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四

译此书开头列有杨忱撰写的《管子序》。接着是《总目录》，又有刘向的《进书序》，随后接“《管子》卷第一”，题作“唐司空房玄龄注”，又列出卷一的目录，之后接正文，以后每卷都相同。卷末后面有张嵲、字巨山的《读管子》，没有注明年月。文中说：“绍兴己未从人借得，改正讹谬，抄藏于家”等。杨序作于“大宋甲申九月”。按：己未是绍兴九年，甲申是隆兴二年，也就是孝宗初即位之时。大概此书就是在那时刻成的。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宋代避讳“敬”“竟”“镜”“殷”“匡”“贞”等字时有缺笔。明万历年间赵文毅的刻本就是从此本翻刻的。校勘也很谨慎，但仍有讹字，也有自以为校正、实际上反而弄错的地方。现在除去宋本本身的讹误，以及赵本校正而并不错误的地方，并把其中不同于赵本而可以订正的地方列出，例如：卷一《形势第二》“虎豹讬幽，而威可载也”，“讬”不作“得”；“譕臣者可与远举”，“与”不作“以”；“邪气袭内”，“袭”不作“入”；“道往者，其人莫往，道来者，其人莫来”，上句不作“莫来”，下句不作“莫往”；（于廷宋氏说：“道往者，其人莫往”，是说人和道一同变化，因而看不见他前往；“道来者，其人莫来”，也是同道变化，因而看不见他到来。所以注文说：使彼我同样忘掉是非，没有往来之形迹。刘绩依据《形势解》改作“道往、莫来，道来、莫往”，那是讹字。）“莫知其泽之”，“泽”不作“释”；（按：“释”写作“泽”，是古代通假字。）“其功逆天者天围之”，“围”不作“违”。（石渠王氏说：“围”“违”是古代通用的借字。《系辞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释文》中的“范围”，马融、王肃、张氏本作“犯违”。）《权脩第三》“舟车台榭广”，“车”字下面没有“饰”字；“朝庭不肃”，“庭”不作“廷”。（宋氏说，“庭”“廷”古代通用。）《立政第四》“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与”不作“以”；“草木不得成”，“得”不作“植”；“然后可以布宪”，“后”不作“後”，全书都相同。《乘马第五》“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大”不作“太”；（王氏说：“大山”与“广川”相对成文，没有用“太山”的必要。）“长短小大尽正”，不作“大小”；“薮，鎌、纆得入焉”，“纆”不作“缠”；（王氏说：纆，《说文》作“■〈糹黑〉”，是绳索。按：鎌用来割柴，纆用来捆柴。《列子》说“担纆采薪”，就是这个意思。鎌、纆都是进入薮泽采柴所用的工具，所以说“薮，鎌、纆得入焉。”）“则视贷离之实而出夫粟”，“贷”不作“货”；“今日不为，明日亡货”，“亡”不作“忘”。卷二《七法第六》“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臧”，“臧”不作“藏”；“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理”不作“礼”。《版法第七》“兼爱无遗，谓君”，“谓”上面没有“是”字，“君”下面没有“心”字；“象地无亲”，“地”不作“法”；（按：“象地”与上文“法天”相对，作“地”是正确的。） “安高在乎同利”，不作“高安”。卷三《幼官第八》“治和气”下面没有“用五数”三字。（按：这三字是刘绩增添的。）“藏温儒”，“儒”不作“濡”；（宋氏说，《说文》：“儒，柔也。”温儒就是温柔，与“濡”意义相近，古代字形可以通用。）“劝勉以迁众”，“迁”不作“选”；“听羽声”下面没有“治阳气”三字；（刘绩增添的。）“行春政，华”，“春”没有误作“秋”；“必得文威，武官習胜”，“胜”下面没有“之”字；“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習”，“合”下面没有“和合”二字；“莫能伤也”，“莫”下面没有“之”字；“罚人是君”，“君”下面没有“也”字。《幼官图第九》的小注次序是：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南方本图，中方本图，北方本图，南方副图，中方副图，北方副图，东方本图，东方副图；以下正文全部依照这个次序。（刘绩本与宋本相同，赵本依据上文改动了原来的次序。） 其中“中方本图”一篇，“庶人之守也”下面没有“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十个字。卷四《宙合第十一》中“民之兴善也如化”，不是“如此”。（王念孙说：作“化”是。《吕氏春秋》说，兵器还没有交锋，百姓便像受到感化一样服从。“爵尊即肃”，不是“则”；（松崖惠氏说：“即”“则”二字古代相通。）“缪过以惛则忧”中的“惛”不是“昏”。《枢言第十二》“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下面没有“生者以其气”五字；（刘绩增补。）“万物之脂也”的“脂”不是“指”；“贤大夫不恃宗室”的“室”不是“至”；“自古及今，未尝之有”的“有”下面没有“也”字。卷五《八观第十三》，“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而在爵禄”中，“论”下面没有“志行”二字，“禄”下面没有“也”字。《法禁第十四》“壹士以为亡资”不是“壶士”。（王念孙说：“壶”应是“壹”，“亡”是“己”的讹误。）

译尹注作“壶飧之士”，大错。“壹”是聚集的意思，说的是收聚众士来供自己使用；这就是上文所谓举全国之士作为自己的党羽。王念孙根据文意定作“壹”，难道不知道宋刻本作“壹”而不作“壶”吗？）《重令第十五》“庆赏不施於卑贱，而求令之必行”中，“而”上没有“二三”两字。卷六《法法第十六》“是故先王制轩冕足以著贵贱”，不是“所以法之侵也”；“生於不正”的“於”不是讹写的“而”；“故言有辩而非务者”的“辩”不是“辨”；“矜物之人无大士焉”的“矜”不是讹写的“务”；“则内乱自是起矣”没有脱去“矣”字。《兵法第十七》“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中，“民”下面没有“也”字；“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的“民”不是“利”。卷七《大匡第十八》“今君知臣之不肖也”中，“臣”下面没有脱去“之”字；“召忽曰，可”的“曰”下面没有“不”字；（千里顾氏说：“可”应是“叵”，也可能是字形相近而讹误，按照文义应当是“不可”。） “其反不足以图我哉”的“反”不是“及”；（宋翔凤说：“反”应是“友”的讹误。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是解释这一意义。）“凡仕者近公”不是“近宫”。《小匡第二十》“管仲诎缨捷衽”不是“插衽”；（渊如孙星衍说，《太平御览》引文作“揵衽”，“捷”是“揵”的讹误。）“比耒耜■〈耒殳〉芨”中的“■〈耒殳〉”不是“穀”；（孙星衍说：“■〈耒殳〉芨”应依《齐语》作“■〈耒加〉芟”；王念孙说，“■〈耒殳〉”就是“■〈耒加〉”字的损坏。）“敬畏戚农”下面有“有司见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十八字；（按：这是下文的话，错入此处，赵本删去是对的。）“设问国家之患而不■”中的“■”不是讹写的“肉”；（王念孙说，刘绩依据《齐语》认为“肉”是“疚”的误字。这个字本来写作“■〈宀久〉”，隶书有时按篆文写成“■”，字形与“肉”相似，所以误作“肉”。） 《说文》说：“■〈宀久〉，贫病。从宀，久声。”《诗经》说：“茕茕在■〈宀久〉。”现在《诗经》中的“■〈宀久〉”写作“疚”，未必不是后人改动的。按：王念孙没有见到宋本，却与宋本暗合，他精通文字训诂学达到这种程度。）“聪明贤仁”中的“贤”不是“质”；“渠彌於有陼者”中的“有”不是“河”；下面“渠彌”的“彌”不是“瀰”；“中国诸侯”不是“中诸侯国”；“握粟而筮者屡中”中的“■”不是“茎”；（按：“■”就是“筮”字。）“故行地兹远”的“兹”不是“滋”；“人君惟僾与不敏为不可”中的“僾”不是“优”，下文“僾则亡众”同样如此；（宋翔凤说：“僾”训为隐，意思是君主自己隐藏实情，使人无法了解，所以说“僾则亡众”。如果作“优”，解释为软弱顺从而不能果断，那么同“不敏”有什么区别呢？）“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脱去了“一”字。卷九《霸形第二十二》“桓公亲管子曰”不是“视管仲曰”。（按：“亲”疑是“视”的讹误。上下文都称“管子”，所以“子”字的说法是对的。）《霸言第二十三》“千乘之国，可得其守”没有脱去“可”字；“未尝有能先作难”不是“先能”。卷十《戒第二十六》“使四枝耳目而万物情”不是“四肢”。《地图第二十七》“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中的“参”不是“叅”。《制分第二十九》“乘■〈王叕〉则神”不是“乘瑕”；（按：《说文》中没有“■〈王叕〉”这个字，这是因篆文“瑕”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至而不可围”的“围”不是“圉”。《君臣上第三十》“地有常刑”的“刑”不是“形”；（按：“刑”“形”二字古代相通。）“所出法则制度者明也”不是“则所出法（制）度者明也”。卷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而物厉之者也”的“厉”不是“属”；（宋翔凤说：“厉”读作“赖”。）“则下无冀倖之心矣”的“冀”不是讹写的“异”；“故民赶则流之”不是“民迂”。（按：“赶”就是“迂”的另一种写法。上文“刑道滔赶”也是“迂”字。赵岐补注说“走也，巨言切”，是错误的。）“明妾宠设”的“妾”不是“立”。《小称第三十二》“又可得乎”下面没有“我讬可恶”四字。刘绩本也没有，赵刻本凭臆增入。《四称第三十三》“不讳其辞”的“讳”不是“毁”。《侈靡第三十五》“山不同而用掞”的“同”不是“童”，“掞”不是“赡”；（这句话原本无法解释，而赵刻本凭臆改动。）“必因成刑而论於人”的“刑”不是“形”；“此政衍也”的“衍”不是“行”；（按：“衍”字无法解释。或许是“道”字，因为篆文写作“■”而讹误。）“承弊而名劝之”的“名”不是“民”；“请问诸侯之化弊也”没有脱去“也”字；“父击而伏之”的“击”不是“系”；“国门则塞，百姓谁衍敖”的“衍”不是“敢”；（这个“衍”字也可能是“行”字的讹误。）

译意思是：国门既已闭塞，百姓就没有到处游逛的人了。“毋仕异国之人，是为经”的“为”下面没有“失”字；“乘马田之众”的“田”不是“甸”；“地与他一者，从而艾之”的“他”下面没有“若”字；“国贫而贪鄙富”没有脱去“贪”字；“百夫无长，衍可临也”的“衍”不是“不”；“重有齐，重以为国”的“重”上面没有“轻”字；“夫阴阳、进退，满虚时亡”不是“亡时”。卷十三《心术上第三十六》“埽除不絜”的“絜”不是“洁”；（按：“絜”是“洁”的本字，《说文》中没有“洁”字。）《心术下第三十七》“治心在中”的“在”下面没有“於”字；“意然後刑，刑然後思”中的两个“刑”都不是“形”；“凡心之刑过知先王”不是“过知失生”。（按：“先王”“失生”二语都无法解释。疑宋本“先”字没有讹误，而“王”是“生”的讹字。）《白心第三十八》“知其象则索其刑”的“刑”不是“形”；“故善举事者国”下面空缺一字，不是“人”字。卷十四《水地第三十九》“而好洒人之恶”的“洒”不是“洒”；（按：“洒”是古代的“洗”字，写作“洒”是不对的。）“非特知於粗粗也”的两个“粗”不是“粗”。（王念孙说：“粗粗”与下文“微渺”相对成文，上字反切为仓胡，下字反切为才胡。《春秋繁露·俞序》篇说：“始於粗粗，终於精微。”《汉书·艺文志》说“庶得粗■〈爿角〉”。《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注说“用心尚粗■〈爿角〉”。学者不能分辨，传抄中多有错误。）《四时第四十》“斗译誋”的“誋”不是“跽”；“行秋政则旱”下面立即接“是故春凋秋荣”等语，其中从“是故冬三月”到“所恶必伏”的一段，原来在下文“暴虐积则亡”下面；（刘绩把它移到前面，赵本沿用了这一处理。）“作教而寄武焉”没有脱去“焉”；伯申王氏说，这句话本来应有“焉”字，哪里知道宋本本来就有它呢。）“摄奸遁”不是“捕奸遁”。《五行第四十一》“地竞■〈環，土代王〉”中的“■〈環，土代王〉”不是“環”。《任法第四十五》“犹埴已埏也”不是“犹埴之在埏也”；“不能其意”的“能”不是“適”。（按：“能”下面疑似脱去一字。）《正世第四十七》“重赋敛，得民财”的“得”不是“竭”。《治国第四十八》“而乱国必贫”的“必”不是“常”。《封禅第五十》“帝俈封泰山”的“俈”不是“喾”。《小问第五十一》“何以为寡也”不是“何为其寡也”；“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的“仓”不是“食”；“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下面没有从“而已闻於国矣”到“未发也”的二十七个字；（刘绩补入。）“夫之役者”的“夫”下面没有“日”字。卷十七《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伤伐五藏”的“藏”不是“穀”。（依尹注，既然说的是五谷之藏，就应当作“藏”。）卷十九《弟子职第五十九》“拚前板祭”不是“敛祭”。（宋翔凤说，宋本作“板”，是讹误。） 卷二十《形势解第六十四》“臣下堕而不忠”的“堕”不是“随”；（筠轩洪氏说：“堕”与“惰”相同。下文说：“懈惰、简慢，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就是不忠。”）“不以其理衍，下瓦则必母笞之”中，“理”下面有“衍”字，没有“动者”二字，“必”不是“慈”；（宋翔凤说：“不以其理”下面的“衍”字，是校书者添加的，认为这四字是衍文。按：“必母”应是“母必”倒置。）“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的“圣”不是“众”；（按：上文“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也应作“圣”。）“使人有理，遇人有礼”中的“理”“礼”没有互相倒置。卷二十一《版法解第六十六》“故曰四说在爱施”没有脱去“四”字。《明法解第六十七》“任人而不言”的“言”不是“官”；（宋翔凤说，《群书治要》引作“任人而不课”，“言”是“课”字脱去一半。） “主无邪辟之行”的“辟”不是“僻”；“使群臣效其智能”的“效”不是“效”，下文同样如此。《乘马数第六十九》“卖子数也”的“也”不是“矣”；“地田筴相员”的“员”不是“圆”。（宋翔凤说：“员”是计算的意思，说的是用计策通晓田地的数目。今本作“圆”，是讹误。）卷二十二《事语第七十一》“不待权与”的“与”不是“舆”。《海王第七十二》“今盐之重”的“今”不是“令”；“人数开口千万也”的“开”不是“问”；（孙星衍说，《揆度》篇以及《通典》所引，都作“开口”。）“行服连轺輂者”的“輂”不是“辇”。（惠栋说：“连”就是古代的“輂”字；王念孙说，《通典》引文也作“辇”，所以尹注说是“大车驾马”。）《国蓄第七十三》“夫民者信亲而死利”中的“信”“亲”没有倒置。《山国轨第七十四》“请问官国轨”的“官”不是“宫”；“十鼓之壤”的“鼓”不是“亩”；“山田閒田曰”的“閒”不是“间”；“为之有道乎”的“乎”不是“予”。

译（石渠王氏所见的影宋本把“乎”讹作“于”，并说“于”就是“乎”字，还引用高诱注《吕氏春秋》“于，乎也”来证明。哪里知道宋本原本作“乎”，而不是“于”呢？）《山权数第七十五》“君不高仁，则问不相被”的“问”不是“国”；“相因揲而■〈次上吉下〉”的“因”不是“困”。《山至数第七十六》“肥籍敛，则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之衣”中，“械器不奉”下面不应再衍出四字；“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的“子”不是“予”；“故诸侯服而无止”的“止”不是“正”。《地数第七十七》“苟山之见其荣者”没有脱去“者”字。《揆度第七十八》“■〈臬刂〉以为门父”的“■〈臬刂〉”不是“劓”；“此乃财馀以满不足之数也”没有脱去“也”字；“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的“使”不是“用”。《国准第七十九》“国准可得而闻乎”没有脱去“而”字；“禽兽众也”的“禽”不是“猛”；“出金山立”不是“出山金立”。《轻重甲第八十》“不■〈次上吉下〉者得振”的“■〈次上吉下〉”不是“资”；（王念孙说：“■〈次上吉下〉”是“澹”字。“澹”就是“赡”，用隶书写作“澹”时，因字形相近而产生讹误。）“故迁封食邑”的“食”不是“仓”；“釜鏂之数”的“釜”不是“金”；“夫妻服箪”不是“服簟”；（王念孙说：“箪”是“辇”的讹误。）“则无屋粟邦布之籍”的“籍”不是“藉”；“则空閒有以相给资”的“閒”不是“闻”；“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的“籍”不是“藉”；“次日薄芓”的“芓”不是“芋”。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夫海出沸无止”的“沸”不是“泲”；“左右不足支”的“支”不是“友”；“已得四者之序”的“得”不是“有”。《轻重丁第八十三》“上断轮轴”的“断”不是“斫”；“带山负海，苦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中的“苦”不是“若”。（王氏说：“苦处”应当是“谷处”，“福”应当是“辐”；把“福”断在上面，正如上文所说的“上斫轮轴”。）“少者三千锺”中的“千”不作“十”；“北方萌者”中“方”字下面没有“之”字；“受息之萌”中的“萌”不作“氓”；“国有篲星”中的“篲”不作“彗”，下文同。“衍布五十倍其贾”中的“衍”不作“术”。（按：“衍”疑为“行”的讹字；“行布”与上文“守布”相对。）《轻重戊第八十四》中的“以其不捎也”，“捎”不作“■〈土肖〉”；（王氏说：“捎”应当是“俏”，“俏”与“肖”相同。）“子为我至生鹿二十”中的“至”不作“致”；（按：“至”“致”是古代通用字。）“公曰今齐载金钱而往”中的“曰今”不作“因令”。（王氏说：“公因”应当是“公”，其上文说“君其铸庄山之金以为币”，下文说“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都可以作为证据。） 按：王氏、孙氏、洪氏、宋氏所说的宋本，都是影抄绍兴壬申年瞿源、蔡潜道刻本；影抄本也有讹误，与此本有些地方不合，因此这里所举的内容，与《读书杂识》《管子义证》《管子识误》三书也不完全相同。希望把各家所记录的内容附在后面，供喜好古籍的人互相参证。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张瑛覆刊本。△《管子》二十四卷（校宋本） 这是本乡先贤赵文毅的刻本，有赵氏自序和王世贞序。顾涧薲氏用残宋本校勘；残宋本从卷十三到卷十九缺失。每卷末有两行墨色牌记，文字是：“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卷末还有两行牌记，说：“瞿源、蔡潜道宅板行。绍兴壬申孟春朔题。”顾涧翁又用朱笔把惠松崖征君的疏证语录在上方。（卷首有“顾涧薲手校”的朱色印记。） △《管子》二十四卷（明刊本） 题名为：“唐司空房玄龄注。”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尹知章注，后人都认为这是尹知章的书，却误题为房玄龄注。书中注释多有抵牾，《黄氏日钞》曾批评它。书中多使用古代通用字，唐人不讲究训诂，所以解释大多牵强附会。此本出自先人陆敕先校本，完全依照宋本。顾涧薲氏据此抄录，并自行加上按语，订正了很多讹误。△《邓析子》二卷（宋刊本） 没有题署姓名。前面有刘歆《进书序》，说子产死后二十年邓析才死。传说有的称子产诛杀邓析，并不是这样。序后立即接正文，还保留着古代书籍的体式。每半叶十一行，每行十五字。“树”字有缺笔。卷末有一方朱文印，文为“世美堂印”；又有一方长方形朱文印，文为“魏国文正公二十二代女”，疑是震川先生夫人王氏的印记。震川的文章中说，他居住在安亭时，夫人曾经托乡里的老妇人访求古书。△《商子》五卷（旧钞本） 《汉书·艺文志》称为《商君》，《隋书·经籍志》才开始称为《商子》，都记载有二十九篇。现在的篇目有二十六篇，与晁氏《读书志》相合。不过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这是本地人冯知十抄录的，并用宋本校过。（卷首有“彦渊”“冯知十读书记”两方朱色印记。） △《韩非子》二十卷（校宋本）

译旧有注释，但没有题署注者姓氏，有人说是李瓒。这是赵文毅与《管子》合刻的本子，有赵氏自序和王世贞序。原本出自宋刻，补入了《和氏》《奸劫》《说林》《六微》等篇的脱文，但字句之间多采用其他刻本改定；虽然订正了不少讹误，却已经失去了宋本的真实面貌。顾涧薲氏先借得惠征君临摹冯巳苍校本，托友人王小梧渭抄录在此本上。冯本出自叶林宗校订的《道藏》秦季公本，惠氏另有疏证语，也抄录在上方；小梧也有按语。后来又得到《道藏》本重新校勘，又得到述古堂影钞宋本再次校订，最后从阳城张氏处得到乾道初年黄三八郎刻本，完成校勘后，又按自己的意见加以订正。后来全椒吴氏覆刻乾道本，并在后面附《识误》三卷，这就是它所依据的底本。宋刻本和《道藏》本在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篇末，比赵本多出四行，文字是：“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毋得使通辞，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卫嗣公使人伪关市，呵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市乃舍之。” 嗣公对关市说：“当时有客人经过而给了你金钱，因此责罚他。”关市大怒，认为嗣公明察。”顾氏说，这段话与《七术》篇多有重复，而且还有脱漏和讹误，赵本删去它，是正确的。顾氏的校勘绝不任意轻率地改动，也不迁就宋刻本而不加辨别；他订正错误，必定用心仔细分析，依据确切可靠。他曾经说，人们说“校书有什么难的”，是因为不曾真正校书；如果真想校书，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刑统赋解》二卷（旧钞本） 题名为：“元左宣德郎、律学博士傅霖撰，东原郄（？）韵释，益都王亮增注。”有赵孟頫序。按：此书已经见于晁氏《读书志》，那么题名中说是元人所作，便不对了。“郄”字下面原来缺一字。其中“解曰”之类的话，出自傅氏自注；“歌曰”之类的话，是郄氏的韵释；“增注曰”之类的话，出自王氏。《敏求记》所说的延祐丙辰刻本，应当就是此书。只是后面没有李方中的《韵释》。此书旧为倦圃藏书，后来归海宁查氏和本地张氏所有。（卷首有“曹溶”“檇李曹氏藏书印”“臣名岐昌”“字曰药师”“得树楼藏书”等朱色印记。） △《粗解刑统赋》一卷（旧钞本） 题名为：“邹人孟奎解。”前面有至正壬辰年自序和沈维时跋。按：孟奎字文卿，是元朝至正年间人。他的解释都浅显易懂，使人便于诵读学习。篇末《总论》对刑法之事十分谨慎，指出懂得刑法并不难，难的是运用刑法。它说，法律是固定的，人情却有万般差异；固定的一套法律，不足以穷尽各种人情。因此不能拘泥于纸面上的法律，而不体察百姓的实际情状。只有谨慎审察真伪，使曲直、轻重各自得到适当处理，百姓不受冤枉和滥刑，才是好的做法。如果任凭个人的喜怒，导致已经作出的判决无法挽回，死去的人也不能复生，阴德并非轻微，报应又来得非常迅速，难道不可悲吗？它用来告诫审理案件的人，意义十分深刻。世上掌管刑狱的人，应当把这部书放在座右，经常反省阅览。（卷末有“皇父五经”朱色印记。） △《刑统赋疏》一卷（旧钞本） 题名为：“沈仲纬氏撰。”有俞淖、杨维桢序。按：仲纬的姓名不详。据铁崖的序文说，他是郡府属官。这部书采用傅氏《刑统赋》的文字加以疏解，引证详尽而分析清楚；《疏》后有《直解》，概括说明，容易理解；解释后有《通例》，则选取当时的案件判例作为旁证，意在警戒，并不是泛泛撰写刑书。书中有朱笔校改之处，有时依据元钞本，但不知道是谁校的。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过去收藏于郡中黄氏和本地张氏。○以上是法家类。○农家类 △《齐民要术》十卷（校宋本） 后魏贾思勰撰写并作序。另有葛祐之序。这是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比胡氏震亨刻本脱漏的文字和字数更多。《桑柘》篇中脱去一叶，与胡本相同。陈子准氏用宋刻残本逐一校补。按：钱氏《敏求记》说，嘉靖湖湘本的注文混淆。第一卷开头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一段，原本是双行夹注，不应刻成大字。现在按宋本核对，确实如此。可惜后四卷的宋本也缺失，不能全部校勘。不过它的优点已经多得难以一一列举。（卷首有“邵弥藏书画记”朱色印记。） △《农桑撮要》二卷（元刊本） 元代鲁明善撰写并作序。按：元代官府颁行《农桑辑要》一书，以《齐民要术》为底本，共分六门，但卷末记载每年使用的杂事，仍较为简略。此书则按十二个月令分列，依时节安排事务，详细说明播种、栽植、收获和储藏等事，足以补充《辑要》没有完备的内容。书中“十一月、修池塘”一条说，应当在农闲时填补池塘岸边使其增高，中间还要挖掘使其加深，这样可以使蓄水宽广，用来预防干旱，确实是耕作务农的重要事务。本书初刻于延祐甲寅年，又于至顺元年重刻，这就是再刻本。○医家类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元刊本） 题名为：“启元子次注，林亿、孙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孙兆重改误。”启元子就是唐代太仆令王冰。（《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作“王砅”。）林亿、高保衡是宋代嘉祐年间人。隋代全元起原来有注本八卷，第七卷已经亡佚；王冰得到他的本子，替它补注。林亿等校正错误后，又增加注释二千多条，于是成为完备的书。书中有高保衡《进书表》和王冰序。这是至元刻本，目录后有一行说：“原本二十四卷，今并为一十二卷刊行。”卷末有两行墨色牌记，说：“至元己卯菖节古林书堂新刊。”（卷中有“叶树廉印”“石君”“朴学斋”“归来草堂”“张氏壁甫”等朱色印记。） △《新刻黄帝灵枢经》十二卷（元刊本）

译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晁氏《读书志》说“王冰撰”，认为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中的第九卷。世人说这是王冰伪托之作，又说就是《唐书·经籍志》所载《黄帝九灵经》十二卷，王冰把书名改为《灵枢经》。此书与《素问》是同时刻印的本子。目录后有一行：“至元己卯古林胡氏新刊。” 卷一后有两行墨色牌记，说：“至元庚辰菖节古林书堂印行。” △《新刊王氏脉经》十卷（旧钞本） 晋代王叔和撰写并作序。另有何大任后序。按：叔和是高平人，官至太医令。世间流传的《叔和脉诀》一卷与此书不同，是伪作。这部书也是宋代林亿等校定的。前面有林亿《进书序》。末尾列有高保衡、孙奇、林亿的衔名。宋代绍圣、嘉定年间都有刻本。此本目录后有一行：“天历庚午岁广勤叶氏刊”，大概是从元刻本抄出的。△《刘涓子鬼遗方》五卷（宋刊本） 齐代龚庆宣编。按：《唐书·艺文志》有龚庆宣《刘涓子男方》十卷；《书录解题》有《刘涓子神仙遗论》十卷，由东蜀刺史李頔抄录，应当是另一部书。此本开头有永明元年自序，其中叙述刘涓子得到这部书的经过，说是在晋末丹阳用兵时，言语涉及神异之事，钱氏《敏求记》已经记载过。又说，涓子的妻子嫁给了我的从祖叔，涓子的《寄给妻子的书》叙述了这件事，并附有药方一卷。药方是用丹阳白薄纸抄写的，现在手迹还保存着。凭借家传医术能够治病，药方一直秘藏而不传。到孙道庆临终时，他才告诉别人，家中有神奇的药方，儿子还年幼，想把它传下去，于是接受下来而没有推辞。从得到这部药方到现在已经五年，所治疗的病都痊愈了。刘氏原稿草草书写，多数没有次序；现在就把它的前后次序确定下来，把同类内容归在一起，编成这一部书，流传于乡里。孙道庆又说，这部《鬼方》是舅祖涓子兄弟亲自抄写的，声称当时没有纸，只能用丹阳的纸张抄录。永和十九年时，资财并不缺乏，难道还会没有纸吗？因此把这件事作为区别依据。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版心只有一个“鬼”字，字体端庄严肃，纸质异常坚韧。全书没有避宋讳的字，疑似五代或宋初刻本。《敏求记》说，这部书极其奇秘，收藏家很少见到。然而遵王收藏的是宋钞本，这一部是古刻本，更加值得珍视。（卷首有“汪士钟藏”朱色印记。） 按：徐乃昌随盦《徐氏丛书续编》覆刊本。△《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五十卷（明刊本） 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撰写。有宋绶序。陈氏《书录》说：“《千金方》的各种论述，大多以此书为依据；宋代制度规定，常常用它来考核试用医士。”这是明代王氏主一斋刊本。△《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元刊本） 唐代孙思邈撰写。前面列有高保衡等人的《进书序》；遇到“明圣”“主上”等字，都另起一行书写，应当仍然沿用宋刻本的旧式。原书与《千金翼方》三十卷本各自单独流传，后人把它们合并，又拆分卷帙为九十三卷，已经失去了古本的真实面貌。此本仍是三十卷的旧式，与晁、陈两家的书目以及《敏求记》的记载完全相合。△《广成先生玉函经》一卷（宋刊本） 题名为：“传真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太子宾客、主管大学士、户部侍郎、徽国广成杜光庭撰，旴江水月黎民寿注。”前面有自序。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刻不精，大概是宋末麻沙本。后面有黄丕烈跋语说：“钱氏《敏求记》有杜光庭《了证歌》一卷，说杜光庭谨依《难经》，分别推演《了证歌》，用来判定生死。宋代高氏为它作注，东越伍捷又为它补注。”此书自序却说：“谨依《难经》，略据决证，于是作成《生死歌诀》一门。”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只是注本不同，所以改了书名。黎氏注中引用王德肤《易简方》，说王德肤就是宋人王硕，由此可知黎民寿也是宋人。（卷末有“沈辨之氏”朱色印记。） 按：徐乃昌随盦《徐氏丛书续编》覆刊本。△《太平圣惠方》三卷（钞残本） 宋代王怀隐、郑彦等奉诏编校。原书一百卷，完整本早已亡佚。这是黄丈琴六从宋刻残本抄出的，只保存了眼、齿两门，可以说是吉光片羽。书中的“丸”字都写作“圆”，这是因为避宋讳“桓”字的嫌名。△《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旧钞本） 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晁氏《读书志》说“皇朝王维德撰”，《玉海》说“王维一”，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这是明人抄本，还保存着三卷的旧式。后来有人把它拆分为七卷，失去了天圣旧本的卷次。有正统年间《御制序》。△《新刊华佗元门脉诀内照图》二卷（明刊本） 题名为：“华佗编。”书后有序说：“图左的注文，是宋人杨介撰写的。成化初年，阁老彭文宪从秘籍中抄得此书，拿出来给我看；兰家世代以医为业。淮南先伯子院判德明府君与我得以在朝廷列为官员，供奉御局三十多年，从这部书中获益不少，于是命令两个儿子本、▯重新校定并刻印。”作序者名叫兰。由于序末的一叶已经脱失，他的姓氏已经无法知道了。△《伤寒必用运气全书》十卷（明刊本） 此书前三卷抄录刘温舒《运气图论》，以下抄录广平程德斋《运气起例歌括》以及钤法、方药，总名为《运气全书》，也是熊宗立编写的，有序。卷末有两行文字：“成化二十二年春正月既望奉敕督河南学政按察司佥事江浦石淮校刊。”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义》二十卷（金刊本）

译宋代唐慎微撰写。此本的卷数与《书录解题》相合。《郡斋读书志》和《玉海》都作三十二卷，是把目录也计算在内了。金泰和年间晦明轩刻本合为三十卷，已经改动了大观旧本的卷次。此本没有经过窜改，卷首有艾晟的序，卷后有墨色图记，写道：“《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义》二十卷，贞祐二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考证：金宣宗贞祐二年，就是宋宁宗嘉定七年。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后来元大德壬寅年宗文书院刊本，应当就是从此本翻刻的；明万历丁丑年本，又是依据元本刊刻的。《本草衍义》，《文献通考》作《广义》，卷数相同。《书录解题》作十卷，与此本不合。（每卷都有“钱氏家藏”朱印。）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附《指南总论》二卷（元刊本） 此书开头列有《进书表》，末尾署名为“将仕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陈承，奉议郎、守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裴宗元，朝奉郎、守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谨上”，共三行。全书分十四门，共七百七十八首方剂；这与陈氏《书录》和《玉海》所载五卷、二十一门、二百九十七首方剂不合。大概陈氏、王氏所记载的是师文的原本，而此书是绍兴以后增订修补的本子。《文献通考》作十卷，大概就是此本。目录后有“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新刊”一行。曝书亭收藏的、竹垞氏作过跋的，是建安高氏日新堂刊本，同样是元刻本，是另外一种本子。近来本邑张氏刊入《学津讨原》的版本，是从同乡陈氏旧抄本得到的，多了“增广”二字，但脱漏之处很多。现在以张本校对它，例如卷一“五脾汤”下面，脱去了“寿星圆”“左经圆”“活络丹”“七生圆”“川芎茶调散”“乳香趁痛散”“黑龙圆”七方。“乳香宣经圆”下面，脱去了“换腿圆”“大圣保命丹”“四生圆”“轻脚圆”“大防风丹”“经进地仙丹”“伏虎丹”“乌药顺气散”“秘方换腿圆”“左经圆”“木瓜圆”“追风应痛圆”“磁石圆”“胡麻散”十四方。卷三“顺气木香散”下面，脱去“和气散”一方。卷八“槐角圆”下面，脱去“胜金圆”一方；“何首乌散”下面，脱去“桦皮散”一方；“玉龙膏”下面，脱去“花蕊石散”一方，以及五行八卦图；“导滞散”上面，脱去“如圣散”“槟榔散”二方；“神效当归膏”下面，脱去“腻粉膏”一方；“乌蛇膏”下面，脱去“槐白皮膏”一方；“补损当归散”下面，脱去“复元通气散”一方。卷九“泽兰圆”下面，脱去“锺乳泽兰圆”一方；“吴茱萸汤”下面，脱去“伏龙肝散”一方；“牡丹煎圆”下面，脱去“椒红圆”一方；“白薇圆”下面，脱去“小白薇圆”“紫石英圆”“四物汤”“阳起石丸”“白术散”五方；“保生丸”下面，脱去“

译榆白皮散”“当归丸”“当归建中汤”“大通真圆”四方；“催生丹”下面，脱去“芎藭汤”“蒲黄散”“当归散”“牛膝汤”“四顺理中圆”“漏芦散”“大圣散”七方。“油煎散”下面，脱去“滋血汤”“乌金散”“暖宫圆”“琥珀泽兰圆”四方。“安胎饮”下面，脱去“神仙聚宝丹”“诜诜圆”“人参鳖甲圆”“济危上丹”四方。“南岳魏夫人济阳丹”下面，脱去“琥珀黑散”“滑胎枳壳散”“茂香散”“竹茹汤”四方。“琥珀圆”下面，脱去“鮍血圆”“内灸散”“乌鸡煎丸”三方。“白圣丹”下面，脱去“暖宫丸”“滋血汤”“安胎饮”“益阴丹”“妙应丹”五方。“牡丹散”下面，脱去“红花当归散”“乌金散”“艾煎圆”“当归芍药散”“调经散”五方。“黑龙散”下面，脱去“人参当归散”一方。“当归养血圆”下面，脱去“四神散”“当归黄芪汤”“神授散”“小地黄丸”“交感地黄煎丸”“加减吴茱萸汤”“熟乾地黄汤”七方。“增损四物汤”条中“须日进‘黑神散’三服”以下，脱去二百二十九字，文意多有不完整之处。“猪蹄方”下面、“产前将获法”上面，此本有“入月安产图”“体玄子借地法”“禁草法”“禁水法”等内容，共二十一行，张本全部脱去。“催生符”下面有“推妇人行年法”“逐日产母生子宜向方”“逐月产母生子忌向方”“藏胎衣吉方”“逐日日游神”五条，共两叶，张本也脱去。卷十“太一银朱丹”下面，脱去“软金丹”一方；“至圣丹”下面，脱去“定吐救生丹”一方；“五疳保童圆”下面，脱去“熊胆圆”一方；“虎晴圆”下面，脱去“天麻防风圆”一方；“香连圆”下面，脱去“紫霜圆”一方；“没食子圆”下面，脱去“水银褊圆子”一方；“惺惺散”下面，脱去“人参羌活散”“辰砂金箔散”“消毒散”“人参散”“生犀散”五方；“朱砂圆”下面，脱去“芦荟圆”“和中散”“人参半夏圆”“辰砂半夏圆”“丁香散”“六神丹”六方。“肥儿圆”下面，脱去“至圣保命丹”一方；“人参圆”下面，脱去“温脾散”一方；“白豆蔻散”下面，脱去“当归丸”一方；“豆蔻香连圆”下面，脱去“木香白术散”一方；“赤石脂散”下面，脱去“櫱墨散”“半夏散”二方；“朱矾散”下面，脱去“紫苏子散”“犀角人参散”二方；“镇心至宝丹”下面，脱去“小黄连阿▯▯圆”一方；“麦煎散”下面，脱去“辰砂茯神膏”一方；“秘传神仙消痞圆”下面，脱去“小驻车圆”一方；“银白散”下面，脱去“蝦■〈虫麻〉圆”一方；“玉真汤”下面，脱去“薄荷汤”“紫苏汤”二方；“二宜汤”下面，脱去“厚朴汤”一方；“仙术汤”下面，脱去“杏霜汤”“生姜汤”“益智汤”三方；“茴香汤”共有两方，后面一方脱失；“缩砂汤”下面，脱去

译“胡椒汤”一方。这些都是张本的脱漏和讹误，可惜没有依据此本重刻。书中“丸”字有时写作“圆”，这是宋本的旧式。

译末尾附有《指南总论》二卷，题为：“敕授太医助教、前差充四川总领所检察惠民局许洪编。”张氏没有刊刻的部分，竟把《图经本草》一种错误地当作《用药总论》，尤其失误。△《重校证活人书》十八卷（影抄宋本） 宋代朱肱撰写并作序。前面有《进书表》《谢表》《谢启》。考：《书录解题》说，朱肱字翼中，是吴兴人，秘丞朱临的儿子，中书舍人朱服的弟弟。他考中进士后，把张仲景的《伤寒方论》按类别编排，编成问答体，原名《无求子伤寒百问方》，由武夷人张藏作序，后来改了这个书名。晁氏《读书志》所载也相合，只是作二十卷。（《文献通考》也作二十卷，只有《书录解题》的卷数与此本相同。）而此本《进书表》中也说是二十卷。刻印时应当有所删并，所以少了二卷。政和八年，在杭州大隐坊刊刻。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五字。原为本邑孙氏收藏。（卷中有“天真阁”朱印。） △《史载之方》二卷（影抄宋本） 此书不题署名，也没有序和目录。从《郡斋读书志》以下的著录书目都没有记载。郡中黄复翁从石冢严氏那里得到此书，这个本子就是据此过录的。史载之的名声不很显著，他的生平事迹无从考察；只根据黄复翁的跋文，称《宋稗类钞》记载：眉州人朱师古得了奇怪的疾病，赶到郡中拜访史载之。宋代眉州隶属成都府，因此史载之是成都人。《书录解题》记载《指南方》二卷，说是蜀人史堪载之所撰，卷数虽然相同，书名却不同，不知是否就是此书。但称其为蜀人，与《宋稗类钞》相合；可知不是两个人，史载之的名就是史堪。阮文达《提要》说他的字和籍里不详，大概是误把载之认作名字了。《北窗炙▯果录》记载：载之治好了蔡元长的病。蔡元长是熙宁三年进士，靖康年间被贬后死去。因此载之是宋神宗以后的人的大致情况，可以知道这些。考：载之治疗蔡元长的大肠秘结，因为买来紫苑进献，顷刻间就通便了。此书《大府秘门》中，正有使用紫苑的一方。朱师古得奇病时，载之把病名叫作“食挂”，说病名出自《素问》，制成药服用，三天便痊愈。《宋稗类钞》没有说使用的是什么药，此书也没有“食挂”的方论；大概载之所治的病不只这一种，或者记载在《解题》所说的《指南方》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并不是《指南方》。《书》中“炅”“戌”“惊”“徵”等字都减省笔画，而“完”“丸”等字不避讳钦宗的嫌名，大概刊刻于靖康以前。黄复翁定为北宋精刻本，并非没有根据。△《伤寒治验九十论》一卷（旧抄本） 宋代许叔微撰写。每一病证各附一篇论说，共九十篇。原书名为《伤寒论》，本郡人刘大生校录时，增加了“治验”二字。刘大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人。△《张仲景驻（注）解伤寒百证歌》五卷，附《伤寒发微论》二卷（元刊本） 题署：“许叔微述。”许叔微字知可，真州人，绍兴二年进士。这部书是阐述张仲景的意思并加以申说，刊刻者却误把“张仲景注解”五字加在书名中，以致书名难以解释。知可有《类证普济本事方》，著录于《四库》，但这两部书没有收入。《涌幢小品》中朱国桢记载知可所作的几部书，其中有《拟伤寒歌》三卷，共一百篇，应当就是此书，只是误把五卷写成了三卷。又有《翼伤寒论》二卷，疑即《发微论》，见于《敏求记》。可惜原序残缺，不知道由谁校刻。（卷首有“张君服私记”朱印。） △《幼幼新书》四十卷（明刊本） 此书见于陈氏《书录》。题署“直龙图阁、知潭州刘昉方明撰”。全书汇编刊刻尚未完成，刘昉就去世了，徐璹字寿卿，以漕司身份代理郡政，赶忙完成了此事。旧本有绍兴二十年门人、左迪功郎、潭州湘潭县尉、主管学事李庚的序，以及左迪功郎、新差江陵府司户参军石才孺的后序。考：李序说，刘公因患小儿疾病，苦于世上没有良医，便把古方和已经试验有效的秘方全部搜集起来，命王历羲道、王湜子编纂这部书。石序说，全书共四十卷，编成三十八卷时刘公病重不起；四明楼公接任其政后，迅速完成此事，并把后两卷合为一卷，又将历代所述《求子方论》编成一卷，列在全书卷首，这与《直斋书录》的记载不同。此本是明万历年间吴郡陈履端编订的。陈履端以行医为业，曾在云间顾研山处购得宋刻本，缺少三卷；后来又从歙县程大纲家抄得缺卷，略加删节后刊刻。有陈履端自序，以及王世贞、刘凤、张应文的序，王问卿、余然的后序。△《洪氏集验方》五卷（宋刊本） 没有题署姓名。书后有跋说：“《古集验方》五卷，都是我一生使用过并有明确疗效的方剂，或者虽然还没有亲自使用，但传闻确实可靠的方剂，现刻印于姑孰，与众人共同分享。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阳洪遵书。”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六字。“丸”字为避讳都写作“圆”。书后有鲜于枢题诗说：“贤人留意济斯民，学仕之馀未舍勤。犹访医方治疾病，岂因富贵堕心身。乃知後世家风远，想见当年德业新。愧我长贫仍懒惰，不能望见属车尘。”此书用淳熙七、八两年官府册纸的背面印刷，纸中钤有官印，可惜已经无法辨认。书后有黄荛圃、顾涧薲的跋。（卷首有“玉兰堂”“竹坞”“季振宜”“沧苇”等朱印。） 按：这是家塾珂罗版影印本。△《医经正本书》一卷（旧抄本） 宋代程回撰写并作序。另有陈言的跋。这部书见于《书录解题》，共十四篇，专门辨析伤寒、疫疾并不具有传染性，以挽救社会风俗浅薄、骨肉亲人彼此抛弃隔绝的弊病；又论及唐、宋的医政，以及权量、脉诊、汤剂和方论，赞同其中正确的，贬斥其中错误的。称作“正本”，是因为根本端正，邪说就不能动摇它。△《伤寒补亡论》一卷（旧抄本）

译题署：“河南郭雍撰。”考：郭雍字子和，隐居峡州，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朝廷征召他而他没有出仕，赐号冲晦处士。这部编著阐述各家关于张仲景伤寒治法的论说，用来补充旧有论著没有涉及的内容，所以称为“补亡”。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宋刊本） 宋代朱端章编。此书汇集各家产科经验方，编成一部书。开头列有《月产图》，其中有借地法、禁草法、禁水法、逐月安产法。《书录解题》所载《产宝诸方》一卷，以《十二月产图》列在卷首，怀疑就是此书。第四卷为李师圣编的《论郭稽中附方》，疑即《直斋书录》所载《产育保庆集》一卷。第六卷为《许学士产科方》，应当是绍兴年间许叔微所作，其余还广泛采集各家方论，内容十分完备。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只有钱氏《敏求记》见到过。目录后有“翰林医学差充南康军驻泊张永校勘”一行。卷末有《自记》三行，说：“长乐朱端章把所收藏的各家产科经验方编成八卷，在南康郡斋刻版。淳熙甲辰岁十二月初十日”，等等。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五字。书中遇到“辕”“悬”字都减省笔画，“丸”字全写作“圆”。《敏求记》所说的纸墨精良可爱，如今又历经二百多年，仍然和原来一样，实在值得珍藏。（卷中有“孟洪”“西涧草堂”“孙氏禹九家藏”等朱印。） △《新编近时十便良方》九卷（宋刊残本） 未署撰者姓名。书前有庆元乙卯年汾阳博济堂序，大意说：绍熙辛亥年，东南漕使孙稽仲编集了一部方书，题名《太衍》。可惜内容过于简略，于是广泛搜集医方医论，选取简明而切于实用、见效迅速而药性不猛烈、与时令运气相宜的内容，补充孙公原书的不足。所谓《十便》是说：药材只有六十四种，容易储存，这是第一便；都是世间常用、不难获得的药物，这是第二便；每种药在各处买少许，放在药笼里，不妨碍行李携带，这是第三便；古今方论，哪里能够逐一查找，如今只选取必定有效的方剂，不必遍览群书，这是第四便；凡是有病就有方，有方就有药，不至于仓促间手足无措，这是第五便；治病如同救火，本书用药简便妥当，调和药剂也不费力，这是第六便；有时出仕游历到偏僻县邑，当地医药缺少，遇到缓急之事也有办法应付，这是第七便；旅行露宿野外，突然发生意外病症，不至于困坐无策，这是第八便；身在深山穷谷，距离城市很远，也能立即取用，这是第九便；仁人君子对于贫困患病之人，想打开行囊施舍救济时，不会再有方药不全的遗憾，这是第十便。原书四十卷，今存卷十一至十七、卷二十一至二十二，共九卷。卷首有《古今方论总目》，所引古方共六十六种。卷末有墨印图记说：“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共十八字。又有《总类》一卷，列出用药治病的分类；《目录》一卷，列出药名、方名的分类。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医说》十卷（明刊本） 宋代张杲编集，山阴诸葛兴作序。嘉靖年间，南衡童某在晋地刻印，有东黄张子立序；印台傅某又在秦地重刻，有西京许宗鲁序。考察此书，开头为《历代名医》，其次为《医书》《本草》《论法》以及《神医神方》。全身各类疾病，都援引同类病证以示范治法，明确列出实际疗效，是医学的指南。旧为汪秀峰藏本。（卷首有“开万楼藏书”朱印。） △《钱灸资生经》七卷（元刊本） 未署撰者姓名。考察嘉定庚辰年徐正卿序，说此书为东嘉王叔权所作，那么王叔权也是宋代人。目录前有“广勤书堂刊”一行字。第一卷专门论述人体各穴；第二卷以下，列举针灸的各种方法；铜人图式不只有正面、背面，还兼有侧面形态。考察《唐志》有《黄帝十二经偃侧人图》十二卷，此书或许承袭了那种遗法吧。（卷首有“范文安藏书”“张履和印”两方朱印。） △《伤寒要旨方》一卷（旧钞本） 题名署：“当涂李柽与几编辑。”此书见于陈氏《书录》。书中把方剂列在前面，把相关证候列在后面，内容都不超出张仲景的范围。原书为二卷，名为《伤寒要旨》，没有“方”字。此本是明代沈子录承之氏重新订定的，前面增加了几条补充分类和附方，都是沈氏增补的。沈氏也是一位良医。（前后有“子录”“沈承之家藏书”“沈鹤泉”等朱印。） △《新雕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影钞元本） 题名署：“刘守真撰，马宗素重编。”有刘守真自序和马宗素序。序后有刊书人的题记说：“如今寻得河间刘守真先生亲自传下的本子，仍请明达的医士仔细校订。”等等。马宗素是洪洞人，也学习医术，是刘守真的弟子。△《刘河间伤寒直格》三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别集》一卷（元刊本） 题名署：“金代刘宗素撰。”临川葛雍把刘宗素论述伤寒的两门内容辑成此书，并附上刘洪《伤寒心要》作为《后集》，马宗素《伤寒医鉴》作为《续集》，张子和《心镜》第三卷作为《别集》。此本与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记载的本子相合。卷首有无名氏序，序后有一行墨印图记说：“临川葛雍校正，建安虞氏刊行。”而《目录》前又有五行图记说：“伤寒方论，自汉代长沙张仲景以后，只有前金河间刘守真深入研究其旨意，著成《伤寒直格》一书，确实有益于世人。如今寻得江北善本，乃由临川葛仲穆编校，恭敬地刻板刊行，希望与天下讲求卫生的君子共同使用。岁次癸丑仲冬妃仙陈氏书堂刊。”据此看来，此本应当出自建安本；其中“岁次癸丑”，就是元仁宗皇庆二年。（卷首有“钱氏仲实”朱印。） △《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明刊本）

译题名署：“刘守真撰，李时珍辨。”这是金代张元素的著作，见于《本草纲目序例》中。全书分为三十二门，论述精要，接着说明处方用药的方法。金朝末年杨威最初刊行此书。这是明初宁藩刻本，原序已经散失。△《此事难知》二卷（元刊本） 没有署撰者姓名。前面有至大元年王好古的序，由此可知此书是阐述其老师李东垣学说的绪论。如今《东垣十书》中也把它列入其中，但实际上是王好古搜集编纂的，并非李东垣亲自撰写。△《针灸四书》八卷（旧钞本） 元代宝桂芳编集并作序。考察宝桂芳字静斋，是建宁人，宝汉卿的儿子，父子二人都隐居行医。所谓《四书》，第一部是金代阎明广的《子午流注针经》三卷，篇首冠以何若愚《流注指微针赋》，并为之作注，有阎明广序；第二部是宋代窦杰《针经指南》一卷，有朱良能序。窦杰也字汉卿，与宝桂芳的父亲同字，是合肥人，官做到太师。当时有两个都以医术著名的窦汉卿。宝桂芳得到这两部书，将它们合刻，并附上家藏《黄帝明堂灸经》三卷，有无名氏序；又附宋代庄绰《灸膏肓腧穴法》一卷，有庄绰自序；合在一起编成，题名为《针灸四书》。序和目录后有两行墨印图记说：“至大辛亥春月燕山活济堂刊。”活济是窦氏药室的名称，由游达斋亲笔书写相赠，见于宝桂芳自序。此本是依据元刊本影写的，原先由爱日精庐张氏收藏。△《卫生宝鉴》二十四卷、《补遗》一卷（明刊本） 元代罗天益撰。考察罗天益字谦甫，是藁城人，向李东垣学习医术，学术源流出自易水张氏，以两家的学说搜集、编排而成书。卷一至卷三名为《药误永鉴》，意思是要了解前车覆辙，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卷四至卷二十名为《名家类集》，意思是把古今医方精心选择后详细记录下来，使后人有所依据。卷二十一名为《药类法象》，意思是药物气味的厚薄各有用途，证候治疗有增有减，希望后人能够相信这些原则。又有《医验纪述》，意思是用药应当与病情相合，疗效才会随之出现，希望后人对此谨慎。《补遗》一卷，多记述张仲景治疗内伤、外感的经验方以及中暑方，是刊刻时补入的，并非罗谦甫所作。有郧城砚坚题写的卷首文字，罗天益《上东垣启》，以及王恽、胡广、杨荣、金幼孜、蒋用文等人的序，还有无名氏《补遗序》和韩夷《刊板跋》。此书见于《文渊阁书目》《焦氏经籍志》。△《本草元命苞》九卷（旧钞本） 元代尚从善撰写并作序。考察尚从善字仲良，自署官衔为“御诊太医宣受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点”。元代设置医官，考试出题以《素问》《难经》为经典，疑（古代通“拟”）拟张仲景的治法，以《本草》为药性依据。尚仲良认为唐慎微所著全书收录药品多达一千零八十二种，学习者不能全部认识，于是选取其中切于实用的四百六十八种，论说简要，编成九卷，在至顺年间刊刻。前有至元三年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班惟志的序，又有冯子振的序。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只有钱遵王《敏求记》提到。此本是明人抄本，只保存了残缺的篇帙。士礼居黄氏依据周香岩藏本补足。（卷首有“周子禄氏”朱印。） △《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明刊本） 元代萨里弥实撰。全书分为十五门：卷一《诸风门》，卷二《心气痛门》，卷三《小儿疝气门》，卷四《积滞门》，卷五《痰饮门》，卷六《喘嗽门》，卷七《羡补门》，卷八《泻痢门》，卷九《头面口眼耳鼻门》，卷十《发齿门》，卷十一《咽喉门》，卷十二《杂治门》，卷十三《疮肿门》，卷十四《妇人门》，卷十五《小儿门》。与明代《文渊阁书目》所载相合。另有本子分作五卷，文字多有残缺，分类也不相合。此本是原书完整本。前有王都中、吴澂的序，后有跋语说：“郑多伯志道刻于蜀中。”末叶已经残缺，失去了撰者姓名。△《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明刊本） 题名署：“元洞虚子王中阳撰并序。”考察王中阳名珪，字均章，自号中阳老人，是吴地人。中年时弃官，隐居在虞山下。此书取《庄子》“宇泰定者，发乎天元”以及《养生主》的意义，所以开头为《原心》；其次论述《婚合》《孕育》《婴幼》《童壮》《衰老》《宣摄》《避忌》；再其次论述《运气》《标本》《阴阳》《脉病》《证治》；然后是《类方》《对证》，以备采用；最后以《古今明训》二道、《日省》一篇作结，作为《摄生要法》。至元年间有刻本，有段天祐、徐繁的序和杨易的跋。正德年间，兵部郎中冒鸾重刻，有跋。△《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元刊本） 元代危亦林撰。将先世相传的经验方，分为十三科记录。后面附有《孙真人养生法》一卷，有危亦林自序及王充耘序。至正五年，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刊刻，有序。又有太医院题识说：南丰危亦林世代行医，《得效方》编排有法，科目没有遗漏。江西提举司校正后上报太医院，太医院下令各路提举司再次校订；又报告太医院，院中长官、副职和属官都说好，于是交付所属机构，使之绣梓刊行，等等。后面列有太医院官员二十三人的官衔姓名，以及一名掾史。从这些内容可以知道校勘审查十分详细谨慎。△《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元刊本）

译没有题署撰者姓名。“西方子”也无从考证。目录前有“熊氏卫生堂重刊”一行字。卷一列《正人头面图》《胸膺图》《腹肚图》；卷二、卷三列《正人手图》《足图》；卷四列《伏人头图》；卷五、卷六列《伏人手图》《足图》；卷七列《侧人头颈图》《胁图》《手图》；卷八列《足图》。各图都详细说明穴位所在，并论述哪些穴位可以灸、哪些穴位不可灸，比《铜人针灸经》更加完备。《四库著录》记为山西平阳府本，与《铜人针灸经》合刻。此本是元代刻本中精良的一种。出自曝书亭旧藏。（卷首有“彝尊”“曝书亭藏书”两方朱印。）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五 子部三 ○天文算法类 △《周髀算经》二卷、《音义》一卷，附《数术记遗》一卷（旧钞本） 旧题署：“赵君卿注，甄鸾重述，李淳风释。”《音义》题署：“李籍撰。”后附《数术记遗》，题署：“徐岳撰，仇鸾注。”《周髀》就是古代盖天学说。如今的西方法，实际上由此发展而来。《数术记遗》在唐代选举中，除《九章》《五曹》之外也兼加学习，虽然世人都怀疑它是假托之作，但总之流传已经很久了。只是辗转传抄，讹误错乱不少；此本仍是旧本，有赵君卿自序以及鲍浣之序跋。考察跋语中遇到“国家”“中兴”等字样，都另起一行并顶格书写，由此知道此本是从宋代刻本传抄下来的。△《天文大象赋》一卷（旧钞本） 隋代李播撰，苗为作注。旧题署为：“张衡撰。”但《唐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都作李播。李播在隋朝任官，高祖时期弃官做了道士。顾涧翁根据赋末“少微之养寂”等语，断定为李播所作，自然不是妄说。此本旧为孙氏之騄抄藏本，后面有顾涧翁跋。邑人吴顼儒氏依据它传抄。△《新仪象法要》三卷（影钞宋本） 宋代苏颂撰。此书是为重修浑仪而作，始于元祐年间，完成于绍圣年间，所以《遂初堂书目》称它为《绍圣仪象法要》。卷首列有《进书状》，每卷都有图，每图都有说明，是当时奉诏撰写进呈的。宋代刻本卷末有两行字：“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吴兴施元之刻本于三衢坐啸斋。”施元之字德初，就是给苏轼诗集作注并流传于世的人。此本是相传的影摹本，图样和界线绘制得分毫不差，不比遵王氏藏本逊色。△《铜壶漏箭制度》一卷（影钞宋本） 此书著录于《文渊阁书目》，没有署撰者姓名。卷首列有李龙眠序，其次是《刻漏图式》，再其次列出十二节中上箭、下箭、独用、同用的区别，比《新仪象法要》更加严密。卷末载有王荆公《明州新刻漏铭》、许克昌《明州新造莲华刻漏记》及《铭》，最后是淳祐丁未年颜颐仲的跋。考察许氏记文和颜氏跋语，可知明州谯门旧有以水计测昼夜漏刻长短的器具，年久失修而磨损。绍兴末年，太常伯韩仲通任郡守，找到吴人祝岷，考察古代制度，用铜铸成莲花漏。到了淳熙丁未年，龙溪人颜颐仲继任郡守，既修复了它，又取李龙眠、韩仲通两家的刻漏制度，交付刊刻。卷末有一行字：“清源免解进士魏国钧校正。”卷首有“士礼居臧”“黄印丕烈”“荛圃”等朱印。△《准斋心制几漏图式》一卷（影钞宋本） 宋代孙逢古撰写并作序。孙逢古创制小型漏壶，分为二十五箭，按照时刻使用，以校正晷刻，可以放在座位一角，所以称为“几漏”；又因绘制漏箭式样而刻印成书。曾经著录于《文渊阁书目》。此本与《铜壶漏箭制度》合装一册，旧为郡中黄氏收藏。荛翁有跋。（卷首有“士礼居藏”朱印。） △《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一卷（旧钞本） 这是宋代宝祐四年、岁次丙辰的历书。卷末题列负责计算编造、加注并颁行的人员，说：宝祐三年十月日，保章正充同知算造兼主管文德殿钟鼓院荆执礼，灵台郎同知算造杨旂灵，台郎兼主管测验浑刻漏所相师尧，换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谭玉，灵台郎判太史局批点历书邓宗文、李辅卿。秀水朱氏跋说：南渡以后，从《统元》到《会天历》，历法名称总共改了七次，只有《会天》史书称其历法失传，试着从这部编纂中推求，也可以大致测知。旧为昆山含经堂徐氏收藏，竹垞老人抄录副本以传世。此本卷末有朱笔题记说：“乾隆丙午年，从江郑堂处抄录，又重新比校了一遍。秋厓衡记。”考察秋厓姓朱，名邦衡，是余仲林的高足弟子。（卷末有“秋厓”朱印。） △《乾象通鉴》一百卷（旧钞本） 宋代李季撰写。卷首有自序说：“我李季著成此书，不远万里到行在献上它。”钱遵王认为应当是宋高宗时期的书。但考察卷末作者署名为“河间府免解进士李季奉圣旨编”，河间到临安不应说是万里。他征引广泛，推求考证精细详密，实属前所未有；而且所引用的散佚书籍很多，尤其是艺林中的渊海。外间流传的版本极为稀少，此本还是从钱氏藏本传抄出来的，过去收藏在郡中汪氏家。（卷首有“汪士钟印”“平阳汪氏藏书印”两方朱印。） △《回回历法》一卷（明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