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易説卷二十一　　　　宋　朱鉴　撰

译有人问：《易》除伊川的解释外，还有谁的说法值得取用？先生说：“比如解释《易》，我总是说，圣人只是为了卜筮而作，不应理解成有许多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很难对人讲，而现在的人又不肯相信。以前各位先生极力与我争辩，我也费了不少力气同他们分析。现在想来，最好不说，只把它放在那里，相信也可以，不相信也可以，不必费那么多力气去分别解释。而且圣人如果要讲道理，为什么不直接在道理上剖析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反复迂回、假托，使人无法明白？又为什么不另作一本书？为什么一定要借卜筮来讲？又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吉凶悔吝？这只是先研究卜筮，后来因为其中有一点道理，于是顺着它加以推明。所以《大象》通常只用一两句话解释了事，只有《文言》和《系辞》中有几段说得较详细，但也只是选择可以解释的来解释，那些无法说明的也从未强说。现在的人只是眼界太小，见它说得这样，便认为其中有最高深的道理，没完没了地想去推求。而孔子当时教人，只说《诗》《书》、执持礼法，只说‘学《诗》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便如何，又说《诗》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思无邪’，原来从未教人去读《易》。” 只有一处说：‘假如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这也只是孔子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拿这个来教人。比如周公制定一部《周礼》，可以说纤细详尽、无所不备；而《周易》却只是由太卜之官掌管，并不像大司乐掌管成均之类的教化机构那样。重要的是，这只是研究卜筮，谈阴阳消长，其中却有一点道理。伏羲当时偶然看见，一是阳，二是阴，于是据此画出卦来。当时的人连一、二都不认识，阴也不认识，阳也不认识，伏羲便替他们剖开这一关键，于是才有了一和二。后来便产生许多象数，发展到这种时候，也自然无法遏止了。但最初也只是研究结网捕鱼等事情，并没有后世经世之书那样许多奇异复杂的内容。现在的人却要把伏羲说得如神明一般，无所不知。伏羲本来也很淳朴，并没有去研究许多事情。自从他当时剖开这个关键以后，世间产生了许多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必把它说成那样。不过，现在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卜筮的方法已经失传了；例如《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之法，即《连山》《归藏》。” 《周易》本来另有一套研究和运用的方法，但现在只有上下经两篇，许多方法都看不见了，所以难以研究。现在的人却说圣人是在讲道理，其中既然有卜筮之说，那么他讲完道理以后，为什么还要讲卜筮呢？如果有人来同我争辩，我是不回答的。第二天，义刚问先生：‘昨天说《易》只是为卜筮而作，这个说法已经很明白了；可是先生对于先天、后天、无极、太极等说法却特别在意，不知这是为什么？’先生说：‘卜筮之书，像《火珠林》之类，许多道理依旧在其中；只是因为它先作为卜筮之书，后来才从中推出许多道理。它最初创作时，只是为了卜筮而把卦画在那里，并不是因为已经完全懂得许多道理之后才开始画卦。这个道理很难说清。’以前张安国的儿子来问我，我对他说：‘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只把它看作灵棋课的样子。’有一位朋友说：‘恐怕只是因为那个人不能理解，所以才这样告诉他。’我因此对他说：‘确实就是这样。’过了很久又说：‘通达其变化，于是形成天下的文理；穷极其数，于是确定天下的象。’ 陈安卿问：‘先天图有自然形成的象数，伏羲当初也知道它是这样吗？’回答说：‘也未必知道得很清楚。不过，圆图本身确实有一些人为安排的样子。方图只是根据现成的卦画来排列；圆图则是在这个中间拗分成两截，这样转过来的属于奇，这样转过去的属于偶，于是就有些不完全依照他当初所画的卦了。’不过，伏羲当初也只是看见一个太极，下面有阴阳，便知道一生二、二生八，这样推演下去，做成了这个东西。想来伏羲把它做成时，也一定非常高兴，因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整齐的事物。于是谈到，昨夜有一段话还没有完全理解。书上说：‘圣人的精微之意，画卦来显示；圣人的蕴藏之意，因卦而发挥。’精，是圣人的本意；蕴，是由旁边各方面带出的道理。比如《春秋》，圣人的本意只是记载那些事情，要人看见世道的变化，看见礼乐征伐从诸侯出，臣子弑君、儿子弑父，如此而已；从那些事情上看出是非、美恶和曲折，这就是因卦而发挥。比如《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四象生八卦以上的部分，就是圣人的本意。” 至于彖、象、文言、系辞，都是由此发挥出来的，不能一概而论。现在的人只把《易》当作占卜来读，反而能够读活；如果一定把卦爻当作义理来读，恐怕就读死了。开国初年，讲筵讲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太祖突然说：‘这部书怎么可以让普通百姓看见？’我便说：‘这是解释《易》的人弄错了。’这里的‘大人’就是飞龙，是说人如果占得这一爻，便适合去见那位大人。比如臣子占得此爻，便适合去见君主，这是吉利的。像‘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有德的人也可以称为大人，是说人如果要寻找老师、想见贤者，占得此爻便吉利。不过，这两个‘利见大人’，说的都是君德，也就是有君主之德而处于下位的人。现在却说九二居下位而无应，这又是怎么回事？这种说法既没有头绪，又没有根据，怎么能看出有应还是无应？怎么能这样强硬地解释呢？如果把它作为占筮来看，士、农、工、商，各种人、各种事情都能使用；这类人占得它，便按这类事情使用，那类人占得它，便按那类事情使用。如果像现在这样解释，就只有读书人能用，其他人都不能用了。现在人们谈到说明义理，就总要考虑这种道理以后应当怎样处理。

译古代的人愚昧无知，什么事情都不明白，做得对也不知道，做得不对也不知道。圣人便作《易》教人占筮，占得这样便吉，得到那样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如果把《易》当作占筮来说，吉凶悔吝便在我的占断中，拿来做什么都可以使用。如今如果把它当作文字来解释，就是硬加装饰了。安卿问：‘为什么会这样？’先生说：‘现在把它当作义理来说，吉凶悔吝全都断定在九二、六四等爻自身。这样一来，吉凶悔吝就是硬套上去的，只能成为一种固定的用法。’林择之说：‘伊川解释《易》，说义理也太多了。’先生说：‘伊川求得太深，曾说三百八十四爻不能只按三百八十四爻来解释，这话也好。但现在像他的解释那样，仍旧只能形成三百八十四种固定用法。’安卿问：‘彖、象难道也是根据爻来推明义理吗？’回答说：‘彖、象、文言、系辞，都是由此推明义理。’胡叔器问：‘吉凶是通过揲蓍确定的吗？’回答说：‘是。’ 既然如此，那么《洪范》所说的龟从、筮从，又为什么还要卿士、庶民也同意呢？回答说：‘决定大事，也不敢不这样谨慎，例如迁国、立君之类，不可以不如此。若是其他小事，也会以卜筮来取得确定。不过，圣人已经看清道理并作出决定之后，通常就不再占卜。比如舜所说：‘我的志向已经先定，询问谋议也都同意，鬼神也会依从，龟卜、筮占也会协同赞成。’如果这样，就是自己的见解已经决定，卜筮也不过如此。所以说：‘卜不习吉。’又如周公卜问都城，说：‘我卜问黄河以北的黎水；我又卜问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只有洛水得到吉兆。’瀍水、涧水都在洛水旁边，由此可见，周公先已经想要定都洛邑，后来只是把瀍水、涧水夹带进来一起卜问，所以每次都把它们同洛水对举来说；而两次卜问都说‘只有洛水得到吉兆’，正是为了表明人的谋划先已确定，然后才用卜筮来决定、选择。有人说：‘筮法较短，龟卜较长，不如听从较长的；龟卜又比较灵验。’先生说：‘揲蓍要用手操作，又不像钻龟那样自然，只是用火一钻便自然形成纹兆，然后就在这上面推测。’叔器问：‘龟卜的方法怎样？’回答说：‘现在已经没有流传下来的完整方法了，大概就像今天的五兆卦。’ 这里有人用五兆卦，把五根茅草从竹筒中写出：直直向上的表示木，横着的表示土，向下的表示水，斜向外的表示火，斜向内的表示金。汉文帝占得大横兆，大横属土，所以说‘我将成为天王’；夏启以光，恐怕就是得到土象的缘故。【黄义刚录】初九夜里陪侍坐谈，又谈起《易》说：“天下的道理，只是一阴一阳；刚柔、仁义都由此产生。圣人开始画出一奇一偶，由一奇一偶交错综合而成为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万事都包含尽在其中。因为一阴一阳已经包罗完备，没有什么遗漏。所谓刚柔、仁义都由此产生，圣人用辞来命名说明它们，于是吉凶悔吝、利与不利也都由此产生。于是举乾、坤一两个卦爻来说：‘大体上阳爻多吉，阴爻多凶。’还要看它所处的地位怎样。六经中，往往是先有这件事，然后根据事情说明这个道理；只有《易》是还没有这件事，先有这个道理。圣人预先把它说出来告诫人，因为天下万事都不离阴阳，而阴阳之理具备天下万物变化的形态。圣人仰观俯察阴阳之理，有所见，于是作出说明来使天下人明白。后世事情虽然还没有形成，但实际存在的道理已经清楚显著。世间的事情不超出这些内容；我虽然预先看见而先作说明，但尚未发生的道理，本来很难逐家逐户使人明白，所以假设为卦爻之象，寄托在卜筮的方法中。” 圣人又在卦爻下面系上文辞，用来向人显示吉凶悔吝的道理。吉凶悔吝的道理就是阴阳之道，同时又向人显示利于守正的教诫。比如占得乾卦，本来是吉利的辞，说‘元亨’；‘元亨’就是大为亨通。卦本来是大亨通，但下面又说‘利贞’，意思是虽然大为亨通，守正才有利，不守正就没有利。让天下人因事情而占筮，因占筮而得到吉利，而至高的道理和圣人的最高教诲也就寄托在其中了。比如得到乾卦，五爻不变而初爻变，是向人显示不可妄动的道理。得到坤卦而初爻变，是告诫人要知道履霜的渐进征兆。大体说来，守正就是吉，不正就是不吉；守正就是有利，不正就是不利。关键只在于使人守正。”又说：“《易》没有思虑，它把许多道理都包含完备，哪里有什么思考和作为？它寂然不动，一有感应便立即贯通。”于是举占筮的地方来说明。【黄显子录】有人问：坤六二的“不习，无不利”，有人认为这是成就德性的事情，有人认为学习者必须时时温习，之后才能达到“不习”。回答说：不是这样。圣人作《易》，只是说这一爻中有这样的象；如果占得这一爻，就应验这样的事情。这里的作用并没有说到从时时学习达到不学习，也没有说到成就德性的事情。对于学习者来说，固然应当如此，但圣人作《易》时并没有这个意思。我解释《易》之所以与先儒不同，正在这里。我的说法只有一条直线，意思完全不牵连旁枝。学习者必须先明白我的正意，然后才可以推说其他道理。好比经过剑门关，必须直冲过去，脱离剑门关以后，再用它来推说《易》的道理，横说竖说都无妨；如果一开始就在两边挨近，触动了旁边的关碍，便冲不过去，也就不是《易》的本意了。按照我的解释，整部《易》只是作为卜筮之书。现在人把它说得太精微，再也容不下粗浅的说法。我的说法虽然粗浅，却能进入精微，精微的义理自在其中。如果明白我的说法，就会明白伏羲、文王的《易》本来就是这样使用的，原先并没有许多义理在里面；这样才不会失去《易》的本意。好比射箭，必须先射中红心，然后再射其他目标，便没有射不中的。”

译现在还没有明白圣人作《易》的本意，便要去讲道理，即使说得很好，也只是没有情理可言，与《易》原本毫不相干。圣人明明说：‘从前圣人创作《易》，观察卦象而设置卦，系上文辞来说明吉凶’，这是多么清楚。我之所以说《易》只是卜筮之书，这类话就可以看出。《易》只是说明卦象，以显示吉凶罢了，没有别的说法。现在人读《易》，应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有伏羲的《易》，文王自有文王的《易》，孔子自有孔子的《易》。讲伏羲的《易》，就应当像当时还没有许多彖、象、文言等说法一样，才能看出《易》的本意只是用于卜筮。伏羲画八卦时，哪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某卦有某卦的象，如乾有乾的象，坤有坤的象罢了。现在人谈《易》，还没有说明乾坤的象，便先讲乾坤的道理，所以说得全无情理。等到文王、周公把卦重为六十四卦，加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这已经不是伏羲的意思，而是文王、周公自己说出的一套道理了。不过仍然是就人占筮的情况来说：如果占得乾卦，就是大为亨通而利于守正。” 到了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便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乾卦的四种德性，这又不是文王的《易》了。【又说：文王的心意已经不如伏羲宽广，急于把道理说出来；孔子的心意又不如文王宽广，更急于说出义理，所以《易》的本意逐渐丧失，都不顾最初圣人画卦的目的，只认定各人自己说的一套道理。到了伊川，又说出自己的一套，仿佛像孔子的《易》，却比孔子更严重。所以我说《易》从伏羲到伊川，已经各成四种样子。我之所以不敢随从他们，而独自追究《易》为什么创作，再为它作解释。】不过，孔子虽然全是在讲道理，仍然是根据卜筮来讲，在卜筮上发挥出许多道理，使人明白为什么凶、为什么吉。卦爻好就是吉，卦爻不好就是凶；卦爻非常好而自己的德行也相称，就是吉；卦爻虽然吉利，但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承受它，那么即使吉利也会变成凶；卦爻虽然凶险，但自己的德行足以胜过它，那么即使凶险也仍然可以转吉。比如说‘需于泥’，到了这一爻本来很不好，但《象》却说：‘是我自己招致了祸患，谨慎恭敬便不会失败。’这是因为卦爻虽然不好，但占筮的人能够恭敬谨慎、畏惧祸患，也就不至于失败。” 因为“需”就是等待，需卦有可以等待的时机，所以能够考虑祸患、预先防备而不至于失败。这就是圣人从占筮之处发挥出教诲人的道理。有人问：‘圣人作《易》，只是说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的道理罢了。’回答说：‘虽然可以这样说，但伏羲作《易》只是画出八个卦，哪里曾明白说明阴阳、刚柔、吉凶、消长的道理？然而其中确实具备这些道理。想来古人教人，也不大讲许多道理，只是说一个方法，像这样教人依从实行：这样便吉，这样便凶，这样便善，这样便恶，并没有许多言语。又如舜命夔掌管音乐、教导胄子，也只是说宽厚而严栗、柔和而坚定的方法，教人不要失去中和的德性，起初并没有许多道理。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只是要你不失去正道，不必苦苦要求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又说：‘我的这个说法，依据我所见，姑且这样说，不知道后人会认为怎样。’于是笑着说：‘东坡注完《易》，对人说：自从有《易》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书。’【沈僴录】熟读六十四卦以后，就会觉得《系辞》的话极其精密，简直是《易》的总纲。总的说来，《易》是为卜筮而作的，如说‘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奋勉不倦之事，没有比蓍龟更大的’，又说‘上天生成神异之物，圣人取法于它’，这就是专门为了卜筮。鲁可几说：‘古代的卜筮，恐怕不像今天所说的《火珠林》之类吧？’回答说：‘据我看来，恐怕也自有这样的卜筮方法。像《左传》所记载的，其中支干、纳音相配的意思，似乎也没有废弃。比如说‘得到屯卦变为比卦’，既不用屯卦的辞，也不用比卦的辞，却另外推求一套方法，恐怕也没有废弃这个道理。’【杨道夫录】比如伊川解释经书，是依据他当时所见的道理这样说，未必就是圣经原本的要旨；不过他的说法也确实是好的说法。比如《易》的‘元亨利贞’，本来只是大为亨通而利于守正；虽然亨通，如果不正，那么这种亨通也就不能发挥作用。文王当时的意思，只是为卜筮而设，所以只有‘元亨’，没有不元亨；只有‘利贞’，没有不利贞。后来孔子在《彖》中把元亨利贞解释为四种德性，又在《文言》中再次这样说明，于是后人只把它看作四德，不再解释为大亨通、利于守正。《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周礼》明白说太卜掌管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代关于卜筮之官，记载有好几个人。秦代距离古代还不远，所以《周易》也因为是卜筮之书而没有被焚毁。现在人一说《易》是卜筮之书，就认为这是辱没《易》；看见孔子说了许多道理，就认为《易》只是讲道理，却不知道其中所说的吉凶悔吝都有道理，而圣人教人的意思无不在其中。孔子把文王所谓元亨利贞拿来解释为四种道理，这样说当然也很好，只是文王当时并没有这个意思。” 现在如果把元解释为众善之首，把亨解释为美善的会合，把利解释为义理的和谐，把贞解释为成事的根本，却拿这些话去对卜筮者讲，岂不是大为糊涂吗？总之，文王的说法自然不妨碍孔子的说法，孔子的说法也自然不损害文王的说法。不过，孔子并不是不懂文王的意思，只是他又想另外讲出一套道理。【同上】

译圣人作《易》，本来是为了占筮，但它的辞确实把义理包含在其中。孔子恐怕人只拘泥于卜筮，于是专门用义理来解释它。比如乾卦的‘元亨利贞’，在文王的辞中，按占筮方法只是两件事：占得这个纯阳之卦，就是大为亨通而利于守正。大亨通是说它吉利，但所利必须是正，这是给人的戒辞。到了《文言》，才解释为四种德性。然而看《大传》的话，如‘兴起神异之物以供人民使用，使吉凶与人民共同忧患，观察阴阳的变化而产生蓍草’等，就知道《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古人淳朴，不像后世这样机巧聪明，什么事都能研究明白。事情既然不能没有疑惑，就必须来占卜，才知道吉凶。圣人因此加以告诫，就是启发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如果不从卜筮方面来说，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又从哪里着手呢？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穷极蓍数而知未来叫作占’，这就是《易》的功用；使人通过《易》占断决疑，就是圣人亲自到每家每户教导人民。【吴必大录】有人问：读《易》贵在知道时势。现在看爻辞，都是随着时势取义；可是如果不是圣人的见识超绝，完全掌握义理的正道，那么所谓随时取义，怎么能不出差错？先生说：古人作《易》只是为了卜筮，现在讲《易》的人却硬要安排义理。圣人随时取义，只是事情到了眼前，审察验证其中的是非，很难像这样预先安排。”【廖德明录】先生认为自己所作的《诗传》已经没有遗憾，说：‘后世如果有扬子云，一定会喜欢它。’但对于《易本义》，先生的心意却不太满意。大概先生的意思，只想把《易》作为卜筮之书来使用，但先儒讲道理太多，终究没有完全翻出这个窠臼，所以不能不留下遗憾。【沈僴录】昨天承蒙您寄示赵仓的《易》《论语》说，足以洗涤我的忧愁和疾病。《易说》简明、容易、精密，不仅有许多地方超过我的见识，给人的警醒启发非常深，而且近世诸儒没有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实在不容易停止玩味探索；到了今天，深恨未能亲自见面，向您详细请教。不过，象数是作《易》的根本，卜筮是它实际的用途；各位儒者求索却没有掌握要领，以至于琐碎纠缠，使人听了厌烦。如今竟一味屏弃、宽泛略过，不再留意，又恐怕看不见作《易》的纲领和语意的来历，似乎也不妥当。昨天对于乾、坤二卦，略记下一两个疑问，冒昧记录呈上，希望您详细指教。【答虞大中】先生谈《易》说：‘《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如果人占得这一爻，就应当玩味这一爻的意义。像“利贞”之类，只是守正的人有利，不正的人便不利，从未说过不守正的人也有利。’人如果能够把道理看得十分清楚，也就不必再占卜。比如舜命禹时说：‘官府占卜，只是先断定我的志向，然后再命令占问大龟。我的志向已经先定，询问谋议也都一致，鬼神必定依从，龟卜、筮占也一定协同。’‘卜不习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占卜，但我的志向已经先确定，询问谋议已经一致，鬼神也一定会依从，龟卜、筮占也必定会协同。所以说‘卜不习吉’，因为‘习’是重复的意思。这个道理已经明确到这种程度，必定是吉利的，自然不必再占。若再占，就是重复了。【潘时举录】《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后人认为它只止于卜筮。到了王弼用老庄来解释，后人便只把它看作义理之书，而不再把它看作卜筮之书。这恐怕不对。我私下认为，伏羲画卦时，大概只是阳为吉、阴为凶，并没有文字，不敢断言，只是这样猜想。后来文王看见其中有难以明白的地方，所以替它作卦辞；占得某爻的地方有难以明白的地方，所以周公替它作爻辞；仍有难以明白的地方，所以孔子替它作十翼，都是解释当初的意思。现在的人不看卦爻，却只看《系辞》，这就好比不研究刑统，却只研究刑统的序例，怎么能明白呢？现在人必须把《易》当作卜筮之书来研究，才不会如此。我曾见艾轩与南轩争论，艾轩不赞成他的说法，南轩也没有明白。【甘节录】余大猷问：‘《易本义》为什么专门以卜筮为主？’回答说：‘暂且必须熟读经文正文，不要先看注释。古代的《易》，彖、象、文言各自放在不同地方，到了王弼才把它们合在一起，后世诸儒于是都不敢再移动。现在一时难以说清，暂且必须熟读正文，时间久了自然会悟到。’【余大雅录】八卦的卦画，本来是为了占筮。伏羲画卦时，只有奇画和偶画，哪里有许多说法？文王重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了占筮而说。到了孔子，才开始从义理方面来讲。比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与后面的元亨利贞是一样的。元亨就是大为亨通，利贞就是利于守正。占得这个卦的人，就是大为亨通而利于守正。到了孔子，才把乾坤分作四种德性来讲，这也是孔子自己的意思。伊川先生说：‘元亨利贞，在乾坤中是四种德性，在其他卦中只作两件事解释。’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因此学习《易》的人必须把《易》分别来看：伏羲的《易》就作为伏羲的《易》来看，那时还没有一条辞；文王的《易》就作为文王的《易》来看，周公的《易》就作为周公的《易》来看，孔子的《易》就作为孔子的《易》来看。一定要牵强合成一种意思，就看不明白了。现在的学者忌讳说《易》本来是为占筮而作，非要说成是为义理而作。如果真是为了义理而作，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一篇文字，像《中庸》《大学》那样讲义理来使人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先画八卦呢？《周官》只说太卜掌管三易之法，而司徒、司乐、师氏、保氏以及诸子教导国子、庶民，只是教他们《诗》《书》，教他们礼乐，从来没有用《易》来教人。【辅广录】有人问：‘孔子说“我平常所讲的，是《诗》《书》和执持礼法”，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古代做儒者，只是学习《诗》《书》、礼、乐。说到执持礼法，乐也包含在其中。至于《易》，由太卜掌管；《春秋》，由史官掌管。学习者兼通这些，并不是正业。仅仅《诗》《书》，大的方面包括天道的精微，小的方面包括人事的曲折，没有什么不包含在其中。礼就是节文法度。圣人教人，也不过是这些事情。’【沈僴录】

译有人问：‘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莫非是知道其中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能够敬畏；又因为不被它们迷惑，所以能够远离吗？’先生说：‘人对于鬼神，本来就应当敬畏而远离。如果看清其中的道理，就必须这样做。现在有人相信佛教之事，借此求福求利，便是不能远离。又如卜筮，从伏羲、尧、舜以来都使用它，可见其中确实有这样的道理。现在人如果对事情有所疑惑，恭敬地用卜筮来决断，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事情按义理本来就应当去做，却又疑惑不决，只管去询问卜筮，也就是不能远离。’ 有人问鬼神，回答说：‘鬼神只是气的屈伸、往来，就是气。天地之间没有不是气的；人的气与天地的气经常相接，没有间断。只是人自己看不见罢了。人的心一动，必然通达于气，便与这种屈伸往来的气相互感通。像卜筮之类，都是心中本来有这个东西，只是在说明你心上的事情；心念一动，必然就会得到应验。’ 魏丙问“元亨利贞”的含义。先生说：“《易》系辞说：‘《易》能够开明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的道理。’上古时代，民风淳朴，习俗质朴，风气尚未开化，对于天下的事情完全没有知识，所以圣人制作龟卜来供人占卜，制作《易》来供人筮占，使人趋利避害，以成就天下的事务，所以说‘开物成务’。然而伏羲所画的卦爻难以理解，所以文王接着为它们作辞。不过其中无非都是教人的意思。例如说‘元亨利贞’，就是说即使大为亨通，也必须以正为利；如果不贞正，即使得到大亨之卦，也不可采用。又如说‘潜龙勿用’，就是说阳气处在下位，所以教人不要施用。至于童蒙，又教人必须如此：像童蒙一样求教贤者，对人有益，才是吉。凡是说吉的，如果不这样做，那里便有凶；凡是说不好，莫不是这样做以后，那里便有好处。只是他没有明说出来罢了。‘物’只是人物，‘务’只是事务，‘冐’只是把天下许多道理都笼罩在其中。如今看来，也不知是怎样才能说得出他的意思。”【杨道夫记录】上古民风淳朴，还没有像今天士人那样懂得理义，只是蒙昧愚蠢罢了，事事都不明白。圣人因此制作《易》，教人占得吉就趋吉，占得凶就避凶；所谓通晓天下人的心志、安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就是这个意思。后来理义明白了，遇到事情便依据理义来决断。比如舜传位给禹时说：“我的心志已经先行确定，鬼神也一定会依从。”龟卜和筮占必然协和顺从，已经自然是吉了，就不必再去占卜求吉。周公营建都城，心意本来已经决定在洛邑；所占的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只是相对于洛邑而言，其他事情只尽人谋，只有遇到不能明白的地方，才去占卜。所以迁国、立君等大事要占卜。《洪范》说“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先尽人谋，然后再用卜筮加以审定。先生说：“《易》中说到占断，有那样的德行，占得这样的卦就会这样吉；没有那样的德行而占得此卦，解释却要反过来。如南蒯占得‘黄裳元吉’，似乎是吉，但南蒯果然失败了；这是因为卦辞明说穿黄裳便大吉，没有黄裳所象征的德行便不吉。又如刚才所说的‘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的德行，便是即使习学也无所不利；若占者没有这种德行，即使习学也不会有利。又如奢侈的人占得恭敬节俭，卦象明示吉；如果他不恭敬节俭，这个占断便是不吉。其他都可依此类推。这样防范，意思自然就灵活了。”【董铢记录】《易》这部书本来是为卜筮而作的，但其中的义理精微深奥、广大而完备，不能只用一种方法来解释。大概有这样的理，就有这样的象；有这样的象，就有这样的数。各种情况都随着问卜者心意所感而相通。例如“利涉大川”，有时是说适宜渡江；推类旁通，则各自随所问的事情而定。”【郑可学记录】因有学生问《大学》中“敖惰”的地方，先生说：“我常说，假如有人问我：‘《易》不应当作为卜筮之书，《诗》不应当去掉小序，不应当叶韵，以及《大学》中“敖惰”的地方’，这些问题都在我不回答之列。”【沈僴记录】《易》本来是为卜筮而设的。例如说“利涉大川”，就是有利于乘船渡水；“利有攸往”，就是有利于出发前往。《易》这部书，大多都是这样。后世儒者鄙视卜筮之说，认为不值得谈论；而见识太低的人又拘泥于卜筮而不能贯通，所以说《易》是难读的书。不如先在《大学》上下功夫，然后依次读《论语》《孟子》《中庸》，或许对切实修养自己会有益处。”【袭盖卿记录】《文公易说》卷二十一 【经部，易类，文公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