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卷第四
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贤者同操,故千岁交志。置季子于冥昧之处,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后备具,取金于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时季子实见遗金,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时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传言,则言季子取遗金也。
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昌〕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
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传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见螺,远也。"案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如才庶几者,明目异于人,则世宜称亚圣,不宜言离朱。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昌门之外,望太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太山之上,察白马之色,色不能见,明矣。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何以验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见百里,则耳亦不能闻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昌门之与太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发白齿落,用精于学,勤力不休,气力竭尽,故至于死。
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
伯奇用忧,而颜渊用睛,暂望仓卒,安能致此?
儒书言:舜葬于苍梧、禹葬于会稽者,巡狩年老,道死边土。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别远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实也;言其巡狩,虚也。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
《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以复如舜。舜至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实舜、禹之时,鸿水未治,尧传于舜,舜受为帝,与禹分部,行治鸿水。尧崩之后,舜老,亦以传于禹。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嵇。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
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守,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宜听君高之说,诚会稽为会计,禹到南方,何所会计?如禹始东死于会稽,舜亦巡狩至于苍梧,安所会计?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纶湮灭者,不可胜数。如审帝王巡狩辄会计,会计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国成名,犹万物之名,不可说也。独为会稽立欤?周时旧名吴越也,为吴越立名,从何往哉?六国立名,状当如何?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贤圣之才莫能说。君高能说会稽,不能辨定方名。会计之说,未可从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
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乌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佑之也。
世莫不然。考实之,殆虚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过尧,尧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冀州鸟兽不耕,而鸟兽独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驳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宁处,故舜死于苍梧,禹死于会稽。勤苦有功,故天报之;远离中国,故天痛之。"夫天报舜、禹,使鸟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报舜、禹,宜使苍梧、会稽常祭祀之。
译世人称颂柳下惠的品行,说他能以幽暗隐蔽的环境来修养自身的纯洁。贤者操守相同,所以千载之下心意相通。如果把季子放在昏暗不明的地方,他尚且不拾取金子,何况在光天化日之下,前后都有人准备着,去路上拾取金子,这不符合季子的操守。或许季子确实看见了遗失的金子,怜悯那个披着裘皮打柴的人,想要用金子来资助他;或许有人说季子拿走了那里的金子,是想把它给打柴的人,并不是自己占有。世俗传言,却说季子拾取了遗失的金子。
传书记载有人说,颜渊和孔子一起登上鲁国的泰山,孔子向东南望去,看见吴国昌门外有拴着的白马,拉着颜渊指着给他看说:“你看见吴国昌门了吗?”颜渊说:“看见了。”孔子说:“门外有什么?”颜渊说:“有像拴着白练一样的形状。”
孔子抚摸他的眼睛并校正视线,于是和他一起下山。下山后颜渊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最终因病而死。大概是因为他的精神不能像孔子那样,强行努力达到极限,精华耗尽,所以早死。世俗听到这件事,都认为是对的。如果按事实来推论,这大概是虚假的话。查考《论语》的文字,没有看到这种说法。考察《六经》的传注,也没有这种话语。如果颜渊能看见千里之外,与圣人相同,孔子及其弟子为什么忌讳不说呢?大概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不超过十里。超过这个距离就看不见了,不是因为视力不明察,而是距离太远。传书说:“泰山高大巍峨,离开它百里远,就看不见螺钿,是因为距离远。”查考鲁国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即使让离朱去眺望,最终也不能看见,何况让颜渊,怎么能审察清楚呢?如果才能接近圣人,眼睛明亮异于常人,那么世人应该称他为亚圣,不应该只说离朱。人的眼睛观看事物,大的容易察见,小的难以审察。假使颜渊处在昌门外,眺望泰山的形状,最终也不能看见。何况从泰山之上,察辨白马的颜色,颜色都看不见,这是很明显的。不是颜渊不能看见,孔子也不能看见。用什么来验证呢?耳目的作用,是均衡的。眼睛不能看见百里之外,那么耳朵也不能听见百里之外。陆贾说:“离娄的视力,不能察见帷帐之内;师旷的听力,不能听见百里之外。”昌门与泰山,不仅仅是帷帐之内、百里之外那样近的距离。秦武王和孟说举鼎承受不住,筋脉断裂而死。举鼎用力,力量来自筋脉,筋脉承受不住,断裂受伤而死,道理是适宜的。现在颜渊用眼睛眺望远处,眺望远处眼睛承受不住,应该失明,头发变白牙齿脱落,不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头发变白牙齿脱落,是因为用心于学习,勤奋努力不停歇,气力耗尽,所以导致死亡。
伯奇被放逐流亡,头发早早变白。《诗经》说:“只因为忧愁而衰老。”
伯奇是因为忧愁,而颜渊是因为用眼,短暂眺望仓促之间,怎么能导致这种结果呢?
儒家的书说: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是因为他们巡狩时年老,死在边远之地。圣人以天下为家,不区分远近,不区别内外,所以就地安葬。说舜、禹葬在那里,是真实的;说他们是巡狩而死,是虚假的。舜和尧,都是帝王。共同拥有五千里的疆域,同处四海之内。两位帝王的治国之道,相互因袭没有不同。
《尧典》这一篇,舜巡狩向东到达岱宗,向南到达霍山,向西到达太华,向北到达恒山。认为四岳是四方之中,诸侯前来,都在山下会合,无论幽深遥远还是近处,没有看不见的,圣人做事追求适宜恰当。禹王像舜一样,做事没有改变,巡狩所到的地方,也像舜一样。舜到达苍梧,禹到达会稽,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舜、禹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治理好,尧传位给舜,舜接受帝位,与禹分头行动,治理洪水。尧去世之后,舜老了,也把帝位传给了禹。舜向南治理水患,死在苍梧;禹向东治理水患,死在会稽。贤圣以天下为家,所以就地安葬。
吴君高说:“会稽本来是山名,夏禹巡狩,在这里进行会计,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郡,所以叫会稽。”说因为山名而命名郡是可以的,说禹巡狩在这里进行会计,是虚假的。巡狩本来不到达会稽,怎么能在这里进行会计呢?应该听从君高的说法,如果会稽真的是会计之地,禹到达南方,在哪里进行会计呢?如果禹开始向东死在会稽,舜也巡狩到达苍梧,在哪里进行会计呢?百代君王治理安定就出巡,出巡就进行会计,那么四方所有的山都是会计之地了。百代君王太平,登泰山封禅。泰山之上,封禅可见的有七十二处,纷乱湮灭的,不可胜数。如果确实帝王巡狩就进行会计,会计之地像泰山封禅那样多,四方应该很多。郡国成名,就像万物的名字,是无法说清的。唯独为会稽设立名字吗?周朝时旧名吴越,为吴越设立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六国设立名字,情况应当如何呢?天下郡国将近一百个,县邑超过一万,乡亭聚里都有号名,贤圣的才能也无法说清。君高能说清会稽,不能辨定方名。会计的说法,不能听从。巡狩考正法度,禹的时候,吴国是裸国,断发文身,考正法度没有用处,会计怎么做呢?
传书记载说:舜葬在苍梧,大象为他耕田;禹葬在会稽,乌鸦为他种田。大概是因为圣人的德行所至,上天派遣鸟兽报答保佑他们。
世人没有不这样认为的。考察事实,这大概是虚假的话。舜、禹的德行不能超过尧,尧葬在冀州,有人说葬在崇山,冀州的鸟兽不耕田,而鸟兽唯独为舜、禹耕田,为什么上天的恩惠这样偏颇驳杂呢?有人说:“舜、禹治理水患,不得安宁居住,所以舜死在苍梧,禹死在会稽。勤劳辛苦有功,所以上天报答他们;远离中原,所以上天怜悯他们。”上天报答舜、禹,让乌鸦种田大象耕田,对舜、禹有什么好处呢?上天想要报答舜、禹,应该让苍梧、会稽经常祭祀他们。
使鸟兽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报佑圣人,何其拙也,且无益哉!由此言之,鸟田象耕,报佑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状,何尝帝王葬海陵者邪?
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
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以烹汤菹汁〔〕旁人。
子胥亦自先入镬,〔后〕乃入江;在镬中之时,其神安居?岂怯于镬汤,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雠未死,子孙遗在,可也。今吴国已灭,夫差无类,吴为会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复何怨苦,为涛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从生人营卫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安能为涛?使子胥之类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汤镬之中,骨肉糜烂,成为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赵简子)〔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义。其后杜伯射宣王,庄子义害简(子)〔公〕,事理似然,犹为虚言。今子胥不能完体,为杜伯、子义之事以报吴王,而驱水往来,岂报仇之义、有知之验哉!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
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吴杀其身,为涛广陵,子胥之神,竟无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浅多沙石,激扬为濑。夫涛濑,一也。谓子胥为涛,谁居溪谷为濑者乎?案涛入三江,岸沸踊,中央无声。必以子胥为涛,子胥之身聚岸也。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三江时风,扬疾之波亦溺杀人,子胥之神,复为风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风,问湘山何祠?左右对曰:"尧之女,舜之妻也。"
始皇太怒,使刑徒三千人斩湘山之树而履之。夫谓子胥之神为涛,犹谓二女之精为风也。
传书言:孔子当泗水(之)〔而〕葬,泗水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称论,皆言孔子之后当封,以泗水却流为证。如原省之,殆虚言也。夫孔子死,孰与其生?生能操行,慎道应天,死操行绝。天佑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应,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时推排不容,故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生时无佑,死反有报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无佑,孔子之死独有天报,是孔子之魂圣,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无知,为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则,孔子生时,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后,孔子生时,功德应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后乎?是盖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与却流无以异。则泗水却流,不为神怪也。
译如果让鸟兽去耕田,却不能让人去祭祀。祭祀加在舜、禹的墓上,耕田施于百姓之家,上天报答保佑圣人,怎么如此拙劣,而且没有益处呢!由此说来,鸟耕象耕,报答保佑舜、禹,并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苍梧是多象的地方,会稽是众鸟居住的地方。《禹贡》说:“彭蠡湖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居住。”这是天地的常情,鸟兽的本性。大象自己踩踏泥土,鸟儿自己啄食水草。泥土翻起,草被吃尽,好像耕田的样子,土壤松软容易耕作,人们随后播种,世俗就称之为舜、禹耕田。海陵的麋鹿耕田,也像大象耕田的样子,哪里曾有帝王葬在海陵的呢?
传说中说: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把他煮在锅里,然后用皮袋装着投入江中。伍子胥怨恨愤怒,驱使江水形成波涛,用来淹死人。如今会稽、丹徒的大江、钱塘的浙江,都建立了伍子胥的庙宇。大概是为了安慰他的怨恨之心,制止那猛烈的波涛吧。说吴王杀了伍子胥把他投入江中,这是事实;说他的怨恨愤怒驱使江水形成波涛,这是虚妄的。
屈原怀着怨恨,自己投进湘江,湘江并没有形成波涛;申徒狄跳进黄河而死,黄河水也没有形成波涛。世人一定会说屈原、申徒狄不够勇猛,愤怒的力量不如伍子胥。卫国剁碎了子路,汉朝烹煮了彭越,伍子胥的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而这两人不能在鼎镬之中发出愤怒,用烹煮的汤汁溅射旁人。
伍子胥也是自己先进入鼎镬,〔然后〕才进入江中;在鼎镬之中的时候,他的神灵安在?难道是害怕鼎镬中的热水,却勇于江水之中吗?他的怒气前后怎么不相符合呢?况且投入江中,是哪条江呢?有丹徒的大江,有钱塘的浙江,有吴地的通陵江。有人说投入丹徒大江,那里没有波涛,想要说投入钱塘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都有波涛,三条江都有波涛,难道把皮袋中的躯体分开,散置在三条江中吗?人如果怨恨愤怒,仇敌还没死,子孙还活着,是可以的。现在吴国已经灭亡,夫差没有后代,吴地成为会稽郡,设置了太守,伍子胥的神灵,还有什么怨苦,形成波涛不止,想要寻求什么呢?吴、越存在的时候,分治会稽郡,越国治所在山阴,吴国都城在今吴地,余暨以南属于越国,钱塘以北属于吴国。钱塘江,是两国的边界。山阴、上虞在越国境内,伍子胥进入吴国的江中,形成波涛应当从吴国境内开始,为什么进入越国的地方呢?怨恨吴王、在越国的江中发怒,违背事理,没有神灵的证据。况且水难以驱使而人容易顺从。活着依靠筋力,死后使用精魂。伍子胥活着的时候,不能依靠活人的力量保卫自身,让自己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怎么能形成波涛?假使伍子胥这类人几百几千,乘船渡江,不能越过水面。一个伍子胥的身体,在煮汤的鼎镬之中,骨肉糜烂,成为羹汤,怎么能有害呢?周宣王杀了他的臣子杜伯,〔燕简公〕杀了他的臣子庄子义。后来杜伯射杀宣王,庄子义杀害简〔公〕,事理似乎可信,仍然是虚妄的话。现在伍子胥不能保全身体,做杜伯、庄子义那样的事来报答吴王,却驱使江水往来,难道是报仇的道义、有灵知的证据吗!俗语不真实,却成为定论;定论的文字,连贤圣都被迷惑。大地有百川,就像人有血脉。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也是这样,它们早晚往来,就像人的呼吸气息出入一样。天地的本性,上古就有,《经》说:“江、汉朝宗于海。”
唐、虞之前,它们从海中发出的时候,只是荡漾奔驰而已;进入三江之中,大概因为浅狭,水激荡沸腾起来,所以腾起为波涛。广陵曲江有波涛,文人赋诗描写。大江浩荡,曲江有波涛,终究是因为狭隘狭窄。吴国杀了伍子胥的身体,在广陵形成波涛,伍子胥的神灵,终究没有灵知。溪谷深处,水流安缓,浅处多沙石,激荡扬起为急流。波涛和急流,是一样的。说伍子胥形成波涛,谁在溪谷中形成急流呢?考察波涛进入三江,岸边沸腾涌动,中央没有声音。如果一定要说伍子胥形成波涛,伍子胥的身体聚集在岸边。波涛的兴起,随着月亮的盛衰,大小满损不一致。如果伍子胥形成波涛,伍子胥的愤怒,以月亮为节度。三江有时起风,疾风扬起的波浪也淹死人,伍子胥的神灵,又形成风吗?秦始皇渡湘水,遭遇大风,问湘山祭祀什么?左右回答说:“尧的女儿,舜的妻子。”
秦始皇大怒,派刑徒三千人砍伐湘山的树木并践踏它。说伍子胥的神灵形成波涛,就像说二女的精魂形成风一样。
传说中说:孔子在泗水边下葬,泗水为之倒流。这是说孔子的德行,能使水倒流,不湍急冲刷他的墓。世人相信它。因此儒者称述议论,都说孔子的后代应当受封,以泗水倒流为证据。如果原本省察,大概是虚妄的话。孔子死了,怎么比得上他活着?活着能操持德行,谨慎道义顺应上天,死后操持德行断绝。上天保佑至德,所以五帝、三王招致祥瑞感应,都在生存时,不在死亡时。孔子活着时推排不容,所以感叹说:“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完了!”活着时没有保佑,死了反而有报答吗?孔子的死,如同五帝、三王的死。五帝、三王没有保佑,孔子死了独有上天报答,这是孔子的灵魂神圣,五帝的精魂不能神异吗。泗水没有灵知,为孔子倒流,是天神让它这样。然而,孔子活着时,天神不让人尊敬。如果泗水倒流,天想要封孔子的后代,孔子活着时,功德顺应上天,天不封他本人,却想要封他的后代吗?这大概是水偶然自己倒流。江河的流动,有回复的地方;百川的行走,有时改道换路,与倒流没有不同。那么泗水倒流,不是神怪。
传书称: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鸟兽。方与客饮,有击鸠。鸠走,巡于公子案下。追击,杀于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设罗,得数十枚,责让以击鸠之罪。击鸠之,低头不敢仰视,公子乃杀之。世称之曰:"魏公子为鸠报仇。"此虚言也。夫物也,情心不同,音语不通。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低头自责?鸟为者以千万数,向击鸠蜚去,安可复得?能低头自责,是圣鸟也。晓公子之言,则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则不击鸠于其前。人犹不能改过,鸟与人异,谓之能悔,世俗之语,失物类之实也。或时公子实捕,得。人持其头,变折其颈,疾痛低垂,不能仰视。缘公子惠义之人,则因褒称,言&127;服过。盖言语之次,空生虚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实之加。
传书言齐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虚也。夫乱骨肉,犯亲戚,无上下之序者,禽兽之性,则乱不知伦理。案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匡〕天下,道之以德,将之以威,以故诸侯服从,莫敢不率,非内乱怀鸟兽之性者所能为也。夫率诸侯朝事王室,耻上无势而下无礼也。外耻礼之不存,内何犯礼而自坏?外内不相副,则功无成而威不立矣。世称桀、纣之恶,不言淫于亲戚。实论者谓夫桀、纣恶微于亡秦,亡秦过泊于王莽,无淫乱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恶浮于桀、纣,而过重于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贬纤芥之恶。桓公恶大,不贬何哉?鲁文姜,齐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经曰:"庄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郜。"《春秋》何尤于襄公,而书其奸;何宥于桓公,隐而不讥?如《经》失之,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何讳不言?案桓公之过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争立,齐乱,公薨三月乃讣。世闻内嬖六人,嫡庶无别,则言乱于姑姊妹七人矣。
传书言,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侯,此言桓公之淫乱无礼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时,负妇人于背,其游宴之时,何以加此?方修士礼,崇历肃敬,负妇人于背,何以能率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会,桓公骄矜,当时诸侯畔者九国。睚眦不得,九国畔去,况负妇人淫乱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诸侯:吾君背有疽创,不得妇人,疮不衰愈。诸侯信管仲,故无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当时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朮,治疽不用妇人。管仲为君讳也,诸侯知仲为君讳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统会诸侯,成功于霸?或曰:"桓公实无道,任贤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无道之人,与狂无异,信谗远贤,反害仁义,安能任管仲,能养人,令之成事?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无道之君莫能用贤,使管仲贤,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无乱行也。有贤明之君,故有贞良之臣。臣贤,君明之验,奈何谓之有乱?
难曰:"卫灵公无道之君,时知贤臣。管仲为辅,何明桓公不为乱也?"夫灵公无道,任用三臣,仅以不丧,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宁戚于车下,责苞茅不贡,运兵功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负妇人于背,虚矣。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南面而朝诸侯。"
户牖之间曰,南面之坐位也。负南面乡坐,在后也。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唐虞时,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当时人曰:"调乐如夔一足矣。"世俗传言,夔一足。
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众称伯夷,伯夷稽首让于夔龙。秩宗卿官,汉之宗正也。断足,(足)非其理也。
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来之子必贵。"或曰:"不胜之子必贱。"孔甲曰:"为余子,孰能贱之?"遂载以归,析缭,斧斩其足,卒为守者。孔甲之欲贵之子,有余力矣,断足无宜,故为守者。今夔一足,无因趋步,坐调音乐,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犹守者断足,不可贵也。孔甲不得贵之子,伯夷不得让于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后,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人于井中。"夫人生于人,非生于土也。穿土凿井,无为得人。推此以论,负妇人之语,犹此类也。负妇人而坐,则云妇人在背。知妇人在背非道,则生管仲以妇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妇人彻胤服,妇人于背,女气〔愈〕疮,可(去)〔云〕以妇人治疽。方朝诸侯,桓公重衣,妇人袭裳,女气分隔,负之何益?桓公思土,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土,反以白日负妇人见诸侯乎?
译传书上说:魏公子品德高尚,仁爱恩惠施及下层士人,甚至扩展到鸟兽。他正与宾客饮酒时,有人打了一只斑鸠。斑鸠逃跑,绕到魏公子的案几下。那人追上去,在魏公子面前杀死了斑鸠。魏公子对此感到羞耻,便立即让人多设罗网,捕获了几十只斑鸠,用打斑鸠的罪名责备那人。打斑鸠的人低头不敢抬头看,魏公子于是杀了他。世人称赞说:“魏公子为斑鸠报仇。”这是虚假的话。万物之间,情感心思不同,语言声音不通。圣人尚且不能使鸟兽做出合乎道义的行为,魏公子是什么人,能让鸟低头自责?鸟的数量以千万计,当时打斑鸠的人让斑鸠飞走了,怎么能再抓回来?如果鸟能低头自责,那就是圣鸟了。如果斑鸠听得懂魏公子的话,就知道魏公子的行为了。知道魏公子的行为,就不会在他面前打斑鸠。人尚且不能改过,鸟与人不同,说它能悔改,是世俗的谬论,违背了物类的实情。或许魏公子确实是捕鸟得到了斑鸠。那人拿着鸟头,扭折了它的脖子,斑鸠因疼痛而低头垂颈,不能抬头看。因为魏公子是仁惠道义之人,人们就借此褒扬称赞,说斑鸠认罪服过。大概是在言语流传中,凭空产生了虚假的美名;在功名之下,常常有不实的添加。
传书说齐桓公娶了七个姑母和姐妹,这话是虚假的。扰乱骨肉亲情,侵犯亲戚伦理,没有上下尊卑次序的,是禽兽的本性,就会混乱而不知伦理。考察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用道德引导,用威严统率,因此诸侯服从,没有谁敢不遵行,这不是内心混乱、怀有禽兽本性的人所能做到的。率领诸侯朝见王室,是以君主没有权势、臣下没有礼数为耻。对外以礼制不存为耻,对内怎么会犯礼而自毁?内外不相符,那么功业就无法成就,威严也就不能树立了。世人称颂夏桀、商纣的恶行,却没说他们淫乱于亲戚。实事求是的人认为,夏桀、商纣的恶行轻微于亡秦的秦二世,亡秦的过错又轻微于王莽,都没有淫乱的言论。齐桓公娶七个姑母姐妹,恶行超过夏桀、商纣,过错重于秦二世和王莽。《春秋》采纳毫毛般微小的美德,贬斥纤芥般细小的恶行。齐桓公恶行如此之大,《春秋》为什么不贬斥呢?鲁国的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齐襄公与她通奸。《春秋》经文说:“庄公二年冬天,夫人姜氏在郜地会见齐侯。”《春秋》为什么责备齐襄公,并记载他的奸情;却宽恕齐桓公,隐而不讥?如果《春秋》经文有失误,那么左丘明、公羊、谷梁等传家为何忌讳不说?考察齐桓公的过错在于宠幸内室,地位如同夫人的宠妾有六个,有五个公子争夺君位,齐国大乱,桓公死后三个月才发出讣告。世人听说有六个宠妾,嫡庶不分,就传言他淫乱于七个姑母姐妹了。
传书说,齐桓公背着妇人去朝见诸侯,这话是说齐桓公淫乱无礼到了极点。齐桓公盛大朝会的时候,背着妇人,那么他游玩宴饮的时候,又比这更过分呢?当时他修习士人的礼仪,崇尚历法肃敬,背着妇人,怎么能率领诸侯朝见王室?葵丘会盟时,齐桓公骄傲自满,当时背离他的诸侯有九国。一点小怨愤都容不下,九国就背离而去,何况背着妇人这种淫乱的行为,诸侯怎么肯留下?有人说:“管仲告诉诸侯:我们的君主背上长了毒疮,没有妇人,疮就不能痊愈。诸侯相信管仲,所以没有背离的。”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像孔子那样忠信的人。当时诸侯上千人,必定有懂得方术、治疗毒疮不用妇人的。管仲为君主隐瞒,诸侯知道管仲为君主隐瞒而欺骗自己,必定愤怒而背离,怎么能长久统领会盟诸侯,成就霸业?有人说:“齐桓公确实无道,但任用贤相管仲,所以能称霸天下。”无道的人,与疯子没有区别,听信谗言疏远贤人,反而危害仁义,怎么能任用管仲,能养活人,让他成就事业?夏桀杀关龙逢,商纣杀王子比干,无道的君主没有能任用贤人的,如果管仲贤能,桓公不能任用;既然任用了管仲,就知道桓公没有乱行。有贤明的君主,才有贞良的臣子。臣子贤能,是君主贤明的验证,怎么能说他无道呢?
有人反驳说:“卫灵公是无道之君,却能识别贤臣。管仲作为辅佐,怎么能说明齐桓公没有乱行呢?”卫灵公无道,任用三个臣子,仅仅得以不亡国,并不是有什么功业德行。齐桓公尊重精通九九算术的人,从车下提拔宁戚,责备楚国不贡苞茅,运兵攻打楚国,九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是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君主。却说背着妇人,这是虚假的。解说《尚书》的人说:“周公摄政,系着天子的绶带,戴着天子的冠冕,背向南面而坐朝见诸侯。”
门和窗之间,是南面而坐的位置。背向南面而坐,是在后面。齐桓公朝见诸侯时,或许南面而坐,妇人站在后面。世俗传言,就说成是背着妇人了。这就像“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的话一样。唐尧虞舜时,夔担任大夫,天性懂得音乐,调声悲切美好。当时人说:“调乐像夔一样,一个就够了。”世俗传言,说夔只有一只脚。
考察秩宗官职空缺,帝舜广泛寻求,众人推荐伯夷,伯夷叩头推让给夔和龙。秩宗是卿一级官职,相当于汉代的宗正。断足,不合情理。
况且只有一只脚的人,怎么行走呢?夏后孔甲在东山打猎,天下雨天色昏暗,进入百姓家,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后来生的孩子必定尊贵。”有人说:“不能承受的孩子必定卑贱。”孔甲说:“做我的儿子,谁能让他卑贱?”于是载着他回来,用斧头砍断他的脚,最终成为守门人。孔甲想让他尊贵,有余力了,但断足不合适,所以成为守门人。现在说夔只有一只脚,无法快步走,坐着调音乐,可以。但秩宗这个官职,不适合只有一只脚,就像守门人断足,不可尊贵一样。孔甲不能让他尊贵,伯夷也不能推让给夔。宋丁公,是宋国人。没凿井时,常去寄居打水,计算下来,每天少一个人干活。自从凿井后,不再去寄居打水,计算下来,每天多得一个人的劳力。所以说:“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世俗传言说:“丁公凿井从井中得到一个人。”人生于人,不是生于土。挖土凿井,不会得到人。据此推论,背着妇人的话,也属于这类。背着妇人而坐,就说妇人在背上。知道妇人在背上不合道义,就产生了管仲用妇人治毒疮的说法。假如齐桓公用妇人擦拭衣服,妇人在背上,女性气息治愈疮伤,可以说用妇人治毒疮。正在朝见诸侯,齐桓公穿着厚重的衣服,妇人穿着衣裳,女性气息被隔开,背着有什么益处?齐桓公思念贤才,设立庭燎夜间坐着,以思念招致贤才,反而在白天背着妇人见诸侯吗?
传书言聂正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
传书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后高渐丽复以击筑见秦王,秦王说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击筑。渐丽乃置铅于筑中以为重。当击筑,秦王膝进,不能自禁。渐丽以筑击秦王颡,秦王病伤三月而死。夫言到高渐丽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伤三月而死,虚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始皇,始皇杀轲明矣。二十一年,使将军王翦功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虏燕王嘉。后不审何年,高渐丽以筑击始皇不中,诸渐丽。当二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夫谶书言始皇还,到沙丘而亡;传书又言病筑疮三月而死于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于沙丘,或言死于秦,其死言恒病疮。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变虚篇
传书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守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127;"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也?宁独死耳。"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子毋复言。"子韦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
对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赏,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当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岁。臣请伏于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请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韦之言,则延年审得二十一岁矣。星徙审则延命,延命明则景公为善,天佑之也。则夫世间人能为景公之行者,则必得景公佑矣。此言虚也。何则?
皇天迁怒,使荧惑本景公身为有恶而守心,则虽听子韦言,犹无益也。使其不为景公,则虽不听子韦之言,亦无损也。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译传书说聂正为了严翁仲刺杀韩王,这是虚假的。聂政的时代,韩国是列侯。列侯在位的第三年,聂政刺杀了韩相侠累。列侯在位的第十二年去世。距离聂政杀死侠累,相隔十七年。却说聂政刺杀了韩王,那些短小的书籍和传记,终究是虚假不可信的。
传书又说: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刺杀秦王没有成功,被诛杀。后来高渐离又凭借击筑的技艺去见秦王,秦王喜欢他,知道他是燕太子的门客,就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高渐离于是把铅放在筑里作为配重。等到击筑时,秦王靠近膝盖向前,不能自己控制。高渐离用筑击打秦王的额头,秦王受伤生病三个月而死。说高渐离用筑击打秦王,这是真实的;说击中秦王导致他受伤生病三个月而死,这是虚假的。所说的秦王,就是秦始皇。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始皇,始皇杀了荆轲是明确的。二十一年,派将军王翦攻取燕国,得到了太子的首级。二十五年,于是讨伐燕国并俘虏了燕王嘉。后来不知哪一年,高渐离用筑击打始皇没有击中,被杀。在二十七年,始皇巡游天下,到达会稽,到了琅邪,向北到达劳山、盛山,沿着海边,向西到达平原津而生病,到了沙丘平台,始皇去世。谶书记载始皇回来,到沙丘而死;传书又说生病因为筑伤的疮三个月死在秦国。同一个始皇的身体,世人有的说死在沙丘,有的说死在秦国,都说他死于长期的疮病。传书的话大多不符合事实,世俗的人不能确定。
变虚篇
传书说: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停留在心宿,景公害怕,召来子韦问他:“火星在心宿,这是什么原因?”子韦说:“火星,是天降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在您身上。虽然如此,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把死转移给他,不吉祥。”子韦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百姓死了,我将依靠谁呢?宁愿独自死去罢了。”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说:“百姓挨饿,必定会死。作为君主却想杀害他的百姓来保全自己,谁会把我当作君主呢?这是我的命本来就要尽了,你不要再说了。”子韦退下跑开,面向北拜了两拜说:“我敢祝贺君主。天处在高处而耳朵低下,君主有君主的言论三条,天必定三次奖赏君主。今晚星星必定移动三个星宿,君主延长寿命二十一年。”景公说:“怎么知道的?”
回答说:“君主有三件善行,所以有三次奖赏,星星必定三次移动。(三次)移动经过七星,一颗星相当一年,三乘七等于二十一,所以君主的寿命延长二十一年。我请求伏在殿下观察它,星星必定不移动,我请求死罢了。”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星宿。如果按照子韦的话,那么延长寿命确实得到了二十一年。星星移动确实就延长寿命,延长寿命明确就说明景公做了善事,上天保佑他。那么世间人能做景公那样行为的,就必定得到景公那样的保佑了。这话是虚假的。为什么呢?
上天迁怒,让火星本来因为景公自身有恶行而停留在心宿,那么即使听从子韦的话,也没有益处。如果火星不是因为景公,那么即使不
"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我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
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一作为。)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言〕,善行动于心,善言出于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犹〕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于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于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有〕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
译听从子韦的话,也没有损害。
齐景公时有彗星,派人祈祷消除灾祸。晏子说:“没有益处,只是自取欺骗罢了。天道不昏暗,不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祈祷消除它呢?况且天有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祈祷呢?如果德行污秽,祈祷有什么益处?《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怀念多福;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承受四方国家。’君主没有邪僻的德行,四方国家将会到来,何必担忧彗星?《诗经》说:‘我没有所借鉴的,夏后和商朝,因为混乱的缘故,百姓最终流亡。如果德行邪僻混乱,百姓将要流亡,祝史所做的祈祷,我能弥补吗?’景公高兴,于是停止了。齐君想要祈祷消除彗星的凶险,就像子韦想要转移火星的灾祸一样。宋君不听从,就像晏子不肯顺从一样。那么齐君就是子韦,晏子就是宋君。
同样的灾变共同的祸患,一件事两个人。上天还认为宋君贤明,让火星移动三个星宿,延长二十一年寿命,难道不认为晏子贤明让彗星消失而增加他的寿命吗,为什么上天保佑善人偏颇不一致呢?人君有善行〔善言〕,善行发自内心,善言出于意念,同由一个本源,一气没有差异。宋景公说出三条善言,那么在这三条善言之前,必定有善行。有善行,必定有善政,政事善好那么吉祥的瑞兆就会到来,福祥就会至;火星没有理由停留在心宿。如果景公有失误的行为,导致恶政,恶政发生,那么妖异就会显现,火星停留在心宿,〔就像〕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廷。高宗消除桑谷的灾变,靠的是政事而不是言语;景公退却火星的异象,也应当靠行为。景公有恶行,所以火星停留在心宿。不改正政事修养德行,坐着说出三条善言,怎么能感动上天!上天怎么肯回应!用什么来验证呢?如果景公说出三条恶言,能使火星停留在心宿吗?三条恶言不能使火星停留在心宿,三条善言怎么能迫使火星退去移动三个星宿?靠三条善言获得二十一年寿命,如果有百条善言,能得到千岁寿命吗?这不是上天保佑善人的意思,也不是应验诚心为福的真实情况。
子韦的话:“天处在高处而听低下,君主有君主的言论三条,天必定三次奖赏君主。”天是实体,与地没有不同。所有有实体的,耳朵都附着在头部。实体与耳朵不同,从来没有过。天离人,高数万里,如果耳朵附着在天,听数万里外的话语,不能听到。人坐在楼台之上,观察地上的蝼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形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为什么呢?蝼蚁的形体细小,不如人的形体大,声音气息不能传达。现在天的高大不仅仅是楼台,人的形体比起天,不像蝼蚁比起人。说天听到人的言语,随着善恶决定吉凶,错了。四夷进入中原,依靠翻译才能沟通。形体相同气息均等,语言不能相通。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去掉翻译独自听懂四夷的话,何况天与人形体不同、声音与人不同呢?人不了解天的作为,天怎么能知道人的行为。如果天是实体,耳朵高不能听到人的言语;如果天是气,气像云烟,怎么能听人的言辞?解说灾变的人说:“人在天地之间,
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于景公也,如何可移于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于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于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许〕其言,令其臣归罪于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荧惑安肯移祸于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不〕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译就像鱼在水中一样。他能够用行动感动天地,就像鱼鼓动而振动水一样,鱼动而水荡气变。”这不是事实。假使真的如此,也不能到达天。鱼长一尺,在水中动,振动旁边的水,不过数尺,大也不过与人相同,所振荡的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因为离得远。现在人的操行改变气的远近,应当与鱼相等;气感应而改变,应当与水相同。以七尺的细小形体,形体中的微弱气息,不过与一鼎的蒸火相同。从地下改变皇天,何其高远!况且景公是贤者。贤者的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没有超过尧、舜的,恶人没有超过桀、纣的。尧、舜操行多善,没有转移火星的效果;桀、纣的政事多恶,〔有〕反而〔有〕景公脱祸的验证。景公说出三条善言,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应当获得千岁,桀纣应当成为殇子。现在不是这样,各自按照年寿,尧、舜、桀、纣都接近百岁。这终究是子韦的话妄诞,延长寿命的话虚假。况且子韦的话说:“火星,是天使;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在君主身上。”如果是这样,天使火星加祸于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于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
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于天,容色见于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于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于五邻,若移于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于一舍乎?一徙历于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
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之)〔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着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
"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奏〕》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论衡卷第五
异虚篇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贤君也,而感桑谷生,而问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谷之妖亡,诸侯朝而年长久。修善之义笃,故瑞应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当亡"(哉)〔者〕,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欲死,怪出。国欲亡,期尽。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祖己之言政,何益于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于除祸?夫家人见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见妖改政,安能除祸?除祸且不能,况能招致六国,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谷为亡之妖,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鲁昭公之时,鹆来巢。师己采文、成之世童谣之语有鹆之言,见今有来巢之验,则占谓之凶。其后,昭公为季氏所逐,出于齐,国果空虚,都有虚验。故野鸟来巢,师己处之,祸(意)〔竟〕如占。使昭公闻师己之言,修行改政为善,居高宗之操,终不能消。何则?鹆之谣已兆,出奔之祸已成也。鹆之兆,已出于文、&127;成之世矣。根生,叶安得不茂;源发,流安得不广。此尚为近,未足以言之。夏将衰也,二龙战于庭,吐而去,夏王椟而藏之。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皆莫之发。至幽王之时,发而视之,流于庭,化为玄鼋,走入后宫,与妇人交,遂生褒姒。褒姒归周,历王惑乱,国遂灭亡。
译宋、卫、陈、郑四国同时遭受灾祸,这是天象变化在天空中的显现。梓慎预知了这一点,请求子产采取措施来消除灾祸,但子产没有听从。这是天道运行的必然规律,人力是无法改变的。假使子产听从了梓慎,这四国就能避免灾祸吗?尧帝遭遇大洪水的时候,他的臣子中一定有像梓慎、子韦那样有智慧的人。然而没有去消除灾祸,是因为尧帝和子产心意相同。考察子韦的话说:“荧惑星,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在国君身上。”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灾祸是无法消除的,星辰的运行也是无法改变的。至于寒暖失调、风雨不合时节,执政者称之为施政失误所致,可以通过施行善政和贤良的行为来改变并恢复常态。
如果荧惑星守在心宿,必定导致死亡,灾祸怎么能消除呢?修明政治、改变行为,又怎么能阻止它呢?善政和贤良的行为尚且无法阻止,却凭空说出那些虚浮华丽的话,声称星辰退避、灾祸消除,还能增加寿命、延长岁月,享受长久的福分,这是错误的。看子韦对齐景公说的话,荧惑星带来的灾祸,不是寒暑风雨那一类,而是自身死亡、生命终结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自身将要死亡,妖异之气显现在天上,容色显现在脸上。脸上有了这种容色,即使有良好的操守和行为也无法消除,死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了。身体上的气色,不能用言语和行为来消除;天上的妖异,又怎么能用治理来消除呢?人病重将死,气色显现在脸上,有人对他说:“这是必死的征兆。虽然如此,可以转移到五个邻居身上,或者转移到奴仆身上。”应当死去的人,正确的说法是不可转移的,容色难道会因为善言的缘故而消失,应当死去的命运难道会因此延长吗?气色无法消除,命运无法延长。那么荧惑星怎么能退避,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加呢?由此说来,荧惑星守在心宿,不知道它究竟要做什么,所以景公没有死。
再说声称星辰移动了三舍,是什么意思呢?是星辰在一个宿位内移动了三次吗?还是一次移动跨越了三个宿位?考察子韦的话说:“您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会三次奖赏您,今晚星辰必定移动三舍。”如果这颗星真的移动了三舍。景公坐在那里说了三句善言,星辰就移动三舍,那么知道有十句善言,星辰就会移动十舍吗?荧惑星守在心宿,因为善言而退避,如果景公又说了三句恶言,荧惑星就会吞食心宿吗?因为善言而退避,因为恶言而前进,如果没有善也没有恶,荧惑星就安居不动吗?
或许荧惑星守在心宿预示的是旱灾,而不是国君驾崩。子韦不知道,以为是死亡的灾祸。相信世俗所谓至诚感应的说法,荧惑星离开所在之处,星辰必定偶然自己应当离开,景公自己不会死,世人就认为子韦的话准确,景公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也或许子韦知道星辰运行的度数恰好自己离开,自己用来彰显自己的智慧,表明这是君臣推让所导致的;看到星辰运行的次数是七,就说是七舍,又得到二十一年,于是用星辰的舍数来计算年数。这和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齐景公问太卜说:“你的道术有什么能耐?”太卜回答说:“能震动大地。”晏子去见景公,景公说:“我问太卜说:‘你的道术有什么能耐?’他回答说:‘能震动大地。’大地本来就能震动吗?”晏子沉默不回答,出来后见太卜说:“以前我看见钩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大地将要震动吗?”太卜说:“是的。”晏子出来后,太卜跑去见景公说:“我不能震动大地,大地本来就要自己震动。”子韦说星辰移动,就像太卜说大地震动一样。大地本来就要自己震动,太卜却说是自己能震动的。星辰本来就要自己移动,子韦却说是国君能使之移动的。假使晏子不说钩星在房宿、心宿之间,那么太卜的奸诈回答就不会被发觉。宋国没有像晏子那样有智慧的臣子,所以子韦的一句话,就被认为是正确的。考察《子韦书录序》也说子韦说“国君说出三句善言,荧惑星应当有动静。于是观测它,果然移动了宿位。”没有说移动三舍。或许星辰本来就要自己离开,子韦把它当作验证,实际上只是离开了宿位,世人增添了“三”这个数字。既然凭空增添了移动三舍的数量,又虚构了增加二十一年寿命的说法。
论衡卷第五
异虚篇
殷高宗的时候,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上,七天就长到两手合围那么粗。高宗召见他的宰相询问这件事,宰相说:“我虽然知道,但不能说出来。”高宗问祖己,祖己说:“桑树和谷树,是野草,却生长在朝廷上,恐怕朝廷要灭亡吧!”高宗惊恐害怕,端正自身实行正道,思考先王的政令,彰明养老的道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荐被遗忘的百姓。桑树和谷树消失了。三年之后,有六个国家的诸侯通过翻译来朝见,于是享受了百年的福分。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因为感应到桑谷生长,而询问祖己,实行祖己的话,修明政治改变行为。桑谷的妖异消失了,诸侯来朝见而年寿长久。修善的道义深厚,所以祥瑞应验的福分优厚。这是虚妄的话。
祖己说“朝廷应当灭亡”,朝廷的应当灭亡,就像人应当死亡。人想要死,怪异就出现。国家想要灭亡,期限就尽了。人死命终,死了不能复生,灭亡了不能复存。祖己所说的政令,对不灭亡有什么益处?高宗的修行,对消除灾祸有什么益处?家人看见凶兆修善,不能得到吉利;高宗看见妖异改变政令,怎么能消除灾祸?消除灾祸尚且不能,何况能招致六个国家来朝见,延长寿命到百年呢!所以人的生死,在于命运的天寿,不在于行为的善恶;国家的存亡,在于期限的长短,不在于政令的得失。考察祖己的占卜,桑谷是灭亡的妖异,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即使修孝行,又有什么益处呢!用什么来证明呢?
鲁昭公的时候,鹆鸟来筑巢。师己采集文公、成公时代的童谣中有鹆鸟的话,看见现在有来巢的验证,就占卜说是凶兆。后来,昭公被季氏驱逐,逃到齐国,国家果然空虚,都城有虚空的验证。所以野鸟来筑巢,师己判定它,灾祸最终像占卜所说的那样。假使昭公听到师己的话,修行改政行善,具备高宗的操守,最终也不能消除。为什么呢?鹆鸟的童谣已经预兆,出奔的灾祸已经形成。鹆鸟的预兆,已经出现在文公、成公的时代了。根生长了,叶子怎么能不茂盛;源头发出了,水流怎么能不广阔。这还算近的,不足以用来论述。夏朝将要衰亡的时候,两条龙在庭院争斗,吐了唾沫就离开了,夏王用匣子收藏起来。夏朝灭亡,传给了殷朝;殷朝灭亡,传给了周朝,都没有打开它。到了周幽王的时候,打开来看,流在庭院里,变成了黑色的大鳖,跑进后宫,和妇人交合,于是生下了褒姒。褒姒回到周朝,周厉王惑乱,国家于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