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

译卷首和第一卷的篇题与十行本相同。第二卷以后，下一行都写有唐代孔氏的官衔名号。“撰”字下面都有“正义”二字，而《孔氏传》下面仍有“孔颖达疏”四字。《正义序》之后有新刻的《尚书纂图》，开头列出书中篇名十例，接着列出《逸书篇》篇名；图共十九幅，分别是《唐虞夏商谱系图》《历象授时图》《尧典中星图》上、《尧典中星图》下、《日永日短图》《璿玑玉衡图》《律度量衡图》《诸侯玉帛图》《十二章服图》《虞舜九韶乐器图》《禹贡九州地理图》《随山濬川图》《任土图》《干羽图》《周彝图》《太常图》《圭瓒图》《牧誓兵器图》《费誓兵器图》。其中《地理图》有一行款识说“平水刘敏仲编”，大概就是校刻此书的人。考察《说命中》篇“惟天聪明”一节的注疏，各本都有讹误脱漏，日本山井鼎依据古本宋板校正并补足缺文，载在《考文》中；此本正与它相合。《考文》补充说：传文末尾古本有“也”字，大概宋板没有，今本也没有。只有“其所施为”一句，此本作“於为”；“臣敬顺而奉之奉”，就是上文的“承”，此处少了“之奉”二字，这是小的差异。又如阮氏《校勘记》在“宪法释诂文法”下面多出一个“也”字，并把“言圣王法天以立教於下”脱去了“圣王”二字；用此本相互验证，可以知道那是转抄造成的错误。其余与《考文》所载宋板相合的地方约有十分之九，核对文义，大多胜过其他版本。比如“《尧典》第一”的疏文说：“交代揖让，以重无为，故为第一也。”各本的“重”都作“垂”，阮氏校订也认为作“重”不对；我私下认为，正因为“重”字，才把它列在篇首。孔氏正是用“重”字解释《尧典》列为第一的原因，似乎作“重”更好。这类例子很多，不能全部说完。每卷末尾总附《释文》，并且载录全文，不像其他版本那样割裂删改，也与《考文》所引用的宋本相符。考察《尚书注疏合刻》，只是把十行本看作最古，但它经过正德年间修版，造成的错误很多。这部刻本的时代比前述版本更早，与足利宋板合起来互相参证，就可以用来纠正《考文》所说的今本注疏错杂纷乱严重的问题，使它恢复旧貌。每半叶十三行，大字每行二十六至二十九字不等，小字每行都是三十五字，字体是蝇头小楷，雕刻极其精工，即使南宋精刻本也比不上它。（卷中有“扬州季氏”“沧苇”“振宜之印”“季振宜读书”等朱印。） △《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钞本） 宋代程大昌撰。考《宋史·艺文志》记载，《禹贡论》五卷，《禹贡论图》五卷，《后论》一卷；而《直斋书录解题》则作《禹贡论》二卷、《禹贡论图》二卷。现在通志堂刻本与《解题》相合。只是《图》二卷仅存叙说，图已经亡佚。此本则专门抄录图，而不抄前后两篇论说。大概这是文澜阁传钞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版本。《图》原有三十幅，现在保存二十多幅。前面有《自序》，后面有《陈应行跋》。通志堂本另有彭椿年《序》和归有光《跋》，这里都没有。曾经用此本校对通志堂本，很多地方能够订正它的讹误脱漏。例如《大陆》篇说“固尝以深之大陆为正”，“深”字作“河内”。考《通典》说：“深州陆泽县，《禹贡》的大陆泽就在这里。”《元和郡县志》说：“深州陆泽县，南三里就是大陆之泽。”因此作“深”是对的。现在确定《■〈氵允〉荥济图》中“■〈氵允〉”误作“流”；《叙说》说：“■〈氵允〉荥济绝河南北以为迳道。”其中“■〈氵允〉”字也脱落了。《寻阳旧江图叙说》说：“至于九江，从蕲春到湖口，不过二三百里。”湖口下面有四字小注“三江会处”，却误把“三江”二字收入正文，脱去了“会处”二字。《小勃律弱水辨》说：“《唐史》误以合言，故并与大勃律无的地也。”脱去了“无的”二字。雍、梁、荆三州《贡道图叙说》说：“这样说来，不浮汉水而浮潜水。”脱去了“而浮”二字。《隋汴》末篇说：“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经》，古来自有分水故道。”脱去了“而板渚”三字，又把“之在”误作“之东”。其余文字句子的小差异，这里不一一记载。总的说来，都是此本较好。大概《永乐大典》所载的仍然出自淳熙旧刻。△《杏溪傅氏禹贡集解》二卷（宋刊本）

译宋代傅寅撰，东阳乔行简作序。卷首列有《山川总会》《九河》《三江》《九江》四幅图。序文自行题作“杏溪傅氏《禹贡集解》”，图后又题作“《尚书》诸家说断”，下一行题作“《禹贡》第一”。所以《永乐大典》本称作《禹贡说断》，而通志堂经解本称作《禹贡集解》，书名于是分成了两种。每半叶十一行，每行经文十八字；引用各家学说时，首行低一格，下一行低二格；自己的说法则一律低三格。各家都称“某氏”，只有吕成公称作东莱先生；我怀疑这是因为傅氏叔居住在义乌时曾向吕成公求学。书中“恒”“桓”“慎”字有避缺末笔。“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只有“惇”字不避缺末笔，应当是孝宗时刻本。此本原为王止仲收藏，后来归都玄敬、刘公■〈甬戈〉，进入传是楼。现在流传的经解本，就是依据它刻成的。缺失的四十多简以及《五服辨》《九州辨》，都一一相合；只是“《尚书》诸家说断”六字也改作“杏溪傅氏《禹贡集解》”，这就失去了原貌。至于四幅图编入程氏《禹贡论》中，是装订书籍的人造成的错误，并不是刻本有误。看成容若的序就可以明白。（卷中有“王止仲”“元敬”“刘体仁印”“颍川刘考功藏书记”“乾学”“徐健庵”等朱印。） △《书说》七卷（旧钞本） 宋代王度撰。明代人的抄本。旧日收藏于黄俞邰家。正文注释使用大字，注释中间如果有疏解文字，就用双行夹注。明代吕光洵与荆川唐氏曾校刊此书。这个版本把大字注改成细字，并把小注全部删去。通志堂据此传刻，于是很少有完整的书了。此本曾著录于《爱日精庐藏书志》，并已摘录数条，用来说明其大概内容。至于《甘誓》的注，例如郑司农注“则古书孥作奴”下面的小注说：“《汉书·王莽传》说‘予则奴戮女’，颜师古说：奴戮，就是把人杀戮后作为奴隶。”讲解这部书的人认为，孥就是子，戮及妻子；这种说法不对。考孔《传》说：“孥，就是子；不只是停止在你本人，还辱及你的儿子，说的是耻辱牵连。”因此把“戮”解释为辱，并没有说杀人；但《正义》却说：“被戮辱的，不只是你本人而已，我还要连同杀死你的儿子，以此戮辱你。”于是把“戮辱”解释成了杀。蔡《传》于是说，如果不加重刑法，就无法整顿民众，使他们赴功。然而古代施刑，父子、兄弟之间罪责并不相互牵连。所以《大禹谟》说：“刑罚不牵连后代。”难道夏启初期的政治，反而超过新莽的残酷吗？由此可知，宣献关于这一条的说法确实有深意，不可以轻易抛弃。因此再次把它标举出来。△重刊明本《书集传》附音释六卷（元刊本） 题作“朱子订定，蔡氏集传，鄱阳邹季友音释”。考察可知，蔡氏的书完成于嘉定己巳年；淳祐年间，他的儿子蔡抗上奏进呈之后，才有了刻本。这里所说的“明本”，就是宋代的明州本。明州今天是宁波府。当时进呈的经书版本共分为《传》六卷、《小序》一卷、《朱子问答》一卷。《小序》原本自成一篇，孔氏作《传》时，把它移到各篇开头；朱子仍然把它合为一篇。《书录解题》记载有晦庵所录《书古经》四卷、《序》一卷的版本，说的就是这个。由于《集传》经过朱子订定，所以也把《序》置于书后，此本完全依照旧式。只是《朱子问答》由董氏辑录纂注，收入《说书纲领》，此本依照董本列在各卷之首。另有纂图六十八幅，不知道是谁编纂的。张氏金吾说是取自郑东卿《尚书图》。考察郑东卿的《图》见于《经义考》，共有七十七幅；核对图名，其中有一半也不同。显然是两种书，不能因为图说有相合之处，就说它就是郑本。《传》文每节后附有邹季友的《音释》。考察可知，季友字晋昭，是鄱阳人。明太祖认为《集传》和季友的论说间或有不妥之处，于是下诏征召儒臣编纂《书传会选》，其中多采用季友的说法。黄氏《千顷堂书目》和钱氏《元史艺文志》都记载有《书蔡传音释》六卷，就是这部书。它的解释与蔡《传》不同之处，已经见于张氏《藏书志》。它的释音也以字音的虚实、动静为主，间或引用《玉篇》《广韵》《韵略》，并不完全采用《释文》。它解释“数”字时说：各部经书中，如“加我数年”“数口之家”，陆氏都读作“色主反”，而朱子《四书集注》读作去声；现在考察，上声才是表示用力的“数”字，用在这个意义上不恰当，应该依从朱子的读音才对。又说徐仙民把“赎”读作“树”，这是北音，因此改为“神蜀反”，大概也是元代讲小学的人所作的改订。邹氏曾写信给胡云峰说：“《书传音释》非常感谢您的订正，如果终于可以流传，先生也有恩惠在其中。”由此可见，此书又经过胡云峰亲手审定。《凡例》之后有墨印题记说：“至正辛卯孟夏德星堂重刊。”原来是本邑孙氏的藏书，后来归张氏爱日精庐，载入《藏书志》，排在元人著作的末尾，大概是因为以邹氏《音释》为主。但是，凡是《经传》附有《释文》的版本，都不依从陆氏所处时代的次序，所以现在以《集传》为主，将它改列在这里；至于单行本一卷，仍然放在元人著作之中叙述。（每卷都有“虞山孙仲孝维收藏图书”朱印。） △《尚书精义》五十卷（钞本）

译宋代黄伦撰。前面有淳熙庚子年龙溪张凤的《序》，又有建安余氏万卷堂刊板的《识语》。此书汇集各位儒者的解释编成。每节开头列张九成的说法，大概取自《尚书详说》。考察可知，无垢的这部书，《经义考》注说没有见过，《惟一斋书目》中却有记载，因此流传已经很少，只能依靠这个本子保存下来。其他如颜复的《讲义》、张纲的《讲义》、吴孜的《大义》、胡伸的《解义》、王安石及其子王雱的《新经义》、黄君俞的《关言》、杨绘的《九意》、孙觉的《十述》、陈鹏飞、王当、王日休的《解》、孔武仲、张沂的《说》、上官公裕的《解说》、顾临的《集解》，现在都已经不存，只能在此书中见到。△《尚书要义》二十卷（旧钞本） 宋代魏了翁撰。世上流传的本子，都出自淡生堂祁氏抄本，缺少第七、第八、第九卷；这部是足本，为明人精抄，尤其可贵。考察：唐代孔颖达的序说：“为它作《正义》，共二十卷。”各本的注疏一脉相承，没有改动；但分卷方式，从《盘庚》以下，十行本与《考文》所载宋刻本大不相同。十行本第十卷起《说命》，第十一卷起《泰誓》，第十二卷起《洪范》，第十三卷起《旅獒》，第十四卷起《康诰》，第十五卷起《召诰》，第十六卷起《多士》，第十七卷起《蔡仲之命》，第十八卷起《周官》，第十九卷起《康王之诰》。闽监本、毛本都相同，即家藏金刻本也是如此；《考文》本则把《泰誓》列为第十卷，《洪范》第十一卷，《旅獒》第十二卷，《康诰》第十三卷，《召诰》第十四卷，《多士》第十五卷，《君奭》第十六卷，《立政》第十七卷，《顾命》第十八卷，《君牙》第十九卷。这部书的分卷，唯独与《考文》本相同。考黄唐《礼记跋》说：“本司旧日刻印《易》《书》《周礼》，把正经和注疏汇集在一部书中，便于翻阅研读，其他经书却独独缺少。” 绍兴辛亥年，于是取《毛诗》《礼记》的义疏，像前三部经书那样编排汇集。”由此可知，《尚书》注疏合刻，应当在南宋、北宋之间。文靖所见的本子与《考文》所载的本子，大概都是绍兴以前的旧本，也是校勘经书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宋刻本）。题名为：“陈大猷《集传》。”卷前有《纲领》以及《书始末》《书序传》注、《传授集传条例》《进书上表》录本。末尾题写：“嘉熙二年三月日，从事郎、前宣差、充两浙路转运司准备差遣臣陈大猷上表；十三日奉圣旨，降付尚书省，送后省看详申。”又有《后省看详申状》录本，末尾题写嘉熙二年五月日，李刘、牛大年、高定子、许应龙、游侣的状结衔共四行。十九日奉圣旨，授陈大猷六部架阁差遣，将他的《书集传》和《或问》交付秘书省。考宋代有两个陈大猷：一个是东阳人，绍定二年进士，由从事郎历任六部架阁；另一个是都昌人，号东斋，出仕任黄州军州判官。看这部书的进书表以及《后省看详申状》的结衔，便知道是东阳陈氏所作。但鄱阳董氏《尚书辑录纂注》在《书集传》下注明引用姓氏时，写作东斋。竹垞朱氏《经义考》依据这一点，于是不敢确定是东阳陈氏的书。然而考危太朴《都昌陈先生墓志》说：“父大猷，开庆元年进士。” 这已是进书后二十二年，东斋才考中进士，因此也可以知道他不是都昌陈氏。这部书广泛采录各家说法，再参入自己的意见。《条例》说，依照经文的次序编排，先解释训诂，然后讲意义；有时先采用甲家的说法，再采用乙家的说法，之后又重新采用甲家的说法，就再次列出甲家的姓氏，大体是为了使意义前后贯通，好像出自一家。这部书的体例，大概仿照吕氏《读诗记》，当时学者大多宗奉它。但《宋史·艺文志》失载，只有叶氏菉竹堂和西亭王孙《万卷楼书目》著录。如今传本极少，通志堂搜访也没有找到，只刻有《或问》二卷；这部书仍然完整如新，确实是秘藏的珍本。《或问》二卷，与通志堂本相同。但通志堂本有不少讹误脱漏。例如第二条夹注引程氏说：“至尧立政有则，制事有典。”这部书则说：“至尧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其治可纪，故书称典。”又在“或问《尧典》孔、程二说如何曰”下面，这部书有“二说皆善但”五字，大概通志堂本也没有见到这部书。只是《进书表》说，臣所编《书集传》十二卷、《集传或问》三卷，缮写成十五册；大概每卷一册，《或问》应当有三卷。这部书只有上卷、下卷，并不是原来就有缺失。又卷一首行题作“《书传会通》卷第一”，次行题作“陈大猷集传”；其余各卷则都题作“书卷第若干”，空出几格后题“陈大猷集传”。而它的《进表》《申状》都称作《集传》，从来没有《书传会通》这个名称。难道是进书以后重新确定了这个名称，并把《或问》合并改编了吗？还是书坊刻印时所改？书中“匡、筐、恒、贞、徵、勖、桓、慎、惇、憝”等字都缺末笔。经文也同《石经》古本，间或与《蔡传》不同，也属于宋刻本中的精善之本。△《尚书注》六卷（旧抄残本）。

译宋代金履祥撰。原书十二卷，现在保存卷七至卷末。考柳文肃撰写仁山的《行状》说，他早年注释《尚书章释句解》，后来摘取其中要旨写成《表注》；这就是他早年所作的注本。东阳许氏撰《读书丛说》，多有采录；而吴兴赵魏公在《书古今文集注自序》中说，金氏针对蔡《传》繁琐的弊病，却又失之过简，不如其他经书的传注那样考察周详、论说确切。他不知道《表注》删去繁琐而趋于质实，其详细内容见于此书；所以应当与《表注》相辅而行，不能因为是早年作品就废弃不用。可惜前六卷已经亡佚。顾伊人跋元刻《表注》说，锡山秦氏、昆山徐氏都有《书注》全本，现在不知道流落在什么地方。书后有无名氏的《跋》，与许氏《读书丛说》中的俞实《序》没有一个字不同。（我的《序》载于朱氏《经义考》，家中收藏的许氏书本没有这篇。）末尾说：“先生是金华人，他的名讳、字号、世系、言行始末，都详载于今翰林直学士乌阳黄公溍所作的《墓序志铭》中。”考察《文献集》有《白云许先生墓志铭》，而没有《文安》，所以这当然不是这部书的跋，大概是伪作者把别处文字移置过来的。△《读书丛说》六卷（旧抄本）。元代许谦撰。原书没有《自序》。朱氏《经义考》把卷一《书纪年后总论》当作《自序》，错了。书中多次引用别人的说法，称“金先生”的，是指仁山金氏，也就是他曾跟从求学的人。吴礼部师道说，想读朱子的书，必须通过许君的学说。由此可知他严守师承。这是明人传抄元刻本。△《尚书音释》一卷（元刻本）。这部书没有题署作者姓名，也没有序跋。核对其中的音释，大概是邹季友所作。邹氏把经文和蔡氏《集传》合编为《音释》六卷；这里则专刻经文，所以只取其中解释经文的部分，大概是元代的家塾课本。考察蔡《传》的经文，有许多地方与《石经》和相台本不同，例如《大禹谟》的“降水儆予”、《禹贡》的“北过降水”，两个“降”字都写作“洚”；《太甲中》的“视乃厥祖”，“厥”写作“烈”；《咸有一德》的“厥德匪常”，“匪”写作“靡”等，这部书也如此。然而考察音义，也有蔡《传》本并不不同于古本、反而是俗本讹误的地方。例如《大禹谟》的“夔夔齐慄”，邹氏没有为“齐”字注音，可知蔡《传》本写作“斋”。又《洪范》的“明作哲”，这部书把“哲”写作“晢”。邹氏说：“晢，音之列反，字与‘晰’相同，下面应从‘日’，不应从‘口’。”这些都与《石经》、岳本相合。△《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元刻本）。卷首题作“朱子订定蔡氏集传”，下一题作“后学鄱阳董鼎辑录纂注”。前面载有嘉定己巳年三月十六日蔡氏原序，接着是至大戊申年十二月己未日董氏《自序》，又有《凡例》八条，以及《辑录》引用的各书、《辑录》所载朱子门人的姓氏、《纂注》引用的各书、《纂注》引用的各家姓氏，另有朱子《说书纲领》三十一条。书序总置于卷末。所引用各家姓氏之后，有钟形墨印，印文为“延祐戊午”；有鼎形墨印，印文为“勤有堂”，都是篆书。《纲领》末页的版心有“延祐己未正月印”七字，写作行书。后半页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八字，并有篆书墨印。卷末有“男真卿编校”“侄济卿、登卿同校”“建安余志安刊行”三行。全书都用朱笔点校，极有眼力。书叶末有“王元亮点校讫”一行，卷四末又有“延祐己未八月点校讫”一行。墨印文为“王景陶父”，大概是他的字。又有“阳羡山城”，应当是宜兴人。考察：《唐律疏义释文》是元代王元亮所作，他是汴地人，大概不是同一个人吧。这部书刻印的年代距离《自序》写作时很近，是这部书的第一刻本，而且又是初印本，因此质量很好。通志堂本应当就是由此本翻刻的。但核对《纂注》所引用的各家姓氏，发现“李氏”下面脱去了“杞”字；“谦斋”下面多了一个“子”字；马氏子严下面的“东阳”二字作“古洲建安”四字；陈氏大猷下面的“东斋”误作“更斋”；沈氏贵瑶后又增入“余氏九成《书说》”“程氏实之《答柴中行问》”；许氏月卿下面增入“太空”二字；齐氏梦龙后又增入“李氏次僧《洪范精义》、章氏约斋《禹贡告成书》、郑氏元珤《禹治水谱》、金氏履祥《尚书表注》、吴氏澂《尚书纂言》”；胡氏一桂后增入“许氏谦《尚书丛说》”；程氏葆舒后增入“陈氏师凯《蔡传旁通》”；金氏燧后增入“余氏《钥历象管窥》、牟氏应龙《九经音考》、王氏道《书传音释》、邹氏季友《书传音释》”；后面还有“建安后学余安定编校”一行，也与此本不同。考察这部书的音释非常简略，间或只有音读而引用《玉篇》《广韵》。这就是《凡例》所说的“考察各家字书，把反切附在注释中”。但是对于牟氏应龙、王氏道、邹氏季友等人的书，完全没有提及。又《尧典》的“以闰月定四时”，《纂注》引用金氏的说法，但《表注》中没有见到，大概是金氏燧《闰讲星说》中的文字。这说明通志堂所依据的本子已有后人窜入的内容，不再是延祐初刻本了。（卷中有“顾贞观印”“侍御之章”“高阳氏”“槐荣堂”等朱印。） △《尚书通考》十卷（元刻本）。

译元代黄镇成撰并作序。又有雷序机的序。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字迹清楚整齐，临摹雷序机行书尤其精美，仍然是天历年间的旧刻本。通志堂本失去了雷序机的序，卷一“而明白坦”下面脱去两叶。乾隆年间建宁重刻此书，徐氏当时作序说，选拔陈君尧俞在郡学得到这部原本；但其中缺失的书叶仍未补足，而这部书却独自完整。现把雷序机的序一并附录在这里，希望后来刻书的人能够据此补足，成为完整的书。（每卷首尾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朱国祚印”“养拙齐（斋）”等朱印。） 古代帝王垂衣而治，从来没有不重视有利于百姓之事的。因此，治历法、观测天象，考察玑衡，统一音律、度量，礼乐刑政必须修明，风土贡赋必须确定。后世相隔千百年读这些书，如果不先考察这些内容，又凭什么认识帝王的治理呢？昭武存斋黄氏所著《尚书通考》，对于帝王传授，就探究其中的心法；对于各位儒者的传授，就探究其中的家法。关于历象，就考察日辰次舍、中星、闰余、岁差；关于玑衡，就考察北极出入和日月五星的运行迟留；关于律度，就考察累尺、候气以及音律相生和旋转变化。至于类禋、服饰器物、巡守、就宅等方面，则考察礼乐刑政；畎、浍、邱、甸以及夫、井田制等方面，则考察风土贡赋。至于范畴、圭表、宗庙制度、爵位封土之类，无不绘图说明、以说辨析；上推夏、商、周、虞四代，下及汉、晋、唐、宋，制度沿革和异同，如同指掌般清楚，即使孔安国、蔡沈复生，也不会改变他的说法。只是讲求经世的书，往往详于制度；而追求天下治平的学问，必先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开始。黄氏的考订，难道不是治平之道的要旨吗？从前人说《尚书》是用来讲述政事的，大概是说政事发端于内心，而显现在施政行动中。有通过考察事物而获得其内在道理的；从来没有不考察事物却能够获得其内在道理的。君子由此触类旁通，使各种事物的表里、精粗，没有不能达到我心的整体认识和广大作用；而帝王精诚专一、执守中道的旨意，就在这里。天历丁亥年冬十月，建安雷机子枢父作序。若真是那样明白，那么《书》之所以艰深，并不是由于齐地的读音造成的；世人之所以产生疑惑，也都不是事实本身如此。文帝想学习《尚书》，伏生年老，不能前往，于是派晁错去向他学习。后来欧阳生以及“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之类的人都来学习。伏生用汉代通行的文字抄写这部书，称为《今文尚书》。

译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孔安国说：鲁共王毁坏孔子的住宅，在墙壁中得到所藏的虞、夏、商、周四代的书。这种科斗文字已经废弃很久，当时的人没有能够辨认它的。于是用自己从伏生那里听到的书来考订、讨论文字义理，把能够辨识的文字确定为隶古字；确定为伏生本所增多的二十五篇，并重新析出伏生合并的篇章，连同篇序，共五十九篇，四十六卷。蔡氏说：所谓二十五篇，是指《大禹谟》《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共二十五篇。重新析出的篇章，包括《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共五（六）篇；又把百篇的篇序单独作为一篇，合计伏生的二十八篇，共五十九篇，也就是今天通行的五十八篇，只是把篇序列在篇首罢了。所谓四十六卷，孔《疏》认为，同一篇序的列为同卷，不同篇序的列为不同卷。《太甲》《盘庚》《说命》《泰誓》都各有三篇，共用篇序，合计四卷；《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也各有三篇，共用篇序，合计二卷；此外四十篇，每篇各有篇序，共四十卷。另外，有四十二篇因篇次错乱、文字磨灭而无法再考知，如今已经亡佚。林少颖说：孔安国的《传》已经编成，却因巫蛊之祸而未能流传出去。汉代儒生听说孔氏的书有五十八篇，于是便把张霸一类人伪造的二十四篇，作为《古文尚书》。两汉儒者所传的，大概都是张霸的伪本。所以杜预注《左氏》、韦昭注《国语》、赵岐注《孟子》时，都把它说成亡佚的古书；其实它并没有亡佚。刘歆处在西汉末年，想要为古文经学设置学官，便发文严厉责备各位博士。但刘歆所见的都是伪本，也不是真正的古文《尚书》。以至于贾逵、马融、郑玄、服虔等人，也都没有见过古文《尚书》，到了晋代以后，这部书才逐渐出现。开皇三年，搜求散佚的古书，得到《舜典》，这以后《尚书》才基本完备。（蔡氏说：《古文孔传尚书》中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把《舜典》合并到《尧典》中，只把“慎徽五典”以上的文字接在“帝曰钦哉”之下，却没有这二十八字。然而“慎徽五典”以下的内容，本来就完整保存在伏生所传的书中；直到齐代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古文《舜典》，才知道还有这二十八字。有人因此就说古文《舜典》一篇全部亡失了，这大概是说得过分了。） 孔氏的书刚出现时，全部使用隶书；到了唐天宝三载，诏令卫包把古文改写成今文书体。今天流传的本子，就是唐天宝年间确定的本子。（这里的“古文”指隶书，不是科斗古文。） 孔壁中发现的书，孔安国整理确定了其中可以辨识的部分；书中文字用隶书保存古文，所以称为《古文尚书》。《隋经籍志》说：《尚书》的兴起，大概与文字同时出现。孔子在周王室阅览典籍，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删取其中好的内容，从虞到周编成一百篇。秦朝焚书禁学以后，到了汉代，只有济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将它献上。伏生撰写《尚书传》，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传给千乘的欧阳生；欧阳生传给同郡的儿宽；儿宽又传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时，称为《尚书》欧阳氏之学。又有夏侯都尉从张生那里受业，再传给同族的夏侯始昌；始昌传给同族的夏侯胜，形成大夏侯之学。夏侯胜传给侄子夏侯建，另形成小夏侯之学。因此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并立。直到东汉，传授一直没有断绝，而欧阳氏最为兴盛。起初，汉朝得到孔子末代孙孔惠所收藏的书，文字都是古文。它的《泰誓》与河内女子献上的那一篇不同。孔安国把伏生所传的书合为五十八篇，又为它撰写《传》；巫蛊之事发生后，不能上奏朝廷，便私下把这部书传给都尉朝。朝传给胶东庸生，称为《尚书古文》之学，但还没有获得立学官的资格。后来东汉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的贾逵为它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也为它作注。然而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而且夹杂今文，并不是孔安国的旧本；其余内容完全没有师说。晋代秘府所保存的，有《古文尚书》的经文，但如今已经没有传本了。永嘉之乱以后，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尚书》一并亡佚。济南伏生的传授，只有刘向父子所撰《五行传》还保留着它的基本方法，但其中又有很多乖谬之处。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尚书》。《书祭氏传旁通》六卷（影元钞本）。题名为：“后学东汇泽陈师凯撰并序。”考察：陈氏就是雲庄先生的儿子，在《易》象、乐律方面都有著述，见危太朴撰写的《雲庄墓志》。又《千顷堂书目》注说：陈师凯是浮梁人，至治辛酉年撰成此书。书中凡是引用的名物、度数，都一定详细说明出处，对蔡氏《书传》帮助很大。这个本子是根据元刊本传录的。卷目后有墨笔记语：“崇化余志安刻于勤有堂。”末尾又有“至正乙酉岁四月余氏勤有常印行”的墨记。通志堂本就是由此本翻刻而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三。经部三。诗类。《毛诗》二十卷（宋刊本）。这是南宋的巾箱本，分卷方式与《唐石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