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

译卷首题“《春秋》序”，其次题“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释文附”。分卷与《唐石经》相同。首行题“《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下面接《释文》，到第三行为止。第四行低八格，题“杜氏”，再低二格，题“尽十一年”。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注文分双行，每行二十二字。卷末有墨围《识语》八行，说：“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反复校正后刊行，如同走在通衢大道上，没有室（疑为‘窒’字之误）碍之处，实在值得嘉许。又把图表列在卷首，考察唐虞三代的本末源流，即使相隔千年，也能豁然如同一日。这大概是阐明经书的指南吧。用这些来推衍传授，愿请明鉴。淳熙柔兆涒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考：柔兆涒滩是丙申年，即宋孝宗淳熙三年。与阮氏《校勘记》所载淳熙小字本完全相同。只是此本在前序之后还载有《春秋图说》，开头是春秋诸国地里图；其次是三皇五帝世系；再其次是周朝及各国的世次，共二十国。与岳本所载年表相比，多了燕、虞两国，少了小邾一国。再其次是《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再其次是《诸侯兴废》；再其次是《春秋总例》；再其次是《春秋始终》；最后以公羊、穀梁、左氏三家的传授结束。阮本只有《名号归一图》二卷，而且附在末尾，这与《识语》所说“又把图表列在卷首”不相符合，似乎不如这个本子完整。此本的优点，黄琴六丈廷鉴曾为它作跋，大意说：书中庄公六年“后君噬齐”作“噬脐”；僖公二十三年“怀与安”作“怀其安”；宣公十二年“楚军讨郑”中的“军”作“君”；“屈荡尸之”中的“尸”作“户”；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乱臣十人”没有“臣”字；昭公八年“臣必致死以息楚”中“楚”下面有“国”字；定公八年“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中的“鄟”作“剸”。这些都足以订正明代监本和坊本的错误。阮氏定为宋刻善本，是有根据的。（卷首、卷末有“董其昌印”朱印。） △《春秋经传集解》二十三卷（宋刊残本） 这是宋代刻的小字残缺本。每卷首行题“《春秋经传集解》某公第几”，第二行低八格，题“杜氏”，再低四格，题“尽某年”。分卷与《唐石经》相同，卷首的《序》已经残缺。经文前四叶缺失。缺少的卷是第十四至十八卷以及第二十五、二十六卷，共七卷。每半叶十四行，每行大小字都为二十三字。卷末杜氏《后序》残缺。遇到高宗以前各位皇帝的名讳都缺末笔，但“慎”字不缺，大概是南渡初年刻的。不附《释文》，字体没有俗体。昭公二十年《传》“而以齐氏之墓予之”，注为“皆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言之”，与相台本不同。段氏懋堂说：杜氏说“终言之”，那么上文是“死而赐谥”就没有疑问；如果增加“未”字，下面就不应说“终言之”了，他的辨析非常明白。又如隐公元年《传》“其是之谓乎”，注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此本作“不皆”。隐公十年《经》“翬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注为“明翬专行，非郑之谋也”，此本作“非邓”。桓公十五年《经》“郑伯突出奔蔡”，注为“例在昭五年”，此本作“三年”。十八年《传》“齐侯师于首止”，注为“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卿”，此本作“首乡”。僖公二十八年《传》“晋侯在外十九年矣”，注为“凡二十六年”，此本作“三十六年”。三十一年《传》“相夺子享”，此本作“予享”。宣公二年《传》“寘诸畚”，注为“莒属”，此本作“筥”。成公五年《传》“许灵公愬郑伯于楚”，注为“前此年郑伐许故”，此本作“比年”。九年《经》“城中城”，注为“在东海廪邱县西南”，各本都相同。阮氏依据《晋志》、刘昭《续汉书志注》和《水经注》考证“廪”是“厚”字的错误，此本正作“厚邱”。十五年《传》“楚将北师”，注为“郑侵卫”，此本作“侵郑、卫”。十六年《传》“蓐食申■〈禾壽〉”，此本作“祷”。十七年《传》“施氏卜宰”，注为“卜立冢宰”，此本作“家宰”。昭公七年《传》“传序相授，于今四王矣”，注为“四王，共、康、郏敖及灵主”，此本作“灵王”。二十年《传》“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注为“泄，灭也”，此本作“减也”。哀公十六年《传》“方天之休”，注为“言天方受尔以休”，此本作“授尔”。二十六年《传》“为夷仪之盟而君入”，注为“在僖二十六年”，此本作“在襄”。这些地方，都似乎说明此本较为优胜。即使倦翁竭尽力量校勘，仍有来不及校正之处，其他本子更不用说了。旧为黄氏百宋一廛所藏。钱氏《潜研堂集》说：“所见黄氏宋刻《左传》两种，小字本尤其精美。”说的就是此本。（每卷有“彦先”“顾仁效印”两方朱印。） △附有释音的《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宋刊本）。

译这部书是南宋时期的刻本。卷首题名为：“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其次题名为：“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臣陆德明释文。”其余各卷只题“杜氏注，孔颖达疏”，就是阮氏所说注疏六十卷中最好的本子。前面有《正义序》。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注文、疏文都用双行小字，每行二十三字。每行文字都顶格。《经传》正文下面刊注文，不标“注”字。《正义》正文上方则加一个墨围大“疏”字。自闽本开始，才在上方增刻“注”字；监本、毛本仍沿用这一格式，注文也都不再用双行，而宋版的旧式已经不存在了。这部书全书没有用书手修补的字，纸张和墨色都像新的一样，丝毫没有残缺。凡是遇到模糊的地方，原来的笔迹还可以推寻出来；而修版本已经改成墨丁，或直接凭臆测改写。由此可知，本书中模糊的地方，到正德年间已经更加无法辨识；它无疑是元代的印本。我曾经拿阮氏《校勘记》中记载的庆元年间沈中宾刊本来核对，往往相互符合。由此知道，阮氏所依据的，是一个屡经修改的本子，所以有许多讹误和脱文；而其中偶尔依据宋本订正补充的地方，却无不与本书暗中相合。南昌府学重刊本虽然依据阮校改正了许多地方，可惜它不知道十行本和宋本本来就是相同的，因此没有改正的地方仍然不少。而且有一两句中讹字反复出现，有的改了，有的没有改，反而使文义更加难以理解。至于补正脱文，阮校也依据宋本，但重刊本却反过来沿用闽本、监本、毛本，连阮氏明确斥责为错误的地方也置之不顾，于是与所附《校勘记》多不相应。它的意思大概是认为闽本、监本、毛本都出自十行本，却不知道闽本已经沿袭修版造成的讹误，并不是出自原本。过去曾把本书同阮校所依据的本子、重刊本以及家藏正德修版本互相校检，把其中的异文称作《校校勘记》，现摘录附在后面，使读者能够看到十行本的旧貌。已经被重刊本改正、且与本书相同的地方，就不再列出。《春秋序》：《春秋序》疏文中“先儒错谬之意”一句，“谬”字本书不作“缪”，重刊本误作“终”。“记事”至“异也”一段的疏文作“以末连本之辞”。（“末”字本书不误作“未”。） 隐公。《传》注文“隐公至位”至“其父娶之”一段的传疏作“其父娶之”。（“娶”字本书不作“爱”。）又作“但为桓尚少”。（“尚”字本书不误作“年”。） 《经》元年“夏五月”至“于鄢”一段的疏文作“友徙其民于虢郐”。（“友徙”本书不误作“方迁”。） 《传》元年“不书即位摄也”一段的疏文作“颍氏说以为鲁十二公”。“颍”字本书不误作“颜”。“如二君故曰克”一段的疏文作“如似二君”。“似”字本书不作“是”。“爱其母”一节注文作“他皆仿此”。“他”字本书不作“后”。“始通也”注文作“故《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字本书不误作“宿”。注文“礼卿”至“书曰”一段的疏文作“且《传》无其事”。“且”字本书不误作“经”。《经》二年“莒人人向”一段的疏文作“从己氏”。“从”字本书不误作“须”。《经》三年注文“日行”至“七年”一段的疏文作“襄二十一年”。“一”字本书不误作“二”。又作“当阳盛之月”。“盛”字本书不误作“量”。又作“历纪全废”。“废”字本书不误作“差”。又作“故汉初以来”。“初”字本书不误作“朝”。又作“则日有频食之理”。“日”字本书不误作“自”。《传》三年注文“谿亦”至“毛草”一段的疏文作“小陼者曰沚”。“陼者”本书不作“渚”。注文“蘋大”至“聚藻也”一段的疏文作“可糁烝为姑”。“烝”字本书不作“蒸”。又引许慎《说文》说：“■〈艹漅〉，水草。从艹，从水，巢声。”其中“艹”字本书不作“月”。又作“或作藻，从澡”。“澡”字本书不作“藻”。又作“茎大如箸”。“箸”字本书不误作“著”。又作“米面糁烝为茹”。“烝”字本书不作“蒸”。“筐筥”一节注文作“圆曰筥”。“圆”字本书不作“员”。注文“方曰”至“曰锜”一段的疏文作“此皆《诗毛传郑笺》之文也”。“诗毛”本书不误作“毛诗”。“商颂”至“谓乎”一段的疏文作“言殷汤武丁”。“殷”字本书不误作“成”。注文“既盟”至“日误”一段的疏文作“溢为荥”。“荥”字本书不误作“荣”，重刊本改作“荣”，也不对。“卫庄公”一节注文作“大子不敢居上位”。“大”字上本书没有多出“此”字，“大”字本书不作“太”。“卫庄”至“庄姜”一段的疏文作“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二”字下面本书没有多出“年”字。《经》四年注文“书取”至“娄乡”一段的疏文作“虽然淳于为杞所并”。“虽”字本书不误作“若”。《传》在“四年”条下解释“阻兵而安忍”说：“阻，训为恃，即倚仗武力来求取胜利。”这里并没有误写成“阻恃诸国之兵以求胜”。《经》五年注文“大夫”至“所及”一段的疏文作“吊丧问疾，人君之常”。“君”字本书不误作“道”。《经》六年“秋七月”注文作“具四时以成岁也”。其中“也”字本书没有脱漏。又作“他皆放此”。“他”字本书不误作“也”。《经》十一年注文“实弑”至“讳也”一段的疏文作“造膝诡辞”。“诡”字本书不误作“跪”。《传》十一年注文“庶姓”至“同姓”一段的疏文作“异姓昬姻者也”。“姓”字本书没有脱漏。“昬”字本书不作“婚”。桓公。《经》二年注文“称督”至“其君”一段的疏文作“礼必鄣蔽其面”。“鄣”字本书不作“拥”。《传》二年“鄂侯生哀侯”注文作“鄂侯以隐五年奔随”。“侯”字本书不误作“国”。《传》五年注文“旝旃”至“号令”一段的疏文作“发以机以追敌”。上面的“以”字本书不误作“其”。《传》六年注文“父义”至“子孝”一段的疏文作“但兄弟相於”。“於”字本书不误作“敬”。

译《传》七年注文“辟陋”至“书夏”一段的疏文作“今辟陋之语”。“辟”字本书不作“僻”。庄公。《经》八年注文“治兵”至“围郕”一段的疏文作“杜云，治兵于庿”。“庿”字本书不误作“广”。按：“庿”是古代的“庙”字。《经》九年注文“二公”至“无位”一段的疏文作“故杜言各自有党以排之”。“排”字本书不误作“规”。重刊本依据闽本改作“解”，也不对。《传》十四年“庄公之子”一段的释文从“庄公之子”至“《记传》无文”。按：这三十四个字开头冠有“ ○”字，作为附释音的体例十分明确。《记》中说这是误收入《正义》，不对。《经》十八年“秋有蜮”注文作“蜮，短弧也”。“弧”字本书不误作“狐”。《传》二十二年“犹有观焉”注文作“因观文以博占”。“博”字本书不误作“传”。《正义》中也作“博”。《经》三十二年“城小穀”注文作“济北穀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北”字本书不误作“地”。闵公。《传》元年“戎狄”至“简书”一段的疏文作“善为小儿啼声以诱人”。“啼”字本书不误作“喑”。僖公。《传》五年“士蒍稽首”一段的疏文作“乃复申头以至地”。“申”字本书不误作“叩”。正德十二年的修版误作“中”，也不误作“叩”。按：《尚书太甲正义》的文字与此相同，因此作“叩”并不对。《传》七年注文“列奸用子华”一段的疏文作“齐史无所可隐”。“可”字本书不误作“不”。《传》二十三年“男女”至“不蕃”一段的疏文作“譬违礼而取”。“譬”字本书不作“辟”，正德十二年的修版也作“譬”。《传》“而天不靖晋国”一句，“不”字上面本书没有“下”字。《传》二十四年注文“吊伤”至“兄弟”一段的疏文作“彼叔世谓三代之末世”。“谓”字本书不误作“为”。《传》“鄂不■〈華韋〉■〈華韋〉”。“■〈華韋〉”字本书不误作“■〈革韋〉”，下文也都相同。《经》二十八年注文“公子”至“其罪”一段的疏文作“于此讯之也”。“于”字本书不误作“如”。《传》二十八年《传》文作“及而玄孙”。“而”字本书不误作“其”。《传》三十三年《传》文作“犹秦之有具圃也”。“圃”字本书不作“囿”。按：各本都作“囿”，只有本书与卢氏《钟山札记》的考证相合。注文“诗国至善”一节的疏文作“此二菜其根有恶时，故云，上善下恶，食之者，取善节也”。“时”字本书不误作“诗”。《记》认为闽本作“时”是误字，说应为“诗故”，即《诗》的“训故”，这种说法不对。按：《诗毛传》没有这种解释。《笺》说，这两种菜都上下可食，然而它们的根有时美，有时恶。因此，这段疏文是依据郑《笺》而说的，“时”字应当归在上句读；下文“上善下恶”两句，是转述杜注，怎么能说是“诗故”呢？注文“文公”至“倒错”一段的疏文作“乙巳非十月”。“十”字下面本书没有多出“二”字。文公。《传》十六年《传》文作“使庐戢梨侵庸”。“梨”字本书不误作“黎”，注文中也相同。宣公。《传》二年《传》文作“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適”字下本书没有多出“子”字。《传》十一年《传》文作“反之，可乎？对曰：吾侪小人”。按：小字本、宋本、淳熙本、岳本在“对曰”下面都有“可哉”二字，这里脱漏了；《记》没有校出，重刊本也没有据此补入，并且同样有误。《传》十二年注文“惎教”至“兵兰”一段的疏文作“今杜以扃为车上兵兰”。“兰”字本书不误作“阑”。《传》十五年“初税”至“财也”一段的疏文作“故杜以为十一外更十取一”。“以”字本书不误作“氏”。《传》十六年“凡火”至“曰灾”一段的疏文作“《春秋》书灾多矣”。“书灾”二字本书不误作“天变”。《传》十八年“复命于介”一段的疏文作“皆有复命之法”。“法”字本书不误作“礼”。成公。《经》二年注文“公与”至“君故”一段的疏文作“计亦应贬”。本书不误作“乃称公子”，只是“计亦”二字稍微模糊。又作“凡会且盟者”。“且盟”二字本书不误作“盟观”。注文“齐在”至“恶也”一段的疏文作“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亦未”二字本书不误作“抑秦”。又作“以处草莽”。本书不误作“以居俗裔”。又作“及武王熊达”。“达”字本书不误作“违”。《传》二年“无能为役”注文作“不中为之役使”。“不中”二字本书不误作“无能”。《传》文“士燮佐上军”。“佐”字本书不误作“将”。注文“媚人”至“所得”一段的疏文作“又取其珍宝”。“珍”字本书不误作“国”。“萧同”至“类也乎”一段的疏文作“且告语诸侯云”。“语”字本书不误作“吾”。“哭于”至“以葬”一段的疏文作“相者受命曰”。“相”字本书不误作“楹”。“宣公使求好于楚”注文作“在宣十八年”。“宣”字本书不误作“位”。《传》三年注文“此传”至“四字”一段的疏文作“《释例》曰，《传》云”。“云”字本书不误作“文”。注文“春秋”至“小国”一段的疏文作“子产论晋曰”。“论”字本书不误作“语”。《经》八年注文“昬聘”至“之父”一段的疏文作“诸侯不可求媒于他国”。“他”字本书不误作“其”，但“他”字脱去人旁。注文“诸侯”至“通称”一段的疏文作“称王者六”。“六”字本书不误作“八”。《传》九年《传》文作“坚彊以御之”。“彊”字本书不误作“疆”。注文“泠人乐官”一段的疏文作“泠州鸠非之”。“非”字本书不误作“其”。注文“浃辰十二日也”一段的疏文作“浃，为周币也”。“币”字本书不误作“匝”。“无弃菅蒯”一段的疏文作“肕宜为索”。“肕”字本书不误作“肋”，下文也相同。

译《传》十三年《传》文作“虔刘我边垂”。“垂”字本书不误作“陲”。又作“而我昬姻也”。“我”字下面本书没有多出“之”字。《左传》襄公十四年“婉而成章”的注文作“谓曲屈其辞”，这里的“曲屈”没有误作“屈曲”。考察可知：“曲屈”各本都相同，家藏小字宋本也相同。《礼记》反而依据修版把“曲屈”误倒了，并非如此。襄公。《春秋经》襄公四年注文从“定谥”到“葬速”，其疏文作“按照体例，讣告都同称为薨”。这里的“赴”没有误作“亦”。《左传》襄公四年“晋侯享之”的注文作“《周礼》说用钟鼓演奏《九夏》”。这里写作“锺”，没有写成“钟”。《左传》襄公七年注文从“郊祀”到“殖者”，其疏文作“这篇《左传》专门说郊祀后稷”。这里的“后”没有误作“社”。《春秋经》襄公十年“遂灭偪阳”的注文作“福阳，是妘姓之国”。这里写作“福”，没有写成“偪”，这与《释文》徐音“甫目反”相合。《左传》襄公十一年注文从“肆列”到“二枚”，其疏文作“单，是一半的意思”。这里的“也”没有误作“此”。《左传》襄公十二年“妾妇之子”的注文作“说的不是嫡子”。“適”字下面没有衍出“世”字。“及姑姊妹”的疏文作“父亲的姊妹称为姑”，这里的“为”没有写成“曰”。又有“盖父之姊为姑姊”，这里的“盖”没有误作“若”。又有“入火取其兄子”，这里的“取其”没有误作“而救”。《左传》襄公十九年从“见卫”到“乃登”的疏文作“为什么下文才说……”，这里的“云”没有写成“曰”。考察可知，《礼记》说此本“云”字模糊，依据宋本补入；按理确实应补“云”字。重刊本却依照闽本、监本、毛本补成“曰”字，这是错误的。重刊本补字多有这种情况，后面不再全部列出，因为它们与《礼记》不同，显然可见。《春秋经》襄公二十四年从“秋七”到“之既”的疏文作“既然不再互相遮掩，所以如此”。这里“复”字下面没有衍出“其”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注文从“颂者”到“神明”，其疏文作“因为成功，所以把它告知神明”。这里的“者”没有误作“可”。“曰至”到“同也”的疏文作“猜疑在下”，这里的“猜”没有误作“倩”。《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庭燎”的疏文作“是由齐桓公开始的”。这里的“桓”没有误作“相”。《礼记》说该字写作“相”，是为了避讳。考察可知，宋人避“桓”讳时改作“威”，因为读音相近；写作“相”没有道理。此本只是缺少末笔，足以证明修版写成“相”并非由于避讳。淳熙本也多写作“相”，都可以确定是错误。昭公。《左传》昭公元年注文从“穮耘”到“为蓘”的疏文作“后稷开始开沟整治田地”。这里的“圳”没有误作“畊”。注文从“设君”到“陈也”的疏文作“就是把宫门的卫士命名为离卫”，这里的“名”没有误作“明”。“赵孟赋小宛”的注文作“天命一去”，这里的“天”没有误作“大”。“赵孟欲一献”的注文作“知道他想献一次”，这里的“欲”没有误作“其”。注文从“朝聘”到“五献”的疏文作“都是进献同样数量的饔饩”，这里“同”字上面没有衍出“数不”二字，原处空着两格。“於文皿蟲为蛊”的注文作“器物受到虫害就叫蛊”，这里的“蛊害”没有误作“蛊书”。“谓之郏敖”的注文作“郏敖就是楚子麇”，这里的“麇”没有误作“麋”。《左传》昭公二年注文从“易象”到“说之”的疏文作“似乎与郑玄的说法相同”。这里的“似”没有误作“以”。《左传》昭公四年注文从“陆道”到“藏之”的疏文作“指的是夏历十二月”。这里的“谓”没有误作“为”。《左传》昭公七年从“王臣”到“臣台”的疏文作“‘夫’就是‘扶’的意思”。“夫”字这里没有脱落。“官职不则”的注文作“治理官府、任居官职并非只有一种办法”，这里“法”字下面没有衍出“则”字。《左传》昭公八年“使穿封戌”的注文作“戌，是楚国的大夫”。“楚”字下面没有衍出“之”字。《左传》昭公十二年“以为大吉”的疏文作“筮得这一爻”。这里的“此”没有误作“比”。《左传》昭公十四年正文作“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这里的“祁”没有误作“■〈礻卩〉”。《礼记》说闽本、监本把“■〈礻卩〉”作“祁”，这是错误的。考察可知，宋本、岳本都作“祁”，从邑旁；《说文》有“祁”而没有“■〈礻卩〉”，《礼记》似乎有误。《左传》昭公十八年“楚左尹”一节的注文作“许从夷地回来，迁居叶地”。这里的“还”没有误作“迁”，与家藏小字宋本、淳熙本、岳本都相同。修版本误作“迁”，《礼记》没有校正。注文从“十三”到“居叶”的疏文作“楚国灭蔡的时候”，这里“楚”字下面没有衍出“师”字，也没有空缺。大概修版这一行的标题上脱落了“注”字，所以在下面留下空格，后来又填入一个“以”字；家藏修版本就是这样，闽本把“以”改为“师”，监本、毛本都沿用了这种写法。《礼记》说这是衍文，是正确的。重刊本却依据闽本、监本、毛本增入“师”字，错误很严重。又有“其实自荆还也”，《礼记》说监本、毛本把“还”作“迁”，这是对的。重刊本竟改作“迁”。考察《正义》可知，注文不说“自荆还叶”，是因为许由夷地迁居叶地已见于《春秋经》，所以据此而言；实际上是从荆地回来。这句话正好与上文不说“自荆还叶”相呼应，也就是注文“自夷还居叶”的“还”。《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的注文作“大概是他做大夫时前往蔡国聘问”。这里的“为”没有误作“亦”。“息民五年”的疏文作“国家和平，于是百姓乐于生息”，这里的“乃”没有误作“则”。《春秋经》昭公二十年注文从“尝有”到“曹邑”的疏文作“如今赞文又说”。这里的“赞”没有写成“贾”，正德十二年修版也相同。《左传》昭公二十年正文作“以烹鱼肉”。《礼记》说，《石经》宋本把“烹”作“亨”，与《释文》相合。《石经》“亨”字下面有四点火，这是补刻的，必定是王尧惠等人所为。如今考察可知，淳熙本、岳本都作“烹”，家藏小字本多依从《石经》，这里也作“烹”，恐怕并非明人所补。“六律”的疏文作“内庳外高”，这里的“庳”没有误作“痺”。

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注文“宫商角徵羽”的疏文作“它的根本并不是由五行而来”，这里的“不”没有误作“末”。注文从“言无”到“取饮”的疏文作“贾逵说，冰，就是犊丸盖”。又说“有人称它为犊丸，那么犊丸就是盛弓的东西；也有人说犊丸是箭筒”。四处“犊”字这里都没有写成“椟”。《礼记》没有校勘出来，重刊本全都误作“椟盖”，都是因为没有见到原本。《左传》正文“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宋”字下面没有衍出“公”字。《礼记》所引也与此相同。注文说闽本、监本在“宋”字下面衍出“公”字。明代所见的本子并没有衍出“公”字。重刊本出自阮本，却衍出“公”字，难道是《礼记》有误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注文从“犹言”到“讬光”的疏文作“彭中博说”，这里的“博”没有误作“传”。正文“出蔡侯朱”，这里的“朱”没有误作“宋”。又有“迩无极也”，这里的“极”没有误作“及”。以上两条《礼记》没有校勘，重刊本也没有补正。“今又杀三不辜”的注文列举“郤氏、阳氏、晋陈氏”，这里的“阳”没有误作“陈”。注文从“比公”到“坐也”的疏文作“那是请宾客使他自安”，这里的“宾”没有误作“客”。“十二月”一节的注文作“《春秋经》所以不记载戍守周地”，这里的“戍”没有误作“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使公复于”一节的注文作“逆，指明在乾侯”。这里的“著”没有误作“者”。“生女黰黑”的疏文作“《诗》说，头发像云一样”。这里的“雲”没有误作“丝”。注文从“卿之”到“馀子”的疏文作“把卿的嫡子任为公族，又任用他的其他儿子”，两个“宦”字这里都没有误作“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注文作“泯是灭的意思，坻是止的意思”，其疏文作“如果废弃他的官职，百官就无人治理”。这里写作“其官百”，没有写成“所掌职”，只是字迹模糊。修版把“其官”作成墨丁，也与阮本不合。定公。《春秋经》定公元年注文从“公之”到“月故”的疏文作“因此把这一年作为元年”。这里“此”“元”二字没有倒置。《左传》定公四年注文从“烧火”到“卻之”的疏文作“捉住它牵向吴军，于是放了它”。这里的“牵”没有误作“率”。正文“炉金初宦於子期氏”，这里的“宦”没有误作“官”。“君其取分焉”的注文作“与吴国共同分取楚国土地”，这里的“楚”没有误作“其”。《左传》定公五年从“王之”到“脾泄”的疏文作“国内没有君主”，这里的“主”没有误作“王”。从“城不”到“何知”的疏文作“筑城却不知道”，这里没有误作“能之而不知”。《左传》定公六年从“尤人”到“非礼”的疏文作“责怪别人有过错，却又仿效他”，这里的“非”没有误作“罪”。又有“则公叔文子知此出入卫门，是阳虎之计”，这里的“门”没有写成“明”。《礼记》说“门”字宋本作“明”，这是对的。考察可知，卫门就是《左传》所说的东门、南门，宋本似乎有误。注文从“贱鲁”到“备书”的疏文作“使两件事得以实行”，这里的“令”没有写成“今”。《礼记》说宋本作“今”，这是对的。考察可知，这里说的是昭公十八年的事情，不应称“今”；重刊本据此改写，也错了。《左传》定公九年从“君子”到“可也”的疏文作“应当议论他的罪状”，这里的“议”没有误作“明”。从“诗邶”到“所执”的疏文作“诗篇有三章”，这里的“篇”没有缺字，与《礼记》依据宋本补出的文字相合。重刊本却依照闽本、监本、毛本补入“诗”字，十分错误。又有“记妃妾善恶进御之法”，这里“进御”没有缺字，重刊本依照闽本、监本、毛本补入“彤管”，也是错误。注文从“诗鄘”到“存身”的疏文作“孑孑干旟，在浚之都”，这里的“旟”没有误作“旄”。注文从“今荧”到“非也”的疏文作“有个臣子名叫瓒”，这里的“瓒”没有误作“费”。注文从“城为”到“郭书”的疏文作“而郤缺担任将领”，这里的“为”没有误作“将”。《左传》定公十年注文从“杨水”到“有命”的疏文作“《唐风》诗篇《杨之水》”，又说“它的第三章说《杨之水》”。两个“杨”字都没有写成“扬”，与《石经》初刻本相合。《左传》定公十三年“晋赵鞅谓邯郸午”的注文作“如今想迁徙到晋阳安置”。“著”字淳熙本、岳本都相同，与《释文》所说“著，丁略反”相合。毛本作“置”，是错误的。《礼记》说淳熙本、岳本作“置”，也是错误的。哀公。《左传》哀公元年注文从“夫犹”到“守蔡”的疏文作“屑，是说昼夜”。考察可知，“屑”犹如说“岂屑”，意思是说军队夜间守卫本来就是常事。《左传》怎么会特意用昼夜来说明呢？各本都作“何”，恐怕未必正确。注文从“浇寒”到“斟灌”的疏文作“所以趁机杀死夏后相”，这里的“因”没有误作“曰”。《左传》哀公二年“今日我上也”的注文作“功劳居于上等”。“功”字上面这里没有衍出“我”字。《春秋经》哀公八年“齐人归讙及阐”的注文作“没有■〈亠上日下〉（旨）使”。这里的“■〈亠上日下〉”没有误作“官”。《左传》哀公八年“间於叔孙辄”的注文作“问是否可以攻伐”，这里的“不”没有写成“否”。疏文作“军队战败逃奔齐国，后来又从齐国逃奔吴国”，这里“齐於”二字没有缺失。阮氏依据宋本补入的文字，正与此相合。闽本、监本、毛本误倒作“於齐”，《礼记》已经明确斥责其错误，重刊本反而依从它们，错误很严重。《左传》“囚请楼台”一句中，“请”字淳熙本、岳本和家藏小字宋本都作“诸”，这是正确的。《礼记》没有校勘出来。《左传》哀公十一年注文从“邱赋”到“田赋”的疏文作“合计共有一匹马、三头牛”，这里的“并”没有误作“井”。《左传》哀公十二年注文从“孔子”到“节制”的疏文作“大夫的吊服是弁绖”，这里的“弁”没有误作“牟”。《左传》哀公十五年正文作“是公孙也”，这里的“也”字没有脱落。《左传》哀公十六年正文作“得祏於橐中”，这里的“橐”字与《礼记》所引相同。重刊本误作“橐”。《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唯其儒书”的注文作“说鲁国依据周礼”，这里的“周”没有误作“用”。

译《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以寡君之在行”的注文作“在军队行进中”，这里的“军”没有误作“车”。“行”字下面没有衍出“间”字。修版本在“行”字下面作墨丁，重刊本却依照闽本、监本、毛本增入“间”字，这是错误的。《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侯出奔宋”的疏文作“大概卫侯出逃时已经接近宋国边界”。这里的“竟”没有写成“境”。《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宋乐茷”的疏文作“宋国司城子潞”，这里的“潞”没有误作“纳”。“以城至为此”的疏文作“于是回到城鉏”，这里的“乃”没有写成“退”。《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言及子赣”的注文作“思念子赣”，这三个字没有脱落。重刊本补入“赣”字，却误作“贡”。“余及死乎”的注文作“问自己能不能长寿而死”，这里“己”“以”二字都没有脱落；“不”没有写成“否”。“因孙于邾”，这里的“于”没有写成“於”。“将门”的注文作“攻打郑国的城门”，这里“攻”字上面没有衍出“将”字。“何以为子”的注文作“简子废掉嫡子伯鲁而立襄子”，这里“废”字上面没有衍出“奔”字；“嫡”没有写成“敌”；“伯鲁”没有脱字。又有“何故立以为子”，这里“何”下面没有脱落“故”字；“立以”没有倒作“以立”。△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三十卷（宋刊本）。这是明代修版本。版心有“正德十二年”字样，有的称“正德十六年”，有的只称“正德年”；有的为黑口，有的整叶重刊，有的剜改若干字，有的连续几行都作墨丁。即使保存下来的原刻本，也多有模糊之处，笔画歪斜，远远不是前面所著录的明代以前印本可以相比的。然而拿阮校所依据的本子来核对，这个本子的修版还少一些。比如《春秋序正义》中，阮本“此序大略”的“略”作“略”；“明义以春秋”的“明”误作“名”；“先儒错谬之意”的“谬”作“缪”；以及“《毛诗》、《逸礼》、《春秋》”中的“诗”误作“氏”，而此本都没有错误。这类情况不胜枚举，与阮本相比确实远胜。可是修版中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卷三第四叶版心有“正德年”三字；《正义》中“舍奠於墓左”的“墓”字没有写出；“葬然则由不赴”的“葬然”二字，以及“二事既然则由不袝”的“则由”二字，此本都作墨丁，而阮《校》都没有说缺字。阮《校》作“出故不言葬也”，此本作“书”，没有误作“言”；“至於《书经》”，宅本作“至书於经”。“於书”二字，这一版本作墨丁，而阮氏没有校订。“顺经之先后为文也”一句中，“经”字，这一版本误作“已”，不是误作“记”。仅这一页的上半叶，其中的不同就已经如此之多了。大概最初是因为原刻版漫漶不清，有缺字而没有刻出，后来又补刻缺字，任意剜刻嵌补。因此，凡是原本模糊的地方，这一版本仍多作墨丁，而阮氏本有字，必然有许多错乱。阮氏所说的“递有修补”，其痕迹显然可见。又《昭公十九年传》注“盖为大夫时往聘蔡”，阮氏校勘说，初刻本“为”字误作“亦”。考察可知，所谓“初刻”，就是这一初次修订的版本，原版实际作“为”。这一版本的“亦”字没有改，而版心有“正德十二年”字，不知后来重新改成“为”字又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其刻版直到明末仍然存在，所以印本前后多有不同。这仍是修订本中最早的一个版本，保存它以备参考考证。△《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宋刻本）。

译第一卷，首行题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第二行下方空数格题作：“何休学。”其余各卷都采用这种格式。前面有汉司空掾、任城人樊何休的序。序后有余氏题识说：《公羊》《穀梁》这两部书，书坊苦于没有善本，谨慎地拿家藏监本以及江、浙各地官刻本互相校勘，作了不少订正。只是陆氏《释音》的字有时与正文不同，例如本序中的“酿嘲”，陆氏把“酿”作“讓”；隐公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公四年“曰蒐”作“廋”，类似这样的很多，都不敢凭主观意见改定，姑且两种写法并存，等待通晓者判断。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恭敬书写。共六行。每半叶十一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只有序文每行十八字；小字二十七字。“殷”“匡”“贞”“桓”“完”“慎”都缺末笔。《经》文下面紧接《传》文，不加“传”字。注文采用双行小字。《释文》分列在注文之后。每卷末尾都有《经》《传》《注》以及《音义》的字数。第一卷末有一行“余氏刊于万卷堂”，第二卷末写“余仁仲刊于家塾”。第三卷的字数分三条，刊刻在格栏之外。从第四卷以下，有的写“仁仲比校讫”，有的写“余仁仲刊于家塾”。阮氏《校勘记》称：鄂州官书的《经》注本最为精美。现在考察这一版本，可以订正鄂本的地方很多：如桓公十年，《传》“内不言战”一节的注文“当戮力拒之”，《记》认为鄂本作“戮”是对的，说《释文》中的“戮力”二字多作“戮”。然而《释文》说，“戮”字也作“戮”。那么《释文》本来正是作“戮”。桓公十八年，《经》文“公夫人姜氏遂如齐”，《记》认为鄂本在“公”字下面有“与”字是对的，说《左氏》《穀梁》都有“与”。可是庄公元年注文及疏文引用这句《经》都作“公夫人”。孔广森检讨的《公羊通义》也说，通篇检查前后的《经》文体例，只有“暨”和“更”，没有“与”字。可知这里直说“公夫人”才是正确的。庄公八年，“师次于郎”的《传》注文“陈蔡称人者略以外国辞称人微之”，《记》认为鄂本“人”作“知”是对的，说应当以“知微之”三字单独成句；然而僖公二年“盟于贯泽”的《传》注文也说“知以远国辞称人”，那么作“人”才是正确的。僖公三十一年，“取济西田”的《传》注文“班者，布遍还之辞”，鄂本空缺“遍”字；但《释文》列出“布遍”，可知鄂本脱漏了。《记》认为《经》注本大概作“布还”，这是把两字合并成一个了，这里所说的是十行本。这句话的意思不详。考察可知：“布”字应当断在句中；班，就是布，见《周礼·宫伯》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班荆”的注文可以证明。《释文》摘取字词注音，不完全按照句读。不过这里说“布，遍，音遍，下文同”，往下寻找，再没有“遍”字，却有两个“还”字，怀疑这一版本作“遍还”。“还”字也有音，“下文同”所指的，是“还”字的读音，而今本把它脱掉了。文公三年，“雨螽于宋”的《传》注文“朝廷久空”，《记》认为鄂本作“久虚”是对的。然而下文文公八年，“宋人杀其大夫司马”的《传》注文也说“朝廷久空”，与这里相同。宣公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的《传》注文“据有俄道”，《记》认为鄂本“俄”作“我”是对的；然而这里是依据桓公二年《传》“俄而可以为其有矣”来发问，所以说“俄道”，并引用那一条注文解释说：“俄，是片刻之间、将要取得它的时候。”那么作“我”字就是错误的。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的《传》注文“不言京师者，起正居在成周”，《记》认为鄂本作“王居”是对的；但是下文昭公三十二年“城成周”的《传》注文也说“言成周者，起正居”。这是因为天子不居于王城，恐怕被误认为不是正居，所以说“成周”来表明正居之处，而西周不是正居也就清楚了。若作“王居”，那么天子所居之处都可以称王居，王居又有什么需要表明的呢？这些条目似乎都以这一版本为优。看《记》中另外记载的几条，并说有两处缺叶，这一版本却没有缺叶。似乎《记》的作者曾经见过这一版本，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它完整记录下来？而且所引用、依据的各本，在《目录》中也没有记载，实在难以解释。扬州礼堂汪氏近来有翻刻本，版式相同，只是《经》《传》一经刻印，难免有讹误脱漏。它的句读圈法大半已经失传，这本来无关大旨；但讹字没有订正，而且又转而依据其他版本作了许多刊改，因此订正的固然很多，沿袭错误的也不少。现在把它们全部校录在后面，并略作辨正，使阅读者不致疑惑。隐公元年，“大郑伯之恶也”的注文写作“因为不能接纳，这是大郤缺的善行”。其中“郤”字误写成了“卻”。○上面是宋本，下面是汪本，后文都依此。《释文》作“郤缺，去逆反”，与上面相同。○考察：《说文》说：郤，是晋国大夫叔虎的封邑，形从“邑”，声从“谷”。“卻”，是节制欲望的意思，形从“卩”，声从“谷”。字形和意义都不同。然而这一版本下面也都误作“卻”，只有这里正确。“母欲立之”的注文“段无弟文”，“段”误作“叚”。“仲子微也”的注文“王者据上”，“上”改作“土”，不对。“所见异辞”一节《释文》作“《说文》大也”，“大”误作“式”，并且在行末误增一字。五年“始僭诸公”一节的注文“故从末言，初可知”，“末”误作“未”。六年“隐公获焉”的注文“为郑所获”，“获”误作“壤”。八年“辛亥宿男卒”的注文“宿本小国”，“本”误作“卒”。“无骇卒”的注文“嫌上贬主起入为灭”，“主”误作“王”。九年“侠卒”的《释文》作“《穀梁》云所侠”，“云”误作“六”。十一年《传》末《释文》作“去、起居反”，“去”误作“夫”。

译桓公元年，“鲁朝宿之邑也”的注文写作“四年，又派大夫进行小聘”。其中“夫”字误写成了“大”。二年，“宋始以不义取之”的注文写作“宋国起初以不合义的方式取得它，本来不应得到，所以加以纠正，称为郜鼎”。其中“故正之”前脱漏了“不应得”三字，共脱“不应得故正之”六字。○这一行到“谓之郜鼎”为止。“不久就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了”的注文写作“诸侯的土地”。其中“土”字误写成了“士”。三年“春正月”的注文“未无王也”，“未”误作“末”。“九月”的注文“姑姊妹不出门”，“姊妹”误作“媡姝”。五年，“离不言会也”的注文写作“到了所听闻的那个时代”。其中“世”字误写成了“出”。“葬陈桓公”的注文写作“知道君父患病了”。其中“疾”字误写成了“族”。十五年“夺正也”的注文“故复于此名者其夺正”，“者”改作“著”。庄公四年“缘恩疾者，可也”的注文“不当取有有”，上面的“有”应改作“而”。七年“一灾不书”的注文“明君子不以一过责人”，“责”误作“贵”。八年“托不得已也”的注文“同心人国远”，“人”误作“乂”。○考察：其他版本“人”作“又”，大概是改从其他版本，却误作“乂”。九年。○八月脱去上面的“ ○”字。“为什么不赞成公报仇？”“雠”字下面多出“辞”字。十二年“秋八月”的《释文》作“复，扶又反，年末同”，“末”误作“未”。“手剑而叱之”的注文“叱骂之”，“之”误作“乏”。“冬十月”。注文末尾多出“ ○”字。十四年“冬”下面多出“ ○”字。十六年“邾娄子克卒”。注文末尾多出“ ○”字。十有七年，“书甚佞也”的注文写作“伯只需疏远他罢了”。其中“伯”字改作“但”。十有八年，“这里还没有记载征伐者”。其中“伐”字误写成了“我”。“大其为中国追也”的注文写作“知道这是为中国而追赶”。其中“知”字误写成了“如”。二十四年“腶修云乎”的注文“见女姑以暇修为贽”，“暇”改作“腶”。《释文》作“锻脯加姜桂曰脩”，“锻”改作“腶”，不对。○考察：这里应当从“金”旁。二十五年“夏五月”的《释文》作“故去，起吕反”，“去”误作“夫”。“以朱丝营社”的《释文》作“营社，一倾反”，“一”误作“二”。二十七年“大归曰来归”的注文“妇人有七弃”，“妇”误作“归”。“世有刑人不娶”，“世”误作“出”。《释文》作“长女，丁丈反”，“丁丈”误作“下文”。三十二年“公子庆父如齐”的《释文》作“暴，步卜反”，“卜”误作“下”。闵公元年“齐无仲孙”的《释文》。○“子女，子音汝”。脱去一个圈以及五个字。二年“立僖公而城鲁”的注文“美大齐桓继绝于鲁”，“于”误作“干”。僖公元年，“诸侯之义”的注文写作“这是使天下太平的制度”。其中“平”字误写成了“乎”。“桓公召而缢杀之”的注文写作“憎恶夫人与二叔淫乱”。其中“二”字误写成了“三”。三年，“为什么说前来结盟呢”的注文写作“向君王报告事情”。其中“于”字误写成了“干”。四年“春王正月”的《释文》“下恶其专并”，“下”误作“丁”。“有俟也”的注文“不顿兵血刃”，“刃”误作“刀”。“喜服楚也”的注文“辞之复”，“辞”误作“乱”。“后此者有事矣”的注文“谓城缘陵是也”，“是”误作“见”。“其辟君之道奈何”，“奈”改作“柰”是对的，但应当作“奈”，本书的通例是依从《石经》。“桓公曰诺”的注文“渐洳曰泽”，“渐”误作“斩”。“葬许缪公”的注文“得卒葬于所传闻世者”，“传”误作“虙”。《释文》作“传，丈专反”，“丈”误作“大”。八年，“这是先王的命令”的注文写作“奉行君王的命令，前来会合诸侯；诸侯应当面向北接受它”。其中“命”字误写成了“者”，“面”字误写成了“而”。九年，“这是替襄公避讳”的注文写作“使人看起来好像不是背弃灵柩”。其中“背”字误写成了“皆”。十一年《释文》作“■〈不上十下〉，普悲反”，“普”误作“曾”。十四年“曷为不言徐莒胁之”的《释文》作“并注臣为同”，“注”误作“遂”。十有六年，“陨石”的注文写作“所以说它是微小的，到了这个月也是如此”。其中“及”字误写成了“乃”。十有七年，“代英氏”的注文写作“讨伐一个国家，却舍弃其氏，只这样称说它”。其中“舍”字误写成了“含”。二十一年“为襄公讳也”的注文“宋几亡其国”，“宋”误作“未”。“为公子目夷讳也”的注文“有解围存国免主之功”，“有”误作“子”。“十二月”的注文“不序者”，“者”误作“老”。二十五年“宋荡伯姬为逆妇”的注文“荡氏，宋世大夫”，“世”误作“出”。“宋三世无大夫”的注文“三世，谓慈父、王臣、处臼也”，“臼”误作“白”。又有“疾其末”，“末”误作“未”。“两之也”的注文“微者不别遂但别两耳”，“两”字下面剜刻增入“称”字，不对。二十六年，“曷为重师”的注文作“据泓之战不重师”。“泓”字漏了水旁。“秋楚人灭隗”一条，《释文》作“二传作夔”，其中“二”误为“一”。二十七年，“十”字下面剜刻增补了“有”字。二十八年，“楚杀其大夫得臣”的注文作“子玉得臣，楚之骄蹇臣”。其中“玉”误作“王”。“为叔武讳也”一条，《释文》作“及注而为深，为皆同”，其中“及”误作“反”。三十一年，“曷为或言免牲”的注文作“鲁卜郊不吉免之”，其中“吉”误作“言”。文公元年，“冬十月”的注文作“又责臣子当讨贼也”，其中“当”误作“常”。“公孙敖如齐”的注文作“吉凶不相干”，其中“干”误作“于”。二年，“故以灾书”的注文作“此禄去公室”，其中“禄”误作“录”。“其逆祀奈何”的注文作“隐、桓与闵、僖”，其中“桓”误作“相”；下文“隐桓及闵僖”中的“桓”也同样有误。

译三年，“雨螽于宋”一条，《释文》作“而队，直类反”，其中“队”误作“■〈阝录〉”。六年，“阳处父谏曰”一条，《释文》作“不说，音悦。下同”，其中“下”误作“不”。七年，“何以不言师败绩”的注文作“据秦师败绩”，其中“秦”误作“蔡”，“绩”误作“缉”。“公失序也”一条，《释文》作“眣，音舜”，其中“音”误作“者”。九年，“缘孝子之心”的注文作“以听冢宰三年”，其中“冢”误作“家”。“何以书记异也”的注文作“四方叛德”，其中“德”误作“得”。“葬曹共公”一条，《释文》作…… “○共，音恭”。这里脱漏了一个圆圈符号和三个字。十年，“夏秦伐晋”的注文作“晋先眛以师奔秦”，其中“眛”误作“昧”。十三年，“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的注文作“命使遥供养”，其中“供”误作“俱”。又，“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中的“之”误作“人”。十四年，“公至自晋”一条，《释文》作“为臣，于伪反”，其中“于”误作“千”。“齐侯潘卒”一条，《释文》作“潘，普干反”，其中“干”误作“千”。“有星孛入于北斗”的《传》注文作“吴楚更谋”，其中“吴”误作“具”。“貜且也长”的注文作“既两不得正性”，其中“两”误作“雨”。“不得专废置君也”的注文作“本当言卻娄接菑”，其中“卻”改作“邾”。十五年，“筍将而来也”的注文作“故取其尸置编舆中”，其中“故”误作“放”。“日有食之”的注文作“宋人弑其君处臼”，其中“臼”误作“曰”。十六年，“然则曷为不言公无疾不视朔”之下增补了“有无疾不视朔”六字，这是错误的。“公子遂及齐侯盟于犀邱”一条，《释文》作“左工作郪邱”，其中“邱”误作“立”。宣公元年，“三年待放”的注文作“刳胎焚夭”，其中“夭”误作“天”。又，“《易》曰，系用徽墨”中的“墨”应改为“纆”。六年记载“让各位大夫都入朝”，注文说“即使有富贵的人，也按年龄排列”。“有”字脱漏。○按：这里多出了“富”字，应当删去。删去“有”字是错误的。“有人荷畚”一条，《释文》作“荷，胡可反，又音河”，其中“河”误作“同”。“遂刎颈而死”的注文作“明约俭之卫也”，其中“明”误作“用”。八年，“有疾也”一条，《释文》作“难辞，乃旦反”，其中“旦”误作“且”。“日有食之既”的注文作“屈服彊楚之应”，其中“彊”误作“疆”。十年，“饥何以书”的注文作“开仓廪赡振乏”，其中“乏”改作“之”。又，《释文》作“赡，常艳反”，其中“赡”误作“胆”。十二年，“君之不令臣”的注文作“言君之不善臣”，其中“君”误作“吾”。“庄王亲自手旌”的注文作“缁广充幅长寻曰旐”，其中“充”误作“允”。“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的注文作“炊亨者曰养”，其中“亨”改作“烹”是错误的。“要其人而不要其土”的注文作“不顾杅皮”，其中“杅”误作“杆”。十五年，“平者在下也”的注文作“等不物贬”，其中“物”改作“勿”。“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的注文作“瓜果种疆畔”，其中“疆”误作“彊”。十八年，“自是走之齐”的注文作“逐弑君本当绝”，其中“逐”改作“遂”。又，“又不当逐”中的“又”改作“父”，这是错误的。成公三年记载“宣宫为什么称为新宫”，注文说“改换它的西北角”。“北”字误写为“比”。四年，“郑伯坚卒”。“坚”字依据《释文》改作“<臤”，这是错误的。八年，“其馀皆通矣”的注文作“道遥术”，其中“道”改作“逍”。又，“当劳来与贤师良傅”中的“傅”误作“传”。十五年，“宋世子成”中的“成”改作“戌”。十六年，“易也”的注文作“易故末言之”，其中“末”误作“未”。“外治诸京师而免之”的注文作“讼治于京师”，其中“于”误作“子”。十七年，“然则郊曷用”的注文作“鲁郊博卜春三月”，其中“博”改作“传”是错误的。襄公五年，“盖欲立其出也”的注文作“主者者善之”，上面的“者”应改作“书”。九年，“大者曰灾”的注文作“大者，谓正侵”，其中“侵”改作“寝”。十年，“公至自会”的注文作“开道彊夷灭中国”，其中“彊”误作“疆”。十三年，“夏取诗”一条，《释文》作“亟，去兾反”，其中“兾”误作“异”。十六年，“于湨梁”中的“湨”误作“溴”。“君若赘旒然”的注文作“《礼记玉藻》曰”，其中“玉”误作“王”。“甲子地震”的注文作“是时湨梁之盟”，其中“湨”误作“溴”。二十九年，“刑人也”的注文作“古者肉刑，墨、劓、膑、宫与大辞而五”，其中“膑”误作“摈”。昭公五年，“戊辰叔弓，帅师”的注文作“以兴兵战斗”，其中“兴”误作“与”。十年，“宋公戌卒”一条，《释文》说：“宋戌，读《左传》者音为成。何云，向戌与君同名，那么应当读作恤。”其中“成”改作“城”，下文的“戌”也作“城”，都是错误的。十二年，“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的注文作“不改更信文也”，其中“文”改作“史”。十三年，“君子不耻不与焉”的注文作“故云尔”，其中“云”误作“去”。又，“时不受盟也”中的“盟”改作“赂”。“不与诸侯专封也”的注文作“故使若有国自归者也”，其中“若”误作“君”。又，“无君所责”中“君”字下面剜刻增补了“无”字。十七年，“楚人及吴战于长岸”的注文作“据於越败吴于醉李”，其中“醉”改作“檇”。二十年，“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的注文作“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其中“此”改作“自”。“畔则曷为不言其畔”的注文作“如邾娄庶期”，其中“期”改作“其”。“或为主于国”一条，《释文》作“《说文》云，絜，缊也”，其中“云”误作“去”，“絜”改作“絮”。

译二十一年，“宋华亥”的注文作“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其中“大”改作“世”。“蔡侯朱出奔楚”的注文作“意背中国而与楚”，其中“意”改作“恶”。二十二年，“言不及外也”的注文作“不言成周”，其中“言”改作“曰”。二十三年，“十”字下面剜刻增补了“有”字。“吴少进也”的注文作“髡楹下云灭者”，其中“云”误作“去”。“著有天子也”的注文作“天王失位徒居”，其中“徒”改作“徙”。二十四年，“大雩”的注文作“时年叔倪出会”，其中“时”改作“明”。二十五年，“玉戚”中的“玉”误作“王”。“君无多辱焉”的注文作“故云尔”，其中“云”误作“亡”。“赐之以死”的注文作“即所锡之以死”，其中“锡”改作“赐”。二十六年，“不嫌也”的注文作“起正居在成周”，其中“正”改作“王”是错误的。○按：所谓“正居”，就是“正位”的意思。所以注文又说：“为天下喜，录王者反正位。”各本都相同，只有鄂本误作“王”。二十九年，“君存焉尔”的注文作“不讳者责臣子当忧而纳之”，其中“责”误作“贵”。三十一年，“季孙隐如”一条，《释文》作“示滴泺也”，其中“示”改作“亦”。“吾为其妻”的注文作“云尔非也”，其中“云”误作“去”。《释文》作“愬，音素，本亦作‘诉’”，其中“愬”改作“诉”，“诉”改作“愬”，都是错误的。“叔术觉焉”的注文作“动之微者，事之先见”，其中“者”改作“吉”。“大夫之义不得世”的注文作“主书者”，其中“主”误作“王”。定公元年，“不蓑成也”中的“蓑”改作“衰”。六年，“二名非礼也”的注文作“文致太平”，其中“平”误作“乎”。八年，“公至自瓦”的注文作“不别得意”，脱漏了“别”字。“至乎曰若时而出”中的“曰”改作“日”。“临南▯束马”的注文作“捶马衔走”，其中“捶”误作“摇”。十年，“公至自颊谷”的注文作“於是诛侏儒”，其中“是”误作“见”。十二年，“公至自围城”的注文作“天子不亲征下土”，其中“土”改作“士”是错误的。十四年，“夏，卫北宫结来奔”中的“北”误作“比”。“於越败吴于醉李”一条，《释文》作“醉李，本又作檇，音同”，其中“檇”误作“隽”，“同”误作“司”。“天王使石尚来归脤”中的“脤”误作“月”。隐公十五年“日有食之”的注文作“这是后来卫国的蒯聩违犯父命”。“聩”字误作“瞆”，后文也都如此，不再逐一列出。哀公六年“与之玉节而走之”，《释文》作“为后，于伪反”，“于”字误作“千”。“开之则闯然”，《释文》作“丑衽反”，“丑”字误作“五”。隐公十三年“彗星也”，《释文》作“彗星，囚岁反”，“囚”字误作“因”。隐公十四年“有王者则至”，《释文》作“援，音袁”，“援”字误作“稷”。“曰备矣”，《释文》作“拨，卜末反”，“末”字误作“未”。“则未知其为是与”的注文作“崇德政麟”，“政”字误作“致”。又“德合者相反”，“反”字改作“友”。《释文》作“其为，于伪反”，脱去“其”字；又作“是与，音馀”，脱去“是”字。《春秋公羊》卷第十二”在第八行。第九行“《经》、《传》，贰阡贰拾壹字”，“壹”字误作“陆”。第十行“注，叁阡叁伯捌拾玖字”，“玖”字误作“壹”。第十一行“音义，捌伯捌拾柒字”，“柒”字误作“陆”，又增“仁仲比校讫”五字，均不对。第十三行“余仁仲刊于家塾”、第十五行“癸丑仲秋重校”，以上两条均脱漏。考：这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的影印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宋刊本）。

译卷首载有景德二年六月中书门下的《牒》，后面有四行联衔，写道：“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冯，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王，兵部侍郎平章事寇，吏部侍郎平章事毕。”接着列出“汉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首卷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隐公卷第一”，双行小注为“起元年，尽元年”。其余各卷格式相同，有的省去“附音”二字。下一行题为“《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疏文后另起一行空两格题“何休学”。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十七字，小字二十三字。每格栏外左角标有某公某年。版心刻有大小字数以及刻匠姓名。全书字画清楚明朗，明代修版也很少。考察阮氏《校勘》，这部经书的疏文错误最多；他所依据的只是何氏煌校本，而何校本又是汲古阁本。何校本与十行本的异同，大多没有列举，反而有把何校本、毛本的错误误认为十行本所有的情况，不知道毛本有讹误而十行本并未讹误。又常常喜欢提出异说，与疏本所确定的文字时有冲突。例如何氏《序》说：“这两门学问，是圣人的极致，也是治理天下的要务。” 俗本把“也”讹作“世”。徐氏考察旧本后，确定应以“也”字为正确。因为“者”与“也”相互照应，文势才顺畅，所以说从义理上看应当如此。阮氏反而认为俗本正确。徐氏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人，纪文达根据董广川《藏书志》确定他是唐人，这一结论确实不能改变。阮氏于是采用王西沚的说法，认为他就是《北史》中的徐遵明（见《公羊校勘记序》）。又因为疏文中很少说“定本”，便认为它出自唐以前的人（见成二年《校勘记》）。却不知道疏文中说“定本”的地方很多，开卷“隐公第一”下面就说“定本”把“公羊”二字置于《经》《传》之上；这正是疏文出自唐人的一个证据。他的说法实在不能成立。《汉艺文志》和《熹石经》都把《经》《传》分开刊行，分《经》而附《传》，应当是从何氏开始的。大概既然把《经》《传》合并作注，那么由《经》有注，便可知道《传》之上有《经》。阮氏却说《解诂》只解释《经》，大概是汉代以后的人所作（也见《公羊校勘记序》）。何氏解释《传》而不解释《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纪文达。然而即使考察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干唐”、“郑人伐卫”三处，《经》都有注文，只是不注有《传》的那些《经》，正是因为意义已经具备在《传》中，所以不再作注。怎么能因此就说概不解释《经》呢？他的说法仍然无法解释。《记》中怀疑的地方尤其多，难以一一详论，因此把旧校附录在后面；其中脱漏之处，还没有来得及全部补齐。“《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的注文，各卷的大题都相同。疏文中的标注，都写作“注”。重刊十行本也改作“注”。“汉司空掾”的疏文说“巴、汉之间，地名也”，“地”字没有误作“也”。“昔者孔子有云”的疏文说“予畴昔夜梦”，“予”字没有误作“子”。隐公“春秋”至“第一”的疏文说“通戎夷宿潞之属”，“潞”字没有误作“路”。又有“是故止得六十国也”。《记》说，何校本作“是故”。○考：此本的“故”没有误作“以”，闽本、监本、毛本却都误作“以”。何校本采用毛本，《诗》中引用的文字似乎并不正确。又有“作《春秋》以改乱制”，“作”字没有误作“赤”。○以上两条，重刊本都与此本相同。又有“丘览史记”，“鉴”字没有作“揽”，与闽本、监本、毛本相同。又有“必告云象使知命”，“必”字没有作“於”，重刊本相同。又有“何不谦让之有？”闽本与监本、毛本相同，但“不”字作“以”；《记》认为这一处以及闽本都是错误的。○考：这大概是回答问题的人所依据的长义，即孔子为什么讥笑子路率直发言的话。子路因为没有谦让而被讥笑，所以这样说。又有“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让之有？”似乎以“不”字为正确。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的注文作“夫不深正其元”。《记》说，监本、毛本作“天”字是正确的。《释文》说：“夫，不音扶。”这是陆德明一时误解，没有审察文意。○考：《释文》这里的注音，应当是针对上文“ 大一统也”的注文。“夫王者”处作“夫”，这里不应当如此，因为“夫王”应在“治，直吏反”之上。《释文》把前后次序颠倒的地方很多，类似这种情况尤其多。分附注文和疏文时，不知道这是错误，于是把这里的“天”改成“夫”，又把上面的“夫”改成“天”来相互配合；这并不是陆氏的错误。假如《释文》果真作“夫”，也应当在“夫王”下面注音。既然下面的“夫”与它不同，就不应当不为上面的字注音而只为下面的字注音，这个道理很明显。不然，难道上文的“夫王”陆氏也误解成“天王”了吗？“所见异辞”的注文作“不日略之”，“略”字没有误作“略”，重刊本相同。注文从“於所见”到“卒是也”的疏文作“录季之子遏恶也”，“遏”字没有误作“过”。二年“公会戎于潜”的疏文作“注，古者诸侯至逾竟”，“竟”字没有误作“境”，重刊本相同。《记》说，何校本作“境”字为“竟”，而何校本采用的是毛本。三年“盖通于下”的注文作“下财少可求”。《记》说，“可求”上面应当脱去“不”字。○考：各本都相同，并不是脱字。正因为下面的财物既然少，才会担心它可以求取，《传》所以对此加以说明。如果说财物少而不可求，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五年注文从“卫孙”到“是也”的疏文作“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将咎如是也”，“将”字没有改作“廧”。六年“吾与郑人末有成也”的注文作“为共国辞”。《记》引用段玉裁的话说：疏文说一个人的名字由两国共有，应当是“国共”，而不是“共国”。下面的“称人共国辞者”也同样错误。○考：不只下面的注文有这句话，庄公六年冬“齐人来归卫宝”的注文也说：“以称人共国辞。”

译九年“内辞也”一节，注文也说：“以称人共国辞。”各本都相同，没有作“国共”的。段玉裁的说法恐怕不对。“则曷为末有成”，“末”字没有误作“未”。七年注文从“叔姬”到“录之”的疏文作“徒归于叔尔也是也”，“叔”字没有误作“酅”，重刊本相同。九年“三月癸酉”的注文作“而不还国於桓之所致”，“还”字没有误作“迁”。十年“春王二月”的注文作“明君子当犯而不校也”。《记》说，毛本把“校”作“挍”，是不对的。○考：毛本是为了避讳而这样写，不能说它错。《传》说“此公子翬也”。《记》说，《隶释》所载《汉石经》在这句话上面有“十年”二字。这说明即使没有刊载《经》，仍然记有某公的年数，由此可以想见全书《经》的体例。○考：这一年春王二月没有《传》所对应的《经》，何氏却有注文，这是把《传》合并到《经》中，应当是从何氏开始的。桓公二年“孔父正色”一节的注文作“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记》引用何煌的话说：“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应当放在《经》下面。浦镗说，“言及者”三十三字，应当放在《经》下面。考察可知：何氏注本有《传》而无《经》，何氏给《传》作注而不给《经》作注，何煌、浦镗都是误解了。○考：何氏给《传》作注，不给《经》作注；纪文达《公羊注疏提要》和阮文达《公羊校勘记》序中都有这种说法。然而考察没有《传》的《经》而有注文的地方，并不少见。例如本年“秋七月，纪侯来朝”、“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三处，《经》都有注文。这说明何氏注本并非没有《经》，也并非不给《经》作注。《汉书·艺文志》把《经》《传》分列，《汉石经》有《传》而无《经》，把《传》合并到《经》中并一起作注，应当是从何氏开始的。杜氏解释《左传》，就是沿用这个例子。然而何煌、浦镗两家说这些注文应当放在《经》下面，实在不足相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何氏的体例：有《传》的《经》不作注。并且疏文说此《经》下面也有注文等等，考察旧本，完全没有这条注文，而且与注文相违，因此知道这是衍文。假如这条注文本来在《经》下面，作疏时为什么不说明？何氏本来有注文，只是误置在《传》末；即使作疏时还没有发生错置，也应当说这条注文在上下文之间，而不应当说在这条《经》下面。三年注文“上僭称王”的疏文作“灭穀、邓”。“穀、邓”二字，闽本、监本、毛本都误作“邓、穀”，此本没有误，重刊本相同。何校本采用的是毛本。“大丰年也”的注文作“谓五穀皆大熟成”，没有误作“皆成大熟”，重刊本相同。○考：闽本、监本、毛本都误作“皆大成熟”，《记》又把“大成”二字颠倒了。五年注文“使童至之雩”的疏文作“则率巫而舞雩是也”，“而”字没有误作“以”，重刊本相同。十年“秋公会卫侯”一节的注文作“时实桓公欲要见卫侯”，重刊本相同。《记》引用时脱去“实”字，又把“卫”误作“诸”。又有“《传》言公不要见者”。考察可知：这里引用《传》文，应当依《传》文作“见要”，这是《记》记错了。它依据上文作“要见”，说与此相合。然而上文说“当时桓公确实想要见卫侯”，是记载实际情况；这里说“公没有被卫侯所要见”，是顺从避讳之文。因此下文说“顺《经》讳文”，意义并不相同。庄公元年“诸侯嫁女于大夫”一节的注文作“主书者，恶天子也”，余本、鄂本相同。元本上面有方空，此本上面作圆圈，都没有“我”字；闽本、监本、毛本有“我”字。《记》初校认为“我”字是衍文，复校又认为有“我”字才对。所谓“我主书”，是说按照以我为主的书法来记载；“我主”见上文。○考：何氏注文举《春秋》书法的例子，称作“主书者”。隐公元年，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传》的注文说：“主书者，从不及事也。” “祭伯来”的《传》注文说：“主书者，以罪举。”仅这一年就已经两次出现，这是同一类例子。而且疏文说“所以《春秋》以我为主来书写，只是厌恶天子罢了”，其中没有“我”字，更是明显。九年“齐小白入于齐”的注文作“据宋公子池”，“池”字没有误作“地”。十年“秋九月”一节的注文作“兾、衮、青、徐”。《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兾”改作“冀”是不对的。○考：“兾”是俗字，“冀”是正字，不应当把“冀”说成错误。二十有二年“葬我小君文姜”的疏文作“以其为公配”，“公”字没有误作“君”。○考：闽本、监本、毛本都误作“君”，何校本采用的是毛本。二十有四年注文从“三曰”到“驹是也”的疏文作“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夏”“武”二字没有相互错置，重刊本相同。二十有七年“杞伯来朝”的注文作“方以子贬起伯为黜”。余本相同，鄂本把“起”作“杞”。《记》说，这是错误的。○考：注文大概是说，僖公二十三年才把杞贬为子，以此作为起点；这条《经》也是为了表示贬黜。这样看来，作“起”似乎是正确的。二十有八年“君子之为国也”的注文作“民不饥乏”，“饥”字没有误作“饥”。三十有一年“其戚我奈何”一节的注文作“刺齐桓憍慢恃盈”，“恃”字没有作“持”，重刊本相同。只有疏文中都作“持”。《记》说修版把“憍”作“骄”，此本没有误；“骄”才是原本的字。○考：原本作“恃”，与余本相同。何校本没有列出官本，因此鄂本也作“恃”。疏文作“持”大概是错误，闽本、监本、毛本依据注文改作“恃”，是正确的。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的注文作“据公弟叔肹卒”。《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肹”作“肸”，是不对的。《释文》作“■〈肸，丁代十〉”。○考：闽本、监本、毛本作“肸”，与《说文》相合。“肹”和“■〈肸，丁代十〉”都错了，应当依照桓公四年的《记》复校本加以订正。闵公二年注文从“不如文姜”到“绝母”的疏文作“莫重乎其以丧至也者”，“其以”二字没有颠倒。

译僖公元年“曰吾不得人矣”一节的注文作“兾州以北名之云尔”，“北”字没有误作“此”。二年“城卫也”一节的注文作“所以应当说‘城卫’”。《记》说，疏本的“故”作“固”。解说说：“固难之”；“固”字也有作“故”的版本，各本作“故难之”，认为“固”是错误。○考察：这一条错误很严重。“故难之”既把“故”误作“固”，而且这三个字本应隶属于上文；下文说“固”字也有作“故”字的，这里指注文中的“故”字，并不是指疏文“故难之”中的“故”字。《记》中的“固难之”和“故难之”六个字，都应删去。《传》作“寝而不寐”，“寝”字并没有误作“■〈寢，穴代宀〉”。重刊本相同。注文“以手通指曰揖”，疏文作“眣晋大夫”。《记》说，“眣”应作“■〈目矢〉”，从“矢”字。○考察：疏文说：“眣，音大结反，又音丑乙反。” 这是徐氏的注音，不是《释文》的注音。因此疏本的“眣”字从“失”。考察：大结、丑乙这两个读音，都应当从“失”声，不从“矢”声。《说文》也只有“眣”字，没有“■〈目矢〉”字。“眣”，丑栗切；从“目”，“失”声，意为眼睛不正，大概是斜视别人，正好符合何氏“以目通指”的解释。《玉篇》才开始把“■〈目矢〉”作为“瞚”的异体字。《释文》又有“舜”的读音，但“矢”与“舜”的读音相差很远，应当是把“失”误写成“矢”，于是形成了这种俗字、俗音。总之应以疏本为正确。《传》“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中，“曰请”没有倒置。《经》作“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泽”。《释文》的两种《传》本都没有“泽”字。《记》初次校勘时依据九年疏引用的这段《经》，作“盟于贯”，认为没有“泽”字是正确的；再次校勘时却说是疏文脱去“泽”字，前面的说法不对。○考察：哀公十三年疏文引用这段《经》也没有“泽”字，并不只是僖公九年疏文如此；由此可知这不是脱字。《释文》与疏本不同的地方很多。疏本本来没有，陆氏本本来有，不能因为没有深入考察就怀疑陆氏本。再次校勘若说九年疏文脱去“泽”字，那么前后就都应作“贯泽”，怎么能说这个地方有两个名称呢？七年“夏小邾娄子来朝”一节的注文作“旁朝罢行进”。《记》说，“旁”应读去声。○考察：疏文说：现在朝见鲁国却称为旁朝，是想与朝见天子相对；朝见天子是正朝，所以称为旁朝。“旁”与“正”相对，似乎不应读去声。《释文》没有注音，应当与疏文相同。九年注文“色自美大之貌”，疏文说“是说他的脸色有自然美盛的气势”。“有自”没有倒置。“杀未逾年君之号也”注文“从弑，名可知也”，“知”没有误作“加”。十年注文从“故言”到“同义”，疏文作“所以说‘及’，也是使上文涉及他的君主”。“故”没有误作“盖”，重刊本相同。十有四年《经》作“冬，蔡侯肹卒”。《记》说，闽本、监本、毛本作“肸”，是不对的。○考察：“肸”才是正确字形，说明见前文。十有六年注文“据五石言日”，疏文作“那么六鶂不记日吗？”“鶂”不作“鹢”，下文注文也相同。《经》作“公孙慈卒”，“慈”不作“兹”，疏文中也相同。重刊本也都作“慈”。十有八年《传》作“竖刁、易牙争权不葬”。“刁”不作“刀”。十有九年“后会也”注文作“既在人间”。“会”误作“人”，与余本、鄂本相同。二十有五年注文从“日者”到“录之”，疏文作“即庄公十年冬”。《记》作“二十”。又引用浦镗的话说：“十”字下面脱去“七”字。○考察：“十”字上面这里没有“二”字，重刊本也相同。《记》错了。齐军灭谭的事情，本来在庄公十年，不应有“七”字。浦镗的说法也错。“两之也”注文作“只是区别为两类而已”。《记》引作“于是只是区别为两类而已”。○考察：“遂”字应当归入上文读。二十有八年“未侵曹也”一节注文作“卫国阻隔拦截，使义兵不能按时进军”。“进”没有误作“追”。文公五年“春王正月”一节注文作“士以贝”。“贝”没有误作“具”，疏文相同。六年“犹者何”注文作“不说朔日”。“朔”没有误作“朝”。十有六年注文从“筑毁”到“皆时”，疏文作“卑贱的人把祸患归于众人”。《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贱者”以下四十二字移作“贱者穷诸盗”的注文，置于“降大夫使称人”之上。○考察：闽本没有移动这四十二字，仍在“故如此解”之下；但疏文末有校记说，从“贱者”到“故也”，应当放在下文“弑处臼”的注文之下。凡是原本有这类情况的，已经擅自改变了次序，只是这一段移动得不完整，所以特别记下此事。监本、毛本于是按照这个说法把它移了位置。然而闽本认为应移到注文下面。原本并不把它当作注文，监本、毛本误把它当作注文了。宣公元年注文从“饥丧”到“其文”，疏文作“公子遂如齐纳币”。“如”字没有脱落，“币”没有误作“弊”，下文相同。○考察：重刊本只是把“币”误作“弊”；“如”字也没有脱落，怀疑《记》错了。注文从“微者”到“之遂也”，疏文作“只是区别为两类而已，是这样”。《记》引用浦镗的话说：“两”字下面脱去“称”字，说得对。○考察：僖公二十五年注文“但别两耳”，《记》说闽本、监本、毛本在“两”字下面多出“称”字，应当删去。这里又把浦镗的说法当作正确，大概是错的。十有二年注文从“日者”到“深责之”，疏文作“应当怜悯百姓的忧患”。《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矛令〉”改作“矜”，不对。古代“■〈矛令〉”字和“怜”字都从“令”。○考察：这一年《传》作“文君如矜此丧人”，“矜”不作“■〈矛令〉”，大概只是偶然相合；全书都不遵从古字。十有五年“什一者”一节注文作“女子从事养蚕纺织”。《记》引用浦镗的话说：“工”误作“上”；再次校勘说，“上”与“尚”相同。○考察：浦镗的说法是对的。余本、鄂本都作“工”。阮氏所见的何校本，大概脱去了“鄂本作‘工’”这一条。

译十有八年“墠帷”注文作“扫地叫作墠”。“埽”没有误作“掃”。“自是走之齐”注文作“驱逐弑君者，本来应当断绝小善”。“逐弑”不作“遂杀”，余本、鄂本都相同。成公元年注文从“易京”到“赏也”，疏文作“所以说，是颠倒赏罚”。“倒”没有误作“例”。○考察：上面一条《记》正是依据这段疏文来证明注文“例赏”是错误的；重刊本的注文也误作“例”，而疏文没有错，那么《记》引作“故曰例赏也”就是错的。这一条应当作“故曰倒赏也”。闽本、监本、毛本把“倒”作“例”。考察：“例”字是“例”字的误写。二年“忧内也”注文作“不从内言败之者”。“败”没有误作“敌”。注文“臧孙许眇也者”，疏文说：“考察，这一句注文应当放在‘不书耻’之下，如今定本中显然有脱误。”《记》说，这二十字应当是校书者的札记，不是疏文原文；而且疏文中很少提到定本。“定本”是唐初颜师古所作的本子，由此可知《公羊疏》应出于唐以前的人。但这样推论似乎并不通行。○考察：疏文确实称“定本”。翻开书卷便有从“《春秋》”到“第一”的疏文说：“现在定本把《公羊》二字提升到《经》《传》之上。”就是这样。宣公十五年疏文又说：“考察旧本，有的说‘军队有七天的粮食罢了：七天粮食吃完还不能取胜，就将离开回去罢了’，现在定本没有下面的‘七日’二字。”成公四年郑伯坚卒，疏文说：“《左氏》作‘坚’字，《穀梁》作‘贤’字，现在定本也作‘坚’字。”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军与郑车达率军在栗交战，疏文说：“现在定本作‘栗’字。”这样的例子不少，难道都只是校书者的话吗？据此断定疏文出自唐以前的人，似乎不是通行的结论。“则客或跛”一节注文作“大夫率领众人到达馆舍”。《记》引用卢文弨的话说：“至”应作“迓”。○考察：《仪礼》这一句本来就作“至”，不作“迓”；大概是受到下文“厥明至于馆”的影响，“至”应作“讶”而误写了。九年“夏季孙行父”一节注文作“用来彰显他的清洁”。“絜”不作“洁”，重刊本相同。○考察：闽本、监本、毛本都作“洁”，何校本大概依据的是毛本。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疏文作“注文依据楚国而作了不同解释”。《记》说，闽本、监本、毛本下面有“解云”二字，这里脱落了。○考察：这里只脱了“云”字。重刊本把它挤写进去，大概也有“解”字。“王者欲一乎”一节，疏文作“没有不一个一个地系属于正月的”。“一、一”并不是只写一个“一”，只是挤在一格中书写罢了。○考察：闽本、监本、毛本都脱去一个“一”字，何校本依据的是毛本。十有六年注文从“滕始”到“滕小”，疏文作“书写蘧篨与瞷”。“篨”没有误作“蒢”。○考察：“籧”字也应当从“竹”。文公十三年，邾娄子籧篨卒，《释文》都从“竹”，《石经》原刻也从“竹”。磨改本都从“草”，余本和此本作“蘧篨”。闽本、监本、毛本依从磨改本，这是错误的，《记》失于校勘。襄公二年“楚杀其大夫公子申”，疏文作“注文，是避讳征伐丧事”。《记》说，鄂本在“讳”字上有一个“注”字。○考察：“讳”字上本来确实有“注”字，重刊本相同，那么阮本也有，只有毛本脱去；《记》大概误据何校本所依据的毛本。鄂本是单独的注文，怎么会有疏文呢？这尤其错误。又考察：此以下三节疏文，此本放在“楚杀其大夫公子申”之下，闽本、监本、毛本都移到上面。《记》失于校勘。五年“莒将灭之”一节注文作“凝谳于晋”。《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凝”作“疑”，这是错误的。《释文》说，“疑”，鱼竭反。如果作“凝”，就不能读作“鱼竭反”。○考察：说“凝”是“疑”的误字，是对的。但说《释文》把“疑”注音为“鱼竭反”，是不对的。《释文》的“鱼竭反”大概是给“谳”字注音，并不是给“疑”字注音。何氏用“疑”解释“殆”，何必改读？如果是给“疑”字注音，为什么不在上文“殆疑”处注明呢？《类篇》说：“谳”有三个读音：语蹇切，意为评议狱案；又音鱼战切，意为议论罪行；又音鱼列切。鱼列切就是《释文》的鱼竭反，“列”与“竭”同韵。《礼·文王世子》说“狱成，有司谳于公”，《释文》徐氏音鱼列反；这明确证明它是给“谳”字注音。“疑”字也有入声。《仪礼·士昏礼》说“妇疑立于席西”，注文说“疑立，是端正站立、自我安定的样子”。《乡射礼》说“宾升西阶上疑立”，注文说“疑，就是止，有矜持庄重的神色”。《释文》对“疑立”都注为鱼乞反，又有嶷音。但这些意义都不能用来解释“殆”。而且鱼乞反在《集韵》的九乞韵，“嶷”在二十四职韵，“鱼竭反”则在十七薛韵，韵部也不同。“吴鄫人云”注文作“文与巫诉”。《记》说，闽本、监本、毛本把“文”误作“又”。○案：我的底本作“又”，这部书的疏文中也作“又”，看来作“又”是对的。因为“与巫诉”和“书灭鄫”本来就是两件事，所以应当说“又”。六年注文从“不书”到“为重”，疏文作“所以说不举灭国为重”。《记》作“举灭国为重”，漏了“不”字。○案：重刊本把“不举灭”误作“灭举灭”，《记》没有校正。考察《定公四年》，注文说“不举灭为重”，正与这里的疏文相合。闽本改作“举国灭为重”，监本、毛本也沿用了这种写法，这是错误的。何校只补上“不”字，没有删去“国”字；《记》又沿袭了它，也不对。十有六年“君若赘旒然”，注文说“三件事都委托给臣下，于是君主便失去了权力”。《记》引用浦镗的话说，“正”误作“三”，应当依据《六经正误》校正。○案：我的底本也作“三”，闽本、监本、毛本相同。考察疏文中依次列举大夫在向地会盟、在戚地攻打秦国等事，总共用了三处“正”字，毛氏的说法未必正确。又有“大夫故得信在”一句。《记》说，鄂本的“在”作“任”，这是错误的。○案：这里并没有错。

译《传》说：“信任在大夫身上。”注文引用《传》的原文，不应与《传》不同。疏文和各本都相同。何校也没有“鄂本‘在’作‘任’”这一条。十有九年注文从“礼兵”到“张本”，疏文作“所以说恩惠感动孝子的内心”。重刊本相同。《记》把“曰”误作“心”。二十有三年“夏邾娄鼻我来奔”，注文说“从亲近的开始”。《记》说，昭公二十七年疏文引用作“从亲近的来治理”，“始”是“治”的讹误，应当据此订正。按注文解释说，正是因为土地与鲁国相接，所以先治理它。这说明疏文本来作“治”。○案：这种说法不对。我的底本也作“始”，疏文标注说：“在邾娄所见到的，从亲近的开始。”这才是正确的。疏文本来不作“治”。如果依据昭公二十七年疏文作“从亲近的来治理”，只能看出“治”和“近”的意思，反而看不出先治理的意思了。何校把那一处疏文改成与此注文相同，是对的。二十有九年注文从“季子”到“见让”，疏文作“想要使他的地位更高”。“享”误作“高”，重刊本相同。三十年注文从“月者”到“录之”，疏文作“二十八年，公 ○如楚”。《记》说，闽本、监本、毛本删去了“ ○”，这是错误的。○案：二十八年，《经》文中“公如”之间本来没有别的字，这里多了一个圈号；闽本、监本、毛本依照《经》文删去它，何以说是错误的呢？昭公三年“五月”，注文作“襄公上葬”。我的底本相同。《记》说，《穀梁》疏引用作“葬襄公”，并没有错。○案：《穀梁》疏文中“葬”字上有“上”字，《记》漏掉了。这里的疏文说：“说襄公上葬，是指上文所说安葬襄公的时候。”因此疏文本来就是“襄公上葬”，并没有错误。十年“十有二月”，《释文》作“何云向戌与君同名”。《记》在“何云”下面多出了“向云”二字，重刊本摘录时也弄错了。注文从“去冬”到“贬之”，疏文作“如今没有冬，也没有其他可以指责的罪过”。“更”字没有误作“者”。十有一年“盟于侵羊”，疏文作“只作详，没有‘侵’字”。“无”字没有误作“字”。十有二年注文从“不足”到“史文也”，疏文作：“楚国杀死它的大夫成然，《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闽本、监本、毛本删去“楚杀其大夫者”六字，把它移到“楚杀其大夫”的《经》文下面。《记》说，这样割裂得太厉害了。○案：不只是割裂，而且移到上面时没有加“疏”字，反而加了“ ○”，这样又把疏文误作《释文》了。“楚杀其大夫成然”，《释文》○说：“成然，《左氏》作成熊。” 案：闽本、监本、毛本既然把疏文移到这段《经》文下面，又删掉了这段《释文》，没有刊载。十有三年“不与诸侯专封也”，注文作“所以使那些仿佛有国而自行归附的人”。“者”字下面缺少一个字，闽本、监本、毛本作“也”，《记》说这大概是衍文。○案：我的底本也作“也”。上文《传》“言将自是为君也”的注文说：所以和弑君后拥立的人使用相同的文辞。“与这一句的句法正相同。重刊本补上它，是对的。二十有一年“宋华亥”这一节，注文作“宋乐大心”。“大”不应作“世”。○案：《记》说，《公羊》作“世心”，二十五年《释文》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说毛本的“世”作“大”、鄂本没有错误，这是不对的。这里注文作“大心”，闽本、监本也都相同，并不只是毛本如此。何校说官本也误了，这与《记》所见不同。考察我的底本，也作“大”，可见这一注文没有作“世”的本子。只有这里的疏文中作“世”是对的，而闽本、监本、毛本却都误作“大”。二十有二年“不与当也”这一节，注文作“三者皆不当卒卒又名者”。我的底本“三”作“二”，并且有下面的“卒”字。《记》说，鄂本把“三”作“二”，没有下面的“卒”字，应当据此订正。○案：“三”作“二”，这是对的。但说没有下面的“卒”字，则不对。疏文的标注说：“猛未”到“当卒”，又说“卒又”到“篡”。可见疏文本来有下面的“卒”字。何校也认为鄂本脱漏了这个字。二十有五年注文作“系马叫维”，疏文作“说系牛叫娄”。“云”没有误作“也”。《传》作“庆子免君于大难矣”。《记》说，《唐石经》原刻没有“也”字。○案：《记》把“矣”误作“也”，重刊本摘录时也没有订正。二十有六年“不嫌也”，注文作“起正居在成周”。《记》说，这部书的疏文作“以成周为王居”。闽本、监本、毛本也误作“正居”。○案：闽本、监本、毛本改正它，是对的。疏文只有“初起成周为王居”一句作“王居”。其余文字说：“不说进入京师，正是想说明他的正居在成周的缘故。”又说：“既然是天子所进入的地方，正居就明确了。”又说：“说明正居在成周，实际上是把它放在外国。”这些地方都作“正居”，重刊本也相同。其余内容详见我的《公羊附录》。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注文作“本不出贼”。案：《记》把“本”字归到上句去读，这是不对的。疏文说：“现在这个月份，只是因为本来没有出现盗贼。”可以证明这一点。注文作“说与鼻我同义”，疏文作“从亲近的开始”。“自”字这里缺少。闽本、监本、毛本凭臆测补作“以”字。“始”没有误作“治”，重刊本也相同。《记》说：何校本作“自近始也”，与襄公二十三年注文相合。○案：襄公二十三年，《记》依据这里的疏文改了那里的注文；这里却又说与注文相合，何以前后矛盾呢？况且十行本本来不作“治”；按照重刊本来看，阮氏所见的本子正相同，不知为什么会因此造成错误。三十有一年“叔术觉焉”，注文作“所谓几，就是事物发动的微小迹象”。我的底本相同。《记》说翻本把“者”误作“吉”，这是不对的。三十有二年“冬仲孙何忌”，注文作“说成周，是为了说明正居”。案：这条注文和疏文都不作“王居”，何校也没有说鄂本作“王居”，可见二十六年鄂本作“王居”，只是偶然的错误。

译定公元年注文从“据庄”到“正月”，疏文作“公与邾娄仪父在昧地结盟”。“昧”没有误作“蔑”。重刊本相同。注文从“本有”到“即位”，疏文作“统，就是开始”。“始”字下面没有多出“王”字，重刊本也相同。注文作“执不地”，疏文作“晋人拘捕宋国使者乐祈黎”。《记》引用浦镗的话说，“黎”误作“犁”。○案：应当作“犁”误作“黎”。又，“祈”字也错了，应当作“祁”。四年“晋士鞅卫孔圄帅师伐鲜虞”，《释文》作：“圄，鱼吕反，《左氏》作圉。”重刊本相同。《记》把“圉”误作“圄”。“且臣闻之”这一节，疏文作“因此把昭公拘禁在南郢”。《记》说，何校本作“於”而不是“于”，这是对的。○案：这里“於”没有误作“于”，重刊本也相同。何校所据的是毛本。六年《经》文作“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记》说，上文“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中有“何”字。○案：疏文称古本没有“何”字，有这个字的本子是错误的。《记》引用上文作为证据，似乎认为这里也应当有“何”字。然而《传》说：“为什么称作仲孙忌？”那么这里的《经》文没有“何”字就很明显了。“冬季孙斯仲孙忌”，疏文作“那么这里的《经》文就没有可说明的了”。浦镗说，“何”误作“可”。《记》说，浦镗的说法不对。○案：何校也把“可”改作“何”，与浦镗的说法相合；《记》认为这是错误的，大概是它错了。七年，注释“先是公侵郑”的疏文说：“冬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包围运国。”浦镗说：《春秋经》文中没有“何”字，只有六年“夏，如晋”一条，《经》中有“何”字，也是衍文。《记》说，浦镗的说法是对的。○考察：浦镗说这条《经》中没有“何”字，是对的。他说“夏，如晋”这一条《经》中有“何”字，也是衍文，这不对。“围运”的《左传》说：“这是仲孙何忌。为什么称作仲孙忌？”《左传》知道他是仲孙何忌，正是根据“如晋”这一条《经》文；否则《左传》从哪里知道呢？解说说，这是为了确证上文“夏，仲孙何忌如晋”的文句。假如上文也没有“何”字，又凭什么来确证它不是衍文呢？八年，法文从“公会”到“不致”的疏文说：“现在这里书作‘致’。”《记》说，何校本“书”字下面有“致”字。考察：这里有“致”字。重刊本相同，毛本脱漏；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注释“说力量大到千斤”的疏文说“称为石”。《记》引用段校本说，“谓”字上面有“百二十斤”四字，下面“三斗有馀”四字则是衍文。○考察：千斤之弓，按照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计算，其力量正好是八石三斗有余，并不是衍文。十年，“宋公子池出奔陈”一条，《释文》说：“池，《左氏》作‘地’。”《记》说，闽本、监本、毛本误把《释文》中的五个字当作注语；此本和鄂本都没有这五字。○考察：此本和鄂本都有这五字，只是加了圈号，并没有混入注语，不能说没有。“帅师围费者”的疏文说：“解说说，《左氏》……”其中“氏”没有作“传”，重刊本相同。十二年，“薛伯定卒”的注说：“祸乱的端由在于定。”《记》说，薛国杀死国君比，是在定公十三年，因此这里作“定”不对；“定”应当依从作“是”。○考察：定，是薛伯的名字。这里是指薛伯定不废黜他的儿子，由此引发了祸乱的端由，并不是指鲁定公。《记》的说法错误得很厉害。十四年，注释从“书者”到“于庙”的疏文说：“到最后必定要借道而行。”其中“涂”没有作“途”，重刊本相同。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十五年，注释从“得二”到“可知”的疏文说：“《蒙卦彖辞》说。”《记》说，“彖”应当作“象”。○考察：注中引用“再三渎，渎则不告”，正是《彖辞》，似乎不必改“彖”为“象”。“郑轩达帅师伐宋”一条，《释文》说：“轩达，《左氏》作‘罕达’。”重刊本相同。《记》误作“罕虎”。哀公三年，注释从“故冉有曰”到“伯讨”的疏文说：“如果作‘仁’字，就这样解释它。”重刊本相同。《记》误作“若非仁字”。七年，注释从“讳获”到“来文”的疏文说：“现在又说‘来’。”“又”字没有误作“文”。九年，注释从“兵者”到“之尔”的疏文说：“现在比较这两条经文。”“比”没有作“此”。《记》说，何校本的“此”作“比”。○考察：闽本、监本、毛本都作“此”，重刊本相同。看来作“此”是对的。十一年，注释从“不从”到“国也”的疏文说：“现在也说鲁公与之出伐。”“今”没有误作“合”，重刊本相同。十三年，注释从“齐桓”到“褒也”的疏文说：“在贯地会见。”考察：僖公二年，《经》文作“会”，而不是“盟”。九年《传》说“贯泽之会”，疏文改动了原文约略的说法。十四年，注释从“不地”到“异也”的疏文说：“彗星是金之精气，清晨出现。”“精”没有误作“星”，重刊本相同；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又有“金精埽旦”，“埽”没有作“掃”，重刊本相同；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曰备矣”的注说“凤皇来仪”，“皇”没有作“凰”，重刊本相同；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注释从“得麟”到“之状”的疏文说：“于是有训释作‘之象’。”“训”没有作“制”。“则未知其为是与”一节的注说“凤皇来仪”，“皇”没有作“凰”，疏文也相同，重刊本都相同；何校本所据的是毛本。又有“崇德政麟”，余本相同，毛本把“政”改作“致”；又有“德合者相反”，余本相同，毛本把“反”改作“友”。△《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校本）。

译这是郡中贝氏墉以宋本校勘闽本所得的本子，也就是何煌所见的宋刻官本，也称作鄂本。考察：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的注说：“军队一动，怨恨便结成，祸乱便构成。”闽本、监本漏掉了一个“构”字，阮元《校勘记》说：“鄂本‘祸’字上面有‘构’字。”所谓“上”是“下”的讹误。又，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的疏文说：“贬去名，称氏，是为了说明他的世系。”闽本、监本、毛本都把“言”误作“者”。《校勘记》只列出“氏者，起其世也”，漏去了“贬去名者”四字，却说：鄂本的“者”作“言”是对的；实际上是误把下面的“者”字改成了“言”。△《春秋穀梁传》六卷（宋刊残本）。原书十二卷，每位公一卷，与《唐石经》相合；现在保存宣公以后的六卷。卷首第一行题“《春秋穀梁传》第七”，第二行题“范甯集解”。每卷末尾都有《经》《传》、注、音义的字数，又写着“仁仲比校讫”。第九卷末尾写着“余仁仲刊于家塾”。第十二卷末尾写着“国学进士余仁仲校正，国学进士刘子庚、陈几、张甫同校，奉议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应行参校”，共五行。又有分书墨图记，写着：“余氏万卷堂藏书记。”每半叶十一行，注语分作双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小字二十七字。“匡”“恒”二字缺末笔。所附《释文》专门使用反切注音，没有全部抄录。此书足以据之订正注疏本的讹误之处，阮元《校勘记》已经详尽说明；其中所引用何煌校本中的“何氏所见”，就是指此本。它的字迹端正谨严，纸墨精美，是当时初印的佳本；虽然不是完整的一部，当然仍然十分珍贵。卷七首叶有一方白文印，印文是“虚中印”。按：这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的影印本。△《春秋穀梁疏》七卷（抄本残卷）。题名为：“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士勋撰。”原书十二卷，现在保存第六卷从文公开始至第十二卷到哀公为止，分卷与《唐石经》相合。书中的《传注》逐条标明，间或有“释曰”二字。所标明的起止与注疏本也有不同，有时写某某至某某，有时写某某云云，有时列出完整句子。全书都不另起行，只在每段空一字标明起止，之后又空一字；间或有不空的，想来是抄写时误把文字接连起来了。旧为章邱李中麓氏收藏本，字迹很旧，有朱笔校改之处。现在归郡中张伯夏君所有，我向他借来抄录，并用注疏本校核了一遍，优点确实很多。例如，文公十一年“眉见於轼”，疏文标注“高三尺三寸”，原本与上面“身横九亩”疏文标注“五丈四尺”分属两条；现在的注疏本误把它们接连抄录，因而与本注分离，其实杨氏原书没有错误。成公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的疏文说：“公即位，下文即云，公子遂如齐逆女。”十行本脱漏“即位下文”四字，毛本脱漏“下文即云”四字；《校勘记》说“十行本脱七字”，也是错误的。成公十六年，“会于沙随”的疏文另列“《传》讥在诸侯也”六字为一条，注疏本却把它混入上文“战于鄢陵”的疏文中，错误极大。襄公五年，注疏本标作“叔孙豹、缯世子巫如晋”，《校勘记》说这句话应当放在下文“《公羊》以缯世子巫”之上，并认为标明起止不对。现在考察：此本也标作“叔孙豹至如晋”六字，而“《公羊》”一句上面并没有“叔孙豹”之类的文字；《校勘记》引用单疏本，只依据何小山校本，没有看到原本，所以说法互相歧异。襄公三十年，“宋灾，伯姬卒”的《传》疏说：“共公去世虽然已经很久，伯姬仍能守住丈夫在世时的贞节。”注疏本把“夫在”作“灾死”，与上句不相应。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颊谷”的疏文说：“如果不是孔子，一定会因白刃而丧失他的瞻核，哪里敢直视齐侯施行法令杀戮。”其中“瞻核”应当是察视的意思，与下面的“直视”相应。十行本把“瞻”误作“胆”，闽本、监本、毛本沿袭这一错误，又把“核”改作“胲”，一错再错；至于“焉”字又误作“矣”字，下面便不成句了。其余足以订正脱漏和错误的字句，已经在《校勘记》和张氏《藏书志》中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监本附音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宋刊本）。

译此本第一行比闽本、监本、毛本多“监本附音序”五字。第二行题“国子四门助教杨士勋撰”，第三行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释文”，也与闽本、监本、毛本不同，何煌说是“宋南监本”，是对的。前面有范氏《集解序》。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注、疏都分作双行，每行二十三字；版心刻有大小字数和刊字人姓名。《经》《传》不分开，如“元年春王正月”之后立即接《传》文，不标“传”字，与《石经》相合。《传》下面的《集解》也不标“注”字，只有疏文在上面冠以一个大“疏”字。现在用阮元重刊本对校，把它与各篇不同之处记录下来。“春秋穀梁传序”的疏文说“亦既《经传》共文”，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共”误作“其”。“故曰《穀梁传》，传孙卿”，与毛本相同；重刊本“传”字不重复。“卿传鲁人申公”，“卿”字上重刊本衍出“孙”字。“博示同异也”，重刊本把“博”作“传”。考察：《序》说“博示诸儒同异之说”，所以作“博”是对的。“是以”到“疵厉”的疏文说“朓则侯王其荼”，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荼”误作“恭”。“三川震”，毛本相同；重刊本把“三”误作“二”。“盖诲”到“者渐”的疏文说“愚主不能用也”，重刊本把“主”作“上”。隐公元年，注释从“隐公”到“月也”的疏文说“《公羊》又云”，重刊本把“云”作“引”。“受今王之历”，重刊本把“受”作“用”。“杖大义”，重刊本把“杖”作“仗”。“仪字也”一节的注说“末王命”，重刊本把“末”作“未”。二年，注释从“凡年”到“例时”的疏文说“年时月皆备”，重刊本把“备”误作“借”。注释从“无此”到“戎乎”的疏文说“司马主断割也”，重刊本把“割”作“制”。七年，“戎者卫也”一节的注说“讳执言以归”，重刊本把“讳”误作“韩”。桓公元年，注释从“杜预”到“於策”的疏文说“即位必待逾年”，重刊本把“待”误作“持”。八年，“祭公来”一节的注说“在郃之阳”，与《释文》相合；重刊本把“郃”误作“邰”。十四年，“无冰”的疏文说“时燠也”，重刊本把“燠”误作“暖”。疏文从“五行”到“罚常燠”说“此等皆是不明去就”，重刊本把“明”作“能”。十五年，注释从“栎郑”到“当受”的疏文说“则是以恶入”，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入”误作“故”。庄公元年，《传》“人之至受命”的疏文说“谓君父既绝夫人”，重刊本把“夫”误作“天”。注释从“礼有”到“多少”的疏文说“能征不顺者赐弓矢”，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顺”误作“显”。四年，“飨食”到“鲁地”的疏文说“亨大牢以饮宾”，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亨”作“烹”。八年，注释“导之以德”的《释文》说：“导，徒报反。”重刊本把“导”作“道”。九年，《传》“不讳败恶内也”的《释文》说：“败恶，乌各反。”重刊本把“各”作“洛”。十二年，《传》“仇牧闲也”的疏文说“荀息虽同后死之例”，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后”误作“复”。“二十有七年”《传》中“信其信，仁其仁”一句的疏文说：“这样看来，首戴之会也可以算作两次。”“两”字，重刊本作“二”。僖公元年，《传》“向之师也”的疏文说“故重列三国”，重刊本把“三”误作“二”。四年，注释从“十四年”到“恶也”的疏文说“但为卒于楚”，重刊本把“于”作“於”。五年，“秋八月诸侯监于首戴”的《传》说“以其去诸侯”，重刊本把“去”作“法”。九年，“宋其称子”一节的注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重刊本把“殷”误作“周”。十五年，“九月公至自会”的注说“桓会不致”，重刊本把“桓”误作“相”。注释从“获者不与之辞”的疏文说“莒▯显公子之绐”，“绐”字重刊本误作“给”。疏文从“君子”到“其终”说“欲使恶人不得终于恶”，重刊本把“人”误作“入”。十八年，“今狄亦近卫而远齐”的《释文》说：“远齐，依字读，于万反。”重刊本把“万”误作“迈”。三十年，“以是为讼君”的疏文说“嫌卫侯无罪”，重刊本把“侯”作“杀”。“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的《传》说“天子之宰通于四海”，重刊本把“于”作“於”。文公十八年，“恶宣公也”的疏文说“理亦通也”，重刊本把“理”误作“礼”。宣公三年，“缓辞也”的疏文说“理虽迂诞”，何校本相同；重刊本把“诞”作“延”。八年，“犹者”到“宾也”的疏文说“殷曰肜”。下面“谓之肜者”的“肜”，是表示祭祀不断绝的说法，两处相同；重刊本都把“肜”作“彤”。又，“缓辞也”的疏文说“日下稷乃克葬”，重刊本把“稷”作“昃”；阮元《校勘记》说：“这个字是挖改的。” 九年，注释“故书见变”的《释文》说：“见变，贤遍反。”重刊本没有“变”字。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灾”的注说“宣榭，宣王之谢”，何校本相同；重刊本作“榭”。十七年，“许男锡我卒”的《释文》说：“锡，星历反。”重刊本把“星”误作“墨”。成公元年，“曹公子手偻”一条，《释文》说：“偻，音反切为於矩反，另一音为力主反。”其中“力主”，重刊本误作“刀圭”。成公九年，从“大夫”到“事也疏”一段，“从例可知也”一句，其中“也”字，重刊本误作“他”。成公十五年，“其地许复见也”一句，《释文》说：“复，音反切为扶又反。”其中“复”字，重刊本作“覆”。襄公元年注，从“冬者”到“之礼”一段，疏文说：“讣告还没有送到鲁国。”其中“赴”字，重刊本误作“越”。

译襄公二十有四年，从“五穀”到“大侵”一段，疏文说：“是说五穀没有成熟。”其中“孰”字，重刊本作“熟”。襄公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帅师灭舒鸠”一句，《释文》说：“屈，音反切为居勿反。”其中“勿”字，重刊本作“忽”。按：昭公五年《释文》也作“居勿反”，因此作“忽”是不对的。昭公八年，“掩禽旅”一句，《释文》说：“原本也作掩。”其中“掩”字，重刊本作“俺”。从“艾兰”到“力也”一段，疏文说：“所以用毛布覆盖它。”其中“布”字，重刊本误作“市”。昭公十一年，“夷狄之君”一节的注文说：“所以使情理都得到宣扬。”其中“扬”字，重刊本作“畅”。昭公十四年注，从“曹叔”到“之国”一段，疏文说：“这是定公四年《左氏》的文字。”其中“氏”字，重刊本作“传”。昭公二十有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一句的注文说：“这里说尹氏拥立，说明只是尹氏想拥立他。”其中“氏”字，重刊本作“朝”。定公四年，“庚辰吴入楚”一节的注文说：“楚国没有能够抗拒抵御它的人。”这与《释文》和余仁仲本相合。重刊本作“抗御”，大概是依据剜修本。哀公二年注，从“蒯瞆”到“废之”一段，疏文说：“三次召请，他都没有前来。”其中“三”字，重刊本误作“二”。哀公七年，“秋公伐邾”一节的注文说：“鲁国不是霸主。”其中“主”字，重刊本误作“王”。从“春秋”到“言焉”一段，疏文说：“天王驻守在河阳。”何校本与此相同，也与《唐石经》相合；重刊本的“守”字作“狩”。哀公十有二年注，从“古者五”到“百亩”一段，疏文说：“其余部分强弱各占一半。”其中“彊”字，重刊本误作“疆”。△《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旧钞本）。唐代陆淳撰写。此书所引用《三传》的经文，常有异文，与今本不同，可以补足《释文》的缺漏。宋庆历年间刻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十字。明嘉靖时期有翻雕本。到了本朝龚氏刻本，脱漏、讹误很多，例如本来有“行款宜大字”的地方讹作“小字”，引用《穀梁传》的地方讹作《公羊传》等。这里依据宋本传抄，可以纠正这些错误。△《春秋经解》十五卷（旧钞本）。宋代孙觉撰写。此书见于《宋史·艺文志》和陈氏《书录》，卷数相同。旧时有绍兴年间阳羡邵辑刻本，后来相传抄录，其中的辑序和周麟之跋已经散失。此本是平津馆孙氏藏本，卷末有朱笔题记说：“乾隆乙卯夏日王端履校过。”卷首有“孙星衍印”“东鲁观察使者”“泉唐江氏珍藏”等朱印。△《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旧钞本）。题名为“霅川张大亨集”。全书包括《吉礼》一卷、《凶礼》二卷、《军礼》四卷、《宾礼》二卷、《嘉礼》一卷。旧本缺少第四至第六卷《军礼》三卷。前面有自序，作于绍圣四年二月。△《春秋传》三十卷（宋刊本）。题名为：“左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赐紫金鱼袋臣胡安国奉圣旨纂修。”前面有自序以及绍兴六年的《进书表》《论名讳劄子》，又有《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四篇。汲古毛氏刻本全都删去了这些内容，增入音注，已经失去旧本的原貌。陈直斋说，这是绍兴年间进呈经筵的本子。此本“慎”字缺末笔，刻本应当是孝宗时期的。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传》文比《经》文低一格。卷首有“顾从德印”“顾从义氏”两方朱印。按：这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的影印本。△《左传类编》六卷（旧钞本）。宋代吕祖谦撰写。此书把《左传》中的事类分门别类，共分十九类：称为《周》、称为《齐》、称为《晋》、称为《楚》、称为《夷狄》、称为《附庸》、称为《诸侯制度》、称为《风俗》、称为《礼》、称为《氏族》、称为《官制》、称为《财用》、称为《刑》、称为《兵制》、称为《地理》、称为《春秋前事》、称为《春秋始末》，最后以《论议》结束，即取《左传》中议论的话。按：成公一生研究《春秋左氏传》，一共著有三部书：一部是《春秋传说续说》，一部是《博议》，另一部就是本编。世上很少有传本，《四库全书》也没有采录，幸而得以保存。核对《直斋书录》和《中兴馆阁书目》，仍然是完整的一部书。只是张氏萱说，《春秋前事》一类，取自左氏所引用的唐虞以来典故；本编的《前事》一类，从惠公末年至宋武公时期，共七条，怀疑还有脱漏。按：这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的影印本。△《精选东莱先生左氏传博议句解》十六卷（元刊本）。宋代吕祖谦撰写。不知道是谁作注。考察《宋志》，有《博议纲目》一卷，是成公的门人张成招作注的，怀疑本书就是张氏的旧注，后来被人混入其中。原书有的作二十卷，有的作二十五卷，这是元人所刻的删节本。杨文贞说另有一本十五卷、题为“精选”，或许就是此本，但也不能确定，只是卷数略有不合。△《京本详增补注东莱先生博议》二十五卷（明刊本）。这部二十五卷本是吕氏的全书。黄俞邰说，世上传本都经过删节，只有正德刊本完整；它的注释与《句解》本相同，只是《左传》标题下面没有“主意”二字。后面有墨色牌记说：“汝水文峰胡岳英录正。” △《春秋集传》十九卷、《纲领》一卷（旧钞残本）。

译宋代张洽撰写。按：文宪曾游学于朱子门下，深入研究经学，关于《春秋》有《集注》《集传》《地里沿革表》三部书。朱氏《经义考》说：《集传》已经散佚，《四库全书总目》也没有收入。原本二十六卷，现在散失了第十八至二十卷、第二十三卷至末卷，共七卷。此书与《集注》的体例不同，开头列出《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程氏、胡氏的传文以及诸儒的解释，后面另作《辨说》，以求折中而达到恰当。它解释“春王正月”，主张讨论改月、改时的问题。左氏也有弄错年代的地方，例如太子申生之死，《经》记在僖公六年春季，而《传》认为是在五年冬季；韩之战，《经》记为十一月壬戌，而《传》认为是九月壬戌；至于奚齐、卓子被弑，以及里克[字形不清]郑被杀，都是《传》在前而《经》在后。大概当时晋国的国史不用周正，而使用夏正，所以产生了差异。左氏错误地认为《经》是根据“告”来记载的；如果确实是根据“告”来记载，为什么每次都相差两个月？况且讣告虽然迟到，但讣告中所报的日期却依据事实，哪里会有先由国史记录，再经过孔子修订，却不能校正文字的道理呢？所以可以知道，周正、夏正因为两种历法并存而混淆，这个说法辨析得很清楚。后来各儒家学者不采纳胡氏“以夏时冠周月”的解释，其论点实际上发端于文宪。其他如邾仪父之盟，他认为自幽王、厉王以来，屡次会盟助长了祸乱，《春秋》厌恶会盟，所以誓约时慎重地参加会盟，以此拨乱反正；初次献六羽，则认为应当依从《公羊传》。程子的说法见前文。对于八佾之僭，以及在蒲地相互传命，他认为是慎重对待霸政擅自发号施令的开始，与《集注》的大意相近，大概这部书就是《集注》的先导。前面有《进书状》，说《春秋》的著述曾经从师友那里传习，对汉、唐以来诸儒的议论，没有不加以考核研究、会通异同并参酌其中得失的；积年既久，选取那些足以阐明圣明之意的内容，附在每件事的左边，作为传文。卫氏宗武所说“探求幽深、阐发隐秘，精研极微”，确实没有说错。此书曾于延祐甲寅刊刻，《纲领》一卷附在后面。现在只有《纲领》收入《通志堂经解》刻本。此本有曾孙庭坚所作《书后》一则，仍是原本。△《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七十卷（元刊本）。题名为“梅谿林尧穸唐翁句解”。唐翁的事迹不详，根据他自己题写的里居，知道他是闽人。有人说他是南宋时期的人。他解释《经》《传》，自称依据杜氏古注，并采录止斋陈氏的议论加以补益；有另出新意的地方，则用“愚案”标明。全书笺释字句，浅显易懂，所以称为《句读直解》。在十二公每一人的开头，必定注明周王纪年、列国纪年和列国国君，以及改朝换代、继位，直到齐、晋、秦、楚的大夫执政，使读者立即知道时势的变化。他的《经》《传》中与今本不同的文字，都与《唐石经》相合。日本山井鼎的《考文》引用它来证明足利本所谓“林直解”就是此书。自从明代王道焜、赵如源编纂《杜林合注》后，有的删去杜注来迁就林氏，有的移动林氏文字来冒充杜注，林氏原书几乎湮没。《四库全书总目》也只是著录了这部书。这是元刊初印本，仍是曝书亭“三万卷”中的藏书。有好事者把它翻刻流传，因此唐翁的名声不至于被《合注》一书掩没。△《古文春秋左传》十二卷（钞本）。宋代王应麟撰写。此书搜集辑录贾逵、服虔的旧注，以及郑康成、马季长、王子雍的说法。各家书目都没有著录。吴中惠氏收藏有抄本；他所辑的《左传补注》，如“邱赋卒两”的解释不依从杜预，把“遂扶以下”写作“遂跣以下”，认为这是燕饮时解袜的证据，都是以此书为依据的。△《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七卷（元刊本）。题名为“吴澄学”。前面有自序，说仿照陆氏《纂例》而作《总例》。条例的纲目有七项：《天道》为第一，《人纪》为第二，《嘉礼》为第三，《宾礼》为第四，《军礼》为第五，《凶礼》为第六，《吉礼》为第七。条例的目类共有八十有八。《天道》有五例：年、时、月、日、变异。《人纪》有二十三例：王公、侯伯、子男、微国、夷国、国地、爵字、氏名、人盗、兄弟、世子、命数、即位立、归入纳、居在、孙、奔、去、逃、弑、执、放。《嘉礼》有四例：王后、王女、鲁夫人、鲁女。《宾礼》有八例：如朝、聘、来、盟、会、遇、至等。《军礼》有二十二例：伐、侵、战、败、追、救、次、戍、围、取、入、灭、降、迁、溃、获、以归、师、军制、军赋、军事、力役。《凶礼》有六例：崩薨、卒葬、含襚、赗赙、奔丧、会葬。《吉礼》有十例：郊、雩、杜、望、禘、袷、时、享、庙主、告朔。此书传本非常稀少，后来有嘉靖年间蒋若愚刊本，也无法得到。竹垞朱氏只在吴郡陆医其家见过。这个元刊本精美完善，确实值得珍藏。△《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元刊本）。题名为“庐陵进士李廉辑”。自序说：读经三十年才完成此书。前面有《凡例》和《读春秋纲领》。刊刻于至正九年。《通志堂》本就是由此本刊出的。自序后有墨笔题记说：“至正辛卯腊月崇川书府重刊。”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旧钞本）。

译元代郑玉撰写并作序。他自称：《经》有残缺，就考察《传》来补足遗漏；《传》有错误，就查考《经》来纠正谬误。与其勉强解释不能解释的地方，招致当时人的讥笑，哪里比得上对应该存疑的地方存疑，以等待后人知晓呢？所以名为《阙疑》。后面有裔孙献文所作的序。此书世上没有刊本，这仍然是明人抄录的本子。旧时收藏在吴中钱叔宝家，后来归太仓张西铭太史所有，嘉定陆元辅曾请求得到它，后来又失去了，想起此事就像失去一位好朋友一样。有跋语见于《经义考》，所谓版心有“师山书院”四字的，就是这个本子。卷首有“钱穀”“叔宝”两方朱印。△《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三卷（元刊本）。三部书都题为“新安赵汸学并序”。《属辞》有金华宋濂的序，又有太平黄伦的《总题辞》。《属辞》卷末列有三行字：“金居敬覆校，倪尚谊校对，朱升校正。”后面附有汪文、程性的跋。《师说》后附录黄楚望《思古吟》十章；吴氏澂为黄氏所作《六经辨释补注》《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三书作序；又有子常所作《黄楚望先生行状》，并附门人金居敬的总跋。《属辞》刊刻于海宁商山义塾，始于至正二十年庚子，到二十四年甲辰完成。又一并刻了《补注》《师说》，都是金居敬校定的本子。进入明代以后，刻板有所缺损；弘治六年，太平黄伦重新补刻完成。△《春秋胡氏纂疏》三十卷（元刊本）。题名为“新安汪克宽学”。前面有至元再元之四年新安汪泽民的序、至正元年虞集的序，又有《凡例》和《引用书目》。《凡例》后有墨色牌记说：“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后面有至正八年紫阳吴国英的跋，说书刚编成，刘君就把它刻入木板来扩大流传。又，《环谷集》中有《答刘叔简启》，就是商议刻书之事。按：环谷有自序，大略说此书作于元统甲戌在郡斋任教导时；至元戊寅，遭遇郁攸之变，书稿不再保存。过了三年，到辛巳年，搜集旧闻，向邵菴虞先生请教，受到很多勉励，并在卷首题写了上述内容。此本没有刊载这些话，难道是散失了，还是当时尚未刻入？△《春秋繁露》十七卷（明活字本）。汉代董仲舒撰写，宋代楼文献校定成书，明代锡山华氏用活字铜板印行。此书在宋代已经残缺散佚，欧阳氏、程氏辨析得很详细。到了楼氏，搜集材料并校订为八十二篇，原来缺少三篇。明代又有脱叶、脱字，只有十七卷仍然保留董子原书的旧次序。前面有庆历七年楼郁的序，后面有嘉定三年楼钥的跋，并附有《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六一先生《书后》、程大昌《书后》等题跋。卷末有一条记载：“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 ○孝经类。△《考经》一卷（影钞宋本）。唐玄宗御注并作序。这是依据相台岳氏本影写的。书中注文有些地方与石台本、《唐石经》不相合，例如“丧则致其哀”的注语作“擗踊哭泣”，不作“擗踊”；“要君者无上”的注语作“君者，臣之禀命也”，不作“君所”；“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的注语作“脩上三德於内”，“脩”字不作“修”；“敢问子从父之令”的注语作“故疑而问之也”，多一个“也”字；“用天之道”的注语作“秋敛冬藏”，不作“秋收”。每半叶八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占双行，音义也附在注文中。●《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六 经部六 ○五经总义类 △《经典释文》一卷（宋刊残本） 这是《春秋左氏音义》的第六卷，也就是《爱日精庐藏书志》所称的元代崇文阁官书。内容起于昭公七年《经文》，止于《后序》。其中第三、第九叶的版心都有“重刊”二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补版片的。臧君在东跋语说：“叶林宗影写绛云楼藏本，这一卷都与印本相合。”然而拿阮氏《校勘记》所记载的叶钞本核对，颇有不同。哀公元年《传》中多出“昏志亡亮反”五字，叶钞本没有。（按：这五字其实是《后序》中的音注，误置在这里。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钱氏本了。）此卷胜过今刻本的地方，臧君已经举出“檇”字、“兹”字，《藏书志》又记得更加详细。现在又考得一条：昭公二十八年《传》“妾媵，蝇证反，又时证反”，注疏本、卢校本的“蝇”字都作“绳”。按：《释文》在隐公元年“娣媵，音以证反，又绳证反”；在《诗·鹊巢》“众媵，音孕，又绳证反”；《江有汜》的“美媵”同样如此；在《曲礼》“非媵，音羊证反，又绳证反”。“以证”“羊证”都读作“孕”，可见其他地方都以“孕”音为本音，“绳证”为又音，不应当只有这里不同。这里偏偏写作“蝇”字，与“以”和“羊”处于同样的位置、同样的等级，正好就是本音。（卷中有“毛晋私印”“子晋藏”“孙氏校阁”等朱印。） △《雨苏经解》六十二卷（明刊本） 明代焦竑汇刻并作序。全书包括：《东坡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颍滨诗传》十九卷，《春秋》十二卷，《论孟拾遗》一卷，《道德经附》一卷。东坡的《易传》《书传》旧本，得自唐荆川氏；《颍滨诗传》和《春秋》，得自朱西亭氏。万历丁酉年刊行。△《六经正误》六卷（宋刊本） 题名为：“柯山毛居正校勘。”前面有宝庆初元临邛魏了翁的序。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有字数和刊工姓名。“让”“贞”“恒”“勖”“桓”几个字都缺末笔。宋本只保存卷一、卷二、卷六，共三卷，其余由抄本补全。通志堂本就是从此本翻刻的，核对后没有不同，只有《易》改为每行二十字。（卷首有“弱侯”“漪南生”两方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