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七

译这是元代刻的巾箱本，题署“郭璞注”。卷首载郭璞序，后面有《音释》，与宋本完全相同。其中字句与吴元恭本不同之处也相同，说明它同样出自南宋初年的本子。序后有墨笔长记说：“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儒者所感到可耻的；只应担心学问少，不应担心学问多。《尔雅》这部书，汉初曾经设置博士讲习，其中所载从精微到粗略、从巨大到细小都很完备，所以博学多识的君子有所取法。如今得到郭景纯集注的善本，精心加以校订，几乎没有丝毫讹误。现交付刊刻，和四方学者共同使用。大德己亥平水曹氏进德斋谨记。”如今拿宋本核对一遍，知道他说的确实如此。全书没有后人窜改扰乱之处。郭璞注文中标“某音某”的地方，字迹完整，没有缺字。其经文不同于《唐石经》的地方，如《释宫》“屋上薄”中的“薄”不作“簿”；宋刻《广韵》三十五“笑”韵中“筄，屋上薄也”也从“草”。《释天》“何鼓”不作“河鼓”，与郭璞以“担荷”解释的说法相合，大概古代“担荷”的“荷”确实写作“何”。《释水》“县出”不作“悬出”。（《释文》说“县”音元，这是古本写作“县”的证据。）又《释畜》“騋牝，骊牡”，不同于雪窗书院本所作的“騋牝骊牝”。武进臧氏说，郑高密孙叔然本作“骊牡”，郭璞本作“骊牝”。《释草》“其萌虇”的注文“音缱绻”，不同于雪窗本误作“丘阮”。近来的释经家都把吴本、雪窗本看作单经注本中的善本，却都没有见过此本。△《尔雅注疏》十一卷（元刊本） 序首题“郭璞序、邢昺疏序”，后面接题“《尔雅兼义》一卷上”，隔几格又题“郭璞注”。《通志》误把《注疏》和《兼义》当作两部书，所说的“兼义”就是这部书。《校勘记》说此书分卷没有道理，但后来刻的注疏本都仍沿用这种分卷方式。每半叶九行，经文每行二十字；注、疏都低一格，也每行二十字。注文直接接在经文下面，疏文另起一行，特意标出阴文“疏”字，仍是宋刊的旧式。明代修版时有些讹字，但原本总胜过后来的各刻本，少有脱文和改字的弊病，所以世人把这部书视为善本。△《尔雅注》三卷（旧抄本） 题署：“臣郑樵注。”有自序和后序。钱唐汪氏师韩所见的是毛氏刻本，认为其中《经》文有很多脱漏。此本只有《释言》篇“奄、伺也”三字没有脱漏；至于《释水》篇“繇膝以下为揭”、《释草》篇“苇丑艻”、《释鱼》篇“蛭虮”、《释鸟》篇“仓庚、黧黄也”等几处，都有脱文。这是旧本原来如此，并不是毛刻的错误。旧为钱遵王收藏本。卷首有“钱曾遵王藏书”“彭城楚殷氏读书记”两方印。△《尔雅新义》二十卷（影抄宋本） 宋代陆佃撰。陈氏《书录》说，这是陆佃的曾孙陆子遹在严州刻印的本子。此本卷数也相合。此书多承袭王安石《字说》，直斋所说“不出王氏之学”，正是如此。只是它所依据的《尔雅》经文，仍是北宋相传的本子，比今天通行本好。例如《释言》“榰，柱也”不作“搘拄”；“华，皇也”不作“皇华”；《释训》“忯忯”不作“怟怟”；“镬煮之也”中的“镬”从“金”不从“水”；《释天》“四气和谓之玉烛”不作“四时和”；《释地》“珣于琪玗”中的“于”从“于”不从“干”；《释丘》“当途梧丘”不作“堂途”；《释水》“河水清且灡漪”不作“澜漪”；《释草》“孟狼尾”中的“孟”不作“盂”；“泽乌蕵”不作“乌蘾”；“苹，蓱”不作“萍，蓱”；“茡，麻母”中的“茡”不作“莩”；“萧萩”不作“萧荻”；《释木》“痤，接虑李”中的“痤”不作“座”。《释鸟》“鸧、麋鸹”中的“麋”不作“糜”；“鸉白鷢”不作“杨鸟白鷢”；“乌鹊丑”不作“鸟鹊”。这些都足以作为考证资料。△《方言》十卷（校宋本） 汉代杨雄撰，晋代郭璞注。卷首题“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下一行便接正文，不载撰者、注者的姓名。宋庆元年间，会稽李孟传得到大字本，刻置于浔阳郡斋，有序和朱质跋；这是明嘉靖年间的翻刻本。原书有脱文和讹字，不知是什么人用墨笔校改过一次，核对后发现与戴氏《疏证》所引曹毅本相合。只是卷十“■〈月旉〉兄也”的注文“皆音义所未详”中，“皆”改作“此”；卷十二“南楚之外谓之蟅蟒”的注文“亦呼吒■〈口百〉”作“吒蛨”，这是戴氏没有涉及的地方。△《释名》八卷（明刊本） 旧本不题撰者姓名，《后汉书·范史》说是刘珍撰，《隋书·经籍志》说是刘熙撰。竹汀钱氏说，刘熙撰写《释名》一事，见于《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刘熙是汉末名士。因此《隋志》的说法是对的。此本序后有四行题记说：“右《释名》八卷，《馆阁书目》说，汉徵士、北海刘熙，字成国撰写此书，推究事物本源，解释名称，旨意精微。《崇文总目》说，刘熙根据事物名称来解释意义，共分二十七类。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卷末有嘉靖三年高陵吕柟后序。大概此本仍出自宋刻本，比明代毕效钦刻本更好。△《博雅》十卷（校宋本） 魏代张揖撰，隋代曹宪作音义解释。这是明代皇甫氏录写刊刻的本子。陈少章说，《博雅》以皇甫本为佳。本郡人黄君荛圃又得到影抄宋本，改正了许多脱漏和错误。△《群经音辩》七卷（旧抄本）

译题署：“朝奉郎、尚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轻车都尉、赐绯鱼袋贾昌朝撰。”世间通行的此书，只有泽存堂张氏刊本；张氏自跋说，经过七年详细校勘后才刻成。但拿此本核对，仍有很多讹误和脱文。现在略举第一卷来说：序中“衣施诸身曰衣”的注文“於既切”，“於”误作“施”；“并有意趣”脱去“并”字，“有”误作“其”。《示部》：“地祇也。祇，地神也。祇，安也。”注文“俾我祇兮”中的“祇”都误作“祗”。考察可知，地神的“祇”和“安也”的“祇”，读音不同而字形相同；“安也”的“祇”和“敬也”的“祗”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祭，侧界切”中，“侧”误作“测”。《王部》：“皇，又于况切”中，“于”误作“於”。考察可知，“于”“於”意义虽相同而读音不同，“於”属影母，“于”属喻母。《丨部》：“中，陟弓切”中，“陟”误作“涉”。《草部》：“菑，田也”的注文“一岁曰菑”脱去“曰”字；“菑，害也”的注文“能御菑”中，“大”误作“火”；“荎，田节切”中，“田”误作“曰”；“今刺榆也”中，“刺”误作“栨”；“薄，迫也”的注文“芳失切”中，“失”误作“夫”；“春作也，出也”的注文“出其合於礼乐者”中，“合”误作“洽”。《八部》：“分，均也”的注文“甫问切”中，“问”误作“闻”。考察可知，“甫问切”见于《左传》僖公元年《释文》，若作“甫闻”，就会与上文“分别也”的“府文切”重复。《口部》：“呼，拆也”的注文“其象似玉瓦原之舋呼”中，“舋”误作“畔”；考察可知今本“舋”作“璺”，此本作“舋”，与《释文》相合。“噣，厄也”的注文“厄乌噣”中，“乌”误作“鸟”。《走部》“越结草也”脱去“草”字。《辵部》：“近辞也”的注文“居利切”中，“利”误作“例”。考察可知，《诗经》“往近王舅”的《释文》说“近音记”，“例”与“记”并不同韵。干部“干，野犬也”的注文“干侯以犴皮饰射侯也”脱去下面一个“侯”字。《言部》：“论，理也”的注文“必即天论”中，“即”误作“明”。《艹部》：“卷，冠武也”中，“武”误作“式”。从这些条目看，它胜过张氏刻本的地方已经如此之多。过去曾为洞庭叶氏收藏，大概仍是从宋刻本传抄下来的。卷首有“朴学斋”“树莲”两方朱印。△《埤雅》二十卷（明刊本） 宋代陆佃撰并作序。此书写成于《尔雅新义》之后，最初名为《物性门类》，后来改成现在的名称。钱唐汪氏师韩曾在《宋刻总目外》中见过此书，每卷各有目录；此本已经失去原来的目录。卷前有宣和七年陆佃之子陆旦的序，卷末有儒学前辈的两条评论，就是晁公武、陈直斋的话。△《尔雅翼》三十二卷（明刊本） 宋代罗愿撰写。这部书是明代正德年间罗愿第十六世孙文殊刊刻的本子，前面有都穆的序。根据序文可知，此书宋代曾刻印过一次，元代又刻印一次，而这个本子则是从都穆家收藏的宋刻本翻刻出来的。卷末有曾侄孙裳的记文和方回的跋。以上为训诂类。《急就篇》四卷（旧抄本）。汉代史游撰写，唐代秘书监、弘文馆学士、上护军、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作注。考察：此书有浚仪王氏的补注，刊刻后附在《玉海》中；后来吾乡毛氏又将它收入《津逮秘书》，但颜师古注的单行本一直没有流传翻刻。这部本子只有颜注，没有补注，不过也与王氏所辑录的内容没有不同。书中“宏”字的注释说：“《周礼》中有宏人这一官职。” 现在通行的《周礼》中没有这一条，不知道颜氏依据的是什么。（卷首有“毛晋私印”“子晋”“汲古主人”“平江黄氏图书”等朱印。） 《说文解字系传》十二卷（宋刊残本）。题名署：“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臣徐锴撰。”原书共四十卷，现存《叙目》一卷、《通释》一卷、《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一卷、《类聚》一卷、《错综》一卷、《疑义》一卷、《系述》一卷。后面有题记说：“熙宁己酉年冬，传监察王圣美本、翰林祗候刘允恭等篆。”另有子容题诗二首、尤袤跋一首。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四字；小字双行，每行二十二字。卷中“慎”字缺笔，这是孝宗以后刊刻的本子。原来是赵凡夫的藏本。《叙目》一卷及题跋二叶，是赵氏抄补的。后来收藏在郡中汪氏家。祁氏刊刻的《系传》，《部叙》以下就是依据这个本子，所以大体相合。申耆李氏为祁刻《系传》作跋，说只借到了《部叙》《通论》等六卷，后来再次去借，对方却坚决拒绝不肯拿出；其实不是这样。（卷首有“吴郡赵宦光家经籍”朱印。） 《说文解字韵谱》五卷（元刊本）。南唐徐锴撰写。这部书的传本很少，《四库》著录的是明代巡抚李显刻本。这个本子第一卷后有墨笔图记两行说：“丙辰菖节种德堂刊”，应当是元代延祐三年刻本。其中足以校正李本错误的地方，例如：《寒部》的“籣、澜、连、灡、阑”五字排在“乾、兰、谰、譋”四字之后；《豪部》的“高、皋、■〈艹皋〉、羔、膏”五字排在“獆、諕、号、■〈呆虎〉、■〈号阝〉”五字之后。次序并没有错误，足以证明这个本子的优良。原来是明代陆文裕公收藏的。卷中有抄补数叶，都是文裕的手迹。卷末题识说：“《篆隶四声韵》都是我亲手校补的，至三四部分才完成；但板刻模糊之处仍有十一二分。好书难得，竟到了这种程度。俨山记于中和堂。”（卷末有“子■〈蜵，去虫〉印”朱印。） 《玉篇》三十卷（元刊本）。

译梁代顾野王撰写，唐代孙强增补字目，宋代大中祥符六年由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新修订。按孙氏原书，明初还存在，后来已经散佚。这个名为《大广益会》的本子，就是重修本。明代内府本和本朝曹氏刻本都称作“重修”，而张氏刻本删去了卷首《指南》一篇，只保留《神珙反纽图》和《分毫字辨》，比曹氏本少了重修的牒文，其余都与这个本子相同。秀水朱氏的序说它就是上元本，不对。《汗简》三卷、《略叙》一卷（旧抄本）。宋代郭忠恕撰写。这是孱守居士亲手抄写的本子。卷末有天禧二年李直方的后序、庚寅年郑思肖的跋以及居士自己的跋。居士姓冯，名舒，字已苍，是吾乡人。此书现在有钱唐汪氏刻本，出自秀水潜采堂；但是拿这个本子校对，能够补正的地方很多。例如，《礻部》“■”字的注释作“■〈言冝〉”，这个本子作“■〈礻冝〉”；（按：“■〈礻冝〉”应当作“祖”。）《王部》之下，这里有“见石经”三字；《口部》“■”字注“孔子题季札墓文”之后，这里有“字”字；《冏部》之下“■”有“女八切”三字；《■〈右，去口〉部》“卑”字注“出郭显《字指》”，“显”字下面有“卿”字；《儿部》的“儿”字都误作“■”，这里均已改正。《目部》“（？）”字注“同字上”，这里有“上”字；《■〈目目〉部》“■”字注“见《周易》”，这里“周”字上有“古”字；《呙部》“凡呙之属皆从呙”，这里都作“■”。《工部》“■”字注作“臣”，这个本子作“■”；《■部》的注作“■展”，这里没有“■”字；《黍部》的“黍”字都误作“■”，这个本子作“黍”；《臼部》的注释中，这里有“巨九切”；《彡部》“■字”的注释作“文亦作旅”，这里“文”字上有“说”字；《■部》之下，这里有“卿”字；《囱部》注释中“江”字上空缺一字，这里作“又”；（按：“又”应当作“叉”。）《焱部》注释中“弋”字下空缺一字，这里作“釰”；（按：“釰”就是“剑”，本书的“剑”字都从“金”。）《夰部》都作“从奔”，这里都作“从夰”；《它部》“■”字注“出张楫集古文”，这里的“楫”作“揖”；《车部》“■”字注“辅”，这里作“輶”；《乙部》“■”字注“今下”之下空缺一字，这里作“亦”；《子部》“■”字注“卷切”之上，这里有“山”字；《■部》注“他骨”之下，这里有“切”字。至于目录中第二个“■”字注“元卷中作■”，以及“■字”注“死卷中作■”，这两条都在简端，应该是校勘者的话，汪氏却误收入注释中了。第三个“■”字注“牛林”之下，这里有“切”字；第六个“■”字注“丁四切”，这里的“四”作“回”；“孨”字的注释空缺一字，这里作“养”。（按：“养”字应作“眷”。）以上这些条目虽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比汪氏刻本多有胜处，所以全部列举出来，供阅读此书的人参考。（卷首、卷末有“冯舒之印”“癸巳人”“虎孙”“士礼居藏”“黄丕烈”等朱印。） 《新集古文四声韵》五卷（宋刊本）。题名署：“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毫州军州事、上柱国夏竦集。”缺第一卷上平声二十九韵，已抄补完整。这部书的宋刻本难得，汲古毛氏只有影宋抄本，歙县汪氏得到后将它刊刻；其中的篆书笔画有些细微不同，是因传抄而产生的讹误。这个本子原来收藏在雁里草堂，即明代吴郡沈与文收藏书籍的地方。（每卷末有“沈与文印”“姑馀山人”“雁里草堂”等朱印。） 《续千字文》一卷（抄本）。题名署：“左朝散大夫、知池州军州事、赐紫金鱼袋侍其良器。”后有绍兴戊午年左正议大夫、充显谟阁待制、提举▯丘州太平观葛胜仲的序，后面又有乾道乙酉年乡贡进士谢褒的跋，说诸生请求把它刻在浯溪崖石上，以彰显其永不磨灭。筠居听说后很高兴，于是创作了真书、隶书两种字体，等等。由此可知，这篇文章在宋代曾经刻在石上。按：良器名玮，以字行世，是长洲人，宋代皇祐元年进士；葛刚正《重续千文》注作“二年”，这里依据卢熊《府志》。他多次出任名郡长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重续千字文》二卷（影抄宋本）。宋代葛刚正撰写并作篆书注释，有自序。刚正字德卿，自号水云清隐，他的先世是江阴人，所以自称“申浦葛{灾又}”。自丞相、谥号文定的葛某起，邲才迁居丹阳；德卿是他的从孙。先前吴中的侍其良器作《续千文》，凡是梁代《千文》中已经出现的字便不再使用；德卿仿照这种做法重新续编，也不用前两部书中已经出现的字。完成后，他把前两书和本书都写成篆书，并且分别作了注释。按：《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兴起后，乡里书师把《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在一起，每六十字断为一章，共五十五章，合称《苍颉篇》。”这样算来共有三千三百字，合计这三部书，字数已经不少于《苍颉篇》的数量，这就是汉人教训学童的遗法。可惜他为前两书所作的篆注已经散佚，只有这一篇保存下来。他的自注颇为详尽，所采录的散佚书籍很多；除《崇文总目》外，《唐韵》已经不再见到，只有这里独自引用了三十五条，也算是文苑中的碎金。他的篆书笔法曾得到四明潘昌年所写的梁代《千文》，并加以学习，积累二十多年，自称可以远承前代成法。吾子行的《学古编》也称许他。这部本子虽然经过辗转摹写，但其字体结构的工整精妙仍大致可以看出。至于“■〈广外屠內〉”“■〈广外穌內〉”“鞦”“韆”“■〈▯屏〉”“篁”等俗字，只是按照隶书字体写成篆书，也实在是不得已；唯独把“耕穜”的“穜”写成“種稑”的“種”，这是它的错误。《叙古千文》一卷（旧抄本）。

译宋代朝寅撰写，明代姚福汇集解释，有后序。姚福字世昌，凤阳人。胡氏之书见于赵氏《读书附志》和陈氏《书录解题》，此后很少再见著录。近来谢氏启昆的《小学考》说没有见过，可见传本十分稀少。考察《隋书》《唐书》的《经籍志》，除周兴嗣《千字文》外，还有萧子范《千字文》和无名氏《演千字文》，都已散佚不传。继散骑而作《千字文》的作品，以此书为首。此后续作、扩充的作品不止一种，后来的作者只是争奇斗胜，对实际应用没有帮助。只有这部书，朱子曾在书后题写说：“叙述事情、建立文辞，明白陈述应效法和应戒惧的事项，确实有《春秋》经世致用的志向；至于阐明道统、启发德行，又在结尾反复表达了三层意思。初学的小童早晚诵读它，并且听闻其中的义理，也足以在蒙昧时期培养正道。双峰饶氏教导他的孩子，先教授这部书，接着读刊误本《孝经》；它受到前代儒者重视，竟到了这种程度。”姚氏注这部书说：“《集解》以前作注的人并不少，可惜没有详细说明出处，因此无法知道他们的姓氏。”赵氏《附志》中说，南康黄西坡灏商伯为它作传，熊氏大年把它分为十二节。这部书分节正好与他说的数目相同；现今能够见到的，只有这两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明刊本）。宋代薛尚功撰写。薛氏手书本原来收藏在山阴钱德平家，后来流传到不同姓氏的人家。崇祯年间，南州朱谋垔得到它，摹刻刊行，并为它作序；后面有张天雨、赵孟頫、杨伯嵒、周密、柯九思、周伯温、丰坊等人的题语，都是按手书摹刻的。近来扬州阮氏重刻的本子，没有收录原来的序和元代人的题语，应当是出自另一个本子。《复古编》二卷（旧抄本）。宋代张有撰写。这是嘿菴亲手抄写的本子。嘿菴就是孱守居士。后面有题记说：“篆字是嘿菴亲手书写的。”又说：“崇祯辛未年七月刚抄完，就被何士龙借去；过了六年，到丙子年才归还。那感觉就像见到故人，又像找回已经失去的东西。”这部书与安邑葛氏刊本、新安程氏旧抄本大致相同，似乎出自同一来源。嘿菴的抄本也不是没有小的错讹，例如支韵的“窥”误作“■〈宀規〉”，“■〈艹俊〉”误作“■〈艹浚〉”；灰韵的“穨”本应在“肧”字之下，却误列在上面，于是声纽次序也乱了。不过它的结构严谨，运笔圆润劲健，大概也就是陶九成所说的“写篆而不是画篆”，确实不是刊本能够相比的。至于小注，则属于抄手照样摹写，嘿菴也来不及审校；但例如“■”字的注释说另作“■〈齒宜〉”，刊本却误作“■〈齒互〉”，实际上没有这个字。“鉏”字的注释说“士鱼切”，刊本误把“士”作“七”。“柴”字的注释说：“军队行军在野外驻扎时，竖立木头围成区域，称为柴蓠。”按：本书“蓠”字的注释说“草名，又是藩篱，另作‘篱’，不对。” 那么这里从“草”部，就是正确的；刊本却误作从“竹”。其中足以用来校订刊本的地方不少。葛氏撰写的《校正》一卷相当粗疏，可惜没有见到这部书。《班马字类》五卷（旧抄本）。

译宋代娄机撰写。这部书的分卷与通行本不同。顾涧翁说《字类》有繁本、简本两种，这就是繁本。书中“敦”“殷”“眘”三字有缺笔，应当是从宋刊本传抄下来的。它足以补正丛书楼本脱漏错误的地方很多。例如平声冬、锺韵，“鋊”字注释末有“铜屑也”三字；“癰”字注释“师古曰”之下有“如说是也太宰即具食官”十字。支、脂、之韵，“氏”字注“破雍将军焉氏”，“焉”没有误作“马”；“訾”字注“读与赀同”，“赀”没有误作“资”；“蠡”字注末有“《汉书·宣纪》同”五字；“施”字注“《史记·卫绾传》”，“卫绾”没有误作“万石”；“■〈支阝〉”字没有误作“郊”，又在“《汉书》”之下有《郊祀志》“太王建国于■〈支阝〉梁”七字；“献”字注说“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多出“及”“末”“之”三字；“黝”字注末有“字本作黟”四字；“丌”字注“其当作丌”，“其”没有误作“六”。微韵中，“几”字注释的“汉”字上有“《史记·留侯世家》竖儒几败而公事”十三字。齐韵中，“■”字注释的“丁”字上有“回留之不能去云”七字；“犁”字注释的“以”字下有“径路刀金”四字，另外“酒”字下有“注留犁”三字。灰、咍韵中，“磑”字注释的“崇”字上有“即即孟康曰”五字；“财”字注释的“足”字下有“馀皆以给置传”六字；“财”字注作“财振贷”，“贷”没有误作“货”；“郲”字注释的“传”字下有“行部至”三字；“烖”字注释的“赦”字下有“灾本字”三字，没有“诗遇烖而惧”五字；“■”字的注释作“渎”，没有作“溃”。真、谆、臻韵中，“滇”字注作“汝南慎阳”，没有作“愤阳”；“钧”字没有误作“钓”；“■〈俊，彳代亻〉”字注释的“约”字下有“师古曰”三字；“絪”字注释的“传”字下有“作乘舆辇加画绣”七字，另外“冯”字下有“黄金涂”三字。文、欣韵中，“■〈疒堇〉”字后有一条：“廑，《汉书·杨雄传》‘其廑至矣’，是古‘勤’字。” 寒欢韵中，“姗”字的注释在“先”字上方多出“勃窣”二字。先仙韵中，“县”字的注释没有“非当借名”四字。歌戈韵中，“献”字的注释在“古”字下面多一个“曰”字，在“形”字下面多出“也牺读同娑”五字。麻韵中，“邪”字的注释末尾多出“音蛇，《汉书·天文志》同”八字。阳唐韵中，“卬”字的注释写作“态”，没有误作“熊”。尤侯幽韵中，“繇”字没有重复；在“繇”字之后、“■”字之前，“繇”字的注释在“《汉》”下面多出“《书·文纪》亦无繇教训其民”十字，而没有“文《袁盎传》繇此名重朝廷”十字；“抔”字没有误作“杯”，“捊”字没有误作“桴”；“髤”字的注释在“干”下面多出“枚”字，在“漆”下面没有“许来反”三字；又有“髤，一作髹；桼，俗作漆”八字；“蝚”字的注释写作“蛭蜩玃蝚”，没有作“蝚玃猱”。侵韵中，“浸浔”二字的注释末尾多出“《司马相如传》浸浔、衍溢同音”十一字。覃谈韵中，“■〈扌咸〉”字的注释写作“辰星”，没有颠倒。上声纸旨止韵中，“姐”字的注释在“传”字下面多出“陇西”二字，在“姐”字下面多出“旁种反，彡，先冉反，姐”八字，在“紫”字下面多出“姓也”二字；“披”字的注释写作“皮彼反”，“皮”字没有写作“披”。■〈鹿外吳內〉姥韵中，“■〈扌府〉”字后面有一条附注：“《史记·武安侯传》：‘蚡以肺附为京师相。’《汉书·中山靖王传》：‘得蒙肺附。’《刘向传》：‘臣幸得讬肺附。’‘肺附’与‘腑’相同，本作‘腑’，也作‘胕’。”旱缓韵中，“■〈罒干〉”字的注释末尾多出“同罕”二字。篠小韵中，“挢”字的注释末尾多出“又《杨雄传》，仰挢首以高视兮。师古曰：举也，音同”十八字。养荡韵中，“鞅”字的注释写作“不自足也”，“自”没有作“满”；“罔”字的注释写作“罔密文峻”，“文”没有误作“又”。琰忝广韵中，“嗛”字后面有一条附注：“彡：《汉书·冯奉世传》陇西羌彡姐，先冉反，见上声三十六养韵‘姐’字下面。” 去声送韵中，“瞢”字的注释在“传”字下面多出“弃於”二字，在“瞢”字下面多出“中”字。寘至志韵中，“眎”字后面有一条附注：“眡：《汉书·叙传》‘起眡事’，是古‘视’字。” “织”字的注释在“传”字下面多出“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九字；又在“帜”字下面多出“诗织文鸟章”五字，没有“式志反”三字；“辟”字的注释写作“凡”，没有误作“九”。未韵中，“■〈氵費〉”字的注释在“古”字上面多出“茀音弗■〈氵費〉”四字。遇暮韵中，“逆”字的注释在“传”字下面多出“扬氏”二字，在“上”字下面多出“一”字；“■〈氵夸〉”字后面没有“迕”字这一条，却有一条“午”的注释：“《汉书·刘向传》：‘朝臣舛午，胶戾乖刺。’音五故反，与‘迕’相同，意为相违背；《礼》：‘午其众，以伐有道。’”霁祭韵中，“僻倪”没有写作“辟倪”；“跇”字的注释在“里”字下面多出“音裔，逾也”四字，没有“孟康音浙”四字；“腏”字的注释写作“谓联续而祭”，“续”没有误作“读”。

译队代废韵中，“沫”字的注释在“传”字下面多出“沐风雨”三字。翰换韵中，“羖”没有写作“叚”。谏襇韵中，“辨”字的注释末尾多出“读作办”三字。号韵中，“溺”字的注释在“曰”字下面多出“■〈尸氺水，上中下〉，鸟去声，■〈尸氺水，上中下〉俗作”七字。个过韵中，“和”字的注释写作“趋”，没有误作“赵”。漾宕韵中，“乡”字的注释在“读”字上面多出“《陈汤传》，乡化未醇”七字。宥候幼韵中，“捄”字的注释写作“将”，没有误作“何”；“繇”字的注释在“繇”字下面多出“也”字。艳■〈木忝〉酽韵中，“掞”字的注释在“明”字下面多出“晋灼曰掞”四字；在“音”字上面多出“师古曰，丽音离，掞”七字。陷鉴梵韵中，“氾”字的注释在“汉”字上面多出“《史记·司马相如传》氾滥衍溢”十一字；又有一条“氾”字的注释，写作“氾”，没有误作“氾”；“氾”字的注释没有从“《史记》”到“鉴反”十四字。入声屋韵中，“宿”字的注释在“国”字下面没有“有善”二字，在“蓿”字上面多出“苜”字，在“蓿”字下面没有“目，读作苜”四字；“僇”字的注释在“赞”字下面多出“困▯奴僇注”五字，没有“云”字。觉韵中，“藐”字的注释写作“臣”，没有误作“■〈官，去宀〉”。质术栉韵中，“佚”字的注释写作“传”，没有误作“律”。勿迄韵中，“宛”字后面有一条附注：“■〈弗上心下〉：《汉书·礼乐志》‘相放■〈弗上心下〉’，见上声三十六养韵‘放’字下面。”陌麦昔韵中，“柏”字的注释写作“弗”，没有作“■〈弗上心下〉”；“液”字的注释写作“未”，没有误作“来”。职德韵中，“昃”字后面多出“浟，《汉书》述武”五字，传文作“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易》作“逐”一条；“贷”字后面有一条附注：“貣：《汉书·主父偃传》‘假貣无所得’，音士得反。” “昌”字的注释写作“焉”，没有误作“马”。叶帖业韵中，“慹”字的注释末尾多出“与摄慴同”四字。以上这些条目，都足以纠正马氏版本的错误，所以一一列举出来。（卷尾有“一雲散人”朱印。） △《班马字类补遗》五卷（钞本）。宋代李曾伯撰写。李曾伯，字长儒，覃怀人，后来居住在嘉兴。所以他的自序题作“覃怀”，又称“娄氏为乡先生也”。理宗朝历任四川安抚使，赐进士出身，任湖南安抚使，升任观文殿学士，又任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书旧藏于五砚楼，依据士礼居钞本抄录，后面有袁廷梼的跋。全书共五卷，大概仍沿用娄氏旧书的体例。（按：《字类》有两种本子：一种两卷，见《书录解题》，现在有楚书楼刊本；另一种为（？）卷，收入《四库》著录。）这部书把娄氏原书列在前面，每一韵后附《补遗》。原书注释有遗漏的，又补在注释下面，也用“补遗”二字加以区别。《爱日精庐藏书志》只说补遗附在每个字下面，这个说法还不完备。李氏所补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补注五百六十三条，对于《史记》《汉书》中用古字通假的字，以及古今音读的差异，几乎搜集无遗；对于娄氏原书，又作了不少订正。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中的“楚蜂起之将”的“蜂”，是古“蜂”字；而《汉书·赵广汉传》“专厉彊壮蜂气”的“蜂”，读作“锋”。原书把二者合在一起，李氏便将它们分别列出。《汉书·王褒传》“万祥毕溱”和《史记·三王世家》“西溱月氏”中的“溱”，大概都是把“溱”当作“臻”使用；原书误分为两个字，李氏将它们合并。（按：“西溱月氏”的“溱”，娄氏写作“凑”，李氏写作“溱”，大概是因为他所见的又是另一种本子。不过《正义》说“溱”音“臻”，与《王褒传》颜师古注所说“溱”与“臻”相同相合，看来应以李氏为正确。）《司马相如传》“通殷勤”的“殷”和“听然而笑”的“听”，都误列入十七真，李氏将它们移入二十一欣；《汉书·礼乐志》“大氐皆因秦旧”的“氐”、《匈奴传》“北邸郅居水”的“邸”以及《张耳传》“邸父客”的“邸”，都误列入四纸，李氏将它们移入十一荠。像这样分列、合并和改订的地方很多。其他增删字句，更是多得数不清，李氏也可说是娄氏的功臣了。至于《武帝纪》“作柏梁、桐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用《封禅书》《郊祀志》作证，发现其中的“桐”都写作“铜”，由此知道这里是借“桐”作“铜”。《楚世家》“庄王侣立”，用《春秋左氏传》相互考证，知道这里是借“侣”作“旅”；有的本子写作“侣”，是错误，而各家注释者都没有提及。《汉书·古今人表》末尾的“尾生▯每”就是“微生亩”，而“尾”字没有注音；■〈户外乇內〉生高中的“■〈户外乇內〉”就是“尾”字，颜师古也没有注释。李氏纠正通行本的错误，订正旧注的疏漏，确实可以与小司马的《索隐》和“三刘”的《刊误》并列而论，是阅读《史记》《汉书》者不可缺少的津梁。（卷首卷尾有“廷梼”“五砚袁印”“桐桥”“五砚楼收藏印主人”“海宁陈鱣观”等朱印。） △《字通》一卷（旧钞本）。宋代李从周撰写。前面有嘉定十三年魏了翁的序，后面有宝祐甲寅年虞兟的跋。是钱遵王收藏的本子。见《敏求记》。（卷末有“虞出钱曾遵王藏书”“彭城世家”两方朱印。） △《六书故》三十三卷（明刊本）。宋代戴侗撰写并作序。卷首列有《六书通释》一卷。延祐庚申年，婺郡守赵凤仪得到他家收藏的本子，作序后刻印，置于郡学。这是明人重刻的本子。△《龙龛手鉴》四卷（宋刊本）。

译题记为：“释行均，字广济，编集。统和十五年丁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字法炬，作序。”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小字约三十字不等。这是汲古阁毛氏旧藏本。《上声》一卷由毛氏精心抄补完整，大概就是《读书敏求记》所说的契丹镂版本。然而考察《梦溪笔谈》和《郡斋读书志》，都称作《龙龛手镜》；把“镜”改作“鉴”，应当是宋人翻刻时为避讳而改的。钱氏所见本已经写作“鉴”字，此本也是如此，怎么能再说它是辽刻呢？况且辽僧所刻的书，必定不会为宋帝避讳；统和丁酉年相当于宋至道三年，也不可能预先避讳宋太宗以后各帝的名讳。现在看这部书的序中，“镜”字缺末笔，《金部》也不收“镜”字；《宀部》的“完”字缺末笔，《木部》也不收“桓”字；“构”字写作“■”，“惇敦”写作“■敦”；其余如“殷”“敬”“让”“恒”“树”“慎”“扩”“昀”等字，也全都删去末笔。这恐怕不只是不能出于辽刻，甚至恐怕也不是蒲传正任浙帅时所刻。又考察：智光原序称四卷，但《文献通考》引用《读书志》却作三卷，衢州本也相同。现在核对这部书，才知道晁氏并没有记错。原来书中本来按四声分为四卷，每卷卷首都列有部目，但版心却把“去”“入”两卷合称“龙三”，实际没有“龙四”；大概因为去声只有九叶，不足以成卷，所以把它合并了，这就是又有三卷之称的原因。传抄本有时不录版心文字，而近世通行本虽作四卷，却又都分为上、下两册，完全改变了旧貌，更难考究。如果不是古刻本还保存着晁、马两家的书，又从哪里能够作证呢？（卷首有“安石珍藏图书”“汲古主人”“毛氏子晋”等朱印。） △《增广钟鼎篆韵》七卷（旧钞本）。题记为：“临江杨銁，字信文甫，编集。”有冯子振、熊朋来的序。自从王氏楚首先作《钟鼎篆韵》一卷，薛尚功加以扩充，杨氏又广泛采集古今石刻文字来增补。增补的内容另列在后六卷，按韵编排。七卷分为象形、假借、奇字、合字（两个、三个、四个字合成一个字）、会意、有偏旁可考但没有训读、字形简古而没有文理可考、字形奇古而无法训释，共八类，可作为讨论“六书”的辅助材料。熊氏序中说：“从琱戈、钩带以及各种碑刻古篆，全都收在其中。”又说：“用奉符党氏韵（党氏名怀英）增补夏竦、薛尚功没有收录的字。”（夏竦《古文四声韵》以《唐韵》为依据，薛尚功依照它编撰。）其中的篆字是夏、商、周、秦的篆书，而韵部依据《唐韵》，也可以据此考察旧韵的遗存。此本出自钱遵王家藏，辗转传抄，序后有朱色描摹的大印，据印文是“缉熙殿书籍印”六字。按《玉海》，宋绍定六年缉熙殿建成，御书“缉熙”二字题榜。《宋史·理宗本纪》记载，绍定六年秋九月，以“缉熙”为榜，记录后发付史馆。由此看来，这方印应当是宋代的；它被描摹在这部书上，是书商作伪。钱氏《敏求记》误认作“洪熙殿”，张氏《藏书志》和阮氏进呈的《四库遗书提要》又误认作“洪熙侯”，都错了；而且他们都没有考察这方印本来就不应当存在。△《说文解字补义》十二卷（元刊本）。元代包希鲁撰写。希鲁，字鲁（？），江西进贤人，跟随吴文正公学习。他教育人，先教德行，后教文艺，使士人的习气焕然一新。死后，门人私谥为忠文先生。事迹详见《江西通志》。这部书作于至正年间，由孙彦孝刻印，前面有至正乙未年希鲁的自序。杨铁崖说：“希鲁所著有《白经》五千多字，又有《易九卦衍义》《诗小序辨点》《四书凡例》《朱子纂言》《原教》《说儒》等篇，如今都已失传，只有这部书还保存着。” △《六书统》二十卷（元刊本）。题记为：“奉直大夫、国子司业杨桓考订编集并作序。”又有至大元年翰林直学士三山倪坚和国子博士刘泰的序。刘序说，朝廷特意命令他乘驿车前往江浙行省刊刻书版，以扩大此书的流传，可见当时十分重视这部书。《元史》本传说，他所著各书都推阐许慎的说法，并在义理上有所深入；但后人评论他论说“六书”时，喜欢创出新义，不遵守古训。只是因为他早年精通篆籀，所以全书都由他亲自书写，世人因此特别看重。卷末有“元统三年八月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补修”一行。△《六书统溯源》十三卷（元刊本）。题记与《六书统》相同。这部书取《说文》中没有的字作为篆籀字，再用六书的义理加以疏解，只缺少“象形”一门。全书也由杨桓亲自书写、校定后刊刻。各家书目都称作《六书溯源》，原本有“统”字。△《说文字原》一卷（影钞元本）。题记为：“鄱阳周伯琦编注。”前面列有京兆宇文公谅、临川吴当的序。接着是伯琦自序，再后是序赞和目录。这部书由他亲自书写校定，刻于至正十五年。根据宇文序所说，都火庸田使康里公溥修，嘱托平江监郡六十公子约、郡守高公德基刻梓等语，可知这部书实际上是吾郡刊刻的本子。△《六书正讹》五卷（元刊本）。题记与《说文字原》相同，有自序，又有宇文公谅序和吴当后序。《元史》本传说他凭篆、隶、真、草书法在当时享有盛名；杨文贞说巙巙推荐伯温书写篆书作为宣文阁榜，得到皇帝认可，更可见他受到任用。此本刻于至正十一年。他论说六书，荒诞无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钱氏《潜研堂》对此严厉斥责。只是书中的篆字全由他亲自书写，结构刚劲，顿笔转折清楚，仍然可以看见古人写篆书的笔法。（卷末有“江南陆润之好读书稽古”“听松散仙”三方朱印。） △《续复古编》四卷（旧钞本）。

译元代曹本撰写并作序。曹本，字子学，大名人，曾任都昌丞，又任信州幕府属官，困顿于低级官位，最终去世。张氏《复古编》共收二千七百六十一字，子学因袭其旧文，搜集汇编，另增“音同字异”一类，多达四千余字。他所收的字，有的取自《说文》注中记载而各部未收的字，有的是经典中使用而《说文》未载的字；考订正误、辨析俗字，都有依据。他补遗订正、纠正讹误的功劳，比张氏更为深厚。他又说，二徐校订《说文》，都各自依据所见，并不遵从古义。例如鼎臣把“吅”解释为“喧”，楚金把“嚣”解释为“喧”，实际上都与叔重的意义不合。叔重明明说：“吅，是惊呼；”“嚣，是呼叫；”“讙，是喧哗。”可见“讙”就是“喧”的本字。又《尉缭子》说“讙哗者有诛”，《史记》说“诸将尽讙”，《叔孙通传》说“无敢讙哗”，《霍光传》说“民间讙言”，这些都是“讙”就是“喧”的证据，不应把“吅”“嚣”当作“喧”。鼎臣在“紞”字下注说“作髧”，“髧”是头发下垂的样子，《诗经》说“髧彼两髦”就是这个意思；至于“紞”，是冕冠上垂下来塞耳的装饰，不应与“髧”字相同，他的辨析非常严密。书成后，有危素、杨恒、杨翮、宇文公谅、蒋景武、克新、仲铭、张绅等人为它作序，都十分推重此书。书中《上平声类》“虨”字下面，重复列出东韵下等字，并在“逢”字下面注明有七十六字，是卢熊公武所增；又《联绵类》中“敖鄗”另写作“磝碻”，下面有一条说：“熊按：也可以用‘嶅嵩’二字。”卢熊是昆山人，应当与子学同时，且交情友善，所以经过他的校订。卷末有贵池吴铭道的《跋》说：“碧巢先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本抄本，已经残破，便命人抄录其中的音训，并嘱托我为它篆写书名。”考察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只有汪仲鈖《桐石草堂集论篆》中的诗说：“尉律如今考试不修，形声残篇有谁深入探求？洹阳的功劳可与吴兴相比，经籍中徒然传闻有弱侯。”自注说：“我家收藏有元代曹本《续复古编》，陆竑的《经籍志》没有著录。曹本自号洹阳生。” △《师古篆韵》六卷（旧抄本） 题名署：“元代李镛竹安氏辑录，明代陶渔耕山父校订删削。”此书以《说文》部首分韵，编排体例仿照李氏《五音韵谱》，各部所收的字，也按韵排列先后；又仿照司马光《类篇》的体例，只标明部类而不标韵目，先列小篆，次列汉印、古文；可惜没有注明出处，而且把古文列在汉印之后，这也是它的缺失。（卷中有“不忒”“项墨林鉴赏”“章芝亭”“华源草堂”“竹窗”“江村秘藏”等朱印。） △《汉隶分韵》七卷（元刊本） 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它所用的韵已经与“平水”相合，所以《四库全书》著录时把它列在元末。卷首有鄱阳洪氏的序跋。卷一列举天下碑刻目录，但新莽侯钲、耿氏镫等器物也把它们当作碑来列，杂乱得很；卷二的凡例有三条：一是《隶字假借通用》，二是《四声随文互见》，三是《汉隶双字类》；卷三以下，依照韵次编排。它所采录的内容，没有超出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只是隶书和古文的点画最容易混淆，有了这部书仍然可以作为参考。○以上是字书。△《切韵指掌图》一卷（影抄宋本） 宋代司马光撰写并作序。另有董南一的后序，末尾有温公第四代从孙的跋语，说此书刻于绍定庚寅年，但撰写人的姓名缺失。这个本子大概出自吴门顾袌盅的小读书■〈垖，去土〉，就是《竹汀日记钞》所谓的影抄南宋刻本。考察《切韵》一类的书，以温公《指掌图》最古，而温公的图又以这个本子最古。虽然其中也不免有混乱，例如第十六图“庚”“耕”应当列在二等，“登”应当列在一等，却竟然互相倒置。第十八图“之”“支”两韵的四等字，都列在一等，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至于第十九图“幚”母下面的“不”字，大概在宋代已经被放入其中，所以孙季昭《示儿编》论说“不”字应读作“逋骨切”，并以本书把“碑”“彼”“贝”“不”列在一起为依据；然而第十图的入声也使用这一韵，却偏偏没有“不”字，可见原书本来没有“不”字，只是原来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考察《集韵》《类编》，都是温公修撰的；《集韵》把“不”字收入勿韵弗纽中，没韵则不收，与《广韵》相同。《类篇》说“不，方久切”，又重列四个读音：“风无切”“方鸠切”“方副切”“分物切”，都没有所谓“逋骨切”的读音。因此第十九图中的“不”字，显然是后来窜入的，孙季昭考察得不够详细，错误地据此立说。幸好还保留了这处没有被窜入的材料，因而能够考见温公的旧本，所以这个本子确实值得珍视。宋代避讳的字，只有“匡”“贞”“朗”等字还作减笔，其余并不完全如此，大概是转抄造成的失误。按：这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的影印本。△《切韵指掌图》一卷（影抄元本）

译此本没有刊刻年月，考察它的版式行款，应当是据元刊本抄成的。卷首有温公画像，画像上方有分书题赞：“上无所传，下无所授；天资粹美，暗合道妙。”不知道是谁所作。《序》后面载有《检例》，与宋本相同，但又增加了若干条，这就是邵氏斥为绝非温公所作的部分。我们邑中张氏传刻《永乐大典》本，竟题作明代邵光祖撰，正是因为没有见过宋本、元本。宋本凡遇舌头、齿头的二、三等，舌上正齿的一、四等，唇轻半齿的一、二、四等，都不画圈，这个本子也是如此。而《大典》本全都画圈，是因为不知道这些等类不仅没有字，连相应的声音也没有。此本窜改很多，脱漏讹误尤其严重；但也有可以用来补正宋本、《大典》本的地方。例如第一图“定”母平声一等，宋本、《大典》本都作“淘”；考察《广韵》豪韵不收“淘”字，可知此本作“陶”是对的。第二图“精”图去声一等，宋本、《大典》本都作“粽”；考察《广韵》说“粽”是俗字，可知此本作“糉”是对的。第十四图“精”母入声一等，宋本、《大典》本都画圈，此本作“■〈口杲〉”；“■〈口杲〉”大概是“■〈口〈臼上米下〉〉”的讹字。《广韵》铎韵有“■，祖郭切”，《五音集韵》也相同；《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列为“宕”摄合口呼，图中都有这个字。又如“穿”“状”“审”三母去声二等，宋本、《大典》本都画圈，此本作“■〈耒畟〉”“漴”“淙”，也与《广韵》《五音集韵》《等子》《指南》等书相合。像这类情况，正有不少。△《韵补》五卷（宋刊本） 宋代吴棫撰写。《韵补》最初在嘉禾刻印，明代人已经说它很少见。这个本子虽然脱误很多，但从行款和字迹看，仍然是宋刻本。明代人多次翻刻，像何氏天衢本、许氏宗鲁本，都作了许多校订，而许刻尤其精善。然而拿这个本子来校勘（？）这些版本，可以知道有些地方原本并没有错误，却被误改了。例如东韵“杠”字下注，这个本子说“床前横”，与《广韵》和《太玄释文》相合；许本却在“横”字下面增添一个“木”字，虽然依据《说文》，却不知道吴氏本来依据的是《广韵》。“幢”字下注，这个本子说“幡幢，童也”，吴氏所引原本是《释名》，正是为了说明“幢”有“童”的读音；许本删去“童”字，就失去了它的旨意。又如支韵“哜”字下注，这个本子说“怀音回”。考察十五灰韵自古与支韵相通，吴氏已在后文明确记载，所以“怀”字就收入支韵，并且引用《释名》“怀，回也”来证明“怀”有“回”的读音；许本却把“回”改成“而”，是不知道“怀”属于“匣”母，“而”属于“日”母，二者不能相同。所有这些情况，正因为旧本还保存着，如今才能推究校改的痕迹，从而看见吴氏著书的真实面貌，不能因为它脱误很多就忽视它。△《韵补》五卷（抄本） 此本的行款与宋刊本不同。宋刊本支韵“淮”字下面脱漏十多行，这个本子却保存完整，讹字也少。这部书以明代许氏宗鲁重刊本为最好，用它来校勘这个本子，大体相同。但许本改用古字，把篆书、籀文一并收入，雅字、俗字并列，不知道韵书的宗旨在于审定读音，不在于辨别字形，实在违背了吴氏的本意。这个本子没有经过窜改，或许仍出自嘉禾旧刻吧。考察这部书排列韵字，实际上是按照字母的次序；有人说金代韩道昭《五音集韵》才开始把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的字纽，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在吴氏这里已经开始了。不过其中错乱行次的地方，也相当不少。例如支韵“日”母“人”字后面，缀列了精等的“资、荠、斯、私、兹”五字；鱼韵“日”母“仍”字后面，也缀列了精等的“资、斯、思、词”四字；又有一个“来”母“鹭”字，怀疑其中或许有窜乱，但各本又都相同。考察徐氏蒇《原序》说：“才老在壬申年离开福建，临别时对蒇说：我的书后来又有所增删，行程匆忙，没有时间拿出一部单独收藏的旧书。”由此可知吴氏另有定本，没有交给徐氏；今天的本子是他的初稿，所以错乱成这样。至于韵部之间的通转，混杂注释、彼此抵牾的情况尤其严重。世人有时斥责这是千古未有的臆说；如果知道这是尚未完成的书，难道不可以稍微减轻对他的责备吗？△《礼部韵略》五卷，附《韵略条式》一卷（宋刊本） 此书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直斋书录》说，是雍熙年间殿中丞邱雍、景德年间龙图阁待制戚纶所制定，景祐年间知制诰丁度重修，元祐年间太学博士增补。这样看来，晁公武说是丁度撰写的，考察得还不够审慎。如今通行的本子，是楝亭曹氏刊印的。曹氏所依据的是景定甲子年郭守正重修本。这个本子卷末有“绍定庚寅上巳重刊于藏书阁”十二字，距离郭守正本已有三十四年，实在值得珍藏。而且曹本经过郭守正删定，贡举条格并不十分完备；这个本子则从元祐以来，科场的规制一一可以考见，这也是谈论掌故的人必不可少的资料。（卷首、卷末有“周天球印”“济之”“顾霖印”“勤有堂读书处”“无上上品”“吴下阿霖”等朱印。）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元刊本） 题名署：“衢州免解进士毛晃增注，其子进士毛居正校勘并重加增补。”前面有绍兴三十二年毛晃的《进书表》，没有序跋。这是元至正二十一年翻刻宝祐四年蜀中刻本。第一卷末原应有“至正辛丑妃仙兴庆书堂新刊”的墨印书牌，这里因抄补缺页而遗失。宝祐本对于理宗的讳字“昀”仍然载入韵书，大概是刻印时完全依照毛氏原本，没有增删。此书的避讳规则是：对于“僖”“顺”“翼”“宣”等讳字，“晀”“珽”“敬”“弘”“殷”等字都不避；只有太祖至宁宗的各个讳字，以及同音字，全部不收。（卷首有“毛褒”朱印。） △《押韵释疑》五卷（宋刊本）

译宋代欧阳德隆撰写。此为嘉熙己亥年四明余天任刻本。（竹垞朱氏为此书作跋，把“任”误写成“柱”。）前面有庄瑞孙和余天任的序，没有余文焴的序。序后有《条例》十一条。又有《监韵条式节要》，详细列出科场避讳字，与今刻《礼部韵略》前面所载的淳熙重修《文书式》相同，只是多出《暗讳》一条，如“永钦”“永康”、大行、登遐之类；那些避讳字载在各韵中的，都用阴文书写。它所分的韵，就是国子监颁行的韵，仍然是《隋书》以来的旧韵部。二十六桓韵的“桓”改作“欢”，是因为避讳。韵字先列监注，后列补释；凡是字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注明不可混押；字形不同而读音、意义相同的，韵书中虽然分别列出两个字，也注明不可重复押用；还有古人通用而今人没有明确说明的，也注明不可押。对于押韵中有疑难、两可之处，一定引用前后诗赋，并以南省、上庠的程文作为凭证；其中有错误的，也抄录下来以示警戒。每韵末尾附载奏请增添的字，用阴文“新制”二字加以区别。考察世间流传的本子，有郭守正增修本，条例很多，把原书的内容也不再分别；这个本子还可以看见欧阳氏原书的真实面貌。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的字数不等，注文分双行，每行二十五字。旧藏于传是楼。（卷首有“西雲蔡昭宗文印章”“王献臣藏书印”“王氏敬之”“乾学徐健庵”等朱印。） △《新编分类增注正误决疑韵式》一卷（宋刊残本） 此书原有五卷，现在保存“入声”一卷。撰写人的姓名不可考。看它以科举考试的旧例作为证据，应当是从《押韵释疑》出发又加以增补的。例如“穀”字下注，《释疑》说，前辈曾说这个字与高庙旁讳相似，科场中不（？），通常把“五穀”写成“五谷”，把《公》《穀》写成“公、谷”；考官检查时，不过视为笔误，只需加一点即可。此书则引用浙漕考试中所出的《天地和应五穀登赋》、太学秋试中所出的《加穀垂重颖诗》，来证明这并不触犯避讳。又《释疑》没有收录《礼部韵略》所附的《释文互注》，此书却全部采入，并且还有增补。例如：“卜”字下注增加“又是姓”；“濮”字下注增加“又是州名”；“餗”字下注引用《易》“覆公餗”；“肃”字下注引用《尔雅》“进也，速也，肃，嗈声也”。所以有“增注”之名。每一韵之前还列出字形错误、音韵疑难两条。所谓字形错误，是摘出韵书中有俗体的字加以订正，大概就是所谓“正误”；所谓音韵疑难，是摘出韵书中有多个读音的字加以辨析，把字目列在这里，而在韵中字的注释中详细说明，大概就是所谓“决疑”。其中的韵字全都依照《韵略》，没有增删，音纽的次序也完全相同；只是选出其中使用稀少的字，另列在每韵之后，用阴文“少押类”三字隔开。所谓“分类”，大概就是指这个吧；这确实是历来韵书中少见的做法。通用的韵，就把两韵、三韵合并为一韵；“少押类”中，例如“二沃”的少押类，不附在“二沃”之后，而合并附在“三烛”之后；“五质”“六术”则合并附在“七栉”之后。这又可以看出，二百六韵早已合并，到“平水韵”时只是连名称也一并删去了。因此，这部书虽然只是坊刻残本，仍特意保存下来作为一种体例，并且用来说明韵部逐渐演变的过程。（卷首有“五峰徐氏家藏”朱印。） △《新刊韵略》五卷（影抄元本） 这部书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许古道的序，作于正大六年，序中说：“平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来见颐菴老人”等。卷末有墨色牌记两行，说：“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可见这是王氏后人刻的，已经不是王文郁的旧本了。卷首还有贡举三试的程式以及章表中的避讳字样，并提到皇庆三年、延祐元年等，这又是大德以后增补刊刻的。前人都说，合并韵部始于刘氏渊；壬子年新刻的《礼部韵略》分为一百七部，全部依据黄氏《韵会》。这部书已经合并为一百六韵，疑心出在刘氏书之后；而且《韵会》明说《礼部韵略》有九千五百九十字，后来续增六十三字、补遗六十一字，毛氏增修一千七百十字，刘氏又增四百三十六字，却没有说删去了多少字。现在考察王氏这部书，只有九千三百十一字，显然同刘氏的书是两个不同的本子；再把《韵会》全部引用的刘氏韵书增字拿来逐一核对，其中一屋韵的“■〈尗欠〉”字在这部书中没有，而这部书每韵末尾新添、重添等字共一百五十九个，《韵会》所依据的只涉及一两个；它所引用的韵字和注语，也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不能说刘氏抄袭了这部书。总之，刘氏的书虽然已经失传，但《韵会》所引用的内容可以作为依据；王氏的书经过后人重刻、增删和改易，不足以作为确证。谁知道它不是文郁的后人，在阴氏把韵合并为一百六部以后，因而删减刘氏的书编成的吗？△《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元刊本） 这部书在凡例前，开头题作“昭武黄公绍直翁编辑”，其次题作“熊忠子中举要”。卷首又载：“至顺二年，文宗敕令应奉翰林余谦校正。”孛术鲁翀的序说它刊正、补充、删削都很审慎，因此又经过余氏重新厘定，实际上是三个人共同编成的。王山史《山志》说，黄氏《韵会举要》是根据蜀王昶的《书林韵会》本而摘取其要旨；余家收藏的宋刻《书林韵会》没有注明撰写人姓名，是一部按韵编排的类书，并不是韵书。山史所说的这些话，出自杨升菴《丹铅总录》，不足以作为依据。△《四声等子》一卷（钞本） 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考察熊氏泽民为《切韵指南》所作的序，其中说古代有《四声等子》，可见这部书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以上为韵书类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八 史部一 ○正史类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宋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