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

译哲宗即位后，司马温国公光主持国政，把熙宁、元丰年间的旧事全部改掉。有人对他说：“章惇、吕惠卿这些旧臣，都是小人；将来如果有人利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朋党之祸就会发生。”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改革。君子认为，司马光的勇气，孟轲也比不上。有人说：“如果司马光任用熙宁年间的旧臣，共同改变那些法令，以杜绝将来的祸患，那实际上是司马光所不采取的办法。”十月，同知枢密使安焘请求出任外郡，不准许。御史中丞刘挚说：“臣在八月九日曾经说过，神宗皇帝遗命所任命的大臣不能全部罢免，张璪等二人应当罢免。张璪可以用来安定天下，留下安焘、清臣可以保全国体。后来蒙受圣恩，因为张璪的请求，提升他的官职，使他出任外地。如今听说安焘也再次上章，臣深怕人们不明察，以为先帝去世还不到一年，受遗命的大臣却一旦全部离去，议论相互传播，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这对盛德之治不能说没有损害。伏望圣明再次思考顾虑，不要听任安焘离去。”十一月，范镇提举崇福宫，因为范镇极力推辞新的任命。此前，范镇参加永裕陵的合葬礼，蔡京对他说：“朝廷将要起用您了。”范镇变了脸色，说：“我因为议论新法不合而得罪先帝，先帝一去世，难道可以趁机谋求利益吗？”等到诏书下令他赴京，范镇辞谢。又下诏说：“西伯善于供养两位老人，他们归附汉室；用谦卑的言辞请四位贤臣入朝侍奉我，即使勉强起用，也不要怕劳苦。”范镇最终仍然辞谢。朝廷起用范镇，大概想授予他门下侍郎；范镇坚决不愿出仕，又写信询问他的从孙范祖禹，范祖禹也劝他不要接受。范镇大喜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凡是我想做的事，司马君实已经做了，我还出来做什么？”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说：“学士院考试馆职的策题，有涉及讥讽议论朝廷的内容，希望治罪主考官。”又说：“苏轼曾经辱骂司马光和程颐。”苏轼听说后自行辩解说：“臣切实听说谏官说，近来所撰写的考试馆职人员的策问，有涉及讥讽先朝的话。臣退下后伏地思考，臣所说的偷懒和刻薄，专门指现在的百官、有司、监司、郡守县令不能奉行法令，恐怕这种弊病会带到仁宗、神宗二帝那里，与讥讽二帝有什么关系？至于前面谈论周公、太公，后面谈论文帝、宣帝，都是写文章时引用事例作证明的通常做法，也没有把他们同二帝相比的意思。何况这份策问的第一、第二首是邓伯温所写，末篇才是臣所撰，三首都是臣亲自书写后呈进，并蒙御笔点选采用。第三首的内容，难道能逃过圣上的鉴察吗？如果有丝毫讥讽先朝的意思，臣即使死了，罪过也还不足以抵偿。伏愿稍稍回转如太阳般的照察，使臣孤独的忠心不被众口销蚀。”诏令收回原先准许免罪的处理。有关官员或说朝廷认为朱光庭的言论不对，将要把他逐出。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嵓叟于是担心朱光庭被逐，认为这样损失太大，便各自上疏说，苏轼不应把祖宗置于议论之中，但还没有明说他有讥讽的意思。奏疏送入后没有答复。侍御史吕陶说：苏轼所撰策题，大概是设置这个问题来考察应答是否合宜，并不是说仁宗不如汉文帝、神宗不如汉宣帝。朱光庭把它指为错误，也太过分了。如今士大夫都说，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近关系，而苏轼常常戏弄轻慢程颐，所以朱光庭替程颐申冤，屡次攻击苏轼。如果确如所听闻的那样，朱光庭固然已经错了，但苏轼也不能说就是对的。况且苏轼说王巩不识人，又戏弄程颐不谨慎发言，如果仅以这两件事治他的罪，那是应该的；但把他的策问指为讥讽二圣，想借此重重打击他以报答亲友的私怨，也确实过分了。何况御史上官均近来曾上奏说，治理政事的方法有宽和严两端，大体上与苏轼的策题意思相同。陛下认为他的话可以采用，便著为法令颁布天下。上官均的奏章和苏轼的策题，二人的话都是阐明治国之道；一个顺从采用而成为成法，一个却被指为罪过，为什么在轻重取舍上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这使士大夫心中不能不疑惑。臣与苏轼都是蜀人，却不避同乡的嫌疑，把事情的始末极力说清楚；臣既然任台职，却随便纠正谏官的失当之处，论这两项罪过都足以诛杀臣。可是臣喋喋不休、不敢沉默，并不只是为了一个苏轼，大概也是为了替朝廷挽救朋党之弊。又说：明堂降赦后，臣僚已经行礼称贺，两省官员想去祭奠司马光。当时程颐说：“孔子说在吊丧时哭泣，就不能歌唱，怎么能刚刚祝贺完赦令就去吊丧呢？”座客中有人反驳说：“孔子说哭泣时不能歌唱，却没有说歌唱时不能哭泣。如今已经祝贺赦令完毕，再去吊丧，在礼制上没有妨碍。”苏轼于是戏弄程颐说：“这不过是狂妄死去的市井叔孙通所制定的礼罢了。”众人都大笑起来。结下怨仇的开端，大概就从这里开始。苏轼并不是没有过错。元祐二年正月，傅尧俞、王嵓叟相继上疏，议论苏轼不应把祖宗置于议论之中，他们的意思是想救朱光庭。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这天二人又上疏议论此事。甲子日，傅尧俞、王嵓叟、朱光庭因为苏轼撰写考试馆职的策题不当，连续多日上章奏论。现在详细查考，认为其中并不是讥讽祖宗，只是议论百官有司奉行政令有过失，于是命执政召来有关人员，当面说明，今后不必再上奏弹劾。庚午日，翰林学士苏轼说：“臣近来因为考试馆职的策问受到台谏官的议论，臣不敢深入辩解，大概是因为如果自我辩解而请求离职，反倒是不想离职。如今臣私下听说圣明已经查明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没有获准。难道只是朝廷知道臣无罪，却不能放过臣吗？臣自己知道无罪，也没有什么可谢罪的。如今议论臣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接连不断，不下几十次，而圣上断决坚定，明确知道臣没有罪。诏令一出，天下传诵，史册也会记载。臣自从听到命令以来，一顿饭要叹息三次，一夜之间九次起身，身心相互筹谋，不知自己将死于何处。然而臣所撰策问似乎确实有罪，如果不如实说，就是欺骗陛下。臣过去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策论以及回答圣上问题的内容，大体都是劝仁宗精明处理各项政务，督察百官，果断而努力地实行。

译等到侍奉神宗，蒙召入对接受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是劝神宗忠恕仁厚，包容污垢、接纳不才，克制自己以使百姓得到宽裕。臣能力微薄而不自量，常想仰慕古代贤人，使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大概就是这样。臣私下看到二圣临朝以来，圣上的政事日益更新，一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的旧例，天下一致感戴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臣私下忧虑而过分谋划，常常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正，或者竟至于偷懒，使神宗励精核实的政务逐渐败坏；又深怕几年以后，驾驭官吏的法令渐渐宽弛，理财的政务渐渐疏忽，守备边境的谋划渐渐松弛，那么意料之外的忧患将多得说不完。臣私下忧虑这些，所以特意构思撰写这篇策问，实际上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以及宰相、台谏官一类的人。陛下阅览后，如果能够受到触动，希望兼行二帝忠厚和励精图治的政务。台谏官如果因为这些话来指责臣，朝廷如果因为这些话治臣的罪，那么即使受斧钺诛杀，臣也甘之如荠。如今却说臣是在讥讽先朝，那就疏远而不切合实情了。愿陛下因臣这些话警戒在位者，天下幸甚。如果认为臣狂妄而不知避讳，即使赐臣诛戮，臣死后也将永垂不朽。” 辛未日，傅尧俞、王嵓叟入宫应对，议论苏轼的策题不当。傅尧俞读完奏札后，太皇太后说：“这是小事，不必这样做。”王嵓叟于是从袖中取出苏轼所撰的策题，在帘前指着说明，话还没有说完，帘内忽然厉声说：“连文字也不必再看了。”傅尧俞说：“应当爱护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同时知道他的优点。如今这样对待苏轼，苏轼如果骄傲了，将用什么来驾驭他呢？”太皇太后说：“让他担任职务，一切听从台谏官。”王嵓叟说：“如果台谏官所说的，陛下都能听取采纳，自然足以成就陛下的美德，台谏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傅尧俞和王嵓叟在家等候治罪，伏地等待谴责斥退。甲戌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嵓叟议论苏轼的奏札。执政中有人想下诏明确说苏轼无罪，太皇太后不听，并说：“苏轼、尧俞、嵓叟、光庭都被逐出，执事之臣却争相认为不可。”丙子日，诏书说，苏轼所撰策题既然没有讥讽祖宗的意思，而且历来官司考试士人，也没有把祖宗的治国体制拿来评议的，主要是学士院疏于查核文书；命学士院令知苏轼、王嵓叟、朱光庭立即照旧供职。这大概是采纳了右仆射吕公著的意见。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说：“苏轼只是临文时偶然考虑不周，本来没有罪，但议论他的人还没有停止。这件事或许听说是因为有人稍有言论，便相互攻击，流弊逐渐扩大。希望圣慈深察此前宣谕的意思，只请把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说明白：本来是用来辅佐朝廷弥补过失、纠察奸臣危害政事的；对于臣下本来没有邪心的小过错，谏官不必深究。如果他们引咎请求离职，就说朝廷不想因为小事罢免言官，你们应当共同成全朝廷的美德，这样他们一定不敢再有别的说法。”这天，御史孙升上奏说：“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嵓叟因为上奏议论赦免苏轼的处置，而陛下怀疑他们是结党附和谏官，认为苏轼没有过错。尧俞、嵓叟在家等待治罪，而元老大臣竟没有正直刚强的言论来辨明是非，反而立即下札命他们供职；如果二人就这样接受职务，就关系到国体。假如赦免苏轼的处置只停留在未下达的状态，那么二人还有什么脸面出来任职，朝廷的体统又从哪里得到端正？臣在此时难道能默默坐视，以辜负陛下寄托给臣的耳目和纪纲之任吗？伏望圣慈详察汉文帝、汉宣帝处理彼此轻重的言辞，体察尧舜、成汤宽宥过失、改正过错的德行，早日公布先前下达的赦免处置，以全君臣之美，以正朝廷体统，天下幸甚。” 六月甲申日，承议郎彭汝砺任起居舍人。执政有人问新政旧政应当如何，彭汝砺说：“政事没有新旧彼此之分，只看是否归于正确。”而已。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任河东提刑。张商英先前上书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如今先帝陵寝的土还没有干，为什么就轻率议论改变呢？”又写信给苏轼，想要担任言官，有人得到这封信后告诉吕公著。吕公著不高兴，所以把他调出。此前，御史杜纯、贾易任司谏，因为张舜民的事情弹劾吕陶、上官均。吕陶也请求出任外职，上疏议论朋党说：“我曾经观察古代圣明君主和贤臣共同谋划治理天下，能够开辟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堵塞众多邪曲之徒的门径，功业隆盛、声名显著，他们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断绝朋党之祸罢了。君主不担心不能知道什么是朋党，而担心在于不能除去朋党。臣出身疏远，没有左右近臣的帮助，陛下从众人中提拔臣，授予臣言责之任，臣感慨自任，只恨没有办法报答万分之一。然而臣认为，谏官、御史应当尊重朝廷，整肃臣下，谨慎对待名分，端正纪纲，远离结党营私，然后才算称职。因此遇到事情就一定要说，不暇顾惜自己，与同列发生冲突已经很多了，违逆权贵也已经太过分了。不久前因为程颐不严守君臣名分，所以改到别殿讲书。臣认为礼制贵在防微杜渐，事情应当戒备其渐变；名分一旦僭越，常常就会产生严重祸患。于是臣封章论述这样做不可，奏章刚送上，而陛下已经察觉其中的错误，下旨改正；这说明程颐的妄请不等臣进言，陛下已经辨明了。臣平素与程颐没有嫌怨，所论奏的只是这件事，不是想阻止程颐来抬高自己。同舍因此反目相视，不亚于仇敌，暗中怀恨，等待机会寻求报复。不久张舜民被罢去台职，谏官纷纷共同商议营求，也想率领臣一同上奏。臣起初思虑短浅，想要救张舜民，于是答应长贰认为可以上言。后来再次思考，认为道理上不可。其后全台谏官都上疏极力强迫臣，臣于是谋划议论不能采纳舜民的言论，舜民被罢职也不应救助；臣表面顺从他们的请求，却不敢盲目附和。等到召集三省官员，宣谕说各人都以此为耻，他们怀怨更加深重，想使臣不能独自脱身，于是捏造恶意奏章上呈，蒙蔽圣听。幸赖陛下天生睿明，照见邪恶隐情，朋党不攻自破，孤臣得以保全。如今韩维的门客、程颐的党羽，还拿舜民的事情来攻击臣，这是朋党势力重新兴起，而朝廷可以欺骗，是天下的大忧患。

译臣难道可以隐瞒而不辩解，然后离去吗？如今政令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必定有比舜民之事更重大的事情；可是他们不先议论这些，却急切地议论臣，原因并没有别的。一个是贾易替程颐报怨，另一个是杜纯借此取悦韩维。韩缜曾经误导神宗的政事，韩宗师蒙受秘阁的任命，韩宗儒有污秽丑恶的行为，郭茂恂有贪赃罪行，臣曾多次弹劾他们，所以韩维对臣的怨恨也很深。杜纯这个人，与韩氏结为姻亲，因此杜纯议论臣是为了取悦韩维，迹象和情状都很明显。至于贾易是程颐的党羽，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这两个人，不知用什么言辞来治臣的罪呢？如果说臣曾经出言想救张舜民，后来又没有救，便有反复之罪吗？这是不允许臣深入思考，而想让臣苟且附和。如果说臣见同官被罢职，却不出力营救，是薄于道义吗？事情本来有轻重，道理也因而有取舍，不能拘执一端来议论。臣的罪过不过如此，但议论者接连不断，一定要把臣废黜放逐才肯罢休。臣深深痛惜朋党之弊竟到了这种地步。伏望陛下哀怜体察，罢免臣的言职，不要让纷纭的议论烦扰、迷惑圣听。臣将不胜幸运。又说，杜纯到御史台以来，朝廷把刑名公事送交台官裁定，杜纯独自坚持从重议论，意图专在杀戮；他还与胡宗愈等分别上奏，议论近臣阿附之事。这也可以看出他在依附韩维。贾易曾想同臣一起牵连孔文仲入殿上奏，文仲拒绝了。程颐平时不与文仲来往，却忽然拜访文仲，大力陈述贾易所说的事情，借机用言辞诱导文仲，让他也想上奏。文仲对这种说法很不平，这就可以看出朋党。又说，新任台官赵挺之是邢恕妻子的哥哥，侍奉程颐；因为杜纯推荐他担任御史，以杜纯和程颐的关系，他也一定会议论臣。惟愿陛下明察。贾易总共五次上状议论吕陶等事，吕陶与上官均都被罢去言职，吕陶出任外职，上官均调入内地。孔文仲、吕陶议论程颐的事情【见《伊川门》】六月，右司谏贾易任德州知州。自从苏轼因策题之事受到谏官议论，而议论者多与程颐友善。程颐既与他们交恶，他的党羽便交相攻击。贾易提出建议说了如下内容。又说，吕陶结党帮助苏轼兄弟，文彦博实际上是主谋，言辞牵涉文彦博和范纯仁。太皇太后大怒，想严厉责罚贾易。吕公著说，贾易所说颇为切直，只是诋毁大臣太过分，不可以继续处在谏列。太皇太后说：“如果不责罚贾易，这件事也难以处理，你们自行同皇帝商议吧。”吕公著说：“不先逐出这个臣子，贾易的任命就不能执行。”争论了很久，最后只罢免了贾易的谏职。退朝后，吕公著对同列说：“谏官所议论的政事得失还不值得多说，只是皇上年纪尚轻，将来会有人进献阿谀之说来迷惑圣心。现在正要依靠身边的人尽力争辩，不能预先使君主轻视、厌弃进言者。”于是吕大防、王存、刘挚相互望着叹息说：“吕公是仁者之勇，竟到了这种地步。”元祐二年九月庚寅日，侍御史王觌上奏说：“苏轼、程颐过去因为小的忿恨，逐渐结下仇怨。于是程颐、苏轼平素相亲友善的人，也因此互相诋毁攻击，以求取得胜势。如果二人确实势不两立，那么台谏官在一年之内章疏纷纷，多半也是由于程颐、苏轼的缘故。前些日子程颐失败，议论者又攻击苏轼，所以苏轼请求出任外职；诏书下达不准后，不久又进入经筵，恰好执政大臣又有空缺，士大夫怎么能不忧虑？即使臣也替朝廷忧虑。苏轼自从入朝任职以来，过失不少，但他的文才，后辈很少有人能及。陛下如果想保全苏轼，那么暂且不要重用他，也许可以使苏轼不至于很快遭遇大的悔恨和灾祸。” 又说，流传的谣言中有“十鬼十物八奸”的说法，大体上不过是选取一两个舆论共同厌恶的人来充实这种说法，其余都是端正贤良之士。伏望下发中诏，在朝堂张榜，表示大夫不听谗言的意思，以安定士大夫之心。十月，怀州知州贾易被责罚为广德军知军，贾易被罢去谏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都请求出任外职，不准许。于是苏辙说：“贾易的谢表自称因忠直获罪，指说群臣谗邪无极，朋党气势滔天，上下不相交接，忠良之士受到沮丧。他还引用《周易》中‘履霜，坚冰至’以及应当及早辨别的言语作为警戒，想让朝廷推究本心、确定罪名，从而施行诛戮。其中有一句说‘苏辙持有密令把它告诉别人，意在结党并伤害正直之臣’，这不是台谏官所说。贾易所说的其他内容，臣不敢逐条分析上奏，唯独说到臣的一节，按道理应当辨明。贾易虽然近来担任过谏官，如今出任郡守，就不应当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他说臣把密令秘密告诉别人，伏乞朝廷查问事实，如果确实如他所说，臣甘愿伏受法典。”于是御史接连上章议论贾易：“才能低下，蒙受朝廷破格提拔，担任谏官；而贾易谄媚侍奉程颐，默默接受他的教诲和训诫，程颐颐指气使，像驱使家奴一样。程颐对于人物很少有真正的爱憎，贾易抗章上奏，是毁誉他人、依附下属、欺罔皇上、背弃公义，死死结党。伏望早日降下命令，贬黜他以惩戒朋党风气。”诏书说，贾易已经被罢去言职，不应当在谢恩表中指名议论政事，所以有此责罚。左丞刘挚说：“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嵓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都早已蒙陛下识拔重用，分别担任言责之职，志向事业尚未施展，妖言诽谤却横行而起。”他们被罢职出任外官，已经各自过了数月，等等。臣愿圣慈特别作出睿断，召回这几十位忠正之臣，入朝供任使用，以慰藉公议，消除奸党，臣将不胜幸运。左司员外郎朱光庭任太常少卿。朱光庭旧传说：升任太常少卿。左正言丁隲议论朱光庭过去担任小官时，曲意奉承权贵，推行法令；如今又更加残酷苛虐，结党依附程颐，倾陷败坏善良之人。他出使河北时，索求名誉，致使沿边州郡的储蓄全部耗空。言论虽未被采纳，士大夫的舆论却为此感到痛快。十一月，右仆射吕公著、中书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丞刘挚、右丞王存说：孔文仲议论朱光庭不当，最终搁置了孔文仲的奏章，朱光庭仍然就任。

译监察御史赵挺之上奏说：“苏轼专门招纳轻薄、虚浮、荒诞、无知的市井之人和俳优，让他们处在自己门下，又专门选取其中最浮浅的人，加以大力论荐。前些日子的十科，他推荐王巩；举荐自己代替他人，又推荐黄庭坚。这两个人轻薄而没有品行，很少有人能与他们相比。王巩虽然已经被斥逐出京、出任外职，黄庭坚的罪恶尤其大，却还在史局任职。考察苏轼的学术，全都出自《战国策》中苏秦、张仪纵横揣摩的学说。近来学士院考试，廖正一担任馆职，竟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夺汉朝的办法作为策问。这几个人，是忠臣烈士所忌讳而从未谈论的。如今二圣在上，苏轼代替皇帝发布言论，却专门引用王莽、董卓、袁绍、曹操的事情，以及寻求篡国快慢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考察他的用心，罪不可赦。假如让苏轼得志，将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三年正月，侍御史王觌上奏说：“苏轼去年冬天在学士院出的馆职策题，自称借汉朝来比喻今天。他所借来比喻今天的，竟是王莽、曹操等篡国难易的事情。缙绅看见后，没有不惊骇的；这表现出他轻薄、贪图利益和权势，不通晓先王性命道德的旨意，只专门从事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权术，并非偶然的过失。” 如果让他长久留在朝廷，必定会树立异论、妄自作为，把这些当作晋升的资本；还会巧妙谋划来伤害别人，以发泄自己的喜怒之气。即使不想深究苏轼的罪，也应当授予他一个郡，使他稍微受到轻浮急躁、争逐名利的警戒。欧阳棐被授为著作佐郎，实录检讨院的官员争论说，不应当让欧阳棐担任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右正言刘安世说：欧阳棐与程颐、毕仲游、孙抃、杨国宝等结交执政大臣的子弟，参与秘密谋划，被称为死党。伏望趁他辞免之时收回新的任命，不仅可以稍稍压制奔走竞争的风气，也或许可以逐渐消除朋党之祸。刘安世又说，请罢免欧阳棐的馆职，以慰藉正直之人的愿望。诏令著作郎黄庭坚仍任著作佐郎。因为御史赵挺之议论他的操行邪恶污秽，所以有此命令。右正言刘安世说：“如果黄庭坚确如赵挺之所说，便是损害名教，怎么可以还居于显要官位？如果并无此事而不加以考察核实，黄庭坚就会无辜蒙受恶名，最终沉沦废弃。伏望圣慈把谏官所说黄庭坚的事情，交给监司依照公正原则查验核实后上报，以使冤屈和正直都得到明辨。”起初，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王觌议论胡宗愈自从担任御史中丞以来，议论政事、提出建议多出于私意，与苏辙、孔文仲各因亲旧关系而结党营私，竭力排斥不附和自己的人，极力笼络与自己同党的人，存心很是偏邪，怎么可以任作执政大臣？内批认为王觌的议论不当，削去他的谏议大夫职务，改任外地差遣。吕大防、范纯仁等商议说：“内降的命令，我们不敢执行下发。”吕公著、吕大防等再次上奏议论，太皇太后厉声说：“如果有人把门下侍郎说成奸臣，你们甘愿承受吗？”范纯仁等退下后便停止争论。奏疏中所攻击的内容，有王觌先前被降职贬责的文字，臣不敢签署，请圣上再次仔细考虑。于是录进欧阳修的《朋党论》。中书舍人曾肇也说：“王觌一人出入内外，不足以决定轻重。陛下言路的通塞、人情的伸屈，就在这一次举动。关于王觌之事，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派他任润州知州，但制词还不敢撰写。”庚午日，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任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请求罢去执政职务，改授门下差遣。【“门慢”疑为“门下”等词的OCR讹误，原文有缺疑。】诏书答复说：“朕开导奖励言路，使下情能够上达；即使准许根据传闻进言，也尤其应当核实事实，怎么能凭没有根由的话，轻易动摇辅政大臣？朕正以宽厚统御众人，依礼让退职之人，又加授美职，把大州交给他治理。朕既没有辜负卿所说的话，卿又有什么嫌疑而辞去职位？只管恭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要自行疑虑。” 这是苏轼所撰的制词。御史赵挺之上奏说：“希望追回并改定责罚王觌的命令。”杨康国说：“去年驱逐张舜民，今年又罢免王觌，都是因为议论涉及执政大臣；一年之内接连驱逐谏官，希望追回并停止罢免王觌的命令。”八月，刘安世又说：“应当罢去欧阳棐职方员外郎的任命，把他贬到外郡，使天下知道公道仍然存在。”十月，刘安世又上奏议论胡宗愈不应当被提拔任用的十二件事。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上疏请求出任郡守，大略说：“谏官从意外之处巧妙构陷，曲意罗织，逐渐积累臣的罪名，使臣在十个人的手中受到挫折，使陛下因三次重复的言语而疑虑。外廷之人都明白这个意思，臣如果不早日离去，必定会遭到倾覆危亡。伏望圣慈念及臣处境的不易，哀怜臣身处此事的极端艰难，始终保全臣，把臣安置在不争斗的地方。”刘安世又再次上章议论胡宗愈说：“隐瞒宰相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嫌疑，窃取中司的重要职位，蒙蔽君主的听闻，毁坏祖宗的法令，暗中结交章惇、曾布一类的奸人，侥幸等待将来；公开把苏轼、苏辙说成朋党，肆意诋毁欺骗，从未振举纪纲，只听说他结交依附了很多人。”又说：“臣为什么偏偏要自我苦害，竭力诋毁大奸，上面冒犯圣听，下面触犯邪党。” 只是我回顾自身，才疏质朴，毫无其他长处；报国之心，只知道奉行正直之道。郓州州学教授周穜上书，请求起用王安石配享。刘安世列举论述说：“翰林苏轼自我弹劾，查究举发周穜，周穜最终被罢职归家。”苏轼又说：“臣观察先帝圣明继位以来，想要斥逐的小人，如吕惠卿、蔡确、张诚、吴居厚、崔合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中、宦官李宪、宋用臣之流，有的首先挑起边境争端，导致战争接连、灾祸相继；有的从中取利、聚敛财货，为国家招来怨恨；有的倡导制造大狱，用来倾陷善良之人。他们的奸恶行为，难以一一列举，而王安石实在是其中的首要人物。如今除这些人已经死亡的以外，即使已经退居闲散之地，但他们的心腹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感念他们的私恩，希望他们重新被任用。朝廷近来逐渐宽待这类人，例如李宪请求居住在近地，王安礼抗拒蔡确，请求放还其地，都立即得到允许。崔舍符、王孝先之流很快又被起用，杨汲也逐渐得到牵连复职。吕惠卿看出朝廷有这种意向，所以竟敢请求居住苏州。这些人都是百姓的大盗、国家的巨大蛀虫，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最大的幸运，怎么可以把他们同寻常因一时过失获罪的臣子一样，按日按月洗刷罪名而重新起用呢！”

译如今既然已经逐渐宽待他们，必然会逐步起用他们。这样下去，吕惠卿、蔡确之流终有一天会重新得势，青苗、市易等法也终有一天会重新施行。现在周穜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竟敢提出这种建议，大概正是有人给了他启发。”臣几个月以来，私下听说执政大臣的意见，大多想减轻对臣的责罚，而宽免周穜的罪过。如果果真如此，就是让今后近臣轻率地援引小人，使吕惠卿之流能够借此窥测朝廷对他们的态度轻重。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消长，忧患涉及国家的治乱。伏望陛下特意作出圣断，严令有关官署审议臣与周穜的罪过，不可轻易宽恕。即使朝廷认为臣本来没有邪心，只是昏暗错误，也请借臣之事来树立法令。这样臣上承知遇之恩，即使说是获罪，实际上也等同于受到奖赏。闰十二月，右正言刘安世论奏章惇强行买取百姓产业，导致朱迎等人经户部赴诉，伏望选派台官审理此案并推问弹劾。四年三月戊寅，刘安世说：自去年四月起，左司谏韩川一同上奏，认为胡宗愈奸邪结党，不可委以重任。此后总共十九次上疏分条陈述，却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天，胡宗愈任资政殿学士、知陈州。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说：恭敬地想，先皇帝凭借聪明睿智承继历代宏大的太平基业，想着竭力使天下重新看到三代的盛况，认为汉、唐都不足以与之相比。当时的议论认为，如果国家不富裕，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是王者论治的宏大见解。当时的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等，不能符合先帝委任他们的本意，反而发扬自己的私意，施行乖谬的措施，大大违背先帝的本旨。他们所谓使国家富裕，实际上使助役法、青苗法变成聚敛财物的办法；所谓使军队强大，实际上使保甲、保马流变成残害扰乱百姓的政令；所谓任用人才，实际上提拔善于迎合、轻浮敏捷的人，认为这是适合时宜，排斥老成持重的人，认为他们没有用处。于是四海兴起议论，先帝很了解这些事情，所以罢退王安石等人，不再任用。后来王珪、蔡确之徒尤其不能顺承皇帝的意旨，接连制造恶劣事端。而先帝已经知道政事中有些不便于百姓的地方，正准备改革，却突然弃世。忠臣义士直到今天还长久为先帝惋惜，就是因为这件事。等到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陛下一同处理万机，临朝统治以来，长期难以施行的法度最终予以废止，危害政事的大臣也予以更换，这正是为了继承完成先帝的盛德美意，并传之无穷，可以说已经十分完备了。然而从前那几位大臣的党羽都失意怏怏不乐，彼此结交，窥伺正人，心中诽谤新政，使他们分布在朝廷内外士绅之间。在职的官吏，不属于王安石、吕惠卿一党，便属于蔡确、章惇一党，大约十人中有五六人。这就是臣寝食不安、独自为朝廷忧虑的原因。臣曾经深思他们的策略，知道他们免不了日夜窥伺时机，一旦将来有可以进言的机会，便制造迷惑视听的阴谋，再粉饰奸邪之言来激发圣意，动摇政事罢了。臣私下推料，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其中最大的必定是离间的诡计；这种话最容易让人接受和听信，祸患也最大，不可不防止其逐渐发展并加以深察。其次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先朝制定法令以治理国家，皇帝陛下作为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却一旦听从臣民的话而有所更改；二是说先朝的臣子大多不再任用，如蔡确等人接受遗命、拥有制定策略的功劳，也被弃置在外。这两种说法，从人情角度说浅显易懂，容易使人听信；但从义理考察，则没有可取之处。这些都是谗毁离间之说，伏望皇帝陛下深切鉴察古事，效法汉昭帝的明察，以辨别忠邪，使将来的奸言异论不能得以进入。还应常常思念太皇太后陛下的言语，心中不疑惑，听取意见不懈怠，这样或许可以长久承继祖宗的基业，天下幸甚。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知杭州。跟随苏轼的右正言刘安世四次具状论奏王子韶的差遣任命不当。刘安世又列举御史李常、盛陶的七件事，说：掌管风纪法度的职位，竟然有李常等人；他们是王安石、蔡确的党人，暗中两面观望，逐渐损害正论，使同类之人逐渐被引入并一起居于要津，那么陛下多年忧劳建立的政事，必将再次毁坏在群小手中，难道不可痛心吗？李常被罢斥，任知邓州，罪名是没有议论蔡确。舍人彭汝砺依旧任朝奉郎、知滁州，罪名是为蔡确经营，并且不肯起草责罚盛陶的辞文【这两面观望的人都出入蔡确门下】。四年六月，谏议大夫范祖禹说：梁焘、蔡确、章惇一党，三人都不可任宰相。左谏议大夫梁焘说：范纯仁主张蔡确是结党作恶之人，不可恢复宰相职位。五年三月，知亳州邓温伯任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嵓叟封还诏书词头，说邓温伯在元丰年间附会王珪、蔡确起草制词，蓄有奸邪意图，伏乞收回新命，另行选择贤才。夏四月，邓温伯兼侍读、提举醴泉观。邓温伯的告命已经发出，言官不断论驳，所以有这道诏令。王嵓叟又封还词头，上奏说邓温伯奸邪事迹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只举陛下亲眼见过的一件事作为明确证据：垂帘听政之初，诏令征求直言，是想了解天下的事情；邓温伯起草诏书，暗中迎合奸臣的意图，表面上迎合陛下的旨意，名义上是求言诏书，实际上是禁止进言的文书，使天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应诏。等到司马光把这个意思全部陈述给陛下，另行起草诏文，天下的实情才得以上达。奸邪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让他在皇帝帷幄中侍奉言语，列入亲近之臣呢？诏令任邓温伯知南京，随后又恢复原来的任命。御史梁焘再次上章，论奏吕大防。又说，朋党兴起，国家政事就会倾覆；蒙蔽形成，君主的听闻就会闭塞；放纵强悍之人，君道就会丧失。这三件事是天下的大患，乞请陛下留意。苏辙任御史中丞，说：臣听说，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守住其官职，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实现其进言，也应离去。所以祖宗朝凡是担任台谏官而进言被采纳的，就留任职务；否则就罢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前后都是如此，因而离去。去年台谏官论奏回河之事不当，意见既未被采纳，而进言的人却都得到优良升迁。今年又论奏邓温伯不可任翰林，意见既没有被追究，而进言的人也都一并升职。朝廷不辨是非，一概提拔，背负了忌讳直言、偏私便利的名声，使臣下养成苟且简慢、怀有私利的恶习，风俗逐渐形成，士人的节操日益衰败。臣如今待罪执掌法纪的职位，如果所说合乎道理，望陛下竭力支持，施行时不要吝惜；如果有一件不当，也请明白地加以罢黜责罚，以惩戒妄言。侍御史贾易说：从前我在谏院论奏吕陶，因此牵涉到苏轼；如今苏辙任御史中丞，我是他的属官，按理应当回避。

译诏令贾易改任礼部员外郎。侍御史孙升说：贾易公正忠诚、正直诚信，神色严肃而敢于进言；他论奏邓温伯的事情，朱光庭等人都升任优良职务，唯独贾易有什么罪过，却被降职，公议无不惋惜正直之臣离去，叹息宰执任意操纵升降。御史中丞苏辙说：臣私下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更改弊政，斥逐众多奸邪，上有忠厚的政务，下无聚敛引起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到现在已经五年，朝廷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唯独奸邪之人失去职位、居于外地，日夜窥伺便利，寻求重新进职，不免用各种方式游说，动摇权贵近臣。臣愚昧，却对此深为忧虑。如果陛下不能察明实情，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让他们混杂进入朝廷，以显示宽大无所不容的意旨，那么冰炭同处，必然导致争斗；香草臭草共放一器，必然留下恶臭。朝廷的祸患将由此开始。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务，时间越久越坚定；慎重任用身边的近臣，不要使邪正混杂。对于在外的臣子，应以恩意相待，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感戴而忘却死亡；这样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安心行善，时间越久祸患越少。当时吕大防、刘挚说想要引用元丰党人，以此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太皇太后很受他们影响，所以苏辙退下后又上疏说：臣从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说君子和小人不可并处，朝廷于是又当面详细陈述，以至于烦渎天听，并没有把臣的话认为错误。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辞仓促迫切，还有未尽之处；退下后臣反复思考。如果让邪正一同进用，都得以参与听闻国家政事，这正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的所在。如今政令已经取信于民，事情的形势大体稳定，议论者却被浮泛之说迷惑，想把他们招来接纳，与他们共同办事，想用这种办法调和他们的党派。臣认为这些人一旦进用，难道只是如此而已吗？他们必将残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个人的怨恨。臣下遭受祸患，本来不值得一提；臣所惋惜的是宗庙和朝廷。自先帝以来，小人掌握权柄已经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去势力，存有觊觎之心的人很多，他们编造言辞，动摇权贵近臣，用福禄胁迫，用利益诱惑，什么手段都会用。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的具体言论，大概也可以料想。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地认为它们正确，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有竞争力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陛下如果确实以反复异同为忧虑，只应长期任用才性忠良、见识思虑明察审慎之士；只要有四五人常在要地，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会知道自行远离。希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断，不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产生咬断肚脐也来不及后悔的遗憾，那样天下就大为幸甚。奏疏呈上后，太皇太后命宰执在帘前朗读，又宣布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非常合乎道理。”宰相也随即附和，从此兼用邪正的说法开始衰落。苏辙又上疏说：“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顺应时势，主持改革弊政，因循百姓所厌恶的事情，屏退小人，天下本来没有异心。各党自行制造浮泛的议论，近来恩德诏令一发布，众人的心就涣然释疑。正直之人有所依靠，人人知道趋向。只要二圣不改变这个意旨，天下谁敢不如此？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纪纲都还存在，州郡百姓大体安宁。如果朝廷大臣端正自身、平心处事，不怀有制造事端以求功劳的意图，而是根据弊病修订法令，作为安抚百姓、安定国家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安定。即使有不同的党派，谁不会归心？过去担忧意见反复的忧虑，就更加不值得考虑了。”又说：“像臣等这些人尚且知道他们的错误，何况那些心怀不同意图、处在反复观望之中、希望政治失误以便借题发挥的人呢？伏乞宣谕执事大臣，政令有失当之处，就改正，不要疑虑；法令有不完备之处，就修订，不要厌倦。百姓之心既已取得，异议自然会消除。”八月，刘挚任中书侍郎。当初因吏额房事务与仆射吕大防意见不合，后来刘挚任门下侍郎后，和台谏官一同攻击吕大防。吕大防称病不出。刘挚常在皇帝面前陈述吏额事务的始末，说这些都是被削减名额的人煽动怨恨，言路所听到的传闻超过事实，不值得深责。吕大防后来对人说：“如果使皇上的意思明白而没有疑惑，刘门下侍郎的作用占大多数。”然而趋逐利禄的士大夫在其中互相构陷，说吕大防和刘挚因此有了嫌隙，于是编造朋党之论。刘挚对吕大防说：“我们心里知道没有其他事情，但外面的议论已经如此，这不是朝廷应有的现象，希望我们引退回避。”吕大防说：“我已经有所请求了。”这天奏事完毕，刘挚稍作停留，上奏说：“臣长期处在近臣之列，器物装满必然倾覆，希望赐臣退休，以避让贤者之路。”退下后，刘挚接连上章请求出任外职，只希望一定能够获准。皇帝派中使召他入朝应对，太皇太后说：“侍郎还不能离去，必须等官家亲自处理政事以后才可以离去。”使者多次催促他入朝视事，刘挚不得已接受命令。不久，吕大防请求辞位，没有获准。等到刘挚升任右仆射，与吕大防同列，不到一年，言官便争相诋毁他。刘挚不久被罢免，朋党之论于是再也无法打破。其根源大概始于吏额一事。秋季，给事中朱光庭、御史杨康国说：“王巩新任的官职不当，诏令另行给他差遣。”中丞苏辙论奏：“王巩在熙宁初年拒绝王安石而不听从；司马光当国时，他高兴司马光的贤能，并推荐他任宗正寺丞。关于爱憎的议论，不可偏听。”当初任命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刘安世不接受，又上章请求任宫观官，诏令依从他新提出的请求，与梁焘、朱光庭相同，都是因为邓温伯请求出任外职。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三次上章，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三次上章，监察御史徐君平一次上章，全部列举论奏。右丞许将因进拟管军臣僚而反复议论，意在倾陷夺职，前后上章请求交给外任施行。十二月，苏辙又说：“奏请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反复请求罢去台职，以肃清奸邪。”许将已经因言论官被罢，上官均又说苏辙等结成朋党，动摇圣意，以含混不明的事情逐出执政大臣，从此无人能够安稳任职了。于是请求罢去言职，便被责罚为知广德军。苏辙说：“杜常曾经注解吕惠卿《千实不字》的含义，以求媚取悦；他不学无术、邪曲谄媚而贪利，太常的职位，请求下令追夺。”

译又再次上章说：“王子韶奸佞，不可任用。”六年春，杭州的苏轼任吏部尚书，二月任承旨；他的弟弟苏辙任右丞，朱光庭任给事中。中丞苏辙说：“朱光庭诬陷杨畏、秦观，请求追回并撤销已经作出的任命。”刘安世任中书舍人，七天后改任枢密都承旨；丰稷暂代起居舍人，将依次补任中丞。苏辙说：“丰稷撰写的词文乖谬，请求降任闲慢差遣。”诏令依从。右正言刘唐老、左司谏杨康国说：“王安礼有贪赃污浊行为，诏令削去安礼的殿学士职衔，仍任知舒州。”左司谏杨康国说：“苏辙有六件事不可以担任执政，请求封还尚书右丞的画黄。”三月初二日，苏辙押入朝廷视事；尚书邓温伯因卧病在床，五次辞谢新命，请求补任外职，诏令不准。王嵓叟劝刘挚说，可以借邓温伯的请求罢免他；又写信催促吕大防、傅尧俞等人。刘挚答说：“岂敢不以自身承担此事？”最终没有成功【吕大防、邓温伯】。给事中朱光庭说：“刘定是奸恶之人，不可列入监司的选任。”黄庭坚任中书舍人，韩川说：“黄庭坚一向没有士人的品行。” 诏令黄庭坚仍任著作郎。癸丑，宰相请求台官协助【杨畏，见《官制门》】。六月，贾易六次上状攻击吕陶。秋季，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上疏说：“臣听说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如果喜怒爱憎彼此相互攻击，那么开始会形成朋党的说法，最后就成为治乱的关键，实在非常可怕。”又论奏贾易结党于程颐并为他报怨，不久一定会论及臣并牵连苏辙，朝廷将没有办法保持安静。伏乞因臣请求回避亲嫌之事，立即授臣一个郡职，以保全二圣始终对臣的恩德。八月，贾易说苏辙大错，不应当让他玷污仁宗皇帝顾念直言极谏的名声，容许他滥进。苏辙任司谏时妄言疏浚治理壕城、发掘骸骨之事；任中书时，与吕陶谋划排陷正直之人的办法，使用巧计得以任御史中丞，帮助蜀党处理赵卨与陕西地界之事，驱逐许将而窃取他的职位。苏轼则庆幸先帝升遐，有“归来闻好语”的诗句，诗题讥毁言官。吕大防所作制书中有“民亦劳止”的话，把治世比作周厉王之时，妄称免役法便利百姓，却想施行决配税户。颜章兄弟本来无罪，却夸大浙西灾伤，建议兴修水利，都是虚妄之事。他还疏浚治理西湖，在湖上筑成长堤，用来供游观。伏望特意加以斥退罢免。辛卯，执政大臣在帘前进呈，详细说明贾易奏疏前后相互矛盾的话，并把原疏附签一并呈入。退下后又具奏，于是诏令贾易出任外职。两天以后，知青州赵君锡被贾易胁持，说苏轼题诗庆幸先帝升天。苏轼于是上疏，把题诗《日月云》交上。赵君锡公然欺骗蒙蔽，伏乞交给外廷施行，以稍稍整肃国法，使今后臣子不至于被仇人无故加上恶逆的罪名。后来赵君锡也因这件事被罢去中丞。当初，右正言姚勔说赵君锡取舍反复，郑雍也说赵君锡在台中只持两可态度。太皇太后也说赵君锡完全没有操守，于是诏令恢复他为吏部侍郎。不久他请求出任外郡，诏令任天章阁待诏。制书任命他知郑州。秦观被罢去秘书正字，是因为贾易论说秦观的过失，也是秦观自己请求的。闰八月甲子，执政大臣在都堂会议，吕大防、刘挚想任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王嵓叟认为这不是枢密院所应参与的事情，但一定会引起议论。刘挚说：“执政大臣任尚书，有什么可议论的？”王嵓叟说：“执政大臣任尚书，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恐怕您取定人选后不肯让他进入枢密院罢了。” 不久奏请获准。王嵓叟对同列说：“一定会招致人们的议论。”吕大防也认为确实如此。任命文书送过门下省后，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进呈，共九次，范祖禹仍坚持原来的奏议。等到吕大防上奏说：“各部长期缺少尚书，现在在职的人资历都浅，不能任用，必须任用以前的执政大臣。”皇帝已有勉强依从的意思。苏辙于是说：“任命李清臣为给事中、谏官，纷纷议论还没有停止；如今又要任用宗孟，恐怕不妥。”太皇太后说：“缺少官员怎么办？”苏辙说：“任用这两个人，与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没有大德，却都要与王珪、蔡确一同进用，这与今天的圣政不合。如今尚书共缺四人，如果把这四人一并任用，使他们互相提携党类，声势一旦合在一起，不只是臣等无可奈何，恐怕朝廷也难以应付。朝廷贵在安静到这种程度，用人之后台谏官怎么能不进言？臣恐怕从此就要闹起来了。”太皇太后说：“不如暂且保持安静。”于是把任命文书收起，亲自下令。范祖禹说：“李清臣应制科考试时作对策，依附迎合大臣，不谈当时政事的过失。”韩琦去世后，先帝褒奖文彦博建立储嗣的建议；李清臣同样依附文彦博，压抑韩琦。韩绛因庆州军队叛乱被贬为邓州，李清臣任他的属官，携带宣抚文书赴京，图谋保全自己，反而列举韩绛三项短处，以表明自己没有参与李璋指使张吉夫辞去市易司的奏议。大概是因为李璋当时正处于责降之中，一旦舍弃他，在义理上心中不安。先帝叹息说：“十户人家的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陈述义理非常高尚，比李清臣贤明得多。”先帝就是这样轻视李清臣。元丰年间出使北方边境时，李清臣曾把价值百千的物帛送给中书承受，又暗中用贿赂结交堂吏；如果召来任用，天下一定会说奸佞之人进入朝廷了。两次奏请都被封还任命。右正言姚勔也说：“李清臣依附当时的宰相，没有大臣的节操。”最终下令罢免。十月，中丞郑雍、御史杨畏应对很久，论奏仆射刘挚和右丞苏辙。郑雍说：“刘挚善于笼络士人，不问善恶，□□□□□□□。”又列出刘挚党人的姓名【三十人】：王嵓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唐适、孙谔、朱京、马辅、傅远庆、钱世雄、孙路、王子韶、吴立礼。右正言姚勔入朝奏说：“刘挚结党，不公正。”

译虞策说：“刘挚的亲戚是赵仁。”宽恕王巩，认为依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挚、苏辙因王巩获罪，都自行弹劾。这一天，两人在宣和殿伏地入对。应对完毕，被押赴都堂。戊寅，签书枢密院王嵓叟上奏：“刘挚、苏辙不应当被罢免驱逐，何况进言者另有意图，不容易测知。臣不知道，是那些长久披肝沥胆侍奉陛下的人可信，还是刚刚踏入言路、尚未得到他们内心的人可信？怎么知道其中没有结党邪曲、挟带私意，暗中为群奸开路的人？陛下为何不稍稍缓办此事，真诚加以考察，将来一定会有所见闻。臣的话并非妄言。”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太皇太后单独派中使赐给苏辙诏书晓谕，命他早日入省供职。苏辙再次上奏请求出任外职。刘挚说：“臣再次具备札子请求外任。伏望圣慈再次派中使赐下诏书；如果不准许，说明恩遇并未改变，臣怎能不感激报答？臣又想到自己居位多年，完全没有功劳才能，内心实在自知，果然招来弹劾。虽然诏旨中已经陈述臣的罪状，仍仰赖圣明洞察照见。吕大防已经招致人们的议论，已经成为国家的负累；如果又安然不去，臣还有什么面目？所以不敢再希望得到皇上的宠遇，在进退之间迟疑，是不愿在天下人面前受到轻视。” 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察知臣处境孤危，早日允许，授臣一个外任差遣。上可以表明朝廷的大公，下可以保全臣子的名节。”这些奏疏已经上呈。有人论奏吕大防说：“论奏刘挚已经十八章，起初并不是因为王巩的事情。后来邢恕经过京师，刘挚与他互通书信并接待他。章惇的儿子是在为将来打算，这又是为什么？只是稍稍以礼相待，就让他离去。”太皇太后说：“苏辙只是推荐王巩，没有其他事情。当初邢恕赴贬所经过京城，刘挚回复邢恕的信末尾说：‘为了国家保重自己，等待将来恢复。’持信的人是监东排岸官茹东济。邢恕的船在哪里？茹东济是个阴险倾覆的人，曾向刘挚有所求而没有得到，便取刘挚书信的抄本送给郑雍、杨畏二人，二人正好弹劾刘挚。得到书信后非常高兴，于是解释信中语句，把‘休复’解释成‘恢复子明辟’的‘复’，说刘挚劝邢恕等待太皇太后将来复辟。又说刘挚在馆舍接待章惇的儿子，所以太皇太后发怒，当面责备刘挚说：‘您应当一心向着朝廷，如果章惇用一个仆射的职位给您，您未必会高兴。’刘挚惊恐，不能回答。壬午，刘挚上奏请求外任。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癸未，枢密院奏事。己丑，王嵓叟说：“昨天有简短奏疏详细陈述，不知道是否曾经得到圣上阅览？臣区区并不是只为一个刘挚、苏辙，而是替陛下惋惜腹心之臣难得，去掉一个，就少一个。”传谕说：“垂帘听政之初，刘挚曾排斥奸邪，功劳尤其大，朕极为看重他。只是听说他与邢恕互通书信，接待章惇的子弟，所以当面责问他，果真如此。朝廷责罚别人，他却暗中传递消息。”王嵓叟说：“章惇曾让刘挚向宰相传话，也没有能够笼络住他。”又传谕说：“朕也不深究其罪，因为他在垂帘听政初期有功；但这件事不应当做。”王嵓叟说：“言事官未必都忠诚正直。听说杨畏是吕惠卿当面所看重的人，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吗？只是想除去陛下的腹心之臣，这就是给奸邪开路。”甲申，王嵓叟又说：“刘挚确实是陛下的腹心之臣。如今大奸还没有死亡，人心危疑，朝廷之上与奸邪为敌的人，以刘挚为首。如果因为一点小过失就将他疏远抛弃，天下人心不知道实情，便会妄自猜测陛下的意旨已经改变，认为陛下反而是在替大奸邪报仇。从前陛下任刘挚为宰相时，奸党自然消退伏藏；如今他获罪多日，群邪互相顾望，已经重新增加了气势。” 苏辙的进用，大体上与刘挚相似，都是众人寄托希望、奸党每日忌恨嫉妒的人；看他们的去留，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奸谋难以防备，自古就是共同的忧患，无不因为君主的意志有所动摇，便急忙进行倾陷排挤。陛下对此不可不察。臣私下听说御史杨畏是吕惠卿的门人，又最受张璪知遇；舒亶任中丞时，举荐他为台官，后来再次授任御史，公议沸腾，众章交相排斥，任命于是没有实行。从此他憎恨正人，常有报复的意图。后来又因赵君锡没有操守，受人驱使，便再三推荐他担任这一职务。谏官虞策也是张璪当面结交相知的人，常常依靠张璪的力量得到论荐。陛下如果确实考察这些事情的始末，还能保证他们没有其他意图吗？”当时已经有诏令锁闭学士院，起草麻制罢免刘挚，但王嵓叟还不知道。十一月戊子，刘挚被罢去宰相，麻制经过门下省时，给事中朱光庭封还，认为刘挚有功，大臣不应当无缘无故离职。进言者指朱光庭为朋党，朱光庭也被驱逐而不辞，因此朱光庭与刘挚一同被罢。□□御史安鼎任知绛州，是依从他的请求。因为弹劾苏辙不当，所以被调出。十二月，翰林学士梁焘说：“如今治理政事的要务，在于辨明邪正的实际。” 大意说：“李德裕曾经对武宗说：‘陛下辨别邪正，专一地委任正人并坚持守住这一原则，那么朝廷一定能够得到治理。’这确实是宰相的话。大概意志不坚定，奸邪就能乘隙而进，迷惑扰乱君主的聪明；意志一旦改变，忧患就会随之而起，还谈什么达到治理的希望呢？圣心向来知道哪些是正人，本来就不多，愿陛下记住他们，使他们始终尽心尽力，保全他们，不要让一点小事动摇他们。如果有离间、毁谤、构陷的言论，这就是动摇人心的计策；愿陛下相信平素所了解的内心判断，坚定地守住它，保全辨别奸邪的原则，毫不疑惑地作出决断，斥退邪人以安定正人。正人知道归依和依靠之处，就没有恐惧，能够奋发尽忠竭节，终身图谋报效，那么朝廷得到治理并不难。附在奏疏后的贴黄又说：如果想举荐群臣中的二三人，不如在言路任用纯正专一的臣子。愿陛下任用平素所了解的正人，常常担任言职，风采凛然，为朝廷内外所敬畏，把他们置于言官之长的位置。他们的心一心忠于两宫，他们的言论对朝廷大公无私，使四方仰望他们，国家声势更加厚重；奸邪小人望风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肃然守正，没有不纯正专一的，陛下就不必烦劳心神了。”

译只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断，确定意旨并坚决施行，这样可以挽救今天的弊病。七年春，丁未，刘挚改任知大名府。中丞郑雍、御史杨畏、殿中侍御史吴立礼都提出了意见。除授知郑州。谏官论奏程颐【见《伊川门》】。王嵓叟任端明殿学士、知郑州，是因为侍御史杨畏说王嵓叟天性极其险恶，刚强固执而徇私，父子一同干预政事，公开进行货赂。监察御史黄庆基说王嵓叟废弃法令、徇私，强横狠毒而自行其是；他的父亲荀龙、儿子王横，交通货贿，窃取并操弄威福。王嵓叟于是称病，奏章再次上呈，所以有这道任命。八年二月己巳，天章阁待制林希任礼部侍郎。御史来之卲说林希品行浮薄，不可以处在侍从之列。三月，苏颂被罢去宰相，因为台章论奏他滞留制书。黄庆基又说范百禄与苏颂同在中书商议除授不当，本应共同承担责任，于是列举范百禄四项罪过。范百禄也请求罢免，诏令不准。己巳，黄庆基说近来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结党朋比、欺骗蒙蔽、刚愎自用、援引党羽，都是他明显的事迹。此前罢免刘挚、王嵓叟、朱光庭、孙升、韩川、王巩之后，他们的党羽才开始衰落；然而洛党虽然衰落，川党又重新强盛。范百禄的亲戚朋友，无论远近，都在掌权的要职上，陛下可以察看并了解。如今既然罪状已经明白，早日赐令罢免，使他脱离党羽，也可以使当权者有所畏惧。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说，承蒙赐下诏书，仍旧供职。国法有常，人言可畏；即使陛下明辨善恶而不受迷惑，愚臣的身份也难以安心。伏望圣慈赶快给予应有的惩罚，以杜绝小人的祸患，警戒在位之臣。诏令任范百禄为太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门下侍郎苏辙奏说：近来因为御史董敦逸说川人势力太盛，臣于是具札子并当面陈述事情始末。承蒙恩德诏令宣谕，陛下深察董敦逸的妄言，认为臣的话可信。臣德望浅薄，进言者轻率地相互诬陷欺骗；如果不是圣明在上，心里知道邪正所在，那么臣孤危的处境难以自安。臣详细考察董敦逸所说，所谓冯如晦的事情，只是他前一份奏状所说的事情之一，那么其余事情也不可不辨明。因此请求逐一交给外廷办理。又承蒙陛下再三宣谕，说其他事情没有事实，只有圣恩深厚，知道臣愚昧笨拙，曲加庇护。臣仰承恩德造化，至死不忘。然而臣忝居执政，明知有人议论臣的过失，却默然不加辨明，实在难以安心任职。陛下如此深切地爱护臣，却不让臣知道董敦逸所说的话，臣私下有些不能理解。如果董敦逸所说果真切中臣的弊病，何必吝惜让臣承认过失来向朝廷谢罪？如果董敦逸所说不实，也应让臣略加辨明，然后出入左右近臣之列，大体免除惭愧羞耻。如果不蒙开恩允许，就不是爱护臣。所有董敦逸论奏臣的章疏，伏乞早日赐予交外廷办理。董敦逸又说川人势力太盛，苏辙、范百禄各自有奏举、主持差除的人，唯独苏轼最多。高丽罪书得到圣旨后，苏轼见到拒绝而罢；黄河闸堰之事，陛下已经下令，苏轼拒绝而罢。臣私下认为，苏颂、范百禄因为滞留制书，朝廷已经施行惩处；如果是苏轼与苏辙，难道只是收受恩宠、营造福泽、结党不公，又拒绝违背君命吗？论他们的情状和罪行，不是苏颂、范百禄所能相比。若释放而不治罪，命令就轻了。乙亥，苏辙又说董敦逸诬陷欺骗，伏望早日赐令施行。辛卯，董敦逸与黄庆基都被罢免，罪名是论奏苏轼、苏辙不当。五月壬辰，董敦逸四次上状论奏苏辙，黄庆基三次上状论奏苏轼。吕大防奏说，董敦逸所说之事，三省都认为不对；关于苏辙的罪过，黄庆基论苏轼说：苏轼前日任知颍州时，违法令，命都监登记并拘收赏钱，不依条例，擅自实行赏罚；又错误地把丁真收入配罪，现正在京西路提刑司、州司依法审查讯问。他的儿子系属于官吏，苏轼已经调任扬州，又入朝任兵部尚书，却还敢越级上奏申诉，导致朝廷徇从他的请求，下令监月按法办理的公事不得协助审查，致使事情拖延。适逢赦令，考察苏轼的用意，特别想姑息小人，大概只是庇护旧日官吏，以此破坏法令罢了。苏轼从前任知杭州时，有百姓颜益接受官府交纳的绢而不肯领取，率领众人上诉；他并没有什么大过错。苏轼不遵守法令，判令将他刺配，虽然苏轼常常自行弹劾，承蒙朝廷赦免他的罪过，但人臣却想任意根据喜怒，随意出入人罪。推究他不遵守法令的用意，大概有轻蔑朝廷之心，他不忠的罪过很大。苏轼自从被进用以来，援引党羽，分布在掌权要职；依附他的人，他极力推荐宣扬；违忤他的人，他公开排斥。前日推荐王巩，已经任命为宗正寺丞；近来推荐林豫，不问资历次序，便任命为知通判军前。又如前些时候任张耒为著作郎，近来任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苏轼极力援引，终于达到这种地步。至于秦观，也是苏轼的门人，一向被称为品行猥薄。前日任秘书正字，已经因言官进言而罢免，但仍没有失去校对黄本书籍的职位，因此奔走钻营的士人，像市场上的人群一样纷纷趋走于他的门下，只知道有苏轼而不知道有朝廷。近来高丽使者请求赐给书籍，这本来是祖宗旧例，而且过去也曾多次赐给他们书籍；苏轼却拒不执行诏旨，极力说不可。等到都省批示送交礼部，全体吏人登记在册，这本来并不是很重的责罚，苏轼却包庇吏人，极力陈说争辩，非要争到获胜才罢休。苏轼在先朝时，曾极力作诗歌讥讽、诋毁朝政，有司推究治罪，实际罪证都在，众人都认为他罪当处死，只有先帝怜悯他，仅仅上奏请求从轻处罚，送到黄州安置。苏轼不能感戴厚恩，反而内心怀有怨恨。二圣陛下刚即位时，任苏轼为中书舍人；他却借撰写制诰，公开指斥先帝时的事情，毫无顾忌，显然是想讥刺先帝，以发泄平日的愤恨。苏轼奉行任命李之纯为河北都转运使的制诰，其中有“慰劳来归者，安抚聚集百姓”的话，竟借厉王之乱来议论先帝。苏轼奉行任命苏颂为刑部尚书的制诰，其中有“盗贼很多”的话，竟借汉武帝的暴政来议论先帝。苏轼奉行任命刘谊为韶州知州的制诰说：“你过去做使者时，亲眼见到百姓的疾苦，尽情进言而不避讳，身处困厄也不怜悯自己，哪里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报应呢？”刘谊得罪先帝，是因为自认为职责在于奉行法度而有所不到，应该由公论来评判；苏轼却大肆张扬地上书，以此使刘谊被罢免江西提举，哪里还能说是“尽情进言”呢？

译至于“哪里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报应”这句话，更是令人不忍听闻。陛下奉祀宗庙，应当设法彰显先帝的宏大功业和美好德行，难道是想替得罪先帝的人报仇吗？苏轼奉行任命唐义为河北运使的制诰说：“朕修订赋役法，贬黜搜刮民财的官吏，去除刻薄而崇尚忠厚，务求用来养育百姓。”先帝制定法令，难道不是想养育百姓吗？这分明是在说先帝不能养育百姓，如今又说贬黜搜刮民财的官吏，分明是在说先帝任用了搜刮民财的官吏。苏轼奉行贬斥吕惠卿的制诰说：“如果有人侵害国家、危害百姓，大多都挥臂自称首恶。先帝制定法令，本来是想与天下人共享利益，先帝这样圣明英睿，超过百王，难道竟肯听从侵害国家、危害百姓的谋划吗？”苏轼所奉行撰写的制诰，都在舍人院，陛下不妨取来看看。还有一些声势言辞，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尽的，臣请求以常人的道理来评论：“对着别人的儿子辱骂别人的父亲，尚且在道义上罪不可赦，何况苏轼代替君王发言，实际上诋毁先帝，按照法律论处，应当怎样呢？”至于他结交依托常州宜兴县人李去盈，强行买下姓曹之人的抵押田产，导致此人上下申诉，请求陛下明断：首先借此消除对先帝的诽谤议论，其次用来端正今日的刑法。又说道：“治理天下，必定先要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必定先要破除朋党。若不是明察足以洞察细微，公正足以兼听各方，睿智足以独自决断，就没有不被奸邪蒙蔽的。”臣近来所说礼部尚书苏轼的事情，已经逐条说明了他的所作所为。臣私下看见门下侍郎苏辙心怀邪念、徇私舞弊，援引党羽，倚仗权势曲解法律，专门同他的哥哥互相勾连，以扰乱朝政。苏轼在外面先答应给人差遣并公开推荐，苏辙就在内部替他回应并加以任用。考察苏轼同吕陶交往结交极为深厚，前些时候推荐吕陶代替自己，于是吕陶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因为在陪伴高丽使者请求赐书籍一事上，苏轼憎恨陈轩不依附自己，于是公开向朝廷上奏，极力排斥诋毁，意图让陈轩出任外官，便把吕陶调任为中书舍人。苏轼任颖州知州时，赵令时任本州岛佥判，苏轼同他往来十分亲密，于是公开向朝廷推荐，称赞他的才干。访闻苏辙见到朝廷议论任命赵令时为差遣，便肆意作伪欺罔。大国子司业赵挺之任御史时，多次揭发苏轼不公正的事情。苏轼任礼部统籍国子监时，专门在太学中搜罗过失，意图压制赵挺之，使他出任外官。访闻苏辙曾参与议论任命赵挺之为转运副使，只因同僚商议而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绩凭借篆字之长在苏轼门下交游，起初并不以公正和史才著称。苏轼既然援引苏辙，于是文绩被任命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任夔州路转运使时，审查揭发公事不当，正被御史台拘留推治，案件尚未结案期间，苏辙因为他是四川人，于是任命他为馆职，差遣为梓州知州。最近断罪敕令才下达，冯如晦虽然依法被削夺官职，但差遣和职名竟然都没有变动。赵卨任鄜延帅时，想要放弃熙河却不敢提出建议，于是写信送给大臣。当时苏辙任中丞，得到这封信后，便为此上奏论列。幸亏谏官刘唐老上疏揭发他们交结、欺诬的情状，这个计划才没有实行。前些日子臣曾经说过，执政不致力于协调和谐，凡是想办一件事、任命一个差遣，往往商议很久也不能取得一致，严重时几乎反复更改，极大地损害国家体统。这是因为苏辙想提拔自己的党羽，所以众人的意见不肯听从他。苏轼曾亲口说，陛下称说他们兄弟孤立，认为一定不会怀疑他们，所以他敢于结交党羽而毫无顾忌。他们的党羽又说，陛下答应重用苏轼，认为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士大夫无不争相登门，以图求得进用；上下互相应和，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党派。况且臣下侍奉君主，只有忠诚守信而已；一旦涉及欺骗蒙蔽，终身都不能再把诚信托付给他。考察苏辙推荐王巩，连篇累牍写了几百字，陛下确实认为王巩可以任用。后来淮南提点刑狱司追查王巩任职期间污秽恶劣、罪行狼藉的事实，证据都在，于是王巩被贬为监当，而苏辙仍安然自若，完全不引咎自责。程之邵是苏辙的表弟。此前任夔州路转运判官，审查知云安军孙拱同程之邵互相论告，正被拘留推治，尚未判明谁是谁非，苏辙却任命程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于苏轼的罪恶，他借奉行制诰，公开肆意讥刺；依法论处，这是指斥皇帝，罪在不赦，何况还指斥宗庙呢？陛下不妨看看苏轼、苏辙的所作所为，一旦失去控制，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这是大防上奏说：庆基说苏轼撰写李之纯等六人的制诰，涉及讥刺毁谤先帝，其中陆师闵的制诰是范百禄所撰，并不是苏轼撰写的。臣私下观察，先帝本来的圣意，是想使国家富强、军队强盛，征伐四夷，但当时群臣迎合得太过分，所以事情后来形成的结果有所失当。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临朝听政，便顺从百姓的愿望，随着事情分别补救改正，这本来是事理当然的。过去汉武帝喜欢用兵，又加重赋税而伤害百姓，昭帝即位后，广泛采纳众议，许多事情都废止不行。汉明帝尚且严察，多次兴起惨酷的狱讼，章帝改用宽厚之政，因此当时天下人大多心悦诚服，没有人认为这是毁谤先帝。比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免除拖欠的赋税，以增加百姓的财力；仁宗即位，停止修建宫观，以减轻百姓的劳力和财力。这些都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用来补救先朝政事的缺失，也没有听说当时士大夫因此认为是在毁谤先朝。近来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排斥攻击，常常以毁谤先朝为借口，不只是中伤士人，还想动摇朝廷，意图极其不善；如果不加禁止，长远来看很不利。苏辙又上奏说，哥哥苏轼所撰写的贬斥吕惠卿的制诰并不是讥刺毁谤先帝。臣听说先帝晚年也深深悔恨已经施行的事情，只是没有时间改正罢了。元祐初年加以改正，不过是追述先帝的美好本意而已。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往事，以至于流泪，当时有几位大臣，其中很有一些人极为不善，却不肯进谏劝止。”吕大防说：“听说永乐失败以后，先帝曾说：‘两府大臣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互相劝谏。’既然如此，那么一时的过度举措，显然不是先帝本来的意图。”太皇太后说：“这件事皇帝应当深知。”吕大防说：“皇帝圣明，一定能够明察这件事。”

译于是得到诏旨，敦逸和庆基一并改任为知军差遣。两人受到责罚后，苏轼上札子为自己辩解说：“臣自幼年开始任事以来，因为刚强偏激、嫉恶如仇，尽情进言而孤立，为历朝君主所知；但也因此被群小憎恨，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自熙宁、元丰年间起，受到李定、舒亶等人的谗毁；到了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又都以诽谤的罪名诬陷臣。前后相互承袭，专门使用这种手段，其中关系到臣下的大节，不能不加以辩明。臣任中书舍人时，恰逢朝廷贬逐几个大奸，所撰制诰中的词语都是原先降下的词头中所说的罪状，并不是臣个人意见，哪里敢有所增删。吕惠卿原为执政，后来获罪，接受散官并被安置，诛罚十分重大；当时承蒙朝廷旨意，把台谏所说吕惠卿的罪状节录后下达，既然已经写在词头中，臣哪里敢删减？只是臣下心里认为事情涉及先朝，不能没有顾忌，所以特意在制诰中分别加以说明，使天下明白知道这是吕惠卿的奸恶，而不是先朝盛德的牵累。至于贬逐的意旨，已经见于先朝，大略说：‘先帝求贤像怕来不及一样，迁善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起初有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凭孔子的圣明，也不信任宰予，揭发他长久隐藏的奸恶，贬到辅郡；还疑心他会改过，稍稍再给他重权。等到陈说欺罔君上的言论，已有砀山之贬；反复教诫，他的恶心仍不悔改，浮躁轻佻、虚妄诬陷，但先帝的善言仍然存在。’ 臣愚昧地认为，古今之中，伯鲧作为尧的大臣，并不损害尧的仁德；宰予作为孔子的高足，也不损害孔子的圣明。何况后来又加以贬黜，深深厌恶他的仁德，这些都是先朝本来的意思；那么臣微薄的忠言，自认为没有辜负职责。如今庆基竟指称这是诽谤，指斥得不是太过分、太虚妄诬陷了吗？其余制诰也都是庆基罗织文辞、牵强附会来构成臣的罪名。比如其中有“慰劳来归者，安抚聚集百姓”四个字，他便说这是指厉王之乱；如果一一都这样罗织别人的言语，天下人就不敢开口说话、动笔写文章了。孔子作《孝经》说：“就像面对深渊，就像踩在薄冰上。”这本是幽王时代的诗。难道孔子不知道自己是在诽谤、指斥谁吗？这种风气由朱光庭开创，在赵挺之那里兴盛，到贾易这里达到极点。庆基又把臣奉为宗师，我恐怕暗中会对臣造成祸害，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遏止了，这不只是臣个人的事情。庆基又说臣奉行陆师闵的告词，其中有“侵吞搜刮百般，招致怨恨诽谤，也称作毁谤指斥”的话。这篇告词原本不是臣在中书所奉行的案底，必定有主名，可以复核查验。所谓“侵吞搜刮、招致怨恨诽谤”，意思也只是指责陆师闵罢了，怎么能叫作毁谤呢？庆基又说臣擅自使用颍州官钱。这件事承蒙尚书省审查核实，但所用的都是法外支给的奖赏，用来奖赏告发强暴恶贼的人，以及追补前任知州任内公使库所短少的贫下行人钱物；事情的情理就是这样，都可以复核查验。庆基又说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之人的田地，过了八年州县才判决归还。这件事原本发生在臣任团练副使、被定罪废黜期间，臣托亲戚投递状文，依照条例买得姓曹之人的一契田土。后来姓曹的人却到臣这里无理抵赖、争夺，臣立即发文给本路转运司，命令依照公议彻底查勘，于是又让他具状申报尚书省。后来转运司派官查勘，查得姓曹之人承认自己无理抵赖，依法判决发配；按理仍应当以臣发出的公文作为主文照会。臣怜悯小人无知，只想求财，臣既然身为侍从，不愿同他计较曲直，所以在他承认、报告并被判决发遣之后，却允许姓曹之人拿原价赎回田地，并且仍然申报尚书省，发文给本路施行。如今庆基却说是本路判决归还给本人，显然是欺骗诬陷。现在公案还在户部，可以调取案卷查验。庆基又说臣在颍州误使丁真被判死罪。这件事已经由刑部定夺，并不是误判入罪，而是提刑蒋之奇妄加弹劾，公案都在刑部。臣私下料想，庆基诬陷臣的事情不止一件；臣既然不能全部知道，而如今朝廷已经知道他的奸诈虚妄并黜免了他，臣不应当一一加以辩论。只是臣下的道义以名节为重，所以不得不上烦天听。太皇太后命苏辙传话说：“因为近来众人正在互相搜罗攻击，暂且应当少惹事端。”苏轼于是具札子致谢说：“天子的慈爱深厚，如同训诫子孙；委婉曲折地保全臣，如同爱护自己的肢体。臣感恩的眼泪，不知不觉自行流下。臣自念才智短浅、命运多舛，性情疏忽而缺少谋虑，半生遭遇祸患，年老时又困于谗言；若不是二圣深知臣，纵然死上百次又拿什么赎罪呢？臣看见东汉的孔融才智疏略而意气高远，凭恃意气不肯屈服，因此遭到路粹的冤害；西晋的嵇康才多而见识不足，喜爱善人、怜惜他人，因此遭遇钟会的祸害。当时人们为他们扼腕叹息，千百年来为他们流泪。臣本来没有二人的长处，却兼有古人的短处。如果不是陛下极其公正而又以宽恕施行，极其仁慈而又以明察照鉴，辨明消长往来的变化，在疑似之间分辨利害，那么臣早已死去，在地下同二人相游很久了，哪里还会有今天呢？臣谨当奉行圣恩而周旋，不敢失坠，必须铭刻在骨，哪里只是写在衣带上而已？希望保全蝼蚁一般的身躯，用来报答山丘一样高大的恩德。六月己未，派勾御药院李倬携带诏书，赐给观文殿大学士、太中大夫、知颕昌府范纯仁，命他乘驿马赴阙。” 此前，侍御史杨畏说：“外间议论认为苏颂刚被罢免，恐怕一定只会任用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这两个人。一人天资偏狭，没有疏通事务、济理政务的才干，而且徇私自用、刚愎自负，未必没有怀恩报怨的意图；另一人的品德、操守、才干、声望等，一概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因为联姻亲戚而掌管军事，朝廷内外早已议论纷纷，心中不平，何况让他担任宰相呢？”右丞郑雍、同知枢密韩忠彦于是听说将任命范纯仁为右仆射，杨畏又说：“治理天下，靠的是赏罚和号令；宰相辅佐君主发布赏罚和号令，以此显示至公。范纯仁去年统帅太原府，命令边境没有得到执行，上下防备失误，贼寇乘机进犯麟州，践踏万里，死者数万人。当时刚刚罢免他的统帅职务并降官，名列贬谪之籍，陛下却突然命令他担任宰相，这是赏罚不正，功罪还没有判明。若认为他有功，那么罪籍尚未除去；若认为他有罪，那么本来不应召回，更何况任宰相呢？陛下任命宰相而赏罚还不明白，凭什么向天下昭示呢？”从此杨畏上了七道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监察御史来之邵说：“范纯仁以程颐为老师，昏暗狠毒而没有才干，对国家没有补益。”等范纯仁到来，杨畏又说：“范纯仁从颕昌被召来，还没有入朝拜见，就张开车盖经过内门，这是不恭敬。”

译太后都不听从。有人说：“杨畏和苏轼都是蜀人，以前攻击刘挚、苏颂，都是暗中替苏辙谋划。”太皇太后察觉了杨畏的意图，所以又从外地召回任用范纯仁。杨畏不久又说：“苏辙不可以重用。”苏轼请求任越州知州，朝廷任命他为定州知州；他上言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通达。陛下开始听政，应当把使下情通达、消除壅塞蒙蔽作为当务之急。”吕陶论述元丰年间的小人【见《宣仁门》】，范祖禹上奏说章惇不可任用【见《辅导哲宗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四 （宋）彭百川撰写 《元祐党事本末》下 元祐八年十一月，此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一同署名进呈拟议。范纯仁说：“皇上刚开始亲自听政，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奸邪倾侧，不可任用。”吕大防一向称赞杨畏敢于进言，而且此前暗中约定杨畏帮助自己，于是对范纯仁说：“难道是因为杨畏平时常常议论您吗？”苏轼当时在旁边，便诵读杨畏弹劾的文章。范纯仁说：“我起初并不知道。”但任命名单不敢预先听闻，于是坚决请求避开此职。吕大防最终破格升任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纯仁担心伤害吕大防，最终不再争辩。杨畏不久上疏说：“神宗皇帝变更法令、建立制度，以垂范万世，请求赐予讲求研究，以成就继承先志的道理。”皇上立即召杨畏登殿回答，询问他先朝旧臣中哪些人可以召回任用，说：“朕不能完全知道其中详情，你把姓名秘密写奏上来。”杨畏于是上疏推荐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并分别对他们的品行义理加以品评，还秘密进呈万言书，详细说明神宗建立法度的用意，请求召章惇为宰相。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十二月己未，权给事中吴安诗说：“章惇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差遣仍照旧，所有录黄不敢签署、宣读并施行。” 诏令依照先前下达的指挥办理。绍圣元年二月丁未，户部尚书李清臣以本官兼任尚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以本官兼任尚书左丞。李清臣首先倡导继承绍述熙宁、元丰旧政，邓温伯、和之表示赞同。乙亥，吕大防任颖昌府知府，两天后改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担任宰相超过六年，群臣的怨恨纷纷归集到他身上。等到宣仁圣烈太后祔祭宗庙时，御史来之邵请求先驱逐吕大防，以此击破大朋党。于是上疏列举神宗所选用的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人，以备日后进用。吕大防也请求离开职位，皇上立即答应了。三月，苏辙依照原官任汝州知州。此前苏辙说：“臣恭敬地看见御试策题多次诋毁近年的政事，有想要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臣身居执政之位，不敢不说。然而臣私下料想，陛下如今没有这样的意图；一定是有人妄自猜测陛下被父子亲情牵制，不再深究是非，也不长远考虑安危，所以劝陛下恢复施行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谓小人爱护君主，只求一时快意；不是忠臣爱护君主，以使国家安定为乐。臣私下认为，神宗皇帝凭借天纵之才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的政事超过前古，其中有些足以百世不改。臣请求为陛下陈述其大略。” 奏章呈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苏辙说：“臣近来因为御试策题有想要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意思，不久便具札子论述先帝所建立的政事如今仍在遵行，而且不止一项。其中有些事情做得过分失当，元祐以来随时修正政事以安定天下，正是子孙孝敬的行为。不知陛下认为臣的话对不对？议论的人认为元丰的事情有可以恢复施行的，元祐的政事也有不合时宜的。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命臣等共同商议，看见可行的然后施行，审察有过失的然后废止，深深以百姓和国家为念，不要对此忽视，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苏辙再次具札子上奏后，皇上很不高兴。李清臣、邓温伯又先行挑拨构陷他，等到当面议论时，皇上更加愤怒，于是责备苏辙说：“臣下进言有什么妨害？只是你昨天上奏说机密事情不能向外宣布，应当保密而不说出来，如今却当着众人公开陈说，只是拿汉武帝的事情来比拟先帝，引用比喻很不恰当。”苏辙说：“汉武帝是明主。”皇上说：“你奏章中说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建立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和均输法；你的意思只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到晚年下达悔过自责的诏书，这难道是明主吗？” 苏辙害怕触怒皇上，走下殿阶等待治罪，皇上的声音十分严厉。只有范纯仁上前说：“史书称汉武帝有雄才大略，是汉朝七位有制度建树的君主之一，苏辙果真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自听政之初，进退大臣应当合乎礼法，不应当这样急暴。皇上的怒气稍稍平息，苏辙举笏谢罪。范纯仁说：“公是佛地位人也。”回到家后，立即具奏说：“今天偶然因政事而心中有所见解，便想把所知全部说出，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但臣天资昏暗，不通晓机要政务，议论事情失当，冒犯天威，实在不敢安心。伏乞圣慈怜悯臣不懂忌讳、出于极端愚昧，稍稍宽减刑罚，特赐屏退，以符合公议。”诏令苏辙任端明殿学士、汝州知州。吴安诗因为撰写苏辙制词不当，被罢免起居郎。夏四月，左朝散郎张商英任正言。张商英此前从开封府推官外调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调任淮南，超过五年没有再被召回，于是开始升任谏官，因此张商英攻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张商英曾上疏论述风俗说：“我神宗皇帝阐明道德的本意，用来造就人才、统一风俗；宏大的志向尚未实现，神灵仍在天上。宣仁圣烈太后保佑陛下，把心腹之事托付给辅弼大臣，把视听寄托于台谏官员；但在势利之人的推动下，是非纷纷而起，阿谀逢迎、牵强附会之徒一旦乌合起来，有的在上违背君亲恩德，有的在下背弃师友教诲；有的稍微合意便传递书信，白天也上门告急；有的手持扇子遮住脸，成群结队地半夜登门；有的用包裹的礼物结交私第中的欢心；有的伏在地上行弟子拜见老师的礼敬。于是浮夸的言论争相出现，卑鄙欺诈之事交相兴起；川党、洛党互相分裂，秦党、汶党各自结朋；拨动之后才行动，称作“平字”；声势大而没有见识，称作“青大”；虽然相互交通、彼此勾连，称作“八关”；暗中制造私事，称作“五鬼”；打听谁属于哪个门户，称作“纳闹”；抱持等待、准备齐全，称作“小鬼”；舍弃亲近之人而离去，称作“过房”；失去所依附的人又回来，称作“归宗”；窥伺察访、互通消息，称作“灭门”。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因臣这篇奏章下达亲笔诏书加以告诫勉励，把它张贴在朝堂，向四方显示，希望卑薄邪恶的风气逐渐止息，淳厚的教化日益得到信服。《易》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大概正是在说现在这个时候吧？”庚戌，曾布任翰林学士，蔡京权任户部尚书，黄履任龙图阁直学士。壬子，御史虞策说：“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撰写制诰的词语涉及讥刺毁谤，希望弹劾查实后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说：“苏轼在先朝长期因罪被废黜，到了元祐年间却升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轼凡是所撰写的文字，都讥刺斥责先朝，援引古事比附今事，多次引用衰世的事情，以满足私人的愤恨；他奉行吕惠卿的制词说：‘因愤怒而建立青苗法，接着实行助役法、均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