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义卷三

译《春秋本义》卷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本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本义》卷四 元 程端学 撰

桓公【名轨，《史记》又名允，惠公的庶子，隐公的弟弟】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即位。

杜氏说：“继承君位的儿子在父亲刚去世时就确定身份，但改换年号必须等到第二年，这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基业，完成父亲的志向，不忍心在中年就有所变更。”诸侯每年年初必定在宗庙举行礼仪，遭遇丧事而继位的诸侯，因此改换年号、端正位置，百官按次序就位，所以国史也在简册上记载即位之事。桓公篡夺君位却使用常规的礼仪，想要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而继位的人。戴氏说：“桓公一心想要得到国家，隐瞒篡位的原因而安然举行即位之礼，《春秋》就根据事实记载下来。”张氏说：“桓公杀害君主而自立，按照《周礼》九伐的法度，应当伏法被杀，承担杀害亲人的罪责。现在记载‘公即位’，显示出周天子没有政令，以及鲁国的臣子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反而拥戴杀害君主的贼人，让他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面朝南站立在君位上。”○谷梁传说：“继承旧位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先君不是善终，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继承旧位却记载‘即位’，那就是参与了弑君之事。先君不是善终，自己却端正了即位的礼仪而即位，这是对先君没有恩情。”我认为十二位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是沿用旧史。难道仅仅是沿用旧史吗？各自借此显示大义罢了。诸侯继承君位，必定要接受先君的托付，向天子请示，然后即位，以奉行天子颁布的正朔。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记载即位，是因为接受了先君的托付。定公没有接受先君的托付也记载即位，是因为被季氏拥立而举行了即位之礼。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继承旧位而没有举行即位之礼。隐公不是继承旧位也不记载即位，也是因为没举行即位之礼。至于他们为什么不举行即位之礼，就无法知道了。桓公、宣公虽然是继承旧位却也记载即位，是因为桓公、宣公的事情与庄公、闵公、僖公不同。庄公、闵公、僖公的先君是被他人杀害，桓公、宣公则是杀害君主自立，肆意举行即位之礼，旧史怎么能不记载即位呢？圣人怎么能不记载即位来显示大义呢？所以十二位国君不论记载即位还是不记载即位，都有不向天王请示的罪过，只有桓公、宣公在罪过之中罪过更重。圣人虽然沿用旧史，但他们的罪恶自然无法掩盖，所以对后世的警戒非常深刻。其余详见僖公即位条。

三月，桓公在垂地与郑伯会盟。

杜氏说：“垂，即犬邱，是卫国的地方。”张氏说：“桓公篡位后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要在外结交友好以巩固自己，郑国也想趁此机会谋求许田，所以在垂地会盟。篡位弑君的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而郑庄公首先与他会盟，这是郑伯的罪过。大义又见隐公九年会盟于防。”○莘老孙氏说：“桓公是杀害君主的贼人，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共同声讨。郑国与鲁国是同好往来的国家，不能举大义诛杀凶恶逆贼以端正王道，以彰显诸侯讨伐贼人的道义，反而斤斤计较于尺寸的土地、分毫的利益，亲自离开南面君主的尊贵地位而去会见杀害君主的贼人，郑伯的罪过不可饶恕。”叶氏说：“隐公初年，齐国、晋国尚且不强，郑庄公独自称雄于诸侯。等到派遣宛来归还祊地之后，隐公于是舍弃宋国而侍奉郑国，讨伐宋国、进入许国，没有不与他相同的，这是桓公所畏惧的。这难道是桓公首先向郑国求和吗？郑国既然得到了贿赂，然后才开始结好并举行越地的盟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被‘交换祊地’的说法所蒙蔽，而不知道许田是贿赂，因此连垂地之事也弄错了。”

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假，是借用的意思；璧，是瑞玉，环形玉器。《公羊传》说：“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刘氏说：“是周公的邑地。”《诗经》说：“居住在常地与许地，恢复周公的疆域。”大概不是方伯就不能拥有汤沐邑，不是周公就不能世代享有那片土地。我认为郑庄公把璧玉给鲁国，以借用为名，实际上是谋求许田，正如朴乡吕氏所说的“郑国将要以此要挟鲁国而找的借口”。孙氏说：“天子分封的土地不可以借用，擅自借用天子的土地，如此放纵自己。”髙氏说：“先记载在垂地会盟，接着记载交换许田，显示出郑伯贪利忘义到了极点。”

夏四月丁未，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杜氏说：“越，是靠近垂地的地名。”程子曰：“桓公想要结交郑国以求自安，所以既给了许田，又结盟。杀害君主的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而郑国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康侯胡氏说：“这是放纵人欲而灭绝天理，把伦理纲常看作无用的东西，把人类变成禽兽，圣人所恐惧的，《春秋》因此而作。大义又见隐公元年盟于蔑。”○我认为：《春秋》先记载隐公去世而不写地点，以表明他是被杀害；接着记载桓公安然举行即位之礼；接着记载桓公在垂地与郑伯会盟；接着记载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接着记载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于是桓公弑逆篡位、郑伯贪利党恶的罪过，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显，所谓连缀文辞、排比史事，这就是《春秋》的教化，哪里还需要一字一字的褒贬呢！

秋，发生大水灾。

《公羊传》说：“记载灾祸。”莘老孙氏说：“大，是非常之辞。水灾非常而成为灾害，或者伤害庄稼，毁坏房屋，凡是成为灾害就……”

译记载这件事啊。水，属于阴。阴气极盛，达到大水泛滥成为灾祸的程度，就是阳不能胜过阴，而阴气独占了优势。圣人既记载了它成为灾祸的迹象，又借此表明当时天下有招致灾祸的实情。春秋时期，仅仅一个小小的鲁国，发生大水就有八次，天下的灾祸又哪里能计算得尽呢？」○董仲舒说：「水灾，是阴灭阳。阴灭阳，就是卑贱胜过尊贵。日食也是这样，都是以下犯上，贱伤贵，违背常理。」孙氏说：「水不能润泽向下。从前圣王在位，五件事修明而常伦有序，那么吉祥的征兆就相应出现；圣王不在位，五件事荒废而常伦败坏，那么凶险的征兆就相应出现。春秋时代多灾异，是因为圣王不在位的缘故。然而从隐公到哀公，圣王不在位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灾祸很多，如果全部记载下来就写不完了。因此孔子只记载日食和国内灾祸，国外灾祸则举出一两个，那么天下的异常就可以知道了。」康侯胡氏说：「大水，是阴气逆行并与怨气合并。桓公施行逆德而招致阴气滞积，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尧的时候说洚水警戒我，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尧开辟以来，水的流向还没有找到归宿，所以尧有忧虑，派禹去治理，然后人们才能得到平坦的土地居住。由此可知，上天并不是因为尧而有洪水之灾，到了禹的时候水才顺着地中流动。后世有人行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灾的，必定会引用尧的例子来解除疑惑。」

译冬十月。

二年春，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大夫华父督杀害了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督，是大宰华父的名字。与夷，是殇公的名字。髙氏说：“查考宋国的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孙氏说：“字，是任命大夫时赐予的。”刘氏说：“这是名字，前面的说法比较正确。”《左传》说：“鲁隐公三年，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神灵，我能保全性命直到去世，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回答？请你们奉立他，主持国家社稷，我虽然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公子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贤德，让我主持社稷，如果抛弃德行而不谦让，这是废弃先君的选择，怎么能说是贤德呢？显扬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吗？希望你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鲁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国十年，发动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大宰，所以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宣告说：‘司马（孔父）就是这样的。’随后杀害孔父并弑杀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公子冯）并立他为君，以亲近郑国。”张氏说：“华督大概是公子冯的党羽，将要弑杀与夷但忌惮孔父，所以先杀害孔父。”《谷梁传》说：“孔父先死，经文说‘及’是什么意思？这是记载尊贵者连带卑贱者。”康侯胡氏说：“孔父担任司马，没有能力改变他的德行，不是所谓能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然而君主被弑，他死于这场灾难，面对命运坚守不变，也可以问心无愧了。”我认为殇公被弑，征兆早在宣公舍弃殇公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弃公子冯而立殇公的时候，而最终成于殇公不致力于修明政治来充实国家，却屡次以讨伐郑国、杀害公子冯为心，所以招致这场祸患。其义理可见于鲁隐公四年卫州吁的事。○莘老孙氏说：“春秋时期，被弑杀的君主有二十四位，死于难的臣子只有三位而已，即孔父、仇牧、荀息。当时，天下做臣子的，有的亡国以保全自己，有的出卖君主以苟且保位，到处都是这样。这三个人，有的冒着万死以赴君主的危难，有的秉持大义以阻挡君主的贼人，事情既然没有成功，就以死相殉。君主活着就与他一起活着，君主死了就与他一起死去。吃着君主的俸禄，立于君主的朝廷，道义上不忍与奸臣贼子同时存活，冒着白刃，投身死地，与君主同遭祸难，光明磊落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而自得其死所，孔子怎么能不赞许他们呢？然而在这三人之中，气节最高的是孔父。”刘氏说：“孔父的智慧则不足。”孔父的忠诚则尽到了，托付六尺之孤，寄托百里之命，可以说是面对命运坚守不变了。君举陈氏说：“死节，是臣子的极致，道义上与其君主共存亡。如果不这样，就不记载。”所以晋国的栾书、中行偃先杀害胥童而后弑君，不说“及”；楚国的商臣先杀害鬬勃而后弑君，也不说“及”。我认为《春秋》记载“及其大夫孔父”，不是褒奖孔父，而是哀伤世道的变乱。为什么哀伤世道的变乱？因为名分不正而作乱，君主不仁而连累他的臣子，贼人弑杀君主又牵连到他的臣子，孙氏所说的加重语气就是这个意思。而解说《春秋》的人只褒奖孔父的贤德，而不涉及臣弑君、贼杀贤人的大变乱，这是议论其末节而遗忘了根本，不可以不辨明。后来仇牧、荀息的事仿照此例。

滕子来朝见。

滕国本来是侯爵却称子，戴氏说：“小国爵位尊贵而贡赋沉重的，大多自我贬低以顺从卑下的地位，《春秋》因而记载它，不掩盖实际情况。”存耕赵氏说：“春秋时期诸侯放纵，小国往往自我贬低以求容身，觐见之礼废弛而班爵不得其正，滕、杞之类就是如此。”我认为两种说法兼而有之，其义理才完备。来朝见，见鲁隐公十一年。康侯胡氏说：“《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使人人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而没有人参与，就无法立于世，没有人敢动于作恶，而篡弑的祸患就停止了。现在桓公以臣弑君，是天下的大恶，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却先于邻国去朝见他，这是违背天理、放纵人欲，是《春秋》所深恶的。”义理又见鲁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朱子说：“程沙随作《春秋解》，解说滕子来朝的地方最好。比如鲁隐公十一年才记载‘滕侯、薛侯来朝’，怎么到鲁桓二年就记载‘滕子来朝’？先儒的说法很多，有的认为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所以降格称子。不知道那时周王已经不能行使贬黜升降的典制，即使能贬黜诸侯，当时也不止一个滕国可贬黜。有的认为《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特意削去爵位而书为子，从此之后，滕国一直书为子，难道《春秋》厌恶他朝见桓公而连后代子孙都削去爵位吗？有的认为正在丧期未即君位，前面又没有见到滕侯去世，都是不通的说法。沙随则认为这是看到春秋时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滕子侍奉鲁国，如果用侯礼相见，那么所供应的就多，所以自我贬降而以子礼相见，希望贡赋少一些，容易供应。恐怕是这样。因为后面郑国朝见晋国说：‘郑国是男爵，却让它跟随公侯的贡赋。’可见郑国本是男爵，后来袭用……”

译诸侯以侯礼与大国有交往，起初并不觉得贡赋难以办理，后来却日益因此陷入困境，这才说出这样的话。不只是郑国如此，想当时的小国大多都是这样。」孙氏说：「杞国是公爵；滕国、薛国是侯爵。春秋时期，杞国称公，是合乎正礼的；称伯、称子，则是降等。滕国、薛国称侯，是合乎正礼的；称伯、称子，则是降等。这大概是因为周朝的王道衰微，诸侯放纵自己，朝觐天子没有定规，这三个国家来朝见，礼仪大多不完备，有的用侯礼来朝见，有的用伯礼来朝见，孔子便如实记录，以彰显这种混乱。」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陈侯、郑伯，以此促成宋国的动乱。

杜预说：“稷，是宋国的地方。成，是平定的意思。宋国发生了弑君的动乱，所以各国举行会盟，想要平定它。”我认为诸侯应当讨伐宋国的动乱，而不应当平定宋国的动乱。宋国有弑君的贼人，诸侯应当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杀死华督，询问可以拥立的君主并立他为君，天下或许就可以治理了。现在不讨伐贼人，随后又记载索取鼎器，那么平定宋国动乱就是包庇作乱的贼人，这四个国家的罪恶就显明了。圣人依据事实记录，作为后世拥有天下国家者的重大警戒。君举陈氏说：“弑君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天下，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前立五国的君大夫来平定州吁，而州吁最终被讨伐；现在会合四国的君主来拥立华督，于是辅佐宋庄公。弑君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天下，是这四位君主造成的。”陆氏说：“上文说伐卫，接着说王人救卫，下文说卫侯朔回到卫国，就知道违背王命；上文说平定宋乱，下文说纳鼎，就知道贪图贿赂、纵容罪恶。凡是这类情况，上下文相互呼应而显现其道理。”我认为陆氏的论述，就是《春秋》属辞比事的方法，不是仅仅一字褒贬的意思，读者应当详细体会。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藏到大庙中【郜，音古报。大庙的大，音泰】杜预说：“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张氏说：“郜大鼎，是郜国制造的器物。”莘老孙氏说：“鼎是从宋国得到的，称之为郜大鼎，是因为鼎的成型出自郜国。就像和氏璧、云和琴瑟之类一样。”谷梁传说：“说从宋国取得，是因为宋国。”张氏说：“大庙，是周公的庙。”左传说：“在稷地会盟，以此促成宋国的动乱。因为贿赂的缘故，拥立了华氏。用郜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都有贿赂，所以于是辅佐宋公。从宋国取得郜大鼎，纳藏到大庙中，是不合礼的。”臧哀伯劝谏说：“统治人民的人，将要彰显美德、堵塞违逆，以此临视照耀百官，还担心或许会失去它，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顶，大路用蒲草做席子，大羹不加调和，粢食不舂细，是为了彰显节俭。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是为了彰显法度。藻率、鞞鞛、鞶厉、防缨，是为了彰显数量。火龙黼黻，是为了彰显文采。五色比象，是为了彰显物类。钖鸾和铃，是为了彰显声音。三辰旂旗，是为了彰显光明。美德，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数量。用文物来记载它，用声光来发扬它，以此临视照耀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轻易改变纪律。现在毁灭美德、树立违逆，而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大庙中，来明确地展示给百官，百官效法它，那又怎么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美德，是由于宠信贿赂显著。郜鼎在大庙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显著的呢？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把彰显违逆动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大庙中，那该怎么办呢？”桓公不听。孙氏说：“这是极言其过分。桓公是弑逆之人，接受华督弑逆的贿赂，在周公的庙中行事，可以说是过分极了。”叶氏说：“庙中有器物，是用来尊崇美德的。不义地进献它，这就是亵渎祖先。”邦衡胡氏说：“纳藏到大庙中，足以知道桓公没有廉耻畏惧，还想要向神灵夸耀以此作为功劳。”康侯胡氏说：“弑逆的贼人，不能加以讨伐，反而接受他的贿赂，放在大庙中，来明确地展示给百官，这是教导他们习惯于弑逆叛乱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的罪恶，又怎么惩罚呢？圣人因为害怕这种情形而作《春秋》，其垂训后世，使人们知道宠信贿赂的行为，保全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或许也能知道警戒了。”戴氏说：“前面记载促成动乱，后面记载取得鼎器，罪恶自然显现了。

秋七月，纪侯来朝见【纪，《左传》作杞。程子曰：“凡是杞称侯的，应当是纪。杞当时的爵位已经不是侯，是文字错误。等到纪侯大大离开他的国家之后，杞就不再称侯了。”】

意义见滕子来朝。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杜预说：“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孔氏说：“贾逵、服虔认为邓是一个国家，说蔡、郑在邓国的都城会盟。《释例》认为这个颍川邓城是蔡地，那个邓国则是义阳邓县。因为邓是小国，距离蔡路远，蔡、郑不应当远道去它的都城会盟，况且蔡、郑畏惧楚国，才开始这次会盟，怎么会反而去寻求靠近楚国的小国而与之结盟？所以知道不是邓国。”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莘老孙氏说：“这时楚国正僭越称王，想要称霸中国，蔡、郑国小且逼近楚国，畏惧而谋划自安之计，孔子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中国衰微而荆蛮兴盛，小国恐惧而盟会来不及。意义又见隐九年会盟于防。”康侯胡氏说：“楚国从西周以来就是中国的祸患，宣王曾经命令将领南征。等到周朝东迁，僭越称王，凭借陵驾江汉，后来终于俘虏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懿亲的缘故为其服役，整个春秋时期，圣人大概哀伤这种情况。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守卫自己的国家，荆楚虽然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根本在于此，行事丑恶、德行齐同，不能相互推崇，那么

译凭借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出胜负。观察诸侯结盟与离散的事迹，就可以考察夷狄与华夏兴盛衰败的原因了。

译九月，鲁桓公进入杞国。

谷梁传说：“是我们（鲁国）进入杞国。”程子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时称‘人’，如果是本国军队，就只说‘入某国’、‘伐某国’，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二年‘入向’的记载。这里则是弑君篡位的贼子进入别国，显示出王政不行，且肆无忌惮到了极点。”高氏说：“这一年进入杞国，八年进入邾国，文辞虽然简略，但罪责却有余。桓公弑君，原本只是没人敢进入、没人敢讨伐罢了，现在却进入别国、讨伐别国，这是让天下共同蒙受耻辱。”

鲁桓公在唐地与戎族结盟。

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二年“在唐地结盟”的记载。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国。

康侯胡氏说：“凡是做儿子的，出门必须禀告，回来必须拜见，对待亡者如同对待生者，所以国君出门必须告祭宗庙，回来必须奠祭之后才入宫，这是礼制。出门必须禀告，出行回来禀告到达，这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记录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常山刘氏说：“国君出行，其到达必须记载，按法度本来就是这样。古代诸侯，朝见和会盟有固定的节度，出入有固定的期限，周朝衰微以后，无法度而妄行，征伐会盟，纷纷四处出动，抛弃社稷，委托人民，往往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返回，观察所记载的内容，其混乱就显而易见了。”我认为也有没过多久就记载“至”的，大概是因为诸侯行动必须符合正道，然后才能告祭宗庙并记载“至”。现在的会盟侵伐，没有不是不正当的，却也去告祭宗庙，这就不是用来侍奉祖先的了。后面的情况仿照此例。莘老孙氏说：“《春秋》记载‘至’，都是要说明他出发所做的事。以地点记载‘至’的只有四处：这一年桓公从唐地回来，文公十七年从谷地回来，定公八年从瓦地回来，十年夏天从夹谷回来，仅此四处。”朴乡吕氏说：“那些不记载的，是史官遗漏了。一次出行有两件事，记载时或者记前面的事，或者记后面的事，记载的是重要的事。”

三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

杜氏说：“嬴，是齐国的城邑，即泰山嬴县。”张氏说：“所谓嬴、博之间，大概是齐国东南的城邑。”左传曰：“在齐国完成婚事。”杜氏说：“桓公不通过介绍人，亲自与齐侯会见以完成婚事，是不合礼的。”张氏说：“乱臣贼子与齐侯会见而完成婚事，彰显了齐侯的罪责。其义理又可见于隐公九年‘在祊地会见’。”莘老孙氏说：“秋天七月，接着就有公子翚去齐国迎娶女子的事，这是在未婚之前进行的会见。婚礼有六项，都称父兄的命令派遣使者，以此来培养廉洁、远离耻辱，显示万世的继承者不可轻率。现在桓公不通过介绍人的命令、媒妁的言语，亲自到齐国边境与齐国谋划自己的婚事，丑恶就显现了。”存耕赵氏说：“桓公畏惧不义的诛讨，向齐国申述好感以最终实现篡位。夫妇是人伦中最大的，而请婚是其开始，行动不顾道义，被齐国轻视，最终以文姜的祸患告终，是因为不能谨慎开始。”

夏天，齐侯和卫侯在蒲地互相发布命令。

君举陈氏说：“胥命，是互相发布命令。”宋氏说：“互不谦让。”杜氏说：“蒲，是卫国的地方，在陈留长垣县西南。”张氏说：“开封府长垣县，是古代的蒲邑。”刘氏说：“齐国，是太公的后代，东州的诸侯；卫国，是康叔的后代，北州的诸侯，以事务互相发布命令。古代有方伯，有州牧，有连帅，受命于天子，这是正统。互相发布命令，不是正统。”存耕赵氏说：“王的言语称为命，臣下接受命令，命是从上面发出的。以诸侯的身份命令诸侯，是世道的变化。周王室虽然衰微，天命没有改变，齐禄父、卫晋不能效法周孚先朝见京师以听从王命，却在蒲地互相发布命令。”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纪侯。

郕，见隐公五年。范氏说：“郕，是鲁国的地方，恐怕不对。”张氏说：“纪国与鲁国亲近，向鲁国求援，以抵抗齐国、郑国，所以桓公趁他们两年来朝，与他们会见。”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九年“在防地会见”。程子说：“自从桓公篡位以来，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会，结外援以巩固自己。”许氏说：“与大国联姻，使小国臣服，彰显得意。天下没有王，而乱人如此得意！”

秋天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食，全食。

谷梁传曰：“说‘日’说‘朔’，是食正朔。既，是尽的意思，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三年。这里是日食全食，天变尤其大。”杜氏说：“历法家说日光在望月时远远夺取月光，所以月食；日月同会月掩日，所以日食。食有上下之分，是因为运行有高下，日光轮存在而中间被食，是因为相掩紧密，所以日光溢出。全部既食，是因为正相当而相掩间隙疏远。”

公子翚去齐国迎娶女子。

高氏说：“翚到这里称公子，是因为桓公任命他为卿的缘故。”张氏说：“有人说这是王命。”陆氏说：“女子，是文姜。”啖氏说：“翚以公子的身份行婚礼，尤其不可。”叶氏说：“鲁国诸公十二位，记载迎娶女子的有四位，都是因为违礼失常。庄公记载‘公如齐逆女’，是不正公亲自迎娶；桓公记载‘公子翚逆女’，宣公记载‘公子遂逆女’，翚是桓公的弟弟，惠公的儿子；遂是宣公的弟弟，文公的儿子，不正其

译用叔父去迎接嫂子；《春秋》成公七年记载“叔孙侨如迎娶女子”，侨如是成公的族叔父，叔孙得臣的儿子，这是批评他以尊贵的身份去迎接卑贱的人。古代天子嫁女给诸侯，由与天子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嫁女给大夫，由与诸侯同姓的大夫主持。由地位对等的人主持，大夫是可以的；但到别国去迎接，却是不可以的。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这样家庭的伦理就端正了。鲁国的动乱，有像庆父、仲遂那样杀害嫡嗣的，有像侨如那样向霸主进谗言陷害其君主而加以阻止的，这些都是由于家庭伦理败坏而导致的。

译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

杜氏说：“讙，是鲁国的地方，济北蛇邱县西边有下讙亭。”《谷梁传》说：“按照礼制，送女儿出嫁，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伯叔母和兄弟不出阙门。父亲告诫她说：‘谨慎地听从你丈夫的话。’母亲告诫她说：‘谨慎地听从你婆婆的话。’伯叔母等反复申说：‘谨慎地听从你父母的话。’送女儿越过国境，是不合礼的。”康侯胡氏说：“因为齐侯来送，桓公就前往讙地防备他，这说明桓公出行的重点在于齐侯而不在于姜氏，这难道是合乎礼的吗？”胡安国说：“桓公如果真的亲自去迎接，史书应当记载‘迎娶女子’，一定不会说‘防备齐侯’。这里只说‘防备’，表明桓公是因为防备齐侯而顺便接受了姜氏。”张氏说：“圣人制定礼制，不可过度，也不可不足。僖公的送嫁，桓公的防备，都不是用来端正婚礼和确立人伦开端的做法，所以《春秋》记载了这件事。”赵氏说：“从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的记载来看，就知道姜氏后来行为失检的原因，实际上是桓公开启了这种风气。”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胡安国说：“《易经》说：‘渐卦，女子出嫁要等待男方行动。’女子出嫁必须等待男方才能行动。夫人姜氏没有和桓公一起回来，所以先记载‘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接着记载‘姜氏从齐国回来’，以此表明桓公在讙地防备本意并非亲自迎娶，不符合《易经》中等待男方行动的含义。”《谷梁传》说：“不说是公子翚把她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姜氏。”康侯胡氏说：“礼制，是用来辨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在混乱发生之前就治理好国家，不能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要详细记载。”我按：先记载“桓公在嬴地防备齐侯”，接着记载“公子翚迎娶女子”，接着记载“齐侯在讙地送姜氏”，接着记载“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又记载“夫人从齐国回来”，虽然各有不合礼的讥讽，实际上是为后来文姜淫乱、桓公被杀埋下伏笔。大概齐家之道如果不端正，其最终必然会有莫大的祸患。通过连缀辞句、比较史事，履霜坚冰的警戒意味深远啊！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意义参见隐公七年。

庄稼丰收。

《谷梁传》说：“五谷都成熟叫做有年。”孙氏说：“桓公十八年，只有这一年记载有年，这说明其他年份并没有丰收。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桓公治理国家不能勤勉百姓、致力于农业到了这种地步。”康侯胡氏说：“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两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歉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我认为，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人事顺遂，阴阳调和，四季有序，风雨应时，没有不丰收的。《中庸》所说的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繁育生长，《洪范》所说的五事修明而吉祥的征兆相应，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人事违背常理，阴阳乖戾，四季错乱时令，风雨不时，正如《洪范》所说的五事不修而灾异的征兆相应，《诗经》所说的上天降下丧乱、降下这些害虫、庄稼遭受病害。所以五谷受损消耗，荒凉稀少，观察那些大旱、大水、蝗虫、螟虫、蝝虫、无冰、木冰、豆类被杀、李梅结实等记载，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里记载有年，是为了表明其他年份未曾丰收，五谷间或成熟而没有完全成熟，难道只是桓公、宣公时期如此吗！

四年春天正月，桓公在郎地狩猎。

《公羊传》说：“狩是什么意思？是田猎。冬天叫做狩。”郎地，参见隐公九年。赵氏说：“郎，就是现在的单父，鲁国的台地，靠近宋国。”我认为，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各自按照时节，在《周礼》、《尔雅》、《左传》中记载得很详细。春天禽兽生育，应当选择性地猎取，所以叫搜；冬天万物已经长成，可以包围守候猎取，所以叫狩。而且狩猎有固定的地方，现在在春天狩猎，是不合时节的；到遥远的郎地狩猎，是不合地点的。不合时节、不合地点，伤害生物很多，非常不仁。圣人记载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啖氏说：“符合礼制的搜狩，是常事不记载。不合时节以及违背礼制而进行的，就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李氏说：“田猎的地方必须有固定的。古代人口多地狭，只有在山泽之间才有不种植的土地，所以天子诸侯必须在封地内选择空隙之地作为猎场。比如郑国的原圃、秦国的具囿，就是各国各自有固定的狩猎场所。违背了固定的场所，就会侵害居民，所以记载地点以示讥讽。”赵氏说：“狩猎必须有沼泽之地，鲁国有咸邱，是狩猎的固定场所。舍弃咸邱而在郎地狩猎，是不合地点的。”孙氏说：“狩，是冬天的田猎。天子诸侯四季必须田猎，大概是因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讲习武经而教导百姓作战，难道只是为了肆意游乐、追逐禽兽而已吗！然而禽兽太多就会伤害五谷，不能不捕杀，所以田猎来捕杀它们。向上供宗庙祭祀之用，其次消除庄稼的祸害，向下训练军队，所以田猎必须按时，杀伐必须依礼。田猎不按时叫做荒，杀伐不依礼叫做暴。因为荒，妨碍农业；因为暴，灭绝生物。这是圣人的深刻警戒。”孙氏说：“春天叫做搜，是因为在春天，禽兽交配生育的时候，不能全部杀光，搜是说选择性地猎取。夏天叫做苗，是因为夏天田里的庄稼茂盛生长，有禽兽危害庄稼就田猎，是说为了庄稼而田猎。秋天叫做狝，是因为时节肃杀，可以顺应天时杀物。冬天叫做狩，狩就是守的意思，冬天万物长成，可以包围守候而猎取。天

译诸侯如果没有战事，就每年举行田猎。田猎，是利用民众来训练军队，获取猎物来祭祀宗庙。然而使用民众如果不合乎法度，就会损害农业；获取猎物如果不合乎礼仪，就会伤害物类的本性。所以田猎要顺应时节。仲春时节教导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时节教导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时节教导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时节教导大阅，接着进行狩猎。这就是所谓的四季田猎，不损害民众，不伤害物类，以此向天下展示孝道与武备。周王室衰微之后，这种礼制不再推行，既不顺应时节，又不合乎礼仪，其损害民众、伤害物类的程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春秋》记载鲁国，五次记载搜猎，三次记载狩猎，都是讥讽其不合时节、不合礼仪。康侯胡氏说：“《春秋》必定记载，是谨于细微之处的用意。”

译夏天，周天子派宰官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杜氏说：“宰，是官职名。渠，是姓氏。”范氏说：“伯纠，是字。”康侯胡氏说：“天子的大夫，惯例称字。”邦衡胡氏说：“查考周朝有六官，大的叫冢宰，小的叫小宰，叫宰夫。小宰爵位是大夫，宰夫则大夫、士都有。咺称名，是因为他是士；伯纠称字，是因为他是大夫。”程子说：“桓公杀了他的国君而自立，天子不能惩治，天下没有人能讨伐，而周天子派他的宰官去聘问，表示加尊宠，天理灭绝了，人道丧失了。”其义又见于隐七年凡伯来聘。○莘老孙氏说：“桓公杀君自立，是天下大恶之人，然而常常恐惧在当时被讨伐。今天天子的宰官来聘问，这就是成全桓公杀君的罪过，而让孤臣孽子对君父的仇恨含愤忍痛，穷尽天下也无法报仇。”木讷赵氏说：“周天子派臣下聘问的有八次，聘问允的只有三次。允的罪过尤其显著，而周朝的聘问尤其频繁，由此可知周朝是自取微弱。”朴乡吕氏说：“不记载秋、冬，是缺文。”西畴崔氏说：“桓公四年、七年没有秋、冬，定公十四年没有冬，桓公十四年记载夏五而缺了月份，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而缺了事件，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壬申而不系于月份，桓公十年记载五月而不系于夏，昭公十二年记载十二月而不系于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于日的，都是缺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

孙氏说：“是缺文，大概甲戌之下有脱漏的事件罢了。”陆氏说：“传文说：‘公病，祸乱发生。’此文也是依据陈国史而记载的，验证此则甲戌之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全简脱漏罢了。”刘氏说：“有人说陈侯的弟弟佗杀陈世子免，如此说，未详是否。”

己丑，陈侯鲍去世

其义见于隐三年宋公去世

夏，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陆希声说：“从此地到彼地叫如。我认为如，是往。齐、郑想要灭纪，所以前往窥探其形势、虚实。”程子说：“齐作为诸侯而想在邻国做贼，不道之甚。郑伯帮助他，其罪过均等。”○莘老孙氏说：“春秋之时，齐、郑强大，而纪最小，不能抵挡齐、郑的百分之一。这是纪侯的朝事不暇者，而齐、郑前往，有以窥探之。所以桓公十三年之战，而庄公元年迁其郱、鄑、郚，三年以酅入齐，而纪亡矣。”张氏说：“春秋之时，齐、郑合谋，以吞噬小国为事。自隐三年石门之盟，至桓公十一年恶曹之盟，二十年之间，二国为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许，今又相与谋纪。自二君谋纪之后，纪侯多为计以谋自免于难，而卒不能止齐、郑贪噬之心。至庄公三年以酅入于齐，四年纪侯去国，然后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国困于强暴者，二君之罪居多。春秋详其相与之迹，所以深诛之也。”康侯胡氏说：“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已，乃包藏祸心以图之，亦异于兴灭国、继绝世之义矣。故夫子存而不削，以着齐人灭纪之罪，明纪侯去国之由。”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仍，《谷梁传》作任】

莘老孙氏说：“仍叔，天子的大夫，仍姓，叔字也。”君举陈氏说：“仍叔的儿子，不是见大夫也。”我认为派仍叔的儿子，仍叔为大夫，因使其子为使也。聘使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预国事，败其政矣，况聘弑逆之贼乎？其义又见于隐七年凡伯来聘。○髙氏说：“不称氏者，世权不重于尹武也。”康侯胡氏说：“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见使，则非公选，而政由是败矣。周之衰，小人得政，视朝廷官爵为己私，援引亲党，分据要涂，施及童稚。贤者退处于荜门，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后外防侵陵，国家倾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春秋书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后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居公选之地，以败乱其国家，欲其深省之也。”存耕赵氏说：“渠伯纠来聘矣，仍叔之子复来，何王室之不惮烦？盖王纲解纽，侯度放纷，周望鲁以夹辅之旧职，故频年而加礼焉。桓逆贼，非可望以大义也，用见王室威柄既去，惟有区区之恩意尔。”我认为此事大防在下聘弑逆之贼，其使仍叔之子，则一事而兼见者也。盖子弟预国政，其祸迟；宠弑逆之贼，其祸速。子弟预国政，政之弊也，以渐；宠弑逆之贼，则乱臣贼子不旋踵而接迹于天下矣。

葬陈桓公

髙氏说：“不书月，史失之。”其义见于隐三年葬宋穆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孙氏说：“祝丘，鲁邑，其义见于隐七年

译城筑在祝邱。」○高氏说：「鲁庄公三十年，夫人防齐侯于祝邱，祝邱是齐、鲁两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偷袭纪国，鲁公想要援助纪国，但畏惧齐国前来讨伐，所以不在正常的农闲时节筑城，以此作为防备。因为桓公暴虐悖逆，强夺民力，所以旱灾和蝗灾随之应验。不知此说是否确当。」

译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

东莱吕氏说：“天子得以使用诸侯的军队，所以不说‘以’而说‘从’，这是周王臣子听命于君主的辞令。”《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对虢公产生二心，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因此王子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公子忽作为人质留在周室。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和蔡国的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了成周的禾稼。六年，郑伯前往周室，开始朝见桓王，桓王对他无礼。八年，虢公忌父开始在周室担任卿士。桓公五年，桓王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再朝见。秋天，桓王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不知这些记载是否可信。陆氏说：“三国国君不亲自前往，而是派遣地位低微的人跟随周王，不用辩驳，罪过就显而易见了。”叶氏说：“古代诸侯有罪，由方伯征讨；方伯不能使其屈服，由二伯征讨；二伯不能使其屈服，然后周王亲自征讨。诸侯到了需要周王亲自征讨的地步，就无法在天下立足了。那么周王没有罪过吗？天下政治清明时，诸侯六年五次朝见，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见。诸侯不能服从而周王亲自征讨，周王也病态了。”○康侯胡氏说：“桓公弑君自立，宋督弑君掌权，这是天下极大的罪恶，人情天理所不容，却派遣使者来聘问而没有人讨伐。郑伯不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愤怒地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他呢？如果把这支军队用来讨伐宋国和鲁国，谁会说这不是天子的讨伐呢？”

大雩

《公羊传》说：“大雩是什么？是求雨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说了大雩，旱灾就显现出来了，这是记载灾异。存耕赵氏说：“孟夏建巳之月的大雩，是祈求谷物的常规祭祀；其他月份的大雩，是因为旱灾而祭祀。”程子说：“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胡氏说：“按照礼制，天子向上帝求雨，诸侯向山川求雨。现在鲁国作为诸侯却向上帝求雨，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后面仿照此例。○孙氏说：“建巳之月，是常规祭祀。常规祭祀不记载，所以二百四十二年中没有记载四月大雩的。建午甲申之月，因旱灾祭祀则记载，所以记载大雩的有二十一次。诸侯因旱灾而求雨，符合礼制；大雩向上帝求雨，不符合礼制。”贾氏说：“说‘大’，是为了区别于向山川求雨。诸侯向上帝求雨，从此季氏就在泰山祭祀了。”

螽【《公羊传》作〇，后面相同】

程子说：“螽，就是蝗虫。”夹漈郑氏说：“古代叫螽，现在叫蝗。”《公羊传》说：“记载灾异。”我认为螽是乖戾之气产生的，产生就会危害五谷，大意与记载螟虫相同。○程子说：“既旱又蝗，饥荒不记载。”《春秋》记载螽有十一次。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

叶氏说：“州公，是王畿内的诸侯，周王的上级大夫。天子的三公称为公，曾经担任过公并享有其封邑的也称为公。州公，就是曾经担任过公并享有其封邑的人。”孔氏说：“曹国，伯爵，姬姓，是周文王子叔振铎的后代。武王封他在陶邱。”杜氏说：“曹国在济阴定陶县。”张氏说：“在唐代为曹州，宋代为兴仁府济阴县。”赵氏说：“州公是周王的臣子。讥讽他进行外交活动，所以记载，大意与隐公元年祭伯来相同。”○叶氏说：“这是背叛君主的行为。”

六年，春天，正月，寔来

寔来，孙氏说：这是缺漏的文字。

夏天四月，鲁公在成地与纪侯会盟【《谷梁传》作郕，不知哪个正确】

杜氏说：“成，是鲁国的地方，在泰山钜平县东南。”《左传》说：“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黄氏说：“齐国想要图谋纪国，纪国是鲁国的姻亲，因为鲁国与齐国通婚，所以纪国求助于鲁国，鲁公与他会盟。”莘老孙氏说：“后来齐国最终吞并了纪国，会盟、侵伐从此没有停止，经文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强国暴虐恣意，而小国微弱，奔走不暇以挽救其危局。义理又见于隐公九年会盟于防。”○张氏说：“这与二年记载其朝见、三年会盟于郕相同。”

秋天八月壬午日，大阅

《左传》说：“检阅车马。”戴氏说：“仲冬教习军事，名叫大阅。大阅，不是诸侯所能做的，何况在秋天八月进行？”康侯胡氏说：“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记载大阅，是不合礼制。”○孙氏说：“天子田猎则放下大绥，诸侯田猎则放下小绥。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天子、诸侯的田猎，其礼制是不同的。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不守道义，所以记载大阅、大搜，都是讥讽他们僭越天子的田猎之礼。举出鲁国，那么诸侯的僭越就可知了。”莘老孙氏说：“《周礼》大司马的职责，仲春教习振旅，仲夏教习茇舍，仲秋教习治兵，仲冬教习大阅，又借此举行田猎的礼仪。大概王者一事不兼做，这几项不一起进行。然而大阅的礼仪，比起其他三时最为盛大，大概因为正当仲冬之月，农事已经结束，农闲之际，又禽兽生长旺盛，猎取而不选择。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一国，虽然尊卑大小不同，军旅之事不可忘记，宗庙之事不可忽视，所以田猎按四时进行，都是为了习兵教战，猎取禽兽以供祭祀。但是诸侯实行天子的礼仪，又不在其时，就是不对的。”刘氏说：“大阅的礼仪，虞

译进入莱地野外，每百步设立一个标志，用旗帜召集民众，挑选车兵和步兵，规定旗帜的样式，区分鼓和铎的声音，检查武器装备。击鼓三次后出发，击鼓三次后小跑，击鼓三次后奔跑，不服从命令的人杀无赦。设置旗帜作为左右协调的信号，车兵和步兵依次协调行动，举行表貉仪式并猎获禽兽，不越界追逐，不正面伤害猎物，大型野兽归公，小型野兽归私，这是冬季的军事演习。如果在秋季举行，就不符合正礼，对农业生产危害太大了。」胡安国说：「古代的大阅兵必定伴随狩猎，现在不提及狩猎，就知道这不是古制了。齐桓公因为兵员不足，大规模召集国人进行阅兵，登记那些不能服役的人来补充士兵和车乘的空缺，所以称为大阅兵。第二年焚烧咸邱，又过一年攻打邾国，平时不训练民众作战，到了危急时刻，才想驱使市井之人去打仗。残害百姓，毒害民众，在这里表现得最为严重。」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尚不明确。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左氏说：“陈厉公是蔡国人所生，所以蔡国人杀死了五父而立他为君。”五父就是陈佗。孙氏说：“称‘人’来杀，是讨伐作乱的贼子。”先儒说陈侯鲍去世，陈佗杀了太子自立，蔡国人诱骗并杀死了他，但《春秋》经文中没有记载。程子说：“陈佗杀太子自立，不能保有他的国家，所以经文只写‘陈佗’。陈佗是天下公认的恶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写‘蔡人’，表明杀贼子是众人的公义。”不知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我认为《春秋》有一件事体现一个义理的情况，不必兼顾开头和结尾；其余的情况，有开头必有结尾，有结尾必有开头，这就是所谓的“属辞比事”。蔡人杀陈佗，是这件事的结尾，而开头在经文中没有见到。在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赵氏认为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难道是这样吗？然而也不能强行解释。

九月丁夘，子同出生。

子同是桓公的儿子，文姜所生，就是庄公，同是他的名字。谷梁说：“因为存疑所以记载。”竹隠赵氏说：“生儿子不记载，这次为什么记载？谷梁所说的‘因为存疑所以记载’，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大概当时，人们都以为子同是齐侯的儿子。《诗经·猗嗟》中所谓“展我甥兮”，也是诗人依据当时人的说法。所以圣人趁他出生，纠正他的名分而记载。髙氏说：“齐襄公、文姜的淫乱，大概发生在子同出生之后。在子同出生时，齐鲁两国还没有发生乱伦之事。庄公母子、夫妇、男女的名分，多有惭愧之处。不记载他的出生，那么事情就不明显。”我认为从此可以考证庄公三十七岁才娶妻，那么这又是为庄公二十四年公到齐国迎娶女子做引文。○按朱子解释《诗经》“展我甥兮”说：“姊妹的儿子叫甥。称他为齐侯的外甥，又用以说明他不是齐侯的儿子，这是诗人的微言大义。”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九月“子同出生”，十八年桓公才和夫人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这也符合谷梁的意思。

冬天，纪侯来朝见。

程子说：“纪侯畏惧齐国，侯来朝见以求援助，不能上诉于天子，就近奔赴于贤侯，安抚人民，效死守国，却想向鲁桓公求援，不能保全他的国家，是应该的。”义理又见于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

七年春天二月己亥，焚烧咸丘。

杜氏说：“咸丘，是鲁国的地方，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朱子说：“咸丘，是鲁国靠近齐国的地方。”贯道王氏说：“咸丘，就是巨野郎附近的地方。”康侯胡氏说：“焚烧咸丘，是焚烧山林来打猎。《月令》说：‘仲春不要焚烧山林。’”程子说：“古人是在昆虫冬眠后才用火打猎，清除杂草遮蔽来追逐禽兽，不是竭尽山林而焚烧它。说焚烧咸丘，如同烧尽那片土地，可见其范围之广。”戴氏说：“仲春之月，蛰虫已经苏醒，万物滋生，怎么容许焚烧山林来打猎呢？”○康侯胡氏说：“《易经》称‘王用三驱’，在礼制上天子不包围猎物，诸侯不掩捕群兽。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宿鸟，都是爱护万物的意思。推此心以对待万物，至于鸟兽草木，都没有过度猎杀的过失了。”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孔氏说：“《世本》说邓姓为谷，不知是什么姓。”杜氏说：“谷国在南乡筑阳县北。”张氏说：“后来属于襄阳府谷城县。邓就是邓州。”我认为：两位君主书名，不详，怀疑是衍文，义理见于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有人说谷、邓被楚国逼迫而朝见鲁国，所谓小国依附，来不及救援他们的危难，比起无故朝见篡弑之君，他们的罪过较轻。回答说：“两国如果被楚国逼迫，不如采用孟子告诉滕文公的方法，而朝见篡弑之贼以侥幸免除灾难，这不能算是智慧，难怪他们不久就最终被楚国灭亡了。”不记载秋冬，与四年相同。

八年春天正月己卯，举行烝祭。

公羊说：“烝，是冬天的祭祀。春天叫祠，夏天叫礿，秋天叫尝，冬天叫烝。”谷梁说：“烝，是冬天的事。春天举行，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康侯胡氏说：“周官大司马在仲冬举行烝祭。”吕氏说：“宗庙的礼制有常规，不是大事都不记载，只有失时及失礼的重大情况才记载。”存耕赵氏说：“鲁国的郊禘，是不合礼的。其他有事者二，大事者一，从祀者一，都不是祭祀礼制的正统。桓公的烝祭两次，尝祭一次，都是渎礼不敬的重大过失。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君臣上下轻率使用它，想要让人知道孝敬的实质、笃行君亲的道义，就很难了。”黄氏说：“谷梁说：‘烝，是冬天的事。春天举行，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赵氏说：‘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历本月，以行四时之祭。’胡氏说：‘夏历得天，百王所同。其商周革命改正，以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这是无可更改的礼制。圣人不会把冬天的事当作春天的事。商朝建丑以区别于夏，周朝建子以区别于商，都是因为革命想要统一人心，所以以此月为岁首，接受朝享罢了。其建首之为十二月，建子之为十一月，本来就是这样。建丑、建子”

译冬至之后为冬，建寅之后为春，本来就是这样。圣人作《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是为了顺应天时、端正人事，这就是所谓实行夏历的时节，体现在行事之中。周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天时，孔子起初也并不是要改变周朝的历法制度。自从汉代儒者有了三正的说法，杜预有周朝正月是当今十一月的说法，众儒者于是把《春秋》中的“春”当作今天的冬天，每逢涉及时节月份的事情就随事生发议论，认为不合时节而加以讥讽。如今用夏历来对照，并没有发现不合时节的地方。像这里所说的“正月烝”，正是因为烝是冬祭，在春正月举行，这是不合礼制的。《春秋》如果不是夏正又是什么呢？

译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聘问。

杜氏说：“家父，是天子的臣子。家，是氏；父，是字。”何氏说：“家，是采邑。天子的大夫以采邑为氏，所以称字，不称伯仲。”不知谁对谁错。孙氏说：“桓公，是大恶之人，而在五年之间前来聘问的有三次，《春秋》全都记载下来，这是为了显示不能讨伐恶人，而王道衰微，于是使篡位之人得逞。”赵氏说：“五年之中，周朝三次聘问鲁国，古时七年一次聘问，周朝就过分了；六年一次朝见，从隐公到桓公，未曾一次到天子的朝廷，鲁国的罪过将往哪里逃避？《春秋》记载这件事，哀伤周朝、责备鲁国的意思，隐含其中了。”

夏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谷梁说：“烝，是冬天的祭祀。在春夏举行，是亵渎祭祀。这是心不恭敬。”公羊说：“常事不记载，这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频繁。频繁就亵渎，亵渎就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亵渎。”戴氏说：“正月举行烝祭已经不合时宜，何况五月又举行烝祭呢？”赵氏说：“夏天举行礿祭，是合乎礼的。烝祭不合时宜。一年两次烝祭，是亵渎祭祀。而桓公这样做，本想侍奉神灵，反而怠慢神灵；本想安抚神灵，反而亵渎神灵。”孙氏说：“祖父至尊，神明至幽，却用不合礼的方式亵渎他们，圣人因此深加谴责。”

秋天，讨伐邾国。

孙氏说：“不写率领军队，是地位低微的人讨伐他。道理见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这里则是弑君篡位的贼人，却以讨伐别人出现，王政更加衰微了。”高氏说：“桓公自从弑君自立，依仗他的强暴欺凌小国，小国都畏惧而顺从他，所以纪、郕、邓、谷、滕、杞等国有的朝见有的会盟，只有邾国依仗旧日友好而不顾，于是便讨伐它。说讨伐邾国，必定有借口。邾国不能奉辞讨伐桓公弑君篡位的罪过，理应反而被讨伐。”

冬十月，下雪【雨音于付切】。

戴氏说：“孟冬之月，阴气开始凝结而突然下雪，是阴气旺盛。”黄氏说：“各家多认为冬十月是现在的八月，下雪不合时宜。现在戴氏以夏历冬十月来说，道理也未必不明。唉！如果是八月，圣人恐怕未必会欺骗上天而把秋天说成冬天。”赵氏说：“人事有弊病于天，然后天象变化示警于人。桓公的恶德上干天和，未到下雪时节却下雪，所谓乖戾之气导致异象。”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公羊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孙氏说：“天子三公在祭地食采邑。”谷梁说：“遂，是继事之辞。”赵氏说：“因而完成事情。”公羊说：“大夫没有继事。”程子说：“祭公受命迎娶王后而到鲁国先举行私礼，所以记载‘来’，把迎娶王后作为继事，责备他不遵守王命而轻视天下之母。”张氏说：“天子虽然没有亲迎之礼，但祭公在鲁国谋划，就应当复命于王，然后派遣于宗庙，以表明迎娶王后的隆重。现在让鲁国做媒而借此前往，轻慢王配，这样怎么显示正始之道呢？”两种说法不知谁对谁错。如果当时天子派他到鲁国而又派他顺便迎娶王后，那么过错在桓王，祭公只有听从命令的罪过罢了。胡氏说：“查考礼制，天子不亲迎，派上公迎娶，为什么记载？因为以继事记载。”刘氏说：“三公，是父师的职责，坐而论道，派他迎娶女子，不合正道。”叶氏说：“天子迎娶王后用卿，而公临视，祭公迎娶王后不对。”与刘氏相同。胡、刘两种说法也不详谁对谁错。

春秋本义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本义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桓公

九年春，纪季姜嫁到京师。

吕氏说：“史官遗漏了季姜出嫁的月份，《春秋》不能增益。”杜氏说：“季，是字；姜，是姓。前年祭公所迎娶的王后。”戴氏说：“当迎娶时，称为王后，是从王命来说的；等到出嫁时，称为季姜，是从父母家来说的。”归见隐公二年。公羊说：“京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大；师，是众。天子的居所，必定用众大的言辞来说。”高氏说：“古时后夫人必定娶嫡女。天子向诸侯求后，回答说：‘夫妇所生的有几人。若是姑姊妹，就说：先君遗留的女儿有几人。’对诸侯则说：‘不腆先君的嫡女有几人。’所以伯姬嫁到纪国，则叔姬做她的娣。现在说季姜，就不是嫡女了，不可以做天下之母。《春秋》记载这件事，以防范后人还有以卑贱之人做后的。”我认为王后是天下之母，必定选择诸侯嫡女窈窕贞淑，然后可以配至尊，成就内治，做宗庙社稷之主。现在纪国因为畏惧齐国而谋划纳女，鲁国因为弑君贼人而主持，桓王也趁机娶纪国的侄娣，上下都不是正义明道的举动。呜呼！《春秋》的创作，是为了表达君子恻隐之心。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射音亦，又音夜】

康侯胡氏说：查考《周官·典命》，凡诸侯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