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

译建隆元年，安次人扈蒙权任知贡举。庚寅日，上奏进士考试合格十九人【杨砺、同立、舜】。建隆二年，权任知贡举窦仪上奏进士考试合格十一人【张去华等】。建隆三年，知贡举王著上奏考试合格的进士七十五人【马适等】。九月，重新设置书判拔萃科。建隆四年，知贡举仪、薛居正上奏考试合格的进士八人【苏德祥等】。干德元年九月丙子，诏令礼部贡举人，从今以后朝廷大臣不得再行发布公荐；违犯者要从重治罪。按照旧例，每年知举官将要前往贡院时，台阁近臣可以保荐文艺优长的人，这称为“公荐”，然而录取和黜退不可能没有私心。到这时，朝廷下令禁止此事。十二月丁夘，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到内殿复试。吏部试中应拔萃科【田可封、孙迈、宋白、曹利用】，皇帝亲临殿前观看考试。考试结束后，皇帝称许符合旨意，任命曹利用为右拾遗，田可封为著作郎，各赐袭衣、犀带。曹利用另加赐鞍勒马。二年正月，诏令说：“先前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高深足以作为师法、熟悉吏治、通达教化等三科，都委托州府解送，吏部考试时写三篇策论，限定三千字以上。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人应试。这难道不是因为胸怀卓异才能的人以参加常规选拔为耻，怀有正直言论的人又难以在有关官署中得到施展吗？难道一定要由我亲自兴起这种选才之举吗？从今以后，不限内外职官、前资官、现任官、布衣、黄衣，都允许到阁门投递牒文自荐，我将亲自考试他们。”三月，知贡举陶谷上奏，录取合格进士八人【李景阳等】。四月，贤良科录取一人，是博州判官颕贽，因策试符合皇上旨意。三年，知贡举卢多逊上奏，录取合格进士六人【刘察等】。四年，王佑任知贡举，说进士合格者有六人，诸科有若干人。皇上担心遗漏人才，又命令在未被选中的人中选取才学优长者考试策论，提升他们的名次【李肃、毕士安等】。开宝元年，王佑任知贡举，上奏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第二天陶邴入宫谢恩，皇上对左右说：“听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他怎么能考中？”于是下诏说：“选拔人才，不是用来树立私人恩惠；世代享有俸禄的人家，应当敦促子弟从事正业。如果结党营私，极力吹捧，考校文章是公正的器具，怎么能有私情和滥用？从今以后，举人凡是涉及食禄之家，都要详细分别上报，应该让他们复试【陶邴复试后又考中】。”二年，知贡举赵逢上奏进士合格七人【这月皇上亲自出征，赵逢随军任转运使，取士有的在行宫，考官是安德裕、柴成务、王猷可、董循、张绅、陶邴，这些人属于元年所取的士人】。三年三月壬寅，诏令礼部贡院查阅贡士中参加科举十五次以上、曾经考完终场的人，把姓名上报。甲辰，得到司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又录取从未参加终场考试的人四十三人，一并赐予出身。诏令以后不要以此为先例。知贡举扈蒙选取合格进士八人【张拱、王诜、张茂直等】。四年，卢多逊任知贡举，上奏进士合格者十人【刘寅、卫价、刘琼等】。五年，扈蒙任知贡举，上奏合格进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诸科二十人，到讲武殿朝见皇上。因为进士武济川资质最为鄙陋，便黜退了他。武济川是学士李昉的同乡，李昉当时任知贡举，皇上因此不高兴。正好徐士廉诉说李昉徇私取舍不当，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学士卢多逊说：“你也听说过吗？”皇上命令贡院登记落第者姓名，共三百六十人。癸酉，召见这些人，选取一百九十五人；宋准以下以及徐士廉，各赐给纸札进行考试，命御史李莹等人为考官。乙亥，皇上亲自阅卷，录取进士二十六人，徐士廉也在其中，都赐进士及第。又赐给宋准钱二十万，用来张办宴会；责罚李昉为太常少卿，考官杨可法等人也因而获罪受责。从此殿试成为定例。程宋准、贾源、范翔、郭成范、张素、左贞、索箱、李巨源、武济川、裴询、黄相。该年复试宋准、贾源、范翔、郭成范、张素、左贞、裴询、李巨源、董箱、刘总、田宝之、柳毗、刘洗、任载、宋玄庆、徐士廉、安肃、赵白贞、梁谊、吕镑、王住、王文范、赵世南、王利用、王渭。五经科四人，开元礼科七人，三礼科三十八人，三传科二十六人，三史科三人，学究科十八人。夏四月，诏令各州考试官，要求长吏和僚属中有才学、公正的人担任知贡举。他们与考试官共同阅看、详审试卷，判定是否合格，立即驳回，不得为了虚名而优待。到终场时，禁止私下推荐应试举人；举报者按等级给予奖赏。举人勒令退回本贯，处以重役，永远不得进入科场。八月丁卯，王佑任知贡举，知制诰扈蒙、左补阙梁周翰、秘书丞雷德骧一同暂任同知贡举，暂任同贡举由此开始。戊辰，皇上驾临讲武殿，复试王佑等上奏的合格举人王式等人，对他们说：“过去登科的人大多被有势力的家族取得，堵塞了孤寒之士的道路，实在没有意义。如今朕亲自临场考试，完全革除过去的弊端。”王式等都叩头谢恩。于是宫中发出赋题，录取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诸科三十四人。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考试不合格，因为他们取道来到归附之地，也赐予三传出身。王侣宗、王式、刘克荷考中拔萃科。干德二年曾有四人，建隆三年重新设置。选人资格尚未达到限定标准的，各取本州解送文书，到吏部考试判词两条，分五等放选。利用等人在吏部考试中合格，诏令翰林学士在内殿复试，皇帝亲临观看，赐给袭衣、金带。干兴元年，宋若谷以下六十五人。天圣三年，林异以下四人。六年，常禹锡以下八十三人。九年，萧■〈亻垔〉以下三十人。太宗。

译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皇上刚即位，因为疆域极其辽远，官吏越来越多，想要广泛振拔被埋没和困滞的人才，以资补官员空缺，便回头对侍臣说：“朕想从科场中广泛寻求俊杰，并不敢希望选十个能得五个，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作为实现治道的工具。”礼部上奏所试合格者的姓名，皇上驾临讲武殿，出赋题复试，依次用韵，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评定优劣，录取河南吕蒙正、王相、李至、张宏、张齐贤、王化基、王沔、温仲舒等一百九十人，并赐进士及第；其余都赐出身，共五百人。全都先赐绿袍、靴、笏，又在开宝寺赐宴，皇上亲自作诗一首赐给他们。唐代礼部发榜后聚集饮酒，如今在曲江举行，称为闻喜宴；五代时在名园、佛寺中举行，后周显德年间由官府主持，皇上命中使主管，供给帐幕陈设，十分盛大。第一、第二等进士和九经科，授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诸州通判；同出身及诸科一并送吏部，免于选试；优等拟授初资职事，便与簿尉相同。如此宠遇和荣典，是历代所没有的。薛居正等人说取士太多、用人太快，皇上想要兴作文教、抑制武事，没有听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等到吕蒙正等人辞谢时，皇上便召他们登殿，告诉他们说：“吏治中凡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要迅速上报。”又赐给他们钱二十万。有人说：“太祖到西京时，洛阳人张齐贤献上治理并州、汾州富民，封建敦孝，举贤入太学，实行籍田、选用良吏、惩治奸邪、谨慎用刑等十条策略。太祖召见他，在便殿询问，张齐贤用手在地上逐条陈说。太祖认为其中四条好，张齐贤坚持说其余各条也都好，太祖发怒，命卫士把他拖出去。回到宫中后，太祖对皇上说：‘我到西京，只得到一个张齐贤。我不想马上给他官爵，你将来可以收用他来辅佐自己。’后来张齐贤参加进士考试，皇上决意把他置于高等，有司排定他的名次恰好在几十人之后，皇上不高兴，于是下诏，进士中所有第二等以及九经科共一百三十人，都全部越级授官，大概是为了张齐贤这个贤才。” 三年八月，皇上先下诏暂时停止贡举；担心科场中有人被滞留，于是诏令各州，把去年已经取得解送资格的人，除三礼、三传、学究外，其余都在秋季集中到礼部。九月，皇上驾临讲武殿复试礼部录取的合格者，入试者增加一道论题。其余人难道就没有滥进的吗？己巳，诏令从今以后诸科都要酌量确定人数，交错引试，分科隔开座位，命官员巡察，监门严密看守出入。有人用文字往来同吏员勾结作弊的，依法处置。私下以经义互相教授的，驱逐出科场；互相担保和知情者也连坐。进士要加倍审查复核，贡举人不得因为曾经经过御试就不经考试而推荐。开始规定考试官的亲属另行考试，共九十八人。又停止进士考试中的试帖经。皇上驾临崇政殿复试礼部贡举人，录取进士须城人梁颢等一百七十九人。庚申，录取诸科三百一十八人，一并唱名赐进士及第。唱名由此开始。据《登科记》，宰相李昉的儿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蒙亨、监赃使王明明的儿子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问，参加进士考试都进入合格等第。皇上说：“这些人都是和贫寒士人竞争进取的权势之家，即使是凭才艺升等，别人也会说朕有私心。” 这些人全都被罢黜。青州人王从善参加五经科考试，刚刚超过二十岁，自称通晓背诵五经及其注疏。皇上逐一用本经考试他，他背诵流畅，特意赐五经及第，当面赐给绿袍、银带和钱二万。当时左右近臣进言说仍有遗漏的人才。壬戌，重新考试，又录取进士上元人洪湛等七十六人。癸亥，录取诸经科三百零二人，一并赐进士及第。夏四月丙子，重新设置明法科，把《周易》《尚书》各分为一科；把《论语》《孝经》《尔雅》三部小经和《毛诗》专门合为一科，明法科也附考三部小经。进士科九经以下不再学习法书。又因为锁厅应试的人大多混杂滥竽，命令各道州府今后只有选择才学优等、历任官职没有过失的人才可以推荐，并且先奏报等待回复【甲科梁颢年八十二岁，作状元；张惟明、裴湛、钱若水、陈允为省元；熙乙科吕防、李昉、任中正、闾丘陵；丙科赵安仁、陈彭年、凌策、宋惟善、陈昭庆；四等崔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人〕 端拱元年夏四月丙申，此前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任知贡举，放榜录取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榜单公布后，诽谤议论蜂拥而起，有人击登闻鼓，请求另行考试。皇上认为可能遗漏了人才。壬寅，诏令落第者在崇政殿复试，录取进士马国祥以下以及诸科共七百人，命枢密院用白纸写成牒文赐给他们，以“试中”作为名目，令他们暂任各县主簿、县尉。皇上对枢密副使张宏说：“朕即位以来，亲自选拔贡士，大的作为栋梁，小的作为椽桷。如今疆域万里，没有一个人是废材，朕每日勤勉思考，希望达到治理的道理。你和吕蒙正从前曾受到大臣阻挠，如果不是朕独断，这件事就不会成功。”张宏叩头谢恩说：“我三次主持贡士考试，所取如苏易简、王禹偁一类的人，都是有名声的，但被黜退者很多，因此招致了诽谤议论。”当时知制诰李沆也同任知贡举，诽谤议论唯独没有涉及他【程宿、省元王扶、陈尧佐、石成之、诸科卢范以下八十多人】。皇上既然提升马国祥等人，仍担心遗漏人才，又命左右正言王世则等人召集落第进士及诸科人员，到武成王庙重新考试，录取合格进士数百人。丁丑，皇上复试诗赋，又选拔进士叶齐以下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一并赐进士及第【叶齐、江拯、赵准等】。

译雍熙二年三月，此前翰林学士、知贡举苏易简等人采用亲自考试的办法。壬寅，皇上驾临崇政殿考试合格举人，录取阆中进士陈尧叟、知白、曾会、姚揆、苏奂、赵桢、张智、盛度等一百八十六人，赐宴，命两制、三馆的文臣都参加。赐给陈尧叟等人箴文一首，勉励他们修身谨行、考察古道并奉行职事。十二月，皇上对宰相说：“国家选取士人，应当逐级升用。低微职位中隐藏的人才很多，不应以此为限制，希望符合朕急于求贤的心愿。”又说：“做臣子的，在太平时代，功效难以显现；如果处在乱世，往往只使用他的才干，不顾他的品行。像陈平、韩信，片刻之间就能建立功业；处在太平时代，他们的谋略就无从施展。”所以孔子分列四科时，把德行放在首位。又说：“职位低、官秩卑，不能说其中没有贤能之士。大体上，孔子含藏才华、守持道义，难于出仕而容易退处，不求闻达，所以常常忧虑没有人能了解他。”吕蒙正说：“反复考试并让他们任职办事，就能清楚区分能与不能。”皇上说：“人的本性善恶，凭什么知道？”吕蒙正说：“人做善事，终究不能掩盖，时间久了就更加显著；” 至于做恶也是这样。如果只是暂时听到善恶的情况，可能夹杂个人喜爱或憎恶，恐怕会误用人才；一定要经过长久观察，才能使赏罚不至于滥用。”皇上认为他说得好。淳化三年三月，皇上驾临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此前，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等人都因为考试先完成而被提升为上等，于是士人争相学习浮华文风，崇尚敏捷迅速，有人一刻钟作成数首诗，有人一天作成十篇赋。将作监丞、莆田人陈靖上疏，请求糊名考试，以革除这一弊端。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召集三馆的文学之士，开始命令糊名考校，评定优劣，以此分等列名。宫中出了一道诘难性的题目，每天出赋题，应试者惊骇诧异，无法下笔，纷纷叩击殿门栏槛。皇上召会稽人钱易考试，当时钱易十七岁，还未到中午，所考三题都已完成。言官指责他轻浮俊秀，特意黜退。录取孙何为省元、宋台符、路振、王钦若、丁度、张士逊、王曙、薛奎等以下，共三百零二人，一并赐进士及第。皇上告诫他们说：“你们各自都有志向和学业，考中朕的朝廷选拔、出仕任官之外，还要更加精进文才，不要丧失前人的功业。”孙何等人排列行礼称谢。辛丑，复试诸科，举行宴会，赐御制诗三首。进士孙何以下四人，都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诸州通判；其余进士和诸科人员，授予州县职事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人〕 他们到长春殿入宫谢恩，皇上对宰相说：“天下极其广大，要依靠群才共同治理。今年登科及第的又有一千多人，都是朕所选择的。这些人只要能够自行检束，使自己的品行美好，任职后再归来，那么他们在治理政事的通达道路上，成就将不可估量。”当时诏令刻印《礼记·儒行篇》，赐给大臣以及到外地任职的百官，并连同赐给孙何等人，命他们作为座右铭来警戒自己。起初，内殿策试士人时赐诗，到了陈尧叟改为赐箴文；到了孙何，则诗和箴文一并赐给，舆论认为这是荣耀。咸平元年，翰林杨砺等人奉诏主持贡举，请求入对。皇上召他们入座，告诫说：“贡举是重大责任，应当务必选拔和推举寒门俊才，精心寻求才艺真实的人，以符合朕的心意。”杨砺是建隆初年科举榜首及第二名。月壬辰，诏令礼部贡院考试完毕后，每天登记合格者的姓名上报，应当议定降敕发榜，赐进士及第。如果复试中有滥取错谬，知贡举官要依朝廷法典重新治罪。戊戌，诏令因为贡举长期停止，时下人才颇受阻滞，命礼部从合格者中录取进士孙仅等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来年不得以此为例。旧制规定，国子监、开封府举人中有与发解官是亲戚的，只由两司轮流考试，不应当涉及私情。这年秋天，特意选官另行考试钱若水等人，复核进士试卷。按旧例，京府解送十人以上，称为等甲，不是文章优美丰赡、有名望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当时以高辅尧为第一，钱易为第二。钱易颇受同辈推许，感到不平，于是上书指陈发解官所出的《官朽索驭六马赋》，又说诗题和策题的意思涉及讥讽。又有一百一十名进士到府衙诉说推荐送举不公平，高辅尧也投递文书退让，请求以钱易为第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开封府把这件事上报，所以有了这次任命。仍命两制官员讨论所诉的题目。当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极力帮助钱易，考官；度支员外郎冯拯竭力说，钱易的士人品行不可以在天府众多士人中居首。皇上认为士人争竞纷乱，不可以开启这个先例，而且想压制浮薄风气，于是下诏停止争论。冯拯停止两制议论，等到复核考试时，只命钱若水等有文章和品行、两方面都著名的人中一人居首，于是以孙暨等为第一，高辅尧第二，钱易第三，其余都照原来排名。钱易起初因轻浮俊秀被黜退，后来太宗与苏易简谈论当时的文人，并感叹没有和李白同时代。苏易简说钱易能作歌诗，大概不在李白之下。太宗大喜说：“果真如此，我应当以平民身份把他召到禁林。”正好岭南发生盗乱，这件事便停止了。二年正月乙丑，任命礼部尚书温仲舒主持贡举，御史中丞张咏掌管制诰，张颉共同主持贡举，刑部员外郎董龟正、王步共同负责考试，并在卷首加封印，当天仍须进入贡院。礼部贡院从此开始封印试卷。癸亥，下诏说：今年参加科举的人很多，仍依照旧例，恐怕会有遗漏，可以增加录取至七十人；各科增加一百八十人。礼部不久把孙暨等一百五十人的姓名上报，其中各科第一名六人，特意黜退不用，其余都赐予及第。五月，下诏说：天下贡举人中，凡参加过三次考试的，今年一律免予取解；其余仍依照旧例荐送，务必选取有才艺者，不要遗漏贤才；等到奏报名次后，朕将亲自主持考试。三年二月，学士王旦等三人共同主持贡举。三月甲午，皇上驾临崇政殿亲自考试，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人在殿后西阁复核。国子监博士雷悦、著作佐郎梅询负责在卷首封印，皇上亲自阅览，选入等级。赐陈尧复、周企、李社二甲，吕夷简三甲，任布四甲，羌遵五甲，石待问、何宗朝等四百零九人及第，并赐宴。皇上每天都用御诗褒奖赞美他们。共三天亲临殿试，始终没有显出疲倦的神色。这次共擢取一千八百零五人，其中有人自晋天福年间就随计赴试；这种推恩的广泛，近代从未有过。四月，赐应制举人林陶同进士出身。林陶在学士院参加考试没有合格，皇上正想选拔才俊，所以特意奖勉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人、千八百五人〕

译五年三月，皇上亲自考试礼部举人，录取进士益都人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以及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人，并都赐予及第。王曾为省元，王随、韩亿、章得象等列其中。此前，聚集在京城参加贡举的共有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命吏部陈恕主持贡举，陈恕录取的人很多，以王曾为首。到这次考试时，糊名考校，王曾又考中甲科，当时舆论称赞他。十一月，河阳判官张之白上疏，其中一条谈科举的弊端，大略说：圣人处在守文的时代，将要实现清明的教化，根源在于端正儒术。古代学者所学简约而有限，今天学者所读之书无边无际，所讲的道理也不止一种，所以学得越多，心性反而越混乱。如今进士科受到当时大力任用，选拔标准特殊，待遇也优厚。进士所学的是经、史、子、集，有司取士所考的却是诗、赋、策、论。因此，五常六艺的意义来不及探究，所学习的内容泛滥而没有着落，不仅不能专一，还使弊害在其中滋长。为什么会这样呢？群书之中真伪各半，扰乱圣人微妙言论的很多，背离大道宗旨的也不止一种。假如学习这些东西而取得成功，难道不会混杂淳厚纯正的本性，荡失中正之气吗？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够分别掌握治理的权柄，使教令和黜陟得以施行呢？何况儒者的学术，不是把广泛记诵隐僻深奥的内容叫作博学，也不是把善于攻研奇巧之辞叫作文才。如果能够明白并实行制度法令，大体建立起规范程序，那么每逢命题考试，不必超出典章之外；参照正史，至于诸子的思想，也必须选取那些能够辅佐经义、符合大道的内容，超过这一范围的都斥退不用。然后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要求掌握治道的大体，舍弃声律对偶等细小瑕疵。这样，便能使进士一流的人知道自己所读的书简约而有限，知道所学习的文章端正而有要旨；不用设置禁令，非圣之书自然会被世人抛弃；不用另加赏赐，教化形成的文章自然会在世间兴盛流行。皇上阅览后嘉许他，召到舍人院考试，授任右正言。景德二年三月甲寅，皇上亲自考试礼部奏名的举人，录取进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分为五等。皇上对宰相说：昨天亲自阅览考官评定的试卷，以为列入下等的太多，于是另外详细复考，往往都符合标准。近来因为参加考试的人很多，糊名校阅本来在于公平，而考官不了解朕的意图，过分压低等第，想以此表明绝无私心，实在没有意义。李迪的试卷最好，李谘的试卷也有可取之处。听说李谘幼年时，母亲被父亲遗弃，他寄居舅父家，日夜哭泣要求母亲回来，于是断绝荤食，祷告祈求，并且能够刻苦学习，自己取得名次，也值得嘉许。任命李迪为将作监丞，李谘和夏侯鳞为大理评事、诸州通判。进士列入第一等的，任试校书郎。此前，李迪与贾边都在科场有名，到了礼部奏名时，两人却都没有被列入。考官取来他们的文章阅览，李迪的赋押韵失误，贾边的论题是“当仁不让于师”，文章意义与注疏不同，于是特意奏请让他们参加御试。参政王旦议论说：押韵失误，是不够仔细审慎；舍弃李迪、李谘、刘滋、王矩的注疏而另立异论，也不能轻易允许，恐怕士子从今以后放纵无度而没有准则。于是录取李迪而舍弃贾边。当时朝廷舆论大多如此。夏四月，枢密直学士刘师道被责授为忠武行军司马，知制诰陈尧叟为单州团练副使。此前，刘师道的弟弟刘正道参加进士考试，礼部已经奏名，准备廷试；按照近来的制度，试卷糊名考校，陈尧叟任考官，却教刘正道在试卷中暗作私号。刘正道考中后，有人告发此事，诏令削去其姓名，永远不得参与奏名。庚申，皇上亲自考试士子一百人，录取进士范昭等五十一人，其余赐予出身。特奏名进士李正辞论说文武先后，认为“文以静为本，武以动为本；以动止乱而达到静，因此先后次序是可以知道的。”皇上认为这接近正理，将要擢升他入高等，适逢有人说他曾犯杖刑，于是补授三班奉职。抚州进士晏殊十四岁，大名府进士姜益十二岁，都以才俊秀异闻名，于是召来考试。晏殊试作诗、赋各一首，姜益试作诗六首。晏殊作文非常敏捷，皇上于是赞叹欣赏。宰相寇准因为晏殊是江左人，想压低他的名次，却想提拔姜益。皇上说：朝廷取士，只求才干；四海如同一家，难道还要限制远近吗？像张九龄，何曾因为出身偏远鄙陋而弃置他？于是赐晏殊进士出身，赐姜益同学究出身。第二天又召晏殊来试作诗赋，晏殊说赋是自己曾经私下练习过的，皇上更加喜爱他的淳厚诚实，改换题目让他再试。完成后，皇上说：“好。”擢升为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官翰林学士晁迥等上奏进士考试的新格式，诏令颁行。起初，陈彭年认为进士轻浮俊俏，喜欢讥谤主司；宋白主持贡举，厌恶他的为人，便将他黜退。陈彭年对此怨恨，于是重新制定条款制度，许多规定都是针对宋白旧事而设置防范；所录取的人不再考察文才和品行，只考核一天的技艺。虽然杜绝了请托，但列入甲等的人有时并非舆论所称许的贤才，这种情况从陈彭年开始。大中祥符元年夏，皇上亲自考试进士，命李宗谔等八人为考官，告诫李宗谔等务必精细详审，不要遗漏贤能俊才。赐进士姚晔等及第。此前，谢恩之后才命令进士释褐；这一天特意赐给姚晔等人绿袍、靴、笏，并把姚晔等三人任为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超过判诸州四五人的任为两使推官，六人以下任试衔知县，其余任簿尉。姚晔、祖士衡、郑向、杜衍列其中。此前，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贡院监门官，当时贡举刚开始采用糊名法。张士逊向主司说明，自己有亲戚在进士中，第二天就要引试，希望出面回避嫌疑；主司不答复，张士逊便自行说明情况而离去。皇上认为他做得对，把他的姓名记在御屏上，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举人和典试官有亲属嫌疑的，都调到别处考试。二年六月，皇上驾临崇政殿，考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之人，分为五等，赐进士梁固等及第。梁固是梁灏的儿子，因梁灏留下的恩荫，赐进士出身。服丧期满后，他到登闻院，辞让先前的任命，希望参加乡举，皇上同意了。

译四年十二月，此前汾阴赦书规定，举荐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之士，依照东封的成例，只是不再重复考试。丙子，皇上驾临殿中亲自考试进士，考生叩击殿槛，请求指示诗、赋、论题目出自何处。皇上命人抄录题目给他们看，才让他们考试赋、论。试卷中不得使用“小臣儒有”字样。又因为冬日白昼短，停止处理通常政务，立即让考生入场考试。新制定的条制规定：举人试卷由内臣收取，先交给编排官，除去籍贯和状式，按字号编号，交弥封、誊录、校勘人员，用御书印封印后，才交给考官评定等第；评定完毕再封弥，送给复考官重新评定。编排官查看各考官意见是否相同，不同的再考；如果再次不同，就取相近的意见定夺。开始时才把籍贯、状式和字号合并核对，然后排列姓名次序，连同试卷一并上报。于是皇上临轩唱名定第，赐进士张师德、丁度、程琳等三十一人及第。汾阴一路多有人进呈文章。庚辰，下诏把约州参军许洞、推官解旦等九人的姓名附在中书省，说明解旦以及进士范本、陈矩的词学值得采用，授许洞等著作佐郎；原本已赐解旦及第，赐陈矩出身。五年壬子，皇上对宰相说：“听说贡院考试各科举人时，都要让他们脱衣搜查，担心他们夹带书册，这恐怕有失取士的体统，应当下令纠正。”此前，直史馆刘锴请求依照本人的情况，并连同保人一并罚停一次考试。这一年，各科中因夹带书籍被扶出者十八人，连同保人被罚停考试者九十三人，其中十二人应当奏名，有司将此事上报。皇上特意命令他们参加殿试，于是下诏礼部另行裁定，废止连同保人罚停应举的制度。诏令把各州军的试题抄录送入宫中，皇上将要考试进士，担心题目重复，所以从此作为常例。己丑，皇上亲自考试礼部合格的贡举人。在殿廊中分列位置，写明姓名，并且张榜公布，使他们不得移动更换。开始用雕版印刷试题赐给考生，由官府供应起草用纸，录取进士徐奭、明镐、徐杲、王咨、孔道、张演等一百二十六人。五月戊辰，下诏礼部权且停止今年的贡举。七年秋丙子，下诏说：从今以后，派遣发解知举等官员，授诏完毕后，立即命阁门祗候一人引送；锁宿期间不得同僚友交谈，违者由合门弹劾上奏。如果所骑的马尚未到，就用厩马供给。因王曾奉诏参加考试时，曾与学士利瓦伊偶然交谈，合门使魏昭亮认为王曾接受维的请托，便上奏此事，于是有了这道诏令。王曾曾因妻子临产，托维处理家事。皇上驾临景福殿，考试亳州、南京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的举人，录取进士林宥、张观等二十二人，赐予及第并授官，依照西封的成例。皇上对宰相说：“近年举人的文艺颇为精熟，孤贫之人也能取得进身之路；然而做主司也很不容易，顺从请托就会损害公正，断绝荐托又会招致诽谤。”王旦说：“如今郡县极多，人数也多，必须临轩亲自考试；至于南省发解，也是朝廷特意替他们主持，即使是贵戚和主司，也难以从中做成私事。” 八年六月，任童子蔡伯希为秘书省正字，任他的父亲蔡龟从为校书郎。因为蔡龟从善于教育儿子，召到中书省考试后任命他。蔡伯希四岁时，已经能诵读一百多篇诗。起初，开封府发解的服勤词学进士二十人，被下第者刘溉控诉。其中十三人因为寄居籍贯的缘故逃窜藏匿，有司派人追捕。王旦上奏说：“陛下近来屡降恩诏，搜罗才俊，如今反而变成囚禁拘系之事，有伤风教。况且设置科举，本来是为了等待贤德之士；这些人的操行既然如此，希望陛下特别裁断，以惩戒浅薄的风俗。”皇上说：“这大概是当时没有说明白，才造成了这个过错。那些寄居籍贯的人应当一并免罪，刘溉交给外州拘管。”不久，御史高弁上言说：“刘溉控诉的事情确有实情，所受责罚太重。”皇上拿这件事询问王旦，王旦说：“刘溉的控诉未必不对，必须依据供状，等到他们取得解额后再处理；否则刘溉就是控诉缙绅的害虫。朝廷黜退他们的无行，正是谏官应当乐于听到的。高弁妄自陈述奏对，因此说来，若不是圣断明察，辨明举子是误犯，就必须连坐府县，御史如此纠弹实在没有可取之处。”皇上阅览各道贡举人的情况，发现比往年减少，于是说：“外郡官吏没有体察朕的心意。近来诏令屡次下达，只是告诫他们不要徇私。” “如果能够精心选取寒门俊才，即使人数多一些又有什么妨害？”这一年才设置誊录院，命封弥印官把所考的试卷封印，交给集书吏，抄录各司供应账目，由内侍二人监督。命京官校正，用两京奉使印封印完毕后，再送回印院，才送给知考官考校。丙子，下诏礼部贡院：进士参加六次、各科参加五次的，凡达到规定次数而不合格者，都允许奏名。戊戌，赵安仁上报合格者的姓名。皇上对宰相说：“今年科场好像少有诽谤议论。”赵安仁等回答说：“朕也这样说过了。”王旦说：“条文格式已经完备，可以遵守施行；极其公正无私，确实是由此而来。”癸卯，皇上驾临殿中复试，黜退了很多人；又怀疑考官所加的删抹并不恰当，命宰相阅看。王旦说：“考官过于苛难，公正仍在其中。”于是录取进士蔡齐、王举正等四十九人；乙卯科录取庞籍、范仲淹、李若谷等三百八十人；其余各科都赐及第或同出身，并授官，依照元年的制度。蔡齐等考定之后，皇上回头问王旦等人：“有认识姓名的吗？”众人都说：“没有认识的。”这才真是搜求寒门俊才。按旧例本应赐第一名，新喻人萧贯与蔡齐一同被召见。蔡齐仪表秀伟，举止端庄稳重，皇上的心意已经倾向于他。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偏远地区的人不宜居首。”众多士子中蔡齐最优秀，于是仍列第一。皇上高兴地对寇准说：“得到人才了。”特诏金吾供给士子骑从，出行时由两名节级传呼，后来成为惯例。寇准性情自负，尤其厌恶南方人轻薄机巧。出宫后，他对同列说：“又和中原争得了一个状元。”蔡齐是胶西人。四月，赐进士杨伟及第，贾昌朝同出身。大礼开始时，进贡举人献诗颂的人很多，近臣详细考察，只有杨伟和昌期的文章值得取用，所以召到学士院考试并任命他们。天禧元年冬，前江州瑞昌县主簿刘若冲进呈自己所作的文章，命他到舍人院考试，因为策论稍好，特意增加两资。此前，刘若冲建议从今以后凡召试者都请考策论，到这时便采用了他的建议而下令实行。二年秋，下诏说：从今以后，参加锁厅考试的举人，由所在地长吏先考察其才艺学业，合格后即可取得解额；如果到了礼部考试不合格，就应停任现职；此前和以后荐送他们的长吏，也一并从重治罪。

译三年三月，翰林学士钱惟演等四人共同主持贡举。各路贡举人郭稹等在崇政殿被召见。郭稹冒充缌丧期未满，按规定罚停三次考试，连同保人罚停一次。当时有司想替他脱罪，王洙问洙说：“你果真愿意为郭稹作保吗？不愿意的话可以更换。”洙说：“愿意为他作保，不愿意更换。”于是王洙和郭稹一起被罢免。三月，皇上亲自考试礼部奏名的贡举人，作诗赐给考校官，并命皇子书写后给宰相看。录取进士王整以下，赐予及第；程戡、常禹锡、孙堪等依照前例授官。干道元年夏，壬寅，因为光禄寺丞、尉氏人马季良家本是茶商，又是刘美女的女婿，于是召他考试馆职。太后派内侍赐食，催促他早点完成。主试者分派题目让他作文。仁宗时期的科举取士。天圣二年春正月甲午，下诏礼部贡院、开封府、国子监以及别头试处，分别增设点检试卷、封弥、巡铺、监门官。癸卯，命御史刘筠等共同主持贡举。二月乙丑，皇上对王钦若说：“贡举已经停办很久，恐怕遗漏天下贤士，应当令礼部贡院精心加以考校；将来放榜时，进士特意增取二百人，各科三百五十人。”三月，礼部上报合格进士姓名，诏令翰林晏殊、学士冯元等编排等第。乙巳，赐宋郊、叶清臣、郑戬等及第。宋郊与弟宋祁都因辞赋得名，礼部奏报宋祁名列第三，太后不想让弟弟排在哥哥之前，于是推宋郊为第一，宋祁列第十。刘筠得到叶清臣所作的策论，擢升他为第二名。国朝凭策论擢取高等，自叶清臣开始。夏四月庚辰，任特奏名进士李道宗等、各科王播等为将作监主簿及诸州长史、文学、参军。李道宗等都只有五十岁，按常例参加过六次考试；王播只有六十岁，按常例参加过八次考试。皇上于是对大臣说：“他们虽然科举学业不精，但我怜悯他们年老而没有成就，所以加以甄别录用。” 第一甲：叶清臣、郑戬、高若讷、曾公亮、宋祁。第二甲：余靖、宋成、尹洙、胡宿。第一名作《为通判德车结旌赋》，取材于《侯诗》。三年八月辛亥，益州知州薛田说：“本州发解举人，自张咏以来，按惯例供应馆券，让他们到京师；如今得到三司移文，责令官吏偿还所供应的官物，恐怕不是朝廷的意思。”皇上说：“汉代贡士，都是由郡国供给粮食，今天难道唯独不能在远方实行吗？应当下令全部免除。” 四年五月己卯，下诏礼部：贡举人中确实参加过三次考试的，以及各科参加过五次考试的，都免予取解。下诏增加西川、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各州军的进士解额，数量各有不同。又下诏规定，命官参加锁厅考试，从今以后不再考试所作文章；列入乙第的免除责罚。古代制度是先由所属部门选官考试所作文章，然后才允许取解。到了礼部，如果程文不工整，就勒令停试；不合格的，赎罪受罚。到这时，皇上想要拓宽诱导进士进身的道路，近臣参与议定后下达了这道诏令。下第者免除责罚。景祐元年四月，又有诏令，大概这道诏令专指下第者；另一道诏令又涉及不能取得解额者。冬十月乙酉，下诏规定，进士和各科中曾经参加先朝御试、如今没有被荐举的人，允许参加省试。五年春己未，下诏礼部贡院：近来进士只凭诗赋决定取舍，学者有的过多钻研声律，因而不能施展才华；今后应兼考策论。各科不得割裂经注来设置辨问。辛酉，皇上在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又命翰林学士宋绶以下三十六人为封弥、誊录、考覆、详定、编排官，依照旧制办理。乙丑，赐进士王尧臣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韩琦、赵槩、包拯、吴育、陈举亮、文彦博列二甲；刘观、王翼、圣有谟等所试为《南风之熏》赋及诗，执政题为《如金玉论》。夏癸酉，考试特奏名和各科，赐同出身。不久下诏告诫各道举人，应当奋发努力学习文章，不要坐视时日流逝而等待恩泽。七年闰五月己未朔，下诏礼部贡举。庚申，下诏说：“朕考试天下士子，是通过言论观察他们的志趣和趋向；但近来流行风气的弊端，发展到附会小说、割裂前人言论，争相写作浮夸绮靡的文章，对治理之道没有益处，这不是朕对诸生的期望。礼部应再次告诫学者，使他们明白先王之道，能够符合朕的心意。” 八年春丙寅，命资政殿学士晏殊共同主持礼部贡举。三月，皇上驾临崇政殿亲自考试进士王拱辰等二百四十九人，并赐及第。刘沆、孙材、蔡襄、田况、石介、欧阳修列二甲；田师锡、元绛、刘元俞、孙甫、唐介、尹原等列其中。前三名都任签判。八月，学士晏殊说：“唐代明经科也兼试策问，参照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以考察才识。如今专门取其记诵，请最终再考一篇策论。”诏令近臣议论可否，众人都认为各科平素不学习策论，于是议论停止。明道二年秋七月乙亥，下诏各州从今以后考试举人，都要封印卷首，并委托转运司在所属地区选取有才学或公正勤勉的人，担任考试、监门、封弥官。冬十月，皇上告谕内臣说：“近年进士所学习的诗赋多浮华，而学习古道的人有时不能凭此进身，应当命有司兼用策论取士。”景祐元年春，下诏说：“朕想到天下士人的乡学日益繁多，而取士的道路仍然狭窄，有的人隐居乡里，到老也不能进身；应当令南省参加考试的进士和各科，十人取二人。进士参加过五次考试且年满五十岁，各科参加过六次考试且年满六十岁；通常参加过三次殿试的进士、五次殿试的各科，曾参加先朝御试而考试不合格者，全部列名上报。从此大体作为常例。”三月戊寅，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张唐卿以下，全部赐及第。张唐卿、杨察、石询、有吴秘、林槩、张来、杨靖、蔡挺、苏舜钦、柳二友、石亚之、石元之、叶适、柳三接、刘安世列其中。四年春甲寅，下诏礼部贡院：从今年三月一日起申请贡举，举人到省的期限定为十一月十五日。此前，贾昌朝说，举人如果有亲戚在本州任官，或者侍奉父祖而在距离京城二千里的本州，应当命转运司选官进行类试，按十人取三人。诏令两制议论，丁度说，贡举的古制是五月一日申请，十月二十五日皇上召集到省；如果相距二千里的地方移试来不及，希望稍微放宽期限，依照贾昌朝的说法办理，所以颁下此诏。从此各路开始有别头试。六月丙申，下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从今以后都实行弥封、誊录，这是依照左司谏韩琦的请求。十月己未，章得象说，开封进士章仲昌是我的同乡疏远亲属，实际没有才艺学业；近来听说有人控诉发解不公，请求发文把他送回本家。皇上同意了。当时参加锁厅考试的人特别多，投牒开封的有一百多人，国子监和各州的人不在其中。榜单公布后，宰相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成为解元，参政韩亿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落第，因此嘲笑诽谤纷纷而起。然而，殿中侍御史萧定基、直集贤院韩琦、吴育、王拱辰确实主持考试，并没有私情。

译宝元元年春，考试礼部奏名进士三百一十人；各科四百一十四人赐及第并赐出身；特奏名而蒙受恩赐的又有九百八十四人。琼林宴开始时，考试太学篇。吕臻、祖无择、石杨伏、王屏、司马光、吕大临、范镇、吕晦、吴中伏、吴充、陈执中列其中。此前，皇上因为开封所发解的进士陈博古等人受到众人嘲讽诽谤，诏令陈博古和韩亿的四个儿子，以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家静的试卷一概不考。范镇是成都人，家静是眉山人。考官奏请说，范镇本来就有文才，久负科场声名，并不是依附两家的势力才应该允许考试，但仍可降低他的等级。范镇在礼部奏名中列第一。按旧例，第一名赐进士第，从来没有列入第二甲的；即使接近下等，也应当提升。吴育、欧阳修在殿庭唱名定第时，皇上前三名也高声自我陈述，范镇于是默默无言，直到唱到第七十九人时才拜谢出列，退回队列，一句话也没有说。众人因此认为他贤良。礼部第一名列入第二甲，从范镇开始。起初，薛奎任益州知州，回朝时与范镇同行，有人问薛奎入蜀所得如何，薛奎说：“得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将凭文章名闻天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人、四百十四人〕 二年十一月壬辰，下诏礼部：从今以后，诗、赋、论的题目，都要把注疏中的解释揭示出来，不许上请询问。题目如果有疑问而确实应当请示，也不得接近帘前。闰十一月，举行锁厅别试。庆历二年丁巳，命翰林聂冠卿暂代主持贡举。起初，学士李淑侍奉经筵，皇上询问进士诗、赋、策、论的先后，命他依据旧例回答。李淑退下后上奏说：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认为进士只考试策论，考试草率而看不出学问，于是请求帖经以观察学问，考试杂文以观察才干。从此沿袭为常例。到永隆二年，进士考试杂文，通晓文章体制的人才开始考试策论。天宝十一年，进士考试一部大经，能够通晓试文赋，并且通晓后再考试策论五条，全部通晓的列入中等。建中二年，赵赞考试时以时务策五首、箴论表赞各一首，取代诗赋。太和二年，考试帖经，略问经义大旨，取精通者；其次考试论议各一首。太和八年，礼部考试先帖经口义，随后考试策五道，其中三道询问经义，两道询问时务。此后制度不断变更，形成诗赋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如今陛下想求得治理之道，不以雕饰文辞为贵，已经找到了取士的办法。然而考官按考试内容分开评阅，不能综合考察比较；而且每场都有黜退，士子能否中选取决于幸与不幸。希望约略依照古制，先考策，次考论，再考赋，最后考帖经、墨义；并命有司四场一并考试，综合比较优劣，不要因为一场的得失就决定取舍。”诏令有司议论，稍稍施行这项办法。一天，知制诰富弼说：“国家沿袭隋唐取士制度，景德以来法令尤其严密。有人说省试有三项长处，殿试有三项短处，不能容许诗、赋、策、论方面的才干全部显现。花费两个多月研究，广泛取士，如果不选择三篇文章，就不能让考官全部考察；不服气便罢了。”十月，他又说：“殿试始于武后，不足以作为法式。”辛巳，下诏废止殿试。翰林王尧臣、同修起居注梁适都认为祖宗旧例不可仓促废除。过了三天，下诏恢复殿试如初。三月，赐进士杨寘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杨寘登第时，起初在国子监和礼部考试中都列第一；到这次考试，皇帝临轩启封，看见姓名后喜形于色，对大臣说：“是杨寘啊。”公卿相互庆贺，认为得到人才。授任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杨寘、韩绛、王珪、陈洙、王安石、吕公著、苏颂、传尧俞、吕夏卿列其中。三年八月，皇上擢用范仲淹，要求他致力于实现太平。范仲淹分条上奏十件事，第三条是整顿贡举，大略说：外郡发解的进士，是本乡推举、乡里选拔的制度，必须先考察他的品行履历，然后才凭才艺录取。如今却不考察品行履历，只凭辞藻和墨义取士，又采用弥封，不让姓名显现，这完全不是乡里选拔的本意。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考诗赋，一场考策论，人人都精心用意，竭尽所能；再次考校需要很长时间，实际上又会产生差错。到了御试那天，诗、赋、文、论合为两场，既然受到声律的拘束，思想就不能深远；有时只是音韵中一个字有差错，平生辛苦学习便立即被摈退。如果声韵没有错误，即使末流学问浅近，也可以轻易取得科第。既然乡举之处不考察品行履历，御试之日又拘泥于声律，因此士人进退多说是命运，而不说是学业和品行。明君在上，本来应当使人凭品行和学业进身；如今却说命运，这是把善恶混为一谈而归之于天，难道是国家的美事吗？臣请求恢复外郡发解的条约，必须品行没有恶迹、才艺学业达到标准的人，才可以解送荐举，以后不再封弥试卷。南省参加考试的人，既然已经由本乡询问考察品行履历，还应封弥试卷；待才艺学业评定高下后，送入御前，由选官复考，再评定高下，然后拆封查看，明年施行。南省所定的高下中，如果高下相同，姓名偶然列有高低，就不再改动。如果意见不同，人数必然减少，就再加以封弥；最好让两地参照比较，然后在御前放榜，这才是最恰当的办法。三人以上的名次，应当在高等人中选择，由圣意宣布放榜。考校进士时，策论优等、词赋次等的列为上等；策论平常、词赋优秀的列为次等。各科中经义通晓的列为上等，墨义通晓的列为次等。以上进士、各科中以优等及第者，放宽选限并注授官职；次等及第者，仍按本科学制等待选任。自唐以来，及第之人都要等待选限；国家因为收复诸国郡邑的人，才让新及第者暂时放选注官。如今选人积滞，应当有所改革；这又足以劝勉学习，使人知道圣人修身治国之道，如此国家可以得到人才，百姓也能受到恩惠。

译四年春，范仲淹等想要恢复古制、劝勉学习，常说兴办学校是实行德行的根本。诏令近臣议论，于是翰林宋祁、御史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侍御史梅挚、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合奏说：恭敬地接受诏书，其中说：“取士应当考求真实，用人应当充分发挥其才干。”如今教育不以学校为根本，士人不在乡里接受考察，就不能核验名实。有司受声律拘束，学者专门记诵，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人才。这是议论者共同提出的问题。谨慎参考众说，选择适合今日的办法，不如使士人都成为本地居民，在学校中教育他们；然后由州县考察其品行履历，这样学者便会修养整饬。因此设置学校、实行保荐荐送的办法。上面所喜好的，下面就会趋向。如今先考策论，那么作文辞的人会留心于治乱；简化程序，那么学识宏博的人便能纵情发挥。考察经义大旨，那么治经的人就不会专门记诵。诗赋还没有学会的，兼用当今文体；经术还不能很快通晓的，暂时仍依照旧科，这样中等资质的人也都可以努力达到。这就是充分发挥人才的方法。所以规定先考策论，以策论决定黜退；采用诗赋考试格式，并询问各科经义大旨。这几项是大要。州县的封弥、誊录，以及进士、各科的帖经之类，全都是琐碎苛细而没有益处的，一概废除。制度施行后，再用赏罚加以督促；这样培养士人有根本，选取人才不会缺乏，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乙亥，下诏说：“儒者通晓天地人三方面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是博学了。然而学者不能施展自己的学说，有司却专门把声律、章句放在前面加以拘束，那么我朝豪俊奇伟之士凭什么奋发呢？士人有纯正明达、才华茂盛的美质，却没有造就文学的办法；那些修身立节的人，使他们同不肖之人混杂而一同进用，那么有文德、行动敏捷的人才就不能显现。这是取士最大的弊端，学者也以此为忧患，曾屡次提出。近来详细斟酌，仍命政事府参与制定，众人都认为应当以学校为根本来教育士人，然后才能考求他们的品行实绩。先考策论，善于辨析义理的人可以充分陈述；简化程序，学识宏博的人可以显露才干。至于治经的人，稍微增加新制度，同时实行古法，以勉励中等资质者。烦琐的法令和细碎的文书，一概废除，明确赏罚，使各人都受到劝勉。这样就能周全地对待人才，广泛地取用人才。以刻薄方式对待人，不能要求他厚道。如今朕兴建学校、兴起善行，以尊重士大夫的操行为改变制度；革除弊端以充分发挥学者才干，教育的方法，勤勉也已经做到极致了。有司应务必严格训导，精心察举，以符合朕的心意。学者应当进德修业，不要错过时机。凡是这些科条，可以作为永久制度。命令如下：州、县都要设立学校，本道使者从所属部门官员中选任教授，三年更换一次。应从吏员中选，不必固定从乡里选择有多年学业、具备道德的人；三年内如果没有私下遣送，就把姓名上报。士人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日，才允许参加秋试。旧制通常在学校学习满一百日即可参加考试；父母年老而没有嫌疑的，特许有人作保，允许在家学习、到州里考试，也要由人互相作保。有七项禁止参加进士试：一是隐瞒忧服、丧服；二是曾经犯刑受责；三是行为有损孝悌且有明确证据；四是明白触犯法令并曾赎罚，或者虽未赎罚却危害乡党；五是户籍不属本土，借假户籍冒名；六是祖父犯十恶四等以上罪；七是工商杂类，或曾经做过僧道。三场考试先考策，次考论，次考诗，综合评定取舍，废止帖经、墨义。又因为旧制按照词赋声律中偶然切合的情况制定考式，使一个字不合要求就被黜退，导致博学之士临文时处处拘忌，只能低头迁就规矩，美好的文章和正确的意思郁结而不能伸展。像白居易《性习相近》赋、独孤绶《放驯象赋》，都在当时礼部考试对偶格式之外，另有值得观赏的意义，应当详细仿效唐代文体，使士子可以在其中纵情发挥。士子通晓经术而愿意回答经义大旨的，考试十道题；能够明白剖析意义的算作通晓，通晓五道为中等。三史科选取明白史意且文理可取的人；明法科考试判案，假设甲乙二人犯罪，使其合乎律令而依法处理，意思和文理优秀的列为上等。五年，这就是范仲淹十事中的第三条。丙子，下诏礼部贡院增加天下解额，合计各州军，共增加三百五十九人。诏令于是把它定为常额。庆历六年，赐五百四十四名进士出身。贾黯、谢仲弓、田育、王存、赵瞻、孙园、熊本列其中。皇祐元年三月，进士冯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冯京、沈遘等列其中；沈遘因为已有官职，不得列为第一，于是降为次名。钱公辅、李育、文同、毛国华、吴申、吕大防、范百禄、孙几也列其中。所试赋题为《盖轸象天地赋》，日已西斜仍无暇进食；诗题为《天听》，论题为《君人之言论》。二年十一月，下诏说：从今以后，各省元都可以上奏申报，并且派遣能背诵书籍的童子到京城。宝元元年六月戊寅，停止天下举荐能背诵书籍的童子参加考试。五年三月辛酉日，赐进士郑獬等五百二十人及第，另赐二百人进士出身，赐一百五十人同进士出身【郑獬是安陆人。杨绘作《圆丘象天赋》《律听军声诗》《乐与人心论》，滕甫、杨美、蒲宗孟、李无党、李清臣、吕陶、李定、蒲宗闵、杨古客、钱藻】。秋季戊子日，下诏礼部贡院：从今以后，各科举人一律以通晓四经为合格。凡考试经书，只问经文大义，不必要求注疏全部完备。九经科的考试场数，各减去一场，仍不考兼经。又下诏规定，试官如与考生有亲属关系，应命府、监互相调送；若两处都有亲属关系，就改送别头试。嘉祐二年春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代理主持贡举。此前，进士们越来越习惯于写奇特怪僻的文章，句子艰涩尖峭，逐渐失去了浑厚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感厌恶，于是严厉地加以裁抑。他又严格禁止夹带书籍的人。等到考试榜单公布时，当时众人推许赞誉的人全都没有被录取。那些浮躁浅薄的人等候欧阳修早朝，聚集起来呵斥他，甚至街司的巡逻吏也不能制止。有人写了一篇祭奠欧阳修的文章，投到他家里，最终也没能查出作者姓名，便依法处理了事。不过，文风从此也稍有改变。

译丁亥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三人及第，另赐一百二十六人同进士出身。这一年，进士和参加殿试的人开始全部不落第【李复圭《纪闻》说：这一年春天，因为进士羞辱欧阳修的缘故，殿试中没有一个人落第。民监考生作《鸾刀赋》《重巽申命论》。章衡、窦卞、郑雍、吕惠卿、蒋之奇、苏轼、曾肇、朱光庭、曾布、宋希、史元道、王韶、梁焘、苏惟贤、苏辙、刘元喻】。十二月，此前，上封事的人说：“四年举行一次贡举，四方士子客居京师等待考试的有六七千人，一旦发生喧闹，人数众多，势必无法禁止。而且中下等士人往往荒废学业数年；有才学的人若不幸遇到事情，一次没有听从诏令，就会沉沦十几年；有的屡次参加考试而长期困滞，最终贫困老死的很多。因而毁坏操行、冒犯法令以求进用的人数不胜数。应当隔年举行一次贡举，把旧有名额分成两年荐送。”王洙讲授《周礼》，讲到“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时，皇帝说：“古代选拔士人就是这样。现在要隔四五年才下一次诏令，所以有些士人受到压抑，不能进用。” 就当前的办法来说，哪如减少名额而多次举行考试？皇帝下令交给有关部门议论，于是共同上奏说：隔年举行贡举没有害处，只有好处，确实不必怀疑。戊申日，诏令从今以后隔年举行进士及诸科贡举，各科取解名额全部为旧额的一半。进士增加考试时务策三道，各科增加考试大义十道。又另设明经科，考试办法是：通晓两经、三经或五经的人，各问墨义、大义十条；通两经答对八条、三经答对六条、五经答对五条为合格。兼问《论语》《孝经》十条，分八场考试，出身待遇与进士相同。《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学习《礼记》作为大经的人，准许以《周礼》《仪礼》作为中经；学习《春秋左传》的人，准许以《谷梁传》《公羊传》作为小经。旧制度中以讲说经书参加考试的举法一律停止。对于不回本乡、寄居在其他州而应试的人，严加惩处。每年秋试时，由县令、县丞等将其品行履历担保上报州府，州府长官、副长官再审查属实，然后上报本路使者汇总。已经担保以后如有品行缺失，州县都要获罪。如果参加省试而文章错误荒谬，就治原考官之罪。又采纳孙抃的奏议：各州解试名额虽多而合格者少，不必一定凑足名额。八年夏季，皇帝下诏说，科场旧条都是先朝制定的，应当一律不要改动。当时礼部贡院说：四年宋祁等制定了贡举新制，恰逢明年诏令下达，并且允许等到下一次考试再实行；今年秋试已有日期，依据新制，各州军发解时只须由当地官属担保并证明其品行。封弥、誊录等制度全部废止。我们看到，外州发解送来的举人，在封弥、誊录以前，大多采纳虚假的声誉；即使试官没有请托，也往往先取本州曾被荐送的旧人，新人百人中也取不到一人。封弥以后，考官看不见姓名，就必须实实在在考察文章，稍微合乎至公之道。新制规定，进士先考策三道，再考论，最后考诗赋；先根据策论决定取舍，然后结合诗赋确定高下。然而举人到尚书省，每次不少于五七千人，临轩复试时却只到数百人。这是因为诗赋凭声律、避忌等小失误容易决定取舍；如果专门取策论，就很难升降黜陟。诗赋虽说是小巧之技，但仍须命题；如果记诵广博，文辞和义理自然精通。策论虽然有题目，其中的陈述回答往往夹杂其他说法；若不通过五道，就全部黜退，便会使原定解额不足；如果精粗一概收取，又会造成滥进。因此自祖宗以来，不能仓促改变制度。又听说举人可以从经史疑义中出策论题目，共四十条，称为《经史质疑》；至于时务，也只是抄撮其要，浮伪之风更加严重。若用于考试，旧制度以词赋中声律、避忌、剽窃等作为考核标准；现在却特许仿照唐人赋体，赋不限篇章联数，也不限字数。然而古今文章都以体制要旨为先，古代未必全对，今天也未必全错。唐人的体式以及本朝所取名家的诗赋，工拙各半。庸俗儒生尊古非今，不能作通达的议论。自三朝以来，国子监生把诗赋写得漫无体制当作高明，把策论写得激烈攻讦、放纵任意当作精工；这种风气在朝廷内外相互流传，越传越滥。不仅会逐渐误导后来省试，能够合格的人又能有多少呢？臣认为，自祖宗以来得到的人才已经不少，考察文艺本来就有规程，不必改变制度来助长浮薄之风。请仍按旧制办理。因此下达这道诏令。五年三月己卯日，又下诏，贡院所试诗赋和经义也一并恢复旧制。本志认为这是杨察提出的建议，但《实录》只记载上封事者说新制不便，没有写出姓名。八年四月丙子日又下诏，正是贡院申请的结果，也就是本志所记杨察最初提出的建议。弘按：杨察代理判贡院，最初提出此议应在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到了八年四月又再次下诏。贡院再次提出申请，其议论实际出自杨察。五月所提出的内容，只是不知道这时杨察仍在主持贡院，还是已经离任了。现在两种记载都保存下来，并且按照这一年《实录》的记载，不写出杨察的姓名。本志又在这道诏令后记载“张方平知举”，说请下诏恢复辞赋新体，并把张方平擢升为六年二月的知贡举。本志记错了。最初诏令规定外州发解到省后，另派官员复核，大概是担心因此使寒士被错判落选，所以这样做。四年五月，录取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试题有《尧舜性之赋》《求遗书于天下》《诗易简》《得天心之理论》。刘挥、胡宗愈、安焘、刘挚、章惇、蔡确】。二月庚寅日，诏令礼部贡院：曾经参加御试五次的诸科举人、参加御试六次的进士，以及参加省试六次的诸科举人、参加省试七次且年满五十岁的人，都要把姓名具报上来。

译六年四月，录取进士一百八十三人【题目有《士者通天地人赋》《天德清明诗》《水几于道论》。王俊民、黄履、刘奉世、贾易、江术、孔文仲、韩忠彦、王安礼、张焘】。八年三月，赐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另赐六人同进士出身；诸科二百四十七人及第并赐同进士出身【许将、范祖禹、孔武仲、沈括、吕陶】。治平元年五月己巳日，礼部上奏：乡贡进士李加言等说，伯父是道士并已去世，请求按照外继服制降服。服大功九个月，准许他们参加考试。天圣七年，设置武举。皇祐元年，下诏废止武举。嘉祐八年，枢密院上奏认为，文武二选关系到国家治乱，不能缺少任何一项。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临事不知应变而扰乱军法的人，不如平时学习韬略、颇为熟悉兵法义理的人，到了缓急之时加以驱策，可以挫败敌军。何况如今朝廷所任用的稍有声望的人，多是通过武举得到的，那么武举显然不能废除。于是下诏命两制详细议论武举所集的应试学业、考试取中的办法以及推恩人数。两制议请按照进士等科开设武举，允许在京管军官，以及现任横行使、副、知杂和三院御史、谏官，还有三路转运判官、提刑、知军州和各路总管、钤辖，各荐举一人。考试中武艺优等的授殿直，次等授三班奉职、殿直、三班差使。如果策问没有考中而武艺特别高超，就听候皇帝裁决。学士贾黯又奏请仿照明经科制度，在太公韬略、孙武、吴起、司马等兵法，以及经史中谈论军事的内容中设置问题；能够运用自己的意思，或者引用前人的注释，文辞义理明白流畅，以及能够根据所问自己陈述可实行的方略，均算通过。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命令每次开科举荐时，兵部到年中把被荐举人的姓名和人数具报。第二年三月，命馆职二人和兵部判官共同考试策问一道；命马军司考试弓马武艺，把考试等级登记后送交试官复核，合格者具名上报。到八月，又命官员和兵部判官在秘阁共同考试策问；命直学士以上官员以及正任官或横行使一人，与军头司共同考试弓马武艺，把考试等级登记后送交秘阁试官复核，合格者具名上报。九月丁卯日，于是下诏恢复设置武学【大概嘉祐八年开始议论，治平元年九月议定后才下诏；这次下诏是因枢密院提出请求，并不是治平元年九月才开始请求】。英宗 治平二年二月，赐进士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彭汝砺等三人授初等幕职官，依照咸平年间的惯例【彭汝砺、章楶、张商英、舒亶、孔平仲、孙渐】。四年，进士三百五十人，分为四等；从此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许安世、宋级、那思、黄庭坚】。司马光权知贡举。三年冬十月丁亥，诏令说：“先帝认为，如果士人长久不参加贡举，就会懈怠于学习，而豪杰之士也不能得到进用，所以颁布隔年举行贡举的法令，希望能够选得人才。但自从更改法令以来，弊端逐渐加重，为什么呢？乡里选送的文书仍沿用旧制，而各郡国取解名额却减去一半；计偕名籍屡次上报，而道路往返的劳苦实在难当，朕对此深感怜悯。应令礼部每三年举行一次贡举；天下解额在【未行间岁之法纪】之前，原来每四人取三人；礼部奏名的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及诸科人数不得超过进士人数【《举志》说：从此恩典不再增加，而贡举放缓，士人得以休息，官府也因事务不繁而轻松。今前去】。”权知贡举司马光上言：“这次考试合格的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零五人，分为四等；明经及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为三等。”诏令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同出身；明经及诸科第一、第二、第三人分别授防御、团练、推官，其余人依照惯例注授官职并守选。神宗 熙宁三年，知贡举王珪上报合格进士陆佃等人。此前，知贡举吕公着在贡院中秘密上言：“天子亲临殿廷策试士人，却采用诗赋作为考试内容，这不是选拔贤能、谋求治理的本意，请求由陛下亲自裁决，以咨询访问治理国家的道理。”己亥，神宗驾临集英殿，进士刚刚就座，有司仍然发给礼部韵。等到试题发出，才知道是策问。神宗回头对辅臣说：“策问又怎么能够完全考察出人才呢？但还是胜过用诗赋取士。”后来便赐叶祖洽【司马光目录说：当时韩维、吕惠卿初考列为附等的人都在高等，敢于直言的人大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核考试时发现了这一点。吴充、陈襄沿用初考结果。叶祖洽考论祖宗时期多有因循苟且的政事，认为建隆年间曾加以革除并予以更新，初考列为第三等。中允等上奏，泛泛授予等第者中，吕公泽、苏轼编排上官均为第一，叶祖洽为第二，陆佃为第五。程尧佐奏名列第三。因为陆佃知晓新法，所以把他的第二等改为第五等。这一年有两名进士直斥时弊，都列在下等。开封人范越一，不知其名】。

译四年二月丁巳朔，颁布学校贡举新制度。此前，王安石认为应当改革学校和贡举的法令，诏令两制、三馆议论此事。司马光当时任翰林学士，也应诏上议。直史馆苏轼也议论说：“奉诏讲求学校、贡举的利弊，命令臣等各自具写议状上奏。臣以为，取得人才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人；识别人的办法，在于考察实际。假如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明察，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即使胥吏、皂隶之中也从来不缺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法令，臣也认为已经有余。假如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明察，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务，那么即使侍从之臣也常常担忧无人可用，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足。时势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衰废；当它正处于适宜状态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它时，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发生变化，法制也随之变化。这就像江河迁徙一样，顺应它想要流行的方向而治理，就容易取得成效；强行恢复它原来所要走的方向，就难以施力。假使三代的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拔贤才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办法，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学校呢？旧法施行了一百年，治乱兴衰本来就不由此决定。陛下考察祖宗时代贡举的法令，同今天相比，哪一种更精密？当时的言语文章，同今天相比，哪一种更优秀？所得到的文武方面才能出众的人，同今天相比，哪一时代更多？天下的士人，同今天相比，哪一时代辨识得更清楚？把这四项的长短加以比较，结论就很明确了。如今议论改革的人想要变更的，不过有几件事：有人说乡里应当推举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应专门选取策论，废除诗赋；有人想援引唐朝的旧例，同时采纳声誉和名望，废除封弥；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实之学，不用帖墨，而考察经义大旨。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官员，用合乎法度的言论来考试，用实际的学问来取士；广泛通晓经术的人，即使才华不是最突出，也不要废弃；稍稍涉及浮夸荒诞的人，即使技巧高明，也一定黜退。这样一来，风俗会逐渐淳厚，学术会接近正道，或许能够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重蹈衰末之世的风气，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议状上呈后，神宗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些事情，看到苏轼的议状后，疑虑完全消除了。”然而到了这一年，最终还是废除声律，专门注重经义，废止明经及诸科，建立了如王安石所请求的新制度。新制度规定：“中书省说：现在贡举的新制度，进士废除诗赋，各自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并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为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并考大义十道，务求通晓义理，不必完全采用注疏；第三场考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诸科取中的解额，增加进士解额，以熙宁二年解额为标准。”经书科目的数额以此为准；如果应举人数多于熙宁二年，就每十人从诸科名额中另取一人；诸科名额不足三人的，听任依照旧制；每增加二十人，就依照增加十人的办法办理。礼部在诸科解额中奏名，取十分之三，增加进士名额。京东、陜西、河北、河东、京西的进士，以及开封、国子监、诸路曾经应试诸科、后来改应进士科的人，另列一项考核。诸科本次取中的人数，一并充作进士奏名。今后的科场，诸科仍应令其依旧应举；等举行过一次科场后，除原有旧人外，不得再参加诸科考试。五路先设置学官，由中书省选择各路三至五人；即使尚未出仕，但有经术和品行的人，也允许暂任教授，给以相当于下县主簿、县尉的俸禄。愿意应举的人，也听任其参加；等到任满三年，有五人推荐的，奏请堂除为本州判司、主簿、县尉，俸禄依旧；兼授者如果经术、品行卓异，受到士人推重佩服，就授官充任教授。其余州军，都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官及其属官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中有学问品行、可以做人师表的，由中书省衡量后堂除，随即免去原官，兼任本州教授。各州进士人数不足二百人的地方，由转运司会同相邻的两三个州举行考试，仍然分别使用本州岛的解额。殿试考策一道，限制作答一千字以上，分为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第四等赐同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六年正月，知举曾布上报合格进士邵刚等人。己酉，神宗在集英殿亲自策试，于是赐余中【李夷行、陈唐、管师仁、管师渐】等四百人及第或出身【这一年废除诗赋，赐给期集钱三十贯】。九年三月辛酉日，皇帝在集英殿策试，于是赐徐铎以下四百三十人及第出身。绾请求第五等仍按旧例赐进士出身，不要因为同学究出身而感到羞耻，皇帝没有听从。绾后来再次进言，最终皇帝采纳了。起初任命绾知举时，专门以经书取士，前代历史上兴亡治乱的事迹，举人都没有机会学习。绾在策问中，全面考察史学。到这时，他上奏进士张□等合格，被称为得人。事情结束后，绾入宫答对，皇帝说：“你用史学考问来纠正学者，可以说是只举其偏了【徐铎、李克非、邵徇武、杨洵、刘勃、邓洵仁、安律】。” 元丰二年春季丁亥日，诏令以经义和论试宗室。二月，辛未日，知举许将上报合格进士朱浚明等。庚辰日，皇帝在集英殿策试，于是赐时彦、陈瓘、朱浚明、晁补之、家彬、张康国等三百四十八人及第出身。这一年免试刑法。五年二月，知举李清臣上报合格进士刘槩等。壬辰日，皇帝在集英殿策试，于是赐黄裳【刘案、张驯、李西美、余深、邹浩、三石解、冯解、程美、杨晦禾、杨庭杰】等五百九十人及第出身。刘槩是开封人，黄裳是剑浦人。黄裳初考列为下等，皇帝亲自擢升他为第一，考官苏颂等人各自被罚金。

译八年丁亥日，三省说：礼部贡院发生火灾，试卷三份中有两份没有收回，想让礼部另行锁院考试，皇帝同意了。三月，命兵部侍郎许将、给事中兼侍讲陆佃、秘书省监孙觉共同代理知贡举，因为失火而重新考试。夏季四月己巳日，诏令重新考试进士、诸科和武举人，停止今年的御试；其中应当直接参加殿试的人，把前次省试的等级、名次编排在这次止奏名之下；没有参加过省试的人，就与正奏名进士同场，另加试策一道。五月乙未日，礼部说：贡院认定合格的进士郑奕、江屿、刘正夫、太史章触犯高兖王的名讳，驳回不取。丙申日，太皇太后说：这些举人也没有事先知道，特许收录。蔡确说：按法应当黜退，但事情起初是无意误犯，宽恕他们足以彰显盛德，于是允许按例附在榜末。诏令科场推恩，依照治平四年旧例：正奏名进士、诸科由吏部发给优牒，特奏名由中书省发给敕告；熙宁年间废除的优恩制度，如今恢复。丙申日，赐刘逵、徐处仁、谢良佐、白时中、郑居中、薛昂、丘常、孙渐、刘洵仁、王衮、侯蒙、刘正夫、宋鼎等五百七十五人并释褐；武举进士都赐袍、笏、银带。刘逵是隋州人【这一年状元原本是焦蹈，焦蹈去世】。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尚书省说：礼部以掌管贡举为职责。我们看到，朝廷用经术来考试科举，大概是想让人懂得义理，学习探究经学本源。近年以来，承学之士大多见闻浅陋，文辞格调低弱。他们治经时只专守一家之说，排斥诸儒传记中的说法；写文章时只求解释经义，却不知道声律、体要之学。深怕人才因此后继无人，而适合实用的言论也从此消失。希望朝廷对取士办法重新裁定。礼部又说：请设置《春秋》博士，并令进士专治一经。侍御史刘挚又说：我们看到，本朝以来设置科目取士，一直沿用唐制。进士所考的诗、赋、论、策，实行了一百多年，号称能够得到人才。熙宁初年，神宗皇帝崇尚儒术，阐发义理，以造就新人才，认为章句分析过于琐碎，损害大道，于是废止诗赋，改试经义。臣愚昧地希望恢复诗赋与经义并用的考试办法。进士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策。经义用来考察学问，诗赋用来考察文章，论用来考察见识，策用来考察才能。前两场决定取舍，后两场决定名次。又说：近来明法科举人考试律令、刑统大义以及断案，称为杂科。明法科登科的人，吏部将司法官员的空缺优先差注，位次在进士及第者之上。臣认为应当有所改革。希望杂科明法也增加《论语》《孝经》大义，并把登科名额削减一半。到注官时，与诸科一律按日期和资序办理；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事法律的人稍微不远离义理，而士人的等级也不至于失序。希望圣慈裁酌。如果赐准，就请今年下诏，并从元祐五年秋试开始实行。”诏令礼部会同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集议上奏。将来的科场一律按旧法施行。三月，司马光说：臣看到朝廷的科场制度，奉圣旨令礼部会同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上奏。臣私下有所见解，不敢不让陛下知道。凡是取士之道，应当把德行放在前面，把文学放在后面；文学之中，又应当把经术放在前面，把辞采放在后面。神宗皇帝完全废除诗赋和经学诸科，专门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这是革除历代积弊、恢复先王法典的举措。只是王安石不应当把一家私学当作唯一标准，想压倒、掩盖先儒，于是命天下学官讲解和科场程序都与自己相同的取用，不同的黜退。又废

译黜《春秋》而抬高《孟子》，废弃六艺而尊崇诸子百家；加上只考文学，不勉励德行，这就是它的过失。如今国家要确定大义，科场制度希望尽善尽美。依臣所见，不如在先朝成法的基础上，把明经、进士合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天下学官依据注疏讲解。学士广泛考察各家学说，自行选择其长短，各随所好。《春秋》只采用《左传》，《公羊》《谷梁》以及陆淳等人的说法，都列为诸家。《孟子》只作为诸子书，不再考试大义。应举者听任自己专门学习，学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但都必须学习《孝经》《论语》。在家状前注明所学习的某经。臣愚昧所见就是这样。希望把臣的奏议以及礼部等官员的议论，张贴在国子监门，并广泛下达到各州有州学的地方，张贴在学门，命举人在一个月内陈述自己认为哪种办法最好，由本州附在递送文书中上报。等到各地意见齐全送到京城，再委托其他执政官详细审阅斟酌，从长远考虑施行。此前，司马光把奏稿给范纯仁看，范纯仁回答说：“《孟子》恐怕不能轻易贬低；这样做仍然是废黜六经中的《春秋》。” 请再加以裁量。”司马光欣然采纳。左司谏王岩叟上奏：“臣深切认为，学校之所以聚集众多人才并快乐地培育他们，是为了确定他们的志向和学业，发扬他们的声誉，使他们从容舒缓地等待科举。没有必要在科举之外另立进举的名目，设置许多歧途使他们心志支离，又激起彼此争竞，使利害得失日夜在胸中交战，损害培育德性、涵养道义的厚重心意；这不是敦厚教化、培育人才的办法。臣愚昧地请求鉴于已经出现的弊病，废止三舍法，解除先生和弟子不能相见的禁令。学士、大夫在没有疑难的讲解之外，再以公试、私试考定高下，像从前那样就足以奖掖才气、维系风声，使众多士人欣欣然从学，那么上庠就会重新具有雍容和乐、平易宽舒的美德，成为四方所效法的榜样。请求下交礼部以及司业、博士共同议论。”右司谏苏辙说：“臣看到礼部议论科场，想恢复诗赋，议案上报后还没有决定。而左仆射司马光说，请以九经取士，并由朝官以下保举举人为经明行修科，到现在已经多日了，两项议案都没有施行。臣深思，来年秋试距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如果议论不能及时决定，四方传闻朝廷有这种异议，便会无所适从，不免疑惑烦乱。臣希望先下达指示，明确说明来年科场一切按旧制办理；只是所答经义兼取注疏和诸家议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仍然废止律义，使天下举人知道已有定论，专心学习，等待选试，然后再慢慢议定元祐二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还不算晚。先前建言的人主张专门采用诗赋，完全黜退经义，太学生改学其他业的有十分之四五。监察御史上官均说：义术以义理为主，诗赋以文章为工。以义理为主，言语是实，根基在本；以文章为主，言语是华，追求的是末。先帝革除数百年的弊病，并不是容易的事；而议论者不考虑本末，竟想重蹈以前诗赋的弊病，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可取。愿陛下详细审察并听从施行。又说，请命令学者各自占习三经，以《论语》《孟子》为兼习，不必专门采用新义；考试策两道，一道询问历代，一道询问时务；禁止使用佛典，不得专门依据《老子》《庄子》，这样与专门采用诗赋相比，便是让学者把精神耗费在无用的文章上，得失实在相差很远。奏章上了三次，又写成六篇议论来驳斥主张者

译。后来诗赋与经义最终并用。诏令每逢科举，诏书下达时，文官中升朝官以上犯有赃罪以及无私罪而罪重的人，在应进士举的举人中，不论哪一路、公荐或私荐，只要有服亲属，就各自荐举一名经明行修的人；等将来发解和南省名册公布时，在每个人姓名下面注明“经明行修”四字。

译到殿试唱名时，把这些人的姓名各提升一个甲等。如果后来任官期间又犯正入己赃罪，或犯有违背名教的罪行，定罪以后还要追究收受其荐举的举主；并且依照被荐举的选人转为京官时减一等的规定办理。此前司马光说：先前已经有朝廷诏旨，来年科场暂且按旧法施行。臣私下听说，近来又有圣旨，进士经义兼用注疏及诸家学说，仍然废止律义，先行施行。臣思考朝廷的用意，大概是因为举人经义的体制专门学习王氏新学，人人都务求搜集附会。臣请求设置经明行修科，是想使举人的趋向改变，远离科场而敦尚德行，不专门取文学；这样可以美化教化、厚重风俗，对经义的体制尤其重要。应当让举人预先知道。请求也下达朝旨，先行施行，何况这与进士旧法并不相妨。皇帝同意了。十一月，三省上奏，请设置经义、词赋两科，下交议论后皇帝同意。元祐三年四月丁未日，诏令说：“制科的设置，已经很久了。自西汉以来，开始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寻求才俊，皇帝亲自临场采问，接受他们的条对，所以天下杰出非凡的人才、谨守经术而自重的士人，都能够一同进用，而正直的言论也更加能够上达皇帝。从此以来，历代都采用这种制度。到了祖宗时代，以神圣文武相继承袭，设置六科选拔之制，规定策试三道，以此网罗天下贤俊。一百多年间，号称能够得到人才。先皇帝兴办学校，崇尚教育，用来造就新人才、改变天下风俗，所以科目的设置有些尚未顾及。如今天下士人大多通晓经术，也知道自己的所学。应当恢复策试之科，以求选拔超出常人的人才，辅助治道。现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从今年开始，命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荐举一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只要学问、品行都优秀，能够承受策问，就可充任；并且具列其辞业上报，其余仍按旧制办理。”十一月庚申日，三省上奏，核对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的指挥：“将来的科场暂且按旧法施行。” 四月十二日的指挥说：“仍然废止律义。”六月十二日的指挥说：“将来的科场程序不得使用字说，兼用古今诸儒的学说；如果是自己的见解，就不许引用申不害、韩非、佛教的书。考试官不得从《老子》《列子》《庄子》中出题。”荐举经明行修的人：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江东、江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广、东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河、北夔州、利州路各一人。委托州县当职官共同具保，任由监司上报；监司再加以考察，按照上述人数具奏，仍在发解前移文报告本州，作为本州解额赴省；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除上述逐次下达的朝旨已经施行外，现在拟依照下面的办法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考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考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子书、史书和时务策三道，根据四场的成绩综合决定取舍和高下。新科明法仍按旧制考试断案三道、刑统义五道，增加《论语》义二道、《孝经》义一道，分为五场，仍等到元祐五年秋试时施行。各路荐举来的经明行修之人，如果省试不合格，不立即黜退，另列一项上奏，请求指挥处理。皇帝同意了。三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挺之说：贡举采用三经新义取士，近十二年来一直如此。现在听说外间议论认为，苏轼的文章本意在于改革，如果看见引用新义，必定想要黜退。请礼部贡院把举人引用新义注疏的文理是否通顺一并考核。诏令送交贡院知悉。又诏令殿试时经义、诗赋并考策一道，也采纳赵挺之的请求【吕公著家传说：起初，公著在仁宗朝时，曾请求进士先考策论；神宗初年，又上议以经术取士。到熙宁三年任知贡举时，便秘密告诉皇帝，临轩考试专用策试。不久，公著因议论青苗等事获罪离职。到这时，朝廷在殿试中采纳熙宁初年恢复策试的办法；进士叶祖洽议论讥刺祖宗，从此以后对策者询问前朝以迎合当世，于是有人认为策问可以废止，应当恢复诗赋。论及三题时，公著说：天子临轩发策，延请四方贡士，询问治道，难道不是接近古代的良法吗？至于答卷的是非邪正，则在于考官取舍，于是恢复旧制考策】。三月丁巳日，皇帝在集英殿考试进士。戊午日，考试特奏名和武举进士。庚申日，考试诸科和特奏名人。癸亥日，在崇政殿考试武举进士的射艺，推恩补官十五人。诏令废止考校祖宗时期免除亲自考试的制度【《日录》说：宗室自熙宁以后逐渐知道向学，所以科举中的宗室进士稍稍宽待，于是分开考试以示区别；从此开始知道勇于向学，到这时废止】。己巳日，赐进士李常宁、刘寿章、援杨、彭史、愿史、通范致虚、费贡等二十四人及第，又赐一百九十六人出身，另赐一百八十八人同出身；其中宗室子弟湜授承务郎，令馡授承奉郎。诸科明经七十三人，各赐本科学及第出身，同出身者按等级有别。庚午日，赐特进奏名进士、经明行修王邻臣等同五经、三礼、学究出身，分别借授承务郎、京府助教、诸州文学助教、右班殿直、三班奉职、借职、差使，共五百三十二人。甲戌日，增加新释褐进士钱一百万、酒三百壶，作为期集费用。六月庚辰日，诏令今后一次科场中，如果有尚未学习诗赋的举人，允许按旧法参加发解；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解额的三分之一。凡解额为二人的，全部取中；有零数以及解额为一人的，也一并取文理优长者。

译十月，傅尧俞等依据元祐三年九月九日的敕令，上言中书省臣僚：将来的殿试应当立即采用祖宗考试三题的办法，并请求把《论语》赐给中外士人。九月九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命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官、御史台官、国子监长官和副长官迅速详细议论上奏。臣等认为，天子亲自策试贡举，自汉代以来从未改变。唐代进士虽然考试诗赋，但只是由有关部门奏请施行而已。本朝开宝六年，太祖才开始召进士到朝廷亲自考试。当时公卿没有提出建议，改用策问，而仍只采用诗赋，于是沿袭成令，没有人能够改变。神宗皇帝认为这不是天子临轩接见贡士、询问治道的体制，熙宁三年开始改为策试，一直到元丰五年都赐以策问。臣等认为，学校教育诸生，州郡发解，礼部考贡，如今已经全部采用诗赋，足以考察他们的文辞。至于御前进士考试，应当完全依照先帝旧例考策，这合乎制度，在古代也是合理的。十一月，中书舍人彭汝砺说：臣依据礼部移文，奉旨令两省、两制共同详细审阅修订考校诗赋的办法和格式，具奏上报。”}], 臣私下想到：先皇帝受上天光明的使命，忧虑圣道受到阻塞，果断独自作出决定，起初采用经术来造就士人，以革除数百余年来的弊病，使士人知道根本而且趋向正道；可是议论者却只嫌经义文章写得不好，想要沿袭隋唐的弊法，轻慢玩弄经说，使败坏圣道、真正做学问的人疑惑不安，并不知道这样是在选取士人。臣在内心考察，拿古代来验证，参照今天的情形，反复推究曲折之处，始终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学校和选举制度，应当一概采用元丰年间的条约，对“经明行修”“贤良方正”等科稍加损益，大概也就差不多了。至于诗赋，确实应当停止。臣涉猎圣道浅薄，不愿凭片面之辞，以个人意见违逆众人共同的看法，是否可以这样？朝廷已经实行的法令，必定还不能立即更改，还请下令给学士大夫详细议论可否，以求取其中的道理，使是非和好恶或许有所归宿。闰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暨、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说：臣等近来屡次上奏，请求把经义另设为一科，如今与诗赋科并行，均等取用。大概是因为按照现行科场诏条，将来有一次科场，如果有未学习诗赋的举人，允许依旧法参加考试、发解，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解额的三分之一。由此看来，朝廷已经没有另外采用经术设科取士的意思，只是因为旧人没有学习诗赋，姑且在将来的一次科场中按比例、按分数收取，实际上是想暗中逐渐消除经义科罢了。臣等之所以恳切进言，不只是替原来学习经义的举人突然失业而说，也因为上面的好恶不可不谨慎。按义理来说，应当把用经术劝勉士人放在首位，把声律放在后面；从教化来说，通晓经术的人所获得的利益广大，专事声律的人造成的危害很大。臣私下听说，如今太学生和四方士人都在观望朝廷的意旨，全都不再研习经义。凡是义理之书，一概排斥而不谈。博士所讲的内容，和他们父兄的教训，都不再涉及高深远大的道理。同学共同居处、切磋琢磨，只把评论声韵、调和平仄、讲究属对、比较拟作作为事情，以轻巧艳丽为追求。这就是臣等担心道术日益衰微，直到废绝，将再次像唐末五代时那样，学士们学问和见识浅陋。有志之士对此本来就大多叹息流泪。臣等如今采纳民间议论，希望把经义、诗赋各自设为一科。经义进士科，拟考试四场：第一场考经义六道，每经两道，想从《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中，第一场每经出一道题，第二场每经再出一道题；又允许选择专攻三经，依据古今注疏以及自己所见所长，以文理通达、内容丰富者为合格，不得像旧日那样只记诵一家之说。第二场考经义五道，每经一道，共五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策三道，并询问子书、史书和时务。诗赋进士科也考试四场：第一场考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考经义四道，出题同第一场，允许专攻一经，考本经三道，《论语》《孟子》一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策三道，并询问子书、史书和时务。以上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深思国家教化的重要性和陶冶人才的重大意义。四海之内执经学习的士人有十八万人，都在仰望等待法令的方向。诏令把臣等愚昧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如果没有错误，特地下达指挥，臣等不胜荣幸。明年四月八日诏令：凡进士中不兼习诗赋的人，允许依旧法参加考试，增加学习一经；试场增加或减少一场，照常等第。这样的奏议是请求保留经义一科，并与诗赋科并行、均等取用。难道朝廷果真曾经想废除经义科吗？四年夏四月，礼部说：经义、诗赋进士允许学习一经。第一场考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考赋和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子书、史书和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兼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以《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意学习两部大经的听其自便，但不得专占两部中经；学习《左氏春秋》的人，不得把《公羊》《谷梁》作为中经。第一场考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考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其余如同先前的法令，并以四场的总成绩决定高下和取舍，不按人数多少，每科各取五分；即使分额以及元额中只有发解一人，也听其取用，以辞采和义理优长的人为准。【初八日并十九日新纪戊午立试进士四场法】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经制定四场法。己未，诏令元祐二年以前各科举人改考新科，依明年法，听其参加考试；今后不许再让他们借机冒充应试人员，仍增加旧有奖赏，这是听从礼部、刑部的请求。十二月，礼部说：各路申请贡举的敕令规定，兼试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的解额各自按分数取用；切实担心两科人数不齐，如果拘定五分，似乎不能周全，请实行拘取、看详进士两科考试办法。因为如果不统一，举人之间就会有轻重难易的议论；兼试人数不定，解额便难以均衡，终究不是可以长久施行的通法。诏令明年科场按照考完后举人的分数均等取用；再下一次科场中不兼试诗赋者的解额，仍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未学习诗赋的人允许依旧法参加考试，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解额的十分之一。

译以后都依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敕令，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考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考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询问子书、史书和时务策三道，以四场总成绩决定取舍和高下，其中仍减去时务策一道。五年十一月，右正言刘唐老说，请求对学习经书的举人以大义决定取舍，对兼习词赋和经义的人以诗赋决定取舍，并以策论决定高下，仍依旧例分经考试，得到同意。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说：自祖宗以来，本来就想兼用诗赋，却没有听说专门以诗赋决定取舍。进言者认为，治平以前以词赋取士，就以词赋为取舍的主要依据；熙宁以后以经术取士，就以经术为主要依据；又认为元来没有区分轻重进行考校，所以当时制定四场取士的制度，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进言者认为，主考官本来就有以四场总成绩决定取舍的条文，所侧重的并不一致，各随学习者的专长，互相决定升降。臣认为，学习者所学各有长处，四场程文各有优劣。只是因为所侧重的项目不一致，取其长处，所以不会遗漏人才。即使各随所学，仍然互相决定升降，又有什么妨害呢？如今如果专门以词赋决定取舍，那么赋不合格，即使经义、策论精深宏富，也不能再取用。这样一来，博学而善于作文的人损失就多了。恭敬地希望依照元祐二年的条制，以四场总成绩决定取舍和高下，或许可以避免错失人才的弊病。六年春正月己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范百禄权知贡举。诏令五路进士及各科明法人员参加考试，终场得零分而不满十人的，允许发解一人，仍取文章义理优长者。因为尚书省说，通利军等处在终场十人以下时，零数增加发解一人，不符合元祐贡举制度，所以有此诏令。己巳，在集英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庚午，策试正奏名进士和武举。壬申，考试明经诸科、律科以及各科特奏名人员。壬午，皇帝到集英殿，赐予进士诸科冯涓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务郎、文学等名号【冯涓、朱绂、张庭坚、吴时、蒲于之、孙曾、杨绾、苏廸、孙廸、孙渐、杜湛、施访、侯刚、李税、刘千之】，总共六百零二人。冯涓是阆中人。癸未，赐特奏名进士诸科刘泌以下同出身、假承务郎、京府助教、文学、州助教，共三百二十二人；武举进士贾君文等三十三人。乙酉，在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谕说：“今年御试考校定名次后，过了两天才在内中唱名，实在很不方便。今后命令详细列明考试次序，随即确定唱名日期。”壬寅，给事中范祖禹说：“左谏议大夫郑雍上奏贡举条程，规定经义每道不得超过五百字，策不得超过二分；即使合格，也降一等。如今辞采和旨意优长的文章，往往超过字数。依照旧制，从发解到御试的文字，都不以超过字数为限，广泛收取宏博的儒士，以符合诏令设科取士的本意。请令礼部详细制定后上奏。”臣私下认为，对策不应当设置字数限制，这是众人都知道的，理无可疑，没有必要再令礼部详定，请一并采用旧制。诏令今后对策超过二分不再降等，只有经义仍依先前的指挥办理。范祖禹又封还诏书，认为不可。后来终于也没有能够实行。七年夏四月甲寅，左正言姚勔说：“先帝表彰圣学，一概用经术和德行取士，是想用大道来改变斯文。然而议论者认为，师法一家之说，长期沿习便形成弊病，不能融会贯通，所以前些日子的明诏又恢复采用诗赋。这固然是陛下开辟广泛培养人才的道路、求贤取士的深远用意。但臣切实看到，自从恢复诗赋以来，到现在五六年了，诗赋颇未能写得精工；询问其原因，确实也有道理。现在贡举的办法是，学习诗赋的人仍然要考经义。既然学习者期望一定考中，就务求兼通；但如果有关部门要求两方面都优秀，就必然没有人能够尽善尽美。若用心分散，两方面都不精；如果能够全面涉及，必然有一方面短缺。臣希望朝廷把诗赋、经义分别设为一科，随着应试人数多少，分别均等作为取士的标准。这样长远可以实行，学习者也能专精一门技艺，容易看出成就。只请陛下裁量选择。又说，四月二日敕令臣僚上言：近来看到科场限制字数的条制不便，再次逐项论说，请求今后赋、论、策、经义都不限制字数。现在已经得到旨意，对策超过二分不再降等，但赋、论、经义还没有得到指挥。臣愚昧地认为，朝廷以言辞取士，却禁止人多说话，不符合古代的意义，也不是圣朝取士的良法。从前开封举人路授写长赋，几千字，只是堆砌浮辞，不求典雅切要；当时善于作文的人往往仿效他，后来张方平排斥这种文章，才使嘉祐初年的文风恢复正当；刘知几一类人喜欢写怪僻的句子，后来得到欧阳修革除，文风又恢复雅正。这实在只是主考官对文风教化的作用。如今朝廷立法，不考察文章是浇薄还是淳厚，却只比较字数多少；责备字数不足，尚且有劝勉和惩罚的作用，禁止文章写得多，却完全没有道理。恭敬地希望朝廷再详细斟酌，诏令诗赋、论超过二分都不降等，经义文章义理优长的，也依此办理。五月癸巳，诏令秘阁考试制科的论题，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及其注释中出题，取其正义，其中不得出题。六月甲子，设置广文馆。礼部解送文书说：近来根据都省批状查考核实，开封府遇到科场年份，常有四方举人冒用京畿县籍的户名参加考试；太学生依条令必须入学满一年才可以参加考试，其中有未满一年的，也难免有寄托户籍参加考试的弊病。查考旧制，国子监招取应试举人，先在广文馆补试，发给文书后参加考试；现在想恢复设置广文馆生员，送礼部审察详定立法，申报尚书省。礼部查核贡举敕令中的进士解额：开封府一百人，国子生四十人；各科依旧条，开封府二百四十人。本部先前已经请求把各科解额中暂留四十人，剩余二百人，连同开封进士和国子生，共三百四十人，发解广文馆生员。

译如今再次审察详定，开封府进士解额一百人，请求仍依旧制；另外把本府各科二百人和国子生四十人，共二百四十个解额，拨归广文馆，补中的生员每十人发解一人。奉诏同意。八年二月，御史中丞李之纯说：近年朝廷下令以十科取士，这一命令已经实行多年，近臣荐举的人很多，但提拔任用的却很少。请委托辅臣详细选择，其中稍有才能、智勇过人、可以充任将帅的人，应当任用。十科中多是武臣推举的人，这类人中必定有可以任用的，应当加以考察。三月庚子，中书省说：进士御试所答的策文，大多是在外面预先准备的文章，工巧和拙劣相差不大，难以考校。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考诗、赋、论三题，施行已久，前后得到的人才不少。如今朝廷实行的文章，多是讲究声律对偶的文字，不是学问广博的人不能成篇。如果朝廷不恢复祖宗三题的旧法，学习者就不知道朝廷所趋向。查考书中已经降下指挥，将来一次科场，如果有未学习诗赋的举人，允许依旧法参加考试、发解，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解额的三分之一；以后并且兼试诗赋。诏令明年御试，令学习诗赋的举人重新考试三题；经义举人暂且考试策，后来再全部考试三题。那些杂犯举人不得黜落，另列一项上奏。五月癸卯，礼部尚书苏轼说：臣恭敬地看到元祐贡举敕令规定，各种诗、赋、论题从子书、史书中出；如果从经书中出题，只要不触犯应试举人所学习的经书，便听其出题。如今拟议，请求诗赋题目允许从九经、《孝经》《论语》、子书、史书以及九经和《论语》的注释中杂出；史书不避开应试举人所学习的经书，但必须在发给的印纸题目下面详细抄录上下文全文和注疏，不得遗漏。这样本经内容和举人所记的内容完全相同，就再没有可以回避的地方；同时也足以显示朝廷对待士人的心意。本来只应以文章工拙决定取舍，不应因文章不完整、遮蔽其所不知道的内容而决定进退，这对培养忠厚的风气也不是没有帮助。诏令依奏。今后这一次科场不得出制度题目。绍圣元年春正月戊子，礼部说：各州军参加考试的进士达到一千人以上的，差派点检试卷官二人；每增加五百人，再增加一人；人数即使很多，也不得超过六人。奉诏同意。丁酉，蔡安特说：贡举敕令规定五百人以上，差点检官一人；一千人以上，差二人。既然考试官已经分定考试，又要独自点检试卷，实在担心力量有所不及。如果把不触犯考试卷作为合格，只追究点检官的责任，而考试官没有责任，必然不会用心考校，明显可见条约彼此配合不均、不便。请求除在京外，在贡举敕令中把“点检官”改为“考试官”，这样五百人以上便增加官员考校，大家同心合议，参照决定取舍，使士人不会被遗漏或滥取。奉诏同意。三月丁丑，诏令这次御试举人依旧考试策。庚辰，监察御史郭知章说：恢复元丰年间上舍推恩的旧例，以扩大教育人才的盛大美德。诏令太学合格的上舍生上等，推恩免去省试；每次科场不得超过二人，仍附在春榜人数中。乙酉，皇帝到集英殿，进士策试恢复了词赋的选拔，而士人的才能并没有增加；劝勉常平官员，农民并没有更加富足；可以雇用、可以募用的说法混杂，徭役法因此困病；关于向东还是向北的议论不同，黄河水患因此滋长。赐给土地是为了安抚远方，然而羌、夷的侵扰并没有停止；放宽专利是为了便利百姓，然而商贾的道路并没有畅通。至于官吏人数过多，兵器军备残缺，饥荒接连到来，盗贼仍然繁多，这些的原因是什么？事情可行就推行，不可行就革除，贵在适当，诸位卿大夫又何必替我说明呢？请你们尽意陈述，不要隐瞒。”这是中书侍郎李清臣所作的词。乙未，三省说：拟定武举人推恩策，列入优等的，上三人授右班殿直，四人以下授三班奉职，减少三年磨勘；武艺绝伦的再减少二年磨勘；上舍生再减少二年磨勘；不入等的授三班差使，减少的磨勘年限各有差别。奉诏同意。丁酉，皇帝到集英殿，赐进士【毕渐、唐寅、赵莞堂、刘艺、王孝迪、程畬、杨皓、唐恪、吕颐浩、张纲、李天任】毕渐等以下通礼诸科、经科、律科及第和出身者六百人。当时初官考察答策的人，大多主持元祐时杨畏覆考的做法，专门取用主张熙宁、元丰的人，所以毕渐列为第一。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许亮采说：罢除十科贡士法。奉诏同意。三年秋七月乙卯，国子司业龚原说：将来的科场只令依照古制专门学习一经。奉诏同意。四年春正月，知贡举为给事中徐铎，起居郎沈铢同知贡举【蔡蹈说，给事中兼权官职附在月底】。二月庚辰，诏令罢除《春秋》科【古本说：诏令罢除《春秋》科。先帝以经术取进士，而不设置《春秋》科，是因为鲁国史书亡佚，有些事情无法考察，士人不能通晓，所以元祐又设置此科；如今罢除它。新录辨说：不设置《春秋》科，是王安石的偏见和私意】。闰二月己酉，皇帝到集英殿，礼部奏报名次的进士有【叶梦得、程经、杨鸣忠、何昌言、谢克家、吕天惠】。三月甲子，皇帝到集英殿，宣布特奏名进士、各科人员以及武举人。其中特别是谢师古，本籍郁林州；陈汉奇，本籍高州。诏令说他们是远方人，各赐绢二十匹。李惟岳因为年高，赐绢一十匹。这一天尚未拆封的试卷有三份，程文读到第四人的时候，已经读了千百字。曾布和蔡卞都说：文章明显不如第三人，恐怕不必再读。拆封后才知道是章惇的儿子章特。读到第五人时，皇帝宣谕说：对策说先朝的法度应当有所损益，可以降等。曾布说：事情有适合时势的，也有因人情而改变的，本来就应当有所损益，恐怕没有可以降等的道理。

译假使先帝在位直到今天，遇到可以增加或减少的事情，也应当随着适宜的情形有所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言说：先帝的法度当然可以损益，陛下现在正在继承先帝的志向，不应当损益。曾布说：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皇帝回头问蔡卞：怎么样？蔡卞说：不知道应当怎样损益。蔡京说：只要说事情合于损益，就不能不损益。曾布说：这样才是对的。蔡卞也默然不语。皇帝说：不必再降等。然而最终还是降为第七人。拆封后才知道李元膺原来是李察的儿子。曾布又说：第二名方天若的程文中说，元祐大臣应当一概诛杀，又说他们的子弟应当禁锢，资产应当籍没却没有籍没；古今政事没有这样的义理，这是奸人附会之言，不值得取用。皇帝说：只是敢于直言。曾布说：这是有所凭借依恃，并不是敢言。方天若是蔡京的门客。皇帝说：不知道。曾布说：发榜前一天，章惇问我，皇帝是否曾经对我说明过？我说没有听说。章惇说：有一个举人说元祐人应当诛杀，皇帝非常称许他。后来林希把这件事告诉我，方天若也列在放榜之中。章惇又当面对蔡卞说：章惇知道这一定是方天若的试卷。我说：恐怕是。章惇说：有什么可疑的？肯定知道就是方天若。皇帝于是说：章惇凭什么知道？曾布说：不是方天若，谁敢这样说？章惇能够知道，何况蔡京呢？林希说：方天若住在蔡京家里。曾布说：章惇常说臣下不敢欺骗蒙蔽皇帝，这句话确实说得对。假如皇帝深居九重，却认为臣下不敢欺骗蒙蔽，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像方天若这样欺骗蒙蔽，哪一种欺骗比这更大？皇帝点头表示赞同。方天若是兴化军人。元符元年冬十月壬辰，三省考试宗室试卷，合格的有八人，诏令各自升迁官秩，其中士■〈日东〉仍赐进士出身。三年三月己丑，知举徐铎上报合格进士。庚寅，诏令贡院宣布李釡【范致明、张邦昌、孙宗监、孙安国、黄潜善、毛友童、王安中、孙博等】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李釡是大名人。建中靖国元年二月，都水监丞李夷行请求恢复诗赋科，与经义科并行。彭汝霖弹劾李夷行，说这不是他所应当说的话，并且说：“如果不加惩戒，那么议论想要破坏神宗法度的人，将会接连出现。”左仆射韩忠彦扣下他的奏章，没有施行。彭汝霖又说：“陛下正以继承先志、述行先事作为治理原则，专门用经术取士，而李夷行狂妄浅陋地胡说，倘若不明确降下指挥，天下人就不知道禁令。”李夷行于是被罚金。崇宁元年七月辛亥，诏令进士不要学习《春秋》。徽宗。

译崇宁二年三月，知举安惇上报合格进士李阶等人。丁亥，皇帝到集英殿策试，起初赐霍端友、蔡佃、宇文粹中、王赏、彭俊民、杨时、汪藻、王次翁、王庚、刘湜、史汝士、任稼、孟庚、任居实、汪伯彦、张守等以下三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霍端友是武进人；李阶是李深的儿子，也是陈瓘的外甥。当时特奏名的安忱在对策中说：“如果让富人的儿子李阶成为南宫第一，众多士人就无法向天下人显示。”于是剥夺李阶的出身资格，却赐给安忱及第。安忱是安惇的哥哥。又有黄定等十八人，都上书进言，皇帝在临轩召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攻击我的缺点可以，但神宗、哲宗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也一并黜退了他们。三年十一月甲戌，皇帝到太学和辟雍，司业吴絪、蒋静各升一秩。官府议论并评定的治学之士郑南、程振、朱丁、叶祖义、汪至平、林徽芝等十六人，学官按不同情况推恩。郑南是侯官人。四年九月乙卯，皇帝到崇政殿，赐上舍生俞栗、胡邦彦、朱胜非、杨迈等以下三十五人及第、出身。■〈卤上木下，仌代乂〉是江宁人。冬十月丙辰，设置各路提举学事官，任命罗靖。杂记说：“崇宁三年罢除科举，三年岁贡法制定后，三舍在天下教养士人二千一百余员，修建屋舍九万二千余楹，耗费钱三百四十万余缗，米五十五万余石。”五年三月辛丑，知举朱谔上报合格进士吴倜等人。癸卯，皇帝到集英殿策试，于是赐蔡嶷、唐绾、杨郁、胜庾、刘亮、李南强、苏元老、胡世将、王韶、刘观、帅内、冯熙载、王钧、宋辂、吴渭、杨广、李光、徐锐、杜充、赵鼎等以下六百七十六人及第、出身。吴倜是乌程人；■〈卤上木下，仌代乂〉是开封人。十一月己丑，大司成薛昂说：“武士的制度还不完备，请仿照文士实行升贡的办法。”乙巳，诏令同意。大观元年六月癸酉，皇帝到集英殿，赐上舍生李邦彦、段拂等以下二十九人及第。李邦彦是河内人。当初，怀州教授眉山人任谅考试诸生时，李邦彦每次都列入优等；到这时果然考取第一。任谅曾经写作《新学记》进呈，皇帝看重他的文章，有诏令取来收入。皇帝说：“这是文士。”于是提拔他为夔路提举学事。二年，知举余深上报合格上舍生。戊寅，皇帝到集英殿，赐王侯等以下十三人及第。王侯是成都人。三年三月庚戌，皇帝到集英殿策试，赐贾安宅、杨浑、唐重、聂山、史直之、孙高、李沆、文彦奇、孙痈、史祖道、任颕、宇文黄中、史旗、李天民、史与权等以下六百八十五人及第、出身。贾安宅是乌程人。此前，中书侍郎林摅唱进士名次时，把姓甄的读作“坚”，把名盎读作“怏”。于是，中丞石公弼弹劾林摅不学无术，成为朝廷内外的笑柄。夏四月戊寅，罢免林摅知滁州的职务。四年三月，此前知举王图南上报合格上舍生。丙寅，皇帝到集英殿，赐刘日新以下十五人及第。刘日新是丽水人。政和二年二月壬子，知举蔡薿上报合格进士路允迪等人。三月己巳，皇帝到集英殿策试，于是赐莫俦、程洵、武万俟卨、李从史、易用、唐允彰、张乘、宋昌、史与权、王纯仁、石有中、余尧佐、师与、史机、孙延、宋朝英、杨师锡、王资、孙坦、程林、吕天觉、王升、许允等以下七百一十人及第、出身。路允迪是应天人；莫俦是余杭人。此前，御史李章说作诗会损害经术，从陶潜到李白、杜甫都遭到讥诋，诏令送交敕令部门重新立法。宰臣何执中于是禁止人们学习诗赋。到这时，莫俦榜不赐御制诗，而赐箴。不久，知枢密院吴居厚在侍御筵时进诗，改称为口号。后来皇帝屡次作诗，士大夫也不再遵守禁令。二年二月壬子，知举俞■〈卤上木下，仌代乂〉上报合格上舍生。癸酉，皇帝到集英殿，赐陈公辅、胡松年、胡兴乂等以下十九人及第。陈公辅是天台人。四月二日庚戌，知举张克公上报合格上舍生。丁巳，皇帝到崇政殿，赐张纲、蔡居中、汪万顷等以下十七人及第。张纲是金坛人。当初，张克公与同知举霍端友、宇文粹中都是太师蔡京所不喜欢的人。当时中丞蒋猷弹劾贡院必定有违法求取名声的事情，下令开封尹王韶察看衡量。查得知举官联名发布告示一事，认为这是求取名声；门下侍郎余深却说，公布姓名是为了团结两学的士人，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张克公因此写札子自我辩解，又上言说，祖宗朝有三元，如今张纲有四元。张克公等又奏报张纲总共五次成为士人中的第一。到这天唱名、侍立时，皇帝认为得到了人才，知举官得到赏赐。于是余深无言可答，蒋猷也变了脸色。五年二月，知举王黼上报合格贡士傅崧卿等人。三月己卯，皇帝到集英殿策试，于是赐何■〈卤上木下，仌代乂〉马守、傅中行、秦桧、宇文、袁纯、郭封、吕大受、贺允中、史渠、田孝孙等以下六百七十人及第、出身。傅崧卿是山阴人；何■〈卤上木下，仌代乂〉是仙井人。六年三月壬寅，知举慕容达上报合格上舍生。癸丑，皇帝到崇政殿，赐臧瑀以下十一人及第。臧瑀是鄱阳人。七年三月甲辰，知举蒋猷上报合格上舍生。庚戌，皇帝到集英殿，赐景彻以下十二人及第；景彻是永康人。八年二月己卯，知举陆德先上报合格进士何大圭等人。三月戊戌，皇帝到集英殿策试，有关部门考定后把王楷列为第一，皇帝不想让他成为士人中的第一，于是赐王昂、周天衢、周望、孙之才、杨裕、师成、石粹中、汤朋举、任锐、师庚、程敦临、史似、史充、张俊等以下七百八十人出身。何大圭是晋陵人，王昂是开封人。

译宣和元年三月己未，知举陆德先上报合格上舍生，认为程文高下失当，于是另行寻求升降。辛未，皇帝到崇政殿，赐王俊乂以下五十四人及第。王俊乂是海陵人。二年二月，知举王孝通上报合格上舍生的程文。三月壬寅，诏令贡院所定名次不合伦次，皇帝在乙夜亲自阅览，排列高下，于是到崇政殿，赐祖秀实以下三十一人及第。祖秀实是蒲城人。二年二月乙酉，诏令罢除三舍，并罢除各路提举学事官【蔡攸《史■〈日上析下〉》说：宣和三年二月，诏令罢除辟雍，而用科举名目取士，是梁师成的意见。当时王黼任左相掌权，而梁师成从中掌握重权，与王黼相互表里。于是取用天下供养学校的钱，开始说要作为籴本，说是像封桩一样，事情办成后全都归应奉司，用来制造奇巧淫靡之物，这才是他的真实意图】。癸巳，知举赵野上报合格进士宋齐愈等人。三月丁未，皇帝到集英殿策试，于是赐何涣、宋齐愈、范宗羽、杨楚材、史藻、席益、陈康伯、何知柔、杨环、文之奇、朱雝、杨羽衡、杨师心、杜轸、冯舜臣、史度、师敏功等以下六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当时有两名士人的对策十分直率，初考官陆德先等想要加重治罪，详定官李邦彦看见后却认为奇异，奏请圣上裁决，于是把他们列入甲、乙科。两人就是刘宁止、范宗尹。齐愈是临卭人，何涣是永康人，范宗尹是邓城人。四年二月癸巳，起初贡院点检，除朝廷选任的人员以外，其余听由知举官奉行辟举，时间久了便形成私下荐举。已经诏令停止奏辟，到这时进言者认为，春秋铨试如今还在奏辟，也应依照贡院的法令。丙辰，诏令同意。五年三月，词学兼茂科选人秦桧循资升一等。秦桧是江宁人。六年闰二月，知举宇文粹中上报合格进士杨椿等人。庚子，皇帝到集英殿策试，于是赐沈诲、周执羔、王翼、杨允恭、柯柏、熊沈灼、文涛、常一、王椿、时衍之、郭由中、孙宗鉴、史光、阎安祺、朱倬、李就、孙廷扬、程骥、史寅、郑克、苏钦、唐迪、孙伯达、樊汝霖、鸿时行、赵沂、杨时、牟国才、范游、史和骏、魏发等八百人及第【因为贡士人数众多，特意增加省额一百人，赐御制诗】。王椿是眉山人；晦是钱塘人，是文通的孙子。当时内侍梁师成结交宾客，招收贿赂，士人交纳钱财达到数千缗，就让他们参加廷试，以献颂、上书为名，授官的达到一百多人。到唱第的日子，他们侍立在皇帝面前，请求升降名次，全部出自梁师成之口。他手下的小史储宏也登第了，却仍像原来一样从事仆役的工作。七年，上舍生三人：元盥、黄应南、王师亮等，都赐同出身【建炎以后不再记录，列在后集】。《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宋）彭百川撰。用度的增减损益【钱币、茶、酒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