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义卷十三　　　元　程端学　撰

译解救祸患、获取威势、安定霸业，这是文公君臣的谋略格局。所以先侵犯曹国、攻打卫国。如果是以大义名分兴师动众，那么应当首先追究向楚国乞求援军、攻打齐国、跟随楚国围攻宋国的罪责，而鲁国与陈国、蔡国理应最先受到讨伐，曹国、卫国是新近归附的，怎么可能是侵犯讨伐时应当最先针对的对象呢？

译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僖公就刺死了他。

杜预说：“公子买，是鲁国的大夫，名叫子丛。”《公羊传》说：“所谓‘刺’，就是杀。鲁国忌讳在国内杀大夫，所以称为‘刺’。”杜预说：“这是取义于《周礼》中‘三刺’的制度。”胡安国说：“鲁国杀大夫都称‘刺’，没有周天子的命令就擅自杀人，性质是一样的。卫国依附楚国，晋侯讨伐卫国，鲁国却去戍守卫国，罪恶也太深重了。所以《春秋》记载‘戍卫’，是为了彰显鲁国与卫国结党、依附楚国、背离华夏、亲近夷狄的罪责。”其义理又可见于庄公二十六年曹国杀大夫的记载。孙氏说：“鲁僖公背叛晋国而亲近楚国，所以让公子买去戍守卫国。况且凭借晋国的兵力，不是公子买所能抵挡的，所以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回来了。鲁僖公害怕楚国来讨伐，于是杀了公子买来讨好楚国。鲁僖公在内残害骨肉，在外讨好强大的楚国，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彰显他的罪恶。”我认为公子买戍守卫国，从形势上看力量不敌，从道义上讲也不应该。公子买在决定戍守卫国时没有劝谏，而是顺从君命前往，既然接受了命令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是有罪的。鲁僖公不责备自己派兵戍守卫国的过错，却专擅杀害同姓大夫来讨好夷狄，也是有罪的。君臣双方都失当了。

楚国人救援卫国。

高氏说：“这里记载‘救’，并不是认为它做得好，而是为了彰显卫国依附楚国的罪责。晋文公果然能促使楚国出兵。楚国军队既已出动，所以有了城濮之战。”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

《公羊传》说：“‘畀’，就是给予。”《左氏传》说：“晋侯包围曹国，攻打城门，死了很多人。曹国人把尸体陈列在城墙上，晋侯对此感到忧虑。听从了众人的计谋说：‘声称军队驻扎在墓地。’军队迁移了，曹国人惊恐害怕。把他们俘获的人装殓后送出城。趁着他们惊恐的时候攻打他们。三月丙午日，攻入曹国。列举曹伯的罪状，因为他不任用僖负羁，却让三百辆兵车的人享受特权，并且说：‘献出状告曹伯的文书。’命令不要进入僖负羁的宫室，并赦免他的家族。宋国人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侯说：‘宋国人告急，如果放弃他们，就断绝了关系；向楚国求和，楚国不会答应。我想作战，但齐国、秦国还不可靠，怎么办？’先轸说：‘让宋国放弃我们，转而贿赂齐国、秦国，借他们的力量去告诉楚国。我们抓住曹伯交给宋国人，楚国爱护曹、卫两国，必定不会答应。齐、秦高兴得到贿赂，愤怒于楚国的顽固，能不作战吗？’晋侯很高兴，就抓住曹伯交给宋国人。”杜预说：“抓获诸侯应当押回京师，晋国想激怒楚国使其出战，所以把曹伯交给宋国。”胡安国说：“曹国还不熟悉晋国的政令，不知道该如何承受。晋文公不修饰辞令，就进入他的国家，抓住他的国君，太暴虐了！想引诱楚国军队与之作战，却把曹伯交给宋国人，太狡诈了！虽然一战战胜了楚国，从而主持中原盟会，但举动不符合礼制，只是扰乱了人间的上下等级，没有君臣之礼，他的功劳虽然高，其道义却不足以推崇。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中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二年莒国进入向国的记载。张氏说：“从晋侯侵曹到这里，都是《春秋》记载晋文公引诱楚国与之作战的原因。”吕氏说：“晋文公举动如此，他有行善的意图吗？”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军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春秋》书：晋、齐、宋、秦以及楚军，四国是这场战争的主导者。书法与桓公十七年战于奚相同。城濮见僖公二十七年。《左氏传》说：“楚成王进入申地居住，派申叔离开谷地，派子玉离开宋国，说：‘不要跟随晋军作战。晋侯在外流亡十九年了，终于得到了晋国。险阻艰难，他都尝遍了；百姓的真情假意，他都了解了。上天借给他寿命，并除去了他的祸害。上天所安置的人，怎么可以废黜呢？’子玉派伯棼请求作战，说：‘不敢一定立功，只希望借此堵住谗言者的口。’楚王发怒，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只有西广、东宫和若敖氏的六卒跟随他。子玉派宛春到晋军说：‘请恢复卫侯的地位并封立曹国，我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无礼啊！国君取一个，臣子取两个，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先轸说：‘答应他。安定人心叫做礼。楚国一句话安定三国，我们一句话就破坏了它。我们就无礼了，凭什么作战？不答应楚国的话，就是抛弃宋国。救了又抛弃，对诸侯怎么说？楚国有三施恩，我们有三怨恨。怨恨仇敌已经很多，凭什么作战？不如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以离间他们，抓住宛春以激怒楚国，作战后再图谋他们。’晋侯很高兴，就把宛春拘禁在卫国，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曹、卫两国宣告与楚国断绝关系。子玉发怒，跟随晋军。晋军撤退。军吏说：‘以国君避开臣子，是耻辱。况且楚军已经疲惫了，为什么撤退？’子犯说：‘军队理直气壮，理屈则疲惫，难道在于时间长短吗？如果没有楚国的恩惠，我们到不了今天。退避三舍避开他们，是用来报答恩惠的。背弃恩惠、违背诺言，来对抗仇敌，我们就理屈，楚国就理直。他们的士兵一向饱食，不能说疲惫。我们撤退而楚国返回，我们将要求什么？如果他们不返回，国君退避而臣子侵犯，理屈就在他们那边了。’退避三舍。楚军想停止追击，子玉不答应。夏四月戊辰日，晋侯、宋公、齐国的国归父、崔夭、秦国的公子憖驻扎在城濮。楚军背靠鄢水驻扎。晋侯对此感到忧虑，听到百姓的歌谣说：‘原野上的草茂盛，舍弃旧的而谋求新的。’晋侯怀疑。子犯说：‘作战吧！作战如果胜利，必定能得到诸侯；作战如果不胜利，有山河作为屏障，必定没有害处。’晋侯说：‘那怎么报答楚国的恩惠呢？’栾贞子说：‘汉水之

译那些姬姓诸侯国，楚国实际上已经将它们全部吞并了。只想着小恩小惠而忘记了大耻辱，不如去作战。子玉派斗勃请求交战。晋军有七百辆战车，车上的韅、靷、鞅、靽等部件都齐备。晋文公登上有莘的废墟来检阅军队，说：“军队中老少长幼都遵守礼节，可以投入使用了。”于是砍伐树木来补充兵器。己巳日，晋军在莘地北面摆开阵势。胥臣率领下军的副将抵挡陈国和蔡国的军队。子玉率领若敖氏的六支常备军作为中军，说：“今天必定能消灭晋军。”子西率领左军，子上率领右军。胥臣用虎皮蒙在马身上，率先冲击陈、蔡军队，陈、蔡军队溃逃到楚军阵地，楚军右师崩溃。狐毛竖起两面旗帜假装撤退，栾枝让战车拖着柴草制造烟火假装逃跑，楚军追击他们。原轸、郤溱率领中军的公族部队横向冲击楚军，狐毛、狐偃率领上军夹攻子西，楚军左师崩溃。楚军大败，子玉收拢残兵才停下来，所以没有全军覆没。晋军驻扎三天，补充了粮草，到癸酉日才回国。康侯胡氏说：“荆楚依仗强盛，欺凌中原各国，灭亡黄国，击败徐国，戍守谷地，逼迫齐国，联合军队包围宋国，战胜中原国家，威震天下，如果不是在城濮之战中失败，那么它必定会轻易地主持齐国的盟会了。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仁人阐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利，端正正义而不谋求私利。晋文公一次战胜就主持中原盟会，从功利角度说确实很高明，但从道义角度说却是违背三代圣王之道的人。”我认为这正是邵雍所说的功过不能互相掩盖。关于道义的论述又见于僖公四年伐楚的记载。张氏说：“齐桓公伐楚，将屈完召到召陵，楚国并未受到重大创伤，所以第二年就灭亡了〇国、诱骗郑国，直到齐桓公称霸结束，楚国成为祸患而不能被制服。晋文公想要称霸天下，认为不重创楚国不足以安定霸业，所以想要战胜楚国以获取威名，然后霸业才能安定。当时，楚国是齐、宋两国的祸患，救援它们是适宜的。然而晋文公引诱楚国交战以获取威名，却不允许卫国结盟，拘捕曹伯以迎合宋国人的心意，借此激怒楚人使他们不得不战，以获取一次胜利的战功，他救援祸患和获取威名都是诡诈而不正派的事情。虽然楚国从此受到重创，但晋文公行为不义、杀害无辜也已经很多了。”胡氏说：“如果《春秋》中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不出现，怎么能够体现中原国家的地位呢？然而召陵、城濮虽然交替战胜强大的楚国，却不能断绝楚国僭越称王的称号以尊崇天子，所以知道这只是一时的功绩罢了。假使有能兴起王道像周宣王那样的人，那么哪里还会有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呢！”朴乡吕氏说：“《左传》记载子玉对晋军说：‘请恢复卫侯的地位并封立曹国，我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根据《春秋经》考察，那么解除宋国包围已经在楚人救援卫国的时候发生了。假如楚国当时正包围宋国，那么所说的‘把宋国交给宋人’是什么意思呢？城濮之战，宋公参与了，又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因为《左传》叙述这件事很详细，记录下来并附带朴乡吕氏的说法。”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得臣，就是子玉。左氏说：“楚国的子玉兵败后，楚王派人对他说：‘大夫如果回国，那申、息两地的百姓将如何呢？’子西、孙伯说：‘得臣将要自杀，我们二人劝阻他，说：国君大概要杀他。’于是得臣在连谷自杀。”晋侯听说后，高兴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说：“没有人能再危害我了！蒍吕臣确实担任令尹，他只知道奉守私己罢了，不再关心百姓了。”张氏说：“楚国自从得臣攻打陈国、被立为令尹、授予兵权，让他包围陈国、包围宋国以来，引导他的，无非是崇尚武力、习惯于胜利的事情。军队战败而不能自我反省，他平日追求胜利不知满足的罪过，于是杀了他。”其义理又见于庄公二十六年曹国杀大夫。○我认为楚国杀得臣虽然过分，但他穷兵黩武最终丧命，可以作为臣子的永久鉴戒。

卫国国君出逃到楚国。

不称其名，是史官的失误，或者是文字缺失。左氏说：“卫侯听说楚国军队战败，害怕，出逃到楚国。”莘老孙氏说：“卫侯背离晋国而投奔楚国，罪过明显。然而晋文公对外假借尊崇周王的名义，对内用私智驱逐卫侯，这是晋国的罪过。”

五月癸丑，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防地会盟。陈侯来到防地。

卫子，不详是谁。左氏说是公子瑕，不对。朴乡吕氏说：“大概是叔武。”髙氏说：“不用成君之礼，所以称子，排在郑伯之下。”杜氏说：“践土，是郑国的地方。”刘氏说：“如防，是前往防地。”孙氏说：“来不及参加会盟，所以说如防。”陈侯依附楚国，楚国战败，所以回归中原。髙氏说：“楚国自从齐桓公死后，成为中原的祸害。晋国一战打败它，威震诸侯。先前依附楚国的，都前往践土请求结盟，晋国于是称霸诸侯。”其义理见于隐公元年盟于蔑，以及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这里只是不假借同盟之礼，稍有不同罢了。○邦衡胡氏说：“二十四年天王出居在郑国，到现在还在郑国，所以晋文公在践土会盟以谋划迎回周王。践土是郑地，因为天王在郑，所以在郑地结盟，不是从京师把天王召来。这一年天王才回到京师，所以下文说晋人抓获卫侯把他押回京师，可见晋侯在践土会盟是谋划迎回周王。”我认为迎回周王，是臣子职分所当为，既然应当做，就是常事，所以不记载罢了。

鲁公朝见周王所在之处。

赵氏说：“王所，就是周王所在的地方。”孙氏说：“不合礼。《尚书》说：‘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又六年，周王按时巡行，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鲁公朝见周王所在之处，不合礼可知。”髙氏说：“诸侯没有王事不出国境，现在因为出盟遇见周王而朝见，这是什么礼？”○我认为：天王出居在郑国，到现在还没有复位。践土在郑国境内，僖公已经会盟，于是朝见一次。他把天下共主，看得不过像列国之君，不敬的罪过明显了。他平日不按时朝见，也可以看见了。只说公，是根据鲁史的文字。然而诸侯不尊周王，与周王威令不行，都可以知道了。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朴乡吕氏说：“这里记载自楚，不是有奉迎，大概是彰显他从楚国回来。说归自楚，那么抛弃亲人招致侮辱的罪过就可见了。”我认为卫侯作为千乘之君，不能守住社稷，却逃窜到荆蛮之地，虽说畏惧晋国，必定有失其道之处。又从逃窜之地回到国家，怎么治理臣民呢？明王在上，都不得复位。虽然如此，楚人扰乱华夏，晋侯行为不正，也可以看见了。

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元咺是卫国大夫，国君回国而元咺出逃，事情虽然不能完全考证，必定是他执掌一国大权而不容国君。看晋人抓获卫侯，与其国君一出一入，最终导致被杀，更加可见了。所以凡是作为臣子而出逃的，都是不臣。像元咺的罪过，又更严重。晋国接纳逃亡的臣子，也有罪。○又按：大夫对于国家，有见机行事、以道义离开国家的，有道义上不应离开、见危授命的。至于为了保住禄位，困于利害私心而出逃的，都是不道的。像元咺诉讼国君，又不在此列。后来凡是记载出逃的，都仿照此例。

陈侯款去世。

大义见于《隐七年》“滕侯卒”，又为“陈子防于温”起文。

秋天，杞国的伯姬来鲁国。

杜氏说：“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叶氏说：“父母已经去世，伯姬不该来却来了。”其义理又见于庄公二十七年杞伯姬来。

公子遂出使齐国。

许氏说：“齐国自从孝公即位，与鲁国交好断绝，接连互相侵伐。昭公又与鲁公同在践土会盟，所以鲁公派遣大夫聘问齐国。”其义理见于隐七年“齐来聘”。

冬天，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盟【谷梁传没有齐侯二字】

陈称子，是居防地。谷梁说：“温，就是河阳。”存耕赵氏说：“温距离京师百里，其义理见于隐九年防于防。”○有人说：“庄十三年北杏是衣裳之会，这里是兵车之会”

译至于是否如此，尚不明确。胡安国说：“在践土结盟时，已经谋划迎接周王了，为什么又在温地设防呢？大概是从践土跟随周王到了温地，准备将周王迎回京师，所以设防来巩固诸侯们的决心。况且温地距离周朝都城只有一百多里，诸侯既然已经到了温地，哪有不去朝见周王反而召请周王出来巡狩的道理？这是情理上必然不会发生的。因此可知，周王从二十四年出居在郑国，到这时晋侯才率领诸侯迎接周王，所以周王从郑国来到河阳，准备进入周都。然而河阳和温地只是同一个地方，不说巡狩于温而说巡狩于河阳，是嫌与诸侯同处在温地，所以特意改称河阳。”我认为这也是当时史官笔法的常规，并非孔子特意更改其名。

译天王在河阳狩猎【《谷梁传》作“守”】。杜氏说：“河阳，是晋国的土地。”张氏说：“是古代孟津的地方，即现在的怀州河阳县。”存耕赵氏说：“温就是河阳。地名有两个含义：以封域所到达的地方来说叫温，以方位区域联系山川来说叫河阳。天子有所指向，必定用方位区域，所以说河阳。诸侯的盟会不称河阳，因为河的北岸不止一处。”我认为襄王失道，流亡到郑国，诸侯接纳他，正当感激奋励、迁善改过的时候。现在还没进入京师，还没谢过宗庙，却从事游猎，况且河阳不是他常规狩猎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这也是为下文“公朝王”起笔。

壬申日，鲁公在王所在的地方朝见。孙氏说：“日连系于月，这里不记月，是脱漏了。”我认为这与前面的情况相同，只是前面是因为诸侯在践土结盟，因王在郑国而顺便朝见；这里是因为诸侯在温地会盟，因王在河阳狩猎而顺便朝见罢了。

晋国人抓获卫侯，把他押回京师。《左传》说：“卫侯与元咺打官司，卫侯败诉，晋人抓获卫侯，把他押回京师，关在深室中。”程子曰：“君臣之间没有诉讼，而文公让卫侯与元咺辨明曲直，卫侯败诉，于是抓获他的君主，这判决太偏颇了。虽然把他押回王都，实际上是强行逼迫的。”胡氏说：“晋文公既然战胜了强大的楚国，应该招抚离异、安抚贰心，以彰显大德，为何帮助臣子而抓获君主？这不是称霸诸侯的做法。”

卫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胡氏说：“卫侯出奔的时候，元咺主持国家事务。卫侯回来，元咺逃往晋国。现在又抓获卫侯押回京师，元咺随即从晋国返回卫国。大概晋侯听信臣下的谗言，抓获君主，却让元咺返回卫国，这显示出晋文公的不正。”存耕赵氏说：“臣子没有与君主诉讼的道理，君主被俘而臣子反而回国，这是极大的悖逆。”陈洙氏说：“君臣的道理灭绝了，记载‘从晋国’，是参与治理的意思。”高氏说：“作为臣子而诉讼君主，即使有理也是理亏。”君举陈氏说：“元咺返回，孙林父归卫，宋鱼石、晋栾盈复入，都是强硬的措辞。”

诸侯于是围攻许国。张氏说：“会盟的，是温地的诸侯。”《谷梁传》说：“遂，是继事。”康侯胡氏说：“诸侯接连两次会盟，而许国独自不参加会盟，所以诸侯围攻许国。许国距离河阳近了，可以不参加会盟吗？”我认为晋文公兴起后，诸侯有了盟主，而许国还不归附中原，其罪责明显了。然而晋文公不告知周王而围攻许国，所谓搂抱诸侯去讨伐诸侯，那是彼善于此的做法，他的功劳和罪责都可以看到了。

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围攻许国。《左传》说：“晋侯有病，曹伯的竖侯獳贿赂筮史，让他说：‘以曹国为解。齐桓公会盟而封异姓，现在您会盟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是文王的昭派；先君唐叔，是武王的穆派。况且会合诸侯而消灭兄弟，不符合礼；与卫国同时受命而不与卫国同时恢复，不符合信；同样的罪责不同的惩罚，不符合刑。礼用来推行义，信用来守护礼，刑用来端正邪恶。舍弃这三者，您将怎么办？’”晋侯高兴，恢复曹伯的地位，于是会合诸侯于许国。孙氏说：“三月，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人，这里说返回曹国，是晋文公赦免了他。春秋乱世，强侯抓获侮辱小国之君，没有恢复王命的，抓获他、赦免他，全凭自己罢了。”存耕赵氏说：“曹伯脱身于囚禁，没来得及祭祀鬼神，就驱使他参与干戈之役，霸主的命令逼迫人，诸侯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介音居隘】。杜氏说：“介，东方国家，在城阳黔陬县。”葛卢，是介国君的名字。张氏说：“介，就是密州胶西县的地方。”赵氏说：“葛卢只是为事而来，本来不是来朝见，所以不在庙堂接受，所以直接来罢了。”高氏说：“介葛卢来朝见，排斥他是可以的。凡是记载外域来朝，都是罪责中原不自正而轻易接受罢了。”君举陈氏说：“后来介人侵犯萧国，大概是有原因的。”邦衡胡氏说：“《春秋》记载外域来朝的有两个，葛卢、白狄是也。介国是先来而后侵犯中国，白狄是先伐中国而后到来。那么外域来中国，必定有所窥伺而为害，没有只是这样罢了的。”

鲁公从围攻许国回来。胡氏说：“鲁公从二十八年会合诸侯围攻许国，到今年春天才回师，外出超过时节，义理又见于桓二年公至自唐。”我认为：鲁公从防地、温地出发，不知道围攻许国的事，却以围攻许国致告，不详。难道事情不一，而当时只以围攻许国告庙吗？

夏六月，会合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公羊传》、《谷梁传》“会”上有“公”字，各国都称“人”，应当从《左传》。翟，《公羊传》作“狄”】。内部不称名氏，外部称人，都是地位卑微的。王人，见于庄公六年。杜氏说：“翟泉就是洛阳城内大仓西南的池水。”东莱吕氏说：“陪臣而敢与天子之士抗衡，以歃血立誓，其不臣甚矣。王人也与诸侯的大夫同盟，失礼也甚矣。”程子曰：“晋文公连年”

译防地结盟，都在周王畿的旁边，而这次结盟又逼近王城，还与周王的人结盟，强逼的程度太严重了。”这一义理在隐元年蔑地结盟时也曾体现。○君举陈氏说：“大夫之间交接政令，是从这时开始的，是文公造成的。”

译秋季，降下大雨和冰雹。

“大”是形容非同寻常的词语。范氏说：“阳气在水面，雨水则温热，阴气迫近并胁迫它，两者不相容，转化而成冰雹。冰雹，是阴胁迫阳、臣侵凌君的象征。”左氏说：“大雨和冰雹，是灾异。”○献可杜氏说：“《春秋》记载大雨和冰雹共有三次，即这一年以及昭公三年、四年。这是阴阳不调所导致的，必定要记录它，是用来警戒人君保持戒惧的。”髙氏说：“刘向认为，盛阳时雨水温暖而湿热，阴气胁迫它不相容，就转化为冰雹；盛阴时雨雪凝滞而冰寒，阳气激荡它不相容，就散开成为霰。所以冰雹是阴胁迫阳；霰是阳迫近阴。《春秋》不记载霰，就像不记载月食一样。”

冬季，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

存耕赵氏说：“葛卢春天已经来过了，再次到来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借道侵犯萧国做打算。鲁国难道没有办法察知他的意图吗？为什么呢？”其义理又见前文。

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其义理见隐七年戎人讨伐凡伯。○康侯胡氏说：“《诗经》不是说过吗？用来警戒戎人作乱，用来远斥蛮夷之地。四方边远地区交相侵犯，应当加以排斥。晋文公如果把围攻郑国的军队调去讨伐狄人，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上文记载狄人侵犯齐国，下文记载围攻郑国，都是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现。”

秋季，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以及公子瑕。

左氏说：“晋侯派医衍用毒酒毒杀卫侯，甯俞贿赂医衍，让他减少毒药的剂量，卫侯没有死。卫侯为此向晋侯请求，向周王和晋侯进献玉器，各十瑴。周王答应了他。秋季，才释放卫侯。卫侯派周歂、冶厪去贿赂，说：‘如果能让我回国，我让你们做卿。’周歂、冶厪杀了元咺以及子适、子仪。”我认为公子瑕的罪过无法考证，难道是元咺的党羽吗？至于元咺，是可以杀的。元咺进入卫国则国君出逃，元咺离开卫国则国君回国，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元咺可以杀，但《春秋》记载为“杀其大夫”，为什么呢？是不正当地以罪名杀他。况且生杀大权，是天子的权力，哪里是诸侯所能专断的呢？作为卫侯，应该陈述事情经过报告给周天子然后诛杀他，是可以的。报告给周天子，能诛杀他吗？报告给周天子，未必能诛杀他。周天子不能诛杀他，而《春秋》必定以专杀大夫来记载，是因为正义不谋私利，明道不计功利。其义理又见庄公二十六年曹国杀大夫。

卫侯郑回到卫国。

前文记载晋人抓获卫侯把他带回京师，这里应当记载从京师回来，却只说回到卫国，是因为当时抓获他、送还他都是晋文公的权谋，襄王拥有虚名而听从命令罢了，所以不说从京师回来，是记录实际情况。卫侯与元咺互相出入，君臣之道废弛了。自从晋侯讨伐卫国到这里，总共记载了八次，可见霸主权力强盛而王纲毁坏，所以诸侯大夫放纵恣意到如此地步。所以说，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看重王道轻视霸权，是《春秋》的大义。

晋国人、秦国人围攻郑国。

这里称“人”，是程子所说的“不知道军队多少和将帅姓名，称为某人”的意思。大概围攻郑国，他们的军队很多，不能用将帅地位低微、军队少来说明。假使郑国果然对楚国有二心，晋国仍然不免没有王命而纠集诸侯讨伐诸侯的罪过；如果因为私怨而围攻别人的国家，那么晋文公的罪过就大了。○王氏说：“晋侯作为盟主，用兵来报私怨；秦国人越过晋国和周王室，千里迢迢帮助晋国围攻郑国，都是劳民伤财、危亡国家的做法。”

介国人侵犯萧国。

萧国见庄公二十三年。髙氏说：“介国人多次来鲁国，我们不能用礼义来纠正他们，导致他们敢于兴兵侵犯附庸国家。”其义理又见隐七年戎人讨伐凡伯。○张氏说：“介国人再次来到鲁国，而第二年就侵犯萧国，是寻求援助后才兴兵的，与荆国人、秦术的聘问相同。”

冬季，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宰周公，见僖公九年左氏传，说：“周王派周公阅来聘问。”贯道王氏说：“冡宰总管百官，用来辅佐天子。接受命令来聘问诸侯，是周王失命，周公阅失职。”莘老孙氏说：“可见周王室的衰微，而诸侯强盛。”○我认为：礼制中虽然有天子聘问诸侯的条文，但鲁国未曾朝见周王，不过是借会盟晋侯朝见周王的机会而已。襄王不能端正王法反而下聘，已经失道了，何况派遣冡宰呢？衰败得很厉害了。这也为下文记载“于是前往京师”做铺垫。朴乡吕氏说：“周王臣下来聘问的有八次：隐公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公四年宰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庄公二十三年祭叔；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宣公十年王季子。来聘问桓王聘问鲁国的有五次，从隐公七年至桓公八年家父的聘问是。在惠王、襄王、定王时代各一次，从定王以下，就没有王臣下聘的了。大概桓王在位时，不能自强，屡次派遣王臣下聘列国，这是周王室衰微的原因。定王以后，周王室逐渐微弱，王臣的聘问，不足以成为列国重视的对象，而王臣下聘的记载，也不再见于经书，这是周王室极度衰微的表现。起初派遣凡伯、宰渠伯纠之类，都是以畿内诸侯或大夫的身份。到了僖公三十年的聘问，记载宰周公，就已经尊贵了；到了宣公十年的聘问，记载王季子，就更加尊贵了。王室日益衰微，诸侯日益强横，竟然如此！”

公子遂前往

译京师遂如晋

孙氏说：“天子地位至尊，不是诸侯可以与之对等的。僖公与襄王互相派遣使者聘问，这种对等关系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所以史书记载‘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康侯胡氏说：“鲁侯既然不亲自朝见京师，却派公子遂前往，并且让他一次出使办理两件事，这是把周王室等同于诸侯国，这是极大的不敬之罪，按法律应当诛杀，而不应该听从这种安排。”○康侯胡氏说：“大夫出使国境之外，有因两件事出使的，有因一件事出使而专门继续办理另一件事的，史书都记载为‘遂’。公子遂出使周朝以及晋国，与祭公从鲁国迎接王后，都属于所谓因两件事出使的情况。公子结前往送嫁，却与齐国、宋国结盟，则属于专门继续办理另一件事的情况。其中的是非得失，则取决于具体事情了。”我认为，因两件事出使的，罪责在于国君；因一件事出使而专门继续办理另一件事的，罪责在于臣子，罪责各有归属。

译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天，鲁国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

康侯胡氏说：“不记载所属国家，是因为这是我国原有的土地。”高氏说：“这块土地曾经被邻国夺去，现在又把它夺回来。”常山刘氏说：“凡是凭借武力得到的，都称为‘取’。这并不是专门指夺取他国的土地，即使是夺回本国原有的城邑，也没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鲁国不能申明正义，向周天子请求裁定疆界，只是擅自出兵争夺，不符合正道，所以都用‘取’字来记载。这与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的情况一样，两地原本都是鲁国的土地，但《春秋》都记载为‘取’，大概《春秋》的本意，是要以治理来改变混乱，而不是以混乱来代替混乱，所纠正的根本在于此。”常山刘氏又说：“凡是夺取别人的东西，其罪恶容易被人看见；而夺取自己的东西却不用正当方法，其罪恶难以被人察觉。《春秋》也正确地称之为‘取’，以此来显示细微的差别。”

公子遂出使晋国。

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七年齐国来聘问的记载。高氏说：“晋国未曾来聘问，而公子遂去年冬天前往晋国聘问，今年春天又去聘问，为什么对晋国如此厚待而对周天子如此轻视呢？”我认为这可以看出当时诸侯的举动都不以道义为准则，只是根据强弱来决定取舍罢了。然而东门氏专权执政的情况，也是不可掩盖的。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没有得到吉兆，于是放还了祭牲，但还是进行了三次望祭。

孙氏说：“郊，是祭天的名称。”刘氏说：“卜郊，是占卜郊祭的日期是否吉利。”《谷梁传》说：“四月，不是时候。郊祭从正月到三月，才是郊祭的时节。我们在十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正月上旬的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正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二月上旬的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三月上旬的辛日；如果还不吉利，就不进行郊祭了。”杜氏说：“免，就是放还的意思。”朴乡吕氏说：“占卜后饲养的牛称为‘牛’，饲养成熟将要使用的称为‘牲’。”《公羊传》说：“占卜三次，符合礼制；占卜四次，不符合礼制。寻求吉兆的方法以三次为限。鲁国进行郊祭，不符合礼制。天子祭天，诸侯祭地。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对于不在自己封域内的山川，就不祭祀。所谓‘三望’是什么？是望祭。那么祭祀什么呢？祭祀泰山、黄河、大海。‘犹’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本可以停止。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不进行郊祭却进行望祭。”我认为鲁国作为诸侯却僭越使用天子的郊祭，是大大的失礼，而在失礼之中又有四重失礼：四月不是时节，是一重失礼；占卜四次是亵渎神灵，是二重失礼；进行望祭是僭越，是三重失礼；已经放还祭牲却还进行三次望祭，是四重失礼。圣人与天地德行相合，占卜郊祭怎么会不吉利呢？之所以一定要设置占卜，是诚敬到了极点、道义尽到了极致的表现。现在占卜四次而不吉利，那么神灵不享用非同类祭祀的道理就明白了，况且还进行望祭，山川之神会享用吗？董仲舒说：“鲁国为什么进行郊祭？因为是周公的缘故。不在冬至日进行，是为了避开王室。每隔十天占卜一次，是为了远离怠慢。一定要更换三个旬期，是因为礼制在三次上就尽了。”孙氏说：“天子祭天地，无所不通。诸侯祭祀自己境内的山川。鲁国是诸侯，却使用天子的祭祀，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有时因为它的亵渎和不合时节，有时因为它的灾异示警，来彰显它僭越天子的罪恶。”朱长文说：“鲁国应当祭祀泰山，因为泰山在鲁国的境内，是礼制允许祭祀的，所以不记载‘三望’是僭越天子的礼制。”东莱吕氏说：“凡记载郊祭的有九次，其中八次要么是因为占卜不吉利，要么是因为郊祭的牛有损伤。只有成公十七年九月使用了郊祭，不是因为这两种情况而记载。鲁国进行郊祭不符合礼制，唯独在僖公时开始记载，是顺着它的变化而记录的。”我认为：《公羊传》把三望解释为泰山、黄河、大海，不知道是否确切。

秋季七月。

冬季，杞国的伯姬来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

杞伯姬在二十八年被称为“妇”，在二十五年出现过。刘氏说：“婆婆没有自己为儿子求娶媳妇的道理，这是不符合礼制的。”我认为这与二十五年宋国的荡伯姬来鲁国迎娶媳妇的意义相同，只是那边是迎娶，这边是求娶罢了。康侯胡氏说：“妇人不可以干预国家大事，王后的诏命不施于天下，夫人的教令不施于国境之内。婚姻是大事，杞国难道没有国君吗？却让夫人来主持。所以记载下来，作为妇人乱政的警戒。母亲为儿子求娶媳妇，尚且说不可，何况其他事情呢？如果这个道义能实行，就不会有吕后、武后的祸患了。”张氏说：“《易经》说：‘归妹，是天地的重大道义，是人的始终。’征伐，是位置不当。无所利，是阴柔凌驾于阳刚之上。杞伯姬求娶媳妇而跨越国境，这是杞伯不能端正其家庭；僖公容许她来求娶，这是让阴柔凌驾于阳刚之上，使国家大事受制于妇人。《春秋》对于治家的道理是严厉的。”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杜氏说：“帝丘，在东郡濮阳县，是古帝颛顼的故地，所以叫帝丘。”张氏说：“属于开德府。”康侯胡氏说：“迁都到帝丘，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灾难，而卫国衰微，狄人强盛，成公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晋文公无敌于天下、安抚诸侯的功绩，没有人看不见了。”莘老孙氏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又显示出它劳民伤财，离开先君的国土，虽然是避难而行，但不能使灾难不降临到自己身上，却举国搬迁来躲避，其劳累和骚扰也太严重了。”张氏说：“齐桓公去世，卫国跟随宋襄公讨伐齐国，于是狄人开始假借义理来讨伐卫国，开启狄人寇掠的祸端大概从这里开始。现在又包围卫国，卫国迫于狄人的压力而迁都。”

鲁僖公三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姬卒【姬，《公羊传》作接】

译杜氏说：“这是文公，这一重大意见在《隐公七年》滕侯去世时已有体现。”

译卫国军队侵犯狄国。秋天，卫国人与狄人结盟。

杜预说：“没有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狄人的庐帐中结盟。”《左传》说：“夏天，狄国内乱，卫国人侵犯狄国。狄人请求讲和。秋天，卫国人同狄人结盟。”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二年“在唐地与戎人结盟”的记载。康侯胡安国说：“结盟是为了防备中原诸侯，这是衰微时代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春秋》所推崇的，何况是趁人之危，杀牲歃血来胁迫他们呢！”

冬天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三年“宋公去世”的记载。贯道王皙说：“重耳成就霸业，功劳可与齐桓公相比，但圣人认为他权诈，借曹、卫两国来引诱楚国，让宋国舍弃晋国而贿赂齐、秦，这都是权诈。然而他未曾灭人国家，因此仍比齐桓公贤明，这就是他死后霸业没有丧失的原因。”高氏说：“有人问《春秋》中谁更贤明？回答说：‘东迁之后，诸侯不能守卫疆土，不奉行职贡，朝觐之礼完全废弃，征伐之事专断独行，这些都是罪人。’又问：‘难道没有齐桓公、晋文公吗？’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势力炽盛，大吞小，强暴弱，外族乘虚而入，横行于中原，天子所保留的，只有名位和称号罢了。这时两位霸主奋起，齐桓公仗着大义在前倡导，晋文公顺应大顺在后调和，对内率领诸侯尊崇王室，对外抵御荒远之地以尊崇中原，却都称他们为罪人，可以吗？’回答说：‘齐桓公、晋文公只有尊崇周王室的名声，而没有尊崇周王室的实际行动，虽然说是率领诸侯尊崇王室，实际上是率领诸侯尊崇自己，借尊崇王室的名义来号令诸侯罢了。孔子作《春秋》来阐明王道，拨乱反正，所以召陵之盟、城濮之战，以及抵御楚人、拯救中原，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三十三年春天周历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

滑国，见庄公十六年。其义理，见隐公七年。戎人攻打凡伯。

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齐国的国庄子来聘问”，其义理见《隐公七年·齐来聘》。

夏天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公羊传》没有“师”字】

杜预说：“姜戎，是姜姓的戎人，居住在晋国南部边境，是戎子驹支的祖先。”《左传》说：“三十二年冬天，杞子从郑国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暗中派军队前来，国家就可以得到。’秦穆公向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使军队疲劳去袭击远方，这是我没听说过的。军队疲劳力量耗尽，远方的主人已有防备，恐怕不行吧。军队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劳而无功，必定会产生怨恨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拒绝了他。召见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哭着送行，说：‘孟明！我只看见军队出发，却看不见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如果活到中等寿命，你坟上的树都两手合抱那么粗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哭着送他，说：‘晋国人拦截军队一定在殽地。殽地有两座山岭：南面的山岭，是夏后皋的墓地；北面的山岭，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必定死在这两地之间，我在那里收你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三十三年，秦军经过周都北门，左右两边的士兵脱去头盔下车，跳上车驾的有三百辆。王孙满当时年幼，观看后对周王说：‘秦军轻狂而无礼，必定失败。轻狂就缺乏谋略，无礼就疏忽大意。进入险境而疏忽大意，又不能谋划，能不失败吗？’到达滑国时，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都去做买卖，遇到了秦军。他用四张熟牛皮先做礼物，又用十二头牛犒劳军队，说：‘我们国君听说您将要率领军队经过我国，敢来犒劳随从的人员。我国不富裕，为了随从人员的停留，住下就准备一天的粮食，行军就准备一夜的警卫。’并且派人急速报告郑国。郑穆公派人查看客馆，发现杞子等人已经捆好行装、磨好兵器、喂好马匹了。派皇武子去辞谢他们，说：‘你们在我国停留很久，我国的干肉、粮食、活牲已经用尽了。因为你们将要出发，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你们取那里的麋鹿，以减轻我国的负担，怎么样？’杞子逃到齐国，逢孙、杨孙逃到宋国。孟明说：‘郑国有防备了，不可指望了。攻打不能取胜，包围不能持久，我们还是回去吧。’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婪而使百姓劳苦，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机会不可失去，敌人不可放走。放走敌人祸患就产生，违背天意不吉祥。一定要讨伐秦军！’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却讨伐秦军，这是对死去的国君不敬吗？’先轸说：‘秦国不为我国的丧事哀悼，却攻打我国的同姓国家，秦国就是无礼，还谈什么恩惠呢？我听说：一天放走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为子孙谋划，可以说是对死去的国君不敬吗？’于是发布命令，急速发动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俘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回国。文嬴请求释放三位将领，说：‘他们确实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我们国君如果抓到他们吃了，也不解恨，您何必屈尊去讨伐他们呢？让他们回去在秦国受刑，以满足我们国君的意愿，怎么样？’晋襄公答应了。秦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哭着说：‘我违背蹇叔的意见，使你们受辱，这是我的罪过；没有撤换孟明，是我的过错，大夫们有什么罪？况且我不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大的德行。’刘氏说：‘秦国接受别人的臣子却谋划他的君主，利用别人的丧事袭击他的国家，欺凌别人的孤儿而杀死他的亲人，贪图得到土地而抛弃自己的军队。’孙氏说：‘晋襄公在险要之地困住敌人，不是仁爱；拒绝守丧期间用兵，

译（这）不是孝道。」胡安国说：「《春秋》记载『与姜戎』，那姜戎是文公把南边边境的土地赐给他们的，君子已经非议这种做法，现在却与他们共同击败秦国，其恶劣可想而知了。」我认为：「诸侯之间互相侵伐，加以治理是正确的。但必须审视我国没有无故挑衅，然后向周王请求讨伐，才可以；如果处于丧期而被攻打，不得已而应战，也可以。秦国虽然不道义，原本只是攻打郑国，并没有侵犯晋国，晋国却违背丧礼跟随戎人作战，虽然获得一时的胜利，但比起那种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而得到天下也不肯做的人，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春秋》坚持正义而不图谋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利，不会因为一时战胜秦国的功劳而肯定这种行为。」此义又见于庄公二十年齐国攻打戎人。陈祥道说：「秦晋之间的结怨从此开始，历经五位君主，交战没有一年停歇，不到十年，晋国便不再强盛而楚国称霸。」胡安国说：「杞子、先轸的谋划，是贪图一时的利益，侥幸希望成功，自以为有功。两位君主都错误地听信并贪图这种利益，这导致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侍奉父亲。利益所在，就跟随而去，哪里还顾得上君父呢？文公的丧期才五个月，就除去丧服跟随戎人作战，而人伦大道就灭绝了。」《春秋》之所以确立人伦道德、保存天理，原因就在于此。

译癸巳〇晋文公

高氏说：“这显示出襄公的父亲去世不久，就兴兵动武。”其义理又可见于隐公三年〇宋穆公。

狄人侵犯齐国

左氏说：“狄人侵犯齐国，是因为晋国设防的缘故。”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七年“戎人攻打凡伯”。

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訾娄【訾，音子思。訾娄，《公羊传》写作“丛”，《谷梁传》写作“訾楼”】

左氏说：“这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其义理可见于隐公四年莒国攻打杞国。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帅，《公羊传》写作“率”】

康侯胡氏说：“这些都是不能克制愤怒、想要报仇、贪婪获利、倚仗强暴欺凌弱小的不义之师，直接记载其事，罪责自然显现。其义理又可见于隐公二年郑国攻打卫国。”〇存耕赵氏说：“夺取訾娄已经过分了，又再次攻打，这是君臣同恶。公子遂专领一军，在这里再次出现。兵器不收敛，难道不会成为作乱的阶梯吗？”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范氏说：“箕，是晋国的地名。”杜氏说：“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其义理可见于庄公二十年齐国攻打戎人。〇许氏说：“自从三十年狄人开始侵犯齐国，晋国没有闲暇讨伐，从此中国每年都有狄人的祸患，直到在此地打败狄人后才受到惩戒，不再侵犯掠夺。”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

左氏说：“齐国的国庄子来聘问，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完备且加上敏捷。”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还有礼，您应该去朝见。我听说，服从有礼的国家，是社稷的保卫。”冬季，鲁公前往齐国，朝见并且吊唁，因为有狄人的军队。其义理可见于僖公十年。〇高氏说：“鲁公原本侍奉齐国，等到晋文公时接受盟约。至此晋文公已经去世，齐侯派一位卿来聘问，鲁公就前往朝见。大概鲁国因为晋国丧事已经攻打邾国了，所以惧怕晋国而改侍奉齐国。”鲁公晚年，行为就是这样。

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贯道王氏说：“鲁公曾经前往齐国，但没有记载‘至’，这次为什么记载‘至’呢？鲁公从齐国回来就去世了，人们怀疑是因为齐国的缘故。”其义理又可见于桓公二年“公至自唐”。

乙巳，鲁公在小寝去世

杜氏说：“小寝，是内寝。”左氏说：“鲁公前往齐国，回来，在小寝去世，就是安葬。”《谷梁传》说：“这不是正礼。”其义理又可见于隐公三年宋公去世。〇东莱吕氏说：“古人对于正终这件事非常看重。凡是诸侯去世应当在路寝，即使病在小寝，在病情危重的时候，也不能不勉强出来到路寝，所以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高氏说：“活着不请求天子的命令而自立，已经不正其始；死了又不在正寝，是不正其终。春天狄人之所以详细记载，就是这个原因。”康侯胡氏说：“周制王宫有六寝，路寝一，小寝五。君主日出视朝，退到路寝听政，派人查看大夫退朝后，然后到小寝脱去礼服，所以路寝是治事的地方，而小寝是宴息之地。《公羊传》以西宫为小寝，鲁子认为诸侯有三宫，那么列国的制度大概降于王制，其以路寝为正则是正确的。君主终老不在路寝，就不是正礼了。”曾子说：“我得以正礼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古人贵在得正就是这样，直接记载而义理自然显现。许氏说：“君子自我修养，常使心熟悉于仁而身体安于礼，那么在生死之际，正气就能胜过死亡，最终不会混乱。”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

《公羊传》说：“记载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呢？不合时宜。存耕赵氏说：“霜降了，草应该冻死却没有冻死，树木应该枯萎而李树和梅树却结果，这是异常。”康侯胡氏说：“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陨霜不杀草，为什么要记载呢？’孔子说：‘这是说可以杀。适宜杀而不杀，那么李梅就会在冬天结果。天道失序，草木尚且干犯，何况君主呢？’所以从天道来说，四时失去顺序，那么其施予必然悖乱，无法统领万象；从君道来说，五刑失去作用，那么其权威必然丧失，无法使万民信服。这是除恶于微末，防患于未然的意思。”〇莘老孙氏说：“阴阳四时之气，是天地用来生杀万物的。雨露生养它，雪霜杀伐它，这是天地自然之气，也是四时的常道。皇极之道施行，和气充满天地之间，那么阴阳有常，生杀按时；常伦败坏，天遏制阴阳，那么当生的不生，当杀的不杀。”京房氏说：“君主假借臣下的权力，陨霜不杀草，大概草是小人之类。霜不能杀，就像君主威势不能制服小人一样。”许氏说：“僖公宽仁过厚，他的过失在于优柔，而文公以暗弱继承，三桓的兴盛从僖公开始，最终专权鲁国，罪证显著。”献可杜氏说：“《春秋》详细记载灾异，不遗漏细微之处，是为了谨慎地警戒君主。”家氏说：“严冬不杀，是气候温暖。如果说这十二月是建亥月，即夏历的十月，草没有完全冻死，或许还有，那么《春秋》为什么急忙记载为异常呢？杜氏用长历推算，说这十二月是周历的十一月，即现在的九月，指出这是旧史记录的错误，《春秋》沿用了它。如果是九月的霜不能冻死草，尤其不足以成为异常，《春秋》为什么动色而记载呢？这是夏正的冬季，有什么可疑的？”

晋人、陈人、郑人攻打许国

译左氏说：“这是为了讨伐许国对楚国的二心。”张氏说：“许国自文公以来便无法征服，襄公今年打败了秦国、打败了狄人，又去征伐先世未能征服的许国。”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应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如今襄公继承先王的基业，自以为勤勉，却不知道他因忘记丧期而毒害百姓，背离正道实在太严重了。其义理也可参见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一事。