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译《春秋》这部经典，本是圣人阐明明白正大之道的著作，却反而被解释得晦涩怪异，真是令人叹息啊！幸好有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叶梦得、陈岳等人出现，能够辨析《春秋》三传的错误，至于他们自己提出的学说，又难免陷入褒贬凡例的弊端。后来又得到吕本中、郑樵、吕祖谦、李光、戴溪、赵师秀、黄震、赵浚等儒者，杰出地想要扫除陋习，但来不及详细考证。我端学愚钝，对此忧虑已久，私下曾采集辑录各家中符合经义的说法，称为《本义》，并在其中偶尔附上自己的意见，又撰写《辨疑》来考订三传中似是而非之处，撰写《或问》来校勘诸儒见解的异同，历时二十多年才完成，仍然不敢向他人请教以求指正，大概是因为这部经典意义重大，积弊时间长久，不是浅见末学所能穷尽的。我曾说，阅读《春秋》的人，只要依据经文，平心静气，深入探究其主旨，那么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理与义理，无论大小都能相互关联，首尾都能相互呼应，那些支离破碎、刻意巧辩诡诈的说法，自然就不能迷惑人心。圣人悲悯诚挚的心意、克制私欲恢复礼制的准则，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而鉴戒也就昭然若揭了。这部书，虽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心法不敢妄加揣测，但知晓根本的君子或许会有所采纳吧。泰定丁卯年四月十六日，四明人程端学作序。

译《春秋》传注的名氏如下：

《左氏传》、《外传》（有人说楚左史倚相是后者，这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说是左丘明的，

不对）；

《公羊氏》（齐人高，字汉）；

《谷梁氏》（鲁人赤，秦孝公

时人）；

《杜氏》（杜陵人预，字元凯）的传、集解、释例；

《何氏》（任城人休，字邵公）的《膏肓》；

《范氏》（顺阳人甯）的集解；

《孔氏》（武子）的正义；

《徐氏》（颖，字达彦，或说不是）的疏；

《杨氏》（知撰）的疏；

《荀子》（人）的《公子姓谱》（士勋卿，或说

是依托之作）；

《董子》（其人）的《决事比》、《繁露》（广川人仲舒，或说不是）；

《刘氏》（董子之）；

《郑氏》（书向子）的《鍼》；

《贾氏》（政，字元康）的《大义》；

《郑氏》（成，字景城）的《长义》；

《刘氏》（〇）的《述议略》；

《韦氏》（昭，字宏嗣，云阳人）注《外传》；

《啖氏》（助，字叔佐，赵郡人）的《集例说》；

《赵氏》（匡，字伯循，河东人）的《阐微纂类》、《义统》；

《陆氏》（淳，改名质，字伯冲，吴人）的《集纂例辨疑微旨》；

《陆氏》（希声，字居阳，号遁叟，吴郡人）的《通例》；

《杨氏》（蕴，字藏机）的《公子谱》；

《卢氏》（全，字玉川）的《摘微》；

《黄氏》（敬，字密）的《春秋图》；

《李氏》（瑾，字子玉）的《指掌》、《碎王》；

《陈氏》（岳）的《折衷论》、《通例》；

《冯氏》（继先，蜀人）的《名号归一图》、《名字同异录》；

《胡氏》（瑗，字翼之，海陵人）的《口义》；

《石氏》（介，字守道，徂徕人）的《说》；

《孙氏》（复，字明复，平阳人）的《尊王发微》、《总论》、《三辨失解》；

《叶氏》（清臣，字道卿，长洲人）的《纂类》；

《江氏》（休，字复邻防）的《世论》；

《杜氏》（京兆人）的谱；

《欧阳氏》（修，字永叔，庐陵人）的《论》、《或问》；

《王氏》（沿，字圣源，馆内人）的《集笺义》；

《王氏》（哲）的《通义》、《异义》、《皇纲论》；

《李氏》（尧俞）的《集义略论》；

《朱氏》（定，字授扵，师道先生）的《索隐》；

《杜氏》（谔，字献可，江阳人）的《防义》；

《杨氏》的《辨要》；

《齐氏》（贤良）的《旨要》；

《陈氏》（洙）的《索隐论》；

《苏氏》（辙，字子由，号颍滨，眉山人）的传；

《刘氏》（敞，字原父，号公是，临江人）的《意林》、《权衡》、《说例》；

《刘氏》（攽，字赣父，号公非，临江人）；

《刘氏》（絇，字质夫，常山人）的《说》；

《孙氏》（觉，字莘老，高鄄人）的《经解》、《经社要义》、《学纂》；

《程子》（颐，字正叔，号伊川，河南人）；

《张子》（载，字子厚，号横渠，大梁人）；

《晁氏》（以道，字説之，号景迂，济北人）；

《陆氏》（佃，字农师，山阴人）的《后》；

《杨氏》（彦龄，字衍之，河南人）的《年表》、《蒙求》；

《沈氏》（括，字存中）的《机括》；

《赵氏》（瞻，字大观，长安人）的《经解义例》；

《唐氏》（既，字潜亨，荆南人）的《邦典》（与其子孜问答）；

《晁氏》（补之，字无咎，济南人）的《杂论》；

《孙氏》（子平，三山人）的《人谱》（与练同撰）；

《练氏》（鸣道，闽山人）；

《朱氏》（长文，字伯原，吴郡人）的《通志》；

《家氏》（安国，巴川人）的《通义》；

《张氏》（暄）的《鉴图》；

《马氏》（择言）的《要类》；

《高氏》（闶，字抑崇，号息斋，四明人）的《集注》；

《许氏》（翰，襄陵人）；

《张氏》（大享，字嘉父，吴与人）的《五礼例宗》、《通训》；

《杨氏》（时，字中立）；

《章氏》（拱之，浦城人）的《统微》；

《叶氏》（梦得，字少蕴，括□人）的《谳》、《攷》、《传》、《旨要》、《统例》；

《黎氏》（錞，字希声，蜀人）的《经解》；

《王氏》（斐）的《义解》；

《丁氏》（副）的《演圣统例》、《三异同》；

《崔氏》（子方，字彦直，号西畴，涪陵人）的《经解》、《本例》、《例要》；

《吕氏》（奎）的《要旨》；

《刘氏》（易，定襄人）的《经解》；

《吴氏》（元绪，彭门人）的《鼓吹》；

《范氏》（柔中，南城人）的《见微》；

《吴氏》（孜，防稽人）的《折衷义》；

《谢氏》（子房）的《备对》；

《朱氏》（振，应天人）的《正名赜隐旨要》并叙论（不拘类例，专取经意）；

《指要》；

《沈氏》（滋，字仁）的《兴亡国鉴》；

《陈氏》（禾，字秀实，四明人）的《传》、《统论》；

《郑氏》（昻，字尚明，长乐人）的《臣传》；

《邓氏》（骥，字徳称，延平人）的《指踪》；

《石氏》（公孺，防稽人）的《类例》；

《吕氏》（本中，字居仁，东莱人）的《解》；

《胡氏》（安国，字康侯，建安人）的《传通旨》；

《胡氏》（铨，字邦衡，庐陵人）的《集善》；

《李氏》（棠，字子思，蜀人）的《时论》；

《朱氏》（震，字子发）的《讲义》；

《余氏》（鄱阳人）

译【安行】新传

【颍川】韩氏【璜，字叔夏】人表

【成都】范氏【冲，字元长】左氏讲义

【鄱阳】洪氏【皓，字元弼】纪咏

【临川】邓氏【名世，字元亚】四谱，辩论谱説

【长乐】刘氏【本】中论

【东平】毕氏【良史，字少董】正辞、通例

译【广汉】周氏【彦熠】：《明义》

【三衢】毛氏【邦彦】：《正义》

【舒城】王氏【日休】：《明例》

【丹阳】洪氏【与祖庆善】：《本旨》

【庐陵】董氏【自任】：《总鉴》

夏氏【休】：《素志》、《麟台独讲》

黄氏【叔敖】：《讲义》

【淮阳】环氏【中应仲】：《二十国年表》、《列国臣子表》

郑氏【樵渔仲夹漈】：《地名讲》、《传》、《考》、《六经图辩》

【新安】朱子【熹元晦】：《语录》、《文集》

【广汉】张子【栻敬夫】

林氏【之竒少颖】：《通解》

【东莱】吕氏【祖谦伯恭】：《集说》、《类说》、《续说》

左氏《国语类编》【门人所编】

【睢阳】程氏【迥可久沙随】：《显微例目》

【龙川】陈氏【亮文伯】：《比事》

【九峰】蔡氏【沈仲默】

【永嘉】陈氏【傅良君举止斋】：《章旨》、《类说》、《后传》

【眉山】任氏【伯雨、德翁】：《绎》、《圣新传》

【饶州】张氏【根知常吴园】：《指南》

【吴兴】章氏【冲茂深】：《左氏事类始末》

【彭城】晁氏【公武子政】：《故训传》

延陵先生：《讲义》

【江陵】项氏【安世平甫】：《家说》

【建安】真氏【德秀景元】

林氏【拱辰】：《传》

【泉州】徐氏【定德操】：《解》

【临江】徐氏【得之思叔】：《国纪》

【河东】薛氏

林氏【栗黄中】：《经传集解》

王氏【镃】：《门例通解》

吴氏【仁杰斗南】：《论》

【永嘉】薛氏【士龙季宣】：《旨要》、《经解》

【公辅】任氏：《集解》

王氏【汝猷】：《外传》【不用三传】

师氏【协】：《解》

何氏【涉济川】：《本旨》

宋氏【宜春】：《新义》

【蜀】程氏【公说伯刚】：《分记》

【竹隐】赵氏【鼎承之】

【襄阳】谢氏

【永嘉】吕氏【大圭朴乡】：《传》、《或问》、《五论》

虞氏【复之】：《大义》

【清江】张氏【洽主一元德】：《集注》、《集解》

【莆田】陈氏：《说》

赵氏【鹏飞企明木讷】：《经筌》

戴氏【溪岷隐】：《讲义》

江氏【熙】

朱氏【由义】：《解》

孔氏：《书法》

张氏【应霖心】：《纂说》

徐氏【东海】：《经旨》

范氏：《断例》

王氏：《直解》

陈氏：《解义》

【巴川】阳氏【恪、以斋】：《夏时考正》

【莆田】方氏：《集解》

李氏【焘秀岩】：《集注》、《考》

李氏：《要旨》

邹氏：《笔记》

【三山】林氏：《类考》

【神童】江氏：《说》

敬氏【铉】：《备忘》

陈氏：《世家》

张氏：《列传》

方氏【九思】：《或问》

家氏【铉翁则堂】：《集传详说》

【四明】王氏【贯道】：《传》

【四明】赵氏【与权说道存耕】：《奏议》

【四明】黄氏【震东发】：《日钞》

【四明】王氏【应麟厚斋】：《困学纪闻》

【四明】赵氏【孟何浚南】：《法度编》

【四明】戴氏【铨少胡】：《微》

【四明】戴氏【培父】：《志》

氏：《纪传》

氏：《四传》

氏：《类》

氏：《例》

氏：《表记》

氏：《王侯世家》

氏：《地名谱》

《春秋传名氏》

《春秋纲领》

《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管仲之器小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

译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老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鲁国的爵禄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已经衰微了。陈成子杀害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去朝见，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害了他的国君，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国君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去那三位大夫处报告，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译《礼记》说：“组织言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对我国有利的办法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说：‘怎样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对我的家族有利？’士人和平民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取千辆，从千辆中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不夺取全部就不会满足。没有施行仁爱的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没有施行义理的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大王只要说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

孟子说：“世道衰微，正道微弱，邪说暴行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有，儿子杀害父亲的有。孔子对此感到恐惧，于是作了《春秋》。《春秋》是天子所做的事。（浚南赵氏说：天子之事，乃是继承天道、确立准则的事，后世把褒贬赏罚当作天子之事，这是错误的。）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项氏说：解说的人认为《春秋》在简册上书写他们的罪行以警示万世，所以乱臣贼子畏惧，这是不对的。名声的善恶，足以惩戒劝勉中等资质的人，并不是乱臣贼子所畏惧的。他们连父亲和君主都不顾，又怎么会顾惜名声呢？况且弑君叛逆的罪行，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等到孔子书写后才明白。王莽、董卓、曹操、赵高的罪行，没有经过孔子的笔，而街巷小民至今知道他们是乱臣贼子。您说一个书生拿着笔书写，就能使他们产生畏惧之心，这真是小孩子的见识。那么孟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孔子的意图，只有孟子知道罢了。《春秋》的法度，谨慎名分，防范细微，重视兵权，厌恶世袭卿位，禁止外交，严格宫闱，统一政令，不实行两种政令，凡是用来在乱贼未发生前杜绝其根源的，其道理无不具备；用来在乱贼已发生后诛讨的，其法度无不列举。这个义理一旦明白，乱臣贼子环绕天下而无处容身。做君主的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尚未作乱的就不会发动；做臣子的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已经作乱的就不会逃脱。好比居住在山林中防备虎豹，加高围墙，谨慎门户，拓宽道路，清除杂草，严格随从，简化出入，他们固然没有机会窥探我的空隙。又磨砺戈矛，罗列弓弩，挖掘陷阱，张开笼槛来等待他们，虽然有异能的野兽、绝力的禽鸟，也将恐惧战栗而远远逃遁，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创作，而奸雄之所以畏惧的原因。唉！不是孔子谁能修撰它？不是孟子谁能理解它？）

王者的事迹衰微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是一样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它们的文辞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窃取而来的。”《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好一些，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不相征伐。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霸主必定要有大国；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者，王者不依赖大国。凭借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内心服从，是因为力量不足；凭借德行使人服从，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军队去讨伐。所以天子只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只征伐而不讨伐。五霸，是纠集诸侯去攻打其他诸侯的人。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亲身践行；五霸，是假借仁义。长期假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拥有呢？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公孙丑说：“老师如果在齐国执政，管仲、晏子的功绩，可以重新实现吗？”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曾西说：‘管仲得到君主那样专一信任，执掌国家政事那样长久，功业却那样卑微。你怎么曾把我比作他呢？’）孟子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人，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

庄子说：“《春秋》，是记载经世先王志向的书，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用以阐明名分。”

《公羊传》说：“君子为什么作《春秋》？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董仲舒说：“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用，正道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明辨是非，决定犹豫不决的事，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政，振兴废弛，这是王道的大体。《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辞达数万，其指涉千万，事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不得保全社稷

译像稷这样的人不可胜数。考察他们之所以如此，都是失去了根本的缘故。所以《易经》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已久的结果。”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不能察觉，后面有贼人而不能知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位弑君的死罪名声。他们实际上都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道义，被加上空洞的罪名而不敢推辞。如果不通晓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遭到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是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情况，是天下的重大过错。把天下重大的过错加给他们，他们就承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礼在祸患未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在祸患已发生之后加以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禁止作用难以知晓。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不能得到任用，所以写作《春秋》，留下空文来裁断礼义。”又说：“仁爱的人，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朱熹说：“这是《春秋》的大旨”】因此孔子的门下，即使是三尺高的孩童，也羞于称颂五霸，认为他们先尚诈力而后仁义【真氏说：“孟子之后，能深刻驳斥五霸的只有董仲舒。仁人只知道端正道义罢了，不论利之有无；只知道阐明大道罢了，不计功之有无。义指事物当然的道理，道指天下通行的途径，其实是一样的。霸主只追求利……”】谋划而顾不上道义，只计较功效而顾不上大道，这就是被孔子门下所排斥的原因】《春秋》含义深奥而显明，没有传注而显著，《春秋》没有通行的条例。

译杜氏说：“《春秋》不以日月作为定例。”孙氏说：“《春秋》互相以日月作为定例，很多地方都讲不通。”王通氏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衡量轻重的权衡，是判断曲直的绳墨，舍弃它就没有可取的了。”

韩氏说：《春秋》严谨周密。

邵氏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与过错不能互相掩盖。五霸是功劳之首，也是罪恶之首。先确定五霸的功过，然后学习《春秋》，大体宗旨就确立了。《春秋》之中，有功的人没有比四国更大的，有过的人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不先理清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条理，不能领会圣人的心意。《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称为名分的书。圣人的经典，浑然天成没有痕迹，如同天道一样。《春秋》记录实事，善恶就在其中显现出来。”又说：“《春秋》记载实事，善恶自然显现，这就是天理的自然，而不是一个人的私意。”

欧阳氏说：“孔子是圣人，万世取信于他一人就够了。像公羊、谷梁、左氏这三个人，博学多闻，他们的传注不能没有失误。孔子对于经，三子对于传，有所不同，那么学者宁可舍弃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这真是大惑不解啊。”又说：“三子对于经很勤勉，他们叙述经中的事迹，有时依赖他们的详细记载；至于他们传注的失误，则错误很多。他们阐述经中的意旨，有时也有所得；等到他们失误时，本想尊崇圣人反而贬低了圣人，本想尊崇经典反而贬低了经典。取用他们详细且正确的部分，废弃他们失误的部分，是可以的；赞赏他们尊崇圣人的心意，是可以的；取用他们贬低圣人的说法，是不可以的。”问的人说：“传注有所废弃，那么经文中就有不通的地方，怎么办？”回答说：“经文不依赖传注就能通晓的占十分之七八，因为传注而困惑的占十分之五六。日月万物都仰赖光明，然而对于盲人来说并不明亮，如果有东西遮蔽，也看不见。圣人的意旨清楚地写在经文中，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见，不被其他说法遮蔽的人才能看见。”

程子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兴起来统治他们，治理他们使争夺平息，引导他们使生养顺利，教化他们使伦理明白，然后人道确立，天道成就，地道平正。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顺应时势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不先于天而开启人，各自因时确立政教。等到三王相继兴起，三重制度已经完备，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就完备了。圣王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模仿古人的踪迹，也只是私意妄为罢了，违背了道。汉朝专门以智力和武力持守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夫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复出现，顺应天意人心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不怀疑，百代等待圣人而不迷惑。先儒的传注说：‘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个字。’不是言辞不需要增添，是说他们不能参与其中的意旨。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却不知道。观察百物，然后认识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从一事一义想要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探求其精微。后王知道《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又说：“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断例一样。律令只说法律，至于断例，才开始看到法律的应用。”杨氏说：“孔子对于六经，言说其理；《春秋》，记载其行事。如果懂得六经的理，《春秋》确实不难知道。”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应用全在这本书中，所谓不如记载在行事中深切明显。有重复言说的，如征伐、盟会之类，大概想要成书，形势必须如此，不可事事都寻求不同的义理，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义理就必须分别。《春秋》一句就是一件事，是非就在这里显现，这也是穷究事理的关键。《春秋》以什么为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用传注考察经中的事迹，用经文辨别传注的真伪。”朱子说：“左氏曾见过国史，只是不知道大义，专门在小处穿凿附会，往往不曾讲学。左氏说的礼，都是周末衰乱不合常理的礼，没有可取的。陈君举所以说礼多错，是因为他多本于左氏。公羊、谷梁考察事迹很疏略，这两人是经生，传下来许多说法。”又说：“左氏有浅陋的地方，如‘君子曰’之类，毛病很多。”又说：“左氏的毛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以义理的正统为根本。”又说：“左氏是趋时避害的人，要置身于安稳之地，而不识道理，在大伦常处都错了。大学论所止，便说君臣父子，左氏哪里知道这个？如说周郑交质，却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假使孔子议论这个，肯这样说吗？尚能说他与圣人好恶相同吗？”又说：“左氏传是个博记的人作的，只是以世俗见识判断其他事情，都是功利之说。”又说：“近来言

译《春秋》一书，都是计较利害关系，大义却未曾见到。像陆淳、孙明复这些人，虽然对圣人经典理解不深，然而看他们推演阐述治国之道，令人敬畏，终究是领悟了圣人的本意。」晁氏说：「《左传》的弊病，在于专断而放纵；《公羊传》的弊病，在于杂乱而拘泥。《谷梁传》既不放纵也不拘泥，却失之于随顺附和。」

译《春秋》大体上记载的原则是，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这是因为各自蕴含不同的义理，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条例。

张子曰：“《春秋》这部书，在古代原本没有，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义理明晰、精微，几乎无法学习。以前的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解说大多牵强附会。”

〇山杨氏说：“《春秋》的道理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只是解说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见来裁断，所以产生了不同的议论。如果义理已经明白，《春秋》并不难理解。”又说：“学者如果掌握了五经的道理，《春秋》确实不难理解。”

康侯胡氏说：“古代各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修订，它是史官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而孟子阐发其宗旨，认为这是天子的职责。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松弛，乱臣贼子接连出现于当世，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孔子是天理所在之人，如果不以匡正天下为己任，还有谁可以呢？五常之道不敦厚，是他应当叙明的；五礼之制不被采用，是他应当确立的。所以说：“文王去世后，文化传统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传承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认为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显著。”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道理，通过具体行事才能显现其作用。因此，孔子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拨乱反正。叙明先后的伦理，从而五常之道从此可以敦厚；确立上下的名分，从而五礼之制从此可以施行；善行从此可以劝勉，恶行从此可以惩戒。他的志向在于经世济民，他的功绩配得上大禹治理洪水、周公驱除猛兽，其大要都是天子的职责。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因此，《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泛言论可比拟的。百代君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部书中。学习这部经书，确实是穷究义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的。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其行事记载完备，孔子根据事件选用言辞，深切显著，这与五经不同。本来周室东迁后，礼乐征伐由诸侯发起，到周平王末年，王室的踪迹已经熄灭，所以《春秋》作于鲁隐公之初。到了鲁庄公、鲁僖公之后，五霸相继兴起，假借仁义行事，拥戴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号令征伐，没有人敢不服从。霸业既衰，诸侯放纵，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专权自用，官员丧失德行，宠幸贿赂日益明显，然后家臣掌控国政，夷狄控制中原，这都是逐渐发展导致的极端结果。孔子自认为没有职位和时机，大道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制定《春秋》之义，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为后世留下训诫。大概洪水滔天，百姓困苦，与箫韶之乐奏响九遍，百兽随之起舞，都记载在《虞书》中；大树被拔起，与嘉禾合颖，鄙薄我周邦，与六服承德，都垂范于《周史》，这是上古帝王记载史事的惯例。到了《春秋》，凡是吉祥瑞应的符兆、礼仪常规之事，都删削不记载，而灾异变故、政事缺失则全部记载以警示后世，使后人观察天人之理，产生恐惧敬畏之意，如同这些话就在耳边，如同写在衣带上，如同列在座右，如同几杖盘盂上有铭文警戒，这是史官之外传达心志的重要典籍，借此反省自身日益修省，等到时间久了，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从自身治理国家，推行于天下。学习《春秋》的人必须知道纲领，然后众目才能有条理而不混乱。

吕氏说：“《春秋》这部书，凡是用来使人克制私欲、恢复礼制，从而回归人道正途罢了。毫发不合于礼，那么在心术细微之处必定有不得当的地方。只有能够以义克制自己，追求符合礼制，那么心胸宽广、气势旺盛，最终必定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

夹漈郑氏说：“把《春秋》当作褒贬工具的人，是扰乱《春秋》的人。”

朱子曰：“《春秋》的大防，可见的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内尊中国、外斥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像以前儒者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有深意。”又说：“《春秋》正义明道，贵王贱伯，尊君抑臣，匡正内部、抵御外患是其大义，而以爵位、氏姓、名字、日期、土地等作为褒贬之类，像法家那样深刻，那是传述者的牵强附会。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定公、哀公之时，圣人亲眼所见，据实而书；隐公、桓公之世，时代久远，史册也有简略之处，夫子也只是根据史册写出罢了。】又说：“《春秋》就是直接记载当时的事，要让人看到当时的治乱兴衰，不是在某个字上确定褒贬。当时大乱，圣人据实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某个字间寻求褒贬所在，恐怕不对。”又说：“孔子只是要完备记载二三百年间的事，取史文略微加以修定，何曾说过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呢？况且像会盟征伐，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起、放纵罢了；郊祀禘祭，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像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

译《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礼，这是不必望而仍然望；记载仲遂去世，却仍然举行绎祭，这是不必绎而仍然绎。这样看，却十分分明。」又说：「圣人光明正大，不应通过一字来褒贬他人，不过是直书其事，善与恶自然清晰可见。《春秋》传中的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哪里会有这么多义例？《春秋》一事各阐明一例，如同看风水，移步换形，但用今人的心思去探求圣人的意图，未达到圣人洒脱明澈的境界，就不能没有失误。朱子说从延平先生那里得到的见解就是这样。《春秋》本是阐明道义、匡正正义的书，今人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取私利，大义就晦暗了。齐桓公尚且直率，那样去做；到了晋文公，做了千般曲折诡诈的事，所以孔子有正与谲的议论。」又说：「比如兴灭国、继绝世、诛除残暴、禁止暴行、安抚诸侯而尊崇周室，各种好事都做了，只是没有恻隐之心。他本来是想成就自己的霸业，又恰好有这些名目，所以不得不举行。」真氏说：「齐桓公讨伐卫国，看似尊崇周王，而心思却在索取贿赂；他在鲁国慰问灾难，看似体恤邻国，而心思却在窥探国情。就名义最正当的，无过于救援邢国、葵丘会盟，然而他的心思却是仗义来使诸侯服从，以成就自己的霸业。像这类，都是所谓的假仁。对于小国，则灭谭、灭遂、降鄣、迁阳，这都是以武力使他们服从。然而遂国既已灭亡，而亡国遗民还能歼灭齐军，则人心不服可知了。至于大国，对于楚国，虽然仗着诸侯的众多，打着王室祭祀的名义，能使其在召陵受盟，没过几年，就讨伐我的盟国黄国，又进而灭掉它，齐国终究不能救援。后来又讨伐我的盟国徐国，齐国虽然救援，终究不能阻止其失败。对于晋国，未曾能使它参与一次会盟。大概曾夺取虢国和虞国，没听说他以灭同姓去质问；又曾杀太子申生，没听说他以废嫡子去纠正；葵丘会盟，晋国将来会盟却中途返回，也没听说他去责问。大概他的力量所到之处，就能使对方服从；力量所不及之处，就不能使对方服从。等到他晚年，修筑缘陵而诸侯离散，修筑鄫地而未成功，狄人侵犯卫国，又侵犯郑国而不能遏制，鲁国灭项，虽然讨伐其罪却不能坚持到底，即使是容易使服从的，也不能使他们心服了。更严重的是，他死后不久，曹、卫、邾的军队就已经被讨伐了。至于晋文公的诡诈，比起齐桓公的正直，又不如了。本来没有义，却借一事显示义；本来没有信，却借一事显示信；本来没有礼，却借一事显示礼。所谓显示，是表彰宣扬以夸耀众人。所以刚刚朝见周王不久，就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隧葬，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是窥探大位。阳樊不服就包围它，原不服又包围它，名义上虽然是受地于周王，实际上是以武力夺取。五霸中齐桓、晋文最为兴盛，然而都是以武力假借仁义，而不本于德行，所以能屈服他人的力量，而不能使人心服。看从前成汤兴起，东征而西夷怨恨；文王兴起，大者畏惧而小者归附，是怎样的呢？《春秋》是末后的事，只有理明义精，才能看得清楚。」

译黄氏说：“孔子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孟子说：‘《春秋》是天子做的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畏惧。’大概在那个时候，王道纲纪松弛，篡位夺权之事接连发生，孔子没有获得职位来行使他的权力，于是依据史官的记录来修订《春秋》，就事论事地直书其事，乱臣贼子无法逃避他们的罪责，从而王道法度得以彰明，这就是所说的拨乱反正。这就是他的志向，这就是天子做的事，所以《春秋》没有超出孔子自己所说的，以及孟子用来论述《春秋》的内容了。自从褒贬凡例的说法兴起，读《春秋》的人往往穿凿附会圣人经典，以求符合他们所谓的凡例，又改变凡例来迁就他们所谓的褒贬。比如各国各有称号，史书用来区别它们，现在一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用国名来谴责它，等到有不合凡例的地方，就曲解文辞；人一定有姓氏，史书用来区别他们，现在一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用名字来诛伐他，等到有不合凡例的地方，就曲解文辞；事情一定有日期、月份，地点一定有处所，这是记事的常规，否则就是文字缺失，现在一定说因为某件事，所以用日期来警示它，所以不写月份来疏远它，所以不写日期来省略它，等到有不合凡例的地方，就曲解文辞。这便不是用义理来探求圣人经典，反而是用圣人经典来解释凡例了。圣人难道是先制定凡例然后才作经吗？为什么一定要一一用经文去迎合凡例呢？《春秋》中弑君、弑父，记载；杀世子、杀大夫，记载；凭借自己的封邑叛乱，凭借自己的封邑来投奔，记载。明白透彻，每一条都是天子做的事。现在一定说其中暗含褒贬，让人揣测而自知，像优伶戏弄中所谓的隐晦，已经很难理解了，何况又在褒贬中生出凡例呢？道理没有固定的形态，千变万化而不齐一，后世的法吏苛刻，开始在敕令律法之外设立所谓的‘例’，士人君子尚且羞于使用，究竟是谁为《春秋》先立下凡例，而圣人一定要按照这个来书写，而后世又按照这个来探求呢？用凡例来探求《春秋》，动不动都是逆诈亿不信的心思。”

朴乡吕氏说：“《春秋》的创作，是为了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扶持天理而遏制人欲的书。”《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圣人接着加以修订，那么它所谓扶持天理而遏制人欲的地方在哪里呢？回答说：“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而安抚谋划的责任，则君主实际承担。尧、舜、禹、汤的圣明，通达而在上位，所以树立人的准则，维持世道，使太极的本体常常运行而不止息，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常常发扬而不稍受阻塞，是因为他们能明晓天理以端正人心。周朝东迁，王者的踪迹熄灭，政教失序，风俗败坏，修道的教化不建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似乎都随之泯灭昏暗而不存在了，君臣之道不明，上下之分不辨，义利没有区别，真伪混杂。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而世人不知道他们的错误；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强并弱，下篡上，而世人不知道他们的混乱；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王制，而失去人道的正道，而世人不知道他们的不对。孔子虽然圣明，但没有获得职位，那么安抚谋划修道的责任，谁实际承担呢？然而不忍心断绝，于是以他明晓天理端正人心的责任自任。六经的书，都是为了垂范世教，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鲁史所记载的，圣人也记载，其事未曾与鲁史不同，而其义则不同了。鲁史所记载的，其君臣之义或许未明，而我们的圣人则一一用君臣之义来纠正；鲁史所记载的，其上下之分或许未辨，而我们的圣人则一一用上下之分来纠正。中外的区别有未明的，我阐明它；长幼的次序有未正的，我纠正它；义利没有区别的，我区别它；真伪混杂的，我剖析它。其大要则主要在于扶持天理于将微之时，遏制人欲于方炽之际罢了，这是端正人心的道理。所以说：‘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抵御戎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孔子完成《春秋》，不过是空泛的言论罢了，而他的功绩却可以配得上禹和周公，难道不是因为他端正人心的功绩，尤其大于放逐龙蛇、驱赶虎豹的功绩吗？所以说：‘《春秋》，是天子做的事。’为什么呢？人性的发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自我的心，而是非公之于天下。世道兴盛时，天理素来明晓，人心素来端正，那么天下的人以是非为荣辱；世道衰败时，天理不明，人心不正，那么天下的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上的所谓乱臣贼子，恣意妄为，放纵人欲以灭天理，难道他们完全没有是非之心吗？所以虽然肆意所为，没有人制约，而他们的心实际上未曾不知道他们的错误，而预料别人会议论自己，这是他们一丝未亡的天理。正因为这一丝未亡的天理，不足以战胜其浸淫日滋的人欲，所以迷惑而不复，为而不厌，而他们所谓自知其非的，最终依然如故，那么他们的心未曾不想变乱天下的是非，以寄托自己于无人议论我的境地。既然侥幸而上无明君为他们端正王法以定其

译罪，而又庆幸世间的教化不明，人心不正，人们习以为常地见闻这些现象，认为理所当然，竟然没有人议论其错误，那么身为乱臣贼子的，又是多么幸运中的幸运啊！因此在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之前，天理向来清明，人心向来端正，关于是非善恶的论断向来确定，那么人做不善之事，不等刑罚加身、刀锯临头，就自我防范，好像无处立足在天地之间。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关于是非善恶的论断几乎颠倒，然后乱臣贼子才得以在其中自容，不仅仅在于礼乐征伐没有主宰而已。孔子作《春秋》，主要是阐明是非的道理以昭告天下和后世罢了。是非，是人心中的公理，圣人因而阐明它，那么本来就有清晰恰当符合人心的地方。那些乱臣贼子听到这些，固然不会畏惧身体受罚而畏惧内心受责，不会畏惧光明而畏惧黑暗，不会畏惧刀锯斧钺的临头而畏惧突然自我反省的时刻，不会畏惧人欲浸淫日益滋长的时候而畏惧天理一丝未亡之时，这扶持天理、遏制人欲的功效，难道不伟大吗！孟子断然认为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大概真正对此有所见。假如先王的纪纲法度已经荡然无存，天子的礼乐征伐已经不能自我控制，所依赖而仅不泯灭的，只有人心的是非公理罢了，而又颠倒错乱，昏昧不明，那么三极（天、地、人）究竟依靠什么来确立，人道究竟依靠什么来存续呢？这确实是《春秋》一书对万世有功的原因。自从世俗儒者不明白孟子的学说，就认为《春秋》的写作，是圣人赏善罚恶的书，而所谓天子……之事，认为其能控制赏罚的权力而已，如果说天子之事只在于控制赏罚的权力，而安抚谋划、修明道德的责任却不暇顾及，那么这是刘汉以后的天子，而不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天子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不懂《春秋》，也不懂所谓天子之事。他们只看到《春秋》一书，有的写名，有的写字，有的写人，有的写爵位，有的写氏，有的不写氏，于是解释说：“写字、写爵位、写氏的，是褒扬；写名、写人、不写氏的，是贬斥。褒扬所以给予，贬斥所以剥夺。给予所以代替天子的赏，剥夺所以代替天子的罚。赏罚的权力，天王不能自己执掌，而圣人执掌，所谓彰明有德、讨伐有罪的，圣人本来就以自己承担。”《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是平民。以鲁国而想要僭越天王的权力，以平民而想要操持赏罚的权柄，假使说是道义所在，难道不说地位所不允许吗？孔子本来厌恶天下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下位僭越上位，卑贱僭越尊贵，为此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己蹈入其中，将用什么来规范天下？圣人不应如此。大概是非，是人心中的公理，不因有位无位而都可以言说，所以孔子得以凭借鲁史来阐明是非；赏罚，是天王的权柄，没有得到那个地位就不敢专断，所以孔子不能假借鲁史来寄托赏罚。是非，是道；赏罚，是位。孔子，是道义所在，难道是地位所在吗？有人说：“孔子做这些，不是据为己有。孔子认为鲁国有可以变化而达到道义的资质，所以寄托在鲁国来规范天下的君大夫。他赏赐，不是说我自己赏赐，是鲁国赏赐；他惩罚，不是说我自己惩罚，是鲁国惩罚。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圣人的继承者。赏罚的权力，孔子不自己执掌，推而给予鲁国；鲁国也不能自己拥有，推而本源于周。周的典礼，是周公制定的。以周公的后代，而行周公的典礼，或许差不多吧？这是圣人的意思。”况且孔子，是平民，本来不能擅自行使天王的赏罚；鲁国，是诸侯的国家，难道可以擅自行使天王的赏罚吗？鲁国不可以擅自行使天王赏罚的权力，而孔子却坚决推而给予它，那么孔子是其实，而鲁国独受其名。孔子不敢自己僭越，却让鲁国僭越，圣人尤其不应如此。这大体上学者的弊病，往往在于尊崇圣人太过，而不明白义理的自然当然，于是过分议论，意图尊崇圣人，而实际上违背了圣人。有人说《春秋》是圣人变革鲁国的书，有人说变革周朝的文华、遵循商朝的质朴，有人说兼有三代的制度。他们的意思认为夏朝的历法、商朝的车驾、周朝的冠冕、《韶》乐，圣人用来告诉颜渊的，不见于使用，而寄托其学说于《春秋》，这都是完全谬误的言论。其大要都主张以礼乐赏罚的权力为圣人自私的工具。四代礼乐，孔子用来告诉颜渊的，也是说如果得志行道，就应当如此。难道没有那个地位而修当时之史，就立刻用四代的制度来纠正吗？孔子，是鲁国人，所以所修的是鲁史；那时，是周朝，所以所用的是当时天王的制度。这是圣人的大法。说他在修《春秋》之时，而窃取礼乐赏罚的权力以自任，变革当时天王的法度，兼有三代的制度，不近乎诬蔑圣人吗！学者学不知道，妄自相传袭，其对教化的伤害、对道义的损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之观《春秋》

译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孔子从未将礼乐赏罚的权力揽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驳倒诸儒的说法。诸儒的说法被驳倒后，孔子修撰《春秋》的宗旨，以及孟子所说的天子之事，就都可以明白了。又说：“六经之所以不被理解，是因为诸儒穿凿附会造成的危害，而《春秋》尤其严重。《春秋》穿凿附会的祸患，其根源起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后来的诸儒又跟随并辅佐它们，横生各种意见，巧立各种义理。有一件事，有的认为是褒扬，有的认为是贬斥，彼此互相矛盾的；有事情相同，前面认为是褒扬，后面认为是贬斥，前后自相抵牾的。纷纷聚讼，圣人的意图反而更加不明。然而其大端不过有两点：一是以日月作为褒贬的说法，二是以名称爵号作为褒贬的说法。他们只是看到盟誓是一样的，有的有日期，有的没有日期；去世是一样的，有的有日期，有的没有日期；下葬应当书写日期，却有的书写季节；入国应当书写日期，却有的书写月份；既然如此不同，于是就有了以日月作为褒贬的说法。又看到国君是一样的，却有的书写‘子’，有的书写‘侯’，有的书写‘伯’；外族是一样的，却有的书写‘州’，有的书写‘国’，有的书写‘人’；有的事情前面写爵位后面写人，有的行为前面写氏后面写名；又如此不同，于是就有了以名称爵号作为褒贬的说法。我请求有办法来驳斥这些说法。”

蔑地之盟不写日期，就说“那是盟约被违背了”；柯地之盟不写日期，就说“那是守信了”。要以违背盟约的为对呢？还是以守信的为对呢？桓地之盟不写日期，而葵丘之盟却写了日期。有的说“那是表示危险”，有的说“那是表示赞美”。要以表示危险为对呢？还是以表示赞美为对呢？公子益师去世不写日期，《左传》说：“鲁公没有参加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鲁公在里面，叔孙婼死在里面而鲁公在外面，他们都没有参加小敛是明显的，又为什么写日期呢？《公羊传》说：“公子益师不写日期，是因为他死得远。”然而公子彄也死得远，又为什么写日期呢？《谷梁传》说：“不写日期，是因为厌恶他。”然而公子牙、季孙如意也是被厌恶的，又为什么写日期呢？下葬必定书写月份和日期，有不书写月份和日期的，就说：“不及时而写日期，是渴葬；不及时而不写日期，是慢葬；过时了而写日期，是隐讳；过时了而不写日期，叫做不能下葬；当时而不写日期，是正常；当时而写日期，是危急不能下葬。”然而过时了而写日期，直接指齐桓公而言，当时公子争国，隐讳是可以的。卫穆公、宋文公没有齐桓公的贤德，没有争国的祸患，过时了而写日期，有什么可隐讳的呢？宋穆公的写日期下葬，又有什么危急呢？凡此种种，都是可疑错误而难以讲通的，谁说《春秋》必定以日月作为褒贬呢？

至于来归仲子的赗赠而宰书写名字，就说那是贬斥他；派荣叔归送成风的含玉赗赠而天王不书写‘天’字，也就说那是贬斥他。难道归送仲子的赗赠，罪过在冢宰而不在天王吗？归送成风的含玉赗赠，过错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春秋》书写‘王’，本来是为了端正名分，而孔子却自己贬低天王而去掉‘天’字，那么将用这个来端正名分可以吗？谷伯、邓侯称名，解说的人说：“朝见弑逆之人，所以贬斥他们。”滕子、纪侯难道不是朝见弑逆之人吗？滕、薛来朝见称侯，解说的人说：“滕、薛是小国，因为它们先朝见隐公，所以褒扬它们。”朝见隐公有什么可褒扬而褒扬它们的呢？如果把隐公当作开始受命的王，那就更是荒谬妄诞到极点了。有的说：“滕本来爵位是侯，朝见弑逆之人，贬斥而称子。”朝见桓公可以贬斥，但直到《春秋》结束不再称侯，难道都是因为朝见桓公的缘故而贬斥他们吗？有的说：“是被当时的王所废黜。”假使当时的王能够升降诸侯的爵位，那么礼乐刑赏的权力，天王自己就能掌握了，哪里还是春秋的时代呢？先书写‘荆’，接着书写‘楚’，后来书写‘楚子’，解说的人说：“这是提升楚人。”圣人作经本来是为了辨别夷夏的区别，却反而提升楚人而退让中原人吗？像这类情况，不能一一列举，总之都是可疑错误而难以讲通的。谁说《春秋》以名称爵号作为褒贬呢？

大抵《春秋》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事情在日完成的书写日，事情在月完成的书写月，事情在时完成的书写时。所以凡是朝觐、搜狩、城筑、作毁，凡是这样的，都是以时完成的；防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戍、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是这样的，有的以月完成，有的以时完成；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战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凡是这样的，都是以日完成的。那些应当写月而不写月，应当写日而不写日的，都是史官的失误。假如某事应当写月，而鲁史只写了它的季节；某事应当写日，而鲁史只写了它的月，那么圣人怎么能凭空增加甲子呢？这是《春秋》不以日月作为褒贬的例子。《春秋》依据事实直接书写，善恶自然显现，名称跟随其名称，爵号跟随其爵号，而是非善恶则取决于其文辞，并非必定书写名字的都是贬斥，而书写字样的都是褒扬。假使某人与某人

译对于被褒扬的人，旧史只记载他的名；对于被贬斥的人，旧史只记载他的字，难道圣人要奔走于各国去探求他们的名与字，然后才记载在经书中吗？这说明《春秋》并不是通过名称和爵号来体现褒贬的。至于通过所记载的日月先后来判断是非，通过名称爵号的异同来了解事实，这确实是本来就有的，但并不是圣人特意以此作为褒贬的手段。例如，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秋天在秦地筑台；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城，由此可以看出短短三个季度内土木工程屡次兴作。宣公十五年秋天发生蝗灾，冬天出现蝝虫，由此可以看出连续两个季度灾害接连发生。庄公八年春天军队驻扎在郎地，夏天军队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秋天军队回国，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在外劳师动众长达三个季度。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时间中看出来的。桓公二年秋天七月某侯来朝见，九月入侵某地，由此可以看出朝见刚过一个月就兴兵入侵。昭公七年三月鲁君前往楚国，九月鲁君从楚国回来，由此可以看出朝见夷狄国家，历时七个月之久，旅途劳顿。僖公二年冬天十月不下雨，三年春天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天四月不下雨，六月才下雨，由此可以看出历时九个月之后才下雨。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月份中看出来的。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伴有雪，由此可以看出八天之内再次出现天象变异。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由此可以看出十天之内夺取了两座城邑。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进行尝祭，由此可以看出在灾后余烬未冷时就进行祭祀是不敬的行为。己丑日安葬敬嬴，庚寅日才成功安葬，由此可以看出第二天才安葬是因为准备不足。己未日在鸡泽与诸侯结盟，戊寅日与陈国的袁侨结盟，由此可以看出晋人先与诸侯结盟，后与大夫结盟。像这类情况，大概是从记载的日期中看出来的。然而认为圣人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日月来寄托褒贬，这就错了。至于名称爵号的异同，有的是根据事情的大小而用辞详略不同，有的是前面列举后面概称，有的是承接上文而简化用辞，本来难以用一种规则概括。而时势的升降、世道的盛衰，也有通过名称爵号体现出来的。楚国是一个国家，起初记载为荆，后来记载为楚，再后来记载为楚子；吴国是一个国家，起初记载为吴，后来记载为吴人，再后来记载为吴子，由此可以看出夷狄势力逐渐强盛。鲁国的柔、溺，郑国的宛、詹，起初大夫还不称氏，后来则没有不称氏的大夫，由此可以看出大夫势力逐渐强大。起初吴、楚的君大夫都记载为“人”，后来吴、楚的臣子也记载名字，由此可以看出吴、楚的大夫都往来于中原各国了。诸侯在丧期称子，有记载为子却参与防御、参与讨伐的，由此可以看出居丧期间参与征伐是不合礼制的。某公爵位却记载为伯，滕侯爵位却记载为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采用周朝的爵位制度，而是根据国家的大小强弱来定。在曹地会盟，蔡国排在卫国前面；讨伐郑国，则卫国排在蔡国前面，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诸侯都根据眼前的利害行事，不再遵循周朝的班次。在幽地结盟，男爵排在伯爵前面；在淮地会盟，男爵排在侯爵前面；在戚地会盟，子爵排在伯爵前面；在萧鱼会盟，世子地位高于小国国君，由此可以看出霸主执政都凭私意轻重，不再有礼法规范。在垂陇结盟，内部则是公孙敖会合诸侯；在召陵侵楚的军队中，外部则是齐国夏会合霸主，由此可以看出大夫与诸侯平起平坐，而人们却不知其非。凡此种种，无非是名称遵循其名称，爵号遵循其爵号，是非善恶因此得以显现，起初并不是圣人特意以此作为褒贬。学者如果一定要在名称爵号之间寻求圣人褒贬的用意，就会窒碍难通。对于不通之处强行解释，就会务求新奇巧妙。无所不至，恐怕不符合圣人明白正大的本心。学者阅读《春秋》，必须先破除《春秋》以日月为例的说法，以及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的说法，然后才能论述《春秋》的宗旨。有人说：“您说《春秋》不以日月、名称、爵号为褒贬，这确实是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所记载的都是依据旧史罢了，所谓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回答说：“《春秋》有日期就记载日期，有月份就记载月份，名称遵循其名称，爵号遵循其爵号，以及结盟就记载结盟，会盟就记载会盟，去世就记载去世，安葬就记载安葬，作战就记载作战，讨伐就记载讨伐，弑君就记载弑君，杀害就记载杀害，完全依据事实，我不增加也不减少。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曾经深入思考《春秋》的意义，私下认为它的大旨有三：一是明分义，二是正名实，三是着防微。所谓明分义是什么意思呢？每月记载王，以明确正朔的来源，用来序君臣；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用来区别中外；记载陈黄、卫絷，用来明确兄弟之义；记载晋申生、许止，用来明确父子之恩；曹羁、郑忽，是长幼之序；成风、仲子，是嫡庶之别。凡此之类，都是为了明分义。所谓正名实是什么意思呢？传称许止没有尝药，而经书说弑，那就不是没有尝药了；对于夷皋被弑，既已归罪于赵穿，而经书说盾，那么赵盾的情由就不能掩盖了；齐无知、陈佗，是逾年的国君，而经书说杀，正是为了讨

译这是贼的名分。以上这类情况，都是为了端正名分与实际的关系。所谓彰显细微的征兆是什么意思呢？天王在河阳巡狩，壬申日公在王所朝见，明确是因为巡狩而后才朝见；公从京师出发，于是防备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明确是因为防备讨伐而前往京师；公子结送陈人的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彰显公子结的专断；葵丘的会盟，宰周公参与其中，随后记载说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明确宰周公没有参与结盟；溴梁的会盟，诸侯都在场，随后记载说戊寅日大夫结盟，明确是大夫自行结盟。以上这类情况，都是为了彰显细微的征兆。其他的书写体例大概也不止这些，但其主要的方面则不出这三类之外了。圣人的笔法如同自然造化，顺应事物的形态赋予其形状，宏大与细微、高与低各得其所，而生生不息的意旨常常流行于其中。虽然它所记载的事实不出于鲁国史官的旧有记录，但其精神风采则不同了。如果说：“《春秋》只是删减鲁国史书的文字，使其文辞简练、事实确凿罢了”，那么人人都能做到，何必称为《春秋》呢？

译研读《春秋》的人，首先要明白其中的大义，其次要观察世道的变迁。所谓世道的变迁，是指什么呢？《春秋》的开始，是世道的一次变化；《春秋》的结束，也是世道的一次变化。刘知几曾说：“孔子叙述历史，从《尧典》开始，到获麟结束。”这大概是因为《尚书》的终结，正是《春秋》的开始。孔子叙述《尚书》到《文侯之命》而结束，那是周平王即位的第一年。鲁隐公即位之初，正是周平王去世的末年。周平王即位之初，不共戴天的仇敌尚未报，但他册封文侯的辞令却说：“你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祸患已经消除了，因此赏赐你黑黍酒一壶，功劳已经报答了，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国家不再有战事需要操心了。”仅从这一篇来看，已经没有了复兴周室的希望，然而圣人还是不忍心彻底断绝这种希望。大概过了四十九年，再也没有丝毫振作起来的迹象，圣人于是彻底绝望了。由此向上追溯则是西周，向下则是春秋，这难道不是世道发生一次重大变化的界限吗？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开始的原因。进入春秋时期，楚国开始横行霸道，然而当时还有胜负之分。大概到了获麟的前一年，吴国凭借披发纹身的习俗，竟然与晋侯平起平坐。进入春秋时期，大夫势力强大，然而还没有到窃取君位的程度。大概到了获麟的那一年，齐国的陈恒囚禁了他的国君，齐国从此成为田氏的天下。在鲁国，自从季孙驱逐国君之后，鲁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三家手中，而鲁君就像旗帜上的飘带一样毫无实权。在晋国，自从赵鞅进入戚邑之后，晋国的政权完全掌握在六卿手中，而赵籍、韩虔、魏斯成为诸侯的趋势已经具备了。过去与中原交往的边远国家，其中最大的莫过于楚国，而现在鲁国作为东方有威望的国家，却奔波于偏远的越国以求自保。过去诸侯中还有霸主，而现在霸主不再争强，诸侯之间争夺城池土地，每天纷扰不安，没有一刻宁静。所以，从获麟之前，世道变为春秋；从获麟之后，世道变为战国，这难道不是世道发生一次重大变化的界限吗？这就是《春秋》之所以结束的原因。然而不仅如此，把《春秋》整部经书合起来看，有所谓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有所谓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是霸主尚未兴起的时候。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是霸主尚未兴盛的时候。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二十七年在幽地共同结盟，于是天下各国都听命于一个国家。天下各国听命于一个国家，古代是没有的。僖公四年讨伐楚国，五年会见楚世子，九年葵丘会盟，匡扶王室、联合诸侯的权力，都掌握在霸主手中。霸主尚未兴起时，诸侯没有统帅，但天下还知道有周王；霸主兴起后，诸侯有了统帅，但天下开始不知道有周王。霸主的兴起，固然是世道的一种幸运，但周王的踪迹消亡，难道不是世道的衰落吗？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齐桓公去世，楚国开始横行。中原没有霸主十多年。二十八年，发生城濮之战，于是中原的霸主地位，从前在齐桓公那里，现在转而归于晋文公了。晋襄公继承他，还足以继承文公的事业；灵公、成公、景公、厉公，不足以继承。悼公再次称霸，得到郑国，驾驭楚国，还差不多。从此以后，晋国的霸业不再兴盛。大概到了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会盟，晋楚两国的随从官员互相见面。昭公元年，再次在虢地会盟，于是晋国和楚国地位平等了。四年，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晋国大概有十年不参与中原的事务。平邱会盟，虽然说再次主持夏盟，但晋国联合诸侯从此停止。鄟陵以后，三方会盟出现了。三方会盟出现，诸侯就没有主盟的人了。天下有霸主，不是好事；天下没有霸主，也不是小事。天下没有霸主，《春秋》也就结束了。所以看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的《春秋》，已经为周王踪迹的消亡而感伤；看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更为霸业的衰落而感伤。这只是其中大的方面罢了。其他如荆人来聘，外域的臣子，起初没有名字，后来名字就显赫于经书了；无骇、挟去世，诸侯的大夫，起初没有名氏，后来就有活着时被赐氏的了；起初诸侯与诸侯会盟，后来大夫与诸侯会盟；起初诸侯自己互相会盟，后来大夫自己互相会盟；起初诸侯僭越天子，后来大夫僭越诸侯；起初大夫窃取诸侯的权柄，后来陪臣占据大夫的封邑。把《春秋》整部经书合起来看，大体上是越来越趋向低下，时间越久风气越淡薄。向上追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盛世，可以承接尧、舜的传承；向下沿袭，七雄分裂的极点，不到秦国统一就不会停止。学习《春秋》的人，既然能够先明白大义以探究义理的精髓，又能够其次观察世变以研究事实的真相，那么《春秋》这部经书，也就思考过半了。学习《春秋》的人，除了“三传”没有别的可以考证，而有志气的士人，大都想完全摒弃“三传”，独自怀抱遗经，难道不是因为它们互相抵触、彼此矛盾，而不能统一说法吗？我曾经私下思考，左氏熟悉史事，而公羊、谷梁接近义理。大概左氏曾经见过国史，而《公羊》、《谷梁》是经学家所传。正因为左氏曾经见过国史，所以虽然熟悉史事但义理不明；正因为它们出自经学家的传授，

译所以虽然接近事理，但记载的事情多有错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观察才是正确的。然而《左传》虽然号称记事完备，但其中有不符事实之处；《公羊传》《谷梁传》虽然号称阐发义理，但其中有害于义理正统的地方，不可不知道。大概《左传》每叙述一件事，必定追究事情发生的缘由，深谙人情真伪，熟稔世俗世故，往往只论成败而不论是非，习惯于世俗的趋向而不明大义所在。说到周、郑两国交换人质，却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评论宋宣公立穆公，却说：“可以说懂得用人了。”鬻拳强谏楚子，以兵相逼，却认为鬻拳是爱戴君主；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却说：“可惜啊，只要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了。”这都是他不明白义理的缘故。而他叙事失实的更多，比如楚国自从在汉水以东得志，逐渐进犯中原大国，齐桓公出来抵御它，晋文公再次抵御它，他们的功绩伟大啊。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的情况。然而他们抵御楚国的原因，难道是突然举兵就能抵御的吗？必定先剪除其羽翼，破坏其党羽，然后抵御它就容易了。所以桓公将要抵御楚国，必定先对蔡国用兵；文公将要抵御楚国，必定先对曹、卫两国用兵，这是事实。而《左传》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对于侵蔡就说：“是因为蔡姬的缘故。”对于侵曹伐卫就说：“是因为观裸浴和土块的缘故。”他的弊病在于推寻事由时，列举细枝末节，而两位霸主攘除外患、安定内部的功烈，都被掩盖而不彰显。其他记载事情往往类似这样。那么《左传》的记事，固然不可废弃，但不能完全作为依据。尊崇《左传》的人认为左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所谓好恶与圣人相同，然而《左传》的大旨多与经义相悖，怎么能认为好恶与圣人相同呢？看孔子所说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暗自比附老彭的意思，那么这个人应当在孔子之前。而《左传》传《春秋》，事情终结于智伯，却在孔子之后。解说的人认为与圣人好恶相同的是左丘明，而传《春秋》的是左氏，大概有证据了。有人认为他是六国时期的人，有人认为他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大概因为所载“虞不腊”等话语，秦人把十二月称为腊月，而《左传》所述楚国事情极详细，大概有没经文的传，却没有没传文的经，也是一个证据。至于《公羊传》《谷梁传》两家，本来不是亲受经义的人，他们叙述的事情多是采自传闻，又没有亲眼见过国史，所以事情多有谬误。略去事情而观察其义理，有精到的地方，而有害于义理的地方也很多，这更是求知的人应当明辨深思的。《公羊传》评论隐公、桓公的贵贱，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说儿子因母亲而尊贵可以，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可以吗？推演这种说法，所以助长后世妾母僭越的祸患，都是这种说法的基础。《谷梁传》评论世子蒯聩的事情，说：“信任父亲而推辞祖父，就是不尊重祖父。不接受，是为了尊重祖父。”尊重祖父可以，不接受父亲的命令可以吗？推演这种说法，所以开启后世父子争夺的祸患，未必不以此话为借口。晋赵鞅进入晋阳叛乱，赵鞅回到晋国，《公羊传》《谷梁传》都说：“说‘归’，是为了用地来正国。”后来的臣子有占据封邑叛乱，而以驱逐君主身边的小人为借口的。公子结送陈人的妇人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公羊传》说：“大夫接受命令不接受言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事情，专断也可以。”后来的人臣有在异域生事，而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自我推托的。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圣人大概哀伤他，而《公羊传》却认为是齐襄公报了九世的仇。《春秋》之后的世代，有穷兵黩武而以《春秋》之义自许的。祭仲被执而郑忽出逃，罪在祭仲，而《公羊传》却认为符合反常的权变，后世大概有废立君主如同下棋一样的。圣人作经，本来是为了阐明义理。自从传经的人学不知道，妄加解说，而事理颠倒，义利不分，其极端导致下位僭越上位、卑贱凌辱尊贵、父子相残、兄弟为仇，作为臣子却举兵指向朝廷，出境后矫诏行事，国家改姓而成为大臣的人，反而以盛德自居而无愧疚，君主如汉武帝、臣子如隽不疑，都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这种危害，难道不比叙事失实的罪过更严重吗！所以曾经认为《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传都有过失，而过失最多的莫过于《公羊传》。何休、范宁、杜预三家各自解说，而解说谬误的莫过于何休。《公羊传》的过失已经略举其一二，而何休的谬误尤为严重。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不过说是君主的起始年罢了，而何休却说：“《春秋》记载新王在鲁国受命。”滕侯去世，《公羊传》不过说是滕是微小的国家而称侯不嫌罢了，而何休却说：“《春秋》以鲁为王，托隐公作为开始受命的王，滕子先朝见，所以褒奖他。贬黜周王以鲁为王，《公羊传》没有明文，而何休却倡导它，他诬蔑圣人太严重了！《公羊传》说：“同母弟弟称弟，同母哥哥称兄。”这话已经有失，而何休又为之解说：“《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从商代的质朴，质朴之家亲近亲人，表明应当亲近群公子。”

译假使后世有人对同母的兄弟亲近厚待，而对父亲的旁系亲属疏远淡薄，未必不是这句话引发的。《公羊传》说：“确立嫡子以年长为标准而不以贤能为标准，确立儿子以地位尊贵为标准而不以年长为标准。”这话本来是有依据的，但何休却为此解释说：“嫡子有孙子却死了，质家重视亲情，先立弟弟；文家尊重尊长，先立孙子。”假使世人因质文两家的差异而困惑，导致嫡庶互相争斗，未必不是这句话造成的祸患。他解释“防戎”的含义时说：“王者不治理外国，记录戎人前来不拒绝，离去不追赶。”《春秋》的创作，本意在于端正外国的名分，却说不治理外国，可以吗？他解释“天王派使者来送赗赠”的含义时说：“王者占据土地与诸侯分担职事，都面向南方治理，有不纯粹臣属的含义。”《春秋》的创作，本意在于端正君臣的名分，却说不纯粹臣属，可以吗？隐公三年春季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公羊传》不过说是记载异常现象，而何休却说：“这是后来卫州吁弑杀其君，诸侯开始僭越的征兆。”桓公元年秋季发大水，《公羊传》不过说是记载灾害，而何休却说：“此前桓公篡夺隐公之位，擅自交换朝宿之邑，是阴逆与怨气所致。”凡是地震、山崩、星变、雷电、雨雹、蝗虫、彗星之类，没有不推寻导致变化的缘由，考证验证其作为异常现象的应验，那些不符合的必定强行加以解释。《春秋》记载灾异，而其中的解释并不书写，难道会像这样琐碎破碎吗！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全都是《公羊传》的荒谬之处。我观察三位学者对传文的解释，只有范宁稍微过错少一些，对于《谷梁传》中觉得不安妥的地方，就说“未详”，这大概是讥讽之意。而何休却曲意加以解释，正好增加了《公羊传》的过错。所以说范宁是《谷梁传》的忠臣，何休是《公羊传》的罪人。

译《春秋》之所以不被人们理解，是因为凡例和褒贬的说法妨害了它。圣人何曾先制定凡例再去修撰《春秋》呢？有人问：“您的《本义》中有‘义见某年某事’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凡例吗？”回答说：“不是的。《春秋》有自然的法则，根据具体的事情来彰显其中的道理，以此作为天下的法则，何曾预先设定凡例来等待事情发生再去记录呢？就像朱熹所说‘何曾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这才是正确的。如果是当时史官的作品，或许有凡例的说法，但也未必像现在解说《春秋》的人那样拘泥地拿着彼例来比附此例。等到孔子借鲁国史书来作经，根据事情来设立教化，凡是那些不是天子之事而诸侯私下结盟的，他们私下结盟的罪过没有不同的；但他们结盟各自有不同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原因来观察他们的情状，那么他们的罪过就有轻重之分了。私下互相防备的，他们私下防备的罪过没有不同的；但他们防备也各自有不同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原因来观察他们的情状，那么他们的罪过也有轻重之分了。私下互相侵伐的，他们侵伐的罪过没有不同的；但他们侵伐也各自有不同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原因来观察他们的情状，那么他们的罪过也有轻重之分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的道理。正因为他们的罪过没有不同，所以才有‘义见某年某事’的说法；正因为他们的情状有深浅、罪过有轻重，所以在具体事件之下各自附载先儒的议论以彰显其义理，这也是‘理一分殊’的意思。学习《春秋》的人由此类推，那么凡是入、灭、围、取、朝、聘、奔、如，凡是那些不是王事而诸侯僭越、大夫擅权的，他们的罪过都可以看见，而他们情状和罪过的轻重等级也不能逃脱。”有人问：“那么孔子只是议论他们的罪过而已吗？”回答说：“不全是。议论他们的罪过是为了惩戒他们的恶行，惩戒他们的恶行是为了使他们回归到没有恶行的状态罢了。所以说‘克己复礼’，克制自己是为了恢复礼制。不克制自己就不能恢复礼制，不惩戒恶行就不能促使人向善。所以《春秋》是一部克己复礼的书，而后世只知道圣人议论人的罪恶罢了，这就是凡例褒贬学说兴起的原因。自从凡例褒贬的学说兴起，圣人的心意就不被世人所明白，他的书虽然存在，但作用却泯灭了。这不是小事，这是解说《春秋》的大弊端。人们如果能彻底扫除这个弊端，以至于达到不需要《春秋》的地步，那大概差不多了！我所说的，是凡例的浅陋；至于褒贬的谬误，邵雍、朱熹、郑樵、吕祖谦等家的学说已经在纲领中详尽论述了，这里不再讨论。”

弑杀国君的贼人，是一般人都能知道的。然而导致弑君的原因，是有逐渐发展的过程的。从某位国君丧失正道，肆意侵伐、攻入、灭国，百姓困苦而财力耗竭，逐渐发展到杀害他的身体；从某位国君家庭不整齐，妻子淫乱而儿子奢侈，逐渐发展到毁灭他的家族；从某位国君丧失驾驭臣下的能力，致使大夫专断国政，国君如同旗帜上的装饰品，逐渐发展到权力离开公室；从某位国君丧失权柄，致使某位卿大夫率领军队，军政大权掌握在臣子手中，逐渐发展到弑杀他的国君。《春秋》都详细记载这些，作为天下的大警戒，使所有做国君的人防微杜渐、谨慎开始，兢兢业业而不敢放肆。这正是所谓“属辞比事”的方法。正因为弑杀国君，罪大恶极，是一般人都能知道的，所以《本义》只说：“义见隐四年卫州吁之事。”正因为通过“属辞比事”，能够彰显被弑的原因，所以在具体事件之下，各自附载先儒的议论来阐明它，而不是舍弃弑君的罪过，只彰显国君的过错而已。大凡先儒传授这一部经典，必定有所心得，只是被褒贬凡例的说法扰乱了心思，所以不能尽善尽美罢了。因此先儒的学说我不敢随意删减取舍，必定探究其宗旨而取用其长处。两家的说法相同，就取用前面的说法；前面简略后面详细，前面晦涩后面明白，就取用后面的说法。如果大体很恰当，而有一两句违背义理的，可以删去就删去它；有一两个字违背义理的，可以改正就改正它。比如吕祖谦的《五论》，正大明白，而在明分义、正名分、着防微三条之下，所引用的《春秋》事例有时与经意不合，难免删去其中一两条。比如程子的《春秋序》，关于子丑寅建正之类，不能没有疑问，所以空缺而不收录。我私下仿效朱熹所谓“不敢在注脚上添注脚”的方法，使读者简明易见罢了，不是敢固执自己的见解，凡是不符合自己意思的一概删去。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有经文作为主宰。经意本来浑成明白，因为传注而更加明白的，固然有；因为传注而晦涩且穿凿的，也不少。所以解说符合经意的就取用，不符合的就删去，这方法很简约。如果取用两种说法，是因为一种说法的意思不足以穷尽这件事的宗旨，所以必须兼见而义理才完备。如果一定要附载自己的意思，也是因为先儒的学说与经文相违背罢了，不是敢舍弃先儒的学说而主张一己之见，也不是敢抄袭先儒的意思作为自己的意思。

有人问：“您引用各家的学说，其中也有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编私下仿效朱熹《集注》的意思，先训诂而后事实，而后议论。议论就是《本义》。在圆圈下再次引用各家的学说，是其余的意思，或者是事情的前后始末。大概《春秋》一件事兼有几种义理，《本义》之外另有余意，又有前后始末，一家的言论怎么能全部涵盖？所以引用各家的学说来补足它，各家的……”

译解说难道能避免重复吗？为了使文章完整，所以不能完全删去。所谓的前后始末，是指一件事必定有开头和结尾，必须综合数十年的整体情况才能看清，或者从春秋初期到中期，从中期到末期进行总体论述，这正是所谓的“属辞比事”。大凡春秋中单独构成一件事的情况通常很少，前后相互关联的情况通常很多。事情由微小发展到显著，由轻微发展到严重，开始时不慎，最终导致无法挽救的情况，往往都是如此，而以前的儒者有时忽略了这一点，竟然在一字之间探究其含义，这就是穿凿附会、凭空推测的说法产生的原因。现在将这类说法全部扫除，使经文浑然一体、清晰明白，从开始就能看出结局，希望学者能够依据理义进行详细推究，不能用小巧私智去窥测圣人的意图，这才是《本义》的宗旨。

译传文称“属辞比事”是《春秋》的大法，这必定是孔子门徒传授的格言，而被汉代儒者记录下来罢了。然而解说《春秋》的人最终没有谁醒悟这一点，非常可惜。《春秋》有大属辞比事，也有小属辞比事。大的方面，是将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合并起来对比观察：《春秋》开始时，诸侯不尊奉周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严重；结束时，周天子的地位还不如一个诸侯国的君主。开始时，诸侯的大夫，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嚣张；结束时，他们独揽国政而没有诸侯。开始时，吴、楚两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蛮横；结束时，他们称霸中原，灭掉诸侯。开始时，诸侯讨伐他国，还不算严重；结束时，甚至到了灭掉同等地位的国家。小的方面，是将几十年的事情合并起来对比观察：开始时，大夫掌握一国的权力，结束时，甚至到了弑杀其君主；开始时，子弟参与一国的政事，结束时，甚至到了篡夺其君位；开始时，诸侯专断恣意而妄动，结束时，甚至到了灭掉自身；开始时，夫人婚姻不正，结束时，甚至到了淫乱而逃亡。又如鲁桓公被杀于齐国，而庄公忘记了杀父之仇，主持王姬的婚事，与齐国人一起打猎，文姜的丧期未满就去齐国纳币，前面记载了子同的出生，直到三十七年才娶妻。又如僖公亲自去齐国迎娶女子，先到达而后夫人入鲁，最终果然发生了姜氏弑杀闵公、出奔邾国的祸乱。又如记载“王人子突救卫”，而卫侯朔进入卫国，又记载“公至自卫”，又记载“齐人来归卫俘”。又如记载“大无麦禾”却修筑郿城，向齐国借粮却新建延厩。凡是《春秋》中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人们知道了这种方法，那么一字褒贬以及先定凡例而作《春秋》的说法，早就应当自行废弃，不必多作辩驳了。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都是不寻常的事情。这种说法从三传到现在，凡是传述《春秋》的人都能说出，这大概是孔子门徒从圣师那里听到的话吧？然而三传最终不能坚守这种说法，《左传》多把《春秋》中的事情当作合乎礼制，《公羊传》《谷梁传》也有认为值得喜悦、值得嘉奖的。既然合乎礼制了，值得喜悦、嘉奖了，那就是寻常的事情，哪有圣人把不寻常的事情当作合乎礼制、值得喜悦、值得嘉奖的呢？众儒者沿袭三传的错误而不明察，众口一词，非常奇怪。这些辩驳已经各自见于《本义》《辨疑》《或问》，这里不再论述。

春秋本义通论

春秋本义问答

问：“元年春王正月”，这是《春秋》开卷的第一义，而正朔这一件事，也是我们儒者应当明辨的。现在《本义》认为正月是建寅之月；《或问》中引用蔡氏《书传》，说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辨证非常明白。然而我仔细推究朱熹、蔡氏的说法，月数虽然不改，正朔则必定要改。商朝建丑，那么正朔必定用十二月；周朝建子，那么正朔必定用十一月，只是记载月数的名称不改罢了。所以《商书》说“元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为岁首；《七月》这首诗说“二之日凿冰”，以十一月为岁首。凡是朝见、会盟等重大事件，必定以正朔行事。现在既然把正月当作建寅之月，那就是周朝未曾改变夏正，却又引用赵氏的话说：“王正月，是王者所颁布的。”叶氏说：“王者用正朔统一天下。”哪有周朝作为天子，却颁布夏朝的正朔呢？周朝改正朔了，却仍然用夏朝的正朔来统一天下呢？大概像左氏、杜预、胡安国、张洽等儒者以建子为正月，那么对于“王正月”三个字很顺畅，而对于“春”字有所不安；如果以建寅之月为正月，那么对于“春”字很安适，而对于“王正月”三个字有所不妥。这是千古未决的疑问，请再详细论述。

答：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数，不必怀疑。所可疑的，是鲁公即位是在正月。为什么说改正朔，不改月数，不必怀疑？因为商朝改变夏正，以十二月为岁首了，而《尚书》称“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未曾把十二月改为正月。周朝改变夏正，以十一月为岁首了，而《周礼》一书、《七月》一诗，都用夏正的月数，其中说“一之日觱发”，正指十一月，也未曾把十一月改为正月。其他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等诗，显然可以考证。秦朝改变夏正，以十月为岁首了，而《史记》说：“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又每年岁首先写冬十月，汉朝沿用秦正，每年岁首也先写十月，未曾把十月改为正月。到了汉武帝改历法用夏正，每年岁首才写正月，这都是不改月数的明显证据。而所谓改正朔，只有即位与朝觐、会盟，那么商朝以十二月、周朝以十一月、秦朝以十月行事，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罢了。叶氏所谓“王者以正朔统一天下，就是这样而已”。然而他敬授民时，使百姓春耕夏耘、秋敛冬藏，天子诸侯春祠夏禴、秋尝冬烝、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则仍然用夏正。看《诗》、《书》、《易》、《周礼》及《月令》、《汲冢》等书，以及《春秋》中凡非时必书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四时断不可改变，天子

译顺应时节来施政，百姓便依循时节来兴作。假如周朝以十一月为春，二月为夏，五月为秋，八月为冬，那么二十四节气都会错乱，农事不合时令，祭祀不合节令，搜狩也不符合其名。夏历的孟夏，天子品尝麦子，百姓进献麦子；夏历的孟秋，庄稼成熟，天子品尝新谷。如果是周历的孟夏，难道会有麦子吗？周历的孟秋，难道会有谷物吗？而《月令》、《王制》中却记载了这些事吗？“搜”，是仲春时节择取禽兽的名称；“苗”，是仲夏时节除去危害禾苗的野兽的名称；“狝”，是仲秋时节顺应时令杀伐的名称；“狩”，是仲冬时节围守猎取的名称。如果周朝改变四季来施行这些活动，就会违背时令、伤害万物，名实错乱，圣人肯这样做吗？正因为四季的民事不可移易，所以颁布历法、授予时节，仍然沿用夏正，建丑的十二月不改为春正月，建子的十一月也不改为春正月。只有商周即位、朝觐、防同等事务在十二月、十一月进行，所以有更改。正朔的名称，况且“改正朔”这三个字，是汉代儒生自己说的，在经书中并没有见到。凡是商、周、秦在岁首称十二月、十一月、十月的，就是他们所改正朔的地方；凡是商、周、秦称正月的，都是建寅月。由此看来，“春”在“王正月”之上，非常顺理成章；而“王”在“正月”之上，也非常妥当。这是朱子晚年确定的论断，想要修改《孟子注》中“周七八月为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为夏九十月”的说法，但他的书已经广泛流传于世。所以蔡氏解释《尚书》，亲自承袭朱子的教诲，而有改正朔、不改月数的说法，不然，他怎敢违背朱子的说法而反驳《孟子集注》的论断呢？现在阳恪的《夏正辨》，实际上出自朱子门人方渊亲耳听闻其师的论断，我之所以敢于在《本义》、《或问》中采用夏正，并采纳赵氏、叶氏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什么是可疑的呢？就是鲁公在正月即位。因为商朝既以元祀十二月，伊尹奉嗣王去见祖先，等到三年丧期结束即吉，十二月朔日，伊尹又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这说明凡是商王即位必定在十二月。大概古代君主去世，嗣子过了一年才即位改元，必定在所建之岁首。依次推论，周王与诸侯即位，也应当在十一月，为什么唯独《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呢？这就是可疑的地方。等到考察《唐志》，《春秋》时期晋、鲁、宋各自有历法，在献公、惠公时代，大致都使用夏正。由此知道《春秋》时期鲁公不奉行周王的正朔，不在建子十一月即位，而在建寅正月即位，所以孔子依据旧史而不更改，直接书写以显示当时诸侯的僭越混乱。所以说：“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然而《唐志》之外，没有其他书籍可以考证，不敢确凿地说，但那些可疑之处，也大致通晓了一二。我之所以敢于在《本义》中引用朱子晚年回答方氏的说法来阐明这一点，就是这个原因。夏正、周正的说法，虽然是《春秋》开卷第一义，固然不可以不讲究，但《春秋》的大义，在于正义明道，尊君抑臣，贵王贱伯，内夏外夷，防微慎始，因事立教，以端正人心，以扶持纲常。那夏正、周正的说法，是后儒自创的异论，自相矛盾，《春秋》首要的任务不在此。说：“颁布历法授予时节，也是国家大事，周朝也应当在十一月。”那么《本义》引用赵氏说：“古代天子曾在今年冬天向诸侯颁布明年的正朔，所谓的今年冬天，究竟在何月呢？”回答说：“这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现在依据蔡氏的说法，周朝应当在冬十月；或者颁布历法授予时节在冬十二月，也不可得知。”说：“商周既然以寅月为正月，哪里在于改正朔？哪里在于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呢？”回答说：“古代颁布历法授予时节，就像现在的授时历。自从汉武帝历经魏、晋、隋、唐，直到今天，都使用夏正，国家大事都在寅月。现在的授时历虽然与古代制度不同，但让百姓依循时节做事则是相同的。天下谁敢不遵从？谁敢自己制定历法呢？这就是古代奉行天子正朔的意义，断不可因为汉武帝以来不改正朔就废除颁布历法。夏历的四季，不是夏朝的四季，而是上天的四季。夏朝不敢违背上天而授予时节，周朝敢违背上天而授予时节吗？由此看来，商周虽然改正朔，但颁布夏历的时节又有什么妨害呢？”

译问：九年齐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在这一件事上，孔子并没有认为桓公做错了，程子却断然认定桓公是哥哥、子纠是弟弟，朱子完全依照程子的说法。如今《本义》的序言自称是继承程朱的学说，而在这件事上却采纳荀卿的观点而不跟随程子，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人伦的大节、纲常所系的关键，恐怕必定应当遵从程朱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答：庄公九年，鲁国攻打齐国以接纳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齐人捉住子纠杀了他。认为桓公是弟弟、子纠是哥哥的说法，是《公羊传》、《谷梁传》的议论，也是荀卿、司马迁、杜预、孙太山、胡安定、刘原父、胡邦衡、孙莘老、吕东莱等三十多家学说的观点。我之所以采纳这种说法，也是有原因的。大凡《春秋》记载“子某”的，一定是应当继承君位的人；那些单独称名的，一定是庶出而不应当继承君位的人。又《春秋》凡是记载“入于某”的，都是篡位者。“公伐齐纳子纠”，《左传》中有“子”字，《公羊》、《谷梁》虽然没有“子”字，但“齐人取子纠杀之”这句话，则《左传》、《公羊》、《谷梁》都有“子”字。桓公在这里只单独书写小白之名，又记载“入于齐”，所以《公羊传》说：“记载‘入于齐’是什么意思？是篡位。”《谷梁传》说：“是厌恶他。”程子根据大义来推测，从而怀疑桓公是哥哥，这并不是有所考证得出的结论。虽然引用薄昭的话作为证据，但朱子却说：“荀卿说桓公杀兄以争夺国家，他的话本来就在薄昭之前。”《论语集注》虽然采纳了程子的说法，但又曾列举荀卿的话，那么朱子在其中也是不能没有怀疑的。不仅仅是荀卿的话，《史记·齐世家》也说：“襄公即位，诛杀了许多不当的人，众位弟弟担心祸患波及自己，所以次弟纠逃到鲁国，小白逃到莒国。”杜预也说：“子纠，是小白的庶出兄长。”邓骥也说：“桓公，是襄公的小弟。”司马迁说子纠是次弟，邓骥说小白是小弟，他们也是有依据的。孔子并不是不认为桓公做错了，大概是看重他后来有仁者的功绩罢了，难道是真的赞许他有仁德吗？孔子对桓公、管仲的不满之处很多，所以说：“管仲的器量太小了！”而孟子也说：“孔子的门徒不谈论桓公、文公的事。”如今《本义》继承程朱的学说，而在这件事上不敢完全遵从程子的说法，是根据《春秋》的书法来判断的。大概在大纲大领上尊崇程朱，而在一事有疑、一义未安的情况下，难道可以随声附和而不加辨析吗？孟子是愿意学习孔子的人，孔子赞许桓公、管仲的功绩如此，而孟子却批驳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朱子是远宗孟子的人，而在《集注》中引用杨氏的话，说孟子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比照别人的短处，还保留着这样的气象。又朱子是近学程子的人，而作《中庸或问》，辨析程子的言论毫不宽容。他辨析修道，认为程子“养之以福，修而求复之”的说法，不符合子思原文的意思；他辨析隐微，认为从心来说，程子不如吕、游、杨三家精密；他辨析程、吕关于中字的问答，则说：“圣贤的话，本来有发端而未说完的，学者尤其应当虚心诚意来审察其归宿，不可以抓住一句话就遽然定为定论。”他辨析程子认为中字因过不及而立名的说法，则说：“不能成为定论。”他辨析程子认为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的说法，则说：“这就不明白了。”像这样的有数十条。等到看朱子《易本义》与伊川《易传》相违背的地方，不可胜数，不能说朱子不学习程子。大概程子曾说义理无穷，或许是一时的言论而未及确定，或者是其门人传授的错误，学者应当守其大纲大领，而辨析其一二疑义。如果一概对程子的话称赞一个好字，不探究其旨意所归，不寻求自己内心的安定，也不是程子教导人的本意。从前唐代的王珪、魏徵，是建成太子的臣子。等到太宗杀兄，而王、魏侍奉他，固然有大罪。然而近代论治的人，不能说王、魏是小人。王、魏忘君事仇的罪固然不可放纵，而他们匡助太宗成就贞观治功也不可抹杀。所以朱子说王、魏的功过不以相掩，似乎没有采纳程子所说王、魏后来虽有功何足赎之的话，这难道不是人伦大节、纲常所系，而朱子这样说也是一种道理吗？如今认为子纠是哥哥、桓公是弟弟，而管仲侍奉他，正与王、魏侍奉太宗的事情相似。又根据孔子与人为善的意思，以及孔子不得已而与齐、晋交往的宗旨来看，那么《论语》赞许管仲的功绩，并没有损害道义。如果孔子作《春秋》就严厉了。《春秋》是正义明道的书。所以《论语》赞许其功，而《春秋》判定其罪。看它上面书写子纠以正其名，下面书写小白以正其篡，又书写杀子纠以正其忍，而圣人的情怀也可以看到了。我在《或问》中辨析得很详细，也就不再赘述。

译全都用来作为所记载事物的名称。」

译隐公【名息姑，是惠公的庶子】

“隐”是私谥。鲁国爵位是侯，却称公，康侯胡氏说：“这是臣子的说法，《春秋》沿袭周代的文字而没有改变。”啖氏说：“西周时期的记载都使用本来的爵位，春秋时期则都称公，孔子因而这样记载，以表明他们的僭越。”我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在鲁国称公，是臣子的说法；如果记载安葬某国某公的，都是僭越称公，后面仿照此例。程子说：“孔子的道既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凭借鲁国的《春秋》确立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不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就消亡了，《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这正赶上隐公即位之初，所以从隐公开始。○孙氏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周平王终结于此。平王既然不能称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见天子不修，贡赋职事不奉，号令没有约束，赏罚没有施加，破坏法制改变纲纪，变革礼制扰乱音乐，弑杀君主残害父亲，掠夺国家窃取称号，征伐四处发生，毫无顾忌，天下的政令都被诸侯分裂。平王不能中兴，等到隐公时去世，所以《诗》从《黍离》开始衰落，《书》从《文侯之命》开始断绝，《春秋》从隐公开始。”木讷赵氏说：“凡是诸儒想用一件事作为《春秋》开端的，都是错误的。”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说：“元年是什么？是君主的起始之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王的正月。为什么说王的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赵氏说：“天子常在当年冬天颁布第二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它，每月拿着月朔的甲子日期在宗庙报告，这就是禀受正朔。所以说王的正月，是说王所颁布的。”叶氏说：“王者用正朔统一天下，所以协调时、月、日，天下没有不相同的。诸侯继承世代拥有国家，所以即位建立起始的，各自可以称元年以自我区别，后面仿照此例。”○朱子说：“三王的正朔不同，周朝使用天正，而《七月》一诗又都用人正作为纪年，为什么呢？所谓改正朔，是改变岁首，月份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这是朱子晚年的说法，由此推论，那么正月就是建寅之月。凡是记事系于日，日系于月，月系于时，时系于年，这是古今记事的常法。孔子沿袭鲁国史书的旧例，没有增加或删减，也没有在其中寄托寓意。孟子说：“它的文字是史官的。”叙事尚且如此，何况叙述年、时、日、月呢？凡是说“春”、“王”二字是孔子所加的，是求之过当了。又考察：《春秋》凡是一时无事，必定书写首月以端正四时，只有这里和庄公元年三月虽然有事但也书写正月，因为这是一位国君的起始。义理又见于六年秋七月。王氏说：“不记载即位，是礼仪没有举行。大概隐公没有举行即位之礼，鲁国史官不记载，所以孔子不能增加。”然而不清楚不举行礼仪的原因，其余见《辨疑》、《或问》。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亡结切，邾，《公羊传》作邾娄，与《礼记·檀弓》相同，大概是齐人的语言，后面都相同。蔑，《公羊传》、《谷梁传》作昧】

程子说：“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沿袭旧史。古代史书记事简略，日期有时不全，《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加的。”我认为有的有缺文，也有事情应当系于月、系于时，如螟虫、蝗虫、旱灾、饥荒、无冰、无麦、禾苗之类就是这样，后面仿照此例。《公羊传》说：“及，是与之。”程子说：“内部作为主体称及。”莘老孙氏说：“及，是由内而及外，由此而及彼。”我认为也有直接解释为“与”的，如公与宋公遇于清、平莒与郯、城邾与防之类就是这样，后面仿照此例。范氏说：“邾，是附庸国。”孔氏说：“曹姓，颛顼的后代。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住在邾。”《王制》说：“不能达到五十里，不合于天子，依附于诸侯，叫附庸。”杜氏说：“鲁国邹县。”张氏说：“后来成为袭庆府邹县。”《公羊传》说：“仪父，是字。”髙氏说：“附庸称字，如同命卿。”少胡戴氏说：“仪父，是邾国大夫，如庆父、归父、行父、丕郑父、阳处父之类。”我认为后面记载邾子去世，那么邾本是小国子爵，只有一个卿，邾自当有大夫，戴氏的说法接近正确。《周礼》天官玉府职说：“如果会合诸侯，就供给珠盘玉敦。”夏官戎右职说：“盟誓时就用玉敦开辟盟誓，于是服役，赞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职说：“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凡是邦国有疑难防备同好，就掌管盟誓契约的记载及其礼仪，北面告明神。”所以《春秋》诸侯的盟誓，仿照此例而增减罢了。杜氏说：“蔑，是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郑樵说：“兖州瑕邱县有姑蔑城。”献可杜氏说：“《周礼》司盟：‘凡是邦国有疑难，就掌管盟誓契约。’大概是天子设立诸侯防盟的礼仪，而诸侯不能专断

译周朝衰微，防同之礼被废弃，各国擅自互相结盟以防备，而不致力于讲求信用。孙氏说：“结盟是乱世的事情，所以圣王在位时，寂静无声，没有听说过。这大概是周朝王道衰微，众人之心背离二心，忠信几乎断绝，欺诈互相兴起，于是各国开始有歃血立誓结盟的事情。凡是《春秋》记载结盟，都是厌恶它的。”仲培戴氏说：“隐公在父亲丧期举行嘉礼，废弃对天子的朝觐而推崇私人交往。”后来凡是记载结盟都仿照这个意思，而这又是七年讨伐邾国的起笔。高氏说：“诸侯各自守卫疆域，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境。邾国与鲁国平等结盟，那么就能危害鲁国，所以隐公委屈自己而与他结盟。”赵氏说：“王纲败坏那么诸侯放纵而仇敌结党，所以用干戈来对抗仇敌，用盟誓来巩固党羽，天下都这样做，于是就像常事一样。如果王政施行，那么诸侯不敢互相伤害，君道确立那么诚信彰显而道义通达，结盟做什么呢？观察《春秋》中的结盟，可以从中看出王政不能施行，而天下没有贤明的诸侯。”胡氏说：“周礼中珠盘玉敦的制度，都是虚妄之言。大抵结盟是乱世的事情，哪有天子与诸侯歃血结盟的事情呢？”不知是否正确。

译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鄢”字读音为扵晩切，赵氏认为应当写作“邬”】

夏季五月，凡是季节中没有大事发生，就只记录月份；如果有大事发生，就记录发生事件的月份，这是鲁国史书的常规体例，后面都仿照此例。郑伯，就是郑庄公寤生。孔氏说：“郑国的爵位是伯爵，姓姬，周宣王将同母弟桓公友封于郑，就是京兆郑县。”杜氏说：“在荥阳宛陵县西南。”张氏说：“后来成为郑州新郑县朴乡。”吕氏说：“‘克’，意思是战胜他的部众，如同对待敌国一样。”《公羊传》说：“段，是郑伯的弟弟。”我认为段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再次受命成为大夫。杜氏说：“鄢，是颍川鄢陵县。”张氏说：“后来隶属于开封府。”《左传》说：“当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于是姜氏厌恶他。姜氏偏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死在那里。其他城邑任凭吩咐。’于是请求京地，让共叔段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符合制度，您将无法承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躲避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呢？不如早点为他安排，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蔓延了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吧。’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局面，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想把国家给太叔，臣请求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取灭亡。’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收归为自己的城邑，一直延伸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不会亲近，势力雄厚将会崩溃。’太叔修整城墙，聚集粮草，修缮甲兵，配备步兵和战车，准备偷袭郑国都城，夫人姜氏将为他做内应。庄公知道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去攻打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太叔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攻打他。孙氏说：‘段是郑伯的弟弟，凭借郑伯的武力才战胜他，可以看出段骄横强悍难以控制，郑伯甚至动用武力，这是对郑伯不像兄长、段不像弟弟的相互讥讽。’○张氏说：‘仁爱的人对待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罢了。如果弟弟行为不中节、没有才能，也一定用道义来纠正他，使他不至于走上邪路；用恩惠来厚待他，使他不脱离富贵。然而庄公对待叔段，没有怀念抚育幼子哀怜之心，却怀着母亲偏爱想要夺取自己位置的怨恨，把大城邑给他却不为他妥善安排，放纵他失道以至于作乱。当他在京地、收归边邑的时候，可以制止却不制止，如同猛禽将要搏击时隐藏身形，在事发之前熟知其恶行而等待其成熟，等到叛逆的节操已经显露，然后用讨伐寇仇的方法去征讨他，以武力战胜为事，以诛杀为目的。庄公不仅仅是因为段没有才能而抛弃他，而是内心确实想要养成他的恶行，把他当作寇贼对待，完全没有天伦亲情之念。史书记载‘克段于鄢’，那么这种嫉妒残忍之心施加于同胞兄弟的行为，就完全显露在笔削之间了。’我认为‘郑伯克段于鄢’的措辞，也是史家立言的方法。孔子因事立教，记录它作为后世的鉴戒，所以说：‘其文辞是史官的，其义理是我窃取来的。’”

秋季七月，天王派遣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咺”音烜，吁阮切。“赗”，芳鳯切】天王，就是周平王。程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我认为这是鲁国史书的旧例，不是孔子加上的“天”字。《公羊传》说：“宰，是士。咺，是名字。”孔氏说：“《周礼·宰夫职》说：‘凡是国家的吊唁事务，掌管其警戒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郑玄说：‘吊唁事务，是吊唁诸侯及其臣子。币，是用来助丧的财物。’既然掌管吊唁事务，有时就充当使者，这大概是宰夫。”刘氏说：“为什么称名？因为是上士。”我认为来归，是来到鲁国归还助丧财物。《公羊传》说：“仲子是谁？是桓公的母亲。”程子说：“惠公的仲子，是妾的称呼。”君举陈氏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妻，再娶的也是妾。”与《公羊传》相符。《谷梁传》说：“母亲以儿子的爵位称呼。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刘氏说：“妾母依附儿子，与僖公的成风相同。”与《谷梁传》相符。前面的说法比较正确。《公羊传》说：“丧事有助丧财物。赗，大概是用车马和束帛。车马称为赗。”张氏说：“《士丧礼》：‘公赗〇纁束马两。’天子赗诸侯的礼制未曾听说。”康侯胡氏说：“天王的尊贵，向下赗诸侯的妾，如同把帽子加在鞋上，人伦的大经被违背了。天王，是法纪的宗主。赗诸侯的妾，这是破坏法纪从王朝开始。”赵氏说：“这是开启僭越之风。”○程子说：“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先端正。春秋时期，嫡妾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他们的名分。男女的配偶，终身不变的，所以没有再娶的礼节。大夫以下，家中没有主妇则家道不能确立，所以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去世，可以摄理家政，没有再娶的礼节。春秋之初，尚且还有疑问，所以”

译仲子多次出现异常的征兆。自僖公之后，就不再加以辨析了。《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记录僭越和混乱。用夫人的礼仪去馈赠别人的妾室，这是极度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张氏说：「天子对诸侯有赗礼，这是为了褒奖有功有德之人，并使其终了之时得到厚待。惠公被私人的宠爱所牵制，宠幸庶出的妾室仲子并立她为夫人，正好触犯了以妾为妻的禁忌，亵渎并扰乱了夫妇之间的纲常，这当然是上天讨伐所应当施加的，九伐之法中所谓的‘违抗命令、凌驾政令’，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平王不能纠正惠公的罪过，反而加重了送终的礼仪。」

译九月，鲁国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

《公羊传》说：“‘及’指的是谁？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说：“宋人，是指地位低微的外国使者。”程子说：“称‘及’、称‘人’，都表明不是卿大夫。”孙氏说：“对外国称‘人’，对国内称‘及’，不能说‘鲁人’。”孔氏说：“宋国，国君姓子，爵位为公。商纣王灭国后，周朝封微子在宋，建都于商丘。宋穆公和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杜氏说：“宋国，即梁国睢阳县。”张氏说：“后来成为应天府宋城县。”杜氏说：“宿，是小国，在东平无盐县。凡是结盟以国名和地名记载的，国君也参与结盟，不知是否确实。”《左传》说：“鲁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军队。鲁隐公即位后寻求和解，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开始恢复通好。不知是否可信。”我认为这与在蔑地结盟意义相同，但这次是大夫自行结盟，僭越更为严重，又是为十年伐宋埋下伏笔。张氏说：“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打败军队夺取城邑，结盟不足以依靠，这是可以断定的。”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音侧界】

祭伯，孔氏说：“是周公的后代。”张氏说：“祭，是周王畿内的采邑，爵位为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来，是来到鲁国。”《左传》说：“这不是奉王命而来。”《谷梁传》说：“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防诸侯。聘问用的弓矢，不出国境；束脩的肉，不在国境中通行。因为有至尊者，不能有两心。”张氏说：“考察内外之辨，是为了区别尊卑。朝见必有玉帛，聘问必有币篚，诸侯可以相互交往，但王的臣子与侯甸之臣不可以相互授受，以此来杜绝人欲往来的私情，而严明尊君事上的礼节。成周盛世时，防微杜渐的意思，大概一定像《谷梁传》所说的那样。经文记载‘祭伯来’，是为了显示周室的法度至此荡然无存。”程子说：“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掉了人臣的道义，这是王应当治理的。祭伯是王的臣子，不能辅佐王纠正典刑，反而与诸侯交往。”康侯胡氏说：“人臣没有私交，大夫没有君命不越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作为后世事君而有二心者的明确警戒。”

公子益师去世

刘氏说：“公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尊贵视同大夫。大夫受三命然后赐氏，后来都仿照这个原则。益师，是名，字众父，是孝公的儿子。这大概是讥讽诸侯的世卿制度，大意见左边。”孙氏说：“《春秋》国内大夫去世就记载，难道只是记录其年月、写明其名氏而已吗？古时候诸侯每年向天子进贡，天子亲自任命他们，让他们回国担任卿大夫。所以《周礼》规定，公的孤卿受四命，卿受三命，大夫受再命，士受一命，侯伯的卿、大夫、士也如此。周室东迁后，这种礼制就废除了，所以鲁国三桓的子孙直到定公、哀公时代，都执掌政权，不再向天子请命，所以孔子记载此事。”朴乡吕氏说：“大夫为什么有的记载去世，有的不记载？记载去世的，一定是世卿。益师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他是众仲的祖先。公子彄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他是臧氏的祖先。无骇为什么记载去世？因为他是展氏的祖先。”我认为：《春秋》中记载国内大夫的有四十七人，其中记载去世的有三十人，有的记载氏，有的记载名。圣人因循旧史记载大夫去世，而稍加变革，一则可以通考《春秋》始终来观察世变，二则可以各自考察其事来见失礼。古时候诸侯的卿大夫受命于天子，受三命的赐氏，受再命的赐名。隐公、桓公时代，还有无骇、翚、侠、柔、溺等人以名见载；僖公、文公以后，诸侯专横，不再请命，所以都自己赐氏，这可以通考《春秋》始终来观察世变。礼制，王为三公六卿穿锡衰，诸侯穿缌衰，大夫士穿疑衰，头饰都是弁绖。诸侯为卿大夫服丧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义理推断，是可以知道的。比如仲遂去世而仍然举行绎祭，就是不为之服丧。记载公子牙、公子友去世，公子庆父奔莒，是为了显示三桓的开始；记载公子彄去世，是为了显示臧氏的开始；记载仲遂去世，是为了显示东门氏的开始；记载叔肸去世，是为了显示叔氏的开始。其后连续记载仲孙、叔孙、季孙、臧氏、东门氏、叔氏，以及子孙的去世，是为了显示世卿的权力，随事见义，不能用一个例子来概括，这可以各自考察其事来见失礼。所以说：“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化。”

二年春季，鲁公在濳地会见戎人

不记载首月，与系事之月不同，这次会见失去了月日，所以只记载春。如果也记载首月，就会怀疑这次会见是正月的事，所以连首月也不记载，这也是鲁史的常法。后来凡是只记载季节的都仿照这个原则。与戎人会面，是合乎礼的。刘氏说：“西方称为戎。”啖氏说：“戎虽然大也称子，没有大夫，会见不记载名字。”杜氏说：“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濳，是鲁地。《左传》说：“这是为了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鲁公推辞。程子说：“周室衰微后，远方异族有散居在中国境内的，方伯大国应当明大义而排斥他们。其余列国，谨慎固守封疆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和好以免

译侵扰暴虐，并不是所谓用来巩固我国边境的做法，反而是开启祸乱根源的行为。因此《春秋》特别谨慎地辨别内外之别，隐公防备戎人，是不符合道义的。」孙氏说：「诸侯没有处理天子事务的职责，不得出面防备其他诸侯，更何况是防备戎人呢？凡是史书记载‘防’，都是表示谴责。」高氏说：「隐公在居丧期间，没有在王朝防备诸侯，却先与戎人防备，春天防备而秋天与他们结盟，所以记载此事以显示事情的开端。等到戎人讨伐凡伯，就知道鲁国防备并结盟戎人，正好给王室带来祸患罢了。」○吕氏说：「《周礼》大宗伯的职责说：『按时相见称为防。』大行人的职责说：『按时防来发布四方禁令。』这是说天子有事务，就召集诸侯并命令事务称为防。《曲礼》说：『诸侯在闲隙之地相见称为防。』这是说诸侯将要朝见天子，就先在闲隙之地相见，以练习礼仪。曹刿说：『防用来训导上下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制。』由此看来，诸侯没有私下的防，必须有天子的事务然后才防。凡是诸侯防备诸侯，都是不正当的，更何况防备戎人呢？防备而不止，必然还要结盟；结盟而不守信，必然导致侵伐。有了潜地的防，才有唐地的盟；有了唐地的盟，才有讨伐凡伯的事。开启祸乱根源而招致外侮，从这一次防开始。因此《春秋》谴责它。」

译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孔氏说：“《谱》说：莒国，嬴姓，是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将兹舆期封在莒国。”《世本》说：“从纪公以下改为巳姓。”第十一代兹丕公才出现在《春秋》中。杜氏说：“莒国在城阳莒县。”张氏说：“后来成为密州莒县。”《公羊传》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程子说：“不知道人数多少、将领姓名，也称‘某人’。”我认为也有表示众多的用法，如“卫人杀州吁”之类就是；也有泛称“人”的用法，如“齐人执郑詹”之类就是。各自根据文意体现含义，不可拘泥于一个例子来寻求统一标准。希声陆氏说：“攻克内部称为‘入’，后面仿照此例。”孔氏说：“向国，姜姓。”张氏说：“是炎帝的后代。”杜氏说：“是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张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向属沛郡，《寰宇记》记载属应天府谷熟县。”《左传》说：“莒子从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而回国。夏季，莒国人侵入向国，接姜氏回来。”不知是否可信。程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诸侯擅自相互侵伐，侵入别人的边境尚且是暴行，何况侵入别人的国家呢？”康侯胡氏说：“没有王命而侵入别人的国家城邑，逞其私意，可见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而征讨不加于他们，可见天王的失位。据事直书，大义自然显现。”○程子说：“《春秋》记载其事，而被侵伐者也不免受责。大概对方加兵于自己，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自我辩白，以礼义晓谕对方，如果不可避免，就巩固边防，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愤恨而与之交战，就是以交战者为主，这是断绝祸乱之道。”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

无骇，鲁国大夫。《公羊传》说：“是展无骇。”陆氏说：“是公子展的孙子。”刘氏说：“为什么不称氏？因为只受再命。诸侯大国三卿，都受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两卿受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受命于天子。大国之卿受三命，次国受再命，小国受一命。”二千五百人为师。《公羊传》说：“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康侯胡氏说：“记载‘帅师’，是用大众。”王氏说：“凡是记载‘帅师’，是记载其专权，后面都仿照此例。”杜氏说：“极，是附庸小国。”张氏说：“擅自兴用大众，欺凌小国，义理与侵入向国相同。”○我认为：古代大诸侯的卿有军队，建立师以承奉天子；诸侯的卿无军队，教习护卫以听命于大诸侯。大夫率领军队，就是大夫专权用兵，扰乱王制，削弱君权，国家就不是其国家了。所以君举陈氏说：“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后面凡是记载‘帅师’，义理都仿照此例。”孙氏说：“外有莒人侵入向国，内有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天子不能诛讨，周室衰微可知矣。”

秋季八月庚辰，公与戎在唐地结盟。

这里称“及”，与“公及邾仪父”的“及”同义，后面不再解释。范氏说：“唐，是鲁地。”杜氏说：“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张氏说：“后来成为单州鱼台县。”《左传》说：“戎请求结盟。秋季，在唐地结盟，是再次修好戎国关系。”程子说：“戎人强大而与之结盟，不合义理。”孙氏说：“公与中原诸侯结盟尚且说不可，与戎在唐地结盟，太过分了。”○张氏说：“盟，是杀牲以相互示信，称为神殛，违背约定者应当像这牲一样。同类之间结盟，尚且助长祸乱。徐戎屡次居住，而与之诅咒结盟，一旦有间隙，只看重利益，就会寻找小瑕疵而要求大信用，必定肆行强悍之暴，成为中原的大祸。所以《春秋》对于唐之盟，深罪隐公的失道，而开启祸乱之源。”康侯胡氏说：“《春秋》严谨，外域而内侵则应受惩处，与戎人歃血结盟，不合义理。后世竟有结外域以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如西汉之于匈奴；约外域以求援，而华夏受其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外域以与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然最终后悔，也将来不及？《春秋》谨慎对待唐之盟，垂戒深远。”邦衡胡氏说：“圣人不责怪戎而责怪招致戎的人，这是先自治之道。”我认为隐公不能在开始时谨防戎，所以不免在最终与戎结盟，因此《春秋》强调慎始。

九月，纪履緰来迎娶女子。

孔氏说：“纪，姜姓，侯爵。”杜氏说：“纪在东莞剧县。”张氏说：“汉代属北海郡，后来属青州寿光县，即益都府。”《释文》说：“逆，迎也。”《公羊传》说：“履緰，是纪国大夫。不称氏，与无骇相同。”程子说：“在鲁国，所以称‘女’。”我认为迎娶应当派遣卿，不应当派遣大夫。纪国派大夫迎娶国母，鲁国也不能以礼拒绝，所以记载以示警戒。○张氏说：“天子诸侯无

译离开本国疆域去亲迎新娘的礼仪，一定要让上卿前往新娘所在的国家迎接，到达馆舍之后，新郎才亲自迎接新娘进入家门。」吕氏说：「婚姻礼仪中男女有别，由此可见。王政以此作为根本，所以《春秋》对于女子出嫁，如果礼仪不完备，一定会详细记载，这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婚姻礼仪的重要性，这正是古代圣人的用意。否则，淫乱邪恶的行为就会产生。」

译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伯姬，是隐公的姐妹。伯是她的字，姬是她的姓。叶氏说：“用姓氏连缀表字，是妇女的通用称呼。迎娶时称‘女’，是为了区别于已嫁之妇；出嫁时称‘伯姬’，是为了区别于异姓之人。”《公羊传》说：“妇女称出嫁为‘归’。”我认为迎娶时没有任命卿大夫作为正使，鲁国又顺从这种不合礼制的做法，即使让伯姬跟随大夫前往，也是不合礼制的。这又是为庄公四年齐侯安葬纪伯姬一事埋下伏笔。

纪国的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字，《左传》作“帛”，《公羊传》、《谷梁传》作“伯”。程子遵循《公羊》、《谷梁》说：“这是缺文，应当说‘纪侯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左传》附会解释为“帛”，杜预认为是裂开丝帛的信物。《春秋》中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上的情况。孙氏说：“纪国原本是侯爵，这里称‘子’、‘伯’，是缺文。”】

杜氏说：“密，是莒国的城邑。阳城淳于县东面有密乡。”其义理参见元年“盟于蔑”的记载。

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谷梁传》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胡氏说：“子，是宋国的姓氏。”程子说：“薨，是向上坠落的声音，在诸侯国内称呼，小君（夫人）也同此。”刘氏说：“薨，是臣子所用的辞令。”此义理尚未详明，我私下怀疑妾母和再娶的妻子不得称为夫人，但还没有考证依据。○《谷梁传》说：“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范氏说：“夫人没有出境的事务，去世有固定的地方。”

郑国人攻打卫国。

称“人”见于莒人攻入向国，陆氏说：“声讨罪责以致讨伐称为‘伐’。”赵氏说：“凡是侵伐不记载胜负，是杀戮掠夺后返回。”孔氏说：“卫，是国家，侯爵，姬姓，是周文王子康叔封的后代，居住在殷墟。桓公十三年，即隐公元年。”杜氏说：“卫国在汲郡朝歌县。”张氏说：“即濬州黎阳。”《左传》说：“郑国共叔段的动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境。二年，郑国人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动乱。不知是否可信。”胡氏说：“礼乐征伐，是天下国家的大经。天子失道而诸侯夺取权力，诸侯错乱政令而大夫夺取权力。东迁之后，没有诸侯、没有大夫，都专断行事，无视王权到了极点。后来凡是记载‘伐’的仿照此例，其罪责的轻重则各自在后文中体现。这里是大夫攻打别人的国家。”○莘老孙氏说：“孟子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那一方比这一方好是有的。征是上伐下，敌对的国家不相征。’所以《春秋》之时，侵伐围入，一概记载以显示罪责。《春秋》记载‘伐’二百一十三次。”

三年春季，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程子说：“月，是周王的月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没有事情，就记载季节、记载首月。”我认为这也是鲁国史官的常法，后来仿照此例。只说“日”不说“朔”，或者是日食后朔日，或者是史官失误。朱子说：“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向左旋转于地，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都向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日一年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余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与之相会。一年凡十二次相会，方相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相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时日月相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望时日月相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这些都是有常度的。然而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气旺盛足以胜阴，阴气衰微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所以当食而不食。如果国家没有政令，不用善人，使臣子背离君父，妾妇乘凌其夫，小人凌驾君子，外域侵犯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然日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礼记》说：“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谪见于天，日为之食。”天子必定穿素服修职，以荡涤天下的阴事。康侯胡氏说：“日，是众阳之宗，人君的表率，而有日食，是灾咎之象。能谨慎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不能畏天，灾咎之来必矣。”《春秋》必定记载，以警戒人君不可忽视天象，后来仿照此例。○张氏说：“唐《历志》说：‘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过，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历法推算《春秋》日食，大概多入食限。于历应食而《春秋》不书者尚多，则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尽食。若过至未分，月或变行以避之；或涉交数浅；或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则虽交而不食，此德之所生也。”今案历家之言如此，则凡日食者，不可归之常度而灾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况象见乎上，而灾应于下，自是而后，王

译政治日益衰微，夷狄僭越窃取权位，祸乱不断兴起，这是《春秋》记载这些事件的原因，用以开启君主恐惧反省之心，希望凭借德行消除灾祸，从而平息天下的祸乱。高氏说：“日食和月食，有一定的规律，这是精通历法的人所能推算的。而《周礼》中却有补救日食月食的方法，到了《春秋》却只屡次记载日食，为什么呢？日，象征君主的道，受到侵害，必定有其原因。《春秋》记载日食，必定说‘有食之’，大概是将罪责归于人事，而不将其视为自然常数。因此君主遇到日食，就会恐惧反省，百官也加以辅佐，此后就不再将其归咎于自然规律了。后世的人推求推测，指出某件事与之相应，这就错了。”叶氏说：“有一国之内的异常，有天下范围的异常。一国之内的异常关联一国，所以大灾可以系于齐国，六只鹢鸟退飞可以系于宋国，鸜鹆来筑巢可以系于鲁国。天下范围的异常关联天下，所以梁山崩塌、沙鹿崩塌都发生在晋国，却不能系于晋国。日，是众人共同目睹的，它所关联的不是天下吗？《春秋》时期，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妻子弑杀丈夫，外族侵犯中原，那么阳气受到的损伤就很多了，说这些不是导致日食的原因，是不可以的。”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周天子，即周平王。《公羊传》说：“天子去世称为‘崩’。”程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我认为诸侯为天子服丧，应穿斩衰丧服、系苴绖、持丧杖、束绞带、戴绳缨之冠、穿菅草鞋，天下诸侯都应赶到。周王室衰微，礼制废弛，诸侯不再以臣子自居，所以《春秋》记载“天王崩”，一是表明鲁国不供给职贡而武氏子来求取助丧财物；二是表明齐、郑两国用吉礼在石门结盟；三是表明莒、宋、陈、蔡、鲁、卫等国攻伐不止；四是表明鲁、宋两国用吉礼在清地相会；五是表明隐公在棠地游玩观鱼。在三年丧期内，凡是诸侯有不守丧礼的行为，都是被讥讽的。以后凡是记载“天王崩”，大致都仿照这个体例。那些记载下葬的，又是为了引出记载下葬的文字。○叶氏说：“下葬是根据义例来记载的。天子七月下葬，桓王七年才下葬则太慢，匡王四月、简王五月、景王二月下葬则太快。下葬，天子诸侯亲自参与是可以的。文公派叔孙得臣下葬襄王，昭公派叔鞅下葬景王，不符合礼制。所以记载‘崩’和‘葬’。”我认为《春秋》历经十三位天子，其中一位驾崩在《春秋》之后。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只记载驾崩不记载下葬，那些记载驾崩的，是因为诸侯不行丧礼，如前面五种情况的说法；那些不记载下葬的，或者是国君亲自前往参加葬礼且下葬时间得当，属于常事所以不记载。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既记载驾崩又记载下葬，记载驾崩的意义与平王、惠王、定王、灵王相同；记载下葬的，如叶氏的说法。庄王、僖王、顷王驾崩和下葬都不记载，或者是通报来不及到达鲁国且鲁国未参加葬礼，或者是事情恰好符合常规而《春秋》不记载，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常事不记载，非常之事才记载的缘故。有人说生死是人的大变故，而《春秋》必定记载，这是错误的。

夏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尹陆氏说：“《左传》作‘君’，是错误的。”张氏说：“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为准。”叶氏、吕氏等各家观点相同】《公羊传》说：“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尹氏？是讥讽世卿。”程颐说：“古代任用官员以德行为标准，封爵以功劳为标准，世袭俸禄但不世袭官职，因此俊杰在位，各种功业都兴盛。等到周朝衰微，士人都世袭官职，政治因此败坏。尹氏世代担任王官，所以在他去世时记载为‘尹氏’，表明他是世袭继承的。”我认为这是讥讽天子的世卿。○孙氏说：“称‘氏’，是兴起其世袭之意。《泰誓》说：‘惩罚罪人以族，任用官员以世。’这是夏、商混乱的政治。周朝既已失道，其政治也是如此。考察《节南山》，是家父讽刺幽王的诗，称‘尹氏太师，维周之氐’，那么尹氏作为世卿，由来已久了。”康侯胡氏说：“功臣的后代，世袭其俸禄；世卿的官职，继承其地位。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其世袭可以延续；官位是用来尊崇贤能的，所以其官职应当选择。官职不选择贤人，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臣盘踞而难以清除，君主孤立无助，国家不灭亡，是侥幸罢了。《春秋》在周朝记载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在鲁国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载其不合礼制。”厚斋王氏说：“记载尹氏去世，这是尹氏立王子朝的开端；记载齐国崔氏出奔卫国，这是崔杼弑杀其君的开端。比较这些事来看，‘履霜坚冰’的警戒就明白了。圣人在恶念未萌发时就断绝它，必定谨慎细微之处。”

秋，武氏子来求取助丧财物【音附】

程颐说：“武氏，是王的卿士，称武氏，表明他是世袭官职。”贯道王氏说：“武氏，是世卿；武氏子，尚未被任命为卿。”《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正值丧期，尚未称君。”《谷梁传》说：“送给死者叫‘赗’，送给生者叫‘赙’。主动给予，是正当的；索取，是不正当的。周朝即使不索取，鲁国也不可以不给予；鲁国即使不给予，周朝也不可以索取。双方都受讥讽。”程颐说：“天王驾崩，诸侯不供给丧事，所以武氏子向四方诸侯征取，记载此事以表明天子失道、诸侯不臣。”○存耕赵氏说：“考察礼制，凡国君去世，臣下致送禭衣，说：‘将废弃的衣服交给商人，不敢使国君感到悲伤。’致送助丧财物，说：‘将财物交给有司，不敢用货物来取利。’现在鲁国不供给葬事，失掉了臣子的礼。”贯道王氏说：“周朝共有三次索取，都是因为丧事：求取助丧财物是因为平王驾崩，求取车马是因为桓王将驾崩，求取金子是因为襄王驾崩。有所求取，是因为丧事有缺失，诸侯贡享不到，助丧财物不供给。”张氏说：“进入隐公三年间，经文记载周室之事只有四件，而人亡政息，王道不能复兴，已经全都显现，这就是《春秋》之所以简明的原因。”我认为：“一是表明诸侯不供给王事，二是表明君王失去驾驭下属的方法，三是表明任用官员以世袭，四是表明不派遣其官而派遣其子。一句话而四种意义显现。《春秋》凡是记载‘子’与‘弟’的，多是子弟干政的开端。”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宋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所以得以称公。礼制：诸侯活着时不称名，死后称名，是为了区别他是哪一位国君。诸侯记载“卒”，是正当的；记载“薨”的，是臣子的说法。所以鲁国国内记载“薨”而国外记载“卒”。将要记载其下葬，不可以不记载其去世，以表明下葬时间的缓急；将要揭示其私谥与诸侯僭称公，不可以不记载其本爵，以表明臣子的僭乱。又因其去世而记载

译这样，可以考证那些在《春秋》中出现的诸侯确实是谁，又可以看出臣子在居丧期间进行盟会、侵伐，从而亵渎了丧礼。然而这些文字是旧史所原有的，其义理则是孔子所选取的，后来的记载都仿效这种体例。我在五年葬卫桓公条下已有论述。按：宋殇公在居丧期间与鲁国在清地相遇，以及联合鲁、陈、蔡、卫两国讨伐郑国，三年的丧礼已经废弛了。将相关史事并列对照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朱熹说：“鲁国国君去世记载为‘薨’，其他诸侯国君去世记载为‘卒’。”刘敞在回复司马光的信中说：“‘薨’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司马光也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将“卒”视为贬义词的说法，恐怕未必正确。

译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齐侯，就是齐僖公禄父。孔氏说：“齐国是侯爵，姜姓，是太公望的后代。周成王将太公封在营邱，就是临淄。僖公九年，就是隐公元年。”张氏说：“齐国在青州临淄县。”杜氏说：“石门，是齐国的地方。有人说是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济水的渡口。”张氏说：“在济南府临邑县。”左氏说：“这是接着卢地结盟之后的事。”其义理可见于隐公元年蔑地结盟。○张氏说：“隐公十一年间，结盟而不违背誓言的，只有这次盟约。两位君主终身未曾互相征伐，大概是因为齐国正强盛，而郑庄公奸诈狡猾，郑国的深仇大敌专门在宋国，所以依靠齐国来对抗宋国。两国交好，宋国与许、纪等各国接连遭受入侵，《春秋》在防地结盟时详细记载，是为了让后人考察其始末，从而知道郑庄公多诈，齐僖公不义而强横，王政纲纪废弛，诸侯放纵恣意，两国相互勾结牢固，各国都遭受其祸害。”君举陈氏说：“齐郑联合，齐郑联合，天下才开始多事。天下没有天子，是郑国造成的；天下没有霸主，是齐国造成的。因此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标志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以标志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穆公，《羊》、《谷梁》作缪】

不说“宋国安葬穆公”，而说“安葬宋穆公”，是从鲁国的角度记载的。啖氏说：“诸侯通报丧事，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就记载。”我认为穆，是谥号；宋国称公，是本来的爵位；其他国家称公，都是僭越。胡氏说：“诸侯去世，就向天子请求谥号。”程子说：“春秋时期，都不请求而私自定谥号，称私谥，是为了谴责其臣子，后来仿照此例。”○刘氏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文，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文。天子驾崩，在郊外作诔；诸侯去世，在王廷作诔；大夫去世，在君主处作诔。”孔子说：“诸侯互相作诔，不合礼制。”程子说：“送终，是大事，必须到正寝，不能由妇人处理。曾子换席而逝，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肯这样做吗？”孙氏说：“通报丧事、吊唁、参加葬礼，是史册的常规。直书以显示厌恶，是圣师的笔法。《春秋》记载诸侯的去世和安葬，难道只是记录其年月，跟随其通报丧事、吊唁、参加葬礼而已吗？大概是因为周王室衰微，诸侯僭越混乱，改变古制，违背常道，骄傲不道，所以圣人记载它。”髙氏说：“因为鲁国前往参加葬礼，而指出其臣子私定谥号的罪过。”

春秋本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本义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隐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杞音起，牟亡侯切】

孔氏说：“杞，姒姓，公爵，是夏禹的后代。武王灭殷，寻找禹的后代，得到东楼公而封他在杞。九世成公迁到陵。这一年杞国，不知道确定是哪位君主，应当是成公的父祖。”杜氏说：“杞国本来都城在陈留雍邱县。”张氏说：“周的三恪，国都在开封府雍邱县。”赵氏说：“凡用力得到的叫取，不应当取。不是其专断夺取，即使是原本的邑，也没有异议。”叶氏说：“凡国家叫灭，邑叫取。没有宗庙社稷君长，归属自己所有，叫做取。”公羊说：“牟娄，是杞国的邑。”张氏说：“征伐，是天子的权力；土地，是诸侯受封的。莒人擅自兴兵攻打别人，又夺取其土地，是王法应当诛杀的。后来仿照此例。”谷梁说：“诸侯互相攻打夺取土地，从此开始。”○孙氏说：“二年莒人进入向国，天子不能诛杀，所以放肆地攻打杞国夺取牟娄，是加重其罪。”存耕赵氏说：“莒虽然是小国，是东夷的雄强者。作为诸侯的祸害，不亚于荆、吴。自从进入春秋，没有进入别人国家的，而莒进入向；没有夺取别人土地的，而莒夺取杞的牟娄。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让莒恣意而无忌惮。”莘老孙氏说：“攻打而后说取，是先声讨其罪而攻打，又夺取其邑作为自己所有。诸侯受天子的土地作为国家，失德于民，得罪于君，就有削地的惩罚、降爵的责任。不是天子，即使是方伯也不得擅自削诸侯的地，擅自改诸侯的封。诸侯能拥有其国，不能将其国给人。将国给人，尚且认为是罪，何况不义而夺取呢？凡记载取的，都是谴责其擅自夺取诸侯的土地并入自己。”又说：“春秋强者侮辱弱者，大者欺凌小者，率然不顾时王的命令。因此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其志在袭的有一，侵的有六十六，取的有二十一，灭的有三十一，都是为了向后世显示王法。”

戊申日，卫州吁弑其君完【州，《谷梁》作祝】

州吁不称氏，与二年无骇相同。弑，是下杀上的名称。完，是卫桓公的名字。左氏说：“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丽而没有儿子。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嬖妾的儿子，受宠爱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