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义卷三　　　　元　程端学　撰

译在事情上体现“义”的情况很少，所以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夏季，在城中丘修筑城墙。

程子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指修缮旧有的城墙。”中丘，杜氏说：“在琅邪临沂县的东北。”张氏说：“就是沂川临沂县。”《公羊传》说：“这是内地的城邑。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重要的事。”程子说：“为百姓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活养育就能顺遂；生活养育顺遂，那么教化就能推行而风俗就会美好。所以治理政事以百姓的劳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百姓劳力，必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必定记载，表明劳役百姓是一件重大的事。后来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慎重对待百姓的劳力了。修筑中丘城墙，役使百姓不合时宜，这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以后类似的情况都仿照此例。”孙氏说：“城邑宫室，高低大小，都有王制的规定，不可以随意兴作。所以修筑一座城邑、新建一个马厩、建造一座城门、修筑一个苑囿，无论是否合乎时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但是合乎时宜的，其过错较小；不合时宜的，其过错较大。这是圣人爱惜百姓劳力、重视兴作工程、惩戒僭越违礼的深远防备。”叶氏说：“城郭虽然建立是为了立国，但并不是依靠它来守国，所以先王每年趁着农闲在无事的时候修缮它。而修筑城墙大多是因为畏惧齐国、畏惧晋国、畏惧邾国、畏惧莒国，否则就是大夫势力强大而自行修筑自己的城邑，或者超过了规定的限度，没有无缘无故修筑的。既然不能爱惜体恤百姓以按时举行政事，等到危急时又急忙做准备而耽误了农时，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记载的原因。”程子说：“有动用百姓劳力重大却不记载的，其中的教化意义很深。僖公修缮泮宫、重建閟宫，并不是不动用百姓劳力，但是却不记载。这两件事是恢复古制、振兴废弛的大事，是国家的优先事务，像这样动用百姓劳力，是应当动用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治理政事的先后轻重了。”我认为《春秋》不记载常事，看了程子的说法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赵氏说：“以礼节互通友好称为聘。”孔氏说：“聘问的礼节，使者拿着圭来传达使命，用束帛加上璧来进献礼物。”《左传》说：“齐国派夷仲年来聘问，是为了巩固艾地的盟约。”赵氏说：“奉持国家使命，是大夫的职责，这里记载‘弟’是讥讽齐侯。”张氏说：“聘问，是诸侯派遣大夫与友好国家互通往来，在《仪礼》中记载得很详细。但是古代诸侯如果空闲于侍奉天子的事务，就有邦交殷勤聘问的礼节。自从隐公即位以来，未曾朝见聘问天子，以鲁国来推测，那么其他诸侯大概可以知道了。而齐僖公因为艾地的盟约，就急忙派使者到鲁国结好，忘记了君臣的大义，培植同列诸侯的私党，所以看年的聘问，那么《春秋》凡是记载聘问的都可以类推了。记载他是弟弟，又显出齐侯宠爱私人的私心。亲爱亲属的道理，尊崇他的地位，加重他的俸禄，如果不是贤能就不让他参与政事。齐僖公宠爱他的弟弟，派他聘问鲁国并送女子，与邻国交往政事，一一都让他去做，宠爱过度，于是导致混乱嫡庶的分别，开启了年之子无知篡位弑君的祸患。圣人因为他过于溺爱的私心，而失去了亲爱亲属的道义，以显明日后的祸患始于僖公没有及早辨别。以后凡是记载聘问的都仿照此例，而这里又兼有派他弟弟这一层意思。”我认为：诸侯虽然世代继承，但是国家不是可以私有的；大夫、士都是天子的官员，各自担任自己的职务，不可以侵犯。兄长爱护弟弟，是秉持常理的心，是人伦中极致的表现。如果齐侯的弟弟贤能，那么就会请求天子任命他为大夫；如果他不贤能，应当像舜对待象那样，给他俸禄但不让他参与政事，这才是爱护弟弟的道理。现在僖公过分宠爱他的弟弟，派他聘问邻国，就像平民百姓派子弟干预父兄的事务一样，任用派遣违背正道而僭越混乱发生，记载这件事也是为日后被弑杀埋下伏笔。同甫陈氏说：“这与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一样，诸侯把国家事务当作家庭事务，而圣人把国家事务当作王事。”木讷赵氏说：“经文中记载‘弟’的有十二次，不逃跑就背叛，不背叛就弑君。只有齐侯的弟弟年，不背叛也不逃跑，但是年之子无知也弑杀襄公而扰乱齐国，宠爱并偏私他，果真有益吗？”

秋季，鲁公讨伐邾国。

《公羊传》说：“国君出征不记载率领军队，记载的是重要的事。”高氏说：“国君出行军队跟随，不需要多说。以后仿照此例。”献可杜氏说：“《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混乱因此滋长。’说结盟恰恰足以助长混乱罢了。鲁公在元年进行了蔑地的盟会，到这里就讨伐它，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道义又体现在二年郑国讨伐卫国，这里则是诸侯讨伐别人的国家。”

冬季，天王派凡伯来聘问。

天王，是周桓王。凡伯，《公羊传》说：“是天子的卿大夫。”杜氏说：“周朝的卿士，凡国，伯爵。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张氏说：“在濬州黎阳县的境内。”聘问，见前文。程子说：“《周礼》说：‘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王法的施行，按时加派聘问以安抚诸侯，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的职分，朝见聘问的礼节废绝，这是王法所应当治理的。不能端正典章刑罚，反而去聘问他们，又不见回应，失道太严重了。”孙氏说：“桓王不能振兴衰败、整顿治理，统制四海，以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反而像列国的君主一样，派凡伯来聘问，桓王作为天子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了。”木讷赵氏说：“《春秋》记载天王下聘的共有八次，责备诸侯不朝见，却坐着接受天子的聘问。”

译隐公在位十一年，而周天子两次派人聘问鲁国，难道就没有一个使者前往京师以报答周天子的辛劳吗？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

译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将他带回。

张氏说：“戎人在隐公二年出现。有人说：这是已氏之戎，本是昆吾氏的分支，周朝衰微时迁入中原地区的人。楚丘，即今拱州的楚邱县，汉代为梁国已氏县，这不是卫国的楚丘。杜预注解说是‘卫地’，是不对的。”我认为根据僖公二年修筑楚邱城来推断，这应当是鲁国的邑地。“以归”，是将凡伯带回戎地。程子说：“伐，显示出他们动用了众多兵力。”《左传》说：“起初，戎人到周朝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以宾客之礼接待。冬天，周王派遣凡伯来鲁国聘问，凡伯回国时，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并将他带回。”不知此说是否可信。邦衡胡氏说：“桓王不能以诚信与下属交往，仅仅聘问鲁国，威令无法施行。戎人攻打周王的使者，在先王盛世，诸侯辅佐拥戴天子，以增强中原的势力，四方边远地区请求命令还来不及，即使是砍柴割草都不敢侵犯，何况敢攻打天子的使者呢？现在竟然袭击周王的使者，无所忌惮，这说明中原不能匡正外域。”张氏说：“天子的使者入境而得不到护卫，地主国的罪责很大。”孙氏说：“记载‘以归’，是厌恶凡伯没有死守臣节。”黄氏说：“凡伯之事都直书其事，而意思自然明白。”○木讷赵氏说：“古代王臣办理事务，事情办完后由护卫护送出境。单襄公到陈国聘问楚国，陈侯不在边境迎接，宰官不致送膳食，单襄公因此知道陈国将要灭亡。现在凡伯来聘问，而鲁国不加护卫，戎人得以攻打他并将他带回，所谓司寇查究奸邪的法度在哪里呢？”我认为圣王驾驭外域，采取羁縻政策加以区分，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而已，朝聘所不及。现在让他们居住在内地，这本来就是天子方伯不能排斥他们的过错。鲁隐公又进而防备他们、与他们结盟，将他们视为同类，致使他们骄横傲慢、侵犯名分，从而攻打天子的使者。记载此事，一是显示王政不行，二是显示诸侯衰弱，三是显示外域放纵恣肆，四是显示地主国不敬重王使，五是显示周朝没有坚守节操的臣子，六是显示鲁国与戎人结盟恰恰招致寇患。寥寥数语而六种含义显现，唉，这就是《春秋》啊！

隐公八年春天，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卫侯，是宣公。杜氏说：“垂，是卫地，济阴句阳县东北有垂亭。”刘氏说：“是鲁国近邑。”前面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其义理可见于四年在清地相遇。

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宛，音于阮；祊，音必彭。《公羊传》、《谷梁传》作邴】宛，是郑国大夫。祊，杜氏说：“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母弟，被封于郑，有辅助祭祀泰山的汤沐邑，在琅邪费县东南。”张氏说：“是沂州的属县。”“入”，是派遣官吏治理该地政务并拥有主权。我认为：凡是说“我”的，都是指鲁国，是内辞。孙氏说：“祊，是天子所封，不是鲁国土地，郑国不可归还，鲁国不可进入。郑人归还，鲁人接受，他们的罪责是一样的。”○髙氏说：“郑国因为天子不再巡狩，而祊地无用，且想急切得到鲁国的援助，所以派遣宛来归还。自从进入祊地之后，继续友好、寻求结盟，史书不断记载。进入郜地、进入防地，都归我所有。直到隐公去世，没有可见的裂痕，来归之意，可以断定。”我认为：祊地，是先王所封，先祖所受，却拿来作为与人缔结交好的工具，可以看出王政衰微，诸侯恣意妄为，郑国奸诈鲁国贪婪，而宛顺从君主的欲望，圣人记载此事，为后世警戒很深。

夏天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其义理可见于三年宋公去世。

辛亥日，宿男去世。

吕氏说：“不称名，是史官的失误。”大意可见于七年滕侯去世。

秋天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杜氏说：“瓦屋，是周地。”存耕赵氏说：“进入王畿而结盟，诸侯肆无忌惮到了极点。”义理又可见于元年盟于蔑。○张氏说：“这是宋卫想要与齐国和好，而齐侯与他们结盟。春秋初期，都是离散结盟，至此三君共同向神明发誓，以示明信。然而宋，是殇王的后代；齐僖，是东方大国；卫，也是北方大国。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而三君合在一起用言语发誓，应当借此率领诸侯，从事讲信修睦之事，成就安抚百姓、减轻负担的图谋。而明年齐鲁防地结盟之后，齐侯就跟随鲁国偏袒郑国，又明年与两国攻打宋国夺取城邑，看今日盟誓的言语，不再顾忌。这好比小人平时指天日发誓，而日后面临小利害，不伸手救助，反而推挤，又往下落石，正相似啊。唉！春秋对于瓦屋之盟，所以谨慎对待世道变迁之甚，哀悼人理丧失，岂能尽言！”君举陈氏说：“春秋初期，宋鲁卫陈蔡是一党，齐郑是一党。郑国向鲁国求和，齐国也为艾地之盟以平定鲁国，为瓦屋之盟以平定宋卫，这是促成三国和好。东方诸侯的交往兴盛了。”

八月，安葬蔡宣公。

宣，是谥号。杜氏说：“三个月就安葬，太快。”程子说：“诸侯五个月安葬，不到期限，是简慢。”义理又可见于三年安葬宋穆公。

九月辛夘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传》、《谷梁传》作包】

这里称“人”与元年盟于宿相同。杜氏说：“浮来，是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

译说邳国前来会盟。」张氏说：「邳国之地，在沂州沂水县有浮来山。」张説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元年盟于蔑的记载。

译螟虫为害，其义参见隐公五年。按：隐公三年再次出现螟灾，可见人道悖乱导致灾害重现，百姓的穷困程度可以想见了。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这是讥讽世卿制度，其大义参见隐公元年益师去世的记载。

隐公九年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谷梁传》说：“南是姓氏，季是字。”刘氏说：“为什么称字？因为他是下大夫。天子的下大夫为四命，其义参见隐公七年凡伯来聘问的记载。”存耕赵氏说：“鲁隐公取得君位没有请示周天子，朝聘不到达京师，时事不归周王室宰旅管辖，是周王室的罪人。周天子派人来求取助丧财物而不体恤天子的丧事，凡伯来聘问而不救助戎族的侵伐，本应加以贬削的惩罚。南季来聘问，为何可以停止而不停止呢？这正显示出王室衰微，威权已失，只能凭借福惠来结交他人。”张氏说：“隐公十年间，宰咺、凡伯、南季三次来到鲁国朝廷，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而想要亲近它。隐公不明白尊奉周王的道理来匡正国家，朝聘之礼不再施行于周王室，于是诸侯效仿而王室的威灵枯竭，臣子效仿而篡弑的祸端萌生。《春秋》详细记载周王使者的到来，是留给读者自我考察的。”我认为这是双方都有讥讽，但《春秋》本义中讥讽周天子的意味较多，而宰咺、凡伯、南季作为臣子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雪【“电”音徒练切，“雨雪”的“雨”音于付切】髙氏说：“‘大’是非常之辞。”《说文解字》说：“震，是霹雳震击物体的，是雷的剧烈表现。电，是阴阳激荡闪耀，雷的光亮。”“雨雪”的“雨”，孔氏说：“是从上落下的。”《谷梁传》说：“八天之间，两次出现大变异，阴阳错乱运行。”黄氏说：“三月出现大雪，又出现在大雷之后，记载下来，是记录异常现象。”程子说：“阴阳运动，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康侯胡氏说：“雷已经发出，电已经显现，那么雪就不应该再降，却下起大雪，这是阴气放纵。《春秋》灾异必定记载，虽然不直接说其事，但事应都包含其中。只有明了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才能看到圣人所记载的深意。”

挟去世【“挟”音檄颊切，《公羊传》、《谷梁传》作“侠”】

《谷梁传》说：“挟，是所侠的人。”我认为这是讥讽世卿制度，其大义参见隐公元年益师去世的记载。

夏季，修筑郎邑城墙。

杜氏说：“郎，是鲁国的城邑，高平方与东南有郁郎亭。”张氏说：“郎，是鲁国近邑，其义参见隐公七年修筑中邱城墙的记载。”许氏说：“隐公七年记载修筑中邱城墙而后讨伐邾国，隐公九年记载修筑郎邑城墙而后讨伐宋国，这都是隐公不致力于崇德修政以警戒内部祸患，却顾虑外人的侵犯，不合时宜地劳役民众，依靠城墙守卫国家，这也太本末倒置了。”

秋季七月。

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公羊传》作“邴”】

这个防地与隐公二年防戎的防地相同，与隐公六年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的防地意义不同，后面仿此。杜氏说：“防，是鲁国地，在琅邪华县东南。”张氏说：“密州诸城县有防城。”存耕赵氏说：“鲁国有东防和西防，这是鲁国的北边，靠近齐国的地方。”程子说：“谋划讨伐宋国。”常山刘氏说：“古时候诸侯奉天子之命，守卫疆土，治理人民，朝聘有时，出入有度，没有不合礼的。自从王纲不振，诸侯没有法度来自守，大的纠合党羽以逞欲，小的附从不暇以救危，所以列国的会合纷然于天下。圣人一概用王法来匡正，凡是记载会合的都是讥讽。至于彼此善恶轻重，则各自存在于其事中，其意只是直接指责他们非因王事而相会聚集，后面仿此。”存耕赵氏说：“这次会合，是为郑国而会合齐国，将要合谋以损害宋国。鲁国既然与宋国断绝关系，就与郑国亲近，齐郑是一党。之前输平则是艾地的盟会，现在接受祊地而在防地会合。艾地盟会时，鲁郑关系尚不深厚。自从防地会合之后，鲁国只听命于郑国了，讨伐宋国、打败宋国都是郑国指使的，一个祊地的利益足以让鲁国如此。”我认为齐僖公前年刚与宋国有瓦屋之盟，现在又与鲁国会合谋划讨伐宋国，齐僖公的无信就像鲁隐公一样。

隐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中丘参见隐公七年，其义参见在防地会合的记载。孙氏说：“隐公末年出入无度，不顾内部的忧患，多次在外会合诸侯。”

夏季，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一起讨伐宋国。

程子说：“三国先派遣将领致伐，其义参见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的记载。”刘氏说：“讨伐宋国，打败宋国，夺取郜地，夺取防地，滕侯、薛侯来朝见，攻入许国，这是隐公被弑的原因。德行浅薄而建立大功，思虑浅薄而屡次得逞。防备四境，祸患反而在内部，能不悲哀吗？”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祸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六月壬戌日，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菅”音古顽切】

杜氏说：“菅，是宋国地。”叶氏说：“之前没有说战败的，这里为什么说是打败宋军？这是内辞。”我认为：“也有他国打败他国军队的情况，大概多责备打败者之罪。后面仿此。”上文说翚率领军队，这里说隐公打败宋军，是因为当时隐公后到军中，所以郑重记载。不提及齐、郑，只说鲁国打败他们。

译侯擅自发兵攻打别国，并击败了别国的军队，虽然一时侥幸成功，但按王法也应当处死。

译辛未日，鲁军攻取了郜地；辛巳日，攻取了防地。

张氏说：“郜、防，是宋国的两个城邑。”杜氏说：“济阴郡成武县东南有郜城，高平郡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三年莒国攻取牟娄的记载。这里则是十天内攻取了两座城邑，其罪过尤其重大，所以如实记载以彰显其义理。

　　秋季，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

左氏说：“郑国的军队进入郊外，仍然停留在郊外。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程氏说：“郑国劳役百姓以致力于对外扩张，却不知道守卫自己的国家，所以宋、卫两国侵入它。”高氏说：“宋殇公正处在丧失城邑、军队战败的丧期，却不停止连年征战，殇公的百姓因此不堪忍受政令。”我认为：郑国联合齐国、鲁国去讨伐宋国，宋国联合卫国去侵入郑国，报复不休，这是因为王政失去了纲纪，诸侯放纵无度，这就是《春秋》时代成为大乱的原因，也是圣人哀伤世道变迁的原因。其义理又可见于鲁隐公二年莒国侵入向国的记载。○存耕赵氏说：“齐国、鲁国、郑国讨伐宋国，是听从了仲丘的计谋；宋国、卫国侵入郑国，则是听从了垂的计谋。”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攻取了它。

存耕赵氏说：“戴国，是郑国的附庸国。”杜氏说：“在陈留郡外黄县。”张氏说：“在开封府考城县。”孔氏说：“地志记载：‘梁国甾县，是古戴国。’应劭说：‘汉章帝将其改为考城。’”《公羊传》说：“是借助了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的力量。”孙氏说：“三国军队撤退后，郑伯见利忘义，趁着戴国疲敝而攻取它，其恶行非常严重。”○刘氏说：“说‘郑伯讨伐并攻取’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厌恶的措辞。贪图别人的暴利，乘人之危，因此天下人都不亲近他。”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

　　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二年莒国侵入向国的记载。

　　鲁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孔氏说：“薛国，是任姓，侯爵，黄帝的后裔。奚仲被封为薛侯，迁徙到邳地。仲虺居住在薛地，担任商汤的左相。周武王又让他的后代担任薛侯。小国没有史籍记载，世系不可考知。”杜氏说：“薛国，在鲁国薛县。”张氏说：“国都在徐州滕县。”啖氏说：“君主相见称为朝见，在宗庙接受朝见，以表示重视礼仪。其他国家来鲁国朝见聘问都记载为‘朝’，是以朝见的礼仪相见。”我认为：“累计计算，是同一天来朝见。”张氏说：“《周礼》记载：‘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三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这是在闲暇于天子事务时进行的讲习。”程氏说：“诸侯虽然有互相朝见的礼仪，但当时的诸侯未曾朝见天子，却唯独率领众人来朝见鲁国，这能算是合乎礼仪吗？”○刘氏说：“为什么一并记载？这是旅见（集体朝见）。不是天子不能旅见诸侯，诸侯之间互相旅见，是不合礼仪的。”赵氏说：“诸侯必然有婚姻之好、疆界之理，所以王者不切断他们的交往。春秋时代，则多出于党同伐异。这些都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君子记载它们，其邪正就存在于文字之中。”孙氏说：“诸侯朝见诸侯，这都是因为周王室衰微，干戈日寻，大国欺凌小国，小国不得已而为之。所以齐国、晋国、宋国、卫国未曾朝见鲁国，是因为齐、晋强盛，宋、卫势均力敌；滕、薛、邾、杞奔走不暇，是因为土地狭小，兵众寡弱，不能与鲁国抗衡。春秋的法度，不是王事不得越过国境，凡是记载‘朝’，都是表示厌恶。”

夏季五月，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会盟。

杜氏说：“时来，就是郲地。荥阳县东有厘城，是郑国的土地。”张氏说：“属于郑州。”左氏说：“鲁隐公在郲地与郑伯会盟，谋划讨伐许国。”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九年会盟于防的记载。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侵入许国。

孔氏说：“许国，是姜姓，男爵，与齐国同祖，都是伯夷的后代。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国，传到第十一世庄公才见于《春秋》。”杜氏说：“许国，在颍川郡许昌县。”张氏说：“在颍昌府长社县。”左氏说：“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讨伐许国。庚辰日，军队逼近许国。瑕叔盈夺取了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城，周旋指挥并呼喊说：‘国君登城了！’郑国军队全部登城。壬午日，于是攻入许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鲁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许国已经伏罪了，即使您有命令，我不敢参与。’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郑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又让公孙获居住在许国西部。”戴氏说：“郑国安置许叔在东部，后来十五年复国，所以记载‘入’而不记载‘灭’，都不详细是否属实。”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二年莒国侵入向国的记载。○吕氏说：“隐公面临萧墙之变却不知道，反而与齐侯、郑伯侵入别人的国家，其不明智到了这种地步，死本来就是应该的。”康侯胡氏说：“隐公即位十一年，天子派遣使者两次，却未曾朝见京师；平王去世，不奔丧、不助葬，以致请求赙赠；擅自发动军队讨伐邾国、忽国；天子封守的祊地；攻取郜地、攻取防地；现在又侵入别人的国家。这五种不义之事，是人臣的大恶。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成就于桓公，而隐公的积恶也不可掩盖了。所以《春秋》所载的是非善恶之迹，施行于前，而成败吉凶的效果见于后，不可不仔细考察。”

　　冬季十

译有一年壬辰日，隐公去世。

杜氏说：“实际上是弑君，史书却记载为‘薨’，并且不记载地点，这是史官所忌讳的。”《公羊传》说：“不忍心说他是被杀的。”《左传》说：“羽父请求杀桓公，打算借此谋求太宰的职位。隐公说：‘因为他还年轻，我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他。让他去经营菟裘这个地方，我打算在那里养老。’羽父回去后，在桓公面前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杀掉隐公。隐公在做公子的时候，曾在狐壤与郑国人交战，被郑人俘虏。郑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向尹氏家主的钟巫祈祷，于是尹氏把他送回国并立他为君。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囿斋戒，住在寪氏家中。壬辰日，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了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人因此被杀。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四年卫州吁之事。”

程子说：“国君死在路寝，当着卿大夫的面去世，这才是正常的终局。死在燕寝，是不正常的终局。记载‘薨’而不写地点，说明是被弑杀的。”莘老孙氏说：“《春秋》的法则，对外国记载‘弑’，对本国不记载‘弑’，这是为了区别内外，疏远凶险的变故，培养忠孝之心。”《左传》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我认为大夫专断兵权、独揽朝政，没有不弑杀国君而夺取国家的，那些得以保全的，只是侥幸免祸罢了。《春秋》在前面两次记载翚率领军队，在后面记载隐公被弑，这是为了告诫后世权力不可下移。至于鲁隐公让位给桓公这件事，则不知是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