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五

译程颐听说皇帝曾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于是讲读完毕后请问：“有这件事吗？”皇帝说：“很害怕伤害它们罢了。”程颐说：“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天下，就是帝王的重要原则。”皇帝称赞说好。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任权判登闻鼓院。程颐再次辞谢，诏令不带原有职官，充任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他请求的俸禄，依照职官的成例发给现钱。程颐在讲筵时，曾询问钱粮供给的事，有人怀疑他还没有得到俸禄，便问他，原来他自从任职以后从未请求俸禄。不久朝廷允许户部办理，户部索要他前任任职的历子，程颐说：“我吃的是粗菜，没有前任历子。我的意思是，朝廷既然得到贤士，就应当由廪人接续供给粮食，由庖人接续供给肉食。”于是户部自行为他出具历子。户部起初想折合发给钱物，执政说，馆阁官员都领取现钱，哪里有经筵官反而折支的道理？又查阅成例，因长期没有崇政殿说书，所以户部只想从实行折支的开始，发给现钱并增加职钱。见四月壬午。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说：“臣想到自己是草野中的卑贱之士，承蒙陛下提拔列入劝讲之臣，日夜竭尽精力和思虑，想用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去年六月中，臣曾经上奏谈论辅佐君主的事情，已经过了一年还没有得到施行。有一件事臣不敢一再逐条陈说，只是其中最为急切的，仍然替陛下陈述。臣先前在延和殿讲读时曾对太皇太后说：‘每逢政事清简、圣体康健平和的时候，请到帘下亲自听讲官进说。这样不仅可以省察人主的学业进展，对陛下的圣德也未必没有补益；而且讲官辅导之间的事情，也有不少应当奏禀、便于上达圣听。臣如今思考，太皇太后在双日垂帘听政，先前询问主上进学、等待次第讲说进展到什么程度；如果能够开导增益，也可以使天下知道陛下对于辅养人主之道用心如此。愿陛下圣明，不要因为臣微贱而忽视臣的话，察看臣这片微薄的诚心。臣又上疏说：臣近来说迩英殿炎热，请求迁到宽敞的地方；如果没有别的稳妥地方，只请求迁到崇政殿、延和殿。我听说给事中顾临曾说，以延和殿讲读不可以。臣本来是因为迩英殿渐渐炎热，担心对圣体不适宜。如今听说正在修缮扩展迩英殿，如果能够得到宽敞凉爽的地方，那么臣的愿望就实现了。臣猜想顾临的意思，不过是认为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以尊重君主为理由罢了。殿上讲说正当的义理，是仰慕古制者所应当实行的。臣无暇远引其他事例，只就本朝政事来说：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命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都是在殿上进行。当时仍然有坐着讲、站着讲的礼仪，只是坐讲、立讲的差别始于明肃太后的意思。这是祖宗极其尊重儒者、重视道统的美好做法，哪里只是子孙应当效法，也是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的。顾临却认为不可以。顾临说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那么昭素只是布衣之士，就更不应该坐了。迩英殿讲读，只有仁宗时期也曾因方便而实行坐讲，并不是为了避开正殿。如果必须避开殿上，就不应当设置崇政殿说书这一职务。虽然以殿名设置职务，不一定必须在本殿讲书，但也一定不会在不可以讲说的地方设置说书官。如果主上相信这种说法，损害难道不是很大吗？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从苏轼因策题之事受到台谏官指责，而进言的人大多与程颐交好。程颐与他们结怨以后，双方党羽交替攻击。贾易上疏建议把二人一并逐出，又说吕陶结党帮助苏轼兄弟，而文彦博实际上是主谋；言语牵涉文彦博和范纯仁。太皇太后发怒，想严厉责罚贾易。吕公著说：贾易所说的话很是切直，只有诋毁大臣太过分了，只是不应当再让他处在谏官行列罢了。太皇太后说：不责罚贾易，这件事也难以处理，你们自己同皇帝商议吧。吕公著说：如果不先把臣逐出，贾易的命令就无法实行。争论了很久，才停止争论，只罢免了贾易的谏职。退下以后，吕公著对同列说：谏官所论政事得失本来不值得多说，只是主上年纪还轻，将来或许会有迎合进献谀辞、迷惑圣心的人；到那时，正要依靠身边的人据理力争，不能预先使人主轻视、厌恶进言的人。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下相互看着叹息说：“吕公著作为仁者的勇气，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免经筵职务，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说：“程颐为人纤薄污浊，天性险诈机巧，贪婪污浊而多有请求，原本在乡里就没有声誉。他奔走交结，常常出入公卿之家。不仅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甚至还接连上章论奏。第一次见面就授予朝籍，第二次见面就升入经筵。臣先前任起居舍人，多次侍奉讲席，观察程颐的陈说，完全没有什么阐发。皇上尚未形成嗜好，他却常常启发皇上不要亲近酒色；皇上尚未有所信从，他却常常开导皇上不要任用小人。这哪里只是劝导皇上不要做尚未做的事，实际上也是凭空虚构、矫饰欺骗。陛下因咳嗽停止到迩英殿，学士以下侍讲读的有六七人，程颐官职最低，却越过次序独自等候询问圣体，僭越过分，完全没有相应的职分。臣居住在京师将近两年，程颐从未到过臣家。臣近来被授为台谏官，他才来拜访臣，先谈贾易的贤能，又祝贺臣与贾易同官，随后谈到吕陶的事情说：‘吕陶曾经补任司谏，任命已经搁置很久，如今听说又要下达，这是什么缘故？’这样看来，贾明叔一定不能安稳任职了。明叔，是贾易的字。臣回答说：“为什么这样说？”程颐说：“明叔近来写文章攻击吕陶的罪过，已经有好几天了。如今假如吕陶担任司谏，明叔是个畏惧义理、知道羞耻的人，既然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他辞职离去就决定了。您能坐视明叔离去吗？”臣说：“那将怎么办？”程颐说：“这件事在您身上。您的责任重大。”推究程颐的话，他一定是同吕陶有嫌隙，早就想暗示臣攻击吕陶，以帮助贾易。希望陛下论处程颐的罪过；如果还不杀他，也应当暂且放他回到田里，以显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也说：“先帝聚集士人以学问，按照经学教导人，三舍科条本来已经精密。况且根据一切旧有因由，深深斥责程颐的短处，认为不应当让他留在朝廷。”在这以前，程颐赴讲会时，皇上因身上生疮疹没有临坐，已经连续多日了。程颐退下后到宰相那里询问：“皇上没有临殿，知道吗？”

译宰相说：“不知道。”程颐说：“二圣临朝，而皇上不临殿，太皇太后不应当独自临坐；况且皇上有病而宰相却不知道，实在令人寒心。”第二天，吕公著等把程颐的话奏报上去，于是到宫中询问皇帝的病情，皇帝不高兴，便把程颐放逐贬黜。程颐因此五次上章请求交还官职、归回田里，都没有得到答复；又请求致仕，也没有得到答复。新任西京转运副使吕陶改任梓州路。吕陶起初接到西京任命时，就以有嫌疑为理由辞避。后来又上疏说：“朝廷认为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尊重贤者、重视道统，于是从山林之下起用程颐，让他担任劝讲之职，侍奉在太子身边。”如果向他询问道义，就应当做到非礼勿动、非礼勿言。如今却在讲读的时候，往往同内侍低声交谈，这不合体统。从前皇帝陛下偶然因咳嗽而没有临讲筵，程颐竟然请求以后必须得到关报，这也使中外听闻都惊骇，不知其义理何在。详定学制的奏疏错误混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礼部逐条驳正，三省直到现在还犹豫不决；这些都是程颐的过失。以上三件事，希望陛下知道【程颐与苏轼忿争之事见《绍述门》】。五年正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说：大中大夫、致仕的程珦去世了，他有一个儿子程颐，平素积蓄学问和品行，曾任迩英殿讲官，如今父亲去世，丧事窘迫，希望特别加以怜悯，优厚地赐给抚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请求，诏令赐绢三百匹，并命所属在下葬之日酌量办理应付。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丧期满，想授他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入内改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当初，程颐在经筵时，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苏轼在翰林时，也有许多人依附他，于是便有了洛党、蜀党之说。两党道术不同，互相诋毁，程颐最终被罢去。等到进呈任命名单时，苏辙突然说：程颐一旦入朝，恐怕不会安静。太皇太后采纳了他的话，所以程颐不再得到召用。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说：臣私下看到，丁忧服丧期满的通直郎程颐被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没有名义，苏颂对此使士论惊骇。按程颐在元祐初年，因大臣论荐，朝廷想授他幕职官、充任西京教授，官职低微，他起初坚决推辞。等朝廷再次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他，他便欣然接受任命，可见他的志向在于急于求进，所以辞去卑微职位而居于尊显职位，迅速希望显达。当他从布衣起用，进入帷幄劝讲，获得选拔任用，可以说已经是破格了。他不能安分遵循命理，图谋报答厚恩，反而倚仗势力和权势，每天奔走于执政、谏官、御史之家，把游说当作事业，任意发泄喜怒，妄自把进退人物当成自己的责任。大概他的言论虚伪而善辩，学问不纯正却广博，足以鼓动士大夫，欺骗迷惑当世之人。他充任经筵官，却胆敢以老师对待臣下的身份自居，想要求得坐着讲说。当时谏官孔文仲上章斥责他的狂妄，他果然不能逃脱陛下知人之明，立即受到公开贬黜。先前把他贬到西京，是想让他退处反省；如今既已服丧期满，恢复原来的职任，也就足够了。现在却突然无名无故地宠幸提拔他，优厚地进用他担任儒馆职务，将用什么来惩戒妄人、警醒众多士人？何况直秘阁按照先朝旧例，必定要由宿儒旧德担任；让程颐冒充居于这一职务，众议不平正是因此。希望稍微听取臣的意见，察看他狂妄而无益于圣世，罢去他的职名，以平息公议。夏四月丙寅，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说：臣认为程颐进职没有名义，曾经具状论列，但没有得到施行。如今私下看到程颐上表辞免，观察他的言辞，丝毫没有引用自己的过错来自我责备，竟敢要求君主准许自己归回田里；作为人臣如此狠戾，公然无所忌惮，我还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人。按程颐平素操行不正，狂妄急进；说到他的内在品行，他娶外甥女为妻；论他的沽名，他平素隐藏自己而行为怪异，把游说当作事业，把纵横捭阖当作才能，邪说诡辩、惑乱群体，足以扰乱政事。而且程颐先前因罪被贬，任期还没有满，就遭逢父亲丧事；朝廷因为他服丧期满，免除他的丧服，破格进用他担任儒馆职务，可以说是特别的恩典。他既然上章请求退避，却不是因为宠遇超过本分而恳切辞谢优厚的任命，反而还嫌不足，自己想归回田里。人臣的进退，本来有大义；如果确实无意于俸禄仕进，自当请求完成君王的政事，然后按照礼法离去，从未听说进退可以轻率，任意要求君主。假如不明确施行正当刑法，凭什么惩戒在位之人？侍讲范祖禹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元祐初年，陛下召程颐到便殿应对，从布衣授任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说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即使真宗时期的种放，也不过如此。孔子说：‘举用一个人，天下没有不归心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幽隐之处行善的人，知道自己必定不会被废弃。陛下任用程颐，实在是罕见的美事，只过了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学和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同他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推荐他。这两个人，不会因为欺骗蒙蔽而误导圣听。程颐在经筵，起初对皇帝陛下进学的言论确实很多；只是草野之人一旦入朝同人交往，没有预先防范，也还没有熟悉朝廷的体制，迂阔固然是有的。”}], 又有人说，程颐想借助旧交来倾陷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一向推重佩服程颐的经学，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便指他们为程颐的党羽。程颐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有什么权势能够煽动别人、倾陷大臣、役使台谏官呢？自古以来，处士入朝，必定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和使天下太平的办法，因此人们对他的责任要求实际上常常很重。至于那些不贤的人，就只把处士说成矫饰攻讦、沽名激进、钓取名声的人。而且处士大多越级得到优厚官职，所以招来的憎恨嫉妒也常常很多。既然对贤者有这样的期望，就应当慎重选择经筵官；像程颐这样的贤人，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我们这些人蒙混充任讲官，实在不敢奢望能达到程颐那样。我很久以来就想替他说一句话，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已经多年，犹豫不决而没有实行，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中承受诬陷诽谤，我每每想到这件事，不能不感到遗憾。如今我已经请求离职，如果朝廷再次召程颐担任劝讲，一定会对圣明有所补益；即使我终老于外，也没有遗憾了。五月癸未，监察御史董敦逸说：我见到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的谢表，其中说“如果不用我也就罢了，若在圣明的时代获罪，不能取得皇上的信任，又说有道者非常难以容身、名声越高毁谤越厉害”等语，充满怨愤、浮躁和轻狂，实在不敢一一列举。

译臣考察程颐出身民间，担任经筵劝讲，狂妄浅薄、迂腐疏略，妄自尊大；当时他有所建议，人人都把它当作笑话，而且奔走于公卿门下，摇动言路。陛下圣明，察知他的疏漏谬误，只命令他罢职，也已经是朝廷的宽大恩典了。程颐最近因为服丧期满，朝廷给他加上职名，舆论便沸腾起来，都说这是虚授。如今程颐仍不自量力，肆意制造狂妄的名声，甚至拿孟子、伊尹来和自己相比，又自称懂得儒者进退的道理；惑乱众人、轻慢皇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朝廷追回并停止这项新任命，以符合公众舆论。丙戌，诏令允许程颐辞去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差遣管勾崇福宫。程颐起初在表章中说：此前臣受责令出任外官，早晚都惶恐不安，只能反省自己；刚刚承蒙招致之礼，随即又成了被贬逐的人，将以什么脸面立于朝廷？本应自劾而离去，直到五次请求之后朝廷才听从。难道可以竭力申辩以求昭雪，却姑且从容等待替代罢职吗？任期还没有届满，突然遭逢家中丧事；想到不能辱没父母，只能坚持一向的操守。丧制尚未终了，已经下达了授官文书；表面上承受皇上的眷顾恩典，内心却深感惭愧恐惧。臣想到自己立志守道，却不明白随时变通之理，世俗所忌恨厌恶的事情，往往招来诽谤毁辱。此前臣承蒙提拔任用，既然因为舆论而被罢黜，已经使朝廷蒙羞了。如今又授予臣职任，恰好只会再次加重朝廷的羞辱，对圣明的时代没有任何益处，只会被后世取笑。伏望圣慈怜悯察知臣的愚诚，追回并停止这项恩命。臣此前因为服丧，已经离开官职；如今送来的任命告身，臣不敢接受，已经寄存于河南府。伏望朝廷查阅臣此前五次奏陈，特降诏令，允许臣归隐乡里。诏令不准许。程颐又说：臣努力学习已有多年，以自身承担道义，只知道靠耕作取得食物来实现志向，不希望求取利禄显达来迎合时势。陛下下诏从民间起用臣，亲自授予臣讲说之职。臣私下思量，以讲学来侍奉君主，如果能够使君主实行尧、舜、禹、汤的道术，那么天下就能享有唐、虞、夏、商那样的治理。儒者遇到这样的时代，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于是臣毅然产生了许国之心，任职一年多来，凡是早晚之间都竭尽精力、耗尽心思，并不是徒然说些空话。解释经义，只是希望逐渐积累自己的诚意，使之感通圣心；估量皇上交相发明志向的诚实程度，才进献滋润圣心的言论，实在希望失传的学问能在今天重新彰明，使成就圣人的功效远远承继于先王。自元丰二年春秋以来，臣每次向陛下进说，陛下曾经点头回应臣。臣知道陛下天资圣明而乐于诚实待人，自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却没有想到道义宏大就难以被容纳，操守孤高就容易受挫。入朝后遭人嫉妒，是世俗的常态；名声越高毁谤越厉害，是史册所明言的道理。像臣这样极其愚钝的人，难道能免于众口毁谤、取得皇上的信任，却还想做继承古代圣贤的事业、成就世所罕见的功业吗？人人都知道这很难，臣哪里是狂妄疏简，竟敢希望侥幸成功呢？臣获罪于圣明之时、受到公论嗟叹，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志向在于求事功，道义上就应当敢于去做。臣多次恳切请求而未获准许，不久又遭逢丧事而离职。忧患已经随着丧制终了，退休本应实现最初的心愿，难道是要舍弃君王吗？只是忠诚眷恋之心极其深厚，实在不得已罢了。离职或任职的道理本来如此；自己想到衰老的身体，能够到清闲的散地任职，确实可以把今日的作为传给后世，对残年也更有希望。推行道义、辅佐君主，甘愿在圣明时代息心自守，哪里料到还会蒙受宽贷，竟又使臣得到甄别升擢？恩典虽然非常隆厚，道义上却难以处置。此前朝廷不知道臣不才，使臣担任劝学之职；君主不用臣，也就罢了。如果还不知羞耻地苟且求取俸禄官位，孟子所说的“这就是垄断”，儒者进退应当这样吗？臣并非苟且自我尊重，实在是害怕反而牵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说朝廷特意起用的士人竟是贪图利益、苟且求得的人，那就太可羞耻了。何况朝廷平白授予臣官职，臣没有理由接受，怎敢冒着万死奉还恩命？伏乞查阅臣前后的奏章，特赐指示。既然已有管勾崇福宫的任命，程颐便承领了敕牒，但称病不赴任，获准休假一百日；很快寻医治疗完毕，仍未就职。【其余事见“党事门”。】苏轼在朝廷任职的大概情况。

译苏轼，字子瞻，是老苏先生苏洵的长子。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当时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厌恶当时文章的诡异文风，想设法加以挽救。梅圣俞参与此事，得到苏轼论述刑赏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又惊又喜，认为是奇异的人才，想把他列为众士之首；但怀疑是门下曾子固所作，便把他置于第二名。欧阳修写信向诸位公卿致谢，欧阳修看见这封信，写信对梅圣俞说：“老夫应当避让这个人，让他高出我一头。”士人听说后，起初喧哗而不服，时间久了才信服。嘉祐六年，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起初他的父亲苏洵来到京师游历，翰林学士欧阳修一见他就大为赞叹，把他献上的文章刊载于朝廷，因此苏洵的名声震动京师，士人争相诵读他的文章。当时王安石的声望刚刚兴盛，党羽遍布一时；欧阳修也善待他，劝苏洵同王安石交游，王安石也愿意同苏洵交往。苏洵说：“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他不近人情，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于是作《辨奸论》来讥刺王安石。文章流传后，王安石开始怨恨苏洵。到这时苏轼考中制科，王安石问吕公著是否看过苏轼的制策，吕公著称赞了他。王安石说：“完全像战国时代的文章，如果让我做考官，一定黜退他。”所以王安石修撰《英宗实录》时，也说苏洵有战国纵横家的学问。【丁未录】英宗还在藩邸时，听说苏轼的名望和才位，就想按照唐代旧例召他入翰林，授予知制诰。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人才，日后自然应当为天下所用；应当在朝廷中培养他，如今骤然重用他，反而足以连累他。”皇上说：“不能授知制诰，授修注可以吗？”韩琦说：“按近来的惯例，应当召来考试。”皇上说：“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如何，所以考试；难道像苏轼这样的人会有不能胜任的吗？”韩琦说不可以，于是仍然考试后授官。等到考试两篇论，苏轼列入三等，得到直史馆之职。后来欧阳修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苏轼，苏轼说：“韩公这样对待我，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以德爱人。”【《师友谈记》】嘉祐三年，苏洵的礼书修成，刚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就去世了，朝廷赐给他家白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辞去这些赏赐，请求追赠父亲官职，朝廷答应了，赐苏洵光禄寺丞。苏轼服丧期满，时间正是熙宁三年。【《长编》】王安石执掌政事，推行了许多建置，苏轼和王安石的议论一向不同。苏轼回到朝廷后，朝廷把他安置在官诰院。当时朝廷商议改革科举，皇上怀疑这是苏轼的主张。苏轼上奏后【苏轼的议论详见“科举门”】，皇上看后说：“得到苏轼的意见，朕的心意就释然了。”当天召见苏轼，问他怎样帮助朕。苏轼说：“臣私下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取意见太多，进用人才太快；陛下应当安静自守，以等待事物自行到来。” 皇上肃然说道：“你这三句话，朕应当认真思考。”王安石的党羽更加不满。朝廷命苏轼代理开封推官，想多找事情来困扰他。苏轼判断决断精明敏捷，声名越来越远扬。正赶上上元节购买浙地花灯，苏轼秘密上疏奏报，皇上随即下旨停止此事。【论述举子举合等事详见“科举门”。】从此苏轼论事更加竭力，起草策论、上书进言，王安石更加怨恨他。【事情见“安石门”。】苏轼有一个外弟与他不和，王安石召见此人，询问苏轼的过失。那人说起苏轼服丧期间贩卖私盐、苏木等事，王安石非常高兴，但还没有找到机会揭发。适逢举荐谏官，范镇推荐苏轼应诏，谢景温害怕苏轼做谏官后攻击王安石的短处，所以极力排斥他。【谢景温论苏轼的事情见“安石门”。】苏轼从未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只请求出任外官以避开此事。他担任杭州通判，当时正在推行新法，苏轼曾说：“法律是用来便利百姓的，百姓依靠它才能安定。”后来调任知密州。【论述手实法的事情见“纷更门”。】又任知徐州。这一年黄河在曹村决口，洪水泛滥到梁山泊，溢出南清河；徐州城南两面被水环绕，水势从吕梁山汇聚到城下，城墙将要崩坏。苏轼住在城墙上，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终于保全了全城，并把情况上报。后来又请求修筑堤坝以防水患再次到来，徐州人至今还思念他。苏轼调任知湖州，把谢恩表上奏，其中有“陛下知道臣愚钝而不合时宜，难以追随新进之士；察知臣年老而不惹事，或许还能治理安养小民”等语。御史何正言、舒亶认为这些话涉及诽谤讥刺，又到市场上搜买苏轼所作的诗文，把搜得的全部上奏。当时有个朱寿昌，年少时不知道母亲所在，便弃官寻找母亲；找到之后，朝廷士大夫作诗赞美他。苏轼的诗中有“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两句，李定对此非常怨恨。李定不服母丧，苏轼认为这是不孝。后来李定做了御史，接着说苏轼作诗讥讽皇上，皇上下诏交给李定审理。奏报送到后，朝廷派官员逮捕苏轼押赴御史台狱，李定等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张文定、范文忠上疏营救，皇上没有答复，天下人都知道苏轼难免一死。案件长期锻炼审讯，仍未决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疏请求皇上哀怜，愿意交纳自身官职来赎苏轼的罪，也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宰臣吴充见皇上，说：“魏武帝是怎样的人？”皇上说：“有什么值得说的。”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轻视魏武帝本来应当如此。魏武帝猜忌到了这种程度，却还能容纳祢衡；陛下效法尧舜，却不能容纳苏轼，这是为什么？”皇上说：“朕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他到狱中对质，核查是非罢了。” 事情于是将要得到释放。直舍人院王安礼也乘机进言说：“自古以来宽宏大度的君主，不因为言语而治人的罪。苏轼是文士，本来凭才华自我奋发，以为爵位可以很快取得；如今却困顿到这种地步，他心中不能没有■〈角央〉望。今天如果一下子把他置于法网，恐怕后世会说朝廷不能容人。臣希望陛下不必把这个案件追究到底。”皇上也怜悯苏轼，深深认为王安礼说得对，说：“朕本来就不想深深责罚他，只是想借此申明言路罢了；现在就替你赦免他。”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不久，苏轼在狱中作诗寄给苏辙，诗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闇自忘身。百年未老先偿债，十口无归要累人。是处清山可藏骨，他年雨夜恐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有因。”这首诗传到皇上那里，皇上看后催促审理他的案件。庚申，苏轼因获罪被贬到黄州安置；驸马王诜停职；苏辙、王巩都被责罚，出任外州监税。因苏轼的诗文而受到贬黜处罚的，从太子少师张方平以下共有二十三人。苏轼到了黄州，头戴幅巾、脚穿草鞋，同田父野老往来于溪谷之间，在东坡筑室，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七年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调往汝州。

译苏轼说汝州没有田产，请求迁居常州，朝廷答应了。元丰年间，苏轼被系于狱中，御史本来没有打算深加罪责。宰相王珪进呈奏事时，忽然说苏轼对陛下怀有不臣之意。皇上变了脸色，说：“不至于这样吧，你凭什么知道？”王珪于是举出苏轼《桧》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回答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却认为陛下不了解他，反而到地下去寻求知己；蛰龙不是不臣之意又是什么？”皇上说：“诗人的言辞，怎么能这样解释？他是在咏桧树，关朕什么事？”王珪顿时无言以对。章惇在旁边替他解围说：“龙并不只是君主，臣下也可以用龙来比喻。”皇上说：“荀氏八龙、诸葛亮卧龙，难道也都是君主吗？”于是减轻苏轼的罪责，仍将他安置在黄州。然而皇上常常怜惜苏轼，天天对执政大臣说：“国史中的大事，朕想让苏轼完成它。”执政大臣面露难色，皇上说：“如果不用苏轼，就用王巩。”后来王巩也不合皇上的意，皇上又下诏起用苏轼，以本官知江州。第二天改授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过一天，任命因制度不合而没有下发，于是皇上亲自写手札，把苏轼调往汝州。皇上说，苏轼被贬居外地，思考过失，时间越久越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最终弃置他。皇上把这些话告诉苏轼，苏轼立即上表谢恩。此前京师中盛传苏轼已经在白日飞升成仙，皇上对左丞蒲宗孟为此叹惜了很久。所以苏轼的表章中有“疾病连年，人们都相传臣已经死了；饥寒相继，臣自己也厌弃这剩余的生命”等语句。士大夫知道皇上始终喜欢苏轼。正好皇上驾崩，事情没有来得及实行。元丰八年，哲宗即位，苏轼恢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到达登州五天后，召入任礼部郎中。当时朝廷遵循先帝的意旨，正想起用苏轼为起居舍人，苏轼极力辞谢，并去见宰相蔡确。蔡持正自己说：“持正说，苏公在朝中盘旋已经很久了，朝中没有谁能超过您；您却坚决辞谢。”元祐元年，苏轼入朝侍奉，延和三年升为中书舍人。司马光商议把免役法改为差役法。【见“役法门”。】苏轼在政事堂见到这件事，分条陈述其不可行之处。司马光愤怒地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推行义勇，您作为谏官极力争辩，韩魏公很不高兴，您也不顾这些。过去我听说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尽吗？”司马光笑了笑，事情才停止。苏轼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请求出任外官。司马光开始发怒，有意驱逐苏轼。正好司马光患病去世，台谏官为了迎合司马光的意旨，找不到苏轼的过失，便借熙宁年间诽谤讥刺的说法来中伤他。从此苏轼在朝廷中不能安居，不久授任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又授任侍读，每次进读讲到政治的治乱、国家的盛衰，从未不反复开导皇上。元祐三年，宣仁太后说神宗曾停下筷子观看苏轼的文字。【事情见“宣仁门”。】苏轼进读《宝训》，讲到雍熙、淳化年间的事情。【见“宣仁门”。】十月，苏轼上疏请求出任一郡，大略说：“近来右臂麻木，两眼昏暗，坚决请求出任一郡。伏蒙圣慈下诏不准。”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贤愚虽然不同，交情却最为深厚。司马光既然受到重用，臣也骤然升迁，按照人情，哪里肯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制定的差役一事，臣实在认为不便利，不免竭力争辩。可是台谏官们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旨，以求进用。等到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妄自揣测陛下会主持司马光的主张，于是结党横行，排斥不同意见。后来范百禄与韩维争论刑名之事，谏官吕陶又论韩维专权；臣同这两个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便把我们一概指为川党。臣在两年之中四次遭到言语攻击，起草策问、诏令和麻制，也被说成是诽谤。臣如果不早日离开，必定会遭遇倾覆危险，乞望查阅臣以前的奏章予以施行。”苏轼担任常侍时进读祖宗训诫，趁机联系当时的政事，公开说到赏罚不明的问题。西夏人侵犯镇戎，杀戮掳掠了将近万人，统帅大臣却隐瞒不报，恐怕会逐渐成为衰败动乱的征兆。当权者因此怨恨苏轼，苏轼知道朝廷不能容纳自己，请求出任外官。元祐四年，任知杭州。当时谏官说宰相蔡持正在安州作诗，苏轼说：“朝廷如果想减轻他的罪责，那么对皇帝以孝治天下来说就显得不足；如果重重治罪，那么对太皇太后的仁政来说又会造成较大损害。应当由皇帝下敕令设置案件、逮捕审治，而由太皇太后在宫中发出手诏赦免他，这样仁和孝两方面都能得到。”宣仁太后内心认为苏轼说得好，却不能采用。杭州正逢旱灾，苏轼向朝廷请求免除上供米的三分之一；米价没有大幅上涨，又得到朝廷赐予度僧牒，换取米粮来救济饥民。第二年便减价出售常平米，百姓于是免除了严重旱灾的祸患。他又调制汤药为病人治病，救活的人很多。修治李泌所建的六口井，以便利百姓；开挖西湖、修筑堤坝，使南北通行便利；又在堤上栽种芙蓉和杨柳，杭州人把它称为苏公堤。元祐六年，召入朝廷任翰林承旨。苏轼任职常州时，常州人曾替他买田，他有“山寺归来闻好语”的诗句。正逢神宗去世，言官说苏轼听到讣告反而高兴，请求加重对他的谴责；但诗歌刻印已有日期，朝廷知道言官所说是妄言，不久苏轼害怕再次被驱逐，请求出任外官，获授知颍州。郡中有个惯犯尹遇，杀害、捕杀盗贼的官吏士兵不止一人。公召来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如果能擒住这个贼人，我一定竭力向朝廷进言，为你争取优厚的赏赐。”直方退下后，分派弓手访查追捕。直方的母亲已经九十岁，他哭泣着告别母亲出发，亲手用戟刺伤并擒获了尹遇。然而他的功劳稍有不合赏格，推议赏赐没有涉及他。公请求以年资劳绩授直方朝请郎作为赏赐，最终也没有获准。七年，调任扬州，不到一年便因召令还朝，不久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高丽来朝，见“绍述门”】。遇到事情，他总是按正道处理，请求出守一郡来报效朝廷。八年二月，他上疏说：“近年以来，法令开始规定五谷的力量可以抵充税钱，使商贾不能流通，农业和商业都受到困扰。百代以后，史书记载此事，我私下认为这是圣明时代的忧患。”几天后，他又再次进言说：“这件事载于《天圣附令》，本是仁宗一代盛德之事。陛下想要效法成宗、庙号成庙的先帝，就必须真正实行它，这样才可以使百姓受到感化。”五月，他与范祖禹一同上言：“唐朝宰相陆贽，才华本可辅佐君王，学问足为帝王之师。臣等想取他的奏议，略加校订抄写后进呈。”董敦逸、黄庆基进言说苏轼兄弟不应罢职【见“绍述门”】。六月，请求出知越州，没有获准，改任知定州。

译军队长期没有得到整治，军政十分松弛，将领和属吏不懂上下级的分际。公命令恢复旧典：元帅穿着常服坐在帐中，将吏穿戎服奔走办事，事情办完后没有人敢怠慢。定州人说：“自从韩魏公离开以后，直到今天再也没有见过这种礼数了。”当时正按惯例废黜旧人，公起草责降官制的诏词，言官却诬陷他诽谤讥刺。绍圣元年，于是以本官出知英州，还未到任，便被安置在惠州。公被贬到惠州，带着小儿子苏过同行。虽然受到瘴疠侵袭、蛮夷欺侮，但胸怀淡泊，毫无芥蒂，无论人贤愚，都能使他们欢喜。又率领众人修桥，以便救济涉水困难的人，惠州人都爱戴敬重他。三年，言官认为流放还不够，四年被安置到昌化军。昌化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公吃芋头、喝水，以读书为乐，时常同父老游处，也毫不在意。公一生笃厚于孝亲友爱，见到善行便称赞，仿佛唯恐来不及看见；见到不善便斥责，仿佛唯恐不能完全揭露。他见义勇为，敢于担当而不顾祸害，因此多次困厄于世。元符三年，大赦得以还朝，恢复朝请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住地点听其自便。他回到毗陵，因暑热得病，戴着小冠，穿着半臂，坐在船中，两岸有上千万人跟随观看，可见人们对他的爱慕如此深厚。靖国元年秋，他以年老请求退休，以本官致仕，随后便一病不起，不到十天就去世了。他只让几个儿子侍立身旁，说：“我一生没有做坏事，不要哭泣来使我为死亡悲伤。”问清身后事后，他神情安详地去世。死讯传出，吴越百姓相互在市中哭泣，君子们在家中相互吊唁。四方无论贤愚，全都叹息流泪。太学几百名学生相率到惠林佛舍供饭给僧人并哭祭。李象为他写祭文说：“德行尊冠一代，声名传遍五朝。道义宏大而不为世所容，才华过高反成为祸患。只因功业足以盖世，便招来如仇敌般的嫉妒。长久困顿于禁林，因为不得志而离去，终于飘零于瘴疠之海，老死在远方。幸蒙赐还，忽然听闻死亡；凡是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深深悲伤。听到前所未闻的消息，我将归向何处？皇天后土，知道他一生忠义的心；名山大川，还给他千古英灵的气概。这关系到斯文的兴衰，也关系到我道统的盛衰。这是天下公议共同的忧患，并不只是门人的私议。”建炎初年，有诏追赠资政殿学士，并录用他的后代。乾道六年，知眉州何耆仲向朝廷请求，朝廷奉诏特赐谥号“文忠”。不久，又特赠公为太师。蔡确前往新州

译哲宗皇帝元祐二年二月，下诏令观文殿学士、知陈州蔡确削去职名，仍守本官，出知亳州。这是因为御史中丞傅尧俞等弹劾蔡确说，他身居宰相，暗中玩弄威权恩赏，故意放纵弟弟，养成奸诈贪赃之事。王岩叟等进言弹劾蔡确【见“元祐台官论事门”】。二年二月，新任知亳州蔡确改知安州，也是因为台官有进言。又任蔡确为观文殿学士，知邓州。四年二月，知邓州蔡确仍为观文殿学士，知邓州。蔡确被削职已满一周年，所以有这项任命。蔡确在邓州时，曾上章请求改任颖昌府，以便于自己的私事。左正言刘安世说，蔡确所陈请求虽然还不知道朝廷会如何答复，但士大夫的议论大多不平，因此谨将众人的意见上达天听。考察蔡确奸邪阴险，窃据宰相之位，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宣示教化，却放纵弟弟蔡硕，使他招揽权势、收受贿赂，赃污狼藉。有关官司论罪，本应处以死刑，陛下特加宽贷，只把他送到韶州编管。蔡确本来与弟弟同住，按理说应当预先知道他的事情；朝廷既然没有穷究治罪，只以失于教弟来责罚他，削去职名，出守偏远郡州，仅满一年便改守南阳。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召还和复用太快，没到贬所超过一年，蔡确便突然上言请求移往内地。陛下屈从天下公法，把他移置黄州，他却自行请求调往边镇。臣私下认为，蔡确之所以敢萌生意外的奢望，越来越肆意提出无厌的要求，大概是看见近臣□□，因此先利用其弟请求量移来试探朝廷。朝廷既然不能阻止而批准了他的奏章，蔡确便敢凌辱公议、轻侮朝廷。虽然他屡次蒙受非常恩典，又托言母亲年老请求移往大藩，大概正是有人给了他这种启发。伏望圣上慈悲，明令三省，对蔡确的奏章按正理处理，以端正国体。夏四月，先前朝散郎□□上奏说：臣看见朝廷牵复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这不过是朝廷念及旧臣而推施恩典，并不是又要对蔡确另加恩遇。然而蔡确被贬安州后，不知自我反省，心中包藏怨怒，实在辜负朝廷，只是朝廷还不知道。因此他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首，其中五首都涉及讥刺，其中两首讥刺尤其严重，甚至涉及君主和亲属，是不应说的话。臣谨逐一作笺释，使其中义理明白，以证明臣并非妄言。他的诗说：“风吹摇熟了的果实，时时听见果子落下如雨；折取幽僻的花朵也自然芳香，树叶底下幼鸟出巢喧闹，水波之间小鱼追逐着水岸忙游。”这一首只是讥刺近来进言论事的人以及朝廷近日提拔任用的臣僚，并没有诽谤君主和亲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篇、五篇、二篇、一篇〕 “矫矫有名的贤臣郝甑山，忠言直节，在上元年间登临钓台。羌地沉没，不知如今在何处？我叹息着思念您，俯临碧湾之右。”这一首讥谤朝廷，情意和道理都十分尖刻有害。臣现在作笺释。考察唐朝郝处俊在高宗时任官，高宗想把帝位让给武后，郝处俊进谏说不应把国家交给别人，因此这件事被阻止。臣看太皇太后听政，完全采用章献明肃皇后的故事；而主上侍奉太母，无不竭尽孝道。太母保护、佑助并慈爱主上，而蔡确责守安州，便怀有怨恨，公开讥刺诽谤。如今他处身世间却思念郝处俊，这是什么意思？最后一首又说：“六月喧闹，浩荡无边。走去便看见沙洲横在两岸之间，像带子一样的溪流，有什么值得说的？沉沉大海终会变成扬尘之地。海中会扬起尘土，人的寿命又能有多长？这不是好话。”《车盖亭诗》说：“公事不多，来客也稀少，穿朱衣的小吏不便跟随。沿着溪潭直上到空旷庭院中，躺着展开阅读柴桑处士的诗篇。一川美景在稀疏帘幕外，四面凉风从曲槛上吹来。绿野平流载着远方的船桨，青天自降雨水，灵湫兴起。静处自足以胜过炎热，映入眼中的也没有令人厌恶的俗物。哪里有机心惊动白鸟？谁又拿着怒剑追逐青蝇？”处厚又上奏说，这不是蔡确在安州作诗讥刺朝廷、上及君主和亲属，于是便有了弹劾奏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臣私下担心蔡确会加以辨解，说他所思念的郝处俊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臣现在依据《旧唐书》考察郝处俊所进谏的事情，只有这件事发生在上元三年，也就是诗中所说的“上元间”，所以蔡确诗中说“忠言直节上元间”，正是指这件事。吴安诗任右司谏时上疏论蔡确，训诫之后的第二天，进呈了吴安诗的奏疏。太皇太后宣谕说，安诗进言蔡确是在讥刺，但没有看到蔡确的文字。后来查得吴处厚的弹劾奏章，原来只是通封递进，按常规办理，便下给尚书省，令其再次进呈以便审看，后来与后续奏疏一同进呈。不久又退回，正当时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次上疏。壬子日进呈刘安世等人的奏疏，诏令蔡确仍知安州。钱景阳弹劾蔡确原题诗，大夫梁焘又上疏论述蔡确讥刺的罪状已很明白，命令蔡确作出辨解。诏令安州限三日催促他答复。朝廷既采用吴处厚的意见，现在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各自上疏，其用意似乎是赞助蔡确，实则想治吴处厚之罪而不敢直说。此前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同上奏：早先臣梁焘、臣吴安诗在延和殿奏对，详细陈述蔡确怨恨诽谤君主和亲属，情理十分严重，并且曾禀告言路中是否还有别人论列此事。承蒙宣谕说，除了卿等和刘安世之外，其他人没有别的奏疏。臣等认为御史台处在本应进言的地位，却完全没有纠弹，又担心奸党改变公议，另有奏陈，恐怕会开启告讦之路。臣等还担心御史台知道臣等已经论奏，便预先做出礼貌姿态说一句话来堵塞外界议论。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包藏奸情的状况就更加明显了。陛下请留存臣等这份奏疏，等蔡确之事结束后，再明正其罪。五月，观文殿学士、知邓州蔡确说：“臣僚上言，称臣在安州作诗涉及讥刺，诏令臣详细说明缘由上奏。说臣因一句话被贬到安州，便包藏怨心，表露在诗篇中，这是臣僚横加诬陷，激怒朝廷，而臣实在不知道。往年弟弟蔡硕因犯法获罪，是由于臣愚昧，失于教导和察看，臣上表待罪，请求施行诛责。幸蒙圣恩，委曲保全，只削去职名，移知安州。天地的恩德极其深厚，臣日夜感激，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因喜而喜、因怒而怒，却不以义理为准，是小人的行为。臣虽愚陋，也粗略听闻侍奉君主、修养自身的大道，何况又应当感恩却反而怨恨，这难道人情会如此吗？”臣前年在郴州时，所居住处的西北角有一座旧亭，名叫车盖，俯视陨溪，与北山相对。

译公事结束后，我在亭上休息，耳目所接触到的景物偶然引发了几首小诗，诗中没有一句一字涉及时事，辞意浅近，读了便能明白。臣僚却在诗句之外另作笺释，横加诬陷，说其中含有隐微意思。这样一来，凡人开口没有提到某件事，都可以因为某件事治罪，说他含有隐微意思。臣追述郝处俊钓台的诗句，是因为感叹他的忠直，臣僚却说臣在讥谤君主和亲属，这一条对臣的中伤最深。他们又指出臣使用“东海扬尘”的典故。考察《神仙传》，说大海之中扬起尘土，这是神仙麻姑、王方平所说的话。又说古今诗句使用这个典故的很多，例如近年苏轼作坤成节大宴乐语，也说“采得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本来是祝寿的辞句，尚且可以使用，怎么能说臣使用这个典故就是不好的诗句呢？此前安焘曾对同列说：“海变桑田的事，苏轼也曾用来作圣节乐语。”于是蔡确果然以此指斥苏轼，众人都怀疑安焘实际上暗中指使了他。《长编》说：“辛巳日诏令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起草蔡确的责词说：‘做人臣的道义，没有比爱戴君主更重要的；天下所加的诛罚，没有先于诽谤君主的。’”呉处厚曾经跟随蔡确任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想让蔡确推荐自己担任馆职，后来蔡确没有推荐，因此由此怨恨蔡确，便把蔡确的诗弹劾进呈。士大夫本来有很多嫉恨蔡确的人，但也不认为处厚正直。蔡确被责授左谏议大夫，梁焘被责授左司谏，呉安诗被责授右正言，刘安世认为责罚太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继上疏论列。“先帝与皇帝是什么关系？你还说什么定策之功？太母拥立皇孙，你竟敢贪取上天之功，暗中结交朋党邪佞作为助力，公然成为众多正直之士的仇敌。往日恩宠荣耀充满于宰司之位，赃贿堆满于弟弟蔡硕那里；你坐看奢侈无度，不问贪婪的财物从何而来，表面装作不知道，暗中却替他遮蔽。朕已经屈从国法，宽赦你万死之罪，又压下众人言论，使你得以两全；你竟不反省，反而仍把怨恨归于朝廷，表现在指斥中，传播在歌诗里，假托深意来加重诬陷，包藏祸心而令人无法揣测。品味你思念郝处俊的作品，可见你在权宜之事上表现出切齿愤恨；观看你写观水的诗章，可知你以变故为乐。哪里只是轻浮而多变，实在都是怏怏不平的余言。姑且仍以列卿身份让你分司留任，暂且作为臣下的戒律，用来严肃地垂示后世的规范。希望你接受宽大的恩典，不要再留下罪过和悔恨。”吴处厚常随蔡确任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想让蔡确推荐自己任馆职，后来蔡确没有推荐，因此由此怨恨蔡确，便弹劾进呈蔡确的诗。士大夫本来多有嫉妒蔡确的人，但也不认为处厚正直。蔡确既被责降，梁焘为左司谏，呉安诗为右正言，刘安世认为责罚太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又相继上疏论列。刘安世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因为蔡确曾任宰相，所以让他任光禄卿、分司南京。臣考察蔡确曾身居宰相，辅政没有功绩；他的弟弟蔡硕赃污罪恶极多，蔡确与他同住，按理说应当预先知道此事。陛下既没有穷究治罪，又宽免蔡硕死罪，仍免去杖决和发配，只令编管。蔡确以失于教弟为名，只受到轻罚，朝廷的恩典已经极其深厚了。但蔡确不知图报，仍然怨望作诗，竟敢讥刺诽谤，罪状明显，法律不能赦免。如今责罚诏命太轻，还不能满足舆论，不仅违背祖宗的意思，恐怕也会损伤陛下以孝治国的风尚。伏望圣明更加详慎考虑，早日加以流放诛戮，以慰人心。”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说：“蔡确的罪恶，天下所不能容，无法逃避公议，伏请按典刑处置，再加重流放。”当初辅臣在帘前共同议论，再次责罚蔡确时，只有范纯仁和王存认为不可。范纯仁说：“如今圣明，应当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失，便诛杀流放大臣。今天的举动，应当成为将来的法式，这件事绝不可开端。”他又引用《尚书》的话：“小人怨恨你、辱骂你，那么君王应当自行敬慎地反省自己的过失，说：‘我的过失确实像这样，何止是不敢含怒。’” 丁亥日，诏令蔡确责授英州别驾，安置新州，发给递送公文所用的马匹遣送；沿途各州军派遣丞务郎以上的官员，或酌量派人护送。经过各州时逐一交接；如果没有丞务郎以上官员，就派本路职官。吕大防、刘挚等起初因为蔡确母亲年老，不想让他越过岭南。太皇太后说：“山可以移动，这个州不能移动。”吕大防等于是再也不敢进言。已经在帘前画可同意后退下，范纯仁又留下来，作揖请王存进言，认为不应把蔡确置于死地。太皇太后不听。范纯仁退下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荆棘之路已经七八十年没有开过了，为什么要开启它？我们恐怕也不能幸免。”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起草蔡确的责词说：“圣人察看言语来观察行为，关键在于除去凶邪；《春秋》推究情理而决定诛罚，贵在与罪行相当。义理所在，朕不敢徇私。蔡确外表恭敬，内心却如洪水滔天，怀有欺诈，迷乱国家；像李林甫那样深藏阻隔之心，本来就不容易察觉；比卢杞的奸邪更甚，确实难以辨别。忠义之士在四海痛心，善良之人在两朝侧目。家中积下的祸患，昏昧而不知；自己招来的灾祸，扩大而不可测。暗中派遣心腹党羽，自称社稷之臣，企图迷惑众人，为将来谋求福祉。幸亏神明夺去他的鉴察之智，上天诱使他吐露内心，使不道之言发于寄托感情的作品，险恶用意暗中惊动众人，丑恶言辞明显传播于公庭。虽然是朕的德行所招致，但回想起来，又怎么辜负了母后的慈爱？昨日奉圣训，稍稍按宽大的条例处理，但公议沸腾，朕心中悲痛。最终不能消灭朋党邪佞之气，只能伤害慈孝之风。优施戏弄君主，尚且施行夹谷之戮；驩兜结党作恶，尚且有流放崇山之诛。应当端正典刑以威慑奸邪，使他在东市获得第二次生命，却在南荒保全残余性命。不仅是为了成就朝廷今日的安定，也是为了国家无穷的谋划。况且这不合体制，于是便这样施行。”范纯仁也没有再进言。刘挚说：“明天应当在帘前论奏。”但彦臣等请求不要改变诏命。后来某日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宣谕三省说：“前日责降蔡确，外面的议论如何？”宰臣吕大防等说：“蔡确积恶已久，如今罪状不堪，必须如此施行。只是蔡确的朋党一定有人不高兴。”又宣谕说：“蔡确前后的罪行并不相同，昨天终究因为他是先朝旧相，又因他自己请求，按朝廷礼数让他出任外官；他却突然怀有怨望，自认为有定策的大功，意图日后重新回来，妄言事端，迷惑皇帝，为自己谋利。”

译皇帝是神宗的长子，由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名分所当然。先前神宗服药已经很久，有一次宰执等入对时，我曾把皇帝所写的佛经拿给他们看。当时众人中只有首相王珪因此上奏说延安郡王应当立为皇太子，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安焘当时见到了蔡确，蔡确有什么定策的功劳？如果真让蔡确日后回来欺骗蒙蔽上下，难道不会成为朝廷的祸害吗？恐怕皇帝不能制服这个人，所以不避奸邪之人的怨恨，借着蔡确自取其祸而这样遣送他，大概正是为了社稷。五月，大夫梁焘说：“本月二十四日，有关于公事的奏本，我与右正言刘安世一同在延和殿进呈，承蒙太皇太后宣谕说：‘近来处置蔡确，只是为了官家和社稷，不是为了我自己。卿等进言论事出于忠心，太皇太后和官家都知道。以后也要常常如此。’又说：‘臣僚刚开始时都很好，才一到富贵地位，便一定改变操守。’梁焘于是又奏说：‘小人只图行奸邪之事来保住富贵，朝廷也可以保住他们的富贵。’太皇太后说：‘如果能以正道始终如一，所得到的富贵就更加长久。’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说：‘邢恕是蔡确至死不变的交好之人，他的奸恶情状众所周知。蔡确既已被贬逐，他的党徒不免心怀反复。如果重责邢恕，而把其他人一概置之不问，那么天下就会服从，众人的心也会安定。”当天诏令：“丁忧中的前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服丧期满之日削去职名，任在城盐食兼酒税务。”中书舍人郑雍起草责词说：“言语行为坚定地伪饰，乃是王者一定要诛罚、圣人不会赦免的。邢恕诵读古代训典，穿着儒者衣冠，却不以孔孟之言为师，专门鼓动张仪、苏秦那样的游说之舌；把善类当作市场一样任意结交，凶恶之人虽已流放，余焰仍未熄灭，怎么能不端正典刑来清除丑恶的孽种？这是你自己招来的忧患，又有什么可说的？我在屈法施恩方面，可以说没有辜负你了。去接受宽大的法典，希望能够弥补你的过错。”此前，邢恕从襄州调往汝州，专门到邓州拜见蔡确，和他一起谋划捏造定策之事。后来调往河阳，司马康刚服丧期满赴阙，邢恕特意在河阳招待司马康，乘机说蔡确有大功不可掩盖，劝司马康写信称颂蔡确，以便日后保全自身、保全家族。司马康与邢恕同年登科，又因为邢恕出自其父司马光门下，便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按照邢恕所说写了信。邢恕当初一定要得到司马康的信，大概是想说这是司马光的儿子所写，这样蔡确的定策之事就能取信于世而不被怀疑。后来梁焘从潞州被召为大夫，梁焘已经从温县入朝，邢恕派人邀请他从河阳出来。梁焘与邢恕有旧交，到达后，邢恕连日连夜同他确定关于蔡确定策的说法，并且拿司马康写给蔡确的信作为证据。梁焘不高兴，等到掌管言路时，正逢吴处厚上奏蔡确的诗，梁焘于是与刘安世等共同请求诛杀蔡确。蔡确被贬逐后，邢恕也因牵连获罪。司马康起初想听从邢恕，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对他说：“公休还没有服丧期满，不曾见过君主，不应当委屈自己。”司马康平素为人纯正诚实，先前没有料到邢恕欺骗自己，而且说自己已经答应了。邵伯温说：“邢恕奸诈机巧，或许会用事情要挟公休；公休如果听从他，将来一定会后悔。”等到梁焘等人论奏蔡确，邢恕的罪行也牵涉到司马康的信，诏令司马康作出辨解，司马康这才后悔。当初蔡确被贬到新州时，邵伯温说：“公卿大夫应当知道蔡确奸邪，把他投入死地有什么可惜？但他曾任宰相，应当按宰相的身份对待他。范忠宣有范仲淹遗留下来的风范，想要减轻他的罪责。蔡确死在南荒，难道只是损伤国体吗？刘挚等嫉恶太过，给后世士大夫留下了可乘之机。忠直虽然有余，也不能说没有过错。吴处厚把前任宰相的诗说成讥刺，这不是用来厚待风俗的办法，治他的罪也是可以的。” 蔡确是先朝大臣，不能不加追问使他感到惭愧。朝廷应当治蔡确以及他贪妄捏造定策之功的罪，使其诬罔的痕迹通过诏书昭示天下后世；治罪那几个谋划制造此事的人，也就可以了。唉，圣初也是贤者有所作为的时代，却任用章惇的凶暴、蔡卞的奸邪，一时之间轻率、躁进、险恶、浅薄的人都得到进用，使宣仁太后受到诽谤，使哲宗产生疑惑，离间骨肉亲情，实在可悲！六年夏五月，此前蔡确的母亲胡氏上状，并向尚书省申诉，请求量移蔡确；三省把宣州年月的奏本进呈给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准。蔡确只准许迁移惠卿，吕大防、刘挚本来与蔡确互为表里，却不知道其中的谋划。傅尧俞私下对王岩叟说：“吉甫得到胡氏的助力。”八月，两宫驾临李端愿宅，临奠回来后，蔡确的母亲胡氏呼喊“太皇万岁”，说臣妾有表章，卫士取走了它。这一天是丁酉日。第二天，三省进呈胡氏在马前递上的奏状，太皇太后宣谕说：“蔡确并不是因为他吟诗诽谤，只是因为这个人对社稷不利。如果从社稷的长远利益看，蔡确本来应当立即处死，这件事你们也必须放在心上。”刘挚说：“只是因为看到吕惠卿一年便量移，所以来援引这个例子。”苏辙说：“惠卿量移时，还没有刑部关于三年的法令。” 太皇太后说：“还说什么法令？”吕大防说：“请令开封府发遣。”太皇太后同意了。后来刘挚告诉吕大防，写一张小贴附在录黄上奏，开头说：“早先在帘前议论想让开封府发遣，恐怕会导致喧闹烦扰，暂且先行告示。”诏令准许。给事中朱光庭退回录黄说，蔡确的罪恶可以比作四凶，四凶既已流放，哪里有再回来的道理？现在却预先按照刑部的常法发布告示，实在极不合理，于是先前的诏令被搁置。执政们又聚集在都堂议论，想采用朱光庭驳斥告示的意见。刘挚说：“告示究竟指什么？”几次犹疑不决，傅尧俞说：“告示不施行。”吕大防又说：“刚才已经把这件事奏知了。”刘挚说：“这样很难办。”圣旨所说的告示，只是本房告示，于是命刑房批下帖子发布告示，不再另行议论。后来圣旨又降下，把录黄传过门去，给事中即使想再次论列，也没有办法了。绍圣三年九月，中书舍人叶祖洽说：臣曾论述，前日接受遗诏的臣子，是朝廷应当尊崇报答的人。如今故相蔡确虽然蒙朝廷牵复官职，但他所得的恩数与平时辅相没有不同。近来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安逸地死在府第中，所受恩礼隆厚，赙赠优厚；而蔡确作为曾经接受遗诏的臣子，却受到元祐党人的嫉恨，流离贬斥，最终死在岭南。他的几个儿子正在居丧，婚嫁尚未办完，服丧期满以后，家用尤其困窘。伏望圣上慈悲，增加隆厚的恩宠，使忠义之士听闻后受到感动。诏令特赐蔡确本家宅第一区。契丹、女真用兵的始末

译女真国的祖先本是肃慎氏，东汉称他们为挹娄，元魏称为勿吉，隋唐称为靺鞨，五代才开始称为女真。太祖时多次修好进贡，太宗时上言说契丹恼怒女真朝贡，派兵截断道路，请求出兵讨伐，皇帝下诏□□，不为此出兵。大中祥符以后，女真完全不再与中国往来。元丰年间，朝廷常下诏给高丽，命其来购买马匹，但没有来者。女真有好几个种类，江南的是熟女真，江北的是生女真。生女真部族尤其繁多，而安班是其中的长者。孙子叫英格，儿子叫阿固达，为人沉毅，有远大志向。起初契丹国内有一伙旧日盗贼，被捕后暗中逃奔女真国，契丹命英格谋取他们。英格拖延了几个月，空说已经把契丹盗贼全部诛灭，又为他们父子进官。从此暗中怀有异志，努力务农、积聚粮食，训练士兵、牧养马匹，用许多金珠贿赂契丹权贵，十多年没有发动。那年英格去世，阿固达即位。政和四年，契丹虐待女真，捕捉海东青，又索要珍珠，女真不堪其求而反叛。当时是政和二年春，辽主延禧到混同江钓鱼，按照旧例，女真国主在千里之内的都要会集。酒兴正浓时，延禧命各部歌舞助兴，阿固达不肯从命。延禧想杀掉他，枢密使萧奉先说：“这是个小人，他懂得什么？杀了他会伤害归向朝廷者的心。”阿固达回去以后，怀疑契丹已经知道自己的心意，后来契丹再召他，他便不去了。初夏，朝廷任命童贯为辽国贺生辰使，蔡京说：“派宦官出使，说明朝廷已经没有人了。”童贯出使辽国时，燕人马植在路上秘密邀见他，向他说明夺取燕地的策略，童贯带他回去，上奏赐姓名为赵良嗣。后来辽国多次移文索要马植，童贯隐瞒不交，夺取燕地的议论从此开始。十二月，女真阿固达率领各部反叛辽国，弟弟乌奇迈、尼玛哈、乌舍担任谋主，尼楚赫、伊喇、罗索、栋摩等担任将领。辽主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派高寿仟统率渤海军讨伐，大败。又派萧似先统率五千多军队屯驻出河，女真趁他们尚未列阵时袭击，萧似先军队溃败，被追杀百里。延禧连续两次失败，召宰相张琳、吴庸，交给他们十万军队，让他们讨伐女真。萧奉先不懂军事，张琳、吴庸统领军队没有方法，几个月内军队全部被女真攻陷，于是产生了轻视契丹的心。五年春，辽军进攻契丹的黄龙府并攻陷它，辽主亲自出征，车骑绵延百里，分路进军，约定一定要消灭女真。女真非常害怕，阿固达哭着对众人说：“当初我和你们起兵，是苦于契丹的暴虐，想要自立为国罢了。如今天祚帝亲自到来，若不是人人拼死效命，就没有人敢抵挡。不如杀了我去投降。”各位酋长都拜谢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当发誓死战。”辽军深入，女真趁契丹尚未列阵，从两面猛烈进攻，延禧大败。女真乘胜追击，于是兼并了渤海以及辽阳所辖的五十州。六年夏初，知雄州和诜上奏说，契丹被女真打败，燕地也反叛了。董才斩下监军的首级前来献上。皇帝想要兴兵，枢密使邓洵武说：“南北通好已经很久了，如今若听信叛边之人的话而出兵，百年的盟约不能这样破坏。”皇帝恍然大悟。八月，契丹与女真相持。皇帝想要恢复燕云，亲笔诏书委任洪中孚经营谋划。洪中孚上言：“契丹通好一百多年，女真关系疏远，不可深入了解。”七年夏，朝廷正谋划收复燕地，任命韩粹彦知中山府。韩粹彦入朝辞行说：“国家已经拥有天下，为什么还要用这一小块弹丸之地？”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建隆以来，女真常到登州买马，原来的道路还存在。有个汉儿高药师，常隶属于怨军，见契丹混乱，便从间道来归。八年，辽燕王耶律淳将要讨伐怨军，女真军队正好到来。耶律淳与女真军相遇，还未交战便溃败。延禧在京城听到消息，震惊恐惧，私下对左右说：“女真一定会来，我和宋朝是兄弟，和夏国是舅甥，有什么可怕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 八月，女真军队直趋辽中京。延禧害怕女真袭击自己，迁往云中。辽东人杨朴劝女真称皇帝，以王为姓，以文为名，以本国出产黄金，因而称为大金，改年号为天辅，这些建议都被采纳。重和二年春，女真使者李善庆进入国门，朝廷诏令蔡京、童贯向他说明夹攻夺取燕地的意图。宣和元年六月，高丽国忽然上奏，说高丽王生病，请求派医生。皇帝命令挑选两名良医前往，过了一年多才遣送他们回来。奏报说，高丽馆中的两位医生十分勤勉，高丽人对他们说：“高丽是小国，世代承受贵国恩德，不敢忘记。听说天子要用兵，辽人实在是兄弟之国，如果保存它，尤其足以替中国守卫边疆。女真深沉难以测知，希望告知天子，早作防备。”二年九月，女真使者到来，商议与中国分割土地以及岁赐。十月，马政等抵达金主阿固达帐前，商议很久也没有决定。女真方面认为南朝没有兵备，如果我们灭掉契丹，占据燕地而与宋朝为邻，以后慢慢商议也不迟。只有尼玛哈说：“南朝四面都有边患，却没有兵力，怎么能治理国家？不能轻视它。”于是带着书信前来，大略说：“前次书信约定夹攻，并许诺给燕京；如今又想要西京，请按方便计议。”阿固达起初不承认已经许给西京。有人说赵良嗣先前声称已经许给西京，大概是欺骗朝廷，实在是祸乱的根源。又说辽将余覩叛变归附女真。四年三月，金军攻陷辽中京，延禧率五千兵逃往云中，留下燕王耶律淳守国，自己于是进入夹山。怨军谋划拥立耶律淳，耶律淳不得已即位，将要下诏收复幽燕旧地，派童贯统兵巡视边境。四月，童贯到达雄州，把西军分为两路；种师道统率东路军屯驻范村，敌军急忙来攻，双方驻守交战共十二天，敌军作战十分奋力。两人认为敌势仍然强盛，商议退军。六月，退守雄州。这一天，敌兵大批来到城下，敌使王介儒到来说：“女真背弃最初的约定，这也是南朝所知道的。若舍弃此事不谋划，反而同邻近的敌人结交，给将来的祸患打下基础，可以吗？”童贯派参议官刘韐与王介儒商议重新修好。皇帝听到后，下诏班师。八月，金人攻取云中，还没有得到宋军出兵日期的答复，忽然听说童贯发兵奔赴燕地；如果南朝径直夺取燕地、守住关隘，金人就得不到岁赂，于是派臣持书前来。皇帝厚待来使。当时常胜军管押郭药师有意归朝，召集部下说：“天祚帝失去国土，女真政治失纲，宋天子以重兵压境，这是男子取得金印的时机。”于是各地响应，郭药师派人奉表，以涿州、易州二州投降，朝廷接受后军势大振。伪太后萧氏害怕，派臣萧容奉表称藩，请求免除旧有币帛，恢复旧日友好。宋昭上书急切地说：“辽国不可攻，金国不可与之为邻；将来金人如果首先破坏盟约，必成为中国的祸患，请求斩杀首谋赵良嗣等人。”

译学士任谅写信给当时的宰相，说明：“耶律氏不应灭绝。”因在入殿应对时，郭药师必定会放弃燕地，起初被认为是狂妄。冬十月，把燕山府九州改为郡，宣抚司刘延庆统率大军，和郭药师从雄州、新城出发；又派刘光祖、杨可世从安肃军出发，直趋易州，于是会师涿州。当时军队有五十万人，驻扎在芦沟河。郭药师进入燕城，契丹军队还很多，郭药师屡次失败，烧毁营寨退走，诸军溃败。自熙宁年间积累的军事实力全都丧失了。起初，童贯、蔡京两次兴兵夺取燕地都没有成功，害怕获罪，暗中派遣客将王环从飞狐路袭击阿固达，命令他包围阿固达，于是分三路进军。契丹听说阿固达到来，放弃关隘逃走。赵良嗣等到达金国军前，说明燕地五年租赋之事，皇帝答应用银绢代替赋税。二月，赵良嗣再次出使金国，书信大略说：“本朝与贵国通好，一向曲意听从贵国所要求的事情，如今代替税赋的物品全部依照来信所说。”阿固达大喜，于是商议归还云中。三月，派使者杨璞带着誓书及燕京六州归还宋朝。四月丙申日到达雄州，庚子日，童贯、蔡攸率军进入燕地，先说是交割，后来又说是抚定。燕地的金帛、子女、职官和民户，都被金人席卷向东带走。朝廷白白送出数万岁币，得到的不过是空地罢了。庚戌日，曲赦河东北、燕云诸路。起初，尼玛哈只想割取涿州、易州，阿固达说：“不要忘记海上盟约，我死后你一定要做到。”金国的书信起初没有提到西京。朝廷相信赵良嗣等人的欺骗，说金人确实会归还云中，所以曲赦河北东路以及燕云山后地区。这就是战争祸端的开始。五月，阿固达去世，弟弟乌奇迈即位。燕人张瑴在辽国任节度使，主管平州事务。他知道辽国必亡，便登记壮丁，训练兵士，作好防备。金人攻下燕地以后，张瑴以平州归附宋朝。八月，河北转运使吕颐浩上奏：“燕山的形势难以守卫，即使竭尽天下的力量、耗尽天下的财物，也一定没有人能够妥善处理后续。”十一月，张瑴派弟弟到朝廷通好，朝廷授他秦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当时外廷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内情，赵良嗣极力争辩认为不可，担心一定会招来女真的军队，朝廷没有听从。金人得知后，派一千骑兵袭击攻破平州，得到朝廷赐给张瑴的诏书。张瑴挺身逃往燕地，他弟弟带着御笔诏书，也被金人俘获。从此朝廷归咎于此事。六年六月，诏令说：“自从收复燕云以来，两河、京东屡次调发兵力，民力已经疲敝；如果不借助各路的力量，又凭什么来救济呢？” 这样安排征调民夫，遍及天下，征得二十万人，却使四海怨声载道。七年春，辽主逃入阴山。当时听说尼玛哈回国，率军南下，被金军击败，又畏惧中国，于是谋划逃往西夏。还未到达，便被金人擒获。当时边境的嫌隙已经出现，北方人冯忠信知道夏人与女真约定入侵，便偷偷抄写书信，飞驰告知边臣，并上报朝廷。虽然因此赏赐官职，却没有下令整备武备。当时河东上奏说，尼玛哈到了云中，正在筹划南侵。起初，金人既已擒获辽主，便谋划南侵，接连派遣三名使者，并且窥探道路，使宋人不生疑心。适逢义胜军叛乱，把宋军内情全都说了出来。于是刘彦宗等劝尼玛哈说：‘南朝可以图取，趁机利用当地粮食、收编兵力就可以了。’尼玛哈决意入侵。十一月，童贯到达太原。九月，诏令宣抚司派马扩出使尼玛哈处，到边境后严整军队以待敌军。马扩首先谈到册立皇后的事，说：‘现在应当竭力辨明是非，我已经派人到宣抚司去了。’使者到太原后，态度十分傲慢地说：‘赶快割让东河、河北，以大河为界。’童贯听后束手无策，急忙逃回。斡里雅布的军队已经压境，郭药师率领官军迎接投降。张令徽逃回。金人把蔡靖、吕颐浩等人安置在军中带走。尼玛哈的军队侵犯朔州、武州，义胜军打开城门献城。金人到了武州，汉儿在城内接应，于是朔州、武州失守。金军长驱直入到代地，随即攻陷代州。安抚使史抗迎战而死。金军到了忻州，忻州守将贺权打开城门，奏乐迎接。此时皇上已经完成恭谢礼，才从敌军侵犯边界一事中出来。有人秘密报告宰执，宰执又把这件事隐瞒了。癸丑日，童贯从太原仓促返回，朝廷内外一片离散，边境战事就这样爆发了。起初，祖宗把梁门、遂城设置为安肃军、保信军；童贯等攻取燕山后，认为这两县已经在境内，便废除军号，迁移军营，拆毁城楼。等到诏令恢复为军时，敌军已经大举深入，尼玛哈也已引军而来，包围了太原。干张孝纯和副总管王亶率军凭城坚守。提举郑■〈言包〉从城中出来，把消息传到各郡，这才开始修筑城池，登记壮丁，筹划守御。金人包围中山府。己未日下诏，大意说：‘希望四海勤王的军队前来，宣布防御两边敌人的谋略。民间有奇异才能的人，如果有人能提出奇计，或者出使境外，任用时打破常格而特别优异的，就按将相来对待。’并允许中外臣民直言进谏。李弥大劝谏皇上不要亲征，同时召集四辅和各道军队入京护卫。又挑选精锐士兵和优秀将领，借道高丽，袭击女真的空虚之处，但没有得到答复。诏令师道担任河东北制置使，何权担任副使。皇上将要谋划内禅，先召宰执撰写传位给东宫的诏书。庚申日，擢升敏章诏，传位给皇太子，自称道君，退居旧宫。《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六 （宋）彭百川撰写 祖宗圣学【附：范祖禹《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