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义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译听说爱护子女，就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骄横、奢侈、淫乱、放荡，是走向邪道的根源；这四种弊端的产生，是因为宠爱和俸禄超过了限度。受到宠爱而不骄横，骄横而能谦退，谦退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见的。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制大者，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主合乎道义，臣子服从行动，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抛弃顺理而效仿逆理，这就是招致祸患的原因。作为君主的人，本应致力于消除祸患，却反而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他的儿子州吁与州吁交往，禁止不了。桓公即位后，庄公就告老退位了。州吁杀害桓公并自立为国君。张氏说：“弑君叛逆的事，是人伦大道的大变。圣人在《易经》坤卦初六爻辞中阐述了其中的道理，认为臣子发展到弑杀君父的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由来已久的渐变，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和防范。卫国的祸患，始于庄公宠爱州吁，纵容他喜好军事而不知道禁止。庄公在世时，妾室僭越上位，正夫人失去地位，这在《卫风》的诗篇中已有体现，那么动乱的根源早已萌芽。祸根滋生蔓延，以至于篡位弑君发生在桓公即位之后。《春秋》根据事实直书其事，也是要让读者探究祸败的起因，从而严守‘履霜坚冰至’的警戒。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一旦失去正道，给后代留下祸患，可以说是惨痛了。我认为，君主即使不像君主，臣子也不能不忠诚；父亲即使不像父亲，儿子也不能不孝顺。人发展到弑杀君父的地步，不用多说，罪恶就已经到了极点。所以董仲舒说：‘作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然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然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罪责。他们其实都是出于善意行事，却不懂其中的大义。’这种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杀他。后来的情况仿照此例。”康侯胡氏说：“《春秋》的宗旨在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用《卫风·绿衣》等诗篇来考察，所谓‘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道’的，就是庄公这样的人。”

译夏，鲁隐公与宋殇公在清地相遇。

这里的“及”字意思是“与”，后面的用法与此相同。宋公，指的是宋殇公。遇，杜预说：“这是临时约定的日期，两国都简化礼仪，就像在路上偶然相遇一样。”程子曰：“这不是《周礼》中冬季朝见天子称为‘遇’的那个‘遇’。”杜预说：“清，是卫国的城邑，济北东阿县有清亭。”存耕赵氏说：“清水位于齐国和卫国之间。”张氏说：“古代诸侯出境朝见天子，如果朝见结束后突然相遇，那么距离近的一方做主人，距离远的一方做客，称呼对方的先君来互相接待，这是为了崇尚礼让，杜绝轻慢随意。春秋时期的诸侯虽然并非真正偶遇，但想要从简行事，就用遇礼相见，而不实行朝见或会盟的正式礼仪，所以也称为‘遇’。《春秋》根据事情记录，以此讥讽他们并非为了王事出境，也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我认为：按照礼制，父母去世，穿斩衰丧服，不脱去丧带，不与人同坐。宋公在父丧未满一年时就出境与诸侯相遇，隐公也不因为他居丧而拒绝与他相遇，这都是罪过。○康侯胡氏说：“古代有遇礼，没有预先约定而相遇，以表明即使在仓促之间也有恭敬严肃之心。《春秋》记载‘遇’，是私下约定，把自己比作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化礼仪轻慢随意，就没有主客之分了。”常山刘氏说：“王室衰微，典章制度废坏，诸侯各自放纵欲望，盟会频繁，舍弃这些又简化事务，就像在路上偶然相遇。《春秋》记载‘遇’共有七次。”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孔颖达说：“陈国是妫姓，是虞舜的后代。周武王将有虞遏父的儿子满封在陈，赐姓妫，号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就是隐公元年。”杜预说：“陈国在陈县。”张氏说：“就是陈州宛邱县。”孔颖达说：“蔡国是侯爵，姬姓，是周文王之子叔度。周武王封他为蔡侯，后来作乱失去国家，他的儿子蔡仲，被周成王重新封立。宣侯二十八年，就是隐公元年。”杜预说：“蔡在汝南上蔡县。”张氏说：“该县属于蔡州。”胡氏说：“蔡、卫称‘人’，是因为地位卑微，后面不再解释。”《左传》说：“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先君的仇，并向诸侯求取宠信，以安抚国内民众，派人对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带着赋税跟随陈、蔡一起行动，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程子曰：“挟持诸侯去攻打郑国，本来就有罪了，而卫国弑杀其君，是天下应当诛讨的，却与之修好并一同攻打别人，罪恶更加严重。道义在隐二年郑国攻打卫国时已见，这里则是诸侯与大夫攻打别国。”○张氏说：“州吁弑君叛逆，内心怀着被讨伐的恐惧，想要与殇公结交。如果能拒绝他的邪说，向周王报告并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确定父子、君臣的伦理，中原的祸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惨烈。现在却被州吁的邪说所诱惑，联合陈、蔡来助长逆贼的党羽，首先向邻国报仇，于是公子冯得以在郑国稳固地位，而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逆顺的正理，从此日日夜夜从事战争，最终弑君叛逆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都是殇公不能在这次战役中及早辨明是非的缘故。”

秋，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翚音许归】

翚，就是羽父。不称氏，与二年无骇的情况相同。大夫率领军队，在二年之后，不再解释。刘氏说：“‘会’是聚集的意思。”程子曰：“宋国虐待其民，卫国是应当诛杀的贼人，却与他们一起攻打别人，罪过很大。两国结怨，其他国家与他们一同攻打，罪过相同。”○张氏说：“宋殇公、陈、蔡党同乱贼以虐待无辜，视弑君这样的大变，连夷狄禽兽都不做的事，却认为可以亲近。鲁隐公又从而辅助他们，于是使中原人视之为常事。宋、鲁、陈、卫相继陷入混乱。学者在这里，应当知道圣人哀伤世道变迁、扶持天理的深意。”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濮音卜】

《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程子曰：“称‘卫人’，是众人的意思，举国上下杀他。”杜预说：“濮，是陈地的水名。”张氏说：“濮在曹、卫之间。”《谷梁传》说：“在濮地，是讥讽丢失了贼人。”《左传》说：“州吁不能安抚民众，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方法。石碏说：‘朝见周王就可以。’石厚说：‘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周王宠信，陈、卫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国让陈国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石厚跟随州吁去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弑杀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求您图谋他们。’陈国人捉住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死刑。九月，卫人派右宰丑在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在陈国杀死了石厚。”陆氏说：“凡是作乱自立为君而被国人杀死的，都称‘人’来杀，说是众人共同抛弃，不把他当君主看待，而且不连累他人。”《礼记》说：“臣子弑君，凡在官职的人杀他都不赦免，杀他的人，毁坏他的房屋，污染他的宫室并堵塞它。”○莘老孙氏说：“《春秋》的法度，即使是弑君自立的人，如果有人以弑君贼人的名义去讨伐，那么即使

译国君不被称为国君，杀了他的人即使身为臣子也不被称为臣子。在濮地，是讥讽地处偏远，又借此责备卫国的臣子。」康侯胡氏说：「在濮地，不仅仅是记录地点而已，也是哀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责。州吁二月弑君却不能立即被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想要安定他的君位，所以过了很久才在濮地杀了他。用讨伐贼人来许诺众人，却因未能抓获贼人而怪罪邻国，与贼人同流合污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存耕赵氏说：「州吁弑君自立，已经超过了三个季度，可以免于被讨伐了。虽然率领五国军队去攻打郑国，却不能安定他的君位，也不能使百姓和睦，这是国人并不支持他。」董子说：「卫国人杀州吁，齐国人杀无知，是为了彰明君臣的大义，维护国家的政令。」

译冬季十二月，卫国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公羊传》说：“称‘人’，是众人拥立他的说法。”叶氏说：“晋，是卫桓公的弟弟。”《左传》说：“卫国国人从邢地迎接公子晋。”卫宣公即位。孙氏说：“继承君位的嫡子有固定的位置，所以不说‘立’，说‘立’就不符合正统。州吁已经死了，卫国没有国君，所以国人选取公子晋拥立他。诸侯承受国家来自天子，不是国人可以拥立的，所以说‘卫国国人拥立晋’。”○莘老孙氏说：“晋，是国人众人拥立的，应当有能够被拥立的道理。《春秋》在似是而非之间，众人认为有功，一时认为为善的，圣人必定确立大的辨别来匡正它，用来显示最高的准则，彰显王法。”我认为诸侯的拥立，必定是嫡长子接受天子和先君的任命。卫桓公之后，没听说有嫡长子，晋是桓公的弟弟，假使天子询问可以拥立的国君，那么晋就在被选之列。何况卫桓公已经死了，不能责备他不接受先君的任命。但是拥立国君的权力在于天子，职责在于方伯、司寇，选择应当拥立的国君并向天子请示，天子任命他，就符合正统。如果卫国国人自己拥立他，那么天下就不再有所共尊的主君，而君就不能作为臣的纲纪了。卫国国人拥立晋，就是说卫国国人自己拥立晋，不浪费言辞，而圣人哀伤世道、尊崇王权的心意就明显可见了。

五年春季，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朱熹说：“《左传》的‘矢鱼’，是将弓矢去射鱼，像汉武帝射江中鲛鱼之类。”张氏说：“《左传》作‘矢’，是不对的。”】

孙氏说：“棠，是鲁国的地方。”杜氏说：“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是鲁侯观鱼的台。”张氏说：“在单州鱼台县。”《左传》说：“鲁隐公将要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其材料不足以用来准备器用，那么国君就不去从事。国君是将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所以演习大事来度量正轨，叫做‘轨’；选取材料来彰显事物的文采，叫做‘物’。不符合正轨和法度的，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施行，所以导致败亡。所以春季搜捕、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在农闲时节用来演习大事。每三年治理军队，进入国境时整顿军队，归来时饮酒庆贺，以清点军需物资。昭示礼乐文章，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鸟兽的肉不上祭坛，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上祭器，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古制的规定。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是皂隶的事情，官司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当涉及的。’鲁隐公说：‘我将巡视土地。’于是前往，臧僖伯称病不跟随。”程子曰：“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民事，不远远出行。远远出行观看捕鱼，不符合正道。”莘老孙氏说：“离开治所而远远到棠地去观看捕鱼，国君的行动不依礼制，而顺从耳目的娱乐。”○《谷梁传》说：“礼制，尊贵者不亲自做小事，卑贱者不主持大功。捕鱼，是卑贱者的事情。国君观看它，不符合正道。”孙氏说：“观看捕鱼，不是诸侯的事情。天子、诸侯没有不做事的，行动必定有所作为。所以《孟子》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做巡狩，巡狩，是巡视所守的地方。诸侯朝见天子叫做述职，述职，是陈述所职的事情。因此春季省视耕种而补助不足，秋季省视收获而帮助不够。’隐公怠弃国政，在棠地观看捕鱼，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人了。”啖氏说：“凡是国君出行，记载其事情的，都是不寻常的。”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桓，是谥号。卫侯爵位却称公，是僭越。《左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献可。杜氏说：“卫桓公十四个月才安葬，不能赶上五月的正时。”康侯胡氏说：“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记录实际的德行，垂示劝诫。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能更改。失去地位被杀害，为什么称为桓？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公？”义理又见三年安葬宋穆公。○周持敬说：“查考《春秋》中被杀害的国君有二十五位，有记载安葬的，有不记载安葬的。自从《公羊传》、《谷梁传》倡导贼人讨伐就记载安葬的说法，而诸儒跟随他们，然而终究不能通达。至于蔡般、许买记载安葬，则又认为是圣人宽恕他们的罪过。贼人讨伐就记载安葬，只有卫桓公、齐襄公、陈灵公；贼人不讨伐就不记载安葬，只有鲁隐公、闵公。我私下认为国内不记载安葬，那么《左传》不成丧礼的说法比较接近；国外则或者不来报丧，或者国内不防备安葬罢了。”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音成，《公羊传》作盛】

《公羊传》说：“将领地位低微但军队众多，称‘师’。”郕，孔氏说：“《史记·管蔡世家》称郕叔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母弟，没有世家，不知道其国君的称号和谥号。文公十二年记载‘郕伯来奔’，那么是伯爵。”杜氏说：“东平刚父县西南有郕乡。”张氏说：“单州任城县。”《左传》说：“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不知道是否可信。程子曰：“卫晋趁着动乱得以即位，不思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道理，以尊崇王权为先、居丧为重，却兴兵修怨，进入别人的国家，记载其失道。”义理又见二年莒国进入向国。○《公羊传》说：“为什么有时说‘帅师’，有时不说‘帅师’？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地位低微军队少，称‘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帅师’，记载其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是旧史的法度，大致如

译如此。然而这件事的根本含义，在于进入别人的国家，其他情况也各自有其根本含义，后面都仿照这个例子。

译九月，考仲子的宫庙，初次献舞六羽。

张氏说：“考，如同‘考室’的考，是完成的意思。仲子见于元年。”康侯胡氏说：“在世时，用氏来连系姓，用姓来连系号；去世后，用谥号来连系号，用姓来连系谥号的，是夫人。在世不称号，去世不称谥，只单独举出姓名的，是妾。诸侯不再娶，按礼没有两个嫡妻。孟子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场所，另外建立宫庙来祭祀她，是不合礼的。初次献六羽，是开始使用六佾。不称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外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为羽而不称为佾。”君举陈氏说：“古代妾附祭于妾的祖姑，没有妾的祖姑，就更换牺牲附祭于女君。另立宗庙，是不合礼的。隐公改建宫庙而使用完备的乐舞，礼制中从未有过。因此史书用‘初’字。”《公羊传》说：“初是什么意思？是开始。六羽是什么意思？是舞。初次献六羽，是记载开始僭越诸公的礼制。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我认为诸侯夫人使用六羽，尚且算是僭越，如今妾使用它，圣人因此哀伤周礼的大坏。尧俞李氏说：“礼制《丧服小记》说：‘妾母不世祭。’郑氏解释它说：‘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这就是说妾母适宜祭祀的，是由儿子来做的。国君去世后就废除祭祀，何况尚未成为国君就有宗庙呢？称仲子，正是表明她的卑贱。主笔史官，是为了讥讽隐公。”孙氏说：“天王送给仲子赗赠，是不合礼的。这里又考仲子的宫庙，祭祀太过分了。宗庙有常制，所以公和夫人的宗庙都不记载。考仲子的宫庙，立武宫，立炀宫，都是改变常制。”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杜氏说：“邾人主导军事，所以郑国排在上面。”苏氏说：“凡是排列上下次序，依据国家的大小；而盟会、防堵、侵扰、攻打，以主导者为先。”献可杜氏说：“战争，是古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春秋时期诸侯专断，不问是否不得已，所以主导军事的人首先承担专断攻打的罪责。”此义又见于二年郑国攻打卫国。

发生螟灾。

杜氏说：“螟虫是吃禾苗心的。”《公羊传》说：“记载灾异。”康侯胡氏说：“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后面仿照此例。莘老孙氏说：“春秋时期，天下人物都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人伦的悖逆，达到君篡位、父被杀的地步；物理的谬误，达到焚烧山丘、捕获麒麟的地步。悖乱不和的气上升干扰阴阳，天运行失去法度而日食、星陨，地道反常而地震、山崩，四时失去和谐而大旱不雨、无冰、雨雹，五行错乱其本性而大灾、大水、雨木冰，以至于禽鱼草木出现怪异灾祸，于是螽螟滋生、蜚虫出现、李梅冬天结果、鸜鹆来筑巢。史书记载这些，是为了显示人道在下混乱，而天辰在上错乱，物理失去常态，灾异就因此出现。当时的动乱已经不可挽救，后世的君主尚足以引以为戒。”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彄，音苦侯切】

彄，名子臧，是孝公的儿子、隐公的叔父僖伯。髙氏说：“他的儿子臧孙达继承，这就是哀伯。从此到春秋末期，臧氏世代参与鲁国的政事。”我认为这是记载臧氏的开始。彄之后有臧孙达、臧孙辰、臧孙许、臧孙纥，鲁国史书记载他们的去世，圣人因此记录以显示世卿的开始。大意又见于元年益师去世。

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康侯胡氏说：“围，是环绕其城。”莘老孙氏说：“防守并夺取它，后面仿照此例。”长葛，是郑国的邑。杜氏说：“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张氏说：“颍昌府长葛县。”程子说：“攻打国家而包围邑城，是放纵其暴虐。”存耕赵氏说：“邾郑攻打宋国，宋国攻打郑国，包围邑城不能在一时平息愤怒，而互相报复，哪有穷尽？”康侯胡氏说：“在这里记载包围，而在后面记载夺取，宋人的恶行就彰明了。”《春秋》记载围城四十三次，攻打国家而包围邑城的有四次。

六年春季，郑人来输平【输，音舂朱切，左氏作渝】

康侯胡氏说：“输，是纳；平，是成。”孙氏说：“平，是释怨的辞令，平定四年翚会合诸侯攻打郑国的怨恨。”我认为圣王在上，诸侯没有可平的怨恨。春秋时期，列国兵争，互为仇隙，所以郑国有来鲁国输平的事。然而其输平，又没有继好息民的本心，不过是合党相倾的诡计，党合则天下愈多事。康侯胡氏说：“郑人为什么向鲁国纳成？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鲁的党羽。隐公未立时，与郑人在狐壤作战，停止。元年与宋国在宿盟会，四年在清相遇，其秋会师攻打郑国，即宋鲁为党，与郑国有旧怨是明显的。五年郑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人来告命，鲁国想救它，使者失辞，隐公怒而停止。其冬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其中有可乘的间隙，所以来纳成。然而这好吗？”回答说：“平，是解怨释仇，

译这确实是好的做法。郑国向鲁国输送和平，是以利益相互勾结。怎么知道他们是用利益来勾结的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占据了那块土地；郑国人攻打宋国，夺取了郜和防两地，而鲁国又夺取了这两个城邑，由此可知郑国输送和平是以利益相互勾结的。诸侯之间和睦相处，是为了辅佐王室，所秉持的应该是道义罢了。如果只是为了利益，那么不达到篡位、弑君、掠夺、侵吞的地步是不会满足的。所以称郑国“输送和平”，是为了阐明拥有国家的人必须端正道义，不图谋私利，从而杜绝亡国败家的根本原因。」张氏说：「郑庄公不怕委屈自己向鲁国求和，这成为后来败宋、入许的开端，鲁隐公也落入他的计谋之中却没有醒悟。」君举陈氏说：「《春秋》记载‘郑输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联合；记载‘及郑平’，是为了记录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始终。」

译夏季五月辛酉日，鲁隐公在艾地与齐侯相会结盟。

在外地以主位身份相会称为“防”，像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后面仿照此例。杜预说：“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张氏说：“即袭庆府奉符县。”《左传》说：“这是开始与齐国讲和，其义理可见于隐公元年盟于蔑的记载。”存耕赵氏说：“齐国与郑国友好，宋国与鲁国和睦，郑国尚未与鲁国交好，所以鲁国没有与齐国的友好关系。庄公因为隐公断绝了宋国的使者，而急于与宋国讲和，惟恐失去宋国的欢心，所以借齐国之力在艾地结盟，以巩固鲁国的友好关系。鲁国既然与郑国讲和，又与齐国结盟，那么宋国的外交关系就被分化了，郑庄公的计谋得逞了。”不知是否如此。

秋季七月

一时无事却必定记载首月，黄氏说：“是为了完备四季。”程子说：“天时、王月具备而后才成为完整的一年。”我认为这也是鲁国史官的常例，圣人沿用了它，后面凡是记载四季的都仿照此例。存耕赵氏说：“《春秋》无事而记载首月的有五十九处，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昭公十二年记载十二月，大概是脱漏错误吧？”黄氏说：“或许是不记载的，是传授过程中脱漏了。”我认为凡是夏、秋、冬无事必定记载首月，本来与春季无事记载首月意义相同，只是春季作为一年的开始，是王所颁布的正朔，所以多了一个“王”字。

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

杜预说：“上文有伐郑围长葛的记载，郑国的城邑可知，所以不说是郑国的。”孙氏说：“天子所分封的城邑，不是宋国可以夺取的。”程子说：“宋国人围困长葛，将近一年了，其虐待百姓无道的程度非常严重，而天子不惩治，方伯不征讨，郑国看到其百姓的危困，不能保有并赴诉，最终丧失了城邑，这都是罪过。宋国人强行夺取，罪不可赦。”康侯胡氏说：“宋国人倚仗强权围困城邑，长期役使大众，夺取非己所有的土地，其罪过明显。以王法而言，罪不可赦；以天理而言，不善的积累已经显著。当初穆公将国家托付给与夷，使其子冯出居在郑国，殇公即位后，忌恨冯而讨伐郑国，不也是违背天理吗？他被乱臣杀害，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考察他的行事，善恶的报应可以考证而知，天理不会欺骗人。”张氏说：“自从围困长葛，经年不解，志在必得。郑庄公不向天子、方伯、同列诸侯赴诉，以求保全其土地人民，反而结交鲁国，作为日后报复的计谋，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酿成祸患助长恶行。宋殇公虽然似乎得志，但日后终究受到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丧败以至于自身，这是《春秋》所深加诛讨的。”

《春秋本义》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本义》卷三 元 程端学 撰

隐公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康侯胡氏说：“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不是夫人。”存耕赵氏说：“记载叔姬，是为了引出后来嫁往酅地的事。”胡氏说：“《春秋》不记载媵妾，因为她们地位低下。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庄公三十年葬叔姬，所以追溯而记载她。”存耕赵氏说：“伯姬嫁往纪国，过了五年叔姬才嫁往。最终，纪侯离开他的国家而伯姬葬在齐国，纪季将酅地献给齐国而叔姬嫁往酅地。两位姬氏都没有得到好的归宿。《春秋》的法度，有其结局，必定有以显示其开端。”又说：“《春秋》记录纪国的事，为何如此详细！二年记载迎娶女子，记载伯姬嫁往；现在记载叔姬嫁往。桓公五年记载前往纪国，六年记载防成，记载来朝见，希望鲁国能救纪国；八年记载在纪国迎娶王后，九年记载季姜嫁往京师，希望天王足以依靠。鲁国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靠，这就是纪国最终困于齐国的原因。所以最终伯姬下葬，叔姬嫁往酅地，记载其去世下葬，以显示鲁国不存恤纪国而两位姬氏失所。”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大义又在于王政没有纲纪，强吞弱，众暴寡，灭国绝嗣，而无所忌惮，各自详见于后。

滕侯去世

孔氏说：“滕国，姬姓，是文王子错叔绣的后代。武王封他在滕，从叔绣到宣公十七世，才见于《春秋》。”杜预说：“在沛国公邱县东南。”张氏说：“即徐州滕县。”程子说：“去世不称名，是史官缺漏。”我认为凡是这类不记载下葬却也记载去世的，大概是因其去世而记载，可以考察其凡是以事见于《春秋》者，实为某侯。看其称名可见，而这又是为桓公二年滕子来朝见起文。康侯胡氏说：“滕侯记载去世，为什么不记载下葬？怠慢于礼，轻视其君而不葬的，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古代邦交有常制，不因国家的强弱而有谨慎轻慢，不因关系的疏密而有厚薄。春秋之时则与此不同。晋国，是北国；楚国，是南邦。地非同盟而亲自前往等待其下葬；滕国，是邻境；宿国，是同盟。赴告虽然到达而鲁国不关心，难道不是因为其土地狭小吗？没有其事而缺漏其文，这是鲁史的旧例。圣人没有增加或减少，保留其去世，缺漏其下葬，义理自然显现。”我认为如胡氏所说，那么后来晋侯记载去世而不记载下葬的，难道是当时鲁国专事齐国而不事晋国吗？然而《春秋》以如实记载其事以见义的多，以不记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