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易说卷二十三　　　　宋　朱鉴　撰

译太阳的下半部分与太阴的下半部分相交，于是太阴中产生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艮、坤；太阴的上半部分与太阳的下半部分相交，于是太阳中产生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乾、兑；少阳的上半部分与少阴的下半部分相交，于是少阴中产生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离、震；少阴的下半部分与少阳的上半部分相交，于是少阳中产生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巽、坎。这就是所谓四象产生八卦。乾的一奇如今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坤的一偶如今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其余也依此类推；初爻、二爻的四种形态如今又分为八种。乾、兑、艮、坤产生于两个太，属于天的四象；离、震、巽、坎产生于两个少，属于地的四象】。八卦彼此交错，然后万物产生【在一卦之上分别加上八卦，使它们相间交错，六十四卦便形成了。不过，第三爻相交又产生第四爻的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自成为四卦的第四爻，又分成十六种。第四爻再次相交，又产生第五爻的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自成为二卦的第五爻，而下面四爻也分成三十二种。第五爻再次相交，又产生第六爻的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自成为二卦的第六爻，而下面五爻也分成六十四种。这是因为八卦相乘成为六十四卦；从三画以上，每增加一画就加一倍，直到六画，三画卦本身也随之加一倍，所以卦体横向分开也成为六十四。两种数法虽然途径不同，却不约而同，如同符节相合，丝毫不差，正是《易》的妙处】。这是你来信引用的邵先生的话。现在仔细辨析后奉上，希望你详细考察，不能仓促轻易地评论。不过，这也是在六十四卦已经形成以后来说的，所以其先后多少有难以明确说明之处。乍看起来极费分别说明，突然之间不能明白。如果要看出圣人作《易》的根源，直接而清楚，倒不如先看卷首的旧图，从最初只有两画时逐步看起，直到六画全部生成以后；它的先后多少既有次序，位置又清楚，不费言语。在这里看明白，才会发现六十四卦完全是天理自然依次排列出来的，圣人只是看得清楚，便依照本来的形态画出，原来没有使用一丝一毫的智力去增补。因为本来不需要智力帮助，也不容许智力在其中加以帮助。到了卦形成以后，逆顺纵横都成为义理，千般万种，妙处无穷；但要看人如何理解，各自根据所见来立说。虽然看起来彼此不能互相资助，实际上从未互相违背。由最初还没有卦画说到六画完成，是邵子所谓先天之学；卦形成以后，各自根据一种义理来推说，是邵子所谓后天之学。如今你来信所引用的《系辞》《说卦》关于三才六位的说法，就是所谓后天。先天、后天既然各自是一种义理，而后天之说中取义又有许多不同，彼此本来互不妨碍，不能执着于一端而废弃百端。如果执着于你的说法，就必然会认为圣人最初画卦时只看见一个三才，便不再追问缘由，一口气画出三画来模拟它的象；画成以后仔细一看，发现行不通，才又剖分添出后面一半。这岂不是全凭私意虚构、勉强补接，哪里还会有《易》呢？你来信所列的条目还有很多，但大的纲目不过如此。如今只要在这里看透，其余小小的不合之处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因此现在不再全部辨析，以免烦劳高明，敬请裁察【答袁枢】。你来信怀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造的。熹私下认为，生在当今而阅读古人之书，之所以能够辨别真伪，一是根据义理是否恰当来判断，二是根据旁证是否相同来考察。没有舍弃这两条途径而能够仅凭主观猜测武断判定的。我对于世间流传的《河图》《洛书》旧本之所以不敢不信，正是因为它们的义理不违背，证验也没有差错罢了。你来信一定认为它们是伪作，但还没有指出它们义理上的错误、证验上的差异，却只想凭主观猜测强行判定；这正是我不敢曲从、不得不辨明的原因。何况如今所讨论的，正想借象数的位置和往来，来显示天地阴阳造化以及吉凶消长的根源。如果这里还没有弄明白，本来就无暇另寻证据。如今竟完全不探究它们的义理，也没有达到明确取得证据的程度，却徒然进行这种没有益处的争辩，这就是不到屋里议论，却在门外喧嚷；不品尝精华，却只啃咬骨头。即使辨明两图真伪确实无误，也没有什么用处，何况还未必正确呢？希望你暂且放下这个问题，而对我推究两图的说法稍微用心；这样即使未必就是真图，对于象数的本源也应当略微看出其中的意味，能够有所欣喜，而图的真伪将会不辨自明。”}], 您来信中对先天、后天之说有所疑问。据邵氏的说法，先天，是伏羲所画的《易》；后天，是文王所演绎的《易》。伏羲的《易》起初没有文字，只有一幅图，用来寄托其象数，其中天地万物的道理、阴阳始终的变化都具备了。文王的《易》，就是今天的《周易》，孔子所作的传也就是指它。孔子既然依据文王的《易》作传，那么他所论述的，当然应当专门以文王的《易》为主。然而，如果不追溯伏羲创作《易》、画出卦象的由来，学者必然会误以为文王所演的《易》就是伏羲最初所画的《易》，只从中间说起，而不知道它更上面的根源。所以《十翼》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及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等说法，都是根据伏羲画卦的意义而来。如今《新书》中的《原卦画》一篇，也把两仪分别论述，先说伏羲，后说文王。一定要知道圣人创作《易》的根本，就应当考察伏羲所画的卦；如果只想知道今天《易》书的文字义理，那么只从文王的经、孔子的传中寻求就够了。这两者原本互不妨碍，但也不能混杂在一起。您来信说我只是替邵氏作解释，而对《易经》没有加以折衷，这恐怕是考察得还不够详细。

译您来信认为七、八、九、六不能作为四象。其实“四象”这个名称所涵盖的范围很广，大体上应当把两画相重、四个位置排列成列的作为正体；一、二、三、四，是它们位置的次序；七、八、九、六，是它们实际的数。把它们分为阴阳、刚柔，是合天地而言；把它们分为阴阳太少，是专门就天道而言。若专门就地道而言，刚柔又各自有太少之分。推而广之，纵横交错、综错相杂，凡是一种事物，无不各有四种象，并不只是这几个数而已。这是天地之间自然存在的道理；在尚未画卦以前，先已有这些象和这些数，后来圣人画卦时，只是依照它们画出来。用揲蓍求卦的人，又随着所得的挂、扐之数来与它相合，并不是本来没有实际内容，到了画卦、揲蓍时才临时安排出来的。您在这一点上看得还不明白，只是徒劳争辩。我私下以为，您应当先从尚未画卦以前认识到，原本就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骨架，然后才有可商量之处；现在不必急于立论。用九、用六的文字固然是在成卦以后出现的，但用九、用六的道理却在成卦以前，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只要把实际内容看得清楚，自然会触类旁通、处处贯通，不必劳烦争辩了。至于说七、八、九、六只是揲蓍者所造成的，而不是圣人的法则，这个错误尤其不难看明白。现在姑且说，揲蓍的方法究竟是出于圣人，还是出于后世？如果依据《大传》，那么毫无疑问是出于圣人；而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七、八、九、六，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据此判断爻的阴阳、动静，又何必要用揲蓍呢？这件事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并不是我朱熹创立的新见解、新说法，请您再仔细玩味，自然会看出来；现在不再一一细说。您来信又说：“《系辞》本来只是说四象生八卦，如今又把它加倍，用两个四象来生成八卦中的一个，这几个数字无法理解，但也不值得深入辨析。”请暂且从前面所说的实际内容来验证它，或许可以有所收获。【同上】您来信怀疑四爻、五爻没有可以归属的名称。一画叫作仪，二画叫作象，三画叫作卦，这样八卦就齐备了。在这三画以上，依次各加一画阴阳，累积到三重，又形成八卦，于是八方都有六十四卦的名称。如果直接把八卦遍加到一个卦的上面，也同样按照它们的位置而得到名称。在四画、五画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形成外卦，所以不能给它们命名。内卦叫作贞，外卦叫作悔，这也是画卦时就已经有的名称。至于揲蓍求卦，是经过九次变动得到贞，再经过九次变动得到悔，这是后面的一层事情，也如前面所论，是说七、八、九、六，并不是说一定要先揲蓍，然后才有贞、悔的名称。总的说来，《新书》所论与《系辞》《说卦》或许有同有异；至于论揲蓍，则只是依据《系辞》，怎么会另有一套说法呢？像这些地方本来非常浅近，可如今您的说法却是这样，我私下恐怕您考察得实在还不够详细。【同上】您来信引用伊川先生关于重卦由来的说法，但重卦的由来并不只是伊川先生这样说，《大传》也说：“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过，八卦之所以成列，是从太极、两仪、四象逐层生出，直到形成八卦；画成以后，才看出其中具有三才的象，并不是圣人先看见三才，于是凭自己的想法连续画出三爻来象征它。所谓“因而重之”，也是由于八卦已经形成，再在它们上面逐层生出。如果逐爻依次生成，就还要增加三次变化，才形成六十四卦；如果整卦同时生成，只需一次变化，便能形成六十四卦。虽然速度有快有慢，但都是自然地逐层生出，各有行列和次序。画成以后，才看出它能够穷尽天下的变化，并不是圣人发现下面三爻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另行筹划，再把上面三爻画出来以求穷尽它。所有这些都是作《易》的精妙之处。当它正在被画出时，即使是圣人，也不知道其中有许多巧妙奇特之处，实在需要人细心体会，不能草率立说。【同上】以上五条，我的意思已经全部倾吐出来，没有再保留什么了。但这并不是我的说法，而是康节的说法；也不是康节的说法，而是希夷的说法；也不是希夷的说法，而是孔子的说法。只是当时各位儒者已经失去了它的传承，而方外之人暗中相互传授，把它当作炼丹炉灶的术法。到了希夷、康节，才把它重新归还于《易》，此后这些说法才得以重新在世间彰明。然而它同现行《周易》的次序、排列有许多不同，所以听到的人觉得新奇，大多不能理解，也不肯相信，只根据眼前通行的《周易》，沿着文字附会义理，穿凿割裂，杜撰之处多得不可胜数。这正是《启蒙》一书所以写作的原因。如果人们平日熟闻《易》学、都能领会，那么又何必再写这部书，造成屋下再盖屋、床上再置床呢？还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是我的说法就轻视它，姑且虚心静意地求得通晓，不要好高骛远、故意标新立异，轻易寻找其中的瑕疵。长久玩味，等到它熟透而融会于心，天地变化的神妙、阴阳消长的奥妙，自然会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其中可惊、可喜、可笑、可乐之处，一定会使人不知不觉地感到它的缘由。我说不尽这些意思，写了一首小诗寄托自己的心情：“忽然平地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 如果懂得无心而涵容万象，我许您亲自见到伏羲降临。说得太过直截了当了，只差没有拿起拄杖，在地上顿一下，这就成了一回普说了。言语狂妄、冒昧直率，还请不要鄙弃讥笑。

译我恭敬地承蒙您另有书信，教诲周详，又承蒙您出示新论，尤其感谢您不加鄙弃。我的一点意见，先前已经全部陈述过了，而且前后多次蒙您排斥、斥责，也已经用尽了力气。如今您又下谕让我把意见全部说尽，可是这同前一天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既然承蒙您启发并让我发言，我又不敢默默不说。大的问题不容易立即论定，姑且就您来信中一两处浅近的地方加以质疑。说温厚之气盛于东南、严凝之气盛于西北，这是礼家的说法；说阳气生于子时，在卦为复，阴气生于午时，在卦为姤，这是历家的说法；说巽位于东南、乾位于西北，这是《说卦》的说法。这三家各自是一种说法，其中礼家、历家的话还可以相互贯通。至于《说卦》，它的卦位本身另成一说，与前两者并不相合。如今您的来信却想把它们合为一体，其中又有在同一种说法内部彼此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我不能不怀疑的原因。说东南因为已经生出一阴，所以是阴柔之位；西北因为已经生出一阳，所以是阳刚之位，那么春夏阳气旺盛的时候反而不能叫阳，秋冬阴气旺盛的时候反而不能叫阴，却把刚开始生成的微弱之气当作主宰了。说一阴生于东南、一阳生于西北，那么阴就不是生于正南午位的姤卦，而是向东流移；阳也不是生于正北子位的复卦，而是向西迁徙。说巽因为一阴初生而位于东南，那么乾难道不是因为一阳初生而位于西北吗？何况《说卦》的原文，对于巽只是取其“洁齐”而把它定位在东南；对于乾只是取其“战”而把它定位在西北。巽从三画来说，虽然是其中有一阴初生，但把它定位在东南，原本并不是取它这一意义。至于乾，又是三阳的完整体，并没有可以取作一阳初生的意义。这些说法曲折反复，始终无法贯通。不如直接把阳刚看作仁、阴柔看作义，这样明白而简易。这样一来，发生就是仁，肃杀就是义，三家的说法都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地方。肃杀虽然似乎刚强，但实际上是天地收敛退藏的气，自然不妨碍它属于阴柔。您来信又讨论黑白的位置，更加难以理解；不过那幅图也不是古法，只是为了今天容易看懂，暂且用它来寄托说明。乾的三位都是白色，是三阳的象；兑是下面两白、上面一黑，是下面两阳、上面一阴。离是上下两白、中间一黑，是上下两阳、中间一阴；震是下面一白、上面二黑，是下面一阳、上面二阴；巽是下面一黑、上面二白；坎是上下二黑、中间一白；艮是下面二黑、上面一白；坤的三爻都是黑色，这些都是三爻阴阳的象。乾、兑、离、震的初爻都是白色；巽、坎、艮、坤的初爻都是黑色，四卦相间，这是两仪的象。乾、兑、巽、坎的中爻都是白色；离、震、艮、坤的中爻都是黑色，两卦相间，这是四象的象。乾、离、巽、艮的上爻都是白色；兑、震、坎、坤的上爻都是黑色，一卦相间，这是八卦的象。哪里有震、坎都黑，而坤、巽、离却都白，像乾那样的道理呢？恐怕是画图时出了错误；不然，就是明白的人考察得还不周详。以上这些本是《易》中最浅近、最容易看见的道理，您尚且没有完全理解，更何况那些体量宏大、义理深奥的内容，又怎么可以轻易忽视而马上加以诋毁讥笑呢？这就是我不敢轻率发言的原因，恐怕我的话不足以解除您的疑惑，反而增加您的过失。希望您试着详细考察，如果我说的略有可信之处，我愿意接着把意见说下去，不敢有所吝惜。【答袁枢】您来信把东南的温厚说成仁，把西北的严凝说成义，这是《乡饮酒义》中的话。然而考察它的原文，虽然区分了仁义，却没有阴阳、刚柔的分别。只是后来又有阳气从东方发出的说法，那么显然可以推知仁属于阳，而义应当属于阴。您的来信却没有察觉这一点，偏要把仁说成柔、把义说成刚；这已经错了，又担心柔不能属于阳、刚不能属于阴。于是强行把温厚说成柔、严凝说成刚，又把北方的阴气移到南方，使它主宰属于仁的柔；把南方的阳气移到北方，使它主宰属于义的刚。对于方位、气候，全都反过来改易了，而用来立说的内容，也都参差乖违，无法合在一起。又把东北说成阳、西南说成阴，也都是只得到一半而失去一半。我在图中已经详细说明了它的错误。试论此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长而阴主消减。进而息长的，气势强；消而退的，气势弱。这就是阴阳成为柔刚的原因。阳刚温厚居于东南，主宰春夏，以生长为职事；阴柔严凝居于西北，主宰秋冬，以收敛闭藏为职事。生长就是生，收敛闭藏就是杀，这就是刚柔成为仁义的原因。由此看来，阴阳、刚柔、仁义的位置，难道还不清楚吗？扬子云所谓“对于仁是柔，对于义是刚”，只是从它们作用的末流来说的，大概也就是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固然可以自成一种解释，但不能把它混杂到这里来讨论。过去我曾当面向妙湛禀告过，《易》中的卦位、义理有许多层次，各有先后次序，每一层都是一个完整面貌，不能牵强地合为一种说法。学者必须逐层整理研究；研究上层时，不要搅动下层，直到把上层完全研究透彻，再轻轻揭开下层继续研究。开始时虽然好像迟钝缓慢，不合人意，但长期积累，层层都弄明白以后，自然会看见许多条理，千差万别，各有归宿，难道不是很畅快吗？如果不问浅深、不分前后，把它们滚成一团、合成一说，那么彼此互相妨碍，使人无法分辨，只会纷纷扰扰而变得粗疏草率。这是我平日读书已经验证的效果，不只是读《易》如此。【同上】

译前一封信所论仁、义、礼、智分别属于五行、四时，这是先儒的旧说，不可轻易诋毁。如今您的来信虽然没有涉及这一点，但它也是大义所在。恐怕前一封信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因此不能不探究其说。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气，分为阴、分为阳，便成为两种事物。所以阳为仁，阴为义。然而阴阳的意义又各分为二：阳气初始为木、为春、为仁；阳气盛大为火、为夏、为礼；阴气初始为金、为秋、为义；阴气极盛为水、为冬、为智。仁的恻隐之心正从内里向外发出，而礼的恭敬已经完全显露于外；义的羞恶之心正从外面向内收，智的是非判断则已经完全潜藏于内。所以它们的象类如此，并不是勉强拼合、附会而成。如果能在心中默默体会，便自然可以看见。《元亨利贞》的道理也是如此，《文言》取类说明，尤其清楚，并不是我今天个人的臆说。五行之中，四者各有归属，土居中央，为四行所依之地，也是四时的主宰。落实到人，就是信，就是真实的意义，是四德所依的根基，也是众善的主宰。【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的区分也大致如此。】因为天与人本是一体，内外是同一个道理，流通贯穿，起初没有隔阂。如果不能看明白这一点，即使生在天地之间，也不知道天地之理为何如此；即使具有人的形貌，也不知道做人之理为何如此。所以这一层意义与自身关系极为切近，比前面几段更加重要，并不只是小小的细节而已。承蒙您赐示《易》说，又看出您讲学不知疲倦、向不能者求教的盛美之德，更加令人敬佩仰慕。我的意见已经全部说明，另行具呈。这只是《易》中卦画阴阳的分位，还不是与我们自身直接相关的事情。万一我的见解不合您的意思，可以暂且搁置，再从别处向内寻求，恐怕那里自有更切近、更值得用功的地方。【同上】再次承蒙您赐示，情况都已了解。您的看法固然如此，但仔细考察首尾，原本并没有什么争执，只是因为武陵旧图中“仁”“义”二字偶然没有照看好，导致彼此错置。这个错误很小，后来既然已经发现，仁字不能放到西北方，义字不能放到东南方，就应当立即据此清楚改正，这样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您却维护自己的缺点，想方设法移动、替换阴阳刚柔四个字来掩盖这个错误，所以争辩纷纭，一直到今天仍不能确定。起初先用文王八卦来立说，说一阴生于巽、一阳生于乾，这已经不是《说卦》的本意了；把三阳纯乾的方位说成一阳初生的地方，更是极其乖谬。后来知道这一点，又改用十二卦来解释，说一阳生于乾的上九，一阴生于坤的上六，于是把北方的阴柔移到南方，使它带着“仁”字转到西南，却仍不失其阴柔；又把南方的阳刚移到北方，使它带着“义”字转到东北，却仍不失其阳刚，这样说也算巧妙。然而它所移动的总共只是两个方位，其他六辰、六卦的旧有主属全都失掉了，又改动了古来阴阳的界限，实在烦扰不堪；而它迁就安排的结果，也不过是得到一半、失去一半。北方虽然说是严凝，但东方已经是温厚；南方虽然说是温厚，但西方已经是严凝。这样一来，不仅不足以挽救旧图一时的错误，而且为了掩饰过错而强作是非、穿凿附会的弊病，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我私下恐怕您在这里急于求胜，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想要究明其中道理以启发您的意思，又想到空口争辩曲折缠绕，既难明白又容易出错，所以不得不画成一幅图，先列出固定的位置，然后分别把旧图的错误以及如今两次所论的意思，随着各项事情附在图上说明；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再另列数条详细说明，附在后面。切望您虚心平气，仔细考察，慢慢思考。如果能在这里突然悔悟，先把旧图明确改正“仁”“义”二字，再把如今所移动、改换的阴阳刚柔等字全部送回原来的位置，像我的新图所列的本位一样，那么就会简易圆满，不必费许多言辞；三才、五行、天理、人事也都各得其所了。至于文王八卦，我曾依据卦画考察它，纵横反复，始终不能得到它安排的意义，因此心怀畏惧，不敢妄自立说，并不是把它当作文王后天之学而轻视。文王的性情与天相合，是生而知之的大圣人；至于后天之学，我正遗憾于想求得它的说法却不能得到。我虽然极其愚笨，又哪里敢有轻视它的心呢？但照您来信所论，不过是依据已经确定的方位、已经形成的说法，随声附和、赞成其数而已。如果文王的意思只在这里，那么我本来已经认识到了，不必深思；但我仍然认为它没有达到圆满。因此我曾私下说，您对于这幅图，尊崇虽极其尊崇，相信虽极其笃定，但您所以能够认识它，恐怕还不如我深；这一点又不是容易用言语说明的。至于邵氏把这幅图看作文王之学，虽然没有考据可凭，但《说卦》把它列在“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它的布置方法又明显不同，所以邵氏把它分别归属于伏羲、文王，恐怕也不是毫无道理。只是还没有弄清它的根源，那么姑且存疑，等待有见识的人来判断，也没有多大害处，不必轻率放纵地立论而随意排斥它。又说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那么这幅图其实极容易明白。我不知道老先生平时是怎样看的，为什么今天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最初生成的一奇一偶，就是两仪。一奇之上又生出一奇一偶，于是成为两个二画之象，称为太阳、少阴。

译一偶之上又生出一奇一偶，也同样成为两个二画之象，称为少阳、太阴。这就是所谓四象。【四象形成后，两仪也分成四类。】太阳的奇画之上又生出一奇一偶，于是成为上爻为三画的两个卦，称为乾、兑。【其余六项都依此类推。】这就是所谓八卦。【八卦形成后，两仪、四象也都分成八类。】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像泉水涌出一样，不借助人的智力，也不需要人为安排；天地的纹理、万事的道理，无不完整具备。如果这还不能叫作画卦以前的《易》，那还能叫什么呢？我在前一封信中本来就说过，这不是说古代原有这样一幅图，而只是今天依照意思画出一幅图，把奇偶相生的次序写出来，使人容易明白。所谓“画前之易”，是说在尚未画卦以前就已经有这种道理，只是借助聪明神武的人来揭示它的奥秘，并不是说画卦以前已经有这幅图，画卦以后才有八卦。这是《易》中第一重要的义理；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却想谈《易》，就像举起一张没有纲的网、提起一件没有领子的衣服，实在无从着力。这些话可以对真正有见识的人说。我眼病很重，不能亲自书写，务请深切体察。第四画，是把八卦作为太极，再由它生成两仪；第五画，是八卦的四象；第六画，是八卦之上的八卦。再看，您的来信中有这一项，而这封信还没有回答，所以又提及它。我再行禀告。【同上】《易》说不知道您的意思看得怎样？前一封信所说的两个方位、六卦、六辰都失去原有归属，以及一半失去一半的说法，后来再思考，也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把阳移到北方，使阳失去自己的位置而夺取阴的位置；把阴移到南方，使阴失去自己的位置而夺取阳的位置，这两个方位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东方虽然仍旧保持为阳，但它温厚的仁不能与南方同类相合，反而要勉强附着于北方严凝的义；否则就必须把仁改成义，离开阴而趋向阳，才可以安置妥当。但又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东方的三卦、三辰也失去了它们的位置。西方虽然仍旧保持为阴，但它离开北方而附着南方，以及把义改为仁，形势上也有不便，所以西方的三卦、三辰也失去了它们的位置。这样一来，只移动这两个方位，却使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同时混乱，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安然保持自己的性命之情。前一封信中所禀告的，确实没有把这一点说得这样明白详尽。《易》说我已经全部了解了。如果只是这样，那么我本来就已经深深明白，不必劳烦您反复告诫。我之所以产生疑问，正是担心您的见解还有没有考虑周全，却费力穿凿，使阴阳不能占据各自旺盛的方位，使仁义不能保全各自德性的完整，徒然纷乱，有害而无益。如今既然还没有承蒙您省察，反而执持得更加坚固，那么我这一点愚见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私下认为，您我两家的论说，各自成立一家。您不能使我成为您，正如我不能使您成为我。不如从此闭口不谈，各自守着自己的说法，等待伏羲、文王再出现时，请他们来判断是非。然而以您见解的自信和坚定，我私下恐怕即使伏羲、文王再次出现，您也未必肯相信他们的说法。魏郑公的话，是说希望能够看见献陵；如果是昭陵，那么臣本来已经见过了。佛家有句话说：“众人知道的地方本来是良，便总把知道说成良，把良说成知道；众人不知道，正是说的这种情形。”世间的事情，我们身处闲处时，说了也没有益处。现在本来正好可以从容讲论，以排遣穷困愁苦，可是彼此如榫头和卯眼般不能相合，又到了这种地步。这也实在令人深为叹息，确实可以说我们的道理已经穷尽了。【同上】承蒙您把《易》说赐示给我，实在感谢您不加鄙弃。不过，我浅陋的见解先前已经多次陈述，承受您的斥责也已经很久了。如今还敢说什么呢？只是详细考察《序说》诸篇，可以看出它们只是依据经文阐说义理，并不受各位儒者穿凿臆说的迷惑，这是全书最重要、最关键的纲领。如今拿篇中的说法来考察，例如《系辞》《说卦》《解》两次引用《礼记》，把春天生发、夏天成长说成仁，把秋天收敛、冬天闭藏说成义。《说卦》《解》又特别引用温厚之气起于东北、盛于东南，严凝之气起于西南、盛于东北，把这作为仁义的分别。这些说法既有经文根据，又符合自然的道理，确实可以说没有被诸儒的穿凿臆说所迷惑。然而它用来立说时，却又一定要认为，圣人担心乾只有阳刚而没有仁，坤只有阴柔而没有义，所以必须兼取三才而成为六画，然后才能使乾位于东北，成为冬春之阳；使坤位于西南，成为夏秋之阴。又必须横向截分阴阳，各自分成两段，以划分仁义的界限，然后才能使春居东方而成为乾之仁，夏居南方而成为坤之仁，秋居西方而成为坤之义，冬居北方而成为乾之义。【这不是原书的话，只是依照我的意思如此注解，希望阅读的人容易明白。】这样割裂、补缀，弄得破碎参差，我不知道在经文中有什么根据，又同诸儒的穿凿臆说有什么不同呢？又考察文王、孔子都把乾说成西北的卦，把艮说成东北的卦。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所以然，但经文有明文规定，不能擅自改变，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却说乾位于东北，这就是降低乾的尊位，使它居于艮的位置；不知道这样一来，又要把艮放到哪里去？这同样不知道在经文中有什么根据，又同诸儒的穿凿臆说有什么不同。又考察孔子明明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既然如此，当然是把太极作为一，把两仪作为二；凡是有心有眼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不必推算历法、排布数目然后才知道。如今《太极论》却说：“乾坤，是《易》的太极。”这就把两仪当成了太极，又让它自己生成两仪。不知道这在经文中有什么根据，又同诸儒的穿凿臆说有什么不同。至于《系辞解》又说：“太极，是一所由以起始的根源。”这又是认为太极的奥妙不是一个“一”就能说明的，而它的次序应当先生成作为起始的“一”，然后再变化两次才生成两仪。至于这在经文中有没有根据、究竟对不对、是否属于诸儒的穿凿臆说，暂且还没有来得及论说；但只拿前面的论述来参照，就已经有很大的矛盾了，我实在不明白。您的意思究竟怎样呢？以上四条，我都不敢贸然说是错误，以免触怒您的尊严；只是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敢不向您请教。

译承蒙您教诲，认为《参同契》与邵氏都不懂《易》，您的辨析广博而高深，并不是我浅陋的见识所能窥测的。但《参同契》这部书本来不是为了阐明《易》而作，只是姑且借用纳甲的方法，寄托修炼行持、进退的时候。过去我常想学习它，却没有得到传授，也找不到下手之处，所以不敢轻率议论。然而它所说的纳甲方法，就是今天流传的京房占法，在《火珠林》中可以看到，是京房的遗说。沈存中的《梦溪笔谈》解释得很详细，也自有道理。《参同契》所说的甲、乙、丙、丁、庚、辛，是用来表示月亮的昏旦、出没，并不是用来划分六卦的方位。这虽然不是为阐明《易》而设，但《易》中无所不包，如果它的说法自成体系，能够推演贯通，那么也不妨碍《易》，恐怕不必轻率地肆意诋毁排斥。至于邵氏的先天之说，是推究伏羲画卦的次序和万物生生不息的奥妙，乃是《易》的宗祖，尤其不应当轻率妄加议论。如果还没有深入明白，姑且放置不论，以谨慎保留疑问。若一定要说他不懂《易》，那么像我这一类人又哪里够资格谈《易》，却还要不断劳烦您提耳教导呢？既然承蒙您不加鄙弃，我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也怀疑有错字，见于《考异》。您所展示的十二卦图，把姤作为子、把复作为午，我也不能理解。您所引用的“坎离无爻位”也有脱字，这或许只是笔误，暂时都没有时间讨论。【同上】我仰慕并接受您的教诲已经很久。往年虽然承蒙您屈尊来访，但因事情仓促、时间紧迫，不能稍作交谈，我一直把这当作遗憾。近来才私下读到您所著的《易论语书》，又感叹自己得到它太晚，不能亲自向您请教名理。偶然借虞君转达疑问，起初不敢以姓名直接通报；您却不加鄙弃，远道赐书，倾心相告的情意十分深厚。我反复读了三遍，感激和欣慰无可限量，不敢不有所回报。大道的体量广大无穷，而其中的文理又精密明察，丝毫不能有差错。圣贤谈论道，所以既说它发育万物、崇高极至于天，用来形容它的广大；又一定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用来包举它的细微。对学者说明修德凝道的功夫，所以既说要达到广大，又一定说要穷尽精微。近世谈道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议论大多喜欢浑然完整而忌讳剖析，喜爱高妙而忽略细微；他们对于所谓广大似乎有所接近，但对于精微却不能察知，那么他们所谓的广大，也很难据此讨论其整体的真实。现在姑且就经文来谈，它所阐明的固然不超出同一个道理，但它所指向的内容却不能没有异同之别；即使在相同之中，也不能没有主次、亲疏、远近的差异。例如卦之所以有八，是因为奇偶三次相加而形成；而爻之所以有三，是取三才之象，并不是奇偶所能代替的。这就是道理相同而所指不同。四象的说法本来是为了画卦，因此应当以康节的说法为主，而把七、八、九、六以及东西南北、水火金木之类作为客体。把握了主旨，客体的亲疏远近便可由此确定；如果没有把握主旨，却说它们全都是同一种说法，那么我想求同，而对方自然各异，终究无法真正相同。这就是所指相同却不能没有主客之分。以上都是喜欢浑全而忌讳剖析的过失。至于乾、坤纯一而不杂，是圣人用来形容天地之德，并作为六十四卦纲领的；乾纯粹刚健而不杂，又是圣人用来形容天理自然整体的，并作为坤卦纲领的。因此赞美它们刚健、柔顺的完整德性，以说明圣人合于道体的奥妙，以及学者入德的方法，也都已经完备了，从来没有因为它有所偏重就稍稍贬低它。至于各爻，虽然有时不免有所戒惧，但乾九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失中；它之所以无咎，是因为刚健而又能保持刚健；坤六五之所以大吉，是因为居于尊位却能谦下；上六之所以出现龙战，是因为阴气太盛而与亢阳相战。这难道是厌恶乾的刚而想让它柔，厌恶坤的柔而想让它刚吗？如今还没有察觉其中精微的内涵，就贸然指出它有所偏重；这种应当警戒的态度，似乎是对乾坤有所不足而把它们看得狭小，这不也是喜爱高妙而忽略细微的过失吗？至于用九、用六，是用来戒除刚柔偏执的，但也是根据阴变为阳、阳变为阴的象而有这种戒辞。像欧阳先生那样的说法，并不是圣人凭空创意立说、强行安排出来的。大体说来，《易》这部书本来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它的文字必定根源于象数，并不是圣人凭自己的意思创作出来的；其中的劝戒，也是施用于占筮得到这个卦、这个爻的人，并不是反过来戒备卦爻本身。近世谈《易》的人，特别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说法虽然有义理，却没有情意；即使是大儒先生，也不免有这种问题。近来因玩味探索，偶然幸而得到这一点，私下暗自庆幸，认为这是上天启发了我的内心，于是把它告诉别人，但别人也没有表现出深刻的理解。不知道您认为怎样？过去我也草草写过这方面的说法，如今姑且抄录乾、坤二卦呈上；其他文字义理还有很多没有明白之处，不能完成，只好暂且留待后世的扬子云。近来又曾编写一部小书，大略讨论象数的纲要，也一并作为献上。我私下妄自认为，学习《易》而有意探究象数之说的人，对于这些不可不知道；除此以外的内容，则不一定要知道。心中精微的情意，言语无法全部表达。面对秋风引颈远望，对您的思念更加深切。【答赵善誉】《易》学还没有承蒙您指教，您却给予我“简易”的褒奖，使我感到局促不安。这部书写得草率简略，哪里当得起这样的称誉？然而“简易”这两个字，在《易》的数理中确实包含着不可替代的奥妙。近世说《易》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个道理却越来越昏暗。如果不是见识明彻的人，谁能够用一句话把它说尽呢？我叹服不已。近来曾略作几处修订，不久另行寄呈。只是图书纵横交错、错综互见，无不严密吻合，终究有无法穷尽的地方。天地的文理，确实不是人的私智所能达到的。【答赵善誉】

译承蒙您把新作《易说》示给我，打开来读了一遍，已经得到很多启发。只是这几天各处的书信集中而来，无法放下处理，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详细阅读。但大略看过的地方，已经发现不能没有疑问的有两三条。例如“元亨利贞”，文王的本意只是大为亨通而有利于守正。到了《彖传》《文言》，才有四德的说法。如今如果依照四德来解释，那么《乾》卦这里就应当暂且只从阴阳来推说，不应当一看到“利”字就说阴气辅助阳气。姑且以一棵树来比喻：萌芽是元，开花长叶是亨，枝干坚强是利，果实成熟是贞。贞所成的果实，又可以播种而成为元，如此循环没有穷尽。如果只说它归根复命，那么也看不出“贞”字的意义。这必须进一步从天地大化的整体来观察它曲折的变化，不是几尺书信所能说尽的。又如“大明终始”，是说圣人大为彰明《乾》道的终始。程先生的说法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传文说得简略，语录中却有这个意思。如果说《乾》道自身能够大明其终始，那就徒费言语，最终也不成其为文义。“大有”卦中的“亨”“享”二字，据说文本本来是同一个字，所以《易》中常常互相通用。比如“王用亨于岐山”，也应当写作“享”，正如“王用享于帝”中的“享”字一样。字形、笔画、音韵是经书中较浅近的事情，所以先儒得到大道的，多半不曾留意；但不知道这些地方、不加以整理考察，却白白费去无数言辞来牵强补缀，最终仍然得不到本义，也实在会误事。不只是《易》学如此，凡是解释经书都没有不是如此的。只是遗憾自己过早衰老，没有精力把这些整理好。总的说来，阴阳只是一种气：阴气流行就成为阳，阳气凝聚就成为阴，并不是有两种东西彼此相对。这一道理非常明白，周先生在《太极图》中已经说过了。【答杨元范】《易说》大体上是有所得的，不过“一阴生”的卦本来取一阴而遇五阳之义；如今这样解释也很好，但还要再仔细看看，不知能否兼顾这两层意思？《萃卦》的三句是占辞，并不是阐发萃聚的意义。这正是诸儒解说《易》的大弊病，不合圣人系辞以说明吉凶的本意。占卜田猎之吉，只是在巽卦六四中说到。此类地方，有些可以解释，有些无法解释，只能虚心玩味，对疑惑之处暂且存而不论，不可勉强穿凿。 “成性”和“成之者性”中的“成”字意义相同而用法不同。“成性”是已经形成的本性，如说“成说”“成法”“成德”“成事”之类；“成之者性”是成就它的意思，如说“成己”“成物”之类。“神之所为”与“祐神”相同，其中的“神”与“神德行”的“神”略有不同。把“法象变通”这样解释也可以，但不免稍有牵强附会的毛病。【答潘谦之】来信说：“引用《大易》关于生死的说法，以及程氏关于语默、日月、洪炉的论述。”我考察认为：“这四种说法，原本没有两样。”来信赞许其中三种而排斥一种，不知依据什么来裁断而这样说？既然如此，所赞许的三种说法恐怕也没有得到它们的本意。我认为，不必再在这里深究，暂且应当按照圣门下学的工夫去做，久而久之自然能够上达。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答李宗思】来信说：“圣人体察《易》，达到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境界，却又有不可知的妙处。”我怀疑这句话的语脉中有毛病。又说：“在生死之际，必定不会像这样任其消灭。”我认为“任灭”二字也是释氏所说的。圣人对待死生，固然不是任其消灭，但起初也看不出有任其消灭的毛病。请再参看前一段。【答李伯谏】至于《易》这部书，是依据阴阳的变化来说明事物的道理，大的、小的、精微的、粗浅的，无不具备。因此尤其不能抱着重内轻外、厌恶变动而追求静止的心态去读它。我读《易》，私下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来信所说的内容，多有未能安然接受之处。【同上】承蒙来信说明“观”和“玩”的区别，想来已经有所领会。现在因您问及此事，我曾私下思考过，谨敢陈述如下。《易》先有卦象【八卦六爻】，然后才有卦爻辞【卦爻之辞】；筮法先有变爻【老阴老阳】，然后才有占断【变爻之辞】。卦象的变化，存在于义理中而尚未具体表现为事物；卦爻辞则分别依据卦象来指出吉凶；占断又依据我们实际遇到的卦爻辞来作决定。它对人的指示，也就更加详尽了。所以君子平居学习《易》，既要观察卦象，又要玩味卦爻辞，以考察自己所处的情势是否适当；行动而求筮，既要观察变爻，又要玩味占辞，以考察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是吉是凶。善而吉的就实行，不善而凶的就停止。因此在动静之间，全都不违背义理，自然得到上天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所谓“观”，是看一眼便作出判断；所谓“玩”，是反复体察而不舍弃。关于“筮短龟长”的说法，只见于《左氏》以及元凯的注释，按道理固然是有这种说法的。不过先王制定卜筮的法则，极其严肃恭敬，要求虚心听取鬼神的指示。专一就能听到，疑惑而三心二意就会有差错。所以《礼》说：“卜筮不相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晋献公想立骊姬，按道理观察，不等卜问也知道不会吉利。等到占卜结果不吉时，事情也已经说得深切明白了。他却不能胜过自己的私意，反而再次筮问，这是以私心为主，硬要从神明那里求取确定答案，哪里有感通的道理？这就是筮占虽然得到吉兆，最终却仍不能免于凶祸的原因。如今不推究自己听取鬼神时为什么不能专一，却贸然拿这件事来比较龟卜和筮占的长短，恐怕免不了有改变原意的责难。义理只有一个。能够显现的称为“器”，不能显现的称为“道”。然而道没有器就无法显现，器没有道也不能成立。阴阳也是器，而使阴阳成为阴阳的就是道。因此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圣人借此指示并阐明道的全体。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不知高明认为是不是这样？【答丘子野】

译《易说》大体上多与《启蒙》相互出入，不过后面几条旁通各家说法的内容，也有其功用，等以后再从容考察，另行奉告。但既然知道没有可取之处，自然不必深究。王辅嗣所说的“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这一句话确实切中事理。我中间也曾用几句话议论过，日后写出来寄给你。先前在玉山路上，听徐彦章说“离为龟”，所以卦中凡说到龟的地方都有离象，如颐卦的“灵龟”、损卦和益卦的“十朋之龟”，因为这些卦虽然没有离卦，但整个卦体像离卦。颐卦六爻，损卦从二爻至上爻，益卦从初爻至五爻，这样去求取卦象，确实很巧妙。不过颐卦还只是取龟的意义，并没有取离卦之象；损卦、益卦则只是说所得利益很多，其意义也不再与龟有关。如今却不讨论获得利益的原因和求益的方法，偏要追究龟究竟从何而来，也可以说是白费心力了。【答林久德】《易》象的说法似乎还不够条理通畅；所谓小过、中孚，先儒的解释却似乎并没有错。【答林至】您所论说的《正蒙》大旨，恐怕失之过于轻易。道的最高境界，固然是物我合一。然而哪里只是从物我之间来验证呢？天地鬼神、幽明隐显、本末精粗，无不贯通而合为一体。《正蒙》的大旨确实不外乎此。但是圣贤已经说得很多了，《正蒙》的写作又是为了什么？恐怕必须反复研究其中的说法，探求它们所以成为“一”的根据，并与它所说的“一”相互合参；一定要一铢一铢地比较，直到合成一钧而完全相合；一寸一寸地丈量，直到成为一丈而毫厘不差，这样才算有所领会。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正是这个意思。如今学问还不广博，解说还不详尽，却贸然想用一句话探究最高境界，这就像铢两尚未分清便臆测钧石，分寸尚未辨明便用眼估量丈引；不但把精粗看成两回事、把大小看成不同层次，也不是所谓一以贯之。我担心小的差错积累起来就会产生大的谬误，所谓钧石丈引也就不能得到真实意义了。【答江彦谋】问：侯氏说，消息盈虚、往来，神明都是理；吉凶悔吝、刚柔变化，都是物，恐怕难以分清。我认为，这几项全都是物，只是其中存有理。侯氏又说，以阴阳来说叫作道，以乾坤来说叫作易，贯通上下叫作诚。道并不是阴阳本身，而是使一阴一阳的道理。程子已经说过了。《系辞》只说：“乾坤其易之门，易之緼。”如果把易说成乾坤，那就不对。况且既然把贯通上下称为诚，却又说统摄天地、斡旋造化、驱使鬼神、开合乾坤、使万物由此而生死、使日月由此而晦明的就是诚。这样一来，诚便成了一种作用之物，近似《阴符经》所说的东西，不能再说是贯通上下了。既然又把鬼神看作形而下者，而说它不是诚，那么《诗经》就应当说“诚之格思”，而不应说“神之格思”。这些说法彼此矛盾，有难以理解之处。不知该如何看？答：看得是。”【答万人杰】您来信提到《易说》等书，我实在不明白其中所说的内容，不敢打开阅读。屡次承蒙来信提及，您一定要我看，我勉强使自己接受您的说法，但藏在心里总有不能安然之处，所以一直不敢奉答。如今承蒙您说明，想成书却不署姓名，以避开近于求名的讥讽，这与掩耳盗铃的见解有什么不同？不知道贤者的见识为什么会日益走入邪僻，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道理，只有是否正确而已。正确，署名又有什么妨害？不正确，不署名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乾坤”二字把整部《周易》从头到尾都说得含混不清，怎么能使《易》通达明白呢？如果说人人都亲自见过三圣而以他们为师，那就更是自不量力的话。像您这样解释“乾坤”二字，恐怕自己连三圣是什么样子都还没有梦见，怎么敢说出这样的大话？原信谨此封还，直率笨拙的话已经说尽了；今后这部书我再也不敢听从您的要求了。请千万体察。【答江黙】您所示的经说，对孟子大意的论述相当好，其中也有少数不合之处，以后慢慢讨论还不晚。不过《易说》却越来越乖谬，我反复读了几遍，实在惊愕。因此又感慨想到乡里朋友清白朴实、专心读书，没有世间种种弊病的人，未有像德功这样的，所以平日私下常常敬爱仰慕，想着有所补益，也承蒙德功不嫌弃。三年以来，虽然彼此论说不合，加上我本性浅狭，对您讥讽排斥，无所不用其极，而您请问的心意却更加勤恳；这种情形若换作别人，哪里能做到这样？然而从那时直到现在，时间越来越久，您所执守的越发坚定，所见越发偏僻，日夜勤苦忙碌，没有闲暇平心静气地参合彼此说法的异同，反复论辩以求得最恰当的归宿，反而一味顺从自己的意思，争相提出新奇说法，以求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终于辗转支离，日益乖张而不自知。不知用心错误为什么会到了这种程度，使人更加无法理解，我只能暗自叹息遗憾。现在姑且依据来信举一两点来说：既然说“乾，健也”，又说“能够体察它的健，才叫乾”；如果“乾”本来就是健，就没有另外一个“体”可说；如果这个健还必须再加以体察，才能称为“乾”，那就是“乾”在健之外，必须把两者合在一起以后才能称为“乾”。

译又如“群龙无首”，竟采用《程传》中解释“无妄六二”的说法；虽然在义理上并不荒谬，但安置的位置不对，完全不合文理，而且还把它分成两层，彼此互相矛盾。乾是万物的开始，所以天下万物无不凭借它而开始；只是乾的六爻有时全部变化，所以出现“群龙无首”的象。君子体察这一点，就应当谦恭卑顺，不敢争先于天下，而不是说可以具备天德却不能居于首位。也不是说乾不居首位；若说具备天德却不能居首位，文理就无法成立，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若说乾不居首位，那么万物凭什么开始？又是谁使它居于首位呢？况且《程传》的意思，是说人不能凭私意创始，所以用这句话来告诫人。乾作为万物之始，是天理自然如此，并不像人有形体和心思，能够凭私意创始。这两种说法的错误并不难看出。追究它们所以错误，大概只是因为前些日子佛学玄妙的见解还没有消除，所以把理看作外在的，把事看作粗浅的，必定以心法为主；但又苦于这种说法与《大易》的体面不同，于是不得不杜撰捏合。因此想把道理说高，反而降低了；想说得精密，反而疏漏了。这是义理根本上的重大差错，不只是文辞意义上的过失。不过在今天，德功的毛病还只是第二位的。义理本应落实在日常生活和自己本分之中，您却从来没有真正下工夫，反而耗尽日夜的精力，用来穿凿附会。这是最大的危害。即使撰写得全都正确，也没有用处，不能使自己得到实际力量；何况说法一天比一天乖谬，难道不是白费工夫、虚度光阴吗？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吧？论《程氏易传》《程传》解释艮卦说：“圣人能够使天下顺利安治，并不是能够替万物制定法则，只是使各物在各自应当停止的地方停止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说“艮其背”是止于看不见的地方，恐怕不对。根据《彖辞》本身就能解释得很清楚：“说艮其止，就是止于它所应止的地方。”上句的“止”字就是解释“背”字的，所以下文接着说：“因此不能得到自身，也不再向外显现。”“艮其背”，就是止于应当止的地方。下句的“止”字是解释“艮”字，“所”字是解释“背”字，意思是止在应当止的地方。“所”就是至善之地，如君主的仁、臣下的敬之类。“不获其身”，是说与自己无关；“不见其人”，也是说不见他人；无己也无人，只看见这个道理，各自在各自应止的地方停止。“艮其背”是止于静止，“行其庭”是止于行动，所以说：“时当停止就停止，时当行动就行动。”必大问：“怎样叫作不见其人？比如舜、禹拥有天下却不参与其中，是这样吗？”先生说：“接近这个意思。”又接着说：“似乎还不如《遗书》所说的：‘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所表现的气象。” 大体上看《易》，必须谨慎遵守《彖》《象》《文言》的解释。圣人的解释精密而平易，后人看得不仔细，喜欢用自己的见解解释；不如虚心熟读，自然就能看出来。比如乾九五《文言》说：“同声相应……以至万物都看见。”孔子为什么在这里说这几句？只是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覩”字明明是解释“见”字。圣人出现，就如同“飞龙在天”；万物看见他，就如同“万物覩”。如果占得这一爻，就是适宜拜见大人。九二“见龙在田”，也是说处在下位而贤德已经显著的人，虽然尚未被世间任用，但天下已经知道他的文明；“利见”也是别人适宜来见他，并不是九二、九五两爻自己彼此适宜相

译见。《易》中“利”字大多是为占者设立的，因为活人才有利与不利；如果只是卦画，哪里有利与不利呢？如屯卦说“利建侯”，屯只是一个卦，怎么能说它自己“利于建侯”？这是占得此卦的人适宜建侯。晋文公曾经占得此卦；屯、豫两卦都有这样的辞，后来果然取得国政。普通人占见此辞，也要随着身份高低，各自有一个主宰事情的道理。不过古代卜立君、卜大迁、卜大封，都是重大事情，所以爻辞就用重大事情来说明。必大问：“屯卦为什么适宜建侯？”答：“屯卦初爻以尊贵者居下而对待卑贱者，有得到民众的象，所以爻辞下面又说‘利建侯’。”必大又问：“为什么爻辞能与所占的事情相应？”答：“自然有这样的道理。”如今抽签也常常与所占事情的意思相契合。先生又说：“怎样看出《易》是用于占筮的？例如‘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亨’就是‘享’字，古代常常通用。假如君主要祭祀山川，占得这一爻就吉利；‘公用亨于帝吉’，诸侯占得这一卦，就是适宜朝见天子。”凡是占筮，如果爻辞与所占事情相应，就用爻辞来判断。万一占问疾病却得到“利建侯”，还必须另外从卦中探求意义。正淳问：“二爻与五爻相应，不相应时怎么办？”答：“如果得到相应的爻，所祈求的人、所祈求的事情都能相应。比如人臣，就有得到君主任用的道理；不相应时也同样可以类推。”又说：“从前张敬夫替魏公占卜，得到《暌》变为《蹇》，六爻全变；两卦的名称和意义本来就都不好。” 李寿翁断道：“用兵的人不能用兵，主张讲和的人也不能实现讲和。《暌》的上卦是离，离代表甲胄、戈兵，有用兵的象；但它变成坎，坎是险难，前面也有险阻，所以军队不能使用。兑代表口舌，也有谈论讲和的象；但它变成艮，艮是停止，所以主张讲和的人也必定不能成功。”不久，魏公被罢免，汤思退也失败了，全都如同他所说。【吴必大录】“不耕获，不菑畬。”如果按照《程传》的说法，就应当说成“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这样才可以。又如极力阐发无妄的意义，大概是因为想从义理上说明，所以才这样解释。《易》的六爻，只是说吉凶的辞；到了《彖》《象》才说明义理。六二处在无妄之时，居中而得正，所以是无妄之吉。爻辞说“不耕获，不菑畬”，是说四件事都不做，即完全不采取行动，却自然“利有攸往”。《史记》把“无妄”写作“无望”，正是这个意思。必大问：如果认为“无望”是愿望的“望”，不是诚妄的“妄”，那么有所愿望就是妄；只是“望”字说得浅，“妄”字说得深。六三就是无妄之灾：有人把牛拴在那里，路人自己把牛牵走了，这与邑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成为邑人的灾祸？正如俗话说：“关起门来坐在家里，祸从天上来。”这也是古代的辞。又如“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说占得这一爻的人适宜拜见大人。然而吉凶以守正为胜；有些人虽然得到凶象却无法躲避，即使贫贱、困穷、死亡，也不属于悔吝。所以横渠说：“不能躲避凶而趋向吉，一切以守正取胜。”就是这个意思。又如占得坤六二爻，必须自己做到直、方、大，才能与爻辞相应，于是“不习无不利”。如果自己不能做到直、方、大，反而就是凶。春秋时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为是大吉，把结果告诉子服惠伯。惠伯说：“如果所做的是忠信之事，就可以；否则一定失败。”这一段说得极好。南蒯占到的虽然是吉爻，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黄裳之德，反而是大凶。【同上】大体说来，一爻都兼有两层意义：吉的，如果不能这样做就会凶；凶的，如果能这样做就会吉。如“同人于门”，必须是自

译己走出门去，与人同心才没有灾祸；如果带着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凶。爻辞本身也有分别说明的地方，如“妇人吉，夫子凶”；“咸其腓，凶，居吉”；“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又如“需于泥，致寇至”，本身还没有明确判定吉凶，孔子才在下面说明说，如果能敬慎就不会失败。这又是一爻兼有吉凶两层意义的例子。如小过卦的“飞鸟”，占者得到它就是凶，已经没有可以躲避祸患的办法，所以《象》说“不可如何也”。【同上】

译问：《易》中“交易”和“变易”的意义如何？先生说：“交易，是阳与阴相交，阴与阳相交，这是卦图上的道理，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等就是。变易，是阳变成阴、阴变成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这是占筮的方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就是。”又问：“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看见天地奇偶的自然之数，于是画一道作为奇，象征阳；画两道作为偶，象征阴。是不是从方圆的形状上看出的？”【有的记录说：“难道是因为天浑沦而圆，只是一个整体；地则有缺陷分裂的地方吗？”】先生说：“不只是这样。天本来就是一，地本来就是二，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天的形体虽然包在地之外，但它的气实际上贯穿地中；地虽然是一整块东西，处在天之中，实际上是空虚的，能够容纳天的许多气。”有人引用先生注《易》“阳一而实，阴二而虚”来作证明，说：“确实如此。所以《易》中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静止时专一、运动时直行，以及“大生”，都是“一”的意思。乾这个东西虽然广大，却没有间断，只是浑然一体的广大事物，所以说“大生”。地则静止时收拢、运动时展开，便是两个东西；它的收拢也是两个的聚合，它的展开也是两个的分开。它在中间极其广大，完全能够容纳天的气，所以说“广生”。又说：“阴本来就是亏缺的，不可能充盈，只能有一半，两个合起来才成为一个。”又说：“伏羲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适宜之处。那时还没有文字，只是仰观俯察而已。想来圣人的心思细密，能够观察出来；即使是鸟兽羽毛这样细微的东西，圣人大概也能看出其中的阴阳。如今人的心思粗疏，怎么能观察出来呢？”有人说：“伊川看见兔子，说：‘观察这个就可以画卦。’这就是这种象。”先生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见阴阳。现在凡是草木禽兽，没有一样不具有阴阳。鲤鱼背上有三十六片鳞【阴数】，龙有八十一片鳞【阳数】；龙没有见过，鱼一定有。又如龟背上的纹理，中间五个，两边各排列四个，共八个；八个之外周围共有二十四个，那就是二十四气，每一只龟都如此。” 又如草木有雌雄之分，如银杏、桐树、楮树、牡麻、竹等。有人说：雄性的，生长时必定伏下；雌性的，生长时必定仰偃。它们死在水中时也是这样。大概雄性的阳气在背部，雌性的阳气在腹部。又说：“扬子撰写《太玄》说：‘观察龙虎的纹理，考察鸟兽的规律’，说的是二十八宿。【吕阙】问：坤六二，圣人取象为什么说得这样广大？似乎全都与坤德不相像。答：你从哪里看出不相像？问：从阴阳相反相对来看，“直方大”都不是阴的属性。答：坤六爻中只有这一爻最重要。六五虽然处在尊位，却是以阴居阳；六二以阴居阴，又处在下卦，所以才这样。问：坤的“顺”，恐怕就是在这里体现的吗？答：顺只是顺从义理，不是柔顺的“顺”。问：也是柔顺，只是它本身都有力量。乾运行刚健，固然有力量；坤虽然柔顺，也是果断地这样顺从，并不是柔弱无力、倒伏不起，所以圣人也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问：乾以容易而使人知晓，坤以简约而成就事功。《本义》说：“乾健而动，所以以易而知太始；坤顺而静，所以以简而作成物。”如果从学者自身的工夫来说，那么豁然大公就是“易”，事物到来便顺应就是“简”，不知是否如此？答：是。问：乾的“易”是致知的工夫，坤的“简”是力行的工夫吗？问：恐怕是因为下文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所以可以这样分辨吧？答：它凭借“易”而能够知晓，所以人也凭借“易”而知晓；因此坤六二只说力行方面的事情。【杨道夫录】先生问时举：“看《易》看得怎样？”时举说：“只看《程易》，发现它只是从人事上说，无非是日常生活中通行的道理。”先生说：“《易》最难看，必须认识圣人当初作《易》的用意。比如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是说牵引贤者同类一同进用，为什么不直接说牵引贤者同类进用，而说‘拔茅’呢？像这一类地方，必须仔细思量。我的《启蒙》已经说得很明白，姑且试着去看。”又说：“我年轻时读书，凡是看到说得合乎道理的地方，总要旁搜远取，一定要把它看透。如今的学者大多不是这样。”时举退下去读《启蒙》，晚上回来侍坐。时举说：“以前看《程易》，只在注解上产生议论，却没有依靠《易》本身来读，所以看不出圣人作《易》的本意。今天读《启蒙》，才看出圣人的整部《易》，都是借用和虚设的辞。因为天下的道理，如果直接说出来，便只能用于一件事情；只有用卦象来说，在占筮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与之相应。” 比如泰卦初九，如果直接按照牵引贤者同类进用来解释，就只能用于牵引贤者同类进用；只有用“拔茅茹”的象来说明，其他与此类似的事情也都可以相应。《启蒙》的《警学篇》说：“道理确定而成为实在，事情到来时仍然是虚的；开始发生作用时才有具体体用；本来没有的事物也就显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易》只是虚设的辞，关键在于观察事情如何与它相应。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先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说：“《程易》中有什么疑问，可以再来商量。”时举问：“《坤》六二的《象传》说：‘由直方而大’，程传又说‘切意大’，这是坤的本体，怎么能说由直方以后才广大呢？”先生说：“直、方、大是坤本来具有的三种德；如果从人事上说，就是‘敬义立而德不孤’，难道不正是由直方而后大吗？”【潘时举录】比如子善，从前看《易传》，往往终究没有熟读；这样一来，又怎么能够融会贯通呢？【同上】

译论《易》说，其他经书都是先有事实，才有文字。例如《书经》记载尧、舜、禹、成汤、伊尹、武王、周公的事情，是因为先有许多事业，才说到这些；如果没有这些事，也不会说到这里。《易》则是一个空灵的东西，事情还没有发生，就预先说出其中的道理，所以能够包摄许多道理。人做什么事情，都可能与它相应。又说，《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易》是没有情感的东西，所以寂然不动；占筮的人所遇到的吉凶善恶，随着事情显现出来，这就是感而遂通。又说，《易》中多次说“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类，都是要人守正。又说，人如果占得一爻，必须反过来观察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完全具备这一爻所说的道理。坤卦六二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必须看自己能否直、能否方、能否大，做到这样才能“不习无不利”。大都如此。又说，所谓“大过”，如应当潜藏却不潜藏，应当显现却不显现，应当飞腾却不飞腾，都是过失。又说，如坤卦初六，必须知道“履霜，坚冰至”是渐进的征兆，要使人恐惧戒慎、修养反省；不能恐惧修省，就是过失。《易》大体上是希望人恐惧修省。又说，文王系辞本来只是给人占筮用的书；到孔子作《十翼》，才说君子平居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又说，孔子读《易》和普通人不同，因为他胸中洞见阴阳刚柔、吉凶消长、进退存亡的道理。他赞说《易》，就是把胸中所见的这些道理写出来。味道问：“圣人在《文言》中只是把卦爻辞当作道理来讲吗？”先生说：“有这样的气象，就有这样的道理。”又问：“《文言》为什么反复说明？”答：“如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又说‘潜龙勿用，下也’，只是一个意思，反复说而已。伊川把它解释成两个意思，恐怕不稳妥。”【同上】铢问：“《程易》应当怎样看？”先生说：“姑且就这样看。”又问：“《程易》对于《易》的本义，情况怎样？”先生说：“《程易》只是遇到不解释《易》文辞意义的地方，专门说义理的地方，极其好看。”又问：“乾卦爻辞下面的解释说：‘圣人开始画八卦，三才的道理就具备了，于是把八卦重叠起来，以穷尽天下的变化，所以画六画而成为卦。’按照这个说法，似乎是圣人开始画八卦时，每卦都是三画；圣人再把它们重叠成六画，似乎与邵子所说‘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成为六画的说法不同。”先生说：“程子的意思，只是说在三画上重叠成六画，在八卦上重叠成六十四卦罢了，确实与邵子的说法不同。大概康节这个意思没有告诉程子，程子也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一直只是依照自己的见解去说。不过他说‘圣人开始画八卦’，却不知道圣人画八卦时先画的是哪一卦；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弄明白。”又问：“《启蒙》所说‘自太极而分两仪’，太极固然是太极，两仪固然是两仪；‘自两仪而分四象’，两仪又成为太极，四象又成为两仪，以至于四象生八卦，层层推演，没有不是这样。这样看来，是否可以说每一物都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先生说：“这只是一分为二，层层如此，直到无穷，都是一生两。”于是又问：“《序》中所说‘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就是这个意思吗？”先生说：“是。”【董铢录】问：《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两件具体事情来讲的，如“亨于岐山”“利用征伐”“利迁国”之类。先生说：确实如此；也有兼用比喻来说的，如“利涉大川”，既是行船的吉占，也可以比喻渡过重大事情。《文公易说》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