“从前太宗刚平定河东，便袭击幽州、燕州；如今虽然说是要用兵西征，难道不是又想谋取燕州、蓟州吗？”富弼说：“太宗时期，北朝先派伊喇摩哩来聘问，随后又在石岭出兵援助河东；太宗恼怒北朝反复无常，于是讨伐燕州、蓟州，这实在是北朝自己招来的。”刘六符又说：“我国君主以接受金帛为耻，坚决要十县，怎么办？”富弼说：“南朝皇帝常说：‘朕身为人的子孙，怎么敢擅自把祖宗的旧地给别人？’从前澶渊之战刀刃相向，章圣皇帝尚且没有把关南给昭圣皇帝，难道今天反而可以割让土地吗？况且北朝想得到十县，不过是贪图那里的租赋罢了；如今用金帛代替土地，也可以坐享其利以资助国用。朕顾念两国百姓，不愿使他们肝脑涂地，不吝惜金帛来满足北朝的欲望。北朝既然一定要得到土地，就是意在背弃盟约、抛弃友好，难道朕能够独自逃避战争吗？况且澶渊之盟，天地神祇确实共同临证；如今北朝先挑起战争，朕在心中无愧，也不愧对天地神祇。”刘六符对他的副使说：“南朝皇帝的心意如此，实在很好，应当共同奏明，使两位君主的意旨相通。” 第二天，北主招富弼一同打猎，把富弼的马牵到自己身边，询问他想说什么。富弼说：“南朝只是希望长久保持友好罢了。”北主说：“我得到土地，友好就可以长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派臣问陛下：‘北朝想得到我祖宗的旧地，南朝难道也愿意失去祖宗的旧地吗？’况且北朝既然把得到土地当作荣耀，南朝便把失去土地当作耻辱。兄弟之国，怎么能让一方荣耀、一方耻辱呢？朕并不是忘记燕州、蓟州旧日的封地，也哪里敢重新议论这件事，只是应该让彼此各自评说罢了。”富弼退下后，刘六符对他说：“皇帝听到您关于荣辱的话，内心很受触动、醒悟了；但金帛他一定不想接受，只能商议联姻。”富弼说：“联姻容易产生嫌隙，何况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睦很难保证；人的寿命长短又可能不同，那么所托付的关系就不牢固，不如增加金帛方便。”刘六符说：“南朝皇帝一定有女儿。”富弼说：“帝女才四岁，即使成婚也必须在十多年以后；即使是允宁的女儿成婚，也要在四五年以后。如今想要解除眼前的疑虑，难道能等待那么久吗？”富弼揣测他们的意图在于多得金帛，于是说：“南朝嫁公主，按旧例陪送的资财不过十万缗罢了。”因此，狄方联姻的意图减弱了，并且让富弼回去。富弼说：“两种方案还没有决定，怎么敢白白回去？希望留下来把议论办完。”北主说：“等你再次到来时，我当选择其中一件接受。”富弼于是要求带着誓书回来。富弼回朝后，再次授予他吏部郎、枢密直学士的官职，他又推辞不接受。癸亥日，富弼和张茂实再次因为两件事出使北方。吕夷简传达皇帝旨意，命富弼答复契丹书信和誓书，共拟国书两封、誓书三份。议定联姻则不给金帛；如果契丹能够使夏国归顺纳款，就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否则增加十万。富弼奏请在誓书中增写三件事：一、两国边界的塘泊、淀水不得扩展；二、答应不得无故增添屯驻的兵马；三、不得扣留逃亡归还的各种人员。富弼于是请求抄录副本随行。中使夜间带着五份誓书，以及所抄录的副本□□□□□□□，在武强交给富弼。走到乐寿时，富弼想到自己增加的三件事都不是契丹原先约定的，万一书辞有异同，狄方一定会怀疑，于是秘密打开副封查看，果然如富弼所料，便上奏疏等待答复。又派属官、前陵州团练推官宋诚和蔡挺到中书省向执政官说明。皇帝想知道狄方的事情，急忙召见蔡挺询问。蔡挺当时正遭父丧，皇帝允许他戴着丧服帽在便殿答对。于是下诏说，富弼所说的三件事只能口头陈述。富弼知道这是有人谋划，必定是执政想改变自己同北朝最初议定的内容，便把礼物交给张茂实，急速赶到京师；当天将近黄昏时叩击合门请求入见。合门官吏按照旧制，认为应当先递交姓名，安排次日入见，富弼责备他们。于是急忙上奏得以入见，说：“执政故意这样做，是想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为惜，只是国家的事情怎么办？”皇帝急忙召吕夷简等人询问。吕夷简从容地说：“这是误会，应当改正。”富弼说话更加缓慢。吕夷简、晏殊说，吕夷简决不会这样做，确实只是误会。富弼发怒说：“晏殊是奸邪之徒，是吕夷简的同党，吕夷简在欺骗陛下。”于是下诏让王拱辰改写书信。当天夜里富弼住在学士院，第二天才出发。八月乙未日，富弼、张茂实到达契丹清泉淀金毡馆，带着国书两封、誓书三份，把情况告诉馆伴耶律仁先、刘六符。耶律仁先等人询问这样安排的原因，富弼说：“如果联姻之事能够成功，就用联姻之事订立誓约；如果能够使夏国重新归顺纳款，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否则增加十万。国书有两封、誓书有三份，就是这个缘故。”第二天，契丹引富弼等人拜见北主，北主的大弟宗元之子梁王洪基在旁侍立，萧孝思、萧孝穆、马保忠、杜防分别站在帐外。北方君主说：“婚姻之事使南朝骨肉分离，假如公主和梁王不和睦，那将怎么办？本来不如每年增加金帛，只是担心没有名义罢了。必须在誓书中增加一个‘献’字。”富弼说：“这是假定下级奉献给上级的说法，不能用于敌国之间。况且南朝是兄长，难道能让兄长向弟弟奉献吗？”北方君主说：“南朝把丰厚的财帛送给我，是害怕我。‘献’字有什么舍不得的？”富弼说：“南朝皇帝守护祖宗的土地，继承先皇的盟好，所以送来财帛来代替战争，是怜惜百姓，难道是害怕北朝吗？现在陛下想说出这种话，正是想抛弃旧日的友好关系，以此坚决要求南朝做不能希望之事，那么南朝又哪里有空闲顾惜百姓呢？”北方君主说：“改成‘纳’字怎么样？”富弼说：“也不可以。”北方君主说：“誓书在哪里？把承诺二十万的那份拿来。”富弼已经把它交给了他。北方君主说：“即使寡人加上‘纳’字，你也不要固执，否则恐怕会败坏你君主的事情。我若拥兵南下，难道不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祸患吗？”富弼说：“陛下用兵，能保证一定取胜吗？”北方君主说：“不能。”富弼说：“既然胜负还不能确定，又怎么知道不会失败呢？”

译北方君主说：“南朝既然把丰厚的财帛给我，‘纳’字有什么舍不得的？况且古代也有这种事。”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所以臣才这样说。当时所送的财物或许称作‘献’或‘纳’，已经无法知道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种道理吗？”北方君主默然不语，见富弼言辞和神色都很严厉，估计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便说：“我亲自派使者去和南朝皇帝商议。如果南朝答应我，你将怎么办？”富弼说：“如果南朝答应陛下，请陛下给南朝写信，详细说明我们在这里无理争执，请求治我们的罪，我们不敢推辞。”北方君主说：“这是你们忠于国家、秉持义理所做的事，怎么可以治罪呢？”富弼退下后对刘六符说，指着帐前的高山说：“这座山尚且可以越过；如果是‘献’、‘纳’这两个字，就像天一样，无法登上去。即使使臣的头可以被砍断，这件事也绝不敢答应。”于是留下了已经答应二十万的誓书，又派耶律仁先、刘六符带着他们国家的誓书前来，仍然要求在二十万的誓书中写‘纳’字，实际上是要明确写出夏国接受归附之事。北方君主不高兴，想让富弼改动，富弼不答应，对方最终也不肯改，只把这件事写在誓书中报告，而在国书中只是叙述罢了。这月乙巳日，富弼等回到雄州，诏令立即任命富弼为接伴使，凡有朝廷应当预先知道的事情，赶快设置驿站报告。富弼上奏说：“他们要求写‘献’、‘纳’两个字，我已经以死拒绝，对方的气势已经受挫，不能再恢复。但朝廷打算听从晏殊的意见，答应使用‘纳’字，这件事我并不知道。”乙丑日，契丹枢密副使、保大节度耶律仁先，枢密使、礼部侍郎、同修刘六符入朝觐见。他们的誓书写道：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来信说：“谨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圣皇帝与昭圣皇帝发誓说：‘共同遵守已经确定的盟约，恭敬地守护和好之盟。按照各地风土所产的物品，供给军队的费用，每年用绢三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以后不再另派使臣专门前往北朝，只由三司派人搬运到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自守护疆界，两地百姓不得互相侵扰。有盗贼逃亡，双方都不要让他们停留藏匿。至于田地和庄稼，南北双方不得任意骚扰。两朝所有城池，都应当依旧保存守护，修缮壕沟、整治芦苇，一切照常，不得新筑城池和壕沟，不得开掘、堵塞河道。除誓书规定之外，双方一无所求，各自努力同心协力，希望共同长久相处。’这既是为了保全百姓、谨慎守护疆界，又是在天地神祇面前盟誓，向宗庙、社稷和子孙后代宣布，共同遵守并传之后世。如果违背这个盟约，便不能享受祭祀；上天明察，必定诛罚违约者。”昭圣皇帝又写信答复说：“我虽然没有才能，怎敢不遵守这个约定？谨当先向天地发誓，子孙和神明都知道此事。”唉，这个盟约尚且可以更改，后代将怎样述说呢？我私下认为，两朝修好，至今已有三十年，边境动用军队，战争长期停止；回想先前的约定，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如今相互交往已经长久，友好关系仍和从前一样；关南县邑由本朝传承守护，恐怕难以依从旧约，因此另行奉纳金币，以代替赋税之物：每年增加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今后把银绢运到雄州白沟交割。两界塘淀中以前已经开垦的田地，都依旧保留；从今以后，不得再增展。至于湜堰水口，应当随时决泄壅塞，酌量差派士兵修筑、疏导。若在不合时令的暴雨中另有大段涨溢，不在关报范围之内。南朝河北沿边地区，以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的沿边军民，除现有编制数目外，应当按照散关的规定，无故不得大规模增加屯驻的兵马。如果因发生事故而增加屯兵，就命令各州军逐级移文，报告两界所属的相关地方。历来因调动、裁减、更替以及本路内部调动的，不在关报范围之内。两界逃亡、犯罪的各种人员，除依照先朝誓书处理外，不得再像以前那样收留放纵。恭敬地希望二位圣人的威灵在天，顾念这次继承盟约之事，双方都应当遵守奉行，共同维护大体，不因小小嫌隙而产生隔阂。况且遵守约定是信用，善待邻国是义理；这两者缺少一个，就无法守护国家。皇天厚土，确实听到了这个盟约；盟文收藏在宗庙，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其余都依照景德、统和两朝的誓书办理。希望双方都以大德敦厚地守护大信；如果有谁违背诺言，必定像先前誓书所说的那样。此时契丹本来很爱惜盟好，只是特意制造声势来震动中原。中原正被西部战争困扰，宰相吕夷简等人坚持得不坚决，答应给契丹过于丰厚的条件，终于造成无穷的祸害。敌国每年得到金帛五十万，并因此刻碑记载此事。刘六符享有汉官中的显贵地位，子孙在其国内也受到尊重。庚辰日，又命令右正言、知制诰、馆修撰富弼担任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富弼上章坚决推辞。此前吕夷简执掌国政，没有人敢于抗拒他。富弼多次议论政事，触犯了他。后来堂吏因伪造署名、发放度僧牒而被诛杀吕夷简更加怨恨富弼，于是推荐富弼出使契丹，想让他改动国书，借此定他的罪。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之事，认为富弼有罪，但没有得到答复，而富弼接受任命，毫不推辞。第一次奉命出使时，他听说一个女儿去世；第二次奉命出使时，他听说一个儿子出生，都不顾这些而继续上路。收到家信也不拆看，直接烧掉，说：“只会扰乱人的心意罢了。”十月丙午日，任命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富弼为翰林学士。富弼对皇帝说：“增加金帛来同敌国讲和，并不是臣本来的志向。只是朝廷正在讨伐元昊，没有空闲同敌国较量，所以臣不敢以死力争。这对功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接受赏赐呢？伏望陛下更加整治武备，不要忘记国耻。”最终推辞不接受任命。敌国已经修好，有人嫉妒富弼功劳高，便无端指责他出使没有办成事情，请求把他斩首示众。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但富弼深感畏惧，因此每次升官都总是竭力推辞。三年三月甲午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改任资政殿直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当时再次上章推辞所授官职，说：“臣日前出使契丹，他们执政的官员，是汉使从来没有见过的，臣都见到了。两朝使臣过去避讳谈及的事情，臣都谈到了，因此得以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形。他们只是没有来；如果来了，就不容易抵御了。

译希望朝廷不要因为已经和好，就因此忽视他们。臣如今接受赏赐，他们一旦背弃盟约，臣不但要受到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又会怎样评价臣呢？臣害怕天下公论，超过害怕斧钺刑罚，希望收回新近授予的官职；这样朝廷内外的人一定会说：‘使臣不接受赏赐，说明事情的结果还无法确定，在守备方面决不敢松懈。’这不是臣务求修饰小节，实在是担心贻误国家大事。”皇帝察觉到他的意志坚定，特意改授了任命。七月，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把诏令拿到皇帝面前，陈述自己坚决推辞的原因，并且说：“希望陛下坐薪尝胆，不要忘记修养德行。”皇帝答应了他。仁宗筹划整治契丹的要略 庆历四年年初，边境上奏说契丹修筑天德城，又大量修建堡寨。知制诰田况认为敌国在蓄谋奸计，于是上疏说：“朝廷每年给契丹金帛五十万，百姓受到削夺，财物还要沿路运输，疲敝的形势渐渐不能长久。近来西羌归附通好，每年又给他们二十万；如果他们再放纵贪婪污浊，提出新的要求，朝廷还能够答应吗？臣极其愚昧，不应当承担大的责任。每当想到这些，便不住地惋惜叹息。何况两府大臣，都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所寄托、关系国家安危的人，难道不替陛下考虑这些吗？每天早晨在殿上拱手垂衣的朝见，不过讨论眼前几项政事罢了，这不是陛下用来对待辅臣的方式，也不是辅臣用来忧虑朝廷的心意。唐朝有旧例，肃宗因为天下尚未安定，除正衙奏事之外，另开延英殿来询问访问宰相；那里旁边没有侍卫，宰相可以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充分进行讨论。如今北方敌国傲慢无礼，而河朔将佐的贤能或愚劣、武器装备的精良或低劣、道路的平坦或险阻、城垒的坚固或破败、军政的得失、粮财的多少，两府辅臣实际上都没有人知道。万一变故突然发生在意料之外，诏令从宫中发出，稍有差错，士卒就会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像前一年萧英、刘六符刚来商议和约，和议既定，大家又安然好像没有事情一样，这难道能算安稳吗？希望陛下趁着燕闲之时，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询问当前政事，专门把敌国的祸患作为急务；这样人人都会唯恐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应对，事事都会唯恐不能办成而辜负圣上的心意。大家从早到晚忧虑思考，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协力去有所作为。如今不把这些作为急务，却每天拿琐碎的事情互相应答，议论此事的人都以为可耻。臣忝居近臣之列，与朝廷共同承担祸福，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意见。”五月壬戌朔日，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一同在崇政殿回答皇帝的询问，提出四项策略。其中第四项说：“臣等已经陈述了三项策略，长期以来一直把北方戎狄当作忧患。况且戎狄长期强盛，在后唐时，曾经以四十万军队护送石敬瑭到洛阳，拥立他做天子，于是同石晋结成父子之国，索取要求没有止境，石晋不能支撑；一旦发生嫌隙，便直抵京师，把石少主以及当时的公卿全家掳走，这是中原千古的耻辱。国家起初同他们结盟讲和，是打算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原本自有后续安排。等到天下无事，人人贪恋安宁，就不再有征战的议论。前前年北方敌国突然兴兵，声称谋划用兵，提出割让土地的要求。如今元昊前来希望议和，他们又借机要求功劳，他们的谋划更加严重。如果不大力为此防备，祸患将无法估量。请朝廷施行七件事，以防备大患：第一，秘密筹划经略；第二，重新商议屯兵；第三，专门选拔将领；第四，急切训练作战；第五，训练义勇；第六，修筑京师外城；第七，秘密确定讨伐的谋略。第一，秘密筹划经略：自从河朔停止战争以来，将近四十年，州郡困于因循守旧，武备废弛；凡是有人谋划兴修整治，就责怪他是招惹事端。昨天朝廷选派转运使，大概是想革除旧日弊端，预先作好防备；但是他们既有本职，每天又被繁杂事务牵制，没有时间周密考虑。请选派有才干见识的近臣，借给他都转运使的名义，暂时前往经略，使他亲自察看边境营垒，精细研究利害；凡是边防谋划中没有准备的，都逐条上奏并加以改置。不到半年，回到朝廷奏报，再命令中书、枢密院仔细询问，成熟地讨论长久之计；如果敌情突然变化，我们就有办法应对了。第二，重新商议屯兵：如今真定府三州、高阳关分为五路，所辖兵马还很不整齐；竟有一州的兵马却隶属西路，而且还不知道本路将来应在何处据险扼守、需要使用多少重兵，又有何处只适宜坚守、应当屯驻多少兵，以及三路互相支援的次序。这必须派近臣前往那里秘密经略，才可以预先制定法制，临事时不至于失误。即使事情尚未发动，也应当斟酌兵马应当从何处裁减、驻扎到何处，以便就地取得刍粮，节省边防费用，免得先使自己匮乏，到用兵之日又使百姓更加困苦。第三，专门选拔将领：委托枢密院在合门祗候以上的使臣中选人，三班院在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在军队中选人；无论是有智谋方略，还是有才干武力，只要能够在边境试用，就逐渐进呈，按照选出的人数登记记录。等到本路有职位空缺，就从中差遣任用。这样二三年之间，得到的人才就会很多。第四，急切训练作战：从陕西四路北部选取曾经统领战队的十几名使臣，再向他们传授新议定的八阵法，派往河北检阅训练各军，使各军都懂得奇兵与正兵循环运用的办法，应敌时变化无穷。第五，训练义勇：如今河北登记的义勇，虽然大致依照唐代府兵的制度，三时从事农业，一时训练作战，但没有掌管府卫的官员，法制无法实行，号令也不统一。必须另行选取能够治理军队的知州、知县、县令，并增加设置将校，使人人都懂得军中的法令，能够用来应敌；这才是强兵制胜的根本。第六，修筑京师外城：后唐没有防备，契丹攻陷洛阳；石晋没有防备，契丹攻陷京师。因此契丹侵犯京师时，能够坦然长驱而入，毫无防备；一旦他们兴兵，必定谋划深入我国，迫使河朔重兵同他们奋力作战。他们如果在战斗中取胜，就更加无所顾忌，径直奔向澶渊，造成进犯宫阙的形势。到那时派使者来要求以黄河为界，又将拿什么抵御他们呢？因此京师不能没有防备。如果京城坚固完整，就告诫河朔军队不要同他们交战。他们不能交战，就没有乘胜进攻的气势；想要深入，前面有坚城，后面有重兵，必然受阻而自行退去。等他们退兵而队伍不整，就可以拦截攻击他们，都可以办到。所以修筑京城，不只是为了抵御寇敌，实在也是为了破坏他们深入的谋划。汉惠帝时，征发六百里范围内的男女修筑长安城，两年完成。唐明皇时，修筑长安城，九十天完成。如今约定用两年修筑京城，那么百姓不劳苦而利益很大，不可不早作筹划。这一天，韩琦和范仲淹在皇帝面前陈述意见，过了几刻钟才结束。庆历四年六月，韩琦、范仲淹奏报河北五件事：一，选派有边防才干的大臣担任河北转运使，秘密筹划边防事务；二，重新商议河北三路应当屯田的地方；三，委托枢密院在合门祗候以上的人员中选人，三班院在使臣中选人，每十天或一个月把选出的人数整理上报；四，从陕西曾经统领战队的使臣中选十几人，传授他们新议定的八阵法，训练各军；

译五，河北州县专门选取能够治理百姓的知州、知县、县令，训练义勇，并增加设置将校。参知政事范仲淹说：契丹出动兵马，有六件可疑之事，有三件值得忧虑的事，见《广筭门》。戊午日，枢密副使富弼分条上奏河北防守御敌的十二项策略，说：‘本朝凭借军队取得天下，武威震耀四方。太祖皇帝对待北狄只把他们看作一个族类，每次同他们交战，从来没有不取胜的。太宗皇帝由于亲自出征失败，敌人的志气于是骄横起来，连续多年侵犯边境，胜败各半。真宗皇帝即位之初，专门施行仁德；当时旧日士兵和久经战阵的将领往往相继去世，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为骚动，皇帝乘舆向北巡幸。于是讲求用金钱财物诱导他们的办法，以此结成友好关系。从此河湟百姓将近四十年没有见到战争；每年送出的财物虽有扰累，然而还不到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二。由此可知，澶渊之盟并没有失策；所可痛惜的是，掌国大臣在议和之后，把武备全都废弃了。认为边臣用心防备的人，就说他们是招惹事端、制造事变；认为士大夫忧虑边患的人，就说他们迂腐空疏、不合时宜。大体上，他们忌讳别人谈论军事，只庆幸时局无事；认为敌人不敢背弃约定，认为边境不必预先防备，认为世间常能安定，认为战争永远会停止，安然自处，完全不以此为忧。’ 西北两个敌寇很清楚地知道，朝廷办事竟有这样的失误。于是他们妄想借此求取赏赐，朝廷却从来没有听从。蕃使每次来到朝廷，即使傲慢无礼，朝廷还只是说：“夷狄之人没有礼数，这是他们一贯的习性，不必理会。”只是自我欺骗、虚张声势，假装宽容，实际上却苟且偷安，不肯为国家承担责任，谋划长远的计策，因此纵容了他们的奸谋，酿成了深重的祸患。这就导致宝元元年元昊突然发难，多年用兵，使西部百姓困苦贫穷，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又到了庆历二年，契丹窥伺我方的破绽而发动行动，傲慢的书信传到朝廷，朝廷内外都仓皇失措，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上层安逸，下层嬉游，只求苟且获得一时的安宁。这两边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他们说：“国家一向轻视敌人而妄自出战，不作预先防备，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局面。”臣深知这两个敌人会成为祸患，最终不会得到安宁。西边出兵征讨，北边就来援助；北边安静了，西边就发动行动。他们只要想举事，寻找借口并不困难。与我方通和，他们便可坐享重大的利益；交战，他们又必定能够击破官军。叛乱之后又来求和，谁敢不答应？他们俘获或释放都任凭己意，来去又没有阻碍，双方互不牵制，困扰我中原，这样大的好处，为什么不造成边患？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后悔，能够长久守住和好之盟？一旦违背盟约、侵扰边境，我国就会陷入困境。如今又不幸接连发生灾荒，盗贼在内部兴起，两个敌人所图谋的事情就更加大了。自从契丹侵占燕、蓟以北的地方，柘拔自行占取灵、夏以西的地方以来，那些地区所产生的英豪，全都被他们任用。他们得到中原的土地，役使中原的人力，使用中原的名号，设置中原的官属，任用中原的贤才，阅读中原的书籍，使用中原的车服，施行中原的法令。这两个敌人的所作所为，都与中原相同，而且他们还有强劲的军队和骁勇的将领，长处超过中原。中原所有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他们的长处，是中原所比不上的。应当把他们当作中原的强敌来对待，这样或许才能抵御他们，难道可以仍把这两个敌人当作上古时代的夷狄来对待吗？以前既已轻视敌人而妄自出战，又不作预先防备，以致两个敌人接连给朝廷造成祸患，实在令人忧虑。如今又想凭苟且偷安的局势把事情当作无事，两个敌人各自得到丰厚利益，退兵后休养军力；过不了几年，他们互相呼应而起兵，那时就再也不能用金帛引诱，也不能用盟誓约束了。现恭谨地把防守抵御的策略列在下面：第一条防守策略是：河北三十六州军中，沿边、次边以及北京、雄、霸、冀、祈、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干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共十九座城，都是要害之地，可以控制和阻挡贼寇，不让他们深入。定州作为右臂，沧州作为左臂，瀛州作为腹心，北京作为头角；这四座城是河朔的希望所在。其余十五座城作为手指、爪牙和肢节，是由这四座城所统辖使用的。定、瀛、沧各设置一名主帅，北京设置一名大帅；其余十五座城分别隶属于定、瀛、沧三路，选择贤能的将领守卫这十九座城，共使用三十万兵力：定州五万，瀛州、沧州各三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作为各路的救援兵力。其余二万人分配到各道，作为巡检、游击兵。这三十万兵，不是像景德年间那样闭门自守，而是都要出城接战。如今如果让良将统率、守卫十九座城，分头统领三十万兵众，使他们从左右出入纵横，进行救援、应变、斗诱、冲击、陷阵和掩袭，臣即使极其愚钝，也不相信敌人的骑兵敢长驱南下。第二条是：河朔的长官和副职最应该任用合适的人才，以防备匈奴的变故。历来都不选择合适的人，又调动更替不定；任职久了，利害得失自己已经知道，却因为还没有轮到自己承担后果，大多不肯作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选拔合适的人长期任职，以纠正过去的过失，那么将来敌人一旦发生变故，边城不能守住，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请求选派贤能的长吏，并让他们长期任职；如果政绩成效显著、声名远扬，就优先给予升迁，并厚加宠赐，使他们乐于经营边防，尽心办理职务，自然能够长久任职。第三条是：除上述十九座城长期任职的官员以外，其余十七州军的大小文武官员，都请求下诏由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路分分别举荐充任，所希望的是上下各级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第四条是：屯兵备边，自古没有固定的制度。所担忧的是百姓的赋税有限，而军粮常常缺乏，必须广泛谋划经营，才能供给军用。在这期间每年都有灾荒歉收，谋划又不能实现，敌寇到来后增加戍守，而通常的数额又不够，于是横征暴敛、强行取用，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百姓因此困苦，盗贼因此兴起，这是历代所忧患的事情。即使敌人同意和好，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臣曾深思，认为有两条养护百姓的办法。第一条是：把应当留在边境的驻泊、驻屯兵调到外地，按照地域分屯在河南的郓、齐、濮等州，在那里训练和供养；何况这些地方富足充实，不经营也能自给，通常每两年轮换一次。遇到紧急情况，就发符召回，不到十天便可以到达，难道会有过期不返回的吗？这样可以大略减少河朔的科敛，使疲困的百姓得到宽缓，安定下来并逐渐恢复元气，坐等敌寇到来再使用他们，这样或许军队就有多余的力量，可以抵御敌人。

译第二条是：沿大河的州军兴建敖仓，运送河南百姓缴纳的税粮以及漕运来的江淮粮食来充实仓储。靠近边境的兵马每三年轮换一次，也足以使河朔困乏的百姓得到宽缓。第五条是：河北一向号称是强兵聚集之地，如果把精锐全部集中起来，就天下无敌，何况是夷狄呢？如今驻屯在南方的兵还很多，只能徒然制造声势，实际上却不堪使用。臣希望河北全部招募本地人为禁兵，把他们训练得精强勇悍，那么匈奴自然会畏惧降服。既然得到本地兵，就不要再让他们戍守外乡；如果粮食不足，就希望采用臣前面所说的两条养兵办法。第六条是：北边的风俗，大多以近亲担任盟主，由将相治理国事、掌握兵权，并得到信任。夷狄看待中原任用人才的情况，也如同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臣也常想到，国家的将帅既没有听说在夷狄中有威名，而亲王中一向有威望、为匈奴所畏惧的人，如今也不再听说了。敌人一定会认为王室孤立危弱，没有可以扶助的人，根本不牢固，很容易动摇。这确实应当成为夷狄窥伺的目标。臣希望陛下亲自从宗室中选择年长而通晓书籍的人，让他们试任政事。臣知道，过不了几年，一定会有贤能的宗室，像汉代的河间王、东平王那样。对内可以作为屏藩来护卫王室，对外可以用来向四夷显示威势；这是有国家者的急务，也是长久的策略。所以三代以后兴起的帝王，今天取得天下，第二天就分封宗室；即使是襁褓中的孩子，也都封为侯、封为王，分割土地，使他们各自建立邦国，借此分布枝叶，庇护根本，壮大王室，使天下感到盛大壮观。这是前代帝王控制天下的制度，记载在简牍之中，验证起来是可信的。如今却把宗室埋没压制，只相当于圈养；即使他们愚钝，也完全不加以教育训练。虽然有说书官，实际上长期形同虚设，这是完全想使他们愚昧，不让他们懂得正确的道理，对人而言实在不是养育宗室的大义。至于臣民之家，只要有子孙、弟弟、侄子，没有不勤勉地教导诱导他们，使他们成才的。国家富有天下，基业极其盛大，实在是祖宗历尽艰难才造成的，本应让子子孙孙相继不断，作为历代长久的计划。怎么可以宗室充满宫中，而陛下却不知道教育引导他们，任凭他们犯下过错，使外族讥笑？这就是陛下损伤枝叶而使根本孤弱、容易动摇的祸患。况且陛下任命李用和为殿前都副指挥使，任命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这就是任用亲信。用和与琮确实是亲信，但他们都是异姓之人，尚且可以得到亲信任用；宗室与陛下同姓，是骨肉至亲，反而不能信任吗？陛下只不过认为宗室中没有人才，臣认为现在确实还没有看见这样的人；教育他们、考察他们、试用他们，自然就会有人才出现。如今在朝会时，宗室成群结队地行走、依次进见，大概挤满了道路，士大夫看见他们，才知道有宗室存在。但出了都城四门以外，就不知道宗室究竟有没有，何况天下呢？更何况四夷呢？从上古直到今天，中间经历的时代何止万代；宗室不加教育、不加考察、不予任用，以致衰微弱小到极点，历来没有像本朝这样的。难怪为有见识的人所忧虑，也被北狄轻视。比如北敌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特哩衮、楚王伊勒希巴等人，他们都是亲近宗室，人数很多。臣前一年奉命出使时，全都同他们接触过。又顺着他们本国人的说法来看，他们未必确实都有才干武略，但中原听说后，没有不怀疑他们每个人都是良将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听到了他们的名声，便怀疑他们确有实际才能。如今朝廷如果能够尊崇树立宗室，使他们的声名逐渐显著，北敌听到后，也一定会认为南朝有人，根本牢固了。想谋划就会停止，想发动行动就会退缩。古代有凭实际功效取得成功的，也有凭虚假的声势使人畏惧的；用兵尤其重视先造成声势，然后才看实际。何况臣所说的办法，一定能使声势和实际相称，希望陛下毫不犹疑地实行。第一条抵御策略是：景德以前，沿边的本地兵在无事时留在本州戍守，敌寇到来时，便全部被各路部署司抽调起来；这样一来，边境缺少粮食，又反过来调南方兵屯守，实在没有道理。本地兵居住在边境，熟悉当地的山川道路，熟悉敌境中的人情，也熟悉狄兵的部署次序；再加上他们有守护亲族骨肉的心，又已服从并熟习州将的命令，所以防守一定坚固，作战一定胜利。如果把他们调到内地，便不熟悉山川道路和当地人情，也不熟悉狄兵，亲族骨肉又不在州县，对命令不熟习，再受到怯弱的拖累，那么防守一定不坚固，作战也一定不能取胜。北敌只害怕边兵；每当听说南兵悄悄进入内地，敌人就大喜，所以他们到来便能决定胜负后返回。前年河朔发生警报，又沿用景德年间的做法，把边兵全部抽调去守定州，河朔百姓大为恐慌，认为官军必败，幸好敌骑中途停止，没有看见军纪败坏；否则一定会损失军队。臣希望从今以后，北敌如果入侵，沿边本地兵只留在当地，不再让部署司抽调。如果各处本地兵数量不足，就用南兵补充；有余力以后，才允许部署司抽调。何况部署司本来就有靠近内地的州军本地兵，可以把他们集中起来组成大阵【臣在前一篇中议论十九座城分领三十万兵出战，其余十七城属于靠近内地的州军，只用乡兵守卫，不再出战；各路部署司可以在十七城把兵力集中起来组成大阵】。边兵勇猛强悍而有才武，不怕强敌；敌骑刚刚进入，就让他们迎击敌人的堂堂锋芒，必定能够取胜。这样一来，靠近内地的州军人心自然壮大，即使南兵怯弱，也会大大增加士气和气势。如果南兵在边境遇到敌寇，一败之后敌骑乘势南下，那么内外都会震惊恐惧；即使精锐全在部署司手中，也已经受到阻滞和挫败，怎么能够保证全胜呢？第二条是：景德以前，匈奴侵犯边境，大多从飞狐、易州一带的道路经过东西方向，只越过阳山、子度、满城，从广信以西进入；后来又多从广信、安肃之间出来。大体说来，敌骑通常从西山下进入侵扰，略取州郡，然后向东从雄、霸之间出去。景德以前，这两州的塘水彼此不相连接，因此命名为东塘、西塘。三塘交汇之处空旷，可以作为敌骑返回的道路，于是把保定军的界线设置在两州之间，用来挡住敌寇冲击。决口以后不断开挖疏导，两塘相连，虽然水面并不十分浩大，但敌寇的道路也稍有阻碍。然而严冬冰层坚硬，干旱年份水源枯竭，也可以通过，仍不是必然安全的地方。即便如此，只要稍微派兵控制阻扼，敌骑就无法通过。其余地方从东面的姑海到西面的保州一带，绵延数百里，都有塘水弥漫；如果利用它作为险阻，就可以形成界限。只有从保州以西直到山下数十里，没有塘水阻挡，敌人可以平坦地进入。敌人如果还遵守盟约而不行动，我方就没有先发制人的理由；但只要采用臣前文所说的屯兵办法，就足以坚固防守。

译万一敌人违背盟约入侵，采用臣的策略，就可以转祸为福，发泄志愿和愤恨。怎么说呢？如今敌人如果侵犯边境，一定会从广信以西而来。敌骑刚进入塘水地带时，沿边州军坚守营垒、显示弱势，不出兵迎战，敌人一定不愿停留而继续前进。将要到达镇、定时，也坚守营垒，敌人一定会轻视我方而松懈。于是命令广信、安肃、保州三边打开营垒，集中兵力，制造将要进攻的声势，却不与敌交战，敌人一定会分兵回来防御。不久再命令镇、定也关闭营垒，不与敌交战；敌人前后都受到牵制，也不敢长驱南下。于是我方迅速从沧州取海道，派数千艘船载三万轻兵，直趋平州，进入符家寨口，那么距离燕、蓟就只差咫尺了【沧州到北界平州的水路五百里，几天内就能登岸；那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不必再次大规模起兵】。从雄、霸之间出兵，正是景德年间敌骑向东返回的道路。又派两万精兵，直抵燕京，与沧州兵会合，攻打敌人的腹心，摧毁他们的积聚。敌人看见两路兵马进入，就不知道如何应对了。燕地既已攻入，入侵的敌人必然有了回归之心；又受到王师攻击，不能顺利离去。于是趁着他们进退犹豫的时机，让沿边三城与镇、定会合兵力攻击他们，必定能大败敌军，追击逃兵直到燕地，将敌人全部赶过山后【敌兵进入边界时，整齐地败退而出；出了边塞便纷纷散走，不再保持行阵，很容易驱逐】。用兵守住居庸关、右北口、松亭关、符家寨这四个关口；这四处关口都险要狭窄，各派三千兵守卫，就稳固了，那么敌骑再也不会南下。趁敌人妄自行动，就可以一举收复整个燕地，拔除邻郡中陷入蕃族统治的族类，平息历朝以来刻骨铭心的仇恨。臣自认为已经没有遗漏的策略了。既然已经派兵守住四个关口以外，西山还有后来新开辟的父牛、铁脚、猪窠两个口，敌人可以由此通往山后；而且州中的道路都险峻，车马不能通行，即使不加防守，也还没有什么危害。或者在关口旁边少量埋伏车马，放敌人进入侵扰，再发动伏兵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击败。假如陛下谨慎持重，暂时不想实行攻取燕地的策略，那么请在敌寇进入以后，把重兵驻屯在西山下；敌人即使有所掠夺，也没有向东出去的道路，进退都不能如意。臣于是可以把十九城的兵力分头出击、掩袭，必定使他们败退，保证没有深入的祸患。敌人既然屈服而请求和好，长久这样做，也是一条治理匈奴的策略。第三，结交边地豪杰；第四，结交高丽；第五，经营山后新路；第六，扩建祁、深二城；第七，防守河东。以上防守抵御的十二条策略，共计十三项，是臣在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期间，在河北往返十多次，向熟悉边事的土豪以及内地故老询问，广泛采集、参照校勘而得到的，已经考察得非常详细。等到在敌人的朝廷议事时，又相当了解他们的情状；以至于考查寻求史籍，用时务来验证，据此汇集编撰，以符合陛下委任臣的本意，并不是凭臣个人的胸臆妄说，欺蒙圣聪。伏望陛下命令两府商议，能够实行的就迅速实行；不能实行的，就相互诘问，重新辨明订正。臣一定不敢倚仗自己的意见而徇私，拒绝旁人的众议。两府也不得只是一味照搬成说，而不提出新的见解。这样做，或许谋略能够施行，祸患也可以消除。知制诰张方平说：臣听说外敌不遵守边界，在边境上筑城，边吏已经侦知此事，正在检阅兵马，并且又派使者前来，因此还不能审知其中虚实。然而国家与敌人通好已经四十年，事情发展到穷尽必然会发生变化，利益耗尽关系就会疏远，这也是常理。臣希望陛下思考祸患、预先防备，考察谋略、事先筹划。秋气渐渐清凉，宫殿凉爽的时候，可以趁闲暇召见大臣，使他们各自尽力陈述谋略，以便在帷幄之中作出决定。将来一旦有边境祸患，或许就不会有仓促应对的忧虑。如今边境刚刚安宁，即使不能保证它长久，也没有朝夕之间就发生祸患的忧虑。对于可以任用的将校，应逐渐调到河北，使他们能够同士卒相互熟悉，逐渐熟悉当地风俗。至于选任官吏、储备干粮、修缮器械、整修马厩和牧场，都是当前的紧要事务，也是可以平时预先准备的。预先准备而暂时不用，是治理政事的常规；临事时纷乱不堪，又凭什么保持镇静？癸未年参政范仲淹说：臣私下看见契丹的来书，他们的意图在于建立边功，形势将要制造事端，回复他们时尤其应当慎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首先应当广泛商议备边的策略，然后再派遣使者往来，使敌人知道我国已有防备，并没有必胜的道理；这样也可以遏制他们邀功求报的初衷。即使他们背弃盟好，我国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可以稍稍减轻百姓的灾祸【其余内容见《经制西夏要略门》】。四年八月甲午日，枢密副使富弼任河北宣抚使。在此以前，抚臣在垂拱殿前奏事，仁宗当面告诉他说：“北方君主在云州接受礼仪，竟然袭击我河东的两府，应当做好防备。”富弼说：“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原因有九条：出师没有名义，这是第一；进军容易、退兵困难，这是第二；他们动辄自称王师，不肯偷偷发动袭击，这是第三；不侵犯河东，这是第四；不先侵犯河北，这是第五；一定不肯先为云州接受礼仪之事报复，这是第六；一定不会同元昊联合入侵，这是第七；没有听到我方防备的消息，就无法防备我方，这是第八；不会从河东进犯，这是第九。臣考察这九件事，所以知道契丹一定不会侵犯河东。如今臣只谈眼前的情况，认为河东暂时不会有祸患；过了现在以后，臣就不知道了。臣前次出使契丹，按理本来不应增加给他们的财物，只是朝廷当时难以对西部边境竭尽力量，无暇顾及北方事务，于是忍受羞辱，每年增加他们所得的财物，姑且用疑兵之计缓解祸患，希望日后能够雪耻。臣如今所请求的，恳切希望陛下批准；这样不仅可以训练军队、备御敌人，使百姓安宁，至于自身的羞辱和国家的耻辱，也差不多可以洗雪了。”于是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也是因为他在朝廷中不能自安，想出外躲避谗毁。乙未日，翰林学士承旨王度、学士王尧臣、吴育、宋祁，知制诰孙抃、张方平、欧阳修，权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杂沈邈等进言：“中书、枢密院召集臣等，向我们宣示了契丹的来书和朝廷的答书。

译臣等私下认为，契丹和元昊相互攻伐，虚实还不能确定，不如依据大义而使双方都保存下来。这样，对西方的敌人没有断绝关系的理由，对北方边境也没有结怨的端由，可以从容地采取适中的办法，又不失大义。”在此以前，吴育上奏说：“当前的策略，应当派人晓谕元昊说：‘契丹是你世代的姻亲，一旦自行断绝关系，在力量屈服后归附我朝，这是我所怀疑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你应当像过去一样顺从契丹，然后我们才允许你归顺。’再告诉契丹说：‘已经下诏给元昊，如果他能到军门彻底谢罪，就听任他归附朝廷；如果仍然固执拒绝，就应当加以讨伐。’这样，两个敌人自然都会归属于朝廷。”等到聚集议论时，张方平当面主持此事，说不能改变原来的议议。戊戌日，右正言余靖任回谢契丹使。在此以前，余靖说：“臣又推测北方人的意图，不外乎四种策略：第一，向我借兵，合力消灭敌人；第二，看见资财粮食匮乏，想借用边境的粮食；第三，军队兴动、费用很大，先借数年所需的资财；第四，元昊同贼人联合谋划，不应当再同他通好。其他更细的计较不能详细知道，但都是眼下应当预先防备的事情。如果他们一定要借财物，就可以有理由拒绝；只是同元昊断绝和好最难处置。臣私下考虑，应该退让。用婉转的话辞谢北方敌人，用缓和的言辞安抚西方戎人，只要能暂时缓解数年间的祸患，确实是当前可以实行的策略。如果顺从北方敌人而同西方断绝关系，或者顺从西方而违背北方，都会带来兵祸。两个敌人联合谋划，形成彼此呼应的攻势，北方人刚离开，西方人一定会来。在拒绝或接纳之间，稍一行动就会遇到妨碍；选择较轻的祸患而趋避，以诚信守持，使理亏的一方不在我方，这就是关键。朝廷认为余靖的话有道理，于是派余靖回访并答谢契丹。他的答书大略说：‘如果认为元昊对北朝失礼的事情严重，那么自然应当向他问罪；如果认为元昊对本朝拖延归顺的原因，应当不必出兵。何况延州昨日上奏，元昊已经派杨素如带着誓文进入边界，假如不按照原先约定接纳他，还可以阻止他返回；如果他完全遵守承诺，也就难以拒绝他了。’冬十二月，富弼说：‘河北一路，大概是天下的根本。臣奉诏出任宣抚使，自从渡过黄河向北，遍访狄人，熟悉地了解了自祖宗以来边防的事务和形势。如今的情况比不上祖宗时期，主要有七件事：第一，号令不如先朝严明；第二，威令不如先朝震慑显赫；第三，北狄如果有所行动，事情关系安危，谁敢替朝廷主持并执行？这是执政者不如先朝大臣能够独断决策；第四，民心不如先朝团结牢固；第五，财用不如先朝充足；第六，将帅不如先朝那样有谋略、有勇气并且经历过战阵；第七，士卒不如先朝整齐严肃。以上七件事，都是臣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不敢闭口不言，恐怕会贻误边防的谋划。伏望陛下特别留意，以先朝已经验证过的成效，革除今日因循苟且的弊病，作为长久的策略，臣将不胜荣幸。’宝历五年春，韩起谈论二边事务【见《要略门》】；五月，欧阳修谈论边防事务【见《远略门》】。《太平治迹统类》卷八。●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九。（宋）彭百川撰。仁宗朝诸臣谋划国事的远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