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 何休 注 唐 徐彦 疏
序
隐公卷一（起元年，尽元年）
隐公卷二（起二年，尽四年）
隐公卷三（起五年，尽十一年）
桓公卷四（起元年，尽六年）
桓公卷五（起七年，尽十八年）
庄公卷六（起元年，尽七年）
庄公卷七（起八年，尽十七年）
庄公卷八（起十八年，尽二十七年）
庄公卷九（起二十八年，尽闵公二年）
僖公卷十（起元年，尽七年）
僖公卷十一（起八年，尽二十一年）
僖公卷十二（起二十二年，尽三十三年）
文公卷十三（起元年，尽九年）
文公卷十四（起十年，尽十八年）
宣公卷十五（起元年，尽九年）
宣公卷十六（起十年，尽十八年）
成公卷十七（起元年，尽十年）
成公卷十八（起十一年，尽十八年）
襄公卷十九（起元年，尽十一年）
襄公卷二十（起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襄公卷二十一（起二十五年，尽三十一年）
昭公卷二十二（起元年，尽十二年）
昭公卷二十三（起十三年，尽二十三年）
昭公卷二十四（起二十三年，尽三十二年）
定公卷二十五（起元年，尽五年）
定公卷二十六（起六年，尽十五年）
哀公卷二十七（起元年，尽十年）
哀公卷二十八（起十一年，尽十四年）
序
序
汉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陆氏《音义》曰：“掾，弋绢反。”
[疏]“汉司空掾”。解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诸侯叛秦，沛人共立刘季以为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赵高杀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冬十月为汉元年，子婴降。
○年春正月，项羽尊楚怀王以为义帝。其年三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於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云“司空”者，汉三公官名也。“掾”者，即其下属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
○“任城樊何休序”。
○解云：任城者，郡名。樊者，县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传》云：“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大传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闚门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叙也，舒展已意，以次叙经传之义，述已作注之意，故谓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
[疏]“昔者，孔子有云”。
○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经》云：“昔者明王，”郑注云“昔，古也。”《檀弓》上篇云“予畴昔夜梦”，注云：“昔犹前也”。然则若对后言之，即言前；若对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疏]“吾志在”至“《孝经》”。
○解云：案《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经》言行在。《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见善能赏，见恶能罚，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
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
[疏]“此二”至“极致”。
○解云：二学者，《春秋》、《孝经》也。极者，尽也。致之言至也，言圣人作此二经之时，尽已至诚而作之，故曰圣人之极致也。
治世之要务也。
○治，直吏反。
[疏]“治世”至“务也”。
○解云：凡诸经艺等皆治世所须，但此经或是惩恶劝善，或是尊祖爱亲，有国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务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务矣。《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礼。”礼者，谓三王以来也，若大道之时，礼於忠信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尧舜，故言此
译《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代何休作注，唐代徐彦作疏
序
隐公卷一（从元年开始，到元年结束）
隐公卷二（从二年开始，到四年结束）
隐公卷三（从五年开始，到十一年结束）
桓公卷四（从元年开始，到六年结束）
桓公卷五（从七年开始，到十八年结束）
庄公卷六（从元年开始，到七年结束）
庄公卷七（从八年开始，到十七年结束）
庄公卷八（从十八年开始，到二十七年结束）
庄公卷九（从二十八年开始，到闵公二年结束）
僖公卷十（从元年开始，到七年结束）
僖公卷十一（从八年开始，到二十一年结束）
僖公卷十二（从二十二年开始，到三十三年结束）
文公卷十三（从元年开始，到九年结束）
文公卷十四（从十年开始，到十八年结束）
宣公卷十五（从元年开始，到九年结束）
宣公卷十六（从十年开始，到十八年结束）
成公卷十七（从元年开始，到十年结束）
成公卷十八（从十一年开始，到十八年结束）
襄公卷十九（从元年开始，到十一年结束）
襄公卷二十（从十二年开始，到二十四年结束）
襄公卷二十一（从二十五年开始，到三十一年结束）
昭公卷二十二（从元年开始，到十二年结束）
昭公卷二十三（从十三年开始，到二十三年结束）
昭公卷二十四（从二十三年开始，到三十二年结束）
定公卷二十五（从元年开始，到五年结束）
定公卷二十六（从六年开始，到十五年结束）
哀公卷二十七（从元年开始，到十年结束）
哀公卷二十八（从十一年开始，到十四年结束）
序
序
汉代司空掾任城人何休所作序言
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掾，音义为弋绢反。”
[疏]“汉司空掾”。解释说：汉，是巴地与汉水之间的地名。在秦二世元年，诸侯背叛秦国，沛县的人共同拥立刘季为沛公。二年八月，沛公攻入秦都，秦相赵高杀死二世，拥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冬季十月定为汉元年，子婴投降。
汉元年春季正月，项羽尊奉楚怀王为义帝。同年三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将天下划分为十八个诸侯国，改封沛公为汉王，统治巴汉之间的四十一县，建都于南郑。到了汉王五年冬季十二月，才击败项羽军队并将其斩杀。六年正月才称皇帝，于是取“汉”作为天下的国号，就像夏、殷、周既已平定天下，便取自己受命之地作为天下国号一样。所谓“司空”，是汉代三公的官名。“掾”，就是其下属官员，如同现在的三府掾属一样。
“任城樊何休序”。
解释说：任城，是郡名。樊，是县名。姓何，名休，字邵公。他的《本传》记载：“何休为人质朴不善言辞，但很有心思。精研六经，当世儒者无人能及。大儒陈蕃征召他，让他参与政事。陈蕃败亡后，何休受牵连被废黜禁锢，于是撰写《春秋公羊解诂》，深思苦想，闭门不出达十七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序，就是舒展、叙述的意思，舒展自己的心意，依次叙述经文和传文的义理，陈述自己作注的意图，所以称为序。
从前孔子曾说：
[疏]“昔者，孔子有云”。
解释说：昔者，就是古代、从前。所以《孝经》说：“昔者明王，”郑玄注解说“昔，就是古。”《礼记·檀弓》上篇说“予畴昔夜梦”，注解说：“昔就是从前”。那么，如果相对于后来而言，就说从前；如果相对于现在而言，就说古代。何休说前代古代的孔子曾说，云，就是说的意思。
“我的志向在于《春秋》，我的行为在于《孝经》。”
[疏]“吾志在”至“《孝经》”。
解释说：根据《孝经·钩命决》记载“孔子身处庶民之位，德行无处施展，功业无处成就，志向在于《春秋》，行为在于《孝经》”正是如此。所以《春秋》说志向在于，《孝经》说行为在于。《春秋》是赏善罚恶的书，见到善行能奖赏，见到恶行能惩罚，这本来是王侯的事，不是孔子所能实行的，所以只说志向在于而已；《孝经》是尊崇祖先、爱护亲人，劝勉子女侍奉父亲，劝勉臣下侍奉君主，道理关乎贵贱，是臣子应当实行的，所以说行为在于《孝经》。
这两部学问，是圣人的最高境界，
[疏]“此二”至“极致”。
解释说：二学，指《春秋》、《孝经》。极，就是尽。致，就是至。是说圣人创作这两部经典的时候，竭尽自己的至诚之心而创作，所以说这是圣人的最高境界。
是治理天下的紧要事务。
治，音直吏反。
[疏]“治世”至“务也”。
解释说：大凡各种经艺都是治理天下所必需的，但这部经典或是惩恶劝善，或是尊祖爱亲，对于拥有国家的人来说是最急切要实行的，所以说“是治理天下的紧要事务”，意思是治理天下的精要急务。《礼记·祭统》说：“大凡治理人的道理，没有比礼更急迫的。”礼，是指三王以来的制度，如果是在大道盛行的时代，礼相对于忠信来说就显得淡薄了。正因为孔子修订《春秋》，效法尧舜，所以说这些
。考诸旧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作“世”字者，俗误已行。
传《春秋》者非一。
[疏]“传《春秋》者非一”。
译考察旧本都写作“也”字，而且从道理上讲也应当如此。如果写作“世”字，那是世俗的讹误已经流传开来。
传授《春秋》的人不止一家。
[疏]“传授《春秋》的人不止一家”。
○解云：孔子至圣，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毌子都著於竹帛，与董仲舒皆见於图谶。”是也。故大史公云：“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董生相胶西王，疾免归家，以修学著书为事，终不治产业。”是也。又《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毌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故曰传《春秋》者非一。旧云“传《春秋》者非一”者，谓本出孔子而传五家，故曰非一。
本据乱而作，
[疏]“本据乱而作”。
○解云：孔子本获麟之后得瑞门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隐公以下，故曰据乱而作，谓据乱世之史而为《春秋》也。
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论，卢困反，下“持论”同
[疏]“其中”至“之论”。
○解云：由乱世之史，故有非常异义可怪之事也。“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复九世之雠而灭纪；僖元缺年，实与齐桓专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异义，言异於文、武时。何者？若其常义，则诸侯不得擅灭诸侯，不得专封，故曰非常异义也。“其可怪之论”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娄叔术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
说者疑惑，
[疏]“说者疑惑”。
○解云：此“说者”，谓胡毌子都、董仲舒之后，庄彭祖、颜安乐之徒。见经传与夺异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
[疏]“至有”至“戾者”。
○解云：此倍读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虽解经之理而反背於经。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异辞之言，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为见，故《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而颜氏分张一公而使两属，是其任意也。反传违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隐三年传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谓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书其日而已；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谓晦日食，失正朔於后，是以又不书日，但书其月而已。即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则日食之道不过晦朔与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颜氏以为十四日日食，是反传违戾也。
其势虽问不得不广，
[疏]“其势”至“不广”。
○解云：言说者疑惑，义虽不是，但其形势已然，故曰“其势”。虽复致问，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其说，故曰“不得不广”也。一说谓颜、庄之徒以说义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经、任意、反传违戾，是以何氏观其形势，故曰“其势”；维適畏人问难，故曰“维问”；遂恐已说穷短，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已说，故曰“不得不广”也。“维”误为“虽”耳。
是以讲诵师言至於百万犹有不解，
[疏]“是以”至“不解”。
○解云：此“师”谓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属也。言由庄、颜之徒解义不是，致地问难，遂尔谬说至於百万言。其言虽多，犹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犹有不解”矣。
时加酿嘲辞，
○酿嘲陟交反
[疏]“时加酿嘲辞”。
○解云：颜安乐等解此《公羊》，苟取顽曹之语，不顾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类是也。
译○解释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洞察无穷，预知秦朝无道，必将焚毁书籍，所以《春秋》的微言大义只口头传授给子夏。估计从秦朝到汉朝，才将这些内容记录在竹简和丝帛上，所以《说题辞》说：“传承我书的是公羊高。”戴宏的序言说：“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给他的儿子公羊敢，公羊敢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寿。到了汉景帝时期，公羊寿才将其弟子齐人胡母生记录在竹简和丝帛上，胡母生与董仲舒都出现在图谶之中。”就是这样。所以太史公说：“董仲舒是广川人，因为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时担任博士，放下帷幕讲诵经典。弟子们按照资历先后次序接受学业，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担任胶西王相，因病免职回家，以修习学问、著书立说为事，始终不经营产业。”就是这样。又《六艺论》说：“研究《公羊传》的，有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的弟子是嬴公，嬴公的弟子是眭孟，眭孟的弟子是庄彭祖和颜安乐，颜安乐的弟子是阴丰、刘向、王彦。”所以说传承《春秋》的人不止一家。过去说“传承《春秋》的人不止一家”，是指原本出自孔子而传给了五家，所以说不止一家。
本据乱而作，
[疏]“本据乱而作”。
○解释说：孔子原本在获麟之后，得到了瑞门的命令，于是作《春秋》，选取十二公，符合天的数目。因此不能选取周公、成王时期的史书，而选取隐公以下的史书，所以说“据乱而作”，是指依据乱世的历史来编写《春秋》。
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论，音卢困，下文“持论”同
[疏]“其中”至“之论”。
○解释说：因为依据的是乱世的历史，所以有非常奇特、怪异的事情。“非常异义”，就是指庄公四年，齐襄公为九世前的仇敌报仇而灭掉纪国；僖公、元公时期缺载年份，实际上是与齐桓公擅自封爵有关。这就是非常奇特的义理，意思是不同于文王、武王时期的常理。为什么呢？如果是常理，那么诸侯不得擅自灭掉其他诸侯，不得擅自封爵，所以说这是非常异义。“其可怪之论”，就是指昭公三十一年，邾娄国的叔术娶了嫂子，而《春秋》却认为他做得对。
说者疑惑，
[疏]“说者疑惑”。
○解释说：这“说者”，是指胡母生、董仲舒之后，庄彭祖、颜安乐等人。他们看到经文和传文在取舍上与常理不同，所以产生疑惑。
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
[疏]“至有”至“戾者”。
○解释说：这“倍”读作反背的背，不是倍半的倍。意思是说因为疑惑的缘故，虽然解释经文的义理，却反而违背了经文。例如成公二年，逢丑父代替齐侯站在左边，以保全他的君主。《春秋》没有谴责他，而解说者却谴责他，这就是违背经文。任意者，《春秋》有“三世异辞”的说法，颜安乐认为从襄公二十一年之后，到孔子去世，都算是“所见之世”，这是任意妄为。所谓任意，凡是说“见”的，必须是亲眼目睹其事，心中明白其理，才能称为“见”，所以《演孔图》说“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是所闻之世”。而颜氏把一位国君分开，使其同时属于两个时代，这就是任意妄为。反传违戾者，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照隐公三年的传文说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是指日食发生在正朔之日；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是指有的日食发生在正朔之前，有的发生在正朔之后。发生在正朔之前的，是指朔日在前，意思是初二日发生日食，错过了正朔在前，所以只记其日；发生在正朔之后的，是指朔日在后，意思是晦日发生日食，错过了正朔在后，所以又不记日，只记其月。例如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就是这样。据此来说，日食的规律不过是在晦日、朔日和初二日，那么宣公十七年说日而不说朔，显然是初二日发生日食。而颜氏认为是十四日发生日食，这就是违背传文、相冲突了。
其势虽问不得不广，
[疏]“其势”至“不广”。
○解释说：意思是解说者产生疑惑，义理虽然不对，但形势已经如此，所以说“其势”。即使再追问，也不得不广泛引用外部的文辞来试图完成自己的学说，所以说“不得不广”。另一种说法认为，颜安乐、庄彭祖等人因为解说义理产生疑惑，未能确定是非，导致违背经文、任意妄为、违背传文相冲突，所以何休观察这种形势，所以说“其势”；因为害怕别人问难，所以说“虽问”；于是恐怕自己的学说穷尽短浅，不得不广泛引用外部的文辞来试图完成自己的学说，所以说“不得不广”。“虽”是“维”的误字。
是以讲诵师言至於百万犹有不解，
[疏]“是以”至“不解”。
○解释说：这“师”是指胡母生、董仲舒之前的公羊氏等人。意思是说因为庄彭祖、颜安乐等人解说义理不对，导致问难，于是谬误的学说达到了百万言。虽然言语很多，仍有应当解释却解释不通的地方，所以说“犹有不解”。
时加酿嘲辞，
○酿嘲，音陟交
[疏]“时加酿嘲辞”。
○解释说：颜安乐等人解说这部《公羊传》，苟且取用粗俗鄙陋的言语，不顾义理的是非，就像世人说“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类的话一样。
○解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
以无为有，
[疏]“以无为有”。
○解云：《公羊》经、传本无以周王为天囚之义，而《公羊说》及庄、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故曰“以无为有”也。
甚可闵笑者，
[疏]“甚可闵笑者”。
○解云：欲存《公羊》者，闵其愚暗；欲毁《公羊》者，笑其谬通也。
不可胜记也。
[疏]“不可胜记也”。
○解云：言其可闵可笑处多，不可胜负，不可具记也。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疏]“是以”至“俗儒”。
○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治古学者，即郑众、贾逵之徒，贵文章矣。谓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则言乖典籍、辞理失所名之为俗，教授於世谓之儒。”郑、贾之徒谓《公羊》虽可教授於世，而辞理失所矣。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疏]“至使”至“可兴”。
○解云：贾逵者，即汉章帝时卫士令也。言“缘隙奋笔”者，庄、颜之徒说义不足，故使贾逵得缘其隙漏，奋笔而夺之，遂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矣。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贾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郑众虽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与谶合，帝王不信，毁《公羊》处少，兴《左氏》不强，故不言之。岂如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为真也，赐布及衣，将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则贾逵几废《公羊》，故特言之。
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
[疏]“恨先”至“二创”。
○解云：此先师，戴宏等也。凡论义之法，先观前人之理，听其辞之曲直然，以义正决之。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多随二创”也。而旧云公羊先师说《公羊》义不著，反与《公羊》为一创，贾逵缘隙奋笔夺之，与《公羊》为二创，非也。
此世之馀事，
[疏]“此世之馀事”。
○解云：何氏言先师解义虽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馀事。馀，末也。言戴氏专愚，《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犹天下闲事也。旧云，何氏云前世之师说此《公羊》不得圣人之本旨，而犹在世之末说，故曰世之馀事也。
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疏]“斯岂”至“过哉”。
○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败绩”者，争义似战陈，故以败绩言之。“失据”者，凡战陈之法，必须据其险势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败绩。若似《公羊》先师，欲持《公羊》以论《左氏》，不闲《公羊》、《左氏》之义，反为所穷，已业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余窃悲之久矣。
[疏]“余窃悲之久矣”。
○解云：何邵公精学十五年，专以《公羊》为已业，见《公羊》先师失据败绩，为他《左氏》先师所穷，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谓之“窃悲”。非一朝一夕，故谓之“久”。后拜为议郎，一举而起，陵群儒之上，已业得申，乃得公然叹息。
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
○毌音无。多得其正，
译○解释说：《春秋》三传的义理不同之处很多，经文的含义应当随经文本身而自然契合，但颜氏等人既然注解《公羊传》，却取用其他经典的义理，这就好比贼党闯入家门，导致主人惊慌错乱，所以说他们“失其句读”。
以无为有，
[疏]“以无为有”。
○解释说：《公羊》的经文和传文本来没有把周王当作上天囚犯的含义，但《公羊说》以及庄氏、颜氏等人却认为周王是上天的囚犯，所以说他们“以无为有”。
甚可闵笑者，
[疏]“甚可闵笑者”。
○解释说：想要保存《公羊》的人，怜悯他们的愚昧昏暗；想要诋毁《公羊》的人，嘲笑他们的荒谬不通。
不可胜记也。
[疏]“不可胜记也”。
○解释说：是说那些值得怜悯和嘲笑的地方太多，无法计算尽，也无法全部记载。
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
[疏]“是以”至“俗儒”。
○解释说：《左传》较早刻写在竹简帛书上，所以汉代称它为古学。《公羊传》在汉代才兴盛，所以称为今学，因此许慎在《五经异义》中说：“古学是《春秋左氏传》的解说；今学是《春秋公羊传》的解说”，就是这个意思。研究古学的人，就是郑众、贾逵等人，他们崇尚文采。被称为俗儒的，就是《繁露》中所说：“能通晓一经叫作儒生，博览群书叫作洪儒，如果言论违背典籍、辞理失当就称为俗，在世间教授叫作儒。”郑众、贾逵等人认为《公羊》虽然可以在世间教授，但辞理失当。
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疏]“至使”至“可兴”。
○解释说：贾逵，就是汉章帝时的卫士令。说“缘隙奋笔”，是因为庄氏、颜氏等人解说义理不足，所以让贾逵得以顺着他们的漏洞，奋笔驳斥他们，于是作了《长义》四十一条，说《公羊》义理短浅，《左传》义理深长，意图削弱《公羊》而振兴《左传》。郑众也作了《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门论述《公羊》的短处和《左传》的长处，这在贾逵之前。何氏之所以不提及郑众，正是因为郑众虽然扶持《左传》而诋毁《公羊》，但不符合谶纬，帝王不相信，诋毁《公羊》的地方少，振兴《左传》的力度不强，所以不提及。哪像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上奏给皇帝，皇帝嘉奖他，于是知道古学才是真实的，赐给他布匹和衣服，打算保存确立古学，但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那么贾逵几乎废除了《公羊》，所以特别提及他。
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
[疏]“恨先”至“二创”。
○解释说：这里的先师，指戴宏等人。凡是论辩义理的方法，先观察前人的义理，听取他们言辞的曲直，然后用正确的义理来决断。现在戴宏作《解疑论》来诘难《左传》，没有掌握《左传》的义理，不能用正确的义理来决断，所以说“观听不决”。“多随二创”，上文说“甚至有违背经文、任意妄为、反叛传文违逆”的，与《公羊》为一创；又说“援引其他经典失其句读”的，又与《公羊》为一创。现在戴宏作《解疑论》大多追随这两件事，所以说“多随二创”。而旧说认为公羊先师解说《公羊》义理不显著，反而与《公羊》为一创，贾逵顺着漏洞奋笔驳斥，与《公羊》为二创，这是不对的。
此世之馀事，
[疏]“此世之馀事”。
○解释说：何氏说先师解说义理虽然不对，但只要有已在《公羊》中必然保存的，所以说这是世间的馀事。馀，是末的意思。是说戴氏专断愚昧，《公羊》未能申张，这正是世间的末节小事，犹如天下的闲事。旧说认为，何氏说前世的老师解说此《公羊》不能得到圣人的本旨，而在世间的末节中解说，所以说世之馀事。
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疏]“斯岂”至“过哉”。
○解释说：“守文”，是固守《公羊》的文字。“持论”，是执持《公羊》的文字来议论《左传》，就是戴宏《解疑论》这一类。“败绩”，是争辩义理像战争，所以用败绩来说。“失据”，是凡是战争的方法，必须依据险要地势来自我巩固，如果失去所依据的地势，就不免败绩。如果像《公羊》先师，想要执持《公羊》来议论《左传》，不熟悉《公羊》、《左传》的义理，反而被对方困住，自己的事业破散，是失去所依据的地方，所以用这个来比喻。
余窃悲之久矣。
[疏]“余窃悲之久矣”。
○解释说：何邵公精研学问十五年，专门以《公羊》为自己的事业，看见《公羊》先师失据败绩，被其他《左传》先师所困，只是在室内悲伤而已，所以称为“窃悲”。不是一朝一夕，所以称为“久”。后来被任命为议郎，一举而起，凌驾于群儒之上，自己的事业得以申张，才得以公然叹息。
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
○毌音无。多得其正，
[疏]“往者”，至“其正”。
○解云：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虽取以通传意，犹谦未敢言已尽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敌《长义》，以强义，为《废疾》以难《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尽在注传之前，犹郑君先作《六艺论》讫，然后注书，故云“往者”也。何氏谦不言尽得其正，故言“多”尔。
译[疏]“往者”，到“其正”。
○解释说：胡毋生虽然原本以《公羊》经、传传授给董仲舒，但依然独自另外撰写了《条例》，所以何休选取它来贯通《公羊》。虽然选取它来贯通传文的意旨，但何休仍谦逊地不敢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胡毋生的宗旨，所以说只是“大致依据”罢了。何休的著作，有写《墨守》来抵御《长义》的诘难，用强有力的义理来辩驳；写《废疾》来诘难《穀梁》，写《膏肓》来指摘《左氏》的短处，这些都在注解传文之前完成，就像郑玄先写完《六艺论》之后，才注解书籍，所以说“往者”。何休谦逊地不声称自己完全掌握了正确的义理，所以说“多”罢了。
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隐括，古夺反，结也。
[疏]“故遂”至“墨焉”。
○解云：隐谓隐审，括谓检括，绳墨犹规矩也。何氏言已隐审捡括《公羊》，使就规矩也。然则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谶记不见者，书不尽言故也。而旧云善射者，隐括令审，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隐括《公羊》，能中其义也。凡木受绳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
隐公卷一（起元年，尽元年）
隐公卷一（起元年，尽元年）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
○陆曰：解诂，佳买反；下音古，训也。
[疏]“春秋”至“第一”。
○解云：案旧题云“春秋隐公经传解诂第一公羊何氏，”则云：《春秋》者，一部之总名；隐公者，鲁侯之谥号；经传者，杂缛之称；解诂者，何所自目；第一者，无先之辞；《公羊》者，传之别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则升“公羊”字在“经传”上退“隐公”字在“解诂”之下，未知自谁始也。又云“何休学”，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於师，乃宣此义不出於巳’。”此言为允，是其义也。
○问曰：《左氏》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不审《公羊》之义，孔子早晚作《春秋》乎？
○答曰：《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
○问曰：若《公羊》之义，以获麟之后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纟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黄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语》孔子厄於陈、蔡之时，当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
○答曰：孔子厄陈、蔡之时，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犹在获麟之后也。故《家语》云：“晋文之有霸心，起于曹、卫越王句践之有霸心，起于会稽。”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愤厉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
○问曰：若《左氏》以为夫子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至十二年告老，见周礼尽在鲁，鲁史法最备，故依鲁史记修之以为《春秋》。《公羊》之意，据何文作《春秋》乎？
○答曰：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大汉用之训世，不应专据鲁史，堪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
○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馀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
○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史，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何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皆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
○问曰：若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何故《春秋说》云“据周史立新经”乎？
○答曰：闵因叙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此言之，周为天子，虽诸侯史记，亦得名为周史矣。
○问曰：《六艺论》云：“六艺者，图所生也。”然则《春秋》者，即是六艺也，而言依百二十国史以为《春秋》何？
○答曰：元本“河出图，洛出书”者，正欲垂范於世也。王者遂依图书以行其事，史官录其行事以为《春秋》，夫子就史所录，刊而脩之，云出图书，岂相妨夺也？
○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
译所以便加以矫正，使其符合规范。
○隐括，音古夺，意为矫正。
[疏]从“故遂”到“墨焉”。
○解释说：隐，指隐审；括，指检括；绳墨，如同规矩。何氏说，自己已经隐审检括《公羊》，使其符合规矩。由此可见，何氏最重视《公羊》。至于谶记中未见记载，是因为书籍不能尽述言语的缘故。而旧说认为，善于射箭的人，隐括使箭靶审正，射箭必定能中；何氏自称已隐括《公羊》，能契合其义理。凡是木材经过绳墨校正，其直是必然的；何氏自称以规矩校正《公羊》，使其归于正道。
隐公卷一（从元年开始，到元年结束）
隐公卷一（从元年开始，到元年结束）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
○陆德明说：解诂，音佳买；下字音古，意为训释。
[疏]从“春秋”到“第一”。
○解释说：查考旧本题目为“春秋隐公经传解诂第一公羊何氏”，那么说：《春秋》，是一部书的总名；隐公，是鲁侯的谥号；经传，是杂糅繁复的称呼；解诂，是何休自定的书名；第一，表示没有先前的意思；《公羊》，是传文的别名；何氏，是邵公的姓氏。现在的定本则将“公羊”二字移至“经传”之上，将“隐公”二字退至“解诂”之下，不知是从谁开始的。又说“何休学”，现在查考《博物志》说：“何休注《公羊》，称‘何休学’。有不理解的地方，有时回答说‘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此说合理，是其义理所在。
○问：《左氏》认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十二年告老，于是作《春秋》，到十四年经文完成，不知《公羊》之义，孔子作《春秋》是早是晚呢？
○答：《公羊》认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到端门的命令，才作《春秋》，到九月停止笔削，《春秋说》中有其文记载。
○问：如果《公羊》之义，认为获麟之后才作《春秋》，为何“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牢狱中，于是慨然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从前西伯拘禁在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国语》；孙子被膑刑，而论述《兵法》”，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不能通达其道”，所以从黄帝开始作其文章呢。查考《家语》孔子困厄于陈、蔡之时，正当哀公六年，为何说十四年才作呢？
○答：孔子困厄于陈、蔡之时，开始有作《春秋》之意，但正式作《春秋》还在获麟之后。所以《家语》说：“晋文公有称霸之心，起于曹、卫；越王句践有称霸之心，起于会稽。”陈、蔡之间的困厄，是孔丘的幸运，怎么知道不是激愤厉志，开始于此呢？这是有意为之。
○问：如果《左氏》认为孔子鲁哀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到十二年告老，见周礼尽在鲁国，鲁国史法最完备，所以依据鲁国史记修撰为《春秋》。《公羊》之意，依据什么文献作《春秋》呢？
○答：查考闵因叙说：“从前孔子受端门之命，制定《春秋》之义，派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国史记，得到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文确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中都有其文记载。”由此说来，孔子修《春秋》，上祖述尧、舜，下包容文、武，又为大汉用来训导世人，不应专门依据鲁国史书，足以作为王者之法，所以说依据百二十国宝书。周史而称宝书者，宝，即保，因其可世代传保以为警戒，故称宝书。
○问：如果这样，《公羊》之义，依据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现在经文只有五十余国，连同戎夷宿潞之类，仅有六十国，为何说百二十国呢？
○答：起初寻求时，确实得到百二十国史，但只有极美可以训导世人，极恶可以警戒世俗的，才选取；若不可为法的，都舍弃不录，所以只得到六十国。
○问：如果说依据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为何《春秋说》说“依据周史立新经”呢？
○答：闵因叙说：“派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国史记，得到百二十国宝书。”由此说来，周为天子，虽然诸侯史记，也可名为周史了。
○问：《六艺论》说：“六艺者，图所生也。”那么《春秋》即是六艺，而言依据百二十国史作《春秋》是何意？
○答：原本“河出图，洛出书”，正是想要垂范于世。王者于是依据图书以行事，史官记录其行事以为《春秋》，夫子就史官所录，刊削修撰，说出于图书，岂相妨碍呢？
○问：查考《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