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第二十九

译刘向（刘子政）钻研《左氏春秋》，连他的童仆和妻儿都跟着诵读吟咏。光武帝时期，陈元、范升上书，接连陈述条陈《左氏》的是非得失，《左氏春秋》才得以立于学官。范升不久因罪被罢免。陈元、范升是天下极具才华的人，辩论是非，精力绰绰有余。陈元言语迟钝，范升文章屈曲，《左氏春秋》得以确立其真实价值，这就很明白了。《左氏春秋》中言语多怪异，颇与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的主张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如此。

《国语》是《左氏春秋》的外传。《左氏春秋》传述经义，言辞尚且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文辞来充实它。

那么，《左氏春秋》和《国语》，是世俗儒者所认定的真实之书。

公孙龙著述“坚白论”，剖析言辞，务求驳倒诡辩之语，没有道理的较量，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齐国有邹衍的书，内容浩瀚无边，其文辞少有验证，多是令人惊骇的言论。考察那些大才之人，大多奢侈放纵，没有真实的验证；华而不实、夸张荒诞，没有审慎考察的实质。

商鞅辅佐秦国，制定耕战之术；管仲辅佐齐国，创作轻重之篇：使百姓富裕、国家充实，君主强大、敌人削弱，公正地施行赏罚，这与邹衍的书一同被传述。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两相记载，世人疑惑，不知听从谁的说法。考察张仪与苏秦同时代，苏秦死时，张仪当然知道，张仪知道苏秦审实，应当依据张仪的话来定夺事实，但司马迁解释不明，两传其文。

东海人张商也作列传，难道苏秦、张商所做的事吗？为何文辞相违背如此严重？《三代世表》说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辗转相生，不再从上天禀受元气。作《殷本纪》，说契的母亲简狄在河中沐浴，遇到玄鸟掉落卵，吞下它，于是生了契。到了《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外出，看见大人的足迹，踩上去就怀孕，生了后稷。看《世表》，那么契和后稷是黄帝的子孙；读《殷本纪》、《周本纪》，那么他们是玄鸟、大人的精气所生。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传信，而司马迁兼记而不加辨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当野外出行、在河水中沐浴。现在说在河中沐浴，吞下玄鸟的卵；在野外出行，踩大人的足迹：违背尊贵的节操，混淆是非的言论。

《新语》是陆贾所著，大概董仲舒也受其影响，都谈论君臣政治的得失，言论可采纳施行，事迹美好值得观看。桓谭（鸿）知道所言，参验经传，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超过增加。陆贾的言论，未见遗漏缺失，而董仲舒的言论说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理解。导致旱灾的是雩祭，不是夏郊的祭祀，难道是晋侯的过错吗？是因为政治失道，阴阳不和。晋废除了夏郊的祭祀，晋侯病重，采用郑国子产的话，祭祀夏郊而病愈。如果确实雩祭不修，土龙不治，与晋国同样的祸患，就会再次发生。因政治导致旱灾，应当用政治来补救，政治亏损而恢复。修雩祭治土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亢阳的时节，足以恢复政治。阴阳相混，旱涝相报，天道如此，为何要修雩祭设土龙呢？雩祭，神灵喜悦吗？或许雨来了亢阳不改，旱灾不除，变复的道理，在哪里施行呢！况且寒冷温暖与旱涝相同，都是政治所导致，罪责在人。只为亢旱求福，不为寒冷温暖求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如果应当报复寒冷温暖，应当做雩祭土龙的事。桓谭才识巨大，只是对此两存疑焉！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大概自认为超过诸子。汉代著书的人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银河，其余如泾水、渭水。然而司马迁少有臆断之说，扬雄无世俗之论。董仲舒说道术奇特，北方三家崇尚。谶书说“董仲舒乱我书”，大概是孔子的话。读的人有的认为是“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有的认为是“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同一个“乱”字，理与乱，相差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察本实，所以解说错误。说“烦乱孔子之书”，是才高之语。说“理孔子之书”，也是知奇之言。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司马迁、扬雄没有这样的话。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两语不定，转侧不安。考察董仲舒的书不违背儒家，不反对孔子，说“烦乱孔子之书者”，不对。孔子之书不乱，说“理孔子之书者”，也不对。孔子说“师挚开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乱是（于）〔终〕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五帝、三王，颜渊唯独仰慕舜，因为知道自己步驺有同。知道德行所仰慕，默识所追随，同一实也。董仲舒的言论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所以董仲舒的文章可及，而君山的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所以马效千里，不必骥；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考察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

译《新论》的主旨，与《春秋》是一致的。

世俗喜好珍视古代而不看重当今，认为现在的文章不如古代的书。其实古今是一样的。才能有高下之分，言论有是非之别，不分辨善恶而只是崇尚古代，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能。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袁文朮、会稽的吴君高、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没达到公卿，但确实是知识的储藏者，是文雅的杰出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朮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刘向、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才能只有深浅，没有古今之分；文章只有真假，没有新旧之别。广陵的陈子回、颜方，现在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篇章著作，但他们的赋颂、记奏，文辞华美：赋像屈原、贾谊，奏章像唐林、谷永，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美好是一样的。他们现在尚未显达，如果放在百代之后，就是刘向、扬雄一类的人了。韩非著书，李斯采纳他的言论来议论政事；扬雄作《太玄》，侯铺子跟随他并宣扬它。

李斯与韩非同门，扬雄与侯铺子同朝。见到奇特有益的事物，不因古今而改变心意；追求实事贪求善道，不因距离远而轻视袁文朮这样的人。追求奇特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名声无穷无尽。扬雄反驳《离骚》的经典，并不是能完全反驳，一篇文章往往被非议，反而被驳倒。《六略》收录了一万三千篇书，虽然不能全部看到，但旨趣是可以知道的。大致借取那些不符合义理的内容，加以考察并论述它。

对作篇

有人问：“圣贤凭空产生，一定有用心之处。上起孔子、墨子一类人，下至荀子、孟子一类人，教导训诫必定要留下文字。为什么呢？”

回答说：圣人创作经艺，著写传记，是为了匡正救济浅薄的世俗，驱使百姓使他们回归诚实。《六略》之书一万三千篇，增加善行消除恶行，割截横拓，驱使役使游荡怠慢的人，期望便于道善，归向政道。孔子作《春秋》，是因为周朝百姓弊坏。所以采集毫毛般的善行，贬斥细微的恶行，拨乱反正，使人道融洽，王道完备，用来检束压抑靡薄世俗的方法，全都具备且周密细致。堤防决口不防备，就有水溢出的祸害；网解开不结扎，就有野兽逃脱的忧患。因此周道不弊坏，百姓就不文饰浅薄，百姓不文饰浅薄，《春秋》就不会创作。杨朱、墨翟的学说如果不扰乱儒家义理，那么孟子的传记就不会创作。

韩国如果不小弱，法度不崩坏废弃，那么韩非的书就不会创作。高祖如果不辨明得天下，马上之计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言论就不会奏上。众事如果不失实，凡论如果不崩坏混乱，那么桓谭的论述就不会兴起。所以圣贤兴起文章，做事不凭空作为，因循不妄作，创作有益于教化，教化有补于正道。所以汉朝设立兰台之官，校审书籍，来考证言论。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妒他，诬告奏上他的书。天子将仲舒交给官吏，应当判为下愚，仲舒应当处死，天子赦免了他。仲舒谈论灾异之事，汉武帝尚且不怪罪而尊重他，何况所论没有触犯忌讳的言语，核实道实之事，收集故实之语呢！所以贤人在世上，进则尽忠宣扬教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悟失俗。世俗不知道回归，就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就迷乱不觉悟。

因此《论衡》的创作，是因为众书都失实，虚妄之言胜过真实美好。所以虚妄之语不黜退，那么华美的文章就不会停息；华美的文章放流，那么实事就不会被采用。所以《论衡》，是用来权衡轻重之言，确立真伪之平，不是苟且调文饰辞以造成奇伟之观。其根本都起于人间有非，所以尽思极心，以讥讽世俗。世俗之性，喜好奇怪之语，喜欢虚妄之文。为什么呢？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因此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喜欢而不舍弃；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甚至有人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

现在我也是不得已！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上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

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孽矣。

译有人说：“圣人创作，贤者记述。以贤者身份去创作的，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可以说是创作的作品。”

我回答说：〔这〕不是创作，也不是记述，而是议论。议论，是记述的次一等。《五经》的兴起，可以说是创作了。太史公的《史记》、刘向的《别录》、班固的《汉书》，可以说是记述了。桓谭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说是议论了。现在看《论衡》、《政务》，属于桓谭、邹伯奇那样的议论，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端绪，重新建立，以前从未有过，像仓颉创造文字，奚仲制造车子那样。《易经》说伏羲创作八卦，在此之前没有八卦，伏羲创造了它，所以叫“作”。文王推演八卦，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叫“衍”。说《论衡》的完成，如同六十四卦，这又不对。六十四卦是推演增益，卦象增多，数目变大。现在《论衡》依据世俗的书籍，考证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不是开创端绪重新建立，没有前人的基础。儒生依据先师的学说诘问难辩，文吏依据狱讼之事复查考据，如果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和文吏也称他们的行为为创作吗？

上书奏记，陈述有利国政的建议，都是想要辅助政治。现在写书的人，如同上书奏记，言论发自胸臆，文章形成于手中，其实是一样的。上书称为奏记，换个名称叫书。建初初年，中原地区颇为歉收，颍川、汝南百姓流离失所，圣明的君主忧心如焚，诏书多次下达。

《论衡》的作者，向郡守上奏记，建议禁止奢侈，以预防困乏。言论不被采纳，退下来题写奏记草稿，命名为《备乏》。酒耗费五谷，滋生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断，向郡守上奏记禁止百姓酿酒，退下来题写奏记草稿，命名为《禁酒》。由此说来，写书的人，就是上书奏记的文章。把奏记称为创作上书，上书奏记是创作吗？

晋国的《乘》，楚国的《杌》，鲁国的《春秋》，记载的人事各不相同。《易经》的乾坤，《春秋》的“元”，扬雄的“玄”，占卜的气号都不相同。由此说来，唐林的奏章，谷永的章表，《论衡》、《政务》，趋向是一样的。汉朝极尽笔墨之能事，书籍议论的创作，汉朝特别多。阳成子张创作《乐》，扬雄创作《玄》。两部经典在朝廷下发，在宫阙旁诵读，卓绝惊人，不记述而创作，才华疑似圣人，而汉朝不讥讽；何况《论衡》细微的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非的道理，使后进的人明白对错的区别，恐怕这些道理被废弃失传，写在简牍上，祖述经书章句的学说，先师奇特的说法之类！它的言论伸直绳墨，弹劾割裂世俗的传闻。世俗传闻迷惑人心，伪书泛滥流传，贤达通达的人，痛恨它没有止境。孔子说：“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我痛恨它不能隐伏。”

因此是议论。玉石混杂在石头中，人不能辨别。有的人像楚国的王孙、尹氏那样把玉当作石头，最终使卞和遭受砍脚的刑罚。是非颠倒，虚妄转为真实，怎么能不说话？世俗传闻既然错误，世俗书籍的虚伪。像邹衍说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像天下那样的九州；《淮南子》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子之位，不胜，愤怒地撞击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维断裂；尧时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尧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作战时天色已晚，举起戈挥动太阳，太阳倒退回来。世间书籍传闻，多像这类，浮夸虚妄，淹没夺取正确的事理。心中涌动，笔手扰乱，怎么能不议论？议论就用心思考，用事实验证，浮虚的事，立刻建立证据验证。像太史公的书，依据许由不隐居，燕太子丹不能使太阳再次中天。读见的人，没有不称赞好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通晓政事，所应当崇尚的事务，想要让百姓保全教化，奉行称颂国恩。《论衡》九篇《虚》三篇《增》，是为了让沐浴在务实诚信中；《论死》、《订鬼》，是为了让沐浴在薄葬丧事中。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向进言薄葬，奉送葬者不约束。光武帝用草车茅马，制作明器者不奸诈。为什么世俗书籍不记载？相信死者的话浑浊不清。现在著《论死》及《死伪》的篇章，阐明死后无知，不能为鬼，希望观看的人能够明白理解，约束丧葬更为节俭。这大概是《论衡》有益的证据。言论如果有益，即使是创作有什么害处？仓颉的文字，世人用来记录事情；奚仲的车子，世人用来运载自己；伯余的衣服，用来抵御寒暑；桀的瓦屋，用来抵御风雨。那些议论利害而只讥讽创作的人，那么仓颉的徒弟都有过错，《世本》十五家都受责备了。所以有益的话，即使是创作也没有害处。即使没有害处有什么补益？

古代有派遣使者采集歌谣，想要观察风俗了解下情。《诗经》产生于民间，圣王能说“你是百姓，为什么创作”，囚禁他的身体，灭绝他的诗吗？现在既然不是这样，所以《诗经》流传至今。《论衡》、《政务》，就像《诗经》一样。希望被采集，却说有过错。这大概是《论衡》一书兴起的原因。况且凡是创作的过错，意思是言论虚妄而诽谤。《论衡》崇尚实事痛恨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的言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创作如此，可以免于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